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八

译种马养在民间，每一匹公马配四匹母马。这是祖宗确定的制度，不可轻易改变。隆庆二年，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武金说：“设置种马，专门是为了繁殖以备使用。如今备用马已经另行购买，那么种马就可以省去了。”他还说种马的危害，并把变卖种马说成有利。于是御史谢廷杰说：“应当修订法令以革除弊端，不应当因为有弊端就废弃法令。”兵部也赞成他的意见。意见上奏后，不久便照武金所说办理：每匹马变卖所得银十两，征收草料银二两，解送太仆寺。如今太仆寺的马价已经用尽，而种马也废除了国初的旧制，这都是武金的罪过。隆庆年间，蓟辽总督谭纶请求在蓟州、昌平十路训练三万士兵，编成三大营。把遵化、永平两支游兵与巡抚标兵一支合编为遵化一营，由巡抚都御史刘应节统领；把建昌一支游兵与镇守标兵两支合编为三屯一营，由镇守总兵官郭琥统领；把振武、石匣两营与总督标兵两支合编为密云一营，由练兵总兵都督戚继光统领。各营都由兵备负责监督。遵化、三屯两营仍听从戚继光往来总理，并全部受总督节制，不得各自提出相互矛盾的意见。春、秋两季防守时，各营驻守要地：如永平一带有警，便由遵化一营抵御，三屯派出两哨增援，密云派出一哨增援；蓟州一带有警，便由三屯一营抵御，遵化派出两哨增援，密云派出一哨增援；密云一带有警，便由密云一营抵御，三屯派出两哨增援，遵化派出一哨增援。士兵都凭借城墙作战，以抵挡敌人不使其入境作为最大的功劳。如果有一面失守，导致敌军溃入，就集合三营兵力，合力奋击，务求取得全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人〕 隆庆年间，御史马明谟请求恢复屯盐的旧制，说：“祖宗时代，边防振兴，敌人不敢深入。富商能够用自己的财力招募人员，在边塞附近开垦土地，输纳盐和粮食。所以当时公私都很充裕，不必依靠内库钱财来供应。如今各边都苦于敌人侵扰，边塞附近没有可以耕种的田地，于是议论动用内库，这关系到国家的财政。用天下的钱粮供应京师，形势是顺的；用内库钱财供应四方，形势是逆的。请敕令重臣分别管理屯田和盐务的利益，使土地的利益得到充分利用，商人的买卖也畅通，那么边饷就会得到补益，国库储备也可以充裕。” 隆庆年间，大学士张居正说：“近年以来，议论太多。例如督府等官员刚到任地方，按惯例就要上奏一疏，有的空泛地说几件事，有的要求更换设置几名官员。大家竞相雕琢文辞，阅览的人常常被弄得眼花缭乱；不是说这个人有才，就是说那个人能办事。实际上，刚开始处理政务时，地方的利弊哪里能够全部了解？属官贤能还是无能，哪里能够洞察？不过是从众人的议论中听取罢了。读他们的文章，虽然好像文采灿烂，追究其主旨，却茫然不知有什么实际效果。等到任职久了，有时连他们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也忘记了。就如去年，皇上因为敌军入侵内地，特意命廷臣集合商议防御敌人的策略；当时众说纷纭，各种计策都提出来了。如今又将近一年了，他们所说的是否都已经实行？实行的是否确实有效？又如蓟镇的事情，最初提出建议的人说‘我想要这样这样’，负责此事的人也说‘我想要这样这样’，没过多久便彼此不能相容，士卒在队伍中喧哗，异议纷纷出现，谣言接连传来，于是主张停止练兵的人又纷纷出现。