卷三

译刑部搜查狱中囚犯时，得到一封私人书信，原来是吴兴王升写给他的儿子、平凉知县王填的。信中说：“凡是做官，都必须廉洁自守。贫穷是士人的常态，古人说贫乏到不能维持生活，这是好消息。安抚百姓要把仁慈作为本心，报效国家要把忠诚勤勉作为根本，立身处世要把谦逊恭敬放在首位，进德修业要以学业为要务。有空闲时，应当玩味经史；至于先儒关于心性义理的书，也应当潜心研读。在这些方面能够看得透彻，思想自然就不会有邪念。还要熟读律令，这样守法时才不会迷惑；做官和学习不可偏废。人方便时，买附子二三枚、川椒一二斤，一定要经过纳税后再带来，其他物品不是我所希求的。”太祖读到这封信，赞叹了很久，赐给王升亲笔诏书，派使者前往宣谕，赏赐白金百两、绢十匹、附子五枚、川椒五斤，并恢复其家族的待遇。太祖对群臣说：“凡事，勤奋就能成功，懈怠就会失败；思考就能通达，昏昧就会闭塞。因此善于守持志向的人，不会被昏昧和懈怠乘虚而入，所以事业日益扩大，德行日益进步。圣人与普通人起初并没有不同，而普通人不能成为圣人，是因为不勤奋、不思考罢了。” 洪武四年五月，任命李守道、詹同为吏部尚书。告诫他们说：“吏部，是掌管鉴别和衡量的机构。镜子明亮，万物的美丑就无处隐藏；秤称得公平，万物的轻重就能得到恰当的衡量。政事的成败在于各级官员，任用官员是否贤能则在于吏部。任用得当，政事就能治理，百姓就能安定；任用不当，就会有官员失职、职位空缺。你们身处掌秤执鉴的职位，应当坚持公平，辨别贤能与否，不要只是庸庸碌碌地占据职位而已。” 太祖与群臣讨论刑法。有人说：“法律严酷，百姓就不敢轻易犯法；官吏查察严密，下面的隐情就无从逃脱。”太祖说：“不是这样。法律严酷，刑罚就会滥用；官吏查察严密，政事就会苛刻。钳制百姓，犯法的人反而一定增多；追索下情，巧诈虚伪反而会滋长。堆石的山冈，形势并非不险峻，但草木不能茂盛；金铁流过的溪水，水并非不清澈，但鱼鳖不能生长。古人制定法律、设置刑罚，是为了防止罪恶、保护善行。因此唐尧、虞舜时代只是画衣冠、区别服饰来作为羞辱，百姓便不犯法；秦朝却有凿颠、抽胁等刑罚，以及残酷夷灭的诛罚，结果监狱多得像集市，天下怨恨叛乱。所谓法律公正，百姓就会朴实；罪罚适当，百姓就会服从。如今施行重刑，又把查察的权力交给官吏，百姓就将手脚无所措置了。朕听说帝王使刑罚平允、使狱讼宽缓，天下便会服从；却没有听说采用商鞅、韩非的法术能够达到尧舜的治理。” 太祖对丞相汪广洋说：“朕观察前代君主，多喜欢谄媚奉承来装饰虚假的名声，甚至臣下假造祥瑞来任意欺诈诬陷。至于上天降下灾异以示警戒，他们却厌恶听到。比如宋真宗起初任用李沆为宰相时，每天听到灾异，心中还存有警惕。后来大臣首先提出天书之说，助长了他的骄心，导致谈论祥瑞的人接连不断地来到朝廷。朕想到，凡事都在于诚实，何况关系天下国家，怎么可以作假吗？你们中书省从今以后，凡是祥瑞不必上奏；至于灾异以及蝗灾、旱灾等事，要立即报告。” 太祖和侍臣谈论任用将领，说：“秦裕伯曾说，古代帝王任用武臣，有时要使用愚笨的人，有时要使用贪婪的人。这种说法虽然本于孙武，但他的话是不对的。武臣能够衡量敌情、制定取胜策略，智慧和勇气兼备，怎么能说是愚笨呢？攻城野战，舍弃生命来报效国家，怎么能说是贪婪呢？如果真是贪婪愚笨的人，就不能任用。” 太祖读《大学衍义》，读到晁错说“人情没有不希望三王长寿的，使他们生存而不受到伤害”时，真德秀解释说：“君主不穷兵黩武，就能使百姓生存而不受伤害。”太祖回头对侍臣说：“我每次临阵，看见两军交战，在刀箭锋镝之间进退出没，顷刻之间就有人受伤、残废或死亡，心里非常不忍。我曾想，作为君主体恤百姓，最应慎重对待的就是兵和刑。滥用刑罚，会使无罪的人陷入灾祸；滥用兵力，会把人驱赶到死地。有国家的人应当对此深切戒慎。” 太祖对省台各位大臣说：“海外蛮夷之国中，有危害中国的，不能不讨伐；不危害中国的，不可随意自行用兵。古人说过，土地广大并不是长久安定的办法，百姓劳苦才是容易发生动乱的根源。你们应当知道我的这个意思。” 太祖告诫京卫各位将士说：“勤俭是修养自身的根本，奢侈是败亡家业的根源。近来听说你们沉溺于饮酒，一次喝醉所花的钱不知有多少。用有限的财物供给没有满足的花费，时间一久，怎么能不匮乏呢？况且男子不知道耕种，女子不知道纺织，却一定要使饮食衣服奢侈。习惯奢侈而不停止，后来再进入俭朴就很困难了，这不是保全家业的办法。从今以后应当量入为出，削减无谓的花费，宁可有余，不要使财物不足。” 太祖听说各位功臣的庄田佃户中，有很多倚仗势力欺害百姓的，便召集各位大臣告诫说：“古人不亏损小节，所以能够保全大功；不遗漏细小的行为，所以能够成就大德。因此能够终身享有富贵，声名流传后世。如今你们功成名就，正应当留心保守晚节。可是庄田佃户之家倚仗你们的势力，凭借你们的威势，凌辱暴虐乡里，你们怎么能不严加告诫他们呢？他们不过是小人罢了，告诫得不严厉，就一定会逐渐放纵自己而不能停止，最终一定会连累你们的德行。” 