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一
△《温公道德论述要》二卷右皇朝司马光撰。光意谓道、德连体,不可偏举,故废《道经》、《德经》之名,而曰《道德论》。《墓志》载其目。“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皆于“无”与“有”下断句,不与先儒同。△《王安石注老子》二卷,《王▯注》二卷,《吕惠卿注》二卷,《陆佃注》二卷,《刘仲平注》二卷右皇朝王安石介甫注。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释最所致意。首章皆断“无”、“有”作一读,与温公同。后其子▯及其徒吕惠卿、陆佃、刘仲平皆有《老子注》。
△《吕氏老子注》二卷右皇朝吕大临撰。其意以老氏之学合有无谓之玄,以为道之所由出,盖至于命矣。其言道体,非独智之见,孰能臻此?求之终篇,胶于圣人者盖寡,但不当以圣知仁义为可绝弃耳。
△《刘巨济注老子》二卷右皇朝刘泾巨济注。泾,蜀人。笃志于学,文词奇伟。早登苏子瞻之门,晚受知于蔡京,除太学博士。△《李暹注文子》十二篇右李暹注。其传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云。按刘向录《文子》九篇而已。《唐志》录暹注,与今篇次同,岂暹析之欤?颜籀以其“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疑依▯者”。然三代之书,经秦火而存者,其错乱参差类如此。《尔雅》,周公作也,而有“张仲孝友”。列子,郑穆公时人,而有“子阳饣鬼粟”是也。李暹师事僧般若流支,盖元魏人也。
△《默希子注文子》十二卷右默希子者,唐徐灵府自号也。灵府谓文子周平王时人。
△《朱玄注文子》十二卷右唐朱玄注。阙《符言》一篇,或取默希《注》补焉。
△《张湛注列子》八卷右郑列御寇撰。刘向校定八篇,云:“缪公时人,学本于黄帝老子,清虚无为,务崇不竞,其寓言与庄周类”。晋张湛注。唐号《冲虚真经》。皇朝加,加“至德”之号。《力命篇》言寿夭不存于葆养,穷达不系乎智力,皆天之命。《杨朱篇》言肆耳目之欲,而不恤生之危,纵酒色之娱而不顾名之▯鬼,是之谓制命于内。刘向以“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言”。予以为非也道家之学,本谓世衰道丧,物伪滋起,或骋智力以图利,不知张毅之走高门,竟以病殒;或背天真以徇名,不知伯夷之在首阳,因以馁终。是以两皆排摈,欲便好利者不巧诈以干名,好名者不矫妄以失性尔,非不同也。虽然,儒者之道则异乎是,虽寿夭穷达之非人力也,必修身俟焉,以为岩墙之下而死者,非正命也。虽知耳目之于声色有性焉,以为其乐也外而不易吾内。呜呼,以此自为,则为爱已,以此教人,则为爱人。儒者之道所以万世而无弊欤?
△《列子释文》一卷右唐殷敬顺撰。敬顺尝为当尘丞。
△《郭象注庄子》十卷右庄周撰,晋郭象注。周为蒙漆园吏。按《汉书志》本五十二篇,晋向秀,郭象合为三十三篇:《内篇》八,《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唐世号《南华真经》。自孔子没,天下之道术日散。老聃始着书垂世,而虚无自然之论起。周又从而羽翼之,掊击百世之圣人,殚残天下之圣法而不忌,其言可谓反道矣。自荀卿、扬雄以来,诸儒莫不闭之,而放者犹自谓游方之外,尊其学以自肆。于是乎礼教大坏,戎狄乱华,而天下横流,两晋之祸是已。自熙宁、元丰之后,学者用意过中,见其书末篇论天下之道术,虽老聃与其身皆列之为一家而不及孔子,莫不以为阳讠此孔子而阴尊焉,遂引而内之,殊不察其言之指归宗老氏耶,宗孔氏耶?既曰宗老氏矣,讵有阴助孔子之理也耶?至其论道术而有是言,盖不得已耳。夫盗之暴也,又何尝不知主人之为主人耶?顾可以其知及此,遂以为尊我,开关揖而进之乎?窃惧夫之过乎两晋也。
△《成玄英庄子疏》三十三卷右唐成玄英撰。本郭象注,为之疏义。玄英,字子实,陕州人,隐居东海。贞观五年,召至京师,加号西华法师。永徽中,流郁州。书成,道士王元庆邀文学贾鼎就授大义。序云:周字子休,师长桑公子。《内篇》理深,故别立篇目。《外篇》、《杂篇》,其题取篇首二字而已。
△《文如海庄子疏》十卷右唐文如海撰。如海,明皇时道士也。以郭象注放乎自然而绝学习,失庄生之旨,因再为之解。凡九万馀言。
△《吕吉甫注庄子》十卷右皇朝吕惠卿撰。吉甫,惠卿字也。
△《王元泽注庄子》十卷右皇朝王▯撰。元泽,其字也。
△《东坡广成子解》一卷右皇朝苏轼撰。轼取《庄子》中“黄帝问道于广成子”一章,为之解。景迂尝难之。其序略曰:“某晚玷先生荐贤中,安敢与先生异论?然先生许我不苟同,翰墨具在。”