臣深切认为，事情没有绝对全利，也没有绝对全害；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关键在于权衡利害的多少，斟酌长处和短处应当如何使用，委任专责、考核成效，这样才可能办成。” 如今开始谋划时考虑得不周详，既然因为别人的议论而实行，最后又没有坚定的主见，再因为别人的议论而停止；加上爱憎相互攻击，意见横生，谗言暗中中伤，流言四处传播，追查又找不到源头，听的人不胜其纷乱迷惑。因此人心怀有疑虑，行动常常受到虚妄言论扰乱，白白耗费年时，很难看到成功。俗话说：‘手指太多会扰乱视线，言语太多会扰乱听闻。’这是当今最大的祸患。伏望皇上从今以后振作精神治理政事，掌握政治化育的枢机，扫除无用的空话，追求亲自实行的实际效果。想办一件事，必须在开始时审慎考虑，务求最为妥当；等到谋划深思熟虑之后，就果断实行。像唐宪宗讨伐淮蔡，虽然各方面都阻挠他，最终也没有因此动摇。想任用一个人，必须在开始时慎重选择，务求与职位相称；一旦得到合适的人，就应当信任并任用他。像魏文侯任用乐羊，虽然诽谤他的文书装满箱子，最终也没有因此动摇。还请皇上再降谕旨，严肃告诫部院等衙门：今后各自都应体察朝廷减少事务、崇尚实际的意旨，一切章奏务求简明切实。是非可否，都必须明白直截地陈述，不得彼此推诿，只寄托于空话。大小臣工也都应各自秉持公心、坚持正道，以诚心和正直相互对待，努力修治职务，把薄的恢复为厚的，崇尚质实，减少文饰。这样，治理政事或许可以兴盛，社会风俗也可以改变了。” 张居正的奏疏中又有一段说：“臣看近年以来，纲纪不严肃，法度不能施行；上下都一味姑息，百事全都随意迁就。把含糊两可称作调停，把委曲迁就称作善于处置。法律所惩治的，只有地位卑微的人；而强横顽梗的人即使破坏法律、触犯纲纪，也无人追究。礼法所约束的，反而落在朝廷身上；而作为臣下的有时越理犯分，却安然不知道畏惧。陵夷衰败的风气逐渐形成，指挥臂使的权势难以施行，贾谊所说的‘盐戾’[原文词语疑有讹误]，实在值得深切忧虑。然而人情习惯于玩忽法纪已经很久，突然整顿振作，必定有人说这是违背人情，又会有人说这是专门急切严厉。臣请求加以说明：徇情和顺情，名称虽然相同，实际却不同；振作和操切，事情看似接近，使用起来却有区别。所谓顺情，是顺应人情共同希望的事情而施行，《大学》所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就是这个意思。所谓徇情，则是不顾道理的是非、事情的可否，只以迎合人情为便利。所谓振作，是整顿严肃、悬示法令给百姓，使他们不敢触犯，正如孔子所说‘导之以德，齐之以礼’。” 所谓操切，则只是施用严刑峻法，虐待役使百姓罢了。所以人情可以顺应，却不可一味迎合；法令应当严明，却不应过于猛烈。伏望皇上振奋乾纲、果断决策，以普遍的光明照察一切，明确公布法纪，以整肃群臣，掌握权纲而端正百官制度；刑罚、赏赐、任用、罢黜，一概归于公正之道，不必曲意迁就私情。政务、杀伐和号令，都必须由皇上亲自裁断，不要因浮泛的议论而反复更改。法律应当施加的，即使是权贵亲近之人也不宽宥；事情受到冤屈的，即使是疏远卑贱之人也一定为之申理。这样纲纪才能振作，臣下才有法度可以遵守。”

