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二十

译《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二十

晋安甘韩眠羊甫编纂

学术

贵州学政赵惟熙奏请设立译书公局的奏折。

奏为请求开设译书公局以培养人才，恭敬呈折仰求圣上鉴察的事。自从诏令推行新政以来，天下百姓殷切期盼，都怀有希望治理好国家的心情。内外臣工陈述时务的，也都各自参酌实际情况，将美好的谋略上奏告知，只要有利于实际政务就立即施行，可见圣主广纳良策的虚怀若谷，所有臣民都深深钦佩拥戴。臣私下认为，当今最紧急的事务，以培养人才最为重要。培养人才最紧急的事务，以全面了解各国的做法最为重要。近来多次降下明谕，命令建立学堂，各省的疆臣、学臣都已经依次兴办，奉行命令非常谨慎。只是设立学堂之初，势必难以遍及各地，东南大省或许尚容易谋划，至于边疆地区，不仅经费无法筹措，而且聘请洋文教习更觉得无从着手。即使以一乡一邑来说，求学之士何止千人，他们带着书本有心向学却面对浩瀚学问而叹息，这也是主持文教者的责任。即使普遍设立学堂，但所读的横排竖写的外国书籍，接受通过翻译传达的语言，数量终究有限。况且学习西方语言适合幼童，而已经入仕的官员事务繁忙而无暇学习，已经获得科名的老儒士时机已过而不能学习。现在想要取得速成的效果，满足众多士人的需求，让少数人承担困难，亿万人都能受益，没有比广泛翻译西方书籍更好的了。查考从前翻译书籍最多的，如江南的制造局，其次如同文馆、天津学堂，以及上海西方人各学会翻译出版的书籍，虽然有三百多种之多，但分别来看，每类不过几种，想要寻求通晓其门径尚且不可得，而且多半是西方人士二三十年前的著作，西方新学每月每年都在变化，我们正珍视为奇书，他们却已将其视为无用之物了。又局译的书籍多专门重视兵事一门，不知道西方的政治、技艺等各学科整齐划一，条理分明，实际上符合我国古代圣王的遗意。至于兵事一说，乃是不得已而使用。西方人之所以富裕、之所以强大，全不依赖于此，不从事根本的事务而只图末节，即使果真能够战胜，但战争凶险危险，伤害实在太多。所以翻译书籍应当以政学为先，艺学为次。拟请圣旨命令在京城设立译书总局，在各省设立分局，共同努力并举，出书自然增多，务必使老学新知都能得到滋润，穷乡僻壤都能满足需求，这样风气日渐开通，见闻日益广博，必定会有许多奇才异能之士崛起于当时，以符合朝廷培养人才的至意。谨就个人见识所及，酌情拟定译书事宜八条，敬备朝廷采择。

一、拟请先在京城设立译书总局，由一位大臣统领，或者直接隶属于翰林院及大学堂管理局中，聘请精通中外文学的人，专门翻译东西各国新出的有用书籍。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员事务不多，即可担任笔述工作。书籍译成后，再遴选词臣中一向擅长古文词的人加以润色修饰，总期文理通顺明达，不至于因驳杂鄙俗而被通晓的人嘲笑，而又能曲折畅达、旁通无碍，不失去原书意旨的，才定为定本，刊印成书，编印颁行各省。这样既可节省一半的翻译费用，而词馆各官员也能借此练习外事，似乎一举两得的方法，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拟请敕令沿海沿江的大省，每省设立一个分局，即由该省督抚、学政管理，允许提取款项聘请通晓的人，专门负责翻译事务。只是成书之后，须抄写全本，咨送总局鉴定，加以润色修饰，然后发还原局陆续颁行。至于边远小省，力量不能专门设立译局的，也应设立一所官书局，等待总局及各局翻译有成本重要的书籍自行刊刻，次要的广泛购买运输，这样乡间贫寒的读书人都能共同受到教化的恩泽了。至于这些译局、书局的各项费用，既然是为了培养人才起见，拟恳请准许作为正式开支，以免观望迟疑。

二、出使各国的大臣按规定携带几名翻译官，在外公文书信不多，任由光阴虚度，也很可惜。拟请圣旨命令出使诸臣就近访求该国新出的精要书籍，派令翻译，仍咨送总局鉴定，先为酌定程式。三年任期届满，每人应呈缴多少种，大约多少卷，精当的准许在例行保举之外加等优叙，草率及不符合规格的则停止保举奖励。如有繁重大部，非几名译员所能完成的，准许聘请该国通晓的人主持，而责成译员等分担其缺。所需款项即在出使经费内开支，这样搜罗广泛而取用宏大了。

三、自从通商以来，随使人员及出洋游学的人颇不乏人，其中能著书立说考求外洋政治技艺的，以臣所见已有数十种之多，而翻译出的西方书籍也都斐然可观。只是因为没有奉到明谕推行不广，拟请圣旨准许各省文人有能翻译出西方书籍善本的，准许就近送交，由地方官咨送总局查核。书中果能裨益实用，没有离经叛道之语的，分别等次。上等的奏请奖以实官，由局刊印通行；次等的发还本人，令其自行刊布，给予专利的凭证。这样有志之士闻风兴起，都拿出他们的才力，以上辅助文治。

译明朝治理得法。所有应当翻译的书籍，建议先翻译政治类，后翻译技艺类，学习纲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各国内政，如制度运用有常法，劝勉学习有典章，议院的论说，法院的法条，重视农业、经营武备的规模，通达惠工的利益与弊病，分门别类，不嫌详细地探求；第二类是各国外交，如外部的政策，使臣的官职，公法如何保持公平，条约如何妥善善后，与邻国交往有正道，驾驭局势有所凭借；第三类是居官的职掌，西方各国一个官员专门管理一件事，一件事专门订立一章章程，章程既定，主管部门奉行，不敢有丝毫逾越。其中稍有窒碍难行的，立刻交付讨论并加以变通，所以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律，也没有只有法律而不能执行的忧虑。能够根据时势增减损益，真是美好而完备啊。大纲既已确立，然后逐渐涉及专门之学，如格致制造、化学、电学、声学、光学等类，以求得实际效用，大概就能既有根本又有实用，本末兼顾了。

译一、翻译书籍这件事，看似容易实则困难，不是精通西文且同时熟悉华语的人不能口译，不是中西学问都优秀且通晓西学的人不能笔译。况且西学的门类最为繁多，懂得这一门的人不一定通晓那一门。就像近日以翻译书籍闻名的人，丁韪良是公法学家，他所翻译的格致类书籍，终究浅陋不值得观看；傅兰雅是格致工艺学家，他所翻译的公法交涉论著，令人难以读完，这是明显的证据。请求圣旨命令中外臣工推荐翻译人才，无论中西人士，只要能够深通洋文的，各自举荐所知之人，以供选拔。必须考察他们向来精通哪门学问，就让他们翻译哪类书籍，这样就没有因地域不同而导致效果不佳的担忧了。

未完一、西方人的语言文字，稍微符合其声音，稍有缓急轻重的不同，所以拼字法也没有固定的格式。至于翻译成汉文，同一个名称，有的只用一两个字，有的甚至用到三个字以上。而且北方人翻译就用北方口音，南方人翻译就用南方口音，所以一百个人翻译就有一百种不同的文字。就像英吉利这个国名，凡是出现在以前纪传中的，字音分歧，不下几十种，使初学者困惑，给旁观者以诋毁非议的口实。这件事虽然小，但关系实际上很大。总局既然已经设立，应该命令先将常见的国名、地名、官名人名、物名用京语翻译，仿照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的例子，重新加以厘定。那些沿袭已久的仍然保留，确立为一个表。以后凡是翻译的版本，都依照这个表，不得随意出入，这也是统一文字的一个方面。

一、翻译成一本书，颇需时日，费用也不菲，应当事先谨慎，然后物力和人力不至于虚掷。设立的局所既然很多，彼此各自不商量，难免有重复翻译的事情。就像前面论述的，如制造局所翻译出的《化学鉴原》，先后同时翻译的，竟然有四本；同文馆的《富国策》，先后同时翻译的，竟然有三本，事倍功半，非常可惜。以后分局打算翻译什么书，先将原书的书名及书中的大概宗旨咨报总局查核，得到批准后才进行，这样就能避免重复翻译的担忧。以上各条，拟对推广新政之事稍有裨益。私下想到现在的时局日益棘手，对人才的需求尤其迫切，紧急时先治标，不得不先这样做。即使是中学已经通晓的人，希望收到早日成功的成效，即使将来学堂林立，而学生也可以不必都学习西文，那么自然有多余的精力用来考求实学了。所有请求设立译书公局的原因，按理应该恭敬地写奏折陈述。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现在已奉旨命令建立学堂，并以中西政艺各学取士，仰见到圣主因时制宜的深意，不胜钦佩惶恐。只是致用各书门类极多，不仅后生初学骤然难以入门，即使是老师宿儒也苦于涉猎不及。查外国学堂都有官方编订的功课课本，老师以此教授，学生以此接受，没有超越阶段施教的弊端，有闭门造车却符合车辙的好处。如果译书总局奉旨允许实行，就请求将编订功课书一事归该局专门办理。凡是蒙学堂以什么作为应读之书，小学、中学、大学各学堂以什么作为专课之书，什么作为兼习之书，什么作为涉猎之书，准许酌定一定的程式颁行各学堂遵照办理，这样将来师范既统一，考官也能有所依据作为衡量的标准。至于经义及论孟义，创始于宋朝臣子王安石，其大意以阐发圣贤经传的意义道理为本，偶尔提出自己的意见加以论断，并引用古今事迹来证明。其法律疏于八股文，但能上下千古畅所欲言，足以考察作者的才识，所以道理不至于偏离正格，不妨从宽。并拟请旨，恭敬仿照高宗纯皇帝钦定四书文的例子，命令儒臣搜求名作汇编成书，作为士林的楷模。如果认为古作不多，或者直接请求特派能文的翰林院官员撰写若干篇，进呈御览赐予删定，使主考官得以遵循，这样更能推广统一文字的雅正了。是否妥当，按理应该附片陈述清楚。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晋抚岑饬洋务局司道条议翻译书籍事宜札。

为了札饬的事。查得强国首要在于培育人才，而救时应先在于济变。当今列强环伺，学术政治日新月异。中国急功近利之徒，见异思迁，不知根本，仅仅剽窃其中的绪论，就已经厌弃华风。究其所言，对于其中政治学术的精实，也茫然未见。以此谈论时务，救中国则不足，灭亡中学则有余。而守正的人流，则又彼此不知，茫然雾坐。长此不改，必致共同沦亡。夫列象胥于周官，求宝书於柱下，知道古圣先王的立政为学，都以周知万国为先。况且四库全书已收录西籍，礼失求野，往训昭示。那么想要培育通才，翻译书籍一事，大概不容片刻迟缓吧？然而这件事的困难，也必须预计。各国藏书汗牛充栋，甲部乙部已经不易区分。又其中通人详于求新，略于温故。新编一出，旧籍就搁置晋省。现拟翻译的书，自以法律、官制、学校及农工商矿等书为急。然而各书之中，究竟以什么为新，什么为旧，什么最急，什么可缓，什么为初

译对于书籍，哪些属于高等，必须详细加以考核，指定名称购买并翻译，才能避免浪费钱财和虚度光阴。如果茫然不知，专门听从译员自行选择翻译，万一他们心存敷衍，拿什么来证明呢？这是选择书籍的困难之一。中西方的名物本来就不相同，有这边没有而那边有的，有名目相同但实质不同的，牵强附会就会失真，于是滋生歧义。最难翻译的，尤其莫过于官职等级的名称。化学的材料，毫厘之差，就会谬以千里。其他如地名、人名互相出现却各不相同，更加混淆视听，难以判定是非。近代有人主张应当制定中西对照表以及修订国语解释，这个开端尚未完成，但其范例颇为良好。是否可行，或者另有更好的策略，制定凡例和规则，应当尽快做到精详。这是制定翻译体例的困难，又是另一难。东西方专门领域的书籍，必须由通晓专门学问的人，才能翻译。而在专门领域的各书中，又有深浅的区别。译本的好坏，必然根据对此学问深浅的程度来区分高下。况且东西方学者中精通中文的，也并不多。如果聘请一个不通中文的译员，那么口译与笔译互相传递，必然多有错误。如果一定要以精通中文为标准，又恐怕他们对专门的西方学问未能精深。这是翻译人才的困难，又是另一难。况且洋员翻译书籍，大多不能尽其所长，因此故意拖延。每日节省下来的待用资金，翻译编纂工作非常紧迫，必须事先约定清楚，每天最多出版多少，最少每天出版多少，按日计算进度，才不会有虚度耽误。现在谈论翻译书籍的人，没有不说翻译东洋书籍为急，翻译西洋书籍可以缓行的，然而又有人说从东洋转译西洋书籍，终究不如直接翻译西洋书籍简捷，衡量财力，何去何从？至于东西洋现出版的报刊，其中关系到各国政治学术的尤其众多，如何选购，如何编译，也应当详细筹划。其他如招收学生以培养翻译人才，筹措款项以期长久，都应当通盘筹划，宏扬这个美好的计划。本部院深知此举不可迟缓，深感自己见识浅陋，无法谋划长远的策略。该司道等人经济才能一向优秀，必定能够谋划周全。为此特发札令仰告该局，立即会同悉心详细商议，限定半月内详细回复以便上奏，千万不要拖延，或者空言敷衍，导致成功无期。急切急切，特此札令。

译东抚饬议编书札

为札饬事。查据筹办崇实学堂的候补知府朱钟琪禀称：恭敬禀报。卑职于本月二十六日接到钧札，委派筹办崇实学堂事务，遵令将学堂应办事宜通盘筹划。卑职认为其中要领，急切需要推行的，没有比编书更重要的了。书不编定，就无法研习中学；中学不明，就无法通晓西学。这是万不能改变的道理，请为宪台陈述。四部书籍至多，学堂年限有定，想让学生一时遍读群书，无法施教；不让学生通晓各学科的大义，又怎么能称为求学？这就是西方国家之所以有普及通识的教科书。中国没有普及通识的教科书，所以不能不把编书作为急务。如果书不编定，那么在四部之中，究竟应该读哪部经，读哪部史，哪些应该急读，哪些应该缓读？全面攻习则时间不够，偏废一方则不能成学。况且书籍不统一，则学习没有固定程序，教学没有次序，更换一位教习，宗旨就完全不同；固守一位专家，则门户之见尽出。每天教授泛泛而无条理、漫无稽考的内容，恐怕学生就会产生轻视中学的念头，在学堂则敷衍课程，毕业后则最终废弃。教者以此为教，学者以此为学。数十年来各省学堂成效不佳，可见书不编定就无法研习中学的说法。学中学以明理，学西学以治事天下断没有理不明而能治事的人。近来看到各省学堂专重言语、文字、算学等事，而对于立身治世的大道理，都没有讲明。其中所培养的人才，不但没有兼通之人，即使有专精西艺一门的人，反而对中国物理人情大形隔阂。设立一个学堂，成就一两个奔走效力的人才，获益已经很少了；何况事理不明，并不足以尽奔走效力之用呢？推究其根源，都是因为中学毫无固定程序，可以任意敷衍，以致抛荒义理，徒袭虚名。用来应对时局变化，识者知道其不可行。这就是中学不明就无法通晓西学的说法。当今邻国祸患日深，人才消沉沮丧，这不仅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实则是中学绝续的关头。学术不明，中国必无自强之日。现蒙宪台设立崇实学堂，句句以中学为重，这确实是兴国造士的根本。日前晋见，并蒙令聘请人编纂中学课程书，这是开办学堂的急务。当即奉命，延请卑职旧友顺天附生李熙来省，与他当面商议一切，即嘱咐他与江苏举人袁大启、顺天举人李点斟酌议定编书章程，以备采用。现在由该生等将章程拟送前来，卑职伏查原章大意，拟按京师大学堂奏定的章程分定功课，按南皮张制军《劝学篇》所论读书之法与应读之书，依类编纂其未备者，以己见拟编之书，专门为普及通识而设，只取精义要旨，不采繁文，也不自著一字，务使学生于三年期限之内，将各种学问都能得其要领，知其门径。若详尽普及，则需待专门之学，其书皆按日分配功课，未附问答，以便教习有以稽查，学生易于警记。所议各节，似乎尚切实可行，本之大学堂原奏与《劝学篇》一书，也尚非漫无依据、自立新义者可比。惟据该生等说，编书之事，没有比经学更难，没有比史学更繁，事属创行，决非卑职所能从事。比如经学为立身根本，首先应该致力，然而各家笺注林立，全读既无此闲暇，节取又近武断。如果只存经学之名，不为编出定本，恐怕凡不在功课书之内者，一切皆置之高阁，哪有学通中外，反而对甲部之书略不涉意的？这是裁决之难。一经之中，注者百家，议论杂出，专门训诂，则宋学家非议；取义理，则汉学家指责；兼收并采，讥为骑墙；自立门户，指为妄作。这是弃取之难。不但如此，学生以三年为毕业，每年在堂不过二百五十日，每日中学功课不过三个小时，既名普及通识，又不能舍此取彼，应读之书如此之多，读书之时如此之少，若非将所编定本精简之又精简，断不能按期毕业。篇幅既少，采择即难详备，外人不了解用意所在，必至罗列细故，訾议繁兴，这是删节之难。学堂行将开设书局，编出一课，学生方治一课为期甚促，为书甚多，数人目力有，一时既难遍及，且书不全备，遇有待考者，便拖延时日。不能因为时间太促而任有遗漏，也不能因待详考而有误课程。编出之书将来难保证不重新修订，这又是编辑之难。凡此委曲情形，不能不事先虑及。生等材识驽下，恐怕难以胜任，宜延请通人主持等语。卑职详

译推究他们的说法，大致都是事情应当考虑到的。只是学堂既然以中学为根本，编撰书籍自然不容迟缓。往年京师大学堂就有编撰书籍的举动，事情虽然已经开办，却并未成书。这次设立局所编纂，终究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其中头绪繁多，指责众多，确实不免像这些学生所担忧的那样。然而卑职的愚见，私下认为近代学校衰败已久，众多士人不致力于有用的学问，所以挽回风气，全靠学堂。学堂如果不编定功课，必定又会重蹈各省的旧辙，虽然有崇尚正学的名义，却没有讲求中学的实质，将来培养的人才，仍然归于无用，可忧虑的正是这一点。如果只是担心书籍编成后简陋，未免是学者喜好广博而无实质的见解。与其三年间玩忽职守，使中学成为具文，不如先涉足初阶，打通各门学问的门径？况且既然名为溥通学书，那么各种学问都应当具备，势必不能以七八百课的书籍涵盖古今而不遗漏一说。编书专门以切合实用为主，那么一切门户之见自然可以衰息。这些学生所担忧的地方，仔细剖析，似乎也不必过分计较。但此事关系学术，不厌求详，应当请示宪台将卑职这份禀文以及这些学生所议定的章程下发给司道，以及各书院山长共同商议，定下一个确实的办法，并恳请饬令官报局刊布到各府州县，以期集思广益，避免犯下鲁莽的错误。卑职出于慎重学术的考虑，是否得当，恭请宪台明察裁酌。除了将学堂详细章程另行议定禀报外，所有先行筹办编书的情况，理合录呈生员李熙等人所拟定的章程，禀请鉴核批示，只待遵行。又据禀称敬再禀报，开办学堂以编书为最紧急，目前日期已近，似乎应当从速举行。卑职查访这些学生学识端正，应当请示札委顺天生员李熙专门负责编书，江苏举人袁大启、顺天举人马点协助编书。如果蒙允施行，即可开办。只是协助编书的还缺两人，等卑职延访到明达妥当之人后再行禀候宪台委派。再编书局本是创办，所有经费无可仿照，这些学生的薪水等项，拟请批示遵行，实在对公事便利。等各情报到本部院，据此除了禀批禀单都已知晓。编书之事如同创始，关系极其重要，应当如所请，分别行文给司道等妥善商议详细回复，再行斟酌核定饬令遵行，同时一面饬令由官报局刊印所议定的章程，分发到各府州县，约同在籍绅士以及书院山长共同商议，随时汇总回复，以备采纳选择。所有设立局所应用的经费以及应当支出的薪工等项，仍由该知府斟酌筹定，迅速禀报回复，以便饬令藩司核实清楚后筹拨。溥通学功课，拟参照京师大学堂章程，以三年毕业为期，未免过于急促，应当如何放宽年限之处，仰候西学教习斟酌决定。功课时间就由该知府妥善办理，以期融会贯通而收到实效。缴册存印发并分行外，合亟札饬令札到该县，即便妥善商议详细回复，以便核定确实办法，克期开办，以免延误。所有需要的经费，并饬令藩司暂于杂款项下设法妥善筹措，一面饬令由官报局刊印所议章程，分发到各府州县，约同在籍绅士及各书院山长共同会议，克期汇总回复，以期集思广益，切勿违背切切。此札