译《温公道德论述要》二卷 以上是皇朝司马光撰写的书。司马光认为“道”和“德”相互关联,不可以偏举其一,所以废除《道经》《德经》的名称,改称《道德论》。《墓志》记载了这部书的篇目。“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都在“无”和“有”下面断句,与先儒不同。《王安石注老子》二卷,《王▯注》二卷,《吕惠卿注》二卷,《陆佃注》二卷,《刘仲平注》二卷 以上是皇朝王安石介甫的注。介甫一生最喜欢《老子》,所以在解释上最为用心。第一章都把“无”“有”断开,分别作为一句,与温公相同。后来他的儿子▯以及他的门徒吕惠卿、陆佃、刘仲平,都作有《老子注》。《吕氏老子注》二卷 以上是皇朝吕大临撰写的书。他认为,老氏的学说把有和无合在一起称为“玄”,并认为道由此产生,大概已经达到根本了。他论述道体,不只是凭个人的聪明见解,谁能达到这种境界?通读全书,他拘泥于圣人的地方大概很少,只是不应当认为圣、知、仁、义是可以断然抛弃的。《刘巨济注老子》二卷 以上是皇朝刘泾巨济的注。刘泾是蜀地人。他专心求学,文章辞藻奇特雄伟。早年拜在苏子瞻门下,晚年受到蔡京的知遇,被授任太学博士。《李暹注文子》十二篇 以上是李暹的注。传记说,文子姓辛,是葵丘濮上的人,号称计然,范蠡曾拜他为师。他原本向老子学习,记录老子的遗言,编成十二篇。考察刘向所录的《文子》只有九篇。《唐志》记载李暹的注本,与现在的篇次相同,难道是李暹把篇章析分的吗?颜籀认为,文子“与孔子同时,却称周平王询问他,怀疑是依托伪作的”。然而,三代的书籍经过秦火而保存下来的,其中篇章错乱、参差不齐,大多就是这样。《尔雅》说是周公所作,却有“张仲孝友”;《列子》说是郑穆公时人,却有“子阳饣鬼粟”,就是这种情况。李暹曾拜僧人般若流支为师,大概是元魏时人。《默希子注文子》十二卷 以上所说的默希子,是唐代徐灵府的自号。徐灵府认为文子是周平王时人。《朱玄注文子》十二卷 以上是唐代朱玄的注本。缺少《符言》一篇,有人取默希子的注来补足。《张湛注列子》八卷 以上是郑国列御寇撰写的书。刘向校定为八篇,说:“列御寇是郑穆公时人,学问本于黄帝、老子,清静虚无、无为而治,致力于崇尚不争;他的寓言与庄周相似。”晋代张湛作注。唐代称为《冲虚真经》。皇朝又加上“至德”的名号。《力命篇》说,人的寿夭不由保养决定,困厄和显达不系于智力,都是上天的命运。《杨朱篇》说,放纵耳目之欲,不顾及生命的危险;纵情于酒色的享乐,不顾及名声的▯鬼,这叫作在内心控制命运。刘向认为:“这两种义理互相违背,不像出自同一家学说。”我认为不是这样。道家的学说本来是说,世道衰败、道义丧失,虚伪的事物越来越多;有的人逞用智力来谋求利益,却不知道张毅奔走于高门之间,最终因病而死;有的人背弃天然本性来追求名声,却不知道伯夷在首阳山,因饥饿而死。所以把这两种做法都排斥,是希望贪利的人不要用巧诈求取名声,希望好名的人不要矫饰妄为而丧失本性罢了,并不是说二者不同。虽然如此,儒者之道却与此不同:即使寿夭、困达不是人力所能决定,也一定要修养自身以等待命运;认为死在险峻墙壁之下,并不是正命。即使知道耳目对于声色有本性上的欲求,也认为这种快乐属于外在事物,不应因此改变我的内在本性。唉,以这种道理要求自己,就是爱护自己;以这种道理教导别人,就是爱护别人。儒者之道能够流传万世而没有弊病,原因就在这里吗?《列子释文》一卷 以上是唐代殷敬顺撰写的书。殷敬顺曾任当尘丞。《郭象注庄子》十卷 以上是庄周撰写、晋代郭象作注的书。庄周曾任蒙地漆园吏。考察《汉书·艺文志》,原本有五十二篇;晋代向秀、郭象合为三十三篇:《内篇》八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唐代称为《南华真经》。孔子去世以后,天下的道术一天比一天分散。老聃首先著书流传后世,虚无自然的论说由此兴起。庄周又进一步为这种学说助长声势,攻击历代圣人,竭力残害天下的圣法而毫不顾忌,他的话可以说是违背正道了。自荀卿、扬雄以来,诸儒没有不排斥他的;但放纵不羁的人仍自称遨游于世俗之外,尊崇他的学说来放任自己。于是礼教大坏,戎狄扰乱中原,天下陷入横流,这就是两晋的祸乱。熙宁、元丰以后,学者用心过度,见到此书末篇论述天下道术,虽然把老聃和庄周本人都列为一家,却不涉及孔子,无不认为这是表面上讥讽孔子、暗中尊崇孔子,于是把它引入儒学之中,却完全没有考察它的旨趣究竟是尊崇老氏,还是尊崇孔氏。既然说它尊崇老氏,哪里有暗中帮助孔子的道理呢?至于它论述道术时说出这样的话,大概是不得已罢了。盗贼再凶暴,难道又何尝不知道主人是主人吗?难道只因为它的见识能达到这一点,就可以认为它是在尊崇我,便打开关门作揖请它进来吗?我私下担心这样做会超过两晋时期的过失。《成玄英庄子疏》三十三卷 以上是唐代成玄英撰写的书。本于郭象的注,为它作疏义。成玄英字子实,是陕州人,隐居在东海。贞观五年,被召到京师,加号西华法师。永徽年间,流放到郁州。书成之后,道士王元庆邀请文学贾鼎前来传授大义。序文说:庄周字子休,曾以长桑公子为师。《内篇》的义理深奥,所以另行立篇目;《外篇》《杂篇》的篇题,只取篇首的两个字。《文如海庄子疏》十卷 以上是唐代文如海撰写的书。文如海是明皇时的道士。他认为郭象的注任凭自然、断绝学习,失去了庄生的旨意,于是重新为《庄子》作解释,共九万多字。《吕吉甫注庄子》十卷 以上是皇朝吕惠卿撰写的书。吉甫是惠卿的字。《王元泽注庄子》十卷 以上是皇朝王▯撰写的书。元泽是他的字。《东坡广成子解》一卷 以上是皇朝苏轼撰写的书。苏轼取《庄子》中“黄帝问道于广成子”一章,为它作解释。景迂曾经诘难他。序文大略说:“我晚年有幸列入先生推荐贤人的名单,哪里敢与先生发表不同的议论?但先生允许我不苟且同意,笔墨都在这里。”
△《▯冠子》八卷右班固载:“▯冠子,楚人。居深山,以▯羽为冠。”着书成编,因以名之。至唐韩愈称爱其《博选》、《学问篇》,而柳宗元以其多取贾谊《▯赋》,非斥之。按《四库书目》:《▯冠子》三十六篇,与愈合,已非《汉志》之旧。今书乃八卷,前三卷十三篇,与今所传《墨子》书同。中三卷十九篇,愈所称两篇皆在,宗元非之者,篇名《世兵》,亦在。后两卷有十九篇,多称引汉以后事,皆后人杂乱附益之。今削去前、后五卷,止存十九篇,庶得其真。其辞杂黄老刑名,意皆鄙浅,宗元之评盖不诬。
