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十五

译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十五

晋安甘韩眠羊甫辑

交涉

全权大臣奏陈商定各国使臣觐见礼节的奏折。

奏为按照和议总纲第十二款商定各国使臣觐见礼节，恭敬上奏请求圣鉴的事。据领衔的日本国使臣葛络干三月初一日的照会中写道：各国使臣一同觐见皇帝，必须在太和殿；若一国使臣单独入宫觐见，必须在干清宫。使臣呈递国书时，必须派遣御用轿舆及应有的侍从前往使馆迎接，并让参随官员一同迎接到觐见的宫殿。礼节完成后，一律送归。使臣携带国书，必须从各中门行走，皇帝必须亲手接收国书。各国使臣到达宫殿台阶前下轿，如果设宴款待，必须在干清宫，皇帝必须亲自入座。各项礼节必须与独立自主的大国成规相符等语。臣等查考觐见一事，因中西体制不同，各国使臣动不动就援引西方惯例来衡量，认为我方相形见绌。三十年来为此事彼此辩驳，始终未能定论。如今趁着联军大胜之后，请求更改礼节，固然带有挟制之意，但既然各国已有成规，所言也并非全无道理，只可对其能实行的部分酌情通融，对其不能实行的部分极力驳斥阻止。于是指出难以照办的四点：一是使臣会同觐见必须在太和殿；二是使臣呈递国书须派御轿迎接；三是使臣觐见时在宫殿台阶前下轿上轿；四是设宴必须在干清宫，皇帝亲自入座。一方面准备文书照会回复，一方面与各使公推承办觐见礼节的美国使臣柔克义、日本国使臣小村寿竭力磋商。三月二十三日又接到葛络干的照会，只同意将会同觐见改在干清宫，但轿子要用黄色，在宫殿台阶前下轿，仍不肯更改。至于设宴一节，据称各使并无必须请求赐宴之事。臣等又指出轿子的颜色，中国只有皇帝用黄色，诸王公大臣都用绿色。各国使臣入宫觐见时，由内务府准备绿色呢绒大轿迎送，已足以显示隆重。若乘坐黄轿，未免骇人听闻，难以转奏。又关于下轿上轿一节，中国向来体制，王公大臣都在东华门外下轿，只有赏赐在紫禁城内乘坐肩舆的人才能乘轿直到景运门。各使既然请求都在干清宫觐见，入宫之路必由景运门，应仿照中国王公大臣特赏在紫禁城乘坐肩舆的例子，在进入东华门后换坐椅轿，到景运门停下较为适宜。准备文书照会回复，随即听说英国使臣萨道义颇有怨言，说回复的词气不够平和，意欲痛加驳斥。臣等假装不知，他也就置之不理。后来想到皇帝回銮在即，觐见礼节必须早日商定。户部右侍郎那彤奉命出使日本，与小村寿太郎颇有联络，因此嘱咐他在应酬之际，委婉熟商，答应绿轿加上黄色扶手。小村寿太郎同意与各使商酌，臣等又再次办理照会，大意是说日后若有国王及太子等来京，必须预留区别的地步。其余又说明轿子加上黄色扶手，下轿可在景运门外。五月十七日据日本使臣葛络干照复，轿子加黄扶手各使遵允，只请求将下轿地点改在干清门外等语。臣等又再次准备文书商酌，改为到景运门外换坐椅轿，到干清门外台阶前下轿，略示通融，以期就范。现在据日本使臣回复称，各使认为可行等语，自应就此定议。私下认为欧美各国都以派遣使臣联合交好为重，使者往来络绎不绝，奉命呈递国书，礼仪必须融洽。兴起战事或表达善意，消息可以微妙，上年挑起事端的莫过于攻围使馆，因此此次各使必欲将觐见礼节趁机更改，使积年所不能请求的，一旦获得批准。虽然对照西方各国敬重使臣的礼仪未必过分，但衡量天泽尊卑的分别，岂能每件事都曲意顺从。臣因此设法磋商，历时数月之久，才将乘坐黄轿及在太和殿觐见以及在宫殿台阶前下轿这三节酌情议定更改。至于在干清宫设宴一节，赐宴与否既然可以不拘泥，自应暂且缓议，遇有应当设宴款待的，统由外务部出面，不称赐宴，各使应当无可挑剔。所有商定使臣觐见礼节的缘由，除将往来照会抄送军机处查核外，理应通过驿站具文陈述，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此奏闻。

预先筹划各国使臣合请觐见的附片

再查外洋各国风气，交际与交涉截然分为两件事。交际的礼节务必周到，交涉的事件毫不通融。正因为厚待交际，所以可以严办交涉。凡是各国使臣初到一国驻扎之时，其君主无不相接见慰劳几句，以示优待。使臣鞠躬而退，并不谈及公事，这是西方国家的通例。臣到英国后，除呈递国书外，其君主邀请赴宴一次，听音乐

译观看舞会各两次，礼仪情意颇为周全融洽。如今听说各国驻京公使因为未曾得到白天接见，私下颇有议论，万一他们联合起来前来请求，我们如果坚决拒绝，相比之下，似乎显得情谊冷淡。往年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不被允许觐见为借口，在烟台条约中多有要挟。吝惜虚礼而遭受实际损失，这不是好的计策。臣愚以为，今日有同治十二年的先例可循，不妨参照办理。当时议论的人也有很多疑虑，一是担心他们有所求请，二是认为中西礼仪不同。然而礼仪完成后退下，天下且传为盛事，这是为什么呢？西方惯例是公见不谈公事，即使会见其外务大臣也是如此，洋使断无不懂的道理。若论礼节，可以在召见各使臣之前，敕令总理衙门，告知他们如果愿意行中国礼仪或行西方礼仪，各自听其方便。这样即使他们自行西方礼仪，仍然对体制没有损害。又听说雍正年间罗马教皇派遣使者到京，世宗宪皇帝允许行西方礼仪；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派遣使者马戛尔尼来华，也奉高宗纯皇帝特旨准许行西方礼仪，赐以筵宴，不知礼部等衙门是否有案可查，似乎也可备作考证。臣为了预先筹划应付各使臣起见，理应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此奏报。

译中国使臣会议赔欠事宜略

辛丑年三月初一日申时，徐星使寿朋、那侍郎桐、周方馥一同前往德馆，会见法国使臣毕君、德国使臣穆君、英国使臣萨君、日本使臣小村君。由联芳传话：“毕君说：今天请三位前来，是为了赔款之事，究竟中国每年能够分摊偿还多少？徐君说：请问各国总共索赔多少？毕君说：赔款截至西历七月初一为止，共计白银四万五千万两。徐君说：中国财力不足，各国既然有顾全交情之意，应恳请减少赔款数目。毕君说：各国并不多索，但实际损失的数目必须索偿，将来或多几天、少几天，仍须核算此数，不过是大致估算，今日专门是为了要知道中国有多少款项可以作抵。徐君说：中国近年国库收入不敷支出，各位谅已尽知，我想海关进口货物税原定税则时，与现在银价贵贱悬殊，中国受亏甚多，前年曾商议办理加税，若各位再肯商办，将进口货物税核计银价增订，商人仍可将多出的数目加入货价之内，对洋商无所亏损，而中国办理赔款大有裨益。毕君说：我们也曾议及，似乎可行，估计中国每年大约可多得白银一千万两以上，中国常关税每年总共可得白银多少？徐君说：如果交由税务司征收，每年大约可得白银四五百万两。毕君说：果真能交给税务司吗？徐君说：常关多归海关道管辖，与海关相连，可交税务司代征。毕君说：洋货进口加税及常关税归税务司代征作抵，我们都认为可行，但所差尚多。徐君说：请问各国之意可缓至多少年摊还？毕君说：摊还的年分暂且慢说，须考究再有什么款项可以作抵，听说中国盐课是大宗收入，如能变通办法更可多得，是不是？徐君说：盐法变通甚难。毕君说：盐款每年多少？徐君说：盐课、盐厘每年收数共约一千万三百万两，已有宜昌、鄂山、斥皖三处抵还洋债，共应扣除白银一百八十万两，又长芦每年销盐五十万担，自去年战乱后洋兵将盐任意运销，听说超过二百万担之多，以后三年芦盐无从行销，国家赋税从何征纳，故以现在而论盐课、盐厘两项，每年只可按一千万两计算。毕君说：‘那么这可以抵一千万了。’徐君说：‘不然，我中国有多少应用要项，皆取给于此，只可匀出四百万两作抵。’毕君说：‘听说漕米良改办法，每年可余白银七百万两。’徐君说：‘所谓改办法，是折漕之说也。然而即使改收折色，断不能余七百万之多。’毕君说：‘每年约运漕米多少？’徐君说：‘约一百二三十万石。’毕君说：‘南省米价多少，运脚多少？’徐君说：‘米一石约价白银四两，运脚约二两。若改折，只省去运脚，不过余白银二百万两。商人运米至京售卖，也必少沾余利，不能照南省原价。’毕君说：‘河运米多少，载脚多少？’徐君说：‘河运米近年不过十万石，运脚较海运为轻便。’萨君说：‘中国运米不得法，漕米到京多霉坏，每石仅值白银一两。若交外国轮船包运，所费运脚不多，而米可不坏，并可省出运费凑抵赔款。’徐君说：‘漕运改章，只可令民间改交现金。若仅止由上海至天津交洋轮包运则上海仍须设局收兑，天津仍须设兑，用驳船运至通州，又须在通州收转运京仓，岂能凑抵赔款耶？’萨君说：‘海运漕全改折收，究竟可余几百万？’徐君说：‘前已算过，不过余二百万。而且改折甚难，缘有漕州县百姓交使水搀谷、搀土，颇有取巧。仓库米之坏，固不尽因在船在仓霉坏之故。若改收折银，百姓必致吃亏怨恨，非善政也。’萨君说：‘京城进出货，每年收税白银多少？’徐君说：‘崇文门向来只收进城货税，其出城的货物例不征税，每年约收银七十万两左右，数目不多。各口常关既拟改归税务司征收，留此崇文门一处，也作为中国略存体面，似乎不必算入抵款之内。’萨君说：‘唯海关加进口税，约每年总共可多六百万。’徐君说：‘洋货肯允加税，深感各位美意。’毕君说：‘总理衙门所设之同文馆及出使各国人员的经费，皆取给于海关税项，似乎可改由他处筹付。’

徐君说：同文馆费用不多，出使经费实无他项可筹，断无因赔款不敷将使馆撤销之理。毕君说：学堂本系应设，若因筹赔款致裁减出使人

译员，也不是各国所愿意的，这一节可以不必讨论了。听说裁减满旗的军饷，每年大约可以节省三百万两。徐说：满旗军饷裁减非常困难，即使能够裁减，而每年必须支付赔款欠款，因此缺用的钱很多，这项节省下来的银子也只能用来弥补自己的亏空罢了。毕说：水陆军饷每年可以节省多少。徐说：水陆军饷不是没有可以节省的地方，但难以预先确定确切的数目，况且裁减下来的欠款终究只是空名，似乎不必指明欠款的条目，只酌情确定每年分摊偿还多少，除了盐税、常税以及洋货加税之外，不足的部分由中国设法筹措，就足够了。毕说：每年究竟能分摊偿还多少。徐说：最多一千五百万两。毕拿着洋笔计算，左右看着英、德使节说：这样需要六十年为期太远了，如果能三十年分摊偿还更好。徐说：一年三千万两绝对无法筹措。毕说：洋税增加到值百抽十，每年大约可以多收多少。徐说：应当可以达到一千万两以上。毕说：这样的话，一年三千万两就不困难了。徐说：洋税虽然估计可以增加一千万两，但货物销量本来就没有定数，如果预算的数目多了，到时候不够，该怎么办？不如每年只按六七百万两计算，到时候如果超过这个数目，也可以将下次应偿还的欠款提前偿还，较为妥当。毕说：人丁税可以办吗？如果每人每年征收银五分，就可以得到银二千万两。徐说：从前本来有人丁税，后来并入地亩税中，所以田亩赋税名叫地丁钱粮，如果再按人丁抽税，就是重复征收了。萨说：地亩也可以加税。徐说：各省土地有很多贫瘠的地方，收获本来就不丰厚，如果再增加征收，恐怕贫民会更加困苦劳累，地方难以期望安宁了。萨说：那么办理房捐怎么样？徐说：房捐从前也有省份办理过，总没有办成，因为一旦收捐，店家就歇业罢市，居民就诉冤叫屈，地方官无可奈何，所以这件事非常不容易办。萨说：听说土药比洋药多三倍，如果每旦征收银六十两，可以得到一千多万。徐说：土药出产的地方分散，在内地并没有扼要稽查征收的地方，如果税厘太重，偷漏更多，恐怕没有实际益处。萨说：印花税似乎可行。徐说：这件事也曾考虑过，似乎只可以在通商口岸先行试办，因为通商口岸风气比较开通，商民或许肯遵守执行。如果内地居民习惯守旧，视印花税为无用，如果派差役随时随地稽查，徒然为差役打开勒索骚扰的门路，对国家税收恐怕毫无益处。毕说：请问赔款怎么偿还？将分年分摊偿还呢？还是借债一次性付清呢？徐说：借债非常困难，如果能宽限年限，分摊偿还最好。如果其中有一两个国家愿意得到现银，各位为难，那么请代为公保借债，也没有不可以的，应当请各位斟酌。毕说：是否委托愿意缓期偿还的国家代为借债？徐说：不敢指定，必须愿意缓期偿还的国家代为借债。我想那些急需现银的国家必定不肯代为借债，又想到现在应当得到巨额赔偿的国家都是富国，也不至于急需现银，所以不如宽限年限，容许中国分摊偿还为好。毕说：愿意分摊偿还而不愿意借债，究竟是什么意思？徐说：愿意分摊偿还而不愿意借债，是因为各国既然重视友谊，不必为了借债再单独承受一两个国家的情分，况且银子如果由一个国家借出，款数既大，必定不肯多宽年限，所以不如分摊给各国为好。说到此处，时间已经晚了，主人拿出茶点招待客人，茶毕告辞回家。按：各位公使都推举法国使节开口，所以法国使节的话居多。那、周二位君因为各位使节让徐君坐首座，所以重要的话语虽然都是共同商议，都推举徐君回答。

译两江总督致驻沪各国总领事公会主席的照会公文。

为照会之事，据查黄浦江疏浚工程一事，听说贵国领袖总领事与各总领事已集会商议许久。本大臣与贵国领袖总领事交往最久，信任也最深，即便与各总领事也无不共同维护和睦友好。前年夏天，北方省份发生事变，祸患极为猛烈，本大臣不辞艰险，竭力承担重任，主持中外互保，使长江一带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运用主权，是为了顾全大局。然而旅居上海的西方商人暗中图谋侵夺，竟然将本大臣与驻沪各总领事竭力维持长江和平局面的功劳置之不顾，以黄浦江工程名义上损害主权，暗中侵蚀治理权，这既有失公道，又违背国际公法。倘若黄浦江工程能与本大臣充分商议，若能答应设法修理，必定能像一千九百年（1899年）祸变之时那样言行一致。现在工程既不由中国自主办理，且所需费用浩大，中国应认捐半数费用，每年又须从进项中筹措一大笔款项，按约认缴。但此项经费究竟能否获利，有无得失，条约章程中均未载明。那么在未应认缴之前，亟需询问清楚。旅居上海的西方商人因办理黄浦江工程是否都愿意缴纳？各总领事能否保证旅居上海的商民随时接连完纳租税？如果有抗拒不缴纳的，各总领事能否保证依据各国法律勒令其完纳黄浦江税租？这一层颇为紧要。传闻英国国家律师曾对议院说：驻华公使没有权力勒令在华商民完纳税租。而且听说各国设有公共议院的，如贵国以及德、法、奥、意、比等国，无论何种税捐，未经公共议院批准，都不能勒令商民认缴。那么黄浦江工程虽然经各国钦差大臣议定捐输，载入和约附件第十七条，但旅居上海的商民在认缴了一二年或数年之后，假如不愿继续支付，各总领事就不能勒令其照付。届时经费虚耗，工程半途而废，中国投入巨额款项却未能获利，所以不得不在未经拨认款项之前，请求各总领事切实答复：黄浦江工程是否真有权利命令各该商民按期认缴？即请贵国领袖总领事转商各总领事详细回复。特此照会，照会贵国领袖总领事，请烦查照办理。须至照会者。

上海道袁观察与美国总领事古柏商议开浚黄浦江事宜的公文。

敬启者，黄浦江疏浚一事，既经各大国钦差大臣及我国全权大臣签字同意，已有半年多，显然不能因一国的私请而随意更改。我南洋大臣刘坤一原本乐意赞成此举，一律开通，既振兴商务，又增进邦交，一再辩白，又何必呢？只是计算利益、防范危害，中外同理，有益于他人，必须无损于我；有利于商人，必须不困扰百姓。听说附件第三十七条，是商会中几个人的意见，只顾及开通黄浦江，不顾我国华民的农田船只，也不顾各大国在沪地的产业主，事情出于仓促，又有什么奇怪呢。各大国钦差大臣随即顺从他们的请求，我国全权大臣也随即顺从各大国钦差大臣的请求，匆匆忙忙列入附件，而原本乐意赞成的人反而感到为难了。刘坤一大臣任职南洋十余年，每逢交涉，事事和衷共济，从不固执己见，这是贵总领事素来知晓的，无需本道赘述。如今因为黄浦江疏浚一事，甚至因此抱病，因此请求退休，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附件第三十七条，竟像是各大国不重视开河，明明是借开河之名侵夺主权。刘坤一大臣起初并非不愿开河，而是因为开河反而丧失主权，设身处地，如何能忍受？当初北方战事期间，拼着身家性命才能互保其地，等到和议达成，反而无法自保其权。刘坤一大臣说，不敢责怪各大国，也不能责怪我国全权大臣，只是深深自责，之前的互保，有利于各大国商民，却恰好害了我国商民，所以贵总领事函件催促派员越急切，刘坤一大臣抱病越严重，请求退休也越急切，因为无话可向下对商民交代。贵总领事深知沿浦一带的情形，平日和平中正，又为本道一向钦佩。刘坤一大臣种种为难的心事不能自白，而由本道代为表白。贵总领事说无力擅自更改，固然如此，倘若能体察实情，在会议上详细传达给驻京的贵国钦差大臣并转达贵国政府，极力主持，使刘坤一大臣感到为难的几项商请更改，不成则贵总领事对我国的盛情可告无憾了。成了则中外得以公平，贵国的力量，实在是贵总领事的恩惠。不仅我国沿浦农民及千万民船同受恩泽，长久与浦水俱深，即使刘坤一大臣与本道有幸拜受嘉惠，岂有穷尽呢。现将感到为难的七条分别另折开列，本道才疏学浅，不能为刘坤一大臣分忧，不得不向贵总领事多言。请原谅我的罪过，我无从自我辩解，诸祈鉴察回复并施行。列明实在为难各节如下：一、第二条关于管理河道，言语明确侵夺主权，且与第一条修治河道局的宗旨也自相矛盾。按原文第二条云：“该局责任，一系举办整理改善”

译关于河道工程的管辖权，应统一由负责河道管理的机构统管。

第一条：第三条规定，工程范围自制造局下方的龙华港起，至扬子江中的红浮标处止。查洋轮出入，北起吴淞口，逆流而上至法租界为止，其上游是中国南市大型洋轮素来不到的地方，河道的深浅可以不过问。民船停泊界限井然有序，如果由公局负责修缮，那么南市成千上万的大小民船往来停泊从此就会受到阻碍，南市新修马路的经费将从哪里来？况且各国商轮远道而来，自法租界以下至下海埠绵延十余里，均为租界码头，各有专属，难道我们本土商民的船只不能保留这一隅之地得以自由停泊吗？公法公理，商情民情如此偏颇，不应如此，也不忍心如此。拟请从下游开始开浚，上至法租界为止，以上河道本来较深，即使再拖延数十年不开浚，船只仍可畅行。如果必须一律开浚，应当由道台与税务司会同公局聘请的工程师，共同督同理船厅承办，这样民船有地停泊，南市经费有着落，开浚所需费用由公局分摊，既避免了办法分歧，且对原章程没有妨碍。按原文第三条称：“该局管辖的区域，自江南制造总局的下界龙华港起，作一直线至扬子江中的红色浮标处为止。”

第二条：第四条规定该局应有的职员，查各国议员公董是以费用多少为衡量标准，中国既然需要承担一半的费用，中国就应委派一半的职员。

第三条：第八条所举的督办，如果不能专归中国，也应当中外各举一人。按原文第四条称：“该局应任职员，甲上海道，乙税务司，丙由各国领事中公举二人，丁由上海通商总局中董事公举二人，戊由各行船公司及在上海、吴淞及黄埔之各其他口岸所有每年进出口船只吨数逾五万之各行商公举二人，以保障行船行商利益，己公共租界工部局一人，庚法国租界工部一人，辛各国在沪及吴淞并黄埔之各其他口岸，如每年进出船只吨数逾二十万吨者，由该国国家特派一人。”又第八条称，由该局职员中公举督办一人及帮办一人，任期均为一年。督办人选时，如果提名人数不多，就请各国领事中的领衔者加入提名，以凑足多数。

第四条：第十三条规定，经过法租界或各租界各港，以及此外入河的其他港口，自港口向上两英里之处，夫约说：“修治黄浦河道局，自应以黄浦为界限，断然符合约义，横侵旁逸，简直是修治内地河道局了。约文所载为何？”按原文第十三条称：“所有经理行船应设置的各项事宜，由该局制定，河内所设停泊船只的器具，并整理停泊在第三条所述界限内，以及各水道如吴淞口并经过上海法国租界或公共租界或吴淞外洋界各港，此外入河的其他港口，自港口向上两英里的距离，均在应设置的各项事宜之内。”

第五条：第十七条规定，所有浮灯浮标标灯等以及第二十二条上海引水一切事务，历来由税务司督同理船厅经办数十年，逐步改良，一切妥当，从未有误。理船厅本系著名出色的人员，且情况久而益熟，如果公局所延聘的果真是能手，自必采用同样的办法。约既声称仍按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三十二条办理，应请仍归税务司督同理船厅照常管理，自无疑义。按原文第十七条称：“第十三条所述之河港内所有浮灯浮标记标灯，以及地上设立保护船只按行河道的器具，除灯楼之外，均由该局任意安置。灯楼仍按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中英条约三十二条办理。”又第二十二条称：“上海引水一切事务由该局管理，前往上海船只所用引水人的执照只能由该局任意发给。”

译一、第二十八条：河工所需用地共二十九条：关于河岸地段，现拟定凡是租界沿浦及对岸东边涨出的滩地，先由理船厅会同会丈局的官员丈量清楚亩数，无论是否已被占用，只要有人愿意按当时市价缴纳地价，就由道台发给印契，允许其管业；否则就作为官地。以后公局需要用地时，亩数和价目便容易查核。如果损害了岸上的农田，也必须按当时市价赔偿。按原文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说：凡是改善整个黄浦江各工程所需要用地的地方，该局有取舍的权力。如果按照此议酌情认为某些地段适宜采用，就按上海洋泾浜北公共租界地产章程第六条的规定办理，地价由业主本国的官员及该局并领衔领事各推举一人来裁定。河岸地段以前如因改善河道的工程增加了淤滩，应先由各该地主自愿购买用地，地价按第二十八条所述由推举的人裁定。

