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欧阳诗本义》十五卷 以上是本朝欧阳修、字永叔所撰。欧阳公解释《诗经》时，凡是毛氏、郑氏的说法已经妥善的，就沿用而不改；至于依据先圣之言考察却违背义理、按照人情考察又行不通的，才加以改易，所以他的所得比各位儒者都多。不过，他平日不相信符命，曾经著书说《周易》《河图》《洛书》都是妖妄之说，如今又把《生民》《玄鸟》这些诗说成怪诞之说。苏轼说：“帝王兴起时，他们受天命的符瑞，明确地见于《诗》《书》的很多。《河图》《洛书》以及《玄鸟》《生民》这几篇诗，怎么能说是欺诈呢！遗憾的是，学者推究得过于详尽，流入谶纬之学；后来君子又矫枉过正，一概跟着废弃它们，认为王莽、公孙述之流是借此作乱。假使汉朝没有失去听从这些说法，王莽、公孙述又从哪里兴起？但若因此反过来归罪于三代受命的符瑞，也同样过分了。” △《新经毛诗义》二十卷 以上是本朝熙宁年间设置经义局后编撰的《三经义》之一，都是以王安石的学说为根据。《毛诗》先命王▯训释其文辞，又命王安石训释其义理。书成以后，赐给太学，并颁行天下，用来选取士人。△《苏氏诗解》二十卷 以上是本朝苏辙、字子由所撰。他认为《毛诗序》是卫宏所作，并非孔氏旧本，因此只保留开头一句，其余全部删去。考察司马迁说：“周道衰微，于是《关雎》创作出来。”扬雄说：“周、康王时期，《颂》的歌声在下方兴起，《关雎》在上方创作出来。”这与现在《毛诗序》的意思完全不同。由此可知，《序》显然不是孔氏的旧本。虽然如此，如果删去《序》而不看，那么《诗经》的文辞中有些地方就会幽深迷蒙、无法理解，因此不得不保留开头的一句话。△《伊川诗说》二卷 以上是本朝程颐、字正叔的门人记录其老师讲论经书的话。△《毛诗辨疑》一卷 以上是本朝杨时、字中立所撰。△《陈氏诗解》二十卷 以上是本朝陈少南所撰。◎礼类 △《周礼》十二卷 以上是郑玄作的注。汉武帝时，河间献王打开进献书籍的渠道，得到《周官》五篇，但缺失《冬官》一篇，于是悬赏千金征求，没有得到，便取《考工记》来补足缺漏。到汉孝成帝时，刘歆校理宫中秘藏的书籍，才开始为它编排篇次，并著录在《录略》中，却遭到众儒排斥废弃。只有刘歆认为它记载了周公使天下达到太平的事迹。汉明帝永平年间，杜子春最初能够通晓它的读法，郑众、郑兴也曾经传授过这门学问。郑玄都引用他们的说法，用来参照解释其中的异同。所谓“大夫”，指郑兴；所谓“司徒”，指郑众。△《石经周礼》十二卷 以上是伪蜀孙朋吉所书。以监本校正其中的注释，有的地方多出，有的地方脱漏，有的地方不同，总数达到数千处。△《仪礼》十七卷 以上是郑氏作的注。两汉诸儒得到古文《礼》共五十六篇。高堂生传授广博的《士礼》十七篇，称为《礼仪》。《丧服传》一卷，是子夏所作。书中的说法是：《周礼》是根本，圣人以身体现它；《仪礼》是末节，圣人亲自履行它。作为根本时，重大的事项排在前面，所以《周礼》的宗伯按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的次序排列五礼；作为末节时，轻微的事项排在前面，所以《礼仪》先讲冠礼、婚礼，后讲丧礼、祭礼。唐代韩愈说，文王、周公的法制大致就在这里，只可惜没有生逢那个时代，不能在其中进退揖逊。△《礼记》二十卷 以上是汉代戴圣编纂、郑康成作注的书。戴圣，就是通常所说的小戴。这部书是孔子去世以后，七十子门徒共同记录下来的。《中庸》是孔▯所作，《缁衣》是公孙尼子所作，《王制》是汉文帝时期的博士所作，由河间献王搜集后献上。刘向校订为一百五十篇。大戴删定后为八十五篇；小戴又删定为四十六篇。马融传授这门学问时，又附入《月令》《明堂位》《乐记》，合为四十九篇。