△《亢仓子》二卷右唐柳宗元曰:“太史公为《庄周列传》,称其为书,《畏累》、《亢桑子》,皆空言无事实。今世有《亢桑子》书,其首篇出《庄子》而益以庸言,盖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实,又况取其语而益之者?其为空言尤也。刘向、班固录书无《亢仓子》,而今之为术者,乃始为之传注,以教于世,不亦惑乎!”按大唐天宝元年,诏号《亢桑子》为《洞灵真经》然求之不获。襄阳处士王士元谓《庄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传》作《亢仓子》,其实一也。取诸子文义类者,补其亡。今此书乃士元补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遽掊击之,可见其锐于讥议也。其书多作古文奇字,岂内不足者,必假外饰与?何璨注。
△《素书》一卷右题黄石公着,凡一千三百六十六言。其书言治国治家治身之道,而▯乱无统,盖采诸书以成之者也。
△《无尽居士注素书》一卷右皇朝张商英注。商英称《素书》凡六篇。按《汉书》黄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略》为是,盖误也。晋乱,有盗发子房冢,主枕中获此书。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七贤注阴符经》一卷,《李筌注阴符经》一卷右唐少室山布衣李筌注,云:“《阴符经》者,黄帝之书。或曰受之广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曰黄帝与风后、玉女论阴阳六甲,退而自着其事。阴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机暗合于事机,故曰‘阴符’。”皇朝黄庭坚鲁直尝跋其后,云:“《阴符》出于李筌。熟读其文,知非黄帝书也。盖欲其文奇古,反诡谲不经,盖揉杂兵家语,又妄说太公、范蠡、鬼谷、张良、诸葛亮训注,尤可笑。惜不经柳子厚一掊击也。”
△《天机子》一卷右不着撰人。凡二十五篇。或曰一名《阴符二十四机》,诸葛亮撰。予观其词旨,殆李筌所为尔,▯之孔明也。载《道藏》中。
△《无能子》三卷右不着撰人。唐光启三年,天子在褒。寓三辅景氏舍,成书三十篇,述老庄自然之旨,《总目》录之于道家。
△《四子治国枢》四卷右唐范干九集。“四子”谓庄子、文子、列子、亢仓子。其意以为黄、老之道,内足以修身,外足以治国。周王得文子之言,赵王纳庄周之论,皆能兴邦致治,故采其书有益治道者,分为二十门。◎法家类
△《管子》二十四卷右刘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今亡十篇。世称齐管仲撰。杜佑《指略序》云:“唐房玄龄注。其书载管仲将没,对桓公之语,疑后人续之。而注颇浅陋,恐非玄龄,或云尹知章也。”管钟九合诸侯,以尊王室,而三归反坫,僭拟邦君,是以孔子许其仁,而陋其不知礼。议者以故谓仲但知治人而不知治己。予读仲书,见其谨政令,通商机均力役,尽地利,既为富强,又颇以礼义廉耻化其国俗。如《心术》、《白心》之篇,亦尝侧闻正心诚意之道。其能一匡天下,致君为五伯之盛,宜矣。其以汰侈闻者,盖非不知之,罪在于志意易满,不能躬行而已。孔子云尔者,大抵古人多以不行礼为不知礼,陈司败讥昭公之言亦如此。然则其为书固无不善也,后之欲治者庶几之,犹可以制四夷而安中国,学者何可忽哉!因为是正其文字而辨其间训云。
△《韩非子》二十卷右韩非撰。非,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作《孤愤》、《五蠹》、《说林》、《说难》十馀万言。秦王见其书,叹曰:“得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急攻韩,得非。后用李斯之毁,下吏使自杀。书凡五十五篇。其极刻▯无诚悃,谓夫妇父子举不足相信,而有《解老》、《喻老篇》,故太史公以为大要皆原于道德之意。夫老子之高矣,世皆怪其流裔何至于是,殊不知老子之书,有“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及“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后之”之言,乃诈也。此所以一传而为非欤。
译《▯冠子》八卷 以上,班固记载说:“▯冠子是楚国人,居住在深山中,用▯鸟的羽毛做帽子。”他写成书编,因而以此为名。到了唐代,韩愈说喜爱其中的《博选》《学问篇》,而柳宗元认为它大量采用贾谊的《▯赋》,因此加以非难。考察《四库书目》,《▯冠子》有三十六篇,与韩愈所见相合,但已经不是《汉书·艺文志》的旧本。现在的书只有八卷,前三卷共十三篇,与现在流传的《墨子》一书相同;中间三卷共十九篇,韩愈所称的两篇都在其中,柳宗元所非难的篇章,篇名为《世兵》,也在其中;后两卷有十九篇,多处称引汉代以后的事情,都是后人杂乱增补进去的。现在删去前、后五卷,只保存十九篇,希望能够得到它的真实面貌。它的文辞杂糅黄老、刑名之说,旨意都浅陋,柳宗元的评论大概并没有说错。