一、第三十条：租界地税、两山地税、非中国式样船税。查租界以外的两岸地主，多半是贫苦小民所管的地，多是零碎小块。中国新法尚未讲明，农民终年辛苦劳作，勉强供养家人尚且不足，无故命令加税，天下没有这样不讲人情的道理。即使分沾水利，各国也没有令中国内地加税的权力。况且黄浦开深对岸上农田并没有利益，黄浦淤浅，沧海可以变为桑田。愚民无知，而且有利于浅水而不利于深水的人更强硬地征税，怨恨叹息之声、啼哭哀号之声，也是各国所不忍听的。应请求除租界各地外，将两岸商议抽取地税的条款一律删去。按原文第三十条说：该局征收的款项列于后：甲、法租界及公共租界的各地产，无论有无房屋，按估价每年值千分之一抽取；乙、黄浦两岸自江南制造局的下界向港口，名为龙华港作一直线，自该线起至黄浦入扬子江处为止的各地产，也按甲项规定征收，此地估价也按第二十八条所述由推举的人裁定；丙、非中国式样船只吨数超过一百五十吨者，进出上海、吴淞及黄浦的各其他口岸，均按每吨抽取钞银五分；非中国式样船只自一百五十吨以下者，抽取上述钞银的四分之一，每船无论进口多少次，每月抽取一次。非中国式样的船在扬子江中行驶，专为领取江照行至吴淮者，免征。以上所说的钞课，只有在来往时不得在吴淞有商贾行为，仅能取水购食而已。丁、凡在上海、吳淞及黄浦的各其他口岸报海关的货物，均按估价值千分之一抽取。戊、中国国家每年津贴该局的款项，应与外国干涉者每年所付该局的各款项总数相同。以上各节均有实在为难之处，此外尤其有顾虑的是：附约开河的各条款，是侵越主权的办法，并无切实的工程办法。查租界的惯例，除工部局费用外，不应有别样的税项。因为开河的缘故，忽然增加地税。各国律法小有异同，居留的各商意见参差，即使勉强缴纳一二年以后，或外国人或中国人万一有拒绝缴纳地税之事，势必不得不停工等待款项。而中国每年认捐一半的巨额资金掷付浦江虚耗，岂不可惜？因此刘宫太保先前函达贵领袖总领事，必须各贵总领事能保证各商永远缴纳此项地税不致中断，正可表明刘宫太保深愿赞成开河的本意。容敢代表，并乞察照。

修治黄浦河道局章程稿本

第一 现在上海设立修治黄浦河道局

第二 该局责任有二：一是举办整理改善河道的工程，二是经管河道

第三，该局管辖的范围，自江南制造总局的下界，向港口，名为龙华港，作一直线起，至扬子江中红色浮标处为止。

第四，该局应任职的官员列于后：甲、上海道；乙、海关税务司马；丙、各国领事中公举二员；丁、由上海通商总局董事公举一员；戊、由各行船公司及在上海市、吴淞或黄浦的各其他口岸所有每年进出口船只吨数超过五万之各行商公举二员，以保障行船行商利益；己、公共租界工局一员；庚、法国租界工局一员；辛、各国在沪及吴淮并黄浦的各其他口岸，如每年进出船只吨数超过□□□吨者，由该国国家特派一员

第五 所有因居官职应任职的官员，当按照居此官职之时即供该局之职

第六，各工局及通商总局所举之员，在局期限为一年，期满者亦可立即公举续任。按第四条辛项，各国所派之员，在局亦期限为一年，其余各员均系三年，期满者亦可立即公举续任

译第七条 在任职期限内，如果有职位空缺而由他人接任的情况，就按照其原有的班次供职一年或三年。

译第八条，由该局官员中公开推举督办一人及帮办一人。任期均为一年。督办任职时，如果投票人数未达到多数，即邀请各国领事中领衔者参与投票，以凑足多数。

第九条，凡督办不在场时，由帮办代理；若两人均不在场，则由在场官员共同推举一人，担任此次会议的督办。

第十条，凡该局开会时，如果投票结果恰好持平，则由督办投出决定性的一票，以促成决议。

第十一条，至少要有四名官员在场，该局才能召开会议处理事务。

第十二条，该局所需的工作人员均可随意聘请，以协助办理工程修建及施行各项章程。其薪水、工资及津贴，均由该局确定数额，从收入中发放。章程及工作人员的一切事务，均由该局自行办理，工作人员也由该局任免辞退。

第十三条，所有管理航运应设置的各项设施，由该局制定。河内所设停泊船只的器具，以及整理停泊在第三条所述范围内，以及各水道，如吴淞口，以及经过上海法国租界或公共租界或吴淞界线的各港口，此外进入河流的其他各港口，自港口向上两英里远的范围，均包含在应设置的设施之内。

第十四条，凡进入河内所设停船器具的船只，该局皆有收取费用的权利。另设公共停船器具的方法。

第十五条，第十三条所述河内所有挖河、修筑码头等工程，以及各浮码头、浮房，应由该局批准方能修建。该局也可随意不予批准。

第十六条，凡清除河内及以上所述各港口的阻塞之事，以及清除阻塞的各项费用，随事向责任人索取，该局皆有全权。

第十七条，第十三条所述河港内所有浮灯、浮标、标记、灯塔以及地上设立保护船只按行河道的器具，除灯楼之外，均由该局任意安置。灯楼仍按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三十二条办理。

第十八条，所有改善及保全黄浦江的各项工程，统由该局工程司管理。如果因其工程应在管辖范围之外兴作，也一律办理。需要命令执行之处，应当由中国官员批准，方可照办。

第十九条，兴工所筹集的资金，全由该局收支管理；及施行章程各事，也由该局会同主管官员设法办理。

第二十条，海口理船长及其所用之人均由该局挑选派遣。理船长事务在十三条内所述之河，也在该局所有权柄之内举办。

第二十一条，该局有整顿巡查一切事务之权，以期确照章程及命令而行。

第二十二条，上海引水一切事务，即下扬子江引水，由该局经管。前往上海的船只所用引水人的执照，只能由该局任意发给。

第二十三条，凡违章者，如系外国人民，该局即向该国的领事或主管法律官员控告；中国人民及无钦差领事驻在中国的人，在会审衙门控告审讯时，必须有外国官员在旁观审。

第二十四条，凡控告该局的，即向上海各国领事公堂申诉。凡涉及诉讼之事，均由该局总办代为出庭受审。

第二十五条，该局各员及所用之人，因投票议定之事，及所办事件，以及已定合同或议定的收支等事，其系按照该局或所属各司的权柄号令而行，以及有关详细办理施行该局发布的章程者，各该本人并不承担责任。

第二十六条，除第十三条所述行船应置各节外，应在权力范围内制定的章程及违章罚款，均可由该局宣布。

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六条所述之章程应呈请各国领事官批准。如章程草案呈交两个月后，各国领事并无阻止或修改之处，其草案即当作批准，亦可照办。

第二十八条，凡改善保全黄浦江各工程所应用之地，该局有取舍之权。如果按照此议斟酌，有地段适宜采用，即按上海洋泾浜北公共租界地产章程第六条办理，地价即由业主本国的官员及该局并领衔领事各举一人断定。

第二十九条，河岸地段，以前如因改善河道之工程，增加淤滩，应先由各该地主愿意与否购买用地，地价按第二十八条所述，由举派人断定。

第三十条，该局的收入列于后。甲、法租界及公共租界各地产，不论有无房屋，按估价每年值千分之一抽取。乙、黄浦江两岸自江南制造局之下界向港口，其名为龙华河，作一直线自该线起至黄浦江入扬子江处为止的各地产，也按甲项征收。此地估价也按第二十八条所述由举派人断定。丙、非中国式样船只吨位超过一百五十吨者，进出上海、吴淞及黄浦江的各其他口岸，均按每吨抽取银五分。非中国式样船只自一百五十吨以下者，抽取以上所言银分的四分之一。每船无论进口多少次，每月抽取一次。非中国式样之船在扬子江中

译行驶船只，专为领取江照行至吴淞者，免除上述所言之钞课，惟来往之时不得在吴淗有商贾之行，仅能取水购食而已。

丁、凡在上海、吴淞及黄浦等其他口岸向海关申报的货物，均按估价值千分之一征收。

戊、中国国家每年补贴该局所欠之款，应与外国交涉者，每年所付给该局各欠款之总数相同。

译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条所述的各类税收应由下列人员转征：甲类税收由各该工部局征收；乙类税收中，在中国驻有钦差领事的国民由该领事征收，中国人民及在中国无钦差领事的国民由上海道台征收；丙、丁两类税收由新海关征收。

第三十二条 该局每年收入总额，在支付兴工借款的本息、养护已完工工程以及办理一切事务的费用后，若仍有不足，则无论有无房产及商货，船钞、地产税及其他各项税收一律按比例增加，直至足以弥补所需数额。第三十条戊项所述的中国国家津贴也一律按比例增加。

第三十三条 凡遇应按照第三十二条增加税收的情况，应由该局先行通知驻沪各国领事，此项增加须待驻沪各国领事允准后方可施行。

第三十四条 每年账目结算后的六个月内，应由该局将过去十二个月内经管的各项事务及收支情况，详细呈报给各国驻沪领事。所报各项内容，随即印发通行。

第三十五条 所印发的详细账目，若收入超过支出，则将第三十条所述的各类税收，均由各国驻沪领事会同河道局按比例减少。第三十条戊项所述的中国国家津贴也一律按比例减少。

第三十六条 第一次三年期满后，各列名画押的大臣即会同审查此附件内应行更改之处并进行更改；今后每届三年，仍可照此会同审查更改。

第三十七条 在第十三条所述的界限内，该局所行的章程，如经各国驻沪领事允准，则各国人民皆应遵守。

述苏杭日本租界情形

四月三十日，《日本太阳报》称：日清和约后，允许开放苏州、杭州两州港口，至今已两度寒暑了，而日本人并无进取之意，反而让其他均沾利益的国家的商人经营得宜，本属我国的利源转而让他们先占，难道是我国财力不足吗？是经营方法缺乏吗？还是从业者不知其关键所在吗？我今特意揭露日清贸易不振的原因，使有志者不至于知难而退。我国经商西洋者数不胜数，而在邻国中国却如盲人摸象，何其奇怪？考察苏州、杭州之地，物产丰饶，百姓殷实富裕，水道纵横，舟楫便利，转运货物无需跋涉之劳，其附近地区又多产蚕茧、棉花、米、茶、麻、酒类、绸缎等物，故江苏、浙江两省被称为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如今此地开港以来，两府贸易异常兴盛，而杭州尤为突出。自开港初期十月至十二月，三个月间关税达二十五万，来年当可增至百万以上，这也是新关所罕见，足以验证后来的商务潜力无限。历来欧洲人与中国通商，不过是在沿海或沿江岸边，进入内地通商虽久有此志却未得其机。我国凭借战胜之权，在中国上游开放苏州、杭州两州，允许外国商人通商，这是实现了欧洲人难以达成的愿望，而我们国人为何反而落在后面呢？现在请详细列举其利源，分条告知众人，不要再对去向感到迷茫，可以吗？

一、苏州、杭州地方距我国并非万里之遥，且现有本国人设立的大东新利洋行，以其轮船日复一日往来，足以称为快捷便利。

二、苏州地方气候温和，民情柔顺，最容易和睦亲近。

三、其他地方的贸易口岸皆由欧洲人开辟，他们经营日久，根基深厚不可动摇。唯有苏州、杭州两州乃由我国开辟，万事初创，外国争夺尚不激烈，遗留的利益仍不少。

四、江浙乃中国十八省中物产荟萃、万货云集的地区，蚕、棉花、麻等物足以供给我国重要工业，而此地风俗奢侈，使用我国货物必然众多。又中国著述之士常称苏州为中国的巴黎，从法国京城足以察知彼都人士的风尚了。

五、江浙人口繁密，合两省计算将近四千万众，虽无确切户籍可查，据近期出版的俄罗斯地理学会杂志记载，自四年前即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末，中国本部人口中，浙江省一千一百八十四万二千五百六十五口，江苏省二千四百五十万九千九百十五口。此后新开港口扩张，商业可覆盖两千万人口，则彼此供给更加旺盛，为何我们国人还担心贸易不振呢？苏州城内最为繁华，自遭兵燹之祸后，园土荒芜，风景凄惨。如今试深入考察两州，比较其优劣？就街衢之清洁、商业之繁昌、品物之装饰而言，杭州不及苏州。若论府民崇尚文学、人气喜好浮靡，虽二者相同，但细观之，苏州风俗之华美、气质之轻佻，实远胜杭州。苏州人的嗜好，只崇尚外观需用之物，喜新厌旧。若论货物集散之多寡、商业区域之大小，则苏州控制上海、镇江两港，市场销售似乎便利，而商利已被两港所分，反不如杭州处于安徽货物转输的要道，新开港口以

译杭州的势头几乎要超过宁波。其商业区域也比苏州大，将来获利最丰厚的，难道不就是杭州吗？虽然杭州与苏州两地运输便利、物产丰富、风气柔弱、山水秀丽、文人墨客众多、佛教流行，这些都酷似我国京都和大阪的景象。

我国在杭州的居留地位于武林门外面一里多，处于各国居留地的北边界，总面积七百多亩，划分为三十八个区域，沿着运河贯通南北，用我国著名的道路名称命名，共有二十条。居留地内的警察由领事管理。如今各国租界纷纷建成，已无立足之地，人们尚且急切地谋划，我们怎能独自不放在心上呢？

在苏州府，日本居留地位于盘门外的南方，前面通向镇江、上海并拥有运河，后面毗邻采莲经界，绿水长流，与各国居留地相比，它距离城池更近，自然是交通的要道。沿运河开辟了一条大路，延伸二十多町，直到各国租界南边的密渡桥为止。

自从苏州租界设立以来，唤起了苏州百姓的好奇心，男女老幼结伴游览观赏，见物仿效，急于追求利益，竞相制造马车和人力车，迎合百姓的意愿，车马的痕迹在路上络绎不绝。年轻公子们骑着肥马、穿着轻裘，得意洋洋，乐而忘返，把租界当作一个公共的大花园了。

译两处的居留地，每亩地价从一百六十圆到二百圆左右，才能取得永久的管业权。将来界内各项设施完备之后，一亩土地的价值，何止上涨几倍？而条约允许中国人在城内杂居，商民常常苦于苛捐杂税，频繁前往领事馆官员处，自愿迁居的人很多。现在虽然拒绝他们，但日后陆续来此杂居的人必然众多，借我们的名义占据好的地段，我们国家的人难道不会感到不安吗？居留地连接着中国的新街，过去是荒芜之地，如今面貌大为改观。住宅像梳齿一样密集，高耸入云，工厂也纷至沓来，聚集在一起。往来苏州、杭州、上海港口的轮船如流星飞驰，如刺猬聚集。地方政府开港以来，特别设立了商务局、洋务局、工务局，急切地进行建设。除了领事馆的五名官员外，看不到一个日本人的身影。现在速水一孔氏代理领事馆官员的事务，他在清朝居住了十年，能通达上下层的情况，又能说英语，擅长理解汉文，在清朝人中间颇有好名声。现在开港的事务大多与他商议。沿街的商户直到吴门桥畔，才有轮船公司的大东、新利洋行的分店，以及苏兴洋行、吉利洋行。领事馆官员和纺织工厂雇用的四名工人留居，人数总共十五名。这座城市的居民高兴相遇，几乎忘记了战败的耻辱，这可以说是大国国民的胸怀，本来就不像杭州人少见多怪，一见到洋装就惊惧愤怒而不敢抬头观看的样子。今后遇到这种情况，各自根据形势施加威信就可以了。近来清朝国内铁路兴起，已经决定修建上海到苏州的铁路，又计划从长江沿岸到达镇江，还将连接苏州和杭州。去年十月钱塘江岸开辟新港，于是宁波的社长、杭州的富豪集资一百万，创立公司，商议修建铁路。其线路计划从租界的拱宸桥出发，迂回经过西湖地方，到达清波、凤山两门，又从钱塘江岸延长，经过衢州、严州府进入江西省，连接芦汉铁路，事情几乎成功，后来因为迁移坟墓受阻而中止。查近年来内地货物如丝、茶等输出日益增多，搬运困难，换三次船才能到达上海，经过八天才能够发出，极其不便。如果杭州城二三里的铁路建成，那么货物必定通过铁路运出。杭州现在的商人对我说：“自从宁波开港以来，我们杭州的商业顿时衰落，现在难道可以不挽回吗？”足以看出府民奋发向上的决心，只期望铁路早晚建成，那么苏州、杭州、上海三地的运输交通和市场情况必定大大改变。根据《马关条约》，解除内地机器制造的禁令，我们在苏州刚刚建立两三个纺织制丝工厂。而杭州府内的豪商丁庞某等几个人，集资八十万两，设立缫丝厂，建设两万锤的纺织所，使用女工三万余人。又有棉布公司以及城内的炼瓦、土制造厂、机器局、造币所，还有两三个制造厂的设立。距离苏州南北十里，无锡有名的茧场，也有制丝厂、纺织工厂各一所。自明治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五日杭州府开港以来，沪杭之间的航运业，由我们国家的人设立大东、新利洋行，用轮船往来其间。此外还有清朝人设立的公司叫载生昌、叫河轮局，以及最近设立的源裕公司，和美国人的汇利公司，互相争夺利益。不久，汇利公司、河轮局两家公司倒闭，而新利行获胜。这家洋行日本政府每年补助二千四百弗，而其资本仅三万圆，恐怕其基础不稳固，将来应当谋划扩张航路。新开港的地方，是将来进入大陆的先导步骤，其原因不必多说。现在特别记录见闻，以告诉对我们国家在中国有疑虑的人。

厦门鼓浪屿公地章程

第一条 租界的界限。租界之内现在规定的章程各应遵守。地方官从鼓浪屿环岛潮落之处算起某丈以外，酌情划定无形的周围为界。此岛位于厦门西南方向的西边，大约周围有地，合英国一方里有半，即中国四方里有半。

第二条 常年公会 界内应设立工部局，专门管理界内应办的事务。西历每年正月，由当年的领袖领事官通知界内有阄的租业户，召开一次公会。核对该局前年的收支账目，推举值年局员，并将当年的局中公费以及该局照例应办的各项事务，酌情商议确定。应在公议前十天，先行通知。公会时，由当年的领袖领事官主持。该会维持众人集会，以及统计未到会者，有阄管业人不到，由副字代理人来者，能超过大半位数而定，可以继续制定规例。征收捐欠照费，估指田产房屋等的捐税，并可征收运入藏贮界内货物的税。只是百货的税，无论系运来及藏贮，均不得超过货值百四分之一。该会众人公集，或到会者数超过大半，并可酌情核收别项捐税。

第三条 特会 「领袖领事官指常时者而言，或出己意，或有别领事指一人或数人之言。公局有与筹会之人，必十」

译人们通过名片联络，可以通知那些捐输款项已缴纳完毕的人。在常规会议之外，另外召集办公会议，但特别会议办理的事项仍须提前十天通知，并将需要特别会议讨论的事项事先宣布。开会时由谁主持，与常规会议时的惯例相同。开会时议定的事项，如果在座的自筹人员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同意，租界内的所有人都应当遵照执行。但当时在座的举办局务人员不得少于三分之一。事项无论是常规会议还是特别会议议定的，仍需等待各位领事核准。如果没有各位领事中过半数的批准，任何条款即使已经议定同意，一律不准执行。

译第四条 界内工部总局。局中办事人员，以五人为限，由公会时经常有抽签资格的人抽签推举应任办公事的人，至次年常会接办的人选确定后，方才交卸。哪些人在会议时有公举人员的权力？凡洋人在鼓浪屿管理其产业，在领事处存案估值不低于一千元者，可以举一名持有特字执照的人代前项管业人；不在此列者，可以举一名洋人及在地绅商。除执照费外，每年完纳捐税在五千元以上者，可以举。哪些人员可以举充局员，列于左：一、洋人及在地绅商，在鼓浪屿拥有应管产业估值五千元以上者，可以充任局员。一、寓居鼓浪屿的洋人及在地绅商，每年缴纳租捐洋四百元，无论该租系其行会或公司代偿，均可举充，惟同行同会只许一人举充，同居一屋者亦只许一人充任。局员缺出，如值年局员任期内有缺出者，由值年局员公推补充，仍然执行三占从二的惯例。凡局员举充后，都应立即办事，每年支销册报均于次年常会上核办。每年新举的局员应于首次会议时公举正局董一人、副会董一人。凡遇局事议决可否，三人平分，视正会董的意见为可否。凡议事均以三人为多数可以作决断，譬如一人同意，二人反对，而局董同意，则同意者多一人，其余类推。所用“洋人”二字系区别于中国人而言，凡中国之生长于他国及入他籍者，均不得混入其中。

第五条 局员权分所能为之事，照章将局员选定时，凡已经批准附入章程以后规例内的一切权柄势力，并规例为议归会董应办的事情、应得的物品，均全部给予局值年之董事及将来接办的后任该局董，有随时另行约定规例的权力，以便章程各例更加完善，并可将已定规例随时删除增改，但不可以与局章程的宗旨相违背，仍候批准定示，方可施行。其董事照章酌定的条例，除专指会内及所用上下人等的事件，必须奉有约各国领事官驻京钦差批准，以及特请众位执业租主齐集会议应允后，方可照办。

第六条 会中员役，公会供役的上下人等，各巡捕员丁等公会，可以随时派委雇用，以办理章程应办的事件。所需月支薪工，由公会核定，作为正开销，可酌定规例，以便管束这些人。其任用辞退，也由公会作主，惟未经特会允准，派遣员额缺均不超过三年。

第七条 追欠，倘有人不肯照付章程所定的各项抽捐及不遵缴欠后附规例内的犯罚之欠，准由公会或其总经理事人前往该管领事署或别署控告，俟奉批准后，即遵照将欠缴的欠款追回。

第八条 控告公局，公局可以告人，也可被人控告，均由其总理事人出名，或直接使用鼓浪屿洋人租界之工程公局的字样，也可以。凡控告公局及其经理人等者，应在西国公堂。此堂系每年由各国领事派定。惟局中派雇人员及总理事人，遇到因在局奉公被控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只归公局的产业，不自任其咎。

第九条 租地，凡洋人转租地基，应赴各领事署报告注册之处，悉听历办旧章办理。

第十条 公业归由公局掌管。凡界内现有的马路、墓亭以及公局的地址、房屋均由公局掌管。遇有推广增筑以上各项另需地段的地方，准由公局与该业户议价购置。如果管业的人不肯售卖献出，而公局又系因公务起见，如另筑新路、修整旧路以及其他公用章程，保障行口民生必需，其地可将案件送领事公堂判定。倘若该局实系因公务起见，所事尚在情理之中，除传唤人证问取供词外，应由公堂将所需的地址酌断地价，由公局照付。如果上面有房屋，也一体酌定房价。遇有此项断归的地址房产，其余之地或因此而价格有涨落，自应议及。惟公堂判定的地方，皆须责令遵照，倘有不遵之处，由掌管业及租户的该管衙门转饬勒令遵断。凡是码头、道路，非先经理巡捕允行并由公局核准者，一概不得兴筑。

第十一条 地租。鼓浪屿虽作租界，仍是中国大皇帝的土地所有。地丁钱粮、海滩地租，依旧由地方官征收，转交该局贴充经费。

第十二条 会审公堂，界内由中国查照上海成案设立会审公堂一处，派一名历练专员驻理。所属有专差人等，以供办公。该员应由闽浙总督部堂札委。遇到界内中国人民被控干犯捕务章程的案件，即由该员审判。所犯罪案重大者，应由该员先行审问，再行录送地方官审理。界内钱债、房屋等项诉讼

