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一上（1/2）

译国家的势力日益强盛。德国的势力最为强大，而学校的制度，只有德国最为详尽。日本兴起得最为迅猛，而学校的数量，在东方各国中是最多的。兴办教育的功效，这就是明显的证明。

译那里的学校教育方法，大抵是少年先入小学堂，先教以浅显的文理、算法、史事、格致等类。小学堂又分为初等、高等两种。小学毕业后，选拔进入中学堂，所学的科目很多，称为普通学。如国教、格致、算学、 geography、史事、绘图、体操、兵队操练、本国行文法、外国语言文字行文法等事，都必须全部学习。只是外国文字只兼习一国。无论大学堂还是小学堂，都有讲授国教一门，都有学习兵队操练的操场。日本的教科书，名叫伦理科，所讲的都是人伦道德之事，其大义都本于五经四书。普通学毕业后，发给凭证，升入高等学堂，学习专门之学。从此以后，才文武分途，或文或武，听凭其便。只是文武都必须先学习普通至专门之学。学习文事者，名叫高等学校，英国分经、教法、医、化工六科，又另外设立专门之学习学法，与英国略同。德国又另外设立专门工学。日本高等学校也分六门：一、法科；二、文科；二、工科；四、理科；五、农科；五、医科。每科所习学业，各有细目。其余专门，各有高等学校。查日本科目与中国情形较近，欧美无学不兼讲基督教，日本无学不兼讲伦理。学习武备者，名叫士官学校，略分地理、战史、战法、军器、测绘、工程、经理、军医八门，兼学外国文字、兵式体操、兵队操练、行军操练、射击、击刺、骑马、游泳等事。射击即枪石駮打靶，击刺即短刀与枪互击。学习文事者，高等学校毕业后，发给凭证，略如中国举人，分类量能而授予官职。其愿再学者，升入大学校。大学校毕业后领照者，略如中国进士。学习武备者，普通毕业后，先入营练习半年才入士官学校。士官学校毕业后，仍须入营再练习三年，才为毕业。第一年学做士兵，第二年学做军官，第三年即在其营内充当军官。其军官也名下士官，其等级略如中国把总、外委、额外。这所学校毕业后，发给凭证，其国家即任用为各军少尉。自少尉以上都名叫士官，大尉、中尉、少尉略如中国的都司、守备、千总。自少尉以后，可在本营按劳绩升迁。若仅由当兵出身者，官至特务曹长为止。曹长约略如把总，仅由士官学校出身者，最高官至大佐为止。大佐约略如副将，中佐、少佐约略如参将、游击。若欲为大将、中将、少将者，仍需升任少佐、中佐后再入陆军大学校学习三年，学习水师者名叫海军大学校。其海陆大学校体制与文科大学校相同。大将约略如统兵大臣，中将、少将约略如提督、总兵以上。所举的都是日本官名，取其容易明白。各国学制教法细节虽有小异，用意却事事相同。其大中小学的年限，无论文武，大抵三、四、五年不等。等级渐深者，细目也渐加多。其东西各国今昔章程稍有不同者，大约西方繁杂而东方简略，西方迟缓而东方迅速，过去专一而现在变通。如西方国家马上不放火枪，日本近三年才开始在马上操枪之类。其学校监督都用武官担任，因为武官对于礼节规矩最为谨严详密，文职偶尔有疏漏，武官断然不会通融。这是外国学校教士官人的大略。臣等谨参酌中外情形，酌情拟定今日设立学堂的办法。拟定令州县设立小学堂及高等小学堂，八岁以上童子入蒙学习，识字正语音，读蒙学歌决诸书。除四书必读外，五经可选择读一二部。家塾、义塾都听其便，由绅董自办，官府劝导并稽查其数量，每年上报上司即可。十二岁以上入小学堂，学习普通学，兼学五经，先讲解后记诵，只解经书浅显义理，兼看中外简要地图，学粗浅算法至开立方止，学浅显绘图法至画出地面平行线止，习中国历代史事大略，本朝制度大概，习柔软体操，三年而毕业，由绅董管理，官府考察。十五岁以上入高等小学堂，解经书较深之义理，学行文法写策论词章，看中外详细地图，学深算法至代数、几何止，学深绘图法至画出地上平剖面、立剖面、水下平剖面止，习中国历史大事，外国政治学术大概，习器械体操，兼习外国一国语言文字之较浅者，这所学校必须设兵队操场，三年而毕业，由官府管理，绅董辅助。毕业后，由本管府考查，分数及格者，给予凭证，作为附生，送入府学校。分数不够者，留居府设中学堂。十八岁高等小学堂毕业，取为附生者，入中学堂学习普通学。其有监生、世职、职愿入普通学者，也听任，但须酌情捐纳学费，与

译附生一律进行教学。其中有营官、营兵文理通畅，能理解算法、绘图，且经考核有依据的，也准许收入此学。温习经书、地理，同时兼习策论、词章，并学习公文、书信、文字学，精深算法直至弧三角、航海、驶船法为止。学习精深绘图法直至测算经纬度、行军图、目测远近斜度为止。学习中国历史、军事，学习外国历史、法律、格致等学科，外国政治、条约即附于法律之内，并讲明农工商等学科的大略。练习兵式体操，兼习外国一国较深的语言文字，词章一门也设置教习。学生愿意学习与否，均听其自便。营官营兵入学的，专门学习策论，免除词章。此学也必须设置兵队操场，三年毕业。由学政考核，给予凭证，作为廪生，送入省城高等学校。省应设置高等学校一处，大省容纳二三百人，中小省容纳百余人，屋舍不便的可分设两三处，但教法必须统一。非由中学校普通学毕业的，不能收入。拟参酌东西方学制，分为七门专门：一、经学，中国经学、文学都属于此类；二、史学，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都属于此类；三、格致学，中外天文学、外国物理学、 chemistry、电学、力学、光学都属于此类；四、政治学，中外政治学、外国法学、财政学、交涉学都属于此类。

译五兵学、外国战法学、军械学、管理学、军医学，都属于这一类。六农学、七工学，凡是测算学、绘图学、道路、河渠、营寨、制造军械、火药等事务，也都属于这一类。总共分为七门，每人只专修其中一门，但所有人都必须兼修一门外语。这所学校也必须设立兵队操场。至于医学一门，以养生卫生为宗旨，本是养育百姓、强盛国家的一大关键，然而西医不熟悉当地风土，中医又缺乏真正的传承，只能暂缓推行，唯独军医不可延缓，因此附设在兵学之内，并另外设立农、工、商、金、广四所专门学校各一区，专门以考察实际事务为主，机器、药料试验场都齐备，也是三年毕业。那些普通学科业有成愿意进入这四所学府的人，听凭其选择。进入这四所学府的人，中国的经学、文学都要求温习，无论哪一学科，都有兵队操场。那些学习军事的人，专门设立一所武备学校，挑选普通学科业有成且愿意学习军事的生员送入。四书、中国历史、策论，人人都要兼修，其余全部依照外国的教学方法，并专修一门外语，或者仿效日本，另外设立一所石驳工学校，专门学习制造枪炮的方法，都是三年毕业。文科生在高等学校毕业后，除了农、工、商、金、广四门专门学科另有章程外，这七门学生中学习律法的，派往交涉局学习实际事务，称为练习学生；学习兵法的，派往各军营学习实际事务，也称为练习学生；其余五门学生，都随其意愿，派往农、工、商、金、广等局所兼修实际事务，称为兼习学生，都以在实际局所或军营一年为期限。农、工、商、金、广四门专门学科的三年毕业后，农学派往本省或外省的山乡、水乡考察农业；工学派往本省或外省的华洋工厂考察制造；商学派往南北繁华口岸考察商务；金广学派往本省或外省开采金矿、冶炼金矿的山厂考察采炼，都称为练习学生，也都以实际外出游历练习一年为期限。那些武学生，从武备学校毕业后，令其入营学习操练一年，半年当兵，半年当军官，以实际在营一年为期限。合计在学肄业以及外出练习文武各门，都是四年学业有成。先由督抚、学政考核，再由主考官考核，录取者除了送入京师大学校外，或者就授予官职，令其效力。大学校的学业更加精深，科目与省城所设的高等专门学校相同。三年学业有成，由会试总裁考核，录取者授予官职。这是大、中、小学教学方法、科目、等级、年限的大致情况。其考核任用的方法，高等小学学业有成者，由本管知府考核；普通中学学业有成者，由学政考核；都不实行弥封糊名。县送府考，府送学院考，都必须详细注明分数。知府、学政录取榜示，也必须注明分数，不准笼统录取。高等专门学业有成者，由督抚、学政分文武两途考核，应分几场，临时酌定。录取者作为优贡，武科作为武优贡。那些文科由其他途径进入普通中学毕业，进入农工商金广四门专门学科，不是由生员出身的，以及由普通中学毕业直接进入四门专学，不是由高等学科毕业的；那些武科由弁兵直接进入普通学科，不是由生员出身的，一并准许他们参加考核。优贡录取的人数，视本省中额加倍。钦派考官会同督抚、应政，也分文武两途考核，应分几场，临时酌情决定。考核其专门之学及各国语言文字，非优贡不得参加考核。大体上督抚、学政所取的优贡，就是录送乡试的意思。应试人少，且诸学有需面试者，不必糊名易书。考中者作为举人，那些非由生员出身及非由高等出身者，列为副榜。选取其中式前半若干名，分别送入京城文武大学校之所以只送一半进入大学校，一是因为京师大学，若想全部容纳天下举人，费用过多，所以减半送京以节省经费；二是为了分半就职，使他们能及时效力，以应对目前的急需。那些未能送入大学校的，以及已经送京而不愿进入大学校、愿意就职的，听凭其选择；未送大学校而不愿就职、自愿留学以待下一科的，也听凭其选择。就职者，文科授予七品小京官及六七品佐贰、首领，分部分省候补，或充各局委员；武科授予守备、千总等官，发往军营差遣。考官照学政例，准许带幕友二三人同行。考官由外省酌情访求聘委，不拘官阶，也不必是本省人员。京城设立文事大学校、水军陆军大学校各一所。学业更加精深，科目略与省城专门学校相同。学业有成者，由钦派总裁大臣考核，作为进士。廷试后，文科授予部属、知县等官，武科授予都司、守备等官，都令分部分省分标候补，优待其补班次序，不必归入选例。如朝廷需用编书、修史、应奉文字的辞臣、宿卫禁廷的侍卫，应随时听候谕旨考选，不属于科举常例之内。统计自

译从八岁进入小学开始，直到大学堂毕业为止，总共历时十七年。计算下来，十八岁成为附生，二十一岁成为廪生，二十五岁成为优贡举人，二十八岁成为进士。除去出学、入学、路途奔波、考选等所占用的日期，也不过三十岁左右，与以往获得科举功名的人相比，并不算晚。这就是大、中、小学层层递进考取录用的大致情况。

录取的名额，是将往日岁试、科试考取进学的名额，划分为学堂录取生员的名额；将乡试、会试的中举名额，划分为学堂考取举人、进士的名额。优贡应当申请新定的学堂名额，大致比本省原有的中举名额加倍且略多。

在最初开办的几年里，学堂尚不普及，录取的人数还比较少，前两次科举考试，每次分别削减往日中举名额和学额三成，第三次科举考试，每次分别削减往日名额四成。十年三次科举考试之后，旧有的名额全部削减完毕，生员、举人、进士都出自学堂了。

等到时间久了、人才众多以后，应当效仿各国的章程，根据学业成绩的高低来决定录取名额的多少，甚至可以不必拘泥于固定的名额，以彰显核实的效果并起到激励的作用。总之，录取名额必须较旧有的数额只增不减，这就是学堂录取名额由旧额移拨，日后不再限定固定名额的大致情况。

有人说废除八股文，人们就不读经书，不尊崇圣贤，不宗奉理学，却不知道八股文始于前朝明代，从汉代到宋代都没有八股文，那时是如何传承经义、捍卫道统的？历代都有著名的儒者、忠孝节义之士，史书上记载不断。就像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是理学的宗主，他们那个时代并没有八股文。

译有人说废除八股文，人们就不会写文章了，却不知道文章中最优美的，莫过于《春秋》的《左传》《国语》、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两汉时期的司马迁和班固、唐宋时期的八大家，那时并没有八股文。有人说废除八股文，那些过去专门钻研科举帖括的人就没有晋升的途径了，却不知道历来擅长八股文的各位名家，也必定是学识渊博、才思敏捷、文笔优秀的人士，其中最著名的，前朝如唐顺之、归有光，本朝如韩菼、方苞等人，即使不通过科举考场，难道还担心没有展现自己学识的机会、晋升的阶梯吗？所以能写好时文的人，参加策论考试固然擅长，同时学习各种学问也不是难事。无论年轻人容易改行，即使是二十五岁以上到五十岁的人，除了外国语言精微深奥、算法之外，什么事不能通晓？如果从这三门学科十年以后还不能考中，而又不能改学其他学问，那就绝对不是有才有志的人。国家录取他们对实际任用没有益处，然而这些人仍然可以担任小学、中学、经书、词章的教师，那些年老未考中但学问品行尚有可取之处的人，可以由督抚、学政访察考选，朝廷给予优厚的体恤，六十岁以上的人酌情授予职衔，五十岁以下的人广泛开辟途径，分别举荐为贡生、生员，任用为知县、佐贰官、杂职官，详见《酌改文科专条》，这似乎也足以安抚老儒生而安慰贫寒的读书人了。捐纳既然停止，即使是中等水平的儒生，难道还担心没有出路吗？这就是裁减旧日学额、中额，仍将前朝的举人、贡生、生员分别录用的大致情况。

谈论外国设立学校的定法，自然应当先从小学开始办起，层层递进，以至于中学、高等学堂、大学堂，这样才切实有序。只是经费严重不足，师范人才难以寻求，只能恳切劝谕，竭力陆续筹办。如果一定要等到天下普遍设立数万所小学、数百所中学，然后升入高等学堂、大学堂去教育他们、任用他们，最快也需要十年，时事日益紧急，时不我待，刻舟求剑、胶柱鼓瑟，必定导致空谈误事。今日为了救时，只有权宜变通，先从多设中学及高等学堂开始，首先选拔年富力强、通达敏捷、有志向的生员，迅速教育他们，先学普通学科，缓习专门学科，应当各就省城及大府酌情考量情况，迅速筹办，以供目前之用。选拔人才由粗浅到精深，制定法规由疏漏到严密，凡事何尝不是如此？将来小学林立，中学也很多，那么循序渐进，选拔人才既充裕，而教学方法也不劳累了。查考三十岁进入官场获得功名，不能算晚，从初学到学成，十七年而成为文武兼备的人才，造就不能算迟，只是事情急需，人才恐怕难以久等。查考日本文武各种学校，都有速成教法，于各项功课中择要加功，于稍缓者量加省减限定日期毕业。应请旨饬令出使大臣李盛铎切托日本文部省、参谋部、陆军省代为筹划，酌拟大中小学各种速成教法，以应急需。这是权宜救急，先设普通中学及采访速成教法的大致情况。

只是成事必须先正名，三代都称为学校，宋人始有书院之名。宋代大儒胡瑗在湖州设学，分设经义、治事两斋，人们称为湖学，并没有称为书院。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假借名义，希图获得膏火奖赏，不守规矩，动不动滋事端，必须正其名为“学”，才可以鼓动人心，涤除习气。如果说“学堂”之名不古，似乎可以即称为各种学校，既符合古制，且也名实相符。总之中华所以立教，本朝所以立国者，不过是二帝三王的心法，周公孔子的学术。如今宗旨不违背经书，学业兼通文武，只是因为世变日多，所以多设门类以教育士人，取其周知四国，博学无方，正好与经传所载三代教士取人的方法相合。看似无事非新，实则无法非旧。况且经史词章仍设专门，学人、文人皆有自见之路，怎么能以唐人专考词章的下等、前明八股的俳体视为儒者正宗呢？臣等所拟以上办法，不过是明宗旨，标门类，分等级，计年限，筹划出路，排除妨碍，而其大略如此。至于详细章程，究竟应如何斟酌损益之处，应候饬议裁定。此事为救时首务，振作大端，伏望皇上思危虑患，饬取日本学校章程， rapidly 详议果断施行，收人心以固国基，四海瞻仰首在此举。

一、酌改文科。科举一事，为自强求才的首务。时局艰危至此，断不能不酌情变通。半年来咨询官绅人士，众论一致。两广总督陶模、山东巡抚袁世凯咨来的奏稿，言之甚为恳切。改章的大旨，总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为宗旨。拟即照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所奏变通科举，奉旨允准的案酌情办理。原奏乃是酌情参酌古今，求实崇正，力驳侈谈新学者的谬论，不过原本旧章，力求核实而已。大致是三场先后互换，分场发榜，各自去取，以期场场合实。头场取博学，二场取通才，第三场归

译保持纯正，以期由粗浅进入精微。第一场考试中国政治史事，第二场考试各国政治地理、军事装备、农业工业、算法之类，第三场考试四书义、五经义，经义就是论说考辨之类。第一场录取名额是原额的十倍，第二场是原额的三倍。原奏已经礼部通行，陕西有案可查。只是声、光、化、电等学科，在考场内无法试验。拟请删去。这原本是遵循朱熹救弊、须兼取其他科目人才的意思。欧阳修随场去留、鄙弃乖张荒诞、依次先去除的方法，又略仿照现行府县复试童生、学政会考优贡的章程，而且可以避免贫寒士子候榜的艰难，考官疲劳草率，似乎有益无弊，简要易行。**

**私下认为，当今培养人才的关键，自然应当多设学堂，分门别类讲求实学，考取有据，体用兼备，才对世用有益。只是数年之内，各省学堂不能多设，而人才又不能一日不用。即使学堂大兴，而旧日生员年纪已大，资质较钝，不能入学堂的，也必须为他们筹划一条出路。因此逐渐改变科举的章程，以等待学堂的成就。像这样的办法，策论是诸生所能，史学政治时务是三场策题所有，考生断不会因改章而搁笔，科场更可因改章而节省费用，而选拔逐渐精当，学业逐渐扎实，所得人才固然已经胜过从前了。**

**现在拟将科举略改旧章，令其与学堂并行不悖，以期两无偏废。等到学堂人才逐渐增多，就按科递减科举人士的录取名额，作为学堂取士的名额。那些聪颖有志的，必会逐渐改业，归入学堂；那些学业优秀而年长的，文章平常而品行端正的，尽可放宽标准收罗，量材录用，或取作副榜多取数名，或令充岁贡倍增其额，或推广“大挑”，每科进行一次，或挑作誊录，令其议叙有资历，或举人比照“孝廉方正”，生员比照满吏，准其考职，令其入官效力，应当汇总核计以上各途推广录用的数量，足以抵偿每科减额的数量，那么旧日专习时文者，也尚有进身之阶。**

**十数年以后，奋勉改业者日多，固守沉沦者日少，而且仍可为小学堂、中学堂经书词章的老师，那些衰老者可从优赏给职衔。总之，只宜多设途径，以体恤中等才能的贫寒士子，而必须使举人、进士作为学堂出身，以激励济世的人才。只可稍微放宽停止科举考试的时间，而不可使空有虚名无实才者永远占据科目之名。果真使捐纳一停，那么举贡生员决不会担心最终没有出路，这是兼顾统筹，潜移默化，而不担心其窒碍难行的。**

译一、停止武科考试。文、武两科并列，但两科的轻重利弊，向来不同。国家任用官员、寻求人才，无论章程如何，总之必须使用读书明理之士。因为近年科举应试之士有文无实，所以改革章程以求实学。先略微修改科举章程，以选拔已有的人才；其次广泛设立学堂，以教育尚未成才的人才。将来专门学问学成，理论与实践兼备，仍然是这类读书明理之人。方法虽有小幅变化，但用意仍然相同。至于武科则不然，硬弓刀石的笨拙，固然对征战没有益处；弓箭的便利，也远远不如火器。至于默写《武经》，大多都是请人代笔，况且他们并不懂得韬略，所以自战争兴起以来，凭武科立功的人，大概从未听说过。凡是武生、武举、武进士这类人，不过是依仗符节豪强、称霸健斗、充当讼师帮凶、好勇斗狠、抗拒官府、骚扰百姓，既对国家无益，实在对治理有害。这是天下人人能说出的，不需要臣等多言。有人说武生等人可以让他们改习枪炮，不知道利器散布民间，流弊太大，实在没有防范察查的方法，万万不可实行。有人说武生等人可以让他们进入武备学堂学习，不知道学堂规定，无论水师、陆师，都必须曾经读书、通晓文理。如果不识字的人，虽然有西方老师善于教导，精深的无法理解，粗浅的无法记忆，绝对没有接受教育的地方。有人说武科是为了收容强横不驯的人才，不知道凡是参加武试的人，大多是小康家庭的子弟，愚钝游荡，不肯读书，于是让他们习武，以博取科举的荣耀。他们弓马衣装的耗费，比文生更多，所以世俗有“穷文富武”的谚语。选拔士人、寻求将领，本意是想得到良善守法之士，用礼义教导他们，传授他们技能，以备作为国家的栋梁和心腹之用。哪有搜罗不法之徒，给老虎戴上帽子的道理？况且天下盗贼会党也很多，难道是武科所能网罗的吗？如今勇营很多，那些材武有力的人，都可以容纳，何必依赖武科？有人说古今名将未必都能读书，不知道古代的孙武、吴起、韩信、岳飞、戚继光，现在的罗泽南、王鑫、彭玉麟等人，哪一个不是学习古代、能写文章的士人？偶尔有不学问而成为名将的，多是由于阅历而来，所以由兵勇起家成为良将的也有。但在今天已经不能与强敌争胜。如果参加武科的人，平日所习都与军事无关，既不懂枪炮的精妙，又不熟悉营阵的方法，等到考中武科，年纪已经大了，习气已经很深，按资历几年后，就可以担任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职，这算什么阅历呢？查考国家官制，武职以军营为正途，八旗世家，无非都是兵籍，此时讲求军事，必须武学与西方操练相辅相成。那些学堂毕业、入营操练精熟的人，自然要给予出身，逐步提拔官职，将来内而禁卫军，外而将校，都可以从这里选拔。考察提拔任用的方法，另在专条中详细说明。如果仍然沿用旧的武科滥竽充数，那么对讲究武备、激励人才的出路就有妨碍。近年自已故督臣沈葆桢以后，中外大臣谈论武科改革章程的很多，大概早已共同知道它的弊端。臣等揣度今日时势，武科无益有害，拟请皇上果断决断，直接将武科小考、乡试、会试等一切停止。那些旧日的武进士、武举、兵部差官，一律发到军营学习，考察人才，酌情委派署理，不必按资历依次选补实缺。武生中年壮有志的，让他们讲求武学，以备应募入伍之用；年老体弱的，听任他们改行。这样，那么在学堂讲求武学的人、军营中精于操练的人、在军营有战功的人，晋升的途径较宽，必定都能鼓舞振奋，而将校都有实用。这确实是自强讲武的一大关键。

二、奖励劝勉游学。学堂固然应该迅速设立，然而不大量设立不足以应急用。想要大量设立有两个困难：经费巨大是一，教习缺少是二。求师的困难，尤其超过筹措经费。天下州县都设立学堂，数量必定超过一万，无论大学、小学，断没有这么多老师。因此只有赴外国游学这一办法。查考外国学堂法度严整而不痛苦，教学抓住要点且有序，做老师的类都有专长，他们教人也有专门的书籍和固定的方法。凡是设立一门学科，必须先限定教到什么程度，计算几年毕业，总计这项学业共需要几年多少时刻才能教完，按日排定，每天必须做多少时刻的功夫，定为课程，一刻不荒废，如期完成，所以成效最确切。学生也颇受教益，而教法尤其以日本为最好。文字相近，课程较快，他们盼望学堂成就的心意非常恳切，传授学习容易，经费节省，回国迅速。与在欧州各国学习相比，经费可以节省三分之二，学成及往返日期可以快一倍。江苏、湖北等省学生在日本学堂的多，所以臣等知道得很确切。此时应该命令各省分派学生出洋游学，文武两途以及农工商等专门之学，切须分门类认习。但必须选择意志坚定、文理通顺的人才能派往。学成后获得凭证回国，加以复试，如果学业与凭证相符，就按其等级作为进士、举人、贡生，以辅助各省学堂。

译这（指前文所述措施）的不足之处，是最为妥善的策略。此时日本人才已经很多，然而现在在欧洲学堂附学的还有数百人，此举的益处可想而知。并且应当专门派遣若干人进入其师范学堂，专攻师范教育，以备回国后担任各小学、中学的普通教员，这尤其是要紧之处。再者，由官府筹措学费终究有限，拟请明确谕令各省士人，如果有自备盘缠出洋游学，并获得优等凭证的，回国后复试成绩相符，也按其等级作为进士、举人、贡生录用。这样游学者就会众多，而经费不必完全由官府筹措。派遣人员游学外国，只是筹措经费，却可以节省无数的心力，获得无数的人才，已经可以说是善策了。如果自备资斧游学者，准许按照凭证优奖录用，那么经费并不需要多筹，这更是善策中的善策了。这四条是求才图治的首要事务，其间事理都互相贯通，互相补益，所以先以这四件事上奏。陈太皿认为，不培养人才就不能谋求生存，不兴办学校就不能培养人才，不改革文武两科就不能兴办学校，不游学就不能弥补兴办学校的不足。衡量今日的时势，侥幸无可侥幸，迟缓无可迟缓。恳请皇上独自决断，下定决心施行。其中的条目章程，自然需要详细商议，但大纲要旨，不可动摇。那些有因循守旧、迁就妥协说法的人，只能依靠朝廷坚持，不被他们所动摇。其余各条，另写奏折上奏。臣等反复商议，意见完全相同，不便各自具折，反而显得雷同重复。谨合词恭敬地写奏折回复陈述。伏请皇太后、皇上圣明鉴察。谨奏

译两江总督刘坤一、直隶总督张之洞会奏条陈变法第二折。

奏为遵旨筹议变法，谨拟定整顿中法十二条，恭折续陈，仰祈圣鉴事。臣等此前筹议兴学育才四条，业已会同奏陈在案。

臣等认为，治国如同治病，阴阳之所以成为病患，是因为体内有所不足。七情如果不加节制，然后六气才会侵扰人体，这就是因为内政不修明而导致外患的说法。治疗创伤的人，必须先调理饮食，安定脏腑，运行气血，去除腐败，然后施用药物针灸才能见效，这就是想要推行新法必须先革除旧弊的说法。

大清立国的道理，大体有三：一是治理，二是富裕，三是强大。国家既然治理得好，那么贫弱也可以力求富强；国家如果治理不好，那么富强也必然转为贫弱。整顿中法，是为了治理国家的工具；采用西法，是为了富强的谋划。

谨将中法中必须整顿变通的事项，斟酌拟定十二条：一是崇尚节俭，二是打破常规，三是停止捐纳，四是考核官员并重给俸禄，五是裁撤书吏，六是裁撤差役，七是体恤刑狱，八是改革选官法，九是筹划八旗生计，十是裁撤屯卫，十一是裁撤绿营，十二是简化文法。敬备朝廷采择，分条陈述如下：

一、崇尚节俭。从前《春秋传》记载卫文公振兴国家，农工商学等善政无一不举，而首先记载的是“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由此可知国家在遭遇多难之际、创伤之余，想要寻求振兴，没有不以节俭为首要任务的。后世如汉、晋、隋、唐、宋的英明君主，都以俭约著称，从而兴盛了国家。

恭读我圣祖仁皇帝的《庭训格言》，穿着茧绸衣服，没有多种美味佳肴，减少宫女数量，内殿一张毡子，用了四十年，宫闱一年的费用，只抵得上前朝一个月。俭德昭示垂范，从而平定动乱、实现大治。现在京畿地区凋敝残破，秦晋饥荒，赔款浩大，民生困穷，以后更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景象。此时如果想要挽回天意，激励人心，非降低身份、心存敬畏，力行节俭不可。

臣等看到自从两宫西幸以来，备尝艰难，极力戒除浪费，今年又奉明旨裁减例贡，并告诫道路虚耗，仰见圣心警惕恐惧，这确实是自强的基础。臣等确实担忧回京以后，有关部门因沿袭成例，一切供奉仍照旧规，不能领会皇上心意，成就盛德。

拟请明降谕旨，力行节俭，从宫廷开始，所有不急之务全部停罢，无益之费全部裁减，即使不能不兴办的工程也要从俭省。核实内务府各位大臣，再有营私浪费的必定重惩，并请谕令内外大小臣工务必从俭，力禁奢华。所有宫室车马服饰力求朴素，应酬宴会不得浮华浪费，上级官员每年的供应一概禁绝。督抚、学政按试，以及一切驰驿过境的贵官要差，所有舟车馆舍、厨房传舍的供应严禁华侈，不准需索骚扰，对商民宽厚，对职官严厉。有违旨者，上司立即纠举参劾。

这不仅是因为爱惜物力之心，更是为了昭示不忘忧患之意。而且不崇尚玩好，工匠就没有淫巧，从而合力于制造；不崇尚奢侈，商人就减轻成本，从而增多盈余。官员因节俭而廉洁，百姓因节俭而富足，农民多本业之富，则有用之货物容易销售，工匠执守正业，则出口之利源日益扩大。这不仅是务本的常道，也是驾驭外敌的重要策略。

恭读圣谕屡次以卧薪尝胆为言，想要使天下四海看到朝廷确实有卧薪尝胆之志，必须从三件事开始：一是俭，二是勤，三是破格。三件事中只有节俭最为显著且容易实行，教化臣民而充实财用，其效果最快。必定朝廷时时有不忘在莒之心，那么国势才有转危为安的指望。

二、打破常规。从来国家开创之初，纲目宽泛，上下情通，既能周知民间疾苦，也能鼓舞贤才，所以成功容易。中叶以后，拘泥文义，上下隔绝，民情多壅塞不能上闻，人才也难以自我显现，所以致治困难。

现在外患日益紧迫，政权逐渐被侵蚀，与光绪初年的旧况截然不同，时局已非常局，那么政事岂可仍拘泥于常规？恭读圣谕有云：“积习相沿，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患”，确实是深中时弊的至论。积习没有比骄惰恶劳更严重的，因循没有比借口旧章更严重的，粉饰没有比实情不上闻更严重的。

如果因循旧习，文貌相承，那么下级欺骗上级而上级不觉悟，百姓怨恨而官员不知，敏捷的人以粉饰为能事，庸懦的人以无事为福，这样下去国家必然不能支撑。

从前汉高帝穿着粗布衣服挽辂，提拔娄敬；光武帝披着衣襟、歪戴着帽子，接见马援；唐太宗听到孔颖达“上下情隔”的谏言，赐物二百段，又以尚书郎不懂骑马为戒。金太祖开国之初，坐在地谋划，上马作战，因此他的军队满万无敌，遂成大业。

今日谋国之急，外交之难，不仅是五十年前所没有的，也是历代所没有的。曾读《周易》“屯初九”之象说：“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大概国家在屯险多难之时，帝王君臣，

译都务必极力寻求赢得民心的方法，这样才能在险境中有所作为，从而获得坚守正道带来的吉祥。我私下认为，此时朝廷的一切举措，应当视为草创奠基的时期，视为与百姓共患难的时期，将一切承平安乐时期的繁文缛节，酌情简省变通。中外大小臣僚，尤其应以去除官气、通达下情为主。应当破除常规格套的事情很多，这里先大致列举最重要的三件事：

第一是上奏进言。在奏对之际，天威近在咫尺，臣下往往战栗拘谨，不能尽情言说。至于上疏陈述意见，常常担心不能符合圣意，即使引导他们进言，仍多有顾忌。如果以折槛批鳞（直言犯谏）为戒，那么即使国家面临颠覆，也没有人为朝廷进言了。恳请明确谕示中外，凡是臣僚上疏或召对，务必以直言正谏、指陈利害为主，不必稍有忌讳。进言过于刚直的人，行文格式稍有不符合规范的人，也恳请朝廷宽容接纳，以收获从善如流、采纳规劝的好处。

第二是礼仪文饰。当今文武官员，官气最重，这实在是失去人心、危害政事的根源。所以已故大学士曾国藩、已故巡抚胡林翼常常深切地告诫说：文官轻视百姓，很少与百姓接触，用仪仗炫耀，用鞭打威慑，所以很少了解民间疾苦；武将轻视士兵，很少与士兵亲近，驱使他们做低贱的差役，把军队视为牟利的场所，所以很少了解军情。得不到民心而能治理好国家，得不到军心而能战胜敌人，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恳请严厉告诫文武各官，务必屏除官气，不崇尚虚文，必须用诚意感动信服他们，这样士兵和百姓才都能被任用。至于君臣上下，堂高廉远，名分不可不严肃，但情意不可不通达。如果尊崇严畏的意思过多，那么诚恳忠爱的意思就会逐渐减少。必须朝廷有体恤君臣的心意，有圣人不以圣自居的态度，这样臣下才能进献忠言，百姓才能与朝廷同甘共苦。至于谕旨中所列举的朝廷典章制度，其中有没有应当变通酌定的地方，不是臣等敢擅自拟定的。恳请命令廷臣详细商议后奏请圣裁。

第三是用人的问题。太平时期用人，多计较资历，这是为了抑制急躁进取的人；危难时期用人，必须选取英才，这是为了救济艰难。现在的仕途，并非都是庸劣之人。同样的才能，按部就班平步青云的人多，那些骑墙观望、精力渐衰的人，害怕改变、资历已深的人，耻于向下请教。平时评论吏治才能的人，担心阅历不够，现在正值变革政治之际，则只担心阅历太多太深。他们所谓的阅历，不过是固陋的习气和空洞的文辞，对中外时局向来没有研究，哪里有阅历却只有迂腐的谈论和错误的见解，成见塞满胸中，不仅不能学习西方方法的长处，即使中国方法的弊端也必定不肯锐意扫除。古人有话说：老年人谋划，壮年人执行，应用在今天似乎很恰当。有人说提拔太快，容易开启钻营侥幸的风气，不如稍微仿照宋代外任官吏转官必须有十人推荐的例子。如果某人有四五人保荐，就破格任用他，这样私相援引的弊端就消除了。如果只有一人保荐，就必须用事务来考验他，果然有实效然后破格任用他，这样虚名误用的弊端就避免了。如果驾驭下属只责求他们表面上的文雅礼貌，用人仍然被例章所困，那么得到的都是平庸的俗吏罢了，怎么能救济非常时期的艰难呢？

译第一，停止捐纳。捐纳制度有害于吏治，妨碍正途出身，这是人人都能讲清楚的道理。户部仅仅因为每年可以收取捐银三百万两，所以不肯停止。查考常规的捐纳项目，如官衔、封典、翎枝、贡监等项，本来不可以停止。如果将常规捐纳项目适当推广，只要是虚名荣誉、不涉及实际政务的，都可以扩充。例如，清贵官阶的衔头、章服的尊贵，因公务受处分者允许捐免；游幕省份允许捐纳服官，寄籍者允许捐纳应试，生员允许捐免岁考，节孝旌表允许捐纳放宽年限，以及赐匾、建坊之类，都可以酌情推广。拟请严令户部，广泛采纳众人意见，适当推广，必定可以抵补捐银数额的大半。即使还不足一百多万，然而今天必须筹措赔款数千万两，断不应该吝惜这点小钱而导致牵制阻碍自强的重要政务。拟请皇上独断专行，明确降下谕旨，等此次陕西、山西赈灾捐纳完毕后，就立即永远停止，以激励士气并澄清治理的源头。

第二，考核官员并提高俸禄。当今事变日益增多，京城和外地的各衙门，绝不是仅通晓时文、翻阅查考成例的人所能胜任的。想要济世致用，不学习就没有途径。拟请在京城设立仕学院，在外省都设立教吏馆，大量储备中外各种政治书籍。凡是中外地图、公法、条约、学制、武备、天文算法、地理、农工商矿等各科书籍，都汇集其中。选派端正博通的官员作为教习，让候补官员都进入其中，分门别类讲习，严格规定课程，切实考核。进步者给予凭证，量才任用；昏庸懒惰者予以惩戒，不可教化的勒令回籍。实任官员愿意入馆讨论求益的，也听凭其便。善于教育以培养人才，尤其需要提高俸禄以涵养廉洁。查考京城官员的俸银俸米数量不多，加上银价低廉物价昂贵，实在不足以自给。而科道是风纪监察官员，翰林院和詹事府是储备人才的地方，俸禄尤其应该优厚。光绪八年户部奏定，命令各省关筹解京官津贴银二十六万两，但实行了一年，随即把这笔钱拨充军饷，而且原定数目较少，大小官员不能普遍得到，分给的人数也不够使用。今天急切应该另行筹办。至于三品以上大员用度较多，关系重大，必须一并筹及。其名目就称为养廉，不必再称津贴，才名正言顺。谨拟恳请天恩，就把原议定的京官津贴银二十六万两，仍然发给各官。至于这笔军饷需要，应命令各省照数另行筹措，奏明抵补。此外，拟请就把此次奏陈裁汰屯卫各官所节省的款项，以及新拟酌量捐纳的款项发给，或者另行筹措其他款项，应请旨指示议定施行。大约必须筹措百万两，才足够各衙门办公的需要，杜绝乞贷和贿赂的手段。至于外省如府县等官，甘苦也不一致。州县负有治理百姓的责任，知府负有表率的责任，断不可让他们困苦劳累。州县贫瘠地区，就会科派勒索、卖官鬻狱而祸害百姓；冲要繁剧地区就会亏空挪用库款而祸害国家。不得已而采取调剂调署的策略，则像驿站一样无常，国家和百姓都受害。那些号称优缺的，不过是隐匿契税杂税，削减驿站经费，甚至捏报例灾。况且州县官地位低微事务繁杂，科场考棚的摊派捐输，招解缉捕的繁重费用，驿路大差的供应，委员例差的应酬，其养廉银远远不足以供给用度，不得不被迫这样做。所以州县多一分繁杂费用，国家财政就暗伤一分收入。知府的公费无非取自州县，但公费多少不一，往往借端挑剔，格外苛求。所以府、州、县都必须让他们办公有资金，然后才能尽心于国家大事和民事。应请敕令各省，体察本省情况，减少州县的繁杂费用，禁止上司的需索。办公费用不足的，拟采用拨给职田的办法。查考晋、唐、宋、明以来，郡县等官都有职田，明朝又有边城养廉田，这个制度仍可仿行。查考各州县大抵都有充公的田地，私自开垦官荒并未升科的土地，以及原主久亡、契据久失、地棍冒认、争讼不休的产业，这类各项田地，如果认真清查，一州县至少也有数十顷。应把这些产业立即拨充州县职田之用，收取其租税以资助办公。州县既然没有累赘可言，就可以让他们长期任职，责成他们实行实政。如果遇地方有重要难办之事，只能因选择人才而酌情调动，不准因体恤劳累而更调。一切公款责令切实报解，不得借口侵吞欺诈。知府办公竭蹶的，也为其筹增公费。至于增加养廉公费以后，京城和外省各官如再有贪污败坏操守者，除了参劾革职外，仍行追罚充公。当今财政困窘之际，难道愿意再增加用款？但如果真能使贤才没有北门贫窭的忧虑，当官者有公尔忘私的志向，那么为国家所节省的就多了。

第三，去除书吏。蠹吏危害政治，沿袭已两千年。今天仰蒙圣上果断裁除，天下臣民无不钦颂。臣等历年所见的部文，不过是查叙旧案，核算数目，从未论及事理道理。下等司官都能轻易做到，其批准者不过说与某案尚属相符，尚属实际情况；其驳回者不过说与旧案不合

译（前文缺失，此处接续）阻碍难行。偶尔有援引古今事例，发表议论，指明事理，言语果断决绝的，那必定是司官亲自执笔，或者经过堂官修改定稿，一眼就能看出来，绝不是经承、稿书所能做到的。既然如此，那么这些人无所作为，只是制造弊端、勒索贿赂。至于外省各衙门的书吏，弊端也很多，像督抚衙门的兵房，藩司的吏房、户房，州县的粮户房、税契房，都无法避免，而州县尤其严重。因为战乱之后，鱼鳞图册大多已经不存在了，催征的底册都掌握在书吏手中，拖欠、飞洒、混淆等弊端极多，他们把持州县，盘剥乡民。在税契这一项上，他们包揽隐匿，官府无可奈何。其实无论大小衙门，书吏的手段都非常庸劣。凡是重要的奏章、咨文、详文、禀帖，要么由本官亲自起草，要么由幕友拟稿，从来没有书吏能动笔的。他们能做的不过是例行公事，照葫芦画瓢罢了。如果各局的文件大多不是循例之事，那就都由委员起草。至于清书，满纸俗别字、谬误、脱落，尤其恶劣，实在妨碍公事。正打算阐发谕旨的意思，对外省书吏的积弊大力整顿。昨天读到电传的邸报，已经奉到明谕，将各省书吏全部裁汰，自然应当恭敬遵照办理。现在打算将各省书吏一律裁除，改用委员。其中定额设置的办稿经承，在督抚、司道、知府、直隶州衙门的，任用本省候补的佐贰杂职人员担任，称为“稿委”；缮写清书的，任用本省生员担任，称为“写生”。只是各衙门的清书人数很多，如果生员中可选充写生的人，一时不能凑足数目，那么在生员之外，就从该衙门的清书中挑选谨慎守法的人充当书手，称为“贴写生”。在同通州县的首领、佐贰、教职衙门，稿书任用生员，如果生员不够用，那么监生、童生也可以，称为“稿生”；清书另外雇佣安分守己的书手担任，也称为“写生”。之所以一定要改名为“生”，是为了显示改用士人的意思。因为书吏这一项，长久以来已被世人诟病。人们既然认为他们不值得重视，书吏也就不能自重，从而轻易犯法。现在一律改用士人，给予他们优厚的名目，那么稿生、写生都会有顾惜廉耻之心，改掉枉法营私的习气。督抚司道、知府衙门的书吏，向来有饭食津贴等各项银两，就用来拨充稿委、写生的薪水。州县等衙门应当就地筹款。以臣等所到的各省来看，那些候补佐杂中，文理通畅、心地明白且没有差役困苦的人很多，足够担任稿委之用。查考委员办稿，符合古人州郡设有六曹掾属的意思；生员缮写，符合乡会试誊录用生员的意思。像这样的办法，中等省份可以使用佐杂一百多人，生员一千多人；大省再增加，既可以令候补人员练习公事，又可以为本省贫寒士子开辟一条生计，实在是一举多得。只是这些被裁除的书吏，都是世代以此为业，打算按照已满吏役加等授予官职，并将他们每年应得的饭食津贴数额发给两年，让他们自谋生计，以示体恤。州县书吏让他们自行酌情赏赐。如果担心新换的稿生、写生等人一时不能熟习，可以由各省自行酌情，分两年裁汰。只是各州县的户房、粮房藏匿收捐底册以图谋暴利，最为藐视法律、可恶。现在听说要裁汰，必定有很多人抗拒隐匿不交，甚至另外伪造假册。州县按照串票原不难清查，但恐怕繁琐细致需要时间，对催征赋税稍有阻碍。打算请求将各省州县的户粮房分几年裁汰，由督抚体察情况，一年先办理六七县或十余县，选择那些易于清理的开始办理。如果该吏有敢抗拒隐匿、销毁粮册的，立即奏请正法。等办出规模，就可以一律推行，永远消除要官剥削百姓的弊端了。至于各部则例，也打算请求敕令各部大臣删繁就简，因时制宜，以省去虚文而收到实效。公文既省，那么以吏为师的人自然就没有借口了。

译废除差役。差役成为百姓的祸害，各省情况相同。必定是乡里的无赖之徒才充当这行当。传递案卷的株连，过堂审讯的勒索，看管囚犯的凌虐，验尸查案的摊派，缉捕盗贼的淫掠，白役的助纣为虐，其危害不可尽述。百姓见到差役，无不头痛皱眉，视他们如虎狼蛇蝎。差役扰民的事情，向官府举报的不过十分之一，举报后受到惩办的不过十分之五。师徒相承，专门学习作恶之事，根本原因在于更换官员却不更换差役，所以其根基盘结，党羽繁盛，刚革除又恢复。即使有贤良的官吏，也只能在遇到事情时惩罚警戒，稍微收敛他们的暴行罢了，终究不能使种种扰民害民的弊端一概杜绝。中央官署，事事都需要差役，州县官员并非都能长期在任，势必不能根除他们。另谋良法，如今钦奉皇帝明谕，命令将差役、白役分别裁汰，这确实是体恤百姓、谋求治理的要务。此事自然应当转告地方官员严格遵照切实办理。只是州县审理诉讼、处理刑罚、催征赋税、缉捕盗贼等事务，不能不需要人来供驱使。如果事务繁重的州县人手少，也不够用。按规定差役的俸禄不多，不足以资助雇佣招募。拟定命令州县自行招募勇丁以供驱遣，大县一百多名，小县几十名，以供上述各种驱使。这些勇丁既然由官府选拔招募，必定自己选择稳妥可靠的人，去留由官府决定，自然不能把持局面，习气不深，作弊不能很巧妙。只要本官约束严明，就可以不成为百姓的祸害。使用勇丁与使用差役，利害相差悬殊。如果担心人生地不熟，查案传唤人犯，自有乡保可以指引。如果担心缉捕不知道贼人踪迹，尽可临时花钱寻找眼线。这项养勇的费用，应命令各州县体察情况，就地筹办。如果州县以没有款项可筹为借口推诿，也还有一个办法。大致民间诉讼，必定有讼费，少的四千文钱，多的几十几百千文，不等审断，一经过堂，就必须先缴纳这笔钱。诉讼者早已视为成例，各地沿袭都有陋规，需索稍微轻一点的就已经庆幸。应命令州县按照旧规适当裁减，定下一个数目以示限制，此外不准多索一文钱，告示百姓周知，就用这笔钱作为养勇的费用。民间乐于去除差役的祸害，没有不踊跃缴纳的。大县诉讼多，简县诉讼少，如果不够养勇的费用，再就地劝捐筹款，百姓必定乐于服从。只是事务繁重的州县差役多达几百人，骤然革除担心他们流窜为盗，应请求限定五年，依次裁革，并供给三年差役俸禄，让他们各自谋求生计，去除这个大害，那么民气逐渐舒缓，教化养育就有施行了。再者，各国清查保甲，巡街查夜，禁止暴行、查问奸邪，都是巡捕兵的责任。这些人并非下流卑贱之人，他们的头目就是武官。日本称为警察，他们的头目称为警察长，而统辖于警察部。其章程用意大要以安民防患为主，这与保甲局及营兵堆卡略同。然而警察出自学堂，所以章程很严而用意很深。凡是所有查户口、清道路、防火患、辨别良莠、查缉盗贼，都由这个警察局来做。听说京城现在拟设立巡捕，将来外省自然可以仿照办理。现在拟定命令州县使用勇丁，就与使用捕兵的意思相近。应当在繁盛的城镇，采取外国成法，并参酌本地情况，先行试办，依次推行。如果设立警察，那么差役的祸害可以永远革除。这更是吏治的根基，除莠安良的长策了。

体恤刑狱。鲁国曹刿论战时，说大大小小的案件，一定要根据实情处理，这才是可以作战的条件，于是打一仗就战胜了强大的齐国。确实因为刑狱是百姓的大命，凝聚民心，抵御强敌，其开端都基于此，并非迂腐之谈。我朝历代圣君，都以哀怜慎重对待庶民刑狱为心。《大清律例》，与汉、隋、唐、明的法律相比，其仁恕宽平，相差天壤。只是因为州县官员政事过于繁杂，法令过于细密，经费过于短缺，而实心爱民的官员不多，于是滥刑株连的酷烈，监狱凌虐的弊端，往往存在。即使有贤良的官吏，也不过随时酌情处理，终究不能完全挽回颓风。外国人来华的，往往亲自进入州县的监狱，旁观州县的问案，头痛皱眉，讥讽为轻视人类，驱使百姓入教，就是由此而来。欧美各国百年以来，其审理诉讼的详慎，刑罚的轻简，监狱的宽舒，从无苛酷之事，因此民气舒展，人知羞耻，国势因此强大。中外情况不同，外国案件以证据定案，中国案件以口供定案。如果按照众证确凿，就等同于案件成立的例子，很少有不服上诉的，所以外国审理诉讼从不使用刑讯求供，重罪很少达到死刑这两端，中国骤然难以仿照。然而明慎用刑，不滞留案件，是《易经》的条文；“圜土”的教化职责，是《周礼》的典制；“疑狱与众共议”，是《王制》的法度，这些都是中国古典旧章，与西法无关。现在斟酌拟定九条：一是禁止诉讼拖累，每月诉讼差役家丁必定索取讼费，根据其家境决定多少，最少的制钱四千，稍有田产的任意诛求，不满足其欲望的就诡称“案件未传唤齐全”，致使官府不能过堂，即使是体恤百姓的官员为之酌减定数，不准多索。然而一官所禁，

译后来的任职者依然如此，差役制度若不改革，这种弊端若不根除，导致案件牵连株连，成为百姓最大的祸害。其中既有原告诬告牵连他人的情况，也有吏役怂恿主官的情况，必须裁撤吏役，才能杜绝此类现象。

第二，简化法律条文。审理案件的期限和处分规定过于严苛，导致命案和盗案的报案数量减少，必定要等到犯人供认后才详细上报。盗案的期限和参劾规定过于严厉，且必须抓获半数以上罪犯并抓获盗首才能免于议处，因此隐瞒盗案的情况很多，隐瞒有罪为无罪，隐瞒抢劫为盗窃，隐瞒多人为少人，各省没有如实上报人数的。命案很少上报和结案，因此私下和解人命以及拖延致死证人的事情很多，百姓的冤屈因此无法伸张。盗案不及时上报、不真实上报，那么盗匪已经兴起，而上级官员不知道，寇乱因此潜伏，这两件事关系重大，如果不放宽减轻例行的处分，绝对没有禁止拖延命案、掩饰盗案的方法。

至于上诉的案件，如果官吏偏私，确实有冤抑的情况，自然应当彻底查究并严惩。然而近来上诉的人，往往有讼棍主持，意图牵连讹诈勒索，只求告状而不求审理，导致被告被羁押时间长久，而原告最终不到案。虽然有原告两个月不到案就将案件注销的规定，但两个月之久拖累已经很多。即使由省级押解发送，或者已经逃匿，或者中途潜逃，诬陷牵连害人，情节尤其可恶。应当请求明确制定规章：如上诉案件已经批复，而两个月后并不到案的，除了按规定注销外，并将上诉人通缉治罪。以后再将此案上诉的，也立即驳斥治罪，查出架讼的人，一律严办。并请求将地方官审理迟延的处分，分别情节办理，这也是减少拖累的一个方面。

第三，减少刑罚责打。鞭打呼喊，血肉横飞，最伤害和谐、损害情理，违背了治理百姓的道义。地方官沿袭已久，漠然不动心。百姓虽然犯法，应当存有哀怜，供词未定，有罪与否，尚且不可知，理应详细谨慎。即使是轻罪一过，当时依法惩罚警戒，日后仍希望他努力成为良民，更应当保全他的廉耻。拟请以后除了盗案命案证据确凿而不肯认供的，允许用刑恐吓外，凡是初次讯问供词时以及牵连的人证，绝对不允许轻易施加刑罚。其笞杖等罪，应当由地方官体察情形，酌情改为羁押，或数日，或数旬，不得凌辱虐待、长期羁押。

译第四点，重视多人证词。外国审理案件，专门依赖证人。如果众人的证词确实可信，就不需要罪犯本人的口供。然而外国审理案件，有专门的官员，刑罚法律较少，判处死刑时还有闲暇时间，所以可以从容地研究推敲；监禁并不痛苦，所以有确凿证据的人就不肯狡辩。而且警察制度最为严密，平日里好坏之人、职业、街巷、踪迹都一一清楚知晓，所以证据多，审理案件都按程序进行。被指控的证人从不被羁押，所以证人容易找到。中国州县事务繁杂，向来没有警察，而刑罚较为严厉，出入生死差别巨大，旁人大多不肯作证，罪犯自然必定图谋侥幸免罪，这就是刑讯逼供、牵连拖累的由来。现在只有申明定例这一种方法，可以稍微补救这种弊端。查考条例记载：众人证词明确，就等同于案件已成，不需要对质审问。然而按照此条例判决拟定的，往往翻案控告，不是诬告问官受贿，就是诋毁证人收受贿赂，因此没有确切的口供就不敢详细办理，于是反复刑讯逼供，就有拷打掠夺的惨状；多人牵连拖累，就有死于狱中的祸患。建议以后审理案件，除了死刑必须有认罪服法的口供外，其他充军、流放以下的罪名，如果罪犯狡辩拖延超过半年，确实以众人证词确凿，且证人都是公正可信，上级官员层层亲自提审复核，都没有疑问的，就按照法律定罪拟判，奏报备案。如果再向京城控告、向上级控告，都不予受理。既然不是死刑，又有众人证词兼有复核勘验，即使罪犯不肯认罪服法，也不过是心中有所不满，断不能完全颠倒黑白。据此定案，那么全案应当审讯的人等可以释放谋生。因为一个人的充军流放，而导致妨碍废弃多家人的生计，拖累无数人的性命，谁得谁失，仁人良吏必定能分辨清楚。这是节省酷刑、体恤牵连拖累的大端。

第五点，修缮监狱羁押场所。州县监狱之外，又有羁押所，又有交差押带等名目。地方狭隘污秽，凌虐多端，暑热疫病传染，多导致死于狱中。仁人心中不忍，见闻等同于地狱，外人尤其痛加诋毁，比作蛮夷。监狱不能没有，但酷虐不可有。应当命令各省设法筹款，将按察使司、府厅、州县各衙门内的内监外监大加改修。地面务必宽敞，屋宇务必整洁，优厚供给口粮及冬夏调理的各项费用，禁卒凌虐随时严惩。至于羁押所这一项，是用来管押窃贼、地痞以及案情牵连很重但供词未确、罪名未定、保人未到的人。定律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各省州县无处没有。这类案犯，如果取保则十有八九潜逃，断然不能实行。如果让他们往返客店交差看守，则勒索凌虐更甚，无从稽查考核。所以羁押所这一项，情势上不能不设立。查考雍正三年，刑部尚书励廷仪上奏：“监禁应当分内外，内监用来居住重要人犯，外监用来居住见羁轻犯，以及案中听审人犯。”部议听从了。现在的羁押所，就是本励廷仪所奏外监的意思。建议明确制定章程，各处羁押所务必整洁宽敞，不准虐待，也不准多押。至于传唤质询的人归入候审所，各省大多已经设立，其余差带官店等事务务必禁绝。这件事是否实办，有房屋可以验证，不能掩饰。

第六点，教导工艺。近年各省多有设立迁善所、改过所的，也简要教导工艺等事，然而推行不广，而且教导也不认真。应当命令天下各州县有监狱的地方，都在内监外监中必留一个宽大空院，修建工艺房一区，让他们学习，将来释放的人可以谋生改行，禁系的人也可以自给衣履。

第七点，体恤相验费用。凡是有命案应当相验的，验尸棚厂官吏夫马的费用很多，都取自被告家，不足则派给族小村单户，则派给一半里外的远户，间或有恤民的官吏自备夫马帐篷，严禁差役科派，然而也不过百之一二，终究没有禁绝的方法。查考四川有三费局，由绅民粮户捐出，一是招解费，一是相验费，一是夫马费，百姓觉得很便利，实行已经三十年。这件事自然应当命令各州县就地筹款，务必以办成为度，仍责令州县轻骑简从（轻车简从），不准纵容骚扰，违者严加参劾。

第八点，更改罚金。赎罚的刑罚，古经今律都有，只是其途径尚窄。查考命盗案应按律治罪，窃贼、地痞恶棍、伤人、骗诈、讼棍应当量予扑责、监禁，借以儆戒其悍暴，昭示良民。这几项应当不准罚赎。此外如户婚、田土、家务钱债等类案件，其中多是绅衿，且两造必定是亲族乡邻，不宜苦辱过甚，导致本人有碍上进，并使两造子孙永远结仇成隙。除了按其曲直审断外，其理亏者按其罪名轻重，酌量罚缴赎罪银多少，作为修理监狱经费，举贡生监职员、封职犯事，罪不至充军遣戍的，除了褫革外，并罚缴修理监狱经费，看守数月，免除刑责，似乎符合化民善俗的意义。罚缴的数目，令其详报上司。私罚及入私囊的，重罪论处。近年流徒各犯，大多中途逃回，否则在配不久即逃，是因为沿途押解差役不多，到配管束地

译保难信，逃回以后肆恶更甚。像这样有名无实，岂足以昭示警戒？查近年盗匪各案，外省多奏请改为监禁数年。拟请以后除军罪都是重情，照旧发遣外，其流刑、徒刑两项，由地方官酌情考量情节，详细上报并咨文刑部，令其缴纳赎罪银若干，作为监狱经费。改为拘禁数年，比本例所定年限稍减，则该犯有拘管的实际效果，沿途省却解送的烦扰，似乎两方面都有益处。

九曰派专官监羁一事，固然需要屋宇宽敞整洁，尤其需要随时体恤，禁绝凌虐，必须有专管官员负责，方有实际成效。吏目、典史，地位低于州县，不能考察。查各府都有同知、通判，所司清军、盐捕、水利等事项，久成具文，一无事事。按如今的通判，宋代也称通判，或称签判；明代称推官，都兼管狱囚诉讼，所以文人称为司李，俗人称为刑厅。

拟请定为章程，每府即派实缺同知专门负责稽查各属监狱之事。同知不同城的，派同城通判，每两个月内偏赴所属外县稽查一次；同城兼有同知、通判的，两员分往，一月稽查一次；同城县监，十日稽查一次。监狱管理不善、凌虐未禁者，准许据实禀明督抚、臬司，比照滥刑例参劾处理。稽查府监，责成本道司监，由督抚随时委派官员稽查。

总之，去除差役则讼累可除，免除宽文法则命盗案件少隐瞒，宽省刑罚则廉耻可培养，重视众证则无辜少被拖毙，修缮监狱、革除马匹则民命可多保全，教导工艺则盗贼可稀少，筹办马匹经费则乡民免科派，改罚金则民俗可渐趋敦厚。设专官则狱囚受实惠，以上各项弊例禁令无一不周备，而州县无一能奉行。如果不酌情改定章例，量力筹办经费，虽然用文书檄文警示，用处分约束，断无实效，必须事事都有确实办法。这样庶几可以仰助圣朝崇尚道德、宽缓刑罚的治理，而驱使百姓陷入教化困境的祸患可逐渐消除了。

译改革选官制度。自古以来吏部用人，名叫铨选。铨，是衡量；选，是挑选。自从明末以来，吏部选派的官员，都是按照班次依次选用，查阅名册之外，辅以抽签，并没有考核贤能与否的方法。候选人员大多委托他人投递供状，必定托付吏部胥吏查探，等到选期临近，才亲自入京。选得缺额到达省份，必定命令赴任。偶尔有留在省城学习的，也不过一年数月，其中多有纨绔子弟、乡僻寒儒，很少能通晓政务。至于本省的情况，则更加茫然。每当出现一个缺额，或者应当外补，或者应当内选，或者一咨一留，或者两咨一留，班次纠纷，章程繁细。各位官员只算计得到缺额的迟早、班次的通塞，心思见识，日趋鄙俗。我私下打算略作变通，以后州县同知、通判统一归外补，无论正途、保举、捐纳出身，都令分发到省补用。试用期间令其学习政治，上官也可以考核其才识的长短。遇到缺额出现，按照部章应当补哪个班次，就在该班次内统一酌情拟补，不必拘泥于名次。只是到省未满一年者，除非本班无人，不得请求补用。查吏部制定的委署章程，只分三班：一为正途，一为委用，一为试用。委用即是有劳绩也就应用。各班之中，酌情遴选委派，不必挨次。如有重要难办之事，连班次也可以不拘。这个章程最为简易通达，既有范围可守，也可以因地择人。现在即略仿其意。有人说只有外补没有内选，那么吏部的权力就会逐渐减轻。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分发到省之初，部臣审查其符合条例核准的，才进行验看奏请引见发往；不核准的，就驳斥不行。外省请求补用之时，部臣视其符合条例的准许，不符合条例的驳斥，其权力仍在吏部。假使今日吏部选缺章程，果真能裁量人才，分别进退，因时求才，因地择人，使铨选的名义与实际相符，岂敢轻易议论更改？无奈选人云集，与部臣从未谋面，官员的卷宗只写履历，无事可试，无才可见，无文章可考，无劳绩可奖，即使有山涛的明察、徐勉的正直、卢承庆的宽恕、王翱的公正，也无从施展，那么哪里比得上内外互相考核，经过历练然后授官更好呢？大体上都是按照部章外补，那么在遵章之外，又多了一层考核斟酌，督抚藩司所拟酌情补用的人，纵然不能一一精当，也必定能十得其五，公论都在，断不能一概说是偏私。况且繁要之缺，从道员、府尹直到州县，都由督抚酌情补用、调任，部选的都是中等简缺，难道酌情补用繁要缺时督抚都秉公酌补，而中简缺时督抚都徇私吗？必定不是这样。照此办法，那么所用都是熟悉地方情形的官员，又有鼓励人才的措施，对于吏治实有裨益。至于道员、府尹两项，应查照旧章，如果有补选相间的，其咨部归选的缺额，应用候选人员的，就改归外补；应选实缺人员的，就改为请旨简放。所有实缺京官，旧章应选道员、府尹的，也请改为记名简放。这样内外都有择人的实效了。况且我们还有进一步的建议，古人称赞吏部做得好叫简要清通，拟请敕令下部，臣将各项班次量加删减、归并，总以宏纲巨目为主，使候缺的各官只想着磨砺自己效力，而不以计较缺额趋避分散心思，或许吏治会有起色吧？

筹划八旗生计，京内外八旗人口日益繁衍，饷额固定，而且银价渐低，物价日贵。国家虽然每年耗费巨额款项，而旗兵、旗丁等不免有拮据之忧，很少有丰足之乐。自从咸丰年间战事兴起以来，江宁、杭州、镇江、乍浦、沧州等处驻防受害极大，去年联军之变，则京旗受害也很深，这不能不急于思考变通之策。我想中国沐浴圣化二百余年，九州四海同为食毛践土的人，满、蒙、汉民久已互通婚姻，情同一家。考察平定太平天国以来，南北各省文武军民团练，那些竭忠戮力、效命战阵的，旗民都一样，并无区别。况且当今中外大通，正是天子守在四方的时候，无论旗民，都有同患难、共安乐的道义。那么两京二十一省，凡有血气的人，都是拱卫国家的人，国家的干城腹心，原本不必专门依赖禁军。况且八旗近来文才日益兴盛，而武勇渐逊于从前，完全不同于国初的旧貌。如果还让丰镐子弟沿袭旧制，困守都城，外省驻防株守一隅，局限于兵额，这不是显示同仁而规划久远的方法。追溯查考乾隆至光绪年间，满汉大臣言官屡次上疏筹划旗人生计，大率都以出外屯垦为言。只是荒地只有关东、口北较多，内地罕见，而且宦家兵籍也未必都习惯于农耕，所以屯垦一说迄今未能大力推行。我私下认为朝廷养人，不必指定何种生计，只应使之有自谋生计的才能。拟请将京内外八旗饷项仍照旧额开支，只是将旧法略作变通，放宽其拘束

译凡是京城及驻防的旗人，如果有愿意到各省跟随官员、做幕僚、投奔亲戚、拜访朋友，以及从事农、工、商、贾各行业的，都听凭他们自便。在寄居的地方，愿意寄籍参加小考和乡试的，也听凭他们自便，准许附入所寄居地方的户籍，统一录取，只是注明是寄居某旗人而已。在有驻防的省份，或者就附入驻防的名额，那些自愿归入民卷的，一定是自己估量文章技艺可以与众人竞争，就不必再为他们区别对待。寄籍的人就由地方官与百姓一体约束看待。只是出京寄籍自谋生计的人，他们的钱粮就应当开除，不必另外补额，只要将马步甲兵预先确定一个至少减少到多少的名额，省出的饷银饷米，就专门用来充作八旗广设学堂的费用，士、农、工、商、兵五门，随个人意愿学习。只是学习武备的须选择年龄在二十岁以下的人，如果本来是当兵的，既然进入学堂，那么平常旧例的操演就不必再到，以免分散他们学堂的精力。那些学习武备的留下来供禁旅使用，学习其他项目的作为谋生的资本。所学未成、不能营生之时，饷项照旧发给。五年以后，节省的饷银日益巨大，学堂日益增多。十年以后，充当士兵的可以抵御外侮，就不怕国家衰弱；改换职业的人各有所长，也就不怕贫穷了。

一是裁撤屯卫。查得全部漕粮改折，计算省下的耗折、兑运、局栈、员绅、修河、闸坝、驳船、仓车等各项费用，每年可盈余二百多万。数十年来，议论的人大多已经议及，户部屡次咨询。查得江浙的漕粮都是在临起运时购买，海运是在上海购米交给商轮，河运是在汜水镇购米交给船只。在民间早已折征，在官府并不折解。剥船有搀水霉变的弊端，花户有盗卖回漕的弊端，暗中亏损尤其多。旗兵得到米后全都换成钱，京官吃的米都买北稻。那么漕运一事，种种有名无实，急应变通。查得有漕各省的屯田，本来是为赡养运军而设，各卫所守备、千总本来是为征收屯饷、押送漕运而设。今天无论是否折漕，运漕都是轮船、民船。运军早已没有其人，卫官一无其事，而屯田、屯饷的弊端尤其多。一个卫所属的屯田，有隔在别府的，有跨在别省的，卫官并不知道他的田在何处，数量有多少，其册都在该卫几个书吏手中。至于荒熟丰歉，更没有踪迹可寻。卫官只是向书吏索取年例陋规而已。这些积弊，各省都一样，臣等查得很清楚。计算十年之中，江南、湖北各卫官因争利谋缺、讦告诉讼滋扰的案件很多，荒谬离奇，简直不知道官常是什么事，不文不武，形同赘疣。如果屯田、屯饷改归所属州县征收，那么每年丰歉完欠都有可考查。前明屯田立法之初，本是官田发给运丁承种纳租，所以定例准许典当而不准许买卖。然而沿袭数百年来，辗转典当，早已多次易主，视同民业。屯户既然是用价购置的，此时自然不使他们受旧法约束，只让他们报官税契，将屯饷改为地丁税，将屯丁、运军的名目和编审的旧例永远删除，卫守备、卫千总等官一律裁罢，改为营守备、营千总分别补充任用。漕督遇事可以与各粮道、州县行文往来，也不必有此卫官。民间购买屯田的人，既享受世业之利，又免除运军编审之累，受益已多。如果让他们在旧章屯饷之外，每亩酌情加报交力银二分，总计各省屯田二十五万多顷，每年可增加银五十万两。即使有灾缓，所减不多，再加上裁省卫官的费用，实为巨款。这项是裁屯、裁卫所得，拟请即拨充加增大小京官俸禄廉银之用。如果在清理卫田一事上，还可以多筹，应请一并解充京官俸禄廉银。节省枝官以赡养实职，名义尤其相宜。

译第一，裁减绿营。绿营的无用，自嘉庆初年四川、湖北教匪之乱时就已经显露，自太平天国叛乱时则更加显著。因此，大学士曾国藩在直隶首创练军的建议，意在增加军饷并合并营伍，希望整顿队伍、勤于操练，这确实是苦心挽救弊端的办法。各省仿效实行。然而军饷虽然增加，习气却没有改变，亲属世代承袭，视同世袭产业。每营人数较多，更容易挟制长官、制造事端。士兵身体既懒惰虚弱，多操练片刻就有怨言。性情又不驯服，稍加鞭打就必然喧哗吵闹。将官无法约束，更不用说教练了。至于调派出征，则一听到风声就推诿逃避。他们不能抵挡强敌、抵御外侮，固不待言，即使是土匪、盐枭，也不能剿灭捕捉。只有直隶练军都是勇营的规模，其中多有外省勇丁，所以尚可使用。此外各省积弊，大体相同。至于原营零星士兵，饥困无聊，大多兼做工匠小贩，以此维持生计，尤为无用。每年耗费巨额军饷，可惜；没有捍卫国家的力量，可忧。三十年来主张裁汰绿营的人，不止数百人。自光绪十一年奉太后懿旨，命令裁汰绿营。光绪二十二年，又奉皇帝上谕裁汰绿营。各省虽然已经分别裁汰，但现存者仍然不少。合计各省原营额饷、挑选训练加饷，每年耗费军饷银、军饷米、马匹干粮，按照光绪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懿旨，绿营军饷一千五百万两之数核算，此时尚需白银一千万两以上。物力艰难，年年巨大消耗，真不知何时才能结束。有人说兵和勇都是人，为什么绿营不能教练？不知道勇营统领营哨各官，可以随时撤换，根据能力委派使用，不拘泥资历。勇丁可以随时革除补充，重者施以军法，旧勇疲惫低劣可以全部裁掉此营，另募新营。如果绿营官员由选拔补充，士兵都是本地人，士兵不是军官自己招募的，军官不是将领亲自信任的，既然没有恩义，自然难以约束。用临时任职的官员驾驭世袭产业的士兵，就像州县对待吏役一样，想要他们整饬变化，服从教化、顺应风气，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况且绿营将官都沾染官场习气，官员尚且不易教导，何况士兵呢？有人说绿营虽然无用，但难以立即裁减，可以改为巡捕兵，以此资助攻击弹压、防范缉捕。不知道绿营官员士兵层层积弊，已深入膏肓，既非常骄横，又极其疲惫虚弱，想要他们练成可战之兵，固然没有这种办法。即使改为警察，不懒惰旷废，出错则骚扰生事，也不过像差役地保罢了。既然不能整顿变化而使用他们，自然非裁汰不可。只是裁汰的要义有二，一是应当筹划从容消散的方法，二是应当筹划抵补弹压地方的工具。裁兵的建议，已经多年，但至今未能多裁的原因，是因为想要追求近期效果而多裁，于是导致牵制而不能裁。我私下认为只有多分年限、逐渐裁汰这一策略，则没有弊端而必定成功。拟请各省绿营，不论挑选训练之兵、原营之兵，不分马步战守兵种，限定每年裁减二十分之一，计算百人裁五，统限二十年裁完。应裁者每名发给一年恩饷，责成各省督抚藩司，每年军饷银粮米就在现在应发之数中，在二十成中扣发一成。哪个营应开除几名，令各该营自行按数开除太皿无论绿营勇营，每百人中一年内断无不出缺数名之理，或病故或革除，只有多于五名的，断无少于五名的。有人说即使明确规定一章，以后缺额不补，自然日久减尽。不知道如果听任各营自行报出空额，则永远推延、捏造名字接替充任，永无开除病故者。只有计算成数扣饷不发，最为简易，而分为二十年之期限，尤其属于从宽逐渐销除，改业有资金，断不至于更有其他忧患。只是各省间有不便裁汰者，如湖南镇筸，是改土归流之地，并无本地农民，其地除苗族特产外，土地都是屯田，百姓都是兵籍而以入伍食粮为业，其士兵也健壮朴实可用，从前屡立战功。靖绥镇也是如此，因此光绪二十三年裁兵案中声明镇筸镇不必讨论减裁，绥靖镇只裁一成。拟请这两镇兵额不再裁汰，但将绿营改为勇，一切营制、汛地名目章程，统令辰永沅靖道会同这两镇酌定，将绿营旧日故套、空文、摊扣积弊永远革除，统照勇营办理。此外其他省份，如果确实有与这两镇相似者，应由该省督抚酌情办理。直隶练军应由直隶督臣酌情办理。有人说期限过缓，所省不多，不知道绿营规制，始于前明，五百余年养成的痼疾，如果能用二十年扫除，已经不容易。假如自光绪十一年就定为二十年裁汰之议，至今已历十七年，即将完成了。计算十一年以后即可每年节省五百万，二十一年以后即可每年节省一千万。只是此项省出的军饷，只能改为养缉勇、设警察的费用，不能指为充裕库储之计。因为精练备战之营，只可屯扎省

译城池以及两三个重要的关隘重镇，绝对不适宜分别驻扎兵力，以免重蹈营汛制度的弊端。省外的府县也不便任其空虚，可以立即用这项节省下来的军饷，酌情设立缉捕勇营，派往省外各府，选择要害之地分别防守，并设立警察勇丁，归州县官员调度。不过是将招募的勇丁改制，那么整顿去留的权力就在地方官手中，勇丁可以随时裁减或招募，军官可以随时更换，对于平息动乱、安定百姓既有实际效果，而经费又可避免另行筹措，这便与新增巨额款项没有区别了。

译至于武职大小各员缺，则拟请一概不要裁汰。太平以后，无论营勇如何整饬，操练方法如何改革，必定要有管带的统领、营哨各官。又武备学堂训练已成之学生，必定要有奖拔官阶作为出路以资效用。又营弁剿匪捕盗著有劳绩者，及操防出力者，也必定要有武职升阶作为奖励。既然如此，绿营可以裁撤，而武职的缺额不能裁撤。若至二十年以后，则从前各路军营立功者，不论大小将弁，久已凋谢无存。其实际担任提镇大员者，既然蒙受特简，且品秩已高，资历已深，除才能统军带勇者自宜任用外，其余即不能带勇者，但开其缺，拟恳赏加荣衔优待其体面，照旧支领俸禄廉银，如日本元老院之例，至该员去世为止。至于实缺副将、参游、都守等官，能带勇者，改隶勇营；不能带勇者，即开其缺。如有识字晓事者，准许其呈词降等改就文职，用以担任知府、同知、通判、佐贰等官。如副将改用知府，以下依次类推，千总、把总改用杂职。臣等深知外省情形，绿营将若能改为知府、同知、通判、佐贰，无不欣幸乐为其开缺；而不能改为文职者，如系稳练勤奋之员，可令其供他项差委，如缉捕、转运、堤防等事；其平庸无能者，亦可加以升衔量给薪水。盖为旧日营弁另开自效之仕途，即可腾出武职缺额以授予有用之将士。其候补武职能改为文职者，或与实缺武职相同，或再降实缺武职一等；不能改为文职而才具又无足差委者，从优资助遣回籍。若照此次所奏设文武学堂罢武科两条办理，二十年以后，凡为武职之人，断无不读书识字之人，亦无不晓兵事之人。不能带勇之人，其仅存的旧日候补绿营之将弁，太平亦寥寥无几，每岁需费无多，不过十年即已逐渐减尽矣。似此分别安置，变通有体恤绿营将弁之法，即可无碍整军经武之政。太平绿营兵之不能裁，皆由于武官把持鼓动，必将武职官弁设法体恤使其得所，自无窒碍矣。总之，一省必有实缺武职若干员，俟绿营兵逐渐减少以后，则通省为兵者只有勇营之一途。其驻扎之地，责成所在，皆非绿营营汛之旧址。应如何更定营名以符名实？即以现带勇营之员充缺，抑或酌留数缺以安置他项武职之处？统俟随后从容筹议

一、简文法，恭读此次谕旨，其要点有二：一曰简，二曰宽，实在与圣经“居敬行简，宽则得众之旨相合，钦服莫名。窃以为立法所以防弊，而任法适以生弊。诚以文法过繁，则目力精力皆不充足，必致疲劳于虚文，而疏忽于实事。吏议过密，则贤者苦受束缚，不能施展；不肖者工于趋避，仍难指责，以致居官者只有奉法救过之心思，并无忧国爱民之诚意。况且方今事变离奇，动辄关系大局，即使昼夜精思，破格振作，犹恐无益，若再困之于簿书期会之间，则国家利害关系安危，无暇筹及矣。夫衡石程书专用督责，秦之所以亡也；斫雕为朴，吏治蒸蒸日上，汉之所以兴也。隋以察而乱，唐因宽而治，宋因繁而败，金因简而胜，此治国治军得失之定论。简文法，约有三端：一曰省除虚文。凡部院文移，外省公牍多有陈陈相因无益实政者；有册籍浩繁无关利弊者；有末节细故往返驳查稽延时日者；有循旧具报出结并无实事者，此类不可尽述。拟请饬下京外各衙门通行彻查，酌情省罢。至于无谓仪节徒致废务妨要者，亦请查核酌情改从简。一曰省除题本。查题本乃前明旧制既有副本又有贴黄兼须缮写宋字繁复迟缓。我朝雍正年间谕令臣工将要事改为摺奏简速易览远胜题本。五十年来各省已多改题为奏之案。上年冬间曾经行在部臣奏请将题本暂缓办理此后拟请查核详议永远省除分别改为奏咨。一曰宽例处。范仲之言曰：“士大夫公罪不能无私罪不可有”洵为名论。方今吏议繁密京外各官殆无一人无一日不干吏议者而州县为尤甚。治民之本全在州县救过不暇何暇论及教养乎？牵掣既多于是遇事诿卸多方弥缝上官亦知其情多为难不肯苛求姑从掩覆。既明知为无益劝惩之事故何必存此虚文？应请敕下吏部兵部都察院查核处分旧例分别公私轻重量加宽减

译删除。像这样，那么臣子对于朝廷，下属对于上级，就可以进献真实的言论，办理切实的事务了。

译上述十二条，都是中国长期衰弱不振的原因，更是外国指责和批评的借口。臣等所提出的办法，有的在于培养民力，有的在于澄清官场，有的在于振作士气。前人论述这些问题的很多，只是被“弊端去除就会过于极端”的说法所误导，被“各项事务全面改革”的诽谤所恐吓，使得法令文告都成了空文，稍有举措也不考虑长远。如今外患日益加深，那些乐于因循守旧、务求欺饰的人，动不动就拿民心稳固团结来说事，却不知道近日的民情已不是三十年前的旧貌，羡慕外国的富裕而鄙视中国的贫穷，看见外兵的强悍而痛恨官军的懦弱，喜欢海关的公平合理而怨恨厘局的刁难，夸赞租界的整齐肃静而苦于吏胥的骚扰。于是百姓信奉洋教，商人悬挂洋旗，士人加入洋籍，起初只是隔阂，逐渐变得涣散，乱民渐渐兴起，邪说趁机而入，关系到国家根基，令人不胜忧虑恐惧。必须先将上述各种弊端一律彻底清除，才可以期望民心永远稳固团结，然后才能做到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抵御外侮、捍卫患难，这才可以说得通。恳请圣明裁断考察并施行，作为自强的根本。关于采用西法的各条，另写奏折呈报。所有第二次筹议的各条，臣等谨共同具奏。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合奏条陈变法第三折并附片。

奏为遵旨筹议变法，谨拟定采用西法十一条，恭敬地写折子继续陈述，仰祈圣鉴的事。臣等筹议兴学育才四条，以及整顿中法十二条，已经两次会同奏报在案。我认为，取法他人以为善，是舜的圣明；多听多看，选择好的跟随，多见多记，是孔子的圣明。所以舜被称为大智，孔子集大成。当今环球各国日新月异，强大的兼有富强，次等的也不至于贫弱。探究其政体学术，大抵都是经过数百年的研究，经成千上万人的修改，成效既已显著，便互相仿效。美洲采纳欧洲的，东洋又采纳西洋的。这就像药物有经验证的方剂，道路有熟游的图经，正可以根据我的病症来决定服药的轻重，根据我的体力来决定行程的快慢。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如今蒙受特别颁布明诏，鉴察前事的失误，破除迂腐谬误的言论，将采纳西法来弥补中法的不足，虚怀若谷的诚意，恢弘的气度，四海之内无不钦佩仰望，翘首拭目以观自强的政治。只是西法纲要繁多，难以尽述，情形固然自有不同，推行的也必有先后次序。臣等谨就切要易行的列举十一条：一是广泛派遣游历；二是练习外国操法；三是扩充军备；四是修明农政；五是鼓励工艺；六是制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七是使用银元；八是实行印花税；九是推行邮政；十是官收洋药；十一是多翻译东西各国的书籍。大旨都以变革而不失正道为主。谨为皇上列举陈述。

一、广泛派遣游历。欧美强盛，窥伺中国已经百年了。中外通商交涉日益频繁，已经五十年了。然而自强没有器具，应对没有方法，以至于轻率开启巨大祸患，几乎危及大局的，都是因为见闻不广这一弊病。对于各国的疆域政治、文学、武备茫然不知。同朝末年虽然已经派遣游历，设立驻使，派遣学生，但迂腐浅陋谬误的人，听到出洋者的言论就诋毁其荒谬，见到总署的官员就厌恶其污浊，于是互相告诫以谈论洋务为忌讳。甚至去年夏天，京内外的大官还有说洋人不能陆行的，有说使馆教堂既已毁坏，洋人从此就绝迹的。禁锢蒙蔽到这种地步，导致招致危险，实在可痛。论当今育才强国之道，自然以多派士人出洋游学为第一要义，只是游历费用繁多，年久其数量不能过多，而且有年纪较大不能入学堂的，有已经出仕不愿入学堂的，想要寻求急救的方法，只有广泛派遣游历这一法。观察其国势，考察其政事学术，察其与我国关系的大端，与各国离合的情事。回华后，将其亲身经历、亲眼所见告知亲友，辗转传说，自然使人从迷惑中醒悟，急切思考变革计策。只是游历的人员，浅学不如通才有益，庶僚又不如亲贵更有益。浅学只是被新奇所眩惑，通才才能得其深意。亲贵归国所担任的都是重要职务，所认识的都是在朝的达官，所以其传述启发尤为得力。考察经传，则公族世卿时常通盟聘问；征验近事，则俄国储君、德国藩王接踵东来。可见此举是观察国情、询问政事的要务。拟请敕派王公大臣以及宗室的后进、大员的子弟、翰詹科道部院各项京官，分赴各国游历。询问愿意前往的，请旨遴选酌情派遣，不愿意的听便。归国时考察确实有进益的人员。游历一年的酌情奖励，游历三年的优厚奖励。只是西洋路远费用多，东洋路近费用省，游历西洋者的奖擢名次在游历东洋者之前。那些未经选派、自备资斧游历的，听任归国时一体考察给奖。蒙受奖励的量才任用。以后新派总署堂官、章京、海关道道员、出使大臣及随员，必须从曾经出洋的人员中选拔。只是游历人员才识高低不同，未必人人都有实际益处，所以必须多选数十员。

译有的派遣百余名官员，陆续派往以备将来选择提拔。经费虽然多达数万，也不可节省。至于此后各省督抚司道府，几乎没有一个衙门没有交涉事务的，如果仍然像以前那样拘泥固执，毫无考究，必然导致应对失当。即使京城各部院虽然各有职司，但不通晓外部情况，则处理事务、提出建议往往多有隔阂，这不是储备大量通才就无法供职使用的。并拟请明确制定章程，从今日起三年以后，凡官阶资历、才能品德可以开缺送御史、升京卿、放道员的，必须曾经出洋游历一次，或三年或一年都可以。如果未经出洋的，不得开缺送御史、升京卿、放道员。这样则自备资斧游历的人中必有通才。人数日益增多，而经费不劳官府筹措了。至于外省府厅州县，熟悉交涉事务的人尤其罕见。以后内河行驶轮船，联合单据办理货物，入山开采金矿，广泛传播教义，游历考察，势必各县都有。尤其恐怕动辄滋生事端，并请敕令各省督抚，选派官员出洋游历。有实缺的官员愿意前往的，免去其缺。游历一年的，给予外奖；三年的，奏请内奖。经费准许开支，自备资斧的从优请奖。其奖擢的名次，也以西洋、东洋为先后。只是游历的实际效果，以遍游欧美日本为全功，而以先游日本为紧急任务。如果出洋游历者，没有翻译跟随，只能睁眼泛览，仍然一无所得。东瀛的风土文字，都与中国相近，华人侨居的也很多，翻译容易得到，便于游览询问，受益较快，回华较早。况且日本诸事虽然仿效西法，但多有参酌本国情形，斟酌改易的，也有熟察近日利弊，删减变通的，与中国采用尤为相宜。曾经考察西国兴盛之初，都是由游历而起，寻求新地，涉足冰洋，探索南极，穷尽幽远之地，备历艰辛，于是见闻日益广阔，智慧日益开启，遂成富强之业。