《亢仓子》二卷 以上,唐代柳宗元说:“太史公作《庄周列传》,称说庄周的著作以及《畏累》《亢桑子》,都只是空话而没有事实。如今世上有《亢桑子》一书,开头一篇出自《庄子》,又增加了庸俗的言语;庄周所说的尚且不能有事实根据,何况取用他的话再加以增饰呢?那就更加是空话了。刘向、班固所录的书中没有《亢仓子》,如今那些以道术为业的人,却开始为它作传、作注,用来教导世人,不是很迷惑吗!”考察唐代天宝元年,诏令把《亢桑子》改称为《洞灵真经》,然而寻求这部书却没有找到。襄阳处士王士元说,《庄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传》作《亢仓子》,其实是同一个人。现在这部书,是取诸子中义理相近的文字来补足亡佚部分的。它就是王士元补亡的书,柳宗元不知道其中缘故便贸然攻击它,可见他很急于讥评别人。书中多写古文奇字,难道是因为内在内容不足,必定要借助外在修饰吗?何璨作注。《素书》一卷 以上题作黄石公所著,共一千三百六十六字。书中讲述治理国家、治理家庭和修养自身的方法,但▯乱而没有系统,大概是采集各书拼合而成的。《无尽居士注素书》一卷 以上是皇朝张商英作的注。张商英说《素书》共有六篇。考察《汉书》,黄石公在圯桥上把书授给子房,世人多认为那就是《三略》,大概是弄错了。晋代发生战乱时,有盗墓者挖掘子房的坟墓,在枕中得到这部书。张商英的说法,世上没有人相信。《七贤注阴符经》一卷,《李筌注阴符经》一卷 以上是唐代少室山布衣李筌的注。他说:“《阴符经》是黄帝的书。有人说是黄帝从广成子那里得到的,有人说是从玄女那里得到的,也有人说黄帝曾与风后、玉女讨论阴阳六甲,回来后亲自写下这件事。‘阴’就是隐暗,‘符’就是符合。天的机密暗中与事物的机理相合,所以称为‘阴符’。”皇朝黄庭坚鲁直曾在书后题跋说:“《阴符经》出自李筌。熟读它的文字,就知道不是黄帝的书。大概他想使文辞奇特古雅,反而变得诡谲荒诞、不合常理;其中夹杂兵家言语,又妄自解说太公、范蠡、鬼谷、张良、诸葛亮的训注,尤其可笑。可惜没有经过柳子厚的一番攻击。” 《天机子》一卷 以上没有注明撰写人,共二十五篇。有人说它另一个名称是《阴符二十四机》,是诸葛亮撰写的。我看它的文辞和旨意,大概是李筌所作,只是托名于孔明。它被收入《道藏》。《无能子》三卷 以上没有注明撰写人。唐代光启三年,天子在褒地。他寄居在三辅景氏家中,写成三十篇书,阐述老子、庄子关于自然的宗旨,《总目》把它列入道家。△《四子治国枢》四卷 右录唐代范干九所辑的《四子治国枢》。“四子”指庄子、文子、列子、亢仓子。其主旨认为,黄帝、老子的道,向内足以修养自身,向外足以治理国家。周王得到文子的言论,赵王采纳庄周的主张,都能够振兴国家、达到治理,所以选取其中有益于治国之道的内容,分为二十门。◎法家类 △《管子》二十四卷 右为刘向校定的书,共八十六篇,如今亡佚十篇。世人称为齐国管仲所撰。杜佑《指略序》说:“唐代房玄龄作注。书中记载管仲将死时回答桓公的话,疑心是后人续写的。注释也相当浅陋,恐怕不是房玄龄所作,有人说是尹知章所作。”管仲使诸侯九次会盟,以尊崇王室;但他建造三归台、设置反坫,僭越比拟诸侯国君,因此孔子称许他的仁德,却鄙薄他不懂礼。议论者因此认为,管仲只懂得治理别人,却不懂得治理自己。我读管仲的书,看见他谨慎制定政令,疏通商业流通、均平劳役,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既使国家富足强盛,又很重视用礼义廉耻教化本国风俗。如《心术》《白心》等篇,也曾间接听闻端正内心、真诚意念的道理。他能够匡正天下,使国君成为五霸中最强盛的一位,是理所当然的。那些说他奢侈骄纵的话,大概不是他不知道这些道理,只是他的志意容易满足,不能亲身实行罢了。孔子这样说,大抵是因为古人常把不实行礼看作不懂礼,陈司败讥讽鲁昭公的话也是如此。既然如此,这部书本来没有什么不好,后世想要治理国家的人或许可以以此为准;即使这样,也还可以制服四夷、安定中原,学者怎么能够忽视它呢!因此我校正了其中的文字,并辨析了其中的训释。△《韩非子》二十卷 右为韩非所撰。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喜好刑名法术之学,写有《孤愤》《五蠹》《说林》《说难》等十多万字。秦王看到他的书,感叹说:“如果能得到这个人,同他交游,即使死了也不遗憾。”于是急忙攻打韩国,俘获韩非。后来因李斯的诋毁,交给司法官吏审讯,令他自杀。这部书共五十五篇。它的思想极为刻薄冷酷,毫无诚意,认为夫妇、父子全都不足以互相信任;但其中又有《解老》《喻老》篇,所以太史公认为,它的大体内容都根源于道德之意。老子的思想本来很高深,世人都奇怪它的流裔为什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却完全不知道《老子》中有“将要收敛它,必先姑且扩张它;将要削弱它,必先姑且增强它;将要废弃它,必先姑且兴盛它;将要夺取它,必先姑且给予它”,以及“想要居于别人之上,必定先在言语上对他谦下;想要先于别人,必定先把自己放在别人之后”这样的话,这其实就是欺诈。这大概就是老子之学一传而成为韩非之学的原因吧。