译张居正的奏疏中又有一段说：“天子的号令，就像风雷一样；如果风不能吹动，雷不能震击，那么天地化育的枢机就会停滞，乾坤的作用也会停止。臣看近来朝廷的诏旨，大多被搁置而不实行，抄送到各部，也一概停留搁置。有的已经上奏并奉到钦准，却全都被视为废纸，禁止它也不停止，命令它也不服从。至于应当查勘、应当回复、奉旨下行办理的事情，各地方官尤其违抗怠慢；有一件查勘之事，竟有十几年不能办完的，文书卷宗堆积，多半最终沉埋，涉及作证的人，一半已经死去。年月既然久远，事情多已失真，于是使漏网之人最终逃脱，国家留下无法伸张的法律；蒙受冤屈的人徒然痛苦，人人怀有无法申白的冤情。是非由什么来辨明，赏罚又由什么来恰当施行？伏望敕令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然奉到明确旨意，必须在数日之内立即上奏回复。若事情的道理已经清楚、容易判明，就应当根据道理剖析裁断，不要只推给抚按官议处，以致耽搁延误。凡应当议处、查勘、审问、奏报的事情，也要斟酌事情的缓急和道路的远近，严格规定期限，立即令其奏报。有关部门应当设立号簿，登记并注销；如有超过期限而不办理、不奏报的，照实查究参劾，按违犯制度的罪名治罪。吏部就以这些情况考察官员的勤惰，作为评定贤能与否的依据；这样以后，人人都会想着尽到职责，事务也不会堵塞了。” 张居正的奏疏中又有一段说：“器物一定要试用以后，才知道它锋利还是钝拙；马一定要驾驭以后，才知道它驽劣还是良好。如今任用人才却不是这样：称许一个人的才能，不必用事情来试验；把事情交给他，也不必再考核他的成效；等到事情办坏时，又未必明确地正其罪。质朴愚钝、少有文采的人，因为看起来没有用而受到讥笑；夸夸其谈、言语不切实际的人，却凭借虚浮声誉窃取赞誉；洒脱不拘、刚正直率的人，因为触犯时俗而难以合群；而阿谀逢迎、曲意讨好的人，却因为善于钻营而容易获得容纳。他的才能明明可以任用，有时却因为地位卑微而被轻视；他的才能本来没有可取之处，有时却因为声名显赫而受到尊礼；有时只因一件事办得好，就终身拿这件事作为资本；有时只因一次行动失误，众人便把它作为他的缺点加以诋毁。再加上官员任期不长，事情不追究成效，调任过于频繁，升迁过于仓促，资格限制过于拘泥，毁誉与实际不相符。近来又有一种风气，士大夫专门追求声名，放弃本职工作，却想着越出职位范围求取名位；上条陈、提建议，接连成篇、累积成牍，等到考察他们本等的职务，反而茫然无知。主管钱粮的，答不出收支数目；掌管刑名的，不熟悉法律条文。既然官守已经失职，事情又凭什么办成？这些全都是所谓名实不符。如此一来，真正有才干、有能力的人又怎么能够得到进用呢？” 百官和各衙门的职责又怎么能够得到履行呢？所以臣冒昧认为，当世不怕没有人才，怕的是没有使用人才的方法。如果得到正确的方法，那么天下的士人都可以任用，只有皇上想做的事情，没有不能响应的人。臣希望皇上慎重对待官职名器，爱惜爵位赏赐；任用人一定考察他最终的成效，授予职位一定求得适当的人选。对国家有功，即使是千金的赏赐、通侯的印信，也不应吝惜；对国家无功，即使是皱眉微笑这样细小的表示、破旧裤子这样低贱的物品，也不要轻易给予。不要只被声名迷惑，不要完全拘泥于资格，不要因毁誉而动摇，不要掺杂个人的爱憎，不要因一件事概括他一生的表现，不要因一个小过失遮蔽他的大节。在京各衙门的佐贰官，应当根据各人的才干器识所适合的职务来授予；平时让他们讲习研究本职事务，代替、辅佐长官；如果长官出缺，就让佐贰官代理，不必另行寻找属官。熟悉政务、尽心守职的人，任满九年，也照吏部升授京职；品级高的，就升转为本衙门的堂上官。小九卿衙门中品级相同的堂官，不必再相互调补。各地巡抚如果确实适合当地，任职久的，可以就在当地加升品秩，不必再调往其他省份。布政司、按察司二司的官员，参议任职久的即可升为参政，佥事任职久的即可升为副使，不必为了实行小规模转调的办法而相互迁调多次，以增加劳扰。这样，人人都有专门的职务，事情可以追究成效，人才也就不必担心缺乏了。” 