译如今欧美各洲，没有一条水路不通轮船，没有一个国家不通铁路，商旅往来如织，学校林立，有翻译人员代为传达，有驻外使节代为照料，与西方人游历相比，甘苦截然不同，获取益处尤其容易。考察其实际政治的人，能看到实际效果；见到其新式器械，便寻求相关新书。凡是吏治、财政、学制、军事防备，一一考察询问并记录，带回中国，以供我们采择并仿行。开启智慧、增长志气，没有比这更好的，也没有比这更快的。现在朝廷决心求治，采纳西方方法。西方方法不是几句话就能说尽要领的，也不是道听途说就能弄清异同的。出洋人员既然众多，就能互相启发阐明，利弊自然显现。所以今天想要振兴积弱以对抗列强，开启这一第一把钥匙，必定要从游历开始。

一、练习外国操法。恭读谕旨说：“皇太后的训示认为，吸取外国的长处，仍然可以弥补中国的短处。外国最擅长的，大概莫过于军事了。古代圣人观察蚂蚁布阵，观察蠡虫造船，获取益处没有固定方法，正可见其胸怀宏大。军事这一方面，尤其需要知己知彼，根据情况应对。所以吴国想讨伐楚国，就学习车战；晋国想打败狄人，就改用步兵；汉朝讨伐匈奴，就使用越骑；晋国平定孙吴，就建造楼船；这些都是仿效对方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圣祖仁皇帝征讨三藩，就任用西洋人南怀仁铸造红夷大炮，至今大炮上尚铸有南怀仁的名字。高宗纯皇帝征讨金川，就在香山仿造石碉，命令禁军练习攻打石碉的技术，这都是使用外国的利器，效法敌人的专长。这是神明谋略、武功威烈，兼采众长，不固守成见的明显效验。今天最重视睦邻，尤其需要巩固边防。如果我国兵力不振，那么友邦也无从扶持。

西方各国自百年以来，天天与列强相争，所以军事研究最为精细，每一项都有成书，越推演越精密，远远不是以前野战所能比拟的。纪律既严肃，火器尤其精良；至于测量绘图，人人通晓；工程辎重、医药，事事周详。查考二十年来各省练习洋操，屡次奉到谕旨，然而近年忽然有人凭空说西操不如中操，谬论说枪炮不如刀矛。不知道中国向来没有快枪、快炮、地雷、电线、行军、铁路等事物，如果只用绿营、勇营的老阵法，并不知道这些器具的名称、形状、用法，平时从何操练？临战之时，敌人的枪炮在二三里、六七里外发射，刀矛只能及五步之内，不等敌军迫近，就已经全军覆没了。与之交战尚且不能，何况取胜呢？查考营制操法，欧美各洲各国大体相同，略有差异的不过是细微小节，因为各国崇尚军事，所以推求极精，不能改变。试想环球各强国，练兵都采用这一种方法，而说中华兵力最弱的国家，反而能别创一种器械或方法来取胜，这是事理上必然没有的。这都是因为旧日将领对新式快枪快炮既未深谙西法，营阵、壕垒、测绘等事尤其未加研习，而且年力已衰，习气已深，养成骄气、畏惧困难，不愿虚心考究，其中极不肖的人更因为西法营制严明不能作弊，所以平时就用空话欺人，临阵则仓促奔溃，前车之鉴都在眼前，可以说创伤巨大、痛苦深刻。相应请旨通谕中外统兵大臣、总督巡抚、提督总兵，严令各营将士，必须洗心革面，赶紧讲求练习外国操法，断不可固守成见，再误国事，怠惰搪塞者罢黜，只学皮毛、不懂实用者撤换。

然而想要追求实用，必须将东西洋武备诸书详细切实地讲明，一一照办，断没有鲁莽速成的方法。查考各国武备学堂，其教导将领、训练士兵的要旨大约有十二条：一是教导士兵以礼节，使其知道知耻自重的方法；二是调护士兵居住饮食的方法；三是讲明枪炮弹药性质源流的方法；四是枪炮瞄准取准的方法；五是挖掘壕沟、修筑堡垒以躲避枪炮的方法；六是马步炮各队选择地形、借助地势的方法；七是测量绘图的方法；八是队伍分合转变的方法；九是守卫侦探的方法；十是行军工程制造的方法；十一是筹备行军衣粮辎重的方法；十二是行军医药的方法。上自统领，下至哨官，人人都必须通晓。只是西方兵制营中没有所谓教习的说法，营哨官都是读书通晓文理的人，既由学堂教成，又入营练习一两年才能派充，如果统领则必须由营官再入大学校学习数年才能提拔任用，所以学堂有教习而营中没有教习，临敌调遣队伍，选择地形进退，都听从营官的命令。施放枪炮的迟速，指示表尺的远近，都听从哨官的命令。而营哨官又预先禀承统领的大略。其平时操场的演习，讲堂的教授，都系统领。营官哨官对兵勇，层层指授，亲口传达口令。所以统领所知所能，必定胜过营官；营官必定胜过哨官；哨官必定胜过兵勇，才能胜任。如果统领营官懵

译然而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专门依赖教习来教授操练，那么即使有教法，却没有实权，平日的操练绝对不会有什么进步。等到临敌作战时，仍然是营官、哨官胡乱调度，所学的东西全都白费。查考日本设有户山学校，因为日本早年的将士向来擅长长刀击刺，不擅长火器和西式操练，所以特别设立这所学校，让旧日的将领经常去那里观看新式将领带兵操练，讨论如何变通改练的方法。讨论久了，就逐渐知道舍弃旧有的技艺。中国想要开启老将对空谈的偏执弊端，这种做法也可以仿行。能够领悟讲求的人就任用他，不能改变领悟的人只能让他们担任绿营缉捕弹压的事务，不适宜让他们带领精锐备战之军。此时正是改革章程的初期，统领、营官只要粗略通晓文义，哨官只要略能识字即可。几年后武备学堂的人才逐渐增多，那么不是学堂出身的人就不能派充统领、营、哨各官，这样才能上下贯通。至于西方人平日操练时体恤指授的实际功效，临战应敌时鼓舞勇气、决断取胜的关键，重点全在哨官。这类人才尤其应该精心选拔。总之，今天练兵最紧急，练将尤其紧急。想要得到精兵，必须选取年龄在二十岁以下的人来教导；想要求得良将，大抵必须选取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人来教导；选取年龄在四十岁以下的人进行挑选并酌情任用。如果畏惧老将对虚名的震慑，那么武备永远不会有起色。

译臣等深受皇上的深厚恩宠，值此国创深痛巨之时，深切认识到练兵这一环节，必须改弦更张，才能谋求国家的生存，不敢不破除迂腐虚妄的言论，以免其欺骗蒙蔽朝廷而最终贻误国家。

况且练兵尤其重要的是，外国在其都城，都设有专门掌管筹划军事事务的大臣，英、法、德等国称为总营务处，日本称为参谋本部，大致相当于宋代枢密院的职能，专门掌管全国水陆军队的编制、饷银章程、地理图籍、操练法式、粮饷储备、车船转运、外交侦察等事务，平时的预先筹划，战时的临时调度，都由这位大臣掌管，这与今天兵部仅仅掌管名册不同，也与军机处内外文武大政无不统管的情况不同。

凡事预先筹划，则军需储备专人管理；专人经理，则考核精细。全国军队归一个衙门统一管理，则饷银、器械、操练方法事事统一；大臣督察，则外省废弛不办的人不能隐瞒掩饰。中国想要训练精兵，非设立这个衙门不可。其章程请命令出使大臣李盛铎向日本索取、翻译寄回，供朝廷采择使用。

只是参谋部的总长必须精通军事，从行伍中提拔的人才能担任，并非仅仅任用亲贵资格。中国想要设立此官，自然应当先选择精通外国兵制操练方法的人，这样才有益处。如果仍然以旧日军营将领的议论作为衡量标准，恐怕反而多有掣肘而妨害事情。

中外文武大员能通晓此事的，恐怕不容易得到。拟请在京城先设立一个参谋馆，访求各国兵书，选派四品、五品以下的官员让他们考订采择，随时函询日本参谋部，务必完全理解其精义，并随时咨询外省督抚，众人意见一致，编纂成书，再由政务处奏请通令遵行办理，才避免阻碍。这是慎重而求实的策略。

一、扩充军备。和局虽然确定，战备不可不修。我们没有作战器具，各国将会逼迫我国内部。经费虽然艰难，军械不可不制造。不制造军械，将士永远不知道今天的战阵是什么样子。

大厂自然难以多开，小办必须努力。现在外洋禁止军火，两年无法购买，江、鄂两局岂能满足海内的需求？此后江、鄂两局除了加功精研、筹款扩充，并在厂内设立学堂以教育军官外，还拟设法筹款自制枪机、石驳机、弹机，以供应各省。购买使用学制，以免专门依赖外购，仰仗他人的鼻息，增加中原的漏洞。

至于直隶各局，自必设法修复，拟请广东、山东、四川三省制造局极力扩充，其余南北各省份都令设法筹款，量力各设一个制造局。款多则兼炼钢、造枪、制造子弹三件事，款少则兼造两种，再少则只制造子弹一种。

如果担心机器大工程费用巨大，那么炼钢炉每日出钢一吨、半吨也可以，枪机每年出数百枝也可以，枪弹机每年出一二十万也可以。

钢、枪、石驳一事，其用途非常紧急，其道理非常精深，通晓非常困难。近年各将领通晓新式枪、石驳的人实在不多，百人中不能有一二，文员则千人中不能有一二，这是臣等考校而深知的事情。

如果不让他们切实讲求，则器械子弹潮湿生锈、零件损失全然不觉，药力、弹道相时取准全然不知，至于修理机簧、开花弹引信更是不解。平时不能操练，临战不能使用，所以沿边省份必须每省量力各设一局，贫瘠偏远省份或两省共设一局，只要小具规模即可，并由各省派遣武官来江、鄂两省制造局学习，如果能派人赴日本各国学习更好。

这样督抚及将领、文员都可以切实考究，使他们知道新器械的精良、价值的昂贵、制造的困难、练习的不易。平时不至于损伤，有事则熟谙施放，将领的明昧可以考核，战事的难易可以晓悟。

况且一年数百枝，十年则数千枝，求取虽然迟缓，终究胜过不储备。至于自制制造器械的机器，更是防患堵塞漏洞的关键。着臣等当设法筹款，奏明办理。这不仅不是储备器械的长策，也是练兵的实际。

一、修明农政。中国以农业立国，因为中国土地广大、气候温和，远胜欧洲，最适宜农业，所以汉人有“天下大利必归农”的说法。

富民足国的方法，以多出产土货为要义，没有农业作为根本，则工业无处施展，商业无可运输。近年工商都有进益，只有农事最疲弱，有退无进。

大凡农家率都是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的人，他们所种之物、种植之法，只限于本乡所见、故老所传，断然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

新法简陋，自甘积成贫困，今日想要谋求根本富裕，首在修明农政，想要修明农政，必须先兴办农学。

查外国讲求农学的，以法国、美国为优，然而译本尚少，近年译出日本农务书籍数十种，明白易晓，且其土壤适宜风俗与中国相近，可仿行的最多。

其间即使有转译西国农书，一切物性土壤适宜的利弊，推广肥料的新法，劝导奖励的功效，都具备其中。

译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曾奉圣旨命令各省设立农务局，现拟请再降下明确谕旨，严切督促各省认真办理。查自汉唐以来，都有专门管理农业的官员，现请在京城专门设立一位农政大臣，掌管考察、研究、督促和考核农务的事务，设立衙门，颁发印信，作为定额官缺，不应让其他官员兼任，以昭示国家重视根本、看重农业的意图。职责专一，才能取得成效。就像我朝官制，在礼部之外另外设立乐部，其用意可以效法。京师农务大学校就附设在农政衙门之内，该衙门适宜建在空旷的地方，让旁边有闲置土地，以供检验农务实际事务之用。

劝导的方法有四种：第一是劝导农学学生，有愿意去日本农务学堂学习，学成并领取凭证执照的，根据其学业等级高低，分别奖给官职；去欧洲、美洲农务学堂的，路途遥远、时间长久，给予的奖赏更优厚；自己准备旅费和生活费的，又更加优待，让他们担任各省农务局的办事人员。

第二是劝导官员和乡绅，各省先将农学各类书籍广泛翻译刻印，分发到全省各州县，由省城农务总局将农书所载的各种方法，以及本省适宜种植什么作物，择要指出，命令州县体察本地情况，劝谕乡绅董事依法试种，年终按照督办项目填写一册，当地风俗适宜种植何种作物，何种方法已经能够仿行，哪项收成最旺盛，汇总禀报上司刊印公布让众人知晓，有成效的奖赏，虚报的罢黜。

每个县设立一个劝农局，邀请各乡乡绅董事到局中研讨，凡是谷物、水果、桑树、棉花、林木、畜牧等事务，选择与本地适宜的进行种植和养殖，向来不得法的加以改正，贫民无力者给予帮助，资本充足且种养得法的，官府奖赏酒肉和花红。几年之后行之有效，乡绅董事中等的奖赏督抚匾额，上等的奖赏官衔封号，出力并捐资的奖赏御书匾额，地方官有成效得奖的加级。允许他们随带公罪，可从宽免予追究，其中最优者奖赏，实际提升官阶；地方官不举办农政的，按照失职例参奏革职。

译第一条是引导乡民采用优良的种子和新的农具。乡民本来无从得知，偏远的县份也难以购买得到，应当由各省总局多方访求，筹措款项购买办理，并加以仿制。从前齐桓公进献戎菽，宋仁宗寻求占城早稻，汉武帝命令大司农跟随赵过制造便捷的农具，这些都是农务应当寻求优良种子和新式农具的明显证据。应当先在省城设立农务学校，选拔中学普通科毕业的学生在其中学习，并选择地点作为试验场，先行考察验证实际效果，以便分发到各县担任教习，并将各种优良种子和新式农具发给全省，让民间尝试办理。起初完全不收取费用，如果有效则略微收取价值，务必使其极其低廉。其试办的方法，先推行通用的，后推行专门的，比如讲求各种肥料，仿造各种风车、水车，消灭危害庄稼的各种害虫，每年更换种植各种作物以辅助地力等；先推行容易的，后推行困难的，比如在山乡劝种番薯、芋头，在水泽种植芦苇，在盐碱地种植稗子等；先推行本钱轻的，后推行费用大的，比如种树先种榆、柳、果树，后种松、杉；畜牧先养鸡、鸭、牛、羊，后养骡、马等；先推行保护已有利益的，后推行开拓未见利益的，比如察看病蚕，讲求制茶，寻求棉种等；先推行获利快的，后推行见效慢的，比如种植葡萄酿酒、种植桐柏取油、种植樟树取樟脑为先，寻求蜂种、寻求鱼种为后等。

第二条是开垦荒地并延缓赋税。如今筹划国家财政的人大多以开垦荒地为言，然而开垦荒地却要求增加赋税，这就是荒地之所以不被开垦的原因。计算一下，发捻之乱平定以后已经四十年，晋豫大灾以后已经二十年，人口繁衍已经恢复原状，平原肥沃的土地，江岸的沙洲，大体上都已经开垦种植无遗，那些因为亏本争讼而荒废的，仅仅占千百中的一二，所谓的荒地不过是官吏捏造掩饰，豪民隐瞒不报，实际上未开垦的，只有深山的岩谷和沿海的盐碱地而已。开垦山地的人，劳力多而利益薄，又因为村落孤立人少，时常有意外发生，所以开辟有限。开垦海滩的人，抵御潮汐变为盐碱，加上费用多而效果迟缓，人烟稀少，守望不易，所以听任其荒废。然而木材的利益必定依赖于山，统计中国全局，仍然是山岭多于平地，至于沿海北起山海关，南到通海，绵延二千多里，如果山岭听任其成为丛林荒野，海滨听任其成为盐碱地，实在可惜。如今想要振兴农务，只有将开垦荒地增加赋税的期限格外延缓，而又设法来鼓舞人们。能开垦山地的人，向官府报告发给执照，宽限期限再增加赋税，多开垦的，种植杂粮达到十石以上，种植树木达到一千株以上，酌情给予奖赏。查访各省高山，无论多土多石，都能种植树木，真正不长草木的很少，所以欧美各国从来没有没有树木的秃山，而考核林木是否实在有效，尤其明显容易。这件事应当责成州县，由总局派委员依限前往查看山上是否有树木，一目了然，不能掩饰，这样山地的利益就开拓了。开垦海滩的人，也向官府报告发给执照，资本较大，增加赋税的期限尤其需要放宽，种植杂粮、种植草木都听其方便，断然不必强迫开作稻田，并打算采用徐贞明的说法，一个人能开垦若干顷的，奖以官职封典，这样海滩地的利益就开拓了。至于沿河沿江的沙洲，都是肥沃的土地，私自开垦的人尺寸都没有遗漏，随着年岁增长，贫民害怕坍塌涨水的无常而不敢申报，势豪贪图没有赋税的肥沃土地而不尽申报，往往争讼纠缠，械斗杀人频繁滋生。如今应当查明实际数目，除了已经申报开垦缴纳赋税的不计算外，也造册发给执照，宽限期限再增加赋税，就以此田地作为试验农学新法的地方，就责成原来开垦的人自愿按照新法试行的，呈明愿意种植何物，或者种植美国肥大的棉花，或者种植代替甘蔗造糖的西国萝卜、美国芦粟等类，或者仿照美洲牧牛养猪、机器耕田的方法，以及各种适宜的种植畜牧。因为沙洲田地都是水边的大地，所以与西方农法适宜，数年以后，官府监督绅士董事查明有成效的，就给予产业所有权，并且给予奖赏。苟且欺瞒掩饰，并不遵行的，其土地本来属于官地，罚令收归官府，这样沙洲地的利益就开拓了。所有种种畜牧各种物品，无论山地、海滩地、沙洲地，凡是新增名目，运往各处，十年之内一概免除厘税。地利既然开辟，农学的效果既然显现，风气一开，仿行的人必定众多，其对国家的益处，宏大而且深远，难道在于目前征收粮税的微末吗？此外还有沿海种植蚝、蚬的方法，内海有捕捉海鱼、采集海味的利益，本钱多而利益厚，外国最为讲求注意，近年反而依赖东洋，坐失自己的利益，应当责成该处州县劝集公司举办，绅士富人资助资本。借本给该公司的分别旌表奖赏。至于东三省地方，广阔门土脉最厚，荒地尤其多，然而必须力量强资本丰，能够率领众人的，才能前往开垦，不是零星农民所能办到的。拟请特定章程，一个人能开垦田地若干顷的，从优奖以实官，绅士富人资助资本借本的，分别旌表奖赏，以期鼓舞，这也是实在的根本消除盗贼的计策。再蒙

译古代生计以游牧为主，近几十年来蒙古各部日益贫困，屏障薄弱，也请下令给蒙古各部落王公以及该地的将军大臣，酌情拟定有利于牧业管理的事项，上奏朝廷后办理。至于旧例，每年内地各省出口买马的人，必须在兵部请领马票，进口后仍需到兵部烙印查验，规章非常严密，路途也多有周折，购马的费用既然很多，那么马价必然要求减省，所以口外的马匹销路不旺。查得北方省份耕地兼用马匹运载，多用骡子，如果内地的马匹增多，对农事也有益处。如今蒙古与内地省份情同一家，似乎不必多设限制，拟请下令给兵部酌情商议将领马票的条例，适当加以修改，贩马入口贸易的商民，出口购马的人均听其方便，只让贩马的商民在本地申报并咨文兵部，并由各关口具报一个数目，以备核查，那么口外马匹的销路既旺盛，而蒙古的生计也可以稍微宽裕了。

译第一条，劝勉发展工艺。世人大多认为西方国家的富裕在于商业，却不知道西方国家的富裕实际上在于工业。商人运输已经制成的货物，工匠制造尚未制成的货物。使粗糙的变得精细，使廉价的变得贵重，使腐朽废弃的变得有用。有了工艺才有货物，有了货物商贾才有东西贩运。《考工记》说：“百工的事务，都是圣人创立的。”《中庸》说：“招来百工，那么财用就充足了。”把使财用充足归功于工业，这是古代圣人富国的关键策略，也是重视工业的深意所在。不仅如此，商业的兴盛依赖于财力，必须资本充足然后盈余才丰厚，所以计算银钱作为本金和利息。工业的兴盛依赖于人力，有一个人的技艺，就有一个人的成品，所以计算人数作为本金和利息。外国财力多，中国人口多。今天中国讲求富国的方法，如果想用商业来与欧美各国抗衡，这是我所不能做到的；如果想用工艺来与各国抗衡，这是我所必定能做到的。

劝勉工业的方法有三：第一是设立工艺学堂。学堂中设立机器厂，挑选读书通晓文理的文士，教他们物理学、化学、算学、机器学、绘图学。学业完成后让他们担任工师；挑选聪明伶俐的少年艺徒，教他们运用机器的方法，辨别物料的法门，各种紧要制造的程式，以及熔铜、打铁、炼钢、解木、鞣革、烧窑、制瓦、造水泥、炼焦炭等各门类的实际事务。学业完成后让他们担任匠目。大抵外国的工师都是学者，与匠目不同：工师深通其中的道理，同时也亲自检验实际事务；匠目亲身习练实际事务，同时也逐渐领悟其中的道理。学问扎实的人，工师也可以动手做工；阅历深厚的人，匠目也能自己创新。至于学堂的大小，工艺门类的多少，则根据经费酌情办理，逐步扩充，万万不可迟缓。

第二是设立劝工场。西方国家常有举办赛会的举动，聚集本国和他国的货物，汇聚其中。人们看到本国货物精工巧制，那么前来购买的人就多；我们看到外国货物精工巧制、价格昂贵、销量大，就力求进步。这是欧洲赛会的本意。日本效仿这种做法，所以设立劝工场，也叫货物陈列所。现在适宜在沿江沿海以及内地各省的大城巨镇各设立一个劝工场，陈列本省出产的货物、工作器具，任凭人们进入参观。外国人尤其重要，一来以考察各国的喜好与厌恶，二来以考核工艺的优劣，使工人自我勉励。这件事并不很难，只在于朝廷严令各省切实举行，并将出产多少种，工人制造多少种每年奏报朝廷，如果经过海关出口的土产名目增多，工匠制造的新器增多，工厂增多，那么藩司、关道给予奖励；不办理的给予处分，那么在无形之中收效就多了。

第三是优秀的工匠奖以官职。按照《考工记》所说：“国家有六种职事，百工占据其中一种。”所以《考工记》中的官员都是专门工匠。拟恳请朝廷明确制定章程，各学堂学业完成的工师及各局制造有效的匠目，准许由各省考验确实，分别保举奖励，工师授予文职，匠目授予武职。如果有文士艺徒自备资斧到外国学堂工厂学习有成者，查验其凭证，按照等级分别保举奖励官职，尤其比在中国学习者更加优待。三件事并行，中国工艺自然日益进步。假如愚民小工一个月得到工钱三四千文，学成后一个月可以得到工资银数十元。土货一年出口价值二百兆两，以后如果能每年增加十分之一，十年以后出口的货物就可以加倍，关税的增加自然不必多说。至于自创新法，造成各种货物的人，给予牌照，准许其专利若干年。凡是人工所制成的货物，厘税尤其应当从轻，新出的式样并免除厘税三年，这也是鼓舞工艺的重要事务。总之，想要养活穷民、开垦荒地，不如劝勉百工；想要堵塞漏卮、抵御外人，不如制造土货。富民富国，确实可以凭借，这样那么只担心人口不繁盛罢了，哪里还担心人口日益繁盛呢？

第二条，制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中国矿产富饶蕴藏而未开发，铁路权利兼擅迟疑而未办理，这两件事长久以来被外人垂涎。近数年来各国纷纷集资来华，知道我国在这些事务上尚无定章，外国情形未能完全了解，乘机愚弄我国、掠夺利益、侵犯权利，或者借着开矿而揽及铁路，或者因为铁路而涉及开矿。这个国家在这个省份侥幸得到利益，那个国家就在其他省份援引成例同样沾光，动不动就号称某国某公司，随意指定几个省份的地方作为他们的界限，只知道预先宽泛地划定地段，不知道何年才能兴办。近年法国在云贵，德国在山东，英国和意大利在晋豫，早有合同章程分歧，恐怕未必都能妥善。此次和议成功后，各国公司更必接踵而来，各省利权将被尽数夺取，中国将无法自我振作。而且此后内地各处矿务铁路，洋人无处不有，不受地方官员约束，任意欺压平民。地方官员只有保护弹压的劳苦，养兵缉捕的费用，没有利益可沾，没有抵制的方法。一旦百姓不堪欺陵，或者滋事端，又将株连多人赔偿巨款，为害何可胜言。这必须访聘著名律师

译采取各国的办法，秉持公正妥善地制定金广铁路统一的章程。无论是已经允许开办的金广铁路，还是尚未商议开办的金广铁路，全部进行核定，务必使边界范围明确，资本来源有据，兴办期限确定，国家应享有的权利有着落，地方维持治安和保护有凭借，中国和外国的商人一律平等受益。洋人有了限制就会稍微收敛，平民免受欺侮就会逐渐消除猜忌；至于引发事端、使公司受累的情况，也必须区分是否有原因，对罪犯的赔偿也必须预先规定限制，这样中国天然的巨大利益才不会变成中国无穷的极大祸害，这更是当今的紧急事务。

再说自从开放通商以来，大宗生意全由洋商垄断，华商不过是坐商和零星贩运者。推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为中外贸易和机器制造，都不是单凭一两个人的财力所能承担的。洋行都是势力雄厚、集合千百户人家组成公司的，欧美的商律最为详尽明确，他们的国家又多方扶持，所以商务日益兴盛。中国向来轻视商人，不讲求商律，于是市井之徒只求私利，彼此互相欺骗，狡猾的人亏空逃跑，笨拙的人遭受连累，因此人们把集资合股视为畏途，于是就不能与洋商抗衡。况且凡是遇到商务诉讼案件，华人欠洋商的钱，领事就任意勒索；洋商欠华人的钱，领事大多偏袒洋商。于是华商有的依附洋行股份，稍微分得一点余利，有的雇佣无赖流氓作为护符，假冒洋行。如果再不及时加以扶持，势必导致华商最终都沦为洋商的仆役为止。只有中国制定了商律，华商才能有所依靠而不恐惧，贩运的大公司才能成立，制造的大工厂才能设立，假冒的洋行才能杜绝。

译华商对情况较为熟悉，工价较低，费用较省，十年之后，华商即可自立，渐渐甚至可以与洋商相抗衡了。况且征收印花税，其公司、工厂、行栈、注册等费用，都是与商律相辅相成的事情，必须有商律才能兴办，所以又不可不急于编定。至于刑律，中外差异极大，突然难以改定，然而涉及外交的案件，华人与西方人所办之事，轻重不同，审讯的方法也多偏重一方，除了重大教案在新约中已有专门条款无法更改外，此外还有外交杂案及尚未酿成大事的教案，也应当酌情制定一部外交刑律，使民心稍得平复，后患稍减，这也并非没有小的补益。

拟请由总理衙门电告各国驻使，访求各国著名律师，每个大国派一名来华，充当该衙门编纂律法的教习，广泛采集各国的矿律、铁路律、商务律、刑律等书籍，为中国编纂简明的矿律、路律、商律、外交刑律若干条，分别纲目，限定一年内编纂完成，由该衙门大臣斟酌妥善，请求圣旨核定，照会各国颁行天下，一体遵守。只是所有各国律师，必须是律学著名、曾办理过大事的人，不妨优厚给予薪水，使各国闻名敬服，知道中国矿路商各律及外交刑律是由他们订定的，不至于争执妄加驳斥，方才有益。这些教习在合同中须议定归矿路商务大臣节制，并随时与该衙门主管官员商办。

同时在该衙门内设立矿律、路律、商律、外交刑律等学堂，选拔职官及进士、举人、贡生充当学生，编纂律法时帮助翻译缮写。编纂完成后，跟随各教习再次研习律法，学习审判一两年，四部律法既定，各省凡有关涉开采矿山、修建铁路以及公司、工厂、华洋钱债之事，以及其他外交杂案，都按照所定的新律审断。双方如有不服，只可上诉至京城矿路商务衙门，或在京城审断，或即派编纂律法的教习前往该省会同关道审断，一旦经过京署及律法教习复审，即为最终判决，再无翻案。京城学生毕业后，也必须跟随洋员学习审判此类案件，学成后即派往各口岸充当审判官，随时增选学生接续学习，以期多储备人才。取用不竭，各洋教习既然为我编纂四项新律，又能教授学生，即可长留在京，以备咨询而资于教授。如果能及早制定这四部律法，不仅是兴利的前提，实为防害的关键措施。

一、使用银元。银元的利益有三：成色统一，收支分明，吏胥不能舞弊勒索，官民不至于贴补受累，这是第一；商贾交易简捷无欺，中间商无权操纵，既有利于行旅，也便于汇兑，这是第二；官款收发全用银元，以大银元为母，小银元为子，相辅而行，工火费用之外尚有盈余，这是第三。只是官府发放的款项，如果是采办官物、制造工料等事，商人百姓的物价工价必然暗中加在其中，而且收支都以大银元为主，小银元不能过多，然而铸造和发放的数量既多，盈余也还不少，这是整治银两弊端的善政，尚不在于有无盈余。

唯有两件事最为重要：有人说中国用银都以两计算，各国洋银都是七钱二分，应当每元改为一两，才整齐适用，此论并非没有见解，只是钱币的制度、权量的方法，必须先有雄厚的力量，才能掌握转移的主动权，中国财力窘迫、商业薄弱，不能自己形成风气，以后尤其严重。如果银元轻重恰与洋银相同，还可以依傍洋银而行，假如改为一两与洋银数目参差，恐怕沿江沿海的洋行不肯使用，商埠不行，内地必然受阻，所以仍须铸造七钱二分的，才有畅行的益处。又有人说官府征收则按库平库色补足，官府发放则以银元当纹银计算，不必补水，户部可每年获得巨额款项，这万万不可。收支必须统一，商民方能流通。因为交给官府的款项，自必指定专收中国龙纹银元。那么收款所进的龙元，仍是官局发出的原物，必定官府先发一万，然后民间才有交官的一万，是官款发出时，已先将这一万的盈余扣收在库了。如果能收发统一，则商民信用不疑，散布天下，或者办货，或者积存，周转不已，大率都在民间，岂能将每年发出的数额全部以缴纳官款还之于库呢？如果收支不统一，则民间也以九成看待它，其势断断不能通行，而且被英国、墨西哥、日本诸国银元所挤压，必然导致压价，每元尚不及九成的实数。华商自行压价，何况洋商？商埠既须折算，民间怎肯收用？壅滞亏折，损失多了。还谈什么盈余呢？

过去咸丰年间，曾发行钞票。只是因为计臣不懂理财的大道，不考察宋人交子、会子的用法，不筹划票本的用意，只想出空纸来换实银。于是收支两歧，发款搭成多，收款搭成少

译如果拨款全不准使用实银，或者发放的款项全用钞票。户部既然不把它看作实银，民间也就随之把它视为虚物。几年之后，钞票就会壅滞废弃，无法流通。一百元钞票，只值二两银子。这是前车的教训，万万不应该因此阻碍银元的销路。

实行印花税。考察外国征收商税的政策，除了烟酒、鸦片之外，大抵都不征收关税。其巨额税款全在于印花税。凡是有关银钱、产业的契约、单据，领取官局印制的印花税票粘贴在上面。其大意在于对银钱征税而不直接对货物征税，对已经卖出的货物征税而不向未卖出的货物征税，对士农工商百业中凡有进项的人都征税，不仅仅向商贾贸易的人征税。所以西方人解释印花税的意义说：“这是银钱税。”如今筹款，这件事似乎可以仿行。况且洋关现在商议加税，外人必定要求免除内地的厘金。如果实行印花税，还可以借此资金抵补。

考察各国的印花税章程，光绪二十二年曾经由总理衙门命令各驻外使节向各国查取并翻译送来。只有英国的印花税章程最为详细严密，而且是由参赞马格里翻译的，解说也比较清晰。日本在前三年新近改定，对于东方的情形较为接近。但是中外情形略有不同。外国商人富裕，民众富足，产业价值高，银钱往来多，所以征收的税款巨大。中国商人贫穷，民众困苦，本业微薄，资金流转也少。像契约、合同、股票、汇票、期票、提货单之类都数量有限。其中遗产这一项，英国是最巨大的税源，其重税全在于旁系亲属继承、亲友分得的部分，每年总数收入十四亿多英镑，而遗产一项多达八亿多英镑。中国产业本来低廉，又是由子孙相继继承，所以这项税势不能多收。然而中国如果能够办成，即使只有英国所得的二十分之一，也可以征收五六百万两银子。

但是其查考领用的方法，分别等级的数目非常繁细。考察英法征收印花税初办时，也有很多阻碍，都是到第二次修改章程后才得以顺畅实行。中国初办时隐匿的情况必然很多，推敲过细，不免引起纷扰，只能稍微放宽，不要求算无遗策，必须等到十年八年以后，稽核的方法逐渐周全，自然日渐顺畅兴旺了。应当请求皇帝下令查考各国章程，斟酌妥善商议，举办此事。

译推行邮政一事，查考外国各国的邮政是筹集款项的一大来源，大抵每年的收入都有银几千万两，而且传递书信最为迅速。中国的驿站却是耗费钱财的一大项目，每年花费约三百万两，而文书信报最为迟缓，盈亏相反，迟速也相反。那么这件事必须加以变通，原因也就显而易见了。由于有驿站的州县马匹必定缺额，而且又疲弱瘦损，州县以此作为津贴，管理驿站的差役以此作为牟利的渊薮，所以文书信报必然导致迟延。官员和绅士的书信，有时额外加封马封附在公文上递送，有驿官认为这不符合常规而准许，条例又规定这是不收费的恩惠，所以既不驳回，也不收费，任其沉浮。州县不在驿路上的，设立铺司武官，文书信报交给塘汛，其延误比驿站更严重。中国既然没有邮局，于是英、德、美、日本等国在中国自行设立信局，侵犯我国的利权，这实在不是万国通行的惯例。自从光绪二十一年奉旨催促总税务司赫德办理，光绪二十二年沿江沿海逐渐设立邮局，附属于海关税务司兼办。于是沿江沿海的公文私信迅速胜过从前，而且信资极省。因为税务司禁止信局通过轮船寄信，又担心信局滋扰生事，所以内地信函仍由信局转递转交。它的章程是每代信局寄信一包重一磅的，收费一角，而信局一磅重的包封，里面的信少则二三十封，多则五六十封。它向民间收取的费用，每封信至少须制钱一百。所以税务司所设的邮局用费尚且不足，这太是因为垄断而产生的，调停是因为调停而导致赔累。现在拟在各省州县普遍设立邮政局，就令州县管理，由省城总局妥善制定章程，刊印发行印花，领取使用粘贴，用过按数报销，就把原有的驿站铺司各项经费拨充局用。内河内地分别设立快船、快马、健夫驰送，明确制定章程，准许携带官民私信。所有京城内外文武衙门的文书信报统归此局递送，其文书信报的责任仍照驿站旧章，其信资务必应当节省，以广泛招徕。如果有想要汇寄银钱及汇票的，也准许附带，但须照海关邮局章程，每封信至多准许寄洋银十元或银七两。原有的信局听其自然，民间带信或委托官局或委托商局均听其便，官局如果费用节省而迅速，自然来者日益增多。查核该县官局每年用去印花的数量，就知道所收信资的数量。计算该县一年收费多少，就在次年发放驿铺经费时扣除多少。实行久了，信资日益增加，驿费日益减少。十年之后，专取信资就足够局费，驿铺各项费用可以全部节省下来。只是外国识字的人多，所以书信多；中国识字的人少，所以书信少。这种创办之事，不能立刻计算盈余，只要使驿铺经费专从信资中取得，那么每年可节省用款三百万两。至于该县地势不同，或用马，或用船，或用夫，或水陆互用，统由该县酌情决定，不加以遥制，但以稳妥迅速为主。其局费统在驿铺经费内自行酌情支用，其局就设在衙署内，并不需要另需费用，并且须在境内大镇酌情设立分局。此局不需要多人，也没有多事，只派一人驻在客栈即可，或附在店铺代办也可以，只是经管发放印花、接收信函、收取信资而已，并没有多费。在未收信资之前，绝不裁减驿费，也不再发放一钱。这件事对国家有益，对民众也便利，对商局无伤，对州县也无丝毫损害。以后该州县所收信资如果已足够向来请领驿铺经费的数量，其盈余者解归省局充公，仍提取三成作为该州县奖励，以鼓励创办奋勉者。统计各省繁盛城镇约有二百多处，驿费既已足够以后，每年也可得进款二三十万。此时沿江沿海地方，由轮船运送的暂归税务司，内河无论轮船、民船及岸上陆地行走的，统归州县。畅行以后，再体察情形。如果能将江海轮船邮局也归给州县，不用税务司兼管，更是善策。至于与各国商定中国也加入邮政公会一事，此时华洋人寄信不多，还可以暂缓。只是各省邮局应名叫驿政局，以免与税务司的邮政局相混淆，应由各省督抚督饬臬司责成州Count设局办理。省出的费用汇解藩司，并不需要洋员，以杜绝干预内政的渐萌，且免与有驿州县递送文书信报纠缠阻碍。海关邮局未归州县之前，邮政局与驿政局彼此互相代寄信件。内地寄送内地的，只贴驿局印花。内地寄送通商各口的，加贴邮局印花一分。通商各口寄送内地的，加贴驿局印花一分。其驿局与邮局往来交易的一切细则，随后详细斟酌。至于铁路通行之处，所有铁路常年受国家保护维持，应为国家递送书信以微报效忠忱。沿路各州县应得专差搭火车往来经管信件，不取车费。只是万不可将公文信件交给铁路公司经管，以致开启

译将事务授权给外国人办理，弊端在于：总而言之，这件事如果交由州县官员兼管办理，那么费用就不需要另外筹措，机构由州县酌情设立，进退从容自如，即使没有大的益处，也不会有损害。即便没有盈余，也必定不会有亏空。如果另外委派专员设立机构，那么朝廷寄发的奏报重要文件如果有延误，必定会互相推诿。所以只有责成州县办理才没有弊端。

译一、官府收购鸦片。当前筹措军饷最为紧迫，然而零星搜刮，难以获得巨额款项。厘金即将撤除，难以再行加征。盐价屡次增加，也不宜过重。唯有在鸦片上加价，则不损害百姓而能增加巨额军饷。查考法国及西班牙销售火柴、吕宋烟，日本在台湾收购销售鸦片及土药，皆由官府收购后分销。如今打算仿照其法，检阅海关贸易册，光绪二十五年鸦片进口销售量为五万九千一百六十一担。追溯以前五年，大致在五万担上下，最多时六万三千一百余担，最少时四万八千九百余担。每担一百斤，以六万余担计算，合计九千六百万两。现在时价，每两银价五钱，姑且按大致一万万两计算，共计银价五千万两，税厘在内。打算今后由官府设立机构，在各关进口时全部收购，然后转发给散商分销各省，按当时价格加二成发给商人转运专售。除税厘按数拨还海关外，估计每年可获得盈余一千万两。官局先向洋商统一收购，随后听任华商领运。发给商人后运往何处，价格高低，销量盈亏，全不过问，尤为简便。但每两五钱是华商转售的价格，其中必有余利。那么买价尚可在五千万两之内。只是香港及沿海一带须设置几艘小型巡缉兵轮。光绪十三年赫德开办鸦片税厘并征时，创设轮船，其船式、船数、地段、经费及巡缉方法，总理衙门均有奏案可查。上海宜设总局，各海关进口处所宜设分所。估计巡船及总分局委员、司事、人役经费，约需银二百万两以内。开办之初须筹措银一千万两作为资本，即向外国银行借款应用，分为十年归还。这是有保证的还款，利息必定较轻，先与议定总数，随时陆续提用并计息，除去船局费用及每年偿还借款本息，实际可得银七百万两，十年后借款还清，即可每年盈余八百万两，确实是巨额款项。先行试办一年，办有成效，一年后再加一成价，则盈余更巨。若华商运销顺畅，以后售价仍可酌情增加，即使加价五六成以至加倍，也对良民无损。假如因加价导致滞销，等到半年尚无起色，则酌情减价，最多仍按向来售价，自然可以售出，也必定没有亏损的道理。向来鸦片到港，未必立即全部销完，如今由官府全部收购，也对洋商有益，可与该洋商商议明白，每年共分几批，每批货到，立即支付二三成定银，其余支付三个月期票。三月以后，自然有华商分来领运，即以商资转付洋商只是初行加价转售的规定，华商必然观望，企图减价，不到半年，存货已尽，断不能始终把持，所以必须宽裕筹措半年资本，方能坚持定价。然而洋商既可收期票，所以只需筹措三个月的费用，即已足够周转。自去年土药加税三成以后，土药运输销售的数量并未减少，那么鸦片加价二三成，也必定无碍，药商未必始终抗拒。至于内地土药已经加收税厘三成，那么英商当亦无所借口。若各官局有未按此加价的，应查明严令，一律实加三成。其巡船未造好之前，可暂用南北洋兵轮充用，经费也可稍省。此举应先与英国商议明白订立专约，每年包销六万担，不准多运载来华，包收二年后体察情形，再订立续约。近十年销量不旺，到光绪二十五年才增多，如今每年有切实销量，英人当亦乐从。只是华商出洋私运进口，不可不防，若不是英国实力助我防察，断难完全杜绝。除巡船稽查外，应与英国切实议定只有各口官收英商，不准丝毫私自卖给华商，以杜绝影射。如查出有华商私买私运，严厉订立罚约。印度若不滥售，那么偷运的弊端立即穷尽。在我们防范则甚难，在英人禁止则甚易，此为第一关键。若英国肯订约实办，那么此举对巨额军饷有益，确有把握了。拟请钦派大臣一员驻上海办理此事，名为总理药务大臣。此事责任重、款项巨，而其事务甚简，只须操守廉正、确实可信、对外国情形不隔阂者即可胜任。其各口岸分所委员，统听该大臣选派考核，随时偶尔分派前往巡察。此举在中法则无害于民生，在西法则无碍商务。应请朝廷命令商议，迅速施行。

二、多翻译东西各国书籍。今日想要采纳各国之法，自然宜多翻译外国政治、学术之书。译书大约有三法：一是命令各省访求翻译刻印，翻译多的准许请奖，然而经费有限，书不能多。二是请明谕各省举人、贡生、生员，如有能翻译出外国有用之书者，呈报由京内外大臣奏闻，从优奖以实官，或从优奖以虚衔，发交各省刊行。这样则费用节省了，然而外国重要书籍流传进入中国的无几，不能精通

译也。一请敕令出使大臣访求该国的新出最精最要之书，聘募该国的通人为正翻译官，即责令所带的随员学生协助他。通洋文而文理深者充副翻译官，文理优而洋文浅者充帮办翻译官，其全不通洋文而文理平常者不准充当出洋随员学生，以杜绝滥竽充数、浪费经费的弊端。限三年之内，每人译书若干种，每种若干字，回华缴呈，不得短缺，短缺及翻译过少者不准保举。如此则去时洋文虽然浅，归时洋文必然深，于随员学生的学业暗中多所成就，而所译的都是切合实用之书。然而这还不能迅速。并拟请敕令出使日本大臣多带领随员学生，准许增加其经费，加倍其员额，广泛搜集重要典籍，分门别类翻译，译成随时寄回刊布。因为日本谈论政治、学问的书籍，有自己创作编纂的，有转译西国书籍的，有就西国书籍重新删订酌改的，与中国时令、土宜、国势、民风大体相近，而且东文东语通晓较易。文理优长的人想要学习翻译东书，半年即可成功，确凿有据。如此则既精而且速了。以上各条都是举出切要而又不可不急行的，布告天下则不至于骇俗，施行实政则不至于病民。至于康有为之邪说谬论，只以传播康教为宗旨，以扰乱纲纪为诡谋，其实于西政西学的精要全未通晓。现在所拟各条都与之截然不同，而且大体都是三十年来已经奉旨陆续举办的，这不过是推广力行，希望缓解急难，而主旨尤其在于考察西人富强的本源，推绎西人立法的深意。伏望圣明深察远览，早日赐准施行，使各国看见中华有发愤图强的志向，则轻视我、侮辱我的念头逐渐消除，使天下士民知道朝廷有改弦更张的心意，则顽固者改变其谬误，期望治世者效其忠诚，而犯上作乱的邪说可以不兴，天下幸甚。所有第三次筹议的各条，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译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附片：

再者，臣等此次所奏请变通政治的各项措施，无论是培养人才、厚养民生、充实军备，还是整肃官场，所需的经费必定都不少。此次赔款数额极大，筹措艰难，议论的人必定会以财政困窘为理由，说各项事务正力求节省，怎么适宜再增加费用，于是难免顾惜迟疑。臣等愚见，私下认为不可。如今如果竭尽全国之力，百计搜刮，只供每年赔款，以求无事，那么外国必将视我中国都是苟且偷安、没有志向的人士，没有奋发之心，百姓没有坚定的意志，各国轻视我、侮辱我，更将得寸进尺。不待赔款还清，中国就已经不能立国了。私下认为，节省用度与自强这两个道理，自当并行，不宜偏废。此时应该节省的事项必须省，应该办理的事项必须办，应该使用的钱财必须用。曾听说几十年来谈论理财的人，大多都以节省为先，说是以备有事时使用，这是省事息民的常规，闭关自守的良策，而不是适用于强敌环伺时势的言论。大抵富强的道理，无论民事兵事，都必须平日未雨绸缪，多年积累，近的几年，远的十几年。就像讲求农工商，本是为了富国，但在创新法、开新埠之初，必须先由官府设立学堂来教育，由官府创办机器工厂作为示范，由官府资助资本来扶持，然后农工商的利益才能开发。本想增加财富，必须先花费财富。西洋各国都是这样，而日本尤为显著。如果设立学校培养士人、训练军队制造器械、训导农业劝勉工业等事，都因为款项不足而不办，一旦有急难，怎么能得到人才和兵械来使用？即使存款很多，仓促间取用，也只能招募乌合之众，购买废杂的枪支，既浪费又误事，即使从财政角度考虑，也非常可惜。比如防备荒年，必须多年积谷；防备水灾，必须平日筑堤。如果等到灾成之后才买谷，那么饥民已经死于沟壑；等到水至之后才修堤，那么田舍已经淹没于大水。即使有多金重赏，也无从施展。至于军国大计，尤其贵在远谋，难以追求近利，平日预先筹划，则一文钱得万钱之益；临时赶办，则万金无一金之效。试着用远事证明，道光辛丑年广东议和，藩库运库现银六百万，搬运塞路，尽付赔款；用近事证明，上年天津失守，司道局各库存银六百余万，招商局的存米四十万石，尽资外人，那么致力于节省而不致力于修备，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令人寒心。或者又说此时民力已经困顿，想要筹措办事的款项，岂不是加重百姓负担？这又不对。比如防备荒年，必须在本乡捐社谷；防备水灾，必须在近村捐堤费。社仓多一石谷，那么救活的不止一条命；堤土高一尺，那么保护的田地不止一顷。即使非常艰难，也必须去做。起初虽然难，后来必定感激。类推来说：贫寒士子努力学习，不可吝惜灯油；中等家产，不可没有围墙；行船江海的人，不可乘坐破船；负债多的人，不可废掉应酬。难道不知道筹措的艰难吗？实在是有所不得已。私下认为，既然必须筹措赔偿的款项，尤其应该筹措办事自强的款项。赔偿的款项，是用来缓解目前的祸难；自强的款项，是用来拯救他日的沦亡。应请敕令政务处大臣、户部及各省督抚，在赔款之外务必专门筹措巨款，以备推行各项重要政务，庶几各国刮目相待，而中国的生机不至于迅速断绝。臣等谨合词附片具奏，恭请圣鉴。谨奏

两广总督陶模覆奏条陈变法折：

奏为变通政治宜务本原，遵旨筹议，仰祈圣鉴事。钦奉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谕旨：“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各抒所见，详细条议以闻”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惩前毖后的意思，力图自强。跪诵之下，惭愧振奋，涕泪零落。伏念臣智识庸愚，愧居疆吏之职，职分所在，负咎已多，更哪里值得妄参大计？前以兴学校为培养人才的首要任务，裁汰内监是端正君德的大端，臣两次专折具陈。只是不废除科举，不能广开学堂；不改变制度，不能尽裁内监。明知陈述梗概，不足以规划全貌，然而去故取新，开端宏大，踌躇审顾，实在也不易轻言。近奉电谕：“着各疆臣迅速议奏”，益见我皇上宵衣旰食，焦劳求言，言辞恳切，岂敢沉默缄口而蹈迟疑观望之过？恭译谕旨意，在于告诫天下不要自私自利，而归结于强国利民。私下认为强国利民的政策不止一端，自私自利的弊端已非一日，当兴当革，悉数难以穷尽，只要能把握本原，那么末流因之都会治理。本原在哪里？私下认为在于朝廷。必须朝廷实能爱国爱民，才能以爱国爱民要求百官；必须朝廷先无自私自利，才能

译希望天下人不自私、不谋私利。皇上本有爱国爱民之心，然而恩德不能下达到百姓，是因为法度没有确立的缘故。皇上起初并没有自私自利之心，然而迹象上却有近似之处，是因为政令不够完善的缘故。那么，改变现状的方法，本来就已经存在了。谨为我皇太后、皇上条理清晰地陈述如下：

第一，消除阻隔，使上下同心。国情本来是通畅的，中间有阻隔的人，导致情意背离。善于沟通民情的人，在于立法以去除那些阻隔罢了。堂阶与庭院距离过远，隔阂太多，所以上下日益拘束。大臣的情意不能全部通达给皇上，何况小臣僚属的情意不能全部通达给长官，何况百姓？拟请制定平易近人的法度，一切礼制务必从简从便。皇上每日亲近大臣并逐渐延及小臣，再由小臣逐渐亲近百姓，那么民间的疾苦没有不上达天听的，这就是所说的消除阻隔的第一点。

本朝设置官职大多沿袭明代制度，积累日久，逐渐失去了本意。于是防范弊端的官员多于处理事务的官员，监察官吏的官员多于亲近百姓的官员。有一个官员兼任数个职务的情况，有一个职务设置数个官员的情况。升迁选拔既没有一定标准，兵事、刑狱、财政、粮食很少能兼长，废弛阻滞，弊端百出。拟请求制定分职任事的法度，京城内外闲散衙门全部裁撤。学、商、农、金、广等部门，都是专门的重要政务，即使一时不能增设，也应当责成六部分别掌管其事。各衙门官员的升迁调转不出本部，其外省及各州县也应当变通旧制，斟酌增减，务必使内外大小官员都专职久任。文书不繁琐，事情没有牵制，那么人人都知道责任所在，没有推卸的可能。不能不讲究练习，而糊涂敷衍、抵触不行的弊端全部消除，这就是所说的消除阻隔的又一点。

有阻碍官员与百姓沟通的，是胥吏。胥吏的危害，人人都知道，追究其根源，实在在于六部积案如山，轻重驳议没有固定标准，胥吏得以上下其手做奸诈之事，而外省书吏也得以依附结党，以便谋取利益。现在如果变通官制，堂司各官都用他们所熟悉的，已经不至于被他们蒙蔽。再请命令部臣编定则例，凡是烦苛细碎的法度全部删减，务必使简要易行。一切旧案不准援引，担任此官的人既然人人都知道职分所应当做的，即使不担任此官的人也清楚轻重驳议自然有一定标准，那么书吏无从舞文弄法，只供抄写之役就够了。则例既定，部吏无权，而外省大小衙门的书吏也因此无权，吏治常肃，民生愈安，这就是所说的消除阻隔的又一点。

至于议院制度，中国确实不容易实行。然而议院议政而执行的权力仍在政府，互相配合，两不相侵，而政府得以通过议员周知民间的好恶，最为消除阻隔的良法。或许中国民智未开，骤然难以创立。我考察泰西选举议员本来有限制，民智未开，限制可以从严；民智渐开，限制也逐渐放宽，自然没有众论纷扰的弊端。谕旨所说的“取外官之长补中国之短”，议院也是其中一端。这几项立法除弊，上下之间的阻隔全部去除，四万万人的情意联合力量合一，富强各项政事可以依次实行了。

第二，去除界限。界限与畛域看似相同而实际上不同。界限不可没有，没有就会混淆；畛域不可有，有就会互相妨碍。同为中国之民，相互比较高低就必然争斗；同任中国之事，彼此不顾就导致失败。中国积习，几乎无事没有畛域。说其大的方面，部臣、疆臣为皇上办事，通力合作才能成功。然而臣观察近数十年来，部臣、疆臣因私事相干的固然不得而知，而在公事上反而以不通音讯为高明。疆臣中贤能的，苦心筹划，极力经营，既无人为其维持调护；其不贤能的，营私又或许固执己见，不能通达世情。政府诸臣虽然明知，却不一言，绝无古代名臣相互警戒的风气。而且事情是否得当，事先既未预先商量，那么之后的推诿搁置在所难免。拟请皇上严申告诫，令内外诸臣有善相劝，有过相诫，成败是非不得漠视。一切政事互相商量妥善筹划，斟酌情理，务必使可行。部臣与疆臣不分畛域，然后此省与他省才不分畛域，统筹全局以利国家。这是内外的畛域应当去除的。

满汉分职的制度，八旗驻防的军队，在清初定鼎之时为此权宜控制之法，实在是不得已。如今已二百余年，汉人世受国恩，与满人已经没有什么两样，而仍然沿袭此制不改，无论其危害国家，显示天下不宽广，也太严重了。旗兵衰弱的情况，早在圣明的洞察之中。

译如今国库空虚，该如何是好？如果继续沿用旧制，白白耗费巨额款项，实在难以维持。既然身为朝廷的臣仆，也应当体谅时局的艰难，自己谋求生计。我打算请求从京营八旗以及各省驻防军中挑选精壮士兵，让学习过东西洋兵法的人统领并教习他们，使他们成为精锐部队。对内巩固京城门户，对外分防边疆要地，都不让他们长期驻扎在一个地方。另外挑选那些年轻勤勉灵敏的人，让他们进入各种学堂，分别学习士、农、工、商各业，作为谋生的途径。其余的人酌情分年裁减淘汰，使他们能够从容地另谋出路，不至于因为突然被裁而失业，辜负朝廷关怀体恤的本意。至于满汉官员的缺额，形式尚未改变，恐怕会妨害政事。应当请求命令王公大臣商议，酌情变通，这不是微臣敢擅自拟定的。只要使天下人知道朝廷大公无私，那么感激拥戴、心悦诚服的人就会更多。八旗子弟既然不再坐吃空饷，自然没有无用之人，而国家每年节省的军饷多达数百万，益处尤其巨大。这是满汉之间的界限应当消除的。

中国的习俗，重视士人而轻视农、工、商。其实农、工、商与士人，职业不同，但有利于国家的道理是一样的。我认为，士人没有固定的名称，农民善于种植，工匠精通制造，商人广泛开展贸易，都可以称为士人。那些专门作为士人的人，对于这三种职业应当通晓大意，并且讲求政治的学问、名物的道理，以引导辅助农、工、商，使他们更加完善。因此，士、农、工、商四民应当同等重视，而不应当偏重某一方。我打算请求明确颁布谕旨，将这个意思昭示天下，命令广泛设立学会，以精进他们的业务。其中杰出的人，赐予平民爵位，使他们与官员平起平坐，那么农、工、商就会极力奋发努力，而作为士人的人也不敢以空洞无物、徒有虚名来冒充儒者。这是贵贱之间的界限应当消除的。

古时候，兵农合一，文武不分。现在既然截然分为两途，于是嘴上不说军事的人懦弱日益严重，眼睛不看书籍的人粗鄙也日益严重。而且共同办理一件事，各自存有意见，阻碍尤其多。外国的制度，文武虽然各有学堂，但武官必须先学习文法，文士也都讲求武备。我打算请求参照仿效他们的办法，更改制度，务必让文武两途互相为用。文官能略知军事，临时无畏缩惊慌；而武官能识读史书，通晓道理，自然没有鲁莽破坏的祸患。这是文武之间的界限应当消除的。

这几方面的界限消除了，那么所有事情的界限就没有不随之消除的，从而将天下化为一家，中国化为一人。治理太平的效果，可以稳稳地实现了。第三点是务必着眼长远。孔子说：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必定有眼前的忧患。又说：见到小利，大事就成不了。我曾经反复思考这些话，私下认为为政的关键，都在这里了。现在比如捐输开例，已经几十年了，官场嗜利之风，成为习惯风尚，各自放弃本业去做官，甚至各自放弃本业去做官员的亲友仆从，致力于根本的人日益减少，追逐末节的人日益增多，其危害太大，到现在才明显地暴露出来。而且每年的收入不过一二百万，计算其侵吞剥削，何止这个数目，得不偿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官员俸禄微薄，远远不够用，又扣除他们的廉俸，贤能的人已经难以自爱，不肖的人日益放纵贪婪，危害仍然由国家承受。其他如铁路、船政、矿务等，都是富国的要政，然而开始创办时，亏损必定很多，西方人常常多方保护，甚至国家承担补贴利息。现在中国对于这些商务，没有听说有保护利息的办法，反而招募商人获利则要求他们报效出力，矿务畅旺则提取剩余利润，主管财政的大臣筹措款项，不得已才这样做，然而阻碍商务，损失就多了。我打算请求永远停止捐纳，即使官衔封爵、贡生监生也都停止，创设平民爵位，作为鼓励农、工、商的工具，厚加官员俸禄，务必让他们足够使用。一切兴利的事情，广泛劝告商人集资开办，官府不干预其事，只承担保护的责任，即使有厚利，也不用报效出力。凡是以前因小失大的弊端，一概废除，只要使官吏清廉，就是藏富于民的道理，而工商踊跃，百利皆兴，物产日益增多，那么国家的赋税自然旺盛。这是行政应当着眼长远的。

取用百姓的财物，治理百姓的事务，这是古今中外立国的普遍道理。用百姓的财物来兴利除害，即使多取也不算是暴虐；少于取用却不兴利除害，而只取用他们的财物，即使少取也不算是恩惠，何况多取。现在中国的百姓穷困得很，而国家用度日益繁多，皇上纵然以爱民为心，主管财政的大臣不能不以筹措款项为急务。虽然国家的款项没有一项不是用于民事的，然而积弊未除，善政未行，实惠惠及百姓的很少，而且进出款项平时既没有宣布，百姓只看到取财而不知道所用在何处，不免因怀疑而产生怨恨，日益将筹措款项的事情责难给穷困且怀疑怨恨的百姓，我私下为此感到危险。现在既然想要变更法制，那么兴利除害的政策，自然必须切实推行，再请皇上告诫君臣，使人人知道取用百姓财物治理百姓事务的道理。仿照各国，将每年的进出款项列为详细表格，颁布昭示天下。外省解送内务府的经费，应当改归户部统一征收，而每年拨款若干万作为皇宫费用，一律列入表格内，宣示使天下人知道朝廷的无私。我听说法国因战败于德国，赔偿军费达二十亿法郎，不到五年就偿还完毕，只是因为其民素来富足，上下互相信任，所以争相借贷给国家。我们中国如果真能力求自强，

译十年之后，民力逐渐充裕，民众的信任更加深厚，那么向民间借贷就自然容易办到。至于裁撤厘金、变通税收等事务，都是当前的紧要任务。然而，必须首先明确取之于民的大义，然后才能讨论取民制度的优劣，这是理财方面应当着眼长远的原因。

武备不修，国家就无法立足。外国经营水陆军队，有的历时百年，有的历时数十年，花费都以亿万计，才刚刚形成这样的规模。中国习惯于旧规，不懂得长远谋划。就像北洋海军的经费仅有一千多万两，却使全国震惊骇异，指责其浪费国库，不知道外国最大的铁甲舰一艘价值就达百万英镑，这点数目哪里值得谈论。

如今中国既贫穷又弱小，却想大规模练兵与外国争胜，不仅没有这样的人才，也绝对没有这样的财力。我私下认为，推行新政中的军事改革，只可暂缓议论，只有水陆将领的人才应当紧急储备。拟请王公大臣的子弟以及民间聪明强壮的青年，分年前往各国的学堂学习兵法，停止武科举，命令各省广泛设立水师和武备学堂，让人学习。

至于地方上清除盗贼、查究奸邪的事务，应当由专门的机构负责。东西各国的制度，缉捕侦察由巡警负责，战守防御由兵将负责，界限分明不乱，各自做好本职工作。考察警察制度，其实就是保甲团练的意思，但其章程细致严密，法令确立后严格执行，比起保甲团练远远优越。拟请详细翻译其制度，在都会城镇仿照设立，等到有了头绪，不仅绿营完全可以全部裁撤，即使营勇也应当大幅削减。各省只需酌情保留几营，以资震慑。

老将的习气很重，拘泥于旧规而忌恨新法，可用的人很少，应当全部罢免回乡，给予丰厚的俸禄赏赐，以酬谢他们以前的功劳。各营的将官，全部任用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以及曾在外国学习过的人，使后来的学堂学生都知道学有所用。十年之后，财力逐渐充实，将领人才也依次成就，然后整顿军队、讲求武备，事情就可以不劳而获地成功。如果不吸取以前的教训，艰难经营，只是白白浪费有用的钱财，正好招致外人的嘲笑，这非常没有意义。这是治军方面应当着眼长远的原因。

凡是像这样的措施，务必坚持长远的大计，不贪图眼前的功效，探究其最终成就，必定有超出平常千万倍的效果。如果只关注眼前，想谋求小成效，越是追求富强，越会造成贫弱，一点利益还没见到，百般祸害却都产生了。以上三大方面的弊端，都源于自私自利，危害到了损害国家、困苦百姓的地步。追溯这些弊端的来源，有的在近现代，有的在往昔，甚至有的在千百年前。

当中国全盛时期，元气尚足，外患不侵，弊病潜伏在细微之处而未被察觉。如今世界各国的智慧与能力相互竞争，他们有的而我们没有，别人相同而我们不同，因循苟且，将无法在五大洲中自立。然而积习既深，来源甚远，一旦要改革，哪里容易说得清楚？如果不是朝廷以身作则，克制私欲，那么即使天天谈论变通，也无法获得变通的效果。

恳愿皇太后、皇上念及祖宗创业的艰难，怜悯亿万百姓的困苦，以日本为前车之鉴，以印度、波兰、越南、缅甸作为覆灭的教训，迅速确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奠定危局的基础，天下人非常幸运，万世都非常幸运。臣受恩深重，衰老疾病日益加重，愿在未尽的余生中得见太平之日，敢于遵循“责难于君”的道义，希望效尽愚者千虑的忠诚，恭敬地献上浅陋的意见以供采择。至于具体的条款细节，头绪繁多，不是兼通中西、彻底贯通源流的人不能条理分明地分析。微臣愚笨浅陋，不敢轻易议论。所有遵旨筹议变通政治的原因，是否妥当，恳请皇太后、皇上圣明鉴察，谨此上奏。

译广东巡抚陶模就培养人才一事再次上奏，旨在勉力图谋补救，恭敬地陈述自己的浅见，恭呈奏折，仰求圣上明鉴。

私下认为，自海防事务兴起以来，关于议和还是议战的争论，众说纷纭。臣愚昧地认为，国家的强弱，取决于人才的优劣。如果人才不足，不仅和谈与作战都无可依靠，即使侥幸战胜，也对国家的根本没有益处。自古以来，用人之道文武并重，文官有科举制度，武官有军营编制。立法之初，并非不善，但积久弊生，仕途日益混杂，民生日益困苦，人才日益不可依靠。臣对此深感痛心。

所用的人才不是平日所培养的，平日所培养的人才又不是被任用的，这是古今共同的感慨。人才不在平日加以培养，却想在临时招致，即使伊尹、吕尚再生，也无能为力。如今，创伤巨大，痛苦深重。善于谋划国家大事的人，不因胜利而志得意满，不因失败而士气沮丧。在艰难困苦的时期，正是圣主激励奋发振兴的日子。《易经》说：“穷尽则变，变则通达。”天下应当变通的事情，不止一端，而人才问题尤其紧迫。如果不惩前毖后，破除一切拘泥牵制的陋习，就无法振奋天下的士气，从而在未来收到实效。臣不揣愚昧，恭敬地就自己浅见所及，分条列举大概，为我皇上陈述如下：

一、国子监应当首先整顿。京师是首善之地，太学是培育人才的地方。如果教法不修明，怎能得到人才？臣认为应当敕令督抚、学政，选择品行敦厚、致力学习的举人、贡生，以及蒙受恩荫的大臣子弟，进入国子监学习。大致效仿《周礼》中师氏、保氏的教育方法，宋代程颢、朱熹的学校制度，以及胡瑗经义治事的规范。研究经学务必通晓大义，处理事务必须通达时务。祭酒、司业应当选择学问品行兼优、众人推重信服的人，长期担任此职。教导他们辅佐君主、造福百姓的道理，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方法。选择学业有成的人，将其名字上报朝廷。凡是各部院需要用人，督抚请求挑选人员，都从这里选取。成效显著后，再选取能够为人师表的人，让他们分赴天下各地任教，这样学校才不致虚设，士子都有实行教化治理的基础，关键在于此。至于纳粟入监，始于明代景泰年间，沿袭至今，流弊实在很多。所有捐纳贡监生的旧例，拟请一律停止。

二、淘汰考生，减少录取名额，以慎重对待科举功名。学术不明，士人缺乏实际品行，迎合世俗滥取，怎能期望得到人才？近来应试的人多，作弊手段愈发巧妙，条例虽然严密，仍属具文。天下事只有简约才能驾驭繁杂。学臣在岁试、科试中轮流考核文章，抉择容易精当。然而在乡试之前，又录取遗才，将岁试、科试未被录取的人一概送考，试卷过多，考官难以遍阅，有的甚至暗中让子弟、幕友随人协助处理，其余如弥封、誊录等弊端又多。拟请敕令礼部定议，各省学政在岁试、科试中悉心衡考，评定三等，以及新生未经岁试者，均不录入送考乡试。这样考官得以从容评阅，文理平常的士子不至于徒劳跋涉，吏役可以减少，经费可以节省，宿弊可以清除，真才可以得到，一举而数善具备。历来治理之道贵在核实。臣私下思考，所贵在读书，是希望人人成为忠臣孝子。如果只崇尚虚文，即使人人都登科，有何裨益？今日士风日益浅陋，应当援引乾隆年间裁减录取名额的旧案，将乡试、会试的录取名额各减少几分，使人们知道功名不可侥幸求得，学业必然更加奋发。至于考试方法，也应当变通。时文必然不能废除，而浮华的诗歌辞赋应当裁减；策问贵在通晓当今，禁止谈论时事的条例应当更改，这样明体达用的人才自然蒸蒸日上。

三、确定小试年限，以端正启蒙教育。进德修业本来与词科科第无关。宋儒程颢说，子弟轻俊，只教以经学念书，不让他们作文；程颐以少年登科为不幸；朱熹说俗儒记诵词章的习气，其功夫倍于小学而无用。大概童子血气未定，培养其良知良能，引导以孝悌忠信，尚且担心不及，如果让他们作文求取禄位，即使获得功名，懵懂未见道，在乡里则无益，做官则贻误民生。拟请敕令有关部门明确限制，凡年龄未满二十岁者，一概不准参加府县试，这样培养深厚，远大前程可期。

四、停止捐例，以清理仕途。天下大弊在于官员过多。官员有限，而候补的官员无限，因此有入仕一二十年而不得一事者。等到有事时，久困之余，难以言志节。文官则剥削百姓、侵蚀国库，武官则侵吞军饷、缺额，几乎相习成风。而且入官既易，则谋求做官的人日益增多，士人不安于学校，农民不安于田亩，工商不安于店铺，或谋求捐纳，或求取保举，或侥幸获得科名，纷纷扰扰，皆有不可终日之势。那些依托宦途的人，无不仰给于有事之官，官员的应酬愈繁，其操守愈难信。民俗的败坏，士风的苟且，官箴的败坏，军实的毁坏，都由于此。科目、劳绩、捐纳三途的弊端，实在相等，而捐班较为显著。人们认为报捐者都是殷实之家，而不知贫人反而占大半。在四民中，一无所能，谋生无路，借贷入官，本已行同商贾，竟然有商贾所不忍为者。虽然捐班不尽无才，但源头既未澄清，水流怎能清澈？怎能以一二人有才，概指人人有才呢？督抚虽有甄别之权，犹如纵狼入羊群，责牧人以调驯狼性，势必……

译不能。既然已经颁布章程来招揽他们，怎么能把所有人都弹劾呢？这种弊端如果不消除，百姓因此会轻视官员，强邻因此会嘲笑中国。一旦爆发祸乱，即使再投入千万两黄金，也难以平定。这就像喝毒酒来解渴，利害关系显而易见。明知理财是最难的事，突然提议停止捐纳，很少有人不认为这是狂妄。然而近年来捐纳所得每年不过一百几十万两，此后恐怕会日渐减少。保留这点微不足道的收入，对国家的贫困毫无补益，只会留下后患，不是好的计策。我拟请皇上独自决断，下令全面停止捐纳。同时将内外多余的官员以及宦官等大量裁减。凡是与国家大计和民生无关的开支，以及内务府、织造衙门等各项费用，能裁减的就裁减，能减少的就减少。节省下来的钱应当不止一百几十万两，而且官纪得以整肃，民心得以安定，国家也应当令人信服。不战而胜的策略，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至于因劳绩而保举的泛滥弊端，更是层出不穷。新制定的部章已经比较严格，臣不再赘述。

译一、各部院的堂官和司官应当熟悉政务。自从部务大权落入书吏手中，司官中极少有真正的人才。臣所听到的，只有刑部的司官还有明白判例和案卷的，此外只要能润色文稿，便被称为有才能。堂官随时调动，成例案卷堆积如山，即使有超常的资质，也难以遍览。书吏名义上任职满期后更换，实际上却无异于世代相传的职业。所以部务中，官员最昏昧，书吏最熟稔。舞文弄法，贿赂公然盛行，这是一回事。无论批准还是驳斥，都有案卷可以援引。堂官和司官即使再三斟酌，仍不免落入他们的圈套。从前弃担任后稷，契担任司徒，终身不调动，因此能够使各项事业都兴盛。后世人才不如古人，政务更加琐碎，责任不专一，成效如何彰显？臣愚以为，尚书、侍郎的升迁应当不超出本部，一部堂官六人，本来就近乎冗员，如果有空缺，不妨兼任。司员应当让他们熟悉判例案卷，分类管理。各人有履历可查，不像奸诈的书吏那样诡称姓名，无法追究。各部本来有则例足以援引，一切旧案都可以不用。如果遇到疑难，堂官不能决断的，奏明请旨，不必一定凭借故纸堆，仍然落入书吏的掌控。臣看到户部陕西司，每奏报一案，必定用活字板印刷，积久成册，名为《陕曹奏牍》，始于光绪九年。各部如果都仿效施行，那么批准或驳斥的原因，人人都可以查阅，不仅舞弊者有所顾忌，堂官和司官通晓事理，受益更多。

一、旗兵应当破除积习，以巩固根本。各省驻防的旗兵，向来号称忠勇，和平日子久了，习惯于骄纵懒惰，无异于闲散百姓。正值海疆不宁，朝廷选择将才，广泛招募新勇，内地旗兵很少听说被征调，废弛的情形已在圣明的洞察之中。运用枪炮等法，必须学习两三年，才能心手相应。把精良的器械交给粗疏的人，十天之间便成了废物。新勇都是市井无赖，而老将愿意招募他们，是因为他们能吃苦。驱使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抵御技艺精熟的敌人，只凭“能吃苦”二字，抱着一线获胜的希望，臣实在不知道这行得通，因而感慨旗兵急须精练。练技艺，练攻守，必须从练筋骨开始。旗兵不从事其他劳役，原本属于格外优待，然而同治以来，湘楚各军、土木各工程，都责成勇丁。没有战事，太皿精力愈劳愈出，修筑堡垒、挖掘壕沟是行军的本分。请敕令各将军、都统，除实力训练外，遇到台垒、城濠、渠堤等事，应当一体帮作。又各省防军、练勇分驻要隘，都有护送饷银、缉捕盗贼的责任，与旗兵相比苦乐悬殊。兵法首先重视地理，断没有株守城垣可称为有用之师的。应当将各省驻防旗兵酌量抽取几成，出屯要道，归督抚兼管，用汉人军法约束，在护饷、缉捕等事上分任办理，以资练习。旗兵没有忽招忽散、入会传教等弊病。如果都能成为劲旅，那么绿营的饷项也可以稍微节省。正值时势日益紧迫，愈是蹉跎愈难着手。满蒙官员是国家的世仆，是汉人的表率，使人人知道安逸享乐是毒害，能够自我振作，一二十年后，满汉人才不亚于乾隆之前，天下幸甚。

一、文武大员应当勤勉以率领下属。下属官员的贤与不贤，视上官的好尚而转移。那些沉溺于声色货利的，无论了。即使有人怡情于金石，寄兴于诗词，多一种嗜好，必多一种懈弛，而下属中勤政的人也就懈怠了。又如将军、提督、镇将舍马坐轿，水师将领离船住屋，自身安逸，何以督率弁兵？并有武官学作诗画，自鸣高雅，其对军务的废弛，必然很多。应请旨通行禁止，仍令他们在处理公务之余，纵观经史，激发忠诚，涉猎近今的地理政书，讲究新译的水陆兵法，期望对实用有裨益。人才不择地而生，各省大员如果真能破除情面，屏斥浮华文辞，对吏治营务切实讲求，需以岁月，应当有可观的成效。这也是造就人才的一个方面。

一、禁食洋烟应当从士大夫开始。天下人才一半毁于鸦片，士是四民之首，不先立戒，何以责备百姓？官员是百姓的表率，倘有嗜好，何以服众？请敕令各督抚、学政遍谕教官、廪生，此后童生吸烟者不准保送府县试，诸生（秀才）吸烟者不准乡试，也不准补廪、报优，举人吸烟者不准会试。如果有蒙混过关的，从严惩办。并请饬令在京各部院堂官，在外将军、督抚查察有瘾的官弁，全部令其回籍戒烟。因查各国洋人均不吸烟，中华士大夫高谈论学问，侈言攘除夷狄，在戒烟这件小事上尚不及岛族，耻辱还有比这更甚的吗？

一、分设算学、艺学科目以裨益时务。《周官》有九数的教育，《曲礼》制定六工的名称，力量必须专精，造诣才能深造。近年定下算学取士的条例，先由总理衙门考试算学，后送入顺天府乡试考场，同试诗文，华实兼收，不是唐代明算科所能相比的。然而习算之士很少来应试，其原因有二：因为《九章算术》难于八股文，算学中足以资问答的，而非切于实用者，反复穷究，皓首也难以穷尽；

译制造器物的人只需略知几何与力学，而算学家中所有的考据辩难都可以不必学习。如今规定以算学与格物、测量、机器、制造、水陆军法、造船石驳、水雷公法、条约、各国吏事一同考试，哪有如此奇才一人而兼具众长呢？这只会让畏惧困难的人犹豫不前，轻率尝试的人仍然陷入空谈无益的弊病，这是不完善的第一点。集合众人来评判文章，或许百人中没有一个被录取，或者千人中只录取四五人。如今考核算学的人在乡试卷面上另外编排字号，每二十人中录取一名，定额不得超过三名，倘若诸生文理都优秀，反而因为考核算学而受限于定额，这是不完美的第二点。我请求将算学、艺学分为两门，考核算学的人兼考天文及地理测绘，考核艺学的人以金广学及制造船石驳之学为主。总理衙门在秋闱之前严密进行三次考试，择优录取送顺天乡试，分别编排算学、艺学的字号，增加录取名额以广泛招揽人才。臣还有请求，算艺与时文试帖兼习，必定不能兼精。定章规定现在学习算学的人并考诗文，不过是借此来堵住文士的嘴，只是顺从世俗人情，归于敷衍。近来保举捐纳的庸人都能得官，为何偏偏对稍有实用的人一定要多方限制呢？是否可以专门设立算艺两科，由皇帝派遣大臣特别考试，仿照翻译举人进士的例子，不必兼考诗文，这样专门名家各自得以展现。

译一、水军与陆军急需文武兼通的人才，应当打破常规予以鼓励。天津、闽粤设立水陆师学堂，本是因时制宜之举，但臣工中仍有人拘泥于《海国图志》的旧说，认为防守外洋不如防守海口，防守海口不如防守内河，因而认为学习驾驶船只和石驳炮是多此一举。如果船只和石驳炮不必学习，敌人究竟凭借什么在海上横行呢？沿海万里，防不胜防，必须有几支强大的海军，海口才能联络各岸防军，岸防兵力也可酌情减少。然而驾驶兵船的方法极其精密，海道的沙洲险阻固然应当熟悉，尤其需要懂得算学、力学，才能担任轮机手；能够测算七政恒星，才能担任舵手。这不仅武夫难以胜任，即使是才智之士也很少能达到这种境界。拟请皇帝命令各督抚督促水师学堂的学生勤奋学习天文、海道、御风、布阵、修理制造汽机、演放水雷等各种方法，每隔若干年奏请派遣海军提督、镇将率领学生驾驶练船，游历外洋，在途中亲自测试各生所学的专门技艺是否纯熟，分别记录等级。到达外洋时，由驻洋大臣按名单测试水军兵法各论，如果确实通晓，奏明朝廷作为水军秀才，送交办理海军的南北大臣，再加以考试，选择优秀者作为水军举人，并请皇帝命令各督抚督促武备学堂的学生勤奋学习西方国家的整散阵法、测算、远程射击、挖沟交轰、马步起伏以及明暗台堑、测绘地图、管理军械等各项事务，每隔若干年奏请派遣司道官员分内外场校阅技艺、条答兵法，如果确实精熟，作为陆军秀才，送交南北洋大臣，再加以考试，选择优秀者作为陆军举人，仍然钦派王公大臣复核水军、陆军各举人，选择最优者作为进士。如果文理较长、明白治体，量授文职，与文进士一体优待，上下不欺，真才自然涌现。臣又查武备、水师学堂的章程本来尚算周密，近来听说有将少年中不能读书的人滥行送入，怎能确实收到实效？应由该管大臣严格遴选，无论旗人、汉人文武官员及士民子弟，必须明白谨慎，文理清通，才准许留学。凡是文字、算学等与武备有关的设立课程，其余一概不要教学，以免分散精力。沿海、沿边各省选择要害之地增设水师、武备学堂，一律办理，按时宣讲浅近切要的各种书籍，启发忠爱之情。至于旧有的武科取士本来很少，这些人倚仗有官职，往往在乡间武断专横，反而难以约束，如果说弓矢无用而改习火器，那么家家都可以购置枪炮，流弊更加严重，拟应将旧例武科一律停止。

一、各省操练方法应当变通。水师武备学堂不是三四年就能见效的，应当命令各营先将新式后膛枪炮及西方人的水陆操练方法选择要点进行学习。如今各督抚也知道西方人治军的好处，但因为经费不完全符合例规，未能专心讲求，而且大阅时仍须合操旧法，武官既畏惧其辛劳，文官尤其多有非议。这就像乡村富人聘请老师教导儿子，儿子既畏惧读书之难，旁观者也说不必效仿寒士刻苦，并且说他的儿子聪明足以傲视文士，一旦进入考场，才开始后悔学问没有达到今天讲求洋务的人怎么与此不同呢？拟请皇帝命令明白中外情形的大臣参考德英等国的兵法，舍短取长，酌定简明章程，认真训练。近来火药猛烈，城墙难以抵御，外洋各国将旧有的城郭撤毁，专门从事沟堑暗垒及升降不定的炮台攻法，攻法变了，守法不能不变。各处紧要地方不可专恃高城大台，也应当命令知兵大臣筹划设险之法，预先演习。

一、工艺是富强的基础，应当加意考求。古代的教化将道与艺合为一体，唐虞时代，殳、斨与皋、夔同列朝班，确实是因为对国家有益的事，即使再细微也必须授予专官，使他们精益求精。只有枢机的运转、冶炼的纯粹，都基于算学，童蒙学习化学、汽学，历代传授，才能以器制器，绝不是略知皮毛所能窥见奥妙的。各省机器、军械、船政、电报各局的委员大多未曾学习，偶尔卤莽涉猎，终究难以洞达精微。如今各国往往派遣王子赴他国学习工艺兵法，用意深远，可以想象。国家创办幼童出洋之举已经二十余年，而成效尚未显著，一则官场视为鄙事，办理仍等于具文，二则专门之学本非一蹴而就，所遣子弟多未读书，文义不明，难以重用。拟请皇帝命令总理衙门查核历次奏定章程，切实推广选择满汉勋旧子弟已读《孝经》《四书》略知大义者，送同文馆教以浅近九数，根据其性之所近，咨明驻洋大臣，分送各国书院校、机厂、金广局，在制器、驾船、兵法、商务、金广事务、农政、水法等方面，殚精肄习。其水陆学堂、船政局、机器局各局的优等学生，也酌情派遣出洋，再加历练，务必使各擅一艺，回华后派充各局所委员，庶几驾轻就熟，成效更加显著。今日致富的要诀，应当与地争利，不要与民争利，应当栽培工商以抵御洋货而杜绝漏卮，不要搜括税厘以

译损害百姓而最终也损害自己，这是金广在商务、工艺方面应当竭力研究探索，以期逐渐收回利权的。至于添购兵舰，似乎可以暂缓，用这些财力来培植工艺，等到学业有成之后，无论是购买还是制造，都比较有把握。

一、大小臣工应当极力戒除自欺欺人。世变的奇特，有先圣所不及预料的地方，而士大夫却仍以不谈洋务为高尚。不谈洋务可以，但不知彼也不知己，是不可以的。如今我国政事因循守旧，上下粉饰太平，吏治和营务长久以来被邻国窃笑，明明不如别人，但议论政事的人动辄大发高论，自称出于义愤，却不知道这正好助长了庸臣的怠慢傲慢，遮蔽了志士的聪明才智。一两个有识之士害怕遭受指责，有的曲意附和，有的甘于沉默，完全没有古代名臣相互警戒的风气。平时视危险为安全，视软弱为强大，文武官员骄纵懒惰，无法觉悟，一旦有事发生，不肯平心静气地体察实情，谬托正论，追求虚名而招致实祸，实在令人痛哭流涕。事前既然不知道不如别人，事后众论仍然不肯直认不如别人，甘心自我局限，又怎能盼望有自强的一天？

拟请敕令总理衙门选择同治以来办理洋务的奏摺文牍，翻译各国的政务书籍，呈备御览，并刊发给各衙门和各处书院，使天下士大夫洞悉中外情形，清楚地了解朝廷为天下百姓多方周旋不得已的苦衷，或许人人知道耻辱和困难，越恐惧越奋发，人才因策励而不断涌现，化危为安，转弱为强，关键实在于此。