△《商子》五卷右秦公孙鞅撰。鞅,卫之庶孽,好刑名之学。秦孝公委之以政,遂致富强,后以后诛。鞅封于商,故以名其书。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太史公既论鞅刻薄少恩,又读鞅开塞书,谓与其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有以也。《索隐》曰:“开谓刑严峻则政化,开塞谓布恩惠则政化塞。”今考其书,司马贞盖未尝见之而妄为之说耳。《开塞》乃其第七篇,谓道塞久矣,今欲开之,必刑九而赏一。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矣。由此观之,鞅之术无他,特恃告讦而止耳。故其法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告奸者与杀敌同赏,此秦俗所以日坏,至于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脱也。太史公之言,信不诬也。
△《名家类尹文子》二卷右周尹文撰,仲长氏所定。序称文富齐齐宣王时居稷下,学于公孙龙,龙称之。而《前汉艺文志》叙此书在龙书上。颜师古谓文尝说齐宣王,在龙之前。《史记》云公孙龙客于平原君,君相赵惠文王,文王元年,齐宣王没已四十馀岁。矣则知文非学于龙者也。今观其书,虽专言刑名,然亦宗六艺,数称仲尼,其叛道者盖鲜。岂若龙之不宗贤圣、好怪妄言哉!李献臣云:“仲长氏,统也。熙伯,缪袭字也。”《传》称统卒于献帝逊位之年,而此云“黄初末到京师”,岂史之误乎?此本富顺李氏家所藏者,谬误殆不可读,因为是正其甚者,疑则阙焉。
△《邓析子》二卷右《邓析》二篇。文字讹缺,或以“绳”为“渑”,以“巧”为“功”,颇为是正其谬,且撮其旨意而论之。曰:先王之世,道德修明,以仁为本,以义为辅。诰命谟训则着之《书》,讽颂箴规则寓之《诗》,《礼》、《乐》以彰善,《春秋》以惩恶,其始虽若不同而其归则合。犹天地之势殊而育物之化均,寒暑之气异而成岁之功一,岂非出于道德而然邪!自文、武既没,王者不作,道德晦昧于天下而仁义几于熄。百家之说蜂起,各求自附于圣人,而不见夫道之大全,以其私知臆说,讠华世而惑众。故九流皆出于晚周,其言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失。其长盖或有见于圣人,而所失盖各奋其私知,故明者审取舍之而已。然则析之书岂可尽废哉!《左传》曰:“驷▯▯杀析而用其《竹刑》。”班固录析书于名家之首,则析之学,盖兼名、法家也。今其书大旨讦而刻,真其言也,无可疑者。而其间时▯取他书,颇▯杂不伦,岂后人附益之欤?
△《人物志》三卷右魏邯郸刘劭孔才撰,伪凉敦煌刘▯丙注。以人之材器志尚不同,当以“九徽”、“八观”,审察而任使之。凡十二篇。劭,郄虏所荐。虏,谮杀孔融者,不知在劭书为何等,而劭受其知也。◎墨家类
△《墨子》五十卷右宋墨翟撰。战国时,为宋大夫,着书七十一篇,以“贵俭”、“兼爱”、“尊贤”、“右鬼”、“非命”、“上同”为说。荀、孟皆非之,而韩愈独谓“辨生于末学,非二师之道本然也。”
△《晏子春秋》十二卷右齐晏婴也。婴相景公,此书着其行事及谏诤之言。昔司马迁读而高之,而莫知其所以为书。或曰晏子为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后为之。唐柳宗元谓迁之言不然,以为“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着其事,以增高为已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非儒、明鬼,皆出《墨子》,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自向、歆、彪、周皆录之儒家,非是。后宜列之墨家。”今从宗元之说云。◎纵横家类
△《鬼谷子》三卷右鬼谷先生撰。按《史记》,战国时隐居颖川阳城之鬼谷,因以自号。长于养性治身,苏秦、张仪师之。叙谓此书即授之二子者,言捭阖之术,凡十三章。《本经》、《持枢》、《中经》三篇,梁陶弘景注。《隋志》以为苏秦书,《唐志》以为尹知章注,未知孰是。陆龟蒙诗谓鬼谷先生名讠利,不详所从出。柳子厚尝曰:“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鬼谷子》后出,而▯▯峭薄,恐其言妄乱世难信,尤者晚乃益出《七术》,怪谬异甚,言益隘,使人猖狂失守。”来鹄亦曰:“鬼谷子昔教人诡绐激讦,揣测忄佥滑之术,悉备于章旨,六国时得之者,惟仪、秦而已。始捭阖、飞箝,实今之常态。”是知渐漓之后,不读鬼谷子书者,其行事皆若自然符合也。昔仓颉造字,鬼为之哭。不知鬼谷作是书,鬼复何为邪?世人欲知鬼谷子者,观二子言略尽矣。故掇其大要,着之篇首。
译△《商子》五卷 右为秦国公孙鞅所撰。公孙鞅是卫国庶出的公子,喜好刑名之学。秦孝公把政权交给他,于是使秦国富足强盛,后来因变法而被诛杀。公孙鞅受封于商地,所以用“商”命名他的书。本来二十九篇,如今亡佚三篇。太史公既评论公孙鞅刻薄少恩,又读了他的《开塞》篇,认为书中的主张同他的实际行事相似;他最终得到恶名,是有原因的。《索隐》说:“所谓‘开’,是说刑罚严峻,政治教化就能推行;所谓‘开塞’,是说广布恩惠,政治教化就会闭塞。”现在考察这部书,司马贞大概从未见过它,只是妄自作了这种解释。《开塞》是其中第七篇,说道:治道闭塞已久,如今想要使它通达,必须刑罚九分、奖赏一分。刑罚施用于将要犯罪的人,重大邪恶就不会发生;奖赏施用于告发奸恶的人,细小过错就不会遗漏。重大邪恶不发生,细小过错不遗漏,国家就能治理好。