太祖曾告诫群臣说：“凡是做官的人，任职大小虽然不同，重要的都只是尽到自己的职责罢了。从前范文正公任职时，每天所做的事一定要求和所享用的俸禄相称；如果有未能做到的，第二天一定补上，这样心里才安宁。贤人君子为国家尽心，正是如此。如果这样，朝廷怎么会有被耽误的事情，天下怎么会不能得到治理？我每夜都睡不安稳，天还没亮就临朝，常常担心天下的事情有的被废弃懈怠而没有办理，百姓因此受到弊害。你们应当体察我的心意。” 洪武五年二月，安南国王派遣陪臣入朝进贡，礼部已经接受了表文。将要入朝拜见时，主事曾鲁取出表文的副本查看，说：“前王是陈日熞，如今表文却称叔明，其中一定有原因。应当禀告尚书，诘问此事。”原来叔明逼死了陈日熞，害怕朝廷发兵讨伐，所以假借进贡来窥探朝廷的意图，于是退回了他的贡物。洪武五年五月，太祖祭祀方丘完毕，回到宫中。皇后和妃嫔前来拜见，太祖对她们说：“现在正是农忙时节，天长久不下雨，秧苗还没有栽入田里，我担心百姓失望，十分忧虑。你们都应当吃蔬食，从今天开始，等到降下雨水，再恢复平常的膳食。”这天夜里下了大雨，第二天清晨，积水有一尺多深。句容百姓献上两枚同蒂的嘉瓜，省臣把它们进献给太祖。太祖说：“草木呈现祥瑞，生长在当地，也只是当地土地上的人感应所得，与我有什么关系？如果天地之间风调雨顺、年年丰收，那才是王者的祥瑞。所以王者的祥瑞不在于这些微小的事物。”于是赏赐百姓钱，打发他们回去。

译太祖曾制作红牌，刻写告诫后妃的话，悬挂在宫中。这块牌子用铁制成，字上装饰着金色，牌上的文字已经无法考知。太祖考虑到驿传的负担过重，对省臣说：“善于治理的人，把百姓看作自己，爱护他们而不伤害他们；不善于治理的人，征收赋税、搜刮索取，只嫌每天得到的还不够多。他们完全不知道君臣本为一体：百姓既然不能安居乐生，君主又怎么能独自安稳地坐在那个位置上呢？这就像驾驭马匹的人，拉紧缰绳，加重鞭策，要求马不停地奔驰，很少有不跌倒的。马既然跌倒了，驾马的人难道能够不受伤吗？元朝末年的政治，宽松的弊病是放纵，严猛的弊病是暴虐。看它在驿传这一件事上，耗尽百姓的力量，使他们困苦劳累，这和驾马的人有什么不同？从今以后，马夫一定要由粮食富足、壮丁众多的人充任，有关官府务必加以存恤安抚。若有违法扰害百姓的，治罪。” 洪武五年十二月，诏令说：“农桑是衣食的根本，学校是治理道理的根源。我曾经设置有关官署，颁布条例章程，敦促和笃实行教化，务必要使百姓丰衣足食，使治理之道得以通畅。为什么有关官府不遵守我的命令，任期届满赴京考核的人，往往不记载农桑事务和学校教育，这实在违背我的心意。特意敕令中书省，命令有关官府今后考核官员时，必须记载农桑、学校方面的成绩；违犯者降职处罚。百姓有不顺应天时、不能利用地利的，以及教师不教导学生、使学校荒废的，都依照法律论罪。唉！人伦秩序不能振兴，实在是君主和教师的过错。坐享百姓供养，却不整治政务、推行教化，难道也是职责所应当做的吗？凡是君主和百姓，都要体会我的至意。” 太祖曾在冬月到三山门观看疏浚城濠的役夫，看到有一个役夫赤身在水中行走，好像在摸索寻找什么。派人询问，才知道督工的官吏把他的锄头扔进了水里，他还没有找到。太祖命令另取一把锄头赔给他，说：“农夫服役，手脚冻裂，已经非常劳苦了，怎么还忍心加害他呢？”于是逮捕那个官吏，杖责他。太祖回头对丞相说：“今天我穿着厚重的皮裘，身体还觉得寒冷，何况役夫贫困没有衣服，他的痛苦哪里说得尽呢？”当即命令停止这项劳役，又命令通知工部，遣送各位夫匠回家。有内使上奏请求增加肉食来喂养老虎，太祖说：“养牛是为了供耕作，养马是为了供骑乘，养虎想要用来做什么？还要花费肉食来喂养它吗？”于是命令把老虎送给光禄寺，其他禽兽全部放掉。太祖曾告诫前来朝见的守令说：“慈祥和善，是人的德行；刻薄残酷，是德行的贼害。君子成就自己的德行而除去德行的贼害，小人却滋养德行的贼害而违背自己的德行，所以灾祸会流及众人。况且人人都有这种德性，君子守住它而不失，所以天理总是明亮地充盈在内心；小人舍弃它而不实行，所以私欲总是遮蔽禁锢在内心。我任用官员，只任用贤能的人。举荐廉吏、提倡孝行，只是希望使风俗敦厚；崇尚德行、劝勉善行，只是希望形成良好风气。如果虚假地装作慈祥，一定没有仁爱的实际；虚假地装作和善，一定没有平易近人的真诚。你们要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广泛施行惠民的政令，以符合我的心意。” 太祖曾对御史台大臣说：“做人不能过于刚硬，也不能过于柔弱。刚硬就会伤害他人，柔弱就会荒废事情。从前我见到贪婪暴食之徒，常常故意谦卑退让，不违逆别人的心意。这是因为他们所操守的并不正当，害怕别人揭发弹劾他们的奸恶，所以故意采取这种讨好人的姿态。人们喜欢他们讨好自己，认为他们贤能，就会落入他们的圈套。那些不贪婪的人自认为操守廉洁，所以和别人说话时，意见稍有不合，便立刻发生争端。