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之源流门类卷二十一杂纂
选者”，明言广搜各报论说也。诸维亮之壬寅六月上旬眠羊志
新编续集勘误表
甘韩《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序。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序
自邵阳魏氏，市华亭陈氏，吴江陆氏之意，撰集。
皇朝经世文编，采取精，有裨实用。近禾千，江西饶氏，上海葛氏，武进盛氏，迭有赓续，美矣备矣。厥后麦氏有《经世文新编》之刻，今甘君眠羊又复为之续编，分类仍二十有一，得文五百余首。呜呼，何其多也！昔东莱先生被旨增损《江钿文海》，张南轩时在江陵，移书晦翁，以为无补治道，何益后学？晦翁晚年乃函称《文监》编次最为有意，所载奏议多系一时政治大节。水心叶氏亦谓自古类书未有善于此者。方今风会日辟，时事兴丙，士大夫建白烂然，类能根柢理要●见原本，而其闲浅知狭好，支离破碎，恣其胸臆，荡而不返，义理无当而治道愈远者，亦往往而有。吾尝欲刊落浩穰，拔尤取颖，表而出之，彰我国家文明之盛，沈迷篰领女彔【娽】女彔【娽】甚少【尠】●甘君之书，其去取未知于吾意何若？要之，甄综时贤，意主适用，固非华实巧伤，正好弊精神于闲文字者所可同日语也。后村刘氏之言曰：「文之多者可以言治，言之富者可以观德。」此书出，必将风行海内，人置一编，以视临安书坊一时刊行之作，迥不侔矣。吾故乐为之序。
译“选者”，明确地说是广泛搜集各报刊的论说。这是诸维亮在壬寅年六月上旬于眠羊志中所述。
《新编续集勘误表》
甘韩《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序》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序》
自从邵阳魏氏、华亭陈氏、吴江陆氏秉持其意，编纂成书。
《皇朝经世文编》选材精当，对实际应用大有裨益。近来，禾千、江西饶氏、上海葛氏、武进盛氏相继有续编之作，美好而完备了。此后麦氏刊刻了《经世文新编》，如今甘君眠羊又再次为之续编，分类仍然分为二十一类，收录文章五百余篇。唉，多么丰富啊！从前东莱先生奉旨增删《江钿文海》，张南轩当时在江陵，写信给晦翁，认为这对治国之道没有补益，对后学有何益处？晦翁晚年却来信称赞《文鉴》的编排最为用心，所载奏议多关乎当时的政治大节。水心叶氏也说，自古以来的类书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当今风气日益开明，时事兴起，士大夫们的建言鲜明突出，大多能扎根于理学的根本，但其间也有见识浅薄、喜好狭隘，导致内容支离破碎，放纵胸臆，放荡而不返，义理不当而治国之道反而更加遥远的人，也常常存在。我曾想要删减繁杂的内容，选拔优秀者，表彰并推广它们，彰显我国家文明的昌盛，沉迷于琐碎事务的人很少。甘君之书，其取舍是否符合我的心意尚不可知？总之，甄别综合当代贤者的文章，主旨在于实用，固然不同于那些华而不实、巧言伤正，正好耗费精神于闲杂文字的人所能同日而语的。后村刘氏曾说：“文章多的人可以谈论治国，言论丰富的人可以观察德行。”这本书问世，必将风行海内，人人拥有一册，与临安书坊一时刊行的作品相比，截然不同。我因此乐于为之作序。
光绪二十有八年首夏，端方午桥甫序于湖北抚署。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一上
通论上
江督刘鄂，督张会奏条陈变法第一摺。