由此看来,公孙鞅的法术没有别的,不过是专门依靠告发揭露而已。所以他的法律规定,不告发奸恶的人与投降敌人同样处罚;告发奸恶的人与杀死敌人同样奖赏。这就是秦国风俗日益败坏,直到父子互相残害,而公孙鞅自己也不能脱身的原因。太史公的话,确实没有欺骗我们。△《名家类尹文子》二卷 右为周代尹文所撰,由仲长氏校定。序文称,尹文在齐宣王时居住于稷下,向公孙龙学习,公孙龙称许他。但《前汉艺文志》叙列此书时却在公孙龙的书之前。颜师古认为,尹文曾游说齐宣王,时间在公孙龙之前。《史记》说公孙龙曾为平原君的门客;平原君辅佐赵惠文王,而赵惠文王元年距离齐宣王去世已经四十多年。由此可知,尹文不可能向公孙龙学习。现在看这部书,虽然专门讲刑名,但也以六艺为宗旨,多次称说仲尼,同道相悖的地方大概很少。哪里像公孙龙那样不尊奉贤人圣人、喜好怪诞妄言呢!李献臣说:“仲长氏就是仲长统。熙伯是缪袭的字。”《传》称仲长统死于献帝逊位那一年,但这里却说“黄初末年到京师”,难道是史书记载有误吗?这部书是富顺李氏家中收藏的本子,错误多得几乎无法阅读,因此我校正其中最严重的部分;有疑问的地方就暂且保留。△《邓析子》二卷 右为《邓析》二篇。文字有讹误残缺,有的把“绳”误作“渑”,把“巧”误作“功”。我对其中的错误作了不少校正,并且概括其主旨加以论述:先王的时代,道德修明,以仁为根本,以义为辅助。诰命、谋议、训诫等写在《尚书》中,讽谏、歌颂、箴言、规诫等寄寓在《诗经》中;《礼》《乐》用来彰明善行,《春秋》用来惩戒恶行。它们开始时似乎各不相同,但最终归宿却相合。这就如同天地的形势虽不同,养育万物的作用却相同;寒暑的气候虽不同,成就一年岁时的功效却是一致的,难道不是都由于道德而这样吗!自从周文王、周武王去世以后,圣王不再出现,道德在天下昏暗不明,仁义也几乎熄灭。诸子百家的学说纷纷兴起,各自寻求依附圣人,却看不见大道的整体,只凭个人的知识和主观臆说欺骗世人、迷惑众人。因此九流都出现在晚周时期,它们的言论各有所长,却不能没有失误。它们的长处,大概有的是看到了圣人的某些方面;它们的失误,大概是各自逞强于个人的见解,所以明智的人只须审慎地取舍罢了。既然如此,邓析的书难道可以全部废弃吗!《左传》说:“驷▯▯杀死邓析而采用他的《竹刑》。”班固把邓析的书列在名家之首,那么邓析的学说大概兼有名家、法家两家的特点。如今这部书的主旨大多是攻讦而刻薄,这确实是邓析的言论,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但其中有时又杂取其他书籍的内容,颇为混杂而不合体例,难道是后人增益进去的吗?△《人物志》三卷 右为魏国邯郸人刘劭、字孔才所撰,伪凉敦煌人刘▯丙所作注。认为人的才干、器识、志向和崇尚各不相同,应当用“九征”“八观”加以审察,然后任用他们。全书共十二篇。刘劭是郄虏推荐的。郄虏就是诬陷并杀害孔融的人,不知道他在刘劭的书中属于什么等级,而刘劭却受到他的知遇。◎墨家类 △《墨子》五十卷 右为宋国墨翟所撰。战国时期,墨翟任宋国大夫,著书七十一篇,以“贵俭”“兼爱”“尊贤”“右鬼”“非命”“上同”为主要主张。荀子、孟子都批评他,只有韩愈说:“辨析之说产生于后来的学者,并不是两位老师原本的道理。” △《晏子春秋》十二卷 右为齐国晏婴所作。晏婴辅佐齐景公,这部书记载他的事迹以及进谏诤谏的话。从前司马迁读到它,十分推重,却不知道这部书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有人说是晏子所作,后人接续完成;有人说是晏子后代所作。唐代柳宗元认为司马迁的话不对,认为:“墨子的门徒中有齐国人写了这部书。墨子崇尚节俭,晏子又以节俭闻名于世,所以墨子的门徒尊崇并记述他的事迹,以此提高和扩大自己学说的声望。而且书中的主旨多有崇尚‘上同’、兼爱、非乐、节用、反对厚葬久丧、反对儒家、彰明鬼神等内容,都是出自《墨子》;书中又常常说墨子听到晏子的道理而称许他,这一点非常明显。自刘向、刘歆、班彪、班固以来,都把它列入儒家,这是不对的。以后应当把它列入墨家。”现在我采用柳宗元的说法。◎纵横家类 △《鬼谷子》三卷 右为鬼谷先生所撰。考察《史记》,战国时期,鬼谷先生隐居在颍川阳城的鬼谷,因此用它作为自己的号。他长于修养性情、治理身体,苏秦、张仪都拜他为师。书序说,这部书就是鬼谷先生传授给苏秦、张仪二人的,讲的是捭阖之术,共十三章。《本经》《持枢》《中经》三篇由梁代陶弘景作注。《隋志》认为它是苏秦的书,《唐志》认为是尹知章作注,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陆龟蒙的诗说鬼谷先生名为“▯利”,但不知道这个说法出自哪里。柳子厚曾说:“刘向、班固著录的书中没有《鬼谷子》。《鬼谷子》是后来出现的,而且文辞▯▯峭薄,恐怕其中的言论荒诞、扰乱世道,难以取信;尤其是到了晚近,又增加了《七术》,怪诞错误非常严重,言论更加狭隘,使人狂妄而失去操守。”来鹄也说:“鬼谷子从前教人诡诈欺骗、激烈攻讦、揣测险滑的权术,这些全都具备于各篇主旨之中。六国时期得到这些学说的,只有张仪、苏秦罢了。起初所谓捭阖、飞箝,实际上就是今天常见的社会状态。”由此可知,在世风逐渐败坏以后,不读《鬼谷子》的人,其行事也都会像自然地符合其中的道理一样。从前仓颉造字,鬼都为之哭泣。不知道鬼谷子写成这部书后,鬼又会做什么呢?世人想要了解鬼谷子,看看苏秦、张仪二人的言论,大体就都知道了。所以摘取其中的大意,写在篇首。