隆庆年间，户部批复南京户部尚书刘体乾陈述的四件事，认为都琐碎细小，没有多少关系。皇帝下旨说：“今后各衙门琐碎的事务，凡是可以直接办理的，不必一一上奏来烦扰。” 隆庆年间，户部批复给事中刘继文关于便商事宜的建议，其中一段说：“各衙门书办和各种差役，索取财物没有满足，应当命令部臣、科道官员查核数量并加以革除。商人缴纳粮食、领取银两，除本部以及负责监收的两道之外，凡是各衙门要求点名报到、挂号登记的，一律停止。”皇帝听从了这一建议。隆庆年间，蓟、辽总督谭纶上疏陈述意见，其中一款说：“如今百姓贫困，官吏懈怠，而减免赋税的诏令过于频繁。那些良民遵奉法令，按时缴纳赋税已经成为常态；那些敝民抗拒教化，拖欠赋税也已经成为常态。居上位的人一概议请减免，这是朝廷宽大无边的恩典，却不足以劝导善行，反而成了对奸邪之人的恩惠。请从今以后，地方上除非遭遇重大灾害，不得议请减免。对于那些悖逆顽劣、拖欠赋税很多的人，有司应严格依法惩治，不得宽容赦免。这样，良民就不至于单独承担负担，而敝民也会知道畏惧法令了。” 谭纶的奏疏中又有一款说：“国家大量设置卫所，像棋子一样分布于内地和边外。除锦衣等卫外，外地卫所合计额设军士三百一十三万八千三百名，武官人数还不包括在内。起初军队没有缺额，粮饷有定额，供给常常充足；如今内外马步官军大约只剩八十四万五千多人，而粮饷又长期拖欠，士兵越来越少，粮饷也越来越缺乏。请敕令户部，清查原先设置的卫所官军粮饷收支、增减的数目，以及核算原额起运和存留钱粮，造册上报，再会同抚按官查核办理，这样天下的额定粮饷就可以弄清楚了。” 隆庆年间，礼部复核礼科所奏诸臣奏疏中的措辞，说：“字迹务必以便于阅览为准。”穆宗说：“今后各司的章奏，务必做到文辞简明，字迹端正而大，采用嘉靖初年的格式。”

译隆庆年间，穆宗询问户部九边按年例供应的军饷、太仓每年发放的数目以及各省办理缴纳的数目。尚书刘体乾说：“国家的边防制度，在祖宗朝只有辽东、大同、宣府、延绥四镇，后来加上宁夏、甘肃、蓟州成为七镇，又加上固原、山西成为九镇，如今密云、昌平、永平、易州也都列为戍守之地了。各镇防守所需的士兵和马匹，原来各镇本来就有主兵，一镇的兵力足以守卫一镇的地方。后来主兵不能承担防守，又增加募兵；募兵仍不停止，又增加客兵。调集的兵力比过去多，而坐食粮饷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各镇所需的饲料和粮食，原来各镇本来都有屯田，一军的田地足以供给一军使用。后来屯粮不足，便加征民粮；民粮不足，又加征盐粮；盐粮不足，又加上京运粮饷。供给的粮饷超过正常定额，而横向支出的费用越来越严重。府库空虚，国计日益困窘；田野荒耗，百姓的力量也无力支撑。如今造成匮乏的原因，供给边防的费用确实是其中最大的。因而将元年至三年太仓及各省每年发放的兵饷和本镇屯粮数目详细呈报，请皇上阅览。”穆宗责备他们每年发放的银两数目太多，臣下全然不替国家体恤。隆庆年间，湖广抚按官上报所属府、州、县官员积存粮食没有达到规定数目的情况，穆宗说：“积存粮食以备赈济，屡次都有明确诏旨。有司不据实办理的，一律依照惯例降职调任。今后抚按官应严格核查各分数，具名参奏，不得徇私宽纵。” 隆庆年间，陕西总督都御史王崇古说：“近来户部议论边防费用，说嘉靖初年只有五十九万，后来二十八年增加到二百十一万，又过十年增加到二百四十多万，再过五年增加到二百五十一万，而每年的收入已经供应不上了。我认为各边增加的费用，大多在蓟镇增加了十七；宣大、辽东、山西增加了十二；陕西四镇中，只有延绥因为选兵入卫，略增加了十一。