奏为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奏陈，仰祈圣鉴事。窃臣等钦奉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上谕：「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惩毖多难，必欲扫积习以济时艰，感泣之余，且愧且奋。臣等尝闻之《周易》：「干道变化者，行健自强之大用也。」又闻之《孟子》：「过然后改，困然后作，动心忍性，增益所不能者，生于忧患之枢机也。」上下京畿之变，大局几危，其为我中国之忧患者，可谓钜矣；其动忍我君臣士民之心者，可谓深矣。穷而不变，何以为国？然则修中华之内政，采列国之专长，圣道执中，洵为至当。惟是中国贫弱废弛之弊，或相沿百余年，或相沿二千余年，一旦欲大加兴革，必须规画周详，确有下手之虍匆，然后血气生而宿可自去，疣痈决而元气可支。窃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保邦致治，非人无由，谨先就育才兴学之大端，参考古今，会通文武，筹拟四条：一曰设文武学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罢武科；四曰奖劝游学。敬为圣主陈之。一、设文武学堂。取士之法，自汉至隋为一类，自唐至明为一类，无论或用选举，或凭考试，立法虽有短长，而大意实不相远。汉魏至隋，选举为主，而亦间用考试，如董、晁、郗、杜之对策是也。唐宋至明，考试为主，而亦参用选举。如温造、种放之征召，是也要之，皆就已有之人才而甄拔之，未尝就未成之人才而教成。故家塾则有课程，官学但凭考校，此皆与三代学校之制不合。现行科举章程，本是沿袭前明旧制。承平之世，其人才尚足以佐治安民；今日国蹙患深，才乏文敝，若非改弦易辙，何以拯此艰危？然而中国见闻素狭，讲求无素，即有考求时务者，不过粗知大略，于西国政治未能详举其章，西国学术未能身习其事。现虽举行经济特科，不过招贤自隗始之意，只可谓开辟风气之资，而未必遽有因应不穷之具。考《周官司徒》之职，《小戴礼》《学记》之文，大率皆以德行道艺兼教并学，学成而后用之。此外见于经传者，乡国之学皆兼六艺，大夫之职必备九能，书礼干戈，司成并教，寄象鞮译，《王制》分官海外，《图经》伯益所传，润色专对，《论语》所重。又按三代之制，庠序之称曰士，卒伍之称亦曰士，实为文武合一、文武并重之明征。若孔子兼通文武，学于四裔，尤圣人躬行垂教之彰彰者。此后汉举使才，唐采回秝，《隋志》经籍多收方言，明初文科亦兼骑射。钦惟我朝康熙年间，测天造石駮，皆用西人；内府地图，创用西法之经纬戋。此图所刻铜板，即用东洋铜板之阴阳文，尼布楚界碑兼用三体文字。乾隆年间，《西域同文志》兼列清、汉、蒙古、西番、托忒、回部之书。至于内廷功课，八旗授官，皆系文武兼习。祖宗旧制，洵足为万代法程。今泰西各国学校之法，犹有三代遗意，礼失求野，或尚非诬。其立学教士之要义有三：一曰道艺兼通，二曰文武兼通，三曰内外兼通。其教法之善有四：一曰求讲解不责记诵，一曰有定程亦有余暇，一曰循序不躐等，一曰教科之书官定颁发，通国一律，大小各学功有浅深，意无歧异。其考校进退章程，皆用北宋国学积分升舍之法，才能优。绌切实，有据。既不虞试官偏私，亦不致摸索偶误。故其人才日多，
译光绪二十八年初夏，端方在湖北巡抚衙署的午桥写下这篇序言。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一上
通论上
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条陈变法的第一道奏折。
奏为变通政治，以人才为首要，遵奉圣旨筹议，上奏陈述，仰求圣鉴的事。我们私下恭敬地奉到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的上谕：“法令不更改，积弊不破除，想要寻求振作，就应当商议变革。命令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总督巡抚，各自根据当前的情形，参酌中西政治的要旨，凡是朝廷典章、国家旧制、官吏治理、百姓生计、学校教育、科举考试、军事政务、财政收支，应当沿袭的、应当革除的、应当省并的，或是借鉴他人，或是反省自身，怎样国家势力才能兴盛，怎样人才才能涌现，怎样财政才能充裕，怎样武备才能修治，各自举荐所知，各自抒发所见，统限两个月，详细分条议论上报。”