译以上十三条，略知时务的人大抵都能说得出，只是未曾为皇上切实地陈述罢了。值此危疑震动之际，舆论众多，拘泥古法的人谨守旧章，忧时的人竞相谈论新法，然而积习实在难以改变，而变法也不敢轻易言说。臣只就事情可行的方面，作为救弊补偏的计策，如果不激励士人，就会以虚文互相交易，可以共安乐，却不可以共渡艰危；如果不精究洋务，那么成法虽然高明，可以制服土寇，却不可以防备强敌。环海各国把中华当作鱼肉，都是由于我的痼疾长久中于腹心，而肢体的痿痹随之而来。那日本在三十年前被英美打败，纳币求和，因恐惧而奋发，于是成为强国。我如果真能发愤自强，合群策，群力，急起直追，什么事不可以勉力做成？如果仍然束缚于成例，淆乱于浮议，不全力以赴，即使勉强实行十之八九，也无济于事。伏祈皇上俯纳刍荛之见，迅速命令内外各大臣悉心核议，实力施行，以振奋人心而扶持危局。臣伏愿皇上鉴察天灾屡次警示，念及民困无法复苏，修治内政，知道外患难以消除，励精图治，日新又新，暗中探究治乱的根本原因，广泛阅览宇宙的大势。命令军机处、总理衙门王大臣等各矢公忠，未雨绸缪，集思广益，共济艰难。各部院堂司官员精白一心，综核名实，使胥吏不能上下其手，以败坏法度。将军、督抚、提镇等各率领其属，凛然于朝政的严明，寡欲清心，杜绝请托，用人理财一秉至公。从朝廷到百执事，不要开始勤勉而最终懈怠，不要拘泥于眼前而忘记远虑。上有卧薪尝胆的大臣，下有断荠画粥的志士，贤才争相奋起，庶政修明，四境安宁，远人宾服，实在是天下臣民日夜仰望的。微臣远在西部边疆，对于海防近事未能得知详情，念及时局日益艰难，惭愧献言已晚，冒昧上陈，谨效愚者千虑之一得，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甘韩《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第一卷中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第一卷中

晋安甘韩眠羊甫辑

通论中

新疆巡抚陶模陈述自强大计奏折

奏为遵旨覆奏，恭敬陈述，仰祈圣鉴事。窃臣于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五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钦奉上谕：自来求治之道，必须因时制宜，何况当国事艰难，尤其要上下一心，图自强而消除隐患。朕日夜忧勤，惩前毖后，只以蠲除痼习，力行实政为首要。接连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细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钞票、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力、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体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体恤商惠工为本源，都应及时举办。至于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查荒田、汰除冗员各节，只要能破除情面，实力讲求，必于国计民生都有裨益。着各直省将军督抚将上述各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官及各地地方官悉心筹划，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别回复。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各将军督抚受恩深重，具有天良，想必不至于畏难苟安，空言塞责。原奏折片均着抄给阅看。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知悉。钦此等因。伏念臣以菲薄之材，受恩最厚，值此形势艰难，何敢不竭尽愚诚，以冀涓埃裨补。只是新疆情形与内地不同，戈壁荒寒，物产不多，俄商既未征税，如果只征华商，则影射生端，徒增混乱。因此臣于光绪十八年奏准将土货厘金概行裁免，所以新疆并无厘金可征。营制虽改为标，而一切章程仍照营勇办法。新疆孤立塞外，幅员万里，平日已不敷分布，近来因甘回叛乱调兵分防哈密、西安、肃州等处，不得暂时添募，应等回匪平定后，酌量裁减。所以新疆目前尚无可裁之兵。议裁绿营，也是因其拘泥于积习。自光绪十九年调派洋操教习从西方来，臣督饬各营依次习练，虽然未能全部改变旧章，而运用枪炮诸法，弁勇间有领悟，只是火器不能一律，也是势使之然。向来绿营参用鸟枪不多，近年来湘楚各军火器不过三四成，耗费已增加于旧。如果全部使用后膛新械，固然是将弁所甚愿，只是操演枪炮，所需药弹及修理各费，又将加倍。平日限于财力，临时怎能不杂乱购用？艰难情形，不独新疆如此。

译和阗的金矿以及迪化、温宿的铜铁等矿，前任巡抚大臣及臣先后勘查开采，只因缺乏矿学人才，沙漠长途转运薪粮费用特别巨大，历年亏损无法报销。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奉上谕由商人承办和阗金矿，遵旨即会同陕甘总督杨昌浚札委嘉峪关洋弁、比利时人游击衔林辅臣、候选巡检施再萌携带粮食前往勘查，从罗布淖尔以南纵横两千多里荒无人烟，因山谷幽深，察看延误，屡次据禀报尚无头绪，容待该委员等回省详细询问情形，再行复奏。新疆屯垦自从安插遣犯、招徕流民，厚给牛工籽种作为款项颇为巨大，却刚开垦就逃跑，始终没有成效，确实因为农事最苦，不是退役士兵和游民所乐意做的。此后只有责成地方官加意安抚，招徕本地农户，逐渐开垦，宽定升科年限，务必期望每年有所增加。只是地广人稀，不是限定日期所能奏效的。臣又详细阅读大学士徐桐、广西按察使胡燏棧等各条奏折，有的意在剔除时弊，有的意在效仿泰西，说得极为恳切。世变日益棘手，不改革法令就无法自强。臣于本年五月十一日具奏“培养人才勉图补救”一折，意思也与此相同。只是改革法令不难，改革法令而没有弊端才难。今日国库空虚，岂能拿搜刮剩下的钱轻率从事？不知道我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不足以和他谈论西方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不惩戒过去的弊端，不足以和他谈论将来的利益。臣谨就各位大臣所奏各条推广的意思，大约列举四个方面：一是核实使用钱财。伏读上谕“卧薪尝胆”等语，凡在臣下，怎敢不在艰难困苦中激发天良，屏除浮华，力行实政，以仰副皇上宵衣旰食忧勤至意。臣听说西方人注重实事，节俭浮文，即使宫府仪卫也很简朴，田各华人办理洋务，其他没有所得，而奢侈浪费却最先出现。各局总办、提调、委员，或是权要嘱托，或是亲友攀附，虚领薪资，徒增弊端。目前如各位大臣所奏，将铁路、开矿等政事一一举行，恐怕闲散官员、游荡士人滥竽充数，更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步。此后各项人员，应请先后考核，事情不是平时熟悉的，不允许滥竽充数等浮冒开支一概删汰，这样费用不白白浪费，效果可以逐渐收到。二是破格储备人才，算学技艺取士，应增加名额分科。水陆学生必须兼通文武，出洋人员应当如何端正品行，而矢忠爱之忱；奉使大臣应当如何稽查，而任考试之责。不拘文武，只看能力。臣前折也已详细陈明。过去出洋学生可用的也很多，只因为拘泥于资格，让素未熟悉的人驾临其上，全局因此不振。此后水陆将弁不谙各国兵法的，各局所监督委员不谙制造各学的，都应当逐渐更换，就用优等学生充任。旧例武科对军事无益，只害乡里，急当罢行，断不可改习火器，导致滋生流弊。西方人军官士兵的长处，在于明白制器用器的道理，以及兵法、舆地各书，必须入学堂学习，师友观摩，并非只知道施放枪炮而已。草野武夫既缺乏新书奇器，又不便聚徒讲习，性情愚钝，难以学习韬略。

译现在议论的人想要改革考试，用枪炮、火药代替传统的武艺，势必导致家家户户都要配备火器，后患更难设想。应当在沿江沿海设立武备水师学堂，就把这里作为武学秀才、举人的选拔地，都守、千总、把总等军官也从这里选拔。如果能切实培养人才，分布到各处，足以满足国防的需要，西北各省就没有必要再单独设立武学了。至于各项武备工艺的考试，很难找到深通此事的大臣来担任考官。阅读进士康有为所陈述的，认为近支王公中年富力强、英明杰出的人，应当让他们入学堂学习，这确实是储备人才的重要计策。臣认为，既然学习洋务，在国内不如出洋留学。因为地方遥远、关系疏远，那么徇私舞弊就少；见识广博，那么学业就精深。这就是各国变强的根本，应当立即请旨办理，作为士民表率。

第一，推行应当循序渐进。议论时事的人急切地追求富强，然而理财应当安静而不应当扰民。农业和商业这两项行业已经极度疲困，向百姓征收的数额无法再增加。臣生长在江浙之间，这里是厘金最兴盛的地方，亲眼目睹商民由富变贫，以至于赤贫，都是因为厘金造成的拖累。委员和巡吏稍微不满意，就指称偷漏，勒索罚款十倍，甚至二三十倍不等。这些人囊中所得，来自侵吞隐匿的很多，来自勒索罚款的也不少。现在议论的人想要把这些全部作为公家应得的款项，并以收入最多的年份作为定额。难道不知道正项既已增加，委员和巡吏的私入能禁止吗？立法从宽尚且流于苛刻，这样不留余地，名义上是惠及商人，实际上是损害商人。议论的人又想要以比较的数目按月上报户部，不知道胥吏把上报户部当作良法，外官却视上报户部为弊政。往年户部所定的钱粮征信册之类，堆积如山，谁能检阅？外官担心受到驳斥，或者贿赂吏胥以求省事。前大学士阎敬铭致仕还家，深知其弊端。厘金繁琐，如果也这样办理，徒然为吏胥增加一个获利之源，为小民增加一番剥削罢了。天下合乎例规的案卷日益增多，天下守法的廉吏日益减少，其弊端可以想见。良民谁不怕官？只希望没有留难需索，本来乐意缴纳。商人每个行业都有首领，市场每年进出货物、成本多少、应税多少，人所共知。或者让公举一两个正派的人在会馆包缴厘金，一切局卡委员的浮费丛弊似乎可以全部消除。只是各处情形不同，应当由地方官斟酌办理。

至于开垦荒地，也难以急切完成。百姓如果看到有利无劳，督促废地不垦，自有其苦衷，如江苏的吴江、震泽，往往富人视田地为累赘，甘心送人他处，其他地方更可类推。经理垦荒，是有司的责任。如果考核太严，狡猾的人必定借此邀功，以荒地报为熟地。往年陕西延安、绥德、鄜州各属曾有这种弊端，累民甚重。总之，事情如果不通盘筹划，行动多有阻碍。户部岁入，与古代相比未曾不富，然而民气逐渐凋敝，财政日益短缺。嘉庆、道光年间已有银荒的祸患。各国通商后，每年漏损数千万，中国银根已竭，无论如何整顿扩充，绝不可能一时复原。纷纷立法谋利，越急切累民越甚。想要不累民，除了开矿没有其他办法。然而自己办理则亏损立见，延请洋员则驾驭殊难。急宜在京师及滨临江海的地方设立矿务学堂，加意讲求矿学。学成之后，派赴各国矿厂阅历考证，然后回国内勘验各省五金诸矿，一一开采，或许有实效。人人知道宝藏自在，不依靠搜括，民心也可以稍微安定。人才得地利兴，方有资本以行钞铸币，方可自设制造各厂。能够自己制造，方可将兵器归于一律，方可令铁轨钢舰左右适宜。如果不按次序，杂乱并兴，果真有富人承办固然好，否则专恃借贷，势必利归他人而害仍在己，不可不深长思之。

第一，根本应当急治。臣按《大学》先论本末，后言理财，最终斥责务财用的错误。《孟子》先仁义而后利。假如孔孟再生，必定议论变法，必定不专言富强。有弊应当革除，有利应当兴办，不求富强而富强自然达到，这叫做王道；急切想要富强而竞谋功利，这叫做杂霸。朝野上下公然言利，北宋的覆辙应当惩戒。担忧贫穷而勤于蚕桑，同舟之人且成敌国，何况海外？臣并非阻挠洋务的人。私下认为更张不可少缓，而根本急宜先治。最根本的要务在于取士用人。人才之所以不振，都是因为考试太滥，捐纳太广，保举太多。名成年长，境遇困窘志气污浊，教无从教，劾不胜劾。天天说破除情面，而终无由破除；天天说实事求是，而终不得实效。此病根之所在也？不治病根，只学西法，聚集庸碌嗜利之辈，以期富强，只是在旧法外增一法，不得谓之变法；且在积习外增一积习，不得谓之祛除积习。东西洋各国之所以自立，在于法，也在于人。试令各国也学我们的取士用人，那么他们所谓的富强，不过四五年就会衰弱了。又试令岛族纳土归诚，取他们已富之财、已强之兵，让我们庸碌嗜利之辈去治理，不过一二年弊端百出。今日之败，酿之已久，痈疽已发，杂治更危，应当静察其病所由来，求对病之药

译可以治疗根源、解除毒害，从而逐渐收到成效。我皇上吸取过去的教训，以消除积久的陋习，将大力推行切实的政治作为首要任务，这确实是大有作为的契机。臣私下认为，天下自汉代以来就有积久的陋习，那就是纳钱买官；自唐代以来也有积久的陋习，那就是以诗赋选拔士人。过去程子以馆阁清要之选为名，实际上并未纠正弊端，只是把增加录取名额作为利诱的手段；朱熹论述科举的弊端，说法很多，甚至说如果要恢复正道，必须停罢三十年的科举。大概学校教化应当广泛推行，而选举制度贵在严格。如今滥取滥保，名义上是得到人才，实际上是危害政治。捐纳出身的情况越来越差，捐纳甚至扩展到武职，更不用说了。今年不能停止，那就明年；明年不能停止，那就后年。捐纳的弊端，实际上比洋债更为严重。各省匪类日益滋生，甚至有的猖狂叛逆，难道都是百姓没有良知吗？大半是由官吏激化造成的。官吏难道喜欢做不肖之事吗？大多是因为学术不正，仕途拥挤，所酿成的。多录取一个游手好闲的士人，就多损伤一分国家的元气。每年收取百余万的捐纳钱财，将来就要用千百倍的民脂民膏来偿还。说到这些，怎能不让人寒心？应当赶快抑制那些浮躁喧嚣的人，让他们回归农业，停止分发官员一二十年，官员少了政治清明，得到好的地方官来安抚百姓，那么百姓就会都专心于本业；得到好的地方官来平息盗贼，那么军营勇丁也可以商议裁减。至于农桑等各项事务，西方人都设立学校讲求，而中国人一概草率从事，这也是根本应当急于处理的。臣反复思考，私下认为想要追求富强，必须以崇尚节俭、推广教化、体恤农商为优先；想要革新政治，必须以改变士人习气、减少录取名额、裁汰内外冗官为优先。恳请皇上独自决断，先清理根本的弊病，然后安内攘外的策略，就能纲举目张了。微臣迂阔谬误的看法，不敢故意高谈阔论，确实是担心急切追求近利，效果未见而危害更大。因此与布政使臣饶应祺、镇迪道兼任按察使衔臣丁振铎再三商讨，意见相同。恭敬地呈上奏折回复，是否妥当？恳请皇上圣明鉴察训示。恭敬地奏报

译福建总督许慎上奏条陈变法事宜。

奏为遵旨依限覆陈，恭请圣鉴事。臣于二月初八日接到行在吏部来文，内称：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世间有万世不变的根本常理，却没有一成不变的治理方法”等语，将此通谕知晓。钦此。由此可见朝廷励精图治、集思广益的深意，臣钦佩不已。

臣以为，顺应时势者应当制定适宜的措施，挽救弊端者贵在优先处理急务。当今最大的祸患在于贫穷和软弱，不开拓财利来源就无法救济财政的匮乏，不修明军事装备就无法筹划边疆的安全。因此，理财治兵尤为急务。臣就这两方面悉心斟酌，建议八条，另缮清单恭呈御览。

其余西方政治要点足以弥补中国不足之处，项目繁多。只是担心变革过于突然，或许不能契合民情；执行不当，或许反而滋生流弊。必须等待随时增减调整，选择可以推行的，循序渐进地推广，一时不敢贸然议论。

臣曾采纳西方人的论述，说要想求得西法的利益，应当先去除中法的弊端，这确实是知情的言论。中国的弊端不止一端，但两句话可以概括：一是“隔阂而不通达”，二是“涣散而不团结”。现在想要大力清除障碍，拔除病根，就必须权衡上下之情使之通达，然后才能谈论富裕；必须联合远近之势使之团结，然后才能谈论强大。至于一切人员费用冗杂泛滥，法律条文烦琐苛刻，积习相沿，都应当裁汰，使其归于简易。

臣还有请求：古今治理国家在于政治，而行政在于人才。从前张居正在明朝变法，几乎达到富强；王安石在宋朝变法，却徒增纷扰。一得一失，都是人为造成的，应当引以为鉴。

伏望皇上广泛搜罗人才，严格甄别，考察心术既已判定正邪，比较财力互相优劣，或许加以明察试用，那么空谈者就没有侥幸进身的机会；期望以器使才，那么效命者不至于违背才能。这样民力得以施展，百事得以治理，中兴的治世就可以翘首以待了。臣的管见所及，是否有当，谨缮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一曰兴矿务以收地利。

铜山四百六十七座，铁山三千六百九座，中华矿产，春秋时已记载于书，如今又过了数千年，开发愈晚，蕴藏愈厚，应当环球无比。然而历来试办成效渺然，是由于风气初开而管理未尽合宜，资本不继而作辍，终难持久，这是应当联合洋股来辅助的。

因为洋人在开矿一事上，体念最真切，凡是延聘矿师，推测矿脉，断不马虎从事，而且魄力雄厚，那么指挥自然能如意，出入分明，那么侵蚀无所容奸，似乎比专倚华商，更属事半功倍。

查前奏定开矿章程内，已列入准许集洋股一条，然而终究因顾忌者多，遂致提倡者少。应当谕令各督抚广行出示，恳切申明，这样经始有资，观成可冀。

只是公司准许纠集洋商的股份，而首事须出华商之名，使一切纠葛与官府无关，并且订明所出矿产，先尽中国购买，再运往外国行销，这样层层约束，自有利无害。

近来列强环伺，其欲望贪婪，不借助彼此相制的形势，无以善委曲求全之策，只有将矿利公之于各国，那么与股者固然情谊同休戚，而不与股者亦心灭觊觎，这确实是牵掣的良法。

一曰保商富以阜民财。

外国的商人参与大计，而财政常借众擎；中国的商人甘处末流，而居积只图私利。没有别的，保与不保的区别罢了。

华商怀忠急公义，何尝落后于洋商？只是官府抑勒，则多存避地之思；豪强侵凌，则愈蓄厚亡之惧，于是相率而讳言富。

自然应当谕令各省督抚力加调护，查商本较大的，列其数以闻，区为等差，示以优待：一千万以上为一等，与三四品京官同；五百万以上为二等，与翰林、詹事、科道同；一百以上为三等，与各部司官同；五十万以上为四等，与小京官同。

大概仪制隆重然后弱肉不致被强食，体恤周到然后下情始获通于上，那么商务可期大变。

等到国家有事，或由朝廷赐对，或由方官传旨，壅塞既除，诚意自献，由此而助非时之兴作，挽外溢之利源，其裨益实非浅薄。

一曰铸铜洋以救圜法。

近年各直省多患钱荒，货币既罕流通，市场顿形闭塞。推究其故，固然由于铜斤短缺，而旧钱多付私销，时价参差،而新钱动搀私铸，遂觉积重难反。

欲纾其弊，宜置机器多铸当五、当十之铜洋，大概其制用紫铜印成，重一钱，可抵五文；重二钱，可抵十文。私销必形亏折，而轮廓分明،花纹工致，又非私钱所能混淆،那么二者不禁自绝。

今闽粤皆开机试制，所出无多،然一入市场，争先取用，可知其效。若能大加扩充，各省皆踵而行之，圜政既肃،商务斯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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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又沿江沿海洋元充斥，成为国家的一大漏洞，尤其需要及时仿造，以资抵制。只是不通商口岸，平时罕见洋元，那么价格的涨跌，既担心市侩把持，成色的真假，又难以强迫百姓辨别，不如专门发行铜洋方便。至于使用银钱，可以缓解财政的急迫；铸造金钱，可以防止折算的亏损，并且应当由国家设立一种银行，逐步兴办。只是如果不归洋人经理，将会弊端丛生，尤其不可不妥善规划。

一是颁发印花税，以扩大税源。考察印花税的实行，始于罗马，后来各国争相效仿，如英、俄、德、法都将此作为岁入的大宗。根据近人翻译的印花税章程，知道其制度有两种：一种是实黏在上面的，一种是活粘在纸上的。就中国而言，则宜专用粘贴式的活印花。法令规定民间各项买卖凭单及合同契据等类，都必须根据钱数，随欠项的多少粘贴印花。英国自四十先令起，粘贴一本士的印花；法国自十佛郎起，粘贴十生丁的印花，由此类推。欠款越多则价值越重。倘若各项单契未将印花粘贴，则卖方可以重新索要价款，而买方不得向官府诉讼。至于其余票据合同，如果没有印花，都如同废纸。有人说所取极微，所入极丰，实行有十种便利。因为印花常寄售于城镇铺户中，或电报局、邮政局等，需用者随家可买，没有留难需索的费用。这是便利一：印花上刻有钱数，一目了然，绝无模糊混淆的弊端。这是便利二：此项印花统由户部颁发，各省或者设立分局，或者由税厘局、盐场等局兼管其事，那么应收税额，户部即按颁出的数量核取，毫无侵蚀的祸患。这是便利三：各省分局按时稽查各铺家账簿之外，别无检核骚扰的借口。这是便利四：章程既定之后，听人自行买贴，没有督责催促的事情。这是便利五：用印花者常预购以备用，其税款皆先入官，没有征求勒索的弊病。这是便利六：一切契据未贴印花者，遇到涉讼，官府不为审理，谁肯惜小费以遗后患。这是便利七：货财交易之事，必有参与居间之人，若伪造印花及所贴印花不足税额的，一经告发，则有接受者同罚的规定，告发者给予赏赐，又谁肯惜微利以取重罚？这是便利八：常税及厘金皆完在未售货物之前，而此税则出在买卖既成之后，人们尤其乐于遵从。这是便利九：华商与洋人交易者，也贴印花，这是华商自行完税，而洋人已暗中纳税。这是便利十：以上十便，都是就成效而言的。然而中西情形终究不同，即使利害也担心互相显现，必须经过工于心计者详细厘定，严密谨慎思考并征验于时，适宜则推行尽善了。

一是设立边防总署以重视筹防：太平之时，军饷隶属司农，从容分理也可以。如果世道多故，事变纷至沓来，让管理军饷的人不考察军队的利钝，怎么严杜虚耗？掌管军队的人不知道军饷的盈虚，怎么预防饥溃？那么合并为宜。应请在户部、兵部之外，另建一署，名为总理边防特简大臣，其中素来怀抱公忠、博通时务的一二人，赋予重任。除正饷仍归户部，其余一切财政全部隶属它；除额兵仍归兵部，其余一切军政全部隶属它，使其能够体察时艰，通筹全局，较为周密。至于僚属，也应慎重选择，分治其事，列为四曹：叫制用司，掌管出入勾稽；叫诘戎司，掌管战守征调；叫开源司，掌管矿路商务；叫修备司，掌管器械工程。内而部院司员，外而道、府、州、县，均准许其择能保荐。三年考核最优，则举财籍、戎籍总而校核，果真能使饷项递增，兵力加厚，才准许从优奖叙。像这样综核名实，力戒因循，将没有事务漫漶的担忧，而人人具有振兴的志向，机务大概整饬了。

我私下认为海军残缺，是中国招致侮辱的原因，不谋求恢复，无从自拔。虽然此时物力艰难，不得不姑且放置缓图，但总当尽力讲求，以等待来日，不可就忘记远大目标了。

一是训练偏师以资游击：各省分防营勇数量本来不多，如果遇到因警报赴缓，那么抽调既费时日，而空虚尤招窥伺，非常不是计策。应谕饬各省督抚详求形势，根据幅员的广狭，酌设守兵若干，而另置一军队专备征调，其饷章与防营一样，只是出境则加给行米。大省练一万人，中省练八千人，小五省练五千人，平时训阅，统照行军队列操演。所有资粮器械，一一预储，务必周备，无少欠缺。凡经奉令，限定三日成行，像这样号召既灵，大概于缓急可恃。只是兵归各练，饷赖通筹，因为各省丰啬不同，不节省有余以补不足，断难经久。臣详考各国兵制，推德国为上，日本次之。然而日本因地为团，德国籍

译百姓入伍，实际上本源于古代乡兵的遗意。现在应当采用亭候的旧法，酌情加以变通，命令各州县根据户口数量来征发壮丁，根据田亩数量来征收军饷，由绅士负责具体事务，官员监督其完成。所需的军火核实后发给凭证，随时自行购买。编制既定，然后挑选胆识和体魄出众的人担任统带，精通枪炮的人担任教习，每月进行数次操练。等到训练自然精进，那么一方百姓自然足以守卫一方土地，节省军饷无数。而且分巡乡里，查究奸邪就能加倍得力；保卫家园，同仇敌忾必然同心协力，这比招募士兵好上万倍。虽然如此，好的法令和美好的意图，要等待贤能的官员才能施行。必须州县官中有像陆陇其那样廉洁、沉静、慈爱、仁惠的人，才能管理得当，否则权势纷杂，惊扰百姓，民众将不堪其害了。

第一，勤奋考核技艺以选拔将才。西方国家的将佐由学堂层层晋升，胆识在童年时便已锻炼，指挥传授继承自师法，所以十个人中能选出五个优秀者。如果中国则受限于风气，学堂的制度，近年才偶尔议论仿行，然而究其根本，大加建设则费用繁多，粗略具备规模则功效甚少，而且担心缓不济急。如今的计策，应当让各营将弁都学习西方操练，多翻译外洋战阵的新书，供他们研究。凡是枪炮的图表、地图的学问，以及守台筑垒的适宜方法，务必逐一讲求，这样才能窥见全豹，不能因为稍微懂得号令、熟悉步伐就认为已得到真传。如果有能制造精微器械、深明军事要害的人，允许其自行呈报，由督抚亲自考验，选拔其中特别能干、能汇聚众人长处的人担任营官，能专精一艺的人委任为哨弁，并让他们专门负责教演训练成军。然后召集到校场，观察他们的步法和阵法，又分别操练打靶，根据命中多寡来示以奖惩，结合操练和军队行进攻守的形势来辨别得失。如此实事求是，赏罚严明，或许积习尽除，真才自现。大概华人骁勇敏捷本来胜过西方人，因为施放火器完全没有讲习，所以往往遇到敌人就溃败。现在以此作为标准，那么凡是将弁勇于枪炮的都会习见习闻。听说将操练熟练的人，技巧自然产生；造诣精深的人，胆量自然壮大。用他们来抵御外侮，似乎没有困难了。

第二，广泛设立工厂以充实军备。各国所申明的军火禁令，凡是枪炮子弹火药，如果不是自己制造，就没有来源。如果不未雨绸缪，恐怕孙武、吴起的谋略，廉颇、李牧的勇猛，势将坐困愁城。只是查考西方国家每建立机器工厂，动辄耗费千百万金钱，虽然成功迅速，但费用确实巨大，不是中国所能效仿的。应当谕令各督抚认真策划，衡量财力盈亏，依次建成。只要筹集到数万金，就购置一台机器；筹集到十数万金，就开设一局。希望可以同时并举，至于制造枪炮，还是制造子弹火药，都随其方便。只求越推广越广泛，将会看到逐渐积累逐渐增多，应急的策略，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近来中国民智大开，机器秘法传习已不乏人，而流寓在华的外国人中有心灵手巧、驾凌西方人之上者，如果由朝廷颁布优诏以鼓励，督抚重赏以招致，估计必定奔走前来。从此工艺大兴，互相观摩而向善，彼洲的成法，运用独得之秘，心思别出新裁，或许能掌握胜算了。至于京师是根本重地，尤其需要在附近设置一个大厂，以资战守并助长声威。只是仍议在京城和天津设立，不如酌情移到山西边界。因为那里据有山川的险阻，拥有煤铁的丰富，是建厂的好地方。如果担心转运不易，就让芦保铁路向西连接，数百里路程瞬息可达，取用携带自然方便。其余上海、江宁、湖北、福建、广东等处所开的工厂，虽然大小不一，但都有基础可用，统一应当命令每日省察每月测试，精益求精，作为各省的先导。

译安徽巡抚王（文韶）覆奏条陈变法第一折

安徽巡抚臣李兴锐跪奏，为遵旨斟酌中西情形筹议政务、恭缮清单仰祈圣鉴事。

臣准吏部咨文，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奉上谕：“目下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斟酌中西政法，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等因。钦此。

臣恭读诏旨，对于古今治乱的根本、中西政教的得失，以及臣工的积习、时局的变迁，无不洞察隐微，极为深切。天下臣民仰承深宫之忧勤惕励，若不感激涕零、发奋兴起，是没有道理的。

以今日列强环伺、变故多端，军饷匮乏、兵疲民穷、财尽，论者几乎认为无可措手。然而臣认为，从来国运的兴衰不在于战事的成败，而视人心为转移。从前太王避狄、勾践破吴，皆因多难而兴邦，并留下美谈于史籍。考察欧洲各国，德法之间迭相攻伐，都曾濒临一蹶不振，不久却都雄视环球。以中国地大物博，加上皇太后、皇上励精图治的迫切，何难改变这贫弱局面，光显宏大的基业？

臣受恩至深，救时无术，每念及皇帝车驾播迁，更觉寝食难安。谨就平日所见所闻，参合中西政要，条陈十事，另缮清单，恭呈圣明采择。其条目为：举行特科、整顿学校、考课官吏、广设银行、行使银纸、维持圜法、仿立保险、修举农政、讲求武备、彳扁设捕（此处原文可能有误，疑为“广设捕盗”或类似含义，依语境译为广泛设立捕盗机构）。

以上各事，综其大纲，不过求贤、任官、理财、经武的常道，而及其成功，未始不可作为兴利除弊、安内攘外的一助。鉴于此时积重难返，决无一蹴而就之功，故臣所言只取简而易知，实乃卑无高论。欲求美备，尤待扩充。如改科举、设学堂，也是求贤的要务，但风气未开，锢习难去，尚宜缓缓图成；增廉俸、裁冗员，实为任官的微权，但经费未充，宪纲欠定，当为徐徐振起。理财方面，铁路、矿政此前已具规模；经武方面，团练、保甲自来皆著为令典，此但宜随时因应，而无待于此缕陈以上。

至于稽核钱漕、整顿厘税、剔除中饱、裁节糜费，皆是地方应办之事。臣现经督饬司、道，次第筹议举行，容当随时具奏。

此外臣更有请者，则尤在用人一事。大体上天地产生的人才，恒足以周济一世的需用，只怕用之无其道，则成效不可期。近来官场积习，日以徇私舞弊为能事，每多用一个奔竞之徒，则阻塞无限贤豪之路。惟在我皇太后、皇上虚怀宏奖，赏罚严明，得一善必予以不次之超擢，见一恶必加以不测之斧钺（严惩），行政务求实际，尽罢虚文，则人才都乐于为之鼓舞奔走，百官庶务不难日渐有功了。

所以微臣筹议政务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谨将微臣酌拟政务十条缮录清单，恭请御览。

一曰举行特科。国家设科取士，原本是为了网罗英俊，宏济艰难。当天下无事之时，四方安定，虽有拨乱反正之才，几乎无以自试，所以只要得到一二辈章句之儒，拱手而谈性命之理，埋头而治文词，未尝不可以粉饰太平。现在则非其时了，外侮凭陵，危迫不可终日，而士大夫仍持闭关自守之旧学，于中外形势茫然无知，岂足以临敌制变？不仅不能临敌制变，即使目前兴举庶政、百度维新，环顾僚属，也正恐不敷使用。这是臣之所以急切请求开特科的原因。

伏见康熙、乾隆年间再举词科、经学，一时朝野向风，用以成就二百余年文明之治。征之前代，汉武帝有举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出使绝域之治；唐宋之世，自贤良方正以至直言极谏等科，都视其所需，令大臣荐举而试之，名儒硕辅多出其中。求贤之妙用，似乎没有超过此者的。

窃愿我圣主上法圣祖、高宗之成规，旁采汉唐宋之遗意。饬下在京三品以上大臣，以及各省将军、都统、督抚、藩臬，各举平日所知精通中西政学之士，待回銮之日定期考试。京官自五品京堂以及翰詹科道，外官自省道以下，乃至布衣，均听给咨赴部试，后分别按其阶位迁除，并各就其所长，派往军机处、总理衙门任章京及出使参赞。外官则以特用、补班任用。此后遇应开恩科之期，均一律改为特科。以汉代儒学经学之盛，班固尚谓利禄之路使然。臣固知特科实行而人才不可胜用矣。

或谓今日士流之患，在于所学非所用。即有号为能通时务者，类皆拾取西人之皮毛，而昧于经世之大法。就令大臣荐举……

译难道能完全得到真正的贤才吗？无非只是白白开辟了一条捷径。不知道天下的大势，总是随着上级的意向而转移。上级不曾以此要求，下级自然无从响应罢了。拥有中国四万万神圣的后代，却说没有一两个奇才异能之士，臣是不相信的。考察唐宋以前的选士制度，都崇尚推荐举拔；唐宋以后才有科目考试的方法。现在的特科，是将推荐举拔与考试合二为一，比起在文艺末流中暗中摸索的人，确实更有依据了。即使大臣所推荐的，只是徒有虚名，但一经考试，也断难滥竽充数。又何必因为有人噎住就废掉吃饭呢？第一是整顿学校，规定各省、郡、县都设立学官，聚集学生在学校中，并任命他们进行教学。有每日功课、每季功课的规程，有上报优秀、上报劣等的责任。不能履行其职责的，予以罢免。官员到任之初，必须让总督巡抚考核那些精力衰退、文理荒疏的人，也予以罢免。

译又在雍正年间议定，在学宫之内广泛设置斋舍，多设廪膳，让士子讲习律例，定为考核之法，以此来教育人才，使他们成为有用的学问，这用意未曾不深切明确。无奈时间久了都成了具文，教官常常整年不与诸生相见，人们都称他们为冷官。那些注选的人员，只有进士改任教谕、举人大挑、优拔贡生还有壮年得缺的，其他都要候补数十年，轮到任职时大多已经去世，或者年龄已过耄耋。身为师儒之官却轻贱到如此地步，还想让师道树立，怎么可能呢？学官之外，各行省从省会到一州一邑，没有没有书院的，多的有五六所，最少的也有一所，各自聘请山长，按时教习，各自具备规模。然而自一二所大书院教课经史古学外，其余都从事时文，仍然归于无用。论者说如果不另开学堂，就不能造就士人，我认为舍弃固有的而另开生面，那么事情困难且费用繁多；就旧制加以裁成，那么事情顺当且容易集议。似乎应该命令各省书院都改课经济之学，凡是中国的重大经世大政，以及西方人的电光汽化算术诸门，体操武备之事，都立为等级，仿照宋明三舍积分法，以分数的多少决定其廪给而奖励之。所需经费有不充足的，酌情增加拨款。其教官都命令督抚学臣从本省绅士中选拔那些通晓古今能胜任师儒之任的人，上报朝廷，加重其俸禄，以隆重的礼节对待，令其考课黉舍诸生如书院山长之体制，不入吏部铨选，不循堂属常规礼仪。一经转移，都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宋代臣子朱焘曾论学校，说必须罢免堂除及注授教官，以本乡州的先生担任。臣的这个建议，确实切合其义。至于一切教课章程，奖赏款项，诸生进身的阶梯，都请求由部核定通行遵照。至于书院山长教导有方，按规定六年保荐，现在或许更定为三年为期，与学官一体优奖，愿意出仕的立即给予迁除，不出仕的分别给予卿衔留任增俸。这样那么用来教育的，既得其人得其法，又有举试特科的条例来鼓舞天下，哪里有不感慨兴学的呢？

一曰考课官吏，今天下仕进的途径不外正途、劳绩、捐纳三班。自军兴以来，保举的泛滥、捐纳的杂乱，颇为世人所诟病。而正途大多以八股、五言得官，有的不能很通晓吏治，论者也讥讽其所学非所用。他们分发到各省，除了截取即用外，仍然不能不借助劳绩、捐纳来晋升。近日一省中，自道府以至杂职的班人员，需次者多的有一千人，少的也有二三百人。差缺不能遍及，于是争相钻营，争竞。群居无事则酒食征逐，甚至赌博游荡，无所不为。间有敦厚学业品行的人，而混杂在同类中，未试一事，也复无所自见。所以人愈多而才愈少了。方今时局日危，民生日益困敝，不讲富强无以自立，不整顿吏治无以致富强。需次各员，现在不能弃之而不用，就应当教之使有成。臣伏读吏部则例规定：府厅州县及佐杂各员，无论现任候补委用试用，均一体考试。列为一等二等三等的，现任照旧供职，候补委用照常补缺署事。列为四等开缺停补停委留的，学习一二年后再行报考。不列等的，勒令回籍学习三五年，再行赴省报考。倘若文理荒谬，即以原品休致。正途人员也一体秉公举劾。佐杂各员不得仅令缮写履历等语。这是考试之法，部张本及周密，诚能认真奉行何难使群才奋起。臣现经督同司道筹议即于臣署设立课吏馆一所，广置书籍考取二三十员入馆肄业授之日记使识别所习之书及其论说按日呈臣查核批答并专派馆长日与讨论臣暨司道亦间日造馆察其言论观其品诣有经猷宏远者据实保荐其次则立予差缺仍统未经肄业各员入额按季考试一次遵照部章分别等第酌给奖赏用示劝惩其馆内课程略分三类一中国吏治如织布缫丝种植垦矿诸事近人推为挽回利权之要者无一非中国旧政所尚至于保甲团练可以坚壁清野行之得其道即西人捕包探之法无以过之其他劝农听讼尤为亲民之官不可不讲者为二类二武备军械凡筑地营设炮台装卸药弹运用轮机测量道里图绘山川均令分门考习此为三类三东西政学西学如声光汽化算术诸事非专门名家不能深造有得各员能精习之固佳否亦不复勉强惟西政如各国政教兴废之

译由，民情喜好崇尚、趋向背离的缘故，什么事是某国所专精的，什么东西是某国所繁育种植的，通商之事如何能够收回利益，闹教之案如何能够预先杜绝争端，这些都不容不留心研究探求。这属于三类，臣到任才三个月，因为查办教案头绪纷繁，所以粗略制定了章程而没有来得及开课，现在教案已经快要处理完毕，打算立即一方面督促命令司道官员尽快兴办，等到有成效后再随时上报，恳请命令各省督抚大臣一体设立馆舍考课，纵然不能使他们全都成为干练有用的人才，而多一个讲求政学的人，就可以少一个钻营奔竞的人，流弊也可以稍微消除了一些。一曰广设银行，银行仿效于泰西，主要目的在于流通一国的财货，以应对上下需求的供给，借国债筹办军费、通达商务，没有不在银行中奠定基础的。欧洲国债最多的莫过于法国，在路易十五的时候，欠国债二百二十四兆磅，比起中国此时实在多几倍，自一千七百八十三年嘉龙掌管户政笼络银行，不到几年国债就清偿了，并且能够增设船厂，这是银行的明显功效。中国西商多在各省设立汇兑庄，不计其数，巨款凭一张纸写几个字、发个电报就可以立刻兑付，每个字号每年盈利不下数十万，而没有花费一分本钱。

译如果由官府运送角羊，则有委员薪水的费用，有水陆舟车的费用，有护送兵差的费用。而且内地常担心被盗，航海更须保险，周折很多，又拖延很久才能到达，这是官方的权力反而不如商人的力量。近年通商口岸，洋商也大多设立银行，西方商人的利润稍被夺去，中国的资财又多了一个外流的去处，尤其不可不有办法来抵制它。上年京师、上海也有设立官办银行的提议，但各省都没有实行，虽然有一两处孤立无援，仍然难以流通如意。因此应当急忙召集绅士富豪，约会西方商号，联合各行大贾，仿照汇兑庄的成法，在各省通都大镇广泛开办，酌情举荐关税库储与之转运，而以布政司、关道提纲挈领。久而久之，上下通为一气，远近信服遵从，一切商务公司无不可由银行集股承办，即使铸造金磅、发行钱币等事，也多借助银行为流通。往年户部曾请求息借民债，设立股票以招揽信用，而承办者或不免骚扰，偿还本息又多不能完全遵循最初的约定，后来想再举债，恐怕不容易得到。银行既已设立，就一律按照商民交易的惯例实行，民众乐于遵从，这又可以挽救招信股票的困境。近年各省只有藩库出纳还有实在的存款，其他公款大多寄存在商家，其间未尝没有取息归公的，而经手吏役假借取息来中饱私囊，比比皆是。与其听任他们私下授受，何如让他们公开作为调剂呢？

一是发行银纸。近日西方银纸遍布沿海各省口岸，凡是从这个口岸到那个口岸，无不可在洋行支取的，商民乐于它易于携带，而又可节省汇兑的费用，都乐于使用它。有时用真银换它的纸，反而须增加银水，它被人信任到如此程度。因此洋行与华商交易，都可以不持一文钱而获得无穷的利润，这也是无形的漏损。臣既然拟定设立银行，拟请即由银行仿照西式制造纸币，通行各省，无论完纳丁漕厘税、发放俸薪兵饷及一切解款，都能以银纸往来而不加限制。这个省的银纸拿到那个省，也照常支用而不准阻难。各省纸币样式均须一律，只自立暗号，互为照会，以便查验真伪，那么有一金可抵二金之用，每省可骤然赢得百万巨款，未尝不是济变救急的一种方法。有人说银纸与钱票没有不同，前代发行钞票，流弊最多，即使咸丰年间也实行过，而没有收到好处。如今各省通用银纸，万一鹿囷（指国库空虚）到来，支取没有现银应付，岂不是立刻陷入困境？不知道前代钱票以贯折算银，可以抬高降低价格，天下事只有没有定数才会混乱。如今的银纸有一定的分两，没有折扣的烦苛，又随处都能流通，商民使用与真银无异，而携带更便于真银。何事疑虑？而鹿囷到来，支取只让各省银行视所存资本来制造纸币，有资本十万就制造十万的纸，有资本百万就制造百万的纸，不让纸币超过资本，自然不至于在应付上陷入困境了。各省富商钱店近来也往往自制银票，钱票盛行一时，怎么见得商人可行而官府不能行呢？

一是维持圜法，西方各国钱币都不能在他国通行，他国钱币也不能混入本国，只有与中国交易则统一，因为他们的主币金磅折算中国的银，而磅价又不以他们本国的钱法为衡量，而一概视中国金值的低昂而定。光绪乙亥丙子以前，英金一磅只换银三两有余，辛卯壬辰之间就增加到四五两，近来一磅换银七八两，比起前二十年加倍多了。将来中国金子日益昂贵，那么磅价日益增加，即以洋债而论，此时借一万磅，他们只交银七八十万，不到十年，恐怕不是一百五六十万两不足以偿还。仅这一端，已可知中国坐困，更不用说关税的出入、商货的交易，重重剥扣了。如今想要收回外溢的利润，非广泛铸造金磅不可，而中国金矿虽然冠于地球，采获实在很少，西方人正尽括中国市面的金子来取磅价的利益。一旦官府收买，那么金子更少而价格更昂。因此目前铸造金磅仍无大利益，只有先抬高银价的一法。想要抬高银价，应当令各省都广泛铸造铜钱，都减轻钱质，以一钱重五六分为定，并铸造当十钱略重五六钱，使恰如十钱的质地，那么民间都便于使用。铜钱日益增多，那么钱价逐渐便宜，而银价自然增加；一面设法广开金矿，官府自己管理，令民众开采都缴纳给官府。于是遍布令各省都开铸，更定钱法：金一磅换银若干枚，银一枚换钱若干枚，略仿西方人的制度，立为一定不变的规矩。如此那么三品相权轻重有准，不至于尽授人以柄了。一是仿

译推行保险制度，西方国家凭借商业振兴国家，他们维持商务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尤其重视保险这一方法。凡是富商大贾远赴异国，计算其所运输货物的价值，向保险公司缴纳百分之一二的保险费，倘若遭遇水火盗贼等风险，都能向公司按照成本获得赔偿，永远没有一蹶不振的担忧。而保险公司所收取的保险费成千上万，其赔付的不过是偶尔发生的情况，无不坐享巨大利润。近年来沿海各省携带资金稍多的商民，都向洋行保险公司缴纳保险金，每年流失的资金何止百数十万，这无异于在税厘之外又多缴纳了一笔外国厘金。应当命令各行省省会以及交通要道码头、商务人口繁盛的市镇，都设立官方保险机构，先由官府提供启动资金，同时招集商人入股，通力合作，选举公正的绅士商人管理事务，并由藩司和关道监督其成效。除了商货之外，人寿、房屋、货物没有不可保险的。如果一时不能全面推广，就仿照邮政的做法，先由各海关兴办。其利于国家、利于百姓，比乡政更为重大。即使起初利润微薄，但能使内地百姓活着时面对风险如同走在平地，死后家属能得到抚恤有所依靠，这也是仁政所应当首先施行的。

译第一，修举农政。农民是四民之一，虽然与工商业者并称，但必须土地所产财富充裕，才能讲求工作，推广贸易，那么农业实在是工商业的根本。中国土壤的肥沃，冠绝天下，然而唐汉之后，百姓趋附末业求富，不究根本，致使士大夫分不清粟麦，农民地位低于奴仆，土地不登记，水土不治理，这就是耕种畜牧的技术日益荒废的原因，也是收获的功效日益危险的原因。在乾隆五十八年，统计天下人口超过三万万，高宗纯皇帝已有“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必然导致日益困窘”的圣谕。到了道光年间，又增加了一万多，虽然中间经历了太平天国之乱，不免有逃亡绝嗣的，但从同治中兴以来，休养生息，又过了三十多年，人口日益繁多，无法计算，以至于一个人耕种却要供给二三十人的食物。近年民间日常所需，无不极其昂贵，与乾隆时期物产的丰盈相比，简直如同天壤之别；即使与十多年前米薪的价格相比，也昂贵了一倍，怎么能不日益贫困呢？考察西方各国所使用的农具，都精巧灵便，有火力、马力、人力之分，而且精研化学，凡是养护土壤肥力，辨别谷物种子，储存肥料，保留水泽，引入阳光，无微不至，没有利益不收取的。现在即使不能使乡村农民全都懂得化学，但设立官员督促考核，确实有不可迟缓的必要。臣愚以为各省的同知、通判、佐杂等官，都是闲职无事，似乎可以一概改为劝农专官，让他们与各乡士人一起考察当地物产和土壤适宜性，除了耕田之外，兼讲求各种植物，如茶、桑、松、竹、桐、樟、柏、杉、柳等类，其次及麻、棉、蔗、靛以及一切果实、瓜、豆、药、草，凡是童山旷野、隙地高冈、屋角田埂间、堤边岸侧，随地适宜，听任百姓自行选择。所在官荒及无主之地，一律任人领种，发给印照，收取少量租息。凡是西方农具中便利且容易推行的，都劝民购置，先由富户提倡，或由官绅酌情筹集公款，有能自制农具便民利用的，允许由该劝农官验明详奏，给予专利，优厚奖赏，并酌情评定劝农官的功过，能使地无旷土，林木繁茂的保荐提拔，劝导无方的罢黜。这样实行十年，民生都会富裕，自然没有拖欠的粮食，土产日益丰富，可以对抗洋货，确实是致富的要务。西方化学家说种树能培厚土脉，烂沙石贫瘠之地可变为肥沃；树荫能润泽吸收水汽，旱涝都能补救。而且长林蔚秀，释放氧气吸收二氧化碳，有益人身。所以种植一事，利于民生，更是不胜枚举。

第二，讲求武备。西方强国者都推崇其船坚炮利，认为不效法西方兴办军器，不能自立自强。然而自从太平天国平定之后，金陵就创办了制造局，接着福建船厂继之，接着北洋海军继之。耗费二三十年的经营，耗资数千百万的巨款，铁甲水雷、快枪巨炮不算不多。但甲申年马尾之战，船政败于法国；甲午年高丽之役，海军覆灭于日本。虽然有利器，不能用而反资敌，这就是将领不得其人，兵卒未曾教战，不完全关乎军器的得失。西方带兵提督，无不深通天文、地理、算术，下至偏裨士卒，都出身于学堂。凡是战阵的步伐，行军的营垒，枪炮的准星表尺，弹子的飞行路线落角，以及海道的沙线，炮台的形式，鱼雷水雷的妙用，无不晓畅明白。所过山川道路必有图绘；所植林木屋垒必有记识。这不仅中国偏裨士卒不能完全效仿，即使总兵统领，也茫然如此。而想要制敌取胜，怎么可能呢？现在想要讲求武备，宜以教训将卒为首务。我私下看见近日江南、湖南、湖北建立陆师武备学堂，教练洋操组建强军，延聘教习，一起考求法度，井井有条具有成规。似乎可以令各省都仿设学堂，从江鄂学成之士中调派数人回去教授。先在省会挑选年力精壮、性情灵敏者千人，立为一军日日操练。将各路防营酌情裁汰，腾出口粮来供养此军。等他们练成，又分教其他营，次第推行其枪炮子弹，则就江鄂闽粤原有厂局，令各省合力筹款，广泛制造，分运应用。五年之后，各省都有精兵二三千人，统领将佐都略知兵法。即使不能纵横海上，而防剿土匪，树立声威，确实受益不浅。至于武科的弓石，以今日战事论之，似乎都是无用之物。刀石可衡量武力，保留尚且无妨。若弓箭则断断不及枪炮，似乎宜一律改试洋枪，尚可略收实用。总等风气稍开，再另定武科制度及一切兵制，

译只要专心一意，努力谋求自强，就不必担心没有洗雪耻辱的那一天。第一点是普遍设立捕快机构，凡是都会、口岸、乡村城镇，无不设立捕兵，每处多的有数千人，少的有数百人，都按照军营的制度来组织管理，设有统领、监司和包探。这些捕兵则命令各地按户口出丁来充当，每条街派定若干人，分班轮流值班，站在路口或街角，每人手持一根棍棒。百姓中有争执或盗窃的事情，都可以拘捕并送交官府。如果遇到大盗，力量不能制服，就吹哨召集邻近的捕快一同到来，合力擒拿。因此百姓不敢争斗，盗贼也无从藏匿，从而能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捕快下班无事时，就由统领、监司率领他们练习武艺。担任捕快三年，考察此人确实得力，就改派为包探，又名暗捕，不穿制服，每日在街市上巡察，侦察逃亡人员。地方上有重要事件，往往借助他们来揭发真相。中国各口岸凡是属于租界的地方，都设有捕快。上海一埠多达四千余人，他们的薪粮都取自车捐和房捐，商民无不乐于缴纳，而没有听说有人以缴纳捕快费用为苦的。日本刚开始改革西方制度时，竟然惊叹这是富强的第一要策，其实这就是古代虞人、游徼制度的遗存，其按户口派丁的做法，与中国办理团练、保甲也大致相似。只是团练、保甲沿袭已久，不免流于形式，而捕快制度确实能够保卫百姓，又有方法来约束他们，所以能取得显著的成效。如今各省会匪、土匪到处作乱，大城市和重镇尤其混乱，如果不普遍设立捕快，就无法巡逻侦察。只是所需经费数额巨大，公款已有困难难以供给，民间捐输也不容易突然筹集。

译想要谋求政事能够立即施行而百姓不感到烦扰，不如先将各省现有的利兵、防勇，改为捕快，分派到街道日夜巡逻，完全仿照西方的办法，先在省会及一两个繁华地区倡导办理，然后再推行到各府州县，等到办理取得成效后，再酌情收取房捐、车捐以及招牌捐，那么百姓没有不乐意顺从的，而国家的兵饷、勇粮都可以节省。久而久之，凡是抓捕盗贼、提审人犯，都可以责成捕快办理，于是将州县各衙门的捕役、弓兵全部裁撤，那么往日差役的弊端就全部革除了，而古代虞人、游徼的制度就可以恢复，这是一举而多得的好处。有人会说，制兵、防勇原本是用来防备征调、抵御外寇的，现在改为捕快让他们守候在道路街衢，一旦敌寇到来，拿什么来抵御呢？不知道绿营的无用已经很久了，往年臣工奏议大多请求裁汰，只是因为百年旧制一时无法完全去除，现在给它改头换面，化无用为有用，不是比过去坐吃山空好吗？至于防营大都是乌合之众，流弊滋生很多，也绝对不能抵挡大敌，臣前面已经提议在各省专门训练一支精兵，遇到内地草寇起事，可以备用征调；况且巡捕分班当差，下班的人仍然应当按时操练，并不是没有可以征调的人。如果办理得力，那么各省郡县就好像有数营精兵，可以在无形之中消除祸乱，还担心什么草寇呢？

两广总督陶模奏呈《图存四策》折

两广总督臣陶模跪奏：关于国家存亡的关键在于旦夕之间，谨呈上《图存四策》，恭折仰求圣鉴。臣听说普鲁士被法国围困时，宗社危如累卵，举国涂炭，威廉、俾斯麦上下一心，增修国政，于是摧毁了法国的霸权，称霸中原。日本被俄国、德国、美国创痛时，内外交困，国家几乎不存，睦仁信用大久保等人，幡然改变计策，于是蒸蒸日上，与欧美并驾齐驱。所以，敌国外患，割地赔款不足以亡国；国内政治不修明，积弊不消除，民智不开启，利权不保护，才足以亡国而且有余。甲午战争以来，列国环视，侵蚀我的边境，剪除我的藩属，夺取我的权利，虐待我的同胞。上年因为直隶、山东一带拳匪起事，导致引发巨大祸端，皇帝出逃，九庙震惊。这确实是朝廷卧薪尝胆、日夜警惕的时候，臣子忧心忡忡、碎首叩首的日子。恭读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的谕旨，以变法自强为最紧要的计策，仰见皇太后、皇上惩前毖后，忧思深远，感激涕零，希望效尽万一。私下认为，变法之道，只变其末而不变其本，只变其名而不变其实，只变其一而不其二，不仅无效，而且弊端更甚。不得不就我管窥蠡测所能达到的范围，为皇太后、皇上陈述：第一，废除科举以兴办学校。三代以上，大学、小学的制度，与现在泰西各国若合符节。秦汉以后，选举与学校分离，才开始有科举，沿袭到前明，于是用八股文取士，谬种流传，久而更弊。聚集这千百个只会章句帖括的士人，对于历代政治、本朝掌故、郡国利病、环球形势，茫然无所知。试问，让他们管理一个官署、一个县邑，尚且方枘圆凿不相容，却想和他们谈论时务，推行新政，为国家扶危御侮，这是剖心求火，南辕北辙啊。但是自从甲午以后，诏令设立学堂很多次了，而人才不出，为什么呢？因为利禄的途径仍在科举，想要他们舍弃诗赋八股小楷的惯技，放弃举人进士的荣途，而孜孜致力于此，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变法必须从设立学堂开始，设立学堂必须从废除科举开始。现在应当明降谕旨，立即罢废制艺、大卷、白摺等考试，命令直省督抚，通行所属各州县，限定一年内建立小学堂一区，筹措经费的方法，以原有的书院为基础。此外，如宾兴局、各种善堂，以及各地寺庙的产业，都准许移拨动用。再有不足，则由各地绅士就地筹捐。科举既废，进身的阶梯，除了这个别无他路，自然没有不踊跃从事的。超过期限而未能建立的，革职永不录用。又利用府治作为中学堂，省会作为大学堂，依次举行。更请先行命令南北洋大臣，限期设立寻常高等师范学堂各一区，以备选任教习。兼采英、美、日的学制，厘定课程，融贯中外，斟酌完善，颁行天下，明示一定的标准。小学、中学、大学，依次递升，毕业之时，考核其等次，给予执照。朝廷用人，一律取自学堂，根据其所专精的学业，授予相称的职务。士人没有无用的学问，官员没有不熟悉的职事，万众一心，争相磨砺，风气所趋，云集响应。十年以后，民间私设的学堂，将比官设的学堂多几倍，人才辈出，不可胜用。第二，改革官制以统一事权。本朝设置官职，多沿袭明制，大小相互牵制，上下相互制约，意在防止弊端，而不以办事为主，有时一件事而有几个官员，互相

译官职牵制，互相推诿，有的官员一人兼任多职，事务繁杂者感到欢愉，认真办事者却疲于奔命；闲散衙门和杂职官员，无所事事，白白消耗国家俸禄的人不知有多少。官场道路堵塞，不靠钻营就无法获得职位，差缺俸禄微薄，不靠贪婪就无法养活家眷，风气败坏，因循守旧导致政务废弛，于是酿成了这个不痛不痒的天下。官员是国家的耳目、喉舌和手足，现在不让他们各自尽到职责，反而互相牵制束缚；不让他们各自管理事务，反而混淆更替，这与聋哑残废的人相差多少呢？古代长官有专任而没有副贰，汉朝制度由郡统领县，郡守直达天子，地方长官称职，长期任职，有的累积官阶至九卿也不调动职位。近代美国号称治理极好，而官制最为简略，各州州长与次官、参谋长互相兼任。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县官直接隶属于政府，深知任职不易，不这样做就不能充分发挥权力并尽到效用。现在应当参考中外情况，改革旧制，中央设十个部：即内部、外部、户部、学部、兵部、海军部、刑部、农商部、工部、藩部，每部设大臣一人，次官二人，司员十几人或几十人不等。地方官员每县设刑官一人，主管诉讼案件；农商务官一人，主管户口财赋，以及劝课农桑、通商惠工。每省设巡抚一人，大体如同明代巡按的体制，只有稽查举劾的责任，而没有升降调任的权力。此外只有出使大臣、参赞、随员、领事、盐务监督、各关监督、税务司，除去军官不计外，全国官员只有这么多。更应当仿效欧美制度，酌情增加俸禄，使他们足以供养家庭并有结余，人人没有后顾之忧，能够专心致志地做好职责范围内的事。官员的等级，各部大臣为一等，各部次官、各省巡抚、出使大臣为一等，各部司员、各县城刑官、农商务官、监督、税务司、参赞同随员为一等。这一等官员由大学堂毕业并获得头等执照的人担任，查验其学堂凭证就知道他所学习的是什么，所担任的是什么职务。一件事必有一个官员负责，一个官员必有一件事要做，没有闲置的官员，没有废弃的事务了。第三是推行印花税以抵销厘金。西方政治家说，观察国家的强弱存亡，以进出口货物价格的增减为标准。通商以来，税收流失日益严重，每年亏损达到五六十万两。内地厘金收入逐渐减少，这是因为洋商只缴纳子口税，华商贿赂购买报关单的缘故。国家年收入不过一千多万，向百姓征收的税赋何止是其数倍？这是阻塞商业发展的门户，而吮吸百姓膏血的利嘴啊。

译过去御史陈璧、京卿盛宣怀屡次提出撤销厘金的建议，这对国家百姓都有利，只是不利于中饱私囊的胥吏，他们暗中阻挠，地方大员又用空话敷衍塞责，如同割肉来供养毒疮，实在令人痛恨。臣认为，如果厘金不撤销，土货的短缺、华商的困境，将日益严重；洋货只缴纳半税，反而能畅通无阻，再加上拥有机器改造的特权，导致国内生计日益窘迫，权力倒置，不必等到被列强瓜分，国家也将自行灭亡。应当请求命令各省督抚，限令一年内将所属的厘金关卡全部裁撤干净，随即向各国宣告，从某年某月开始，无论洋货还是土货，一概免除内地厘金，同时酌情增加进口税，名正言顺，他们必定没有借口推辞。臣更保证，三四年后出口正税必定能突然增加一倍，七八年后必定能突然增加数倍，区区一千多万的亏欠，难道还愁没有来源吗？如果想筹集确定的款项来抵补亏空，那么没有比实行印花税更好的方法了。欧洲各国将印花税作为岁入的大宗，比利时国土面积不及我国的百分之一，而这项收入已超过我国全国厘金的总数，这种方法简便易行，上级没有压迫勒索的情况，下级没有偷漏的弊端，与厘金祸国害民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应当请求命令出使大臣详细考察各国的章程，选择最好的来实行，有利无弊，可以稳操胜券。

第四，用民兵来代替营勇。欧洲西方兵力的强大，是前代所没有的，俄国平时兵额将近百万，战时可达四百万，德法等国也是如此，日本区区三个岛屿，陆军也有二十万，日本人曾设想过一种极端情况，说即使不幸海军覆没，只要有这支可以依靠的陆军，也绝不会亡国，这确实是探究根本的言论。我国幅员辽阔，是日本的二十倍，东起黑龙江、吉林，西至新疆，与俄国接壤长达两万里，西藏、云南、广东紧邻英国、法国，铁路尚未贯通，征调军队并非易事，以最少的数量来说，常备兵非四五十万不可。英美的士兵，月薪多的达四磅，日本在各国中最为节俭，月薪也有十元，我国仍然用一两几钱的饷干招募疲软的士兵来充数，这是驱赶绵羊去与熊虎搏斗啊。如果仿照日本每兵月薪十元计算，每年应花费六千万元，已超过我国岁入的一半，如今的对策，非撤销营勇、使用民兵不可。绿营应当立即撤销，酌情发给几个月的饷干，随即遣散，仿效欧洲西方的成法，男子二十一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全部编入兵籍，每人每年缴纳兵费洋一元，以一亿人口计算，每年可得到兵费一亿元。每二百人中挑选身体结实、手脚灵便、头脑清醒的一人，正式补充兵额，充当常备兵，八年后退为预备兵，再过八年退为后备兵，八年之后才退出兵籍。常备兵月薪十元，预备兵月薪五元，后备兵则自谋生计，不再发给俸禄。各兵月薪当时只发给一半，将另一半存入国家银行代为生息，等退出兵籍时如数支付。其中有战功的，依次提拔为军官，直至都统为止。既得到了养老的资金，又有上进的希望，人人都以被补充兵额为荣耀。朝廷不花一分钱，却得到了百万士兵的效用，哪有比这更好的计策呢？

以上这四条策略，考察当今，确实是五大洲的通行义理；查考古代，也是夏商周三代的良法，这是道理上必然如此，形势上必定会达到的。希望皇太后、皇上毅然决断，发愤图强，成为天下的雄主，对阻挠的部臣治罪，对敷衍的地方大员治罪。三年以后纲纪振作、条理分明，一年以后国势必将大大振兴。

此外，臣还有进一步的话要说：美国废除了对黑人的禁令限制，文明大为开启；英国将爱尔兰视为一体，商业蓬勃兴起；俄罗斯消除了大俄罗斯与小俄罗斯的界限，从而雄踞欧亚；元世祖严格区分北人、汉人、南人，导致国运不长久。从前代征验如此，从列邦验证也是如此。当今世界，白种人横行天下，常以消灭其他种族为政策，蚕食非洲、澳洲，即将波及我国。我国全体民众实际上都是同种同族，合力自保尚且万分困难，不可再划分界限，加重臣民隔膜的习气，引发外人蔑视的心理。应当请求皇太后、皇上废除满汉界限，在入学堂、授予官职、补充兵额等方面办理时不应歧视，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同族的友爱之情深入肌肤，对全局确实有关联。臣私下看到咸丰末年，太平天国叛乱时，江宁、杭州的驻防八旗几乎无一幸免，类似汉人遭受的毒害没有比这更惨酷的，说起来令人寒心。臣怀着犬马般的忠诚，不揣愚昧，瞻望朝廷，泪尽继之以血，不胜战栗，惶恐之至。恳请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出使俄奥国大臣杨枢覆奏新政事宜折。

奏为变通成法、补救时艰，遵照圣旨逐条议定，恭敬上折仰求圣鉴事。奴才恭读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的上谕，秉承皇太后的旨意，切实振兴，谕令内外臣工根据当前情形，参酌中西，详细逐条议定。仰见皇太后、皇上广泛采纳正直言论的深切意旨。奴才受恩深重，目睹时局艰难，值此君主忧虑、臣子蒙辱之际，怎敢不勉力竭尽愚诚，陈述管见？回想奴才奉命出使欧美，至今已有八年，对于彼国用人、行政等重大方面，也

译我曾推究国家的根本，田氏也窥探到其中的关键要义。考虑到当前的时局，我日夜焦虑思考。在当今之世，即使伊尹、吕尚再生，不追求富强就难以谋求立国，不实行变法就无法实现富强。我私下献上一孔之见，恭敬地提出六条策略：巩固边防，求取贤才，充裕财政，整顿内政，重视外交事务，汇集众人之长。恭敬地向皇太后和皇上详细陈述。

译第一条：强敌环伺，舟车风驰电掣，驰骋海疆，边陲险要之地全部丧失。如果不首先巩固边防，凭什么谋求生存？防患于未然，其开端有六点：

第一，建立陪都，威慑旅顺、海口，使敌人没有可乘之门户。满洲铁路向南延伸，已失去屏障，况且大沽口撤除防务，京津地区设置关卡，从此京师便落入敌人掌握之中。迁都的计策，不容再拖延。然而骤然商议迁都，恐怕都城所在之处，外国驻使随之迁移，设置关卡、撤除防务，将要改变那些图谋京城的人，转而图谋新都了。只有先选择陪都，暂时安置行宫，避暑避冬，在此驻跸。一旦局势紧急，便有备无患，万世基业，可以次第经营。只有洛阳、太原、长安适宜于接纳宾客，关内谢绝宾客而不适宜于奋发有为，况且会助长雄强环食之谋，恐怕逼迫形成局促偏安的局势。建业靠近海边，仅亚于燕京，子孙帝王的基业，适宜在荆襄上游。有长江以便转运输送，有川蜀作为退路。芦汉、粤汉铁路建成，南北贯通，精华荟萃，呼吸灵通。有事时，江险千里，铁甲舰不能进入浅水，沿江可以设置重防，其地利足以依靠。

第二，设置江防，上游建立都城，下游必须设置守备。江流狭窄之处，两岸安置火炮，节节严防，辅以快船、鱼雷。那些巨舰既然不能前来，即使使用炮艇兵船，我有连绵的堡垒和舟师，三面抵御，可以不用担心其冲突。至于炮台不坚固，与没有炮台相同；舟师不训练，与没有军队相同。这是武备不精良，与地势形势无关。西方国家有凭借一支军队守卫炮台，百艘战舰不能飞渡的，关键在于办理之人得当罢了。

第三，训练陆军，中国兵力一时决难与他国抗衡，然而国内不可以没有防备。海军暂可不设，陆军亟需讲求。各省分别训练精兵，凡是军法营规、枪炮器械，必须统一规格。练兵首先须要教导将领，凡是武备学堂各营的教习，应当效法一个国家，德国最精良，日本最廉价，应当预先选定。学堂诸生学有成效，派遣赴外洋，即进入各教习出身的学堂中肄业，以完成其学业，庶几心传一派，迁地为良，十年成为人才，陆续辞退外籍教习，二十年后，华兵全是洋操，不需要洋将。学堂自有教习，无需向外求取。

第四，满蒙地区，特别简派重臣，悉卑利铁路刻日告成，陆上通商，强邻通处，满蒙情形从此大变。如今兵权虽被限制，但额兵可以先精练，徐图扩充利权。预防把持，则商货尤其贵在畅行，藉以图谋补救，拟请简派向来有重望、熟习交涉的明干大员，担任满蒙陆路通商大臣，凡是外交、商务、治税、治军，统归筹画，事权专一，措置咸宜，治法一新，积弊全部革除，行见志士、能员、富商、大贾争相出其途，异日邻交、吏治、商利边防必有明效可见。

第五，陇桂添练劲旅，甘肃回匪众多，广西寇盗充斥，仓猝变起，往往本省兵力量不足，征调他军，牵动全局。如添练劲旅，既可搜罗亡命之徒，散其爪牙，又可扑灭匪氛，不使其滋蔓。然而其用处还有更切于此的，俄人里海铁路已逼近新疆，法人越南铁路已达龙州，两国注意原本在陇桂内地，旦夕路成，恐怕他们伺隙蹈瑕，不但商利肆其要求，即使兵权将遭挟制，异日虽想练兵也不能，东三省的事可以作为鉴戒。劲旅既成，甘肃的军队尚足备新疆之急，广西的军队且足辅云南之防，再有铁路以连接之，诚能训练这两支军队，一举而数善备矣。

第六，卫藏早筹办法，俄逼新疆、甘肃，英占据印度、缅甸，实均有窥伺卫藏之意。藏中达赖喇嘛近颇为俄所惑，常遣人私聘于俄。又二十年来英屡遣人入藏探路，绘制有细图，密藏兵部，两用意，略可知矣。与其吞并已形，再与理论，何如趁其未发，先事预防。或改全境为行省，或造铁路通达滇蜀，或与英俄订约，准许其开辟道路通商，微示以卫藏之地非中国所肯轻易放弃，即隐杜无餍之狡谋，避免蹈缅甸、越南之覆辙，这不可及早筹画，奴才之所以愿意巩固边防的就是这些。

一国的强弱，看贤才的盛衰。无事时庸夫高枕无忧而有余，有事时贤哲奔走而不足。如果不破除成规，宽予进身之路，恐怕世变无穷，而贤才有限。关键在于养之有道，取之有方罢了。

什么叫养之有道？根固者枝荣，上行下效。提倡风气，培植本原，是亲藩宗室所应当讲求的。时务通习政事，亟应兼聘西方国家名宿作为教习。中学只求通晓经史大义，西学在语言文字外，旁及西史、舆图、公法吏治、财政、军谋，专精一门，只凭性之所近。学有进益，由皇上亲自考试，送洋游学。他日必能上辅宵旰，匡弼庶政，领袖百官。这是养之之道一也。方今之世，培植人才，培育元气，没有比学堂更紧急的了。

译官办的学堂应当增加名额并加以扩充，然而有时受限于经费、学额或交通道路，势必要借助私塾来弥补官学的不足。如果激励劝勉得当，必定有志士和富绅踊跃参与，不花费一分公款，就能造就无数人才。凡是民间自办的学堂，如果中西教习确实是通才，学规课程确实有条理，且学生超过百人的，应当允许地方大吏上报朝廷。对于总理学堂的人，或者赏赐虚衔，或者传旨嘉奖。各学生学期届满，允许该学堂向学政衙门呈送学生进行封闭考试，测试中西学业，择优录取作为生员，只要取得成效，不拘泥于名额数量。众学生知道晋升不依赖八股文，自然肯专心致力于有用的学问，而不至于所学非所用。激励劝勉上行于上，人才兴起于下。这是培养人才的方法之二。

从前游学美国的学生未显大效，弊病在于中文基础太浅，因噎废食，这又是不合适的。如今内地官办和私办学堂盛行，优秀的学生都应当分批派遣到海外，以期完成学业。只是人数既有限，学成也需要时间。再三考虑，得到一个权宜之计，拟请皇帝明确颁布谕旨，凡是中华子弟曾在海外大学院学成，持有凭证执照的，允许他们就近投奔各出使大臣，呈验凭证执照，面试所学，分别等级，随时奏请皇帝钦赐贡生、举人、进士的名目，作为正途出身。查考西方国家的大学院考试，分为三个等级，一叫“勃乞腊”（Bachelor），相当于中国公私学堂学成的学生，但讲求更博、学业更深，似乎应定为贡生。二叫“玛斯德奥夫阿德”（Master），一如中国的举人；三叫“道克脱奥夫劳”（Doctor），一如中国的进士。考取合格，给予凭证执照。其中进士这一等级，按规定没有定额，不仅要求学问渊博，而且须众望所归。他们来到中国，担任学官教习的，大多是贡生，即使是举人也不多了，进士更少。只有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是美国进士。既然他们国人获得这种出身，我们且借他们为师范。我国人考列同等，为何不权且赐予美名？捐纳入仕的途径既然已经开放，人人都可以登上仕途，那么贤才就是珍宝，何必吝惜这种特恩破格举行呢？

这样做有四个便利：不需要官款，突然得到众多人才，这是便利一。这些人大多是在海外久居的富商子弟，身虽远在海外，心不忘君主和国家。往年内地义赈，他们慷慨乐捐，这种内向归附之心，于此可见。殊荣忽然加身，不仅是提拔了数十位草莽才士，而且鼓舞了海外数十万人，他们爱戴朝廷的诚意，从此更加坚定，这是便利二。这些人久居海外，受制于苛刻的条例，对外国的肆意逼迫咬牙切齿，对中国的不强痛心疾首。有了解对方和自己长处的人，无非是担心异心之患。量才录用，优厚供给薪资，必定能得到他们的死力，胜过聘用西方人，这是便利三。风气既开，侨民更加知道奋发学习，功名所在，志士不惧怕远游。即使内地闻风兴起，必定有很多人自备资斧，航海从师，讲求经世富强的学问。日后人才不可胜用，这是便利四。这是培养人才的方法之三。

自明初八股取士，意在阐发经义。近世文风日下，以摹拟为工，专重头场，刻苦于首艺。虽然八股文中固然常得真才，而真才也消磨于八股。究其根本，世变之急，庶政之繁，难道真是一通八股便无不通吗？然而决然废除，既恐俗学向隅，通才也难以满足名额。只要能够斟酌变通，将乡试、会试的三场移到头场，以时政外交策问五道进行测试；次场论述经史大义五篇；三场测试四书题论三首。只取明白通达，不崇尚词藻，借此敦崇朴实，转移风气。另设实学科目，凡通晓各国语言文字、史学、地理、公法、武备、算学、格致（物理）、天文、地理、制造、驾驭等学问的，允许他们分门投考，仿照乡试、会试的例子录取，并效法圣祖、高宗举博学鸿词科的用意，特设制科，或称奇材异能，或称直言极�谏，闻风兴起，得到的才士必定很多。至于慎重选拔学政，激励士林，力除浮华，务求实效，将学舍书院改为官学，严格儒官掌教的责成，也应当同时并举，这是培养人才的方法之四。

什么叫取之有方？未成之材，平日培养；已成之材，临时选拔，那么选举就很重要了。选举的方法：一、政绩方面，有学问无才能的人，进退两难；有才能无德行的人，重私而轻公。如果政绩可观，那么经历事情既多，必定能胜任事务。如果考核者实心求才，干练之员，自必脱颖而出。二、幕僚方面，督抚的幕僚中，不乏晓畅事机、洞悉中外的人，而且朝夕晤对，对其品行学识了解最真。果有宏大骏逸之才，应当允许他们专疏上报，量职授事，比起草野新进之臣，相差远矣。三、上书方面，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间岂无有本之学？屡次在科举中失败，没有西革马之才，穷于汲引，而终身沉沦废弃的人吗？如果允许士民上书，由督抚代奏，或者慷慨陈时政，或者各献专长。如果言论可行，学问有实用，就由该督抚察看询事考言，量才录用，必定有宏毅多材之士出于其间。

译有著作等身、名满天下的人，也准许督抚访求荐举，以便做到野无遗贤，这是选拔人才的方法之一。自古以来用人，不吝惜借用异国之材，秦国任用由余，晋国任用巫臣，吴国任用伍员，汉朝任用金日磾，这些事迹流传史册，功绩昭然。近代戈登、赫德之类的人，相继效力奔走，越多越能广开益见。确实因为如果不任用那些杰出的人才，不足以探测敌情的变幻；如果不广泛收罗辅助之力，无法挽救世变的困穷。不但开矿、修路、制造器械、训练军队、税务、学堂，必须聘用外国人，即使内政、外交、国家财政、民生，都可以利用他们的长处，弥补我们的短处。此后除了聘用洋员、洋匠、洋教习之外，拟请明确颁布谕旨，对内从军机处、总理衙门以及各部大臣，对外从督抚、将军以及监司大员，都准许他们访聘外国通才，延请为幕僚，有事可以备询谋划，达到集思广益的效果；无事时与他们谈论，作为广泛咨询调查的资料。不但能辅助公事，而且可以借此熟悉外情，消除成见。从前华盛顿振兴美国，就有法国人参预军谋；彼得大帝振兴俄国，也聘请德国人辅助治理；日本变法，任用洋员尤其多。大凡有国家的人，往往因为人才不如人，而后外患日益急迫；外患日益急迫，而后发愤图强。现在中国纵然迅速派遣留学生，迅速兴办学堂，但收效还在十年以后。那么这十年内，是借用人才来辅助自己呢？还是因循守旧而坐困呢？培养人才逐渐增多，驱逐客人也不算晚。现在的日本就是这样。有人说多用外国人，那么事情机密不保，窥探刺探应当防备。不知道用人的权力，取舍在于我。所以不授予大权，只列为参谋，并且兼取各国的人才，自然不用担心他们盘踞。像美国、法国、比利时、奥地利、瑞士、瑞典等国，都不缺乏贤豪，任我驱策。将来各国如果窥探到我政治日益松弛，将要派遣洋员作为佐理，干预我的政权。像英国对埃及就是这样，已经看到我措置失当。将要禁止洋将为我师，杜绝他们上进。像俄国对东三省就是这样，预先制定补救的计划，拿出这种权宜之策。这是选拔人才的方法之二。从前齐国任用管仲，秦国任用孟明，自古以来君主用人，本来就有宽恕过错而考察本心、取其长处而忽略短处的人。如今休废之日，难道没有瑕不掩瑜的情况吗？才能堪当大用，或许经过这次挫折，增益他所不能的；或许愿意赎前愆，感激而图报。如果使功使过，全凭圣裁，取用老成之人，胜过提拔新进之人。这是选拔人才的方法之三。奴才之所以希望求贤才，就是这些原因。

译自古以来治理国家，没有不富裕就能谈论强大的，没有不富强就能谈论治理良好的。国家拥有财用，就像人拥有元气一样。所以《大学》在论述治国平天下时，对于生财之道，总是兢兢业业地重视。国家固有的利益，开拓它则畅通无阻，封闭它则立刻阻塞。阻塞则供养一国尚且不足，畅通则惠及天下反而有余。使财富充裕的方法，又有六个方面：

第一，开发产地。在地下，则有金石宝藏；在地面，则有树木种植；在农业方面，则有粮食作物。至于山林繁茂竹木，江海丰富鱼盐，平原适宜畜牧，边塞盛产裘马，养蚕结茧，种蚌产珠，羊毛织呢，驼绒制毯。类推到牛皮、象牙、蜂蜜、乳酥等物，以此类推，不可尽述。中国的物产，不仅冠绝全球，即使汇聚万国的精华，也不足以与之相比。然而上天赐予若不取用，别人就会来取。各国觊觎矿利，已有明显证据。如果真能将各项物产，广泛采纳西方方法，逐事讲求，聘请专门人才，成就专门事业，不久就会看到地无余利，人无余力，财富像繁殖一样逐渐增多，越使用越产出。

第二，制造货物。物品中大的方面，轮船、枪炮等应当逐渐精益求精，不依赖外国购买，这是理所当然的。即使是民间日常所需，洋货占据了一半，小民哪里知道物美价廉，就争相购买唯恐落后，哪里还顾得上询问货物来自哪里以及财富流往何处呢？我们自己仿造，则人工费用既轻，运输费用又省，不仅能抵制洋货，而且能养活工人和商人，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民间使用既不再依赖外国，再多方设法寻求海外销售。模仿他们的物品，融入我们的创意，外国人贪图其价格低廉，喜欢其新奇独特，销售必然顺畅。一转念之间，就会看到进口货物日益减少，出口货物日益增多，这在于努力是否果决，工艺是否精良罢了。

第三，学习技艺。工艺如何能精良？只有学习才能精良。首先创办工艺学堂，聘请西方工匠传授技术，再派遣工艺留学生，分设专门学科以尽其长。工匠想要做好工作，必须先使工具锋利。如果他们用机器，我们用手工，那么工作的快慢悬殊。而机器的学问，又不可不讲求。有人说西方人少，机器便于制造；中国人多，机器有害民生。不知道每一个机器厂，雇佣的人常常多达数千，只有使用机器然后出货才能迅速，然后售价才能低廉，然后洋货的利益才能被夺取，然后中国的货物才能遍布天下。其养活工人的作用相同，其获利的方式却不同。天下事，没有不学习就能成功的，也没有拘泥于小节而能成就大业的。从前彼得大帝微服远游，学习做船匠，最终振兴了俄国。君主尚且不耻于做工匠，那么士人有什么耻于做工的呢？这在于皇上加以激励和兴起。如果允许授予虚衔，或允许给予专利，天下之大，必定有起来响应的人。

第四，鼓励商业。有工业没有商业，行不通远。有洋商没有华商，则他们的货物在国内销售，而我们的货物不向外流通。鹿茸、西洋参、海参、鱼翅在他们那里是弃物，知道我们贵重，就有洋商贩运而来。丝、茶、绸、瓷器、草辫是我们所产，依赖他们购买，极少有华商运走。诸如此类，不可枚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商学而我们不讲，他们有商会而我们不兴，他们甚至有公司来集资，国家予以保护。所以中国商货出口不敌进口，互市以来，他们越富而我们越贫。如果不趁现在谋划，利源立刻枯竭。急切应当订立商务法律，设立商务机构，遍询商家的疾苦不便，而妥善谋划补救；广泛访查商务的盈亏利弊，而大力主持。陈列内地的产品，让洋人观看，而谋划使其畅销；购买外洋的物资，华人揣摩，而谋划学习制造。海外富商派任为领事，可免除损害商人。招商轮船推广至外洋，以资助运货，这样商利逐渐被我们夺取。商业不让别人领先，西方人常说华人善于经商，可惜中国轻视它，导致落后于人。如果整理得当，那么聚集中国的财富，散布中国的货物，都在这里了。

第五，保护权利。国内的利权，本是我们自有的，即使外人合股，客是客而主是主。现在反而客为主了。通商利权与人共享，即一国获利，我有施予而他有回报。现在则有施予无回报了。领事只管理商务，现在他们领事自治，洋商兼治租界的华人。洋商原本隶属于地方官，现在他们洋商虽在中国地方，不由中国管辖。税则本由我们增改，现在他们多方挟制，而我们失去税权。商政本由我们扩充，现在他们任意把持，而我们失去商权。不保全本有的权利，还谈什么已失去的权利？履霜坚冰至，后患如何设想？阴雨时修缮房屋，还等待什么时候呢？然而目前骤然难以争回，争也无益。如果不审酌时宜，更定律法，那么外人决不肯受我们范围，而约章终究不可更改。约章不改，则利权长久被人限制，而商利终究不可兴起。从前的日本，就是现在的中国，自从改定律法，重定约章，内治的权力专一，商利的权力得以保全。东邻的成功案例可以援引，时局的挽回有望，迅速谋划变革，见效已迟，如果再次因循补救，就没有日子了。

第六，折漕，中国耗费多而收益少的，不止一端，而

译漕运的弊端尤为严重。嘉庆年间，协办大学士刘权上疏称，南方漕粮每石需要花费十八两银子，这包括了上下各级的一切额外开销。据此推算，一年漕运四百万石米，需要花费七千多万两银子。然而，京城官员的俸禄和士兵的口粮所领的米，不是混杂泥沙，就是大多霉烂，竟然不能食用，不得已只好将米折换成钱，每石米只能换一两银子。用七千多万两的费用，仅仅得到四百万两银子的实际效用，其损耗折损到了何种地步呢？再加上州县官吏的横征暴敛，官差役卒的开销侵吞，危害国家、祸害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真能让各省将折漕的银两与应当发放的水脚、月粮等一并解送户部，官员俸禄和士兵口粮折成银两发放，同时招募商人运输东南的米粮来充实京城，免除他们的赋税，有利可图，商人自然会争相前往。暹罗的米，每年都能贩运到海外，难道其他省份的米就不能运到京城吗？江浙、牛庄的米，轮船可以通航；山东、河南的米，运河可以直达，每年节省国库银两必定在千万以上。

第七项是禁烟。自从洋货流入国内，军火从国外购买，中国的财力漏入外洋，多得无法计算，但危害最严重、毒性最深沉的，莫过于鸦片。鸦片每年输入约十万箱成为常态，每箱价值约五百多两银子，扣除捐税等各项费用约一百两后，洋人约得四百多两，统计每年流出的白银有四千多万两。自从内地开始仿种鸦片，各省出产的又多至十二万箱。以每箱重一百二十斤、每人每年吸食六斤计算，吸食者多达四千四百万人，这还不包括自种自食的人。像这样谈论禁烟，只禁止吸食而不禁止进口，是没有用的；只禁止进口而不禁止自种，外国人又不愿意。这件事关系重大，如果不是由专派的大员明确订立条约，严格制定章程，宽限时日，中外合力，上下一心，绝对难以推行。英国向来有禁止鸦片输入中国的团体，其中不乏崇尚道义的官员和绅士，推演他们的说法，只是因为事关英国属地的财政收支，中国既然没有讨论禁止，英国政府本可以不闻不问。应当请求命令出使英国的大臣，先将朝廷的意思委婉地告知英国外交部，并恳请他们协力赞成，如果英国看到中国的诚意，举办此事应当不会不答应。然后钦派专使，先前往印度，与英国总督妥善筹划办法，再前往英国，与英商订立禁烟条约。就以一年的进口箱数平均分为五十分，以后进口逐年减少一分，限定五十年内减尽，使印度每年的收入逐渐减少，也可以预先谋划弥补。一方面详细制定禁止种植、禁止吸食的章程，与条约互为表里，向中外宣告。这项章程，也应当分年考核成效，务必期望在五十年内，既没有人种植，也没有人吸食。应当请求特别简选大员，会同总税务司设立机构办理，详细商议办法。大致先编制鸦片田亩册，也采用禁止鸦片入口的方法，将鸦片田亩平均分为五十分，每年减少种植一分，限定五十年内减尽。又编制吸食鸦片者名册，名册编成后若干年，一律戒除吸食，逾期不戒的，年龄在四十岁以内的，官员削职，士人剥夺功名，士兵和吏员除名，工商人士罚款，押送戒烟局，由官方监督戒除。四十岁以上的人，根据其职业，分别征收吸食者税，直至终老。所征收的税款，即作为戒烟局的经费，务必妥善制定细则，切实办理，以期有所成效。堵塞财漏的关键就在这里了。