译诉讼案件，如果有中国人名被控告，也归该公堂审理办理。按照该公堂直接作出的判决，必须由内地及厦门岛的地方官命令遵照执行，该地方官不得推诿。凡是案件涉及洋人，无论是细小的民事纠纷，还是涉及罪名的刑事案件，都由该管领事亲自前来或派人会同公堂委员一起审问。倘若会审的官员与该堂承审的官员意见不同，案件可以上诉，由道台会同该领事再次提审。凡是案件中的人证有受洋人雇用以及在洋人居住地的，传唤拘捕所需的票证和费用，都必须先由该领事签字，才准许前往传唤拘捕。其余该堂审理诉讼的详细章程，应由厦门道台会同各领事妥善商议制定，以便遵守。

译第十三条「巡捕拘人」。界内若有械斗之人，肆意妄为，扰乱地方，恰好被巡捕侦见，即使没有奉有票文，也准许随时拘捕追究。各国领事官有传拘各国人民的票证，巡捕也可以执行。只是案犯被拘传后，应送交各该管衙门，按照法律惩治，不得任意有所偏颇。

第十四条拘送逃入界内之人。凡在内地或厦地犯案后逃入界内的，应由厦防厅出票派差，送交领事官签押，方可由巡捕会同拘捕，送案究治。

第十五条追缴规例内的罚款欠款。凡违背后附规例内罚款欠款各项，或不缴纳执照费的，公局均可立即向该管官署呈控。该管官长核实后，即责令违例之人遵缴罚款欠款，或储存欠款以供公用，并责令将公局控追该犯人的诉讼费用缴出，由局员酌情办理。至于按此章及后附规例内的一切罚款欠款等项，均登记在局内名下细账中，以备照章支用。

第十六条增改章程。此项章程如需增改，或所载语意或赋予的权势有疑惑之处，应由各国领事会同地方官商议妥当才好，然后上呈各国钦差大臣及中国国家，仍候各国钦差大臣及中国国家批准，以显示慎重。

论改订中国通商条约

前年五月，团匪作乱，到处焚烧掠夺，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备尝困苦，贸易也多受伤害，列国政府震惊，代为镇定，随即在北京召开使臣会议，各国全权代表几经辩论，和约最终达成，赔款四百五十兆两，先支付债券，北京至大沽之间分驻军队，善后之策几乎完成。议约之初，除京津一带驻兵外，其余在华军队依次撤回，自骚乱以来已一年半，至今才又见到和平。列国与中国的交涉，还有改订通商条约一事，此条约如何缔结，对将来列国贸易的兴衰大有关系，各国皆就其要求条件，竭尽脑汁，深思熟虑，毫不退让，然而此条约的大纲，不知列国是合议还是分议，其中利害，英国最为相关，首先派遣麦垓君为议约专员，辅以戈颁德臣两位，中国则由盛大臣担任。如今列国已准备齐全，早晚应当可以开议，向来与中国通商感受最大利害的是英国，使臣会议时于关税事反对最有力的也是英国，其所占地位优于他国，故派员最先为改订通商条约的前驱，未尝不合于事理。英国属地遍布全球，国旗所至，贸易繁盛，其国民的态度诚可赞赏，然而英国之外尚有俄、法、德、奥、美各国及我日本国，商约专员尚未见派遣，是否观望英国所定通商条约，也未可知。英国专员与中国专员的交涉，其增进通商权利的益处必无遗漏，他国附随英国之后，依样要求，如有遗漏，则参照待遇最优之国的条款自能均沾英国所有的权利，其权利的益处也无所谓高下。果真如此，则列国也不必以缔结通商条约为必要之事，中国政府也只需固执旧见，不允英国专员的要求即可，以英国专员一人的压力不能动摇它，不像列国公共的压力可以强制它。不分高下，固然被列国视为便利之法，然而我于中国与欧美列国不同，以通商贸易而论，假令英国居第一，则我国可居第二，发展程度年年增进二成。以上远驾英国，虽然英国承担缔结通商条约的责任，以为列国楷模，然而我国则另有要求，望政府速派专员以应对此局，使其贯彻我国固有的要求条件，庶将来可在四亿人口的大市场上扩张我国的商权。我只求我的便利，可不顾他国之所为，我国的改订通商条约，不可不直接向北京政府开议。商约开议，我国不可过于恃强凌弱堂堂帝都，只剩此孤城残垒，若苦苦以种种难题逼迫以必不可能之事，决非我国将来的利益，只是有害于我国贸易发达的制度，不可不除去。列国订立此条约，如使中国有所难堪，我国不宜附合，即使可成，也应努力避免。明治二十九年，我与中国缔结通商航海条约。

译军饷不足，起初在江都仙女镇的各会馆试行，咸丰三年六月颁行全国，以救济军需。向来中国的常备军及八旗绿营，每年由政府支出经费无虞不足，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才开始征收此税以供养新勇，延续至今，长久未改。

厘金归各省巡抚主管，随意设置分卡委员征收，分卡的数量没有限制，任意设置，所以外国人到中国内地，无处不见有厘金官吏。有人说全国分局有一万四千所，货物经过先向总局缴纳厘金，货物销路稍远无法幸免，路程愈远，征收的厘金愈多，往往有大宗货物售出若干，其余尚须运往他处，但因再次缴纳厘金的原因，不得不将货物全部勉强卖尽。

商人想要免除这种苛税，必须经过未设局卡的地方，或绕道而行，或舍水路走陆路。广东、广西两省西江附近，因征收厘金过重，货物转不出那条水路，而绕陆路出北海港，或竟出口到法属东京地方。

征收厘金，是为了充实各省地方经费，按规定缴纳的大约在百分之二三，但没有一定规律，变更税则听凭官吏随意，且与常关不同。厘金委员如果所收不足则自己赔垫，有余则私自占有，所以漫无节制地加重税收，也是自然之势。

每年征收总额，无人能知，研究中国情况的人，均无从解释，即使解释也不能精确。因为征收厘金没有一定的规则，即使询问缴纳厘金的中国商民，也决不肯向外国人明说，如果明说，必受官吏的报复。

然而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从前有某商由九江内地运货到九江，先缴纳原价百分之十五以减免内地诸税，由此可知，运出货物至少也要缴纳百分之十五的通过税。

所谓行厘，凡由甲地运至乙地的货物征收如此多的通过税，甲乙两地间的交易必然不便，所以甲地的产物不能供应乙地的需要，对产业发展及贸易都是一大障碍，所以不废除这种税，中国商务断难指望其发达。

中国各省疆吏不仅专司军务，也兼向政府缴纳租税，岁入厘金多由疆吏掌管，如有不足再征收其他租税来补充，所以各疆吏将其收入丰厚作为不可明说之事，常说废除厘金终究不能实行。

那么，如果不先改革中国政治大体，必然不能废除厘金。此事在改订通商条约中最为重要，但实行颇为困难，想要看到成效更不知要耗费多少岁月。总之，免除厘金一事，不能说不算是各国共同的大问题。

译二、废除通过税。此言即子口税。中国内地既有如上文所述的不法税课，进口货固然蒙受其害，出口货也未必有利，最终必将使条约所载的进出口一定税制发生变更而失去其功效。英国一千八百四十二年的《江宁条约》，以及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的《天津条约》，规定凡进出口货物在完纳进出口正税之外，再以其二分之一完纳子口税，一次即进出口税值百抽五（5%），子口税值百抽二点五（2.5%），合计共征百分之七点五（7.5%），其一切内地税皆予以免除。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七月中日通商条约第十一条，规定日本臣民欲将运入之货进售于内地，如系应完税之货，则按进口税的一半输纳；如系免税之货，按值每百两征收两两五钱，内地各征一概豁免。第十二条，出口货亦同，这可谓是一着胜棋。然而这不过是条约上的权利，实际上仍归于无效，进出口货仍有被课以不法重税的情况，这几乎是今日不可争辩的现状。其原因有数端，列举如下：

甲、外国人由通商口岸运货入内地，或由内地运货运至通商口岸，照条约所定，本仅需缴纳子口税，沿途厘金毋庸完纳。然而货物到达后，在其地售与中国人，即征收落地税，这与缴纳厘金有何区别？曾有一商人由广东运棉纱二包至桂林，其中一包因未纳子口税，沿途厘厂完纳了四圆十八钱，即百分之十八余；另一包已纳子口税，领有税单免纳厘税，至桂林仍纳落地税三圆三十三钱。加上已纳的正口税一圆三钱，共完纳四圆三十六钱，即若纳厘金，其数额尚不至如此之重。又由内地运货至通商者，其弊端亦同。有一外国商人在江西省买茧一担出口时，先完子口税一圆半，而厘金局先前已就卖茧的中国人征收了厘金十圆。又产茶地方中国人售予外人的茶亦如此。如上所言，虽不征外国商人的厘金，却使中国人出之，这是商务的一大障碍。

乙、中国人由内地运出货物，或运入内地，若干纳子口税而不纳厘金，必受官吏种种虐待，又故意借其他事端加以报复。于是中国商人便无不愿纳厘金了。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有商人由重庆运棉纱进入内地，完纳子口税，携带税单，分装于数艘小船，行经内地厘厂时，被命将小船拘留，不得已重新缴纳厘金，方许放行。不仅停留了十二日之久，且到达其地后又征收百分之三的落地税。自此事发生后，各商人引以为戒，此后该地方无人敢领取子口税单。总之，中国官吏权力广大，商人见之，完全丧失其应有的权利，不可不知。

丙、中国各地设有商业联合会，当地方财政窘迫之时，先向官吏缴纳资金，每年认缴若干，即可获得征收厘金的权力，并借此刁难未联合的同业者，最终使联合者独占营业，以抽取厘金为一己之私利。广东省有棉纱联合会，在厘金局认定的应缴数额之外，对非联合者皆课以二倍的税，此项营业遂为联合者所独占。中国官吏多方筹划，反对条约所定的子口税，而汲汲于征收厘金，是因为厘金可充作地方经费，且可饱其私囊。子口税则不然，不仅归中央政府所有，且由洋关征收，官吏毫不能行其私曲。若想在中国商务谋求其发达进步，非决然废除厘金不可，而且必须励行废除之实，否则功效不能完全，终不能除去此障碍。

三、解除中国米谷出口的禁令。中国四百余州土地最为丰沃，长江沿岸产稻米最多，与所谓南京米者，其品质有所不同，适宜于我国人的常食，其价格低廉于我国，故中国之米一旦解除出口禁令，则我国粮食价值因之低廉，可免除囤积导致的昂贵，于我商工立国之方针，利益颇大况且中国南省漕米现未尽废，每年供给北京稻米谷四百余万石，所支经费每年约数百万元两，这固然是中国无益的糜费，而对南北航运业的益处却不少。故解除米谷出口的禁令，不特我之粮食不足可由中国输入，且可由中国南省运至长崎、马关，再转运至北京，以补充北京所需，其贸易之盛不难预知。即为中国计，当此国用浩繁之时，正宜裁节糜费，废除漕米之旧制，听任各地自行转运。惟南北航运业失去政府之津贴，不免减色。我国运往长崎，转运北京，与直由中国南省运至北京的运费，虽不见节省，然从此我九州地方与中国米谷贸易，将有非常繁盛之象。其进出口之数，即以现在的漕米四百万石折半计算，出口二百万，进口二百万，其贸易之数已得四百万石。一石之价以十圆合算，即增加四千万圆。

译从事贸易。我国船主及商人所获得的运费和工食，也必定不少。放宽米谷出口禁令，对我国产生的影响如此重大，而对于不常食用大米的英国却毫无妨碍。况且如果实行，我国粮价低廉，可以防止囤积居奇导致的物价飞涨，在工商业的竞争方面，英国难道能说没有好处吗？我国委员在此次改订通商条约时，难道不可以将此作为方针吗？姑且不论其与英国的大旨相同，仅凭这种情况，已是我国的特别利益。如果援引最惠国待遇的条款，却将改订条约之事看得轻率平常，恐怕难以期望将来商务的发达。

译反对的人说：中国大米进口，导致本国米价下跌，米商和农户都失去了生计。运入廉价物品与国内产品相竞争，其结果必然不利。虽然将这种说法推到极端，即使因为不利而完全放弃旧业，转而从事其他有利可图的事业，其损失也绝不会像上面所担忧的那样严重。因此，在我国，凡是米商，如果改营其他利润丰厚的行业，如养蚕等，虽然暂时难免有所损失，但最终必定能像以前一样获利，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比较下来，我国的地位毫无不利。即使放宽禁令后米价下跌，久而久之两国米价终会趋于平均，将来价格上涨也是自然趋势。况且此时我国米价绝不会跌到中国米价的一半以下，那么我国米商的不利确实微乎其微。更有与米价一同下跌的各种用品，计算其利益，米商所遭受的不利几乎可以说完全没有。而且彼此米价差异不大，中国大米出口放宽禁令，食品价格低廉，工业也感受到实惠。虽然我国很少遭遇灾年，但米价有时暴涨，财经秩序颇令人担忧，如果能与中国米谷流通来抑制其暴涨之势，其利益实在不小。有人担心放宽禁令后，我国米商受到影响，都想大量进口米谷，仍不免受进口税的限制，这可以根据我国的意愿来处理。总之，米谷出口放宽禁令，不能不寻求中国的承诺。如果放弃这个机会，恐怕再也没有达到此目的的时候。那些喋喋不休谈论保护或改良农业的人，只知道拘泥于一隅，而不顾全体的大利益，其眼界之狭小，实在可恨。

四、改正进口税

在改订通商条约之时，改正进口税，不能不熟谙我国的情形，以及约章所议定的精神。而其宗旨尤其在于贯彻货物的价值。想要将我国的各种商货输入拥有四亿人口的市场，最大的莫过于棉纱。不仅我国如此，英国的出口量也与之相当。我国的货物大多是二十支以下的土产，但细纱也不仅是英国有，我国近来进口也很多。我国从事纺织业的人应当及时制造细纱，先于英国运往中国以进行同业竞争。虽然我国土纱与英国细纱价格迥然不同，土纱一马太（约400磅）三十六贯，价格约一百圆上下，细纱则在三百圆以上，中国关税每百斤征收银七钱，折合我国货币八十钱左右。我国一百圆上下的土纱与英国三百圆以上的细纱，既然同为一马太，不能不缴纳二圆四五十钱的税。然而按价值计算，我国土纱所缴纳的关税已达百分之二又四五，英国细纱所缴纳的仅千分之八。现在进口税视为同价，足额抽取百分之五，凡是棉纱都归为一类，而不问其产地是否相同，未免不公平。如果按照约章所定估价抽税，并以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九十八年、九十九年三年的平均价格为准，我国土纱棉纱中的下等品，如过去抽取百分之二又四五，现在加倍为百分之五。这样则我国土纱承担价值百分之五的关税，英国细纱仅承担百分之一又六七而已。或者以三年中的平均价格综合各种棉纱来计算，进口的数量上等少于下等，如果以此定为标准，其结果仍低于平均价格。如上等三百圆，下一百圆，可以二百圆作为中数，但还有高达一百二十圆的，也不能认为是棉纱整体的平均价格。假设棉纱价格为一百二十圆，如果值百抽五，即为六圆。凡是棉纱一马太的进口税，就现在每百斤而言，过去缴纳八十钱的，现在增加二圆，无论何种棉纱一律征收，那么英国上等货所增加的不过比其价值增加百分之二，我国下等货且在按约抽收之外又增加一分了。由此看来，即使是棉纱这一种物品，其所谓估价抽税，取三年中的平均价者，究竟不知是以下等为准，还是以两等的中数为准。现在棉纱并无分别，如果不改变以往的税则，那么我国的下等货与英国的上等货相竞争，极为不利。如果想要在中国扩大我国棉纱的销路，不能不分为若干种类，各自确定其价值百分之五，以建立一定的税则。现在我国的帛系织物，其运入中国的虽然不显著，但我国欲以商工立国而巩固其基础，不得不以出口货为重。现在我国出口的下等金巾与英国所制的上等云斋一种，其价格相差数倍不止。中国税则，无论上下，凡是四十码，概征税银八分或十分，因此我国也适宜区别其价格的贵贱，分为若干种类，辨明其实际数值，确定百分之五的税则。其他货物，有现在尚未出口的，有稍微出口的，此后必有逐渐增加的趋势。我国是商工业的后进国，所以一切制造，想要与英国及其他商工业先进国及占有多年贩路者相竞争，没有其他可依赖的方法，惟有廉价这一法而已。现在得到改订通商条约的机会，必须抱定条约切实值百抽五

译第五条的意图，是统括现在或日后出口的货物，逐一预定其低廉的进口税。

译五、整顿各通商口岸。我国海运业所必需的，是沿海的航行权以及内河的航运权。然而，扬子江沿岸通往湖泊的地方以及内河的航运业，英国早年已经求得，我国与各国均沾受其利益。因此，大东轮船公司开辟了扬子江宜昌的航线，现在又计划扩展重庆的航线。大东汽船公司又开辟了上海至苏州、杭州的航线。此外，航行的权利，无论哪个口岸都可以自由行使，我国也没有其他要求。所希望的，只是通商口岸设施的改良罢了。无论沿岸航行多么便利，如果像现在这样各口岸设施不善，海运的利益终究会有欠缺。现在上海及其他通商口岸，如仓库、趸船、码头等，如果设施完善，必定对海陆联络大有裨益。要想谋求贸易的进步，不可不注意于这种设施。这不仅有利于商业国家的发达，即使对于主权国家，又何尝不因此获利呢？再者，出口的红票也应当免除。中国在各口岸进出船只，在进口时按吨数征税，称为船钞，期限以四个月为限。虽然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例子，但相比之下没有比这更重的，这也是海运业发达的障碍。应当趁这次改订通商条约的机会，请求其政府废除它，即使不能废除，也应当加以限制。总之，改订通商条约，日本、英国两国的利害关系大体相同，但细节上不能完全一致。如上文所论述的，在我国关系重大，而在英国则毫无牵涉。所以我国不可将此交涉视为闲谈，而袖手旁观其成功。两国利害有相反之处，我能不维护自己的利益吗？唉！我国政府、我国国民，在中国北方的战乱中，确实忠勇义烈，无愧于军队战胜的荣耀。和局既定，又得到了极大的市场，以扩展我国的商权，以增进国权，国家利益不能说不是一千年来一时的机遇。现在正值改订通商条约，凡我国人，应当反复思考，不要稍有遗漏，从而误了国家百年之大计。

五国盟约离合记

连横合纵的事情，在战国时代就很盛行。后世群雄并立，也颇有此类事情。然而天下统一，就废弃不再使用。如今欧洲的形势，接近战国时代。其君臣明智通达，熟悉敌情，不是游说之士所能恐吓的。所以欧洲没有游说之学。然而盟会朝聘，古今一样。阅读西方历史，观察五国盟约的离合，也是谈论时务者得失的关键所在。从光绪五年起，德国与奥地利结盟。两年后，意大利与德奥结盟。第二年，俄国与德国结盟。十三年后，俄国与法国结盟。今年，俄国与法国又续约结盟。有的表面和睦而内心背离，有的舍弃那边而投靠这边。大都是为了自私其国，互相倾轧，结党营私，以此为务，这也是形势使然。然而他们所立的条约，确实关系到欧亚全局。所以欧洲今日朝野人士，无不啧啧议论此事。在同治十一年，俄国皇帝、奥地利皇帝共同访问德国。当时，俄、德、奥三国正和睦，意大利起初未参与盟约。光绪二年，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暗中煽动德国人与奥地利为难。德国人不听从，俄德破坏盟约，从此开始。光绪四年，俄国攻打土耳其并获胜。第二年，在柏林订立和约。英国和奥地利推举德国宰相俾斯麦主持和议。俄国皇帝因为保加利亚、土耳其北部小国帮助俄国攻打土耳其，想要割取土耳其的土地，从多瑙河到黑海，以增加其封地。俾斯麦不听从，而是割让居比路海岛给英国，割让波斯那及熙则哥温拿给奥地利。俄国人怨恨德国直到今天。起初，俾斯麦担忧法国仇视德国，想结交俄国作为援助，所以极力讨好俄国。俄国宰相葛查哥夫嫉妒而固执，厌恶俾斯麦的功劳，内心忌惮他的才能。所以德俄两国宰相不和。俾斯麦屈尊礼遇葛查哥夫，往来书信很多。葛查哥夫都拦截不向俄国皇帝报告。葛查哥夫死后，俄国皇帝才知道，深以为恨。俄国皇帝、德国皇帝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会面，想要消除两相的怨恨，但葛查哥夫心中不平，无法释怀。德国人认为俄国交情难以依靠，所以光绪五年柏林条约，顺从英国和奥地利以拒绝俄国。从此以后，俄德的怨恨加深了。柏林和约订立后，俾斯麦知道俄国怨恨德国，于是前往奥地利与奥地利宰相在维也纳会面，说俄国和法国将要结盟，我们两国不可以孤立，于是订立了德奥同盟条约。光绪五年九月，德奥两国宰相在奥地利首都共同订立盟约，距离柏林和约的订立才四个月。订立条约时，奥地利皇帝已经签署同意约章，而德国皇帝直到光绪八年，才签署同意此约。这时，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三世已经即位了。俾斯麦谋划国家虽然忠诚，但其君臣意见之间，则固有难言之隐。非洲北部有一个小国叫突尼斯，与意大利隔海相望，名叫突尼斯，实际上是土耳其和意大利之间的缓冲地带。光绪六年，法国人占据那里，意大利人担忧法国逼迫，所以想要亲近德奥。从光绪二年，意大利宰相加里波第出使德国，于是前往奥地利商议三国联盟，有成议而未定约。后来三

译当年图尼斯被法国兼并，奥地利人感到恐惧，打算履行《里士卑条约》。光绪七年，意大利国王汉北访问奥地利，次年两国遂结盟，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互为援助。意大利国王访问奥地利的那一年，俄国沙皇遇刺身亡，德国太子前往吊唁，与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相处甚欢。于是俄国宰相希士开始掌权，俾斯麦因为俄国君相对德国友善，便缔结俄德同盟，使两国成为唇齿相依的盟友。当时，德国南面联合奥地利和意大利，北面联合俄国和法国，使孤立无援的各国都受到牵制，这都是宰相俾斯麦的谋略。光绪十四年，德国皇帝威廉一世去世。过了两年，俾斯麦辞去相位，威廉二世不愿亲近俄国，所以德俄同盟于是废除。自从《柏林条约》签订之后，俄国沙皇担心奥地利帮助英国和德国来抵制俄国，所以在黎士达城与奥地利订立条约，规定奥地利新获得的波斯那及熙则哥温拿两省，奥地利管理属地事务，俄国一概不干预。如果俄国与土耳其发生战争，奥地利也不得干预。俄国原本的意图，是想拉拢奥地利以削弱英国和德国的力量。但奥地利最终亲近德国而疏远俄国。等到俾斯麦罢相，俄国人更加担忧自己的独立地位。光绪十七年，俄国宰相米士访问意大利宰相劳的利于美兰城，于是共同谒见意大利国王于满查，商议联合俄国和意大利共同保障地中海的权利。意大利国王认为既然已经与德国、奥地利结盟，不能违背盟约而与俄国联合，俄国人无法从奥地利和意大利那里得到支持，于是转而寻求法国。在法国皇帝拿破仑时期，俄国与法国就有旧怨，等到法国帮助英国在黑海抵制俄国，俄国对法国的仇恨更加加深，所以不愿亲近法国。法国人向来有轻视俄国的心态，而且如果俄国与法国结盟，俄国在地中海和远东的利益将更加雄厚，俄国获利多而法国获利少，所以法国也不愿联合俄国。当德国与俄国关系恶化之时，葛查哥夫屡次想联合法国来倾覆德国，但俄法两国的交往最终未能达成。现在俄国既然失去了德国的援助，除了法国没有肯帮助俄国的，法国与德国积怨已久，德国既然有意大利和奥地利的援助，法国也不得不结交俄国作为外援，所以俄国和法国两国都怀着怨恨而相互结交。光绪二十年，俄法同盟成立，订立互相援助的条约。凡是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三国中与俄国、法国为敌的，俄国、法国两国必定合力抵抗。这个条约以六年为期，但还没到六年，今年俄国和法国已经更换了新约。新约签订后，法国人都欢欣鼓舞。新约所载，往年德法战争，法国失给德国的土地，俄国愿意帮助法国夺回。如果俄国在远东有所行动，法国也愿意竭力帮助俄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三国的同盟，不过只涉及欧洲而已。现在俄国和法国的新约，恐怕将要动摇远东的时局。履霜坚冰至，中国应当防范其渐变的趋势。《诗经》说：“趁着天还没下雨，剥下桑树皮，修补好门窗。”君子读罢法俄新约，希望当权者反复诵读《诗经》中的这句话。