甘肃、宁夏、固原每年应得的京运粮饷，比嘉靖初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还减少了许多。如今甘肃五万一千多，宁夏四万五千，固原九万，延绥十九万七千多。四镇每年的定额合计，只相当于蓟镇的一半。陕西三边，东起延绥黄甫川，西到甘肃嘉峪关，西南抵达洮岷；远处连接四川松茂，延伸数千里，各镇兵马总计二十多万，马十多万匹，用来分守迂回遥远的边境，处处都显得兵力不足。南方的番人和北方的虏人，四季都要戒备。一年所需的粮食和饲料以数百万计，除京运之外，都取足于民屯和盐粮，这与其他边镇有一半需要请求国库银两不同。如今应当查议节省那些费用多的地方，不应再对费用少的地方仍然盘算削减，使它们更加困苦。” 隆庆年间，礼部侍郎王希烈说：“三皇承继上天之命而建立天下准则，功德流传万世，哪里只是一个医者？国家既然已经在历代帝王庙祭祀他们，又在文华殿东室祭祀，如今还在景惠殿祭祀，并把他们与医师一类人物混杂在一起，也太亵渎不恭了。何况又让勾芒、祝融、风牧、力后配享，哪里有什么义理可言？应当保留他们的祠宇，裁减对他们的亵渎性祭祀，这在名分和道义上才合适。”此事奉旨停止办理。隆庆年间，御史刘翾说：我近来看到延绥下班的军士，颠沛困苦、面容憔悴，哭泣着诉说：“行粮、月粮，是朝廷用来养活我们的，不能说不丰厚；年例新增的粮饷，是兵部负责请求发给的，不能说不及时；本色、折色，是督抚依据册籍上报的，不能说不足。然而下情无法上达，大家都到了困苦死亡的地步：第一，是受到仓攒常规的阻碍，发放延误；第二，是被将领拿去使用，克扣没有限度；第三，是受到家丁压制勒索，额外索取盈余；第四，是受主兵贪图安逸的危害，被分派到最紧要、最危险而又无暇休息的地方；第五，是被修筑边墙过于急迫所逼，督责修建那些紧要关隘、难以完工的工程；第六，是苦于撤放过迟，在暑雨之日跋涉奔波，满怀怨言。空着肚子拿着武器，手指磨裂了还要扛锹，所以困顿跌倒到了这种地步。”推及其他边镇，没有不是这样的。应当趁着这次撤防之日，赶快议定处理办法。”考察这六种弊病，在今天尤其严重。隆庆年间，大学士高拱请求兵部增设右侍郎二员，与按定额设置的侍郎共同协理部务。平时就熟悉本部政务；如果需要巡视边务，就派一人前往，既便于办事，又不必临时借调人员。遇到边方总督出现空缺，就派一人前往，既可以早晨出发、晚上到达，又不必费力调动人员。等到他们出入中外、阅历已经深厚，再依次推调补任尚书的空缺；这样做了还说缺乏可用之才，一定是不可能的。然而兵事是专门的学问，不是人人都能胜任，应当预先培养人才以待任用，而办法应从兵部司属开始。兵部司属都参与了解军旅事务，却不选择合适的人，笼统地任用，而且往往又调任其他官职，这不但无法为日后的任用储备人才，就连眼下办理事务也有不恰当之处。如今应当特别提高选任标准，选用有智谋和才干力量的人充任，使他们专任于此，熟悉事务，不再调往其他职位。还应议定晋升的等级：边方兵备出现空缺，就由兵部司属补任；边方巡抚出现空缺，就由边方兵备补任；边方总督出现空缺，就由边方巡抚补任。总督和在兵部任职的侍郎，则时而出任地方、时而回到中央，以等待尚书的空缺。其他官员中如果有特别突出、文才出众而且懂得兵事的人，再选取一二人，以补充不足。这样做了还说缺乏可用之才，一定是不可能的。