至于邮政推行，驿站传递就可以废除；新军训练成功，绿营就可以裁撤；武学兴盛，武举考试就可以省去；各项政务兴办，无用的机构、挂名的差事、白吃饭的冗员、虚设的衙署，都可以全部删除。这样之后，有用的财源，就不会白白浪费在无益的地方。这是奴才希望充裕财用的原因。

译一、如今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等国的人，只是惊讶于他们的富强，却不知道他们富强的原因；印度、埃及、土耳其等国的人，只是鄙夷他们的贫弱，却不知道他们贫弱的原因。孟子曾说：“人必定先自己轻慢自己，然后别人才会轻慢他。”近来各国借口文化，干预他国内政的情况屡有发生，那么内政实在是国家的根本，是当今最紧迫的事务。整顿内政的策略，主要有五点：第一是专职司。从前后稷教导耕种，陶唐氏严明刑罚，夏商周三代任用人才，大都终身担任一个官职，所以职责没有不举行的。西方国家的户部、兵部、刑部、农部、教育部、内政部，既没有听说一个部门设多个长官，也从来没有一个长官兼任几个部门的。如今把六部的大政，要么由一人兼任几个空缺，要么一个职位让多人轮流尝试，如果不是有超常的聪明才智，怎么能强迫他们做不擅长的事？如果把衙门当作旅馆，谁肯尽心于自己的职务？各部大臣应当一律从司员中提拔，这样对部务熟悉，心思因专一而更加集中。各部的政事应当统一责成长官负责，这样责任没有旁落，功效因专一而更加宏大。部臣如此，地方大员也如此。从州县到监司，从监司到督抚，升迁不超出本省，督抚不轻易调离，既避免了人不熟悉当地情况的担忧，又收到了长期教化成功的功效。值此痛苦深重、创伤巨大的时候，正期望振作有为。京内外的大员，拟请命令他们长期任职，部臣免去一切兼任的差使，本部的事务责成部臣，本省的事务责成地方大员，给予他们事权，去掉牵制。凡是各部各省一切改弦更张的政策，兴利除弊的计划，期望三年内粗略具备规模，七年内大大取得成效，严厉惩罚敷衍苟且的行为，收到鞭策、激励的功效，抓住要领，政事没有不治理好的。

二、删除则例。从前汉高祖进入关中，约定法律三条，各部的则例，宗旨本是为了杜绝弊端而方便行事，吏胥的弊端本是为了防止欺骗而反而引导仕宦的欺骗，刑律也是如此。罪名太多，那么比照困难而规避容易；条目越琐碎，那么遵行的少而空文多。拟请命令部臣分别删改，统一归于简明，限制字数，每部的则例不得超过若干卷，以后没有新例不准援引，没有可援引的则例就随时请示圣旨酌情办理，这样内外就没有不熟悉则例的官员，不至于假手于胥吏，然后胥吏可以裁减，弊端可以杜绝，办事可以迅速，对吏治有益，说不完。

三、消除积弊。如今如果兴办一件好事而一件弊端随之产生，即使百件好事都举行了，对治理有什么补益？凡事统一则弊端少，纷乱则弊端多。而中国的度量衡，银子的成色，秤的大小，极其纷乱而不统一，所以胥吏借此施展奸诈。凡事明白则弊端难生，昏暗则弊端易生。而中国的收支收管的数目，开除的数目，常常昏暗而不明白，所以官吏得以施展巧诈。根据前面的说法，在于全国度量衡，统一由部颁发，只求划一。部中设立铸钱局，各省钱币解银到京，由部代造，统一制度，这样交算征纳，永远杜绝出入耗折的祸患。根据后面的说法，应当命令地方衙门将进出细目，每月在大堂张贴告示，每半年汇刻清册，分送上级和绅士。每年各部，又将各处报销汇刻总册，允许人购买阅读。如果某户完粮而月榜不到，某户出入与清册不符，榜册所登与总册不合一，一经控告揭发，立即给予重赏，原官严厉议处，这样官邪可以警戒，民困可以缓解。只是实行此法，必须先优厚增加廉俸，使日常用度有来源，礼义廉耻之心产生，然后才可以严厉刑罚督促，重赏鼓励，否则扬汤止沸，危害更烈。

四、筹划荒政。天灾流行，国家历代都有，然而哀鸿遍野，与其在临时办赈，哪里比得上在平日预先筹划？救济荒年的关键，没有比移粟移民更好的。秦、晋、齐、豫等省饥荒接连发生，都应当预先建造铁路，使与其他省肥沃之地四通八达，气脉永远一贯。丰年商货往来，歉岁转运便捷，乞求粮食则早晨出发晚上到达，饥民可以前往安乐之地。移民的方法，更适宜在丰收的地区，略兴工筑，如开河造路之类，用做工代替赈济，似乎也是一举两得。

五、驾驭教民。此次民教相仇，导致大祸，前事可鉴，后患应当预防。查俄国向来不强迫人入教，法国也限制教权，想要永久相安，彼此两益。拟请特别简派大员到各国专门商议教务，明确订立条约，以示慎重。应当商议的事，主要有几点：一、教士只准在教堂讲经，不准出外宣讲、送书劝人入教；二、凡是教堂、教会、教士及中国教民补造清册送官备案由官按册补给准照；三、以后华人入教须有洋教士及华教民作证，由官询问明白确是安分良民自愿入教才给准照，如果入教不领准照，教士本人查出予以议罚。每年地方官将入教人民造册汇总送总理衙门查核。四、凡是教士教民遇到自己的诉讼，无论为原告被告，允许其赴官申理；至于一切地方公事，不准干预。五、天主教育婴善举，广收婴孩，长大即在教，应当改归自办或与彼合

译办理此事，务必期望彻底杜绝各种弊端。这几项措施，有的从未商议过，有的商议过却未实行，应当制定详细的章程以流传久远。奴才想要整顿内部治理的，就是这些。

译中国谈论洋务已经七十年，而西学仅仅学到了皮毛；设立总理衙门将近四十年，而外交终究多有隔阂。军事谋略不敌，只能依赖使节之才；智力财力都穷尽，只能依靠联络。自从经历这次挫折，至少需要五十年没有外患，来舒缓财力并救济百姓的困苦，才希望从容治理国家，努力追求富强，以保护亿万民众，以守卫疆土，那么使节事务确实不可忽视了。使节事务能够修明，邦交因此巩固，其要点有四：

第一是储备人才。总理衙门同文馆仅仅培养了翻译，而堂官、章京并非从此出身，虽然学习西文，但国际公法、条约章程尚未能深入探究。至于随使人员，有到了国外才开始学习交涉的，也有到了国外并未留心交涉的；有到了国外才开始学习西文的，也有到了国外连一个西文字都不认识的。等到任期结束回国，有的去做官吏，有的担任其他差事，也有大吏因为他们熟悉洋情，认为凡是学堂、武备、格致、制造等事务都能胜任愉快。试问这些事务与外交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曾经办理过外交，那么凡是所谓的西法就无所不知，这难道不是错了吗？如果真能招募那些中西文字都已通晓、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聪颖子弟，仿照总理衙门章京的例子，严格甄别，作为学习办理交涉的人员，就在总理衙门中专习各国公法、条约、西文原书以及各国交涉成案，聘请西方公法名家担任教习。若干年后，有的补任章京，有的充任随使；在国内则由章京升任总办，由总办升任堂官；在国外则由随员升任参赞，由参赞升任公使，逐级提拔。又总理衙门出使人员都作为实缺，只允许内外升调，而终身不出这一途径，历练越深，办事越熟练，大概章京、参赞、随员无不熟悉西文而通晓外务，堂官、公使都能联合友邦而和睦邦交。

第二是修订出使章程。出使这一途径，本来参用西方惯例，然而各国各有规模，未探求本源，他们将其立为专门之学，经过考试而授官；我们视为进身之阶，有的攀附关系而入选。即使有深通公法、精研西文的人，无人汲引，则怀才莫用；也有未见约章、不通时务的人，而声援广泛，则持节迅速出行，难怪外人轻视我们比过去更甚，这也是中国士大夫的耻辱。如果真能选取英、法、德、俄、日本等国的出使章程全部翻译，去掉重复，并将历年内外诸臣所上的出使条陈一并汇总，命令总理衙门核议，博采兼收，删减繁杂就简略，消除积习，修订新章。不久将看到中国的人才，有过之无不及，出使之学，互相竞争而更加精进。他们看到我们竭力讲求，那么轻藐之心立刻消除；看到我们办事有把握，那么恫吓之技也穷尽了。外务越明确，友邦越和睦，敦厚盘结永久的友好，在宴席间折冲樽俎，从此使务务必大有起色。

第三是汇刻中西文成案：中国与外国定约，交换中西文约稿各一份。遇到辩论，往往以西文为准，所以西文也不可轻视。总理衙门使臣与外人谈论公事，既然用翻译传达，尤其应当参酌西文，以免误会。现在总理衙门也曾刻印颁布约稿等件，往往仅有中文，不列西文以后各使馆及其他衙门与外人办事往来文件咨呈总理衙门，都应当酌情送交洋文。拟请命令总理衙门，每年年终将本衙门及各使馆所办紧要公牍，中西文并列汇编成档案，并将旧案一律补刊发给本衙门办事人員及各使馆、各督抚、关道衙门，以备参考。这件事有几处便利：有时中国办理一个交涉案件，各国已收入外部官书，刊登在新报上，而使臣、疆臣尚未接洽，有了此册足以备查，这是便利一；办理洋文公牍如涉及前案，可检阅原文，这是便利二；洋文公牍既然必须一并咨呈总理衙门校核，译员翻译文件必更加细心，这是便利三；学习洋文公牍的人如果得到此册，足以资助学徒揣摩，细究中西文义的异同、语气的轻重，对翻译事务有益，成就译才，这是便利四；这也是使务中不可缺少的。

第四是派遣武随员：使馆向来有武弁，但只供役使，未曾学问。中国武备学堂及游学各肄业生中，如果有品学兼优、才具开展之人，应当急忙派往各使馆充任武随员。对于外洋水陆兵备，既可参考讲求，与当地武员及其他国家武随员也可资观摩联络。而且各国国主每年举行大阅，使臣不得观看，而武随员必跃马跟随国主后巡阅各军。因为治兵本是专门之学，不是使臣的事，然而其优待武随员已可概见。如果真能在每国酌情派遣一二员，实在对联合邦交、培养将才两有益处。如果一时没有相宜的人员，不准滥派充数；不通西文、未入学堂的武职，也不准委任。此差遣会贻笑外人，无益于实事。奴才之所以重视使务，就是这些原因。

恭读谕旨，有说：“懿训认为取外国之长，才可以补国中之短。圣谟洋洋，难道不是泰山不拒绝土壤，以成就其高；河海不挑选细流，以成就其大吗？”世上的议论者，有的认为外国之长，不过经

译商鞅用兵，这是不探究根本的言论。试着观察一下他们的内政，考察一下他们的史书，才知道他们一切行政、设官、教化百姓、养育百姓的方法，也是汇聚了数十个国家的观摩，积累了上千年的阅历，经历了几个世代的患难变迁，集合了众多人才的智力精神，才形成了今天的样子。想要学习他们的办法，不如阅读他们的书籍。中国的大势，不能驱使全国的人都学习西方文字，更不能强迫中年以上的人完全抛弃他们所学的知识，那么只有多翻译书籍这一种方法。

第一是官译，各部衙门都应当设立翻译书籍的机构，翻译本部有用的书籍，比如理财方面的书归入户部，制造方面的书归入工部，法律方面的书归入刑部，军事装备方面的书归入兵部，国际公法和条约方面的书归入总理衙门之类。各部大臣随着翻译随着阅读，编纂成书，选择其中可以效法的奏请施行。各省督抚也设置翻译书籍的局所，比如水师、陆军、船炮、机器、数学、农学、医学、化学、西方历史、地理等类，每省认定一门，大致仿照从前分刻二十四史的办法，分别翻译。翻译事务必须委托专家，才能掌握其中的奥秘。因为学医的人不通机器，学农的人不懂行军。又如陆军医学适宜翻译德文，水师制造适宜翻译英文，养蚕适宜翻译意大利文之类。每个局所每天必须限定出书多少万字，否则翻译成一本书，耗费时日太久，缓不济急。

第二是私译，士人百姓翻译书籍，不论何种，允许他们将稿件与西方原文呈报地方长官核定。如果确实对治理国家有益，或者收录为官书，或者允许其独家销售，或者另外给予奖赏，使得大家踊跃从事，众人合力成功。民间的翻译局所也应该奖励以促成，给予专利以鼓励。这样，不到十年，海外有用的书籍就都成为我们所有的了。

第三是翻译日本书籍，中西文字截然不同，不精通西方文字难以谈论翻译，不花费多年时间不容易成书。日本是同文的国家，他们的俗字虽然不容易立刻认识，但几个月的功夫就能通晓其含义，去掉俗字就成了华文，与西方文字相比，难易程度相差甚远。选取日本书籍，有几个便利：速度快能早日完成，便利一；西方书籍浩如烟海，日本所翻译的已经加以选择，便利二；西方书籍一类学问有专门术语，名目翻译成华文，随意创造混杂，说法各不相同，往往同一个西方词汇，歧义丛生，读者没看到原文，不知道是一个还是两个。东方的学问，名目都用汉字，而且有定名，便利三。日本是同一洲的国家，向来崇尚汉学，外侮日益逼近，改效西方方法，转弱为强。近年维新的治理，各项制度都具有西方国家的规模，因地制宜，兼合亚洲的政治教化。他们三十年来官方和私人编纂翻译的书籍，更为切合实用，都足以吸取益处，便利四。事半功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第四是翻译报纸，近年风气逐渐开通，报馆林立，说它的好处，多闻可以开启民智；说它的坏处，妄议只会迷惑人心。虽然防止言论比防止洪水还难，但邪说也足以扰乱政事。只是阅览西方报纸，很足以熟悉外事并作为观摩，或者论及中国，尤其足以借助公议来作为参考。各国要事，顷刻间电报传来，中外各洋报馆一律购买阅览，电报采登报纸。拟请命令总理衙门购买时事电报全份，随到随译，选择其中有关政要的，按日进呈御览，借此考察洋情并识时务，比起借鉴古事，似乎更切近有用。奴才所希望集合众人长处的，就是这些。

译以上六条策略，有的整顿旧有规章，有的参考西方政制，有的史册中曾有记载，有的为各国所通行。奴才不敢说治理国家仅靠这几方面，也不敢说所提意见全都值得采纳。恭敬地秉承明诏，勉力筹划挽救时局的方法，审察斟酌时势需要，并参引引申其含义。谨就所闻所见列举大纲，恳请俯允采纳刍荛之言，下令核议。至于各条详细办法，应在办理时命令主管衙门，或特派大员，分别妥善筹划，务必周密，有弊端必革除，无利益不兴办，或许能使各项政务修明，人心振奋，外邦归顺，边疆安宁。冒昧上奏，不胜战栗惶恐之至。恳请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一日具奏，由政务处核议。

内阁侍读学士恽毓鼎议覆新政的奏折草稿。

奏为敬陈愚见，恭呈奏折仰祈圣鉴事。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发生变故，京城内外消息断绝，谣言四起。臣在二十七日才得知皇太后、皇上仓促西行。当时臣全家十余口都陷在危城之中，敌军骑兵纵横交错，乱兵充斥街头。向西遥望行在，只能悲痛落泪。等到庆亲王回京，因地方官员权力尚未恢复，委派臣办理南城安抚缉捕事宜。在兵火劫掠之后，街巷萧条，臣与南城绅士随时会同五城御史，维持补救，制止奸恶，禁止暴行，招抚流亡百姓，半年多来，逐渐恢复生计。如今洋兵虽未完全撤走，但京师元气稍有恢复，足以向上慰解朝廷的忧虑。恭敬地阅读上年十二月初十日的上谕：“着令中外臣工各自根据当前情形，斟酌中西政要，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限定两个月，详细条陈意见上报”等语，钦此。仰见皇太后、皇上警惕忧虑、勤勉政务，集思广益的深意。臣蒙受国家厚恩，值此君主忧虑、臣子蒙辱之时，尚存天良，怎忍心自甘沉默？虽然愚见未必完全恰当，但狂言也可供圣人择取，谨略举所知以回应明诏。

中国今日时势，日益贫困衰弱，几乎难以谋求生存。臣私下筹划当前的要务，其根本在于用人，其维持在于理财，而总归于做事求取实际。只有有人有才，然后百废才能俱兴；只有做事有实际，然后自强，才不流于空谈。臣请详细陈述。

大抵用人的道理，约有四点：第一，请简选近支王公，每年派往国外游历，以周知外事，并令六部九卿公举僚属作为辅佐，使其随同外出，广泛咨询考核，共同取得成效。第二，军机大臣宜改为专职官员，广开言路，那些投函献上新法的人必定纷纷奏报而来。军机处是出台政令的根本，尤其依赖一两位大臣权衡众说，辅佐圣明，持守坚定不为异议所动摇，推行有次序而无操切之患，或许能折衷至当，长久教化而成。第三，六部堂官宜长期任职依次升迁，以专责成，不要频繁调动以致产生官员生疏、吏胥熟稔的弊端。部院例案繁杂，吏胥在其中盘踞，此次兵火之后，公私文书扫地以尽，宜趁此时令堂官精选干练司员，考核旧章，用新法另行编纂简明则例，使其整齐划一，堂官司员都能周览而知，不要再假手吏胥，以收廓清之效。第四，请在京师、省会各府州县皆设立学堂，令督抚举荐经明行修、通达时务者担任教习，定为实职，正其名曰教习官优待俸禄，教有成效者破格提拔，尸位素餐者罢黜。各项教职宜斟酌裁汰，将其职责移于学堂作为监院官。县学堂先选拔少年聪俊之士，录为学生，教授经史时务实学，学业有进则县教习推荐升入府学堂。府学堂再行教授，学业更有进则府学推荐升入秀才。省学堂集中考试，选拔优异者作为举人，汇总其名贡入京师。然后皇上仿照拔贡、优贡之制，特别加考，评定优劣，优秀者授予京外官职，即为进士出身，落第者回省学堂，再行教授以待下科录送。其拔贡、优贡制度则全部废除。如此教师有专职，则尽心于课程；学生有出路，则专心于学业，本于三代学校之制，泰西学堂之规。三年之后必有俊秀有用之才，可为国家所用。至于科举是取士的途径，一时不可骤然停止，八股与策论也相差不多，应等学堂成效昭然，用人有方，然后再议裁改。这是臣所说的用人之道。

今天下贫困到了极点，即使没有意外之虞，度支尚且担忧不继，又加上数万万之赔欠，国计将从何筹措？以臣愚见计之，理财之道也有四点：一在开矿。近年以来，户部因度支枯竭，凡是广开捐输、增加厘税、加重火耗、酒盐加价，凡足以增加饷源者，早已无微不至。然而秋毫分析，竭泽而渔，其源头易穷，其欠款仍难有济。那么筹措欠款的要着，只有命令各省一律招商开矿而已。据西方精于勘验者所言，中国矿产最富，十八行省多达一百二十五万七千方里有可开采之处，其说未经

译对矿务的考察验证，虽然不知道其消息是否确实。但仅以漠河一处来说，在刚开办时，每年报效军饷只有九千两，到光绪二十二年突然增加到三十万两，此后又增订新章程，每二十成中报效国家十二成，每年不下数十万两。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推广，管理得当，一个矿就能有数十万两，一百个矿就能得到数千万两，还担忧什么贫穷呢？有人说西方各国将介入其中，担心会有许多妨碍。臣料想这次签订条约之后，必然不能禁止西方人介入其中。即使招集外国股份，而我们收取地主应得的自然之利，每年收入不可估量，这不比封闭埋没、毫无用处好吗？应当请求命令各地方大吏妥善筹划办法，或者分别设立督办矿务大臣，专门负责此事。几年之后，必定会有可观的成效。另一项是裁撤厘金、增加关税，去年春天曾命令盛宣怀、聂缉矩与各国使臣会商增加关税的事宜，尚未定案而拳匪之乱就爆发了，如今事事受制于人，似乎没有增加关税的希望了。然而臣听说各国共同商议，都认为这次和约达成后，必定要重新订立税则。中国如果因为赔款数额巨大，将关税增加到值百抽十，原本属于我们自己的权利。只是必须裁撤厘捐，才能增加关税。因此，外国人在税则方面，还有可以增加的余地，而他们厌恶厘捐，比增加关税更甚。

译厘金捐税的营利舞弊，到现在已经登峰造极了。层层设卡，处处布点，征收厘金上自委员、司事，下至门役、差丁，无不视为肥缺，倚为敛财的渊薮。而总计实际解缴国库的数额，不过占十分之三、四，最兴旺的时候仅得一千五六万两银子，而饱入官吏私囊的，却是这个数字的两倍。现在如果裁撤厘金，增加关税，以过去值百抽五的税率计算，每年约二千余万两，用来抵补厘金的收入，尚且还有剩余。再加上铁路通行，商情踊跃，所收税款将不止于此，而且商贾便利，百货畅通，市场繁荣，更有藏富于民的益处，这是一举而国家与商贾两利。应请命令盛宣怀，待和约签订后，重申前议，与各国公使仔细磋商。倘若此举能够成功，其对国家财政的裨益，确实不可小觑。

一是修建铁路以通商。查光绪二十四年各海关税收关平银二千二百六十万两有余，到二十五年则增至二千六百七十五万两有余，二十六年春季报单收数又超过上年，这是铁路通行、商市日益兴盛的原因。现在京津铁路由外人修补，已经通行，不久可以购回芦汉干线，但距离全线贯通尚远。应请命令盛宣怀，迅速设法办理。其他粤汉、川等各路，似乎也可以一律向外国借款，逐渐接续修建。铁路越多，商货越畅通，而税赋越增加，富国的重大举措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至于借款的国家，据臣详细询问、暗自揣度，只有美国适宜。美国与我们最无争竞，地远而情谊甚亲。如果借美国款修路，暂时以铁路抵押，较无流弊。乞请密谕李鸿章、刘坤一、张之冬、盛宣怀体察情况办理。

二是设立公司以保护商贾。中国土产出口，以丝、茶为大宗，即使稍次如鬃、羊毛、驼毛、草帽辫之类，估值也不下数百万两，利源不可谓不广。去年丝利尚能畅销，茶利则竟成强弩之末，其余杂货往往因搀杂不净导致滞销。推究其根源，一是由于商人只贪眼前小利而不顾将来，二是由于商本不充足，商心不团结，每每被外人勒索，导致损耗，商务减色，则国家失去利源。所以西方各国都以保护商贾为要务。现在中国已特设商务大臣，如果让他权衡百货，各自设立公司，调剂盈亏，辨别真伪，使外人乐于购买，权柄由我掌握，那么销路自然畅通，商利自然丰厚，富庶之机蒸蒸日上。这就是臣所说的理财之道。

此外臣还有进一步的话：官吏向来奉行诸事，大都是因循粉饰，谋取私利，上下互相蒙蔽，久成积习。议论裁撤、议论变革，无非是纸上文章。设立机构、任命官员，只是领取宫中薪水，事情没有实际内容，成效终究落空。现在皇太后、皇上一意革新，励精图治，圣旨颁布，四海欢欣。然而如果过去的弊端不除，那么政令仍然无济于事。这在于皇太后、皇上在上面坚持，严定赏罚，以督促其功效；中外大臣在下面仰体圣意，综核名实，以期望其成效。任用一人，必求得一人之益；做一件事，必求获一事之功。转危为安，因祸得福，自强的契机未尝不基于此。希望圣主留意。臣愚昧之见，是否得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东抚袁世凯覆奏条陈变法折

奏为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选，恭敬呈折仰祈圣鉴事。臣恭敬奉到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上谕：“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各抒所见，限定两个月，详细条议上报”等因，钦此。伏读之下，敬畏惶恐难以言表。仰见皇太后、皇上日夜焦劳，惩前毖后，告诫百官，一心振兴，诏求良策，训词深痛，四海臣民感动奋发，无不流泪。环球列邦共见共闻，当亦同样深深钦佩。臣忝居疆吏重任，深受国恩，值此时艰，不能补救，日夜愧愤，无地自容，怎敢不勉效一得之愚，仰备圣上采纳。臣认为全局至为重要，庶政更加繁杂，当积重难返之时，做改弦更张之计，因袭变革、增减损益各有所宜。现在或者苦于人才不敷，或者困于才力不足，又有浮议扰乱，锢习遮蔽，虽有良法美意，未易一概施行。臣衡量轻重缓急，通盘筹划，那些骤然难以兴举的，贵在循序渐进，不可操切图成；那些亟须变更的，又贵在明断力行，不为浮言所动。核其要害在于熟审治法，能慎始才能图终；探其根本在于广植众材，能得人才能行政。其余理财讲武，依次施行，因时制宜，兴利剔弊，那么成效才可以谈论。臣愚虑所及，不敢发表繁重阔远的言论，谨就言之易行、行之易效的，列举十条。

译恭敬地向我们的皇太后和皇上陈述此事。

译一、慎重号令。号令是国家的重大权柄，是臣民所敬重仰慕的。必须精心审慎、详细考量，详细计算天下实际可以遵行的措施，然后毅然颁布。道理上没有反复无常，期望在于必定执行。根据臣下奉行勤惰的情况，来考核优劣并施加赏罚，这样国家治理才能日益完善。倘若起初不慎重，或者发布一道命令却阻碍重重，势必中途停止；或者施行一项法令却弊端丛生，反而助长奸邪。甚至破除积习，不便贪官庸吏，众人起来动摇，多方阻挠，坚持不坚定，最终将被废弃。等到号令频繁更改，众人疑惑，遇到好的政令，也相继观望，视为具文，不肯努力实行，怎么能收到成效？现在正值皇帝下诏征求言论，内外臣工都能抒发他们的积蓄，不久将看到奏章纷纷进呈，各种策略全部陈述，广泛采纳兼收并蓄，急需审慎选择。拟请简派几位明练的大臣，设立议政公所，选派官员分别考核。那些退休的勋旧，素有声望，经历事务较多的人，也可以征召安置其中，都参与咨询商议。凡是遇到臣工条陈可以采纳的，都发给这些大臣详细讨论，择善而从，从众而定。如果有尚待推究的事宜，或者发还给上言者，明白详细回复；或者发给资深望重的各位地方长官分条议论奏报，内外共同谋划，不厌其烦地精细详实。等到禀报皇帝决策选定后执行，便形成不可改变的局面，无论多么困难，也必定坚持定见，始终不渝。臣下知道没有拖延规避的可能，自然奉行谨慎，奋力建功。于是明确赏罚来鼓励他们，勤勉者有不寻常的提拔，懒惰者没有宽贷的刑罚，百姓知道劝善惩恶，各种废弛的事业不难都兴办起来。

二、教导官吏，人才晋升，向来重视正途。究其实，刚做官之初，所用非所学，大多擅长文艺，拙于政事。又自从咸丰、同治年间军兴以后，保举捐纳，等级晋升日益增多，流品更加混杂。京官多半受成于胥吏，外官常倚重于幕友。不但通达时务、干练济世的人，百无一二；即使求其能称职，清楚分内应做的事，也很难找到这样的人。似乎急需有办法教导他们。拟请在京师设立课官院，简派明通达理的王公大臣督理此事。由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各衙署，精选品德学问敦实、才识明通的人进入其中，分别聘请教习，教授本国史学、掌故、政治、律例，以及各种国际条约、公法等一切西方政事，各自根据性情所近，分别门类，各专其业，严格规定课程，考核优劣。那些优异者，既按照其所从事的专业来试用适宜的事务；那些志趣远大者，或者派令出洋游历，以考察其造诣而追求精审。回国之后，优先奖赏提拔，并请命令各行省，分别设立课吏馆，专门就吏治、时务、交涉等项目择要编辑书籍，发给候补人员学习，按月封闭考场考试，选择连续考取优等的人，酌情委用。不过一两年间，京外官吏都知道讲求实际经世济民之学，遇事自然容易着手。方今天下时局艰难日益紧迫，急需人才，如果等待学校大兴、人才辈出之后，才让他们任职办事，势必来不及。只就现有的官吏设法造就，使他们都成为有用之才，他们既没有废弃的担忧，那么鼓励奋兴，收效必定迅速。救济急务的方法，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

三、崇尚实学，百年的计划，不如培养人才。古今立国，得到人才就昌盛，培养人才，实在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查五洲各国，富强最显著的，学校必定广泛，人才必定众多。中国情势显露劣势，急切想改变计策，兴办学校储备人才，确实刻不容缓了。拟请命令将京师本有的大学堂认真整顿，竭力扩充，并命令各行省量力筹措经费，多设学堂，或者仿照各国学校章程，区分等级，依次推广，务必使偏僻穷乡都有学校。选择中外有实用价值的各种书籍，以及各国成效显著的各种学术，聘请老师讲授，分门别类学习。但目前师资不多，只有翻译书籍这一方法最为便捷。似乎应该专门派遣大员考核各国书史，已经译出的多刊印广泛传播，未经译出的精选译员译成汉文，一方面分别咨文出使各国大臣，随地购书选译咨送回来。近年来，日本翻译书籍很多，而长期在华的洋人也有很多译本，都可以搜罗印证，汇辑成编，发给京外各学堂按顺序购买学习，以期学术统一而避免分歧，还可以酌情聘请洋员作为教习。等到所学逐渐有门径，再分别资助派遣出洋，以资历练，将看到风气流行海内，而人才不难兴盛了。

四、增加实科，当今世上没有深明大义的人，所以人才今不如古；当今世上没有博通时务的人，所以人才中不如外。然而近日取士，必须广泛寻求兼通古今中外的人，不但没有这种本末兼赅的士子，恐怕也没有这种兼备的考官。虽然立法极详，势必有所不能实行，即使勉强实行，也终于有名无实。似乎暂时宜于适当变通，旧科仍按期举行，不必一下子全废。但将各岁科乡试取中的定额，先行核减两成，另增实学一科，即将旧科减少的定额，作为实科取中的数量。

译建议先命令沿海各省，如南北洋、两广、福建、浙江的各总督大臣，共同妥善商议规章，按照中西各学科分类，招募并考核实学人才。各省风气不一，暂时不必拘泥于籍贯，也不必分省限定名额，汇聚在一起考试，先仿照童试的规模，由该省总督大臣等精选试官，认真校阅考试，选拔其中优异者作为附生，再经过复试录取者作为举人，再行文咨送礼部，由礼部会同总理衙门遴选试官，并奏请简派考官，确定日期举行会试，考中者成为进士。但是各次考试虽然都以经世济民、时务为重，也必须能够阐明四书的大义以及宋代各位大儒的理学内涵，才准予录取，以避免舍本逐末的弊端。考中进士后，统一参加殿试，用关于时务的策论进行考试，不拘泥于格式，不回避忌讳，恭敬地呈交皇帝裁定，赐予出身。在朝廷内部任职的，各自执掌所学的专门学问，分发到六部观政，那些深通各国语言文字及熟悉各国政治要点的人，发交总理衙门由出使大臣差遣；在地方任职的，发交各省督抚分别委用，并由各部堂官、使臣、督抚认真考察，一年期满，出具切实的考核评语，甄别优劣不能视为形式，如果有品行不端、心地不可信赖的人，随时弹劾革职。旧式科举的名额每次递减一成，实科的名额每次递增一成，以五成为限度，使读书人知道努力的方向，争相自我磨砺，都逐渐勉励成为有用的人才，以求在功名之路上奋发进取。等到经过几次考试之后，学堂中多有成材之士，考官中也有多具备实学之人，就将旧式科举中五成的名额全部按照实科取士的章程办理，而实科也必须另立一路，仍然归各省统一举行。这样逐渐转变，士风不难迅速改变。

译一、回顾春秋战国时期，晋文公流亡在外，晋悼公游历周地，赵武灵王进入函谷关窥视秦国，滕文公路过宋国拜见孟子，都不怕长途跋涉，视为平常之事。至于会盟的军事行动，国君亲自前往；聘问的使者，亲贵大臣一并派遣。查阅过去的史策，不可胜数。这固然为了敦厚与邻国交往的情谊，也为了察知同盟国家的情况。近来泰西各国，国君亲王游历列国，更是习以为常。推究他们的用意，实际上与古代相合。拟请简派王公分别前往外洋各国，慎重挑选关心时务的京朝官员随从游历，考察各国的政治、学术、风土人情，既用来开阔见闻，也借以窥探敌国形势。熏陶日久，智慧日益增长，外洋情形都能掌握要领。回国任职，自然善于措施。遇到外交交涉，更无难以应对之处。各国看到我国风气日益开放，必定渐渐相互尊重亲近，而且他们的底细已被我们洞悉，也可以稍微收敛横暴，不至于任意欺凌。至于京师各衙门人员，如果有愿意出洋的，准许他们报告由总理衙门详细考核，察明志趣正大、才能可以造就的，也可以在出使经费项下酌情给予路费，派遣到外洋游学。回华后切实考询，根据他们所得的深浅，来判断优劣并决定升降。倘若亲贵中有担心海外风涛险恶的，不妨先前往日本及通商各口岸就近游览，也足以了解时局，稍识洋情，未尝不是快速成材的一条途径。

二、出使惯例：各国欺凌我国贫弱，遇到要挟胁迫，只在于办理交涉的人员善于应对，以免错失时机、败坏大事，因此出使人员关系极其重要。查各国出使惯例，英国最为完善，公使一职重在精通交涉，领事一职重在珍惜商务，虽然统称为使员，但其中实际上隐有区别。凡是担任出使任务的人，必定是政府一向信任且洞悉各国情势的，才可以充选。到任后考察该国风土政治的一切利弊，以及其意向动静，随时探听侦察，据实报告本国。职责既重，任用尤须端正，其官阶升迁通常不出本系统，大多由书记、翻译、参赞依次递升，常有数十年不离一国的，也有终身担任使命的。按年限给予假期休息，差俸仍归有时。外交部缺员，也由使员中选调任用，所以内外情况通达，洋务熟悉，交际之间应付得当，而本国利益处处都能沾惠。先前中国遣使没有固定途径，随带人员尤其冗杂，而任期届满更换新人，永远难以熟习，因此应该精选使才，先令在总理衙门当差稍微历练，再因缺派往各国。其随带的各项重要差事人员，均由总署在实缺登进各司员中考取派充，一概不准随意携带，也不准无故调换。自使臣以下都以久任为主，有时使臣更换，而所属各员仍可照旧供职。仿照英国惯例立限给假休息，总署需员也分别堂司在使员中调用，使总署使员联为一气，呼吸相通，任职长久、职责端正，情形透彻，遇到各国事案，自然可以算无遗策。而且使员得人，敌情了然，即使有诡计，也能预先防范。该使员还可以借此牵制延缓祸机，并相机联络以分散敌国势力，其中无形的作用，益处良多。

三、辨明名实：京内外各官俸禄一向微薄，常常不足以供养家室，而管理财赋、厘税的各差缺，大多视为肥美之区，委派者名为调剂，担任者喜于中饱私囊，积习成风，牢不可破，名实混淆得很严重了。从公家获得的薪俸有限，而落入私囊的盈余无穷，推究其故，是因为没有用来养人廉洁的制度，也就没有用来禁止人贪婪的手段。然而此风不除，终究无法核实，即使想要振兴各项事业，力图富强，恐怕一法实行而人都借法为奸，利益尚未兴起，弊端已先潜伏。想要治理得合乎正道，没有别的方法，似乎应该将京内外各官廉俸从优厘定，计算足以供养家室，又根据差缺的优劣繁简，酌定经费以供办公。那些散职冗员无所事事的，分别裁并，节省其薪俸以供调剂，而经手理财的不妨格外从优，以杜绝侵蚀。此外，凡是财赋厘税所入，涓滴之征收，锱铢之细微，也必须列为公帑，不准稍有损耗。因为明给千金有所不吝，而暗取丝忽在所必严。有坐吃俸禄的，依法痛惩不贷。果真能事事核实，不但赋税可期倍增，即使将来仿行各国兴利致富诸法，也可期望有成效。综核名实之道，必当以此为先务。理财得失的关键将即系于此。昔日原宪辞禄，孔子制止他，圣人的用心，必定不肯引导人贪婪，是很明显的。因为虑远思深，而维持者大啊。

四、充裕度支：各国财政途径纷繁，大约在开采矿产，建造铁路，兴办商务，推行货币及一切生财之道，凡是能够利国利民的，无不竭力经营。官吏提倡之，保护之，而又昭示诚信，历久不渝，上

译与下层百姓交往诚信，利益的源泉便日益开拓。那里的赋税极其繁重，名目也很多，人口税、房屋税以及印花税之类，没有不征税的。然而他们教化百姓、保卫百姓，并且替百姓谋划生计，确实无微不至。又事事核实，推心置腹、公开公正，所以虽然向百姓重重征收，百姓却不怨恨；虽然为百姓做了很多事，百姓却不感到骚扰。近年来铁路、矿山、邮政等事务，中国都已经开始兴办，但收到成效还需要时间，不是目前所能解决的，应当急迫地振兴商务以保护利权并厚植民生。现在各省也多有设立商务局的，不过是具文备体，对商务毫无裨益。这是因为官员尊贵、商人卑贱，上下隔阂，官员视商人为鱼肉，商人畏官员如狼虎，局所虽然很多，只是徒增纷扰。如果想要切实整顿，必须让办理商务局的人扫除官场习气，使官商一体，情意相通，并且在商人聚集的地方设立商会，分别推举董事，在其中经纪联络，遇事互通声气，声势合力合作，以便与外国商人相竞争。有危害的，官员替他们消除；有利的，官员替他们倡导。那些受到压制欺凌的，官员替他们保护；那些财力不足的，官员替他们资助促成。办理商务的人员又必须经常巡视各海口，随时接见各位商人，讨论中外商务情况，访查利弊，相机兴革。又必须与出洋人员互通声息，合力筹谋，才可以日渐好转。至于洋人用银元在内地畅行，而中国用实银反复熔铸，洋人享受大利，我们承受损耗，亏损巨大，流弊日益加深。似乎应当依照屡次议定的成法，通令各商人购买机器设立局所，赶造银元。银元统一按照库平一两制造，小面值的依次递减，务必使天下标准统一，不能有参差搀杂的弊端，并且可以造纸币来辅助流通，设立官局合办银行来促进流通。农业部门发放饷银的各项欠款，都依次改用银币。只要能够办理得当，士人百姓信任，那么铸钱时提减成色、银行中出入子母、纸币中现存腾挪，自然可以周转不穷，坐获厚利。至于各国赋税繁重且繁多，想要仿行，先要谨慎选择，拟请命令出使大臣访查各国税章，选择那些能使国家富裕而不损害百姓、可以在中国推行的，汇总记录上奏。再下发给各地方长官，各自根据地方情况会议增减，以期实行没有弊端。等到利源逐渐开拓，国库日益充实，然后凭借富裕谋求强大，形势自然顺利，事情自然容易了。

译第一，整顿武备。各国的士、农、工、商、兵都有专门学问，而兵学尤其重要。因为各强国之间犬牙交错，势均力敌，各自怀有吞并的野心，为了谋求自保，不得不竞相修治武备。往往倾尽全国之力，耗费数十年的经营，竭尽千万人的智慧技巧，去深入探究和精细追求，又互相学习，兼取长处舍弃短处，日新月异，几乎无止境，所以能够出奇制胜，武备臻于完美。考察兵事的根源，大都植基于学校。凡是军中应用的事物、应有的义理、应当知晓的道理，无不逐一讲求，将领都懂得学问，士兵都经过平时训练，这就是他们强大的原因。中国兵事本来没有专门学问，应试的士子向来选取弓矢刀石，用在今天已经不合适，而营兵中操练枪炮的，大多不知道运用的理法，将领和军官多半出身于士兵，只凭血气之勇，极少有谋略，这就是他们弱小的原因。似乎应该通令各省，多设立武备学堂，广泛储备将才。凡是中外兵法、战法、天算、舆地、测绘、机械以及技艺、工程等各门学问，都必须切实讲习。南北洋各省学堂原有的学生，已经学有规模的，就仿照文科取士的办法，酌情减少各省武试定额一成，移作武备学生的名额，每次按成数递相互增减，使天下那些挽强引重的人才，都变成技艺精湛、谋略充裕的人才，而武试旧科目也将不废除而自然废除。至于各省军政必须统一，拟请简派懂军事的大员，详细制定营制、操法以及选将、募兵的各项条规，请旨颁发各省遵照办理，随时特派官员分往查阅，严格规定赏罚，毫不宽纵。又应该分调各省军营的军官，按省份的大小、人数的多少，以二百人到五百人为率，聚集在一处，遴选派遣专员督率训练，选择武备切用的学问，分别教授，二三年后，稍有成效，就遣回原省，转相传授学习，再另调新班，轮番训练，各省操法自然容易统一，遇到调发军队，也容易收到臂指相使的效果。至于器械是士兵的护卫，固然贵在精良锋利，尤其忌讳参差不齐。现在新约即将确定，增加军火自然困难，然而既然不能依赖他人，就应当反求诸己，断不可因噎废食。似乎应该命令向来有制造能力的各省，重金招募工匠，先讲求冶炼钢铁等各种材料的方法，再仿造机器，逐渐推广以制造军火器械，考定统一式样，以免差异。各省需要时，备价购买，如果有粗劣等弊端，允许由购买的省份据实严厉弹劾，追回原价。只要能够实力兴办，多方奖掖，华人的智慧技巧不亚于西方人。而且华人在海外谋生的很多，也可以设法招徕，优厚供养，使国家悬设目标以求，士民闻风奔赴，将看到良工巧匠纷纷汇聚，行之渐久，考之愈详，必不乏精良器械利器以供捍卫之用。只是主管其事的人，必须慎重选择深通制造理法，而又性情坚定、不畏惧繁难的人担任，才能提纲挈领，始终经理，以达成成功。自强的关键，不外乎这些了。

第二，开启民智。中国内陆省份风气未开，士民局限于一隅，往往见闻寡少。一见到洋人，不是存有畏惧躲避之心，就是起仇视之意。畏惧则甘愿受欺侮，仇视则激生流血争端，而且对于敌情、国势、物产、民风无从窥察，隔膜必然很深。亟须开启他们的智慧，广增他们的见闻，才可以期望彼此相安，兼可增进民商生计。查考开启民智的各国，重在报馆。只是中国各报馆多挂靠洋商牌号，对于中国朝章吏治应当讳饰的地方很多，未能周全地加以维护。似乎应该通令各省，一律开设官报局。报端恭敬录载谕旨，中间记载京内外各省政要，后附各国新政近事，以及农、工、商、矿各种学术。选派公正明通的委员主管其事，由省局分发到外邑村镇各处，士民都能购买阅览。并申明报律，将一应外间谣传的说法以及干犯忌讳的词语一概禁除，专以启发民智为主，庶几风气日渐开阔，耳目日渐更新，既可利益民生，并可稍息教案。以上十条虽然都是卑下没有高论，务求切实易行，敢竭尽愚诚，恭敬回应明诏。况且臣还有进一步的话要说，中国自甲午以来，积弱严重，又遭遇大衅创巨，痛深财绌力殚，患贫患 weak，忧时之士都担心支撑不住。臣独认为不是这样。往昔越王勾践困辱备尝，生聚十年，终于洗雪大耻。近世普法之战，法国几乎亡国，经营未久，又抵抗强敌。日本只是一个岛国，幅员不及我的三省，明治维新，遂成强国。何况我中国土地广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是万国所不及的。果能实心整顿，力求富强，取人之长弥补我所短，将看到事半而功倍。愿我皇太后、皇上兢兢业业，一心一意，恢张百业，审慎选择要政，次第施行，向天下展示革新，与臣民一起重新开始。行之渐久，持之以恒，不求近功，不摇定见，这样治安的道理已经得到，强盛的成效就可以期望。臣至愚极庸，愧

译不能向上分担君主的忧虑，向下补益时局，然而天良尚存，忠愤难忘，只有勉力竭尽血诚，力图振作，尤其应当恪守公尔忘私、实事求是的圣训，时时以此警戒自己的内心，希望或许能稍微报答万一的高厚生成之恩。所有遵旨恭敬陈述的浅见，呈上以备甄别选择的原因，是否妥当？谨恭敬地通过奏折详细陈述。伏乞皇太后、皇上训示，圣旨谨奏。

译户部等奏报整顿京仓的折子

奏报为整顿京仓妥善筹划切实办法，缮写清单陈述，仰求圣上鉴察的事。私下认为，京师自从遭受战火，各粮仓被洋人占据，经臣奕匡屡次催索，才得以陆续交还。当时因为粮仓积储无存，俸禄和甲米等粮食停放已久。本届江浙漕粮急应变通，改由火车运往京城，以维系根本大业。将筹议的办法于六月间会同臣鸿章及户部、仓场侍郎奏闻在案。此前于五月二十一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五月初三日奉上谕：那桐奏报南漕运京酌议变通办法的折子。漕粮积弊甚深，值此时局艰难，应当改弦更张，妥善筹划良法。该侍郎所请将江浙漕米直接运往京仓，酌拟办法各条尚属可行，著户部、仓场侍郎、直隶总督分别详察情形，妥善制定章程奏明办理。其应修铁路之处，一并由奕匡、李鸿章酌核勘办等因。钦此。

臣等伏查漕粮积弊，关于运务的占一半，关于仓务的也占一半。运务的弊端没有比剥船盗米、掺水更严重的，今日因时制宜，不得不改由火车转运，已在前面折子中详细陈述。只是既已筹划改运的方法以善始，尤其贵在制定收放的方法以善终，那么仓务的弊端就有亟须切实整顿的。臣等悉心商酌，正拟将续议的办法会同具奏。又钦奉七月初二日谕旨：各省漕粮食全行改折，以采买运解、收放储备，分饬漕臣、仓臣妥善议定办理。仰见圣主体念民生艰难，慎重仓储的至意，钦佩莫名。

现在整顿仓务，自以专责成、防弊窦为第一要义。谨将仓厂廒间酌量归并，斛只照旧备用，以及增添各仓储经费，严杜领米弊端，拟议切实办法四条，另缮清单恭呈御阅。至于臣荣庆、臣恩溥应遵旨依限覆奏的，此折所陈已具大体，其余未尽事宜，应俟京津、金广铁路收回，再将朝阳门外太平仓如何接修支线之处，由臣奕匡、臣鸿章酌核勘办，并俟漕议定采办运解章程，其如何交仓、兑收之处，另由仓臣具奏，总期望去除旧日弊端，不失当年立法的精义，收到改章之益，预先杜绝后来续出的弊端，统由部臣、仓臣随时酌核。所有臣等会议整顿京仓缘由，谨合词恭折具陈，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再，此折系仓场主稿，户部右侍郎那桐系原奏人员，且现在出差，因此未经列衔，合并声明，谨奏。光绪二十七年八九月二十九日奏，九月初七日奉朱批：依议。钦此。

谨将会议整顿京仓，酌拟切实办法四条，繕具清单，恭呈御阅。

一、仓厂廒间应酌量归并。查城内七仓：禄米、南新、富新、兴平、北新的海运等六仓，均于交还后，经仓场大臣亲往履勘，计各仓现存可用廒间：禄米仓三十六廒，富新仓三十三廒，兴平仓三十二廒，南新仓十二廒，只是廒间门、地板损失甚多，廒间顶、墙垣及官廒、听仓门等处，间有拆毁，均应及时修，已由仓场大臣饬令各该仓监督，仿照民间做法核实估修，计四百余廒，共需实银三千余两，即在户部轻赍项下开支。南新仓尚有二十廒毁坏情况稍重，约需修费三四千两，如果厢座不敷周转容纳，再饬令修复。旧太仓现刚交还，拆毁无多，修理又易。上述五仓均拟照侍郎那桐原议，留作现时储米之用。其北新、海运两仓储被毁情况较重，经仓场大臣详加勘视，北新仓尚有二十余廁现以修理，海运仓木植、砖瓦尚多。臣等查户部衙署两所，通州一所已毁，且运务实改章，无庸再修；崇文门外一所距仓太远，若改海运仓为户部仓衙署，量为修葺，便于就近办公。上述两仓拟暂不裁撤，亦不兴修每仓留监督一员，作为简缺，暂时驻守，俟日后体察情形，奏明办。至于朝阳门外太平仓，侍郎那桐原议留作南粮卸车米栈，应俟勘办铁路时再酌定，暂由仓场大臣移会绿营拨兵妥为看守。又，本裕、丰益两仓专储外三营士兵食米，只是每年放米约八万石，分储两仓储不无浪费，拟酌留地势适中的丰益一仓，使外三营士兵统由该仓关支，以示体恤。其本仓储及朝阳门外储济仓、通州中西两仓储应请一并裁撤。

二、斛只宜照旧备用。查漕粮交仓，商凭斗斛计量，不计斤重。本年江浙漕粮改由火车运京，经前任通永道沈能

译虎与铁路总办英兵官签订合同，其中规定采买粮食装运使用麻袋，每包计重一百四十斤。这是因为火车装运按吨计算，每吨重一千六百八十斤，正好折合漕米十二石，每石应得一百四十斤。臣等在前面的奏折中陈述，又提出兑收办法，无论漕粮、白粮的正额与耗米，统一以一百四十斤为一石，原本就是按照合同而言。火车运卸既是用磅秤交仓，当时逐袋过磅，似乎也比较便捷。然而自从开始兑收以来，经仓臣详细体察，发现每天运到的米袋大小不一，轻重悬殊，搬运进仓的人夫众多，时间仓促，过磅的数量大多只是大致估算后由各人登记。因此禄米仓在接收苏省陈年漕粮时，除了由委员按磅登记外，仍在入仓时督令仓卒另行用斛量收，以便稽核。随后在富新仓接收苏省新漕时，即令查照旧例，仍然用斛量收，并且按米石的斤重计算。新粮与陈粮不同，白粮与漕米不同，目前兑收尚可分别核算。等到日后开放之时，各旗突然难以通晓用磅秤的方法，必定导致议论纷纷，动不动就产生争执。打算命令此后各仓收放粮食，仍以过斛为凭，所准备的斛器一律校准出入，不得参差不齐。只是火车装运既按吨数计算，所有开支的运费自然应当不论米色，统一以一百四十斤为一石，以符合原议。

译仓储经费应当酌情增加。查得仓库中舞弊情形不一，问题出在花户身上，更在于旁侧把持之人，俗称“身后”。这些“身后”敢于把持仓库，是因为他们经手的人脉广泛、声势浩大。历来仓库所用的人员，都依赖“身后”供养；仓库所办的事务，都由“身后”垫资。久而久之，大权旁落，积重难返，其弊端也就无法彻底查究。前任各仓大臣并非不想整顿，只是因仓库办公经费匮乏，不能彻底清除“身后”，就不能完全杜绝弊端。虽然查出亏空，严定了买补章程，但犹如剜肉补疮，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现在正值整顿各项事务之际，不便再沿袭旧例，徒增混乱。至于“身后”等人多年作恶，人所共知，他们侵吞仓储粮食，数量成千上万，实在罪无可赦。此后如有故态复萌、干预仓务者，即由仓臣直接查拿，按照光棍条例惩办，以儆效尤。然而要想清除根源，最关键的还是筹拨各仓经费。如监督养廉银一项，旧例每员每年发给银二百两，现在常年在仓值守，责任尤重。除北新、海运两仓简缺监督二员无需增加外，禄米等仓的监督拟请增加一倍，每员每年发给银六百两。至于仓役的工食费用，暂按米数酌情发放。各仓收米时，每石发给入廒费银二分；放米时，每石发给过斛装袋费银二分；平日挑晾、看守，每年每米一石发给公费银一分。核算运米百万石，约需银五万两，统一由仓臣在轻赍项下核实开支。至于官兵承领俸饷米石，向来有应给的“个票钱”，供花户等人作为饭食之用。现在既已增加各仓公费，此后无论关领俸米、甲米，所有“个票钱”一项都不再重复支取。运米领米的弊端应当严行杜绝。查得旗下领米，向来有“成事”、“散事”的名目，每逢开放甲米时，由粮店匪徒名为“外煽”的人操控，关税任由他们定价，由各旗换成钱散给兵丁。左翼尚多领米的名为“散事”，右翼各旗大率是“成事”，即使有公正廉洁的都统不沾染“外煽”，也不过是米价稍增，每兵多得几个铜钱而已。其应领的米，都由“身后”、“外煽”串通粮店，挑选仓库中上好的米开放。查仓御史及监督各员，畏惧其凶焰，隐忍不言；不肖者，甚至与之勾结，企图分润。现在整顿之初，务必力挽颓风。倘若再有“外煽”等人，借花费之名，勾结舞弊，一经各旗都统及部臣、仓臣查访得知，或经食米兵丁告发，均立即拿送刑部，按照定例从重治罪。至于此后存仓米石数量不多，每年采运仅够支放。储米之法，拟就现留各仓轮派新粮进入，恪守以放代盘的成规，永远杜绝挪新补陈的流弊，并使各旗各仓均不得以陈米为借口。每季放米时，满汉官员应领的俸米，拟在例定统限之内，按品级划分，满员按旗，汉员按署，分别前后，酌定开放日期，在票内注明，令其届时或由本人，或交家人持票赴仓，依次支领，既免拥挤，又防拖延。其各旗应领的甲米，仍按例定月份先后，由仓臣酌定日期，随时通知各旗营都统大臣，转饬参领、佐领等按期赴仓关领，不得以有别项公差及车辆改期再领等语藉口推诿以免积压而加重兵粮负担。再论仓储出纳，每仓向来有御史一员专任稽查，按年更换。原本因为从前京通十余仓坐落不一，而各仓粮米存积尤多，每逢兑收南漕，仓臣在春夏两季必须移驻通州，其余各仓的收放事宜督察难以遍及，所以各仓均有稽查御史一员，责任也颇为重大。然而历来仓库弊端之深，亏空之巨，很少有被查仓御史揭发的，这是因为御史与监督向来没有统属关系，呼应不灵。臣等查得旧例，在京各仓或由都统、副都统各派一员专任稽查，与御史的职权相同。直到乾隆五十九年才停止都领、副都统查仓的旧例，道光年间银库亏空案发，将查库御史裁撤，这些都有案可查。现在整顿京仓，事事求其实效，仓廒既已归并，漕运也已改章，米数不多，稽查较易，随时由仓臣就近责令监督各遇事尽心，自然可以清除积习。如有花户等人仍前舞弊，则监督责无旁贷，一经部臣、仓臣及科道各员查访确实，人人可以奏参，这比将稽查之责专责于查仓御史一人更为有益。臣等于本年已经奏请将简派抽查漕粮的御史二员撤回，现在又将各处仓廒酌情归并，所有拟定裁撤的通州中西两仓、城外储济、本裕两仓及拟暂不裁撤的城内北新、海运两仓，以及留作南漕木栈的城外太平一仓，目前既不储米，自应请示将各仓稽查御史撤回。至于现拟留用的禄米、南新、富新、兴平、旧、丰益等六仓，臣

译臣等体察情形，也不必专门派遣御史，只是此事涉及更改旧例，可否将稽查禄米等仓的御史一并撤回，并准许此后停止简派御史之处，臣等不敢擅自做主，理应附片一并陈述，恳请圣上明鉴训示，谨此奏报。奏于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九月初七日奉朱批：照所请办理，该部知晓，钦此。

再者，京师是国家的根本重地，漕粮关乎官员俸禄。臣奕匡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会同尚书孙家�，并在户部遵议折漕的奏折内，曾将京城米价易于被奸商囤积居奇，每年南方粮食应当宽裕储备的原因，详细陈述在案。本年七月初二日恭奉谕旨：“河运海运一律改征折色，仍因仓储关系紧要，令按年筹备。”可见京仓不可长期空虚，士兵百姓急切等待供给，已在圣上明察之中。只是本年臣等筹议起运漕粮一百万石，运往京仓，实为核定应发放的数目，是仓中必不可少的数量。自开运以来，南省且请求减折，加上在沪存留一年导致的霉变折耗，约计米数，从今秋至明年二月尚够支用，三月以后即无米可放。现既谕令漕运总督详定办法进行采办运解，拟请饬令该漕臣会商两江总督、江苏浙江巡抚，在应办白粮之外，每年务必采办漕粮一百万石，并除去折耗后，也不得随意请求截留，早日运解，以充实皇家粮仓。至于江安及浙江起运的籼米质地嫩脆，士兵向来不愿食用，每年发放时动辄挑剔，现在改章采办，与从前就地征缴的情况不同，拟请饬令漕臣此后运解的米，全部采办禾更米，以显示统一并重视军粮，是否妥当，谨合词附片陈述，恳请圣上明鉴，谨此奏报。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奏，九月初七日奉朱批：户部知晓。钦此。

译直隶总督袁世凯秘密上奏，关于英日缔结同盟关乎中国大局，应当迅速制定政策的奏折。

臣私下根据外界传闻，英、日两国因为想要保全我国及朝鲜国的主权，并且想要使两国的贸易商务兴起、永远巩固，所以两国特意订立盟约，互相援助。大意是说：同盟的国家，如果一国用兵，则另一国严守局外中立的条款；如果有某国攻击其同盟国，导致有障碍阻碍之处，则该同盟国不能遵守中立的惯例，应当出力协助一切战事等因由。臣私下认为英、日两国此举，其志向实在是想要牵制俄国的骄横，并阻止法国援助俄国的声势罢了。因为就兵力而言，从东方计算，陆军的优势没有超过日本的；从西方计算，海军的优势没有超过英国的。如果一旦有战事，日本调集陆军，顷刻间就可以布满东亚大陆，加上英、日两国海军互相联络，牢牢控制东方各重要港口，即使有两三个其他国家想要介入干涉，恐怕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因此英、日同盟之举，确实是列强的一大忧患，但也成为在东亚立国的国家的一大警戒。臣暗自揣度英、日两国互相标榜之处，虽然说保全中、韩两国，维持利益，但以臣的愚见，那两国所谋划的，无非是因为自身利益着想；既然因为自身利益着想，难道一定会为中国出力而甘愿耗费巨额费用吗？所以无论何事，都不能指望它对我国有利。况且臣听说国家的要务，首先在于自强，兵力贵在丰足，财力贵在充裕，这话本来不用多说。然而想要保全本国疆土而仰仗列国同盟的余力，那么一国的耻辱，哪有比这更严重的呢？如果想要免除这种耻辱，那么我国务必应当迅速变法自强，兵力应当迅速训练，财源应当迅速开辟。想要严密本国的防御，非依靠本国的实力不可；如果只仰仗别国的同盟，则毫无可以依赖之处。这就是臣希望皇上鉴察臣的微小诚意，效法自强而励精图治的原因。英、日两国所期望的，虽然与中国所期望的相符合，比如一寸土地、一个海湾港口，都不可割让给他人，这就是符合的端倪。然而这一点，那两国难道真的爱护我国吗？大概是恐怕商务利权被人蚕食，不得不先有警戒之心罢了。为中国今日打算，一方面急切应当力求变法自强，广泛兴办教育，作为自卫的策略。一方面应当将同盟利益的见解，视为我国目前的一大隐忧。于是臣恐惧忧虑，冒死沥血上陈。谨奏。

甘韩《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第一卷下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第一卷上

晋安甘韩眠羊甫辑

通论下

两广总督陶制军批斥洪牧嘉与的札稿

为了札饬之事，昨天根据该司当面呈递，洪牧嘉与的手摺以及所批阅的育才书社规条一本。该牧出于忠愤，提出这种思患预防的言论，其用心值得嘉奖。然而推测过度，流于苛刻，足以阻碍志士的心志，阻碍学堂的进步。本部堂有话不得不说，愿意为该牧明确地告知。该牧一向以联俄为宗旨，所以对于英国人的交涉之事，无不视为阴谋，指为秘计。阴谋秘计，难道敢说一定没有吗？然而如果我们能自强，那么他们的阴谋秘计就都没有用处；如果我们不能自强，那么不仅仅是阴谋秘计而已，他们将会明目张胆地竞相谈论瓜分。各国都是这样，难道只有英国吗？英国人在中国的商务最为兴盛，势力本来就很重。就以广东而论，香港、九龙已经掌握在手中，哪里需要凭借一个小小的育才书社来图谋广东土地？甚至说借此作为并吞扬子江及日豫的计划，那就更是越说越远了。并吞扬子江及日豫，却先从广东一省的育才书社下手，英国人愚蠢不至于此。况且该牧既然称嘉道理为自由党、无君党。自由无君党，向来是其政府的反对派，政府无不厌恶他们，而自由无君党也无不与政府为仇。那英国政府难道肯把图谋华人的重任交给他们的仇敌吗？而嘉道理既然是自由无君党的人，又怎么肯接受其政府的指使来图谋我们中国呢？现在如果说孙文、康有为在英国，是中国派他们去图谋英国；梁启超、徐勤在美日，是中国派他们去图谋美日。该牧相信吗？揣测该牧的意思，或许因为嘉道理是异国商人，忽然捐资数万来兴办中国学堂，天下断没有这样慷慨好义的人，于是怀疑他包藏祸心，暗中有人主使。不知道嘉道理只是一个好名之人罢了。欧美各国捐资设立学校的人，动辄数十万、数百万，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事，在西方则视为寻常。况且嘉道理是寓居英国的犹太国人，亡国的遗民，向来被英国人轻视。如果把这数万金捐入英国学校，还不足以动人耳目；只有捐在中国，才能使远近称道，成就这样的盛名。至于刘鹤龄等人一向从事商业，忽然想兴办学校，也是好名的念头使然。然而他们虽然为了名声，但能捐出巨资来助成教育

译这是一件盛大的举措，而且能够声明不讲授传教等书籍，本大臣对此感到敬佩和惭愧都来不及，并且将要奖赏和鼓励他们，使得广东省的绅士、商人、士人和百姓捐资建立学堂的事情接连兴起。然而那位牧师怀着成见，提出这些苛刻的议论，一会儿说是英国人主使，一会儿说是孙中山、康有为的余党。假使有志于兴办教育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又有谁肯打开钱袋来换取恶名呢？对兴办学务的阻碍实在不少。本大臣所担忧的是，嘉道理、刘鹤龄等人都是商人罢了，对于教育的道理和方法，平日未必考察研究过，聘请教师，不知道能否得到合适的人选。他们呈上的规章条文，只专门谈论筹集欠款、辨别事务的方法，并没有开列课程。因此本大臣此前在批复刘鹤龄等人的禀词中曾有“中西各类学问门类繁多，断然不是文字这一条路能穷尽其用处的，尚望严格制定课程，增添讲授各门有用的学问”等话语。又总主席、副主席的名目接近于标榜，而且多列出官员和当地人，尤其容易陷入依附攀援的习气。刘鹤龄等人第二次来禀报，想推举本大臣为总主席，当即被本大臣驳斥不准，并且曾出示牌谕给那位牧师，相信他也已经看到了。本大臣对于该书社的建设、奖励、告诫和勉励，未尝没有深意。如果那位牧师指斥的各项内容，则实在有让人思考却不得其解的地方。比如所称规章条文第一节中“华人中国”等字，完全失去了华人的语气。但考虑到刘鹤龄长期在香港经商，该书社又是从香港发起的，香港、上海等地的学堂，向来有中西人共同教学的，其“有益于华人”这一说法，是为了区别西方人不进入学堂学习而言的。至于“中国内地”四个字，是与香港相对举而言的，而且“中国”字样在奏章公文中也常用，有什么妨碍呢？至于那位牧师所论专门讲授英文这一层，如今环球各国只有英语最为通行，各种西方学问也以英文最为详备。试看日本学校的功课都首先重视英文，即使是北洋奏设的中西学堂，其头二等学堂的功课也都专门教授英文，不讲授别国的语言文字。该书社专门讲授英文，虽然取的路径稍窄，终究没有不合情理之处。至于国家先前设立同文馆，专门为了外交储备人才，选取四国语言文字一并讲授，未曾把同文馆当作国学，也未曾说建立学堂必须以同文馆为准则。就像先前设立的京师大学堂，其课程与同文馆截然不同，如今山东试办的学堂章程绝不仿照同文馆，而圣旨颁令各省仿照。可见朝廷兴办教育，选择好的方法而跟随，并没有成见。那位牧师说初办的学堂不应与同文馆的办理方式相左，究竟有什么道理呢？如果说专门学习英文，就是谋求成为印度、缅甸（的附庸），那么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势必不能兼通各国的语言文字。这样的话，学习俄文的人，就是谋求成为西伯利亚；学习法文的人，就是谋求成为越南；学习日文的人，就是谋求成为琉球。势必要把所有外国语言都摒弃，无一学习之后才可以。

译如今担任钦差、参赞、领事以及洋务人员的人中，仅通晓英语的已经很多了。难道他们都不忠于国家，而想去做印度、缅甸人吗？法国人在城内领事署新建学堂，专门教授法文，高楼耸立，学生有一百多人。该牧使难道没有听说或看见吗？唯独对于教授英文的疑虑重重，这是为什么呢？假如英国人想要干预我国学校的政事，那么按照法国人的先例，在沙面等地开设学堂，谁能禁止呢？在内地教堂内设立义塾，又谁能禁止呢？何必一定要借嘉道理之名，假手于刘鹤龄，采取这种迂回遥远且艰苦的策略呢？至于香港报纸翻译刊登的那篇英国人论述在华商务的文章，该牧使说这是阴谋的确凿证据。经查证，这篇文章是由利物浦商务会董事所作，全文都在谈论推广商务的事情。文中所说首要计谋，没有比创设一所中西学堂更重要的，目的是让年轻子弟能够了解中国的形势以及方言风俗等。既然说是要了解中国形势、方言风俗，那么所谓的年轻子弟，指的是英国人的子弟；所谓的中西学堂，指的是英国人学习中文的学堂，而不是华人学习英语的学堂。语意非常明确，该牧使为何会如此糊涂？至于第二节中提到本社社友都有权使用育才书社的名字和本社的印戳，代表本社购置土地及房屋物业等。既然说捐助经费不低于一百元，或者每年认捐五十元才能成为社友，那么这一条显然是为了招徕捐款而设。该书社如果有诉讼之事，批准或驳回的权力在于官府，不能因为有一条允许社友代为辩护的规定，就认为官府会枉法裁判。该牧使说这是大大侵犯了利权，恐怕太过分了。香港商人在英国属地居住日久，都习惯使用西历年月规条。第二节中所说的一千九百零一年三月二十五日等字样，是谈论公举总理之事，当时还没有来省禀报开学堂，那么举出这个年月自然是告知在香港的人。第十二节所说所有已捐的款项须在某年某月某日收讫，也是专门针对香港捐资的人而言。一定要说西历年月，只是取他们习惯使用、容易知晓罢了。其序言及规条末尾并没有西历若干年的字样，说这是用耶稣纪元暗中借机传教，也实在不符合事实。至于该书社主席等名号，大概以捐资多少来决定轻重，嘉道理捐资最多，占该书社经费的一半。所以被推举为永远主席，其实社中办事，都是由司理、总理等人主持，看其规条就可以知道。就像总主席的名号，本衙门虽然辞谢不接受，也可以看出该书社推举主席，不过是富贵之见未除，并非专门推举西方人。开办学堂，过分在意捐款的多少，确实不是高雅之道。但值此民智未开，开创事业并非易事，该书社为了筹集款项，委曲迁就，也有苦心，应当原谅，不必责备。至于“全权”二字，本是从西方文字翻译而来，如今议和设有全权大臣，也是改从西方惯例。西方人办事最重视权限，近翻译的公司章程之类，往往有全权字样，只是说此人管理此事的权力完全无缺，比如总理有全权，分理没有全权，所谓全权是相对于不全的权力而言罢了。该书社规条既然据该牧使说是从西方文字翻译而来，那么“全权”二字也不足为怪，况且他们明明说全权办理书社诸事，这意味着书社之外，就不是他们的权力范围了，其第九节新例等语，也是专门就书社而言，无所谓太没有限制。该书社既然在香港发起，那么总社设在港地，以及在港聚会商议，也是理所应当，立刻视为潜谋不轨、收揽人心于都会的举动，就太过分了。总之，刘鹤龄等人久居香港，素来熟悉西方文书，书社规条是在香港制定的，其词句语气与中国章程文法自然不同，这些地方即使不合我的心意，好好说话与他们商量修改就可以了，何必气势汹汹地欺凌他人，用危言耸动众人，甚至说二十行省的土地、政府的权力不足以供其篡夺，岂不是比拟不当，立言过分吗？又该牧使说此事与英国人骗取日省路矿相似，并且将戊戌之变、拳匪之祸都归罪于胡中丞，这与该牧使以前在行在所上的奏折稿中所说胶澳割让的罪责在于鄂督，同样是深文周纳，即使汉唐酷吏断案定罪，也不会如此。因为有嘉道理在内，就怀疑该书社是英国人的阴谋，那么如今税务司没有一个不是西方人，该牧使认为如何？又如俄国官吏很多由德国人担任，日本变法没有一件事没有欧洲人参与，如果中国用人照此办法，该牧使又认为如何？至于说刘鹤龄是屈臣氏买办，怀疑他是孙文的党徒，也近乎捕风捉影。香港做买办的人多了，都是孙文的党徒吗？况且由此而推测为康有为的党徒，就更是牵强附会。本衙门只就事论事，以平息动乱的萌芽，不敢以成见私心株连蔓引。因为孙文、康有为都是广东人，一个行医，一个教书，广东的士绅商人为他们所认识的很多。如果对有志于时务、讲求新学的士绅商人，一概怀疑为孙文、康有为的党徒，善意的机会被阻塞，何以振兴？况且疑惧万端，纷纷自我扰乱，康庄大道都成了荆棘，将一步不能行，一

译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中国今日的情况就像久病之人一样，如果能够振奋精神，调和身体的营卫之气，正气充足之后，那么阳光和空气不仅不会成为祸害，反而可以作为养生的助力。如果不知道保养身体，只会日益走向衰弱，天天担心寒暑燥湿的侵犯，即使闭门不出，整天卧床，疾病反而会更加严重。

再说到该牧使以前在行在（皇帝临时驻跸之地）所上的奏折，虽然提到拳匪不值得依赖，但认为攻打使馆的方法应当是修筑长围、挖掘地道、开设阴沟；又说天津失守后，应当迅速分三路进军收复津沽；又讥讽李秉衡初出京时不能调动近镇的兵马，先稳固居庸关、紫荆关等关口；又说京师虽然陷落，但大局无损，应当收敛兵力据守险要等言论，可见该牧使仍然认为主战是正确的，只是认为作战的方法不对罢了。如果真的像该牧使的策略那样就能取胜，本部堂实在不敢苟同。

这类议论，当今的士大夫中持此观点的人还很多，甚至有人说江、鄂等地的统帅保护东南地区是不忠，幸好朝廷没有被这些言论所迷惑，否则一错再错，造成的祸患将不堪设想！

郭筠仙侍郎曾经说：“各军营的体制不同，无法整顿。”又说外国招募士兵的方法，都是先让士兵读书、通晓兵法之后才选拔入伍，他们的根基深厚，这难道是中国所能实行的吗？本部堂曾经非常钦佩，认为这是至理名言。如今欧美各国以及水陆军官，无不先从中小学堂毕业，又专门设立水陆各学校进行极其详细、极其精深的教学，其水平与中国军营相比，简直无法用里程来计算。

译中国的名将自从戚继光之后，没有人能真正进行严格的训练。然而，假如让戚继光沿用旧法去对抗洋人，不仅不能作战，甚至不能防守。为何？因为上百年来训练的方法，完全不被讲求，只是凭借人多势众，一拥而上取胜。那些昏庸贪利的将领，偶然侥幸成功，便骄傲自满，连中国旧有的战法也完全忘记了，拿着这种状态去抵御洋人，难道会有幸运吗？我长期在西部边疆，对于湘军、甘军的战事，都亲眼见过。甘军以及在甘肃的湘军，现在被称为精锐部队，但实际上却一无可恃，何况其他部队？以前平定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固然依靠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力量，也是因为贼匪本来没有纪律，最终才被平定。如果曾、胡等人在世，一定不敢用当时的战法轻易与洋人开战。就像李鸿章在平定太平天国、捻军时都有大功，唯独对洋人，他承受举世非议，却极力主张议和，老成持重谋划国家，本来就应该这样。近来编写史书的人，采纳周寿昌的说法，认为张浚富平之战的失败，虽然战败也是光荣的。去年徐桐沿袭这种说法，认为能抵抗洋人，即使亡国也是光荣的。自命为忠爱，却想把国家社稷和百姓生命作为孤注一掷的赌注，于心安吗？于理安吗？况且孤注一掷，终究有胜利的时候，现在明知必败，却说亡国也是光荣，又有什么道理呢？中国如果要谈战争，非变法自强不可。然而如果真的能变法自强，那么各国交往，势力相当，以前所受的损失，自然可以逐步挽回。和平快乐，难道不是很好的吗？何必一定要谈战争才痛快呢？这位知府的看法未必像徐桐那样迂腐荒谬，只是我审时度势，深知主战的危害，因为这位知府奏折中的话语有所感触，所以愤然写这道公文罢了。总之，这位知府既然以忠爱自期，务必平心静气地考察事理，不要预先存有成见，遇到事情就苛求，不要自视过高，认为别人都不贤能。论及用人，必定说要通达时务，讲求时务却不通达，成就事业不够，失败却有余。这位知府要深深戒除这些毛病，特此发文。

某君回复陕甘总督陶模的信

甲午战争突然爆发，朝廷没有像召回朱纨那样问责，反而像罢免李纲那样安抚金人。听说德国公使海靖要挟多端，俄国也有多艘军舰停泊旅顺以恐吓。其他国家侵占领土，暂时以代为防守为借口，话说得很动听，内心却不可测度。我这点浅陋的愚见，私下认为在甲午战事未起之前，上下安逸懈怠，自酿毒酒；甲午战败之后，元气大伤，而内外却安然无事，粉饰太平，用人行政，软弱错乱如故，好像完全忘记了鸭绿江、马关条约的大辱。个人的耻辱不足以让人振奋，国家的耻辱不足以让人发愤。桓侯的病，深入脏腑，即使有扁鹊那样的名医，也只能望而却步。康熙年间，三藩叛乱，海内动摇，但皇帝忧劳节俭，经筵讲学没有一天停止，朝廷多忠朴之臣治理内政，边疆选拔廉干之吏治理外务，最终能转危为安，革除混乱实现治理，开创三百年的基业，朝廷安稳，宗庙祭祀正常，国运长久。现在内政不修，官员任用失序，互相欺骗粉饰。门外的侵略者，早就有轻视中原之心，而全国却欢愉自得，擅长逢迎的人巧言令色，擅长武备的人拙劣无能，责成春米却没有好奴仆，考核纺织却缺乏好婢女，互相援引，颠倒是非，使得各种制度在大事糊涂、小事琐碎中败坏，大家一起沉溺，怎么能好？读您的手谕，您身处高位而思危，不是您谁能察觉土崩之势，防范蚁穴溃堤之微呢。现在暂且就您所管辖的一方来说：河湟地区对于新疆，辽阔两万里，实际上是唇齿相依。准噶尔、回部、蒙古、番部种族错杂，安抚驾驭边疆民情，约束不同风俗，刚柔燥湿，稍不当事理，就会发生突变。这不能用寻常内地的法度来治理。即使有韩琦、范仲淹那样的忠清亮直，一身维系，关内外防军每年军饷三百五十多万，全靠内地省份供给。目前豪强宗族和悍将志得意满，极其骄横难以制约，新平定的回部仍需防范萌芽，薛木公所居之地，如同骑虎难下，难以用愚见预料。如果东方无事，各省协饷及时，那么边关城门不飞，还可以安坐镇守，享受偷安无事之福；一旦东方时局稍有变化，邻省观望，人心各异，军需运输不能按时到位，不但坐困，还担心其他变故。同治初年新疆的失守，由此刚平定的降回，也恐怕像火堆在积薪旁边，扇动重燃的火焰。诚如尊谕，参考往事，刘琨被石勒所困，黄公石斋与二郑参差，前人的覆辙可鉴，必须有像宇文夏州那样能笼络贺拔岳的手段，而能得到他们的死力，才是最好的。我私下认为您衡量主客之情势，观察薪突之事，应当预先准备，厚积储备如宋初封桩库，以积蓄招徕驾驭之资，预先结交文武豪杰，使众志齐一，形成背嵬军之势，以收腹心爪牙之助。这样关陇川西的形势逐渐树立，隐然成为一个强国，一旦国家经营陕西都城，准备西征之典，您率领劲旅入勤宿行口，自

译赋予王导、宗泽那样的重任，哪里还值得提及凉州三明呢？朝廷依靠他们作为建炎、章武时期的根基，不至于重蹈金、元两朝末年的覆辙，这并非拘泥于常规格式的人所能成就的事业。未来的时局如同阳九之变，不可预测，而善于建立不可动摇的计策，尚且可以预先确定，倘若辅佐帝王的功业垂名于史册，也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又承蒙告知天下应当除去四种弊病，以疏通为补益等等，这是宏论、确论，各位持节的大臣没有谁能看到这一点的。自古以来老臣谋国，没有不承接弊政进行变革，务必疏通以去除邪气，然后正气才能恢复的。清理内务府，那么宫廷和府库的开支就会节省；裁撤翰林院和詹事府衙门，那么文武人才就能涌现；停止捐纳制度，那么仕途就会廓清；改革科举科目，那么学术就能兴起。这四句话独见其大，只是内务府衙门本是前明东厂，明朝任用宦官于是败坏了社稷，顺治初年鉴于亡国的弊端，改任总管大臣，七司的官员往往由内阁、六部大臣掌管稽核，这是本朝的好政策，但大臣必须得到像王文公、倭文端那样的人来担任，七司的官员应当任用士人中刚直有节操的人，去除包衣中奸猾的官吏，这样就可以节制事务，去除其过分之处，似乎不可以据此议论裁撤。进士首选为庶吉士，称为翰林，与各曹显官区分清浊，实际上始于明成祖取象二十八宿的谬制。唐宋选拔士人，登第授官的初阶，试用民事，小至主簿、县尉以及方镇记室参军，大也不过是从六品州郡签判如推官、司李，凡是用来让他们磨砺吏事，老练其才能以便任用。明洪武四年开科状元吴伯宗授予部曹，一甲二三名都授予知县，本初六部大臣长贰多由道、府、州、县历练更事行取起家，赵申乔、汤潜庵、杨宾实、朱高安都是如此，何曾像中叶以后一入翰林院就永远以清班自居，不自知的呢。虫篆诗赋的技巧，汉廷赐帛与倡优同等，这不是定制的低劣，低劣在于习气。捐纳起于天聪、崇德年间，起初只因为辽沈人心不服，所以放宽其进身之路，使之向风慕义，然而只允许捐监生、杂职细流而已。到了康熙中期，三藩刚被削平，兵饷赏犒不足，当时户部岁入地丁、盐课、关税不足三千两，耗羡尚未归公。本初贫啬而有以自强，如今户部岁入至八千余万两，却日益削弱，无贤才，无政事，以至于财用不足，庶事丛脞，纵然聚敛有何益处，也可以深思其故了。户部起初议开知县捐，并可捐免保举，捐纳入官到省一年甄别，大吏有举无劾日御史陆三鱼诤之。当时京铜局每年三月开捐，八月停局，一年可得三四百万，然而只允许捐贡监、封典、佐贰、杂职正印官至知县止矣。到了咸同以来，军需万紧，于是推广至道府，名工大滥，流弊由斯而极。古称十羊九牧，如今百牧不得一羊，蝇营狗苟，所在喧嚣，尚复成何世界？与桓灵之西园卖爵何异？吏治风气，安得不大坏？况且核计户部年收捐输，仅百数十两，卖官视康熙大贱而取财，则不及其半，以这类不士不农，闒冗无廉耻的人，荣以名工，使他们剥削民之膏血以偿之利，裁畎浼而害不尾闾。国家也何乐为此秕政，而惮于永远停革呢？这是所大惑不解的。

译至于科举取士不能得到合适的人才，过错在于只有科目而没有细目。唐代的制度，除了明经、进士、明法、明算之外，其他科目多达上百种。宋代也设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学鸿词等科目。本朝博学鸿词科曾两次开科，经学科也举行了两次。阳城担任周科考官时只举行了一次，但前后选拔到的人才却很多，由此也可以知道八股取士既然已经弊端丛生，选拔人才的方法就应当有所变革。如果仿效司马光提出的十科，针对原本缺失的五科之类，详细斟酌实际情况，来挽救这种困境。大概还能做到选拔十人得到五人，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弊端极深。那些外敌和外患，都只是皮肉表面的毛病，不值得忧虑，值得忧虑的是内部的蛀虫和内部的治理，在外交上知人善任的方法，依靠什么来振兴呢？振兴在于学术，所以上策没有比先治理内部更好的了。不致力于治理内部，纵然购买坚固的船只和巨大的石驳船，广泛设立学堂，又有什么益处呢？如今坐着患有痿痹麻木不仁的病症，精气都变成了痰浊。当权者讳疾忌医，唯独不肯虚心尝试那使痰浊壅塞转化为精气的良方，这就像桓侯正目笑扁鹊的妄言一样，忠言怎么能进入呢？姑且借着公事指出的田地，各自抒发我的狂言，只请裁断鉴察罢了。用兵夺取别人的国家，与敌人谋划对付我们，以及用来抵御他们的策略，都需要事先分类预设意图和计算。朱熹论述韩信之所以能统领众多士兵，是因为编制和等级分明。好比拔除小孩子的牙齿，砍伐百围的大树，每一寸都必须逐渐摇动才能取下，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敌人坚固我方有缺陷，缺陷坚固与否难以分辨，攻击坚固之处即我方坚固敌人也坚固，两方都坚固互相困厄，仍然不足以取胜。西方强国以及东洋日本侵扰华夏，阴谋毒计，蓄积了数十百年，先用鸦片和火器疲惫敌军军民的筋力，控制他们的生死；其次用呢绒、钟表以及种种玩物蛊惑他们的心志，从而在内部消耗他们的财货；再次用……他们的风俗，从而坚定他们的信仰；其次用兵船与我们争夺海上的利益，保护他们大邦中长袖善舞的商人，开设市场开辟租界，作为他们的根基。而中国愚昧的百姓，依附他们依靠他们作为衣食来源的大半，于是敌人的羽翼和形势就形成了。所以越国、缅甸、高丽、坎巨提的门户全部丧失，旅顺、威海、胶州化为仇敌，舔食糠秕进而吃到米粒，痛苦胜过剥皮，敌国从肘腋间兴起，禁锢中国的手脚不能动摇。祸患都潜伏在几十年之前，只是朝廷的士大夫醉生梦死没有觉察罢了。敌人尽心竭力谋划，他们使用阴符浸字诀，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是善于审察编制和等级的人，谁说外夷谋划掠夺别人的国家，而不使用三表五饵的方法呢？正当甲申、乙酉年间筹办海军衙门的时候，我主持起草奏稿。随后当事者耗费数千万巨资，刚刚购得定远、镇远等六艘巨舰，又制造了六艘碰快船、六艘蚊子船、六艘鱼雷艇，经营多年，才仅仅先建成北洋一支军队，南洋、闽洋还没来得及商议。而主持者铺张扬厉，粉饰三年的军政，上奏报告说陆上有铭军、盛军，水上有坚固的船只和石驳船，用这些来制服敌人，什么敌人不能摧毁？而所用的将领，提督丁汝昌，本是陆军出身，不熟悉水师，每天以淫乱赌博为事；左右翼总兵林泰曾、刘步�蟾，是闽船出身，志向太高气焰骄横，实际上没有经历过世事。当时我暂代军机顾问，只负责核对文书，在无事的时候忧愁忧虑，私下预料他们必定失败。器械锋利而统领将领不得其人，想要不把船只和石驳船送给敌人，能做到吗？庚寅年冬天，醇贤亲王去世，按资历推举会办海军大臣庆邸为督办。庆邸是理藩院的长官，我进谏认为：国家的礼仪不进入军队，军队的礼仪不进入国家，亲身穿戴铠甲，手执斧钺，作为上将军，必须有严厉刚毅雄健不可侵犯的神色。现在译署主和，每天用玉帛和宾客礼仪接待十五国海军，主战应当披挂铠甲手持金鼓，将与敌军在海上争雄。现在贤邸以一人兼任这两职，恐怕会使外夷产生轻视中原之心？不如极力推辞，另外秘密推荐贤王贝勒中深沉坚毅有方略的人作为统帅。对于国家体制既得到了隐蔽的……，制约军队谋求自强之势；而王府又获得了推贤让能的名声，又使外夷知道中国的意向，足以增强威信消除祸端。等到一举而兼得三善等等。庆邸认为我的话对但不能采用，所以海军还没有出境界，而我方处于少算，敌方处于多算，胜负的数目不等待龟甲占卜就决定了，危险啊！危险啊！等到日本战事兴起，辽东失守，威海毁灭，海军血战至胶州岛割让，不幸我的话应验了。按照现在的政治，使用现在的文武官员，这是坐着等待灭亡的迹象啊！不罢免土木工程，颁布罪己诏，劝课农桑种植粮食，停止捐纳，淘汰冗官，提拔国家贤士，严禁吸食鸦片，从中选拔将弁中忠诚朴实少习气的人而每天训练警戒他们，慎重对待名工以奖赏有功之人，从事先务之急，而仍然仅仅使用旧技，只是搜刮民财，购买坚固的船只和巨大的石驳船，依靠作为战胜敌人的长策，能明白前车之所以覆灭，却还不知道改变计策，其余多算胜少算的方法……也离得远矣。