这虽然是刚强，却会使人厌恶他违逆自己，认为他不贤，于是失去人心。以中正来处置刚强，就一定没有矫饰激烈的情态；以正直来处置柔弱，就一定没有畏惧谄佞的姿态。” 太祖对詹同说：“声色是砍伐本性的斧头，很容易使人沉溺其中。一旦沉溺其中，祸患败亡就会随之而来，所以它的危害比鸩毒还大。君主处在天下最尊贵的位置，享有四海的财富，柔媚美丽的女子、幽雅动听的音乐，想要什么得不到呢？如果不知道远离它们，那么小人便会乘机把淫邪之物进献上来，能不被它迷惑的人还能有几个呢？何况开创基业、垂留统绪的君主，是子孙所承袭效法的，更不可以不谨慎。” 太祖曾命令御史察访举荐天下各级官府，告诫他们说：“古人说，君子用礼义来对待，小人则施加刑罚诛戮。君子有过犯，有时出于过失，可以根据情由宽恕；小人的心思奸诈诡谲，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如果有过犯，就应当依法处置，除去他们，否则会给百姓留下祸患。君子有过错，用礼义责备他，他自然知道惭愧恐惧，一定会思考改正。那些小人不知廉耻，始终没有顾忌，所以不得不除掉他们。因此我对于廉洁能干的官员，即使偶尔有过错，也常常加以宽免；至于贪官之流，即使是小罪也不赦免。” 太祖制作中都城隍神的神主牌位完成后，对宋濂说：“我设立城隍神，是使人知道敬畏。人有所畏惧，就不敢胡作非为。我则上畏天、下畏地、中间畏惧人。从早到晚，始终战战兢兢地约束自己。君主，是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并且做百姓的父母。如果所作所为不能符合天地之道，就是违背父母的心意；不能使天下百姓安定，就是失去天下人的心。像这样，难道可以不畏惧吗？” 太祖命令群臣搜集汉、唐以来藩王中善恶事迹、可以用来劝勉和警戒的，编成一部书，名为《昭鉴录》，用来赏赐藩王。于是对秦王傅文原吉等人说：“我对各位皇子，曾经切实告诫他们：第一，举止要戒除轻率；第二，言语笑谈要排斥妄诞；第三，饮食要教导他们节制；第四，衣服器用要教导他们俭朴。我担心他们不知道百姓的饥寒，所以曾让他们稍微忍受饥寒；我担心他们不知道百姓的辛劳，所以曾让他们稍微从事劳作。但是人的情性很容易走向放纵，所以命令你们编纂这部书，一定要时时向他们进言，使他们知道有所警戒。” 太祖一天阅兵结束后，告诫各位将领说：“蓄养军队是为了保卫百姓，使百姓劳作是为了养活军队。如今你们没有耕种的劳苦，却享有供给你们的粮食；没有纺织的辛苦，却穿着足够的衣服，这些都出自百姓。无知的人不知道防卫守御的道理，任意生出凌辱虐待之心来伤害百姓，百姓受到伤害而陷于困顿，这就是自己损害衣食的根本，实在太不仁慈了。你们应当戒除放纵恣意的心，体察我体恤下民的心意。况且，身居贵位而能想到卑贱，富有而能想到贫穷，这是善于处置富贵；忧虑时能和众人共同忧虑，欢乐时能和众人共同欢乐，这是善于体察众人的情感；不违背下层百姓的愿望，这才能符合上天的心意。符合上天的心意，才可以享有富贵。” 有卫所士卒因差役返回，接受亲戚旧交私下赠送的物品，卫所官员以违法为由把士卒和他的亲友一并逮捕，请求治罪。太祖说：“人回到故乡，谁能没有亲戚旧交？慰问劳苦、馈赠物品，是人的常情。”命令把他们全部释放。于是对侍臣说：“近来各司执法，特别觉得苛刻琐细。这样执法，使人一举一动就陷入刑网，实在很失宽厚之意。”

译太祖对群臣说：“从前唐太宗说：‘君主自以为贤能，臣下又不加以匡正，想不陷入危险，怎么可能呢？’这话说得非常好。我看商汤因为听从劝谏而不违逆，所以兴盛；纣王因为掩饰过错、拒绝劝谏，所以灭亡。国家兴亡的道理，就在于听从劝谏还是违逆劝谏罢了。大凡自以为贤能的人，必然独断专行；独断专行，就会上不畏惧天命，下不顾惜人们的议论，不灭亡还等什么？听从劝谏的人就喜爱善行，喜爱善行，正直的人就日益亲近，谄媚的人就日益疏远，号令政事一定会归于善治。因此没有不兴盛的。我对你们寄予深切希望，不要心存顾忌而不把话全部说出来。” 太祖曾命令吏部访求天下贤才，告诫他们说：“世上有贤能的人，是国家的宝物。古代圣王总是急切地寻求贤才，大概是因为贤才不完备，就不足以治理国家。鸿鹄能够高飞远举，是因为它有羽翼；蛟龙能够腾跃，是因为它有鳞鬣；君主能够达到大治，是因为有贤人辅佐。如今山林中的士人，难道没有品德、行为、文才、技艺值得称道的人吗？应当命令有关官府搜罗举荐，备办礼仪，送到京城。我将任用他们，以谋求天下大治。” 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马即使非常驽钝，鞭策激励也可以使它走得很远；木材即使非常粗朴，经过绳墨规正和刀削，也可以派上用场；人即使非常愚笨，努力教导也可以成为有用之材。所以圣人的教化不遗弃任何人，君子的教化不鄙弃任何习俗。