译派遣出洋使臣广泛翻译西方书籍的条议

如今天下人都争相谈论西学了。朝廷在上倡导，士大夫在下响应，有的派遣幼童出洋学习，有的在京城及沿海大城市设立同文馆、广方言馆等机构，选拔聪慧的子弟，聘请西方人士担任教习。近来风气更加开阔，各直省都打算设立时务学堂，中西学问兼修，以此来培养人才，其用心极为殷切。然而出洋学习，可以说是把人置于庄岳那样的环境中，成就较快，但流弊所至，将会出现学习西方而遗忘中国，对我朝纲常名教之道一无所知，甚至有人反而加以诋毁的情况。即使学成归来，也俨然像一个西方人，国家仍然得不到如臂使指般的效用，利少害多，前车之鉴可见。至于在直省设立学堂，固然不至于改变华夏为夷狄，但每个书院仅能容纳百十人而已。如果不是家境富裕、广泛疏通关系的人家，即使有出众的资质，也难以全部入选。那么，想要让中国的士人每个人都能尽悉西方人士的长处，每家都自设学舍，翻译书籍并颁行天下，又从何做起呢？所以近日议论的人无不把派遣使臣出洋、翻译书籍作为急务，但如果不得要领，也不能事半功倍。我谨借此列出条目，以备采择。

一、翻译书籍应当在驻各国使署另设专员。查得出使大臣按规定设有翻译数名，分为头、二、三等，由使臣挑选奏请充任。其中固然不乏明达之士，但徇私情、受权要推荐托付，滥竽充数的情况也难免。建议由译署王大臣考核各馆学成的学生，奏请特别旨意派遣，每个使署大约四员，薪俸按照头等翻译发放。他们不必往来处理公文，专门采集所驻国家最重要的书籍，就近禀明使臣颁行。等到三年任期届满，汇总各员所译书籍，通盘比较优劣，作为举荐或弹劾的依据，这样人们心中怀有考核的畏惧，就没有敷衍的担忧了。

二、翻译书籍应当根据才能任用，分类翻译。西方书籍虽然属于技艺层面的学问，但专门名家各有心得，如果不稍微涉足其学问的门径，即使通晓其文字，也无法理解其含义，更不用说翻译成华文了。建议在派遣的各员中，查验他们平时学习哪类学问，就让他们专门翻译哪类书籍，这样细微深奥之处都能充分表达，没有毫厘千里之谬，而翻译人员也能广泛阅读专门书籍，日益精进，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三、翻译书籍中的国名、地名、官名、器物名称应当统一。中西相距数万里，声音文字向来不同。即使是一个器物名称，西语繁琐，也常由多个音节组成。这些有音无义，译者只能根据拼合的音意造字，而拼合的方式又各自随其人的乡音及发音的疾徐轻重而定。所以同一个国名，两人翻译彼此不同；一人翻译前后也不同。辗转混杂，无所适从。只让学者每读一本书，就要进行一次考证，实在虚耗学问功夫。建议将泰西的国名、地名、官名以及一切重要器物名称，列为一表，用中国官音翻译成字，并在下面分别标注英、法两国文字。命令翻译人员都以此为准，不得擅自更改，这样以免淆乱读者的耳目，翻译人员也省得重复耗费心力了。

四、翻译书籍应当广泛翻译根本性的书籍。西方书籍汗牛充栋，一时固然难以遍及。但如近日制造局所译，多是关于船炮的书籍，职责所在，不奇怪。至于格致书院，似乎可以推广翻译，不必偏重制造家的言论。今人震惊于枪炮的威力，便认为泰西称雄海上，只凭借器械精良罢了。哪里知道他们富国强兵的根本，是从教养民生出发，君民一体，实在与我们古代先哲王道暗合呢。建议命令翻译人员精选各国政学、商学、农学、工学等书籍，兼收并录，这样得到富强的本源，自然可以获得富强的效果了。

五、翻译书籍应当通过日本转译。日本是我们同文的国家，自从利玛窦等人兴起，才开始有倭字与汉文混杂，但终究不多，而且形体相近，与西文难易程度向来不同。黄公度廉访说可以不学而能，不是虚言。自从该国维新以后，西学大兴，所译西方重要书籍都很完备，即使他们自己的著述，也有很多可取之处。建议在多日本多置翻译数名，转译他们那里的中西学书籍，仍与各处翻译人员互相照会，拟定书目，避免彼此重复翻译，这样用力很少而收效尤速了。

六、翻译书籍应当鼓励西方人士翻译成汉文。近日泰西博雅之儒，多通晓汉文，能读中国典籍，提笔成文，也颇为明白通顺。建议命令翻译人员采访各国中西兼通之士，劝他们以汉文翻译所学书籍，代为缴呈。中朝上者可以获得宝星的赏赐，次者也能流传美誉于无穷。西方习俗好名，必定欣然乐从。如果书成，切实有用就分别酬以各等宝星，所需也有限。风声远播，将有相继兴起、源源不断翻译的人，这样我们没有翻译人员的费用，却收获了成书的功劳，其获

译益处尤其不是微不足道的。以上六条，不过是管中窥豹的浅见，未必能切中要害，但大致的宗旨似乎不离于此。此外还有话说：我曾观察当今的译本，往往近于粗俗晦涩，文辞意思纠缠不清，强行堆砌辞藻以求明白，反而使文意晦暗，让人无法读完。《左传》说：“言语没有文采，就不能流传久远。”俗语说：“言辞能够表达意思就够了。”一定要使所翻译的书籍，质朴而不流于俗气，华美而不失之浮华，或许才能在文学界广泛流行，家家户户都有收藏。既然如此，那么担任翻译的人，固然需要精通西方语言，但更应当先精通中文，以此作为翻译书籍的基础吗？这在于译署王大臣慎重地选拔人才了。

译东亚益智译书余又叙例

如今想要开拓数万万里的陆战海战之地，广阔无垠，高掌远跖，巍然成为天府之国。又想要统御数万万同种族、同宗教的民众，聚集族群，紧密居住，共同尊崇一个君主。远观上古三代，近观近代纪事，纵览南北两极，横览五大洲，只有我们亚洲的支那（中国）吧？支那这个国家，在地球上如此广博而人口繁衍，为何不能发扬蹈厉，勃然奋兴，凭借成吉思汗的余威，效法彼得大帝的雄心，吞并六合，统一寰宇呢？或者不能虎踞东方，鹰视西方，锄强扶弱，挫败敌人而战胜对手，使环球列国屏息震慑，彰显大义和大侠精神于天下呢？即使不能这样，只要增殖人口，巩固边防，对外不挑起仇衅，对内不松弛政策，长久安定治理，绵延延续，即使经过亿万年，历经万世也是可以的。然而通商不过百年，交战不过几次，就败血披靡，几乎到了不能振作的境地。我私下曾深思，从而得出支那致弱的两个原因。支那立国四千多年，圣贤相继出现，创制尽善。嬴秦暴起，完全废除了民政。两千年来，支那的民众习惯于旧常，畏惧改革，安于愚弱，对祸乱无知。在当今势力竞争、弱肉强食的世界，即使完全恢复上古皇王的政教，恐怕符合古制的，不完全适合当今，无法抵御外敌，也就无法自我保存。何况末流的弊端，古道已不足十之一二呢？这是第一个原因。欧美各国文明的本原，不在于船械的坚固锋利，不在于制造的奇特华丽，而在于政学的精良。支那与它们交往数十年，与十几个国家结盟，使者所采集的，翻译官所陈述的，学校如林，教师如鲫。综合他们的见闻，没有一言一事涉及到本原的，而支那的民众也只是惊疑骇目，对船械制造感到惊讶罢了。这是第二个原因。由于这两个原因，于是萌生了群难。起初用通商引诱，用传教聒噪，接着削减其外交权，操控其内政，有的拍其背，有的扼其喉，有的甚至肢解其身体，身冘身冘，逐逐吮血磨�。四百州的肥沃土地将遭受斧砧之祸，四亿生灵将成为鱼肉。而支那的民众冥然漠然，躺在柴薪之上，在漏水的船中谈笑，好像不知道自身有亡国败家的痛苦，后世有种灭族绝的祸患，这是国家志士所叹息痛恨，奔走相告诫的。他们说：“欧洲人的敌人，是异种仇异教的人，起初用商战，最终用兵争将其残灭，三种人割据三洲之地，与今日之事如同符契，印度、缅甸、越南的覆辙未湮，支撑亚洲东部的，只有我们两国支那，一旦支那覆亡，日本危险，我担心茫茫亚洲大地，天日不明，黄种人如蝼蚁同命，覆亡之祸竟到了这个地步，这是同洲同种同文的仁人君子所应当壹心并力，忘身舍命来拯救的。拯救的方法，就在于开智，开智的事情，也只有学校、报馆、译书这几项而已。学校繁重，现在尚且不及，报馆译书已勉强为之，各位不弃，请承担其中一项，于是告知同志，于是筹集巨资设立译书局，命名为益智。深思好学近知的话，私下附有益为公的意义，于是咨询于是考虑，大家都说适宜。两国通好，从隋唐以来就开始了，符节西去，经籍东来，学子、僧侣、游人、商客往还络绎不绝，帆樯如织，所以我国在昔政俗的雅善，名物的骈罗，大概由事事物物，都取法于此。明治之初，欧美师舰鳞萃海隅，相互对峙，迫胁求成，我国小而逼仄，民智而强，于是此时以薪胆为雄，首先改变政体，其次兴学，其次练兵，上下汲汲以西政西学为国务，以求存求强为宗旨。在这三十年里，兢兢业业自保，回头看支那，土地日益缩小，民众日益窘迫，国权日益削弱，之所以这样，也是因为政学不修，地利不辟，民智不开罢了。政学不修，确实产生祸端，地利不辟，确实开启戎心，民智不开，其民众固然朴实坚忍，而不是全聋哑。如果能发大愿，合大众举学校、报馆、译书几项而扩大之，教育盛行，神智日宣，以四万万的聪强之民修其政学，辟其地利，不到十年而广博而蕃殖者尽复了，不到二十年而广博者益富厚，蕃殖者益强了，不到三十年而富强功效，文明程度驾欧凌美，震撼全球了。过去诟病为病夫，目为老大的，且移北美新世界之称，称我亚洲的支拿了。说我不信，请等待后来者。定名：本局名为《东亚益智译书局》。宗旨：选译有益实用之书，以开智为急务。执事：设局长一人，综理局事；设理事一人，襄办局事；设干事二人经理各事，设编辑二人订定译稿。办法：一、本局聘请两国修儒硕学，任其编译；二、翻译完成的书，陆续刊印

译发行，邮寄至中国各地发售，又每年派遣局员前往中国内地，分发各种书籍，以助长风气；三、本局所印各书，采用日本纸张，装帧遵循中式风格，校勘务必精审，印刷务必清晰，以满足读者的需求；四、若雅正通达之士，有译出的书籍，愿意交由本局刊行，只要与本局宗旨不违背，方可照办，届时将酌情赠送润笔之资，或提取每部售价的二成作为酬劳；五、有委托本局代为翻译各书者，只要与本局宗旨不违背，方可酌情办理，译成之后，是购买稿件还是购买书籍，均听凭委托者方便；六、中国各地的书局、书庄，愿意代售本局各书者，必须确实可靠，本局将列为代售处，提取售价的二成作为酬谢，邮费包含在内。局所：本局设立在日本东京京桥区宗十郎町廿一番地，信件请直接寄往局中。明治三十四年三月初一，大日本众议院议员、东亚益智译书局长山口雄野。

译春秋董氏学跋

南海先生既然阐发演绎了江都（董仲舒）的春秋之学，便传授给我康有为阅读。我读完学业后，于是作言说道：“孔子作为神明圣王，作为改制的教主，其事迹被淹没而不被世人知晓，已经很久了。如果《春秋》不阐明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道理，那么后世就会把据乱世当作最终的准则，而无法得知太平世的大治。中国于是遭受了两千年暴君和夷狄的祸害。悲哀啊！王充（仲任）说，文王的文德，孔子的文德，传承于董仲舒，以孔子为素王，董仲舒为素相。汉朝一代的治理，公羊学派严彭祖、颜安乐的学业，都是董氏之学，这难道不是孔子的大宗正统吗！只是想到江都先生（董仲舒）因畏惧大愚之罪，死后湮没了王佐的称誉。刘向认为董子是王佐之才，而刘歆却非议他。我私下认为，这是刘歆挟私心扰乱大道的一个证据。伪经篡夺正统之后，清明的道理被遮蔽，就像竹林中的玉杯、汉代的砖石一样被同等看待罢了。元气的契合并不遥远，直到先生才推演阐发，使太阳高悬中天，拨正星辰以指向北极星。平庸之人董氏能有这样的功臣吗？明白我的书，就不再有谶纬之说的嫌疑，至诚的人自然会知道。明白我的书，董仲舒、钟离意在刘歆蒙蔽之后，从哪里得知这些道理？必定不是伪造。孔子确立元年以统摄天道，本着仁爱以爱护百姓，建立三统并推演至无穷。在这篇文章中，我十分自信。如今异族逼迫，害怕被取代，要知道他们所有的都不是我所没有的，他们所没有的应当凭借我所拥有的来具备。先生论述每卷都演说孔子以天为父，而耶稣以天为父，侍奉天而不侍奉父亲，这是偏颇的。他们虽然强大但必定会衰落，我们暂时蒙昧但终将大昌，归于统一而与天长久共存。杜牧说：‘上天如果不生下孔子，那么杨朱、墨子以及百家之徒就会建庙受祭，十年一变法，百年一改教，高低横斜，哪里会有止境呢？’既然上天已经生下孔子，那些像圭臬一样声音紫色的人，又谁足以自存呢？大同之治，智者对此话必定没有怀疑。虽然如此，大道将要兴盛，难道不在于人吗？饮食起居，谁没有责任呢？如果大道已经显露，却一定要遏制断绝它，或者坐视而不共同努力，那么地球虽然广大，生灵可以灭绝，还有什么值得深深依赖的呢！”

课士略说

我去年曾著《劝士质言》一书，因为科举很快恢复旧制，于是没有脱稿。后来想仿照上海求志书院、宁波辨志精舍的章程，在书院常规课程之外，另外设定立志文课，专门考核实学，分为经学、小学、理学、史学、掌故、地理、政治、外交、辞章、艺学等门类，打算从今年开始实行。恰逢接到督宪的札文命令：士子不得只在制艺上用功，书院必须兼课经史掌故时务，不得只以八股试帖搪塞责任等。我私下想到，如果设在常规课程之外，士子还会说这与功令无关，实在不如列入常规课程之中，才可以视为分内之事。况且另外考课，经费没有来源，也难以持久。于是恭敬地遵循督宪的谕令，议定今年鳌洲书院，以八股试帖以及经史掌故时务算学交替命题。遇到考试经史掌故时务算学时，仍然各自根据自己的专长自选一门，或者有兼试两三门的，应当分卷缮写，以便评阅。已经通禀各宪及出示晓谕在案。现在拟定章程，并将士子读书用功的入门之处略作指示，陈述如下：第一是经学兼小学。十三经注疏、监本五经钦定七经都颁行在学官，如果为了乡试、会试打算，那么这几部书已经足够，无需再读其他书。如果论经学，那么注疏还是一家之言，仍然需要广泛考证遗文，兼采众说。大致汉代儒者的经说有确切的师承，而西汉尤其胜过东汉。本朝大儒辈出于汉代儒者遗说，搜辑无遗漏，并且旁推交通以畅达其意旨，所以经学称为最盛。有志于治经的人，应当购买《古经解汇函》、《皇清经解》正续编，那么经学的书籍大体已经完备。那些唐宋元明的空谈臆说、伪书之类，从郐国开始就可以不看了。治经固然以明义理为主，而义理没有训诂就不明白，况且古人用字有假借，经文传本有异同。

译阐明才力，用来考据古事，固然自得其乐罢了。道光以后，内乱外侮纷纷兴起、接连不断，于是转变风气，讲求经世致用的实务。如今世道变化更加急迫，从救时济世的角度来说，实在没有空闲再效仿古人的做法，所以经济科的六门学科中并没有经学，而张制军《劝学篇》特别列出《守约》一篇，大概是因为以实用和当前要务为贵，不把博闻强识当作贤能。然而，如果确实有志向坚定、喜好古道的士人，不求入世做官而愿意从事专门之学，追随本朝先贤后哲足迹的，也任由他们自己去追求。况且书院的考核不过偶尔出一个题目，略见一斑，对于稍微涉猎的人也能应付，所以仍然遵照督宪的训示，把经学作为首要内容，这是博古之学，而非通今之学。

第一是史学，兼及西方历史。凡是古代典章制度、地理沿革都归入这一门。读史以二十四史为主，但版本稀少，价格昂贵，不易购置。同治中兴时期各省书局合刻的版本，每部售价银一百五十两，已经算容易得到了。到了光绪初年，上海啸园刊本以及同文书局石印本，又减至一百两或一百元。等到图书集成局铅字排印本出售，价格仅为洋五十元，而杭州竹简斋的石印本一出，更减为三十二元，可以说便宜到了极点。士人生活在今天，稍微有点财力的人，如果不购买全套正史，可以说是没有见识了。只是卷帙浩繁，势必难以全部阅读，如《资治通鉴》正续编、《御批通鉴辑览》以及各种纪事本末类的书，都是必须阅读的。李芾生先生的《辽金纪事本末》也是必传的著作，适宜参看。至于正续三通，也是考据典章制度者必备的书，只是不易购置罢了。其余应该阅读的书，按照《书目答问》去寻找自然就能得到。以古为鉴，可以知道得失，读史的可贵之处，在于想要了解治乱兴亡的局面、盛衰消长的根源、政治法律变革的大端、国家体制和民生的大势罢了。本朝从事史学的人，致力于古史研究，不亚于经学，而且比经学更难，但用来经世致用，则不太切要。《守约篇》对此论述得很详细。史学的书籍，数量是经学的数倍。为今日打算，只要按照《守约篇》所说的去做就行了，更不必高谈专门考古的史学了。

自秦以后，中国成为独立国家，其间分崩离析、割据称雄，大多不值一提。三国、南北朝以及宋、辽、金、元，也不过是鼎足之势、对峙之形。所以除了以古为鉴，没有其他方法。但古今时势逐渐变化不同，援引史事来证明当今，时代越近就越切题。因为近则情形还有相似之处，远则完全不相干了。孔子是周朝人，删定《尚书》，断代从唐虞开始，那么周朝以前只选取唐虞、夏、商四代，时间不过千年。而他考察列国的历史，却完备地选取了一百二十国的宝书，难道不是因为同时代而生，其政治得失尤其足以作为借镜吗？如今五洲交通，泰西各国富强，都有其根本原因。日本凭借区区几个岛屿，一朝发愤图强，于是成就了维新之治，这真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资材。士人生活在今天，绝对不可不读西方历史，如《泰西新史揽要》、《万国史记》、《日本国志》等书，必须观览。但国名、地名、远近、方位尤其应当先知道大概，那么《瀛环志略》、《海国图志》以及地球全图更是应当先看的了。

掌故，是指历代礼乐刑政的典章制度；舆地，是指古今郡邑山川建置的离合变迁。这两者各自是史学中的一门，至于各国的政治法律、域外的形势，则兼涉时务了。史学中有考求义例、评论书法的，这是修史所用的。有订正事实异同、文字歧误的，兼可用作对策之用。至于掌故、舆地的沿革，更是毕生考求也无穷尽。只有史论，有的只论一人一事，有的通论历代得失。初学者可以勉强接近，而老儒也有不能穷尽的，而且可以融会古今，参合中西来立论。所谓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现在规定的考核，应以史论为正题，而间或参入考辨，这是博古而兼通今的学问。

译第一类是时务兼西政。凡是当代的掌故以及现在的地理形势，都归入这一门类。经济科的六门中，内政、外交、理财、经武，都属于时务。各国的交涉，固然以前所没有；即使是理财和经武，今昔的情形也大不相同。只有内政所包容的范围很广，有不限于洋务的内容，但也相通。本朝的一切典章制度以及参酌时势适宜的做法，这就是二百五十年来史学的范畴。应当阅读的书籍，如《十朝东华录》《圣武记》《清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续编》，咸丰、同治以来当时贤达记载的各种书籍，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文集奏议，各大臣出使的日记，《中西纪事》《万国公法》《通商约章》，以及去年湖南所刻印的时务各类书籍，都适宜购置。这一门类专门为了通晓当今的学问。时务之学重在“时”字。时局屡次变化，每月不同，每年也不同。所以前五十年的书不如前二十年的书，前十年的书又不如三五年内的书。穷乡僻壤遇到新出的书，怎能立即得到？但总之以越近越珍贵，就那些能得到的进行研究。纵然有未知的事情，但基础已经建立，三五年内的事后来想要补知，终究容易用力。前几年《时务报》风行海内，有汇刊成册的。去年刚打算改为官报，随即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的案件而中止。又因为天津等地报馆妄生议论，导致奉命禁止。然而遵照停止的，仅仅是中国人开设的几处而已。那些通商码头各报馆假托洋人名义售卖如故，足以见风气已经打开，势难遏制。今天想要广见闻，非阅读报章不可，难道一定要因噎废食吗？自从恢复使用八股文后，外面谣传有不用时务的说法，这是大错特错。做士人的坐着说话，做官的起来行动。以前议论用策论取士，不过是想把坐着说话和起来行动合为一体罢了。现在虽然恢复使用八股文，做士人的不谙时务，似乎可以藏拙；但一旦做官，那么所推行的政令所办理的事务都是时务。不在平时考求，却想在临时应用，不是太晚了吗？这是我督宪之所以言语间极力勉励的原因。