盐城陈惕庵孝廉呈都察院请求代奏的书信。

具呈拣选知县陈玉树为变法自强应当寻求根本敬陈管见请求呈代奏事，自从京城沦陷，皇帝蒙尘，皇上下诏征求言论，臣下的封章接连出现。即使是工部诸事，夏震武请求充任专使，妄自弹劾辅臣堂官，也替他传达。皇上也宽厚地给予优容。

译在此之前，因进言而获罪的人，如安维峻虽未被召用，沈鹏虽未被释放，但现任御史吴兆泰、编修梁鼎芬，以及已故的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正卿袁昶，都已恢复原职了。在这种情况下还甘愿做那沉默的仗马，不仅辜负了国家，也违背了自己的良心。我虽然平庸愚笨，但也略知忠义，因此敢于不揣冒昧，分条陈述七件事，以附合那盲人乐工进献诗歌的旧例。

第一是知耻。我认为去年七月京师的变故，是古今未有之大辱。自古以来，宗室亲王中也有无知妄为的人，但从未有过招集盗贼，充斥京城，轻易挑起战端，使宗庙社稷受辱的。自古以来，也有不衡量德行力量，横挑强敌的人，但从未有过不论众寡强弱之势，以一敌八，如孟子所说的那种情况的。自古以来，也有敌兵攻陷京城的，但从未有过聚集八国军队于京城之下，在宫禁和市场划分疆界，占据防守半年之久，然后才离开的。自古以来，也有屈节求和，损害国家体面的，但从未有过逼迫杀害多位王公大臣，赔款白银高达数百兆，边境不许设防，京城允许敌军驻扎，门户大开，任其进入内室的。列举从古未闻之事，作为当今创见之端，使政教最古老的邦国，成为地球上最弱的国家，履冰蹈虎不足以形容其危险，依斟居泛不足以比拟其耻辱。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转弱为强，确实不容易，然而也没有困难。只要以知耻作为基础罢了。

从前勾践被困于会稽，身为夫差的马前卒，回国后卧薪尝胆，爱护百姓，培养士人，他誓师时说：“我听说古代的贤君，不担心民众不足，而担心志向行为缺乏羞耻心。”百姓对勾践说：“从前夫差在诸侯面前羞辱我们的君主，请让我们报仇。”勾践对百姓说：“从前的战败，不是你们的罪过，是我的耻辱。”君民共同感到羞耻，举国同愤，于是第一次战斗在囿地打败吴国，第二次战斗在没地打败吴国，第三次战斗在郊外打败吴国，越军登上姑苏台，吴国于是灭亡了。我希望皇上以宗庙社稷的耻辱为耻，举国以皇上的耻辱为耻。上面有泣血枕戈的志向，下面有知方敌忾的心意。他们能取得德意志的大捷，我们难道不能实现法兰西的复兴吗？只怕回銮之后，皇上时间久了逐渐忘记，忌讳谈论旧事，臣下依旧懈怠泄气，隐忍以求容身。他们知道我们不念仇耻，不足有为，瓜分国土，可以翘足而待。所以今天耻感的有无，确实关系到国家的存亡。我希望皇上将谕旨中所说“昌平、宣化之间，我侍奉皇太后，素衣将破，豆粥难求”的话，绘成图画，刊印数万张。宫内悬挂在宫禁殿廷及府部寺院的各衙门，宫外颁发给各直省府厅州县的大小文武衙门，以激发他们仇耻勇猛的心，而大力纠正顽固愚柔的习气。法国用这种方法在前取得了成效，我们中国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在后取得成效。

第二是降尊士居。今天想要上解国家祸患，下正人心，以尊崇君主、庇护百姓为第一要义。只讲庇护百姓而不讲尊崇君主，这就像康逆只保中国而不保大清一样。然而尊崇君主，是臣民的忠爱；而降低尊位，是皇上的谦光。只有降低尊位才能亲近百姓，所以《易经》说：“以高贵居于卑贱之下，能大得民心。”只有亲近百姓才能周知利弊，而阻塞不通的地方无处施展。所以《易经》说：“天地交泰而万物通畅，上下交通而其志相同。”后世礼仪繁复，堂廉太远，小臣不能见到天子，更不用说百姓；百姓不能见到守令，更不用说大僚。从百姓到君主，层层壅隔，尊卑悬殊，阻塞不通的情况越来越多。臣工的奸弊从何得知？百姓的忠忧从何而起呢？古代帝王不是这样。春秋两季巡视时，到民间去会见，对百岁老人特别加以礼貌，下民在可贵之列，天子没有至尊之称。唐虞三代都遵循这个准则，到了嬴秦以后，君道就变了。现在欧美两洲还保留古意，礼节不繁而觐见很容易，体统不峻而情谊流通。利害由议院斟酌，得失由报馆议论，资财由上下共享，出纳盈虚由举国知晓，都有古代“后谋及庶人”的意思。百姓敬爱他们的君主，如同父母，不也是应该的吗？恭读太宗文皇帝的圣训，说“明主自视如天，臣下隔绝，因此导致败亡。我国上下相亲，因此能够强大”，这是先皇帝纡尊降贵的明显效验。日本明治元年，其臣大久保利通上奏疏，其中有云：“我国中世以来，天子深居九重，百姓看君主，尊贵如帝天；君主看臣下，卑贱如奴隶。君臣乖离，隔德离心，效果已经可以看到了。今天下万国，正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又盛大威仪，修饰边幅，又怎能联络情谊而使指臂相应呢？如果真的想合全国君臣上下为一心，必须从天子降尊开始。从今以后，请尽去拜跪俯仰的礼仪，一切以简易质实为主。国有大事，与众人共同商议。政府诸臣，每天必须见面，每月必须会食，使人人亲近君主而爱戴上级，那么国势就可以兴盛。”日皇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罢免了警跸喝道的仪

译评论的人说，日本维新之后，废除旧有的礼仪，改行新的法度，一切政治教化的主旨，都基于此。我读这篇奏疏，不禁反复吟咏，不能停止。所谓安富尊荣，见于《孟子》。既安定又富足，而被人尊重则光荣；不安定不富足，而自尊则受辱。如今全球君主制国家、民主制国家、君民共主制国家，没有不降低尊贵身份亲近下层的。我们中国朝廷在安富方面远远不如他们，而在自尊方面却远远超过他们。我们之所以自尊自大的程度越严重，他们鄙夷嘲笑我们的程度也越严重。臣希望皇上贬损旧有的礼仪，勤于接见臣民，允许大臣坐着讨论治国之道，小臣站着陈述意见。奏疏和贺表，严禁颂扬体式违误，不容议处。如同光武帝禁止人称圣，如同汉文帝止辇受言，以表示皇上的谦逊。第三是贵民。所谓贵民，并不是伸张民权的意思。从古以来，没有不知道天贵的，而天有乾元的称号；没有不知道地贵的，而地有坤元的称号。百姓则合乾元坤元而有元元的称号。

译元，是什么？是开始。天地，是万物的开端。所以《易经》说：“伟大的乾元，万物凭借它开始；至善的坤元，万物凭借它生长。”百姓，是君主的开端。所以《尚书》说：“上天爱护下民，为他们设立君主。”《传》说：“上天生育百姓并为他们设立君主，君主每天面对百姓却不知道百姓的可贵，就像顶着天却不知道天的高远，踏着地却不知道地的深厚。”古代的帝王却不是这样。《尚书》说：“君王掌管着敬重百姓，敬重他们就是看重他们。”又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就是看重他们。”又说：“顾念畏惧百姓，顾念畏惧他们就是看重他们。”因为看重他们，所以优厚地养育他们，使得田野、住宅、种植、畜牧都有制度；因为看重他们，所以顺应地教化他们，使得塾、庠、序、学等学校相望；因为看重他们，所以深切地询问他们，使得立君、迁国必定咨询。到了秦朝愚弄百姓，这种道理就废弃了。现在欧美各国，只有俄罗斯看待百姓稍微轻贱，其余没有不看重百姓的。厚待他们的生育繁衍，没有不供给他们衣食的；救助他们的疾病困苦，没有不赡养聋哑盲人的；开启他们的智慧，没有不探究物理的；畅通他们的议论，没有不达陈他们的困顿诚意的。这就是他们之所以上下通达和谐，与二帝三皇的盛世相媲美的原因。现在想要吸取外国的长处，向上追及中古时代，必定要从皇上看重百姓开始。皇上想要看重百姓，必定要从州县官员看重百姓开始。现在州县的官员，大多庸碌贪婪残暴，他们看待百姓如同泥土草芥。在家则养尊处优，穿华丽的衣服，吃精美的食物；出门则旗帜仪仗跟随，呵斥殿后森严，从来没有轻骑劣马、徒步微服私访的事情；从来没有亲身进入民间、询问百姓疾苦的事情；从来没有行走田间小路、劝勉督促农桑的事情。百姓申诉则屡次不理，任意斥责驳斥，而豪强得志；撤去刑具则改重罪为轻罪，规避处分，而盗贼横行。他们所急迫的，只有对上不违背，催征赋税足额，就已经定为卓越优异，登上推荐文书了。亲近信任差役，勾结豪强狡猾之人，就已经足以饱享财货、富饶子孙了。其余的不是他们所看重的。官吏看待百姓，尚且如同鱼肉；百姓畏惧差役，尚且如同豺狼；官员轻贱百姓，更不必说了？像这样却想要宣布朝廷的恩德意旨，怎么可能得到呢？现在想要大力彰显皇上看重百姓的心意，应当先制定州县官员看重百姓的制度。除了审问盗贼让被告跪下外，如果是诉讼双方的当事人和证人，都站着等待审讯。上至臬司、府、道，下至佐贰、杂职，都实行同样的制度。官员面南而坐，百姓面北而立，尊卑的体制已经分明。必定责令他们长跪匍匐，是将百姓视为不值得看重吗？这个制度确定后，紧急诏令督抚秉公举荐弹劾，谨慎选拔廉洁有能力的官员担任牧令，督促耕织、劝勉畜牧、教诲节俭以充裕百姓的财富，宣讲圣谕设立学校，督促设立报馆以开启百姓的智慧，勤勉缉捕听讼以通达百姓的隐情，这些都是看重百姓的实际政事，也就是敬重上天的实心。四海之内祈祷祭祀，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了。四曰教育皇族子弟。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皇上立端郡王載猷的儿子溥隽为穆宗毅皇帝的儿子，国家根本所系，选择老师是首要任务。从前如大学士徐桐、礼部尚书崇綺，胶柱鼓瑟，不识时宜，只能称为正人，不能称为良师。作为师傅，固然应当教诲大学正心的道理，讲述祖宗创业的艰难，而东西各国变法自强的事迹，书籍策略都在，也应当放在经筵日讲中每天讲解一卷，使他们清楚地了解东西政治的美好，兵财强富的根源，而游览亲近百姓尤为切要。从前商王小乙让他的世子武丁出居河上，跟随甘盘学习，所以《无逸》说他在外劳作，亲近小人，孔安国说他在民间久居，勤劳稼穑，孔上示页达则认为太子与小人同劳，是非常之事，而不可以非常之事看待的，是因为他还没有成为太子。殷代道义虽然质朴，太子不得与小人杂居，这是以秦汉以来太子的尊贵，妄测三代以前，不知道古代帝王也幸临民间，太子何妨在野？尧有九个儿子，侍奉舜在田间耕作，祖甲作为太子，也久为小人，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现在东西各国还保留古代制度，俄国皇帝作为太子时曾游历四洲，足迹很广，英国新君爱德华七世作为太子时亲身进入海军，测量驾驶，练习风涛，与士兵同甘共苦，日本储君曾担任陆军少尉的职务，暹罗世子遍游泰西强大的国家，古代所说的太子与小人同劳，在这里可以看到，难道外国能行的，中国独不能行吗？日本近在东洋，往来很方便，应当请求命令贤能的师傅与他一同游历，增加他的学识，在京各国使臣也应当时常接见，略微交往，希望各国不因为端王获罪之重，妄生议论。在虞廷教育皇族子弟时说：“刚强而不暴虐，简略而不傲慢”，这两句话最符合今天的要害。端庄诸王，嚣张跋扈，挑起与友邦的争端，焚毁教堂，围攻使馆，“傲慢暴虐”两个字足以概括他们，今后务必不要再重蹈覆辙，导致外人鄙视为没有教化的国家，这又是皇上应当与大阿哥详细切切地讲述的，而不能责备师傅的。五曰循序渐进。皇上诏令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对于时政应当因循应当革新的，参酌中西，各抒己见，而切戒空言塞责、畏事偷安。知道皇上变

译法度的意旨已经决断了。臣下不担心皇上不能坚决推行，而是担心皇上推行得过于急促。当前时局危急、形势明朗，创伤巨大、痛苦深重，臣下难道认为可以依然优柔寡断地处理事务吗？然而，如果追求治理过于急切，那么苟且轻率、时作时辍、欺上瞒下的弊端，就会由此产生。这正是孔子所说的“想要快速反而达不到目的”，孟子所说的“前进迅猛而退却也快”的道理。过去戊戌年间曾经变法，奏章纷至沓来，诏书一天下达多次，将百年长远的谋略，以及一切重大的政事，都期望在早晚之间完成。各部大臣来不及覆奏，地方大员来不及执行，文告来不及宣布，士人百姓来不及周知，这与疾风迅雷没有什么不同。那时臣下就已经担忧这种局面不能长久维持了。弊端有轻重之分，应先去除最严重的；事务有先后次序，应依次施行。不研究化学，就急于考核种植，是没有益处的；不精通矿学，就急于议论开采，是没有益处的；不振兴工学，就夸口制造，是没有益处的；不训练水师，就大量购买炮船，是没有益处的；不废除捐官的命令，就想澄清吏治，是没有益处的；不严惩中饱私囊的罪行，就想充实财赋，是没有益处的；不要求考官通达事理，就责成他们选拔才俊，是没有益处的；不除去高官的私心，就让他们举荐贤能，是没有益处的。先做那些重大的事，抓住根本，起初看似迟缓，后来反而迅速，否则开始操切的人，最终必然因循守旧。就像人疾走狂奔，跑不了几里路，就气喘吁吁、双脚疲惫，不能再前进，反而不如安稳慢行的人能够走得更远。臣下希望皇上循序渐进地推行，不必在耳目之前追求速效。

译第六项是坚持持久地履行职责。皇上曾有谕旨说：“把拘泥于文字表面意思当作率真，把沿袭旧例当作合乎规范，所有应当推行或应当革除的事情，都在无形中遭到破坏，而那些随波逐流、进退失据的官员，最终酿成了国家无法治理的弊病。想要消除这种弊端，谨慎开始固然重要，但谨慎坚持到底更为可贵。皇上的这番话，真是宏大而痛切啊！”皇上所说的谨慎坚持到底，我认为就是坚持持久的意思。事情的利害关系是确定的，但人心的公私取向却是不确定的。凡是那些随波逐流的官员，只考虑自身的私利私害，而对于国家的公利公害，一概置之不理。皇上认为有利而一定要兴办的事，他们却认为有害而一定要废除；皇上认为有害而一定要去除的事，他们却视为有利而一定要保留。因为内心所存不同，所以所见也就各异。比如皇上想要节省浮费，必然要裁减冗官，有一个官职，就一定有现任此官、候补此官、辅佐此官、依赖此官的人，裁掉一个缺额就有百人怨恨，裁掉十个缺额就有千人怨恨，这千百人的诽谤中伤无所不至，钻营煽动、机变丛生，都足以扰乱视听，阻挠国政。况且，如果参用西方政治制度，那些迂腐空谈道学的儒生，就会斥责这是改变华夏传统；如果废除八股取士，那些庸俗浅陋无知的人，就会将其比作焚书坑儒；如果把寺院改为学堂，那些迷信因果祸福的佛教徒，就会用因果报应来恐吓。万一谣言不止，皇上的心意稍有动摇，政策忽起忽落，那么朝廷的积弱状况依旧，而外国的侵略侮辱将永无止境。这就是《易经》所说的“不能恒守其德，就会招致羞辱”的道理。《吕氏春秋》说：“功业难以建立，必定会经历纷扰喧嚣吗？平庸的君主因为纷扰而停止善政，英明的君主却能凭借纷扰建立功业。”我希望皇上能够坚持持久，坚定不动摇，让那些心怀奸诈、挟带私心的人无计可施，那么纷扰喧嚣就可以平息了。

第七项是宽恕过错。已被革职的翰林院编修某人，在光绪二十五年冬天撰写了一道奏疏，弹劾权臣，翰林院堂官没有代为呈递，某人于是将其刊登在天津某日报上以广泛流传。权臣看到后痛恨入骨，不久翰林院学士甄别词臣，据实上奏说某人丧心病狂，自甘悖谬，随即奉谕旨革职，永远监禁。我听说嘉庆初年，编修洪亮吉上书给成亲王及当权的大臣，指出已故贝子福康安用兵所过之处耗费繁多，州县官员因供应军需导致国库空虚，最后又指责皇帝有君羊小荧惑之嫌，上朝稍晚，将这话告诉成亲王，成亲王上报。皇帝下诏逮捕并流放洪亮吉到伊犁，不久，仁宗睿皇帝因为久旱赦免了他，当天就下起大雨，至今人们谈论此事仍视为美谈。现在某人的事情与洪亮吉大致相同，而他所指斥的权臣并非贝子福康安可比。现在如果施恩释放他，这就与仁宗睿皇帝具有同样的盛德了。释放一个人的牢狱之拘，可以激发天下人敢于直言的气概。这件事虽然微小，但效果很快，所以我敢于冒死进言。至于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是否赐祭并荫庇子孙，事迹是否交付史馆立传？圣明的皇上自有权衡，不是我敢妄加陈述的。知道羞耻就接近于刚强，勇敢可以消除敌人兼并弱国的阴谋；降低尊位与国人交往，可以收到举国同仇敌忾的效果；重视百姓则国家根基稳固，可以期望像苞桑磐石一样安定；教育贵族子弟则中外归心，实在是日后保卫国家的要害；循序渐进则每天计算不足，每月计算有余，从而可以谋划开端；坚持持久则百折不回，半途而废，从而可以乐于成功；宽恕过错则进言者没有忧虑，畏惧刑罚谴责的心理，朝廷可以收到集思广益的效果。而扼要之处尤其在于选择宰相。齐桓公变法，由管仲主持；秦孝公变法，由商君开创；魏国宇文泰变法，由苏绰辅助，都不是贤能的辅佐就不能成功。正值非常艰难之时，贵在采取非常之举，成就非常之事，必须等待非常之才。所谓非常之才，就是通达经世权变，融合古今，独具超越世俗的见识，彻底消除流俗的见解，身负天下重任，不计较恩怨归属的人。至于那些把处理文书繁忙当作勤勉，把奔走跪拜当作恭敬，把应对快捷当作敏捷，把逢迎缄默当作谨慎的人，他们的心术尚且不可信赖，才德有什么可取之处，如果赋予他们枢机辅佐的重任，将会有折足覆鼎的祸患，怎么能足以挽救时艰、抵御外侮呢？古人曾说：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相。我希望皇上真知灼见，审慎选择一位良相并长久任用，使皇上的身心有所倚赖，百官有所禀承，士民的条陈可以让他代为阅览，督抚的疲沓玩忽可以急切催促，这是兴国的要领，自治的根源。否则，如果有椽子而没有栋梁，就不能建成大屋，遮蔽风雨。我不过是一介草民，怎敢妄议大计，但既然食毛践土，长久蒙受皇恩生成，天下一家，共同担忧倾覆压迫，姑且竭尽微薄诚意，希望弥补万一，不胜屏息瞻仰眷恋之至，恳请代为奏报皇上圣鉴，谨呈。

论述推行新政应当追求实际

中国谈论变法已经四十年了，但最终没有大的成效，为什么呢？大概一是错误在于朝野的虚骄，二是错误在于新旧派的交相争斗，三是错误在于皇帝与太后意见不一。于是丧失军队、侮辱国家，失去土地、抛弃百姓，覆辙相继出现，到了庚子年国势几乎瓦解。幸好和议达成，大局稍定。朝廷知道不变法不

译足以安定人心，不实行变法不足以挽救危亡，不实行变法不足以安抚外邦的视听。于是下诏确定国家大政方针，推行戊戌新政，在辛丑年间实施，如开设特科、改革科举、设立学堂、变革兵制、裁减吏役、折变漕运，没有不明颁谕旨，逐一施行。甚至宗室游历、满汉通婚，也不惜废除数百年的禁令，一旦予以取消。朝廷求治的心意可以说是非常迫切了。然而执笔的人仍有忧虑，因为变法之举有本源，有末节，有精神，有形骸。凡是今日所变之法，都是末节，都是形骸。得到末节而忘记本源，好比建造九重高台却没有地基；有形骸而没有精神，如同傀儡木偶而没有生气。我私下认为朝廷如果不打算求治也就罢了，如果打算求治，那么没有雷霆万钧的力量就不能唤醒潜伏的生机，没有廓清丛莽的功绩就不能构建新的基业。现在仍然犹豫迟疑、悠闲安乐，优柔寡断，好像修补漏洞就可以暂时遮蔽风雨。不知道时间不等人，侥幸之事不可侥幸，外部有强邻逼近，内部有伏莽可忧。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筹划补救的办法，那么不迅速实行实政是不行的。请陈述其条目，大约有五项。

一是节省虚文。中国积弊之深，没有比虚文更严重的了。上自朝廷，下至士民，无不以此相尚，所以天泽界限严格而朝野之气隔绝，等级威严繁多而官民之情疏远。凡是有设施，专务文告，于是欺蒙粉饰无所不至。往往看其文牍，则百废俱兴；考察实事，却一无举措。而且豪杰动辄触犯吏议，循良困于文书，而部吏胥役于是趁机把持舞弊营私，吏治日益败坏。应当立即将一切具文一概删去，务必使名实相符。凡是朝廷下一道命令，必须责成其实力奉行，随时考察，如有虚伪立即惩办。督抚对于州县，也应当综核名实，不崇尚苛细。至于礼仪的繁重，也应当从速变通，如朝见时的碰头跪伏，参谒时的叩首拜跪，都对政体无益。而多半流于虚伪，从前周代文胜，春秋时期用质朴来补救，就是这个意思。

二是节省糜费，崇尚俭朴。去年屡见明诏，可以说是知道首要任务了。然而臣下既奉行不力，朝廷也没有见到实事。然而中国患贫已非一日，近来忽然岁增赔欠，各省搜刮殆尽，重敛繁征，敲肌吸髓，民力枯竭，民财耗尽。而内务府各种浮费未曾听说稍有减少。天子玉食万方，帝制皇模，自然不能过于简陋，而一切营缮、织造、贡品以及内监员役、尚方珍御，难道不可以加以综核，可减的减之，可省的省之吗？只要朝廷多节省一分糜费，就是为民间多保留一分元气，关系实在巨大。

三是革除贪风，簠簋不饬，国家有常刑。然而近年则贪风日炽，庚子年以后，有以督抚大员、学政清望而公受贿赂，赃私狼藉者，至于内监的需索更是闻所未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严惩，还能称之为有政刑吗？应当立即选择尤重者严惩以警示其余，然后裁减冗员，增加官俸，务必使居官不致担忧匮乏，俸禄足以养身家。凡是京官的炭敬赆仪，外官的寿礼节敬，以及词讼规费等名目，一概禁除。如有妄取者，重的弃市，轻的籍没，雷厉风行，吏治或许有起色吧？如果讲吏治而不惩贪污，这就如同南辕北辙。

四是平满汉，我朝定鼎二百余年，厚泽深恩，涵濡海内，本来已经两相无猜，畛域久化了。近来奉满汉通婚之谕，可见朝廷对于满汉臣民本无歧视，尤其更进一步的是，鉴于旗丁坐食名粮，应当迅速为他们筹划生计，满汉仍分员缺，应当早作打算，并废除其他如驻防宜归土著，庄屯宜纳丁粮，这样满汉一体，无党无偏，这对于国家久安长治的规划，实在关系重大。

五是除壅蔽，中国幅员之广，人民之众，媲美英俄，然而实政不行，民气抑郁，难道没有原因吗？自从士民上书被垂诸禁令，不仅民间的利弊无由上达，即使朝廷的德意也不能下流，上下隔阂，渺不相关，官吏于是趁机为奸。一切新政不能实行的，多半由于此。在戊戌之秋，有府道奏事、士民上书的命令，而民气为之一新。那时各省督抚以至州县，都惶恐不安，唯恐民间疾苦、官场弊窦上达天听。于是商议将新政切实施行。等到政变而民情更加困顿，闭塞更甚了。应当立即恢复士民上书、道府奏事的制度，这样明目达聪的风气或许能再现于今日。以上诸端，都是本源与精神。如果真能迅速实行，那么前日已行的条目才有实效；否则上下相欺，政事成为粉饰。试看近日各督抚对于新政，有观望而已，能实力推行者谁呢？但苟且目前而已，能长顾远虑者是谁呢？甚至歌舞太平，优游暇豫，列邦为此齿冷，盗贼因此生心，事

译变故的到来，让人无法安度一日。这就像洗浴的热水已经准备好，而虮虱却不来慰问；房屋即将被焚毁，而麻雀还在祝贺。心冉真是幸运啊！心冉真是幸运啊！

译忠告篇

钱塘王与龄撰

唉！我今天敢大声疾呼，郑重告诫士大夫们说：各位君子生活在当今时代，为国家谋划，为自身家族谋划，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眼前之事而忘记了自古以来的长远谋略！千万不要因为暂时遇到的风云变幻而忘记了坚定不移的方向！我过去在家乡时，常听说政府振奋精神，废寝忘食，悔恨过去的因循守旧，高瞻远瞩，新政的诏令每天接连不断地下达，官吏们惊恐警惕地奉行，唯恐落后。至于那些地方绅士、读书人，都争相推崇维新的学说，提出自强的建议，毫不忌讳，于是振奋兴起。不久，我北渡黄海，南溯扬子江，观察那里的政治教化，拜访那里的士大夫，却发现在广大民众之中，大家都摇手禁止谈论国事。所谓兴办学堂、广开言路、劝课农桑、通商惠工等重大政事，都被束之高阁，不再过问。唉！在一个国家之内，半年之间，政治的张弛、士气的盛衰，相差如同天壤，这难道是上天的意志吗？还是士大夫们不能推卸责任呢？近来欧洲各报馆，都喧传俄国人有占据营口商埠、直隶全省以及东三省的意图。俄国《圣彼得报》极力辩解说没有这件事，却唯独不提东三省。东三省的土地，本来是我们朝祖宗创业的基地，也是皇陵所在之地。现在俄国竟然公然图谋占据，欧洲各国又因此暗中忧虑，他们心目中难道还有中国吗？英国伯爵白雷斯福叠在上海演说时，竟然公开说英国政府将中国长江一带视为英国确立权力的区域，不允许他人染指。长江一带的土地，位于中国心腹，人口众多，土地富饶，豪门大族林立，冠盖相望，在各省中首屈一指，而英国却将其视为权力所及之地，等同于非洲的埃及、亚洲的印度。我们国家的士大夫如果真是没有人心，那就算了；如果还是有着人类形体、不甘做异族奴仆犬马的人，那么何不思考一下该如何自处呢？自古以来，动荡不安的时代，人才最为兴盛。就中国而言，春秋战国时期尚且如此。其后如三国、六朝、五代，君主各自专制一方，臣子各自侍奉一主，角智角力，互不相让，以他人的长处激励自己的短处，于是积累人生智慧，智慧积累成就人才。然而角力的时代，力量雄强者胜；角智的时代，智慧优越者胜。至于今天，英、德、法、俄、美以及欧洲各国，每天凭借他们富国强兵的学问，联合起来图谋我国，而我们仍然固守大一统时期的旧习，竟然以一无所能、一无所知的国家蛀虫自居其间，希望侥幸获得万一的成功，这怎么可能呢？因此，为当今中国考虑，处在强邻环伺的时候，正值人才消亡的时机，祸患来临，早晨还来不及等到晚上。自从通商以来，北起天山，西北至新疆、西藏，东南直到海边，中国官吏或许还没有到达的地方，欧洲人的车辙马迹已经无处不交错在路上。于是中国人才的长短，所谓问以兵法，不懂兵法；问以农务，不懂农务；问以商学，不懂商学；问以工艺，不懂工艺，这些在欧洲人那里无不知道，而且知道并能言说，那么夸夸其谈欺骗人的习气已经无处施展。欧洲人过去曾把中国比作佛兰金仙，他们说：“佛兰金仙是一种怪物，平时好像可以玩弄，一旦触动它，就张牙舞爪，好像要咬人。”这只是戏弄我国的戏言罢了，否则就是姑且用这种阿谀之辞来助长我国的骄逸而阻碍其进步罢了。我为当今中国考虑，为未来中国考虑，私下拟定三条策略如下：第一，凡是以前设立的农商工艺、语言文字等各类学堂，应当努力维持，不要中途停止；第二，凡是在各学堂学习的人，应当确立一定的志向，以有所成就为目标，不要因为眼前的境遇，就产生后悔之心；第三，凡是学习的人，应当追求实际，不允许追求虚名，不要好高骛远，不要贪多务得。唉！好逸恶劳，是人的常情；贪图近便而忘记长远规划，是有生命者的恒常本性。现在朝廷正打算恢复旧制，用八股文和八韵诗选拔人才，上面指示优秀者学习，三五年就可以得志离去，愚笨的人穷年苦读，也未尝没有几分希望。现在却强迫人们学习举世未曾听闻的学问，又必须耗费岁月，增加途径，难道不痛苦吗？虽然如此，以中国之大，四万万民众之众，设立税关数十年，而税务司仍然任用欧洲人；设立轮船招商局三十余年，而船主仍然任用欧洲人；乃至近来的铁路工程，各道纷纷勘测，而勘路工匠、筑路工程师，必定聘请欧洲各省的人，士绅争着说开矿，而矿师必定延请欧洲人；乃至创设缫丝厂、纺纱厂、织布局，号称杜绝本国利益流失给外人，而督工工匠，即延请欧洲人；设立制船局、制造枪炮厂，希望仿效他们的利器，增强我军容；而监督的工师，即延请欧洲人；操练洋操，设立自强军，以巩固边防，抵御外侮；而军中的教习，也唯有欧洲的军官

译（国家）是依赖这些的。因此，在理财、治军、工程、制造等学问方面，中国人全都无知，甘愿让自有的土地，受外人统治。各位君子向来讲求忠君，向来谈论爱国，却在平时不早早储备人才，以供朝廷任用，致使执政的大臣，低头屈膝，仰仗外人的鼻息。这就意味着，虽然戴儒冠的人堵塞道路，才俊之士充满屋室，却简直可以说是无人可用。这难道不是各位君子的耻辱吗？如果到现在还不改弦更张，去从事有用的学问，却仍然沾沾自喜于毫无意义的科举功名，眷恋那些消磨人志气、损害人性灵的诗词歌赋和八股时文，那耻辱将何止于此呢！正如《诗经》所说：“瓶空了，是罍的耻辱。”各位君子，对此也应当感到羞耻。

译有人曾说，英国应当竭力保全中立的说法，

看朝鲜的事情，英国已经衰落了。日本的锐气也受挫了。有人说，如今俄国与法国联合，英国与日本结盟，在大东洋、黄海之间，水陆即将发生非常巨大的战争。愚昧的中国人认为，这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明智的人则说：这场战争是为了争夺中国，那么战后结局所索取的赔偿都在中国了。如同羊群被虎扑杀，万鸟争抢粟米，中国被瓜分豆剖无疑。又有人说：英国、日本不敢开战。俄国人是老虎，加上法国作为翅膀，老虎就会飞。两大强国交好，左提右挈，小小的英国、日本，不过是东西三岛，哪里足以抵挡？只有低头闭嘴，知难而退罢了。又有人说不是这样：俄国陆军众多且强大，天下无敌。然而现在的战事讲究迅速应变，不能不特别重视海军。俄国海军依靠法国作为援助，这是确实的。欧洲各国都建立海军，守卫口岸、保护商船，能真正作战的很少。俄国、法国的海军在当时，本来屡次被英国挫败。大东沟之战，日本又刚刚战胜中国。海上风涛险恶，全船性命托付其中，屡次失败就会胆怯，屡次胜利就会气盛，这是自然的道理。英国人制造船只、火炮，处心积虑八十年；日本人制造船只、火炮，处心积虑三十年。意图也是想在海上争雄，保全商业局面罢了。如果因循守旧、犹豫不决，那么新船将会腐朽，快炮将会钝劣。西伯利亚铁路建成，太平洋的全局就丧失了。不仅日本灭亡在即，即使英国人又怎能永远掌握商业霸权呢？这又是深刻洞察英国、日本内心，断定他们不能不出一战的原因。又有人说：俄国、英国两大强国，如果不得已而开战，那么法国必定援助俄国，而日本必定援助英国。俄国、法国的陆军应当获胜，而英国、日本的陆军应当战败；英国、日本的海军应当获胜，而俄国、法国的海军应当战败。欧、亚、非三洲无处不战争，即使互有胜败，兵连祸结，哪有停止的时候？中国安然坐受其弊，胜利者固然割地而去，失败者也会捋袖争抢，逐鹿中原，不知死在谁手。然而英国、俄国、法国、日本四国存亡胜负的关键，也极难说清。以神速论，英国、日本应当先胜；以持久论，俄国、法国应当后胜；以器械论，英国、日本应当始胜；以地形论，俄国、法国应当终胜。千头万绪，移步换形，微妙而危险啊！即使有圣人的智慧，也不能预知。但我有一句话可以决断，那就是俄国、法国可胜可败，英国、日本则可胜而不可败。英国人的商业纵横六大洲，分散零星不相连接。日本继起，所开辟的商埠也渐渐遍布海东西。俄国土地跨越三洲，连绵一片，其商业所到之处，都是它的土地。法国除了马达加斯加、越南两地外，商业不多，即使这两地，也依靠法国京城筹款接济。将来战争蹂躏，俄国、法国无所顾恋，英国、日本则损失实在很多。这就是“金注瓦注”的说法，英国、日本可胜不可败，这是第一点。法国国王拿破仑第一，雄豪盖世，欧洲人不敢触犯锋芒。俄国人自弃京城，举国东迁，于是能转败为胜，使拿破仑想回无路，走死穷荒。法国京城巴黎被德国人围困七个月，等到议和赔款，不到三年，兴盛如初。这是俄国、法国可胜可败，已有明证。英国、日本都以三岛矗立海中，垂近两千年未遭兵革，然而四面距海，战易守难，食用所需转运不便。假如他们用轻兵诱敌，而重兵直接袭击其腹心，那么全局所争，顿时瓦解。这是“上驷下驷”的说法，英国、日本可胜不可败，这又是第二点。战争是凶险的事，作战是危险的事。没想前进，先想后退；没想得到，先想丧失；没想生存，先想灭亡。必须先自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可以战胜敌人。日本人天性轻锐，刚效仿西方方法，骤胜而骄傲，习惯于中国人容易对付，说：“我夺取中国的土地，如同反手一样容易。”难道没有高丽的前车之鉴吗？中国人虽然柔弱，终究不像高丽人那样容易控制。难道没有台湾的往事吗？至于英国人则深谋远虑，百战百胜，不中则不发。这里有两种弊端：因为百战百胜，庞然自大，产生鄙夷一切之心；因为不中不发，泰然自安，有千金坐不临危之意。然而今日之时，是什么时候？今日之事，是什么事？无论日本人势成骑虎，将束手以待危亡，即使英国人全局所关，又怎能安坐而听其瓦裂？况且数十年来，孜孜汲汲，集合全国之力来经营这支海军，是为了什么呢？这是英国、日本可胜不可败，而时势所迫，又万万不得不出于一战。我知道英国、日本的君臣，早起夜思，忘餐废寝，无可奈何，用心几乎碎了。虽然视中国如无物吗？而正惟无物，实为天下之大物，必争之佳物，万难安置之物，不是美洲可比，也不是非洲可比，我为英国、日本考虑，或许扑击而破之，

译剖开它并分割它，提着它并快步带走它，背着它并逃跑，即使有一点点喜悦，最终也会留下大祸患。至于兄长，那绝对无法做到平均分配。只有英国人消除其骄傲之心，日本人收敛其骄横之气，保全此物，不让它受到损伤，用珍贵的笼子保护它，用锦缎的匣子装盛它。有想要偷盗的人，就驱赶他；有想要窃取的人，就防备他。即使偶尔有自行腐烂的部分，也分别剔除掉。根据它已经达到的程度，进而推广到尚未达到的地方；根据它已经具备的能力，进而通达尚未具备的能力。只以天心为自己的心，达到极致的公正、极致的真诚、极致的守信、极致的真实，使（他人）受到感化并逐渐浸润，自然获得保护生命的主权。此时微妙的机理，有不是语言所能完全表达的，在于英、日两国的通达之士自然领会罢了。保护中国与战胜俄国，哪个更容易？不必是智者而后才知道。有人说保护中国必定要战胜俄国，这固然正确。我认为保护中国的方法，有不一定完全出于战胜俄国的，这是形势呢？还是道理呢？是道义呢？还是利益呢？是现在呢？还是过去呢？是得到呢？还是失去呢？希望与两国的君臣共同谋划全局，借箸来筹划一番。

译致伍星使书论美国华工六事

去年腊月我从杭州回来，拜读您留下的书信，谦牧恳切，超过寻常，反复诵读，感激惶恐至极。启超对上遵循公义，对下迫于琐事，未能随行，微薄的情意，在前信中已详细陈述，想必您已经过目。我自忖庸俗浅陋，没有什么可采纳的，但承蒙您过分爱护，错误地采纳了虚浮的赞誉，委屈自己来招待我，以对待贤士的特殊礼遇下士，这是古代贤人也难以做到的。兄长我如今虽然未能追随陪伴，但铭感的心意，没有一时忘记。我私下听说，仁爱的人赠人以善言，我略有见识，敢向左右进献，以报答您的盛意，只希望您选择采纳。美国建国，以自我保全为主，而不与万物竞争，所以交涉繁难的事情，比其他国家少。只有华工这一端，过去各位使臣都束手无策。现在美国，是由万国客民集合而成的国家。欧洲人带领家族前往的，每年数以亿计，他们的情况与我们中国相同。这些是客民，但他们的国会必定将他们区分开来。虽然是因为我国国力不振，但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国力。近来与日本订立条约，条约说日本旅居中国的民众，应当按照最优惠的国家对待。我们也以此向日本反求，日本人却说：“旅居他国的华人，不是上等人。”不是上等人却要求我们以上等礼遇对待，怎么可以呢？这虽然是蛮横无理的话，但我们确实无法反驳。现在旅居美国的华工，起初大多因饥寒交迫，谋生无门，濒临死亡，被迫逃亡，没有家室，没有产业，不识字，不读书，没有受过教化，起居饮食，言语举动，都有野蛮的风气。所以美国人在初年还有让华工入美籍的请求，后来反而禁止他们。那里的人士甚至公开说应该限制华人，不让他们与美国民族杂处，担心他们粗野的习俗传染全国。唉！我们之所以被他人轻视虐待，是有原因的。后来前往的人逐渐增多，颇有积累财富，购置田产房屋，繁衍子孙的，但没有受过教化，依然如故；不识字，不读书，依然如故。孟子说：“人如果没有教化，就接近禽兽。”因此华工聚集的地方，街道狭窄潮湿，房屋污秽，烟赌充斥，械斗混乱，名义上是高贵种族，实际上如同土著番人。既然我们已是土著番人，却希望别人不把我们当土著番人，怎么可能呢？所以今天想要保护华工，必须以教化华民为第一要义。教化的方法有六条：

一曰建立孔庙。西方各国之人各自信奉一种宗教，无不尊崇他们的教主，装饰华丽的教堂，七天休息则都聚集在教堂里顶礼膜拜并听讲，虽然他们宗教的精粗得失不必论，总之诱导劝勉奖掖，潜移默化，使人去暴从良，去诈从忠，其用意极深，方法极好。现在中国人号称信奉孔教，但农工商贾终身未登夫子庙堂，不知道圣教是什么，所以西方人说我们是半教之国，确实不假。现在应当倡导义举劝捐，凡是华人市场繁盛的地方，都设立孔庙，立主陈设祭器，使华工每逢西方人礼拜日，都到堂上瞻仰拜谒，并听讲圣经大义，然后安息，这样观感有资，熏陶自然容易，民众日渐向善而不自知。西方人看到这种威仪，沾受这种教化恩泽，也应当肃然起敬，不敢轻慢了。

二曰兴办书院。旅居既久，逐渐有子弟没有老师可拜，没有书可读。幼年失去教化，长大后成为洋佣，谬种流传，永远难以自立。现在应当在各市镇创立书院义学，从中国聘请良师作为教习，同时邀请西方人教授西学，传授西文。过去王文成在军中，自编俗语歌诀，口头传授军士，以激发他们的敌忾之气。近代曾文正也使用这种方法，传授前敌及围城中人，这是教化乡村粗人最好的方法。书院建立后，就应当让各教习编定这种书，专门阐明振兴中国、保全种族的意义，以及工作、商业等道理，都编成俗语传授。人手一编，口碑载道，自强的效果自然产生。那里各邑向来有会馆，但规条不完善，所延请的董事大多不学无术。如果能沿袭旧制，改作书院，拟定课程，奖劝后进，毫不费力，而补益极大。西方国家最重视文学，如果旅居那里的华人，文质彬彬，讲礼敦诗，西方人怎敢侮辱我们呢？

三曰设立报馆。报馆开启风气，裨益国政，人人皆知。西方国家无处没有报馆，无人不阅读，以报馆的多寡观察国势的强弱。现在旅居美国的华工日益增多，而报馆却没有一个，难怪我们的民众对商业道理昏暗，对敌情愚昧。现在应当设立一家华文报馆，仿照西方国家妇孺报的例子，专用俗语，普遍劝勉华民讲求工艺，改革陋俗，组建大公司，兴办大商务，心系故国，共同抵御外侮等意义。又西方国家的西文各报诋毁中国，无所不至，言过其实，迷惑听闻，所以西方人听到他们的说法，轻视我们更甚，虐待我们更厉害。如果能在其中设立一家西文报，辩驳他们的诬蔑，宣扬中国教化的善及其可以振兴的道理，使他们知道我国尚有人在，那么也可以消除祸患

译形体只是其中一种方法罢了。

译第四项是设立扩善堂。善堂的立意，源自《周官》中互相资助、互相救助，称为“任恤”的传统。近来西方各国慈善事业日益增多，我们广东人喜好行善，这种风气也很兴盛。省城的广济医院、广仁善堂、爱育善堂以及香港的东华医院、澳门的镜湖医院，其固定经费有的多达数十万两。主持事务的人大多受到大众信任，逐渐形成了一乡议院的基础。堂中宣讲圣谕，印刷善书，救济荒灾、抚恤贫民，养育婴儿、治疗疾病，教养兼施，益处极大。港澳两地的医院甚至能够逐渐收回华民自治的权利，其成效可见一斑。听说美国各埠近来也有此类善举，应当利用原有的基础，普遍加以劝勉激励，力求扩充，增定规章条例，互相保护，选拔有志之士作为讲生，刊刻有用的书籍作为善书。听说那里娼妓极多，遭受虐待极为痛苦，常有西方人见而心生不忍，将其赎出带走。又因鸦片盛行，为人所厌恶，凡是这些陋习，都可以通过善堂设会来禁止。我们既然自己爱护同胞，就没有理由不兴办可兴之利，恢复已失之权。事情属于善举，西方人就不会怀疑。局面一旦逐渐形成，华民得以自我保全，这不是小事。

第五项是联合公会。海外华民大多设立私会，各自立名号，类别不一。不通晓时务的人指责他们是乱党，私下担忧，却又无可奈何。那些迂腐的人则多方设法，想要解散他们。他们不知道国家之所以能立足，依靠的是民心的牢固团结。东西洋的强国，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党派，没有一个人不入会，没听说有人把这当作弊病。难道不是因为巩固团结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吗？因此党派会众越多，国家越强盛。俄国、英国、法国、美国，就是明显的例子。中国对此道理尚未明白，还应当思考如何提倡。况且那些华工辗转流落异域，他们立名目互相号召，大都是为了互相保护，希望免受欺凌；或者是激发国耻之念，誓众图报，用心极苦，陈义极高，这也是人心未死、天运未改的征兆。值得怜悯啊！现在应当趁此机缘，更加奖赏激励。引导愚者，使他们变聪明；聚合分散者，使他们团结。不要挫伤他们的气概，不要涣散他们的心志，用大义激励他们，用法度约束他们，在海外树立坚固的屏障，作为中原的犄角之势。将来若有变故，必定大有用处。

第六项是劝办工艺。中国有一件事远远超过西方人，那就是华工勤劳而索取报酬少，西工懒惰而索取报酬高。这是今天华工被驱逐的原因，但实际上却是日后我们华人用来制彼族死命的凭借。凭借华人的聪明智慧，加上工价低廉，操作勤奋，如果能够学习西方方法，深明其理，自行设厂置机，制造各种物品，即使夺取五大洲工艺的利益权柄也不难。旅居美国的华人，受雇为奴的占十分之九；偶尔有自主经商的，大多贩卖故乡衣物，以满足佣工的需求，很少有集大股立大公司，谋取他人利益的人。这不是能力不及，大概是没有通晓商业道理、精通工艺学问的人来提倡吧。现在的计策，不如集资设立工艺学堂，聘请西方工艺学者作为教习，选拔华工子弟中聪颖的充实其中，不足则招募广东、福建愿意学习的子弟，由总理衙门取凭送赴就学，专门学习绘画雕刻、油漆织作等类手工事务。那些需要巨额资本且难以成事的大机器，暂且缓办。三年之后即可大成，则另招新班，让学成者散游于旧金山、纽约等地，或回到中国，将所学新法传授给他人，选择西方人喜欢使用、必需的物品专门制造。十年之间，互相仿效，那里的食用器物将都取自华工之手，中国想不富强都不可能。那小小的日本，其手工制造的用品、玩物销往美国，每年价值白银多达八百余万，这也是工价低廉而操作勤奋所致。况且中国的低廉且勤奋，又超过日本吗？这几项措施，都是因势利导，成事很容易。等到成就之后，大则关系到一国的命脉，小则也是华工生计的依靠。至于办理的方法，也有两个要点：一是与工人相熟并得到他们的信任，与西方人相融并借重他们的力量。那里的华工，我们同乡人占十分之七八，语言风俗都可通晓，相互熟悉本来就容易。您精通西学，又久居香港，被同乡人所深知，使命一下，海外数百万百姓正将翘首企足以望您的车辙，若能推诚布公，提倡大义，那么政令如流水，草木随风倒伏，什么款项不能筹集，什么事不能成功？如果稍遇棘手之事，则公使在外国没有自治其民的权力。各种措施，恐怕受到牵制，不知道所陈述的这些事务，与那里的地方公务毫无关联，不过是帮助当地政府分担教养客民的辛劳，不仅无损于他们，而且大有益处。只要与其执政者交谊稍洽，从容商办，难道会有阻碍吗？美国是您昔年游学的地方，那里的贤士大夫必然多有旧交，言语相通，不劳翻译，情意易达。商业田地各易行，那里善举极多，义士林立，或者就延请美国名士提倡主持，借助他们的治外法权，革除我们积久的弊病，不仅不担忧阻挠，即使劝令美国朝廷每年拨出常款作为教养华童的

译费用，是可以解决的。因此，这几件显著的大事，如果要求别人去做，必定无法成功；如果委托给您，必定能够立即达成。那么，您这次出使，乃是上天不愿断绝这亿万生灵的性命，而借助您的手来拯救他们，您难道是有意为之吗？如今美国残酷驱逐华人，不过是出于无赖工人的行为罢了，那里的富户本来就非常不愿意，他们的政府本来也引为痛心疾首，有见识的人士正在愤愤不平地议论其不当。今天如果得到合适的人选，顺势引导，不侵犯当地地方官员丝毫的权力，却能为我国商民创造无穷的福祉，又有什么顾虑而不去做呢？当前时局艰难，外患日益紧迫，朝廷打破常规，精心挑选精通法律、洞察外国情况的人，从而任用您。您承受特殊的知遇之恩，接受破格的提拔，感激知遇之情，力图报答称职。您在联络邦交、顾全国家体面方面，必定有深远的谋略和周密的考虑，以慰藉天下的期望；您必定不愿意遵循常规、敷衍塞责，沾染巧滑官场的陋习，损害海外的声誉，这本来不需要我多说了。不过，我愚拙地认为，美国公使这一职位，除了保全华工之外，没有其他事情可办。华工这一件事，综合前面陈述的几个方面，没有其他策略可以谋划。如果您不想报国、不想建立名声，那就算了；如果真想这样做，那么只有这一举动，可以建立不朽的功业，振兴大局的利益，洗雪以往的国耻，振奋国内的民气。三年之内，美国境内的华工将把您当作父母般拥戴；十年之后，国内人士将把您当作神明般信服。这真是豪杰建立功名的好时机啊。梁启超学识浅陋，阅历更少，对于天下大事，哪里有什么见解呢？既然承蒙您的厚爱，以国士相待，我颇费了几个日夜的精力，谋划用来回报您的方法，私下认为万事之中，只有这件事最为重大，有大利益而没有小害处，有百种容易而没有一种困难，试办的条理已经经过深思熟虑，限于篇幅未能详细陈述。如果蒙您采纳，再当一一列举。恳请您裁断考察。

译英士李提摩太给合肥李傅相写信。

我观察到近六十年来，中国面临两大难题：一是那些不懂西方事务的人，怂恿政府与外国开战，断绝往来，每次战争中国必定失败，而且败势一次比一次严重；二是外国人见中国不通晓西方文字，逐渐占据中国的要害土地，于是黑龙江、台湾、安南、缅甸都归外国管辖。如今因为愚人的主观偏见，想要杀尽外国人，政府被其迷惑，反而杀害了无数中国人，朝廷因此遭受大难，“皇太后”和“皇上”仅能保全自身，这实在是最大的可惜。至于那些不愿中国自强的人，恐怕中国一旦强大，就会产生杀害他人的心思，这些人往往称赞中国的法制本来就好，以此讨好中国，其实是不想让中国变强。又有一些人确实希望中国自强，因为这些人知道中国终究是善良的国家，大多能体会上天好生之德，与西方国家的善人差不多。现在有外国的善人劝告各国不要瓜分中国，费了多少唇舌，各国才答应，这是上天再次保佑中国复兴的机会。中国若想复兴，有两件必不可少的事：一是安内，二是安外。安内的方法，“皇太后”和“皇上”必须母子和睦。大清国历代“先皇帝的家法”有旧章，能遵守家法就治理得好，不遵守就混乱，这是第一点。士大夫中的守旧派与维新派也必须和睦，不能彼此迫害，互不相容，守旧与维新应各取所长，现在维新派的许多大臣多被革职回乡或遭斥逐，应该起用这些被废弃的人，这是第二点。这些都是安内的纲领。安外的方法，必须斟酌时宜。古代没有轮船、铁路、电报，东西方不相往来也可以。现在五洲大地如同一个大城市，早上发生一件事，晚上全世界都已知道，住在东城的人不想与西城往来，这是绝对行不通的事，明智的人都能明白。如果不能讲和，彼此必定力争，有想夺取中国土地的，有想夺取中国利源的，有想夺取中国权利的，倘若再失和，从前事来看，中国的祸患不可胜言。查究失和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不用外国人，所有的一切议章、交涉章程大多不妥帖。现今外国联军在直隶的做法多不安静，因为不用中国人，所以办理不妥帖。考察满洲几万人如何能治理中国几万万人口，三百五十年之久不发生事变，都是因为各州县全部任用深明本国情形的中国人，所以事情都能妥帖。再考察近六十年的中外交涉，为什么时时失和？因为京城从军机处、总理衙门到六部各官，从未任用过一个外国人，也没有一个中国王大臣游历各国，能了解各国情形的，所以想要制定妥善的章程却未能做到。现在有很多外国人能了解中国情形，中国如果不任用他们来辅助自己，恐怕各国都想请他们协助，外国办理铁路、矿务等工作，那么中国的大利就全被外国笼络夺取了。中国难道不是难上加难吗？所以要想振兴，必须聘请了解中国情形的外国人，并从各国招揽有大才的人来相助治理，这是安外的纲领。内外都有人，安定京城，必须增加专任责成的权力。愚见认为当今应任用五类外国人：第一类应请能办学的外国人，协助礼部尚书办理学校，将外国一切有用的学问全部传授给中国。但学校收效必须等到二十年后，所以不得不另外请一人会同中国明晓外交的能臣，遍游各国，本着近时各国弭兵会的意图，以此次和约的宗旨，使中国列入万国保护的国家行列，能保中国二十年内平安无事。所谓万国保护的国家，欧洲近来有些国家无力自保，也不自己养兵，由万国为之保护，不让其他国家侵侮。如果中国能列入这类国家行列，也是与邻国交往的大利。这是危乱后自立根基的方法，根基既立，又必须请一个外国人协助中国外部大臣，遵循此法，并照各国外部大臣的常例办理一切交涉，使中国不受亏损。既然有保中国平安无事的章程，就必须再请一人出来协助中国总理铁路、矿务等工作的大政，使中国国民都富裕。想要办理这些大政，如果没有巨额款项，万万不能成功，又必须请一个精通财政的外国人，采用各国理财的好方法。有这五类外国人协助中国，不但能使中国各省推行好方法，还能借助外国各种新法权利来补益中国。这样土地就不被人侵占，利源就不被人把持，权力就不被人控制。以上各项政务都相互维系，办就一起办，不能只办一事。不办其他事，譬如钟表各齿轮相推而运行，若缺一个齿轮，便运行不动。能如我所说的兴办，必定有大益；不办，必定有大损。中国办事的旧弊，遇到难办的事，往往推诿缓办，大事不能勇往直前，就说暂缓，所以几十年未办成一桩要事。此时危急存亡，若想再缓，恐怕上天不再给中国复兴的好机会了。

日人代

译关于筹画开通东三省事宜的草案

译清朝时局危急，朝不保夕，令人担忧和顾虑的事情不胜枚举。然而，没有比俄国占据满洲更严重的了。如果不打算保全清朝也就罢了，如果打算保全，就不能不让俄国人从满洲撤退。然而撤退并不容易，只有将该地全面开放，作为万国公共通商口岸，使各国商人自由贸易，不设限制。凡是铁路、矿山、渔业等利权，各国一律平等分享，不得厚此薄彼，彼此互相牵制，不能让一个国家独自逞其欲望。这是用大众的力量来防范俄国，东亚就可以保持安定了。但必须摆脱历来拘泥迂腐的见解，拟定节田各如左宗旨：一、废除历来三个将军并三省为一，设置总管府来治理。一、府中军政、行政、司法三权必须分立，以明确权限。一、总管府设立顾问或作为参政、大理二院，负责立法、诉讼。一、总管府设立民、兵、财三部分，掌管民政、军政、财政。一、总管从宗室亲王中闲放各部官吏，选拔国中俊才充任，不分满汉。一、各部聘请外国人中特别优秀者作为顾问官及教师，以备咨询。一、上述变法各项稍见头绪，将牛庄以下各口海关撤去，以便于各国人自由来往贸易。一、既然允许各国人在牛庄以下各口自由来往贸易，必须一面在山海关及蒙古各地方设立税关作为征收之地。一、上述路矿等利权，允许外人平等分享，其购买田产及自由居住均在不妨碍之列。新法梗概总管府、二院及各部的职责：一、总管府为统治满洲之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该府。一、顾问院专任立法，是预先总管一切机务之处。一、大理院为诉讼总汇之处，兼管司法、警察之事。警察有二：一曰行政警察，保卫百姓，防患于未然；一曰司法警察，揭发奸宄，事后察验罪状。一、民部为地方行政的总汇，办理河湖、道路、户口各事，保护农工商业。一、兵部为兵权枢纽，专门办理边防、弹压土匪。一、财部专门办理租税事宜，兼管矿山、森林，保护其利源之地。一、总管府设总管一人，协理二人，办事官若干人；顾问院设顾问官十人，办事官若干人；大理院设审官十人，以清朝三人，外国七人为定额，其中一人为院长，办事官若干人；民部设大臣一人，赞二人，办事官若干人；兵部、财部参照此例。立法。国家既将满洲门户洞开，开关通商，讥察而不征税，五方之民纷至沓来，不能用清朝旧法治理，宜变通成法，以西国律制制定新法，由顾问院拟案，交付各部大臣，各部大臣与顾问官商议，从多数而决，由总管公布中外，以昭示公平。司法。新法既设，一切诉讼须由其处断，听讼之官须精通律学，同时通晓外国语言情况，如使双方心服，所以大理院官吏将中外同等人才任用，不专任华人。一大理院为最高听讼之处，该院所审判为定案，不得控诉。一大理院设在奉天府，各地方设按察衙门，隶属于该院，每衙门以三人为定额，不妨以外国人充任。一双方均为外国人，或其中一方为外国人者，由按察使审理，其为初审，且双方均为华人者，始由地方官处断，但若双方中有一人不愿地方官审理者，由按察使处断；一不服按察使处断及被地方官冤枉者，允许其控诉大理院，以昭雪冤屈。民部。一分盛京、吉林、黑龙江为三部，置布政使一员，督管民政。一地方行政区划，由旧各府州县厂厅，置知事官一人。一厂厅以下镇堡村邑，不改变其旧制，即如保甲制度，法良意美，应存此以维系民心。一行政警察，由镇堡村邑办理，州县长官责成其完成。一各省以下，除狱讼、军务外不另设专任之官，由地方官一体办理。兵部。一军队沿用募兵之制如旧，但斟酌文明各国兵法折中，宜别为一式，依此训练。一全洲以六十营为限，分三大区域，每区置都统一人。一驻防大区再分数小区，分派兵士，置将领统领。财部。据光绪十六年报册，营口一口的贸易额不过九百六十三万两，至十五年则有二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两之谱，该口所收国税，每年约五十万两，为政府进项大宗。论者说：将营口作为自由口岸，不征税，对政府有损害，这是不通大局之言。不知道列国商人未往此地，所收内地租税、债关税两有余也。现将将来进项，大致分述如下：一、木材；二、拍卖未开垦之地；三、矿税；四、人口税；五、地税；六、盐税；七、烟酒

译税；第八项是土药税。这八项税收汇总计算，共计三千一百二十五万两。用这笔钱来规划，在全洲开凿道路，疏浚港口，并且认真办理军防、行政等各项事务，那么国家不富裕强盛的，是没有的。

译黄仲苏大令呈给两江总督刘制军的信

恭敬禀报：卑职恭读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的上谕：凡是朝廷典章、国家政务、官吏治理、百姓生计、学校教育、科举考试、军事政治、财政经济，应当沿袭的应当改革的，分条议论详细奏报，切实执行。天下的臣民，没有不受到鼓舞而振奋，感激而奋发的。追溯自从乙未年（1894年）中日签订和约以后，中外臣子纷纷陈述奏报，分条剖析，几乎阐发无遗。只是以卑职愚昧的看法来说，所议论的虽然极其周详，但罗列的事项繁多，对于治本与治标、先后的缓急，似乎还有未能区别的地方。

卑职认为推行新政，必定以开启民智为最先。民智不开启，虽然意图美好、法令优良，终究相信的人少，怀疑的人多，甚至固执旧习，暗中肆意阻挠。中国四十年来所设立的方言、格致（自然科学）各馆，中西军事各学堂，竭力维持，而收效无几。难道中国人的才能力量竟然不及西方人吗？民智未开，风气不变，想要依靠这数百名学生成才效力，逐渐达到富强，这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西方谈论治理的专家，都说良好的治理如同草木，民智如同土壤。民智既已开启，那么下达命令就像流水的源头，好的政令不期望推行而自然推行，而且一旦推行就无法废除。否则百姓未开悟，勉强遵行，表面顺从而内心背离，终究成为空文。比如英国明计学者极力主张公平税收的说法，而商民阻挠，很久不能实行，是因为其道理太深而国人至死都不醒悟的缘故。后来编纂其学说为《理财启蒙》等书，颁发给学堂学习。到道光年间，人人都知道这个意思，于是阻力消除而法令仍然实行，全国都蒙受其利。这难道不是想要推行善政，先开启民智的明显验证吗？

至于开启民智的方法，有四项：一是设立学堂，二是变革科举，三是翻译西书，四是开设报馆。学堂的设立，光绪二十四年已经议定章程，县设小学，府设中学，省设大学循序渐进，发给执照作为凭证。大学毕业后，学业有成就资助送往京师国学，再次考核，根据才能授予官职。所学的都是实用之学，所取的都是通才，而国家就收到得人的效果了。而且民间的见识议论，常常随着士子而转移。士子既然通晓中外情形，就互相转告，而民风也就改变。凡是民教之间的冲突，中西之间的界限，都可以无形消弭。这更是安定内部、和睦外邦的长策。所以学堂不可不先设立。

然而学堂设立了，而选拔士子仍然使用八股文和小楷，所教的是这些，所重视的是那些，那么士子的心志不定，求学必定不能专心，这是应当改用的。光绪二十四年新订的乡试、会试章程，首场考史学政事，次场考西方历史、西方政治，或者能兼修专门之学的听便。三场考四书五经义，随场淘汰，使空疏的人不得滥竽充数。京城中各种考试，也应当全部废除诗赋和小楷，而专门选取实学，那么天下士民闻风兴起，即使是穷乡僻壤，都将切实讲求，风气的开启，可以拭目以俟了。所以科举科目不能不紧急变革。

想要通晓西方方法，应当阅读西书。近几十年所翻译发行的，只有军事、算术两门，其他如田制、各备、重化、声、光、电、金、汽、广、机、各学，虽然各有几种，都不是最新的书籍，而最重要的政治法律书译本极少，加上中西文义相差悬殊，翻译较难，甚至有的二三年才完成一种，未免缓不济急。只有日本所翻译的西方各种重要典籍，大多已经齐全，汉文占十分之七，日文不过十分之三，翻译为华文花费时日少而成功迅速。如果必须学习西文西语才能多读西书，那么幼童尚可有成，二十岁以后的人从哪里广泛阅览，以期融会贯通呢？这是西书不能不迅速翻译的缘故。

中国人口最多，号称四亿，实际数字还不止于此。学堂虽然设立，难道能全部教育无遗漏吗？只有报纸广泛发行，那么未入学堂的人，也可以不出门而知晓天下，而且已经做官的人，势必不能伏案读书，得到新报时时阅读，大致可以通晓中外情势，遇到交涉，不至于茫然无把握，酿成事端。只是近来报馆主笔的人，有时褒贬不当，肆意抑扬，任意荒唐谬误，淆惑人心。这是必须先选取西方人的报律翻译成书，让各报馆严格遵守办理，如果敢妄言违律，地方官立即将主笔提审究办，报馆查封。如果确实是正论危词，也不得吹毛求疵。这样那么下情容易通达，公论大明。报馆虽然繁多，有益无损。试看西方各国最富强的，报馆最多，其明显效果已经显现。这是报馆不能不广泛设立的缘故。

这四项，是民智得以开启的途径，是变法自强的根基。再辅以农、工、商、金、广诸学，那么利源开辟而殷富可期。然而如果不各自设立学堂，那么愚民墨守旧法，用力多而成功少，怎么能与各国竞争，以挽回利权？如果事事仰赖洋人，无论耗费太多，也并不能广泛普及。即使厚币聘请，也未必是上等工匠。那么哪里比得上自己教育百姓，使学成后辗转相传，不假手外人更好呢？日本变法维新，不到十年，一切皆由本国

译这是关键所在。凭借华人的聪明才智，怎么会远远落后于日本呢？这只是在转变之间罢了。虽然陆军和海军固然不可或缺，但当今的紧急要务还不在于此。因为陆军训练必须经过数年才能成军，海军费用沉重、事务繁杂，十年尚且未必能投入使用。推究起来，一艘铁甲舰的费用，足以供给全省设立学堂的资金；一门大炮的价值，足以供给数个县份设立学堂的用途。如果财力确实能够兼顾，原本不妨让海陆军与学堂同时发展。无奈国库空虚，民间凋敝，无论兴办哪一件事都苦于缺乏钱财。那么在两利相争的情况下，不得不优先处理紧急的事务。与其耗费巨资购买那些等待人才才能发挥作用的死物，何不转移这些钱财来造就随处都有用的人才？先后缓急的区别，一经对照就明白得如同揭开的盖子一样清晰了。

译中国办理洋务五十余年，一误再误，以至于屡次失误。去年因贸易问题导致局势糜烂，几乎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若不是宫保大人竭力保全东南大局，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追溯祸乱的根源，都因为那些人不学无术，不明中外形势，导致上行下效，遗祸无穷。如果在十多年前，早就设立学堂，培养出一两百名通才，散布于中外，还可以从旁调剂，设法扭转局面。怎么会落得一呼百应、昏愦无知，从而酿成如此巨大的变故呢？

有人怀疑，当今事势危急紧迫，刚刚谋划设立学堂，即使收效最快，也必定超过三五年，未免迂缓不切实际。却不知道过去的错误已无法挽回，未来的事还来得及补救。趁现在兴办学堂，日后还能得力。如果现在还不办，将来就要绝望了。鉴于中国士民众多，两广各省，哪里没有人才？改变科举科目以期望广泛吸纳，实行特别科考以期望精心选拔，再加上刻意搜罗，破格录用，先后奏请，目前还不至于无人主持。几年之后，奇才渐渐涌现，日新月异，后继人才众多，国家富强、军队强大，本来是可以踮起脚跟等待实现的。

我资历浅、官职低，才能疏浅、德行薄弱，朝廷的大政方针，怎敢妄加干预？只是向来蒙受宫保大人格外垂青，不把我当作寻常俗吏看待，因此才敢忘记自己的愚钝浅陋，陈述意见。《论语》说：“狂夫的话，圣人也会加以选择。”希望大人鉴谅宽恕并裁夺采纳，让我略尽微薄之力，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私幸。

再禀告的是，近日传闻各国和约将有定局，其中关于教堂一事必有专门条款。此后教士和教民自然应当尽力保护，只是教堂的神父往往偏袒教民，不论人的善恶，事的是非，一概全力袒护。地方官受其牵制，不免压制平民以顺从教民，乡民积怨日深，于是酿成大祸。据我愚见，应当趁着订立条约之际，照会各国公使，请求他们通令各教士，凡是中国平民与教民之间的争讼，都由地方官公正办理，不得从中干预把持。在中国，对平民和教民本无歧视，秉公审讯办理，绝不会因为对方入教而有所偏颇。教士也应当严格遵守教规，不得偏袒教民，以致激起众怒。凡是品行不端的地痞流氓，不得一律滥收；如果已经犯罪的人投入教会作为护符，更应拒绝接收。这本是西方的教规，也是万国的公法，无论哪个洲、哪个国家，没有不是这样的。即使中西所订条约，也不允许教士干预诉讼。如果教士越权把持，激成事变，则罪责自负，不能归咎于地方官。这实在是民教水火不容的根源。如果趁此时机，反复申明，商定两全的善策，后患就可以杜绝，民教自然能够相安无事。否则，教民的势焰日益嚣张，平民的怨恨更加深重，一旦激变决堤，两败俱伤，这不仅对中国不利，对西方人也不利。为此恳请宫保大人，是否可以电咨全权大臣妥善商定，以消除祸端，恭候宪台裁夺。

两江总督刘批：据禀奏举行新政，必须以开启民智为最先，这确实是至当不易的道理。所陈述的设立学堂各节，都与本部堂的意思相符。另禀奏的教务一层，也颇有见解，候采纳斟酌办理。此缴。

停试借材说

章钧

停止科举考试十年，向各国借才，都是客腊条陈中的说法。现在再提出正本清源的说法，凡是所有兴学求治的方法，都从下往上传推行，似乎没有必要停试和借材了。然而不停试来兴学，那么兴学终究困难；不借材来求治，那么求治终究困难。为什么呢？想要指望人们学习实学，必须使人人先有向学之心。如果科举不停止而指望他们向学，那么人又怎肯实心向学呢？即使有了实学，而考官不懂实学，又由谁来识别提拔他们呢？所以只有停试十年，考官也追求实学，这样才不互相背离而能互相补充。而现在更有应当迅速停试的原因，是因为因教案而停试的地方，而且纷纷滋扰闹事。如果再不暂停，恐怕教案更容易发生，而祸患愈发不堪言说。这是停试万万不能再延缓的原因。

有人说，停试那么京官中能够得差事的人就没有出路了，不知道客腊条陈本来就有增加俸禄以及大学堂膏火奖赏来抵补。说俸禄奖赏没有款项，本来有裁减冗缺的方法来抵补；说士子没有出身，也有增设乡官的方法来抵补。况且只停十年吗？总之，只怕不去做，不怕没有方法。至于借材条陈中，并说花之安、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可用，也只是就他们所著的书而言，不是说任用他们的实际效果。然而最近观察山西教案的解决，而任用李提摩太的效果，就大大彰显而显著了。用他一人有效，那么其他人也可以知道了。

不止如此，观察古代：晋国任用贲王而战胜楚国，吴国任用狐庸而沟通华夏，越国任用范蠡而复仇，秦国任用百里奚而称霸；观察近代，仁庙（康熙帝）则任用了南怀仁、汤若望等人，显庙（咸丰帝）则任用了英将戈登；而近代的赫德、德璀琳等人，也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人才。其他如外省学堂局所中任用为教习的，像丁家立之类的人，尤其不止一人，只是可惜都小用了他们，而没有大用他们罢了。

译假如当初慎重地选拔人才并大力任用他们，那么甲午战争之前的那些战祸，怎么知道不会在暗中消弭于无形呢？既然已经暗中消弭于无形了，又怎么会有去年那样巨大的流血牺牲呢？况且，不谋求治理国家也就罢了，如果谋求治理，就必须先振兴教育。如果振兴教育却不停止科举考试，这就好比划船的人已经迎着风张开了帆，却仍然把大船系在岸边。一旦风势急促，船不是翻覆就是倾侧。即使停止了科举考试，却不借助人才，这就好比舵手和撑篙的工人都不具备，虽然能够顺风扬帆，一旦风势急促，船不是翻覆也是倾侧。如果因为不停止科举考试、不借助人才，而连教育也不振兴，这就好比把大船长久地系在岸边，却又疏于防范，引诱盗贼前来。即使盗贼只是杀害船上的人，掠夺财物，而不占有船只，时间久了，船体腐朽，虫子滋生，船自然会沉没。这难道不是极其令人悲哀的吗？这难道不是极其令人痛心的吗？然而如果能反过来做，那么只需停止科举考试、借助人才、振兴教育这三件事罢了。这样，学校中的人才就会层出不穷，远方国家的杰出人士也会一同前来。地位低下的，教化起初只在一个角落，但确实没有弊端不被革除的；地位尊贵的，政令统一，德行一致，也没有利益不被兴办的。将会看到贫穷的人一天比一天富裕，弱小的人一天比一天强大，天下就能长治久安了。

译说动

将声、光、热、电、风、云、雨露、霜雪相互摩擦激荡而形成地球，这叫做动力。将地球与月亮，以及金、水、火、木、土、天王、海王星以及无数小行星、无数彗星环绕太阳快速旋转，相互吸引而形成世界，这叫做动力。将这个世界中的日统行星与月亮环绕昴星快速旋转，数量多得如同恒河沙数，形成天河中的星圈，相互吸引而形成大千世界，这叫做动力。将这个大千世界中的昴星环绕太阳以及行星与月亮，乃至天河中的星圈，又各自有所环绕而快速旋转，数量多得如同恒河沙数，像星团、星林、星云、星气相互吸引而形成一个世界海，这叫做动力。假如太空中没有这种动力，那么世界海就会毁灭，而我们所在的这颗行星环绕太阳的世界，不知早已毁坏多少千万年了。由此说来，就没有什么事物是没有动力的，而没有动力又不本源于那数以百千万亿恒河沙计的世界自然的公理，而电、热、声、光尤其用来贯通无量无边的动力以发挥功用。小到人体，血液、神经、灵魂，其机制的精妙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否则就会耳聋目盲，麻木瘫痪，身体随之僵硬。再小到一滴水、一粒微尘，无不有千万微生物在其中浮动，否则空气就会因此而不灵验。大凡运动就能通达，通达就能仁爱，仁爱那么一切痛痒相关的事情自然不能用秦越人那样互不关心的态度去对待，而必然思考如何震荡疏通它，使之不断更新不止，这就是动力的根源。谭嗣同说：“日日更新的本原是什么？说是以太的动机罢了。”王船山深研《易经》，对于带有雷象的卦解说必定精微至极。《屯》卦之所以满盈，《豫》卦之所以奋起，《大壮》卦之所以强盛，《妄》卦之所以妄动，《复》卦之所以显现天心，《震》卦之所以不丧失匕鬯而再次陷入困境，没有不是由于“动”的。所以君子的学问恒常在于其动，吉凶悔吝都贞定在动上。《易经》抑制阴而扶持阳，那么柔阴与刚动是不同的。可悲啊，有老子出现，主张静而告诫动，主张柔而告诫刚，乡野之士供给稀粥、观察鸡猪而养育子孙以此自足，苟且活着，这固然是技艺精巧的人。哪里知道天子用这种术，士大夫用这种术，诸侯王用这种术，最终使得数千年来形成了看似忠信、看似廉洁、毫无可指责之处的乡愿。天下谈论学术，就说宁静；谈论治术，就说安静。处理事情不考虑是非，首先禁止变革；以躁妄好事的罪名，设立百般借口，由此废弛了。用人不问贤与不贤，而多方遏制；少年意气之论，兴起掌权，就都颓废暮气。进言的人被称作希望恩泽，考核功绩的人被称作显露才华抬高自己。既然糊名取士，却又狭隘其途径；既然按资历任用，却又严格其等级。财政上害怕开辟利源，军事上不崇尚朝气。他们朝夕孜孜不倦的，不过是每天压制四万万人的动力，以形成一定不移的乡愿格式。悲哀啊！那些西方人哀叹我们中国亡于静，说：“这是不痛不痒、顽钝无耻的。”梁启超说：“不通达就会堵塞，不前进就会后退，古今中外没有中间道路可以划分的道理。”孔子对颜渊说：“我只见他前进，没见他停止。”又说：“流逝的时光就像这河水一样，日夜不停。”曾子说：“把仁作为自己的责任，死而后已。”这都是圣贤救世度众生的大愿力，日日更新不止。所以悲悯其动的心，忙碌不安，足迹遍布九州。他们的动，也是他们看待柔静无为的宗旨，大概有大乘与小乘的区别。即使是佛教的教化，众人将佛老一并诋毁，然而其精义所在，说是威力，说是奋迅，说是勇猛，说是大无畏，说是大雄。概括这几个意义，甚至取象于狮子；而对于柔静无为者，则斥为顽空、断灭、九十六种外道。即使他们主张静的宗旨，也不过是为了完善其动而引导众生，与《大学》中以静生虑，太极中以静根动，是同样的智慧勇力，而且即静即动，本来没有对立可以命名。杨氏，是术老氏的人，其意专主于为我。孔子告诫“我”，而杨氏“为我”，这是仁与不仁的分判。然而今天下人营营于科举科目，孜孜于权利，在豆剖瓜分之日恐惧战栗，不过是一个“我”字横梗在胸臆；而对于一两个任侠之士，想联合君主联结大力，血泪孤心，商议更改庶政以拯救时艰，就必定以好管闲事多事来诋毁他们，以曲全其守旧不变的私利。这真是老杨的嫡派，孔孟的害虫，佛教的罪人。推演其柔静的祸害，足以戕害种族，毁灭世界有余了。可以为之太息痛恨的，哪有超过这个的呢？唐才常说：“西方人以动力横绝五洲，通商传教，觅地布种，这是其粗迹，其政学的精进不已，而且渐渐突过升平，无可惧怕，无可惊骇。于是天日日更新，地球运行，而产生了我们中国的动力。”梁启超

译说：“这固然不错。但就我所见，我们中国，别说精深的道理，连粗浅的道理都得不到。为什么呢？科举制度不改变，士人想行动，却被平庸浅陋的八股时文束缚；铁路不修筑，商人想行动，却被迟缓迂回的舟车束缚；机器不兴起，工匠想行动，却被笨拙粗糙的刀锯束缚；电化技术不讲究，农夫想行动，却被勤苦劳作的耒耜束缚。生一个人，就给他加一道束缚；束缚一个人，就是防备一种弊端。所以我听说西方人的言论，认为中国防备弊端的办法极其精密，即使他们千思万虑也达不到这种境地。他们的意思似乎带有讽刺，好像自苦于民智难以控制，反而羡慕我们中国。所以法国在越南，仍然用越南的法律来治理；俄国在朝鲜，仍然用朝鲜的法律来治理。他们并非对越南、朝鲜有什么偏爱，而是暗中采用我们中国防范百姓的旧智术来束缚他们，使他们不产生行动的动力。”

虽然如此，我特别奇怪的是，我们四万万百姓被士农工商的旧法所束缚，即使有人提着他们的耳朵，用天聪的力量开启他们的门扉让他们解脱，他们必定脸色愤怒，喧哗惊骇，说：“我安于我的束缚，为什么要舒展我的手脚，打破我的牢笼呢？”于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事情涉及求新，就产生阻力，法律打算稍作改变，必定多有业障。凡是少年意气，妄图更张，沽名钓誉等言论，不惜钳制海内豪侠任气之士，一同归于消灭。只有老杨柔静是我的门徒，可以尸位素餐，坐享老成持重的美名。唉！以全球极其热烈、极其膨胀、极其迅速，来更新其动力，而我们士大夫方面却粉饰墙壁，坐在漆室之中，丧失灵魂，躯壳如尸，悠悠忽忽度过一年。以正比例来推算，谁生谁灭，谁存谁亡，不用智者也知道。

现在的鸟，大鹏展翅九万里，乘着旋风而上；凤凰餐霞吸露，栖息在云霄之外；鷃雀则终身困在篱笆之中，成为箭靶。现在的兽，麒麟、驺虞往来于开化的国家，以彰显仁者；狮、象、狻猊纵横于万壑，虎豹慑服；羊、猪则终身被豢养在圈栏中，供人宰杀束缚。那么有动力与没有动力的存亡，可以用一句话决定了。

我又听公理学家说：“凡是生存的道理，其动力大而快的，劣等种族可以进化为良种。”其动力小而慢，或者没有动力的，则由文明人变为土著，再变为猿猴，最终生理灭绝，起初我不以为然。接着观察獞、黎、猓、猺等族，他们的饮食起居与猿猴没有区别，他们柔静无为，到老死也不相往来，他们距离生理灭绝，还有多远呢？那么怎么忍心让我们党聪明杰出之士，天天让他们静止、柔顺、愚昧，不毅然以慈悲的愿力，震荡他们的脑筋呢？

现在的压力之重，必定从专任君权开始。动力的产生，必定从参用民权开始。虽然如此，我看罗马的衰败，教皇依仗权力的私欲，残害平等的义理，宗旨荡然无存，于是路德的产生动力；法国世家横行，酷虐平民，惨无人道，于是拿破仑产生动力；英国人苛捐杂税，美国百姓不堪忍受，于是华盛顿产生动力；日本大将军掌权，君统民统不绝如缕，于是群藩烈士产生动力。这是以压力产生动力的例子，事情表面相反，实际上相互依存。

至于中国则不然，压力之重，既不如以前的欧美、日本，而柔静无为之毒已经很深，中心人于是压力和动力都浸淫其中，以至于两者都没有，形成今天不君权、不民权的天下。所以想要收回君权，必须像彼得、睦仁那样降低身份屈尊才能做到；想要民权，必须像德国、意大利、希腊那样联合民会才能做到。而且尤其必须先废除愚民、柔民的科举制度，首先奖励多事、喜事的豪杰，尽数网罗岩穴中勇敢任侠的志士仁人，以激发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的愤慨。不经历俾斯麦那样的艰难措置，而后动力的产生，国权的巩固，才可以谈论。

译论中国拘泥迂腐的儒生不足以谈论守旧。

南海陈继俨撰

海禁既然开放，外国的侵侮便随之紧迫，顺理成章发展到今天，台湾、澎湖失守，胶州湾被割让，旅顺、大连沦亡，威海卫被削减，铁路被迫在内地开通，外国军舰穿梭于边疆省份。于是忧国忧民的儒生，识时务的英才，无不认为变法是当今最紧要的事务。那些穿着方领衣服，习惯规矩步伐，主张尊王攘夷，言语中必定提到太平治理，讲求中国旧制的人，便纷纷起来争辩说：“如果按照你们所说，这是把神州大地夷狄化，这是率领圣人教化去保护夷狄，这是让四万万百姓披发左衽。我曾通晓先王的道理，《春秋》的道义，是攘除外患而尊崇内部；周公的功绩，是惩戒戎族而抵御狄人。更何况要舍弃旧的而去谋求新的呢？况且我们的官制并不坏，我们的科举制度并非不得当，我们的学校并非不适宜，我们的人心并非不可用。只是因为担任官职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考核士人的方法容易改变，读书的人追逐末节，上下因循守旧，缺乏廉耻，虚骄之气荡然成为风俗，才有导致这样的结果罢了。”陈继俨说：“这些拘泥迂腐的儒生，并不是真正能够守旧的人。必定能够守旧，然后才可以和他们谈论开新；更必定能够开新，然后才可以和他们谈论守旧。那些捋起袖子、振振有词，在天下大声呼喊而自认为守旧的人，好比今天边疆省份的士人，通商口岸的徒众，说着夷狄的语言，穿着西方的服饰，懵懵懂懂地以识时务的英才自居，而一旦探究其实质，则上不过充当彼中通事的用途，下可以充当洋行服役的人才。六经的宗旨，从未看过；《论语》一书，且当作柴火。他们不可以和他们谈论开新，这是肯定的。那些守旧的人与他们有什么不同呢？”