如今做官而犯法的人很多，如果得到贤能的长官来作表率，哪里会有不受感化而成为善人的呢？从今以后，台省六部的官员，遇到空闲时间，要召集属吏，有时教他们经史，有时给他们讲解当时的事务，以改变他们的气质。年终考核他们，根据是否率先教导下属，就可以知道他们贤能还是不肖了。” 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唐虞三代的典谟、训诰之辞质朴真实而不华丽，确实可以作为千万世的法则。汉、魏之间的文章，还比较接近古风。晋、宋以后，文体日益衰落，骈俪华丽而浮靡，古代的文法荡然无存。唐、宋时期，名儒接连出现，虽然想改变这种风气，最终却没有能够完全改变。近代的诰命、表章之类，仍然沿袭旧习。我曾厌恶它们雕琢修饰，与古代文体非常不同，而且使事实被浮华的文字遮蔽。从今以后，凡是告诫臣下的文辞，务必要采用简明古朴的风格，以革除弊端旧习。你们中书省应当把这道命令传告中外臣民，凡是表、笺、奏、疏，都不要使用四六对偶的文体，一律采用典雅的文字。” 太祖曾对皇太子说：“君主统治天下，对于人情和事理，必须周全了解，然后遇到事情才不会迷惑。我从田间起身直到今天，凡是治理军队、处理民事，没有不尽心尽力的。常常担心处理事情不恰当，所以总是深入思考古人的做法。治理国家必须广泛听取、观察各方面的情况，凡是意见说得好的，我就立即实行；说得不好的，我虽然不实行，也要反复推究思考，确实不可实行，然后才搁置不采纳。思考事情贵在明辨，处理事情贵在果断，这样差不多可以不被迷惑。何况你生长在宫中，没有经历世事，如果局限于自己的见闻，听取和观察的范围就不广，却想凭一点知识来决定天下事务，要件件都合乎事理，就困难了！应当亲近贤人、喜爱善行，以扩大自己的聪明才智。对于违逆自己意见的话，一定要探求其中的合理之处；对于顺合自己心意的话，一定要审察其中的错误。这样，是非就不会混淆，天理和私欲就会分明，天下的事情就可以得到治理了。” 太祖告诫中书省大臣说：“忧虑百姓的人应当体察他们的心情，爱护百姓的人总要爱惜他们的劳力。我曾亲自经历军旅，完全知道军民的疾苦。每进一餐饭，就想到天下军民的饥饿；每穿一件衣服，就想到天下军民的寒冷。如今临濠营造工程的工匠，应当各自发给衣服和粮食，这样或许不至于饥寒。” 太祖曾对秦府左相文原吉说：“储备药物是为了预防疾病，积聚财物是为了防备贫困，任用贤人是为了辅佐德行。我为各位皇子选择贤能的人作为辅佐，你们身居左右，应当早晚规劝教诲他们，使他们成就德行。人的常情是对于大事有时能够谨慎，却常常忽略细微之处。细小的行为不谨慎，大德一定会亏损；姑息小的过错，大的罪过一定会到来。你如果说过失很小，可以不必说，等到他犯下大错以后再劝谏挽救，就来不及了。善事即使很小，也可以成就名声；恶事即使很小，也足以使自身灭亡。你们应当尽心办好自己的职责。” 洪武六年十月，太祖曾命令礼部考察研究前代纠察弹劾内官的办法。礼部建议设置内正司，设司正、司副，专门掌管纠察内官失仪以及违法的事情。潞州进贡人参。太祖告诫进贡者说：“我听说人参得到它非常艰难，难道不是使百姓劳苦吗？今后不必进贡。”又对省臣说：“往年金华进贡香米，我命令停止进贡。于是就在苑中种了几十亩，计算收获，也足够供给使用。太原每年进贡葡萄酒，从今以后也命令他们不要进贡。国家以养育百姓为要务，难道能为了满足口腹而使百姓劳累吗？我曾听说宋太祖的家法，子孙不得从远方索取珍奇食物，这很得传给后代的谋划之道。” 太祖对都督府大臣说：“自古贤明的君主，都在安定时不忘危险，在太平时不忘动乱。如今重兵驻守的地方，只有北部边境，但他们都坐享百姓的租税。将领不知道教导，士兵不知道训练，突然想要使用他们，怎么能够成事呢？况且军队的粮食全都出自百姓，所谓一个农夫要养活一名战士，耗竭百姓的力量来供养闲散士卒，不是长久的策略。古人有让军队屯田的办法，没有战事就耕种，有战事就作战。军队得到供养而不使民力劳苦，这是长治久安的办法。但必须委任得当的人，才差不多不会耽误事情。现在命令你们前往彰德、济宁、真定等地，统管军政，凡镇守、屯田、训练等事务，都由你们专门负责。”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正值春分，按规定应当朝拜太阳；因为这一天发生日食，改在己亥日举行礼仪。释奠先师孔子的礼仪，也改在下一个丁日举行。彰德府税课司向民间的瓜、菜、柿、枣以及畜牧、饮食等物征税。事情被上报后，太祖说：“古人说聚敛之臣比盗臣更加厉害，说的正是这类官吏。”命令逮捕他们并治罪。礼部尚书牛谅说：“古代礼制规定，凡举行大祀的斋戒日，都要宰杀小牛作为膳食，以帮助振作精神。”太祖说：“太牢不是平常的用度，斋戒三日却要供给三头小牛，费用太过奢侈。节俭可以节制欲望，清淡可以顺应本性。如果没有节制，只是一味追求奢侈，徒然增加伤害物命的想法，对奉事神明之道有什么益处呢？”牛谅说：“这是周礼中古人制定的制度，并不过分奢侈。”太祖说：“周官的制度，后世已经有很多不实行了。只有在自己享用时才想要效法古制，这可以吗？”