《石经礼记》二十卷 以上是伪蜀张绍文所书。书中没有记载年月，经文也没有避唐代皇帝的讳，应当是孟知祥僭位以后编成的。开头用《月令》，题作“御删定”，大概是唐明皇；题作“林甫等注”，大概是李林甫。其余篇次仍依旧本。议论者说：“《经礼》三百条，《曲礼》三千条，没有不敬这一条原则，一句话就足以概括它，所以先儒把它放在开头。孝明帝任情妄为，改变并扰乱篇次，实在毫无意义，他的罪过太大了。” △《大戴礼记》十三卷 以上是汉代戴德编纂的书。它也是河间王献上的一百三十一篇，刘向校订后，又得到《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戴德删去烦琐重复的内容，成为八十五篇。现今此书只剩四十篇，篇目从第三十九篇开始，没有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五十一四篇，却有两个第七十四篇，大概是因为旧本缺漏，照录下来。每卷都题作“今卷第几”，题名又作“九江太守戴德撰”。考察可知，九江太守是戴圣，戴德是信都王的太傅，大概是后人误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十一四篇〕 △《三礼义宗》三十卷 以上是梁代崔灵恩所撰。崔灵恩是武城人。年轻时专心治学，尤其精通《礼》和《传》；归附梁朝后担任博士，性情非常质朴。等到分析解释经书，才显示出极其精深细致的造诣。正始以后，社会不再崇尚经学，都从事空谈，公卿士大夫大概只把经学当作装点门面的文具罢了；而崔灵恩经学明达、品行修整，撰成《义宗》以及《诗》《易》《春秋》等书一百多卷，最终官至桂州刺史。这部书在唐代有一百五十篇，如今保存一百二十七篇。凡是两戴、王氏、郑氏各家说法的异同，都援引古代义理，斟酌评议其可否，是礼学著作中最好的。△《周礼疏》十二卷 以上是唐代贾公彦所撰。贾公彦是▯州人，永徽年间仕至太学博士。史书称他撰成此书四十卷，如今合并为十二卷。世人称赞它阐发郑氏之学最为详细明白。△《仪礼疏》五十卷 以上是唐代贾公彦所撰。齐代黄庆、隋代李孟η各自有《疏义》。贾公彦删取两部《疏义》编成此书。本朝曾下诏命邢▯校正它。△《礼记疏》七十卷 以上是唐代孔颖达等人在贞观年间奉诏撰写的。书序说：大戴、小戴同出戴氏而分门立派，王氏、郑氏同讲一部经而注释不同。从晋、宋直到周、隋，传授《礼》学的人，江左尤其兴盛，作义疏的很多，只有皇甫侃、熊安生的著作流传于世；不过皇甫氏的较好，所以如今以它为底本，其中不完备的地方，再用熊氏的著作补足。

译△《礼记外传》四卷 以上是唐代成伯▯所撰。《义例》二卷，共五十篇；《名数》二卷，共六十九篇。虽然书名以《礼记》为题，实际通篇都是用《三礼》来阐述。刘明素作序，张幼伦作注。△《唐月令》一卷 以上是唐明皇帝删定、李林甫等作注的书。序文说，吕氏把孟春定在太阳运行到营室的时候，却不知道节气会随着闰月而移动，节令会随着斗柄所指的方位而变化，于是再次删定，命李林甫与陈希烈等八人共同作解释。本朝景祐初年，改为依从旧文，因此另行流传。△《三礼图》二十卷 以上是聂崇义在周世宗时奉诏编纂的，以郑康成、阮谌等六家的图为依据加以刊定。本朝建隆二年进呈，赐给他紫绶犀带，奖励他勤于学习的志向。窦俨为它作序，其中说：周世宗以及当今皇帝，发扬尧、舜的典章制度，总括夏、商的礼制文献。命聂崇义撰写这部书，不因时代更替而有所抑扬，接近古代了。△《太常因革礼》一百卷 以上是本朝姚辟、苏洵所撰。嘉祐年间，欧阳修说礼院文书散失，请求命礼官编修。嘉祐六年，采用张洞的奏请，命姚辟、苏洵负责此事。到治平二年才完成，下诏赐给书名。李清臣说：“开宝以后，三次辑录礼书，推究其中的要旨归结，嘉祐年间这一次最为完备。