“现在试着问中国受病的地方以及积弊的原因是什么？革新是什么？革除旧弊，那些守旧的人能列举其要害吗？我知道他们一定不能。又试着问郡国的利弊，民生的困窘，吏治的颓败，哪些是适宜的？清理其源头哪些是适宜的？削弱其势力，那些守旧的人能举出纲领而陈述细节吗？我知道他们一定不能。”

“看他们的文章，则字字忠愤；听他们的议论，则言言痛哭；而问他们如何着手，考察他们的条理，则说是天心罢了，气运罢了，无可奈何罢了。唉，这不过是坐着等待灭亡的人罢了，哪里值得说守旧呢？”

“现在一成不变的人，难道不是说我们的五帝三王的遗风，先圣昔贤的训诫，二十四朝沿革的精华？仿效他们的法度可以治理百姓，师法他们的意旨可以强国，何必斤斤计较地效法西人呢？别人建造房屋，我们居住其中，这确实是通达治体的言论，本来没有容许置议的地方。然而坚持这种说法，更加不足以堵住他们的口而夺去他们的气。请说说我们合乎西法的地方：古代国家有大事，谋划及于庶民，文王治理岐地，与国人交往，《洪范》的占卜，三从二违，汉代设立的议郎、议大夫，这就是西方议院制度。古代制定国家用度，必定在年终，《周礼》中夫家六畜，详细记录，这就是西方预算的方法。古代天子巡幸，命令太史陈诗以观察民风，命令市官，即今天的商部大臣，接纳商人以观察百姓的好恶，这就是西方官报商部大臣的意思。古代刑罚犯人，众人共同抛弃，国人说可以，然后才杀他，这就是西方陪审的法律。古代百工居住在作坊，以完成他们的事，九经劝工，每日省察每月考核，这就是西方工部工厂的意义。古代君主对待臣下，卑贱者必定答拜，当扆而立，当宁而立，这就是西方接见臣下的礼仪。古代天子临轩讲学，骑士都学习《孝经》，宋代制度选试弓马，即附于程文，这就是西方当兵必须识字的制度。古代用兵，不俘虏头发斑白的老人，《春秋》的道义，厌恶开始灭国，厌恶火攻，厌恶夺取城邑，墨子有《非攻》篇，宋钘倡导寝兵之说，这就是西方弭兵大会。古代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选拔士人造就士人，循序渐进而升迁，这就是西方学校制度。古代与邻国交往有道，君命不受辱，专对之才，即用来通达政事，郑人子羽能知道四国的作为，汉武帝求才，以通达绝域的使者，这就是西方驻使的意义。其余各种政务，无不类似。唉！这不是我们中国的旧制，而是今天的善政吗？”

南海先生说：我甚怪中国儒者，因为六朝谈论老庄，于是连孔子之道中与老学相近的也去除了；见到宋明淫祀佛教，于是连孔子之道中与内典相合的也抛弃了；甘心做出割地弃民的举动，遂使广大无外的孔域，日渐削减。今天割五城，明天割十城，顺理成章发展到像黑子像弹丸一样，便不可以成为国家。继俨认为今天痛心疾首，以西法为诟病的，也是自割其地的人。理，是天下公理；法，是天下公法。没有中西之分，没有新旧之别。实行于彼，则为西法；施行于我，则为中法；得之于今日则为新法，征之于古昔则为旧法。我所固有的东西，一旦舍弃而抛弃它，全部给予别人。守旧的人难道是这样吗？假使说是守旧，守旧，那么五帝三王的遗风，先圣昔

译贤良的训诫，二十四朝沿革的精髓，难道不会全部丧失其旧制而无法自我坚守吗？

译我曾听说过日本的守旧党。在孝明天皇时期，德川家庆去世，德川家定继承将军之位。美国、英国、俄国用兵舰往来威胁，幕府与他们结盟并答应他们的要求。美国使节巴尔理士来请求觐见，并要求在江户设立公使馆，开放十个港口进行通商，否则就宣战。幕府害怕，随即与他们确定通商条约，即十四款条约。而荷兰、英国、法国、俄国也据此确定了草约。于是德川齐昭等人倡导攘夷，因此触怒幕府。德川家定去世，德川家茂继承将军之位。于是他们更加触怒幕府，于是发生了戊午年大狱，被处死的有一百多人，被下狱囚禁的也差不多这么多。到了后来，连伊东甲子太郎也被刺死于上朝途中，安藤信正也在坂下被刺伤肩膀。刺杀大老，攻打使馆，杀害朝廷大臣，在京城肆意横行，在朝堂议论纷纷。上京的有八十多个国家，倡导攘夷的大约有十几年，都是这些守旧党人做的。等到明治初年，天皇的权势尊崇了，幕府倾覆了。大将军归政，萨摩、长州、土佐三藩崛起。于是倡导维新政治，解除开港禁令，改变西方制度，改革旧习俗，更换服饰颜色，创造新技艺。进而争着派遣藩士出国留学。进而请求开设府县民政的社会，上下一心，反对前朝政治。唉！这不还是那些守旧党吗？而前后相差如此之大，这就是他们被称为守旧党的原因。如今强大的邻居逼近了，国家势单力薄了，瓜分已成定局，沦为奴隶的日子到了，割让口岸，分割铁路，这是亡国。奴役人民，把持官讼，这是亡种。残毁先圣的遗像，挖去先贤的双目，这是亡教。时局如此，大势如此，最终没听说有扼腕怒目，扬眉拍腿，在时局上发表议论，保全危亡局势，像日本所谓守旧党那样的人。难道西方的强大不足以抵挡，是因为我们弱吗？西方的智慧不足以抵挡，是因为我们愚昧吗？西方的君主不足以抵挡，是因为我们分散吗？如果说无权无勇，怎么补救危亡？厨师虽然不治理厨房，司祝也不能越权代替他。然而据我所知，天下兴亡，匹夫虽贱，也有责任。人人都认为要亡国，那么拯救天下就不难了。人人都认为能生存，那么毁灭天下也不难了。为什么却昏昏沉沉长睡，战战兢兢，在危险的帷幕下筑巢而不害怕，在沸腾的鼎中游荡而不知道呢。那么今天的所谓守旧者，怎么做才可以呢？回答说：首先去掉自私自利之心，不要认为朝廷一旦全部改成新法，那么自己积累几十年所学的技能学问就没有用处，于是群起而阻止。接着效仿别人可行可法的政治，不要认为那是远方的异端邪说。于是夜郎自大，竟然不屑一顾。最后考察我们政治的得失，用西方制度的利弊来验证，采取他们的法律实行我们的意图，采取他们的意图实行我们的法律，研究它，学习它，磨练它，不要认为国运天心无可奈何。于是就置之不理。按照这个去做，君主在上面讲，百姓在下面讲，一年三个月，一定会有可观的效果。即使不幸那些狡猾想开启战端的人，不再给予时间；我们幡然改变计划的人，没有地方施展才能。但是大事虽然失去，人心更加坚定。波兰的奴隶，不及轩辕的后代；秦始皇的火，不烧诗礼的篇章。光大我们的教宗，倡导我们的民义，神明的后裔，淑秀的百姓，完备的教化，华美的地域，或许有依赖。如果深蔽固拒，自安其陋，恐怕四千余万方里的旧国别隶版图，四百余兆的旧种沦为奴仆，而改制的意义，范围天下古今的旧教，也将冥冥中以沦胥。守旧者难道能推卸责任吗？《诗经》说：“周虽然是旧邦，它的使命在于革新。”《礼记》说：“作新民，通乎新民之道，作其维新之。”群策，群力，奠定我们的旧邦，这就是守旧者吗？这就是守旧者吗？

说通[篇一]

番禺黎祖健撰

孟子说：道只有两种，仁与不仁而已。我却说：国家的废兴存亡，也有两种道，通与不通而已。通则开，开则明，通则达，可以知道古今，俯瞰中外，穷尽物理，洞察人情。譬如处在华堂，张开千门而立万户，点缀以明月夜光之珠，毫芥之微，无不照亮。不通则塞，塞则闭，闭则暗，暗则盲，一物无睹，一步不行，如同禁锢在深邃的房间，关闭门窗，看不到天日，只有昏昏沉沉，听默目咍，像痴人醉梦一样。所以通与塞，是智愚的轨辙，而为治乱的枢纽，这是公理之所莫能改变的。现在太阳没有热力以通于地面，那么九州沉暗，万物焦竭，而人类灭绝。地球没有拒力以通于日轮，那么灵曜吸摄，四游纷乱，大千世界烧为灰尘。一身之中，肺以吸

译行走于大地之上，大概没有谁能到达尽头。如果有铁路，七天就能环绕地球一周了。至于水路，浑浊浩瀚，望不到边际，即使是巨大的船只，也只能随波逐流，纵有哥伦布那样的雄心，也无法乘风破浪。如果有轮船，那么五大洲就仿佛近在咫尺了。所以我说道：通达是万物的普遍规律。请用人世间的道理来说明，想要达到通达，首先要开启智慧。想要开启智慧，首先要在于读书。怎么证明这一点呢？人类是否聪明，取决于其脑髓的丰盈或贫乏。所以人一旦思考，必定抬头向上看，好像反过来向大脑询问一样，思考而有所得，无异于灵秀的大脑以此相告。思考而不得，便又反过来向书本寻求。因此，书是天下公共的大脑。以中国为例，妇女没有受教育，号称极其愚昧，所以稍微能识字的人，比不识字的人通达；能写八股文和试帖诗的人，比仅能识字的人通达；研习经史、词章、掌故的人，比写八股文和试帖诗的人通达；能通晓古今、了解中外，谈论经世致用、穷究物理的人，比研习经史、词章、掌故的人通达。所以读书越广博，学问越通达。反之则被称为孤陋寡闻。因此，孔子如果不采纳一百二十国的典籍，就无法写成《春秋》；释迦牟尼如果不读山基亚、越蛤、巴旦、照理、费大四等书籍，就无法证得正觉；司马迁如果不世代掌管官府典籍，就无法成为良史；刘向如果不校勘天禄阁的图书，就无法成为大儒。那些世上被称为野蛮人、生番、狺猺、狌狒、水手、红皮土番、费雅喀、黑奴、猣色人的人，难道仅仅是天性与人不同吗？也是因为缺乏学问来通达的缘故啊。智慧与愚昧的区别，通达与闭塞的根源，大抵如此。现在，国家是由人聚集而成的。百姓没有通达的学问，朝廷就很少有通达的人才。想要振兴水师，却一艘军舰都不能自己制造，枪炮从外国购买，即使船坚炮利，但驾驶技术不熟练，不熟悉风涛沙线，遇到敌人仓促应对，望风溃逃，这跟没有水师是一样的。想要振兴陆军，却没有医生来检查士兵体质的强弱，没有算学来测算抛物线的准头，而且军事学问不讲求，地理不熟悉，阵法不精通，乌合之众随意招募，毫无节制，于是不得不聘请洋员作为教官。至于开矿，是天地的自然之利，但通晓矿学的人没有，不得不聘请洋人作为矿师。海关税收，是每年收入的大宗，也是中国的命脉，但通晓理财学问的人没有，不得不借助洋员之手，有太阿倒持的危险了。不通化学，农民就不懂得种植的适宜方法；不通力学，工匠就不懂得制造的道理；不通种植，物产就稀少；不通制造，器物就粗劣，而商务也因此衰败了。又没有铁路来供应转运，没有公司来聚集资本，没有银行来雄厚财力，没有兵船来提供护卫，没有电报来传递信息，即使物产丰富，制造精巧，拿着这些与西方商人相遇，没有不立刻失败的。所以那些一知半解的人看到这些，动不动就说：“我们中国闭关自守，不与洋人交往，那么我行我的法，就可以没有今天的祸患。”唉，说这种话的人，还是有着蓬草般狭隘的心胸啊。

译说通篇二

番禺黎祖健撰

天下由闭塞而通达，是事理如此，也是形势使然。中国夏、商、周三代时期，大禹在涂山会合诸侯，手持玉帛朝见的国家有万国之多。周武王在孟津誓师，不期而会合的国家有八百之多。由此推想三代以前，国家的数量必定达到数万。那么尧舜也不过像土司中的豪强首领罢了。孔子和墨子改制，都假托古代的尧舜，但所说的内容各不相同。韩非在《显学篇》中能说明这一点。从周朝以后，国家仍以百计数。到秦朝才开始实行孔子大一统的制度，因此用《春秋》三世义例来衡量：远古时代国家越多，上古时代国家逐渐减少，近古时代则统一。国家越多，界限隔阂的观念就越深；逐渐减少，界限隔阂的观念就逐渐消解；直到统一，则天下臣民奉行一个人的正朔，都听从一个人的号令。往日争夺城池土地，杀人遍野，都是因为有国界在促使他们。试问统一之后，有南方省份的总督与北方省份的总督交战的情况吗？有东方省份的巡抚与西方省份的巡抚结仇杀伐的情况吗？即使非常愚昧的人，都知道这必定不会发生。所以《礼运》中关于小康社会的描述说：“大人世袭作为礼制，修筑城郭沟池用来巩固”，这是针对有国界的情况而言的。孟子传承孔子大同之学，他说：“限制人民不靠疆界的界限，巩固国家不靠山河的险阻，威震天下不靠兵甲的锋利”，这是打破国界而从大一统的角度而言的。所以我说道：天下由闭塞而通达，是事理如此，形势使然。试问在当今世界，五洲万国，门户敞开，铁路电线，瞬息千里，欧美如同对门邻居，非墨家所比喻的亲近。小小的中国，地处远东，还想闭关绝市，划定疆界自我防守，不与外人交往。用事理来衡量，用形势来揣度，能行吗？不能行吗？所以中国在当今世界，不得不与外人交往，事理本来就是这样。而西方人想要与中国交往，其形势更是如此。因为欧洲国家多土地少，都有开拓土地、安置民众的想法，并且借此推广商务。南洋诸岛如婆罗洲、格罗巴、小吕宋等国，被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开辟。澳洲全境被西班牙人墨瓦兰占据，荷兰人开垦而法国人夺取，随后放弃而英国人占据。北美洲被西班牙人哥伦布发现，荷兰、法国随后而至，后来也被并入英国人华盛顿占据并建立国家。而非洲全境也已被各国瓜分。由此看来，五洲大地，大概没有不留下欧洲人车辙的地方了。只有中国地处远东，是自古声威显赫、文物昌盛的国家。土地肥沃，人口众多，这本来是商务中的一大销售市场。西方人以推广商务为目的，所以起初，英、法等国胁迫我国不过是为了开埠通商。自从甲午战争后，各国产生野心，竞相倡导瓜分中国的议论，这也是我国不自振作所引发的。但总之，各国想要与中国交往，也是形势所迫不得不然。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顺应这种形势并加以引导。昔日日耳曼各邦散处欧洲，被各国蚕食。嘉庆二十五年，各国会议订立互相保护的条约，尊奥地利为盟主，各国才稍得安宁。到同治六年，又订立合盟新章，联合三十多个邦国听命于普鲁士的号令，至今成为欧洲霸国。这也是由闭塞而通达的明显效果。日本区区三座岛屿，屡次被英、法、美骚扰，执政大臣视欧洲人如仇敌，主张锁国。等到睦仁君臣一心变法，废除封建改为郡县，开放关口互通贸易，效法西方，欧洲人至今侧目，不敢正视。那么强弱的原因，通塞的根源，大概可以知道了。拥有天下的人，没有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的。想要国家强大，必须先使人民强大。想要人民强大，必须先使人民的才能和智慧强大。而我国人民才能智慧的强大，又不是统治者的利益所在。于是不得不寻求堵塞的方法。堵塞他们的心思，使他们没有智慧；堵塞他们的耳目，使他们没有见闻；堵塞他们的口舌，使他们不敢谈论天下大事。这种手段积累百数十年才形成，这种用心经过千万次思虑才确定。秦始皇、明太祖狠心毒虑，自以为独得老子愚民的秘密。虽然如此，我们寻求堵塞人民的方法，唯恐时间不够，方法不善；而别人寻求通达人民的方法，也唯恐时间不够，方法不善。起点既然不同，一个励精图治，一个励精图乱。他们立国强弱的差距，远到无法估量。所以持堵塞之术与通达之术相遇，没有不立刻失败的。好比师旷失明却想与离娄比视力，晋悼公的痴兄却想与输翟比技巧，胜负优劣的定数，无需智者就能决定了。因此堵塞人民的人，恰恰是自我堵塞罢了。看秦国二世而亡，明思宗自杀，爱女嘱托说：“希望世世代代子孙不要生在帝王家。”唉！这与私天下者的初心相反，难道不后悔自己劳心费力却日益拙劣吗？

弱为六极之一说总论

番禺黎祖健撰

孟子说：“小国役使大国，弱国役使强国，这两者是天命。顺从天命的生存，逆反天命灭亡，这话多么可悲啊！”那么国家的祸患，小国和弱国，上天就必定要灭亡它们吗？

译然而我认为，国家的大小，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呢？真正值得担忧的，是安于软弱而不谋求自强罢了。从前英国凭借区区三座岛屿，统治全球；日本凭借微小的岛国，称雄东亚。其余像瑞士、荷兰、比利时、葡萄牙，凭借弹丸之地，夹在欧洲强国之间，各国曾不敢轻视。土耳其凭借横跨三大洲的广阔土地，被俄国蚕食；印度凭借数千里的海疆，却臣服于英国；中国凭借三百六十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四亿人口，却被英国侮辱，被法国欺侮，被德国凌逼，被日本挫败。那么将瑞士、荷兰、比利时、葡萄牙等国与中国、印度、土耳其比较疆域大小的数量，不用等待智者就能分辨清楚了。然而一个卓然能够自立，一个颓然无法自存，难道不是强弱的原因造成的吗？《洪范》列举六种极端情况，而以“弱”排在最后，这难道不是明显的警戒吗？《易经》说：“天体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强不息。”皋陶陈述九种德行说：“刚强而充实，强盛而合乎道义。”《中庸》列举十六种德行说：“发扬刚强坚毅”，又说：“多么强盛矫健，保持中正而不偏倚。”《春秋》多因鲁国的软弱而感到羞耻，并深深忌讳它。《诗经》说：“上天正在震怒，不要做柔顺谄媚之人。”解说者说：“夸毗，是体态柔弱的人。”考察各国情况就像那样，查考经传记载就像这样，有国家的人怎么可以不谋求自强呢？那么值此之际，拥有国家而想要保全国体、洗雪国耻、收回利权、保卫人民、保护疆土、收复失地、振兴宗教、转祸为福、转败为功，难道不是先要由弱转强吗？美国在1756年以前，臣属于英国，受困于重税，是天下最弱的国家。华盛顿动员全美人民，鼓舞他们百折不挠的气概，抵抗英国而自立，现在则财富冠绝地球，欧洲人视其为乐土，开辟了新世界。日本三十年以前，闭关自守，是亚洲弱小的国家。当时美国骚扰其下田，随即进入贺田；俄国攻打其大津，随即攻破唐太；英国袭击其云舍官，随即攻陷长崎。其大臣西乡隆盛、三条实等人倡导勤王攘夷之说，奋发图强，直到今天而跻身于文明之治，列为二等强国。当中国嘉庆十一年时，法国割去普鲁士国土的一半，限制其军队数额，奴役其人民，直到同治九年，宰相俾斯麦、大将军毛特克两人联合日耳曼各邦而使之强大，于是与法国作战，一败于莱茵河，再败于色当，俘虏其君主于色当，而流放于加塞尔。直到今天而赫然称霸于欧洲西部。法国被普鲁士打败，割让两省土地，赔偿军费高达五千兆法郎，国家的危亡指日可待。爹亚描绘法军惨死的情景，德国人屠戮的残忍，以激发民气民心，国家因此复兴。俄国被蒙古打败，边界百爵部臣仆般侍奉，忒菲尔、伊凡第三等君王恐惧屏息，不敢行动。自从法国人富雷卜德用军事机械文字训练彼得，彼得于是雇佣于荷兰的晒带买船厂，更四处游历欧洲，聘请通晓时务的人，授予他们政事，国俗日益强大。直到今天，英国、德国、法国，都惴惴不安地仰视其鼻息。那么由弱转强，在于有志者自我努力罢了。痛心啊！中国积弱已久。中国的积弱，中国人起初自己不知道，英国人知道了，于是有了庚申之役；法国人知道了，于是有了甲申之役；日本人知道了，于是有了甲午之役。如今胶州之役又告发了。乃至琉球、缅甸、越南、高丽、台湾逐渐沦丧灭亡，交涉案件授人以柄，瓜分的条约在异族中公开宣扬，燎原之火在眉睫间炽盛，危亡之势比累卵还危险。然而却沉默不语，昏暗昏愦如故，上下酣畅嬉戏如同庆祝太平，不曾听说改弦更张，赫然奋发以自我振兴，这真是令人长叹啊。难者说：中国是文教礼义之邦，舍弃武备而谈论文事，这就被认为是弱罢了。然而火攻夺取城池，是春秋时期所痛恨的；战争凶险危险，是圣王所警戒的。如你所说，那么必须能毁灭别人的国家，摧毁别人的社稷，俘虏别人的百姓，杀害别人的军队，这才叫做强吗？回答说：我所说的强弱，不是以战争来衡量强弱的。美国常备兵不过两万，战舰不到二十艘，而欧洲人不敢轻视。列邦交涉必定以最优待的方式对待它，大概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它所以致强的根本自有所在。现在中国不仅国势孱弱而已，说到教育则弱，说到种族则弱，说到士气则弱，说到军队则弱，说到农业则弱，说到工业则弱，说到商业则弱，弱本来就不能抵挡强。孟子所说的天理，俄国逼迫于北，日本窥伺于东，英国俯瞰于西，法国凝视于南。德国则欲望迫切，乘间发难，这是我私下为中国担忧的。那些用来振作一国士气，维持一国人心，激励一国风俗的，没有比教育更重要的了。如果中国的教育，已经衰弱了。孔子承受天命而为素王，以匹夫之身而定百代之制度，他对于天

译天、人、人事的道理，条理纷繁复杂，根本与枝节兼收并蓄，精微与粗显全都列举，自从地球上的各位教主出现以来，没有像这样完美完备的。然而《易》卦中的“伤”与“未济”，大道最终走向穷尽。第一次被少正卯扰乱，《论衡》记载孔子与少正卯都在鲁国教授学生。孔子的门徒三次满员又三次空虚，只有颜回没有离开。第二次被杨朱、墨子扰乱，战国诸子都与孔子争夺教化，墨家学说尤其兴盛。第三次被名家、法家扰乱，如公孙龙、申不害、韩非之类的人。第四次被老子、庄子扰乱，晋人崇尚清谈。第五次被佛法扰乱，六朝至隋唐时期迷信佛教。第六次被基督教、伊斯兰教扰乱，这些都是来自儒教外部的扰乱，实际上是儒教走向衰弱的根源。最不幸的是，孔子的大同学说，除了颜回、子游之外，只有孟子能够传承；小康之学，曾子、仲弓以下，只有荀子能够传承。孟子的学说，仅有乐正氏这一派儒者，见于《荀子·非十二子篇》，其道统不显赫，传承逐渐丧失。荀子的门徒著作遍布天下，见于《吕氏春秋》，李斯、申公、浮邱伯等人，都是他的门人弟子。秦汉以来两千多年，都实行孔子的小康制度，有时符合有时不符合，而大同之治从未听闻。这就像嫡长子缺乏继承人，由庶子继承宗祧，教化不能光大根本，谈论无不由此出发，这是儒教走向衰弱的原因之一。

译孔子创制六经，作为后世君王的法则。自从贼人刘歆出现，夺取了孔子的地位，把它给了周公。到了后来的儒者章学诚，有“集大成者是周公而不是孔子”的话，并且凭借校勘书籍的权力，窜改《春秋》经，来蒙蔽天下。而后世的人不知道，不再把孔子尊为开物成务的大教主，只把孔子当作删订纂修的儒者罢了。这是儒教变得衰弱的第二个原因。然而汉代儒者墨守一经，最重视家法，今文经与古文经，像炭火一样不相容，像参星和商星一样不相谋。所以龚胜、师丹、公孙禄、范升、何修等儒者，还极力攻击伪经，而哀帝、光武帝不敢把《左氏传》、《毛诗》、《逸礼》立为学官。刘歆的鼠辈伎俩已经穷尽，无处施展他的巧诈，不久就应当像烈日升空，百魔消灭一样。于是高密人郑玄凭借他的广博学问、高尚品行、奇特节操、长寿高龄，恰逢汉朝衰微、经籍之道衰息，揉合今文古文，而实际上挟持伪古文的传承来推行，于是使得兰芷与萧艾、薰草与莸草不分，荆山璞玉与碔砆石头、真品与赝品无法辨别。这是儒教变得衰弱的第三个原因。永嘉之乱，典籍沦亡。从六朝隋唐以来，词章代替了正统，孔子的道不绝如缕。河汾、昌黎大声宣扬义理，开创了宋学的先河。高平、庐陵、泰山、安定的人接踵而起，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发挥光大，到朱熹而集大成。陆九渊、杨简指点直截，实际上是姚江心学的远祖。孔子的学问到这里虽然号称中兴，而各位儒者所发挥的不过是四书的义理，而对于素王改制的意义、经纬伦常的大概呢，没有听说过。至于各位儒者斤斤自守，以独善其身为宗旨，以思出其位为戒，用九年的苦功来学习不妄语，用三十年的省察来治理一矜，用二十年的存养来治理一怒。用这些来检束自身还觉得来不及，举足都是危险境地，像刘戢山、薛河东、吴康斋、李安溪之类的人，越鞭辟越笃谨，越笃谨越矜持，越矜持越收敛，正像面对墙壁站立，与深山的木石一同死去。凡是古人英毅任烈的风气，一扫而空。这是宋学的末流，而儒教变得衰弱的第四个原因。到了今天，儒教更加不可问了。自从明代朱元璋用八股文考试士人，把天下人的聪明材力都桎梏起来。读四书就以为是他日应试的题目，读五经就以为是做八股文的典料。精于考据的人匍匐在马融、郑玄的胯下，谈理学的拾取程朱的唾余，工于词章的惊叹徐陵、庾信为天人，奉《楚辞》《文选》为鸿宝。更有嚣嚣然穿着夷狄的衣服，以西学自鸣得意。二十六字母，田各能上口；加减乘除的笔算，初学问津，于是以揶揄孔孟为得计，以诋毁六经为高谈。像这类人，他们对于儒教是怎样的呢？至于习非成是，举国若狂，有能够任大道以表章孔子之学为主的人，反而不免于流俗狂唁的口诛笔伐。这是儒教变得衰弱的第五个原因。回教之所以盛行，穆罕默德挟持兵力来威吓人，不从的就杀他，像杀羊猪一样，所以号召之间，跟随他的有百数十万人，他的教骤然强大。孔子则以仁为本，以义为断，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而得到天下，都不做。礼问来学，不问往教，不像回教那样以兵力相挟。基督教已经遍布全球了。然而耶稣的徒众，迫于犹太弟子十二人，死了十一人，那一个人还百折不挠，以传教自任。到保罗以私淑之徒，大张教旨，赴湯蹈火，有墨翟的风范。到今天他的教大行，是因为西昔日艰难困迫，侧身无所，经历千百劫而不磨灭。而中土之士，每天挟持高头讲章、八股摺策，伏在案上苦勤，穷年矻矻，即使不知道八星，不认识五洲，便以为尽了儒者的能事。那么被外教侮辱，不有原因吗？这是儒教变得衰弱的第六个原因。西方人说中国是半教之国，起初好像很诧异他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可诧异的。现在试问含齿戴发四亿民众，有终身奉祀孔子的吗？没有。其余两亿妇女，则供奉大慈大悲的观世音。武夫直到商贾，则崇奉汉臣关羽。彬彬士夫、侁侁学士，则奉祭祀虚的文昌、乌有的魁星。其他如土木的偶像，充斥于里闾；巫觋以及僧尼，皈依于佛老；而孔子的庙，非府县学宫不得建立。士人在释菜的日子，一拜谒而已，平时则锁钥而幽闭之。进入他的庙的人，只看见蛛网封棂，灰尘积寸而已。基督教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拜独一的人，而一切祭祀都毁掉，所以他们的教独尊。至于孔子的地位，一被文昌夺，再被魁星夺，三被关羽夺，四被观世音夺，五被一切土木居士夺。这是儒教变得衰弱的第七个原因。为什么说种族衰弱呢？大地既然划分为五洲，而人类也界限为五种：叫中国蒙古人，叫高加索人，叫阿非利加人，叫马来人，叫亚美利加土人。以肤色辨别，则所谓白人、黄人、黑人

译（黄种人、）木人、红人就是如此。黄种和白种这两类都智慧圆满、沉着坚毅且有所作为，我们中国属于黄种。我们是伏羲、轩辕等圣王的后裔，汇聚了神州大地的英才与美好，凡是长有牙齿、头顶头发的人类，号称有四亿之多。然而却畏缩怯懦、疲惫衰弱、昏庸懦弱，国家大病如同严重萎缩，人们如同行尸走肉，灵魂被禁锢、心志已死。像这样，国家怎么能立足呢？如果缠足的陋习不革除，那么母体的元气就虚弱；如果卫生的道理不明了，那么身体就虚弱；如果医学不讲究，那么寿命就短促；如果智识之学不开展，那么大脑的根基就薄弱。起点既然就有偏差，由此引发的细微之处就会混乱，错误的传统代代相传，没有尽头。作为神明后裔、圣贤族群的我们，难道不会沦落成为红人、黑人、木色人，而与瑶族、壮族等未开化的部族等同吗？这难道不令人痛心吗！

译《戴记》中记载贾谊关于胎教的言论说：王后怀孕七个月时，便迁居到安静的房间，太史拿着铜器站在门左边，太宰拿着量器站在门右边。声音如果不是合乎礼制的音乐，太师就收藏琴而不弹奏；食物如果不是正当的味道，太宰就靠着量器而不进献。这确实是先圣孔子的精微言论，深入探究人类繁衍的根本，大概也就是《春秋》确立元年的意义，《易纬》所说“端正根本，万事就能条理”，也是这个宗旨。美国学者亨利·乌特说：“因此，子孙是祖宗千万年心念向往所化成的有形之体。所以自身的高矮粗细、聪明愚笨、强弱，原本是由远古无数代祖宗所传承的心念以及后天的几分因素决定的，则依靠本人心中所存念想而成。这难道不是《内经》所说的‘慧种生圣，痴种生狂’的道理吗？”因此，胎教是中外共同的道理，贤人圣者同心认同的准则。这个道理实行，那么人依托父母身体出生，元气本质既纯净，又具有宿慧，稍加培养，引导其善根，全国士人都可以成为圣贤豪杰。国家所依赖而存在的，是民众。没有全国都是圣贤豪杰却还担忧国家贫弱的事，所以胎教实在是强种强国的无上良策。现在中国不讲究妇学，缄口不言、缠足等于残害民众，扶阳抑阴视女性为玩物，不认识一个字就大义不明，禁锢在深室中见闻有限，因此心量狭隘琐碎，追求见识议论不超出闺房门户之间，眼光心力不出尺布斗粟之内。这样母亲的教育可想而知，哪里还谈得上胎教呢？又用缠足重重困害她们，肢体已经残损，血气壅塞闭塞，子女禀受母亲的气，能强壮实实的有几个？皇家没有缠足的习俗，长大又习惯于骑射，所以满洲氏族多躯干雄伟的人，可以作为明证，而内地却不是这样，这是导致虚弱的原因一。人所依赖以生存的，是氧气吗？所以西方人居住的房屋必定开通窗户，广泛种植树木，借此吸收氧气。人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草木呼出氧气，吸入二氧化碳，互相作用。如果居室不通空气，即使粮食不缺，人也会死。见解见于《博物新编》，又《格致汇编》说：常人每分钟呼吸二十次，一次大约需要新气四十立方寸，每分钟呼出恶气共有八百立方寸，合适的房间每人应配备空气六百立方尺。中国人不懂卫生之道，房屋深邃密闭，氧气供应不足，渠道不洁，二氧化碳熏灼，实在是致病的根源。而且饮食不事考究，节俭的人只求饱腹，贪婪的人务必放纵肥甘厚味。什么东西易于消化，什么东西多含某种物质？如淡质能减少全身的热，土性土质类物质能使躯壳变硬之类，茫然无所考察。西方人在饮食之道上，必定尽心研究，仔细查考养身的材料，何者最为合适，一一试验明确，然后刊登在官报上，颁发给饮食公司，让全国都知道，而后人人都明白养生之道。所以西方国家近年来，每年死亡的人数逐渐减少六分之一，这是明显的效果。中国地广人稠，因为居室的封闭，饮食的不适宜，因此致病而丧命的人，一年不知有多少。虽然说人口有四万万，难道值得依赖吗？这是导致虚弱的原因二。地面万物的生长，都依赖太阳的热力。而地球绕着太阳转，越绕越远，久而久之，太阳的热力既微弱，那么万物的生长也微弱，而人类繁殖逐渐增多。地面所产的东西，不足以供给生人的使用，而造物主的技艺穷尽。此时地球已进入太平之世，天下没有其他学问，只有医学。那时必定有医道大教主出现，深入探究格致之理，化学之奥妙，可以不依赖谷物肉食而能延年益寿的人。《戴记》有言：“食气者神明而寿，不食者不死而神。”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吧？因此，医学是仁圣的至高之术，文明的极致轨迹，辅助天地赞化育，孕育万物，是君羊学中最精微的。现在暂且不谈论这些，然而人依托父母身体出生，风雨寒暑的侵袭，七情六欲的感应，饮食起居的不节制，内因外因都成为疾病的媒介。疾病既成，不得不委心托命于医生之手。因此中西医学各有擅长，中国药品多用草木，西医多用金石。而中国物产有二十六万种之多，药品远胜于西欧。以药品论，中国的长处也。又中国古方都是上古神圣所传，试验辄有效，这也是中医的长处。至于全体之学，扎割之法，有回光镜代替哥罗多法，医罗所创，治外科不用迷药，而是用各色小回光镜频频转动，观看者迷眩而睡，用施割治之法。有用曷格司射光照脏腑，见时务报三十八册。又明于化学，达于生理学，这些都是西医的长处，而中医所不能及的。过去神农皇帝、雷岐、卢扁，圣神创立法则，贤哲遵守，都足以起死人而肉白骨。无奈近世以来，学无专科，士人鄙视为贱役，那些号称国手的，都是昔日学书不成，弃而从事此业的人。怎么能不把人命当儿戏

译这是戏言吗？人的诞生，是天地所钟爱孕育，国家所培养，父母所怀抱保护，兄弟妻子所寄托希望，一旦死于庸医之手，天下人握腕痛心却无可奈何，哪有比这更大的事呢？这就是徐洄溪所说，人死于疾病的，十个人中只有两三个，死于庸医的，十个人中常有五六个。粗略估计中国之大，一年之中，因误服药物而死的，应当数以万计，他们的无辜还有谁更甚呢？这是导致国力衰弱的第三个原因。中国以人口众多著称于五大洲，然而将妇女等同于玩物，就已经减少了人口的一半。那些男子，都能明晓道理通晓技艺，拥有深厚的学问和雅致的才华，这两万人，还足以横绝海内。然而人的智愚，取决于脑髓的丰盈或贫乏。植物没有脑气，所以没有知觉。禽兽横着生长，有尾巴分散脑气，所以虽然有知觉但很少通灵。只有清醒的猕猴，直立行走与人没有太大差异，在兽类中最为灵警，但脑的角度与人类相差甚远。西方人测量脑度的多少，来区分智愚。大智慧的人，一百多度；中等智慧的大约在八九十度之间；下愚的人仅有六十多度；灵兽大约五十多度；犬羊之类则三十多度；下至鳞介类则没有度数。人类之中，只有欧亚黄白两种人的脑髓最丰盈，所以质性明慧，在众生中冠绝同类。然而白人善于用脑，所以能测量天地，穷究物理，巧夺造化，竞相开创各种新学，开辟宇内的大观。黄人不善于用脑，所以七岁的孩子穿衣上学，就教给他们无形无影的性命理气天民，大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脑根未动，灵窍未开，传授者和接受者格格不入，每天从事鞭打惩罚，如同驾驭囚徒，只足以损伤他们的脑壳，闭塞他们的心窍罢了。等到十六岁，精通知识逐渐开启，又教给他们枯燥割截的小题，耗尽精力，拼命相搏，求之愈深，懵然愈甚，性灵禁锢，惘惘若迷，终其一生成为愚夫，瞥儒侥幸者，苟且考取科第，无害以至于公卿；不幸者，穷老尽气，躲藏在窗下，与麋鹿一同死去。混混裸虫，莽莽众生，虽然十倍于我国之地，百倍于我国之民，怎么能不俯首帖耳，魂夺气结，甘心做欧洲人的奴隶呢？这是导致国力衰弱的第四个原因。白种人的强大，地处欧洲，占据地球的上游，他们从上天接受的形体已经足够，男女平等，没有缠足的制度，而且婚嫁多在壮年，他们从父母禀受的形体已经足够，妇学既开，虽然在孩提时期，久习母教，七岁入学，伏案诵读，仍然练习体操，弱冠以来，筋力方壮，没有室家的拖累，则操业易成，没有床笫的私欲，则元神不耗，而且明于行口，生谙于格致，居处飲食，考察合宜，医生凭国家执照为依据，则无学究滥竽充数，工人有每日休息之时，不至于长年作苦，接生必以医士，则胎產无危险之事，诸学根于笔算，则靈機以漸引而長，彼族之强，无不由此，而我们民众却自戕其形躯，缚其手足，禁锢其智虑，梏其聪明，却想与白种人较权量力，这无异于瘫痿病夫，张开空拳去殴打贲育，没有不先自己倒下的！有天下之责的人，何不思考强种之道呢？

译广东总督陶制军回复广学会李提摩太的信说：

“久闻大教士的名声，因宗教背景不同，未能一见。每次阅读您翻译撰写的书籍，那些新颖的道理和精妙的言辞，我确实略知一二。以大教士怜悯我国之心，不远数万里而来，希望我四万万同胞在德、智、力三方面都能进步改良，从而跻身于文明的最高境界，这种宏大的愿力，自贵教传入中国以来未曾有过。并非马礼逊、孙德伟、马若瑟等人所能达到。大教士昔日在齐鲁一带传道，声名显赫，等到来到上海，规模更加宏大，又翻译了一百多种书籍，风行于二十一个行省。凡是西方国家的政治、教学、技艺，我国士人得以窥见门径的，都是大教士开启的。虽然如此，这并非大教士一人的功劳。贵教视人如己，其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因为以创立教义的心为心，所以收效深远，不是自私自利者所能同日而语的。假使欧美各国的教士在中国传教，人人都有这样的苦心毅力，那么造福中国的人何止无穷？如今承蒙您不弃，从远方寄来书信，对我的奖许非常厚重，期望非常深切。我自忖浅陋，惭愧不敢当。承蒙赐赠《万国通史前编》，翻阅一遍，对欧洲、非洲两洲政治教化的本源，种族学问的起源有了恍然领悟，以古证今，确实是学者不可不读的书。其中正编和后编二编最实用，不知何日成书，尤其希望先看到前者。《译书要义》以及《速兴新学条例》，条理清晰且发挥透彻，《译书要义》尤为深刻透彻，如果能按照这个去做，几年之后，中国的译本将大有可观。现在和议已经确定，学校即将兴起，需要的书籍一天比一天多，不广泛开设译馆不足以成事。近日文人喜欢从日文翻译西书，也是由于限于财力人力，不得不如此，然而辗转翻译，既担心内容不全，也恐怕落后于时，自然不如您所说的直接翻译西文为好。我应当与江苏、湖北两地商议，筹措资金，辅助这一盛举，以符合大君子维持中国的宏大心愿。虽然近来国库紧张，又须增加赔款，督抚在筹款一事上非常困难，但译书是富强中国的首要任务，不敢因困难而停止。只是我个人的愚见，曾认为中国学者擅长考古而不擅长考证当今，所以学术逐渐流于无用，而守旧者固步自封，不肯讲求新理，其原因也在于此。现在的学者应当以全力详细考察近代的政治、学术、技艺，以致用为主。至于上古、中古的事情，虽然追溯源头，也应当涉及，但应当用余力去做。用中国人考察中国的事，对于古代还可以稍缓，何况欧洲、非洲的古代事情相隔数万里，相距数千年呢！虽然欧洲古学与中国古学取径不同，用意也不同，但也是因为学业兴盛，所以学者有余暇去探究古今的得失分合。如果现在的中国对近几个世纪兴盛衰亡的原因还茫然无知的人还比比皆是，却突然展示西方古代的事情，难道不惊讶得如同银河无边无际吗？有多少呢？因此现在的译书，首要在于翻译泰西的政治新书和各种工艺，而政治之学尤其以各种政治的详细章程最为迫切，如果能依次翻译刊印，清晰具备，那么中国士大夫既明白西方政治的美好完备，就不会再有疑议，而朝廷变法也有所借鉴。至于工艺之书，中国已经翻译出版的都是几十年前的旧本，不足以考察研究新法。现在学堂正要广泛设立，势必不能普遍聘请外国教习，即使学堂学生也不能都学习西文，想要考察欧洲学艺，除了译本还有什么办法呢？大概振兴中国的策略，政治和学艺两者并重，只是其间有应当分别归属的：政治是上面的事，在上面的人不讲政治，只羡慕西方的学艺，那么本末先后的顺序已经混乱，虽然每天模仿西法，终究没有成效，中国以前的事情就是这样。学艺是下面的事，文学的进步，商务的扩大，工艺的精湛，这是下面的人能够自己做的，不是上面的人所能督责的，也不需要上面的人督责。却一切置之不理，而只是天天高谈阔论，褒贬政治的得失，来讥讽朝廷，士气日益嚣张，空谈有什么补益？不仅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译书的人，选取西方已经见效的政治，考察其成法，详细翻译其书籍，以等待在上面的人取用，这件事确实不容延缓。而广泛翻译各种学艺，使中国士民增广见闻，扩大智慧，大教士所说的民智，尤其不可不急迫进行。我坚定的见解，希望采纳。另外，中西交涉，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与欧亚和平大局关系最大的，就是传教。基督教传入中国，始于唐代的景教，等到利玛窦东来，教堂才开始建立，从明朝到现在三百年了，时间不算短。然而乾隆、嘉庆以前未曾以仇教闻名，自从传教写入条约，闹教的事情日益严重。直到义和团匪乱，祸变达到极点。团匪猖獗无忌，冥顽不灵，虽然野蛮行径不过如此。难道只是东西各国应当仇视，即我国又何尝不痛心疾首？恨他们挑起中国的争端，而败坏我国的名声。各位教士来到我

译中国方面，一向以行善为宗旨，设立教堂，开办育婴堂，施舍医药，建立学校，凡是用来美化人性、延长生命、开启智慧的事情，都已经做得无微不至。这本该让中国人民敬爱不暇，却反而以怨报德，强加恶名，纷争不止，甚至发展到残杀的地步。致使贵教的教士们不得已与官吏争胜，更不得已凭借势力来伸张正义。这难道是各位教士怜悯爱护中国的心所愿意看到的吗？这是时势所迫，不得不如此罢了。

译我们中国人心中向来没有嫉妒、忌讳异教徒的思想。就像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年，儒生中偶尔有人发表言论加以排斥，但百姓与僧侣却始终相安无事，焚香膜拜的习俗遍布天下。难道贵教的真诚恳切、与人为善，还不如佛教吗？那么，百姓与教徒相互仇视的原因，显然不是因为宗教本身。如果不是因为宗教而起争端，却争斗到如此地步，其中必有原因，大教士不可不仔细考察。

传教之初，是否信教完全顺其自然。到了道光以后，停战议和，才开始将内地传教列入条约。当初中外发生冲突，只是因为通商的原因，与宗教无关。只是传教的条约既因战争而订立，于是中国百姓认为外国传教只是凭借势力相逼迫，疑惧之心由此产生，这是第一个原因。

基督教的教规本来极为严肃，但听说教会规定以入教人数的多少来评定教士的功过优劣，这种制度难免产生流弊。教会最初的用意，只是想通过马念教士的勤勉或懒惰，来观察信教的兴衰罢了，没有其他目的。然而神父和牧师只想要教徒众多，认为功劳在于信教者的到来，来不及仔细甄别限制贤良与奸恶，好坏混杂，许多教案的兴起，往往由此而起，这是第二个原因。

入教之人良莠不齐，于是争讼的案件日益增多。教士干预诉讼，起初只有关乎教务的不得不代为申辩，久而久之，即使是寻常的户籍、婚姻、田土案件，也常常出面说情。教士远道来到中国，对地方情况怎能深入了解？只凭教民一方面的言辞与官府争论，地方官因为外交的缘故，不免有把曲说成直、把是当成非的情况，百姓既然受了委屈，从而产生怨恨，这是第三个原因。

虽然如此，安分的良民即使受到压抑，也必定不会起来发动事端，那些闹事的人一定是奸民和无赖之徒，借仇视宗教为名，耸动乡间愚民，趁虚起事，以便实现他们抢劫掠夺的计谋。这类教案大多以赔偿议和结案，而赔款只由地方和绅富承担。那些奸民无赖贫穷得立锥之地都没有，赔偿再多，与他们有什么关系？教士的意思，难道不是说要重责赔偿以警示将来吗？不知道赔款的是甲，闹事的是乙，彼此毫不相干，从哪里示威呢？而且因此绅民对宗教的忌恨更深，奸民反而更加得志，这是第四个原因。

前面的一个原因，起初偶有误解，无可厚非，况且事情发生在几十年前，现在也逐渐淡忘了。后面的三个原因，则是当今之事，没有比这更切近的了。各位教士如果认为我说的对，那么希望慎重考虑。

有人说中国刑律严酷，所以教民打官司，神父不得不参与，这又不对。中国动用刑讯的案件，只有针对盗贼抢劫的情况，用于命案的已经很少。如果是寻常的双方诉讼案件，即使是严酷的官吏，也没有动不动就用刑的道理。如今教士对于盗贼案件，未曾干预，即使是命案也不是经常有的。他们每天与官吏争执不休的，只有双方诉讼的案件罢了。大教士游历内地，也已经多年，果真见到地方官吏在处理双方诉讼案件时，擅自使用重刑的吗？那么，中国的刑罚，即使比西方法律为重，难道会无缘无故加在教民身上，而教士还要干预其中吗？可见并非因为重刑的缘故。

几十年前，中外情况未能明朗，官吏嫉妒宗教的事情，确实不能说没有。至于今天，人人都知道贵教应当受到尊敬，而教民不可被压迫。况且教民因为有恃无恐，无理取闹，是常有的事。官吏身负地方重任，以无事为第一要义，只要能让百姓与教徒相安无事，即使是委曲求全，也在所不惜。谁肯袒护百姓而压制教徒，来招致各国领事的诘问呢？而各位教士还担忧官吏与百姓勾结，来鱼肉教民，这也太过分了。

地球如此之大，人种如此繁多，古今如此遥远，各自都有贤哲出现，创立的宗教怎能没有差异？然而通达大道、阐明事理，使人悔过向善，却没有差异。所以，宗教是公事，不是私事。既然是公事，就不应当有界限。因此应该没有国界，没有种族界限，甚至没有宗教界限。信奉我们宗教的人，爱护他们、珍惜他们；不信奉我们宗教的人，也爱护他们、珍惜他们。爱护他们，是因为他们同为上天的孩子；珍惜他们，只是惋惜他们不跟随我们的宗教，不能去恶向善罢了。如果因为异教的原因，就嫉妒他们、厌恶他们，甚至用武力去争夺，这不大大违背了上帝好生的德行，辜负了教主爱人的心意吗！

如今基督教徒传道之广，无远弗届，也可以说是没有国界、没有种族界限了。而在教民与非教民之间，似乎还存在歧视的看法，难道对于所谓的宗教界限，还不能做到大公无私吗？事情本来有缓一缓才能推行，急迫反而更加受阻的，阻力产生于速度，这是各位教士所熟知的。自然与勉强之间的区别，教士应当加以注意。

如今大难刚刚平定，百事重新开始，大教士应聘入京，确实具有扭转局面的力量。我所说的这些话，也是希望贵教声名之美，教化之盛，能流传无穷。推广得越远，与我们孔孟的教化共同承担觉悟世人、引导民众的责任，造福我们四亿人民，从而永远巩固五大洲停止战争的盛会，以偿大教士的夙愿。因此竭尽我的絮叨之言，恳请垂察。

译台湾的整体形势，有类似战国时期的论说

译宋彧

天道运行，几百年发生一次小变动，几千年发生一次大变动。上古时代尚且如此，从夏商周三代到战国时期，将封建分治的天下第一次变为郡县统一的天下；从秦朝至今，将华夏与夷狄隔绝的天下再次变为五大洲互通的天下。这期间小的治乱更迭，固然无法一一列举。而这两次大变动相距不过几千年，虽然各国强弱大小不同，但其局势有极其相似之处。如云般纷扰动荡的局面，没想到又在今天重现，而且变动更加巨大。这难道只是中国的不幸吗？五大洲也因此而寝食难安了！现在所谓的俄罗斯，不就是战国时期的秦国吗？那英国、美国，财富雄厚、兵力强大，国土面积似乎像齐国、楚国；而法国、奥地利、意大利、日本则是燕国、赵国一类。唯独中国和德国、土耳其处于要冲之地，就像韩国、魏国毗邻强大的秦国一样。德国自从击败法国后，号称强国，但用它来独立抵御俄国，终究觉得力量不相匹敌。土耳其则已衰落不堪，俄国人屡次施展鲸吞之谋，即使各国也都在蚕食它的领土了。我们中国地大物博，虽然不能与突厥相比，但鉴于中法一战，军队不力，更加启发了那些民族的觊觎之心，而俄国人尤其阴险难测。所以论述当今五大洲的大势与俄国人的举动，有六处与战国时期相似。在五大洲立国的国家中，俄国和英国最为强大。而英国的威势在前二十多年达到顶峰，那时俄国虽然强大，还难以与英国并驾齐驱；现在却渐渐想要超越英国了。这就像战国时期的局势，重点在于秦国和楚国，楚国强大则秦国衰弱，秦国强大则楚国衰弱，这是相似的第一点。俄国自从彼得大帝以来，提倡工商业，开拓疆土，国势开始在天下扩张。这就像秦孝公得到商鞅担任宰相，日益富强，中原为之震动，这是相似的第二点。黑海战役后，西方各国在木百林开会，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以阻止俄国舰队西出。俄国于是转而侵蚀浩罕、哈萨克、厄鲁特等回部地区，没有一处能幸存。这就像山东诸侯在洹水会盟，合纵以抵御秦军，秦国于是闭关谢客，每日致力于耕战，又用余力攻打巴蜀，驱逐山戎，物力因此积蓄而更加兴盛，这是相似的第三点。德国过去借助俄国的力量报复法国而削弱了俄国，英国最近听说又订立了相助的盟约，各国惟恐盟约成功，都私下议论纷纷。这就像张仪游说魏国依附秦国，诸侯大为惊恐，于是派公孙衍去离间他们，这是相似的第四点。蒙古与西伯利亚接壤，绵延二十俄里，那里荒凉寒冷特别严重，对军队行进不利，所以俄国经营铁路不遗余力，近期即将完工，简直就像抚摸我们的后背而掐住我们的咽喉。这就像秦国人忌惮蜀道险阻，于是用金牛的谎言诱使蜀国开道，秦军于是得以进入，这是相似的第五点。俄国背靠北洋，占据欧亚两洲的地理优势，就趁机进取；不利时就积蓄锐气观察变化。虽然与各国比较权势力量，也不免互有优劣，但各国不能不畏惧它，是地势使然。这就像秦国占据居高临下的优势，向东争夺天下，一旦出关，六国没有人能抵御，这是相似的第六点。有这六处相似，那么今天不又是一个大的战国时代吗！从前苏秦对赵惠文王说：“韩国、魏国是秦国冲击的要塞，并且遮蔽山东的诸侯；韩国、魏国屈服而加入秦国，然后秦国人才能把军队通向东方诸侯，而使天下百姓遭受祸害。”那么中国与德国、土耳其两国应当如何努力自强，以永远巩固疆域呢？而为英国、美国、法国、奥地利的人，也应当借鉴齐国、楚国的失误，不要让天道最终穷尽于变动，而使秦朝的暴政再次出现在今天啊！唉！

三大变论

宿松朱绍文来稿

地球的运势，自从有万物以来，共有三次大变动。黄帝、尧、舜振奋并统摄蒙昧状态，消除其昏暗的运行，制定伦理，以引导民众的本性，用礼乐政刑来统一人们的情感，使困顿者通达，使弱者强大，使野蛮者文明，这是第一次变动。夏商周三王相继兴起，世代相守，虽然有沿革，但不违背初始的原则。成周末年，政教衰落，上下互相损害，先王用来治理的方法已经穷尽。守旧的儒生，阐发微言，陈述大义，用来挽救的方法毫无功效。秦始皇崛起，观察天运将要改变，警惕旧法已经败坏，目睹神明匡正的局面即将糜烂，而亿万百姓，且将被剁成肉酱。于是发挥他迅捷猛健的大力，冒犯天下人的非议，不顾一切地取用古代圣王所谓的成法并加以改变。天下交相指责“秦氏”，然而自从秦朝以来，使用秦法没有更替，这是第二次变动。现在欧美各国，富强的方法多次变化而日益深入，格致（科学）之事多次变化而日益精妙。英国人渺小地占据三座岛屿，连接欧罗巴的角。百年前以海军雄踞大西洋、地中海，横绝西印度、加拿大，而在美洲伸展权力。美国人反抗，屡次挫败又屡次兴起。自从华盛顿独立，美洲文明且与欧洲并驾齐驱。于是新旧两大陆的盛气互相激发，而不可抗拒。他们凭借矿产的丰富，工艺的巧妙，舟车的便利，来凌驾天下。向东侵略五印度，而五印度沦为英国的领土了。向南指向非洲，而剖裂殆尽。越过赤道趋向澳大利亚，而驱除宰割，如同驱赶麋鹿而宰杀羊猪，这是第三次变动。朱绍文说：“地球的运势，未有

译这是两千年都不曾改变的道理。最先变革的国家强大，最终变革的国家得以生存，不变革的国家就会灭亡。像英国、法国、德国，是欧洲最先变革的国家。美国，是随后变革的国家。像印度、非洲、澳大利亚，是自己不主动变革而被他人强行变革的国家。因欧美国家的变革而感到震惊，因印度、非洲、澳大利亚不能自主变革而感到恐惧，吸取过去的教训以避免重蹈覆辙，彻底改变计划。日本是最后变革的，但也终究完成了变革。”唉！青苹草梢的微风，尚且能震动窗棂缝隙；燎原的大火，不会放过一根草。今天的变革，从欧洲传到美洲，再传到印度、澳大利亚、非洲和日本，几乎涵盖了地球五大洲，而我们中国却依旧在亚洲东南的一角傲慢僵持，说“我是中国”。那些原本与我们同源的族群，为什么会被迫改变呢？这真是令人痛哭流涕的事情啊。西伯利亚铁路，扼住我们的咽喉并拍击我们的后背。德国人的野心，甚至想要获得东海的一块属地，作为图谋我国的根本。英国和法国环视周围，用商务困住我们，用外交交涉困扰我们，用军事力量威胁我们。在这个时候，上面有大彼得那样雄杰材武的君主，臣下有俾斯麦那样迅猛勇猛、深沉强悍的大臣，百姓有比刀、马萨爱尔那样精进勇往的人民，尚且还担心别人忌恨我们、厌恶我们、愚弄我们、使我们懒惰、牵制我们、阻挠我们。这就像拿着短火炬穿越长满草的土地，反而屏住呼吸快速奔跑，还担心来不及，何况敢在路边徘徊漫步呢？即使是天下最愚蠢的人，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不变革，那么我们四万万中华子孙，将要沦为非洲的黑人、澳洲的红人了。如果因此变革，那么全世界各地，我们黄种人都能囊括并主宰它们吗？为什么呢？俄国人在南边侵蚀我们的边境，但阿尔泰、乌梁海等险要之地尚未失守。向东延伸，蒙古大漠千里，稍加整备，俄国也不敢孤军深入。俄国的铁路经过拜喀尔湖畔广袤的土地、谢图汗北边荒凉分散的地区，如果我们仿效德国训练铁路军队，他们就不能过于倚仗铁路了。日本在东海立国，最不利于俄国强大，如果我们能自立，他们将忙于与我们结盟。中日相互依靠，巩固黄海的锁钥，可以削减俄国威力的一半。土耳其分裂的局势，关乎英国和俄国的利害关系，比关乎我们的更为急迫。各国用军事力量相互牵制，环伺其变化，不敢稍有松懈。俄国不能在早晚之间用全力图谋亚洲。国债不过四千万英镑，如果直接废除内地的厘金，增加进口税，实行值百抽十的税率，他们也没有办法为难我们。仿效西方国家的印花税，选择最轻的税种来实行，不会成为百姓的负担。在京师、省、府、县广泛设立学堂、建立学会来辅助，改变考试科目来专门培养人才，不担心没有人才。同时设立议院，咨询谋划以求一致，内外相互维系，血脉贯通，不至于像秦国人看越国人那样，朝廷与民间隔绝，视彼此肥瘠无关痛痒。讲求农学，务必充分利用土地利益，只要能达到欧美水平的五六成，我们就已经衣食无忧了。振兴我国的矿业，拥有最富饶的资源，开启最多的宝藏，那些凭借煤铁称雄天下的国家，将转眼之间仰仗我们的鼻息。变革货币制度，铸造使用金币，以英镑抵英镑，没有亏损抑制的祸患。振兴工艺，扩大制造的利益，重视保护和抵制的办法，增厚我国百姓的利益，而利用他们坚忍刻苦的力量来与天下争衡，他们的商务将坐困于我们。他们知道是这样，所以畏惧我们的变革，而利于我们不能变革，凡是忌恨我们、厌恶我们、愚弄我们、使我们懒惰牵制我们、阻挠我们的手段，全都拿来使用。我们则不动声色，发愤成为天下的雄主，破除积习，鼓舞民众，力量强大，谁能抵挡呢？如果上下互相蒙蔽，像日本那样互相推诿，整天粉饰掩盖，多有顾忌，疾病深入肺腑却只滋润皮肤，基础坏在柱梁却只弥补缝隙，却喧哗着向大众宣称变法以求不成为印度、非洲、澳大利亚的后续。”我知道这是做不到的。

译论近代政教之原

春雨初晴，天山同色。与两三位老友携带琴酒，在郊野遨游。此时繁花遍地，山鸟亲近人，画意诗情充满胸臆。因而想到古人辞章所咏叹、图画所传颂的，虽然古今相隔，景物却相同。不仅景物相同，古人因这些景物而产生的感触，其性情也相同。而且不仅这种情感相同，古人见到这些景物而对今昔无别发出感叹，大概也是相同的。人们既然有了这种见解，于是便说人心相同，心所遵循的道理也相同。前无起源，后无终结，从古至今，恒常不变。如果有变化，就称为妖妄。这种见解，是守旧主义的根源，也是维新派的敌人。

大地初开，人类初生，各自率领部众安顿居所。山川原野阻隔，彼此互不相知，各自采用适宜的方法，代代相传，这就叫作风俗。学问尚未创立，格物致知尚未兴起，看到日月往来，一寒一暑，草木荣枯，禽兽繁殖，这些没有灵性的物体，为什么会有灵性呢？这必定有灵物在主宰。寻求那灵物而不得，于是为其描绘形象，揣度其嗜欲去寻求它，这就叫作鬼神。人有耳目以通达认知，心思以应对事物，手足以成就事业，精神智虑，超出于万物之上。然而追溯其开始，不过是精血凝聚罢了，并没有知觉；观察其终结，不过是骨肉消解罢了，也没有知觉。这有灵性的物体，为什么开始和终结都归于无灵性呢？寻求其说法而不得，于是怀疑人生有所从来，死有所往，又为其描绘形象，揣度其嗜欲去寻求它，这叫作魂魄。接着思考，鬼神如此繁杂，魂魄如此悠远。这些鬼神魂魄，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散漫而没有归宿吗？大概必定有一个至圣至仁、无始无终、无在无不在的物体，来养育化育这宇宙，这就叫作上帝。有了鬼神魂魄与上帝，又有豪杰阐明鬼神的情状，辨析魂魄的承受，阐释上帝的意旨，认为这些出于天而非出于民，这就叫作教。创立教的人称为圣，记载教的书籍称为经，将教文用于事务称为典礼。天下的百姓，言语行为合乎教旨的，称为善，称为贤智；言语行为不合乎教旨的，称为恶，称为愚不肖。凡是行善的，必定设置一个境界使其快乐；作恶的，必定设置一个境界使其痛苦。像这样，在上位者掌握它称为刑罚奖赏，在下位者承受它称为荣辱。是非明确了，政治体制建立了，君位就可以保全了。愚昧的百姓，在其中饮食男女、生老病死，未曾不可图谋数千年的温饱。起初安于这种状态，接着便忘记了，认为天地之大，古今之通，尽在于此罢了。不这样做的，放逐贬黜他们就可以了。

像这样，所以旧俗不能立即去除，而新智无从逐渐增加，逐渐衰败，于是就不如古代。等到不如古代时，信奉古代更加坚定。在这个时候，如果这种人与别种人不相通，而自成风气，还可以苟且度过朝夕。假如与别种人相遇，没有不大大败坏的。凭着人心的灵性，为什么导致未败时不思防范，既败后不自省觉悟呢？这是因为固守旧俗，认为这是天理的自然，而不再向上追溯其根源，向下穷究其究竟。这种说法，我曾阅读埃及、巴比伦、犹太、波斯、印度的古史，而知晓了。

唯独我们神州建国最早，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等圣人，《易经》、《象传》、《春秋》等经典，其法度繁密完备，其道变化无穷，率领百姓遵循它，万世没有弊端也是可以的。这与埃及等国的古教一成不变的不同。然而为什么形成了这种一成不变的习俗呢？回答说：祸患始于秦朝而已。今天的政治法律，是秦人的政治法律，不是先王的政治法律。今天的学术，是秦人的学术，不是先王的学术。今天的教宗，是秦人的教宗，不是先王的教宗。古代的法度果真优于秦法吗？还是我所依据的经典与史书果真可信吗？那么这种说法不是今天适宜谈论的，也不是这篇文章所能涉及的。现在所能知道的，只是能列举秦以前与秦以后不同的大端罢了。怎么证明是这样呢？请先论述其治理的方法，而后推明其治理的心意。如果观察其方法，那么治理天下，没有比制定百姓的产业更优先的。现在的制度，凡百姓的田地以及园囿、池塘沼泽，官府掌管其丈量、升免的权力，而不问其买卖给何人，种植什么作物，大概以人为主而田为客，实际上始于秦始皇三十一年，让百姓自行申报田地，而萌芽于商鞅诱导百姓耕田井战。这与古代百姓二十岁受田，六十岁归田，田为主而民为客的不同了。

田里的积累形成郡国，现在的制度称为县、称为州、称为府、称为省，其官吏都由天子任命，没有封建的时代，官员没有庶民的公举，其政令由上达下，实际上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制定天下为三十六郡，各置守、尉、监。这与古代，或者沿袭前代的遗留，或者顺应种人的便利，设立封建，其政令由下达上的不同。

译这与古代的情况不同了。各郡国的积蓄，构成了华夏大地，说着相同语言、使用相同文字的百姓，尊奉一个人作为君主，国家拥有天子，这是古今相同的。然而，天子的名号与体制却有所不同。如今在天下使用的称号叫“皇帝”，实际上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是采纳上古“帝”的称号而确定的。古代有三王、五帝、九皇共六十四位统治者，百姓中没有“皇帝”这个名称。后世的君主，在礼仪上与臣民隔绝，大概是因为叔孙通杂取秦朝的仪制为汉朝制定礼法。看汉高帝七年，在长乐宫朝见群臣，天亮时，谒者治理礼仪，引导群臣依次进入殿门。庭院中陈列着车马、骑兵和步兵，保卫宫殿设置兵器，张挂旗帜作为标志，陈列兵器作为装饰。从此殿下，郎中夹侍在台阶两侧，台阶上排列着数百人，功臣、列侯、各位将军和军吏，依次陈列在西方，面向东。文官丞相以下，陈列在东方，面向西。文武官员分道而行，从此大为流行。设置九宾胪句传，于是皇帝乘车从房中出来，百官各司其职，传呼警戒，坐着接见群臣。从此以后，高帝说：“我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贵啊。”大概天子与臣民之间没有等级差别，这与古代天子一个等级，公一个等级，侯一个等级，伯一个等级，子男同一个等级，依次递进的情况不同了。至于辅佐天子治理国家的人，则有公、卿、大夫，而后世所用的人，虽然贵贱、重要或闲散，历代都有差异，但看其大体，太尉、丞相、相国、侍中、黄门侍中、散骑常侍、少府、尚书令、尚书仆射、御史大夫、郎中、卫尉、宗正、內史、廷尉、中书、詹事、庶子，都是秦朝的官职。这与古代的官制不同了。

译政令所不能治理的地方，就用刑罚来整齐划一，而最重的刑罚陈列在原野上，这就是刑罚与战争。如今夷灭三族的刑罚，始于秦文公的时代；互相收捕连坐、不告发奸恶或隐匿奸恶的刑罚，始于秦孝公的时代；因诽谤获罪的刑罚，始于秦始皇的时代。而卿相地位尊崇，一旦有罪，便用麻袋套头、关押在木笼中，贵贱同样受刑，这与古代刑罚不施加于大夫的制度完全不同了。如今将士兵与百姓分为两类，如同驱赶集市上的人去作战，虽然其开端难以考证，但大体都兴起于周秦之际。读荀子的《议兵》篇，说魏国的武卒通过度量选拔，中选者就免除其家庭的赋税并优厚其田宅；秦国的锐士，斩获五个甲士的首级就使五户人家隶属于自己的管辖，可知那时已经专门供养士兵了。读《孙子》十三篇与《战国策》，其中谈论兵法的话与《左传》《国语》中谈论兵法的截然不同，可知其所使用的是临时招募的人，而不是平时按户籍征发的士卒。这与古代兵农合一的制度完全不同了。至于论及他们治理国家的心意，凡是立法而能长久施行的，必定是百姓的心思与国家的政令相互依存而成，相互促进而益发稳固，然后其制度才得以确立。秦人开创基业、确立法统，历经近三千年，直到今天才发觉其不可沿用，难道是偶然吗？其中必定有微妙的言辞和深远的意旨在其中运作。考察韩非、李斯都师从荀卿，李斯向荀子学习帝王之术，知晓六艺的宗旨，于是辅佐秦国称王天下。韩非虽然遭受谗言而死，未被任用，但史书称李斯自认为不如韩非，由此可知韩非是荀卿的高足弟子。而秦始皇读韩非的书，有“如果能与此人交往，死也不遗憾”的感叹，那么韩非也不能说没有显赫的声名了。大概秦始皇与韩非、李斯相契合如此之深，所以秦人一代之政治，就是荀子一家的学说，千条万派，概括为一句话，不过是“法后王”与“性恶”罢了。因为效法后王，所以首要保障君权；古代治理天下，以民为本位，所以井田、学校、封建都从宗法中积累而来；如今治理天下，以君为本位，所以财赋、兵刑、建置都从天子那里推演而出。因为人性本恶，所以猜忌防范、驾驭下属；古代的人知道天下人都可以成为君子，所以衣裳钟鼓的教化通达于上下；如今的时代预料天下人必定成为小人，所以凡是食货、选举、职官、一切各项政事，不是为了追求进化，而是为了防范流弊；不是为了等待驯良，而是为了抵御盗贼；不是为了礼遇士大夫，而是为了蓄养奴隶。虽然如此，这样的政治，为什么能在先王治理的天下施行呢？中原之地，东南到海边，北边以沙漠为界，西边到天山之间，肥沃的土地绵延万里，没有山河的阻隔，所以生活在这里的人，常常不与外界相通，而其治理的利益在于统一，与秦政相互感召，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又因为汉高祖是奸雄，口头上严厉批评秦朝，却亲身沿袭其实质，降及后世，王道与霸道交替兴起，大抵不是奸雄就不能拥有改制的权力，而一旦获得权力的人，即使不想改变制度，一朝又一朝，辗转沿袭，施行已久，风俗由此形成。观察前代史书，没有两百年不发生大乱的，皇朝寿命短促，百姓受苦之深，寻求万国，确实少有匹敌者。上天不保佑，对于中国的百姓来说，也太惨烈了！所以从前面的说法来看，国家的政治出自秦朝；从后面的说法来看，天下的是非也出自秦朝。秦始皇有言：“我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传三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谁说他的话没有应验呢？以秦法为因，而遇到欧洲各国重视民权、兴起格致之学的缘，于是造成了种族灭亡、教化灭亡的果。古人有言：“圣人之道，与时消息，生今反古，祸及其身。”事情到了今天，如果其道真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所传的，还应当斟酌损益，与时偕行，而你兄长所坚守的，竟是秦人的法度啊！人有服饰、物品、器具、用具，祖辈父辈所遗留的，即使不适于使用，也珍视而保存，这是常情。如果一旦知道这些器具，并非传自我的祖辈父辈，而是我的害虫，假托为我父祖而制作这些，来困害我，那么去除它们唯恐不迅速了。如今政教的源头，都出自秦朝，记载在图书中，没有人能隐瞒，而天下的人，却瞪着眼睛看不见，难道不奇怪吗？难道不奇怪吗！政教相依而行，秦法依据性恶论，这话大概确实有证据了。大抵人类的历史演变，治乱万端，概括为两条途径，叫公理，叫私智罢了。奋发于公理就安定，竞争于私智就危险；奋发于公理就强大，竞争于私智就弱小。如今举亿万民众，在私智中竞争追逐，其弱小且危险，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外国人评论中国说：“号称一统，犹如万族；号称兆民，都是独夫。”私智的危害，到了这个地步却没有人醒悟。探寻某君的话，或许能在公理销亡之后挽回局面，由教术而政术，化危弱为安强的，将在此吗？

论将来必至之势

钱塘汪康年撰

唉！事情有必然到来的，道理有本来如此的，这难道值得隐瞒吗？因为我们国人做事之前不思考，事情到来时不知道，夏天没有冰，冬天没有衣服，那么他们遭受报应的酷烈，怎么有逃脱的道理？而悖逆的人却说：“今日之事与往

译从前有人曾说：“国家衰败而家庭保全，君主忧愁而百姓安乐，我们暂且自我娱乐以顺应天性，这难道不可以吗？”唉！这种言论不仅违背人伦常理，而且对时势的昏暗无知也到了极点。他们对待我们，既有新旧交替的变化，也有主客易位的变化。他们比我们见识更明，比我们意志更坚定，比我们心力更长久，比我们人心更团结。以不明智、不强盛、涣散失势的众人去与他们对抗，就像拿着沙子去击打弹丸，握着水去抵御石头，怎么能成功呢？现在姑且推测他们尚未发生的情况，历数变化的状况，难道不足以让我们感到恐惧吗？

第一，社会阶层混淆，地痞流氓肆意煽动鼓噪，而良民将遭受他们的践踏。尊卑的区别，良贱的差异，如今还维持着这样的状态。如果形势稍有变化，他们将会尊重他们所亲爱的人，而轻视他们所疏远的人，不仅如此。而且他们将抛弃他们不想要的，强迫我们承受难以忍受的，直到各种诛求杀戮侮辱加身，都将只听信他们宠幸亲近之人的意见，华人的祸患从此开始了。

第二，华人将自相挤压，而与他们的距离越远，受到的压迫就越严重。因为我国民众短视而不审慎，那些包围我们的人断绝我们的生计，而逼迫我们的人分夺我们的食物，不能向外抗争以求生存，只能向内逼迫以求自宽。就像筐中的螃蟹，越在下面受到的压力越重，我们民众不是死于他们之手，而是自相残杀致死。

第三，将遭受土匪的危害，而华人将无法安居乐业。兵灾饥荒接连发生，生机再次断绝，片刻难以忍受，才开始蠢蠢欲动，不足以恢复秩序，只是增添骚扰拖累。华人起初遭受他们的侵掠，随后被他们牵连，本来已经喘息不及了。于是他们将会训练我们的平民，剿灭这些匪类，胜利则他们坐享歼灭之功，失败则他们实现铲除的愿望。而且匪类一起事，对我们民众的禁防更加严厉，玉石不分，都遭受烈火焚烧，金锡无别，都归于炉中冶炼。奔逃到哪里，向谁呼吁，而种族且日渐消亡了。

第四，将遭受异俗的比较，求同不能，立异不可，而将被视为异物。风俗不能没有差异，人情不能没有爱憎。与我相同则喜欢，与我不同则厌恶，这是人的本性。喜爱他们所爱的，憎恶他们所憎的，又是人的常情。那么以形势而论，我们的风俗必然在被非议之列。他们的记载报章，凡是谈论我国的，大多加上诬蔑诋毁的言辞，大概是想坐实我们野蛮的证据，以便实现他们吞噬的大愿，这非常可怕。

第五，华人日益贫困，凡是宴饮礼节，都无法与西人抗衡，而华人逐渐不被他们齿列。因为势力不敌，势必用应酬来联络感情，然而西人宫室、车马、衣服、饮食的豪奢，都不是华人所能抵挡的，华人起初尚能勉强，随后渐渐支撑不住，于是感情逐渐疏离，也逐渐隔绝而被他们轻视了。试想以粤商之富且联合，又有数十年之久，又有开辟埠口的功劳，而在南洋各埠能列入议会的，寥寥数人，由此推之，将来可知。

第六，凡是需要巨额资金才能成就的学问，华人贫困不能学习，而一切新学无从兴起。凡是事业工作，无不根基于学问，而从小学到大学，最快需要十年，最便宜也需要数千两银子，近来华人学习西文的，才达到小成，就自行停止，不是他们不想上进，是因为家累多重，急于找一件事以求糊口，不能坐等十年，更不能拿出这笔巨款。那么将来的事，也可以知道了。

第七，凡是需要巨额资金才能成就的事业，华人贫困不能举办，而生机日益窘迫。泰西大工厂养活的人，动不动就数万，少的也有数千，财力之巨大，依靠各种制造厂、各种公司，然而其资本大多从数十万到数百万，独自办理则没有这笔巨款，筹集股份也苦于难以凑齐，而华人力所能做的，不过是转运的行栈、零售的小店，而想以此财富强种，难矣。

第八，各种生计淘汰大半，而华民将无事可做。矿不能开，厂不能设，靠力气吃饭的人本来就没有糊口的地方了。至于旧时的生业，有的被他们的法律禁止，有的因为不及他们而不能再次销售，于是各难支撑，渐渐自行停罢，旧的已经多有失业的担忧，新的更少有觅食的地方，而穷愁的兄长，不堪言状了。

第九，将遭受物价昂贵的危害，而民困日益严重。大体上工钱薪俸的多少，与该地财货的多少有比例，而物价的贵贱，又与薪俸的多少有比例，然而如果能划境自守，则此比例永不移动，就永远足以自养。如果是在万国交通之时，则地球上的物价，势必与泰西各国制定百物轻重的标准相准，泰西各国制定百物轻重的方法，一是轻重进出口税，二是禁止进出口货物。中国虽然不能这样，但还有禁止米出口的权利，而内地又未完全通商，所以通商数十年未大受物价昂贵危害的原因，就在于此。如果土地属于他人，则物价的贵贱必然与其国相准，而工薪又不能骤然增加，食物贵则无所得食，各物贵则无有所用，纵然他们也为华民考虑，设法保护，然而即使只达到一半，华民也已经不能禁受了。

第十，将遭受苛税的危害，而华民

译贫穷得没有办法应对。那些治理属地的人，修缮道路，开凿沟渠，整治官署，完善守备，本来就是这样，他们并不是能调动国家的财政，也不是能自行捐献百姓的财物，必定要从我们百姓身上征收。查探那里印花有税，房屋有税，进口货物有税，生计利息有税，华人初到港口有税，甚至人身税、犬马税，名目繁多。我们国家的厘金关卡虽然暴虐，但容易逃避漏税，他们却不是这样，税赋沉重且稽查严密，势必驱赶我们疲惫困苦的百姓，用鞭打的手段来凑足税额。我们百姓失业的人很多，怎么能承受这种暴虐？一方面将遭受苛严法律的祸害，而华人将因为触犯法律而被处死。我们百姓生活在宽松的法网中，已经上千年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的政令刑罚严厉但禁令松弛，法律繁多但稽查束缚少，良民往往能任意自便。他们却不是这样，他们的禁令防备多，他们的稽查严厉多，那么容易触犯禁令，那么容易误判入罪。对待他们本国人都这样，更何况施加于新获得的属地呢？更何况施加于与他国属地交错混杂的地方呢？那么我们百姓落入陷阱的就多了。

译第一条：他们不会提拔我们的百姓做官，也不会推举我们的百姓做议员，于是华人便没有了领袖。他们害怕属地百姓拥有权力，必定会多方加以限制。大概只有优秀的人才，才被允许担任书记、办事员；只有能干的人才，才被允许担任捕快、侦探罢了。那么，华人就没有足以与他们的长官沟通语言的人了，更不用说进行抗争了。

第二条：他们不会在华地设立大学堂，从而使华人没有成才的希望。他们虽然轻视侮辱华人，但也深深忌惮华人的优秀人才，那么压制防范的手段必定无所不用其极。大概他们只愿意教育华人，使其成为二流、三流的人才，足以供他们驱使，这就够了。他们一定不愿意多花费钱财培养人才，给自己留下祸患。

第三条：他们不允许华人研究军事武勇之事，从而使我们的百姓永远失去自卫的能力。听说法国人对待滇边土司，全部收缴枪械归公，规定两户人家才能配备一把菜刀，并且还不允许有刀锋。那么，他们对华人也必定如此，民团、乡团之类的组织一概不得成立。而且他们必定只训练华人当士兵，而不让他们学习将帅的才能，这样华人就永远没有复兴的希望了。

第四条：残酷虐待的惨状只施加于华人，而我们属地将没有同类可以倾诉。他们自称为仁义，其法律也颇为公平允当，然而治理属地的法律与治理本国的法律不同。上级官员能依据法律行事，但捕快未必完全依照法律。虽然有国家提供的律师，但我们百姓贫穷，未必都能请得起律师。至于捕房对役犯、工头对工人，逞威风施暴虐，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从前秘鲁糖厂虐待工人，广东人编写成《活地狱图说》一书，惨状难以目睹，这也是欧洲人所为。西方法律规定不得殴打欧洲人，而在上海捕房却肆意殴打华人。西方法律没有枷锁杖刑，而法国人在安南治理华人时却特别设立了枷锁杖刑。由此推想，实在足以令人恐惧。

第五条：他们不允许设立报馆，也不允许谈论国事的书籍，使我们的耳目闭塞，且怨气无处发泄。大概他们对待属地百姓，以断绝其智慧为第一要义，封闭其口为第二要义，然后就可以像牛马一样役使他们，像奴隶一样驱使他们，以供自己使用，以逞自己的欲望。波兰、印度的前车之鉴历历可数，而我们将会化为异族。

第六条：宗教、文字、语言逐渐消亡，而华人于是忘记了根本。宗教是华人的心灵，语言文字是华人的面貌。他们得到华地，必定会改变其宗教，更换其语言文字，然后他们才可以没有后顾之忧。他们想要实现自己的志向，不靠强力，而靠术数诱导；不靠骤然逼迫，而靠逐渐转移。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不过是使入他们宗教的人多得保护利益，而只懂中国语言文字的人无以为生罢了。如今海外的百姓，有非常通晓西国学问却不学习华文的人；内地的百姓，有为了打赢一场官司、脱掉一次牢狱而急切皈依他们宗教的人。像这样，华人的心灵和面貌都改变了，就不能算是华人了。

以上十七条，大概是形势必然如此，但我还担心没有说尽。试想那时，衣冠沦丧，全国沉沦，向异族君王乞怜，寄生在他国土地上。我们的领袖，成为他们的仆役；我们的富人，成为他们的掮客、工头。你安心吗？你于心忍吗？况且天下没有寄人篱下而能长久自保的，也没有土地全部属于别人而还能享受其利益的。明智的人能察觉事变的苗头，智慧的人能防备未然，勇敢的人能屈居人下。与其束手就擒，不如奋起图功；与其落入陷阱后慌乱挣扎，不如在雨未下时就做好准备。当今朝廷有振兴的契机，各项事业有更新的迹象。我们百姓如果能同心同德，还足以自保。至于那些人，对我们有什么呢？那些人，本来就想让我们坐实野蛮的名声，而自行其野蛮之道。

论变法当务为难

钱塘汪大钧撰

彗星是用来除旧布新的，但人人都认为它是不祥之兆。那么除旧布新，真的就是不祥吗？人们安于常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即使拍打它、跳跃它，激荡它、推动它，纵然挽住狂澜，终究违背了水的本性。没有英明坚毅的君主、严厉的法律、严肃的政治，就不能改变人们的耳目，统一人们的心志。鼎器要更新，首先要革去盖子。不是布新难，而是除旧实在难。从前黄帝在阪泉与炎帝作战，在涿鹿擒获蚩尤，劈开山岭开通道路，向北驱逐荤粥。《易经》说：“黄帝、尧、舜，通晓变化，使百姓不疲倦；神妙地教化他们，使百姓适宜。”穷尽则变化，变化则通达，通达则长久。垂下衣裳而天下大治，大概是取法于乾坤。这是三代以前的乾坤，是黄帝、尧、舜的乾坤。而其格局以征伐诛杀而定。秦始皇灭绝六国，焚书坑儒，放纵欲望，极尽情欲，成为世人的诟病和祸害。而他设置郡县，改变田界，开始设立伏腊祭祀，设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下的官职。汉朝、隋朝、唐朝沿袭而不改革，史书称其制度政令，施用于后世帝王。这是三代以后的政令，是秦始皇的政令。而其法律以杀戮施行，像这样吗？除旧布新不能免于不祥啊。五帝时代不同，不沿袭音乐；三王世代不同，不沿袭礼仪。当今强邻环伺，领土被侵削，君主在上忧虑，百姓在下困苦，不能不依靠严厉的法律、严肃的政治