第二类是算学兼格致。凡是学习各项西方技艺的都归入这一门类。算学本来中国自有，而且西洋的借根方还出自中国，只是西方人越阐发越精妙罢了。自从康熙年间《御制数理精蕴》问世，后来名贤辈出，算学的兴盛，是中国从古所未有的。今天想要学习算学，只要阅读本朝人所翻译所著述的书，就已经拥有西方人的长处了。《书目答问》所载各家的算书，按图可以索取；而近刻《西学大成》《续西学大全》所收录的算书，多是中国家名家所著述，并非西书。至于声、光、化、电一切格致各类学问，则自从通商后才传入中国，翻译出来的书仅占千分之一二。近日我们浙江徐氏著述有《东西学书录》，采摭颇为详细完备，阅读它可知大概。只有通商大埠学习各项西方技艺的人，偶尔有其人，难以立刻期望内地也有。有志者只要就《西学大成》正续编所收录的，涉猎玩味思考，自然不至于茫然无知。如果想要专精，则非从专门老师学习不可。现在这一门类仍以算学为主，而附带保留西方技艺的名称，设立标准以等待后来者是可以的。西方人的一切学问，都从算学入手，而以制造器物为实际功效。经济科六门，以格物居第五，考工居第六，本来相互关联。只是考工必须验证于实用，难以用空文考试罢了。如果算学则往年久经奏定，凡是精通算学的人，由学政保送至京城，归总理衙门录科，在顺天乡试另行编额取中，这个例子固未尝废除。中国上古神灵首出，做君主的兼以做老师，所以政教学术同出一源，而一切技艺则由专门官员掌管，使他们世代继承其业。今天西方各国的技艺，即使圣人再生也必然兼收而不废除。如果西方前古并没有哲后贤君，所以没有政教可言。耶稣崛起创立宗教，在他们那里已是翘楚，但其宗旨仅与回教相似，尚远远不及佛教，何况孔子呢？西方政治的善，乃由近数百年君臣上下同心考核而形成；西方技艺的精，也由近数百年智士通人磨砺精进而获得，全与其宗教无关。于是中国士人中喜好西方学问的，偶尔也兼慕其宗教；厌恶西方宗教的，辄又一并排斥其学问，都是由不知分别的缘故。我去年曾以中西政教学术风俗异同得失命题，现在再附著于此，以告知当时贤达。以上各条所说，乃是大概中的大概。此外尚有理学、词章两项，其他省份的书院也列为专门，这里之所以不列，是因为不是当务之急。理学出自宋儒，不愧圣门。德行之科，士人生活在今天只应当师法其立身行己的大端，哪有空闲空谈心性，以致像床上架床、屋下架屋那样呢？如果词章不外乎骈体、古文、律赋，诗词用来歌颂功德，润色太平，说来说去现在并非所急。至于咏物怀人，感时触事，在于作者自己抒写性情，固然与考核无关。八股虽然说是无用，但尚且谈论圣贤义理，眼睛尚且可以通于散文。如果骈文诗赋，其无用更甚。

译关于八股文，只有散文是阐述理论、议论事理、抒发情感所不可或缺的。高明的散文，其源头在于经史诸子；次一等的，也只需明白晓畅。想要了解文章的体裁，应当选取《古文辞类纂》来阅读。奏议、论辩等文体尤为关乎经世致用，都适宜采用散体，所以不另外设立古文一门。往年科举考试中，有用骈体（四六体）来写论说文的情况，这大大违背了通过论说文选拔人才的本意。本朝许多儒者专精于考据之学，对前代的钟鼎碑刻搜集搜罗、审辨考证，不厌其详，这就是金石文字之学。这门学问对经学、小学、史学都有很大的益处，只是与通晓当今时务没有关联，所以不列为专门学科。其中有关涉时务的内容，比如埃及古碑与中国的古篆籀文字相似，可见中国的声威教化曾经到达非洲。近年来南美洲又挖掘出汉字碑刻，更足以证明中国很早便与美洲相通，郑和船队远航的说法是有依据的，而西方人将其视为“新世界”的说法不过是片面的见解。可惜这些碑刻只是从传闻中得知，无法拓印观看，真是憾事。综合以上所说，关键在于不可不读书。天下的书读不完，而不必读的书也很多。想要知道如何甄别选择，应当先寻求目录类的书籍。有志向的人，对于《书目答问》《东西学书录》必定要家中各备一本。到了今天石印术盛行，书籍卷帙越多的，书价反而越便宜，相比同治以前，价格仅为其十分之二三。生活在这个时代却不买书、不读书，真是虚度一生。读书旨在用于世间，读书是认知，用于世间是践行。一百个人读书，做官的不过几个人，那些没有行政权力的人，也不可不知道其中的道理。何况居住在乡间治理家庭，也不是通达世务不可行的。时务，就是当世的事务。具备各种道理必须依靠读书，应对万事必须通晓世间的变化，这种明体达用的学问，有志向的人应当努力践行。

译新史学

第一章 中国之旧史学

在如今西方通行的各种学科中，中国所固有的只有史学。史学是学问中最宏大且最切要的，它是国民的明镜，爱国心的源泉。今日欧洲民族主义之所以发达，各国之所以日益文明，史学的功劳占了一半。既然如此，那么只担心国家没有这门学问罢了；如果有了，国民怎么会不团结，社会怎么会不进化呢？虽然如此，我国这门学问的兴盛程度像那样，而现象却如此，这是为什么呢？现在请列举中国史学的派别来展示，并略加论述。

第一，正史：甲，官书，即所谓的二十四史；乙，别史，如华峤的《后汉书》、习凿齿的《蜀汉春秋》、《十六国春秋》、《元秘史》等，其实都是正史的体例。

第二，编年体，如《资治通鉴》等。

第三，纪事本末体：甲，通体，如《通鉴纪事本末》、《绎史》等；乙，别体，如平定某某、方田、各三案始末等。

第四，政书：甲，通体，如《通典》、《文献通考》等；乙，别体，如《唐开元礼》、《大清会典》、大清通礼》等；丙，小纪，如《汉官仪》等。

第五，杂史：甲，综纪，如《国语》、《战国策》等；乙，琐纪，如《世说新语》、《唐代丛书》《明季稗史》等；丙，诏令奏议，四库全书另列一门，其实属于杂史。

第六，传记：甲，通体，如《满汉名臣传》、《国朝正事略》等；乙，别体，如某帝实录、某人年谱等。

第七，地志：甲，通体，如各省通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乙，别体，如纪行等书。

第八，学史，如《明儒学案》、《国朝汉学承记》等。

第九，史论：甲，理论，如《史通》、《文史通义等；乙，事论，如历代史论、《读通鉴论》等；丙，杂论，如《廿二史劄记》、《十七商榷》等。

第十，附庸：甲，外史，如《西域图考》、《职方外纪等；乙，考据，如《禹贡图考》等；丙，注释，如裴松之《三国志注》等。

总共十种二十二类。试着翻阅一下四库全书，那些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书籍，不是史学书籍占了十分之六七吗？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秋帆、赵瓯北，以史学家名世的不下数百人。这门学问的发达，已经有两千年了。然而陈陈相因，如同一个土丘上的貉子一样，没听说有谁能开辟史界的新天地，让这门学问的功德普及于国民，这是为什么呢？我推究其病源有四个方面。

一曰：知道有朝廷而不知道有国家。我们常言，二十四史不是史，只是二十四姓的家谱罢了。这话似乎稍显过分，但按照作史者的精神来看，实际情况确实不假。我国史家认为天下是君主一人的天下，所以他们写史，不过是叙述某个朝代凭借什么得到天下，凭借什么治理天下，凭借什么失去天下罢了，除此之外就不听闻了。前人曾说《左传》是互相砍杀的书，难道只有《左传》吗？如果二十四史，真可以说是地球上空前绝后的一大互相砍杀之书了。即使像司马温公那样贤明，他写《通鉴》，也不过是为了供君王浏览，其中的议论没有不是忠告君主的。大抵历来作史的人，都是为朝廷上的君臣而作，从未有一本书是为国民而作的。其最大的弊病在于不知道朝廷与国家的区别，认为除了朝廷之外没有国家，于是有所谓正统与闰统的争论，有所谓朝代更替前后的笔法，如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朱熹的《通鉴纲目》等。今天说是盗贼，明天说是圣神，甲说是天命，乙说是僭逆，正如蛆虫争食粪便的甘苦，狙公给猴子分橡实辨别四三，自欺欺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我国国家思想至今不能兴起，数千年的史家，难道能推卸责任吗？

二曰：知道有个人而不知道有群体。历史是英雄的舞台。没有英雄，几乎就没有历史。即使是西方优秀的史书，又怎能不重视人物呢？虽然如此，善于写史的人，把人物作为历史的材料，没听说把历史作为人物的画像；把人物作为时代的代表，没听说把时代作为人物的附属。中国的史书则是本纪列传一篇篇，像海岸上的石头杂乱堆叠。直白地说，就是由无数篇墓志铭拼凑而成的。史书可贵之处，在于它能叙述一群人相互交往、相互竞争、相互团结的道理，能叙述一群人休养生息、共同进化的状况，使后来的读者，热爱群体、善待群体的心油然而生。如今史家多如鲫鱼，却没听说有一个人的眼光能顾及这些，这就是我国国民的群力、群智、群德永远无法产生，而群体最终无法成立的原因。

三曰：知道有陈迹而不知道有今务。凡著书贵在宗旨

译撰写史书的人，难道是要为众多的死者树立纪念碑吗？是要为众多的往事编排歌舞剧吗？恐怕不是这样。而是要让当代的人借鉴它、评判它，作为治理世事的实用工具。所以西方的史书，越是接近当代，记载就越详细；中国却不是这样，如果不是改朝换代之后，一个朝代的史书就不能问世。而且不仅仅是正史如此，各种体裁的史书莫不都是这样。所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从战国开始，到五代结束，事实确实如此。如果从今以后，我们的朝代永远不改变姓氏（不亡国），那么史书难道不会中途断绝吗？如果像日本那样数千年皇统一脉相承，难道连史书这种东西都会没有吗？太史公撰写《史记》，一直写到当今皇帝的本纪，而且他的记述中也有不少隐讳之处，这是史家的天职使然。后世的专制政体日益强化，民气和学风日益腐败，其流弊最终在 today 达到了极点。推究病根所在，实在是因为认为历史是朝廷所专有的东西，除了朝廷之外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缘故。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即使对朝廷有所忌讳，民间值得记载的事情难道不是很多吗？为什么连这些都没有呢？如今我们想要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来的事实，竟然没有一本书可以凭借，如果不是官方文书中铺张夸大、循规蹈矩的言辞，就是口碑传闻中似是而非的说法。有时借助外国人的著作，窥探其片鳞残甲，然而甲国人论述乙国之事，惯例本来十百中难得其一。况且，我国向来闭关自守，不与他国交往啊。于是我们穷困无告地说：了解古代却不了解当代，叫做沉沦。这种沉沦，是我国国民的罪过，史家实际上要承担主要责任。

译第四点，是知道有事实而不知道有理想。人的身体，是由四十多种原质组合而成的。是由眼、耳、鼻、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等组合而成的。然而，如果采集四十多种原质，制作成眼、耳、鼻、舌、手、足、脏腑、皮、毛、筋、络、骨、节、血、轮、精、管，无一不备，像这样，可以称之为“人”吗？绝对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精神。史书的精神是什么？回答说：就是理想。在大群体中有小群体，在大时代中有小时代，而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接，时代与时代之间的延续，其中有关联，有原理。写史的人如果能够勘破这些，知道因为那样的原因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借鉴过去的大例，预示未来的风潮，然后他的书才对世界有益。现在中国的史书，只是呆板地说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于事情为什么发生，远因在哪里，近因在哪里，都不能说清楚。事情对他事或他日的影响如何？应当得到善果，还是应当得到恶果，都不能说清楚。所以汗牛充栋的史书，都像蜡人馆里的偶像，毫无生气，读了白白耗费脑力。因此，中国的史书，不是增进民智的工具，而是耗费民智的工具。以上四点，确实是数千年来史学家学识的程度。因为这四种弊病，又产生了两种毛病。第一种，能铺陈叙述而不能甄别裁断。英国学者斯宾塞说：“有人告诉我说，邻居家的猫昨天生了一只小猫，作为事实说，确实是事实。但谁不知道这是无用之事实呢？为什么呢？因为它与其他事情毫无关联，对我们生活中的行为毫无影响。然而历史上的事迹，这类情况正多。能推演这个例子来读书观察万物，那么思考就超过一半了。”这是斯宾塞教人作史、读史的方法。西方旧史学家固然不免于此，而中国大概更严重。某日日食，某日地震，某日册封皇子，某日某大臣去世，某日有某诏书，满纸填塞，都是这种邻猫生子的无事实，往往读完一卷而没有一句话有进入脑海的价值。其中如《资治通鉴》一书，起草十九年，甄别裁断最为精善，然而今天用读西史的眼光来读它，觉得有用的也不过十分之二三。《资治通鉴》记载奏议最多，这本书专为规劝君主而作。我们今日读它，实在嫌它冗长，其他的更不用说了。至于像《新五代史》之类，以甄别裁断自命，实际上是将大事都删去，只保留邻猫生子等话语，其令人厌恶不是更严重吗？所以今天想要研究中国史学，真有无从下手的感慨。二十四史、九通、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大清会典、大清通礼、十朝实录、十朝圣训，这些书都是万不可不读的，不读其中一部则遗漏正多。然而读完这几部书，每天读十卷，也不是三四十年的功夫不能完成的。况且仅读这几部书，绝对不能够用，势不可不于前面所列十种二十二类者，一一涉猎。杂史、传志、札记等所载，常有比正史更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常记载民间风俗，不像正史专为帝王作家谱。人的寿命有限，怎么能承受得了呢？所以我国史学知识不能普及，都是因为没有一个善于甄别裁断的好史家。第二种，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中国万事都采取“述而不作”的主义，史学是其中一端。细数两千年来史学家，稍有创作才能的只有六人：第一是太史公，确实是史界的造物主。他的书也常有国民思想，如项羽列入本纪，孔子、陈涉列入世家，儒林、游侠、刺客、货殖为之列传，都有深意存在。他的列传，大多都是与时代极有关系的人。而后世效仿的人，又为什么呢？第二是杜君卿，《通典》的著作，不记载事情而记载制度，制度对于国民全体的关系比事情更重要。此前所没有，而杜君卿创立，虽然其完备不及《通考》，然而创作的功劳，马何敢望杜耶？第三是郑渔仲，夹漈的史识，卓绝千古，而史才不足以匹配。他的《通志》二十略，以论断为主，以记载为辅，实为中国史界放一光明。可惜他被太史公的范围所困，以记载传记十之七八，填塞全书，支牀叠屋为大体玷。第四是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也是天地间一大文章。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得后世有想要著通史的人，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终于没有能超过它的。温公也是伟人啊！第五是袁枢，今天西史大率都是记事本末的体裁。而这种体裁在中国，实在只有袁枢创立。他在史界的功劳，也不少。但他著《通鉴记事本末》，不是看到事与事之间的相联属而想要寻求其原因、结果，不过是为了读《资治通鉴》的方便法门，著此书以代替抄录罢了。虽然是创作，实则是无意识的创作，所以他的书不过是《资治通鉴》的一个附庸，

译不能让读书人从中获得特别的益处。第六位是黄梨洲。黄梨洲撰写《明儒学案》，这是史学界前所未有的盛大事业。中国数千年间只有政治史，其他方面一无所知。黄梨洲开创了学术史的体例，如果后人能够效法他的意图，那么中国文学史可以写成，中国种族史可以写成，中国财富史可以写成，中国宗教史也可以写成。像这类史书，数量哪有穷尽？黄梨洲既完成了《明儒学案》，又着手编写《宋元学案》，未完成便去世了。假如给他十年时间，或许还会有《汉唐学案》《周秦学案》这样的宏大著作，也未可知。黄梨洲确实是我国思想界的巨擘。至于这六位君子之外，袁枢实在不能列入其中。其余的人都是所谓平庸之辈，依赖他人而成事。《史记》之后的二十一部史书，都在刻意模仿《史记》；《通典》之后的八部政书，都在摹仿《通典》。他们的奴性竟然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吗？如果琴瑟只弹奏一种音调，谁能听得下去？因此每次阅读这些书，总是唯恐睡着，思想也因此无法进步。

译如今这六种弊端，给读者带来的恶劣后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难以阅读，浩瀚如同火因海，终年也无法穷尽，前面已经说过了；二是难以甄别选择，即使有空闲时间，有耐心，遍读应当阅读的书，但如果不是有极其敏锐的眼光、极高的学识，就无法甄别哪些条目有用、哪些无用，白白浪费时间和脑力；三是没有感触，虽然读完了全部史书，却没有任何足以激发爱国之心、团结民众力量、以应对当今时势、立足于世界万国的内容。那么，我们中国的史学，外表虽然极其发达，却不能像欧美各国人民那样真正受益，原因就在于此。今天想要提倡民族主义，让我们四万万同胞在这个优胜劣败的世界中强立吗？那么本国史学这一学科，确实是无论老少、男女、智愚、贤不肖都应当从事的，要把它看得像口渴饮水、饥饿吃饭一样，一刻也不能延缓。然而遍览图书馆中数十万卷的著录，其资格能够滋养我所欲求、供给我所需要的，几乎没有一个。唉！史界革命不兴起，那么我国就不可救药了，世间万事，只有这件事最为重大。撰写新史学，我难道是喜好标新立异吗？我是不得已啊。第二章 史学的界定 想要创新史学，不能不先明确史学的界定；想要知道史学的界定，不能不先明确历史的范围。现在请分析其条理并论述它。第一，历史是叙述进化现象的。现象是什么？是事物的变化。宇宙间的现象有两种：一种是循环状态的，一种是进化状态的。什么叫循环？它的变化有一定的时期，到了时期就周而复始，比如四季的变迁、天体的运行就是这样。什么叫进化？它的变化有一定的次序，生长啊，发达啊，比如生物界和人间世的现象就是这样。循环的，是去了又回来的，停止而不前进的；凡是学问属于这一类的，叫做天然学。进化的，是去了不回来的，前进而没有极限的；凡是学问属于这一类的，叫做历史学。天下万事万物，都在空间，也在时间。空间、时间，是佛典的译语，日本沿用它们。如果依照中国古义，那么空间就是“宇”，时间就是“宙”。这些词语不太通行，所以使用译语。而天然界与历史界实际上分别占据了这两者的范围，天然学研究空间的现象，历史学研究时间的现象。从天然界来观察宇宙，就看见它一成不变，万古不易，所以它的本体是完美的，它的形象像一个圆圈；从历史界来观察宇宙，就看见它生长不停，进步而不知终点，所以它的本体是不完美的，而且它的进步又不是直线或进一尺退一寸，或大涨小落，它的形象像一个螺旋线。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就可以知道历史的真相了。由此看来，凡是属于历史界的学问，凡是政治学、群学、平准学、宗教学等等，都在历史界的范围内，它们的研究通常较难；凡是属于天然界的学问，凡是天文学、地理学、物质学、化学等等，都在天然界的范围内，它们的研究通常较易。为什么呢？天然界是已经完美的，反复频繁，可以推算，状态一定，可以试验；历史界是不完美的，现在还在日日生长发达之中，不到宇宙的末日，历史就不能终结。我们的生命有限，而这门学问无限，所以天然各科学起源很古，现在已经成就斐然；而关于历史的各门学问，它们出现很晚，而且难以期待完备。这个界定确定后，就知道凡是事物有生长、有发达、有进步的，就属于历史的范围；反之，就不能属于历史的范围。又比如在一定的时期内，虽然有生长发达，但到了时期的极点，就又回到起点，这就仍然不得不把它看作循环。比如动植物、比如人类，虽然依照一定的次序出生成长，但或一年、或十年、或百年就达到了极限，又回到初始，一生一死，实际上是循环的现象。所以物理学等都属于天然科学的范围，不属于历史学的范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是误会历史真相的话。如果治乱相替没有止境，那么历史的形象应当是循环的，与天然界相同，而历史学就不能成立。孟子这句话，大概是被螺旋线的形状所迷惑，而误以为是圆形的，不曾总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来的大势，而考察其真正的方向所在，只是观察一个时代的或进或退、或涨或落，就认为历史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罢了。比如江河，向东流以朝拜大海，这是它的大势。但有时所见局限于一部分，偶尔看见它有倒流的地方，就认为江河的流向，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北一会儿南，这怎么能知道江河的本性呢？《春秋》家的言论有三统、三世。三统，是循环的形象。所谓三王之道，像循环一样，周而复始，就是这样。三世，是进化的形象。所谓据乱、升平