译五国盟约离合续记

光绪二十一年，日本商议割让辽东半岛，俄国、德国、法国联合抵制日本，于是三国之间的交好关系重新复合。大凡三国之所以分离，是因为欧洲旧有的怨恨；大凡三国之所以联合，是因为觊觎中国。盗贼虽然彼此有积怨，等到他们结党抢劫时，情势必然互相支援，不这样就没有空闲入室去撬开别人的箱子。德国和法国世代为仇，尚且能够表面联合，何况俄国和德国昔日是同盟国家呢？这些全都是善于为自己谋划，并非对中国有什么爱护。中国因为辽东归还，认为俄国亲近自己，胶州湾事件发生后，便向俄国谋求帮助。唉！这跟盗贼进入我家，却向盗贼的同党申诉有什么区别呢？俄国对辽东的渴望超过德国对胶州湾的渴望，如果俄国阻止德国，德国日后必定阻止俄国。俄国不如对德国施恩，并且为日后俄国占据土地做打算。德国效仿俄国，俄国非常恐惧。日后的俄国，就是今日的德国。俄国公使说德国理直，难道德国的理由真的直吗？俄国自己认为理直罢了。法国和俄国互换条约之后，法国皇帝访问俄国，回国时，全国欢迎他，荣耀得像凯旋的将军。过去拿破仑时期，俄国低头听从法国命令，如今法国却委屈自己顺从俄国，这是法国的耻辱。把耻辱当作荣耀，难道是为了谋求更大的欲望吗？欧洲西部强国并立，谁也不敢先发制人，遭受祸害的，除了东亚还有谁呢？因为我国的缘故，使得欧洲各国联合的忽然分离，分离的忽然联合，英国和日本为一党，德国、法国、俄国为一党，意大利、奥地利也将跟随其后。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国，垂涎三尺地流着口水望着我国。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草上，火还没烧起来，就说是安全，贾谊认为这是危险。如今胶州湾事件，火已经点燃了，还没有蔓延成灾，能长久等待吗？虽然如此，俄国安抚法国时说：“法国在东亚帮助俄国，俄国也帮助法国收回德国侵占的土地。”这话法国虽然高兴，德国实际上忌恨。因此俄国、法国、德国三国表面虽然联合，内心实际上背离。游说的权术虽然不能用于当今，但如果能得到熟悉外事的使节人才，用利害关系陈述给他们，或许可以离间三国的联盟而平息他们的阴谋。否则，德国担忧法国势力雄厚，割占东亚以自强，不得不争先逐利，就像下棋一样，务必抢占先手，那么东亚就危险了。即使不这样，而在西边失去利益，在东边收回利益，把法国在西边侵占的土地归还，而多割占东亚以作为补偿，这也是德国的利益。中国不培养使节人才，所以外交邻国的事务多荆棘丛生。张荫桓被德国困住，张德彝奔走各国以求救援，最终迫使德国退兵，使节人才的益处巨大啊！曾纪泽出使俄国而收回伊犁，差不多接近这种情况了。

论实施条约要旨

我国日本在明治二十七年与英国续修条约，将限制外国侨民权利的规定依照万国公法改正施行。计算这个条例施行的期限，限定在明治三十二年，早则五月，晚或七月，距离现在还有年半的时间，才可以施行。自从英国订立条约后，美国、德国等十六国先后遵照缔结同盟，现在只有奥地利、法国两国尚未批准。然而奥地利也曾将和约条款互相商议交换审查，一经签字便可公布施行。法国在上议院目前曾经开会商议，一旦商定便可批准交换，计算日期应当也不远。这两个国家新条约改正后，那么我国邦交的事务就可以完备了结。现在所谓没有完结的，不过是关税一项，须等待各国在改正条约后等候六个月施行。譬如法国在本年十二月将新条约改定交换，那么来年七月就可以颁布关税条例，其余实在没有其他事情没有决定。至于本条约实施的权利，应当遵照日英条约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的例子一律办理。我国政府已经会同英国政府商议，准许在换约后五年颁布。现在距离换约将近四年了，虽然这四年内还没有见到实际应用，然而两国全权钦使往复公文在两国政府间已经将现存的条约全部消灭。此举政府曾将法典公布于众，到实施之际实在对两国都有很大便利。计算这个条例在明治三十二年某月某日应当可以决然施行，只是须提前一年照会缔约国，让他们准备。至于照会缔约国时，我说须先行布告本国才是最紧急的准备之事。虽然期限未到，然而改正的条件不可不先自行施行，使国人努力遵奉，无论何国均须一律发布，全部让本国依照。现在将缔结同盟十六国改正条约的交换日期、实施日期、照会日期所有年限记录在左边，都用明治纪年。

缔盟国名

交换条约之期

实施条约之期

照会施行之期

英国

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

三十二年七月十五日

三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美国

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三十二年七月十七日

义国

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

三十二年七月十七日

三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俄国

二十八年六月八日

三十二年

译六月九日

三十一年六月七日

丹国

二十八年十月十九日

译三十二年七月十七日

三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清国

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德国

二十九年四月四日

三十二年七月十七日

三十一年七月十七日

比利时

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三十二年七月十六日

三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秘鲁

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三十二年七月十七日

巴西

二十八年十一月五日

批准交换条约后随即施行

瑞典

挪威

二十九年五月二日

三十二年五月三日

三十一年五月三日

荷兰

二十九年九月八日

三十二年七月十六日

三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瑞士

二十九年十一月十日

三十二年七月十七日

三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西班牙

三十年一月二日

三十二年七月十七日

三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葡萄牙

三十年一月二十六日

三十二年七月十六日

起初，我国与外国通商订立条约，始于德川幕府时期。那时政府尚且禁锢国民的智慧，未开辟权利，一切事务都任由他人主宰。自从王政维新以来，朝廷内外知耻，对于条约和国际公法，常想尽力挽回以往的失误。明治初年，派遣岩仓大使出使欧美各国，特别授予重权，专门商议修改条约的事宜。所访问的国家，未能允许。随后井上外务卿上任，专为此事，竭心尽力，挽回的契机虽然稍有进步，然而内外猜忌仍然多有障碍，于是又中止了。等到陆奥宗光伯爵担任外务卿时，在明治二十二年，因此事几乎遭遇险难。凡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在处理修改条约这件事上，无不感到棘手。计算历年来都视此为难题不易，期望其成就，纵然意志坚定专一，或许终有成就的一天，然而实在不敢期望迅速成功。没想到明治二十七年，故陆奥伯爵主持与英国修约，首先商议此事，英国竟然乐于答应。此后各国修改条约，都以此作为标准。唉！平等的条约本是公理，昧心所为，怎能最终违背公理呢？然而这并非不是国民的热心、当局的尽力，所以能够逐步进步以至于成功，并非侥幸偶然而达到这一步。只是这条约虽然订立，应当早日施行，这实在是我国人民所共同深切庆幸的。近来听说政府已将各项法律紧急审查，现在已召开至第十一次议会。虽然所召开的议会，各位公卿固然心系国家，然而注意所在，只知道迅速发布，不要误了期限，像这样的建议实在没有切中要害。我国历年以来反对党的气焰，众所周知。如今议会开议时虽然没听到异议，然而开头第一件，试问政府各位公卿是否已在反对党中建立了威信？虽信守与不信守，我们不能预知。万一在议会散会后意见产生分歧，将一切法律埋没，政府的本心将如何挽救？眼下实施条约的期限已迫近，如果因此延阻，不难将多年来与外国政府交涉极其困难才达成的协议一旦中途变更，而且临近期限延误，先自失信，关系到国家体制实在不轻。所以今日商议其他事情尚可延缓，唯独最惊心动魄之处，莫过于奉行法律一案，必须先在此注意布置稳固，而后实施才不会有误。如今议员们幸好没听到反对之事。然而综合考察历年来的情势，这件事终究不可不虑。敬告一言，请注意罢了。

通筹南洋各岛添设领事官保护华民奏疏。

奏为英国属埠拟添设领事官保护华侨并通筹南洋各岛派员先后次第恭敬呈折仰求圣鉴事。私下臣查光绪十二年两广总督张之洞派遣委员副将王荣和、知府王嶲访查南洋各岛华侨商务，上奏称该委员等周历二十多个港口，大约计算英、荷、日三国属岛应设总领事的有三处，设正副领事的各有数处。经总理衙门议回复在案。臣于光绪十六年七月接到总理衙门咨文称：据海军提督丁汝昌文书称，此次洋如附近新加坡各岛，曰槟榔屿，曰马六甲，曰柔佛，曰芙蓉，曰雪兰莪，曰白蜡，皆未设领事。华侨商人因受欺凌剥削，无不环绕诉苦哀求，拟请各设副领事一员，即由当地公正殷实的商人代理，统辖于新加坡领事之下。应先与该国外部商定，核给凭照。如能办到，实在对华侨有益等因。到臣当经办文照会英国外交部，援引公法及各国常例，声明中国可派领事官员分驻英国属境，等商有端倪，拟再咨明总理衙门详细筹划妥善办理。臣私下认为领事一职关系紧要，而南洋各岛华侨众多，如果不统论全局，则一事之利弊无法明了；如果不兼筹各国，则一隅之情势无从显现。臣谨综其始终本末，为圣上恭敬陈述。大抵外洋各国无不以商务为富强之本，凡在他国通商的港口，必设领事以保护商人，遇有苛刻条例随时驳阻，所以旅居乐业，商务日盛。即历游之员、

译从事手工业的人，也都对所到之处感到像回家一样亲切。而西洋各国领事在中国境内的权力尤其大，这主要是因为订立条约之初，中国不了解洋人的情况，允许他们管辖本国居住在中国的商民，权力与地方官没有区别。洋人每发生人命、债务、诉讼等案件，都由领事官自行审理，往往牵制我国地方官的手脚。从前中国各通商口岸枝节横生，确实也是由于这个原因。然而，即便在其他国家不处理政务的领事，仅以保护商务为名，各国也看得很重，稍有交涉就筹划建设。枝叶繁茂则根本稳固，耳目灵通则消息灵敏，民心安乐则国势强盛，这是自然的道理。

中国派驻在国外的领事，在英国有新加坡领事，在美国有旧金山总领事、纽约领事，在西班牙有古巴总领事、马丹萨领事，在秘鲁有嘉果尚领事，在日本有长崎、横滨、神户三处领事，有箱馆副领事。南北美洲与日本各口岸，屡次经过总理衙门与出使大臣筹划经营，建置较为密集。只有南洋各岛星罗棋布，形势尤其接近华民往来居住的地方，有的通商，有的做工，有的种植，有的开矿，不下三百多万人。即使委员王荣和等人所到的地方，也已报告有一百多万人。臣私下根据平日所见所闻，参考张之洞的原奏，计算华民聚居的地方，荷兰、西班牙两国所属应该专门设立领事的约四处：一是苏门答腊的日里埠，二是噶罗巴，三是三宝陇等埠，四是小吕宋。英法两国所属应该专门设立领事的约五处：一是香港，二是新金山，三是缅甸的仰光，四是越南的北圻与西贡。其他如槟榔屿等地，已经可以相机设法，或者由就近的领事兼管，或者选拔富商作为绅董，授予副领事的名称，略给经费，由就近的领事管辖，斟酌情况适宜安置。总之花费也不多。

就南洋各岛而言，只需设立数十名领事，大局就已经觉得周全妥当，加上略微增派，总计每年的费用应当不超过十万两银子。私下查考各海关洋税项下，每年提取一成半作为出使经费，大约银一百多万两，而近年出使各馆所需以及游历人员所用，统计应当不超过六十万两。总理衙门原议将盈余部分预备用于增派各国使臣。臣愚以为西洋头等强国均已派有使臣，即便二三等之国也由各国使臣就近兼管，似乎暂时无需多派。只是逐渐增加这十几名领事，则商业政治日益兴盛，民间财富日益丰富，时刻与国内政事相通，并且在极远的地方安抚舆情，不引起华人的失望，在无形中收回权利，不引发外人讥笑的开端。所获得的益处与所花费的相比，何止十倍。

臣曾阅览各国贸易总册，以洋货土货进出相抵，每年中国流入外洋的银子约一二千万两。又考察数年前美国旧金山银行汇票总数，每年华民汇入中国的银子约合八百万两，内外虽然该处工资较丰厚，而人数尚非最多，那么推知古巴、秘鲁可知，推知南洋各岛又可知。中国贸易与各国相比，亏损很大，然而尚有可以周转的，因为华民出洋所获的利润足以弥补。倘若此源头再被堵塞，则内地的银子必定更加显得匮乏，民生已经极度贫困，私下恐怕事变丛生。

即便就新加坡一埠而论，设立领事已十三年，支出经费未满十万两银子，然而各省赈灾捐、海防捐所获的款项实际已经加倍，而商佣十四五万人，他们前后携带寄回中国的应当也不下一二千万两。领事一官在彼外洋，虽然没有管辖华民的权力，实际有保护华民的责任。纵然妥善订立条约章程，必须领事随所见所闻与彼地方官商办，则洋官也能借此稽查，而土人不敢任意苛待。即便驻洋使臣想要与外部辩论，也必定以领事所报为凭，方能使洋官有所顾忌。这就是领事一官不能不设立的原因，而已设领事的地方未曾没有显著的成效。

译如今华人出洋谋生的利益已稍不如从前了，如果真能在南洋各岛酌情增设领事，尚能挽回补救，从而收回固有的利益来源。然而之所以商议许久，却迟迟未能就绪，主要原因在于订立条约之初，中国不了解洋情，并不知道华人出洋的数量众多，于是只给了他们在华设立领事的权力，而没有我在外洋设立领事的条文。又加上各国开辟荒岛成为大港口，专门依靠招引华人，而洋人实际上寥寥无几，一旦我们设立领事，他们不免有喧宾夺主的嫌疑，又妨碍了他们横征暴敛的行为。所以起初必定坚决拒绝，随后便拖延推诿，外务部以咨询藩属部为借口，藩属部以官民不便为说辞，尽管我们磨破嘴皮、写秃笔管，最终还是无可奈何。这只有身处局中的人深知其难，而局外之人看事情太容易，有的声称就地可以筹集巨额资金，无需另外筹措经费，有的拘泥于洋官驻华的先例，几乎认为一旦设立领事，华人就归其管辖，竟然与管理地方官员没有区别。这都是阅历不深，实在多有隔阂，当局者知道这断难办到，不免有矫枉过正的议论，几乎认为徒增耗费，没有益处，这大概是有感而发。臣私下认为期望过高，反而滋生弊端。领事所收取的身格费、船照费，原本可以略微补贴经费，正不必敛聚巨资以招致非议。如今已设领事的地方，统计人口、核查船只，原本可以稍微分夺他们的权力，正不必揽夺政权以引起猜疑。只要如臣以上所陈述的，不追求近效，而其效果最大，只需认定主见，中外一心，合力坚持等待，得寸进尺，相机筹办，必定可以循序渐进地达成目标。就像新加坡初设领事时，英国外务部也尽力阻挠，当时颇费周折，至今才无异议。臣私下查考英、法、荷、日四国属地，其中苛待华人、不愿我们设领事的，以荷、日两国为最，法国次之，英国又次之。荷、日国势都是昔盛今衰，其立国的命脉在于南洋诸岛，岛中垦田、开矿、招商、收税各项事务，又依赖华人为根基。只是其政令不太严明，呼应不太灵通，洋官往往征取无度，侨居的西方人又侵侮华人，有的逼迫他们入籍，有的拘禁他们为奴，有的禁止往来，有的榨取他们的生计。如果有华官在旁边讲理，终究可以补救一二。虽然商议设立领事之初，他们必定支吾推诿，但我们如果据理力争，因势利导，始终坚持，相信他们也没有言辞来为难我们，及早谋划，那么难的或许会逐渐变为容易。如今不谋划，那么容易的也会逐渐觉得难。想必总理衙门必定仍会知照出使美、日、秘大臣崔国因，催促商议日本外务部，先在小吕宋设立领事，以便依次推广，以符合原议。至于英国，对待我华人较为公允，臣观察各国在英属土地设立领事，视为平常之举，向来没有拦阻。又知道英国君臣用意颇想与中国互相敦睦友谊，或许不会在此类事件上稍露歧视中国的形迹。近来与该外务部商议，请求照各国之例，在英属地适宜的地方派设领事。即使他们不肯迅速答应，臣打算坚持初议，反复多次，与他们磋商磨合。先就在香港、仰光、新金山等港口，酌情设立一两名领事，而槟榔屿等六处，也应当审察其地势、人数，从长计议。由此推及法、荷各属地，或许也较易着力。臣并非不知道洋人性情坚韧，每商议一事必定多有波折，然而如果不畏惧笔墨口舌的繁琐，不掺杂游移不定的见解，不扰乱缓急的顺序，或许稍有效果，可以谋求广泛庇荫周全，那么民生丰厚而不只是开拓商务，财用充裕则近忧缓解而不是劳师远征，布置广阔则众志联合而兼可探知敌情，呼吁减少则国体尊严而即以消除外侮。臣为海外数百万生灵着想，不敢稍安缄默。所有关于英国属埠拟设领事，以及通筹南洋各岛派员依次缘由，恭敬地写成奏折陈述，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论美国禁止华工之故

驻美国加利福尼亚省正埠中国领事何佑先生前曾在本报发表一个问题，题为“美国禁止华人究竟对美国有何损益”，读者无不悉心研究。然而在1882年与1892年时，美国已将此事查考辩论清楚，然后议院才将禁令颁布施行。此禁令以十年为限，明年五月届满，美国人拟请议院延续前禁。美国各外交家也都认为禁止华人一事须定为常例，永不更改。查此禁令创行之初，不过是试办，借以观察各华人的情性能否转变。然而颁布施行已二十年，而各华人的一切行为绝无丝毫改变，所以我们特别不愿与他们同处一方。禁令颁布施行以来，执行甚严，然而华人诡诈百出，偷渡入境的仍然很多，所以虽然禁止多年，而华人未曾减少。1880年前，此议未起，每届十年编查户口一次，华人每年自然有所增加。自议禁后，户口册上

译华人虽然未见减少，但也没有增多。以加利福尼亚州1880年的人口统计来看，华人共有75133名；1890年为72472名；1900年则仅有45641名。以纽约州为例，1870年只有29名；1880年增至909名；1890年增至2935名；1900年又增至7170名。由此观之，可知加利福尼亚州的华人已逐渐迁往美国东部各州，因此加利福尼亚州禁止华人的措施已见成效。如果东部各州效仿此举，华人便不会在我国蔓延滋长。加利福尼亚州禁止华人有效，所以十年来，本州美国人的境况比以前大为改善。还记得禁令未实行之前，本地工人颇受排挤，几乎无处受雇，生计饥寒交迫，往往游荡街头，结党营私，趁机制造祸端，这确实是当时的真实情况。何君却说“并非工人无事可做才设立此禁令，实是有好事之徒憎恶华人，所以煽动众工促成此举”，这话实在不准确。议会起初也怀疑禁止华人并非众望所归，因此特意让美国人投票，以观察舆论所在。加利福尼亚州反对此禁令的只有883人。议会顺应民意，所以特派专员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复查。各专员向议会报告，认为必须禁止华工，然后议会才颁布禁令。禁令颁布后，便没有失业工人沿途滋事。假如议会不听从这一请求，恐怕游民滋扰会更严重，至今必有不堪设想之祸。美国议会行事，视公众情绪为向背。华人深知此情，所以想竭力扭转美国人的舆论。知道此事与政府辩论无益，所以不用公文往来，特意将美国人此禁令如何有害、放宽禁令如何有益等细节，反复辩论，写信给美国各代表人，企图改变其方针。设计不可谓不巧妙。如果不早加驳斥，恐怕不免落入其圈套。所以加利福尼亚州正埠工部局员，已召集全州名人商议禀报议会，待此禁令期满，仍重申前禁。现已定于11月21日集会，当即可以定议。何君深知像美国这样的新兴国家，需要中等工人必然很多，所以说中国来美的工人都是平庸之辈，绝不能与美国工人竞争。何君太知道美国上等工人大多自相团结，以保护其原有的利权，禁止华人多为这些人所提倡，所以他说这话，一方面是为了减轻美国上等工人的嫉妒之心，另一方面是为了激起美国果业农家对廉价佣工的欲望。华工工价独低，而这些人极喜欢雇佣。何君用意可谓精密，我们不可不直接揭穿，以破除众人的疑惑。何君又说禁止华人对美国极为不利，禁令颁布不过两年，加州贸易大见败坏。全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已减少700万美元。此言未免欺骗。查禁令颁布之后，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逐渐增加。1880年，凡货物由美运华、由华运美的，总值27999482美元。到1882年，增至31762313美元。1900年，已增至3813万美元。确凿有据，不可空言欺众。又据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纳先生今年八月分册报内所言，各国运往中国的货物，英国最多，其次就是美国。中国货物运往外国，则美国首屈一指。所以将由美运华及由华运美的货物，与由英运华及由华运英的货物，除英国殖民地不计外，两相比较，数量不相上下。其他国家则都望尘莫及。等等，这就是禁止华人与美国贸易无损的实际证据。旅居美国的华人所用的由华运美的货物，为咸鱼、海产、白米等物。海关账册自1881年颁布禁令以来，各物入口并未减少。即各物进口数量的增减，全视华人的多少。其余如丝、茶等品，则与旅居华人的无关。禁止华人，固与美国贸易无甚牵连。即使中国政府，也不会因美国禁止华人，就产生嫌隙。中国政府深知此禁令，不独美国如此，所以虽因此事稍有争辩，但其他事务交涉，我方更加持平。因此龃龉之处，久而久之也渐渐消弭于无形了。