译政，就是推行除旧布新之事，必须果断坚决。《礼记》说：“有提倡推行的，没人敢废弃；有废弃的，没人敢再提倡。”这种说法，是误人国家的话。法令施行久了弊端就会产生，变革通顺才能尽得利益。没有不提倡就能废弃的，也没有不废弃就能提倡的。现在建立学堂，设立特科，改革武试，训练新军，振兴商务，兴办工艺，劝课农政，推广制造，哪一项不是仰承皇帝明诏通谕而施行的？然而有的诏令下达却不遵从，有的措施试行却不见效，这是什么原因呢？如果不能改变人们的耳目见闻，统一人们的心志，就会仍然拘泥于旧有的义理，苟且偷安，以守旧来自我标榜，从而成为维新的敌人。这好比人患了风痹症，每天给他服用参、苓、蓍、术等补药，但他的衰弱瘦损依旧，麻木不仁依旧。为什么呢？因为风邪痰湿困阻在体内，与药力抗拒，治疗无法通达，补益无法吸收。新政就像参、苓、蓍、术，旧法就像风邪痰湿。等到元气没有耗尽时，投以祛病的药剂，病去后元气可以恢复。如果仍然畏难不治，因循贻误，后来即使名医和缓施以猛药，恐怕病去的同时元气也耗尽了。现在中国有病，有三样是最难去除，却又不能不除的，病在哪里？祛病的药剂在哪里？回答说：废除科举科目，打破资历限制，清除成例积案。以经义选拔士人，历经数百年，浅陋空泛，揣摩剽窃。近日恭奉特旨，乡试、会试改为策论，海内人士额手称庆，认为兴办实学、造就人才，翘首可待。然而不才我还有忧虑。汉代选拔士人，凭借经术；唐代选拔士人，凭借词章。到了末流，不免产生流弊。本朝定制，廷试用策问，朝考用论说，立法何尝不好？然而辉煌的廷对文章，宏大的著作，门庭之间却听不到传闻。像姚惜抱、洪稚存那样的文章大家，阮文达、王文简那样的学问大家，林文忠、曾文正那样的经世之才，各位公卿当时策论中并没有像贾谊《治安策》、董仲舒《贤良对策》那样被世人传诵的。受限于程式，拘束于体裁，忌讳避就，敷衍抄袭。那么，用策论选拔士人，果真能得到人才吗？国初改制，不久又恢复旧制。如果几年之后出现流弊，而没有实效，恐怕守旧者一定会以此为由发难。况且晋升途径限于一途，那么人才终究拘泥于一格。现在四民中能当官的，只有士人，农工商不能。所以士人看待农工商很轻视。同为官员，武职的权力不如文职重要，所以文官看待武官也很轻视。试问现在的中国，不讲究农工商学，不储备武备人才，就能致富强、抵御外侮吗？为今日计，不如将一切考试暂时停止，迅速在京城及各行省各府州县遍设各种大小学堂，以学政为督办。办学堂的大臣，由小学堂升入省会学堂，考选优秀者为举人；再升入京师大学堂，考选优秀者为进士。然后根据他们所学，授予专门官职，不违背他们的长处，不苛求他们全才。《王制》说：“乡大夫评定秀士，推荐给司徒，称为选士；司徒评定选士中的优秀者，推荐给学校，称为俊士；大乐正评定造士中的优秀者，报告给君王，推荐给司马，称为进士；司马辨别官员的才能，评定进士中的贤者，报告给君王，确定他们的职位；职位确定后才授予官职，担任官职后才授予爵位，爵位确定后才给予俸禄。”《文王世子》说：“有的凭德行晋升，有的凭事功举荐，有的凭言论扬名。”三代以前的旧制就是这样。而西方各国能与这相合，那么人才出自学堂而非科举，也是践行古道。怎么能称之为西法呢？只是选拔人才的弊端，在于科举科目；使用人才的弊端，在于资历限制。现在的官制，在京城只有尚书、侍郎能处理政务，卿寺以下都是闲职；在外地只有总督、巡抚能掌握权力，司道以下只能听命。他们选拔人，不凭事功而凭文章；使用人，不论才能而论资历。冗员之多，升迁之停滞，不到垂老不能担任大任。古人四十岁做官，七十岁退休；现在翰林、进士在词馆徘徊，在郎署沉浮，贫困颓废，直到二三十年之后，然后内而坊寺，外而道府，才能晋升一级。再历练一二十年，才开始担任所谓的尚书、侍郎、总督、巡抚的重任，相互倚重托付。等到担任这些重任时，已接近古人退休的年龄了。聪明才智逐渐消磨，暮气已深，趋避已熟，自己问兴大利、除大弊，精力大多不及。又担心河清难待，继任者未必能遵循萧规曹随，不能在眼前收效，反而忧虑身后留下忧患。所以自好的人想治理，恐怕来不及而生懈怠；不肖的人牟利，恐怕来不及而生贪婪。当权者知道这样，增设差事来辅助。于是不任实缺而任差事，从军机、译署各部印稿，到各省局、厂、防营差事之多，与实缺官员重复，浮冗有加无已。

译清朝初年刚设立军机处时，只有鄂文端、张文和两位公辅佐皇帝处理机密要务，任职时间长、权力专一，他们的地位与如今西方国家的执政大臣相似。那时不拘泥于官阶品级，有凭借翰林身份赏赐卿衔而担任军机大臣的，现在没有了。同治年间刚设立总理衙门时，大多任用三、四品的京官，现在也没有了。这似乎认为官职必须达到一、二品才算杰出人才，年龄必须达到六七十岁才算大器，这是道理上极大令人困惑不解的地方。

况且官员对于政务，并非向来熟悉，只是按资历升迁调任，如同轮流住宿的旅店，于是不能依靠官员而只能依靠法令，条例是法令颁布后遵守执行的依据。条例有不完备的地方，用成案来辅助；条例不能更改，而成案却多有分歧，胥吏便上下其手，以此把持官府的长短得失，所以条例和成案，是尚书、督抚所奉行的命令和教导，却是胥吏所颠倒玩弄的工具。时代有今昔之分，世事有变迁，拿二百多年前的情况，来约束二百多年后的办法，更严重的是，军务紧急，存亡危急之际，修筑一座炮台有条例，购买一件器械有条例，增加一匹马、安置一顶帐篷，没有不有条例的，临事时不能拘泥于条例，事后又不允许变通，不得已只有在报销的时候，弥补迁就，以求免于被驳斥诘问，所以军务报销的案件，尤其成为胥吏牟取私利的渊薮，督抚和统帅，不是甘心行贿，就是头痛眼斜却无可奈何。

太平天国和捻军平定后，听从倭文端公的建议，将造册改为开单，一时功臣多蒙受其福，没听说太平天国和捻军战役的报销另外滋生流弊。近年外交日益紧迫，财政告急，皇帝日夜焦劳，户部尚书仰屋兴叹，外省上报给户部的收入，十项中只有五六项，其余在外地自行开销的款项，没听说几十年间，二十二行省的将军、督抚中有一个全盘托出的，难道部臣都是朝廷的股肱之臣，而地方大吏都是秦越之人吗？部臣所忧虑的，其实也不是地方大吏所乐意的，其中有不得已的原因。地方官吏用人行政，不能不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措施。清朝初年物力丰盈，百货充足，条例规定的薪粮物价，当时自然足够使用。军兴以后，接着通商、海禁大开，金银外流，百物飞涨，比过去增加数倍、数十倍，旧日的薪粮不能养人，旧日的物价不能采办，挪移弥补，烦苦纠缠，以致报销没有不浮夸的案件，营勇没有不空额的编制，出入款项没有不隐匿的数字，胥吏假借法令来助长其舞弊，地方大吏舞弊以求其合法。

以前曾见言官建议想要稽查盛世时的收支，来限制今日的开支，这有什么不同于在夏天穿皮衣，在平原上扬帆行驶呢？从前洋药厘捐，各省征收的不完全上报户部，部臣嫌少，规定归税务司包办收缴的数目，比上报户部的数目多，比各省实际收到的数目则少，督抚结舌不敢明说，借外人之手，夺其权而分其利，且开启其觊觎之心，这是税厘之弊的滥觞。唉！依靠法令的弊端，竟到了这种地步！所以科举制度埋没人才，资历制度废弛官制，条例成案废弛政务，循环往复，遂至病入膏肓。然而指望科举作为晋升阶梯的人，固守资历以谋求显贵的人，依仗条例成案以营私舞弊的人，天下之大，何止百万人？而且大都是士绅之族，清要之班，狡黠奸猾之徒，一旦改弦更张，必定恐惧并联合起来图谋我们。所以说：推行新政不难，而废除旧制难。现在为此进一言说：大屋将倾，工匠缩手，这必须更换梁栋，去除朽烂蛀虫，仅仅粉饰支撑，无益。如果认为更换梁栋、去除朽烂蛀虫不便，而粉饰支撑，一旦栋梁折断屋瓦崩塌，住在下面的人，有能幸免的吗？我不废除而别人废除，不如及早废除。我不推行而别人推行，不如及早推行。不要拘泥于眼前的损益，而要计算大局的安危，上面没有畏惧之心，下面没有阻力，或许困难的事不会始终困难，可变的事可以最终改变吧？众人之言能熔化金属，众志成城。我私下看到朝廷有变法之机，而预料士人百姓必定深深诋毁变法的害处，更担心日后不能最终实现变法的效果，于是征引古事以备参考，明智的人能洞察先机，或许有所恰当之处。

保富篇上

钱塘汪大钧撰

现在谋划国家大事的人，无不争相谈论富强。然而强盛不是可以立刻达到的。军队未训练，器械未精良，铁路未建成，炮台舰船未完备。做一件事，或许需要百万，或许需要千万；同时做几件事，且需要数万万。聚集数万万的资金，而管理完全得当，规模或许可以稍微具备。然而与英、俄、德、法各国相比，仍不免落在后面。英、俄、德、法各国，是现在的强国。偶尔与其他国家发生龃龉，必定预先筹划兵费。边境战端既开，增兵置械，惟日不足。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即使知道英、俄、德、法各国增兵置械的费用尚未可限量。在当今，其需用之急与筹款之难，大概可以知道了。于是有人进献富国之说，谈论富国的宗旨大体有两点：一是开辟利源，一是敛取民财。开辟利源之说，近来是正确的。其中如矿学、商务、种植、制造，西方人实行而有效，中国人实行应该必定无不有效。然而开端宏大，学业精微，设立学堂来教导他们，其成

译培养人才必定需要十年；等待人才成熟后加以试用，其产生效果又需要十年。像这样二十多年之后，才能收取所得，作为练兵、购买军械、修建铁路、建造台舰的费用。而所谓练兵、购买军械、铁器、台舰等事务，又不是十几年或二十几年就能办成的。我不知道在这三四十年之内，敌人欺凌我们、侵削我们、掠夺我们的权利以阻遏我国民士气的事情，千变万化，究竟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更不知道三四十年之后，我们黄种人还能有立足之地吗？

长远的成效不可期待，于是寻求眼前的功效，而聚敛钱财便成了进呈的策略。近几十年来，如厘金、如捐纳、如牙帖（商业执照）、如普捐、如息借商款、如昭信票，名目繁多，不可一一列举。征收时，大的方面雷厉风行，小的方面铢积寸累。地方官吏和胥吏轮番逼迫，官府向商人索取，商人向货物转嫁，导致物价飞涨，洋货趁机而入。国家抽取百分之五十的税，尚且能成为进项，大宗货物中百分之九十的价值，五年内流失到外洋的数额可想而知。金银外流，织机空转，国家用度尚未充足，民力已经耗尽。愁烦怨恨的声音充塞耳际，饥荒流离的人遍布道路。外患正急，内忧接连而至，祸害百姓到了极点，最终祸害国家。以此谈论富裕，我恐怕会更加贫穷；以此谈论强大，我恐怕会更加衰弱。

孔子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会富足。”我希望谋划国政的人，体恤小民的身家性命，培育民间的元气。免除苛捐杂派，禁止压迫勒索，删减税目以杜绝舞弊，精简人员役使以杜绝中饱私囊，有利之处，鼓舞并振兴它，弊端所在，改弦更张。凡是平时中国已有的商业，如盐、茶、丝、布、油、粮、酒、典当、汇兑之类，以及行商坐贾、百工技艺，遍布通都大邑，家家户户都有，稍加整顿，各自加以保护，获利之容易，如立竿见影，每家每年增加千金，万家即增加千万，三五年后，安康富足可以期待。由此富裕的人固然可以经营奇货以谋取利润，依靠富裕者供养的人，也能做到上事父母、下养妻儿。一旦有事，以公义激励，以国耻激发，我知道奋发兴起，必定有能解除君主日夜忧虑的人。为什么呢？丰年子弟多懒惰，衣食充足而后礼义产生，在家给人足之时激发天良，与在啼饥号寒之日榨取脂膏，其难易程度不用智者也能分辨。

从清初到乾隆、嘉庆年间，未曾不用兵，而国家用度不见匮乏，当时中国未曾有西方方法，而民生不见困窘，这难道不是藏富于民的成效吗？至于开矿、商务、种植、制造等大端，还可以取法西方，力求新颖，保护固有的产业，开辟未开发的资源。像这样还担忧贫穷和弱小的，我未曾听说过。

译保富篇下

有人说道：“如果我的话是对的，那么练兵、购买军械、修筑铁路、建造炮台和战舰等政事，都将搁置不办，而只是温和地以保护百姓为急务吗？恐怕百姓的富裕还不可知，而国家的危亡却等不及了。考察古代，依靠田赋出兵，没有不借助民力的。西方各国，遇到战事，有加征货物税的，有征收房屋税的，有向百姓借债的，有抽取人头税的。为什么唯独中国一定要迁就商贾百姓的私利，从而给君主宰相带来忧虑劳苦呢？”回答说：“不是这样。”对君主宰相而言，应当通过保护财富来保护国家；对商贾百姓而言，则应当通过保护国家来保护财富。现在有在墙内争吵的兄弟，有人告诉他们：“别人将要杀害你们”，那么兄弟必定转而互相救助；有在室内被责骂的夫妇，有人告诉他们：“别人将要祸害你们”，那么夫妇必定联合起来与之抗争。为什么呢？因为同室之仇，抵不过其他族群的逼迫。百姓之所以对国家忧患漠不关心，不过是因为烦扰愁怨、饥荒流离之事，时常在心目中往来，认为上面不体恤我们，反而加重了我们的困苦罢了。试着告诉他们疆土日益缩减、国威日益受损、身家性命几乎无法保全，没有不惊恐警惕的。只是愚笨的人贪图眼前的安逸，不知道事态的紧迫；那些狡猾的人又认为西方人以商业为重，夺取我们的土地未必会损害我们的财产，因此坐拥厚资，倚仗而无所畏惧。甚至有的重臣和地方大吏，剥削百姓以自肥，希望一旦有事变，能再次成为长安的平民百姓。更下等的，则将资金寄存在银行，托付给外国，以为这样藏身才稳固。唉！这大概是身处帷幕之上却以为安全，住在鸟巢里却希望保住完整的蛋啊。我现在郑重地告诉他们：英国夺取印度时，掠夺其利益，奴役其百姓，不得选举议员，不得担任权要，不得担任统帅，百姓无处申诉，愚昧且困苦，直到今天还是如此。英国夺取缅甸时，搜刮君主、宰相和富户的财产，并拍卖他们的妻儿和物业。俄国夺取波兰时，派总督监视，派将军镇守，解散民兵，禁止报纸，于是波兰便再也无法振兴。大概西方民族对于别人的国家，不仅防备百姓作乱，而且防备百姓开智，用心如此，比起日本人所说的“日本再次攻克而楚国再次失败”还要过分。然而还可以说这是已经灭亡的国家，所以能够逼迫威胁、任意宰割。中国今天，列强环伺，土地相当，德行相等，没有谁做祸首，尚未达到这种地步。难道没看到越南吗？土地还是那样，人民还是那样，君主只是守着府库，百姓只是供役使，搜刮军械，加重人头税，一切政令，由总督签署，君主和臣子不过像木偶一样被提挈左右，近来俄国在朝鲜，也类似这样。日本割占台湾，俄国人租借旅顺，表面上安抚辑宁，实际上摧残，杀戮波及平民，搜查波及家产，侮辱波及妇女，军火有禁令，逃亡必治罪。华人有什么罪过，遭受如此惨毒，物伤其类，我们的百姓难道心中没有触动吗？不仅如此，过去美国开采金矿，修筑铁路，招工很多，华人像蚂蚁附在膻味上，像鱼跃入深沟，到达的以数十万计，虽然工作劳苦，死亡枕藉，但还是趋之若鹜。于是美国工人厌恶他们争夺生计，渐渐互相仇视，以至于发生焚烧杀戮洛士丙冷一案，惨无人道，于是禁止华工的议论就兴起了。小吕宋土匪滋扰，华人连年被害，已经不可胜数。今年美国和日本开战，各国都有兵轮保护，得以避免刀箭，华人因为没有兵轮，所以无处逃避，无法谋生，困饿而死的人很多。施务一埠，日本官员怀疑华人帮助叛乱，立意苛刻对待，华人既死于乱党，又死于日军。海上传言，几乎有十室九空的惨状。古巴被美国封锁，领事避居英国军舰，华人也多饿死。以上几处，华商在那里不乏生活丰厚、善于钻营的人，平时依托异域谋生，未曾不结交其他族群以自固，事变突然兴起，遭受祸害尤其残酷。传说“不是同族的人，心意必定不同”，要知道种族之见，是人所必有的，白种人对黄种人，断没有一视同仁的道理。黑种人长久处于奴役，红种人逐渐消亡，前车之鉴不远，可以作为深刻的借鉴。所以白种人兴盛则黄种人灭亡，国家衰弱则身家灭亡。那些富人不为国家考虑，难道不为身家考虑，不为种族考虑吗？我以前客居美洲，曾有劝告华商联合设立轮船公司的提议，往来亚洲和美洲，略微分享海运利益，如果有战事，就改为兵舰以保护商船，载运难民回国。侨居不久，提议未能实行。现在假使真的有轮船，华人何至于此？然而恐怕不几年后，西方人必定禁止阻抑，连这种权利也不给予。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惩前毖后，疾首痛心，却还操持同室之戈矛，视一家为秦越呢？中国今天只求巩固自己的疆域而已，并非想要寻求战胜别人的方法。求巩固自己的疆域，那么所需的兵械、铁路、炮台战舰等费用，应当还有数额。从今以后，身为绅士富人的人应当不视为保国，而视为保家，踊跃捐助，不要稍有漠视。国家还应当用道义激励他们，用情感联络他们，凡是举荐某事需要款项多少，晓谕商民，使他们共同捐助。筹定款项，就迅速举行，不要拖延，不要浪费，

译不要中途停止，不要随意改变方向。一件事完成后，再着手做另一件事。除此之外，如兴办学堂、创办报馆、翻译书籍，可以增进民众的智慧，开启社会风气；设立公司、发展制造，可以拓宽利益的来源。这些都是民众权力范围内可以参与知晓的事情，不需要等待君主的命令。有力量的人应当在事情尚未开始时就加以提倡，在事情已经开始后就加以维持。至于轮船行驶本来就可以获利，海外华侨更应当将此视为急务。各自在经商的地方，聚集人才设立公司。其船只和农田都仿照军舰的样式，有事时可以安放巨石驳船，既张扬声势，又方便往来。将来重整海军，出海巡弋，将这些商船编入军队，互相支援呼应。国家没有供养船只的费用，商人有了保卫自身的资本。这真是一举而具备多种好处啊。然而，知道道理并不困难，实行起来却很艰难。中国的祸患，不在于仁政不施行，忠爱之情不激发，而在于君主与民众隔绝，上下互相征敛。恩惠屡次颁布却未能惠及民生，款项屡次筹集却不归于实用。所以深宫之中虽然怀着卧薪尝胆的志向，民间也多有人怀着杞人忧天的担忧，但仍然各自怀着各自的心思，各自做着各自的事情，这是因为彼此情感不通畅造成的。能使彼此情感通畅的人是谁呢？等待这样的人出现然后行动，那么对他还有很高的期望啊。

译论西方人处置东亚的意图

钱塘汪康年撰写

唉！天下之间，用力少而名声美、得利丰的，哪有像今日西方人那样的呢？那些欧洲各国，积累数千年的智谋与强盛，到了今天，与我们画地为牢、自我保守的中国相比，难道不是像石头压鸡蛋一样吗？难道不是像热水浇雪一样吗？然而他们不立刻在中国逞强肆志，或许有人认为这都是因为列强之间不协调的缘故，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他们认为中国地大且风气不一，容易攻取却难以驻守，如果一时强行夺取，白白耗费经营之力，反而先失去了商业利益；又认为用坚船利炮去灭人国家，杀人众多，耗费钱财巨大，损失船舰器械无数，这不是上策。他们蓄意谋划中国，由来已久了。用商业来疲惫我们，用机巧来迷惑我们，中国见识浅陋的人都说：“西方人必定不会贪图我们的土地，我用商业利益引诱他们，就足够了。”然而今天他们已经明确说要土地了。德国占领胶州，山东随之沦陷；俄国占领旅顺大连，东三省随之沦陷；法国修筑龙州铁路，广西随之沦陷；英国占据了威海卫；法国又占领了广州湾；英国又租借了九龙。凡是我们的海口要害，都已经分别成为他们盘踞之地。于是巩固海口，以逐渐收取内地，强者消灭，弱者安抚，不久中国的一切权利就都归他们掌握了。他们又认为用力征服人而残杀太过，会在世上招致大骂，那么民心必定不服，不服就不能长久。因此他们向中国要求，一是说只求保护商务罢了，二是说只求权利均等罢了。所以他们聚集谋略图谋中国，有事而无其形，有形而无其名。因此几个月之内，中国接连失去数省土地，而官绅士民还茫然好像不太知道。等他们知道了，形势已经大体确定，不可摇动了。他们又担心我国民气突然发动不可遏制，所以收回我国权利，却极力扶持我国君权，那么民间有抵触而起来反抗的，中国必定能自己消灭他们；中国即使不能自己消灭他们，他们也必定代为消灭。他们不是为我们清除乱民，他们实际上是清除抗拒他们的人。这样，所有我们力图自存的百姓，都成了犯上作乱的人了。他们又担心我们激昂的言论足以打动众人的耳朵，他们明确说：“瓜分的议论，西方人并没有这种说法，那是中国好事之徒编造出来的，用来激使人背叛国家，用来使人怨恨愤怒我们西方人。”这样，所有我们大声疾呼的言论，都成了招致祸乱、开启衅端的言辞了。像这样，中国的义士闭口不言，义民束手无策，他们就可以安坐而收取土地了。至于使用中国的兵力，为他们排除祸害；使用中国的财力，为他们修筑铁路，那就更是巧妙地驱使了。更甚者，如果使天道失去循环的道理，我们华夏没有萌生的机会，那么西方人处心积虑的打算，难道不足以按日计算而得到满足吗？以中国的孱弱，黄种各国离散而没有君主，西方人如果想要放纵他们鲸吞虎噬的心，怎么会不满足他们的愿望呢？然而试想自从通商以来，西方人从我东亚吮吸脂膏，有多少年了？那么近百年来，各西方国家之所以商业利益不绝，互相灌注，难道不全靠我们吗？现在却趁我们武备未修、国势未张的时候，掠夺无忌，杀害不厌。再想想地球上的各国，一兴一衰，哪有常理？如果不致力于互相生存，而只求独自称雄，一心想用威猛惨虐的手段行事，上天将要哀怜我们的仁柔，而愤怒他们的残贼。好比懦夫被无赖骚扰，懦夫就束手无策了；然而控告到法官那里，那些无赖都将戴上枷锁而受到重罚。我担心上帝，也将赫然成为各国的法官。

甘韩《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第二至三卷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第二卷

晋安甘韩眠羊甫编辑

君德

刑部主事吴保初呈政务处代奏的奏折，恳请归政。

为了恳请归政以安定人心而延续国命，恭敬地恳请代奏，仰求圣鉴之事。私下认为庚子年的动乱，是我们中国四千年未曾有过的奇祸，赔款高达四百五十兆两，九庙震惊，生灵涂炭，皇帝车驾流亡，宗庙社稷几乎危亡。当皇太后皇上仓促西逃的时候，又哪里知道还有今天呢？创伤巨大痛苦深重，国势岌岌可危，早已在我皇太后皇上圣明洞察之中。然而小臣还有不能不言说的，恭敬地为我皇太后皇上披肝沥胆陈述。追溯自从戊戌年训政以来，母慈子孝，天下共同知晓。然而当时外面还有幽禁废立的谣言。近来事态更加紧急，列强虎视眈眈，不可终日。臣也知道今后朝廷谨慎巩固邦交，断然不会再次发生庚子那样的事。然而民智未开，教养没有得其道，朝廷虽然明谕屡次颁布，力行新政，私下观察各位大臣所为，除了搜刮之外，没有新的谋略。这是上面以诚心求取，而下面以虚伪应对，又哪里是朝廷所能预料到的呢？现在大难初平，元气凋丧，西北的部族已经饱食于虎狼，东南的百姓又沦陷于鱼烂。如果再任凭各位大臣恣意敲扑，诚恐一旦内乱突然发作，外患乘虚而入，消息甚微，

译关系极大。皇太后不为天下万世考虑，难道只为宗庙社稷以及自身考虑吗？小臣追念前年的动乱，痛定思痛，还是仰赖我皇太后从善如流，诛杀放逐祸首，独自决断，才使危局转为安定。当祸乱交织之时，外人尚且没有立刻瓜分我国土地，国内人心尚且没有立刻背离，是因为有我皇上在啊。我皇上仁孝英明，受中外爱戴，已有多年，只是因为圣体欠安，皇太后出来训政，于是那些荒谬狂妄之徒心存窥测，奸恶宗室则觊觎皇位，奸佞小人则迁怒于邻国交往，祸端起于细微，灾祸蔓延全国。皇太后起初本意是想调护圣体，没想到竟然导致这样的变故，这都是像日食月食那样的过错，可以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过错时，人们都看得见，等到改正时，人们都敬仰他，不正是这样吗？我皇上罪己的诏书屡次下达，善行归于母亲，过错归于自己，天下人读后没有不感动流泪的。皇太后今日也可以默察我皇上至孝至顺的心意了。又恭读多次慈谕，既然说母子一心足以证明，宫廷之间毫无隔阂，自然应当及时归政，以安定天下人心，挽回列强的视听。我皇上正值壮年，圣体早已报告大安，皇太后此时正值倦勤，亲自处理万机，夙兴夜寐，舍弃安逸而承受劳苦，推想皇上孝养之心，必定不能安心。还记得同治初年，中外动乱，祸及京津，宗庙祭祀的危机，如同累卵，仰赖皇太后知人善任，成就大功，中兴的盛况，自古无比。等到穆宗毅皇帝脱离保傅，撤帘归政，成功而不居功。我皇上年幼即位，皇太后保护提携，已经不是一天了。如今形势虽然不同，但忧劳依旧如昔，难道还适宜耗尽睿智思虑，使身体消瘦以求自安吗？加上銮驾初回，长途劳顿，也应当安居深宫，借以休养。万寿山的风景依然，颐和园的花鸟无恙，湖山钟鼓，晚年景致足以娱乐。这样传播到九州，记载于史册，谁不引为美谈？皇太后试着询问一下朝臣，如果还认为这件事可以缓办，一定是私心未化，只顾自己便利，不是我列圣的臣子。臣愚以为如今正当回銮伊始，重新奠定国家根基，急切应当先举行归政大典，然后推行新政，中兴的功业，或许可以期待。我皇上柔顺文明，必定能预先领会并承奉旨意，体贴亲心，决不会辜负慈恩，成为盛德的累赘。私下希望皇太后独自决断，毅然实行。臣私下思考庚子年的变故，皇上盛德确实为海内外人心所归向，所以大学士李鸿章奉命议和，得以和平解决。如今重臣已丧，专使无人，南方各省藩镇，自顾不暇，万一再有变故，谁能收拾？平阳之痛，五国之悲，恐怕一定比从前更剧烈。归政则福泽如此，不归政则危祸如彼。臣虽然极愚，也知道我皇太后必定不会舍弃安荣而走向危辱。总之亲政大典一日不实行，则外面流言一日难平，即国家根本一日不安。而昧于时势，妄加揣测的臣工，还有以广立储君为请求的，邪言迷惑，臣私下担忧。当今圣明在上，左右都是贤臣，匡正辅佐的大计，难道一定要等待疏远卑贱的小臣吗？只是大臣隐忍不言，所以小臣不得不以死抗奏。臣听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又听说狂夫之言，圣人择取。臣世代受国家恩惠，臣的休戚，实在与国家安危共担。只要臣的话有万一可行，即使死的那天，也像活着的时候。臣不胜激切之情，恭敬上奏以闻。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恭敬请求代奏。

译论整顿财政应当从宫廷开始

古代帝王治理天下，那些根本的大法，不仅仅是用来约束臣民的。君主必须以身作则，作为天下的表率。所以，从礼乐征伐，到爵位俸禄、刑罚奖赏，必定不是专门为臣民而设立的。其为子孙后代考虑，君主也极为周全完备。就以爵位俸禄来说，孟子说周朝颁布俸禄，从下士开始，到国君结束。国君专制一方，土地和人民都是他的所有，似乎可以随意索取，满足其奢侈浪费。然而，食禄的制度，与卿大夫相比，界限分明，由此可知必定没有厚取于民、奢侈无度的事情。自从《洪范》有“只有君主才能享用玉食”的说法，解释经书的人就已经对此产生怀疑。《周礼》有“只有君主不征收赋税”的说法，更是成为后世儒生攻击的靶子。然而，后世专断威福的君主，以及陷君主于恶的臣子，却乐于引用这些作为依据，以满足其奢侈的愿望。近来推崇日本立宪政体，宫廷所用，除了制定帝室及皇族费用外，不得有一丝一毫扰累百姓。西方各国，无论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每年都有固定的俸禄和经费，不得多取国家收入的一分一毫，并且有年度预算表向全国公布，以示没有私心。唯独中国不是这样，天子的权力既如此重大，国家的臣民都像是君主的奴隶，国家的田亩都像是君主的产业。于是，倾尽国家的全部收入，全部用来供奉天子，天子也视其为应得之财，任意挥霍，不留余地。等到突然发生灾荒、战争以及意料之外的事件，仍然向民间征收以求满足用度而后已。还不够，就破坏纲常，极尽搜刮钱财之法，即使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也不再有所顾忌。这本来就是自古以来的情况，如今却更加严重了。我朝开国，极力惩治明朝的陋习，康熙年间屡次以明朝的奢侈为戒。然而，圣祖以宽厚驾驭群臣，宪庙以考核名实继承其后，裁减陋规以充公，于是府库迅速充实，几乎出现了西汉粟米红腐、钱串朽烂的景象。纯庙继承皇位，太平日子久了，百姓富足，于是丰亨豫大的规模，便成为本朝之最。历次南巡，侍从的众多，宫室的宏伟华丽，铺设的华美，供应的周到，记载在史书中的，实为古所未有。于是，极盛之后，难以维持。自嘉庆、道光以后，开始以边境战事接续匪乱，国家疲敝了，国库空竭了，而宫廷支用仍然以盛时为例，没有听说有减膳减衣的美德，为天下留下不尽的储备，乃至此次回銮，虽然有躬行节俭的谕旨，大小臣工，应当各自崇尚节俭的谕旨，而几个月前已有每站须费七万的说法，近日天津报纸所记载，又有回銮经费已筹备一千三百万的说法。禁道所经省份，夫役马匹为之空尽，供应采办的使者，日夜在路上相望，一旬日的休息，而请欠五十万；一个彩棚的搭建，君主估计费用四万金。难道是因为太后年事已高，将借此以博其欢心吗？还是臣工为了私利图谋呢？唉！浪费如此，如何维持？其他各项事务，从何支办？这本来就是天下臣民所悬心忧虑的。而关键在于中国财政，完全听命于君主，不再有确定的限制，确定的规则。如今朝廷，因为民穷财尽的缘故，臣工建议无所不备，甚至应当办理的事务，应当兴办的工程，都一律搁置，而唯独没有听说远师古训，近仿西制，以恭敬节俭节用的说法责难君主；甚至推波助澜，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军机大臣奏请裁减谒陵随扈人员折附清单

臣世铎等跪奏，为遵旨议奏之事。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上谕：我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欽献崇熙皇太后懿旨，明年春天只谒东陵，所有从京城启銮及御道行宫一切，都力求从简省。王公各官，除每日值班必须随行的人员外，其余都无需随扈。应当如何酌情变通，破除常规，务使轻而易举之处，着御前大臣、军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核议具奏，请示遵行等因。钦此，臣荣禄等遵照即将各部院衙门向来例请派随扈人员悉心斟酌考核，择要开单进呈，恭候裁定，并将各部院应带司员人等切实通知，一律减派。前奉谕旨已经通饬钦遵在案。臣世铎等对三旗侍卫、亲军校、亲军等以及銮仪卫官员、校尉、上虞备用处侍衞、拜唐阿、虎枪处、景运门官兵，按照向来例逐一裁减，缮具清单恭呈御览。至于健锐营、内外火器营向来都随扈，现在已有直隶各军随从护卫，拟定请将健锐营、内外火器营此次无需派出。臣世续等对御茶膳房、造办处、上驷院内务府官员及苏拉匠役，查照上谕，酌情裁撤，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其应办各项差务随时从简办理，

译应当携带的备用物品，也选择重要的才带上，送至武备院、御鸟枪处，由内务府传达给各相关衙门，恭敬地遵从皇太后的旨意，务必从简，自行斟酌办理。臣等共同商议，现当时事艰难，宫廷极力提倡节俭，屡次奉到明诏，一切开支都加以节省，大小臣工都应当激发良知，仰体圣上心意，各项开支都加以节省，极力戒除虚耗浪费，才不辜负朝廷实事求是的深切用意。所有臣等会同遵议的缘由，恭敬地撰写奏折陈述，恳请皇太后、皇上圣鉴。恭敬地奏闻。奉旨：知道了。钦此。臣世铎等将各旗军营官员、拜唐阿等恭敬地拟定全部裁撤的数目，开列清单恭敬地呈请御览。三旗侍卫每次共派遣一百九十八员，此次全部裁去四十八员，共派遣一百五十员。三旗亲军校、亲军等每次共计派遣一百五十三名，此次全部裁去三十三名，共派遣一百二十名。銮仪卫每次共计派遣官员九十六员，此次全部裁去二十六员，共派遣官员七十员。銮仪卫校尉每次共计派遣一千三百四十名，此次全部裁去四百六十九名，共派遣八百七十一名。上虞备用处侍卫、拜唐阿每次共计派遣八十九员名，此次全部裁去四十四员名，共派遣侍卫二十三员，拜唐阿二十二名。健锐营每次派遣官员五员，士兵六十名，此次拟定裁撤。虎枪处每次共计派遣官兵一百六十六员名，此次全部裁去一百三十五员名，共派遣官兵三十一员名。内外火器营每次共计派遣官员三员，士兵五十名，此次拟定裁撤。景运门每次共计派遣官员五十九员，共计派遣士兵五百七十三名，此次全部裁去士兵八十名，应当支搭尖营城应用骆驼六十六只，马三十五匹，都无可核减。臣世续等将内务府各处官员人等恭敬地拟定减撤数目，开列清单恭敬地呈请御览。恭敬地查得，上次由内传出随营总管、首领太监等七百余名，此次传出三百四十三名，裁撤二百五十余名。又上次由内传出披甲、苏拉、抬夫七百五十余名，此次传出四百二十一名，裁撤三百二十余名。又上次由内传出车辆三百九辆，此次传出二百四辆，裁撤一百五辆。又上次由内传出连鞍驼马八百四匹，此次传出连鞍骆驼马并大马圈马共六百二十五匹，裁撤一百七十九匹。至于内务府以及御茶膳房、造办处、上驷院应当准备的各项差务，上次听差官员共二百三十三员，苏拉、匠役等共二千八百十二名，此次拟定派遣官员一百四十五员，裁撤官员八十八员，拟定派遣役夫一千七百三十五名，裁撤役夫一千七十七名。所派遣的员役既少，车辆盘费较上次可以期望从简。其应当准备的各项差务，随时斟酌核实，从简办理。至于各处应当携带的备用物品，选择重要的才带上，稍显繁杂冗赘的，酌情裁撤。其武备院、御鸟枪处应由内务府传达给各相关衙门，遵奉皇太后旨意务必从简，自行斟酌办理。

译两广总督臣陶模跪奏，为请求废除数千年来的弊端政治以光大盛世治理，谨陈述个人浅见，仰求圣上明察的事。

私下认为，国家的兴衰取决于君主的德行，自古以来的君主，没有亲近君子而未能实现大治的，也没有亲近小人而未能导致动乱的。治与乱的征兆，不可不仔细考察。凭着人口众多，事务繁杂，远至外国，近至宫廷，全都依赖一人治理。地位虽然至尊，但事务实际上极其艰难。确实知道其艰难，即使每天进用正直明智的人士，在面前讨论商议，还担心不足以应对万事，却让小人在中间离间，那么天下不陷入危局的还有多少呢？

所谓小人，难道一定都是大奸大恶之徒吗？只要他们不读经史，不懂道理，只随着君主的喜怒来决定自己的向背，那么朝夕侍奉在侧，就足以在无形中损害君主的德行。朝廷大臣中虽然有不贤之人，君主没有理由亲近他们，能够经常亲近君主的，只有宦官罢了。君主与宦官日益亲近，必然与贤士大夫日益疏远，德行不能彰明，过失不能听闻，内外相互隔绝，上下沟通不畅，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因此宦官干预朝政的祸患，史书上记载不绝。至于那些关乎君主德行的问题，其征兆非常细微，但危害尤其猛烈。

我朝家法严明，二百多年来，从未有内监参与政事，大治的盛况，是往昔古代所没有的。然而臣认为，铲除弊端应当像铲除杂草一样，留下它的芽孽，终究担心会再次生长，不如断绝它的根株，永远不再滋长。皇上正值壮年，圣德日日更新，哪里会习惯于亲近侍从而损害亿万代的基业呢？似乎有应该烦劳圣上思虑的地方。

回想前代重用宦官，是因为妃嫔众多的缘故，我皇上后宫人数减少，左右使唤本来有宫女，至于内廷各项差事，都可以改用士人，都不一定必须使用内监。如今皇帝车驾西巡，随从的内监数量还很多，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趁此时大加裁减，酌情留下忠厚谨慎的二三十人，其余全部遣散。回銮之后，请旨命令王公大臣共同筹议，制定宫府一体的制度，永远不再选拔充任内监，那么这数千年沿袭下来的弊端，到皇太后和皇上这里才彻底废除。这不仅是一时的盛事，也是千古的美谈。

当今外敌纷纷入侵，局势危急明显，正如圣谕所说，想要寻求振作，应当商议改革。只是兴办与革除的事，本来不止一端，中外臣工应当已经陆续上奏陈述。微臣的意思，私下认为事情有看似细微而实际上重要的，宦官就是其中之一。这类弊端政治，如果不尽早废除，怎么能作为变法自强的根本呢？况且世界上的各大国，都没有内监，唯独中国还保留旧习。那里的人士，常常互相讥讽议论。如果改变这个制度，那么风声传播出去，外国在外交斡旋之事上倾心归附，不无关系。

臣身居外臣职位，妄议内政，只是受恩深重，未能报答点滴，希望竭尽愚诚，以仰助圣上治理于万一。伏乞皇太后皇上圣明鉴察训示。谨奏。

天下各国的政体，大致有三种。以前的译本称之为君主政治、民主政治、君民共主政治。君主政治，除了中国之外，像俄国就是。民主政治，像美国、法国等国家就是。君民共主政治，像德国、英国等国家就是。近代人的译本认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等称呼，似乎与原意仍有不妥。改称为专制政体、共和政体、立宪政体。

专制政体，是指一人独揽权力在上，来控制万民万事的。共和政体，是指凡事由民间建议，而政府遵从命令执行的。立宪政体，是指共同制定法律，君主和百姓都共同遵守的。这种说法一出，于是中国政府就被归入专制的类别。虽然如此，以我看来，中国又何尝能够专制呢？名义上是将权力收归于一人，实际上这一人却退居到无权的位置，只是承受这个专制的名号罢了。

专制的含义，是一人在上指挥，万众在下慑服，发出命令如轰雷般迅猛，奉行命令如流水般顺畅，这才算是尽到了专制的分量。然而一人独处，其形势最为危险，吸引力稍弱，扶持稍疏，就会轰然崩溃。中国君主，有的称为孤，有的称为朕，认为其尊贵没有第二个，其伟大没有边际。不知道“孤”是孑然无偶的意思；“朕”是无形无影、没有端倪的意思。由此说来，危险吗？不危险吗？何况又面临万国注视，四面受敌，而想要以一人旨意的肯定与否，来抵挡冲击，能吗？不能吗？

譬如疾病，元气已经损伤，外邪又侵入，攻邪则元气一并陷落，补元则潜伏的邪气更加坚固，即使有华佗、扁鹊，也知道困难了。何况病人自己主持，胡乱订立方药，而希望病能痊愈呢？

历代以来，外交的纷扰纠葛，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秦朝时，专制兴起。然而凭借秦政的雄强诡诈，却不能控制其后，赵高指鹿为马的阴谋，陈涉鸿鹄之志的起义。凭借汉高祖的雄才大略，却不能控制其后，诸吕人彘的惨剧，赤眉铜马的祸乱。凭借

译光武帝那样雄伟，却不能控制后来的宦官群狼、钜鹿的人妖。唐祖那样神武，却不能控制后来的渔阳鼙鼓、马嵬风云。宋祖那样深沉雄健，却不能控制后来被宦官操纵、向敌国称侄称臣的局面。其余朝代，忽起忽落，大约不到数十年间，就有一方争夺霸权，干戈血战，把大地当作杀戮的剧场，把人命当作赌博的资本，驱使万民陷入刀兵，淹没肝脑于泥涂。天地生人的本心，我知道一定不是这样的。这没有别的原因，都是专制的念头拖累造成的。虽然欧美各国并非没有大战，民主的君主也并非没有遭受轰击，然而文明日益发达，弭兵思想已经萌芽。而且推究他们争杀的原因，如果是同族民众互相残杀的，实在太少。只有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本国的人争杀本国的人居多。而且推究其原因，都是为了某一个人的交情竭力去杀那一个人，又为了那一个人的交情竭力来杀这一个人。让善于诙谐的人设喻来问他们，实际上两边的人都无所谓。这种杀戮也杀得可笑吗？然而还说因为憔悴虐政，濒临死亡，无法逃避，暂且用这种不惜身命的方式去争取将来一天的太平。不知道祸乱刚结束，专制的义理仍然接踵而起，毕竟循环往复，久则百余年，速则数十年，最终还是用昔日杀人的手段被人所杀。那么这几乎是自杀啊？那一个人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只是对苍生怎么办呢？对人群怎么办呢？那么为什么说专制的念头拖累造成的呢？大凡专制政体，其初衷也并非有意害人。只是把国家看作自己私有的东西，而这东西又是人人窥伺而贪得的，即使没有贪得之心，凡是在这东西中稍微得到一点权柄，都可以操纵当时、睥睨一世。其中的委曲弊窦很多，我无法制约它。这种弊端怎么能停止呢？这种东西怎么能长久呢？藏宝不慎尚且能招致盗贼，打扮妖艳尚且能招致淫邪，何况这东西足以动人，不知比财与色相差几千亿万倍，而又漏洞百出，难以竭力攫取，稍纵即逝，如果不是穷尽制约的力量，穷尽制约的方法，不足以谈论这个了。这就是专制兴起的原因。于是知道专制的兴起，是因为把国家看作私有之物。既然把国家看作私有之物，所以各种制度，没有所谓的国政，不过是防弊的手段罢了；没有所谓的官常，不过是钳制的手段罢了；没有所谓的民治，不过是镇压的手段罢了。一个私心一起，万种弊端丛生。所以说君主有权，也是有限的。专制的话就是无限的权力，而内心却担心大权旁落，主权外移。所以说官员有权，也是有限的。专制的话就紧迫，而严格限制，而重重分割其权力，宁可把权力窃取给奸邪，寄存在妇人宦官手中。所以说民众有权，也是有限的。专制的话就严厉，压缩其界限而完全剥夺其权力，宁可让池沼中的盗贼弄权，不允许善良之人自主。穷尽私心所至，于是升降官员不必由公议，当官则限制回避利弊，不允许他们上陈。设置官员不必有用，经费可以出自勒派，国家用度不必让众人知晓。宁可向外国人购买炮械，而不允许民间制造；宁可驱使无赖去送死，而不能编民为兵；宁可在权力不及的地方失刑，而必须用严刑来治理那些绝不外向的民众。种种弊端，很难尽述。大要说来，就是：断无兴利，惟有防民而已。

译然而，如果在闭关锁国的时代，四海之内如同一家人，即使治理不善，也还可以说只求平安无事，便能坐享太平。如今却是万种祸患如刺猬般丛生，群雄冲突不断，如果不是众人出谋划策、共同努力，不足以保全自己，却仍然想凭一人的智谋力量去抵挡冲击，只是显得不知深浅罢了。根本原因既然混乱，百事都非正轨，所以就拿学堂来说，学生毕业越来越多，受雇于外国人，智识逐渐开通，却竟然苦苦谋划叛乱。而那些所谓的平民，又视国家大事与自己无关，这并非这些人天生良知蒙昧，而是朝廷束缚太多，压抑太甚，大违背公理，再加上愤慨至极时的时局艰难，所以他们胸中蕴积的情绪，已无法再遏制。而愚昧的百姓，平日不让他们参与国事，到了这时候告诉他们国家的危急，所以他们也就漠然置之，好像认为这也与自己无关。那么为什么说在闭关锁国的时代，四海一家，即使治理不善，也还可以呢？现在假设有大户人家，平时训导子弟，只是遵循规矩罢了，恭顺罢了，如果平安无事，收取租税，未尝不足以保全家业。一旦天昏地暗，强盗突然到来，呼朋引伴，明火执仗，闯入家中，那么强悍的子弟、健壮的仆役和豪奴，反而适用。朝廷时势不同，到了这时候，所谓遵循恭顺的人，就退缩战栗，任凭强盗倾箱倒柜，满足欲望后离去。然而我私下认为，如今能认识到这一点的，朝廷里也不止一人，然而不能稍作改变计策的，没有别的原因，是朝廷恐怕会败坏我的私产。如果说这本来是我私有的东西，强盗抢夺，是无可奈何的事，却只担心它被家人摆弄。唉，由此说来，还说可以挽救吗？即使有极大的爱心、极大的能力，所争的也只是早晚快慢而已，何况还是像以前那样懈怠呢？因此，如果放任不管，就已经濒临死亡、荒废；如果决断行事，又扰乱太平，这两者都不行。议论的人于是主张实行立宪之法。立宪之法，试着为朝廷来说，利益已不可胜数。凡是各种利害，与大众共同承担，人心自然统一，内乱因此消除，外侮自然解除，疆土可以保全，帝位因此永固，这是第一个利益。建立官员处理政务，大众得以参与，那么公事多而私事少，官场自然严肃，集众办事自然容易，这是第二个利益。事情利害明白，感到关切，既然关切，就肯出钱。试看民间办一件公事，倡导一件善举等。至于演戏赛会，为什么一呼百应，筹集巨资而无困难？为什么到了房捐之类，威逼胁迫，仍有不顾的？这就是关乎自身与不关乎自身的区别，可知君民通气，筹款自然容易。这是第三个利益。事情参与众议，那么国家行政不至于临时棘手。这是第四个利益。突然发生事变，随地可以决断，不至于观望坐误时机。这是第五个利益。事情与大众商定，即使有敌患，也难以煽动。这是第六个利益。大众所利的，大众与之争取；大众所害的，大众与之排除。利权既得保全，元气因此稳固。这是第七个利益。为国家而争，为国家而死，民气自然振奋，才可以谋求强盛。这是第八个利益。钻营无益，贿赂不行，修养品行树立名声，便可出众。从此我国开始有好人。这是第九个利益。如果要求出众，必须创立美举，各出才力，以争上游。从此中国开始有好事。这是第十个利益。民生之初，没有统纪，大众所归往的，就称为王。事情为民设立，就称为政。帝王本意，因此不坠。如果去掉它，威使人慑伏，这是强盗所擅长的，不是盛德。如果能效法古人，万世称颂。这是第十一个利益。与大众共同守法，子孙如果圣明，国家大治；子孙如果愚昧，国家不至于混乱。这是第十二个利益。出入警戒，护卫用兵，历代帝王有什么乐趣？君民通气，没有顾忌，而后君主才确实比众人更快乐。这是第十三个利益。秦朝仅传两代，汉朝长达四百年，据为己有，终有尽头。每次改朝换代，不忍卒读。岂止是连累百姓，遭受惨死而已？贵为天子，到了这时候亲手杀死子女，然后随之灭亡的有之；自祝生生世世不生帝王家的有之；自缢的有之。王位既失，子孙也断绝，只有公之于民才能避免此祸，可以永世，可以万年。这是第十四个利益。此外利益相因而起的，几乎不能用笔墨说尽，太疲惫了不能再说完。唉！日暮途远，人间是何世？违背时势的议论，只是空谈。然而如果不能停止，是悲叹黄族将沦于惨祸。至于词语鄙俗，不事修饰，是因为我正刻意通俗，无暇咬文嚼字以求工巧。

问：古代天子诸侯都立太子、世子，汉、晋以后沿袭，而且有太孙、太弟的名目，更有称为皇太叔以及不是儿子而立为太子的，其名不正甚矣。本朝康熙以后，不再建储，垂为家法，大变古制。如今万国交通，泰西君主之国，也有储君，与中国古制暗合，试综其得失，列举而论列之。

天子者，天之所命也。天之所命，那么必定此人有君临天下的德行，天下才顺从而尊奉他为君。所以储君的设立，如果失其人，对内则开启君父之间的离间，而

译残害本性、败坏伦理的祸患由此兴起；对外则给小人以作恶的借口，从而开启了窥测皇帝意旨的缝隙，导致大乱。继承皇位、托付重任，正是朝廷内外人心向背离合的关键，也是国家安危盛衰的根本。唐尧虞舜以前，禅让相承，风尚高尚。夏禹将帝位传给儿子启，但经传中起初并没有“太子”的称呼。直到姬周时期，才开始有文王世子的制度与太子的名称，然而那时天子与诸侯的名分尚未确定。所以天子的儿子也称世子，如《春秋传》所说“王世子在首止会盟”就是这样；诸侯的儿子也称太子，如《春秋传》所说“晋太子申生、郑太子华”之类就是这样。汉朝建立并制定制度，天子称皇帝，其嫡系继承人称太子，诸侯王的嫡系继承人称世子，于是确立储君的法度就此确立。后代沿袭这一制度，拘泥于成例而缺乏辨别选择，夹杂公私意图来行事，想要等到祸乱产生，邪恶已在骨髓中发作而不可遏制。玄武门之变，金川门之灾，读史的人没有不掩卷叹息的。甚至权奸妄幸，假托伊尹、周公的榜样，希求拥戴之功，表面上为国家根本着想，暗中却实现其钻营结纳的私欲，所以半夜禁中传出片纸，天亮时已黄袍加身。到了极端，甚至不难转移他人的宗庙保佑，以达成其篡夺的目的，变乱相继发生，不可枚举，而名称更加混淆。于是皇太孙、太弟的名号在晋惠帝立时兴起，临淮王臧与豫章王炽之后，随后立皇孙的，则有齐武帝、魏太武帝、唐高宗、遼道宗、金世宗、元世祖、明太祖成祖。随后称皇弟的，晋朝时有刘乂、慕容冲、苻懿等人。唐文宗时，仇士良立颖王；僖宗时，杨复恭立寿王。至于元朝的武宗、明宗，又以弟弟仁宗、文宗立为太子。至于唐朝的武宗，因宦官马元贽的请求，甚至立光王为皇太叔。尤其奇怪的是，父子亲情，借名相假，随便取一人，像吕后取他人之子，杀其母，养于后宫，令孝惠帝立以为后。降及五代，李唐将皇位传给养子，郭周继位给柴氏。唉，名分不正，哪有比这更严重的呢！只有我们大清受命创业，垂统后世，鉴于历代立储的祸患，思虑宗庙托付之重。所以康熙初年，理密亲王也曾立为皇太子，后因事废黜，于是不再立储。等到世宗宪皇帝，才创立密缄之法。直到高宗纯皇帝，多次颁布纶音，论述立储的弊端，如同井田、封建制度必不可行，编为《储贰金鉴》，永垂法戒，为后世规划，圣虑周详，圣谋深远。唯独能举数千年沿袭的陋制，引发祸乱的根源，变通而出于万全。受顾命，传达大王贝启金匮的名号，与二三亲王大臣在机密之地面授。德行不偷薄而道义确立，道义不丧失而祸患也消除。伟大啊，不可企及！如今五洲交通，泰西君主之国，如俄罗斯、希腊土耳其等国，也有储君，但未见其利。试以俄国之事征验：彼得一世即位时，立亚历细斯为太子。后来攻下巴林堡府，得到加他后，生一男为彼得二世。这时太子傲慢懒惰，与父亲意见不合，祭司等数人劝彼得废黜他。太子恐惧而逃往日耳曼，倚靠日耳曼君主甲列第六，因为甲列是自己的妻兄。彼得赠书责备甲列，甲列送还太子，于是废黜而立彼得二世。论太子罪当死，第二天太子在狱中暴死。未死时，太子请求一见彼得，彼得怜悯他，亲自临视太子，呜咽深悔前非。唉！由俄国之事观察人伦之变，视汉武帝杀戾太子而有思子台之作，明神召见太子而泣为慰藉，有什么不同呢？曾经论说：三代以下，君主不是尧舜，臣子不是皋夔、稷契，必欲以公天下之心，高唐虞之禅让，如美洲华盛顿之所为，固然是大乱之道。然而传子而必拘泥于立嫡，则嫡子不一定都贤能，也是大乱之道。太甲颠覆典刑，若非有伊尹之贤，未必最终能迁向仁义。况且气质不齐，固有左伊尹、右周公而不能矫正其恶者。和峤因晋惠帝之愚而教化穷尽了。汉元帝、晋武帝，岂非守立嫡之法，最终导致亡国者吗？自古储君之祸在史册中相望，岂尽是其子不仁哉？实是君父先有以致之耳。宫女贝多宠幸，盛年已逾迈，而少艾盈前。不善者既以猜忌构衅，即使贤者也以嫌疑自处。又别居东宫而朝见有度数，侍立有时，问安有节制。或经旬累月而不得至君父面前，离析骨肉之恩，虚拥尊严之体，情暌势隔，慈孝两亏。及其为害，父子不亲而谗间起，宠幸擅权而宦寺张。秦政之于扶苏光武之于东海王，晋惠之于遹，明皇之于瑛，隋炀之于勇，困于一二女子小人之手。召之而不能至，诬之而不能白，谏之而不能解，杀之而不能知，而祸乱极矣。唉！由立储之说，其召

译祸乱之害竟至于彼；因不立储君之说，所受的福泽竟至于此。远查历代史书的记载，近考西方已发生的事例，由此才知圣朝家法之完善，不拘泥于古代制度而追求虚名，永远杜绝祸乱的萌芽以巩固国家根本，从而造就亿万年无尽的吉祥美好啊！光辉伟大啊！

译盛称普皇雄田各

西历四月十九日，《纽约格致报》报道：普鲁士国王兼德意志帝国皇帝，名威廉二世。自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即位以来，欧洲人民都注视着他，各国君臣则对他心存忌惮。加之天下各新报纸，大多喜欢揭露他的隐秘，这是因为德皇想要称霸欧洲，且国力正处于鼎盛时期。然而考察他的为人，坦白诚实，敢作敢为，能忍受劳苦，爱民如子。又让德国百姓拥有公举君主的权利。只是他的本性过于狂放率直，容易招致嫌怨。但自从他身为太子时，就知道自己将继承大任，便志向远大，留心考究一切政治、教化、才艺。因此，举德国国内无论贵贱之人，没有谁比威廉二世更熟谙国势政务的了。况且他曾亲历军队，所以对行军法度非常娴熟。他心中如今整军经武的谋划，都是他过去所习得的。有人说：穷兵黩武，劳民伤财，这是仁德之君所不为的。殊不知德国有世仇法国在西边邻近，又有贪婪横暴的俄国在东边逼迫，狼顾虎视，不这样做就无法自我保存。所以今日德军防备之严密，尚且如同一千八百七十年防备法国敌人时的设置。一旦有事，必能云集响应。这都是德皇英明的策略。又因为他游历众多，熟识欧洲形势。曾经从那付去至高路甸汉当，在火车行驶时，路旁形势过目不忘。他的聪慧由此可知。考察他自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初生于柏林，十四岁以前，由其父皇命令轩士彼得傅之佐教兵法，名叫吉卜。十四岁后，增聘普李的架兆士为师，教他受加冕之礼。后来又奉父命，偕同其弟轩利到卡射路的大书院学习。到了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已在书院考取前列，当时年龄尚未满十八岁。出院后，即前往毕士淡学习兵法。不久，又前往宾梧的大书院学习。闲暇时也讲论军务。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六月，其父皇腓特烈三世驾崩，威廉二世继承皇位。一千八百八十年初，与士始路士域贺路士田邦日耳曼小邦的公主，名恶架士他域多利亚定婚。到了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二月初九日成婚。此后，比德皇小一岁的她，生下了几个儿子。长子也叫威廉，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五月初六日生于毕士坦。因其父皇崇尚武备，所以他早早学习军事。听说他未满六岁，就已身穿军服了。又早已加冕受封为德普太子，预定继承皇位。次子名卡路，生于一千八百八三年七月初七日。三子名押爹路弼生于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四子

译途中经过时火药爆炸，于是烧毁了车后的木质部分，国王在车前安然无恙，这最为奇特惊险。一千八百四十年，英国王后被刺客约翰·芬恩用枪谋杀。当时王后恰好游览埃塞克斯。过了两年，有某人阴谋在伦敦暗埋火药炸死王后，事情被发现晚了几个星期。刺客爱德华·奥斯特利茨在伦敦街道上用枪射击王后，连发三枪，一枪击中王后的冠冕，一枪穿透王后的衣服，最终王后安然无恙。一千八百八十二年，王后途经云沙火车站，刺客麦肯齐假装疯癫用枪射击王后未中，这就是英国王后被刺杀的情形。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在圣彼得堡街头遭遇刺客，刺客用枪射击他，幸好有一位平民以身体护卫沙皇，因此平民死亡而沙皇存活。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刺客卡萨高劳在旅途中用枪射击沙皇未中。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刺客别林斯基在巴黎街头遭遇俄国沙皇，用枪射击未中。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刺客苏罗维用枪射击沙皇未中。这一年，俄国沙皇驾临莫斯科京城，有阴谋害死沙皇的人，将地雷埋伏在铁轨上，恰逢沙皇的车队快捷，车已过去而火药才爆炸，因此侥幸免难。过了两年春天，沙皇在避暑宫，这天沙皇外出迎接公主，而阴谋得逞者暗中在餐厅楼下埋伏地雷，沙皇每晚七点用餐，恰逢当晚沙皇回驾很晚，等到七点地雷爆炸，整栋楼毁灭，那时沙皇尚未归来。一千八百八十七年，俄国沙皇游览至雅斯纳亚波良纳，随驾武官想要谋害他，幸好沙皇早有察觉，于是免于灾难。第二年又被人谋害极其危险，幸好安然无恙，这就是俄国沙皇屡次遭遇刺客谋害未能成功的情形。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奥地利皇帝斐迪南遭遇刺客卡利奥斯特罗，用刀刺杀未中。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巴利·麦鲁奴在道路上用枪射击皇帝，子弹击中皇帝的腰带，幸好他的腰带是用海鳅骨制成的，因此子弹没有伤及身体，得以保全性命。后来继承奥地利皇位的是弗朗茨·约瑟夫二世，一千八百七十八年被刺客曼卡士鸣枪射击未中。这一年又有数人，一名弗兰西斯·高，一名奥爹劳，一名干尼利时，趁皇帝游览西班牙军械局时，数人埋伏在道路上齐射枪支，子弹没有击中皇帝而杀死了一名侍从。这就是两位奥地利皇帝被刺杀的事情。

译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七月，德王威廉一世游览于卑顿。刺客阿士嘉知道国王每天清晨必定起身外出散步。一天，等待国王散步时，先开一枪射击国王，没有击中。第二枪子弹从颈部穿过，国王受了轻伤。到一千八百七十八年，刺客蒿杜劳先后开两枪射击国王，都没有击中要害。过了两个月，格致书院学徒名叫奴卑令的人图谋杀害国王。一天，国王经过连顿芦，奴卑令在楼上用枪射击，也没有击中要害。德王前后遭受刺杀，身上负了三十多处创伤，幸好没有死。这一年，企列王也被人刺杀，幸好没有击中。如今以地球各国而论，凡是刺杀国王的，要么击中要么没击中，要么击中的不是要害，很少有成事的，这也很奇怪啊。

《英国大行君主印度大后帝大维多利亚外传》

唉，多么悲哀啊！大维多利亚君主竟然抛弃大英国的臣民而长逝了！人谁不死？身体死亡而名声也一起消亡，这是可悲但不足以悲哀的。如果她的崇高风范常留人间，美好称号不磨灭，恩德惠及后代，子孙永远依赖，功勋华彩可与古人媲美，虽然死了却如同活着，不必悲哀，反而更加令人哀痛。像大维多利亚这样善终，百世千秋，远远不可企及啊！美清下士谨译《君主下葬礼成时上海礼拜堂名士登台称颂语》的内容，扩展为私家传记略稿，海内外的文人君子或许会有所采纳。杭州慕监督说：旧约《以赛亚书》说：“列国将看见你的义，列王将看见你的荣。”唉！这说的就是我大英大行君主吧？达文德先生说：旧约《约伯记》说：“你全寿而归，如百谷之至期而收获。”唉！这说的就是我大英大行君主吧？

达先生又说：君主年登耄耋，众人都知道百谷即将成熟，然而君主在世时享有天人的高爵位，掌管水陆的大权，一旦全受全归，如同太阳忽然落下，天地因此骤然昏暗，人间能不大吃一惊吗？谨考西历一千八百三十七年，君主开始即位，英国领土仅合英程八兆三亿二千万平方英里。到一千九百年增加到一京二兆平方英里，实际增加了十分之五。于是太空中的日轮，东升西降，英国领土永远没有不见阳光的时候。又考英国人口，君主即位时仅有一垓六京八兆人。如今合百族以奉一君，人数不下四垓之多。英国的赋税，起初每年仅得英金七京五兆镑，如今增加到二垓二京五兆镑。而且教化、文学、格致、学校、巧艺、美术之类，无不与之共同兴盛。美好啊，辉煌啊！再加上君主临御六十三年，享年八十二岁。我们习惯听闻一切善政，几乎怀疑这是理所当然的。唉！我父亲在世之时，已经安之若素了。一旦去世，天下人听闻后共同感到震惊。其他事情来不及讨论，就像官民宴会，常常称颂大维多利亚的大名。如今情随事迁，能不深深感慨吗？

达先生又说：他国君王每年都有去世的，但曾经没有像英国君主这样动人哀慕的。唉！君主维多利亚实在是上帝赐给我国以福佑我民的。大凡君王有四种：一是只有德行而没有才能，一是只有才能而没有德行，这两种人比比皆是，史册所记载的多是危害民生，要其流弊相同，不容易立刻分辨优劣。一是既有才能又有德行，百姓幸运了。一是才全德备，如今英国君主应属于哪一等？不是我敢确定的，但各位君主都能确定。唉！我维多利亚君主，确实可以冠冕人伦，她降临世间如同日光，人们都注视着她。假如她能做慈母而不能做圣后，我英国今日将会怎样？大凡人贵居高位，显露自身以展示给万国之人，很难。何况在英国而为传位的民主，则更难。才德稍有偏差，众望必定与继承统绪有妨碍。如今却享有上寿而绵延王位福泽，不仅子孙继承统绪可以没有革命的忧患，而且与万国缔交也无可指摘。她的功绩伟大啊，而且不止于此。我们英国人幸运得到圣君，于是能在五洲人类之中脱颖而出，没有一个人含垢忍辱侍奉君主。又发挥她的智慧德行，使四散的群藩熔成一片，不同于以武力服人，不更是难能可贵吗？

管窥蠡测之徒，都怀疑君主值此鼎盛时期，应当已经畅然自适，哪里知道君主不自满假，不自暇逸，少年时就躬自刻苦，从未有般乐怠敖的念头稍萦方寸。所以她的治家，自命如家人妇子，遇事可作为女范。她的勤学，曾学六国方言，能弹琴而擅长绘画。她的鸣谦，寻常人都可以与之晤语。她的崇俭，温莎宫已建造十年，安居不厌其古朴。她的驭下，宫中人员很多但很整洁，而且各有职事，没有一个冗员，也没有一个违道之人。她的律身，一言一行无可指摘的微瑕。她的爱民，常自念曾尝苦趣，人苦必有甚于己者，所以多次幸临医院问视伤痍。总而言之，事无论大小，一概出于忠恕之道，期望无忝乎平治修齐。英国诗人脱毅生曾献颂曰：“普天之下有此神女，率土之滨有此圣君，家可为表，国可为坊。”

译皇帝眷顾大英帝国，接受天命，永远昌盛。」我在庄重诵读之余，私下希望后世之人默默想到，能享有今日之乐者，都源于这位一生安宁、宫廷清洁的君主，从而更加感激上天赐予的太平安康。推及全国，我敢继脱毅生之后，拱手接着歌颂道：「作为母亲极尽慈爱，作为妻子极尽顺从，作为君主极尽仁德，作为帝王极尽诚信，国家根基巩固，君主福位绵长，愿她佩戴礼服，万寿无疆。」福万全按：全地球陆地合计英制五千万平方英里，英国独占一千二百万平方英里。海洋占据陆地的四分之三，英国实际上全部拥有，这都是君主莫大的功绩。从古至今，无论男女，谁能与之相比？而这些都源自于崇尚德行的这一颗心。唉！像这样的君主，可谓死而不亡了。

译突厥即土耳其苏丹事实

二印度新出一书，论述突厥及其苏丹，书中有一章专门论述当今苏丹的事迹，特此照译。当今突厥苏丹名为雅度哈弥第二，于西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即位，继承其兄摩拉苏丹被废后的空缺。雅度出生于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幼年居住在深宫之中，闭门不出，每天只与妃嫔、宫女、宦官为伍，不许与外人往来，更不得参与国家政务。稍长之后，沉溺于酒色之中，几年之后，突然悔改，洁身修行，几乎成为隐居避世之人。因此，他在即位之前，既缺乏学问，又没有阅历，且没有可以依靠的朋友。忽然有先前废黜他叔父的人，又废黜了他的长兄而拥立他，这是将他从闺阁之中拔出，骤然登上朝廷高位。有宰相密达想趁着革命的机会，创立欧洲那种君民共治的政体，以消除从前暴虐专横的君权。雅度起初不知其得失，欣然答应。然而第一次进行改革时，就遣散了议员，并革除密达的职务，发配到阿拉伯充当苦役。雅度鉴于王叔被他人毒杀之祸，防备极其周密，宫中饮用的水，特设竹管，派专职官员监察。每天进献的御膳，都用银器封固进呈，且平时幽闭在深宫，不敢越过宫门一步。有一天，西方使馆的贵妇入宫朝见，见雅度身体虚弱多病，便对他说：“苏丹为何不出游郊野，以散闷养生呢？”西妇退下后，雅度告诉左右侍从：“我未曾开罪于这位妇人，为何她以歹意待我？为何她劝我冒险出游？难道她有幸灾乐祸之心吗？”唉，苏丹的疑忌心太深了。雅度防范祸患，左右近臣没有一个信任的，即使是御林护卫的士兵，也七天更换一次，担心他们久留而生变。政府大臣出入宫禁，也必须持有凭证，随时查验马匹。考虑到官署之中、宫廷之内，以及街市之间，都设有查察奸细的官差。亲兄弟不敢私下交谈，路上相遇只用眼神示意，害怕被官差拘捕。雅度有行宫，名叫伊利斯宫，距离京城约三英里，位于王贝泗波罗海颈欧洲岸滩的小山之上。自从见到王叔遇害后，深闭不出，永远不敢离开行宫，如同避世的高僧一般。行宫位置极好，前面临海，一望无际，四周草地树林连绵不断，中间藏有房屋很多。雅度避世独居，每逢礼拜五出宫一次，前往附近的回教堂诵经。自即位至今已历二十三年，从未巡视四境。国家的习俗民风，都是他所不了解的。在雅度左右的，只有一班宠臣，他们的愚昧无知，实际上比雅度更甚。雅度专权暴戾，轻信谗言屡次更换政府。从外人看来，突厥京城几乎没有一人足以担任政府大臣之名。凡是执政者，事情无论大小，都必须请示命令后才能行动。数年以来，宠臣中有与苏丹最亲近的三人：第一人是御前茶房太监，苏丹惑于他，与他商议国家大事；第二人是阿拉伯人的族长，也居住在苏丹宫中，共同掌管政权；第三人是爱妃，能在宫内掌权的，只有这三个人而已。在外有一二名总督，凡有陈奏，雅度一一唯命是从。又有宫内大臣数人，也承蒙苏丹信任，此外无人了。三人之中，又只有太监最得欢心，有时能挽回大局，使苏丹收回成命从而满足他的要求。唉，突厥的政体如此，何怪其国势成为瘫痪而永不长进呢？每一个部院，既设一名大臣以总理之，又设一名副员以监察之。副员的职责，凡大臣有所决定，必须由副员奏陈。因此有时大臣所行之事，没过多久，副员出来改革，使政府进退无措，岂不更难办理吗？西方人游历所至，窥探突厥的国家政务，常惊讶相告说：“国家如此，一天都不能运行了。”然而当局者仍然不察觉。宫中又有一班被视为紧要的官员，即专司稽察弹劾的官员。职位与御史相似，官缺很多，京城内外都有。这些官缺是雅度所创设，祸国殃民之事，都由此而起。担任此官的人，有上书言事的职责，无论是非虚实，言者无罪，受者却可能危险。因此国中大小臣工，都有岌岌自危之心，没有一人能安于职位。宫内大臣办公的地方，是最难到达之处。只有宫内大臣与雅度最亲近，常常见面，不必等待传宣，且其权力最大，为众臣所景仰。自宰相以下至于庶民，凡有想要向雅度申诉的人，必须先得到宫内大臣或其他宠臣为之引荐。然后才可以，宫内大臣平时有七人曾任此官，其富贵程度，不言而喻。有名拉奇卑者，是宫内大臣中品秩最小的官员。十五年前初任此缺，家道赤贫，身无分文。自到任后，家财日增，

译五年之中，已经积聚到华银八千万圆。这笔钱从何而来，没有人能够彻底查问清楚。宫内大臣日夜轮流值班，不准离开皇宫。他们值宿的地方，在雅度寝宫门外，专门等候随时呼唤，将旨意传达给外面。各部院政府大臣的升迁降黜，都掌握在宫内大臣手中。宫内大臣以及在宫中的阿拉伯族长等人，都可以随时觐见苏丹。苏丹在处理政务时，以接收奏章最为烦扰，其中大多是指控谋反叛乱的事情，因此没有空闲顾及国家政治的兴衰、百姓的喜好厌恶，难道不是非常可怜吗？又常常害怕有人谋反杀害自己，所以让人围护保护自己，而对于本国的情况，茫然不知，又怎么能全面了解其他国家的状况呢？

译雅度是天下最劳苦的王，安睡的时间不多，有时通宵达旦地握着笔，批阅公文。凡是补授官员，上自宰相，下至低级官吏，都由他亲自裁断，甚至细微之事，也必须请示圣旨办理，以致各种事务繁杂琐碎，不能迅速了结。从前有一位外国使臣入宫觐见，看见御案上堆积着无数奏章，有请求核定戏馆章程的奏稿，有请求禁止人们乘坐脚踏车以利于国政的奏稿，这些都是细事，难怪他日理万机，无暇顾及。

论及苏丹的私生活，按照东方旧规，起床很早，依照回教规矩，洗浴诵经，十分虔诚。诵祷完毕，饮用加非茶，然后吸食纸烟，终日不绝，就像拿破仑三世那样。到上午十点钟时，接见政府官员，批阅奏章，有时独自裁断，有时会同内书记大臣商议批准或驳回。到下午一点钟，吃午膳，膳毕，坐马车在宫内游览，或坐小船在御湖中划桨，大约持续两个钟头。除了去回教堂行礼外，始终不出宫苑范围。游玩之后，回到军机处议事，并接见各国使臣及全權公使。日落时分，才开始进晚餐，晚餐结束后，有时去别的殿宇接见总督、将军等，但更多时候是在后宫妃嫔中寻欢作乐。雅度最喜欢听琴声，常在宫中亲自抚琴取乐。

苏丹后宫所养的女人，不下三百名，用度奢侈，嫉妒之事时常发生。所生的孩子，无论是由后妃所生还是由奴婢所生，都平等对待，一律称为王子。数百年来，突厥从未举行过大婚典礼。宫中的所有女人，有的是自愿入宫，有的是选购所得，有的是为取悦苏丹而献上的，大半都是酸加希人。宫内设立一名女总管来管束她们，女总管在内主持，又有太监在外奔走。女总管的品级与宰相等，其位次反而在宰相之上。苏丹的太后，回教人敬她如同君王，尊为国母，她的尊号很多，有的称为“美女之冠冕”，有的称为“万后之后”，有的称为“富贵之源”，有的称为“妇德永新之圣母”。苏丹的公主，按惯例嫁给本国大臣，封为驸马。古代公主所生的儿子，常常被溺死，是担心将来有谋反灭族的祸患。

王宫之内，也有亲王等的宫统。计算各宫的妃嫔妻妾，少说有一千到两千五百人，宫女的品级、年纪、相貌各不相同，都是从酸加希、乔奇亚、阿埤西、泥崖、阿斐利加等地买来或掠来的，有的会跳舞、唱歌等各项技艺。在前王雅度亚徐在位时，每年宫中费用多达英金二兆镑，折合华银二京圆。宫内除了妻妾外，有男女佣人五千五百名，工匠役夫三百名，马夫四百名，船夫四百名，乐工四百名，管理饲养鸟兽的小工三百名，士兵及打更的三百名，挑担小工一百名，幼婢一千两百名。这些佣人又各自有自己的佣人，因此每天在宫中吃饭的人不下七千多名。

雅度今年五十多岁，中等身材，面色发黄，黑发高额，眼睛棕色，眉头紧锁。临朝时虽然穿着朝服，但他平时的服饰与欧洲上等人无异，头戴红色小帽，身穿黑褂，深青色裤子，脚穿光皮鞋，都是欧洲式样，宝剑钢套随身佩戴，胸前缀有一个像宝星之类的饰物。

突厥各地方的分治方法，采用捕章程，如同租界工部局的例子，这也是治理百姓的好方法，但办理不善，导致成为危害国家、祸害百姓的大害。就像小亚细亚境内所设的捕官吏差役，大概不给俸薪，即使按规定应支取的公费也未曾足额支付。捕署中上下人等都必须顾全自己、养活家人，所辖地域辽阔的地方多，当差办公的人不养马匹不行，既无官俸又无公费，如果不设法搜刮民财，从哪里支取呢？有位西方人曾评论说：“捕有除暴安良的责任，是地方上必不可少的人，但看突厥的捕却大不相同。有犯案的人，不论本人还是邻居，都被拘捕，株连被捕，得了钱就释放，所以捕遇事生非，视此为获利之源。如果捕清廉守法，只拘捕正犯，怎么能度日呢？”

记得几年前我住在某城时，发生了一起谋杀岳父的案件，士胥想得到岳父的家财，起意谋杀他，砍下了他的头。士胥是突厥本地人，突厥境内居民不过是突厥本地人和希腊人罢了。突厥人杀人常砍下头，希腊人杀人必保全尸体，这是人人皆知的。现在这位士胥是突厥人，他杀岳父砍下了头，这与希腊人有什么关系呢？然而附近的希腊人都被捕拘捕，因而倾家荡产的很多。过了四个月后，我又经过那里，得知凶手逍遥自在，并且没有一个突厥人受到株连之害，捕的不公，由此可见。难怪地方居民对此啧有烦言。

突厥的危害，没有比国君专权暴虐更大的了。不但本国人，即使外国人也都认为不可忍受；不但基督教徒，即使回教徒也都认为必须改变。

译处于下位的人都有自主的心意，处于上位的人都有自危的想法。根据维新党人的言论，他们认为既然君主独揽大权，那么百姓自然无法获得自由。我们最大的敌人，没有别的，就是我们的君主。现在如果真的想要变革政体，巩固邦交，消除宗教祸患，有三件不可拖延的事情：第一，必须设立议院的章程，废除暴虐的政治；第二，放宽宗教法令，让人自主决定信仰；第三，应当谋求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免受六大国的束缚。以上这三个关键要点，如果不能实现，国人会认为这是极大的耻辱。试问这种人的见识忠诚吗？还是不忠诚呢？作为君主，应当顺应民心来治理国家，就像日本明治天皇近期的事例那样，不应当等到变乱已经萌发之后才答应他们。就像英国对待美国那样，就是这样。

译华盛顿与布伦士维廉合论

儒者审视时势，议论古今，兼具功德的君主，自夏商周三代以后，在中国都难以多次见到。至于开创大业，平定大难，有的从平民百姓中崛起，有的使弱小的国家中兴，那么在遥远的异域，那些丰功伟绩，足以令人震惊仰慕的，像华盛顿、布伦士维廉就是这样的人。华盛顿文武兼备，出身于田野之间，起初担任测量土地的官员，最终成为大统领，与英国血战八年，备尝艰苦，最终使美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布伦士维廉则以王弟的身份继承普鲁士王位，为人英明豪迈，改革国家政治，训练军队有素，武器装备精良，在巴黎一战中，使法国人丧胆。这些功绩之大，难道不是清清楚楚地呈现在人们的耳目之前吗？只是他们成功的原因，尤其都有艰难之处。美国作为新开拓的土地，遭受土著人的侵扰，强盛的英国逼迫；普鲁士分为大小两部分，在柏林大败之后，割地赔款的余威未消，军队人数仅允许四万五千，却要承担抵御拿破仑十万驻防军的艰巨任务，所受的掣肘如此严重。这两个人能够免于覆灭，能够守护国家宗庙，也已经算是幸运了，还敢期望成就莫大的基业，建立中兴的事业吗？然而这两个人最终能够由弱变强，以少胜多，使美国和普鲁士至今赫赫称为强国。如果说不是旷世之才，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只是就这两个人来比较，那么华盛顿所处的环境更为艰难。普鲁士虽然说是弱小，但在布伦士维廉的时代，距离战败已经六十多年，国力日渐强大，又没有外患内忧，所以还可以有所作为。美国则面临强盛的英国日益侵犯，将领大多叛变，然而最终能够建立伟大的功勋，开创大业，使国家富强，四邻震惊羡慕。华盛顿不确实是旷世的伟人吗？欧洲喜好扩张的君主很多，拿破仑凭借枭雄的资质，拥有强大的国家，最终被英国人困住；尼古拉凭借强盛的俄国势力，凭借屡战屡胜的威势，最终导致博罗季诺战役的失败，忧虑愤怒而死。又怎么能像这两个人一样，以弱敌强，最终使国家拥有富强的实际利益，军队拥有强大的名声呢？

问：俄国的大彼得，其雄才大略，颇与秦始皇相似。然而秦始皇传位两次就灭亡了，俄国则在彼得之后，方兴未艾。功业相当，成败却不同，原因在哪里？何不参考一下呢。

俄国拥有北方沙漠的雄胜之地，占据欧亚大陆的上游，居高临下，长驱直入，于是有了囊括天下，吞并八荒的野心，使五大洲的国家不敢与之抗衡。评论的人将俄国比作战国时期的秦国，考察其立国的规模，到彼得时才真正强大，其雄才大略也不亚于秦始皇。然而秦国传位两次就灭亡了，而俄国则方兴未艾，难道运数的长短，本来就有天命，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吗？我综合他们的成败来论述，知道秦国不如俄国的地方，有六点。俄国自伊凡四世以后，国势逐渐衰弱，内乱四起，波兰的军队无年不到，国人惊恐，希望得到贤明的君主来平定国难。当时彼得躲避祸患，隐姓埋名做僧人，于是被众人推举即位，他的才识在困顿压抑之时就已经充裕了。秦始皇继承昭襄王之后，军威正盛，国内富裕安定，他得到国家容易，所以考虑祸患浅薄，这是创业方面不如俄国的一点。彼得即位之初，就降低礼节招致贤才，甚至亲自加入队伍，与士卒同甘共苦，信任能干的臣子，使他们各尽其长。宰相列福多被以王礼提拔，缅希科夫从士兵中提拔，所以人们都效命，所到之处都能成功。当彼得经过普鲁士时，亲兵内部叛变，祸起萧墙，总兵官鄂尔盾消灭大恶人，迎接皇帝入宫，难道不是用人得当的效果吗？秦始皇猜疑苛刻，专门任用狱吏，丞相只接受成命，皇上听不到过错而日益骄横，下属又欺骗取容，有一个蒙恬却被派到外面，致使李斯、赵高日日夜夜在左右，迎合君主扰乱国家，二世继承后，更加暴虐，子婴孤立无亲，危险虚弱没有辅佐，最终加速灭亡，这是用人方面不如俄国的第二点。彼得多建立学校来教育国人，选拔优秀的子弟，分别派遣到各国，观察他们的礼俗，研究他们的文化，以至于使拥有才艺的外国人无不争相前往。秦国则焚烧诗书来愚弄百姓，坑杀儒生而崇尚法律，认为可以鞭打天下，随心所欲，然而陈胜、吴广一呼，天下已经不属于秦了，这是文教方面不如俄国的第三点。彼得诛杀叛徒后，大力整顿兵制，建立海军，建造战舰，修筑石台，开通海道，经营缔造，早晚不得闲暇。秦国则收缴天下的兵器，销毁锋刃铸造钟鐻，孤立地处守咸阳，四方盗贼秘密不报，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没有人能抵御，这是武备方面不如俄国的第四点。当英国和法国强盛时，凭借他们的技艺学问，横行于海上，彼得惭愧自己不如，微服改名，游历欧洲，探察他们的地理，访问他们的政治，学习他们的制造，回国后仿行，最终与各国抗衡。秦始皇多次游历海上，只知道求仙访药，刻石颂德，而车马络绎不绝，劳民伤财，竟然没有醒悟，最终死在沙丘，坟墓土还没干，国运已经坠落，这是君德方面不如俄国的第五点。彼得说：“俄国帝位不必论血统，应该选拔才德出众的人授予，所以他死后，后继者即位，任用得人，于是名声震动邻国，疆土更加广阔。虽然两代短命，但国体

译画一。等到王后加他邻继位，四次出征讨伐，所到之处无不克敌制胜，国家政治焕然一新，几乎达到了刑法搁置不用的地步。秦始皇将天下视为私有，法律繁密苛刻，如同婴儿护着食物、富婆守着财宝，惟恐别人窥视其后，最终因违背传统、违背人心而被天下人嘲笑。贾谊曾说：“假使子婴有中等君主的才能，仅得到中等辅佐，即使山东地区混乱，秦国的土地也可以保全拥有，宗庙的祭祀也不会断绝。”这话确实可信，这是他在继承世业方面不及的第六点。况且，鸡鸣时听取政事，与按重量计算文书的勤勉并无不同；违背自己心意就加以鞭打，其残酷程度不低于刑罚杀戮，这是威势的暴虐。他得到新都的工程，与阿房宫、骊山陵的残害百姓并无不同；摧毁土耳其、打败瑞典、讨伐波斯，其功业不亚于向南攻取百越、向北击退匈奴的伟绩。然而成败形势不同，前后结果相反的原因，是彼得处于俄国国内衰败混乱之后，朝廷政令废弛，彼得用雄强武略加以矫正，于是纲纪肃然，几代人都依赖它而得以安定；秦朝处于海内统一之后，百姓盼望治理，秦始皇用威严厉行压制，于是激起变乱，导致一蹶不振而无可挽回。那么，张弛的适宜、宽严的运用，又怎么可以不根据时势来决定呢？

译美国大总统麦金莱传

天子建立邦国，诸侯设立家业。尧舜禅让天下，商汤周武征伐诛讨。古代的君王，百姓顺服就归附，只有德行能惠及他人。所以君主不自以为是君主。美国总统是合众国的民选领袖，一次当选，再次当选，百姓都敬畏他的威严而感怀他的恩德。在位五年，国家治理得更加富裕强大，崇高啊，与中国的古代君主相比，难道有什么逊色吗？

总统于一千八百四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生于阿哈由州的城镇，家境贫寒，家族人口众多。父亲是铁匠铺的监工，一向节俭。移居波兰多年。十七岁时，进入便司老班尔大学校学习。不久因病退学，病愈后因家贫，又进入小学，于是成为小学教师。次年正值南北战争，应征加入阿哈由州兵第二十三联队，多次作战有功，提拔为军曹，升为大尉，随即迁升为少佐。二十二岁时，南北战役结束，脱离军职回到家乡，研习法律。二十四岁时，通过律师考试获得职位，迁居到芝加哥。同年二十六岁，被阿哈由州选举为检事总长。二十七岁时，结婚，生了两个女儿但早夭。三十四岁时，当选进入议院，极力论述保护税主义。随后被敌对政党排挤，三次试图将他逐出议院，最终未能成功。五十一岁时，再次当选进入议院，两次被提拔为阿哈由州总督。五十三岁时，被举荐为总统。五十六岁时，再次被举荐为总统。今年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总统一生崇尚朴实，他积累的德行确实深厚。当他年轻时，听说家乡先生提倡禁止贩卖黑奴的言论，就附和赞同。乡里人钦佩他年少而多才，知道他的志向远大。随后弃文从武，慷慨地怀有大志，敏捷而能勤劳，坚定而能仁爱。他征战时，即使暴风疾雨，冰雪交加的夜晚，也不以为苦。曾对人说：“没有操守的人不能成就大事，没有坚忍的人不能爱护众人。”又说：“我把战阵当作养生的方法。”因此人们佩服他的勇敢，而且更加觉得他可亲。他生平擅长辩论，国人喜欢听他的议论。