译起初举行大祀时，完成终献之后才举行分献礼。太祖认为这样不合适，命学士承旨詹同和学士宋濂商议，于是改定为：初献行将结束、即将奠献玉帛时，就分派官员举行初献礼；亚献、终献也都照此办理。太祖又说，古人祭祀使用香和烛，是为了沟通阴阳之道、接引神明，起初并没有上香的礼仪，于是将上香礼废除。太祖曾对中书省大臣说：“天下如同一家，百姓犹如一个身体；有不能得到安居之所的人，就应当思考用什么办法使他们安定、得到养护。从前我在民间，亲眼看见他们的困苦。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以及饥寒交迫、困顿潦倒的人，常常自己厌弃活着，恨不得立即死去。我在战乱流离中遇到这些情况，心里常常感到悲痛。因此亲自率领军队，发誓扫清四海，使天下共同享有如同一家那样的安宁。如今我代替上天治理天下已经十多年了，如果天下百姓还有流离失所的，不仅是违背了我的初衷，对于代天治理的事业，也没有尽到职责。命令天下各郡县，访察那些贫困而无所申诉的人，每月供给他们衣食；没有依靠的人，供给他们房屋。” 山阳县有一名百姓，他的父亲获罪应当受杖刑，儿子请求代替父亲受刑。太祖对掌管刑狱的官员说：“父子之间的亲情，是人的天性。然而也有那些不亲爱父母、不恭顺的人，亲人遭遇患难时却袖手旁观。现在这个人愿意用自己的身体代父受刑，出于极其真挚的亲情。我为孝子改变法律规定，以此劝勉天下人。释放他。” 太祖命御史台选拔国子生，分别到北方任教，并告诫他们说：“达到治平在于改善风俗，改善风俗的根本在于教化。教化施行，即使是民间百姓也可以使之成为君子；教化废弛，即使是中等资质的人也可能沦为小人。近来北方经历丧乱之后，人们很少懂得学习，想求得博闻之士十分不容易。如今太学学生中，年长而学业优秀的，你们应当选取，让他们前往北方各郡分别任教。” 太祖曾对侍臣说：“君主身居高位而深居宫中，恐怕会阻塞耳目和聪明；有过错却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有缺失却不知道自己的缺失，所以一定要有进谏规劝的大臣和忠心谋划的士人，每天在身边拾遗补阙。所说正确，就有褒奖嘉美的荣誉；所说不正确，也没有被谴责的忧患。因此人们都想尽职尽忠，没有什么隐瞒忌讳。这样，好的言论会每天听到，君主的德行也会日益更新，美好的声誉流传后世，确实可以称为贤明之主。至于昏庸的君主，吝惜承认自己的过错，拒绝天下人的善言；那些只顾保全自身、保住俸禄的大臣则闭口不言，有的害怕威势而不敢进谏，使君主的耳目闭塞、对治理之道昏昧，必定要到国家灭亡才会停止。由此看来，这就是能够接受劝谏和不能接受劝谏的不同。” 太祖对侍臣说：“掌握重大的事业，不能独自运作；处在宏大的事业之中，也不能独自成就。因此要选择贤能之人，分布任用在各个职位上，使国家安危同心协力，兴盛衰败都共同承担。过去殷、周兴起时，任用了伊尹、周公等贤人，所以世代长久，国运绵长。秦、隋末年，秦始皇、隋炀帝抛弃众人的谋略；汉高祖、唐太宗任用英雄，自己却只凭一己之智，不久便灭亡。这大概是因为根基疏松的容易拔除，源流浅薄的容易枯竭。君主想要扩大自己的德业，只应当广泛阅览、兼听各方意见，通晓众人的情形，这样治理就会更加兴盛，道义也会日益光大。” 洪武八年，改建大内宫殿。太祖对朝廷大臣说：“唐尧、虞舜时代，宫室很朴素。后世极力追求奢侈华丽，习惯崇尚华美，距离古代已经很远了。我如今建造宫殿，只求安全坚固，不追求华丽。凡是雕刻装饰和奇巧之物，一概不用；只要朴素坚固，能够流传长久，使我的后代子孙遵守并以此为法。至于修建台榭、苑囿，劳民伤财，用来满足游览观赏的乐趣，我绝不做。你们要告诫有关部门，按照我的意愿办理。” 太祖与侍臣谈论任用人才的道理，对他们说：“金石有声音，要敲击之后才会发声；船只能运载，要操纵之后才会移动；贤人有才能，也要任用之后才能显现。不过人的才能和智慧，有的长处在于此而短处在于彼；如果因为他的短处就连他的长处也一并舍弃，那么天下的人才就难以得到任用了。” 洪武年间，南郊降下甘露，群臣有人献诗歌颂太祖的德行。太祖说：“人的常情是喜欢祥瑞、厌恶妖异，但天道幽深微妙，难以测知。如果倚仗祥瑞而不加警戒，祥瑞未必全是吉兆；看见妖异而能够自我惩戒，妖异也未必全是凶兆。听闻灾异便恐惧，也许反而能够获得福佑；看见祥瑞便欢喜，反而可能因此招来灾祸。为什么呢？凡人恐惧时，戒惧之心常在；欢喜时，奢侈放纵之心容易滋长。我的德行不足，只顾修养反省都来不及，哪里敢把这看作是我所招致的呢！” 太祖对太子和诸王说：“你们听说过修养德行、进用贤人的道理吗？藻率、杂佩，是装饰身体的仪容；恭敬谦逊、温和善良，是德行的仪容。从外表表现出来的，可以知道内在的情况。