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惩戒多难，必定要扫除积习来救济时局艰难，在感激涕零之余，既惭愧又振奋。我们曾经从《周易》中听到：“乾道的变化，是刚健自强的大用。”又从《孟子》中听到：“过错之后才改正，困顿之后才奋起，触动心灵、坚忍性情，增加所不能的，是生于忧患的关键。”上下京畿的变故，大局几乎危亡，它作为我们中国的忧患，可以说是巨大；它触动坚忍我们君臣士民心灵的，可以说是深刻。穷困而不改变，怎么能治理国家？那么修治中华的内政，采纳列国的专长，圣道执守中道，确实是极其恰当的。只是中国贫弱废弛的弊病，有的沿袭百余年，有的沿袭两千余年，一旦想要大加兴革，必须规划周详，确实有下手的头绪，然后血气滋生而宿疾自然去除，痈疽决破而元气可以支撑。我们私下认为中国不贫于财力，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力，而弱于志气。人才的贫乏，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的衰弱，由于苟安的人没有履危救亡的远谋，自足的人没有发愤好学的毅力。保卫国家、实现治世，没有人就没有途径，所以谨先就育才兴学的大端，参考古今，会通文武，筹划拟定四条：一是设立文武学堂；二是酌情改作文科；三是停罢武科；四是奖劝游学。恭敬地向圣主陈述。
一、设立文武学堂。选拔士人的方法，从汉到隋为一类，从唐到明为一类，无论采用选举，还是凭借考试，立法虽然有长短，但大意其实不相远。汉魏到隋，以选举为主，但也间或用考试，如董仲舒、晁错、郗鉴、杜预的对策就是如此。唐宋到明，以考试为主，但也参用选举。如温造、种放的征召，就是如此。总之，都是就已有的人才进行甄别提拔，未曾就未成的人才进行教育培养。所以家塾有课程，官学只凭考校，这都与三代学校的制度不合。现行的科举章程，本是沿袭前明的旧制。太平盛世，其人才尚足以辅助治安民；今日国势窘迫、祸患深重，人才缺乏、文风败坏，如果不是改弦易辙，怎么能拯救这艰危？然而中国见闻向来狭窄，讲求没有基础，即使有考求时务的人，也不过粗知大略，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未能详细列举其章程，西方国家的学术未能亲身习练其事。现在虽然举行经济特科，不过是招贤从自身开始的意思，只能说是开辟风气的凭借，而未必立刻有因应不穷的器具。考察《周官司徒》的职责，《小戴礼》《学记》的文字，大率都是以德行道艺兼教并学，学成之后才任用。此外见于经传的，乡国的学校都兼习六艺，大夫的职责必备九能，书礼干戈，司成一并教授，寄象鞮译，《王制》分设官职，海外《图经》伯益所传，润色专对，是《论语》所重视的。又按照三代的制度，庠序的称呼叫士，卒伍的称呼也叫士，实为文武合一、文武并重的明证。如果孔子兼通文武，向四裔学习，更是圣人躬行垂教的显著表现。此后汉代举荐使才，唐代采录回纥，《隋书·经籍志》多收方言，明初文科也兼习骑射。恭敬地认为我朝康熙年间，测天造石驳，都用西人；内府地图，创用西法的经纬线。此图所刻铜板，即用东洋铜板的阴阳文，尼布楚界碑兼用三体文字。乾年间，《西域同文志》兼列清、汉、蒙、西番、托忒、回部的书。至于内廷功课，八旗授官，都是文武兼习。祖宗旧制，确实足以作为万代的法程。现在泰西各国学校的方法，还有三代的遗意，礼失求野，或许并非诬妄。其立学教士的要义有三：一是道艺兼通，二是文武兼通，三是内外兼通。其教法的好处有四：一是求讲解不责记诵，二是有定程也有余暇，三是循序不躐等，四是教科之书由官府制定颁发，全国一律，大小各学功夫有浅深，意思无歧异。其考校进退的章程，都用北宋国学积分升舍的方法，才能优劣切实有据。既不担心试官偏私，也不致摸索偶误。所以其人才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