译隆庆年间，山西巡抚都御史靳学颜说：“如今虏人认为边兵容易对付，但边兵仍然有作战的时候，杀人为乐、盗取马匹、斩获首级等事情接连发生。不只是边兵，即使边地百姓也有奋不顾身、一跃而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来就习惯见到这些事情，也屡次亲身经历。因此，边兵容易胜过腹地之兵，腹地之兵容易胜过京兵，京兵又容易胜过南兵，说他们一生都没有经历过寇乱，是不值得依靠的。我常常看到天下有寇乱时，那些将领不是阴医、杂职出身，就是职、丞、贰、判、簿之类的官员；他们的士兵不是乡夫、里保，就是义勇、快壮，而额设的军队本来就不能使用。从前流贼在霸州起事，不过是一些小子罢了，却几乎使中原各卫所都不能抵挡，最后不得不调边军前来。嘉靖中期，倭寇从海上出现，不过五十多人，却辗转劫掠十多个府，一直到应天门外。可是四十八卫没有一个人出来迎击其锋芒，最终还是被淮扬民兵消灭。这就是明白的证据。然而我并不是说要全部撤去腹地的军队，而是说既然名义上称作军队，就应当按军队的实际标准要求；要按实际标准要求，就应当让他们接受作战考验；要接受作战考验，就应当按照轮番戍守的办法限定他们。那些人有的路途遥远而不能派遣，有的体弱而不愿戍守，就应当优待他们本人，使他们可以自行便利，同时把他们的粮饷转用于边防。有战事时，就按名册征调他们，粮饷全部由官府供给；没有战事时，就任凭他们自行谋生，耕作和经商都与百姓没有区别。总的说来，没有战事的时候多，有战事的时候少；但他们的名册、屯田事务、居住安排和部署仍然保留。” 学颜的奏疏中又说：“社仓就是义仓。唐代开办义仓时，每年从王公以下的人都要有所缴纳，所以它的积粮特别多。宋代则按照各户正税的数目，在二十分中征取一分作为社仓粮。这是因为富户必然田地多，田地多则赋税多，赋税多则社仓收入多，这也体现了唐代的本意。总的说来，社仓发放粮食时，歉收程度中等就赈济最贫困的人；歉收严重就赈济中等户；如果歉收极其严重，才延及富裕人家。所谓恩泽的施加，都是从无依无靠的人开始。如今谈官仓的人，今年说库中没有银子，明年又说库中没有银子。这样一来，除了八分纸赎所造成的匮乏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了。谈社仓的人，这边说官府应当优免我的赋役；那边说官府占用我、科派骚扰我；田地多的人又说，我不愿意日后接受赈济，也不愿意现在缴纳粮食。这样一来，不过是贫民下户的缴纳，几乎没有什么了。这两种办法最终都无法实行，而中原的空虚依旧如此。臣请求下令各省，以唐、宋征收积存粮食的办法为准，同时结合当地风俗，合乎人情，限明年春季以前，全部报告各府原先已经贮存的粮食数目，以考察其虚实盈亏；到明年冬末，汇总计算一年中两仓新收的粮食，以检验它们的功效。把这件事著为法令，年年修订。官仓的粮食，要根据丰歉情况在歉收时发放，所得利益归于官府；如果百姓遭遇大饥荒，就用来赈济。民仓的粮食，也要根据丰歉情况在歉收时发放，所得利益归于百姓。即使官府有重大徭役，也不许借用民仓粮食。这就是把财富储藏于民间，也就是把财富储藏于官府。” 隆庆年间，大学士高拱说：京师商人的困苦，不是朝廷亏待商人，而是商人的费用太多了。比如供应一百金的货物，竟有六七十金的费用；少的也有四五十金，所以私下费用和官定价格常常各占一半。可是官定价格不能及时发给商人，于是又有借贷的费用、托请吏胥的费用；等到领取价银时，所得还不能补偿所损失的。因而摊派到一家，就使一家倾家荡产，民心汹汹，怎么能够安居呢？皇上居住的京师是国家的根本之地，必须使百姓富裕，人心才会安定，遇到紧急情况也可以有所依靠。祖宗把天下的富户迁来充实京师，大概就是为了这个。为什么偏偏使它凋敝到这种地步呢？先朝供应钱粮，召商人采购，国用没有困窘，商人也能获利。