古代君子的德行充满内心而显现在外，所以器量见识高明，行善之道日益达到，恶行不显现，邪僻也更加远离。自己的德行修养好了，自然足以使人信服；贤人会成批进用，而不贤之人自然离去。能够修养德行、进用贤人，天下国家没有不能治理好的。不懂得致力于此的人，很少有不遭到失败的。财货、声色，是砍伤德行的斧头；谗言、奸佞、谄媚、阿谀，是阻塞贤人的荆棘。应当像防备虎狼一样拒绝它们，像害怕蛇蝎一样畏惧它们。如果沉溺于这些嗜好，就一定会被它们陷害。” 太祖命汤和等人防守边境，告诫他们说：“自古以来，边防都是大事；边境安定，中原就没有祸患。然而虏人聚散无常，如果边防不严，他们就会入境作寇；等到他们入寇之后才驱逐，塞上百姓必然遭受祸害。我曾经命令边将严密防备，又担心时间久了会懈怠，因此特意命令你们率领军队前往。军队到了边境，要经常保持戒惧之心；即使没有看见敌人，也要常常像面对敌人一样，这样就不会有失误。” 洪武九年五月，将要在方丘举行祭祀，恰逢晋王妃去世。太祖命翰林官考察古代制度后上报。学士宋濂等人说：“按照《王制》，服丧三年期间不举行祭祀，只有祭祀天地、社稷时，可以越过丧服下摆而行事。宋真宗时有宫中丧事，宋神宗应当举行郊祭时丧期尚未结束，也都没有因此废止。郊祭、社祭的礼仪，是国家的大事，圣人所重视的。即使有三年之丧，也不敢废止，这是为了表示对天地、社稷的尊崇。”太祖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洪武年间，日照知县马亮任期考核期满，州府上报他的考核评语说：“没有督促农业、兴办学校的功绩，但长于督运。”太祖说：“农桑是衣食的根本，学校是风俗教化的源头，这是守令首先应办的事务。不懂得致力于这些，却说他长于督运，这是舍弃根本而从事末务，难道是他的职责吗？”于是将他罢黜。

译洪武年间，福建参政魏鉴、瞿庄将奸吏笞打至死，太祖赐给他们玺书慰劳说：“自古以来，天下的治乱，在于君臣能不能驾驭下属。君主能够驾驭大臣，大臣能够驾驭属吏，治理便由此开始；君主不能驾驭大臣，大臣也无法驾驭属吏，祸乱同样由此开始。有人说胥吏是小人，与治乱有什么关系，这完全不对。属吏欺诈，政务就会受到侵害；政务既然败坏，百姓凭什么安定？我之所以制定法令，就是想让上级官员驾驭属吏，用法律严厉约束他们。无奈贪官常常被下属控制，任由他们横行，却没有人敢过问！所以政务松弛，百姓受到冤屈。如今丞相上奏说，福建两位参政将奸吏处以极刑，我听到这件事，认为做得对。因此特意前来告谕你们。还要始终谨慎如同开始一样，这样才能胜任你们的官职。” 太祖与侍臣谈到古代女宠、宦官、外戚、权臣、藩镇、夷狄造成的祸患，说：“如果汉朝没有外戚、宦官专权，唐朝没有藩镇、夷狄的祸患，国家怎么会灭亡？我观察历代往事，深深把这些作为警戒。不过，防制这些祸患是有办法的：如果不被声色迷惑，严格宫闱禁令，使贵贱各有体制，恩宠不掩盖公义，女宠之祸从哪里产生？不受私情牵累，只任用贤能，如果有人触犯政法，就按照至公之道裁处，外戚之祸从哪里发生？宦官熟悉宫中事务，职分只在洒扫、供给和听候使令，不把兵权交给他们，就不会有宦官之祸。上下相互维系，大小相互制约，防止耳目闭塞，谨慎对待威权和恩赏被下移，就不会有权臣之患。设置藩镇，本来是为了保卫百姓；钱财归有司掌管，调兵必须合验符信，哪里会有跋扈的忧患？至于抵御夷狄，就修治武备，谨慎防守边境；他们来就抵御，他们退去便不穷追，哪里会有侵扰暴虐的忧患？以上这些事情，我曾想撰写成书，使后世子孙时时阅览，也是社稷长久不衰的利益。” 洪武年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疏论述时政，文字多达一万余字。太祖让人反复诵读，采纳其中切合实际、可以实行的内容，才五百余字。于是感叹说：“我之所以求取意见，是希望它切合实际，对天下国家有益。那些浮泛的言辞，只会扰乱听闻罢了。”于是命中书省施行其中有益的意见，并且制定进言格式，颁示内外，使进言者陈述得失，不必写烦琐的文字。太祖曾对中书省大臣说：“在京城等待选任的官员，长久住在客店，每天都有费用，甚至陷于贫困，不得不向别人借贷；这是元朝弊政的一种表现。从今以后，凡属常选官员，应当及早给予铨选任命，立即让他们赴任。铨选之后，按照品级差等，都发给路途费用；仍命有关部门供应船只、车辆送他们上任，并把这规定写入法令。” 太祖对中书省大臣说：“领取俸禄的官员之家与普通百姓之间，贵贱有等级。奔走办事、服劳役来奉事上级，是普通百姓的职责。如果贤人君子已经使自身显贵，却又让他的家属服役，那么君子与平民便没有区别，这不是劝勉士人、礼待贤人的办法。从今以后，各部门现任官员的家属，除缴纳租税之外，全部免除徭役。” 太祖曾敕令中书省说：“此前荆州、蕲州等地发生水灾，我忧虑得寝食不安，急忙命户部主事赵乾前往赈济。