然而繁简失当，讹误缺漏也没有补正，难道是有所拘束而不能充分施展吗！”何楦酿得太过分了。△《明道中庸解》一卷 以上是本朝程颢所撰。陈▯从江涛那里得到这部书，江涛从曾天隐那里得到，曾天隐从傅才孺那里得到，据说是李丙收藏的。明道是程颢的私谥。△《芸阁礼记解》四卷 以上是本朝吕大临、字与叔所撰。与叔拜程颐、字正叔为师，《礼》学非常精深广博，对《中庸》《大学》尤其用心。△《编礼》三卷 以上是本朝吕大临、字与叔编纂的书。以《士丧礼》为根本，取《三礼》的内容附在其中，从人刚死直到祥祭、练祭，都分别按类别编排。它对后学的施教非常详尽。只是还遗憾所编的五礼中只有凶礼。△《新经周礼义》二十二卷 以上是本朝王安石、字介甫所撰。熙宁年间设置经义局，介甫亲自撰写《周官义》十多万字，但不解释《考工记》。考察秦火以后，《周礼》比其他经书最后出现，议论它的人各不相同。只有刘歆称它为周公使天下达到太平的事迹；郑氏则说，周公复辟以后，把它授给成王，使成王居住在洛邑，治理天下；林孝存认为它是混乱荒谬、无法验证的书；何休也说这是战国六国的阴谋之说。过去北宫▯问孟子周王室颁行爵禄的制度，孟子认为诸侯厌恶它损害自己的利益，已经把有关典籍毁掉了。这样看来，从孟子时代起就已经没有《周礼》了，何况还经历了秦火呢？林孝存、何休非难它，确实是有道理的。只是不了解刘歆、郑玄依据什么这样说？然而他们两人自己的说法又互相违背、各不相同。王莽曾经取《周礼》来施行，聚敛财物，亵渎祭祀，烦扰百姓，政令琐碎而诡异，远远背离人情；用于文章则可以观赏，施行于事务却难以实行，王莽后来逐渐导致大乱，都是因为这个。此后只有苏绰、王通认为它好，各位儒者从未有这样的看法。至于介甫，因为此书有一半内容是讲理财，便接受了它；他施行青苗法之类的措施，都从中考察取法。因此，他用来解释此书义理的内容，大概是把自己创立的新法全部附会写入其中，务求堵住议论者的嘴。后来他的党羽蔡卞、蔡京继承并阐述介甫的主张，企图把这些内容全部实行，园田法、方田法都属于这一类。周朝是姬姓，所以周王的女儿称为王姬；除去同姓女子，像宋、齐等国的女子，也不称姬，而是各按本国姓氏称呼，称为子氏、姜氏。赵氏属于嬴姓，蔡京竟命令皇帝的女儿称为帝姬。唉，甚至连姓氏也要跟着改，真是太过分了！时间久了，灾祸接连发生，与王莽没有不同，难道近于《尚书》所说的“与乱同事”吗？△《郊庙礼文》三十一卷 以上是本朝杨完所撰。元丰初年，因为郊庙礼文有讹误错乱，下诏命陈襄、李清臣、王存、黄履、何洵直、孙谔、杨完到太常寺考察历代制度沿革，依据诏令考订其得失，又命陆佃、张ロ审定；后来由于前后曾经进呈《礼文》，便只命杨完分类编纂。元丰五年，书成后进呈皇帝。这部书虽然引用依据广博，但出自多人之手，前后屡有重复，繁杂琐碎得很。△《周礼义辨疑》一卷 以上是本朝杨时、字中立所撰。△《晁以道中庸篇》一卷 以上是从父詹事公所撰。近世学者把“中庸”解释成两件事，即使程正叔也是如此，所以解说这部书的人都穿凿附会，把它分成两层。于是以胡先生、司马温公、程明道、张横渠、王肃、郑玄等人的说法为依据，撰成这部传。△《游氏中庸解》一卷 以上是皇朝游酢、字定夫所撰。游酢也是程正叔的门人。△《杨中立中庸解》一卷 以上是皇朝杨时、字中立所撰。杨时记载程正叔的话说：“不偏不倚叫作中，不改变叫作庸。”大概也还是王氏的说法。△《周公谥法》一卷 以上一书的序说：“周公旦、太公望辅佐继承王位的姬发，在牧野建立功勋；到临终将要下葬时，才制定谥法。”共计一百九十多条。谥法，《隋志》把它附在《论语》类中，现在把它移到这里。△《春秋谥法》一卷 以上与《周公谥法》相类似，但稍有同有异。△《沈贺谥法》四卷 以上是梁代沈约所撰，共七百九十四条。贺琛又增加妇人的谥法二百三十八条。