译太平，随着时代逐渐进步，这是正确的。三世是历史的情状，三统则不是历史的情状。三世的含义，既然已经治理好了，就不会再陷入混乱。如果说有小规模的动乱，那也一定不同于以前的动乱。如果治理好了又陷入混乱，那么所谓的治理，必定不是真正的治理。所以研究历史的人，应当遵循孔子的义理，不应当遵循孟子的义理。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没有优秀史官的原因，是因为对进化的现象看得不够明白。

译第二，历史是叙述人群进化现象的。进化的意义既然已经确定，虽然进化的大道理，不仅人类如此，即使动植物乃至无机世界，也常有进化的存在。而通行的历史所记载叙述的，常常局限于人类，这是为什么呢？这不只是我们人类自私于自己的同类罢了。人，是进化的极致，其变化千形万状而无穷尽。所以，从广义上讲历史，如果不包罗万象并一并记载，就不能完成；至于从狭义上讲，则只以人类为界限。虽然历史的范围可以局限于人类，但人类的事实并不能全部纳入历史。人类也不过是一种动物罢了，其生生死死，固然不免于循环；即使其日常饮食、言论行事，也大致相等，而没有进化的可言。所以，想要寻求进化的踪迹，必须在人群中使人人分析而独立，那么进化终究不可期望，而历史终究不可兴起。大概所谓人类进化，是一个群体的进步，不是一个人的进步。如果以个人而言，那么今人必定没有什么远远超过古人的。论其体魄，四肢五官，古代和现在一样，质点血轮，古代和现在一样。论其性灵，古代周公、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智识能力，必定不亚于今人，这是举世所共同认可的。然而往往有周公、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不能知道的道理、不能做到的事情，而今天乳臭未干的小孩却知道并能做到的，为什么呢？没有别的，是享受了群体的福泽，享用了群体的利益，凭借群体力量的相接、相较、相争、相师、相磨、相荡、相维、相系、相传、相继，而智慧进步了，而才力进步了，而道德进步了。进步的，是人格的群体（“人格”的意义见第一册），不是寻常的个人。人类天性的能力，能否随着文明进化的运数而逐渐增长，这个问题颇难决定。试以文明国家的一个小孩，不许他受教育，不许他受社会的感化，沐浴文明的恩泽，那么他长大后能有不同于野蛮国家小孩的地方吗？恐怕不能吧。由动物进而为人，已经是生理上进化的极点；由小孩进为成人，已经是生理上进化的极点。那么，一个人大概没有进化，进化者是另外超出于个人之上的一个人，也就是人群。那么，历史所最应当注重的，只有人群的事情。如果事情不关系到人群，即使奇言异行，也必定不足以进入历史的范围。过去的史家，往往把历史看作人物传记一样。人物与历史的关系，固然存在，但之所以有关系，也是说他对一个群体有影响罢了。所重视的在一个群体，不在一个人。而中国写史的人，完全与此相反。目的动不动以树立佳传作为那个人的光宠，以至于连篇累牍，罗列无关世运的言论行事，使读者想睡想吐。即使读尽千卷，还是不能对群体的大势有所知晓。这是由于不知道历史的界定局限于群体缘故。第三，历史是叙述人群进化现象，而寻求其公理公例的。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两个界限。客观，是指所研究的事物。主观，是指能研究此事物的心灵。也叫所界能界，“能”“所”二字，佛典译语常用为名词，和合二观，然后学问产生。史学的客体，就是过去现在的事实。其主体，就是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的哲理。有客观而无主观，那么其史有魄而无魂，称之为非史也可以。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的，那么即使有佳书，也不过是一家之言，不能称之为史。所以，善于写史的人，必定探究人群进化的现象，而寻求其公理公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产生。历史与历史哲学虽然不同类，总之，如果没有哲学的理想，必定不能成为良史，这是断定的。虽然，寻求史学的公理公例，本来不容易。像那些自然科学，其材料完全，其范围有边际，所以其理例也容易得到。像天文学、物质学、化学所已求得的不可磨灭的公理公例，已经很多，而政治学、群学、宗教学等，则落在后面，都是因为现象的繁杂而没有到达终点。但事情虽然难，而治此学的人不可不努力。大概以前的史家不能有所得于此的，其弊病有两端，一是知道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道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或者局限于一地，或者局限于一个时代。像中国的史，其地位则仅叙述本国罢了，对于我国外的现象，不是所知道的。以前其他国家的史也如此，其时代则上至书契以来，下到胜朝之末为止。在此之前在此之后，不是所听闻的。想要寻求人群进化的真相，必定应当合并人类全体而比较之，贯通古今文野的界限而观察之。内自乡

译地方的法团，凡是民间结集而成具有独立人格的团体，也称为法团，也称为法人。所谓法人，在法律上看待它和一个人没有区别。一个州的州议会，一个市的市议会，乃至一所学校、一个会馆、一家公司，都统称为法团。向外扩展到五大洲的全局，向上追溯到远古的石器时代，地质学家从地下的化石中考求人类进化的痕迹，称之为石史；向下直到昨今的新闻，哪一样不是客观上应当取材的对象呢？综合这些来探求其中的公理公例，虽然未能完备，但所得到的必定已经很多了。请问过去的史学家，有能做到这一点的吗？

第二点，是只知道有史学，却不知道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语言学、群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平准学（即日本人所说的经济学），都与史学有直接的关系。其他如哲学范畴所属的伦理学、心理学、逻辑学、文章学，以及自然科学范畴所属的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也常常与史学有间接的关系。哪一样不是主观上应当凭借的呢？取用各学科的公理公例来参验推究，虽然不能全部适用，但所得到的也必定很多了。请问过去的史学家，有能做到这一点的吗

之所以一定要探求公理公例，并不是为了追求理论上的美观，而是为了将其应用于实际，为了留给后人。历史，是用过去的进化来引导未来的进化。我们享受今日文明的好处，这是对于古人已经获得的权益，而继续这种文明、增长这种文明、繁衍这种文明，又是对后人不可不尽的义务。而史学家尽此义务的方法，就是求得此前进化的公理、公例，使后人遵循其理，遵循其例，从而将幸福增加到无穷无尽。史学啊，史学啊，它的责任极其重大，而它的成就极其艰难。中国此前没有真正的史学家，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而没有真正的史学家，也就是我国进化迟缓的一个原因。我愿意与同胞国民，披荆斩棘，开辟这条道路。

译论西学与西教无关

顺德刘桢麟撰

海禁既然开放，外患于是急迫，于是西学才开始逐渐萌芽，书院学堂在沿海边疆地区陆续设立。甲午战争之后，鉴于过去的教训，更加大力推广。如今，西算的学习、西文的习得，在公私学塾、学会书楼中蔓延扩散，行省甚至波及内地，加上胶州湾事件的刺激、特科的设立，激励鼓舞，人们纷纷追随风气，渐渐成为维新的契机吗？有人问刘桢麟说：“中国的衰弱，是由于人心不良、官吏不善，并不是因为不使用西学造成的。如今天下竞相谈论西学，智者倡导，愚者和应，举国如痴如狂，我担心中国的忧患，不仅在于夷狄，更在于变成粉饰的夷狄。我不只害怕中国变成夷狄，我简直害怕孔子的教化将要坠地了。”刘桢麟说：“唉，这是什么话呢？泰西的各种学问，都被我们孔子的六经所包容，与我们周秦诸子的学说相契合，追根溯源，海内著述的人士大抵都能考证，而且反复论述，不必我再多言。如果说西学是孔教的祸患，这更是您过虑了，实际上并没有深入考察西学的本源。请先说说西学与西教无关的几点：泰西自从希腊强盛时，正值中国成周时期，文化就已大盛，泰勒斯等七人号称七贤，专门以穷理格物的学问提倡于世。后来欧几里得、莱布尼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以理学闻名。其他如克烈预测日月食交，欧几里得著《几何原本》，阿基米德领悟力学，制造螺旋起重等器具，厄拉多塞、尼科美德测算地球半径，埃克米创制浑天仪，大抵都能阐发物理，记载于典籍，成为后世格致家的始祖。至于梭伦创定国律，格劳秀斯、普芬道夫等人发明公理，以确立公法的基础，都出现在基督教出现前数百年。耶稣生于汉平帝元始元年，所以今天西方人谈论格致学者，无不追溯到希腊古籍，大概就像我们中学读周秦诸子一样。这是格致之学与西教无关的第一点。至于政治之学，自从印度、埃及、希腊创制文字典章制度，筚路蓝缕，代代相传，到罗马兴起，设立税关为税法的开始，设置户部为稽查户籍的开始，修路开渠为道路工程的开始，都正值周灵王、敬王时期。到了汉元帝时，罗马皇帝该撒制定历法，定为闰日不闰月，为当今欧美各国所遵行。创办柏加蒙图书馆，藏书三万卷，为当今学堂书楼的来源。汉成帝时通商印度，为各国通商的开始。汉章帝时设立义塾、养老院、育婴堂，为当今泰西各种善政所取法。至于创制拉丁文，制定律法，文字典章，规范欧洲各国，数千年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尤其这些显著的大端，尽人皆知。听说那时耶和华的宗教才刚刚萌芽，奉天救世的主，还遭受杀戮，这与人家国之事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政治之学与西教无关的第二点。泰西在宋元时期，深受特狄的虐待，屡次被回国攻破，国家贫弱，人民愚陋。自从英国人培根在明永乐年间，创制新法，请求国家设立科目，鼓励凡是著有新书的人赏以高官清职，制有新器的人给予厚币功牌，发现新地或身任大工程的人，酬以重金，给予世袭爵位。于是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以求富贵，各国跟随。数十年间，哥伦布航行大西洋，发现美洲新地，麦哲伦环绕大地，知道地球是球体。哥白尼提出地绕日之说，从此以后，瓦特因沸水而制汽机，富兰克林因磁石而制干电，牛顿因苹果落地而领悟引力，伽利略因儿戏而制望远镜。其他如瑟尔顿始造火轮船，斯蒂芬森始造火轮车，惠斯通始设电线，韦德黑始制鱼雷炮，柯尔特始造连响枪。这些新学，不胜枚举。我另有《泰西新学权舆考》，所以近年来泰西各国创辟新法，报官领凭专利的人络绎不绝。英国每年出二千二百种，美国每年出一万二千种，法国每年出九千种，各国也大致如此，其兴盛如此，所以能震动寰宇，凌驾五洲。那里的传道之士，还引以为宗教夸耀我们中华，却不知道实际上是自培根一个布衣倡导之力才达到的。这是西学的兴起与西教无关的第三点。泰西近百年以前，一切新学虽然有端倪，但政治尚守旧，民气封闭，加上教皇威权恣肆横悍，钳制列邦，凡是立君施政必须请示才行动，有变法更新的人就咒骂惩罚，认为是干天之戮，愚民酷虐的状况，难以尽述。泰西新史揽要末卷详细论述：自从法皇拿破仑出来主持开新，不主张守旧，主张变动，不主张安静，削弱教皇的权力，倡导民主政治，穷兵黩武，震动全欧。虽然好兵不祥，最终遭受敌虏。然而

译他在位二十年，建立了养育百姓的良好政令，改革了法律制度的旧章，一切制度没有不更新的。议论的人说，他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局面，实际上却开辟了极大的治理契机。所以欧洲近五十年来，政治变革之迅速，文明之兴盛，追溯其根源，未尝不是拿破仑创立了规模，从而激励并表率了世人。这是西方学术的兴盛与西方宗教无关的第四点。

问：西方学术虽然与西方宗教无关，然而那里的传教士，凡是来到中国的地方，到处都设立学校。既然按惯例无法禁止，而中国人又趋之若鹜，逐渐蔓延扩散，甚至将取代孔子的席位了。兄长【况且】还要提倡并效仿他们吗？

答：这更不值得忧虑。那些传教士在中国设立学校，不过是推行他们爱人向善的心意，看到中国不能自我振作，于是设立学校来倡导，希望以此开启风气。至于人们是否接受教化，他们也不能强迫别人一定顺从。然而即使进入他们学校的人，必须信奉他们的宗教，这也是西方人分内的事，反而恰当地显露出中国不能振兴教育，自己抛弃百姓，把百姓让给他人，而不能说是西方学术连累了我们。况且我们既然对此感到忧虑，就应当急切地寻求振作，大力兴办学校，吸取他们的方法而自用，明显地来收取培养人才的成效，暗中用来杜绝背离儒学的趋势。如果拘泥于忌讳，甘心自愚，不采取亡羊补牢的措施，宁愿效仿深渊里的鱼、丛林中的雀那样被驱赶，不仅国家和宗教难以保全，而且也会被西方人所嘲笑。

译说：西方与中国，形势不同，习俗不同。拿西方的方法强行套用于中国的习俗，必然会产生许多抵触。我们中国夏商周三代的圣王，自有美好的政治，可惜被埋没废弃，导致国家衰弱。如果真正回去寻找并恢复它，斟酌后加以实行，我看不出它有什么不如西方国家的。况且他们的新学，既不能超出我们六经诸子的范围之外，我们只要拿来推演发挥，这就足以治理国家了。何必苦苦向外寻求，并且给他人提供以夷变夏的借口呢？

说：中国处于今天极度衰弱的形势，也就像欧洲百年以前的情形一样。那时的情形，甚至比中国今天还要严重。用他们经历的事情来验证我们的时势，顺应时机加以引导，事情会非常顺利，又有什么抵触呢？况且风俗是靠教化建立的，不是靠政令改变的。俗话说：改变政令，不改变风俗。我们只要坚守我们的教化而效法他们的政令，久而久之，风俗中好的方面会更加发扬，不好的方面也会随着政令而改变，就更没有什么抵触了。康南海先生的话确实可信啊！

说：天道是后起的胜过先起的，人道是后人比前人安逸。西方在各门学问上，用几百年的时间来考察，用几十个国家的经验来研讨，用功名科第来激励，其门类条理精细详实，深入到了细微之处。我们中国现在如果舍弃这些而自己去寻求，不经过几百年不能达到那个境界。他们建造房屋而我们居住，他们耕种庄稼而我们食用，这是最安逸最快捷的，绝对没有舍弃这些而另求他路的道理。至于西方教育培养的方法，确实有不及我们三代的。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自己抛弃了先圣的法度，反而让外夷得到了近似的东西。好比世家子弟继承祖业，却忘记了学习品行，邻居中自食其力的人，反而凭借他们的学习品行崛起。虽然他们家世微贱，我们反而要向他们屈服。所以今天中国必须恢复的，是三代圣王的美好法度。而美好法度不容易立刻恢复，那么我们的邻居那些有专门学问、高尚行为，符合我们三代圣王标准的，我们也不能不采纳借鉴。天下的事情，别人做难的，我做容易的，没有不乐意接受的。难道要舍弃容易的而甘愿追求难的，这本来是不可理解的。何况所谓的难的，又绝对没有求得的一天呢？

说：那么中国今天只要专门崇尚西学，就可以强大吗？

说：不是的。天下只有公理公法的学问，整个地球各国历经千万年没有不同。至于器物技艺，日新月异。政治法律的条规，这里适宜那里抵触，必须审察时势，选择优劣，辨别先后，然后实行才没有弊端。西方今天的盛业，大抵是由几百年的积累形成的，有的从细微处起步而推演为宏大的工程，有的沿袭旧俗而扩展为文明的教化，有的由一两个人创立而成为万国的准则。也就像我们中国，遵循两千年的旧法，后代沿袭前代，后代又沿袭后代，变迁中几乎忘记了本源。只是中国善于沿袭而不善于选择，西方善于选择而更善于沿袭。所以今天如果要谈论西学，必须以先通晓中学为主。中国的经史掌故，各地的利弊，百中不知其一，却想完全用西学来替代，没看到实行起来没有阻碍的。不是不可行，政治技艺的繁多，即使就中国而言，古代与现代不能没有好坏是非的不同，中国与西方又不能没有异同离合的间隙。西方对于西方，也不能没有未尽善尽美的遗憾。我们只有通晓中学，才知道古今的技艺，哪些应当去除，哪些应当保留，哪些应当紧急处理，哪些应当缓行，而不至于被古人误导，也不至于被今人欺骗。我们只有通晓西学，才知道西方的技艺，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哪些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才不至于给中国带来错误，也不至于让西方人嘲笑。明察秋毫，心中有数，然后采纳西方的方法而实行，用中国的道理，只是借才来填补空缺，不是买椟还珠，这才是真正的今日西学。

说：按照你的说法，西学与西方宗教无关，那么孔子的教化可以不考虑了吗？

说：这又不对，孔教是我们中国立国的命脉。一定要孔子的道理大显，然后西学才能实行而没有弊端；一定要西学大显，然后孔子的道理才能通过比较而更加显著。为什么呢？孔子制作六经，其义理制度，大道理和微言大义，确实足以规范中外而治理万世。如果道理不明，那么世上见到西学的人，有的被其精深震撼而认为不可学习，有的鄙视其怪异而认为不值得追求，却不知道反过来对照经书秘纬，都是我们教化中本来就有的。这样对孔子既有割让土地的遗憾，对新政也必然有阻碍的端绪。新政不能实行，于是西学不明；西学不明，那么他们中的良法美意，我们既无所取材，而他们教化的条理，凡是符合我们孔子以及不及我们孔子的，我们更无从考察了解，而孔子规范中外的教法，昏暗而不彰显，坐视他们随意褒贬，把中国列为半开化国家，诋毁儒者为无用。甚至把中国科举的流弊，学校的痼习，归咎于儒书的不完善。像这样，那么他们的教化就越发扬越广泛，我们的教化就越压抑越狭隘，这确实是值得大为忧虑的。兵家的道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一定自己要壮大自己的军队，立于不

译在战败的地方，然后才去寻求战胜别人。我尤其必须侦察敌人，预先掌握能够取胜的把握，然后才足以依靠自己。今天谈论西学，也是这样。不仅如此，他们宗教的兴盛，固然因为他们传道的坚毅，也因为他们的国家政治能够自强，所以有依靠而不恐惧。我们既然害怕我们的宗教衰败，正应当向他们学习，来增强国家的实力，也就借此增强我们的宗教。因此，西学不仅是为我们宗教借鉴的资源，实际上也是保守我们宗教的工具。这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译《泰西藏书考略》

进入那个国家，行走于其原野，游历其都城，观察其道路街衢的荒芜或治理，农业商业的衰败或兴盛，工匠技艺的优良或粗劣，其政治状况就可以知道了。考察其学校有多少塾馆，报馆有多少处所，藏书楼有多少座，其教化程度就可以知道了。圣清王朝的文治超越前代，内部如翰林院，外部如文澜阁，都丰富地储藏图书。各直省的儒学也颁赐十三经、二十四史、三通等书籍。当今皇上崇尚文治、兴办学校，开设官书局，首先重视藏书，用来培育士人的恩泽极其深厚，法度极其完备。海外那些偏僻荒远的习俗，即使广泛购买古代典籍，振兴教学，又哪里足以比得上百分之一呢？然而泰山巍峨耸立，不轻视小土丘；太阳光辉灿烂，同时罗列众星。凡是车船能够通达的国家，有能够建造书库、开启民智、谈论文教的人，这都是常有的事。

自从埃及时代起，西方人就已经筑楼聚集书籍，其所藏的有巴比路士本。巴比路士是一种树名，形状像柏树，生长在河边，埃及人捆扎鞋子、编织席子、搓制绳索，都依赖这种树，又削去它的树干作为木简，用来代替纸张书写书籍，所以命名为巴比路士本。历经三千多年，现在还有存留。在亚述、巴比伦之间的古城遗址，往往获得碑碣以及残砖断瓦，摹写辨认古文字，记载往日藏书的事情，也非常详细。希腊古史也详尽地记载了古代藏书的楼阁。希腊文明中断后，教化传播到邻国，于是亚洲西部、埃及与意大利的藏书楼相继建造。其中最著名的两座：一座位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靠近尼罗河口，相传是巴多那买王所建；一座位于皮加门，相传是皮加门王所建。

西历前二百零二年，即汉高祖五年，罗马人战胜迦太基，即今天的突尼斯地区，然后回国，停止战争修习文教，广泛建造储存书籍的房屋。当时，有两个罗马人，一个叫亚西刘士，一个叫波厘呵，共同创立了公共大藏书楼。后来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又广泛建造私人藏书楼。等到西历四百年以后，罗马的公共藏书楼已经增加到二十九所，世家大族都前往阅读。大概罗马的藏书楼自古以来就很多，管理书籍的人多使用奴隶身份的人。罗马人中曾经为奴而获得赦免的人，这种人大多有学问。罗马衰落后，军队践踏毁坏藏书楼室，荡然无存。