△《战国策》三十三卷右汉刘向校定三十三篇。东、西周各一,秦五,齐六,楚、赵、魏各四,韩、燕各三,宋卫、中山各一。旧有五号,向以为皆战国时游士策谋,改定今名。其事则上继春秋,下讫楚、汉之起,凡二百四十五年之间。《崇文总目》多阙,至皇朝曾巩校书,访之士大夫家,其书始复完。汉高诱注,今止十篇,馀逸。历代以其记诸国事,载于史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此。●卷十二◎杂家类
△《吕氏春秋》二十六卷右秦吕不韦撰,后汉高诱注。按《史记不韦传》云:不韦相秦,招致辨士,厚遇之。使人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馀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有能增损一字者予之,时人无增损者。高诱以为非不能也,畏其势耳。昔《张侯论》为世所贵,崔浩《五经注》,学者尚之。二人之势,犹能使其书传如此,况不韦权位之盛,学者安敢牾其意而有所更易乎?诱之言是也。然十二纪者,本周公书,后儒置于《礼记》,善矣。而目之为“吕令”者,误也。
△《淮南子》二十一卷右汉刘安撰。淮南厉王长子也。袭封,招致儒士宾客讲论道德,总统仁义,着内书二十一篇,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避父讳,以“长”为“修”。后汉许慎注。慎自名注曰“记上”。今存《原道》、《ㄈ真》、《天文》、《坠形》、《时则》、《览冥》、《精神》、《本经》、《主术》、《缪称》、《齐俗》、《道应》、《▯论》、《诠言》、《兵略》、《说山》、《说林》等十七篇。《李氏书目》亦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目》则云存者十八篇。盖《李氏》亡二篇,《崇文》亡三篇。家本又少其一,俟求善本是正之。
△《子华子》十卷右其传曰:“子华子,程氏,名本,晋人也。”刘向校定其书。按《庄子》称“子华子见韩昭侯”,陆德明以为魏人,既不合。又《艺文志》不录《子华子》书。观其文辞,近世依▯为之者也。其书有“子华子为赵简子不悦”,又有“秦襄公方启西戎,子华子观政于秦。”夫秦襄之卒在春秋前,而赵简子与孔子同时,相去几二百年,其▯牾类如此。且多用《字说》,谬误浅陋,殆元丰以后举子所为耳。
△《孔丛子》七卷右楚孔鲋撰。鲋,字子鱼,孔子八世孙也。仁陈胜,为博士,以言不见用,▯目疾而退,论集其先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顺之言及己之行事,名之曰《孔丛子》,凡二十一篇。丛之为言聚也。《邯郸书目》云:“一名《盘盂》,取事杂也。至汉,孔臧又以其所著赋与书,谓之《连丛》,附于卷末,凡十篇。嘉▯中,宋咸为之注。”按《汉志》无《孔丛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杂家有孔甲《盘盂书》二十六篇。其注谓“孔甲,黄帝史。或曰夏帝,疑皆非。”今此书一名《盘盂》,《独治篇》又云鲋或称孔甲,《连丛》又出孔臧。意者《孔丛子》即《汉志》孔甲《盘盂书》,而亡六篇;《连丛》即《汉志》孔臧收,而其子孙或续之也。《崇文总目》亦录于杂家,今从之。
△《风俗通义》十卷右汉应劭撰。劭,字仲远,奉之子。笃学,博览多闻。灵帝时举孝廉,仕至泰山太守。撰《风俗通》以辨物名号,释时俗嫌疑。文虽不典,世服其洽闻。
△《论衡》三十卷右后汉王充仲任撰。充好论说,始如诡异,终有实理。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后蔡邕得之,秘玩以为谈助云。世谓汉文章温厚尔雅,及其东也已衰。观此书与《潜夫论》、《风俗通义》之类,比西京诸书骤不及远甚,乃知世人之言不诬。
△《抱朴子外篇》十卷右晋葛洪稚川撰。自号抱朴子,博闻深洽,江左绝伦,着书甚富。言黄白之事者,名曰《内篇》,其馀《外篇》。《晋书》:内外通有一百一十六篇,今世所传者,四十篇而已。《外篇》颇言君臣理国用刑之道,故附于杂家云。
△《金楼子》十卷右梁元帝绎撰。书十篇,论历代兴亡之迹,《箴戒》、《立言》、《志怪》、《杂说》、《自叙》、《着书》、《聚书》,通曰“金楼子”者,在藩时自号。
△《刘子》三卷右齐刘书孔昭撰,唐袁政注。凡五十五篇。言修心治知之道,而辞颇俗薄。或以为刘勰,或以为刘孝标,未知孰是。
△《长短经》十卷右唐赵蕤撰。《北梦琐言》云:蕤,梓州盐亭人。博学韬钤,长于经世。夫妇俱有隐操,不应辟召。论王伯机权正变之术。第十卷载阴谋,家本阙,今存者六十四篇。