如今估定价格发给商人，与先朝相比，并不是节省缩减、增加减少了什么，但百姓不但没有得到好处，反而凋敝到如此地步。请今后凡是商人办理缴纳钱粮的，都必须按估定的价格发给价值；即使银两不足，也必须调拨别处钱粮予以发放，不得延误。还必须彻底革除旧日弊病，凡公私费用，一律禁止。这样或许商人的困境能够稍有缓解，京城百姓也可以有安居的希望了。” 隆庆年间，大学士高拱说：“近来的章奏日益浮泛，铺陈堆砌，连篇累牍，只是徒然烦劳圣上阅览。而且言辞很多却意思晦涩，头绪难以寻找，反而可以借机隐藏实情，任意支吾调换、虚假粉饰。臣下奏对的礼法，不应当如此。请严格加以禁止约束。命令内外各司，凡有章奏，务必直截陈述事情，意思说完就停止；不得仍像从前那样铺陈堆砌，违犯的听凭有关部、科官员参奏治罪。这样或许可以保存恭敬严肃的体制，也恢复简明务实的风气。”穆宗说：“近来的章奏，确实有很多繁琐言辞，而且言语涉及放肆怠慢，实在不合臣下奏对的体制。有关部门通行严加禁止，违犯的由部院和科臣弹劾治罪。” 隆庆年间，户部尚书张守直说：“自嘉靖十八年被虏人侵扰以来，边臣每天请求增加兵力，负责兵事的大臣每天请求发给粮饷。粮饷大概从五十九万增加到二百八十多万，士兵和马匹难道全都是真实数目，粮草饷银难道全都实际用到了吗？臣不敢举说遥远的情况，只拿近年一两个边镇来说：例如宣府的主兵，情况是一样的，嘉靖四十二年发银二万，三年后只发一万，如今却达到十二万；大同的主兵，情况也是一样的，嘉靖三十六年发银二十二万，第二年二十三万，如今达到二十七万，又因为增加兵力而多支出十一万。只举主兵，客兵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只举这两个边镇，九边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天下怎么能不困窘呢？如今即使不能恢复到国初的原定数额，也应当考察嘉靖十八年以前的近年旧规，裁减其中浮滥过甚的部分。况且九边距离虏人有远有近，军务有缓有急，难道一定要全都烦劳内帑才能够满足使用吗？应当命令廷臣酌情议定减省办法，不得超过岁入的常数。臣也发文给督府，让他们把每年实际使用的数目报送户部。臣已经把名册编具进呈。”考察这件事，直到现在滥费更加严重，确实不能不彻底查核一次。隆庆年间，都给事中光懋说：“近来陈述请求的奏疏纷纷而来，不是叙述讲读之事，就是陈述军功；不是说明功劳，就是辩解自己的心迹。虽然屡次经过参奏而被搁置，但后来的人仍然不断提出。请从今以后，凡陈述请求不是由抚按官提出的，一律搁置不办。如果有人再三冒犯上奏，或者违背事理、违法乱纪，就酌情惩罚一二人，以警戒其余的人。”

译隆庆年间，御史汪文辉上疏论述治理国家的体制，其中一段说：“祖宗制定的法令极其精密，但最终有不能实行的，并不是法令本身有弊病，而是担心没有得到合适的人来执行。如今言官分条陈述意见，都是因噎废食，锐意更改；部臣又不愿严重违拗他们的意旨，只好迁就其意见上奏复核。等到法令建立而弊病产生，又议论恢复旧制。这样做不但百姓没有统一遵守的准则，就连有关部门上奏复核的时间也每天不够用了。从今以后，应当寻求能够任事的人，不要因为违背言官意见就过分看重，也不要因为轻易改变祖宗法令就轻率处置。一切琐碎迂阔的言论，都应当阻止，不予施行。这种纷纷更改的做法应当戒除。” 文辉的奏疏中又有一段说：“古代因获罪而退职的大臣，朝廷都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以培养廉耻之心、保存国家体面。