中古时期，欧洲西部的修道人士，搜集金石，考证文献，所以亚佗士的修道院，现在还存有遗碑；而边尼特的修道规条，甚至把用罗马字体抄写古书作为第一要务。那些位于修道院的藏书楼，则以满加斯、那哥威、在威士花、连接夫里打山、加连四处最为知名。哥士毕是加连修道院的院长，在八百一十六年，即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创建大藏书楼，经过二十年才建成。古代藏书楼没有能与之匹敌的，真是宏伟巨大的建筑。自从文教兴起，西方人采集古籍的人越来越多，各国君主和豪门大族都以寻求遗书为美谈，修道人士尤其以此为要务。教皇尼哥鲁第五拥有三千函手写秘籍，大概那时，罗马教皇设立大藏书楼，实际上是基于此。匈牙利国王马太阿哥尹奴聘请意大利擅长书法的人抄写书籍，以充实其藏书楼，命名该楼为哥尹拿，藏书最为广博，然而没有异体字秘籍，只是以抄写精美见长而已。

一千五百二十六年，即明世宗嘉靖五年，该楼被土耳其人毁坏，书籍流散四方，吉光片羽，现在西方人的藏书家都珍视它。自一千四百余年以来，明朝以后西欧才开始刊印书籍，比中国晚了四百年。当时，德国更改教会，凡是修道院都被封禁，将修道院所储藏的全部收归国有，修道院的书籍全部借给百姓，西欧藏书制度由此发生变革。在德国三十年战争期间，被毁坏的藏书楼不可胜数，等到提厘总统攻打系地北城，新建造的藏书楼储存抄本非常奢侈，城破之日掠夺其书籍回国，用来充实罗马的藏书楼；以及法兰西内部党争，藏书最著名的楼大多被毁坏。一千七百九十七年，即嘉庆二年，罗马城陷落于法军，凡是收藏在教皇那里的书籍全部被掠夺，手写的书籍运回法国首都的几乎有数千帙。一千八百零九年，即嘉庆十四年，德国的藏书楼一半被法军掠夺，伟恩藏书楼被掠夺尤其严重，拿破仑第一击败法军后，才全部返还其书籍，并且连同三十年前提厘总统所掠夺的书籍一起归还给系地北的藏书楼，于是储存的书籍更加广博。普法战争时，士打士堡城的藏书楼在炮火中焚毁，好古之士都为之惋惜。

而新建造的藏书楼，在柏林则始建于一千八百一十年，即嘉庆十五年；在邦城则始建于一千八百一十八年，即嘉庆二十三年；在耳冷元与哥定元則始建于一千七百三十七年，即乾隆二年，哥定元藏书楼的藏书方法最好，而且多精善版本，德国和法国并称为文教之邦，储存书籍都最为丰富。然而历代战乱导致简帛遭受摧残的情况很多了。欧洲藏书之丰富，以法国首都的大藏书楼为最，共有书籍二兆零五十万卷，又收藏手写本九

译共一万二千卷。而英国伦敦博物馆的藏书楼也与之不相上下。博物馆的藏书，起初只有士伦尼士的理学书籍而已。等到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即道光十八年，所藏书籍增加到二十三万五千卷，后来又增加为一千六百万卷。而宝星边又附上自己的藏书一万六千卷，卓耳基第三的子孙又增加祖父的藏书六万五千卷，又增加连威书楼的藏书二万零二百四十卷。这座书楼所储藏的手抄本最为丰富，而每年又用车运来增加三万余卷，真是渊深美好且完备啊。而德国大学院的藏书楼也不曾逊色。计算一千八百九十年，即乾隆五十四年，柏林皇家书楼已有七十九万七千九百七十四册，又手抄本二万四千零二十四册。此外民间的书籍、公会堂的书籍，或是私人购置，或是公会所购置，或是会馆所购置，每年都在增加，那么真是美好且增长智慧的凭证啊。大概书楼的设立，与书院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西欧最初的书楼，也与大学院同时开始兴建。如今京师官书局与上海大同书局，都打算广泛翻译西方书籍，因此汇总考察西方书籍的收藏，希望有国内的杰出学者搜集交付给翻译人员，来开启我们百姓的耳目。

译论日本文

廖云翔

近日在中国提倡学习日文的人，大多是日本人。而询问日本人，为何劝中国人学习日文，日本人必定说：“这并非我们日本人提倡的，实际上是汉人自己提倡的。”询问其中的证据，则说：“在中国向我国学习的人，常自称一年就可以翻译书籍。”等到仔细考察，确实如此而非虚妄，而且多次验证都没有差错。这是什么原因呢？可以畅快地阐述，以说明其中的意思。四十年来，日本改革制度，急切地只以西方方法为务，全国学校凡是中学以上必定有英文这一科目，所以国家虽小却能英语通达，精通英语的人特别多。如今中国想要改革学制，如果仿照日本，全国学校中学以上都设立英文这一科目，精通英语的人既多，能够阅读西方人的书籍，能够了解西方人日新月异的新学问，用别人的长处弥补我的短处，用别人所有的弥补我没有的，这是最上等的策略，这是众人所共知的。至于日本所翻译的西方人文籍，有见识的人或许嫌其陈旧，那些书有的翻译于十余年前，如今已被西方人抛弃不再提及，但这也无需忧虑。中国人读日本的书，不必读其十年前所翻译的，可以读其最近翻译的最新著作，那么中国人应当学习日文是毫无疑问的。日本全国学校中学以上仍然保留汉文这一科目，加上日文、英文，那么三国文字并行使用了。日本自古以来的教育惯例有国文、汉文两种，近来又加上英文，考试选拔人才以精通英文、日文者为多。如今中国看待日文，虽然不能像看待英文那样重视，全国学校中学以上虽然不必都设立日文，但每省可以限定设立若干所学校，聘请若干名教师，这也是学制的一个重要方面。近来刘、张两位总督奏议广泛翻译东西各国书籍，这个建议确实恰当。但中国人精通西学可以执笔翻译西方书籍的人很少见到。凡是西洋政治、经济、法律、学术等书籍，如果想要分类分门依次翻译，取得成效并非容易。只有翻译东洋书籍不难，其间虽然有在中国则音读，在日本则训读，在中国则为汉字，在日本则为假名的区别。但汉、日之间的差距与汉、英之间的差距，其间几乎不能用道里来计算。所以两国语言虽然不同，但平常应酬可以用笔谈来传达意思，虽然属于异域，不异于同国，这也是今日中国学者的一件快事。如今如果真的想要中国风气大开，民智大启，那么中学以上确实适宜都设立英文这一科目。至于精通汉学，年龄超过三十岁以上的人，如果让他们钻研英文，要求他们掌握专门实学，收效最难，适宜让他们钻研东学，以收取快捷的效果。如果果然推行这类措施，人才必定不少。虽然在中国成学，不如游学于日本容易，但如果进一年而为二年，可以执笔翻译，那么也不至于有日暮途远的感叹了。近来中国政府与各省大吏，热心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研究东学，这确实是急务。而如果多聘请日本教师，前往教导中国学者，那么培养成果更广泛了。日本人听说中国全面革新，凡是在政治、经济、法律、学术方面有心得，以及仅具一技一能的人，大多想要争先捷足，希望在中国大获荣誉厚利，所以他们劝学日文的话最为恳切。如果聘请他们教导中国人，相信也必定实事求是，显见功效。所以我陈述所见，以保存这个说法，识时务的君子，难道会认为陈腐吗？右论是日本横滨华美学校教习廖君卓庵所作，而本馆向来有主观见解，也可以借廖君这篇文章来阐明，借此告知中国的通达之人，并质问廖君以为如何？如今中国如果真的想要学习日本语言文字，翻译日本人自己撰写的书籍，应当以游学东洋及延请日本人教习为好，所谓地近费省效速三者皆备，我没有异议。如果本意是翻译西方书籍，通晓西方国家政学源流，而以日文作为过渡，那么断断不可。所谓过渡，不过是因为想要速成急就的缘故，而勉强用翻译日文代替翻译西书，自属万不得已。至于设立学馆，专门造就人才，却一定要等待日本人翻译出的书籍，以抄写者的角色自任，这是说中等人不能自己阅读西书，也可以罢了，但止于此就太少了。况且日本人翻译西书，我不敢说他们完全没有善本，但那些旧的固已被西方人抛弃，即使是近译的新书，也未必能将西方人新制最有益的书籍，具备大见识，择要取精而翻译之，保证没有谋利的徒众，类似近日中国翻译书籍，不问书籍的优劣完缺，专为印售趋时者，如我之前著《中西关系论》一书内，言政治教化各节，俱属极大的关系而坊间有翻刻本，则第二卷所论述传道之事已被删去。不知道我著此书的意思，以中国教案现为交涉的要端，所以尤其留心于此。那么一经翻刻，不啻撕破我的书，而以残缺的册子授人以谋利，全失其本真了。倘若日本人误认此残缺之书即为我所手著，译作日文，试问

译日本人阅读这本书，是有益呢？还是无益呢？查考日本近日翻印此书，乃是全本；倘若取残本翻刻，那就错了。这可见翻印各类书籍也需要见识。中国从日文里寻求西书，换个角度来观察，顿时就能领悟了。兄长（况）用日文翻译西文，对于西语中语意的曲折之处已经未能完全通达，而且著书的人也有凭私心主观臆断进行删改，以符合本国政治风俗适宜之处的。中国又从日文翻译出来，反而指责为西国原书，怎能避免隔阂误解呢？譬如牛奶经过辗转贩卖之后，还能相信其中没有掺水吗？真是荒唐啊！况且翻译书籍的人才最为难得，不仅中国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日本研究英文三十年，其译者未必都是精通西学的人。即使在西人之中真有翻译才能的，也不能经常见到。之所以这样，大凡想要翻译一本书，必将原书融会贯通，连同书的旁证、底本以及来源归宿，还有书外之事与书中有关联的，必须一一透彻明白没有遗漏，然后才能毫无遗憾。过去我为李文忠翻译路透电报，起初是直接翻译其语句，而电文非常简略，文忠读后茫然不解。后来每翻译一电报，必先叙述其缘由，方才觉得一目了然。翻译书籍也是如此。所以为当今中国打算，如果有翻译西书的意思，不必借道于日文，而应当急切地多设立西文馆，专门教授西文。学习西文虽然困难，但它的用处却很大，通晓其文字，固然可以多读未曾见过的书籍，而且熟悉其语言，也可以环绕地球行走，不像日文那样仅在三个岛屿间往来而已。中国人向来没有自立之心，动不动就依附门户。然而如果日本人从此不翻译西书，那么中国人的翻译者也将断绝种子吗？以中国人才之兴盛，却忙碌地仰面问人说：“日本现在有没有翻译西国新书的人？”我将执笔跟随其后。古今有这种依赖他人才能成功的道理吗？我不是想要诋毁日本的翻译者，只是为中国表明公理，想要培养其自立的性质，务必能够自己阅读西书，勇往直前，不但无需依赖日本人，也无需依赖西人，这才是再好不过的了。世上有明智通达的人士，应当不会轻视这些话。

译当今世上，极力称赞西医而轻视中医的人很多。他们说西医有听诊器可以知晓心肺的疾病，有测肺器可以通过观察呼吸气息的多少来判断人的强弱，有喉镜和目镜可以治疗喉疾和眼疾，有输血法可以救治产妇失血的病症，而中医没有这些。而且西医切脉有仪器有量表，询问病情有变化有常态，而中医只是凭一次呼吸来确定脉搏的至数。至于脑部和血管，西医确有把握，又用化学方法分析尿液中的各种物质来探究病源，而中医只是空谈五行生克。于是中国的愚夫愚妇，都惊讶地把西医当作神灵，甚至西医自己也自夸拥有独得的秘诀，因此中西医学的优劣长短争论不一。我暂且不与他们争论长短，而是探究其中势必有不能相通的地方，主要有四点。欧洲各国最忌讳东南风，因为它是从非洲沙漠吹来的，受到这种风容易生病，而且夹杂着瘴气一同到来。他们喜欢西北风，因为大海在西北方向，能得到温暖涤荡的气息。所以西医认为海风最有益于人的身体，凡是遇到酷暑严寒以及患有疾病的人，都居住在海口调养。中国则恰好相反，喜欢东南风的和煦，因为大海在东南方向；畏惧西北风的严厉，因为它是从西北塞外吹来的。这是中西地理气候的不同，所以所患的疾病也不同。因此中医治疗中国人尚且南北方适宜的方法不同，这是不能互相通行的第一点。西方人用药只有温性的，没有寒凉、收敛、发散、升提、降逆的药物，所以中医的药物多平和，西医的药物多猛烈。凡是中国人服用西药，应该少服而不宜多服，可以暂时服用而不可长期服用，因为毒烈的药物会损伤脏腑，对于轻微浅表不急迫的疾病，多服往往导致突然死亡，金石类药物多燥烈，阴虚内热的人久服必然留下大患。这是中西用药各有适宜之处，所以主治方法也不同，这是不能互相通行的第二点。西方人的体质强壮，他们平时常吃的食物是牛羊和烈酒，所以大黄、黄连、芒硝、强水等东西，中国人认为是泻火的药物，而西方人视为养胃的补剂；斑蝥、樟脑、水银、巴豆，中国人视为毒药，而西方人则认为是常用之物。推而广之，蒲公英、蓖麻子，中国人认为是治疗痈疽的要药，而西方人认为药性轻浅不适于使用。这是中西先天体质不同，所以看待药性的观点也不同，这是不能互相通行的第三点。中医诊脉细致而微妙，西医诊脉简单而概括，所以中国论脉的道理，如秦越人的《八十一难》，名为《难经》，实际上与《黄帝内经》相辅而行，是千古诊脉的准则。到了宋元时代，又增加了七表八里九道之脉，总共二十七种脉象，而西医全都摒弃不用，只用浮、沉、迟、速来研究寒热虚实，这是中西诊脉的不同，彼此各执一端，这是不能互相通行的第四点。世上研究中西医学的人，如果能考证探究不能相通的原因，并灵活变通地加以阐明，大概就能推行得尽善尽利，随地都适宜。西医的优势，在于实事求是，所以薛福成出使西方时说西医精妙的地方，在治疗外证方面十成能治好八九成，但其治疗内证则从实处得到的多，从虚处得到的少。这是非常确切的论断，试取西医所著的医书观看，虽然偶尔有新理论出现，但与中国医书中精妙的，如王叔和、孙思邈的方剂，金元四大家的论述，近世喻嘉言、陈修园的学说相比，其深妙之处，终究不是西书所能达到的。况且所用的剖割针刺等方法，对照中国古时候，如扁鹊为人换心，华佗剖腹去积，张仲景穿胸纳饼，早已为西医开辟了源头。又考证罗马人汉尼拔在成周时期得到中国的《内经》《素问》两本书，回去后医学大盛，尤其可以作为原本中法的明证。如果追求疗效太急，又是西医的通病，所以往往用药如果对症，一投药立刻痊愈，不对症则遭受祸害最酷烈，如曾国藩丧子，黎庶昌损失一只眼睛，又是近事中可以借鉴的。总之，西方人的医学专以求新为主，所以新法也层出不穷，如近年新创的电光照骨之法，三个月之间，全国医士已经全部抛弃旧法而采用它。中国则不然，名医几代之后，良方要诀失去了真传，而从事医学的人又大半是科举考试失败的人，庸医杀人实在很多，令人浩叹。所以中国医学古胜于今，西方医学则今胜于古。如今京师大学堂章程已经商议有医学一条，我私下认为应该仿照西方的制度，选拔高才的学生学习，凡是医家得到一种良法，准其上报国家考证确实后酌情给予表彰奖励，发给凭证执照，大概可以传授广泛深远，不至于湮没，将来医学融合中西为一贯，用来资助攻打行军之用，作为卫生之术，使四万万黄种人一同进入仁寿的境界，这是不能不期望于世之对此道经验丰富的人。

舆地学应该先通晓经书。舆地的书籍

译记载典籍极其广博，而《尚书·禹贡》是它的始祖。《周礼·地官·大司徒》掌管绘制国家的土地地图，周遍知晓九州地域的广狭长短数目。《春秋》中各国疆界犬牙交错，征伐盟会等大事必定记载，虽然古今形势各不相同，但大体不出这个范畴。《禹贡》以州为纲目，以水系为经线，土壤田赋都附着其中，论其体制，不仅仅是治理水道的经典。《周官·大司徒》用土会的方法，辨别五种土地所产的物产，山林川泽，分别归类居住，条理分明不乱。《春秋》固然不是专门谈论地理的，但论说军事谋略、分析形势，也是研究古代的人应当知道的。《尔雅》解释地名、山水等篇章，是正名的著作，其中殷周制度的差异，河渠的废置兴修，追溯源头，可以知道沿革损益的缘故，研究分合省并的适宜。如果仅仅把它当作考据之学，那就错了。总之，以考古为开端，以通晓经义为归宿。《禹贡》治理水患，古今不能超出它的范围。《周礼》所说的，多是后世农家的学问；历代名将通晓《左氏》兵法的尤其多，岳飞曾说：“运用的奥妙，在于一心。”明白了这个，就可以治理一切学问了，又哪里只是军事策略如此呢？地理应当涉猎全部历史。地理是史学的一种，汉代以前《山海经》是地理专门之学，但书中夹杂小说，所以《四库全书》贬低它。历代地理书，如《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之类，都在史部中单独列为一门。杜佑《通典》的州郡志、边防志，郑樵《通志》的地理略，马端临《通考》的舆地考、四裔考，也都单独列为一类。研究地理，自然应当先读地理之书，然而国家立于天地之间，必定有赖以立足的地方。《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知道周平王东迁之所以失败，就知道汉高祖占据关中之所以称王；知道魏国占据中原之所以强大，就知道蜀国偏安一隅之所以灭亡；东晋定都江东，知道晋朝不能再向西发展；南宋居住在临安，知道宋朝不能再向北恢复。形势所在，存亡系于其中。况且沿革建置，混杂记载在本纪中，功臣封地，清晰记载在年表中。《新唐书》的方镇有表，《新五代史》的职方有考，《辽史》的属国有表、部族有表。《史记》的匈奴、南越等传，在前开创体例，历代四裔立传在后，这些都不统属于职方，不概括在地志中，但对于当今谈论经世济民的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一国的富强，四夷的和战，如果没有一本书来总括，那么圣君贤相的经营，乱世太平的得失，都无法把握大纲，这样想要经营四方，就难了。地理应当有专门阅读的书。地理之书，经史已经很古老了，此外还有应当专精的书。《大清一统志》殿本难得，用洪氏《乾隆府厅州县图》代替。冯焌光所刻《皇朝舆地略》是根据李氏原本增修的，也简明便于诵读。至于亡佚的书，如经训堂所刻的《晋书·地道记》、晋太康三年的地志；岱南阁所刻的《括地志》；张澍二酉堂丛书、王谟《魏日地理书抄》的各种，都可以暂缓。《四库全书》收录的《元和郡县志》以下各书，也只供考古之用，而不是当务之急。又如河渠水利、海堤的记载在南皮《尚书輶轩语》中的，都应当浏览，而不必专门以它为主。外纪之类，近代都知道有《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两书，但这类书，尤其以新出的及西方人所著的最重要，如《地学浅释》《地学指略《地学稽古篇》之类。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当时最有盛名，他的书大致主于考订史志的错误，而意在防备俄国，他的图考两卷，在书外别行，尤其据全书之要。大抵古今地理之书，几乎汗牛充栋，不选择最切近最重要的读，将会劳精疲神，终年而无所得，岂不是所学非所用吗？所以读其他书宜广博，而读地理书宜简约。只有简约而后能专精，只有专精而后能精通。昔日左宗棠军队驻扎时，常有一本《方舆纪要》，他的勋业固然不仅在此，也足以见专精之说，先我而得之者矣。地理有旁证之书。地理之书浩大广博，触类旁通皆可证明。等到专门谈论地理，固然应当专读地理之书。诸子百家私家撰述，在一本书中，或言形势杂记之类，偶尔涉及地理，如《黄帝素问·异法方宜篇《管子·山国轨》《淮南子·地形训》之类。读书有心得，随笔做札记，虽然不适宜于著述，可以防备遗忘，资助考镜。有时读专门之书，或有疑义，必定另取他书来辨惑，那么旁证一例为益滋多。读地理书宜有次第。书契以来，地理之书，代有着录。横舍之士，皓首难以穷尽。驽马十驾，而致千里，不熟于途径不能也。致力之方，先通晓

译先研读经书，然后阅读史书，接着是总志，再是当代地理志，其次是边防外纪，再次是图表，最后是测绘。通过考察古代来了解当今，从中国推及五大洲，从陆地扩展到海道，从文献考证延伸到实地测量。将考古作为地理学的起始工作，将测绘作为地理学的终结工作，将推广西方诸种学问作为最高境界。懂得测绘却不通晓古学，叫做没有根本，不过是洋匠罢了；拘泥于考据却不通达时务，叫做没有用处，不过是书生罢了。先确立学习的路径，就知道该从事什么了。

阅读地理书籍，应当有日常计划。古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人要有恒心，只有士人才能做到。一天之内，拟定课程，比如某个时间读某部经书多少页，某个时间读某部史书多少页，某个时间浏览某书多少卷，某个时间做札记多少条。循序渐进，不超越等级，不贪多，不喜好奇异。这正像农事一样，日夜思考，当天就知道自己缺失了什么，每月不忘自己已经掌握的技能。从来没有朝三暮四却能有所成就的。