译△《战国策》三十三卷 右为汉代刘向校定的三十三篇:东周、西周各一篇,秦五篇,齐六篇,楚、赵、魏各四篇,韩、燕各三篇,宋、卫、中山各一篇。旧本有五种名称,刘向认为它们都是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谋略,于是改定为现在的名称。书中记事上承《春秋》,下至楚、汉兴起,共二百四十五年间的事情。《崇文总目》所载多有缺佚,到了皇朝曾巩校书时,向士大夫家访求,这部书才重新完整。汉代高诱作注,如今只保存十篇,其余散佚。历代因为它记载各国的事情,都把它列在史部。我认为它所记的事情并不都是实录,难以全部相信;大概是学习纵横之术的人所写,应当列在纵横家类之下。●卷十二 ◎杂家类 △《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右为秦国吕不韦所撰,后汉高诱作注。考察《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吕不韦辅佐秦国,招致能言善辩的士人,优厚地礼遇他们。让每个人写下自己的见闻,汇集议论,编成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字,认为可以完备天地万物和古今之事,名为《吕氏春秋》。他把书公布在咸阳市门,在上面悬挂千金,有谁能增删一字就赏给他;当时没有人增删。高诱认为,并不是人们不能增删,而是畏惧吕不韦的势力。从前《张侯论》受到世人珍视,崔浩的《五经注》也为学者所推崇。这两人的势力尚且能够使他们的书这样流传,何况吕不韦权位极盛,学者怎么敢违背他的意思而有所改易呢?高诱的话是对的。然而,所谓十二纪,本来是周公的书,后来儒生把它置于《礼记》中,这是正确的;但把它题名为“吕令”,却是错误的。△《淮南子》二十一卷 右为汉代刘安所撰。刘安是淮南厉王刘长的长子。他承袭封爵,招致儒士和宾客讲论道德,总括仁义,撰写《内书》二十一篇,名为《鸿烈》。“鸿”是大的意思,“烈”是明的意思,意为阐明大道的言论。为了避父亲刘长的名讳,把“长”改作“修”。后汉许慎作注。许慎自己把注题名为“记上”。如今保存有《原道》《▯真》《天文》《坠形》《时则》《览冥》《精神》《本经》《主术》《缪称》《齐俗》《道应》《▯论》《诠言》《兵略》《说山》《说林》等十七篇。《李氏书目》也说第七篇、第十九篇亡佚,《崇文目》却说现存十八篇。大概《李氏书目》所说亡佚两篇,《崇文目》所说亡佚三篇。我家藏本又少了一篇,等待寻得善本后再校正。△《子华子》十卷 右据传记说:“子华子姓程,名本,是晋国人。”刘向校定了他的书。考察《庄子》称“子华子拜见韩昭侯”,陆德明认为他是魏国人,这已经不相合了。又据《艺文志》,其中没有著录《子华子》一书。观察它的文辞,应该是近世假托而作的。书中有“子华子使赵简子不高兴”的话,又有“秦襄公正开拓西戎,子华子到秦国观察政事”的话。秦襄公死在春秋以前,而赵简子与孔子同时代,两者相距将近二百年;它的抵牾大多如此。而且书中多用《字说》,错误浅陋,大概是元丰以后应试举子所作的。△《孔丛子》七卷 右为楚国孔鲋所撰。孔鲋字子鱼,是孔子第八世孙。他对陈胜讲仁义,任博士,因为自己的言论不被采用,便托称眼睛有病而退隐;他评论、汇集先祖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顺的言论以及自己的事迹,命名为《孔丛子》,共二十一篇。“丛”的意思是聚集。《邯郸书目》说:“另一个名称叫《盘盂》,取其内容杂而广的意思。到了汉代,孔臧又把自己所写的赋和文章称为《连丛》,附在书末,共十篇。嘉祐年间,宋咸为它作注。”考察《汉志》,没有《孔丛子》,但儒家有《孔臧》十篇,杂家有孔甲《盘盂书》二十六篇。其注说:“孔甲是黄帝的史官;有人说是夏代帝王,这两种说法恐怕都不对。”如今这部书另名《盘盂》,《独治篇》又说孔鲋有时称为孔甲,《连丛》又出自孔臧。推想起来,《孔丛子》就是《汉志》中的孔甲《盘盂书》,只是亡佚了六篇;《连丛》就是《汉志》所说孔臧的作品,后来他的子孙也许又续写了它。《崇文总目》也把它列入杂家,如今依从这一说法。△《风俗通义》十卷 右为汉代应劭所撰。应劭字仲远,是应奉的儿子。他专心求学,博览群书,见闻广博。汉灵帝时被举为孝廉,官做到泰山太守。他撰写《风俗通》,用来辨析事物的名称和称号,解释当时风俗中的疑难。文章虽然不够典雅,但世人都佩服他见闻广博。△《论衡》三十卷 右为后汉王充、字仲任所撰。王充喜欢议论学说,开始时似乎诡异,最终却都有实际道理。因为世俗儒生拘守文字,多半失去了事物的真实,于是他闭门深思,在门、窗和墙壁上各放置刀和笔,写成《论衡》八十五篇,用来说明事物类别的异同,纠正当时风俗中的疑惑。后来蔡邕得到这部书,秘密珍藏玩味,把它作为谈论时的助益。世人说汉代文章温厚典雅,但到了东汉已经衰落。看这部书以及《潜夫论》《风俗通义》之类,同西汉的诸书相比,远远不能相提并论,由此可知世人的说法并没有欺骗我们。△《抱朴子外篇》十卷 右为晋代葛洪、字稚川所撰。葛洪自号抱朴子,见闻广博而深厚,在江东无人能比,著书很多。谈论炼制黄白之术的,称为《内篇》;其余的称为《外篇》。《晋书》说,内外篇合计一百一十六篇,如今世上流传的只有四十篇。《外篇》多谈君臣关系、治理国家和使用刑罚的道理,所以列入杂家。△《金楼子》十卷 右为梁元帝萧绎所撰。全书十篇,论述历代兴亡的事迹;《箴戒》《立言》《志怪》《杂说》《自叙》《著书》《聚书》等篇,合称“金楼子”,这是他在藩王任上时所取的自号。△《刘子》三卷 右为齐代刘书、字孔昭所撰,唐代袁政作注。共五十五篇。书中讲修养内心、治理认知的道理,但文辞颇为浅俗。有人认为作者是刘勰,有人认为是刘孝标,不知道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长短经》十卷 右为唐代赵蕤所撰。《北梦琐言》说:赵蕤是梓州盐亭人,博学而精通韬略,长于经世治国。夫妻二人都有隐逸的操守,不接受征召。书中论述君王、霸主运用权谋以及因时制宜、正道和变道的策略。第十卷记载阴谋,家藏本缺失;如今保存六十四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