译美人福司达君著有《外交论》一篇，文中说自美国与中国通商以来，美国政府极力禁止美国人在华贩卖鸦片，因为政府深知鸦片有害中国，且违反中国禁令，本国政府曾命令驻华公使照会中国政府，凡美人在华从事违禁贸易，美国政府绝不庇护。又前数年旅居华人的美国人因事遭受损失，由中国政府赔偿银两七十三万五千二百三十八圆，美国议院在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开会时认为美国人索取赔偿过多，因此退还中国政府四十五万三千四百圆，这实在出乎中国意料之外，中国政府当时曾命令驻美公使道谢，并称两国交情，此后更加亲密。兄长此次拳匪作乱，中外失和，美国对华的策略尤其值得华人感佩赞叹，所以我说不禁止华工，两国交情不至于受损。兄长，中国过去本不愿本国人民旅居海外，近来因人口日益繁盛，才解除禁令，以避免国内人满为患。然而华人移居外国与他国不同，他国人一人外出便失去一人的用处，华人到外国去，初到时很贫穷，回来时很富有，所以中国国家不仅不损失一人，反而能因此获益。华人病死在异国，必定将骸骨运回故土，他们不忘本国的决心如此，实在令人敬畏。何君想请求美国废除这项禁令，完全从工作角度立论，大略说华工很笨拙，只适合从事耕种劳作，精巧的工艺都不能做，所以华人来美对美国各种工艺没有损害，这话也不可不予以辨析。美国禁止华人，不仅是从工艺角度考虑，也不是为了区分种族，而是为了保全国家制度与我国文明。我们试想他的话，凡是来美的华人，多半从事低贱粗重的劳动，确实如何君所说，像开矿、修路、耕田、种果等事，华人要价很低，人们乐于雇用他们，白人的生计于是被他们夺取，但这还是对美国有益的，其他方面则更无可取了。华工既没有家室，又不乐意居住在这块土地上，所得工钱仍汇回本国，所以他们的工价虽然低廉，我们已经觉得损失不少，但这还是粗工、贱业罢了。至于上等工艺如制作雪茄、制鞋、缝衣、摄影、镶牙、漆器、制造钟表等事，精巧程度不亚于美国人，而且也能自立行规，就以制作雪茄这一行业为例，加利福尼亚省已有一千五百人从事制鞋业，又约有一千人尝试游历。加省首府所谓中国街，精美作坊林立。华妇从事缝纫工作，手指灵巧，工价也低，所以喜欢雇用她们的人很多，而美国各女缝工因此失业的不少。某富商怜悯她们，特意设立一家制造厂，专门雇用美国女工，但不久便因亏本而停业。因为她们敌不过使用华工者，后者勤劳且工价低廉，获利甚丰。而且华人食物粗劣，不是美国人所能忍受的，同样的果腹费用，美国人奢侈而华人节俭，这些都与美国女工的利益大有关碍。美国女工谋生之路本来狭窄，如果再被华工夺取，必定会无事可做。加利福尼亚省男女儿童依靠罐装糖果谋生的很多。加省首府华领事馆旁有一家大糖果店，店主是华人，凡是管理机器、制作铁箱、木箱装罐及封口等各工种，也全部使用华人。有时华工不足，才招收美国男女儿童，但让美国人与华人同时做工，一切操作情形便与华人无异，实在有碍我国体面。看今年六月三十日首府工部局的册报可知，华人不仅从事粗工，还能做各种上等手艺。统计首府一处：制作吕宋雪茄箱的店铺五家，雇用白人六十名，华人八十名；帚刷厂八家，雇用白人一百名，华人九十名；吕宋雪茄行三百二十一家，雇用白人五百名，华人八百名；化学制造厂六家，雇用白人一百名，华人四十名；制衣厂三十家，雇用白人八百名，华人二百五十名；糖果罐厂十一家，雇用白人二千五百名，华人三百五十名；洗衣厂二百九十余家，白人开设的一百三十九家，华人开设的一百五十一家，共雇用白人一千六百名，华人八百五十名；火柴厂四家，雇用白人六十名，华人二十名；汗衫厂四十家，雇用白人八百名，华人七百名；制鞋厂十六家，雇用白人七百名，华人二百五十名；织呢厂一家，雇用白人一百二十五名，华人二十名；妇孺汗衫厂家十六家，雇用白人二百名，华人五百七十名。以上各种工作，美国人都视为上等，而华人所占的数量如此之多，可知何君所说，华人只适合从事贱业、粗工及耕种的话，并不准确。只是华人初到美国时，往往只从事低贱的差役，这是实情。然而到美国不久，就能学习上等工艺，与美国上等工人抗衡。如果旅居的华人太多，上等工业必定被他们夺取，美国上等工人无处谋生，那么不仅下等工人会受害。即使华人到美国，只从事种植，也不合适。美国农业如果完全依赖华人，必定

译蹈古罗马的覆辙。罗马战胜敌国，就俘虏其国人回国，让他们代替耕种田地，而自己则迁居城市，导致城市人口过剩，失业者众多，于是结党作乱，罗马的民主政体因此毁坏。美国不能不预先加以防备。何君又说，美国土地大多尚未开垦，招集华工让他们开垦，美国人的产业就会更加富裕，谋生的道路日益广阔。华工来到美国对美国工人没有损害。按照这种说法，仍然是基于华工不能从事上等工艺这一论点。不知道华人来到美国不久，便从事上等的工作，即使从事开垦荒地，所获得的利益，仍然大多属于华人，势必与白人相争。我认为美国未开垦的土地，不如留给美国人慢慢自行开垦更为妥当。即使华人不能从事上等的工作，他们对美国的益处，也不过是雇主从中获利，对国民毫无补益。况且华人所得的工钱，又全部运回本国呢？我国所需的粗工、黑奴已经足够，黑奴所得的工资，仍然用于美国，不用担心资金外流。华人却不是这样，自从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以来统计，华人从美国寄回中国的资金，不少于四亿圆，这个数目可以说是巨大啊。

译何君又说：中国过去修筑长城，是为了防备北方敌寇的入侵，担心他们闯入，所以修筑城墙作为阻隔。如今美国人制定的禁止华人入境的法令，也与筑城阻挡敌寇没有区别。虽然都是禁止，但被禁止的对象却不同。北方敌寇前来，专门从事掠夺；华工来到美国，虽然获得工钱，但终究是替美国人劳作，所得与所失可以相抵。这种论点实际上似是而非。世界上有人种比华人高出数百倍的，并非不想来美国，但他们的地位已经被华人占据。因此，美国多一个华人，就少一个上等的外国人。我的观点与何君完全不同。何君把工人看作机器，美国人却不是这样。何君认为机器制造物品，对国民有益，这是大家所共知的。因为华人索取的工钱低廉，自身生活节俭，他们做的工越多对美国越有利，这与机器没有区别。美国不禁止机器，为什么偏偏要禁止华人？殊不知机器不能自动运转，必须依靠人来操控，机器是用来辅助人的。华人来到美国，操控机器的职位，也由此被华人占据。见识浅陋的人往往说华人只能从事粗重低贱的工作，哪里知道华人很有榜样作用，能够胜任一切上等工艺，不久之后这些工作必将全部被华人揽去。现在像修筑铁路、制造船只等事务，大量使用华人，可见华人的聪明才智并不逊色于白人。我国驻上海总领事古纳先生，在今年的报告中说：凡是东方运往美国的货物，小批量的用美国船只装载，大批量的则先运到日本，再用日本船只转运到美国。日本已经开创航运业，往来于海外，与各国争夺利益等等。鉴于华人与日本人的种族相同，日本人能做到这样，华人不久之后也一定能做到。在当今万国商业竞争的时代，资本的力量最为无限。如果禁令真的废除，将来资本家在水陆各行业中全部使用华人，美国人的生计日益窘迫，日常起居势必得模仿华人才能生存。华人性格驯良，资本家都喜欢使用他们。喜欢使用华人而不使用白人，那么美国的工业必然灭亡。美国工业灭亡，那么美国的民主政体也必然随之灭亡。何君又说：从前美国南部各州使用黑奴劳作而致富，如果美国现在在北部大量使用华人，其功效也一定相等。不知道南部各州因为使用黑奴而致富，虽然富了，但社会受到的伤害非常多，所得终究抵不上所失。美国是民主国家，人人掌握平等自由的权利。南部各州因为使用黑奴导致人类分为三等：一是贵族，二是贫民，三是奴仆，平等自由的局面因此败坏，虽然富有又有什么补益呢？况且南部因为使用黑奴导致战争爆发，兵祸一起，南部各州不仅耗尽了所得的财富，而且伤亡人命不少，元气大损，难以恢复，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到心悸。所以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不在于华人能否致富，也不在于华工的工钱是否低廉，而在于华人来到美国是否适宜。我认为华人受雇，即使与美国人拿同样的工资，也在应当禁止之列。因为华人居住在美国，与我国的政体大有妨碍。何君又说，有人说华人在美国的举动截然不同，事事不能融洽，所以提议禁止。不知道这都是美国不允许华人入籍造成的。如果也把他们当作普通百姓，同样赋予选举权，那么这种弊端自然避免。英国所属的加拿大某位法官曾说，现在在加拿大的日本人不少，我们应该允许他们有选举权，在议会、立法局内都应允许他们有参议权，否则将来人口日益增多，实在有妨碍。从这位先生的话可以看出，美国人应该允许华人有选举权等等。假如美国人愿意华人长久居住在自己的国家，自然不吝惜给予这些权利。不能将上等工人与普通工人特别区分对待。然而看美国现在的情形，是不愿意华人长久居住在美国。既然不愿意华人长久居住在美国，那么禁止华人的法令怎么能轻易废除？如果担心美国人口不足，不妨用白种人来补充，终究比华人好多了。我们都是美国公民，应当不忘美国立国的本意。建国之前，束缚于专制政府之下，对待刻薄，众人心中不服，于是叛离而自立，从而建立民主国家，以保护我们平等自由的权利，以留给子孙万世的安乐。建国之初，敞开门户，无论何国人，如果有喜好平等自由而逃避本国君主苛虐的，只要来到美国，无不接纳，给予他们所求的，但必须遵守美国的法律。美国政府因为他们遵守国法，保护他们如同本国人一样。所允许的专门指欧洲白种人，未曾兼顾黄种人。黑种人在美国居住久了，所以获得的利益与美国人相同，黄种人又不能与黑种人相提并论。总之，无论白种非白种，只要有自由思想而被本国政府不容的，美国人推究立国的初心，允许他们共同居住。然而来到美国的华人，并非因为本国政府刻薄对待、想要寻找自由而来，来到美国后，也不因为归附本国的意思而转而归附美国。居住在美国的日子里，常常思念故乡，美国又何必喜欢这样的人呢？况且华人也不知道真正自由幸福的可贵，他们来到这里，不是出于自愿，大都是受人雇佣而来。现在加利福尼亚州有六家公司，专门从事招募雇佣华工的事务，如果让他们停业，恐怕就没有华人的足迹了。过去华民有欠外人债务的，往往卖身给债主，被迫来到美国受雇

译工匠，靠领取工钱慢慢图谋自我救赎，品质卑劣低下，到了这种地步，还能说他们可以作为我国的国民吗？根据加利福尼亚省捕厅和正埠各教会监督所说，华人旅居美国三十五年，与美国人结婚的不到二十人，所生的子女有一半是败类。所以前次加利福尼亚省议政局会议新定一条律例，此后华人不许与美国人结婚。向来美国的法律只禁止与黑人通婚，如今连华人也必须禁止了。华人来到美国，不仅不能与美国人混居，而且也不愿意。他们踪迹所到之处，必定聚集同族而居，即使允许他们入籍，也永远是异族之人罢了。

译纵观以上各事，可知美国政府允许他国人来美，却唯独禁止中国人，实在是为了保全本国公民及其他国家人的缘故。根据万国公法，本国禁止他国的匪类入境，并无不合公法之处。条款虽然繁多，但以自我生存为首要，其他条款都不能有所侵犯。华人的恶习输入美国，最足以扰乱我们的教化，如果不早日断绝其源头，我国的声名必定逐渐败坏。如今旅居美国的华人大多没有家室，而且美国的学校、图书馆、教堂、戏院等，很少见到他们参与败坏风俗、毁灭道德的事情，他们却往往乐此不疲。他们又不遵守卫生章程，导致疾病丛生，多有传染。在圣节日也不遵守教规，昼夜劳作，衣食简朴，那些沾染了数千年陋习的华人，一到美国，就与我们受教化、守本分的民众争夺利益，这件事怎么能够容忍呢？我国的教化，是我们祖先和父辈热心爱国，流血流汗经营，不知经过多少年代，才将野蛮荒凉的气象彻底洗涤干净，如今却被华人所败坏，难道要听任其坠地吗？还是应当竭力保全呢？华人劳作坚苦，只有未娶妻的白人才能与之抗衡。然而若要与华人争夺利益，即便终身不婚娶，缺乏后嗣的祸患，就是灭种的缘由。让已娶妻者与华人争夺妻儿，必然导致受冻挨饿，我国救济贫困的医院、感化所的人数，必定会日益增多。美国社会应当早作考虑，只有尽力禁止华人，或许才有救呢？由此看来，如果允许华人来美，必然导致华人日益兴盛，白人日益衰落，我国的文明教化依靠谁来保全？抵御外敌和国外祸患依靠谁来捍卫？说华人是有益的劳工，还可以；说华人是有益的国民，则不可以。总之，华人在美国，实在是美国的痼疾，痼疾的深浅，取决于华人的多少。所以华人即使能为美国人开垦土地、种植产业，推广各种事业，所得的利益，终究抵不上所受的害处。兄长认为国家以保全社会无形的利益为上，而财产有形的利益次之。华人即使能使美国生产日益丰富，货物价值日益低廉，然而销售这些货物的，仍然是白人无知识的农家和厂主，他们以雇用华工为有益。试想华工制造物品，即便货物物美价廉，谁来取用呢？究其最终，未必有益。兄长认为华人工资虽然低廉，却总是寄回本国，金银流出，无异于工厂店铺支付价值，社会也支付价值。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及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两次设立禁令，华人的祸害，完全没有减少，如果稍微放松，又怎能设想后果呢？那些仁慈的人，不考虑人民的利害，说世界是一家，凡是来归附的人，不应该拒绝或接受，这话实在可惜。把世界看作一家，这个想法确实善良；然而我国已经派遣许多传教士到他国传教，输入我国的文明，似乎已经尽到了先知先觉的职责，又何必一定要让外国人全都归附我国呢？耶稣教徒保罗曾经对雅典人说：“全世界的人都是上帝所造，同出一脉。”然而又说：“上帝让各国各有界限，不让混淆。”如今我国西部的人虽然已经大声疾呼禁止华人的利弊，但东部仍有声望素著的人，每天想要解除此禁令，他们怎么不怕遭受全国的唾骂呢？按美国禁止华工是天下最不平之事，明年禁令期满，我国总领事何君提前著论登报，阐明公理，希望感动舆论，为日后挽回局势做打算，虽然没看到全文，但看篇中所引各节，言辞委婉而情意真挚，大概可以想见他的用心吧？吾民矣斐伦此论抨击不遗余力表面上以保全文明为借口，暗中却主张区分种族，不然为什么说“美国人与华人同时工作有碍体面”，又说“美国民众未补充以白种终究胜过华人”？而且篇中所言也有很多不能令人信服的地方，试举几端：华人在美国为什么不允许入籍？只以现在的情形，美国人不愿意，一句话带过，而不能明言其原因。一、美国的立国既主张平等，为什么保护他国人却说专指欧洲白种而不包括黄种？二、既然自明禁止的原因，不是为了工艺，不是为了种族，却处处又从工艺和种族立论？三、我料想何君一定有办法驳斥他，然而势力所在，又怎么能以理相争呢？物竞天择之说演变为种族界限，种族界限的极致，就是惧怕黄祸，白人难道是天之骄子吗？日本与我们同种，篇中引用美国领事古纳的报告，未尝不使他感到恐惧，然而禁止工人的禁令不敢加诸日本却独加诸我们，难道不是以日本国势正盛，不敢明显触犯其怒气吗？唉！神皋沃壤，是我们民众的家园，群客争夺主人，不能安居，谋生之道穷尽，于是前往异域，求为仆隶，也不可得到。苍天啊，为什么如此残酷对待我们黄种人呢？往事已矣，从今以后，愿我们的民众怜悯这些穷苦百姓，本着推己及人的心意，为发愤自强做打算，而我们民众也应当争自磨砺，接受良好教育，不要甘心保持卑下的习性，而被排斥在文明之外，怎么知道我们黄种人的志气不会最终伸张呢？

外交无为论

外交的无为有两种，叫做

译迟钝笨拙的人被称为利巧之人。外交上的无为往往流于迟钝笨拙，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因为耗尽了外交资源而自取灭亡。外交资源是外交界的专门术语，指控制外国政府为我所用的能力。所以资源丰富的人，有实现自己意图的效果，而资源匮乏的人则相反。今日的外交不外乎是利益交换的行为，如果我所处理的事情对外国利益有影响，那么务必有办法笼络驾驭外国使者，使其处于不得不答应我请求的地位。利益关系点多的，称为外交资源丰富，否则就是匮乏。1870年9月3日，色当战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帝国政府既已垮台，巴黎选举产生的议员聚集在市政厅，另立护国政府，而儒勒·法夫尔担任外务大臣，与战胜的德军议和。18日，他在费斯奈与俾斯麦会面。法夫尔原本不了解德法外交的实际情况，所谓挟持双方利益关系的紧急之处，以操纵对方使战后条约减轻，本来就没有什么把握。只是凭借滔滔雄辩，讲述正义的原则、政体的得失，希望感动敌人，这足以博得国会议场的称赞罢了。那位老练的宰相，岂会被他所感动呢？最终无功而返。绥尔氏所著的《德法战争外交史》评论说：费斯奈的会面，在巴黎防战的大事中，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法兰西战争之初，既因中等外交家的失机而失误，现在又因仓促上任的外交家而跌倒。从杜拉孟公爵拿破仑三世最后一任外务大臣的处置，可以看出固守常规作用者的失策；从法夫尔的举动，可以看出不知外交资源者的自欺。然而外交资源的丰富，在于双方利益关系点多，究竟用什么方法使之增多呢？回答说：没有别的，平时外交努力增加双方交涉的事端罢了。种种交涉的事端，有对对方有利的，有对我有利的。前者我或许表示与对方同意，作为诱导对方的作用；后者我把它把持住，或者暂时放弃，作为触动对方的方便。如果平时没有交涉，没有关系，那么怎么施展擒纵自如的策略呢？这就是无为外交之所以笨拙的原因。用无为外交而想要对国家有实际利益，就像没有钱却去逛市场。这就是欧洲列强外交家对于外交界的事情，不问其起源于哪国，是否与我国有直接关系，必定进而干涉，以此作为外交资源的来源。最近如希土之争，其与法国的关系，不过是巴黎条约中的盟国之一罢了。然而阿诺托利用其地位，首先倡导调停之策，寻求列国的赞成。如克里特岛自治案，如希土讲和规约，都是即阿诺托原案修正的。而在此交涉的中途，阿诺托屡次将其用于他事，使关系各国没有阻碍法国事务的意思，这固然可以想见。英国也是如此，虽然不表现在表面，但实际上世界各部分的外交事端，英国政府与其外交官没有文书往来的，很少，阅读历年蓝皮书可知。只有美国坚守门罗主义，对欧洲列强外交的事情，采取旁观无为的态度。然而事情如果有影响于美洲大陆的形势，那么即使与美国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以门罗主义第二条证明，必定进而干涉无疑。远如墨西哥帝政，近如菲律宾之事，可见矣。只是外交资源在于平时滋长，而不是可以临事仓促形成的。当今之时，想要不依靠争议，不依靠兵力，在和平嘉会的途径上，而从他国吸收利益，以无损于列国共和的实质，唯有依靠有为的外交家扶植外交资源，以丰富其利益交换的资料罢了。如果战战兢兢，畏惧多事的困难，而偷取一时的安宁，这不是尽到职责的做法。虽然如此，外交无为，也有因此成为利巧的。1854年英法与俄国作战时，卡富尔侯爵以邻国交亲国的身份对此大事，采取无为外交的方针，数月后到九月，英法联军抵达克里米亚，胜负未决，迫于冬寒困苦，瘟疫流行不得不暂时驻扎在穷乏困难之下。意大利知道大势将定，及时行动，与拿破仑三世结同盟之约，以少数军队应援而战胜俄国，其报酬是，由拿破仑三世的翼赞而成意大利统一之局，这是无为外交的利巧。1877年俄军逼近君士坦丁堡时，英俄交涉日益危急，俾斯麦对此采取外交无为的方针，频繁催促干涉而不回应。其后时势愈发紧迫，以至于欧洲全土的静扰，一概视德国的进退为标准，而后出来为之。先与英、奥两国玩弄权术，两国的宰相在掌上，而召开柏林会议，抑制俄相古察科夫，而使俄国放弃战胜利益的一半，遂使德国确立十年指导欧洲的地位。这又是无为外交的利巧。无为之所以利巧，开始看似无为而将以大有为。如果始终无为，那么到哪里能免于迟钝笨拙呢？

译外交史及其研究法

极东地区难道不是外交的焦点吗？身处今日而缺乏外交知识，其危险与失利，还用得着多说吗？我对此深感忧虑，因此在数年前刊行了《外交史》及《外交时报》，并担任学习院专门学校、庆应义塾大学特设外交史科的教育工作，而东京帝国大学也商议设立讲座，并派遣助教前往欧洲专攻外交史，这确实是值得庆贺的事。现在应《东京日日新闻》之邀，我于是搜集想要表达的观点，希望关心时事的士人能够阅览。研究外交史有直接的目的，其一曰锻炼外交技能。外交是技术中的技术。如今若要从学理上研究法则，其途径尚未开辟，因此除了实地熟练之外，似乎没有别的研究方法。虽然有类似的情况，那就是陆海军的参谋术。由于军事要素复杂，变化无常，似乎也没有从学理上研究的方法。然而观察我国陆海军大学校及欧美各学教授法则，以战史为最大要部。所谓战史，是记录过去的实事，两军的主帅统率军队舰队在一定情境下，谁胜谁败，详细叙述事实并分解理由，确实足以供后来者参考。前后之事必然一一符合，分毫不差，这固然绝无仅有。然而类似的情况则屡见不鲜。涉猎战史者，将他人的经验作为自己事务的材料，必定有助于判断力。外交也是如此，事情不必相同，但求相似，那么如清国近年之地位可比土耳其，俄日之于朝鲜可比英法之于摩洛哥，这是尤为显著的例子。其他类似之端，更不可胜数。所以博通外交史者，借鉴过去，决定未来，得以纵横施展策略而不致受害。这也全靠这个原因。例如在北京使臣会议之初，我国当权者若知道当时土耳其问题屡开会议的先例，自然就不会让俄国将满洲问题排除在此议之外。我之前的报道已指出这一点。只是陆海军的参谋术尚有野战演习以代替实战，而外交术则没有。所以以外交史来锻炼外交术，其重要性更甚于军事。其二曰在于了解欧美列国相互之间的关系。列国对外的举动，必然因其国内部的状况及外部的关系影响而发动。所以想要在一定的时间与地点预先知晓一国的举动，一国的内情，自不待言。其对外方面，谁有所恐惧，谁有所倚仗，谁有所困扰，审察其有无并观察其形势变化，所谓要事无过于此。例如英国困于南非的战争，以及在中亚边境对俄的关系，不知者却说满洲问题，日英同盟也。无论这种说法毫无益处，且足以动摇一国的视听，这是近事中最明显的例子。只是列国之间的关系种种，实因于前而果于后，从今以前，曾不知经过多少变迁，多少追逐才至于此。那么想要详尽其因，就需探究其果；想要穷尽其果，再追溯其因，除了外交史，还能归依谁呢？研究外交史的目的既然如此重大，而研究的方法又将如何？法国革命前的外交，是封建的外交，于今已无用。拿破仑战争后的外交，始为欧洲现在国际直接的前驱，那么请从维也纳公会开始。虽然想要寻求一部连贯详备的书却不可得，我所辑录的不足数，其他的只有酒井雄三郎所译的《近时外交史》而已。法国人塞薄有《一千八百十四年后欧洲政治史》，美国人麦克威恩近译为英文，昨年巴黎出版的《拉威司与仑孛合著的寻常历史》最后三卷，可谓帛系密德国人翁根所著，失之简略；弥勒所著《每年史》，失之繁冗。然而这些皆是寻常历史，不专属外交。研究之不可缓如彼，而求书之难又如如此，不得已，那么汇集重要的外交文集及关系各事的外交记载与有名外交家的传记以作为材料可以吗？我曾讨论爱尼的外交文集，以研究一千八百六十年后事变的材料。其余如维也纳会议、希腊战争、普法战争、柏林会议的事，可分别求之于诸家著述。又如梅特耳、加威耳、拍密斯顿、毕斯马克关系外交的人物传记，亦是最重要而有兴味的材料。毕斯马克的躬践录及秘事录，既占据近时外交史的光明地位，而近日刊行的克利斯比的私传、荷恩仑公的备忘录，也多载外交史所未发的材料。总之，研究外交史的目的，唯分求其事于书而贯通，络穿杂其事于心，研究者不啻编纂也。此余之所以忘寝食而乐此不疲的原因。虽然，以上书籍传记，大概出于事变数年之后，这数年中，世变纷乘，错杂迷昧，那么想要知晓现时的形势，又不能悉赖于此，而不能不别择良法了。是