阅读地理书籍，应当兼看图表。古人左边放图，右边放史。《周礼·职方氏》掌管天下的图书。萧何进入关中，收取秦朝的图籍，了解天下的险要之处，汉朝因此得以称王。《周礼·大司徒》郑玄注说：“就像现在的司空、郡国的舆地图。”《汉书·三王世家》说：“御史拿着舆地图。”可见汉代对图学的重视尤为突出。郑樵《通志》设立图谱一略。自从西方学术兴起，图学就越发新颖、详细、准确。中国古学的图，如李氏的沿革图，历代沿革形势险要图。现在的图则有胡氏的《一统舆图》，董方的《立舆图》，黄翼升的《长江图》，《大清会典新图》。然而不如西方地图精细。西方学术有制造局的平圆地球图，益智书会的平圆地球图，《皇朝一统舆图》，《日本地舆方图》，这些图都精于中国，这是应当观看的图。

表则有丁氏的《舆地经纬度里表》，顾氏的《巴西各部经纬度表》，缪氏的《俄罗斯域表》，《通俄道里表》，《铁铁路表》，刘氏的《各国铁路表》，《英国属地车道表》，许氏的《外国师船表》，钱氏的《中外交涉类要表》，《光绪通商综核算表》，《中西纪年周始表》，这是应当观看的表。

地理学以通晓测绘为实用的学问。西方人入学之初，就教以几何画形的学问，儿童学习它，各种学问都借助图表来阐明，图表是专门学问，不仅仅谈论地理。而地理的应用尤其广泛，所以西方人的地学都有图。如风云露，称为地文学，则有测缑林取说；矿石物，也称为地质学，则有《地学浅释》《地学指要》《五洲万国形势沿革》，称为地志学，则有《地理全志》《绘地法源》《测地绘图》等书。航海学，则有《航海简法》《海道图说》御风要术》《行海要术》等书地没有图就不明白，图没有测量就不准确。现在想要通晓测绘，先通晓算学，其次配置仪器，那么地理学的能事就完备了。

地理旁通的学问。西方人说地球绕太阳运行，是八大行星之一，如论述星辰运行及地球形体论，月亮绕地球及朔望交食，就通晓天文学；考察五金矿质冶土，就通晓矿学；勘核两国边界，订立条约，就通晓交涉学；考求轮船泊岸铁路道里，船坞商埠，进出口货物多少，商业利润盈亏，就通晓商学；论述体质与摄力动力之例，就通晓重学；论述地质诸体经热度消融变化之理，就通晓化学；论述火山温泉天然气机，就通晓气学；论述雷电一物，引雷在地中，就通晓电学。然而都以通晓测绘为要领，不通晓测绘，不仅各种学问不能通晓，即使地学也仅仅成为中国之学而已。

译所谓处于民众之下的责任，是人应当做的第四件事。我用来教导人们尽此责任的书籍，在学堂里本来就有几种，其中所有学生都学习的乃是史学。可惜它只有史学的名称，而没有史学的实际内容。目前所读的史书，其条目偏颇而不全面，狭隘而不广博，有的论述国王的世系和一生的琐事，有的论述深宫中得宠失爱之人，彼此谋划互相伤害或互相援引，有的论述篡位叛逆的事情。如果读史的人想从中寻求国家兴衰的原因，以及所发布的政令有什么缘起，终究无法了解大概。

又《史记》中有时记载列国争权失和，所说的只是军中统帅及麾下兵弁的名目，马步兵有多少，炮位有多少，以及所排列的阵势，或这样，或那样，如何接战，如何前进，如何败北，某次哪位军官阵亡，某队死伤有多少，某日因何得胜，某日因何失败。又计算两军接战几次，胜败几次，哪国大胜，总计彼此死者、伤者有多少，胜者俘虏有多少，种种细碎的事情。人如果想了解尽民众之下的责任，那么以上各事有什么帮助呢？假如你们尽读天下的十五大战，《十五大战》是西方国家的记事之书，记载古今大战的事实，再加上各史书上所记载的小战，而一旦临到推选人材的事情，难道会比没读史书之前更有明见吗？

西方国家的平等官职，民间可以推选。如果说这种事确实而有旨趣，却不知道确实而有旨趣的事，不一定有实用。现在人的意见特别有失中正的，常常把无用的东西过分赞誉，而怀疑为有用。几十年前荷兰的喇叭花在本国盛行，玩花的人虽然用金子按照花的分量互相交换，还不甘心。又有人把一具破损的古瓷当作希世之宝，更有比这更愚蠢的，用高价购买古代元凶大恶的遗体。像这三类人各自重视他们所拥有的，认为大有旨趣。然而这三样东西难道真的有实用吗？推而广之，《史记》所有的旨趣，难道足以作为实用的依据吗？《史记》与其他物品没有不同，终究以是否有济实用为标准。

假如有人告诉说：邻家的猫昨天生了几只小猫，这固然确实存在，听到的人必定说这是无用的新闻。而嘲笑告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所告诉的事虽然确实，但与人在世的行为毫无激励，也毫无阻止于学习成为完全之人的意义，绝对不相帮助。《史记》所记载的事，也没有不同于所记录的，是实事。但大半只记录其事，而不记录肇事的端倪，所以对于为人之道毫无裨益。翻阅它作为消闲之用，固然无不可；读它以获得处世的益处，则不可。

如果国内经历的事情，读了可以获益的，史书上反而大多没有记载。古代列国都以国王为注意，下面的臣民无足轻重，所以作史的人只记录君主的事迹，而对民间的风土人情缺而不讲。夫《史记》中于人最有关涉的，是草野中的事，因此作史的人适宜详细记载国家如何缔造，如何坚立，国内有什么样的民众，其行政与治民的方法如何，有什么偏见，有什么弊病，以及四野的情形，国中有什么教，其教有什么法度，有什么权柄，有什么仪节，有什么经典信从者，或情愿，或勉强，对国家有什么损益，适宜详细记载民间有什么样的称谓，有什么交接的礼节，上下间往来有什么文法，因为观看这些所以能见上下相视相待的情况，又处家处外的风俗规矩，以及父子夫妇两伦的次序，彼此相视的大概。民间的蛊惑，如异端的符术，怪诞世俗的拘忌，小孩所佩戴的压邪诸器物，载明国内有什么样的生计，一人专攻一艺，或兼营别的产业，耕田制物用什么样的机器，所制之物精粗如何，货物用什么而广泛运输，贸易用什么样的银钱，行业有什么世守，各业有什么行规，《史记》也适宜详细记载肄业的情形。

就像小孩读什么样的书，诵习多少年，有什么格致之学，时世的趋向，民间的思议，儒士有什么立论，房屋的款式，衣冠雕刻字画音乐时赋裨乘，以此见民的雅俗，饮食之物，玩戏之事，居家如何，过度有什么自怡的境界，国内的律例，民间的习气，一切举动俗语，以此觇其德行的大概，我像这样的《史记》自有大用，读它的人由此而知为人的方法。然而像这样的史记载如是要言，而不先读别的引导之书，则也茫然无头绪，一如锁之无钥。所谓的引导之书，即生命学、心才学。人想明悉百姓彼此平常相交的梗概，必须知道人性如何，以及自然的行为如何，然后才可以。就像制物销路，是百姓中平常的事业，而也与人的性情相关。所以

译想要了解制造物品和开拓销路的道理，就必须先考察人的性情。平常的交往尚且如此，何况想要完全了解百姓之间的交往，怎能不先透彻了解人身体的才能和心灵的才能呢？怎能不先透彻了解人处于何种境地，就必然会产生怎样的心思，做出怎样的行为呢？国家的民众，原本是由众多类别的人组成的。所有国民所做的事，就是这些各类人同心协力所做的事。所以想要了解国民做事的原因，就必须了解民众中每一个人的心思和举动。人的心思和行为，根源于性情，并且有相互关联的道理。所以想要了解人的心思和行为，就必须认识其性情的大致情况。至于性情的优劣、勤奋与懒惰，根本上取决于身体的强弱和心性的善恶。论及身心的是生命学和心才学。所以说，想要明白历史记载，必须以这两种书作为引导。总之，那些想要了解为民服务之责任的人，也依赖格致学（自然科学）。但是目前不论大学还是小学，所诵读的书籍中没有一种可以帮助尽此责任的。即使是所读的历史书，也只有一半有实用价值，而这一半中的一部分也苦于缺乏引导的先决条件，以致无法获得实际的益处。只希望精通儒家学问的人搜集编纂，以形成如此广博的历史记载。又希望读书人竭尽思虑，研究各种格致学，这样或许就能领会历史中的益处了。

译论玩物适情之学

所谓玩物适情，即是人应当学习的第五项内容，包括稗官野史、歌谣、音乐、字画、雕刻等雅致的技艺，以及树木花草等类。我根据各种学问实用程度的多少来确定先后次序，曾将玩物适情之学列为第五。既然我将其列为第五，或许有人怀疑我看轻这门学问，认为它不足挂齿，却不知道我平日里其实非常看重它，深知这种学问足以使人怡情适性，其作用不可谓小。如果没有字画、雕刻、音乐、歌舞、花木以及种种美观的事物，那么处于这种境遇的人，在寻求欢乐时便完全没有机会，未免显得生活索然无味。我认为人生在世多有缺陷，我难道会认为练习鉴赏的精细以及获得鉴赏的机会是次要的吗？我知道人们必将在这两方面多下功夫，因为日后人们将充分利用天然之物以供使用，生物与器物必定达到极致的精妙，一切工力必定得当而不被虚耗，学习必定有准则。凡是适宜的学问，人人都能轻易获得，于是人人必定有余暇用心于雅艺，在天然妙物中寻找欢乐。但是，雅艺虽然足以增添人的情趣，而增添人的欢乐固然重要，然而终究比不上前四项学问切合人生日常事务那样重大。人必须先有恒定的职业以养活生命，恒业既成而君主与民众聚集在一国，然后玩物适情之事才可以兴起，因此论述修身、齐家、治民的根本，必定先于玩物适情的举措。譬如园丁种下一棵树希望它开花，他必定以培养树的根株和叶子为最重要，因为借此花朵才能得到成就，得到花朵是栽树的根本意图。园丁所期望的是花，然而目前不得不注重根和叶使其茂盛，明知如果此时忽视花朵，最终也得不到花。如果种树专门为了求花，尚且还要注重根叶，何况栽种这棵树是为了作为栋梁之材呢？稗史、歌谣、雕刻、绘画等雅艺，是国家已有文化、已有昌盛气象后用来增添花朵以作润饰的，文化昌盛即是国家中士农工商兴旺的景象。文化在先而润饰在后，因此讲究文化与昌盛的学问，必定先于雅艺之学。如今大小书塾竟然颠倒了应当学习和应当知晓的次序，重视花朵而不重视树木，注重雅艺而不注重文化，我之所以说出这番话，是因为论述保护身体的学问则空无一物，论述谋生的恒业只教其大略而已，其大半是在离开书塾之后，勉强凑集而成的。对于父母的责任，毫不提及。论述作为臣民的本分，所教的只是《史记》中的某件事、某个端绪，种种杂乱，完全不连贯。大半一无所用，那些有用的，又没有其他学问来通达理解，反而将玩物适情之事看得很重。如今人们所重视的，是其他国家的方言、前人的文章，以及音乐、图画、雕刻等雅艺。他们重视方言和前人的章句，认为这能使人下笔时标榜风雅，并能鉴别他人的文词。殊不知由此获得的益处，与前四项保身养家的诸多益处，大相径庭。他们重视音乐、图画等事，认为这能使人有秀气。不知道使人有秀气，与兴国之学大相悬殊。凡是玩物适情的举措，必定在正务闲暇之时，才可以用心去做。既然这样，那么讲授玩物适情之学，也必定在正书之后诵读学习。我并非说这类书必须束之高阁，等到前四项的工夫一一完毕，才可以阅览。应当并行不悖才是，只是少用些力气而已。既然玩物适情的举措不可或缺，有人问这种举措应当以什么学问为根本？不知者怀疑它与格致学无关，谁知格致学也是这门学问的根本。如果不懂格致学，那么所创作的作品就不能精雅，即使是鉴赏之人也无从辨别其高下。如今绘画及雕刻等未能领悟格致学，所以所达到的境界总未臻尽善。这是因为画家及雕刻工所创作的，是物体的形体；音乐及诗赋所表达的，是人的情怀。所以凡是想要精通绘画、雕刻的人，必定要洞彻形体的本来面目；凡是想要精通音乐、诗赋的人，必定要透悉人的情怀。假如要做雕刻工，必定要先明白人的骨节筋络如何排列，如何相连，如何运动，也必须明白力学，否则所雕刻的作品与真实的人完全不像。假如一个人悬空而立，右足着力，左足完全不着力，那么身体必定向右倾斜，所谓的重心必定落在右足底内。身体如此，才不至于倾跌。如果雕刻工不明白这个道理，竟然将如此站立的人雕成正而不侧，以致所谓的重心落在两足之间，那么必定被人取笑。因为假设是活人必定会倾跌，所雕刻的与活人完全不像，在此显而易见。从前有一位雕刻工名叫米伦，雕刻一位武士手持铁圈，宛似要对面前的像抛去。后人称赞他的工艺，不知道他所雕刻的武士身体过于前倾。如果是活人，那么铁圈脱手之际，身体势必向前踞地。雕像与活人有差异，于此可见。而其病因不明，是力学所致。至于画人物，也以格致学为

译根本在于此。凡是物体的形状如何，取决于该物体所处的位置如何，以及观看者所站立的方向如何。此外，远处的物体必然显得小而昏暗，近处的物体必然显得大而清晰。我曾见过一些画师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所画的画一点也不像真实景物，与儿童在墙壁上随意涂抹的涂鸦没有区别。近代的绘画与古代的绘画大不相同，这是因为近代的格致学者（科学家）更精通人物的形体结构，了解其生长规律，明白其变化原理的缘故。凡是物体的位置如何，它所呈现的形状也就如何。对于不懂这个道理的人，他们在观察物体形状的细微曲折时，难免漫不经心。既然不知道物体的确切形状，就无法描绘出该物体。有一位名叫罗意司的画家，过去人们推崇他是高手，然而他在画木格窗时，竟然把窗户在墙上的影子画得棱角分明、确凿无疑，宛如刀刻的痕迹。如果他通晓光学原理，绝不会如此。还有一位名叫罗士帖的人，他说带有毫毛的物体，如果光线从某个方向照射，就会显现出闪烁的光芒，这是光线横向穿透毫毛并反射回来的结果。但罗士帖不懂这个道理，甚至对于没有毫毛的物体，无论光线如何照射，他也将其画成光芒闪闪的样子。至于音乐，也以格致学为基础。言语的作用，在于显露内心的情感。内心情感有舒缓有急促，有喜悦有愤怒，有爱慕有厌恶等区别，那么言辞语气也就不同。言辞语气不同，歌谣的声音也就由此区分开来。言辞语气有快慢高低的变化，并非偶然，而是依据人内心的情感。因此，言辞语气的高低快慢，都与内心情感相应，这才算是合拍。推广到歌曲，其声音是否优美，要看它是否与内心的舒缓急促等情感相协调。

译如今所有的歌曲、谱写的曲调，如果用格致学（科学）来检验，都违背了音乐的规律，不足以称为歌，也不堪称为调。因为内心不平而发出的声音，竟然用不足以表达心声的言辞作为歌曲；或者内心平静而无法发出声音，却偏要用歌曲来彰显，内心与歌调不相契合，所以与格致学相悖谬。至于诗赋，其道理与音乐没有不同。人的心意，常常有急切而不能自抑的时候，像这样，平常的言辞难以表达，必须借助诗赋来传达。诗赋中的韵律，有比喻，有借代的话语，有形容尽致的词句，无非是为了显露心意。所以诗赋的好坏，也要看人心的意绪是如何发动的，其缓急之处是否与言辞相契合。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就不配称为诗。我已经说过，画师、雕刻工匠等各类雅艺师傅，必须知道凡人物体质、其生长、其地位变迁，都有定数。那些歌唱者和作诗者，无论是歌还是咏，必须知道人的情感是如何发动的，然后才能精研他们的作品。不仅如此，他们还应当知道聆听这些歌、诵读这些诗的人，以及鉴赏或雕刻或绘画的人，在见闻之下性情是如何触动的。不论何种雅艺摆在眼前，人看到它必定会有心思发动。至于发动什么样的心思，完全取决于其心性与性情如何。观察天下人的心性与性情虽然各不相同，但总有一些相似之处。就这些相似之处，就能推想制作雅艺的准则如何。如果雅艺师傅遵循准则来制作雅艺，自然会有人共同欣赏。雅艺师傅必须先明白人的心性与性情，其作用如何，动情如何，然后才能得到雅艺的准则来遵循。就像画幅在旁边，如果想问它优劣如何，就问看画的人其心被感动而发出的心思如何。又如戏剧，其美与不美在于眼目的合宜，使观看者称善而不厌烦。再如小说家和诗人，将作品按照眼目分段落，或者讲究文法的人将字敷衍成句，能够合乎法度而使读者心思感发，所发的心思恰到好处，都在于作者的心思能与读者的心思相呼应。如今擅长雅艺的人，果然各自有功力以求工巧的精粹，只是他们的功力无非是从反复试验中得来的。如果探究其道理，这些功力是根植于心才学的，所以格致学是凡是涉足雅艺的人所不可缺少的。明白了，我不是说格致学能使人人都成为名师，而是说凡是涉足雅艺的人，必须明白人物的体质及其性情。我也不是说人考究这些，没有其他本领就可以专门名家，而是说人具备这些本领，还需要依靠格致学来辅助，否则他们的本领也无法显现。凡是名师，原本凭借天赋的聪明，既然有了这种资质，又加上格致之学，那么他们的举措自然不可估量。既然说了创作者没有格致之学不能达到精微，现在要说如果没有格致之学，那么凡是耳目及鉴赏之人也无法辨别其高下。假如成年人观看一幅画轴，比起幼童必定多领略其中的趣味，如果探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画家将真实的人、真实的物、真实的事传神地画在纸上，而成年人明白真人、真物、真事的底细，自然可以对着它恍然大悟，如果素来不明白，幼童怎么知道其中的趣味？又如士人与乡野愚夫诵读同一首诗，士人则完全得其滋味，而乡野愚夫则一知半解，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士人明白世人、明白世事，所以能了然于诗中所记的人、所咏的事。如果乡野愚夫则不同，既然人必须明白真物真事而后能领会画中诗中的趣味，那么愈是明白真物真事的人自然愈能领会画中诗中的趣味了。如果有创新意而画一幅画，雕刻一件物品，吟咏一首诗，或者制作其他雅艺，如果明白所画、所雕、所咏、所制的新事新物，自然可以在此欢乐耳目，也为之一新。如果昧昧无知，就无法得到欢乐。凡是雅艺师傅，他们对于新事新物愈能层出不穷，就愈能使观看者开启聪明，愈能举一反三，愈足以增加其欢愉之情。但是观看、聆听及诵读的人，也必须明白层出不穷的真物真事，才可以领略其意趣，而想要明白真物真事，必定依靠格致学。不但格致学是雕刻、绘画、歌乐、诗赋等雅艺的根本，而且这格致学本身自有乐趣，不假外求。有人说格致学与玩物适情之事自相背离，如果已经尽心于格致，那么对于玩物适情之事自然废弃；如果尽心于玩物适情之事，又必定对格致学弃置不知。这种说法，介于肯定与否定之间，依心才学而论。思想与动情果然不同。当思想的时候，情感自然寂静不动；如果遇到情感发动的时候，思想也自然无法穷尽。心专注于格致，必定心有专归，无暇去寻求玩物适情的趣味，这种说法是对的。然而格致学日积月累成就，那么所诵习的真事真物，其中怡然自得的乐趣正自无穷。格致学实际上不妨碍才情及鉴赏力，反而能扩展寻欢的境界。那些不明白此学的人，就没有这种乐趣了。每见格致学士，在他们所知的事物上，