△《嘉▯谥法》三卷 以上是皇朝苏洵、字明允所撰。苏洵在嘉▯年间奉诏编定周公、《春秋》、《广谥》、沈约、贺琛、扈蒙六家的谥法，于是研究六家之说，又从《今文尚书》、《汲蒙师春》、蔡邕《独断》以及古人论谥的书中广泛采录，取其长处，加入新的意思，得到一百六十八个谥号、三百一十一条，删去了一百九十八条。又写了四篇论，叙述取舍这些内容的意图。△《集谥总录》一卷 以上是皇朝孙纬所撰。《春明退朝录》曾经分类汇集本朝获得谥号的人，约有二百人。孙纬任宗正寺丞时，沿用宋氏旧例，编录元丰以后的人，于是得到三百多人。从宗室、宰相以下，分为九等。其序文大略说：有些人的爵位已经很高，本应得到谥号却还没有听说获得谥号，如范质、吕馀庆、韩崇训、王博文、姜遵、王沔就是这样。

译△《太常礼书》一百五十卷 以上是皇朝陈祥道、字用之所撰。陈祥道在元▯初年以左宣义郎任太常博士，解释《礼》中的名物，并且绘制图像，十分精详博洽。朝廷听说后，发给纸札让他抄写进呈。现在世上流传的只剩五十卷，我喜爱它却遗憾它残缺不全，后来从叙州通判卢彭年家得到这部书，其中的图像目录用五彩装饰，于是才看到了它的全书。◎乐类 △《乐府杂录》一卷 以上是唐代段安节所撰，记载唐朝开国以来雅乐、郑声以及相关事情的起源。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先治理自身，所以把礼、乐的作用作为根本；后世治理国家的人，先治理人民，所以把礼、乐的作用当作末务。先王想要在天下彰明美德，深入推究其根本，必定先修养自身，而修身的关键在于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所以用礼来约束外在行为，用乐来陶养内心，使内心不正的念头没有机会萌发，外在不义的事情没有途径去做。一身修养好了，天下也就治理好了。因此，礼、乐的作用一刻也不能离开。后世却不是这样，制定法令，致力于整治天下，只是迎合自己暴戾放纵的心意，认为亲自实行并率领人民去做是迂腐空疏、不能采用的。若天下太平，喜好虚名的君主才会取用礼的威仪、乐的节奏，来文饰自己的治理罢了。这样，他们所谓的礼、乐，对于国家治乱成败的实际情况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说，后世治理国家的人，先治理人民，把礼、乐的作用放在末位。虽然如此，礼的仪文表现在外，容易看见，历代尚且不能废弃；至于乐的作用存在于内，隐微精妙，不是通常人的情性所能理解，所以自汉代以来，就把乐看作徒有形式的器物，杂用郑、卫以及夷狄的音乐，即使有时采用，也很快就被废弃失传，再也没有保存下来的，何况有关它的书呢！现在搜集了几种，姑且用来补充书目中的缺漏罢了。△《声律要诀》十卷 以上是唐代上党郡司马田畴所撰。田畴在序中说：“一切乐器，都依照律吕的声音，必须以当月的真实音响为根本。如果只是拘泥于累黍的文字记载，那么律吕与阴阳就不能再协调了。所以依据经书、史籍相互校验长短，写成这部书。” △《羯鼓录》一卷 以上是唐代南卓所撰。羯鼓本是夷乐，列在九部乐中，唐明皇开始喜爱它，所以开元、天宝年间盛行。南卓所记述的，大多是当时的曲子。△《琵琶故事》一卷 以上不详是什么人编纂的。△《教坊记》一卷 以上是唐代崔令钦所撰。开元年间，教坊特别兴盛，崔令钦把它记载下来。所记大都是鄙俗之事，对正乐没有什么益处。△《皇▯乐记》三卷 以上是皇朝胡瑗等人所撰。皇▯二年，下诏说：开国初年沿用王朴制定的乐，太祖担心它的声音太高，命令和岘把音律降低一律，但仍然没有完全合适。于是命胡瑗与阮逸等二十多人再次审定。皇▯四年，乐制完成，进奏给皇帝，皇帝驾临紫宸殿观看。这就是其中所说的内容。