译想要了解当下的局势关系，必须获取最迅速的消息，那就一定要与欧洲的政治记者预先订立契约。就像《外交时报》，因为编纂的缘故耗费巨资，与某家报社缔结特别约定，并与政府互通消息。否则，对于事情的真伪对错，就不得不运用极大的辨识力去判断了。然而，如果仅仅依赖研究而不接触实际事务，那么只阅读前后几天的普通新闻杂志也就足够了。仅仅依靠一个国家的报道，怎么可能得到公正的真相而不被他人蒙蔽呢？所以必须广泛阅览从而把握其中肯綮，尤其关键在于能够知晓新闻杂志的脉络关节，在于刊登确实的消息。大概无论哪家报纸，必定有其主张所在，虽然有时会有所改变，但通过连续几年阅读并加以参酌，这家报纸的长处和短处，自然就能熟悉并掌握了。另外，在闲暇时汇集报道，编成完整的传记，也是最优良的方法。

译派遣使节的惯例

各国派遣使节的惯例：一、凡是主权国家都有派遣使节的权利。一、半主权国家能否通使，应当听从宗主国的命令。一、合众国凡是派遣使节的权利都归属于宗主国，如美国之类。一、几个国家联盟，从前由各国分别派遣使臣，自一千八百十五年重修合一条约后，派遣使节的权利便专门归属于公会，如瑞士、荷兰之类。一、两国如果没有订立专门条约，通使与否，都听凭各自方便。一、国君尚在年幼，或因病不能商议简派使节及条约等事，可由摄政王大臣代为处理，文书印押仍然以国君的名义。

各国接待使节的惯例：一、凡是承认他国为国家的，无不有接待其公使的道理，因为平等平权是国际法最精妙的义理，所以无不有接待使臣的道理。一、两国如果有条约议定不相接待，就按照条约行事。一、各国不愿接待教皇使臣的，曾成为惯例，俄罗斯、日耳曼以及丹麦、马因因为教皇夜郎自大，都不愿接待其使臣，英国从前也悬为厉禁，直到一千八百四十三年才放宽此例，法国虽然接待教皇使臣，仍有条约限制其权利。据此可以领悟国家自尊而轻视他人的过失。一、我国应当差遣何人，断没有听从他国指择的道理，然而或许预先将拟派何人，与其驻京公使当面商议可否，原本对国体没有损害，如果已经商议后仍不接待，这是无礼；如果商议后却故意派遣不协调的人前往，则可以声明不能接待，然而如果没有重大情节，断不会做出此举。

使臣等级名目的惯例：一、头等公使只有皇帝君主及民政大国才有，若附庸与民政小邦、半主权国家没有此例，即使派遣也不被他国接待。一、在外公使或因重大事件、庆吊盛典暂时加授头等职衔的，也有这种情况。一、向来公使只有一等，大约一千五百年才开始有第二等，一千七百年至八百年才开始有第三等，一千八百十五年维也纳立约后又有一等公使，所以现在公使分为四等。按一等公使西语谓之“安摆色笃”，只有上等大国能派遣；二等公使西语谓之“安非特”，简任公使与全权大臣及凡能将国书呈递国君等使皆是；三等公使西语谓之“密呢司太”，凡驻京公使是也；四等公使西语谓之“萨惹太复耳”，仅能将国书呈递各国总理事务衙门，其办事如同总领事官等，或公使回国后留之代理。一、款待使臣的礼节，即按其等级高下来对待，如同等使臣则以呈递国书的日期判定其位次先后。先前西方国家每有争先启封国书者，自定此例后争端就平息了。一、使臣分常使、特简、密使、全权的名称。一、使臣有一国同遣数人的，不常有；有一人兼理数国的；有数国合遣一使的。

各国优待使臣的惯例：一、平时不得拘禁伤害及在新报上妄行诽谤，按此例最得尊重他国以自尊之义。一、使臣不归地方律法管辖，其所住馆内的一切人役皆自行管束，但有词讼与他国人民交涉者，也用他国律法办理。一、公使本人不纳丁税，随带应用物件进口也不纳税，惟所住公馆仍纳官租。一、使臣有罪案不归审问堂审问，仍将保护该使送交本国治罪，又使臣有争端，该国不得拘禁审问。一、两国战争既开，也不得拘禁阻挠，务必极力护送出境，按此例甚为精妙。一、使臣道出他邦，他邦查验照牌票证必按照使臣之礼相保护，按《星轹指掌》云：“侮慢某国过境使臣，即是侮慢其国；凌弱某国使臣，即是妨碍天下通使之国。”数语甚为精妙。

使臣朝觐的惯例：一、公使行抵任所，即当报明该国总理大臣预请朝觐日期。一、头等公使可委派本署参赞投递副本国书，请示朝觐日期。一、二三等公使亦可委派参赞前往，惟办事大臣只将国书呈递总理衙门。一、朝觐或公朝或私朝，应当按两国向来章程而行，私朝仪节较公朝为简便。一、公朝仪节由带见大臣率领六马宫车前往往使臣公署，请正使先上车，带见大臣同坐使臣自备之车，随后其随从使节人员皆自备车辆相从至宫门，有武官等人执刀击鼓列队迎接，进正门登正阶，御前大臣出迎，带见大臣在前引导，行至殿内，国君或坐或立，旁边排列王公大臣、正使与随从使节人员，进行三鞠躬礼。国君站立，命正使坐下。正使坐下，诵读陈词。词毕，参赞捧过国书，正使呈递国君。国君主受之，国君复诵读答词。正使仍三鞠躬，退出。有的即归公署，有的随后前往见小君、储贰及懿亲。按如此情形，进退有礼，彬彬雍容。推测春秋时期命使往来，赋诗陈词，也不过如此。一、国君无亲往答

译按照惯例，都命令总理大臣代为前往。使臣向本国奏报事务的惯例如下：

一、军事力量的强弱，兵制是怎样的。铁路有多少条。军械的好坏如何。炮台是否坚固。

一、通商的情况，船只的数量。工业状况如何。国库货币的盈缺如何。田赋钱粮的情况如何。江海市镇的情形如何。邮政的管理办法如何。

一、将传闻之事与确凿之事分别注明。如果遇到重要事务，必须详细剖析说明，以便本国权衡轻重。

一、谨慎选择该国议院中有关军国大事的言论，详细汇报。

一、详细报告新出版的各种有用书籍。按照这个惯例，总理衙门不要因为其烦琐而不在意，那么在外交、政治、学术方面都会有无穷的好处。

各国使臣会议的惯例如下：

一、会议的地点，应该设立在各国交通要冲的区域，以便各位大臣将文书送达本国较为便捷。国际公法规定，无论国家大小强弱，如果有外交事务，都可以派员参加会议。

一、各位大臣初次到会时，互相拜见会晤，然后确定会议日期，并将一切礼节预先商定。这些礼节或由主持会议的大臣从公斟酌决定，以免临时出现滕国与薛国争长那样的嫌疑。

一、在开会的前一天，必须公推主持会议的大臣为主席，再由主持会议的大臣推举一人担任书记，以记录会议中的各项事务。主持会议的大臣多推举设立会议地点的正使以及从中调停协商的会商使臣。另外，各位大臣在开会的前一天，必须先将全权证书共同校阅查核，然后开始商议。

一、事务非常繁杂，应该将各位大臣所陈述的内容编写成摘要，递送回本国。

译会议一旦结束，各大臣应当将所确定的各项条款立即订立为条约。如果事件种类繁多，难以合并归类，就订立数本条约，并另外设立专门条款将它们联系起来。如果会议过程中，有大国倚仗势力专横跋扈，企图以私下的议论破坏公议的局面，就应当迅速联合各国使臣予以驳斥。按照西方国家的惯例，多是这样做的。

关于使臣卸任的惯例：使臣卸任，原因有七种：一是任期届满，二是撤销全权证书，三是本国调回，四是驻在国辞退，五是自行告退，六是本国君主去世，七是驻在国君主去世。遇到驻在国君主去世，使臣就暂时停止职务，等到接到国书，呈递新君之后，再照常任职。按照《羊任事宜》《星轺指掌》的记载，对此论述得非常详细，这里不再赘述，只列举其例子于此。

洴澼子说：“《公使条例》《星轺指掌》这两本书，剖析细致，义理条例清晰呈现，在近代的翻译书籍中，确实最为明白透彻。其中总论所列举的八项须知，尤为外交交涉的精要之义。但我听说近来使节四处出访，另开仕途门径，有的人连这两本书以及《万国公法》都没有看过，如果询问他们，竟然惊愕地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于是朝廷对此类人选更加轻视，而西方人之所以能玩弄于股掌之间，没有不达到这种地步的。忠臣义士为此废寝忘食，抚剑向西，而心已经驰骋于海外了。”

近代皋兰人朱克敬（号瞑庵），就近译的《万国公法》，摘取其中内容分为十一篇，其中有《交接使命》两篇，专门谈论使学，简明切近，最便于查阅。我于是推究他的意思，写成《使学例略》一篇，宗旨务求平实，不取高谈阔论，不过是《星轺指掌》发凡起例的话。然而由此探求，就像网有了纲，经纬条理清晰，水满坑后继续前进，江河万派，或许与朱克敬的意思不相违背。有人说各条例平浅，没有新意，高明的人士肯定不采纳。然而任命使臣的根本原则，遴选使臣的条目，以及当今使臣自我处分的义理，前文已经分别论述，所以再次列举公使的重要条例，作为阅读《星轺指掌》《万国公法》者的入门，如果连这些都不知道，那么怎么可以谈论使学呢？我私下希望世上那些自认为聪明杰出的人，不要轻视天下事，并且确实将使臣的一切规例在平时烂熟于心，再加上经纬万端的学问，那么全牛都在眼中，动刀就会轻松自如了。然而怎能求得当今士大夫洗去南宋虚骄的习气，而平心考察马念呢？唉！

各国交涉等级问答

问：国家有等级之分，它们的交涉是怎样的？答：国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一国或数国属于一个君主，另一类是数国相互联合组成一个会议。请先说一国或数国属于一个君主的情况，大约有十条：

一、一国一个君主，如当时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没有人怀疑它们不是国家，必定以交涉公法对待它们。

二、数国永远属于一个君主，不改变，这些国家只能自理其国内公事，国外之事不得参与，别国不能直接与它们交涉，如果有交涉，必须向管辖的国家辨理，如奥地利所属的匈牙利，英国所属的爱尔兰都是这样。○按：这条则高丽与欧洲及日本直接立约通商，中国丧失管理属国的权力，已经很久了，不必等到马关立约时才明确许其为自主之国。

三、波兰国事，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俄国为波兰特定新律，说波兰是俄国的一部分，其吏治、律法、军政必须归俄国管理，波兰事务必须任用俄国人，必须废除旧立的国会而另立一会，当时英、法诸国都议论其不对，但俄国不顾，至今波兰不能成为国家，别国也不能与它行交涉公法之礼。

四、数国暂时属于一个君主，从前汉诺威与英国，普鲁士与瑞士，所尸禹之奴萨对，又如挪威与瑞典，两国在维也纳立约以后的事，太皿公法于两国相联为一个君主所统属，当时附属之国不能与别国行交涉事，等到两国分治，仍能自行交涉公事，而成为自主之国。

五、有为他国保护，仍自理其国政事，而能否与他国交涉，视其约章。其归他国保护仍行自主之权的，如土耳其、波斯、暹罗、阿富汗等是。有一归保护不能与他国交涉的，如从前瑞士及莱茵河边之数邦，名为自主，而其兵政由法官管理，其公会由法官主持，国之政悉法王拿破仑所定，所以当时各国不与之交涉，其后不服法国管理，才以自主之国对待它们。

六、有为他国保护，而国之内外政事悉数由保护国管理，如伊奥尼亚各岛为英国保护是也，这些国家谓之半自主国，一切政事明奉保护国章程。惟其国人往别国寄居，或于别国置产业，或别国人前来寄居可迳行办理，不必请命保护国。○按：伊奥尼亚于一千八百年，俄土两国订约，议定

译数量很多，不再详细叙述。第七条，比利时国，各国保护其为中立自主的国家，不归荷兰管辖。○按：比利时原本是从南荷兰分离出来而建立的国家。第八条，希腊国，各国保护其为完全自主的国家，不归土耳其管辖。○按：即希腊，其民众不服从土耳其的管辖，最终背叛土耳其而自立。第九条，臣服的国家，如土耳其所臣服的那些国家，而欧洲仍然与它们进行外交交涉。○按：欧洲各国不认为与其属国进行交涉是忌讳的，原本是将土耳其排除在国际公法之外。第十条，埃及国，埃及以前也是土耳其的臣服国，自一千八百四十年起，其国王穆罕默德·阿里背叛土耳其而自立，经过各国订立条约，逐渐给予其自主的权利。至于几个国家或几十个国家联合组成一个议会的情况，如日耳曼、瑞士、意大利、美洲联合组成的国会，凡是外交交涉事宜都归国会主持，其建立议会的章程很多，大致是各邦派遣人员进入议会，上院由各国君主派遣，下院由各国人民选举产生，凡是国会的权力与王权相当。按：列举这一条与前面所列的自主国家大致对照，全球建立国家的规模，就可以知道大概了。问：大海大洋能由一个国家专用吗？回答说：不能。以前格劳秀斯论述海洋为公用的道理非常详细，宾克舍格（一作宾克舍）说大洋为各国公用，如果想要拥有管辖海洋的权力，必须经过各国订立条约允许某国管理某海的某一处才可以，然而也只能指明环绕其国家的海面多少里归其节制，不能使整个海洋专门属于一个国家。如一千八百二十三年，俄国明确宣布太平洋北纬五十一度以北的水域都可以归俄国管理，美国不服，认为这太不符合国际公法。又从前英国想要专门管辖其国家周围的海洋，荷兰不服，与之发生战争，虽然因为力量不足最终听从了英国的条约，但宾克舍格、惠顿等人均著文驳斥这种观点。然而国际公法中海洋虽然是各国公用，但各国的船只也不能任意驾驶，毫无凭证，因此海船必须悬挂本国国旗，必须有航海护照，指明属于何国的权力归属哪个港口，并从哪个港口开往何处。如果没有这些凭证，就与流民、海盗一样可以被拘捕问罪。按：这是航海的法律惯例，而自然的法则就蕴含其中。大海虽然没有主人，主宰海洋的是上天，上天主宰的是人人，上天命令国家，国家命令上天，因此上天赋予国家权力，国家赋予人民权力，人民赋予海洋权力，海洋赋予万物权力。《春秋》中王系以天天贞于元，这是人物制度的本源。探究本源的人游历于海洋而见到太平的景象。问：狭窄海域与大洋的区别是什么？回答说：凡是海峡的两岸都属于一个国家，那么行船的事情可以专门由一个国家管理；如果两岸分属两个国家，那么两国共同管理。管理的权力可以在海峡中间依据其地域的大小来确定。凡是行船、捕鱼等事情，以此为准。问：靠近岸边的海洋向来属于其国家，该国权力管辖的范围以离岸多少为限度？回答说：有和约就以和约为准；如果未经订立条约，则以离岸三里即炮弹所能及的距离为限度。国际公法学家说：现在的炮弹比从前射得更远，无法确定，那么仍然需要各国共同商定一个不可改变的条约，才可以。按：英国外海以离岸三里为管辖界限，而与中国订立条约，中国任由英国管理在中国的英国人，不但居住在中国境内者，而且在洋面内一百英里内所有船上的英国人都能管理。这是中国不懂国际公法而错误订立的条约，国际公法学家不适宜将其作为法律惯例。

译问：管理本国河道的原则是什么？答：罗马法律说，凡是能够行船的河流，都定为公共使用，那么各国的船只都可以随意通行，并且在河边抛锚停泊，或者装卸货物，没有人会阻拦。这是旧法的规定，如今国际法学家则认为，可以行船的河流只供本国人民公共使用，而不是天下各国人民都能共同使用。狭窄的海域尚且与大洋不同，何况内陆河流呢？查考1783年，荷兰不允许比利时在斯凯尔特河上航行，以至于引发战争；直到1815年，维也纳条约规定：凡是流经多个国家，或者经过多国边界的河流，整条河流归这些国家共同使用，从河源到船只能够到达的地方以及入海口为止。这是指多国交界的河流而言，如果从河源到入海完全由一个国家管理，比如中国的长江之类，就不在这个例子之内。

问：使用河道和使用河道两岸有什么区别？答：从前法国允许英国在密西西比河上航行，和约里面没有记载可以使用两岸的说法。后来两岸属于西班牙，西班牙官员就不允许英国船只停泊在河岸。有一艘船用绳子拖引到岸边，西班牙官员把绳子割断，英国船只拿着绳子登上岸，用枪指着他们说：如果再把绳子割断，就杀死你们。西班牙官员自知理亏，不再阻拦。查考既然条约规定河流公用，自然没有阻止使用河岸的道理。

问：管理境内人民和事物的权力是怎样的？答：不但本国人应该归本国管理，即使居住在本国的外国人，也归本国法律管理，但不能强迫他们当兵以及办理公务。

问：长期居住在本国可以入籍吗？答：从前罗马法律不允许外国人入籍成为本国公民，俄国则禁止本国人民长期居住在外国，外国人入籍必须宣誓，想要改籍去别的国家也听任他们。现在中国和西方的法律都允许外国人入籍以及我国人民入籍外国，隔阂的观念比以前更加开化。只是西方法律既已入籍他国，如果有事不得与旧国为敌，不得充当兵籍与旧国争战，这自然是自然法所适宜的。然而孟子说：“率领子弟攻打父母，没有能胜利的。”法国法律即使入籍异国得到官职，一旦被召回，仍然按本国人论处。

问：各国可以禁止外人到来，即使允许他们来，可以制定一个寄居此地的法律吗？答：英国法律外人既然到达英国境内，就必须遵守英国法律，出界就不再过问。如果从前英国议会设立法律，派遣几位大臣押令寄居的外国人，在一定期限内离开英国，违者问罪监禁。这是欧洲动乱时期的法律，不是国际法。

问：西方法律在本国界外有管理人物之权，与国际法不合，为什么悍然实行？答：这是针对政教不同、法律不同的国家而言的。他们对待土耳其、波斯、埃及、阿富汗以及非洲澳洲土人，往往就是这样。罗马法律说：“在界限内而服从，界外官员管理，是出于无可奈何。”查考这是国际法中不公正的地方，然而更加显示我们的法律、教法不得不急于修订以相抵制。

问：管理境内产业的权力是怎样的？答：凡是国中的人不能将国内的产业卖或送给外国人，即使卖给外国人，仍然受本国管辖。无论何种产业以及怎样获得的，都依据这个原则而定。或者是查考新地依法获得的，或者是被他国割让的，或者是交战后订立和约获得的，或者是历年使用此产业从而成为其所有的。总之，凡是属于境内者，就是一国的公共产业，也就是君民的公共产业。不但国家的人民不能私自给予别人，即使国家的君主也不能私自给予别人。从前法国想要割地给西班牙，而国会争论此事，在1521年，法国弗朗索瓦一世被西班牙所擒，就是这样的例子。

问：这个国家的罪犯逃到那个国家，可以向其索取吗？答：从前罗马法律有两个正确的论点：一、各国不可藏匿别国逃亡的罪犯；二、查问前来的人，知道他是犯罪而逃亡的，就必须送归其本国审问。多么正直的言论啊，它深深契合《春秋》“书遂乱纳叛”的宗旨吗？然而近来外交文书中常常以别国不能送还罪人为借口，并且说无论有无和约载明，都不准许。像这样藏匿逃犯、包庇污垢，法律怎么能公正呢？太史公一则说政府阴谋想要得到卫律那样的人，以侦知国家情况；一则西方法律以叛君为公罪，不忍心坐视其死，而法学家附会这种说法，于是极力反对罗马的旧法。国际法学家言论中较为公允的有：一、索回罪犯必须是犯事地方的国家；二、其所犯的罪必须两国都认为是犯罪。又说：如果只是在别国议论国家是非，并没有造成危害，就不将这个人送去。但不将这个人送去，断然不允许他在这个国家谋害本国。这是西方国家的通例。查考1800年以来，英、俄、法、美订立送还罪犯的条约达数十次，那么罪犯的送还与否，仍然看有没有条约。

问：收买奴仆以及贩卖奴仆，为什么严加禁止？答：这是国际法学家第一精要的道义。自从1800年以来，这个道义在天下大明，英国与各国申明禁约达五十一次。北美洲民主派林肯与南方联军交战数年，终于消除这种灾祸，可见西方人的坚忍。太史公说人生受命于天，具有知觉，具有性情、灵魂、脑筋，整齐如一。

译然而如果没有学术来激荡它，那么良贱的出身、美恶的资质，就会像云泥一样判然分明。但是上天赋予人们自主的权利，从未有所偏颇。《泰誓》说：“上天所看到的来自我们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我们百姓所听到的。”孟子说：“人性没有不善的。”又说：“百姓最为尊贵。”墨家主张兼爱、尚同，与孟子的本意原本并不违背，只是弊病在于它偏向节俭，偏向淡薄，偏向于依赖平等而缺乏敬畏上帝之心，坚持只想着用仁爱来平衡强力，却不知道用智慧来增进仁爱，其流弊必定导致人们像禽兽一样无知无觉，没有父亲没有君主，从而反而损害了平等的本义。所以孟子严厉地批评它，想要将视听的权力寄托于百姓，用四端开启百姓的智慧，逐渐开启太平盛世的运势。国际公法获得了兼爱尚同、兼善天下的宗旨，其精义在禁止黑奴一事上初见端倪，而英美学术也蒸蒸日上，明白了所当致力之事了。

译问：若有国内百姓加害别国之人，罪责将归于谁？答：国际公法指出原因有二：一是国王允许其百姓加害别国之人；二是庇护其百姓而不加以治罪。因此，若罪责可归于国王，便可对其国用兵。虽然加害的缘由并非国王本人，但国王若不设法查禁，便是明显违背国际公法，公法对此绝不宽贷。我听闻此言，为之震惊。中国数十年来教案频发，百姓无知，往往因芝麻绿豆般的嫌隙，给君主带来忧虑。那些教派不仅倚仗权势袒护庇护，即便援引国际公法与之争辩，我们也无法与之抗衡，有失国家体面，煽动人心，遗留祸患，后果难以言喻。因此特意摘录此语以作鉴戒。