如今有的人却翻捡他们过去的事情，猜测他们尚未显露的过失，凭借似是而非的传闻和影响，争相辱骂诋毁他们，像市井喧闹一样；在众人看来虽然可笑，但这个人已经两方面都受损了。至于地方方面的重臣，如果不是大奸大恶，也应当舍弃其短处而取用其长处，为人才而爱惜。如今有的人却搜寻他们的小过失，指称为国家的大蠹虫，极力丑化诋毁，使他们决定引退；用这种方式求取人才，国家怎么能够得到全才并加以任用呢？这种苛刻的做法应当戒除。” 隆庆五年春，下令巡视五城的御史缉查惩治从四方偷偷留居京师的游民。隆庆年间，大学士高拱因款贡之事办结，请求赐下一道敕书，告诫边臣。此后每年特意派遣二三名有才干声望的大臣，或有风力的科道官，分头前往巡视，务必查明并报告：钱粮比上年积存了多少，险要关隘比上年增修了多少，兵马比上年增补了多少，器械比上年增造了多少；其他屯田、盐法以及各项事务，也都要说明比上年拓展增加了多少。如果确实取得显著功绩，应当与擒获、斩杀敌人的功劳同等论赏；如果仍然沿袭旧习，应当与贻误军机同罪。隆庆年间，吏部因户部参奏应当降职调任那些征收赋税没有达到标准的官员，于是上疏说：“有些地方一向被称为难以治理，各官员担心在那里任职会成为拖累，也有人愿意离开地方另谋功名。于是，他们故意把政务办得拙劣，催征赋税不力，甘心接受降职调任；这样一来，本来用来表示惩罚的措施，反而正好满足了他们的私下打算。如果前任官员积欠的赋税数目很多，后任官员所征收的只被算作补缴前任的欠额，而本年度的定额又被称为拖欠，这也不是合理的办法。今后应当以本年度的赋税作为正征，当年征完；以前的欠额作为带征，逐年接续补足。总计征收分数达到多少，议定降职等级。应当降职的，只降一级，仍留在地方办理政务，等到全部补足的那一天，才恢复原官。恢复原官之日，才开始计算俸禄、考核资秩，办理升迁和行取。至于地方凋敝特别严重，即使尽力催征也不能完成的，应当命抚按官核实情况，确定期限，允许他们从容征收补足。如果资俸已经很深，期限尚未满而赋额已经完成一半，也可以升迁、行取。” 隆庆年间，南京户部主事张振选违抗堂官，尚书曹邦辅将此事上奏，史部复议说：“上下尊卑的分别确定之后，纲纪才能端正，政令才能施行。近来属官不接受堂官约束，反而用言语互相构陷，稍有不合心意，就动辄排挤陷害对方。于是堂官不敢实行约束，属官更加能够任意行事，把违拗堂官当作得计，自称这是有风裁，而安心听从办理的却很少。在外任职的巡按御史，往往把那些有望进入科道的进士、推官、知县招为私人，暗中把访察纠举的权力交给他们，二司官员的贤能或不肖，全都取决于他们的言语；稍有不合心意，便形成谗毁。二司因此畏惧，忙于奉承他们还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过问政事的得失呢？上下体统既已紊乱，法度也全部废弛，危害政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于是革去张振选的职务，并通行内外属官：今后如有敢于抗拒违背上官的，依照张振选的例子处理。上司中有自行降低礼体、屈意讨好属官，平日不能督促统率，属官犯罪又不加纠察惩治的，以不称职论处。巡按中有庇护属官、把他们招为私人的，听凭吏部和都察院参奏查办。穆宗曾经吃驴肠，觉得味道很好，身边的人请求下诏索取，光禄寺说：“如果这样，那么光禄寺当天就要杀一头驴来准备皇上宣召索取的需要，我实在不忍心。”于是此事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