哪里想到赵乾不体念百姓的艰难，坐视不理，拖延不办，从去年十二月一直到今年五六月交界时才施行赈济，百姓中饿死的已经很多了。百姓饥饿而上级不加救济，罪过在上级。官吏接受命令却不能传达上级的意旨，看见百姓死亡而不救，罪行即使杀他无数次也不足以抵偿。把他斩首，以此警戒那些不体恤我的百姓的人。” 临淄县丞王基说：“请开采山海中的财富，以疏通财货流通之路。”太祖召见他并责问说：“你说开采山海中的财富，需要人力吗？还是它自己会出现？况且开采之后未必能够得到什么，却没有比这更劳累百姓的了。从前唐太宗治罪权万纪，就是因为他只向皇帝谈求利之事，却不进献善言。你的话，果真是在引导君主行善吗？”于是将他罢黜。有一名内使因为长期侍奉内廷，便从容谈及政事，太祖当天就斥退他，遣送还乡，并命令终身不得参与士大夫的交往。太祖于是告谕群臣说：“自古贤明的君主，凡有谋划和作为，一定同公卿大夫在朝廷共同谋议，然后由自己作出决定，从未听说让身边亲近受宠的人参与谋议。何况宦官早晚都在君主身边，在君主出入起居之时，声音、笑容、容貌每天都接触君主的耳目；他们微小的善行和微小的信用，都足以牢固地结住君主之心。而他们便于逢迎、专擅忍耐，本来就是他们的常态。如果一旦被他们迷惑却不知道反省，他们必定借助威势和恩宠，窃取权力，干预政事。时间久了，就会发展到无法抑制的地步，由此导致祸乱的事很多。我曾把这作为鉴戒，所以制定法律。宦官只不过侍奉、洒扫，不许干预政事。现在这个宦者虽然侍奉我已经很久，也不能姑息，必须坚决遣走他，这是为了惩戒将来可能发生的情形。” 太祖告谕中书省大臣说：“清明的朝代，耳目向外畅通；昏暗的时代，聪明才智在内部受到蒙蔽。向外畅通，下面的情况就没有阻塞；内部蒙蔽，上面就像聋子、瞎子一样。国家治理得好不好，实在取决于此。我常常担心下面的情况不能上达，得失没有办法知道，所以拓宽进言的渠道来求取直言。凡有进言的人，我都虚心接受。还担心地位卑微的人即使敢于进言，也没有机会进言；关系疏远的人想进言，又害怕不被相信。这样一来，所知道的事情就有限，所听到的意见也不广泛。命令天下臣民，凡是进言论事的，都要密封奏章，直接送到朕面前。” 太祖曾对侍臣说：“前代那些平庸昏暗的君主，没有不以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作为借口，放纵荒怠，贪图安逸，不亲自处理政事的。却不知道，治理天下的人必须不贪安逸，然后才可以获得安逸。如果把荒怠安逸、懈怠政事当作垂拱无为，那么帝舜为什么说‘年老之后疲倦于勤劳’？大禹为什么珍惜每一寸光阴？周文王为什么忙到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况且君主每天处理万般政务，一旦产生怠惰之心，各项事务就会阻塞拖延，造成的祸患不可胜数。我自即位以来，常常以勤勉自我激励，天还没亮就上朝，直到午后才回到官署；夜里躺下也不能安睡，披衣起身，有时抬头观察天象，看见一颗星星运行失常，就因此忧虑警惕；有时思量百姓的事务，遇到应当迅速办理的，就按次序写下记录，等到天亮便发出办理。我不是不想暂时安逸，只是敬畏天命，不得不这样。我说这些，是担心群臣以天下无事为由，便想安逸享乐；大臣既然懒惰，君主就会屡屡受挫，百姓还能依靠谁呢？”

译太祖建成观心亭后，亲自前往。正值退休的学士承旨宋濂来朝，太祖召见他并对他说：“人的心很容易放纵，要守持本心却很困难。我处理各种政务，不敢自以为有闲暇而放纵安逸。何况遇到祭祀天地、宗庙、社稷的事情，更要格外敬畏警惕。因此建造这座亭子，命名为观心亭；在斋戒的日子里，我端正地居住在其中，身体在这里，心也就专注在这里。摒除杂念，凝聚精神，专一不二，希望这样可以少留下悔恨。你替我记述这件事，把它传示给后世子孙。” 太祖对韩国公李善长说：“君主的聪明虽然得自天性，但对于事物的道理，必须经过考察认识之后才会明白；对于人的情理，必须经过熟悉历练之后才会通晓。假如遇到事情还不熟悉，就突然作出决断，恐怕未必完善。施行之后才发现不对，急忙想要改正，也已经造成许多妨碍了。此前我命皇太子亲自听取朝臣奏事，是想让他熟悉国政；但我担心他在听取、阅览的时候，处理得或许有不恰当之处。从今以后，各部门的奏启，由你们两三位大臣先共同审议决定可否，然后再奏报给我。” 太祖曾对礼部大臣说：“《周书》中有句话：‘人不要以水为镜，应当以百姓为镜。’君主深居独处，却能明察万里，实在是因为兼听广览，从而了解民情。胡元的弊病在于政权专归中书省，凡事都必须先行关报，然后才能奏闻；元朝君主又多昏昧蒙蔽，因此导致民情不能通达，不久便发生大乱，实在应当深以为戒。大体说来，民情隐微，突然之间很难全部传达。如果忽视而不加追究，天下离散或聚合的关键就系于此，十分可怕。这就是古人使耳目通达于外界、以百姓来鉴察得失的原因。你们礼部应当制定奏报格式，向天下重申说明。” 洪武十二年春正月，太祖在南郊合并祭祀天地。