问：我国百姓居住在别国，或被要求纳税服役，这违背国际公法吗？答：要看居住时间的长短。如果长期居住在那国，自然应当遵守那国的风俗法律。如果入籍后仍请求本国照料，使其不遵守那国的法律，这就与国际公法不合。

问：我国百姓寄居别国，别国拖欠他们的钱债不肯偿还，该怎么办？答：依据1861年英、法、西三国发兵至墨西哥，代为追索各国百姓钱债的先例，国际公法是允许的。公法又规定：如果欠债之人是国家信任并办理国事的人，且这笔款项确实是国家所用，那么债主所在的本国可以要求欠债之国清偿。

问：若有战事急迫，军械无处获取，可以暂时借用寄居在别国的人的产业吗？答：这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事后必须尽早归还物品，或折算成一定数量的银两。如从前普鲁士入侵法国，法国将领扣留并借用了瑞士河上的几艘英国船只，后来依照国际公法全额赔偿。

问：干预别国内政，国际公法允许吗？答：有允许的，也有不允许的。如俄国和普鲁士瓜分波兰并干预其内政，这是国际公法学家所痛恨的。但国际公法学家认为可以干预的情况有六种：一是盟国的百姓或国家遭受苛政之苦，则可以干预；二是有一国扩张领土兼并他国，逼迫邻邦，则可以干预，此事较前一事更为正当；三是别国内部发生动乱，党派相争，或请求我国派兵相助；四是应即位的国王被他人篡夺，如同春秋时期讨伐篡位者一样；五是我国寄居在别国的百姓遭受侵害，而别国不肯审理判决；六是别国打算改革政治，兴办学校训练军队，处处需要人才，或向异地借贷资金，或咨询良法。以上六种情况，国际公法均允许干预。然而，如从前法国国会中人罗布主张平等之说，认为人欲自主，必派兵相助，各国对此厌恶，担心扰乱全欧大局。又如1827年土耳其与希腊交战，死伤极多，盟国前来干预。再如兵祸将起，和平会议的人君起而劝和，这些名义都正当，不能轻易指责其非。各国之间都是自主的，万无干预之理，若有干预，必定是出于拯救百姓于水火之目的，这才符合自然法的本源。若夹杂私心，则不为国际公法学家所容。因此，国际公法学家没有固定的道理来一概而论。

问：既然荷兰法学家及各名法学家都认为，加害他国百姓，就如同加害应受保护的国家，那么：凡承认他国为自主之国，其法律依据是什么？答：有攻占新地，请求别国承认其为属国的，如英国君主成为印度帝后即是；有本国百姓分裂另立一国的，如西班牙之于荷兰，荷兰之于比利时即是；有数邦合并成一国的，如德意志、意大利即是；有两国战争未定，而中立国已派领事驻扎其地，且允许其悬挂旗号以通商，这是暗中承认其为自主国的做法，如英美交战，法国先与之订立通商条约即是。如果新国与旧国相争，能先得到旧国承认其为国家，而后各国再承认，在情理上更为顺畅。总之，国际公法学家有一句扼要的话：无论明示还是暗示，必须其百姓共同悦服，而后才承认其为自主之国。即便是夺取他人的国家，也必须民心大顺，不能强行以兵力恐吓。古语有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问：各国君主能自立名称，也必须各国应允吗？答：昔俄国彼得自称“安必陆耳”（即皇帝），如同中国皇帝的称号，各国已应允，只有波兰很久之后才承认。法国拿破仑也自称“安必陆耳”，各国已应允，唯独英国不肯承认。又如英国君主维多利亚称五印度帝后，国人并不喜悦。其他如小国称王，尤其必须各国应允，才能进行外交事务。

问：一国强大，各国嫉妒它，这违背国际公法吗？答：国际公法中自保的方法有三：一是与别国订立彼此相助的条约；二是配备陆军、水师及各种兵船；三是在本国境内修筑石驳台城堡。这三者别国均不可阻止。然而1793年法国驻英大臣舍伏林致信质问英国增添兵船的原因，英国朝廷不服，与之抗辩。只有本国叛臣逃往他国，增添军械，复仇本国，本国才可以质问。如1820年，葡萄牙有人作乱，隐匿于西班牙，增兵煽动叛乱，英国代为攻灭。这与嫉妒强国而辄用阴谋者有所不同。

问：各国通商本是天然的法律意图吗？答：果鲁西亚士说，通商是人应得的利益，只是本

译国家商务可以全部主持，或者允许几个国家与本国通商，或者禁止几个国家与本国通商，使得本国获得最大的利益，那几个国家也分别得到一些利益。查考这即是利益均沾的本旨。中国不讲究国际公法，不修习商务，导致将这句话作为各国争斗的借口，于是每开放一个口岸，就增加一百个漏洞。这是天然的律意。至于所谓的商战，乃是政府的阴谋，并非自然法的公理。

译问：关于土地授予与接受的道理有哪几种？答：赠送土地、让渡土地、割让土地、购买土地、兼并土地、抵押土地、分割土地，这是主要的几类。

赠送土地的事情，如今很少见到，只有从前教皇商议将地球大半的土地赠送给西班牙和葡萄牙；又在一千年时，法国国王将土地赠送给天主教主；又在一千二百九十七年，教皇布尼法斯第八将萨丁尼亚岛赠送给西班牙；又在一千七百六十二年，法国将纽芬兰和路易斯安那赠送给西班牙。

让渡土地的事情，则在一千七百七十七年，葡萄牙将阿纳波纳和弗难度布两岛让渡给西班牙；在一千七百八十四年，法国将巴托里马岛让渡给瑞典。

割让土地的事情，则像法国、普鲁士、土耳其那样，多得数不胜数。

购买土地的事情，则在一千八百年，美国以二千二百万元英洋从法国购得路易斯安那之地；在一千八百五十年，英国以一万元金钱从丹麦购得非洲西部的所有土地。

兼并土地的事情，则英国、法国等国往往因为此国的君主娶了彼国的女王，从而将两国合并为一国，例如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所娶的妻子，使得母纪司和孟买两地并入英国；法国国王菲利普三世所娶的妻子，使得卡克生和皮西也两地并入法国。

抵押土地的事情，则在一千五百八十五年，荷兰因借欠他国银两，将国内几处土地抵押；到了一千六百五十四年，丹麦与瑞典立约，将荷兰一地抵押，此时荷兰实际上隶属于丹麦；在一千七百六十八年，止奴阿邦将各西卡岛抵押给法国。

分割土地的事情，则如俄国、法国、奥地利对波兰的瓜分，最受国际法家的指责；在一千八百十四年，萨克利生王发文给各国，极力驳斥分割土地的议案。

以上这些事情，在授予与接受的义理上大多失去了公平，太轻视民众而只看重国家并划定边界，这边盈余那边就亏损，这边兴盛那边就衰败，这种盈亏盛衰的私意横亘在胸中，机巧之心、嫉妒之心、争夺之心、残害之心同时兴起，致使五洲大地碧血化为磷火，苦海变成地狱！怎么能将东西全球合为一个共和国，划分万区并实行封建治理，平定种族并安抚士民，让那些傲慢自大的人群在沧桑变幻中另辟出一个极乐世界呢？

西方国家百年来风云变幻，奇变横生，只有柏林会议将各国侵占的土地归还，成为一时的盛举，所以国际法家常常称赞它。

从前晋侯派韩穿来，说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春秋》传文说：“胁迫鲁国让它归还。为什么要让鲁国归还呢？”安革之战，齐军大败。齐侯回国后，吊唁死者、慰问病人，七年不饮酒吃肉。晋侯听说后，说：“怎么能让人家的君主不饮酒吃肉呢？请把侵占的土地都归还。”《春秋》于是嘉奖晋国归还土地并治理它，这是太平世代的法则。

孟子说：“为了争夺土地而战，杀人遍野；为了争夺城池而战，杀人满城。这是痛恨残害百姓的祸害。”又说：“限制百姓不靠疆界的划分，巩固国家不靠山川的险阻，威震天下不靠兵器的锋利。这是治理太平世代的法则。”

那么，想要举出国际法的君主，用契约来平定它，而边界条约是其中最重要的吗？

查考此时不能立刻达到这种境界，只有积累国际法家的心力，从有边界达到无边界，从有契约达到无契约，这才是各国平权的上乘方法吗？

问：国际法关于放弃土地的道理是怎样的？天下哪有甘心放弃土地的人？

答：国际法家说，国家行事，偶尔流露出放弃土地的心思，想要得到这块土地的人就以此事作为凭证。这个道理非常微妙，突然难以举例说明。

从前汉朝放弃珠崖，唐朝放弃河湟，明朝放弃河套，都是甘心放弃土地的做法。

至于近来中国所放弃的土地，从沙漠变为肥沃之地，从藩属变为险要边疆，从台阶变为堂奥，如同剜肉补疮，惊心动魄。

条约如何划定边界？法律如何公正？薛叔耘在《海外文编》中极力论述不致力于远方战略的错误，这大概还是依据乱世崇尚武力的言论，而目前中西盛衰的关键，已经洞察其根源了。

唉！以中国所做的，大概就像国际法家所说的偶尔流露出放弃土地的心思吧？

问：收取新土地的道理是怎样的？

答：罗马法学家说：“凡是应该获得土地利益的有三点：一是得到这块土地，二是保存这块土地，三是毁灭这块土地。”

我认为说毁灭的是不对的，而得到与保存这两层意思最值得深思。

天地之间无论何物，必有其主人，这是天然的道理。分内应该得到的，美洲、非洲、澳洲三洲就是如此。如果它们得不到，那么终古都是野蛮种族，这是上帝的遗憾罢了。

又关于收管地方的道理，也分为三类：一是天然应当得到的东西，二是依据法律得到的，三是得到东西时间长久无人争夺，就归属于它。

鲁西亚士论述得到土地，也分为三类：一是占据空地，二是订立和约，三是交战侵占。

又国际法家说，查探得到新土地的人，此人必须为本国所派遣并信服，就以此人为主宰这块土地。如果并未派遣查探而得到了土地，本国可以不另外设立保护之法，但此人自为本地之主，别国不得恃强驱逐。

然而时间久了，必须依据本国常法，确定它为本国的属地，本国也应该管理它。凡是英国人查探得到新土地，都是如此。

即使罗马法学家也说：“凡是无主之物，无论何人得到，就归所得之人。”

那些奉国家凭照得到土地的，国家尤其应该尽快收管那块土地。

又或者各国各人

译同时如果知道有新发现的土地，那么有时会将这块地分给想要得到的人；如果打算专门让给一个人，应当由精通边界律法的人去勘定划分。法学家马二登士议定获得新土地的边界有两种：一是天然形成的，如河流、海洋、山脉、森林之类；二是人工经营的，如墙壁、棚架、界石、柱子、木桩之类。考察发现新土地以教化那里的百姓，改良那里的种族，这是上天启示文明的征兆，对于本性法则起初并没有违背。相比之下，争夺土地，往往是因为那是富裕且险要的地区，公私利益的大小宽窄不同罢了。因此乐于列举其详细情况，来告诉世上有志于此学问的人。问：各国相互接壤，有没有等级品类的区别？答：各国的等级品类，有天然的规律，不依据土地边界的大小、人口数量的多少、钱粮的丰缺、地产的多寡来确定其等级品类。又凡是国家相互交往，无论大小强弱，必定恭敬尽礼，以消除猜疑。英国法律有规定，英国百姓如果张贴揭榜，诽谤友好国家的国王，就要判处罪刑。又如别国驻英国的公使被本国百姓欺侮，那么本国也必定追究他的罪责。考察国家法律不允许人相互毁谤，外交公法也不允许国家相互毁谤，这是尊重别国以自尊的道理。中国士人百姓不寻求自强的方法，却喜欢发表毫无根据的蔑视言论，煽动流民从而招致外国的流血冲突，一半是侮辱别人，一半是侮辱自己，这又有什么益处呢？有人说：等级品类，是名称的实际内容；恭敬，是实际内容的根本。名称，是华夏与夷狄的界限；实际，是名教的纲纪。况且用名称来教化，已经逐渐趋向秦汉权力的沉重，而礼义的大致界限和精微实质，如同百姓的秘密钥匙，终究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际。春秋时期华夏与夷狄的辨别，是依据礼义来区分等级，而不是依据地域来划定界限。所以，如果行为降落到夷狄的水平，就视为夷狄；如果行为进步到中国的水平，就视为中国。并且着重说：“有夷狄的行为。”所谓夷狄的行为，是指如今红皮肤土著野蛮残忍、污秽浑浊、未通晓文教罢了。如果果真以地域来论，那么身在夷狄之地就是夷狄，迁徙到中国之地就是中国，有这样的道理吗？春秋时期的华夏，只有齐、鲁、郑、宋等中原地区，不过是一小块弹丸之地罢了，如今还容忍夷狄。这数地之外难道就有等级品类吗？不是这样，公法的等级品类，确实是名称的教化罢了，而在名称之中，有等级品类的，有礼，有义，有政教。况且明白，天律不依据地域边界，为什么我们这一方要错误地解释呢？教化如果斤斤计较，就是自狭其量了。

译问：海面上兵船相互敬礼的礼节是怎样的？答：一千六百七十一年，荷兰向国内各水师发出照会称：“无论到达哪个国家，只要距离能发射一石驳炮那么远，就必须依照该国的礼节发射石驳炮，或者执行降蓬、降旗、降旗的礼节。无论别国是否行礼，我们必定向他们行礼。”按：这种说法最符合国际公法。孟子说：“爱人的人，别人也常常爱他；尊敬人的人，别人也常常尊敬他。”如果按照法学家左处书中的说法：“从前法国兵船在西班牙海域外的大海上，遇到安白哥船不肯行礼，将其捕获至法国法庭审问，这就不如荷兰律例那样公平。”又，法国制定兵船行礼的规条有两款：一、遇到别国兵船，对方既然发射了多少声石驳炮，我方必定如数回礼，只是发射石驳炮的次数不得超过二十一响；二、法国兵船到达别国，必须依照所到国家通常使用的规矩发射石驳炮。英国律例也相同。如果是商船遇到兵船，以小遇大则行礼；以一艘商船遇到整队兵船则行礼。又，商船不得悬挂兵船的旗帜，违者治罪。如果得到兵船部门的特别准许，才可以。问：条约共有几种？答：有战约，有和约，有商约，有关内之约，有关外之约，有公约，有私约。有这一方已允许，那一方不能允许的条约；有那一方已允许，这一方不能允许的条约；有那一方允许这一方可以不允许的条约；有这一方允许那一方可以不允许的条约。对于本国而言，有君约，有民约，有国约。条约的意义，见于《周官》和《春秋》所载的载书插血，虽然是衰世的事情，但会盟行成以消除战争祸端，往往存在。《谷梁传》说：“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换质子不及五伯。”《周礼》是民约，《春秋》中的条约，是有不得已的情况吧？如今处于《春秋》那样的时代，想要高谈古义，并废除条约，形势上不可能。只有所谓的私约，不仅无益，反而有害。《春秋》的道义，只帮助正义以讨伐有罪者，不能私下勾结去讨伐无罪者。条约不讲信用，就会败坏信用。假如借助理屈的国家，用私约去帮助它，那就败坏了道义和信用。败坏道义不如没有条约。况且曾见过五洲的国家中，有因不懂政治学问，而靠私约变强的吗？如今私盟，是《春秋》所厌恶的，所以对于会合一两个国家特别结盟，都记载“日”来讥讽它；对于会合诸侯共同结盟，记载“时”来取信它；而特别对于“胥命”说：“接近正道，说明公约可以讲信用，私约不能讲信用。”现在议论的人有的认为中国向来没有私约的国家，《约章类纂》中虽然有彼此相助的条目，但并非私约密约，所以遇到变故时惊慌失措，没有人与之结盟。不知道中国不追求富强的学问，却只设立私约作为护身符，只会更加滋生猜忌罢了。难道可以依赖吗？从去年以来，海外各报竞相传播中俄密约的消息，士大夫奔走相告，感到诧异。我不认为如此。有人说这是忌妒者所为，还算是可信的。问：西方国家订立条约以来，最重要的有几次？答：一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主旨在于主张各国平权，不受天主教王势力的控制，这是欧洲第一次转机。二是1713年的乌得勒支条约，尤其指明了各国能自主的根本原因。三是1815年的维也纳条约，消除了各国兵争的祸患，道义和惯例极为公允。四是1856年英法土与俄国订立土耳其黑海边界，消除怨恨结成盟约，以保全亚欧大局。这几个条约，是开辟以来如雷轰电激，牵动全球的条约。问：和约既定，后来可以商议更改吗？答：难啊！如1871年俄国想要更改黑海为中立海的各条款，各国公使都不答应，其难可知。然而日本商议更改条约，最终被各国所允许，这是在富强之后，以坚定的力量坚持，不要畏惧困难就可以了。问：保守和约的方法是怎样的？答：西方惯例一是发誓，二是抵押物品，三是抵押人质，四是保状。保状也有两种，一是让人作保，二是让别国作保。然而这还是旧律，不必拘泥，只要以信义遵守就可以了。问：西方国家国王分内应得的有几项？答：公法家说，凡代表国家办事的人，一是国王，二是公使，三是领事官，这是国王的本义。至于国王在他国境内，不为他国管理，即使国王前往他国，其行李物件不准他国征税，也不允许税务人员查看，这是国王的本分。如果有其他产业在他国占据，交涉公法可以为他国查抄充公，又必须缴纳各项税饷，与平民无异。按：公法将国王与公使领事并列立论，特别奇怪。孟子“天子公侯伯子男五等并列”，《春秋》“治王及卿相”，《礼记》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律以修身为本。”太虚中心点交而线切，日星吸引而力摄，上下通达而国家稳固。古义古例，并非不是学问所容易知道的。问：如果在此国控告他国的国王，可以归审问堂审理吗？答：西方律例向来不能审问他国的国王，如1844年，布伦司回哥公在英国控告哈那伐国的国王，审问堂不肯审理，此类情况很多。然而两国果真有相争之事

译如果不能决断，可以另外选择精通法律的其他国家人士，从中评判道理。按：西方国家相互诉讼，就像虞国和芮国请周文王裁决争端那样。

译派遣使臣处理各种外交交涉问答

问：选派使臣的道理是怎样的？答：凡是能够自主的国家，如果有与其他国家交涉公事，就选派公使前往别国；即使是不能自主的国家，如果在和约中载明选派公使，也就有选派使臣的权利。使臣是外交的第一要义，其应尽的职责、应享有的权利，在《星轺指掌》一书中记载得很详细。本报打算专门论述使臣之学，以作为法律准则的参考，所以这篇仅就各国选派使臣的几项条款，阐明国际法的大纲。问：接收公使的道理是怎样的？答：凡是能够派遣公使的国家，自然能够接收公使。平时接收公使，必定让他驻扎在国境之内；如果有意外非常之事，则可以在两国交界处接见。然而如果确实有其他原因，不愿意派遣，不愿意接收，其他国家也不能勉强。其中不接收的理由有六种：一、明知所来的公使对本国有害；二、战争局势中，外国无故干预，派遣使臣作为说客；三、来的使臣向来为本国大臣和人民所痛恨，勉强接收，必定引发祸端；四、来的使臣就是本国的人，西方法律规定公使不归本国管束，如果接收本国之人，在法律上有妨碍；五、来的使臣原本是本国获罪在逃之人，则更可以严词拒绝，此前英国和荷兰曾有此事，经荷兰抓获监禁；六、派遣来的人声名极坏，对两国的体统都有损害。凡此种种都有不接收的案例可查。但既然双方是和好之国，应当先明确说明不接收的原因，请求其另派一人，不得含糊拒绝，能在公使未离开其国之前预先理论，更加两全。问：公使大约分为几等？答：向来公使只有一等，大约在一千五百年间才有第二等，一千七百年至八百年间才有第三等，一千八百十五年维也纳立约以及一千八百十八年欧拉杀不拉立约，又有一等公使，所以现在公使分为四等。第一等公使，西方语言称为安摆色笃；二等公使，西方语言称为安非；三等公使，西方语言称为密呢司太；四等公使，西方语言称为萨惹太复耳。安摆色笃有常驻的，有特派的，只有上等之国能派遣，无论君主制还是民主制，倘若次等国派遣上等公使，各国也不以上等之国的礼遇相待。安非，分为常驻和特派，凡是全权大臣都属于此类。密呢司太是常驻公使，萨惹太复耳并不派遣往各国。朝廷仅将国书呈递各国总理事务衙门，其办事如同总领事官等，或者公使回国，留此一人代理，或者派遣往本不派遣使臣的小国，又有天主教皇所派遣的，西方语言称为里卡谛、矮腊脱利，还有一等称为能乌西。这类公使是代国王行使权力，凡是欧洲同教的国家对待他们比对待各等使臣更加尊崇。《星轺指掌》对四等公使论述颇详，可以取来参看。问：“公使长期驻扎始于何时？”答：“威斯达非利牙以前尚无长期驻扎的公使，到一千六百四十八年后各国才逐渐确定公使长期驻扎的章程，以及其应享有的权利有若干种。”问：“两国争战可以接收敌国使臣吗？”答：“古代兵戎相见，使臣在中间，子反包围宋国，华元登上他的床，左右的人不为华元感到惊骇，有什么不可接收的呢？西方惯例两国既然有战事，公使自然不能驻扎在其境内，但派遣使臣议和或评论曲直，可以选择一地商议公事，或者另请他国发一照会保护其公使到本国商议，也可以。”问：“公使的全权可以凭信吗？”答：“全权必定给予特别凭证，为国家办理全局，所以既然有全权，凡是常规或变通之事，都以公使所行之事为准。”问：“接待公使有没有等级差别的道理？”答：“就根据其公使等级的高低来对待，如同等使臣则按其呈递国书的日期判定其位次先后，只有教皇使臣不在此例。遇到某使呈递国书在先，而他国在后，其在后的各国虽然未承认其国，也应当排在该使之后。《星轺指掌》有言：‘虽然特别简派的公使按例没有推尊的道理，其所不同于常使的只是所办之事不同，其次序常有同僚使臣让其在先的，这是礼制●分宜。’说得好啊！国际法正以平权治理天下，如果以国家的大小强弱来区别使臣的先后，祸端就开启了，那该怎么办呢？”问：“公使被他国所害所辱怎么办？”答：“与侮辱伤害其国与国王同等，不但派遣公使的国家能责令赔罪，天下各国也应共同惩罚。如上年合肥相国被日本奸民所伤，日本君主之所以惶恐害怕得罪各国。其惩处侮辱伤害公使的罪行不能像常人那样。西方惯例遇到此类案件应请其国王赴审问堂。审问时，问其加害于众人的罪行，不问其加害于一人的罪行，这两句话很精辟。按此例不独公使，凡是随从公使的人均不可侮辱伤害。问公使如果犯有危害众人的罪行，可以立即拘拿审问吗？答

译凡是危害众人的罪行，分为两类：一是危害他人的财产，二是危害他人的身命。对此可以发文通知其本国，立即召回该公使，但不能立刻对其定罪。如果是设计谋害国家及国王，可以迅速将公使驱逐出境，催促其本国召回，并且可以请求其本国治罪。从前苏格兰女王玛丽派遣使臣勒司利，涉及英国法师五人，议定公使协助叛乱之罪，可以立刻定罪问罪。勒司利坚决不服，英国竟然将其监禁并流放，各国公使都不认为这样做公正。此后，公使谋害他国国家的情况很多，一是西班牙驻英公使孟都刹的案件，二是法国驻英公使陆部司匕尼的案件，三是瑞典驻英公使格林白哥的案件，都按照国际公法处理。