译比其他人更能从中获得乐趣。奇台是德国享有诗名的人，他精通格致学，所作的诗歌最能引人入胜，增加人的欢乐。可见格致学在供人玩赏、调适性情这件事上，本来并没有区别。如果说人越是通晓天然的事物，反而在天然事物中越少获得寻欢作乐的机会，这话实在不合情理。假如有这样一滴水，不知道的人视为平淡无奇，而通晓格致学的人，则知道这一滴水乃是千百极其细微的水花凭借吸力聚合而成。如果吸力忽然消失，必定会显现电光，而水滴仍然化为极其细微的水花。又如一块巨石表面排列着痕迹，别人熟视无睹，而通晓格致学的人知道千万年以前曾有大冰山从上面坠落经过其表面而擦出这些痕迹。又如雪花从空中飘落，普通人看见它以为只是一片雪花而已，如果用显微镜观察它，乃是雨滴在空中凝结而成，花样新奇悦目，各自不同。那些通晓格致学的人，难道不是看见这些而推想更加奇特、更新、更美的事物吗？不通晓格致学的人，他的身体上下四周，纵然有新奇悦目的事物罗列满前，也无法察觉。人在幼年未曾研读动物学和植物学，未曾考究昆虫花卉，那么在路旁篱下所获得的旨趣还不到一半。人未曾研读地学，就不知道土石下面埋藏着遗物，既然不知道，那么在土石之间就少了一个寻欢作乐的机会了。假如一个人游历海滨，如果没有显微镜和养鱼的玻璃小器，还不知道海滨的乐趣是什么。我深深惋惜世人只留心不急之务，而不注意天然自有之千变万状，切心关注辩士各兰君主有无设计谋害英国君王的议论，而不愿精通天然造化的工巧。他们运用聪明才智去考究希利尼的诗文，而对于造物主用大手笔，在地球外壳所渲染的大文章，竟然茫然不见。总之，玩物适情之事，也以格致学为开端。一是因为各种艺术，都以格致学为基础；凡是从事游艺的人，必须明白格致学的纲领，然后才能从事这些活动。二是因为观看、聆听以及讽诵的人，必须通晓这门学问，才能得其趣味。三是因为格致学中，自有玩物适情的地方。

译论及学问的作用，在于磨砺心智与才能。前面曾说学问的作用有两方面：第一，书中记载的事理，对人们安排生活有益，上文已经详细论述过了。第二，书籍能磨砺心智与才能，给予凡人所学的任何事物，与其作为最有益处的，就是最能磨砺其心智与才能，从而使其更加能够有所作为。如果说某种书教导人们应当做的事，却对磨砺心智与才能、使其更能做好此事毫无关联，必须另外使用别的书，这就与自然界的常规法则完全背道而驰了。观察自然界的常规法则，人如果想要精通能力，容易做好某件事，就应当练习那件事作为精进的基础，绝不会通过练习其他事情来获得这种能力，即使是禽兽也是如此。例如印度土著以射猎为生，必须手脚敏捷，但他们手脚的敏捷必定是在射猎中得来的，这样才合乎实用。如果在拳勇上学习，则是不适宜的。他们平常行事专门依靠勇力，但他们的勇力也是在每日经历的事情中练就的，这样才合乎实用。如果在别处获得的武技，也无用处。至于追逐仇敌、搜寻野兽，或者躲避它们，专门在于窥视踪迹，眼力在追寻窥视中得到的，其精明程度比起观看其他事物而练就的，自然更妙，其余可以类推。如果想要某种才能精于某事，就应当在某事上寻求练习直至精明，这样才能与某事相契合，学习也是这样。凡是有益于安排生活的学问，也就是磨砺心智与才能的学问。现在有人声称，阅读古代国家的文字，其益处在于能增加人的记忆力，大中小学中大半工夫用于此，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不知道格致学（自然科学）所论述的事物，丰富而且繁多，更能造就人的记忆力。就像天文学，如果想要记住太阳与行星等，工夫已经非浅易，何况要记住天上众多的恒星呢？可见天文学足以练习人的记忆力。又如化学所论述的各种杂物，类别很多，甚至除了化学师外，没有人能说出它们的名字。而且化学论述杂质包含什么原质，原质以什么原理结合，如果想要一一记住，必须终身用心于此。可见化学足以练习人的记忆力。至于地学所论述的地球壳内的土石，从太古至今是如何凝结形成的，土石内的遗鸟、遗兽、遗木种类各异，下层的遗物与上层的遗物有什么联系，如此多的事项，必须苦力多年才能记住。由此可知，地学果能练习，人的记忆力至于物学所论述的声、热、光、电，其头绪甚多，人想要一一记住，则深感其难。如果生物学则更能磨砺人的记忆力，就像体骨学所论述的骨节等事，不知有多少而且杂乱，初学医者熟读之后仍然忘记，必须加倍努力，直到六七次才能记忆。植物学所论述的树木花卉约有三十二万种，动物学所论述的毛虫羽虫约有二百万种，格致学所言的事物数量纷繁，条分缕析，即使是格致学者，也只能精通其中的一小部分，每见格致家除了在本业所务的一小部分之外，其余只知道大概，那些知道格致学几分的人，已经可以练习其记忆力了，这是显而易见的。

流质代煤详述

西历十一月份伦敦商部大臣月报说：行驶轮船向来以煤炭为燃料，现在则打算改用火水油（石油），所以轮船的制造又将发生一次变革。但如何变法，现在尚未确定。纽约铁岁报的意见认为，轮船所用的燃料适宜以流质代替定质，也就是用火水油代替煤炭。近日兵船与商船经过试用此法，颇见成效。查流质燃料分清浊两种，清者名叫茄老仙，浊者名叫纳他，都含有自飞油质，易于焚烧。核算其原质为炭与轻相合，二者气味甚烈，焚烧时火因（烟）浓。只是轮船所用的纳打，并非此二物，而是另一种东西，乃是蒸火水油后剩下的渣滓。而茄老仙、边仙两种都极易焚烧，自飞也极快。所以由甑取过别器所余的渣滓，无味而焚烧，也无大火烟。此渣滓色黄棕，质稠，略微如膏，又略微如清静的糖。吉水制白糖所余的水，俗名吉水，须热至寒暑表三百五十度才能焚烧，虽多置于船上而无危险，又可经久不坏，又不自飞散而干枯，又不伤船板与装载它的桶。此渣滓的名字很多，有的叫李舌淡，有的叫亚士的，有的叫纳他燃料，有的叫美失。美失的名字最通行。俄国报纸说：如果把火放在美失的面上，美失不能焚烧；又煮熔铜铁水，趁红滴入美失内，也仅在两者相遇时生火，等到滴落水底，火就熄灭了。又用小炮口对着它轰击，也不能使它焚烧。如果临用时，一定要它焚烧，就将其加热至可焚烧的温度，这时即使放置而不焚烧，也必定自飞散了。加士便（加拿大？）海上轮船及其附近的火车都用流质燃料代替煤炭，因为那里火水油井价格低廉容易得到，别处火水油井不及其便利，

译其形势自然不同。加上士便海属于俄国，所以俄国使用美失作为舟车的燃料，习以为常，即使是鱼雷艇也使用它。去年美国曾用小鱼雷艇试验燃烧美失代替煤炭来产生蒸汽动力。又听说其他国家也有多处试验使用美失作为轮船的燃料。意大利国已决定使用美失驱动鱼雷艇，大型军舰也使用它。德国也用于鱼雷艇。现在威廉喜换地正在建造巨大的容器来装载美失，法国目前也在研究试用，只是使用美失的方法，改试多种，都还有遗憾。我私下认为，其缺憾必定是因为炉镬的样式不适用，目前各船所有的炉镬，都是平日烧煤炭所用的，现在改烧火水油，必然有所不合。试验方法的人应当在此处设想。曾试验三种方法来燃烧美失产生蒸汽动力：一是将寻常的火炉除去其隔筛，换成松浮的东西，如阳起石或不木之类，让油从下面透上来燃烧；二是将美失变为气体，通过管道送入炉内燃烧，此法曾在一千八百六十七年经美国试用于丕罅炮艇，此法的缺憾在于其气管容易堵塞，不能化气升散；三是用水汽或热空气将油吹送入炉内燃烧。这第三种方法人多试用，而收效也以这个为最好。唯独有一件事未能定夺，是用水汽还是用空气来吹送纳他为最善。使用空气的缺点，在于其压气机太重，而且占地方太多；至于使用滚水汽也有缺点，因为其蒸汽不能没有耗费，至今没有好的缩汽机来弥补这个损失。有一艘名叫美五的鱼雷艇，试验使用美失，它将砖磨成坑，斜放在隔銕筛上，成四十五度角，这样就形成了气路，覆盖全面，美失油可以由此分散成扇面形，在这里受热至发光，空气由此气路发出，与油化合，就形成轻养化合而产生的火焰，分布美失膏的方法，是用压气的空气来做到的。在俄国试验的新法，比在美国的更为通达明显。其鱼雷艇名叫歪博，曾试验此法，至于用滚水气分散火水油的方法，曾有人特设一台机器用来分散气体，其成效最多。俄国所试验的，专门用滚水汽作为吹散火水油的物料，其蒸汽刚进入焚炉时，受压力每平方寸不止四十五磅，即是超过三倍空气的压力，进入焚炉之后，就放松而与美失的流质相遇而吹散，于是水汽纳他尘与空气相混杂成雾状而燃烧。论鱼雷艇使用这种流质燃料，其益处很多，比其他大型轮船使用这种燃料更胜，一是给船舱上油，比上煤容易，二是贮油处不多占位置，三是管油炉的工人不必像管煤炉工人那么多，而且其工作也不像烧煤那样辛苦。四是油的热力能使水化汽多于煤炭，其比例是七比四。如一艘鱼雷艇载满煤炭能航行四千里水程，如果改用煤油，其重量相同，艇航行的速度也相同，那么能航行七千里之遥。由此看来，此法功力加倍，而且美失油能烧尽而无灰烬，又不必花费清洗炉底的工力。最后还有一项考虑，使用此油则绝无火烟，所有这些长处都能得到便利，那么天下通用是必然的了。但其中也有短处，至今尚未补救。因为存贮此油与传递此油，不知道是否有危险？而且没有得到新法制炉，又烧油不如烧煤那样准确。还有油价比炭价昂贵。

译火有光热说

《洪范》说：“火，其特性是炎上。”意思是说，燃烧并向上腾升，是火的本性。西方人不说“炎上”，而说“膨胀上升”。所谓膨胀上升，就是炎上。空气如果不热就不会膨胀，如果不膨胀就不会上升。它之所以膨胀变大而上升，都是由于火的光和热，这确实是“炎上”的明显证据。用什么来证明呢？西方人说，可燃之物，使其极度加热，遇到助燃之物就会燃烧。又点灯的关键有两点：一是助燃之气从下方或外部透入以助燃；二是让燃烧后的废气向上散发。这两点都体现了“炎上”的道理。燃烧物体与点灯，原理本是相同的。只是万物中并非都能燃烧，可燃之物，如煤炭、油薪等类；也并非都能助燃，助燃之物，如氧气、氯气等类；其余如铁锈、泥沙之类，既不能燃烧，也不助燃。凡是可燃之物，用火加热其本体，使其产生热量，吸收助燃之气，就会起火。接着依靠自身产生的热量，逐渐燃烧而不熄灭。可燃之物，世间最多，而通用的则是煤炭、油薪等类，它们都与氧气化合而形成火。它们的物质中都含有氢气和碳质，经过加热，碳质与氧气化合成二氧化碳，氢气与氧气化合成水蒸气。这能发光，也能发热。光和热，是碳质、氢气与氧气相互化合的结果。但只要空气不足，就不能多吸收氧气，无法化合而发出光和热。所以燃烧物体的火炉、点灯的灯座，必须使空气能进入，废气能排出，那么经过火加热的气体受热膨胀变大，变轻而上浮。四周的冷空气趋向填补其空缺，陆续添补更换，火得以充分吸收氧气，循环越快，光和热越大。倘若一旦不通畅，火立刻熄灭。由此可见，火之所以能燃烧，依赖于气体的流通。气体的流通，是因为空气膨胀上升。空气膨胀上升，是火的光和热造成的。如果不是火的性质炎上，又是什么呢？然而有人说火的炎上，实际上是空气托举的结果。如《格物入门》中说：“常言火炎上，是因为火的性质当然如此，不知道实际上是空气向上托举的力量。热的发散，六个方向都相同，不分上下。在火上面的空气，靠近火的一层遇热膨胀，变轻而上浮，于是将冷空气换下来。如果在火下面，靠近火的一层虽然热，但不能向下移动互换，所以受热有难易之分。”不知道这恰恰是炎上的确切证据。空气全部高度的重量，相当于二尺四寸深的水银柱。如果不受热而膨胀，自然会从下往上压而不会向上托举。它能向上托举，是因为膨胀变大而变轻，轻则必然上浮。火随之形成尖形。然而它之所以膨胀，一定要由热产生。空气经过加热，无不膨胀，膨胀无不上升，这是火使空气膨胀上升。空气不向下压而向上托举，如果不是由于火的性质炎上，又是什么呢？至于《淮南子》说：“火曰外景”，意思是火外面明亮里面昏暗，与西方人的解释，更是异地同理。西方人说火分三层：外层最热，中层最亮，内层不热不亮。这也是空气中氧气化合的结果。燃烧时，碳质和氢气，虽然各自与氧气化合，但氧气与氢气的亲和力大，所以先结合而成水蒸气，即产生高热。碳质则分解变为最细微的点而上升，遇到氢气和氧气化合的火焰，受高热而发出白光。再上升到火焰末端，又遇到氧气而化合成二氧化碳。所以火分三层：其内层的热，不能使燃烧物燃烧，而是未燃烧的雾状；其中层是氧气与氢气化合之处，碳质从气体中透出，烧至白光而明亮；外层是氧气与碳质化合成二氧化碳之处，其光淡而热极盛。内层的热，只能使形成碳形而不燃烧，是因为四周有燃烧物质阻挡，不得与空气相遇。所以火的中心没有氧气化合，故不能燃烧，所燃烧的只在外层。一明一热，与《淮南子》“外景”的意思，诚然不约而同。

论格致学所锻炼的记忆力胜于文字学所锻炼者。

就锻炼记忆力而言，人与古代国家文字所锻炼的记忆力，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优劣。况且格致学所获得的记忆力，较之古代国家文字中所锻炼出的记忆力，更胜一筹。读古代国家的文字，只是用本国的语言翻译古代国家的文字，记住某个字翻译为某个语，以此来锻炼记忆力。然而某字与某语之间并没有自然的联系，也没有理所当然的呼应。如果格致学所论述的事物，则步步有自然的联系，也有理所当然的呼应。所以在古代文字中所锻炼成的记忆力，实在呆滞；在格致学中所锻炼成的记忆力，则灵动。前者所锻炼的，仅是记忆力而已；后者所锻炼的，是记忆力兼悟性。即就锻炼记忆力而言，格致学胜于文字学，这是第一点。再者，格致学所琢磨的心，是明决之心。有名儒法来潭论及锻炼心才，说今人的毛病，只患缺少明决之心，不仅不知道如何可以锻炼出明决之心，也不自知其心不明决，其心不能明决，是因为不注重格致学罢了。这话真是正确啊！假如前事与

译后来事物之间相互关联，一物与他物密切相关。人如果知道它们相互关联、密切相关的内在原因，就能明白天下万事万物之所以如此的根本道理。然而，要理解这种相互关联的情理，终究不能依靠精通他国文字的意义而获得。这很清楚了！人如果想要锻炼明辨决断的心智，必须从所听、所见、所知的事物中提炼出一个总纲，再将后来所听、所见的事物进行检验，看是否与此总纲相贯通。如此习惯于探究各类事务，明辨决断的心智自然就会产生。格致学（科学）的好处，正在于教人习惯于探究各类事务。因此，格致学胜过文字学，这是第二点。

再者，格致学可以磨砺出自强不息的心志。人如果专门学习章句训诂和翻译文字，就会人云亦云，拘泥于陈旧的痕迹，而无法展现自己的长处。那些专攻格致学的人，则能用自己的见解进行推演阐发，达到另一种境界，那种自强不息的心志，难道不会油然而生吗？凡是其他国家的某个字，翻译成本国文字的某个意义，是学生要么向老师请教，要么查阅两国的字典而得知的。某种文法通顺或不通顺，是以既定的文法规则为标准。但是，为什么某个字有这个意思？为什么某种文法通顺？为什么不通顺？竟然没有相互呼应的内在情理。所以学生从老师那里接受知识，查阅字典，无从追问其中的情理，只是一味顺从接受罢了。这样读下去，学生的心智习惯于完全顺从自然，不习惯于多方面推想。等到日久天长成为习惯，对于古人遗留下来的各种事物，不问其是否符合道理，只是安于常规、沿袭旧习，拘泥于陈迹，其根源就在于此。如果阅读格致学书籍的人，其心智正好与此相反。因为格致学专门让人运用思考。学生阅读各种论述，不是凭借陈迹和老师的指授，必须自己体察其中的实在，而且有许多事物，必须学生自己从头到尾进行推想。读格致学步步前进，学生也步步思考。如果一部书推想后未见其实际效果，就不必勉强接受。这样读下去，心智自然会变得强健奋发。加上天然的事物常常如此而没有特异之处，我独自推想出的事理物理，既然与天然事物相符，而我独自衡量的结果又有明确的证据，那么心智必然更加强健而能自信。这种强健而自信的心，是人志气中最有用的。而且，人阅读格致书所论述的事物以及事物之间的变化，后世用真实的事物来磨砺出持久的心志，也锤炼出崇尚实际的心志。书院教师汀特尔曾说：“人学习格致学，必须耐心勤奋，谦逊地接受天然事物所显示的道理，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接受，而是真心实意地如同格致学所论述的那样，接受天然事物所显示的实情。如果实理与私见有矛盾，人必须舍弃私见而悉心接受，这才是功夫有了成效。”凡是真心考究格致学的人，常常表现出割舍私爱的志气。因为人尝试检验事物，势必抛弃自己的成见，撇开所喜爱的旧习。这种割舍私爱，真是外人所不知道的，难道不卓尔不凡、可贵吗？格致学对人心的磨砺胜过文字学，这是第三点。

再者，格致学能使读者推想造化（自然）的伟大功用，那些不愿意体察天地之间事物的人，可以说是蒙昧于造化的工巧了。试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假如一位著书的人，或者遇到的人赞扬他的美好，说他的书明白通达，文理简练雅致，词义博大，如果那个人只是看了书的标题，没有翻阅一遍，更没有尝试书中的内容，或者能否领会，而只是用空话附和，这样的赞美，有什么实际益处呢？其赞美的诚意与否，自然不可问了。以小喻大，世间人对于造化的工巧，也没有不同，常常赞美说：“巍巍乎，化工的伟大”，却不知他们对于被称为奇妙的东西，竟然过而不问，并且说讲究这些的人是儿戏之辈，甚至有讥讽的人，像这样的人。与专门从事格致学、体察造化工巧，从而认识到其浩瀚难名的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格致学胜过文字学，这是第四点。

再者，格致学向人展示天然的事物以及人的行为，都是常常如此而没有特异之处。格致学士尝试检验各种事物，就知道前事与后事果然在情理上相互呼应，绝不会差错，而善报恶报是道理所不容缺失的。世俗认为祸福的到来与天然之理无关，遵守或不遵守，只是崇尚异端邪术来希冀福报，格致学士嘲笑这种话不合常理。因为赏罚自有天然之理，不可以侥幸。天然之理极其慈爱，但也严厉而不束缚人。如果遵循它而行，势必万事顺达，增加福禄，一天比一天好；如果有违背逆反它，其痛苦的结局无法逃避。于是格致学士常常用天然之理训诲人，不希望人偶尔有所冒犯。格致学向人展示天然之理，告诫人不可稍有违背，这胜过文字学，这是第五点。

总之，或者启迪天良，使之树立德行；或者开发心智，使之精进。格致学大有实用。因为探究事物的意义，远胜于探究文字的意义；或者开发人的心智

译有的能促使心智才识自我奋发而能够自我倚仗；有的能让人知晓报应之事的准确无误。它们对于探究眼前事物的变化，胜过查阅字谱之类的书籍。

译论各业不离格致学

大凡天下之大，其大半人，在耕种、制造物品、贩运贸易这三类行业之内，即使不在其中的人，对此也没有干涉。他们所从事的行业，都与算学、化学、力学相关，虽然与动物学、植物学或许关系较少，但对于民生经济确实大有关系。既然这样，那么人们所从事的行业，有利还是不利，主要取决于所研究的学问，是多还是少、精还是不精。如今的学徒，有的在商号，有的在制造厂，师傅所传授的，其中都含有格致之理。可惜所学的人，只凭耳闻目睹得到其皮毛，而不明白其精深的内涵，不能推广其应用。如果子弟在未从事行业之前，在学塾中读书而明白其道理，岂不是更为便利吗？如今，除了从事粗重技艺的人，其余除了本行业之外，有出资合伙为公司经营其他事业的人，如果深知该行业有利，则获利必然多；如果不知道而随意行事，则必然亏损。之所以能知道有利无利，只有明白与该行业相关的格致学问之后才可以。凡是耕种或制造物品与贩运的人，不仅应当明白本行业的学问，还应当明白其他行业的学问。就像这里有一家煤矿富户集资开采，没想到开凿之后空无所得，而资本因此耗尽，这是因为不懂地学。如果懂地学，就知道沙石有老与新两类，有某种遗物凝结其中的，就是老沙石而不是新沙石。老沙石之下自然没有煤，因为煤是在新沙石之下、老沙石之上。可惜这些人看到老沙石而其中有遗物却未留心细察，导致老与新茫然无法分辨，所以有此失误。又有人出巨资制造磁电机器以代替蒸汽机器，没想到枉费心力未能成功，资本因此一空。假使这人早知道磁电气的性质，那么他的钱财还在口袋里呢。而且每天都有人邀请富户设立公司创造新物，而在明白格致学问的人看来，嘲笑他们徒劳无功；又看到处处有殷实人家制造必然不能成功的东西，以致立刻变得贫穷，成为乡邻的笑柄。按照今日的情况来看，无论耕种、制造、贩运，如果不懂格致之学，已经是吃亏；如果预判以后的局面来说，那么不懂格致之学的人将尤其受害。各国通商越推广越广泛，各行各业越出现越奇特，所以凡是从事农工商的人，更应凭借格致学来行事，才可以不落后于人。况且出资本合公司来经营其他事务的人，日益兴盛。凡是有意于此的人，怎能不潜心研究格致学呢？以上所列的各门学问，实为世人谋生计的要务，正是学塾中设置而不讲授的。幸而我国学生离开学塾，或进入商号，或进入工厂，能零星学习一些。否则谋生的计策，头绪茫然了。尤其幸运的是历代以来，各行业有师长口传，互相传授，否则各行业中也将颓然废弃，而我国与数百年前未受教化时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如今日益兴盛，只因为知道事物的形态，渐渐以精能，将天然之物为我们所役使。那些东西是数百年前王公贵人有钱也不能得到的，如今贩夫走卒都能从容取得。然而这样的便利，不能说归功于目前学习的人。我国达到这一步，能成就而能立足，全靠生物、成物、运物这三类事业的茂盛；而这三类事业的茂盛，全在于人精通各业；而能精通各业的人，全在于格致学问。不幸这些学问都是从其他地方零星领受，起初并非在学塾中专攻此事而得到的。