从斋戒发誓到祭祀的当晚，天空澄澈晴朗，星辰明亮灿烂，祥风庆云，光彩耀眼。太祖十分喜悦，敕令中书省大臣说：“凡是建立国家的，必定把祭祀之事放在首要位置。祭祀的礼仪起源于古代圣王，祭祀时上下周旋、进退、奠献，没有不合乎仪式的。然而礼仪一定贵在真诚，而人的内心难以测知，真诚的人少，不真诚的人多，暂时真诚的人或许也有。如果设置礼节、安排仪式，文饰过分，使礼仪繁琐、人的精神疲倦，而神明厌弃不肯享用祭品，就不合乎礼了。我周旋办理祭祀已有十一年，看见礼仪文饰过于繁琐，于是按照礼义改定仪式。合祭社稷之后，神明才来享用祭品。如今合祭天地，上下都感到喜悦，仿佛有馨香之气来回应我的诚心。你们中书省应当命翰林儒臣记载这件事，以彰显上帝、皇祗明白降临感应的盛德。” 太祖在华盖殿，皇太子陪侍。太祖对他说：“你读书，也知道古人做君主的道理吗？君主之道以奉事上天、爱护百姓为重，根本在于敬。君主的一言一行，上通于天，下关系到百姓，都必须用敬慎来实行，这样所做的事才没有不善的。善行，上天一定会察知；不善，上天也一定会察知。一句话说得善良，四海都能蒙受福泽；一个行为不谨慎，四海都可能遭受灾祸。言语行为如此重要，怎么能不敬慎呢！” 太祖与礼部尚书朱梦炎讨论治理百姓的道理，说：“君主对于百姓，就像心对于全身各个部位；心受到良好养护，不被邪恶淫乱之物侵扰，全身各部位就都会顺从调和。如果没有得到养护，受到各种邪恶侵袭，各种疾病就会产生。做君主的，如果能够亲近君子、疏远小人，早晚接受劝诲，以此辅佐自己的德行，那么政务和教化就会得到修治，恩泽也会广泛施布。如果被偏爱邪佞的人所迷惑，荒废于酒色，怠慢政事，那么君主的德行就会背离正道，百姓的心也会离散。天下怎么能够治理好呢！” ●第四卷 太祖和侍臣谈论任用人才的道理，说：“君主治理国家要靠明察，但不能只凭自己的明察，应当汇集众人的见识来作为自己的明察。众人的见识必定比一个人的见识广博。所以，任用天下的贤才来治理国家，使天下各种隐微的情况都能得到通达，那么就没有什么不能照见，治理之道也就成功了。假如自以为聪明，不采纳众人的长处，却想使治理之道成功，是不可能的。” 太祖和侍臣谈论修养自身的道理，说：“人的祸害没有比欲望更大的了。欲望不只限于男女、宫室、饮食和服饰器物，凡是寻求对自己私利私便的事情，都属于欲望。然而只有礼能够制约欲望，先王制定礼，就是为了防止欲望。礼废弃了，欲望就会放纵。做君主的废弃礼法、放纵欲望，毒害就会流传到百姓身上；做臣子的废弃礼法、放纵欲望，祸患就会延及家庭。所以修明礼法可以减少过错，放纵欲望必然导致自身毁灭。” 太祖告诫中书省大臣说：“从今以后，内外官员退休还乡的，免除其家的赋役，终身不再承担差役。他们居住在乡里，只在宗族中按照家人之礼排列尊卑；对于外祖家和妻家，也按照尊卑排列。如果举行宴会，就另设席位，不许让他们坐在无官职者的下位。如果与同样退休的官员会面，就按爵位排列；爵位相同的，按年龄排列。他们同没有官职的异姓人相见，不必按次序回礼；庶民来见，则按官员之礼接待。胆敢凌辱他们的，依法律论罪，将此规定著为法令。” 明朝开国之初，伶人都戴青色头巾；洪武十二年，才开始命令伶人平时戴绿色头巾，以此区别于士人和庶民的服饰。太祖观看《武帝纪》，回头对翰林侍臣说：“君主治理财货的道理，可以把国家看作自己的家庭。一家之内，父子不分彼此的财产，父亲经营积蓄，没有不是为子孙打算的。父子如果分开财产，家庭一定会败亡。君主和百姓如同父子，假如只损害百姓来使君主获益，百姓连衣食都供应不足而君主独自富裕，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 太祖曾和翰林待制吴沈谈论守身保业的道理，说：“安定产生于忧患，忧患产生于安定。处于安定而不加考虑，就可能招致危难；处于危难而能够思虑，就可能转危为安。安危和治乱，取决于能否谨慎罢了。” 太祖对翰林侍臣吴沈说：“君主治理天下，进用贤才、采纳谏言，这两件事是最切要的事。真正知道贤才的价值，就能使国家兴盛，哪里会不喜欢贤才？真正知道谏言的作用，就明白谏臣是忠于自己，哪里会不采纳？只是因为认识得不真切，所以对自己很难接受。假如确实能够喜爱贤才，就不用等到招揽，贤才自然会到来；确实能够采纳谏言，就不用等到表彰奖赏，进谏的人自然都会来。” 太祖对侍臣说：“人们说天子处在最尊贵的位置，掌握可以实现的权力，赏罚、授予和剥夺都可以自行决定。我却不是这样。凡是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战战兢兢、勤勉谨慎，只怕对上违背天命，对下违背人情。何况赏罚、授予和剥夺，是国家的大权，其中一旦掺杂个人的喜爱、憎恶、愤怒和暴戾，就不是大公至正之道。因此，这颗心片刻也不敢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