译问：西方国家的公使中，有使用女性担任的吗？回答说：一千八百八年，奥地利国王查理五世的妹妹马果楼，在甘布拉和约中代替国王署名；同时，萨伐王国的母亲罗义利也代替国王署名；又如在法国亨利四世时期，曾派遣一名女性公使前往土耳其京城；还有了林色公爵的妻子也担任全权大臣，议定了英法两国的和约。这份和约将法国与荷兰分为两国，废除了从前联合的条约。内克舍格说：“女性担任公使是非常罕见的事，但既然确实有此先例，便可作为成法遵循使用。”按西方法律男女权利平等，所以有女性担任公使的先例。

问：设立领事官始于何时？回答说：一千多年前，西罗马帝国时期，当时人多欺压人少，强者欺凌弱者，各国于是商议在欧洲南部的各通商海口设立领事官。其职责与权力，大约依据古罗马与希腊的法律。一千三百年来，埃及首先准许西方基督教国家派遣领事到其国设立公厂；此后，欧洲各国北部、东部也渐渐依次设立。

问：西方惯例中，领事官为何分为内、外两种？回答说：凡是专门办理审讯事件，一方面从事贸易，一方面兼办公务的，称为内领事官；外领事官则是自主各国派往别国各海口、各埠头，照料到达该口、该埠的本国人以及通商事宜。其应享有的利益与公使大致相同；如果有他国侮辱、侵害领事官的，与惩治侮辱、侵害公使的罪行大致相同。但设立领事必须经由和约载明，才不会有阻碍。

问：领事官应有哪些权利？回答说：一、管理埠头通商的一切事宜；二、通常不缴纳所到之国的税饷，与国王、公使相同；三、遇到交战时，敌国士兵不得进入其公厂借宿；本国人员欲往内地游历、通商，领事官可以发给凭证允许前往；五、能与所到之国的官员当面商议公事；六、公厂内的所有书籍、物品，不可被所到之国的官员前来提取、查阅；七、领事若被人控告，不能交由审讯堂审问；八、能收养本国贫困失业的百姓及逃亡的士兵，以及本国人身故后代办其遗产；九、劝导本国商民使其和睦；十、能查禁各商船违反法律及假冒本国国旗号的行为，逮捕后详细上报，请船部审讯堂办理。至于审讯本国人犯罪案件及钱债纠纷等，领事向来没有此权。只有中国、日本、土耳其、马达加斯加、暹罗、布尼由、波斯、特立尼达等地，经和约载明，准许其兼办。总之，领事应得的权力，无论到何国何埠，必须仔细核对两国的和约与成案，通融办理。

问：领事官分几等？回答说：总领事、正领事、副领事。只有总领事能管辖多处口岸及全国通商之事，正、副领事都隶属于他。

问：中西交涉事件中，涉及领事官的如何处理？回答说：凡是西方商人控告中国百姓的，必须先向领事官投呈诉状，等候领事官先行查察谁是谁非，尽力劝解平息，使其不成诉讼。偶尔有中国百姓到西方官员处控告西方人的，领事官也都应当听诉，一律劝解平息。西方商人愿意向海关投呈诉状的，都应由领事官投递。如果有词讼，领事官不能劝解平息，又不能迁就妥协，就移请中国官员共同查明办理。西方人如何定罪，由西方国家商定章程律法，发给领事官依照办理，详见中英和约第十三款。

公使觐见原始

外国将外交事务分为交涉、交际两个方面。交涉不嫌过于严格，交际则仅在礼仪节度之间，不嫌宽缓假借。中国派往各国的使臣，其国君无不接见慰劳，以显示优待，这也算是礼仪上的末节小事罢了。然而中国自从准许外国使臣入见以来，也都允许实行西方礼仪，以显示体恤。查俄商尼果、夹贝，俄使雅兰布，葡使斐拉理，都在康熙年间，当时南怀仁担任我国钦天监官员；葡使巴哲格及教化王使臣，英使马戈尔尼，这是英国初派赴华的头等公使，都在乾隆年间，均奉特旨准许赐以筵宴。同治年间各国公使又援引此例请求，起初并未立即准许，礼仪完成后退下，海外于是传为盛事。俄使倭良戛、理步策，英使威妥马，法使极福里，美使镂斐迪，荷使费果孙，比使色尔能，日本使意西马柳原前光，其中因争礼而离去的，只有嘉庆年间英使司当冬托病一事。又在威妥马所请之时，于烟台条款中多有苛刻要求。中国既然深知其缘故，因此在光绪庚寅年各国合词来请，于是定为惯例，不限制其礼节。而俄使因不想在紫光阁觐见，所以也改在文华殿。唉！我朝廷以怀柔远方为心，因时达变，兼容并包，一視同仁。学者对一切交际之道茫然无知，动辄惊疑，小的危害止于身家，大的忧虑贻害君父，这是因为辨别得不够早啊。

问：中国近来派使臣出访外国，屡次请求更换，与先前实行的情况相符合吗？回答说：《星轺指掌》说：“邦国应该差遣何

译人，断无听任他国指手画脚的道理。”况且并非情节重大到不可拒绝的地步，恐怕在太平无事之时，突然断绝外交使节往来，容易引发争端。如今德国不接纳黄公度，观察言论确实不偏颇，这合乎什么道理？各西方报纸大多加以驳斥诘问，怎能以“按职责应当断绝”为借口？况且各国不接纳使节的情况，其原因都可以一一列举：如奥地利不接纳美国使节蒲晏臣，见于《公法会通》；法国不接纳英国使节布，公国不接纳教皇使节波里，见于《公法便览》；俄国不接纳英国使节于甯，在一千八百三十二年；瑞典不接纳英国使节葛德利，在一千七百五十八年；萨克森不接纳法国使节塞蒙费，在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不接纳普鲁士使节马尔顿，在一千八百二十年；汉诺威不接纳普鲁士使节威司发，在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他们之所以不接纳使节，起初并非没有说法，而且与这种情况大相径庭。至于中国在光绪壬辰年不接纳美国使节卜雷尔特，是因为他苛刻对待巴拿马华工、仇视华商，名正言顺，不能成为德国的借口。唉！外国动不动就谈论公法，如今用显而易见的道理来证明，又历数各国的先例，德国还有什么话说呢？是没话说呢？然而这竟然可以施加于中国，而中国却不能援引显而易见之理、公法、先例与之争辩，这正是有志之士捶胸叹息的原因。据《英国公论报》《时务报》翻译说：中国朝廷新任命，罗君丰禄充任驻伦敦使节，因为才德与职位相称，人与事相宜。他与同时出使德国的黄君，在华人中能洞察西方人心思、通晓西方文字的人，首推这两位。唉！英国人的推崇佩服到了极点。德国与中国向来称颂和睦，为何如此固执？有人说：此事并非出自德国朝廷，那么该国驻华使节丧失国家体面、违背公法，不将被世界各国暗中嘲笑吗？

译商榷客卿问答

问：外交事务处理得当，外国人能为我们所用吗？回答说：利用那个国家的权力，与公开招募那个人为我们效力，事情虽然有两方面，但道理是一致的。查通商条约附有彼此相助的条款，这原本是指权力和公理而言。然而美国续约第八条说：“中国自愿制造各种机器，向美国以及西方各国借助襄理，美国自愿批准派遣精熟的工匠前往，并愿意其他国家一体相助。”那么使用那个国家的人的公理，也明显蕴含在权力公理之中。欧洲各国纵横捭阖，其权力坚固不用说。至于纯粹使用客卿，以俄国为最。从前彼得大帝的老师，他的秀阿是苏格兰人，用文字和兵法教导他的，是法国人雷富卜德，最初建造巨舰的，是荷兰人排纳德，教习常胜军的，是英国人戈登。同治年间也有戈登，见后文，后人沿袭前人的名字，是欧洲人的通例。一时客卿布满朝廷，即使现在的得儿斯得意伯爵，他的先祖也是德国人，担任彼得宰相的前外相义儿斯，也不是俄国本土人。俄国能够利用外人来扩张自己的羽翼，又能够操纵控制不至于大权旁落，这是俄国的长技。有人说这酷似强秦，确实如此。日本暗中效法俄国制度，痛改其闭关锁国的策略，使用英国、法国、荷兰人尤其多。二十年来军事武备迅速进步，与西方各国并驾齐驱，渐渐到从本国取材也绰绰有余。那么天下并非没有可用的人才，只是担心驾驭没有方法罢了。中西交涉以来，如克平金厦，康熙年间荷兰有力，随即首先请求通市；平定准部，雍正年间俄国立功，随即订立恰克图的条约；征服廓尔，乾隆年间幸亏英国一同骚扰其边境，随即开创黄埔、舟山的贸易；秘鲁拐带华人二百名，同治十二年日本官员将该船扣留，这些人得以登上彼岸。前年马关立约，已割让辽东，法国、俄国、德国阻止，事情于是中止。这是各国以权力相助的成例。至于选募西方人，如英国将领戈登以常胜军立功数次，法国将领毕力尔自愿隶属合肥李鸿章，而美国将领华尔、德法将领勒伯勒、东达耳第尤都以死报国。又如赫德主持税务数十年，不能说他没有袒护英国的意思，然而此前中法战争，依靠他促成和局的不少。马格里历任参赞使事，薛侍郎说他劳苦不辞，研究利弊，动辄符合关键要害。近来，则合肥李傅相、南皮张制军所聘用的，尤其不乏人。琅威理、汉纳根、骆炳生，名声尤其显著，不能说他们没有功效。而傅兰雅、李提摩太、林乐诸人，不惧怕苦口婆心、棒喝警示，当权者他们的用心，更加可以共同鉴察。如果都以外人可疑，那么仍然拘泥于旧法才可以；如果一切委诸外人，既不能发出指示，又不能极力追随，那么像突厥、波兰、埃及那样甘心受胁迫才可以。然而将怎么办？回答说：必须像俄国、日本那样开诚布公，广泛招纳俊才。须由各使臣用心物色，不要以那里的劣马耗费我国厚禄。首先设立通达中外的大臣，掌握其权力；多选聪明绝特、有根基的学生，跟随其后。这样才可以利用外人，这样才可以不永远利用外人。薛侍郎的话说：“英国人坚韧，俄国人倔强，法国人蛮横，而探究他们狡诈的谋略，则各造乎其极。那么利用那个国家的权力和利用那个人力，不是鉴别精当而操纵神妙，很难轻易谈论。况且我听说中国人通晓政学流寓外洋如容闳这样的人不少，为什么不为知莹之赎、钟仪之请呢？”

问：西洋人来中国，动不动就说利益均沾，而华人出洋，种种受制，必须怎样才可以伸张使权而保护华人？请详细筹划。

君主有分封的土地，没有分封的人民。即使在雕题椎结的蛮夷，也想着保卫而使他们安全。同胞本是黄种神明之后裔，难道可以任其颠沛流离海外而无告吗？然而必须力量足以到达远方，而后有以符合我痛惜之心。所以西方人通商中国，设立领事以管理他们，简派公使以监督他们。而其关键尤其在于常泊兵船，隐隐有虎豹在山的气势。一遇龃龉，无不恃此以恫吓。而中国又以利益均沾的话，倒授之以柄。于是各国所得，各国安坐而享受；一国所求，各国群起而干扰。喧宾夺主，而还认为不足，动辄表现不满。比起我们在彼国的人民，相差简直不可以道里计算。即使如金山的身税，独取华人；古巴的者仔，视同囚系。三藩市则被会党驱逐，西贡省则受困于横征暴敛。种种虐待情形，闻之真堪发指。西方明理之士，也代为不平。而中国反而不能与之较量。同治以来，派遣使臣往驻各国，并分设各领事。然而万里客卿，只恃以口击贼。平时既无以壮国威，临事又何能震慑敌志？所以虽然使者络绎不绝，而折冲樽俎的功劳无闻。难道我国的使才独独劣于他们吗

译这也只是受限于局势无可奈何罢了。况且局势压倒道理已经很久了，而在今天尤其紧迫。在今天面对西方国家时尤其紧迫。太史公曾经考察过与邻国交往的道理，两国相遇如果势均力敌，就用国际法来约束，彼此都不敢越轨。国际法，就是他们所说的道理。唯独到了中国，就只根据力量所能做到的来论处。办理外交的人想要拿着国际法与他们争辩，希望伸张使节权力并保护华民应得的利益，这可以说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了。那么使节权力终究不能伸张，民众利益终究不能保护吗？从前福建的“扬武”号兵船游历东南洋各岛，吕宋居住的中国同胞鼓舞欢呼，以至于感动哭泣，说这是百年来未曾有过的荣耀。而西方人也因此改变了看法。现在应当通知驻扎各国的公使，如果各埠口的华民有愿意得到兵船保护的，应当自己筹集养船的年度费用，禀请公使转告南北洋大臣，酌情准备兵船派往各国海域，半年后再换其他船只，借此作为训练。如果一个埠口不能供养一艘船，那么几个埠口共同供养一艘船，让它往来护卫。中国有战事时就全部调回。然而必须国家势力振兴，海军充分完备，然后海外埠口养船，或许才能使节得到爪牙般的护卫，呼应自然灵敏，旅居的民众有依靠的形势，身家性命没有恐惧。否则，根本先被拔除，即使让枝叶繁盛也没有益处。谋划国家大事的人，也应该知道事情的先后次序啊。

译问中国果真能够自强吗？将来倘若遇到各国换约的时期，秉持公法与他们理直气壮地争辩，那么首先应当删改的条款在哪里？

我曾观察当今的天下，知道通商互市的局面，将长久地延续下去。水上有轮船，陆上有火车，九万里的路程，如同咫尺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想要闭关拒绝使节，不仅是形势不允许，也是事情上不必如此的。所以中国如果内政修明，不难逐渐达到强盛。只是外交事务，大多存在阻碍。倘若遇到换约的时期，自然应当秉持公法，理直气壮地争辩。然而做事必须审查其紧急之处，立功必须追求其有益处。那么首先应当删改的，尤其应当斟酌妥善，使对方心服而不得不顺从，伸张我国的权力而没有丝毫挫败，然后事情才能成功，才能达成。恭敬地陈述其事如下：

第一，教会之法应当整顿。追溯西方人传教的起初，实际上是借助历法的精妙，来畅行他们的教法，而进入朝廷推演天象，于是成为开设教堂的先导。像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凭借历法在当时轰动一时，趁机进献天主教书。当时士大夫重视他们的历法而相信他们的宗教，于是教堂便在京城周边开设。等到康熙年间，南怀仁因为推算闰月准确，特许西洋人在京师传教，但各省仍然禁止。道光、咸丰以后，才开始允许在内地设立教堂，洋人来传教的都一律受到保护，从此他们的声势更加炽盛，危害更加深重。近几十年教案屡次发生，赔款索取土地，借端要求。私下揣测其原因，大都是地方上的匪类连累所致。那些匪类，有的触犯官法，有的背负重债，有的结下深仇，一旦加入教会，便有所凭借，更加肆无忌惮。因此教会在中国，简直就是逃犯聚集的地方。这与他们宗教的本旨，明显不合。现在即使不能命令停止，也应当严格设立限制。那些品行恶劣以及诉讼案件未结的人，教会不得收录。作奸犯科的人，教士不得代为说情。更应当将入教的百姓另外造册登记，随时稽查，暗中寓含禁防之意。他们购地建堂，仍然必须由官府查核，不得私下买卖，导致有强占压迫的情况。这样百姓与教徒相安无事，百姓蒙受利益，对于国体的益处，难道不多吗？

第二，税则的条款应当改正。税则是国家自主的权利，按照公法，随时可以增减。中国通商的开始，不熟悉西方惯例，所定的税率既轻又错，将税则载入条约，于是导致一成不变。近来李傅相不畏惧跋涉，周游各国，筹划增加关税，然而各国都顺从，唯独英国首相固执反对，大权旁落，实在令人扼腕叹息。然而日本起初与西方交涉，所受的欺骗也等同于我们。后来因为力图自强，坚决请求改革，各国最终也不能拒绝。查法国西贡进口重税，有百分之四十的；英美各国也有百分之几十的。凡是中国的丝、茶、糖货运到外洋，无不重收其税。往年招商局的和众轮船偶尔到达美国，所缴纳的税款超过其他国家；而中国各海关进口的税，仅为百分之五。火因酒食物是外洋最重的税项，有的竟然免税。以报施的道理来衡量，觉得悬殊太大。我们不如日本那样振奋，持守定力。用公法来要求，只要能将进口税增加到百分之十，那么海关的财政收入就不可胜用了。

第三，管辖的权力应当参定。西方各国，无论是经商、传教的人等，居住在哪国，就归哪国管辖。日本也遵循这个惯例。现在我国应当将西国的律例详细翻译，并大量依据公法及大清律例汇成中西诉讼章程，与各国会商。遇到交涉诉讼的事端，都按照这本书办理。凡是西方商民、教士，都归地方官约束，不得妄自尊大，有触犯礼法、僭越权能的，一律遣返回本国，不得逗留内地。这样弊端断绝风气清明，实在足以消除隐患于未萌之时，况且是遵照公法，他们即使强横，应该也不能不纳入规范。

第四，出洋的百姓应当保护。华人生口最多，出洋佣工，实在是闽广人的一大生计。南洋各岛华商很多，声势相互倚仗，还可以自我保全。只有在美洲、秘鲁、古巴、檀香山、旧金山的，大多是工人，容易遭受苛虐。现在美国已定二十年的期限，禁止华人不再前往；而檀香山也限制华人入境，每季不得超过三百人，而且必须出银五元领取护照，否则罚银五十元，驱赶出境。即使是游历及商贾等人，也不得超过半年，而且必须出保单保银五百元，限半年出境。如果过期，罚去保银，监禁半年。这些苛刻的条例，明显违背公法，甚至新金山也纷纷效仿。华人到那里须纳身税，英金三十磅。而且华人与洋人诉讼，如果没有本地人作证，就不能为华人伸理。至于西班牙人专门喜欢贩运苦力，拐诱华民一到其地，苦役几乎难以忍受。各国都斥责为非理。如果不援引公法在约章中严定规条，恐怕华民受害终无期限，为什么不早为之所呢？

第五，洋药的害处应当禁止。道光年间，广东焚烧鸦片，原本期望禁绝，然而江宁立约，置之不论。后来又贪图其税项之多，改称洋药，准许其进

译唉！一错再错，以至于今天，每年进口大约七万箱。近年来英国人用鸦片毒害国人，各国对此议论纷纷，于是共同设立禁烟公约。但我们既然允许鸦片源源不断地流入，利益所在，人们争相追逐，他们怎肯突然放弃自己固有的利益呢？所以想要断绝洋鸦片的来源，必须先铲除国内的种植；想要铲除国内的种植，必须先禁止吸食。等到吸食者稀少之后，再照会英国，不准鸦片进口。他们即使不愿意，但迫于国际公法，也必然不得不勉强服从。这好比治病，先清除病根，那么病症没有不治好的。至于随着时代变化制定适宜的政策，顺应时势进行变革，那些肩负转移大局重任的人，一定能善于审察时机，这绝不是学识浅陋、见识狭隘的人所能预先推测的。

译应当编纂自道光、咸丰以来中外交涉的文书档案。

西方列强在每年年终，总是将这一年内的往来公文档案，汇集印刷成册。中国习俗称之为“蓝皮书”。我认为这种方法最为完善，而施行于今日的中国，则更是不可缺少的举措。请允许我对此加以阐述。

自道光以来，中外交涉日益繁多，当时各国的公文、臣工的奏报，应当如何明白地公布，使人们知道外患的紧迫、国势的危急，从而寻求内修政治、外杜欺凌的方法。然而当时朝廷中的大臣，大多以隐瞒国家灾祸为宗旨，凡是办理交涉、议论洋务的奏折，大多不发抄传阅。因此，今日读书人想要考察当时的史实，也只能在各位重臣的文集及私家著作中，略知一二。但究其当时的情形，哪些是应对失当，哪些是办理艰难，仍然不能完全知晓。

我认为我国办理洋务，对内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总汇，对外则以南北洋通商大臣两署为总汇。然而沿江沿海各省，凡是有通商口岸及教堂的地方，其督抚衙门所存的公文，牵涉洋务的极多，也不在少数。应当将这些文书汇集记录，刊印分发，对上以供朝廷阅览，对中以供官吏借鉴警戒，对下以供士人考察研究，这是不可以延缓的。

我国自与外人交往以来，每次办理交涉，往往遭受一次损失。其中原因千头万绪，难以穷尽。有我国举动本来违背公理，导致备受指责，隐忍迁就，以致受损的；有西方人所为本来不合法，只是因为我们没有防备的措施，他们却有事先谋划的智慧，先前趁我们不觉察，一一预先布置，等到指名索要时，我们虽然想不答应，却无可奈何，以致受损的；又有外人故意挑剔，借端试探，本不在必须应许之列，即使他们也不敢断定我们会应许，然而我国官吏不熟悉外情，也不懂国际公法，有的稍受恐吓就应声附和，有的不耐磋商就迁就了事，以致受损的。这些情形，实在应当让人人都知道，或许可以悔悟过去的错误，作为后来者的深刻借鉴。如果不阅览当时上下的谕旨奏折、中西的公文，又从哪里得知呢？

至于近来教案最为难办，然而前事已覆，后事方兴。从前各省州县办理教案，不止一起，其处理得当的，必有其得当的原因；其处理不当的，也必有其不当的原因。如果不遍览当时的文书档案，又从哪里得知呢？所以编纂之举，必不可缓。

这还是从官吏的角度来说的。如果从士人的角度来说，大约十年前，人们喜好谈论气节，大多把喜欢谈论洋务的人视为汉奸，极力诋毁西方政治的人被视为正人君子；到了近来，风气一变，讲求西方政治学问的人不乏其人。然而对于本朝的典章制度，既然有所不详，那么与西方人交往的得失，也就不能完全知晓。一旦亲身处于那种环境，以虚骄之气，办理繁重之事，不致误事的，几乎没有。那么编纂中外交涉文书，以供士人考察研究，也就是为了储备日后的重大用途，使不至于因偏离正道而误国家之事，也不至于视为理所当然，使中国从前遭受的亏损，永远不能在日后挽救。这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所必须留意于此的。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十六上册

晋安甘韩眠羊甫辑

外史上

英国政治考

英国政治历经三次变革，以民权的转移为关键。在威廉一世之前，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撒克逊是德国小国的名称，是英国人的一种。盎格鲁是英伦的合音。那时的旧制，此时民权已经非常重。威廉一世改变了它，而亨利一世恢复了它。盎格鲁-撒克逊政治中沿用至今的，是民会英制，国民都有制定法律的权力。国中有一个议会，其参会者都由百姓公举，这叫做民会。以及同类定案，英制国民都可以裁定同类人的案件，这两条是。威廉一世确立了侯伯采地的制度，确立了诺曼人，诺曼也是英国人的一种，京都君臣上下的制度，更改了刑务及政府，于是民权逐渐削弱。等到亨利一世制定律书，才开始恢复百姓自主的权力。迄今英国国法，都以亨利一世的律书，即《查打里北他谈》，翻译过来叫《旧自主权书》，作为根本。一千二百一十五年五月，又制定了一部律法叫《大查打》，翻译过来叫《大自主权书》，大意是说英国政府，凡是英国人都应当保护。一千六百二十七年，又制定了一部律法叫《皮地臣阿富阿士》，大意是说国中山林沼泽都是额外的利权，应当归于国民，君主不能剥夺。一千六百七十九年，又制定了一部律法叫《夏必亚士哥鲁怕士》，大意是说英国人因事被拘禁，限定在二十四小时内讯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