格致会通说

泰西的格致学，全是天然的公理，由人事的试验逐渐推演推广，以神奇其运用。分开来说，有算法、几何、热、重、电、化、天文地理、声、光、汽、水、动物、植物、全体、医、农、测候、矿产等学问；合起来说，都是一理的贯穿，各有相关。只知一门学问，无法得到要旨；泛览各门学问，无法达到精深。贵在交通以明白其理，专一以见诸应用，循序渐进，才有实际收获。算法、几何，是格致的阶梯；天文、地理，是格致的大源；兵、农、工、商，是格致的功用。而其纲领旨趣，则不出热、重、电三门学问而已。其入门的途径，确实有先后次序，不可超越。我不揣固陋，试着详细列举。天地之间有形而后有数，形是数的根本。几何学以理求形，点、线、面、体四者分合并错综，以形成三角、八线，而有四率比例，用尽方圆的蕴藏。驾驭代微积，没有不可求的形，即没有不可明的理。凡是理不能明的，可以

译算术的法则明确了，力学由此产生，天文学、地理学由此精研，格致之学由此入门。所以说：算法、几何，是格致之学的阶梯。天文学，广大而精微，不是专家的事业，无法窥见其边际。然而必须明白其大体，才能没有疑惑。地球的自转，环绕太阳，依靠太阳的吸引，沿着轨道运行，从而产生昼夜、四季、风云、雨露、寒暑、涨缩，以此化生万物，都是太阳的光、热、吸引力造成的。因此天文学是地学的大本源，由地学推演，考求地面五带的气候，以及各地动植物吸铁性的大小，光学、热学、气学、电学等学科由此产生。考求地质的层级及各层的化石、煤矿、石类与山川的变迁，矿学、化学、水学、农学等学科由此产生。所以说：天文学、地理学，是格致之学的大本源。格致之学，是人生切要的功用。积累人力与智慧，研究越深入越精微，其事务不出兵、农、工、商的范围。西方国家的富强，全都基于此。大概是由方程的界限，通晓几何的条段，明白代数的消解，通晓微积分的常变，于是以力学的六器凑合而成机件，用来通力复运，以蒸汽力往返旋转，曲尽其妙，于是制造业兴起。明白热学的传引、发散，电学的驱吸、推引，光学透入微管，气学的压力、真空化。化学的化合，爱恶矿学，地学的地体脉理，学问越精，事务越广，用途越宏大，无一不是兵农工商的要务，所以说兵农工商是格致之学的功用。什么是格致之学的纲领？不出热学、重力学、电学三科。天地间的品物流行，不外乎气流定三质而已。所以形成这三质的，根本在于热有大小。而这三质都加热则膨胀，减热则收缩，因减缩而有轻重，因轻重而有浮沉，因数沉而有聚散，因聚散而有流动，因流动而传引，因传引而有爱恶，因爱而有驱吸，因驱吸而有分合，因分而有变化，都是热、重、电三者的能力。日光的热，蒸水化汽，升降而成云雾雨露，直射海面海陆的聚散不同，空气流动成风，透入地层，使地层内的气流定三质变化而生长动植物，这是日光的热。地心的热，薰蒸地壳而成空气，吐喷岩浆而成火成石，震叠地中，使地面崩塌陷落而成地层、煤矿、化石等，这是地心的热。至于化合的热，氧气与炭质化合成燃烧，可蒸水化汽，运动机轮，可冶炼金属，调和万物，这是化合的热。其余郁积生热，摩擦生热，动荡生热的，实因空气中的氧气而成，都是化合的热。有热即有电，有电即有力，电是热的精英，力是热的蓄积。所以热与电都能显力，而力也可生热与电，三者实在相互依附。其他如空气的压力，真空的作用，水的流行，风的荡漾，都是重力的显着，以成无穷之妙用。万物静止则有重，运动则有力，所以能错综交感的，哪一不是依靠重力来做的呢？至于空气与地面相摩擦，则产生干电；植物生长时有余热溢出，则郁积而生湿电；地质中氧气与铁质化合而成氧化铁，则产生磁电。有此三电，各有阴阳，以成电枢，同类则推，异类则引，而有驱引，以成变化，而生生不已。由此可知地球上无热则无涨缩，无重力则无流动，无电则无化育，三者实在天地之枢纽，万物之本原。虽然化学本极精邃，诚无所不包，都要依靠这三者才有功用。所以说：“热重电三学，格致之纲领，必须由这入手，这才无不通达。”而其入手的途径，为什么有先后次第呢？凡事必须明白其理，然后才能透彻其用。理是事的本，没有浅而不深的，浅处少一个萦回，深处就多一个障蔽，这是必然的。能步步着实，得寸则寸，得尺得尺，没有不可见诸实事的，这是西方人治学的大旨。所以不明白数算的曲折，不足以知道代数；不明白几何的条段，不足以通晓微积分；不明白三角八线的比例，不足言测绘。必须透彻几何的界说，才可以讲力学；必须透彻动重学的体性、摄动粘合诸力与重心，才可以言天文。必须透彻静重学的时间与力，时间力不能并减，六器的通力皆为杆理，只能增时省力，运用蒸汽力则加力增速。再明白热学的隐热、容热与空气的燥湿、压力、真空，才可以尽汽机的蕴藏。由汽机而知金属的压力、牵力、阻磨力与断稳各界以及水汽化生的电与机轴的坐电，于是可以从事电学。明白电学的大本源于地面，则可以致力于地学。由地而推之，气象、动植物诸学；由地质而推之，矿化诸学既知化学，则可以讲求种植、农、全体、医诸学。能得到大纲确

译毫无疑问，自己忽然领悟到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处处都蕴含着变化的生机，因而胸怀为之开阔，于是就可以专心致志地钻研一门学问，以求得实际的效用。所以说：“入门的途径，确实有先后的次序。”

译电学始末考

西方的电学，日新月异，兴盛不已，没有止境。然而事物必定先有其原理，然后才有其应用。想要明白事物的始末，如果不了解原理的始末，就无法透彻理解应用的始末。这原理，是事物的根基；这应用，是事物的归宿。电学的原理，中国早就知道了。《关尹子》说：“风雨雷电，都可以用人力来制造。比如冬天打雷，夏天造冰，都是纯气的作用。”这就是今天西方人的电学。只是仅仅谈了原理，没有推及到应用，所以不能体现在实际事物上。西方的电学，基于已经发生的事实，通过实验来探求其原理，逐渐推广，以神化其应用。虽然变化莫测，但万变不离其宗。如果不探求原理所在，怎么能知道运用的奥妙呢？现在先考察其事实，最后阐述其原理，以阐明电学的始末。所谓事实是什么呢？考察西方的电学，分为三类：叫磁电，叫干电，叫湿电。磁电，就是磁石。自古以来知道它有吸引铁的性质，总是指向南北，却不知道它是电。嘉庆十三年，包司托考察得知附着在铁上的气，于是用车软铁条与磁石相切，传递为附着在铁上的气，命名为恒吸铁。它的性质与磁石相同，只是南北极不同罢了。化学家考察磁石的本质，知道是铁氧，能发出两种不同的电气。恒吸铁也能发出两种不同的电气，于是制成机器，让它极速旋转，连接包丝铜丝，使电气循环流动，用来做各种工作。它的用途非常宏大，这就是磁电的事实。干电，是由两种物体摩擦而产生的。这件事始于明朝万历年间，希腊的意大利人因琥珀能吸引芥子，用其他物体摩擦，也发出这种气，能吸引轻物。于是尝试推引，确定正负，测量传导与阻碍，通过实验来收放，成为干电的开端，仍然命名为琥珀气。到了乾隆二十年，美国的富兰克林制造了大摩擦起电机，莱顿人克莱斯特制造了瓶子来储存它，于是制造了放电、阻电灯等各种器具，干电的事才大体完备。并且试验得知摩擦产生的电与空中的电相同，才开始命名为电，于是有了电学，这就是干电的事实。湿电，是由两种不同的金属片浸在稀硫酸水中溶解而产生的。这件事始于乾隆四十五年，有个叫伽伐尼的人，因为剥青蛙时感到电击而跳跃的事，领悟了湿电的原理，成为湿电的先导。后来伏打将两种金属浸在强酸水中，连接铜丝，立即发电，成为电池，就命名为伏打电池。继他之后的是英国的丹尼尔、格罗夫，法国的雷克兰、史密斯各自创造了电池，就各自用他们的名字命名。湿电的方法逐渐精进，用途也逐渐广泛，这就是湿电的事实。合起来说，电学的始末不外乎这些。但仅仅考察事实，不了解原理，就无法达到应用。所谓原理是什么呢？电学的公理，以电分为正负两极，同类相斥，异类相吸为标准。之所以如此，也没有定论。只有库仑认为电是两种流体，彼此相斥相吸，所以有驱斥和吸引两种力，虽然没有实据，大家都信服它。这就是电学的公理。磁电吸引铁，是因为铁含有两种不同的电气流体，彼此异类相吸，而显现出吸引力。指向南北，是因为地球有异类电气与之感应，而吸引它恒向南北。传递形成恒吸铁，是因为磁石与铁条相吸，后来两种流体彼此流通而蓄积在两端。所以两端各为正负两极，中心形成中性，没有驱斥和吸引，是因为两种流体相和而平衡。这就是磁电的原理。干电的推斥、吸引、传导、阻碍，是因为不同类的两种物体相摩擦时，能使两种流体分离，彼此相吸相斥而形成正负两电，这就是干电的原理。湿电以两种不同的金属片为锌与铜，浸在稀硫酸水中，即相斥相吸而形成正负两电，是因为锌板发出气泡上升，这是氢气，水中剩余的氧气与锌化合成氧化锌，再与硫酸化合成硫酸锌。如果用铜板一同浸入，使上端相连，则锌板不发出氢气，而铜板发出，这就是湿电与磁电、干电的原理没有不同。这三种电，事实虽然不同，原理则相同。因为原理相同，所以应用也没有不同。连接铜丝，则电气都流行不止，周而复始。流动则产生力，聚集则产生热和光。有力有热有光，这就是应用的无尽宝藏。任凭千变万化，层出不穷，都要归结为同一原理的推广。所以说：原理是事物的根基，应用是事物的归宿。想要考察事物的始末，必须得到原理的始末，然后才能透彻理解应用的始末。

学问之源流门类

万物有有形、无形之分，界限非常明确。而且有形的物体，又分为有生命和无生命两类。物类既然区分，学问的类别也就由此而区分。那么，依据各类物体来分类，这确实是学问中分门别类最好的方法了。

译古人做学问，只知道拘泥于眼前的现象，局限于单一的事物，而把虚灵的道理都置之不问，就像幼小的儿童，只知道辨认自己已经看到的东西，却不知道用已见到的去推知未见到的。如果拘泥于已见到的东西来做学问，那么一生所见的也很少了。从古至今，各国的学问大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启时的学问，第二阶段是大备时的学问，第三阶段是集成时的学问。初启时的学问，就是实验之学；大备时的学问，就是性理之学；集成时的学问，就是实物之学。实验之学，在洪荒初开、文明未盛、智识未广的时候，学士大夫不知道考究细微之处，偶尔有所闻见，仅仅记录在诗词歌谣中。希腊立国之初，被称为有才智的七个人，考察他们的学问，只是天地水火空气等习以为常却无实效的东西，于是流于章句的末流。中国上古也仅仅讲求各种事物的外形，如《诗经》《尔雅》详细记载鸟兽草木，《三都赋》《两京赋》完备叙述宫殿的制作。到了《淮南子》《山海经》，虽然言语多附会，说法近荒唐，但记载山川地理风土情形，也大致可以考察，只是与实用无关罢了。性理之学，也兴盛于希腊一国，大约在中国战国时期，希腊名人辈出，苦心竭力，推究领悟到细微之处，才形成这门基础之学，成为后世儒者考求实物不可更改的经典。法国研究理学，承袭其遗绪，大约在中国宋中叶时，与中国宋儒的道学不相上下。其余各国，虽然做学问的时间有先后，但蒸蒸日上的新道理则没有大的差异。实物之学，则概括众物的精妙，分析万物的毫末，不使有一发之间的间隔、一隙之疑，实在弥补前人的缺憾，穷尽造化的机括。展开它可以涵盖六合，卷起它可以退藏于密，开始说的就可以行用于今，实用实效，无所遗漏。这确实是积累数千年的精神，经过数十国的研究，才达到这精华完备的时候。性理之学比实物之学容易，请接着详细论述：一是不费财物，二是不费时日，三是易于变通。它所究心的，是五官之外、心神之内的东西，应对喜怒哀乐的发端，天理人欲的界限，平旦之气，中和之道，可以在静观一室中，豁然贯通于一旦，改恶迁善，快于转圜。实物之学，必须先增加见闻，遵循次序，一端错误，万端也谬误，所以不备置各式器具以便试验就不能成功，不亲自考察逐事讲求就不能用力，不善于确立准则谨慎毫厘就不能完美。然而购买一件器具，已经花费巨额款项；穷究一物的质性，耗尽毕生之力，汇聚众人之智来考察，有不能穷尽其功的。性理之学，概括起来叫性理，分析起来又叫性灵，本于天理人事而考证它叫性理，从渺无迹象中冥思索求它叫性灵。人体超越于其他事物之上，灵性也超越于众类之上，然而它能超越万物的原因，在于能推想其缘故。不仅如此，天下万物万事，各自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主旨，真确不移的实道，生有死无的终始、来因去果的奥义，都是性灵的部分，学识的基础。至于规范天下的性情而使之不混淆，辨察各事的定准而定为不可改变，更是从事于各学的纲领。那么性理之学，虽然是各学的根本，万物的始基，而由此因端竟委，从流溯源，未尝不是做学问最快的一条路径。何况中古谈论性理的人，拘泥于一偏，胶着于一见的人很多，学不好，不陷入寂灭虚无的弊病，就加重固执拘谨的心态，而且与他们谈理，不如与他们谈实物更能打动他们的听觉而开启他们的心智。比如把各国列在纸球上，让学者按图索骥，信而有征，不是更胜过仅仅听到名称，仅仅授予方法，还停留在疑似之间吗？实物学的类别，我试着列举并阐明其大意。比如推究物体的形体，只涉及其式样状貌大小，而不求物体的实理，这就是算学，算学中的分数学、代数学、形学等，这里暂且不谈，学问中不必考察实验的，只有算学。算学的道理，是就是，否就是否，没有太多曲折，然而乐此不疲的，往往是性情沉静的人。至于人生日用的大本大原则，适宜于取精用宏的，是习练其智慧。推究万物变动的道理，就是形性学。比如看到物体，都各有分量，毫不相混。又如冰、水、气，同出一体，而各物不能像冰那样坚硬透明，水那样流动，气那样散布，就是这样。至于能使各物产生热、明、有声、通电气等，都是形性的功用。推究各物独具的性质，就是化学。比如水与水银，形状相似而性质不同；铁与铜，类似而性质分开；金与银，质地相同而性质各异，都需要仔细考察其自具的道理。物体各有分量，论述各物的重轻，叫形性；辨别各物本有的重性，叫化学。物体各有颜色，论述各物的颜色，叫形性；辨别各

译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本色，称之为化学。

译至于推究生物的类别，则有植物学，是考察草木花果实实的学问。生命的功用有三：一是饮食，二是滋长，三是生育。植物也有补养、长大、化生的功用，有植物公共之学，用来考察其补养、长大、化生的普遍现象；有植物专门之学，用来考察各植物独具的补养、长大、化生的现象。推究生物的类别，不仅有生命，而且具有知觉的，则称为动物学。有动物公共之学，用来考察其饮食、滋长、生育以及知觉、运动的大致情形；有动物专门之学，用来考察各动物独具的饮食、滋长、生育、知觉、运动的情形。动物学兼及人体，在性理学之后，以此学为独步。有别立门户而与其他学问混杂的，天文学与地理学是也。天文学用来考察行星、恒星的现象，及其运行的位置，大多凭借算学，然而近来大多兼用形性化学。地理学乃考察地球、山谷、矿料、火山的状况，又考察各矿所聚集的物质。考察这些学问，大抵使用形性学与化学。天气之学乃考察空气与大气层变动的缘由、征兆，大抵使用形性学，尚有名为地舆形性学的，其中也包含几种属于算学的学问，并非学问的大宗，而是隶属于大宗学问的。以上各学越精越丰富，人的一辈子断不能同时攻习。就像电学家，近来创立了透物之电光，人们尚未完全明白其缘故，现在英国学士聚集成会，专门考察此学。考察欧洲，能广泛考察各种形性的人，大概只有英国的伯爵盖尔一人而已，所以各学所有的支派，此处不必琐碎叙述。有人问：“西国有医药、航海、熔炼五金等学子，为何不一一详细叙述呢？”回答说：“这几种，主要依靠习练操作的功效，层出不穷，日益繁复，我在此尚不能详尽叙述，其首要之义在于知道其所崇尚的学问，如以上所述的大宗学问，能启发人的智慧，而不必都由习练得来。如考察药性的，必知化学、植物学，尤其重在生物学；航海的，必知天气与天文学，知天气则能避开暴风，知天文则能知道船在何经纬度。”现在请暂且略去各学，讲述自古至今各学所得的次序，这其中更有趣味。譬如化学，古人已有考察的。中国有五行之分，已四千多年了。西方人究心物质，也始于此时，但有的只讲万物的源流与其所以结成的原因，有的设法变银为金而已。近来才开始推陈出新，绝不涉足前人的路径。所以化学并非古已有之的学问，实为近百年来的学问。他们心力交瘁，考察水与气的分质，现在又考察万物互相变合的道理。如去年有练银成金的，数年前有化煤为金刚钻石的，说起来令人惊骇。然而他们所凭借以试验的，都有一定的学术理法，不像前人的事出于偶然。古人有言：“尿的颜色，黄金的颜色，也是黄色，所以尿与金同类。”其所见之谬误，岂不可笑？治医学的更为古老，上古治疾的方法，颇有捷效。然而医学的进步起初并不深远。考察知道血液时常周期循环的，不满三百年，用化学治病而调理始能合式的，只在百年中。治疗枪弹与外科之伤，使肉不腐坏的，不满二十年。用各式新法，如给小儿种痘以治愈微虫传染之病的，则近来只在香港、孟买试验。用郎忒仅透物电光查验人之内体的，则代替之●年耳。最紧要最有用之学，学习之最难，其精英之发现最缓慢，与性理学不同。学问进境的速率，有可以形性中之重学为比喻的。如一石从空中坠下，初缓后急，逐渐增加其速率。学问之道无异于此。诚能切实讲求其中境，历久而愈快，则无异近十年之所得胜于前千年之所得。这都是近人讲求学术的效果。学问又互为滋生。譬如讲心术的，一人之德行能动他人之观感，渐渐摩挲推行甚速。理法学术各种学问皆互相资助。所以蒙童学塾如果能以学之大宗如算学之支派等逐类讲解清晰，使得知道所自择，已能大收其效。至于已成学之士，则应有格致之报，讲学之会，高等之学堂来互相切磋琢磨。史学与地舆志以上未曾述及，比起其他学问，又作别解。然而正不必另立门户，且史学与地舆，往往混杂于诸学之中。各学皆有史，凡是古今渐进的次序，列国所崇尚的异同，皆可作史学地志读。读史与地舆志的方法，纷然不一，然而很容易理解。但须用各种图样作证，不必口讲指划，读者一见便明，这是教史学地志最善的方法。这里暂不赘述。华人喜欢考察列国地志，深

译这是值得称道的。西方学问的推行，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萌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