△《补亡乐书》三卷 以上是皇朝房庶所撰。古代的律法既已失传，后世讨论乐律的人，若纵向排列黍粒来制作尺，尺就长，而律管容纳的黍粒会有余，王朴就是这样；若横向排列黍粒来制作尺，尺就短，而律管容纳的黍粒会不足，胡瑗就是这样。所以房庶想先用一千二百粒黍，放入律管中，直到黍粒填满，得到九十分，作为黄钟的长度。他的学说大意是由律管产生尺。范蜀公依据这一说法来制作雅乐。△《范蜀公乐书》一卷 以上是皇朝范镇、字景仁所撰。范景仁论乐以房庶为宗，潜心研究四十多年，并拿出私人财物铸造乐器。元▯年间进呈给皇帝。△《五音会元图》一卷 以上不知是什么人所撰。书中说各种乐器各有乐谱，只取筚篥谱绘成图，用七音、十二律来说明，使俗人容易明白。△《乐府诗集》一百卷 以上是皇朝郭茂倩编次的。取古今乐府，分为十二门：郊庙歌辞十二类，燕射歌辞三类，鼓吹曲辞五类，横吹曲辞五类，相和歌辞十八类，清商曲辞八类，舞曲歌辞五类，琴曲歌辞四类，杂曲歌辞十八类，近代歌辞四类，杂谣歌辞七类，新乐府词十一类，共一百卷，包括传记、辞曲，几乎没有遗漏。△《古乐府》十卷，并《乐府古题要解》二卷 以上是唐代吴兢编纂的。杂采汉、魏以来的古乐府辞，共十卷。又从传记以及各家文集中搜集乐府产生的本义，用来解释古乐府题目。△《玉台新咏》十卷 以上是陈代徐陵编纂的。唐代李康成说：“从前徐陵在梁代时，父子都侍奉东朝，特别受到优厚待遇。当时承华殿喜好文学，尤其崇尚宫体诗，所以采集西汉以来文人所作的乐府艳诗，以备讽诵阅览。△《玉台后集》十卷 以上是唐代李康成采集梁代萧子范直到唐代张赴等二百零九人所作的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用来续接徐陵的编纂。序中说：“名字已经登在前集中的，今天一概不再收录；只有庾信、徐陵在周、陈两朝做官，既然属于不同朝代，按理不能遗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九人〕 △《大晟乐府推图》一卷 以上是皇朝政和年间建立大晟乐府时，以皇帝中指的长度作为黄钟的起点，摒弃古今诸儒关于异同的争论；这就是它的乐谱。△《琴筌》十卷 以上是皇朝苟以道所撰。记载制琴的方法、弹琴的诀窍以及琴谱。●卷三 ◎春秋类 △《春秋正经》十二卷 以上以《左氏经》为依据，与《公羊传》《穀梁传》不同的地方，注在下方。△《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 以上是晋代杜预、字元凯，汇集刘子骏、贾景伯父子、许惠卿、颖子严等人的注解编成的。他把《春秋》经文各年的内容与《左传》各年的内容相互附列，所以题名为《春秋经传集解》。其中阐发新意的地方很多，古今都称许它；但它的弊病是舍弃经文而相信传文。例如成公十三年麻隧之战，《左传》记载秦军战败，而《春秋》经文没有记载，杜预认为这是晋国有理、秦国理亏；又说韩地之战经文记载“战”，当时成公正在军中，不必另行报告；攻克并俘获敌人是有功的，也没有什么需要避讳。这些说法都不符合《左传》的体例，却不说是《左传》的错误，反而妄称是“经文缺漏”，严重到这种程度。△《春秋公羊传》十二卷 以上戴宏的序说：子夏把它传给公羊高，公羊高传给他的儿子公羊平，公羊平传给他的儿子公羊地，公羊地传给他的儿子公羊敢，公羊敢传给他的儿子公羊寿。到汉景帝时，公羊寿才和弟子胡毋子都把它写在竹帛上。后来传给董仲舒，董仲舒凭《公羊传》在朝廷上显名。又传了四代到何休，何休撰成《春秋公羊经传集诂》，这部书于是广泛流传。郑玄说《公羊传》长于谶纬，何休的注释引用谶纬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