合众国原有两个政党，一个叫合众党，一个叫共和党。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共和党发表言论，允许黑人参与选举，于是登上讲坛发表议论。从此国人心里已经信服他，并且意向归附他了。当他担任总督时，演说三百六十七次，曾有一天演说多次。当他担任总统时，一切以敬天勤民作为治理国家的准则，尤其擅长理财，所以维持金银币价的平衡，保护国民的产业，并示以节约。然而对于国家赈济军人、寡妇、孤儿以及有功之士，则毫不吝惜。曾衡量国家的度支出入，说募集国债是不得已的措施，无事时绝对不可为。举国人都赞同他的观点。随后又增加进口税以增加岁入，从而保护本国的商务，又订立互惠利益的法令，重视农业，而对法律特别关注。说如果有违反法律的人，不论是一个人还是联合数人的公司，都不允许赦免其罪行。国人都遵守这一规定。又对移民设定限制，以安抚本国人。意思是外来人不理解本国的宪法，会危害共和政治，国人将陷入下流。他防范外来者、保护本国的意图，确实深远而迫切。

又在他的吏政方面，如扩充选举；在商政方面，如砂糖、羊毛、织品都加以整顿；在船政方面，如扩充水师及航海商船的法令；在工政方面，设立调停局。生平美好的政绩善绩，实在多得无法一一列举。他前年战胜西班牙，以拯救在古巴岛的国人的资产和生命，而在菲律宾岛又为他们设立学校以教育他们。去年与中国有北京之战，曾告诫他的提督说：“中国与我国是最亲近的友邦，不要伤害其人民。”又告诫说：“中国的君主，是圣明的君主，不要冒险加害于他。”今年和约达成，唯独他说赔款可以少取一些。钦使格柔克义完全遵从他的谕令。唉，这难道不是盛德吗！

听说他生平以爱人克己为主，对别人没有仇怨，别人也不对他有仇怨。曾对人说：“本国开国至今一百二十五年了，而人民加上属国现在有九十兆。如果国人不兢兢业业于农工，而推广商务，以求与万国的通商，那么怎能保证亿万人民不受冻馁？你们众商人不要自足而自恃。”因此国人更加恢复谦逊，无论合众党、共和党，最终没有怨恨他的人，也可以说他对人的恩泽很深了。有无君、无官的政党，叫做无政府党人。今年九月六日，总统驾临国家的省城，途经巴发罗城的赛会土奏乐厅，被无政府党人乃门用枪击伤，逮捕并审问他，并无仇怨，只是喜好作乱，出于他的党派。总统至此未能康复，最终于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十四日两点在巴发罗城去世。国人无论老幼，无不哀痛异常。各国的电报唁慰络绎不绝，中国大皇帝的唁辞尤其哀痛。实在华美之国的亲睦关系达到了极致。

论曰，我听说，各国中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原文至此未完）

译法国是民主与君主制兼有的国家，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是君主与民众共主的国家，俄罗斯是君主专制的国家，而美国是民主国家。那些无君无官的激进派，以俄罗斯人和意大利人居多。七年前，俄国沙皇亚历山大被俄国人枪击，如今枪击美国总统的也是俄国人。此外，奥地利皇后三年前被意大利人枪击，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也于去年被意大利人枪击。可见俄罗斯人和意大利人喜好充当刺客，且其中多为无君无官的激进派。至于十年前法国国王萨迪·卡诺以及今年德国皇帝威廉被人枪击，也是乱党所为。评论者说西方各国刺客众多，是因为国君屈尊降贵，与百姓过于亲近的缘故，这难道是确切的论断吗？美国总统一向慷慨磊落，国人没有不蒙受他的恩德并享受他的福泽的，何况他不自满的态度溢于言表，那么国内与他有仇怨的人也就少了。却因乱党的缘故，认为国君应当深居简出，高高在上地端坐于宫廷，导致与官员百姓隔绝疏远，这实在是片面的见解。只有乱党是每个国家都有的，不可不严加防范，加以禁制，以免发生意外的变故，这才是国家制度应当重视的方面。至于总统一生的才德，实在无法详尽叙述，而他对中国的亲善友好竟达到如此程度，难道不令人感动且痛心吗？

译论述美国无法永远坚守门罗遗训以拒绝欧洲各国。

美国恪守前总统门罗先生的遗训，不允许东半球各国在南美洲占据土地，也不允许干预南美洲各国的内政。现在东半球各国除英国外，都不服从美国人的做法。然而既然这些地方不属于美国，而美国人又不加以经营，却禁止其他国家去那里经商，这难道不是不明智吗？欧洲各国对此痛恨至极，积压久了爆发起来必然猛烈吧？况且欧洲各国人口日益增多，生计日益艰难，不得不谋求在南美洲生存。美国人如果仍然固守旧策，各国势不得已，必定会诉诸战争，而美国人怎么如此漫不经心呢？而且美国与古巴战争之后，欧洲人对美国的政策已大不同于从前，美国如果不稍作变通，此后欧洲各国恐怕不能像英国那样和平对待美国了。

欧洲各国的殖民地几乎遍布全球，只有南美洲各国建立民主制度后，彻底扫除了欧洲各国的殖民痕迹。然而南美洲地广人稀，荒地尚未开垦，而内地各处河渠贯通，土壤肥沃，矿产丰富，其水土与欧洲人也十分相宜。虽然已分为无数民主国家，但大多有名无实，根基既未稳固，辖区尤其不安宁，将领把持国政，专门以兵力互相欺压，所以百姓多思变乱，又复贫困，怎能不让欧洲人垂涎呢？况且欧洲各国人口繁盛，日日想着开拓土地，为本国货物广泛拓展销路。现在看到如此巨大的市场，难道会不等待时机而动吗？听说欧洲人曾说，自从罗马建国以来，各国政策没有像门罗遗训那样专恃霸道的，此政策一日不废除，欧洲各国的利权即永远被其压制。而且美国人既然不在那里殖民，而贸易又不甚巨大，当地发生动乱或财政缺乏，美国人都不过问，却布告天下，说南美洲各国在其权限之内，欧洲人在南美洲所得的利权不能推广，也不能移让，凡旅居者所占疆域不能视为本国属地；倘若欧洲各国与南美洲各国发生战争，如南美洲各国被欧洲各国打败，胜者只能索取赔偿，不能割让土地，这些政策都是极不明智的，难道能说欧洲人能永远遵守而不侵犯吗？况且南美洲近来多有内乱，而欧洲人前往巴西国、阿根廷国的日益增多，仅由此可知门罗政策已日渐被欧洲人侵夺了。我担心不出五十年，欧美必定失和。

按：门罗先生是美国开国后第五任总统，自一千八百十六年当选，连任两届。他所主张的政策是：欧洲各国发生动乱，南北美洲不干预其事；南北美洲有事，也不准欧洲各国干预。如果欧洲各国欲将本国政体输入南北美洲，美国即视该国为动乱之源。美洲和平之局，其言论载入万国公法，名为门罗遗训。

有约各国君后总统姓名录

日本国皇帝睦仁，前孝明天皇统仁的长子，西历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十一月三日出生，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即位，次年改年号为明治。皇后一条美子，左大臣一条忠香的女儿，一千八百五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出生。韩国皇帝李熙，前王李升的侄子，西历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出生，一千八百六十四年袭封，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开始自主，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改年号为光武。以上为亚洲。

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前女王维多利亚的长子，一千八百四十一年十一月九日出生，一千九百零一年一月十二日即位。皇后亚历山德拉，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的长女，一千八百四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出生。法国总统卢贝，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生，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二月十八日当选。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前皇亚历山大三世的长子，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五月六日出生，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十月二十日即位。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路易四世的女儿，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生。太后玛丽，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的次女，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生。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前皇腓特烈三世的长子，一千八百五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出生，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即位。皇后维多利亚，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宗德堡-奥古斯滕堡公爵腓特烈八世的女儿，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生。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乃前皇斐迪南一世的侄子，一千八百三十年八月十八日出生，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十二月二日即位，一千六百六十七年六月八日兼任匈牙利国王。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前王翁贝托一世的儿子，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生，一千九百年七月二十九日

译某日即位。皇后希利那门，是纳哥国尼古拉士的女儿，于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一月八日出生。太后马格利忒，是塞怀亲王佛迭南度的女儿，于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生。西班牙国王阿芬琐第八，是前王阿芬琐第七的儿子，于一千八百八十六年五月十七日出生，继承其姐马利的王位即位，目前尚未成年，由母亲太后临朝训政。太后马利查力司坦，其出身不详，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出生。葡萄牙国王揩罗第一，是前王雷士第一的儿子，于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生，于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即位。皇后马利阿墨利阿，是令公斐利璧的女儿，于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生。荷兰国女王威尔密那，是前王威廉第三的女儿，于一千八百八十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生，于一千八百九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即位，于一千九百一年二月七日嫁给墨林堡士华林亲王显理。太后依马瓦尔的，是亲王佐治的女儿，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八月二日出生。比利时国王赉坡尔第二，是前王赉坡尔第一的儿子，于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四月九日出生，于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十二月十日即位。皇后马利亨利脱，是奥国上公约瑟的女儿，于一千八百三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出生。丹麦国王查力斯坦第九，是西勒瑞荷司坦生的堡格拉司堡公爵威廉的儿子，于一千八百十八年四月八日出生，于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即位。瑞典瑙威国王沃司家第二，是前王沃司加第一的儿子，于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出生，于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即位。皇后索非亚，是纳骚公威廉的女儿，于一千八百三十六年七月九日出生。以上为欧洲各国情况。美国总统鲁司华尔，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出生，于一千九百一年三月四日当选副总统，九月十三日前总统麦荆来遇刺病故，于是鲁司华尔继任总统。墨西哥国总统得士，于一千八百三十年九月十五日出生，于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当选，于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一日第六次连任。巴西国总统坎普司琐尔士，于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当选。秘鲁国总统鲁曼纳，于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九月八日当选。以上为美洲各国情况。按：非洲刚果国也已订立条约，但由比利时国王兼治，所以不再单独记录。

译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三

晋安甘韩眠羊甫辑

官制

政务处开办条议

向来军机处是政事的统汇机构，如今另外设立政务处，由军机大臣统领，并增派王公大臣统领。此事关系重大，天下人都在观望风向，在任的官员都应当尽力承担艰难，不要回避劳苦和怨恨。变法的宗旨，完全体现在上年十二月初十日的上谕中。如果真能做到内外同心，实事求是，那么由贫转富、由弱转强，都在于此。如果对道理辨析不明，推行不力，私心不化，积习不除，即使有良法，仍然没有实际益处。远处有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的深刻教训，近处有戊戌变法的前车之鉴，这是应当深思熟虑的。办事不当，畏难不可，但也不能不知其难；立法怎能迎合众人，但不可不与众人商议，集思广益，公而忘私，这是根本。融会贯通中西，折中取当，这是关键要点。政令不轻率发出，一旦发出就坚决执行，这是措施。知人善任，观察其成效，这是归宿。现在正值开办之初，略具条议如下：一、本处王公大臣以下，应设置提调二员，章京八员或十员，遵照圣谕，选拔心术纯正、通达时务的人充任。朝官自京堂以下，外官自监司以上，直到平民，都可以选拔充任。首要考察心术，兼顾才学与声望，以显示朝廷简拔贤能，不拘泥于成规，彻底消除徇私情、采虚声的积习。堂官与司官相见的礼节，也比各部院衙门更加优厚礼貌。政务重大，非合适的人不得参与，既然任用就必须重视。一、政务千头万绪，概括来说，不过是兴利除弊罢了。大利应当兴办而不兴办的，是因为非常之举，百姓所畏惧，可以与其共享成功，难以与其共同开创。积弊应当清除而不清除的，是因为舞弊之人以此为巢穴，以此为衣食，一人革除而众人阻挠。如今既然奉旨举办，应当首先破除因循观望的习气，事情不轻率发动，发动就只执行不反复，阻挠者以违制论处，奉行不力者以失职论处。事先树立像商鞅立木那样的信用，然后才能逐步收到势如破竹的功效。《尚书》说：“真诚地执守中道”，又说：“只有果断才能成功”，这两句话概括了全部道理。一、政务处的设立，大致仿效宋代三司设置条例司的遗意而加以变通。王安石的变法，将青苗、保马、方田、水利等诸政，与其门客在一室中谋划，分别条陈，通行天下，失去了广泛咨询、达成共识的意义，所以天下人认为不便。如今则钦奉明诏，让中外大臣各抒己见，各竭所知，以等待圣明的裁择。伟大的王言，远远超越前古。各官的章奏，都交给政务处审定，分别可行与不可行。开办之初首要在于细心阅看，那些不可行的，暂时搁置，仍然条列其难以实行的原因，呈报堂官候核。至于那些可行的，分别缓急，酌情删减增补。如果有一个人言说一件事而可取的，他的言论和意图是好的，但办法未必精到，应当由政务处斟酌损益，力求尽善，请旨施行。如果有数十人、数人共同言说一件事而可取的，就应当汇集众人的言论，去除重复，补充未备之处，请旨施行。“政务”二字，包罗万象，如今上书言事的人，不到百人，有利应当兴办，有弊应当革除，而中外臣工未经言及的，就应当由政务处自行拟定办法，斟酌妥善，请旨施行。将来奉旨办理的事情，编定为成书，就是一部政典。所以此事绝不是靠一双手一只脚的力量，也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急切应当广泛寻求俊才，协助赞襄美好的谋略。如果仍然照搬各衙门的旧例，凡应当推行的政事，在各奏疏中抽取一条，由政务处办一个通行文书，由各省办一个复奏，有名无实，有始无终，那就与变法自强的本意大相径庭了。一、政务殷繁，每次对各位官员的章疏进行甄别以后，应当区分门类，各自认领各股，专心办理。例如官制、学校、科举、吏治、财政、军政、邦交（外交）、商务、工艺、刑律，举办虽然有缓急之分，但考订不容疏漏。而每门之中，又分列子目，如官制则有文员、武职、裁撤合并、添置等事；学校则有国子监、府州县学以及各省市书院、学堂；而报馆、译书局、语言学、测绘、天文算法都隶属其中。科举则有小试、乡会试、特科等目；吏治则有清理诉讼、催征赋税、荒政、保甲、捕盗等目；财政所包最广，如农田、水利、屯田垦殖、畜牧、种植、关税、赋役、矿务、铁路、钱币、银元、盐法、漕运、仓储、捐输饷银、棉桑、纺织等局都隶属其中；军政则有水师、陆师、操练方法、战术、饷章、营制、军械、驳船、台营垒以及调防、裁汰等事；邦交则外务、出使、洋税教堂、游历以及条约、公法都属其中；商务是财政的大端，另立一门，以示郑重；工艺则有关

译制造事务都归属于它；刑律这一门，似乎应当与公法相互参订印证，用来办理民教交涉的案件，而商律附属于其中。每提出一件事，各自归入相应的部门，由主管的章京妥善商议办法，再由提调复核商议，参议共同斟酌，呈报衙门审定，然后上奏请求皇帝裁决。一、变通法制的大纲有两点：一是旧有的章程本来完善，奉行已久，弊端丛生，应当恢复先前的制度，认真整理；一是中国法律所没有的，适宜参用西方方法，以期逐渐达到富强，应当摒弃成见，选择好的加以采纳。每提出一件事，应当悉心考察研究，凡是中国的政书以及上海翻译的各种西书，都应当购买存放在公所。东洋与我们同处亚洲，变法不久，就迅速达到强盛，这尤其切近可以效法，应当咨询由出使日本大臣，将日本改变各项大政已经产生实效的，全部抄录送来，并分别咨询出使各国大臣，将各国财政、军政、商业、工艺等各大方面，选择特别重要的，分别抄录送来，以备核查。

译设立政务处，是为了自强。中国的衰弱，是因为贫穷；列国的强盛，是因为富裕。因此，救济贫穷，又是自强的基础。然而，在变革之初，绝对不适宜从理财入手。当今中国，一线生机长久维系，全在于人心；而匪党蔓延，时常引诱煽动。如果此时先从事搜刮天下财富，人们将会认为千利百病，一概没有兴办和清除。所改变的，只是苛刻百姓的法令罢了。从此人心一旦丧失，即使有良法，也难以施行。应当先选取天下人极其痛恨的事情，剔除一两项；选取天下人极其希望的事情，施行一两项，使天下人清楚地知道朝廷变法，实在是为百姓兴利除害，人人都有喜悦信服的心情，而事事都有追求实效的意愿，那么此后下令就会像流水一样顺畅了。以前的洋债尚未还清，现在的偿还欠款又很紧迫，每年两千多万，从哪里去筹集呢？理财只有两条途径，叫作开源，叫作节流。开源的事情，或者缓不济急，或者放利多怨，不如从节流开始。节流的方法，不外乎裁减冗兵以节省军饷，裁减冗官以节省俸禄，裁减无益的局厂以节省经费。军饷、俸禄、经费，都是天下百姓的血汗。既然汲取了他们的血汗却白白浪费，现在因为时势所迫，凡是白白浪费的都依旧如故，却另外去敲骨吸髓，以应付外国人的要求。这不仅民心不甘，朝廷也决不忍心。出台法令应当尽量裁减冗费，用来支付欠款，如果还有不足，然后再向百姓征收，或许可以厚待百姓而对天下有所交代了。[一]上年的谕旨严禁新旧的名目，融合中外的界限，并且申明了去除私心、破除积习。这就是政务处简明扼要的宗旨。同为清朝臣子，却自己区分新旧，苟且制造异同，隐患伤及国家，党祸波及士人。维新到了极点，就有康逆之乱；守旧到了极点，就有拳匪之乱。朝廷忧劳，四海人心不安，列国讥笑，这也是中华的耻辱。现在应当尽除偏私，严格遵守圣训，迂腐荒谬的言论一概摒弃。只是崇尚西法的人，往往不揣度本末，锐意更张，这也是贤智之人的过错。现在谈论变法，动不动引用日本为例，却不知道日本疆域并不广阔，风气统一，号令容易推行，况且以外国学习外国，好比楚国人学习齐国话，差别不大，所以事情容易举荐而效果很快。中国地方四万余里，历代相承两千多年，从来不知道西学是什么。东南各省风气已经开通的，谈论西法，尚且不惊疑；如果西北的百姓，性情忠厚朴实，见闻不广，突然命令变革，何异于对聋人鸣钟、对盲人修陵蒂藕呢？所以想要变法，断难用通行的文告，来治理四海之民，方法应当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而且即使以西法而论，也有西政、西艺的不同。现在学习西法，想要学习其事，先要学习其心。西方人的心公正，而中国人多私心；西方人的文简练，而中文太繁冗；西方人的事实，而中事多虚；西方人的言信，而中人多伪。本原大不相同，却只在事为文貌之间取法，即使耗费万人之力也不成功，耗费百年也难以见效。自从同治初年以来，并非不讲求洋务，局厂如梳齿般密集，船炮如云般众多，积累三十年有什么成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方人做事，千人一心，共同利于国家，国家得利自身也得利；中国人做事，百人百心，各自利于自身，自身有利有不利，而国家则决无一利。这就是股票不售，公司涣散的原因。凡是西方人有利的事情，中国效仿，都是赔钱的事情。必须先端正中国的人心，才能推行西方人的善法。正本清源，不是别人的责任了。一、破除陋习，先从政务处开始。近年方略、会典各馆，三年一次保荐，越级升迁，名器不尊，正好助长奔竞。现在奉上谕，以纯正通达相待，那么在任者已经得到主上知遇，自然无需三年列保，以免急于求成者视为捷径，竞相攀附。那些供职的人，则照军机处的例子，优予出身，以示鼓励。一、举行重要政务，其事体重大，须考订精核，反复商榷的，应等回銮以后，悉心详议。那些有芟除积弊，厚益民生，可以立即施行的，应由行在政务处奏请特旨，当日分别兴办清除，以慰天下之望。一、为政在人，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政务处无论立法如何详密，关键在于中外大臣实心实力，破除因循敷衍的习气，才能期望成功而收到明效。此处是天下政治的管辖，应当广集英贤，借助他们的策力。不是其才不当循情面，得其人不当限资格。朝堂用人，一秉大公，应当从政务处开始。以上各条粗具要略，不外乎上谕公尔忘私，实事求是的意思。至于设立公所，筹集经费另有开办事例，应等回銮后妥议。

政务处开办条议明辨节本

李希圣

政务处的设立，以变法为宗旨，事体重要，不仅强弱系于此，即使存亡也系于此。天下望风，如饥渴之于饮食，责任既然重大，观听也深。读开办条议，仰见周

译详加审慎，取法古今，执两用中，以期达到没有弊端的意图，其用心至为深切。我身为郎署中的微末官员，怎敢妄加议论？只是去除弊端、巩固防务若过于急躁，固然不可，但也不可有因循守旧、畏缩不前的心理。办事固然应当持守公正，但也不宜有游移不定、模棱两可的看法。条议开头说：“分辨不明，终究没有实际益处。”又说要集思广益，咨询谋画，使众人意见一致，以此风气昭示海内，这种大公无私的心怀，实为推行新政的根本。孔子说：“该说的时候却不说，叫做隐晦。”我私下本着这个意思，献上一得之愚见，虽然地位卑微而言辞冒犯，罪责无可逃避。然而我曾听说，诸葛忠武侯称赞董幼宰勤勉辛劳，事情有不合意的，多达十次反复来启告他，认为这样反复辩驳而能得中肯綮，好比抛弃破旧的草鞋而获得珠玉。希圣我才识平庸昏暗，怎敢远望董君？但不敢不拿诸葛忠武侯对待当权各位公卿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因此以条议所指的明辨为名，论述如下，以等待采择。

条议说：“融合中西，折衷至当，这是关键所在。”揣测条议的意思，是想泯除差异以平息争论，用心良苦，意旨深远。然而变法所关系甚大，考察探究不可不详尽。应当广泛选拔通才，将出使各国的大臣翻译来的各国朝章制度，无不具备，然后依据中国的情势斟酌损益，本末先后，条理井然，举而措之，事半功倍。所以西方哪里长，中国哪里短，西方重视什么，中国轻视什么，西方有什么，中国没有什么，在开办之初，正当详细分别，断断不可浑化。

条议说：“王大臣以下应设提调二员，章京或八员或十员，首要论心术，兼取才望。”近来奉诏旨，屡次以心术为言。只是心术的邪正，平时无从深知，所以尧任用鲧，一定要用事来试验；孔子对于宰予，一定要观察他的行为。揣测条议的意思，似乎想在议论间辨别人的邪正，不知锐意更张，并非没有端士高谈正学，难道缺乏下流之人？况且下级的议论，多视上级的意向为转移，逢迎取巧的鄙夫，或许今天说墨守成规，明天议更张变革，或对甲说墨守，对乙又议更张。凭言论来举荐人，值得相信吗？至于“心术”二字，本无着落，赞誉他说“心术纯正”，市侩也可被任用；诋毁他说“心术不端”，豪杰不难被废弃。想要察觉没有痕迹，想要分辨无从下手。寒了志士的心，长了谗人的焰，都是这两个字造成的祸害。希圣并非说朝廷用人一定要寻求心术不正之士，只是担心上面的人借这两个字暗中施行其异同爱憎的见解，以抹杀天下的人才，那么祸患不可胜言了。假设有这样的人，才学识卓然共见，不可虚妄诬蔑，只诋毁他心术有病，不仅那人不能自辩，即使他人也不能代辩。倾轧的小人，嫉妒的当权者，操此术以济其私，比起浸润之谮、朋党之名，手段更工巧而祸害更猛烈。魏无知对汉高祖说：“现在有尾生、孝己的品行，而对胜负之数没有益处，陛下将用什么？”高祖认为对，任用陈平如故。宋武帝明知谢晦多诈而任用他立功，法正在蜀；至于报私怨、乱纲纪，而诸葛武侯以公义相取。陆宣公安抚李楚琳，就说：“自古建功拯厄，岂尽纯良？英明君主、贤相的用心，何其深远！”用人者虽不可执此为训，也应当各自知其意，不得因鉴于前事的过失，就因噎而废食。上面以此求，下面以此应，必有揣摩迎合，貌为谨厚老成，装饰为忠信廉洁，如孔孟所痛绝的乡原者，反而得进而遂其营私罔上之谋，尤其值得深虑。

条议说：“政务处的设立，略仿制置三司条例司的遗意而变通之。”王安石的变法，举青苗、保马、方田、水利等政，与其宾僚在一室中谋划，分别条流，通行天下，失去了询谋佥同的意思，所以天下认为不便。蔡尔康案此条注重询谋佥，所以下文径直以“旁求俊乂，鳃赞嘉猊”作结。明辨中先作条例司的考据，继为荆公理枉，终言不必引用北宋为鉴，文章甚为淹博，斗胆节去公报地位一字三缯，幸垂谅焉。

条议说：“中国的弱，由于贫；列国的强，由于富。所以救贫又是自强的始基。”然而变置之初，断断不宜从理财入手。当今中国一丝命脉惟在人心，而匪党蔓延，时常煽诱。若此时先事搜括天下，将会认为千利百病，一无兴除，所变的只是厉民之法罢了。从此人心一失，虽有良法，也难措置。应当先取天下所甚疾者，剔除一二事；所甚愿者，施行一二。使天下之人晓然于朝廷变法，实为百姓兴利除害，人人有悦服之忱，事事求实之意，那么此后下令如流水了。

译孟子说：“没有政事，财用就会不足”，这是儒家教义的精辟言论。变法虽然是救济贫困的良药，但不可偏重于理财，又怎么可以忌讳谈论理财呢？如今担忧搜刮会残害百姓，难道不知道生财有大道吗？西方人理财，从工商业中获取，从农业中获取，广泛发展铁路、银行，从畜牧、佃渔、山林、沼泽中获取，从公产、印花税、纸币、邮政中获取，无处不是财源。哪里会有拥有四万里土地，统治四亿民众，却仍以贫困为患的呢？只是西方国家的丁口税、进项税、遗产税，甚至奢侈税、赌票税、窗棂税、鸡犬税、汇票税、买卖往来结账税，似乎接近搜刮，然而取之于民的数量，十倍、数十倍于中国，而百姓不怨恨，这是因为百姓都将国事视为家事，而且每年收支的公债，都预算列表公布于全国，取用民财来办理民事，收支井然有序，在上位者丝毫无私心，况且也不能有私心。德意志是君权最重的国家，康有为按：德国有议院，君权实际上并不很重。然而德皇每年的俸禄一千二百万马克，与国家债务两不相混。从前田亩、树林两项公产归于普鲁士皇帝私用，近来也仅提取七百五十万马克，其余都归入公用。日本效仿它，所以皇室典范记载日皇每年的田产收入经费都有定制。中国则是取用亿万百姓的财富，供给一人的欲望，内府的经费，民间万万不能知道，甚至主管财政的大臣也苦于无从过问。这是急宜变革的法度。量入为出，是中国常说的话；西方人理财，是量出为入，国家有应当兴办的利事、应当革除的弊病，需要多少资金，由议院议定，取之于民而百姓无不响应，所以每年的收支各不相同。中国的国情本来不同，骤然学习未必能行，所以变法必须从根本下手，只学习一节一目，虽然西方人已见到成效，已找到方法，中国实行，却只见害不见利，而迂腐谬误无知之辈便捋袖而起，诋毁西法，急切请求全部罢斥，这真是没有揣度根本而只齐整末节啊。至于条议说应当先取天下所极为痛恨的，剔除一二件事。关吏剥削的厘金、州县加征的耗羡、丁胥仰给的漕运、成本太重的票盐，难道不是百姓极为痛恨的吗？除害的事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总之，变法以后，为百姓生财的事既多，即使搜刮也不为虐；不变法则即使丝毫不取，百姓也坐困，条议说理财只有两途，叫开源，叫节流。开源的事，或者缓不济急，或者放利多怨，不如从节流开始。节流的方法，不外乎裁汰冗兵以节省军饷，裁汰冗官以节省俸禄，裁汰无益的局厂以节省经费。军饷、俸禄、经费，都是天下百姓的膏血。既然取用他们的膏血而虚耗浪费，现在为时势所迫，凡是虚耗浪费的都一切如故，而另搞敲骨吸髓，以应付外人的要求。不仅民心不甘，朝廷也决不忍心。出法应当尽裁冗费，以支付偿还债务，再有不足，然后取之于民，或许可以厚福而对天下。变法乃是救济贫困的策略，然而舍弃开源就没有可理的财。中国地处温带，肥沃甲天下，然而工艺不讲，财富弃之于人；矿产不开，财富弃之于地；出口货少，财富弃之于不流通；抛荒地多，财富弃之于不开垦。诚能广开铁路，劝工助商变粗贱为精良，化无用为有用。如欧洲学者近来取马粪中的杂质以制纸巾，用物品的残滓造沙糖，用爪洼薯造无烟火药，用草木嫩枝造颜料，用木屑造酒精之类，无一不是有用之物，即无一不是可取之财。所以理财必从开源入手，开源必从工商入手，是确定不变的办。源如果不开，无流可节，譬如积水干涸，不过一个早晨。变法之初，开端宏大，千条万绪，处处耗费钱财。荀子与临武君论兵说：“用财想要宽裕。”如果先坐愁贫困，志存吝啬，将因为贫困而不变法吗？不知道地球各强国如英、法、德、俄、美国，年收入都在四万万金内外，支出也如此。取一国之财办一国之事，正无须过分计较，以财不足为公共忧患。至于条议说裁汰冗兵以节省军饷，裁汰冗余官员以节省俸禄，裁汰无益的局厂节省经费，这是变法的事，不是理财的事，而且是耗费钱财的事，不是节省钱财的事。为什么呢？冗兵固然应当裁汰，而有应当增添训练的兵；冗官固然应当去除，而有应当增设的官；冗局固然应当裁撤，而有应当增设的局。中国兵不精，官不法，都是因为俸禄军饷太薄。变法之后，兵应当加饷，官应当加禄，所以说耗费钱财而不是节省钱财。而且中国兵额自戊戌裁汰以后，不及各国十分之一。每年军饷所耗费有限，官俸则每年支出不过百余万，刮毛龟背所得几何？至于说法应当尽裁冗费以支付偿还债务，然而条议裁汰兵官的意思，不在变法而在偿还赔款，取有尽的脂膏，填无穷的沟壑，主旨一错，万事皆非，我恐怕国债未清而宗庙社稷就倾覆了。想要挽救危亡

译没有比变法更紧迫的了，真能变法，就能立刻达到富强，即使赔款再多也不值得忧虑。普法战争时，法国国王被俘，法国几乎灭亡，但上下同心起来变法，赔偿普鲁士五千万法郎，折合中国银两约七亿两，结果不到两年就全部还清了。法国的土地并不比我国广阔，法国的人口也不比我国众多。康有为按语：法国领土仅相当于中国两个省，法国人口仅六千多万，似乎不应这样轻描淡写，十年以后法国又成为强国，为什么不借鉴它呢？条议中说：去年谕旨严禁“新”“旧”的名称，融合中外之道，并申明要去除私心、破除积习，这就是政务处简明扼要的宗旨。同为清朝臣子，却自己区分新旧，如果产生分歧，隐患就会侵害国家，党争之祸就会波及士人。康有为按语：“维新”出自《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维”是语助词，单独使用“维新”二字，很不恰当。然而从士人到官员，全都拾取日本人的说法，实在令人极度不解，从而导致了康有为的叛乱；守旧到了极点，又导致了拳匪的动乱。朝廷为此寝食不安，天下人心惶惶，被各国讥笑，这也是中国的耻辱啊。

译彻底消除偏私，不区分新旧派别，确实是当今的紧急要务。同舟共济遭遇风浪，胡越之人也如同一家人；如今船将倾覆，生死就在呼吸之间，怎么忍心再划分界限，自取危亡呢？然而这件事不能专门责备下属，必须在上位者先有不分新旧的心意，接着实行不分新旧的政策。朝廷的举措完全符合人心，不久就会看到反对者自然安定，分歧自然化解。如果只禁止新旧的名号，却暗中保留新旧的成见，挟带私心争强好胜，上下互相牵制，大狱屡次兴起。就像驱赶鸟儿入林，元丰、元祐两党的党争，逆案顺案的争论，南宋偏安一隅，尚且保护将残的遗骨；滇黔地区辗转迁徙，犹如火烧已死的灰烬，直到降表签名，囚车启程，虫沙猿鹤一同丧命，被绳索捆绑的鱼，后悔哪里来得及？康有为按语：中国虽然不善于竞争当今之世，断不至于如此。作者偏袒新党，于是不知不觉间有激愤之言，可惜啊！现在正值变法开始之初，亟宜开诚布公，与之重新开始。兴元赦诏，隆佑太后手书，悍卒武夫读之流泪，何况自命为新党、稍识大义的人呢？条议说：现在谈论变法，动不动就引用日本为例，殊不知日本疆域不广，风气统一，号令容易推行，而且以外国学习外国，譬如楚人学习齐语，差别不大，所以事情容易办成而效果很快。康有为按语：这条议论措辞失当，人们都知道，尚且甘愿拟作明辨说：日本人多不自成风气，过去事事效法中国，现在舍中从西，自然比较便利。条议说外国学习外国，这是什么语气，不免引人嘲笑。至于楚人学齐语的比喻，无论多么不恰当，况且楚人学齐语，傅正言其难，怎么可以说事情容易办成而效果很快？以此驳议，似乎已经明白如话。比部明辨，上半篇说华人不合自尊为中国，更不合排斥日本为外国，不知外国对本国而言，万国都这样说，唯独不许行于中国，楚固然错了，齐也未见得对。所以仅节录下半篇如下。至于疆域不广，是日本不如我们的地方；其风气统一，号令易行的，则是三十年来变法的效果。地球最大的俄国，种族太多，风气极不统一，一乱党众多，号令极难推行。大彼得毅然变法，收效至今。中国引用疆域不广的日本为例，何不引用疆域最广的俄罗斯为例呢？而且日本未变法以前，封建自私，风气不一，君主如赘疣，号令不行，变法以后，穷巷婴儿不接受俄人的果饵，风气之统一如何？行间士卒不私藏道上的遗金，号令之推行如何？条议是非倒置，日本史书都在，可以考证而知。条议说：中国地方四万里，历代相承二千余年，从未知道西学是什么。东南诸省，风气已开的，谈论西法尚且不惊疑；若西北之民，质性忠朴，见闻未广，突然令其变革，何异于聋俗鸣球、修陵蒂藕呢？君子德风，小人德草，草上之风必然倒下。所谓风气，全在上位的教导。现在变法之初，必应先开民智。中国百姓愚昧太甚，识字者十无二三，不仅西北风气未开，东南也依然蒙昧。去年拳匪之乱，天潢贵胄、督抚大僚，甚至说洋人离开直隶不能陆行水战虽长，登岸必败，禁锢闭塞如此，可笑可哀。愚昧的百姓，更何足责备？国家的存灭，由于智愚，风气未开，正适宜变法。譬如生病则服药，寒冷则求衣，未闻因寒冷而反而拒绝穿衣，因病而反而忌讳吃药。西北因风气闭塞，致有拳匪之祸，皇帝流亡，生灵涂炭，公私扫地，创伤巨大痛苦深重。若再不急开通，我恐怕无赖之徒遍地皆是，倘若再揭竿而起，仇视外人，国命如丝，怎么经得起再坏？惩前毖后，还等待何时？如果等待下面先变而后上面随之，理所必然，不必再计。揣测条议之意，似乎存有畏难退阻之心，势必苟且因循，长此以往终古不变。法兰西、日本之变法，至于用兵，天下没有不可教训之民，也没有不能办到之事。英人在澳大利亚，日本在台湾，都开学堂以教生番。纵然说西北之民见闻未广，怎么就比不上生番呢？条议说：现在学习西法，想学其事，先学其心。西人心地公正而中人多私，西人文辞简练而中文繁复，每系西人之事实而中事多虚，西人言语诚信而中人多伪，本原大异，而只取法于事为文貌之间，虽累万人不为功，累百年难见效。自同治初年以来，非不讲求洋务，机构工厂如栉，船舰驳如云，积三十年有何成效？所以如此，西人做事千人一心，共利其国，国利而身也利；中人做事，百人百心，各利其身。身有利有不利，而国则决无一利。这就是股票不售，公司涣散的原因。凡西人有利之事，中国效仿，都成了赔钱之事。必须先端正中国人心，才能实行西国之善法。正本清源，不是别人的责任了。同治以来，讲求洋务，积

译三十年没有成效，是因为所改变的都只是细枝末节。变法有根本，有细枝末节，有细枝末节中的细枝末节，有根本中的根本。不从根本入手，阻碍太多，细枝末节也无法改变。即使全都改变了，也万万不能使国家自强。所以如果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就能提纲挈领，形势就像在高屋脊上倾倒瓶水一样顺畅；如果失去了正确的方法，那么天天谈论变法，人人谈论变法，对挽救衰弱有什么帮助，对弥补灭亡有什么补益呢？唉！打满补丁的衣服，每天还在缝补；即将倒塌的房屋，反而涂抹油漆。哪里比得上买上好锦缎来制作新衣，寻找良材来建造华屋呢？至于说西方人心公正而中国多私心，西方人文简约而中国繁冗，西方人陈述事实而中国多虚妄，西方人言语诚信而中国多虚伪。必须先端正中国的人心，然后才能推行西方的好制度。这更是沿袭似是而非的言论，其实大错特错。想要端正人心而澄清治国的根本，一定要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怎么可以只寄托于空话？条议认为西方人知道有利于国家，而中国人只知道有利于自身，于是归咎于人心的败坏。不知道这正是立法弊端的体现，并非西方人的天性比中国人善良，也不是因为时代接近、民风讹变，都变成了鬼魅。上等的医生医治国家，请让我简述其要点。西方国家礼仪文饰既简约，情感形势相互关联，对待百姓像对待家人，百姓也将国家事务视为自己的事务，上下尊卑的差别不甚悬殊，休戚与共的情谊自然一致。中国则是门槛高深，君王之门远隔万里，吏役像虎豹一样凶残，官长像鬼神一样威严，国家只设立防止动乱的法令，对待百姓像对待草扎的狗一样轻贱。再加上上下互相争夺利益，同在一个国家却像胡人和越人一样疏远。法令不好，罪责将归咎于谁？至于官员邪恶、中饱私囊被视为利益，自身也是立法不良所导致的。怎么说呢？西方人制定的俸禄很厚重，多的每月数千金，少的也有数十金，卸任后有恩俸，死后仍然供给其妻儿，人没有内顾之忧，所以全心全意致力于本职工作，而纳贿受贿的事情，不待禁止告诫就自然没有了。中国则官俸本来微薄，又加以克扣，外官虽然有养廉银，数量也不多，京官除了户部以外都没有所得，人有身家妻儿的顾虑，一定要求他们空腹为公，即使是慈母，也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所以不肖之人多作奸犯科，贪赃枉法，固然因为不知道自爱，也是有所逼迫才这样的。用忠诚信任和优厚俸禄来鼓励士人，而用守信的奖赏和必然的惩罚来跟随，断没有积习不能消除的道理。至于选拔人才必须通过学堂，那么贤良与不肖不至于混淆，而侥幸的途径被堵塞；做事必须征求众人的意见，那么上下不相隔绝，而营私舞弊的弊端被消除。这些都是西方制度端正人心、淳厚风俗的大端。中国股票不畅销，公司涣散，是因为国家有很多失业的人民，缺少生财之道，正是由于不变法的过错。西方文字简约，而中国文字繁冗，西方人陈述事实，而中国多虚妄，这更是法令不好的明显表现。条议的言论先后颠倒，请改为：“必须先推行西方的好制度，然后才能端正中国的人心。”康有为请再转一语说：“必须先明白西方国家的优良教化，然后才能推行西方的好制度。”

译条议说：破除陋习，应当先从政务处开始。近年来方略馆、会典馆等机构，实行三年一次保荐，越级升迁，使得名位爵禄不再尊贵，反而助长了奔走钻营的风气。如今奉皇上谕旨，以纯正通达的态度对待，那么在任的官员已经获得君主的知遇，自然无需再实行三年列保，以免那些希望快速升迁的人将其视为捷径，竞相攀附权贵。不改革制度就不能得到人才，不任用人才也不能改革制度。我认为应当慎重选拔天下的通才，聚集在政务处，集思广益，择善而从，不应该以人员数量为限制。然而如果不给予优厚的出身待遇，也不足以鼓舞豪杰之士。揣测条议的本意，大概这就是端正人心、纯洁心术的开端吧？一心一意想要端正人心、纯洁心术，确实是懂得政治的根本，其用意非常良好。然而实现的方法是什么呢？常见的讲章、通行的文告，如同秕糠尘垢，已经成为无效的药方。那么非改革制度不可了。西方各国任用官员的方法，从学堂中选拔，专门考察技艺才能，不考察心术。其中难道没有心术不正的人吗？只要立法完善，流弊自然就没有。所以所谓心术不正，不外乎营私舞弊、枉法裁判、钻营取巧、阴险嫉妒这几端罢了。西方人官俸优厚，而且人人都有职业可以谋生，谁肯用非法的贪求来换取本来拥有的富贵呢？所以没有营私舞弊的弊端。司法衙门有律师辩驳，有平民陪审，不能由一个人的爱憎恩怨来决定判决，所以没有枉法裁判的弊端。所学必定是所用，所用必定是所学，专门之学委任专门之官，英才不至于沉沦在下级官吏中，庸碌妄为之徒没有途径窃取高位，所以没有钻营取巧的弊端。国家有大政，采纳舆论，少数服从多数，私见自然消除，所以没有阴险嫉妒的弊端。其余重要政事，难以一一列举。所有这些方面，都因为制度完善。如果仅仅凭借是否列保，就认为可以抑制奔竞、堵塞侥幸之门，端正人心、淳厚风俗，那我不敢苟同。纵观条议的意思，主要在于化解中西之间的成见，保持新旧之间的平衡，防范弊端极为深远，用心良苦。所担心的是，宗旨既不新也不旧，成为子莫那种无原则的折中；政事既不中也不西，好像寿陵人学习走路那样。这就是希圣之所以直言冒犯，想要向皇上陈述的原因。兄长正值朝廷大开言路，衡量考核文书，政务处是变法的关键，而条议又是变法的宗旨，得失所在，关系重大。所以敢于直言，恳请采纳施行，天下人将会非常幸运。

政务处、吏部、兵部会奏遵议变通河工事宜的奏折。

奏为遵旨覆陈之事。据河东河道总督锡良详细陈述河工变通事宜的一折，奉朱批交政务处会同吏部、兵部妥议具奏。钦此。查锡良上奏说：漕米改为折色，运河无事，河道总督仅负责豫岸堤工，巡抚足以兼顾，请求裁撤河东河道总督，改归巡抚兼办。所属文武员弁兵丁，有的应当裁撤，有的应当酌情裁撤，有的应当分限陆续裁汰，有的应当仍旧，等等。我认为黄河改道以来，直隶、山东两省的修守工程，长久以来归督抚管理。山东工段之长，险工之多的程度，比豫河更为重要。东省既然可以由巡抚兼管豫河，似乎不必专门设立河道总督。现在议论裁官的人，每每以河漕两督所属员弁为话题。现值整顿官制，力除冗滥的时候，臣等正拟咨行各省疆臣，体察情况，核实裁减，而锡良已经先有此奏。该河道总督现任河道总督，兼署河南巡抚，他的话由于亲身目验，自然确实可信。所拟定的宜裁宜留及分别缓急各节，筹划非常详明，自然应当如所请施行，并请求饬下该河道总督即将裁并各事宜一手经理，足以显示妥慎。等诸事办有头绪，即由该河道总督奏明请旨开缺。其裁汰的各员弁，吏部查裁汰各员应当归入裁缺即用班内补用。该河道总督所奏既经政务处核议准如所请，那裁汰现任文职各员应当等该河道总督裁并覆奏到日，臣部再照例分别办理。兵部查该河道总督奏请陆续裁汰河标三营武职官弁豫省两岸堤工改归河南巡抚兼办。政务处既经议准，等该河道总督覆奏后再由臣部将裁缺人员照例办理其应裁兵丁既据该河道总督奏请分限五年陆续裁减，应当如所奏办理。所有每年裁减兵丁数目，应当令分年报部，以备查核。运河道缺既然裁撤，该处闸坝很多，专司蓄泄。所请将六允、沂、兖、济道移驻济宁办理运河事务，是出于兼顾河防的考虑。及河标、城守营、运河道属、两营弁兵应否裁留之处，应当一并请求饬下山东巡抚察酌办理。至于此后运河仍应随时修浚，一切事宜都由该巡抚责成地方印委各员认真经理，以便利于商旅而保卫农田。所有遵议裁并河督及所属员弁的各缘由，理合专折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再此折由政务处主稿，合并陈明。谨奏奉旨已录。

豫抚锡奏陈河工变通事宜折

奏为覆陈河

译工部事务，谨此缮写清单，恭敬地折奏仰求圣上监察此事。奴才接到部里咨文，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内阁奉上谕：政务处会同吏部、兵部上奏请求遵行议定，河东河道总督锡良详细陈述河工变通事宜的折子。黄河改道以来，直隶、山东等省的修浚工程长久以来归督抚管理，锡良原奏中所称“陆路米粮改折银两，运河无事，河臣仅负责堤岸，抚臣足以兼顾”等话，该河督亲眼目睹的情形，自然确实可靠。河东河道总督这一职位，着即裁撤，一切事宜改由巡抚兼管。其中酌拟应当裁撤、应当保留以及分别缓急的各项细节，均着按照所请执行，仍责成锡良将裁并的各项事宜一手经理，等到诸事办出个头绪，再行上奏请旨。那些裁汰的官员弁兵以及应当裁减的士兵，着吏部、兵部随时查明办理。至于运河道现在既然裁撤，该河督请求将六、允、沂、曹、济道移驻济宁，兼办河工事务，以及河标、城守营、运河道所属运河营两营的弁兵是否应当裁留，还有此后运河修浚事宜，着山东巡抚体察地方情形详细议定上奏。钦此，钦遵恭录咨文前来。奴才跪诵之余，仰见圣上训示周详，指示明确切要，使我们有遵循的依据，更加钦佩感激得无边无际。遵将运河裁并事宜悉心筹划，并议定裁撤河标三营的缘由，分案缮写折子陈述。至于豫省黄河修防，奴才蒙受恩宠调补河南巡抚，仍然责无旁贷，更应当谨慎勤勉，督饬道台、厂员听候实力筹办，务必期望工程坚固，黄河永远安澜，断不敢因为身任地方官而对河工稍有疏忽。只是河务一切事宜，有应当变通的，有适宜仍旧的，有应当删减以归于简省核实核实的，谨就管见所及详细列出清单，恭敬呈上御览。所有河东河道总督的关防，奴才缮写折子后当即敬谨封固，是否应当恭敬缴还，等候旨意遵行，为此恭敬折奏陈述。伏乞皇太后、皇上圣明监察训示，遵行谨奏。奉朱批：该部议奏，清单并发。钦此。谨将筹议河工一切事宜撰写清单恭敬呈上御览。一、河督关防应当缴还。查河道总督一职现已奉旨裁撤，除衙署责令运河同知拨派役卒看守，所存书籍责令六允沂道敬谨收藏外，那河督银印关防一颗，以及王命旗牌等件，自然应当恭敬缴还，或者就近封存在河南藩库，相应请旨遵行。此后河工一切公文，即使用河南巡抚关防。一、黄河北南两岸，宜责成开归道、河北道认真督防，并拟将员缺酌情变通。从前河督专司河务，两道责任较轻，现在既然归并巡抚兼管，所有河工一切事宜，不得不责成这两道认真督办。此后每逢伏秋大汛，抚臣仍然不时亲临工地查勘，指示机宜，并饬令两道分驻工地协力防守，遇有应当办理的重要工程，随时相机策应。但从此两道尤其需要得到合适的人选，才能起到臂助的作用。查现任开归道穆奇先、河北道冯光元，都是老成干练的官员，倘若此后有过更替，确实不是熟悉河工的人不能胜任，而南岸险工林立，尤其吃重。拟请因时变通，将开归道、陈许道一职改为外补要缺，遇有缺出，由巡抚专选熟谙河务的人员，不论班次，酌情或升或补，或者开单请旨简放，应请饬令部里核议酌定，以重视河防。一、八厂听修守应当仍照定章办理。河工自从前河臣许振祎改章后，历年办理卓有成效，此后经前河臣任道熔再次厘定，确实没有流弊，应请一切仍照旧章办理。一岁修工程款项拟请开单奏销。查河工用款，向来是每年霜降后奏送清单，奉部核准后，再题估准估后，才开始题销。对于已经核准的案件，动辄再进行一次估销，本属重复，况且题本现在已停止使用，如果逐件改为奏折，也属烦琐。查河防另款，经前河臣许振祎奏准开单报销，免其具题，历年遵照办理在案，岁修事同一律，拟请从本年为始，改为与河防另款一样开单奏销，以节省案牍，奴才仍然应当严加勾稽，实用实报，断不容许丝毫浮冒。此外如比较上三年银数多少，关系稽核钱粮，应仍照章办理，其他一切例案册图，凡是属于具文的形式，一概删除，以显示核实，所有近年尚未题估题销的案件，都是已经奉部臣核准的款项，应请一并免其核办。一、河南河工拟命名为豫河。东河河工现在既然分隶两省，自然应当另立名目，拟将河南河工命名为豫河，以免混淆。一、河工候补人员应当分拨两省，并拟酌情推广。东河豫河现在既然分隶山东、河南各巡抚兼管，所有候补人员应当分拨两省，除按规定应当回避本籍者，山东人专归河南，河南人专属山东外，其籍贯在外省的人员应当听任其在山东、河南两省自行指定一省专补河工的缺额。只是东河既然已经

译裁撤合并后，运河各处的空缺又大幅减少，候补人员显得十分拥挤，是否可以适当放宽限制？如果有愿意改归其他省份地方任职的，听任他们另行改指一省，禀请咨文送部查核。至于闸官这一项，地方上没有空缺，是否可以准许他们按同等品级申请改任典史等职，按照原班顺序补用，仍然免除缴纳离省指省捐项的各项银两，以示体恤，应请命令户部一并议定回复施行。

河工人员补缺应当仍然按照既定章程办理。河工候补各员向来分属各道当差，在此道当差的官员，彼道并没有名册，这与地方人员汇总于藩司的情况不同，因此每逢补缺，向来由河臣核定，并不由道台具文详报。现在虽然改归巡抚兼管，但河工人员专门补河工的缺，仍然与地方有别，拟请今后河南省河工遇有空缺，仍由巡抚酌定应补人员，分别奏报咨文办理，无需由该司道等会衔详报，以符合既定章程。至于轮补班次，仍应查明上次用到哪一项，按班接续序补。

大挑知县此后请求免除分发到东河。每逢大挑之年，向来有分发到东河的知县二十员或十六员不等，到工地后试用两年期满，分别甄别留任工地，并将不熟悉河务者改拨到地方。查河工并没有知县的空缺，那些留任工地的官员只能借补佐杂官职，已经属于失意之人。现在东河既然已经裁撤合并，此后大挑一等人员应请求免除分发到山东、河南两省河工，使人才不至于受到委屈压抑。

运河事宜应当立即移交山东巡抚接办。东河、豫河现在既然区分为二，河南巡抚专门管理河南省黄河，其运河一切事宜应当立即移交山东巡抚接办，只是巡抚各管一省与河督兼辖两省的情况不同，此后山东省陈奏运河事件及请补沿河各空缺，应请求无需与河南巡抚会衔，以归于简易。

译河南巡抚锡良奏陈运河同知、通判、汛官、闸官各缺酌情拟议裁撤、保留及合并的奏折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三日，奏片：为确核运河同知、通判、汛官、闸官等各缺，酌情拟议分别裁撤、保留及合并，谨缮写清单，恭敬呈递奏折，仰求圣上裁决。

私下接到兵部咨文，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奉上谕：“政务处会同吏部、兵部奏报，遵议河东河道总督锡良列举河工变通事宜一折。所有河东河道总督一职着即裁撤，一切事宜改归河南巡抚兼办，酌情拟议宜裁宜留及分别缓急各节，着按所请执行，仍责成锡良将裁并各事宜亲自经理，待诸事办出头绪，再行奏明请旨等因。”钦此。仰见朝廷整饬官制、去除浮华崇尚务实的深切用意。跪听之下，钦敬感激难以言表，应当立即遵旨查照办理。除拟裁河标三营另行奏折陈奏外，遵将运河应留应裁的各缺，谨就现在情形通盘筹议。

查黄河穿越运河以北，此时漕运已停，无需借水济运。运厂听员、汛官、闸官皆应全部裁撤。如有应办工程，即派委员经理。又因管泉厂听汛无所事事，亦应一并裁汰以节省经费。惟黄河穿越运河以南至江南交界河道五百五十里，关系南北气候水脉永固，且伏秋大汛宣泄汶、泗诸河异涨，其间通行商旅、保卫民田处处均关紧要，宜有专员经理。拟酌情裁并，计总共裁撤三十二缺，拟保留二十六缺。经奴才咨商山东巡抚意见相同，除一切应办事宜移交办理外，所有酌情拟议分别裁撤、保留、合并各缺缘由，缮具清单恭敬呈递御览。谨会同山东巡抚张人骏合词恭敬奏折陈报，伏乞皇太后、皇上圣裁，饬令兵部议覆施行。谨奏。

奉朱批：“着该部核议具奏，清单并发。”钦此。

谨将运河同知、通判、汛官、闸官等缺酌情拟议分别应留、应并、应裁汇缮清单恭敬呈递御览。

应酌情保留的各缺：

一、拟保留运河同知二缺。该同知所管辖济宁等汛河道堤工，关系保卫民田庐舍以及商旅舟楫往来，最为紧要。原管辖鱼台、济宁、卫北、钜嘉、汶上等汛，现拟改为管辖峄汛、滕汛、沛汛、魚台汛、济宁汛黄河道堤工三百六十八里，兼管微山湖、昭阳湖、南阳湖、独山湖四湖土堤、念闸、圩渠各工。

一、拟保留捕河通判一缺。该通判所管辖东平等汛工程险要，关系保卫民田庐舍原管辖东平、寿东、阳谷等汛，现拟改为管辖卫北汛、钜嘉汛、汶山汛、东平州同汛、东平厂听讯、东平州判汛、涛东汛黄河道堤工一百八十二里，兼管东平县戴村坝、汶上县河家坝坝工并马场、南旺、蜀山、马踏湖四湖土堤、念闸、坝渠各工。

一、拟保留峄县县丞一缺。原管辖汛地一百一十里仍旧。

一、拟保留滕县县丞一缺。原管辖汛地五十里仍旧。

一、拟保留沛县主簿一缺。原管辖汛地四十八里仍旧。

一、拟保留鱼台县主簿一缺。原管辖汛地八十五里仍旧。

一、拟保留济宁直隶州州判一缺。原管辖汛地七十五里仍旧。

一、拟保留钜嘉主簿一缺。原管辖汛地四十一里，现添兼管卫北汛地十五里。

一、拟保留汶上县县丞一缺。原管辖汛地五十六里仍旧。

一、拟保留东平州州同一缺。原管辖汛地十八里，现添兼管东平厂听汛地十二里。

一、拟保留东平州州判一缺。原管辖汛地三十里，现添兼管筹东汛地十里。

一、拟保留台庄闸闸官一缺。原管辖台庄、侯迁二闸，现添兼管顿庄一闸，相距十八里。

一、拟保留万年闸闸官一缺。原管辖万年、张庄、六里三闸，除六里闸拨归韩闸官外，现改兼管张庄、丁庙二闸，相距二十里。

一、拟保留韩庄闸闸官一缺。原管辖韩庄、张阿、德胜三闸，除阿闸拨归彭口闸官外，现改兼管德胜、六里二闸，相距三十一。

一、拟保留彭口闸闸官一缺。原管辖彭口一闸，现添兼管张阿一闸，相距二十五里。

一、拟保留杨庄闸闸官一缺。原管辖杨庄、夏镇二闸，现添兼管珠梅一闸，相距三十里。

一、拟保留南阳闸闸官一缺。原管辖南阳、利建、邢庄三闸，相距三十一。

一、拟保留枣林闸闸官一缺。原管辖枣林一闸，现添兼管师庄一闸，相距十二里。

一、拟保留仲浅闸闸官一缺。原管辖仲浅、师庄、新闸三闸，除新闸拨归枣林闸官外，现改兼管新闸、新店二闸，相距一。

一、拟保留石佛闸闸官一缺。原管辖石佛一闸，现添兼管赵村一闸，相距八里。

一、拟保留天井闸闸官一缺。原管辖天井一闸及南门桥、草桥，现添兼管在城一闸，相距一里三分

一、拟保留寺前闸闸官一缺。原管辖寺前一闸，现添兼管通济一闸，相距三十一。

一、拟保留南旺闸闸官一

译缺，原管辖柳林、十三里二闸，相距十里，照旧。一拟保留开河闸闸官一缺，原管辖开河一闸，现增加兼管袁口一闸，相距十六里。一拟保留靳口闸闸官一缺，原管辖靳口一闸，照旧。一拟保留戴庙闸闸官一缺，原管辖戴庙一闸，现增加兼管安山一闸，相距三十里。防汛官员九缺，闸官十五缺，总共拟保留同知、通判、防汛及闸官二十六缺，应当酌情裁撤合并各缺。一拟裁撤泇河同知一缺，该同知原管辖峄、滕、沛三汛河道二百零八里，只有闸坝而没有堤防工程，现拟合并由运河同知兼辖。一拟裁撤泉河通判一缺，该通判兼管戴村镇坝工程，现拟合并由捕河通判兼辖，所管辖的泉水事务由地方官管理。一拟裁撤寿东主簿一缺，合并由东平州判兼管。一拟裁撤顿庄闸官一缺，原管辖顿庄、丁庙二闸，现拟合并由台庄、万年两闸官分管。一拟裁撤珠梅闸官一缺，合并由杨庄闸官兼管。一拟裁撤新店闸官一缺，合并由仲浅闸官兼管。一拟裁撤在城闸官一缺，原管辖在城、赵村二闸，现拟合并由天井、石佛两闸官分管。一拟裁撤通济闸官一缺，合并由寺前闸官兼管。一拟裁撤袁口闸官一缺，合并由开河闸官兼管。一拟裁撤安山闸官一缺，合并由戴庙闸官兼管。以上拟裁撤合并同知、通判二缺，防汛官员一缺，闸官七缺，总共裁撤合并同知、通判、防汛及闸官十缺。应当全部裁撤的各缺。一拟裁撤上河通判一缺，下河通判一缺；一拟裁撤德州州同一缺；一拟裁撤临清直隶州州判一缺；一拟裁撤武城县丞一缺；一拟裁撤郯城主簿一缺，甯阳主簿一缺；阳谷主簿一缺，聊城主簿一缺；堂博主簿一缺，清平主簿一缺；舍官陶主簿一缺，夏津主簿一缺一拟裁撤甲马营巡检一缺；一拟裁撤荆门闸官一缺，阿城闸官一缺；七级闸官一缺，周李闸官一缺一拟裁撤通济桥闸官一缺，梁土闸官一缺一拟裁撤戴湾闸官一缺，砖板闸官一缺一以上拟裁撤通判二缺，防汛官员十二缺，闸官八缺，总共拟裁撤通判、防汛及闸官二十二缺，合计运河总共拟裁撤同知、通判、防汛及闸官三十二缺，拟保留二十六缺，所有各防汛闸额定设置的夫役，凡是裁汰的缺额都应当随缺额全部裁撤，酌情保留及合并的缺额，防汛夫役拟裁撤六成保留四成，闸夫有启闭闸门的职责，拟裁撤四成保留六成，合并陈述明白。

译漕运总督陈奏请求变通河工事宜的奏折

奏为遵旨详细陈述河工应当变通的事项，恭敬地呈上奏折，仰求圣上监督。私下认为，朝廷设立官员、划分职责，各有专门的责任，以取得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效果。然而到了风气变化、需要变通的时候，自然应当根据时势进行增减调整，这就是所说的情况严重时必须改弦更张的道理。恭敬地阅读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二日、七月三十日接连发布的谕旨：漕运政务日久弊病丛生，层层剥削侵蚀，向上耗费国家财政，向下压榨百姓生计，急切应当大力消除浪费，核实整顿。从本年开始，各直省的河运、海运一律改为征收折色（货币）。又各省制兵、防勇积弊极深，着各省将军、督抚将原有各营严格裁汰，仔细核议，奏明办理等因。钦此。近来又恭敬地阅读懿旨重申告诫谕示，决心一定要实行，仰见皇太后、皇上庙堂谋略深远，对于国家大计、民生、整顿军队等重大政事洞察弊端，严厉命令整顿。伏读之下，不禁感到无比钦佩和敬畏。奴才深受恩惠，常常想着贡献一点浅陋的意见，以仰助高深的智慧。兄长亲自承受明诏，目睹时局艰难，既然有所见闻，怎敢保持沉默。奴才愧任宣防之职，谨就职务范围而言，从河道总督到所属的文武官员、兵丁，有应当裁撤的，有应当酌情裁撤的，有应当分期限陆续裁汰的，有应当保留原状的，恭敬地向皇太后、皇上逐一详细陈述。查黄河自咸丰五年改道向北流，南河荒废，同治初年忠亲王僧格林沁于是有请求裁撤总河官的奏章，奉旨交议。经前任河南巡抚张之万详细体察后，再行奏请覆奏。到同治十一年，山东黄河工程改由山东巡抚兼办，河臣的责任稍轻。前任河臣乔松年又有请求裁撤总河官的奏章，奉旨交议论，部臣以不便裁撤为由覆奏。那时河运尚未废止，河臣兼有黄河、运河两河的责任，关系紧要，所以如此。现在既然漕米改为折色征收，运河从此无事，河臣所管辖的仅剩豫省两岸的堤防工程，事情非常简单。虽然有桃汛、伏汛、秋汛、凌汛四汛，只有伏汛、秋汛为重，其余都次要。如果石料储备充足，自然可以有备无患。所以奴才到任以来，专门以购买储备石料为急务。然而这点小小的筹划，让巡抚足以兼顾。拟请将河东河道总督这一缺额立即裁撤，仿照山东的先例，改归河南巡抚兼办。巡抚本来就有兼理河道的责任，无可推卸，而且事权统一，办理更加从容，不仅仅是为了节省薪俸。这是河道总督应当裁撤的第一点。河运既已停止，山东运河道一员，同知二员，通判断四员，佐贰杂职五十二员，定额夫役二千七百余名，几乎成为虚设，似乎应当酌情裁汰。只是该处闸坝很多，专门负责蓄水泄洪，以通商运并保护民田，拟请将六允、沂、曹、济道的官员移驻济宁，兼办运河事务，其岁修河工改由地方会办，随时由山东巡抚专门委派委员管理，以免岁修经费又落入州县私囊，导致运河日久淤塞。这是运河官员夫役应当酌情裁汰的第二点。河标向来设有中、左、右三营，专门为护运考虑，中营副将一员，都司一员，千百总外委九员，弁兵二百九十六名；左营商将一员，守备一员，千百总外委九员，弁兵三百零八名；右营游击一员，守备一员，千百总外委九員，弁兵三百一十一名。河运既已停止，既无催促赶运的劳苦，又无护送的责任，自然应当裁汰。只是官弁兵丁将近千人，突然抛弃，未免可怜，拟请将官弁兵丁分五年期限陆续裁减，其官弁归入山东抚标当差，遇到空缺补用。这是河标中、左、右三营应当分期限陆续裁汰的第三点。河标设有城守营，专门负责捕盗弹压地方，计都司一员，守備一员，千百总外委六员，弁兵三百九十七名；又有运河道属下的运河营，专门负责修防，计守备一员，协备一員，千百总外委十三员，河兵三百八十名。以上两营是否裁留，应由山东巡抚核办。这是河标城守营、运河道属运河营应当斟酌裁留的第四点。河南河工向来设有南北两道八厂，听候计守地方兼理河务，道员二员，专门管理河工，同知五员，通判三員，佐贰杂职二十三员；又有豫省河营都司一员，守備二員，协备五員，千百总外委十九員，弁兵一千二百四十九名，专门负责修工防汛，关系至为重要。以上各员名应当请求保留原状。这是河南黄河文武员弁兵丁应当全部保留的第五点。以上裁缺的各员，如运河道是简放的缺额，本缺裁撤后，拟请由军机处开单请旨简任；其外补文武各员弁，应由所属省份归入裁缺即用缺内，照例依次补用，以免落空。况且奴才还有请求，运河是南北关键，漕运虽停，河道仍不可废弃，必须逐年认真挑浚修筑，务必使河水宽深，堤堰巩固，才能使得商贾获得流通的利益。

译农田没有泛滥成灾的担忧。应当请旨命令山东巡抚，严格责成当地负责管理的官员，照常加倍用心地修缮疏浚河道，不得以与漕运无关为由而拖延处理。应当如何严格制定考核功过的规章，由山东巡抚上奏说明后办理。所有奴才遵旨陈述河工应当变通处理的事项缘由，是否妥当，恭敬地呈递奏折陈述，恳请皇太后、皇上圣明鉴察并指示。恭敬地奏报，奉朱批：命政务处会同吏部、兵部妥善商议后上奏。钦此。

译漕运总督奏报酌拟删裁屯卫大概办法的奏折。

漕运总督臣陈夔龙跪奏：为酌拟删裁屯卫的大致办法，电请各省商议，恭敬地呈上奏折陈述，仰求圣上监察指示。

臣恭敬地阅读电报抄件，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钦奉上谕说：各直省卫所屯田，原本是为了转运漕粮、供养运丁而设立的。自从南漕改由海运以来，屯卫的军官和士兵大半成了虚设。这些田亩私下典卖，辗转纠缠，弊端百出。现在定下章程将漕粮改为折征，亟应认真清查，改归丁粮，以显示核实并增加赋税。命漕运总督陈夔龙会同有屯卫的各省督抚，将各省屯田地亩逐一彻底查明，命令屯户向官府报税立契，听任其管理产业，将屯饷改为丁粮，统一归州县官员征收。如有盗卖私售者，也命令据实报明，缴纳正税，不追究既往。更须严禁胥吏役夫勒索苛扰。此后屯丁、运军的名目一概删除，原来设置的卫守备、千总等官，一并裁撤改归营用，即由各省督抚在各标内仍以原班酌情补用。所有详细章程，命陈夔龙等悉心会商妥善商议，随时奏明办理。钦此。并准户部、兵部先后行文前来。

查旗丁长久不供差役，还依靠屯田供养，仰蒙皇太后、皇上如天般的仁爱，只令纳税完赋，仍准许管理产业，那盗卖私售者不追究既往，这些旗丁都有天良，无不同声感激。只是向来鱼肉旗丁的书差、伍丁等人，一旦断绝他们的利益来源，难免有意拖延，必须酌定简明易行的方法，限定期限办理，才不至于阻碍难通。旗丁典卖屯田由来已久，纠缠复杂，如果一定要按照原占原丁稽核田亩，不但完事无期，更恐怕多有扰累。既然蒙圣恩不追究售卖，似乎可以凭借有卫现征的册籍，那田无论属于旗丁还是百姓，都命令现业之人纳税完赋，这样事情既容易推行，钱粮也不致隐漏。

臣先前在恭敬阅读电报抄件时，就已经悉心筹划，酌拟大致办法，电致各省督抚，臣会同商议办理，谨将所拟八条向皇太后、皇上陈述：

一、事宜速办，以防书差等人抽匿册籍、造谣煽惑的弊端；

二、交收定限，各卫征收屯饷都有册串，拟限定在接到文书一个月内将原册原串移交州县接管征收，那接管官员拟限定在两月内查明上报，不得藉口拖延；

三、既查户口，便审丁口，既需要时日，也恐怕滋扰，卫籍考试、词讼等事，本来属于州县官管理，无需再行移交户口，以免骚扰；

四、择用书差，州县接管军屯开办之初，事体极其烦重，拟准许择用卫所勤谨的书差，以借助熟手而免观望；

五、官给印照，钦奉上谕，命令屯户报官税契，查屯田典卖，有契自业无契，拟一概由藩司、粮道发给印照，以凭报税管业，税收宜从轻，尤应严禁苛索；

六、酌定钱漕，钦奉上谕，屯饑改为丁粮，拟按照田地等则酌定两季征银及漕米应征的数额，那未定以前，仍暂照旧制征收；

七、定赏罚，卫官交代州县接收，如果能依限完事，拟请量予奖励，逾限有误，其督催官员的考成视所属情况而定；

八、分别归标，所裁实缺卫官自应留在原省，只是候补人数甚多，当此裁改兵制之时，势难全部留下，漕标即江南各标也必不能尽用，拟将候补卫所人员分发给向有卫缺的各省归标，以免壅滞。

以上各条，臣是忖度事理酌拟的办法，不敢说全都可行，况且各省情形不同，各卫烦简也各异，既然将军屯归并州县，必须因地制宜，斟酌尽善，定为长久之规，固不敢稍有因循，也不可操切从事，其间如有应行变通之处，以及所有未尽事宜，非臣所能遥度，均由各省督抚督同司道妥善商议办理，臣仍尽心会商，随时奏请。

圣训总期有利于赋税，不扰军民，以期望符合朝廷增加赋税、体恤百姓的至意。除等候各省督抚咨覆到齐再行酌核会奏外，所酌拟删裁屯卫的大致办法，理合先行缮写奏折陈述，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奉朱批：仍随时会商各该督抚妥善筹划办理，钦此。

又附片：删裁屯卫一事，应等候各省会同商定，分别奏明办理。只是卫守备、千总各缺既然奉旨裁汰，那候补人员就无所事事。如果等待裁屯完毕再行归营，未免为期较远，等候需时。查现今在标候补的卫守备四十五员，候补守御所千 total 九员，候补千总二十七员，向来都在浦口听差，本已极其拥挤，困苦可怜。现在额缺奉裁，即使不是漕标候补之员，可否仰恳天恩俯准将该员等先行分发给向有卫缺的各省归标委用，使他们能及时自效。如有愿意归部选者，准许其呈明归选。至于标营向无守御所千总

译至于员缺，可否准许借补千总，并请求饬令兵部核议后具奏。如果蒙恩允准，臣再将分发到各省的官员人数妥善商议后具奏。所有候补卫所的人员，拟恳请先行归入本标的原因，谨附片陈明，伏乞圣上鉴察训示，谨奏。奉朱批：兵部议奏。遵此。

译政务处奏请，命各部院及各省督抚认真考核官吏的奏折。

奏为请求圣裁之事。我私下认为，治理政务的关键，首要在于选拔合适的人才。无论是中央的部院，还是地方的封疆大吏，都应当以认真考核官吏作为鉴别人才的方法。近来奉到谕旨，命翰林院掌院学士考核翰林院各位官员，在五月之后严格进行甄别等语。钦此，由此仰见朝廷澄清吏治、实事求是的深切用意。查京师各衙门的司员，平日没有差事派遣的，大多不到衙门办公；即使到了衙门，本衙门的成例案卷，如果不是印发的稿本，一概不得查阅。各部大多如此，而吏部、工部两部的积习尤其深厚。一旦派遣差事，对各项事务茫然无知；即使是现在担任掌印、主稿等重要差事的官员，其中能够通晓部务、遇事明断、不假手于书吏胥役的，实在很少见到。屡次奉到谕旨，裁撤书吏，因此司员更应当切实练习成例案卷，才能亲自处理事务，不至于将权力授予书吏。应请旨命各部院堂官，立即在该衙门内选择一处宽敞的房屋作为司员讲习公所，陈列本衙门的案卷，凡是有职务的人员，每日所办理的事务，根据其功课即可考察其才能见识。其余各司员，不分满汉以及笔帖式，均令到衙门学习，互相讨论，或者让他们起草奏章咨文稿件，或者以策问形式考察本部成例案卷，遇到需要斟酌商议的事务，先令各自撰写说帖，由堂官细心考核，选择其中优秀者酌情派遣重要差事，不拘泥于资历。那些未被派遣重要差事的，即令其分管案卷，使他们能够潜心研究。果真能按照这样整顿，司员都亲身处理事务，书吏自然不能蒙蔽上级、揽权专断。至于各省候补官员拥挤，品行不端的人专门以逢迎钻营为能事，而真正的人才反而大多沉沦停滞。近来各省间或已有设立课吏馆考核官员的，应一并请旨命各该将军、督抚一体设立课吏馆，严格规定课程，认真查核，或者以事务来试验，或者以言论来考核，两者参用，人才自然会出现。然而关键在于各堂官、督抚实心任事，破除情面，对在馆应考各员随时考察，严格甄别。其中才识较优的，酌情加以委任，以示奖励；其中学习很久没有成效的，分别限定时间学习，不堪造就的，咨送回原籍，每半年奏报一次，不得稍有偏私，重蹈从前积习，这样人才才能得到，政事才能全部办好。谨缮写奏折陈述，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奉旨：已录。

政务处奏请，命各部院及各省督抚认真考察官吏的奏折。

奏为请求圣裁之事。我私下认为，治理政事的关键，首要在于选拔合适的人才。内则中央部院，外则地方封疆大吏，都应以认真考核官吏作为鉴别人才的方法。近奉谕旨，命翰林院掌院学士考核翰林各官，在五月后严行甄别等语。钦此，仰见朝廷澄清吏治、实事求是的至意。查京师各衙门司员，平日没有差事的，多不到衙门，即使到衙门，本衙门的成例案卷非印发的稿本一概不得查阅，各部大都如此，而吏、工两部积习尤深。一旦派差，对诸事茫然，即使是现充掌印、主稿要差的，其能通达部务、见事明决、不借书吏之手的，实不多见。屡奉谕旨，裁撤书吏，因此司员更宜切实练习例案，方可亲自办事，不至于授权书吏。应请旨饬下各部院堂宫，即于该衙门内择一宽敞房屋作为司员讲习公所，罗列本署案卷，凡是任职人员，每日所办事件，按其功课即可考察其才识。其余各司员，不分满汉及笔贴式，均令到署学习，互相讨论，或令拟写奏咨稿件，或策问本部例案，遇到酌议事件，先令各具说帖，由堂宫细心考核，择其优秀者酌情派任要差，不拘资格。其未派要差的，即令分管案卷，使之潜心考究。果能照此整顿，司员皆亲自治事，书吏自不能蒙蔽揽权。至于各省候补官员拥挤，不肖者专以逢迎钻营为能，而真才反多沉滞。近来各省偶有已设课吏馆考课官员的，应一并请旨饬下各该将军、督抚一体设立课吏馆，严定课程，认真核查，或试以事，或考以言，参用并用，人才自出。然尤在各堂宫、督抚实心任事，破除情面，对应在馆考核的各员随时考察，严行甄别。其才识较优的，量加委任，以示奖励；其学久无功效的，分别勒限学习，不堪造就的，咨回原籍，半年具奏一次，不得稍有偏私，仍蹈从前积习，这样人才可得，政事毕举矣。谨缮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奏陈新设外务部章程事宜的奏折全稿。

奏为遵旨会议具奏之事。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初八日，军机大臣当面奉到谕旨：奕匡、李鸿章拟具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的奏折，所有应设司员额缺等各项事宜，命政务处大臣会同吏部妥议具奏。钦此。（我私下认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设立专职缺额，办理交涉事务，实在是因时制宜、慎重邦交的要义。除总理、会办王大臣、左右侍郎由特旨简拔外，其余一切章程

译臣等往返书信商议，都认为交涉事宜关系紧要，必须让该司官员等专精练习，切实讲求，使他们不致分心于其他事务，分散精力，或许才能通晓时务，学问有专门之业，不仅是为了适应一时的需要，也是希望收到日后富强的效果。拟请给予优厚的升迁阶梯，厚给养廉银，同时随时严格甄别，奖惩并用，以资策励而培养通才。拟定了章程十二条，彼此斟酌意见相同。本月初九日又奉到谕旨：所有该部应设司员名额缺额的选补章程，以及堂官、司官应如何优给俸禄之处，由政务处大臣会同吏部妥善迅速核议上奏等因。钦此。臣等遵旨立即会同详细拟定，谨将斟酌议定的章程另缮清单，恭敬呈请御览，伏候钦定。所有臣等会议的缘由，谨恭敬地写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明鉴察。再，此折由政务处主稿，一并声明，谨奏。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原有章京，满汉共四十八员，其中认真得力的人固然不少，但滥竽充数的人也实在不少。当此改设专缺之时，应当严格确定去留任职，不要滥竽充数，或许可以挽回积习，策励人才。拟请圣旨饬下该王大臣从严甄别，其中不得力的人立即咨回原衙门当差。此后留署及续传人员，仍应认真察看，如果于交涉事件未能熟悉，也立即随时咨回，不要稍有迁就，是否有当？伏乞圣明鉴察。谨奏。再，从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军机处拣选满汉章京各四员兼任该衙门行走，以备传抄机密事件。现在改设外务部，所有原来派任的军机章京各员，拟请照旧兼任，不必开支养廉银两，是否有当？谨附片陈述，伏乞圣明鉴察。谨奏。遵拟外务部额缺、养廉等各项章程，恭敬呈请御览。一、拟分设四司：一是和会司，专门负责各国使臣觐见会晤，请赏宝星（勋章），奏派使臣，更换领事，文武学堂，本部官员升调各项保奖；二是考工司，专门负责铁路、矿务、电线、机器制造、军火、造船事务、聘用洋将洋员、招工出洋学生；三是榷算司，专门负责关税、商务、航运、华洋借贷、财政货币、邮政、本部经费、使臣支用经费；四是庶务司，专门负责界务、防务、传教、游历、赔偿血债、禁令、警词讼。此外未尽事宜，各自归类归属。一、拟每司设郎中、员外郎各二员，均作为题缺，无需咨选，每司各额外行走六员。以上所设各缺，既然归酌补，自然不应区分满汉。除此次甄别去留外，此后传到之员，无论郎中、员外郎，都先借补主事，中书、小京官也准许借补。主事应扣试俸两年。一、拟设左右丞各一员，正三品的；左右议各一员，正四品的，即充总办职掌。左右丞缺额，以左右议开列奏请简放。左右议空缺，先尽郎中，其次用员外郎，由该部堂官保送引荐，请旨录用，均备出使大臣之选。遇到该部侍郎缺出，先尽左右丞开列推荐。该部既然设有丞四缺，所有郎中例应保送的四五品京堂员缺，即无需开列。一、拟左右丞、议既然备出使之选，郎中、员外郎、主事由即可备赞领事随员之选。丞奉命出使无需开缺，请旨派员署理。郎中及以下奏调出洋，就应开缺回署，作为应补，三年期满后，准许由出使大臣保奖，准许保该部升阶，只是不得保至议，也不得保。遇到应升之缺，开列在前等花样。郎准许保道员，员外郎准许保知府，主事准许保直隶州，均分发沿江沿海各省补用，专章。一、外务部既然设专官，自然应优给养廉，以资办公。拟请总理大臣每年给养廉银一万二千两，会办大臣各给养廉银一万两，侍郎各给养廉银八千两，左右丞各给养廉银五千两，左右议各给养廉银四千两，郎中各给养廉银三千六百两，员外郎各给养廉银三千二百两，主事各给养廉银二千四百两，额外各给养廉银六百两。其翻译等官薪水由该王大臣从优酌给。上述各经费即在本衙门应收三成船钞及罚款项下开支，如有不敷，再由出使经费下拨补。一、改设该衙门原本期望核实振兴，既然将原有之章京分别去留，所有新设之缺先尽得力实缺人员改补，如有不敷改补，就作为候补。其原衙门底缺即开去，若不愿候缺呈请回原衙门的听其自便。此后新缺人员仍随时察看如不得力仍行咨回原衙门。只是此项人员仅因不谙交涉与别项咨回者不同，咨回后所有该原衙门升转保送各途应准一

译依照律例办理，以免有人失望。一、司员保送考试仍按照总署旧章办理，但必须慎重选拔人品端正、学识通达且精力充沛者方可保送，每次考取，记名请以二十人为限，遇有额外空缺时按次序传补。一、新设左右丞，既担任总办并掌管各司印信，拟兼任邦交文书总办，每司设掌印一人，邦交文书掌印二人，均参照六部的成例，根据才能酌情派遣，不拘泥于固定缺额。同文馆设提调一人，由各司邦交文书掌印中挑选人员兼任，邦交文书提调二人由七品翻译官中选任。一、拟设司务处，听任司务二人由翻译官中挑选补任。司务为正八品，其中由七品官选补者仍保留原衔，三年期满允许其作为额外主事一同按序补任。一、拟分设俄、德、法、英、日本五处，每处分设七品、八品、九品翻译官各一缺，由同文馆学生及各省高等学堂学生中选补。遇有本部主事空缺，经历五个空缺后允许升补七品翻译官一人。那些被派任同文馆邦交文书提调当差，扣满三年即允许其升补主事。一、本部司员既然具备出使随员的选任资格，又给予优厚的升迁途径和丰厚的养廉银，自应专心研习，以备任用，这与各部司员的体制不同。除京察仍照例办理外，所有的保奖关道、截取保送以及部员应得的例差，一概停止。供事仍照总署旧章，每两年保奖一次。武弁听差、苏拉等各项人员，也拟照章分别奏请咨文给予奖赏余缺，又

译户部奏陈停止捐纳事宜的奏折

奏为遵旨核议并具奏之事。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我钦奉皇太后懿旨，捐纳职官本是权宜之计，近来捐输更加泛滥，弊端滋生，人品混杂，仕途冗杂，实为吏治和民生的祸害。现在振兴各项事务，亟应加以澄清。此后无论何种事例，均不准报捐实官，自降旨之日起立即永远停止，统限一个月内截止数额上报户部，不得奏请展期。至于虚衔、封典、翎枝、贡监以及现行常例允许捐纳的各项，究竟有无妨碍，着该部核议后奏明办理。钦此。钦遵，由内阁传抄到户部。臣等查考，报捐实官既经奉旨永远停止，凡各项名目因捐纳实官班次而设立的，均应一律停止，不准再行报捐。至于虚衔、封典、贡监、翎枝等项目，各省遇有水旱偏灾，多借此项捐输以资助赈济，且与实官有别，自然不在应行停止之列。但成数减少过多，实在不足以显示郑重，应令此后各省赈捐，凡衔封、贡监，均按五成实银上缴兑换，各项翎枝仍准许按赈捐章程上缴兑换，但必须收足数额，不准私自折减。倘若承办人员再有暗中折减的弊端，即由各该督抚查明从严惩处。又四川津贴捐输，也仅是衔封等项目，自应照旧办理。又现行常例允许捐纳的各项，从前停止捐输的年份，此项常捐均未奏明停止，原本是因为常捐各项多是对已有实官的人员酌情推广，与初次捐纳实官以及加捐实官者均有不同，尚不违背政体，应请求照常开办，统归户部库按照筹饷定例的银数交纳，外省不准兑换收取。又报交力股票银两，业经臣部在奏折中说明，按照例定十成银数请奖实官等项目，此系先行报交力股票银两，后续奉旨准给奖余，也与现在报捐实官者不同，仍请求照案奏奖以昭示大信。但查近年各省督抚往往因官绅报交巨额欠款奏明请旨从优奖励，此项人员名为报交力股票，实与捐输无异，且一经特旨允准，较寻常捐纳之员班次更为优异，应令此后凡有报交巨额欠款奏请优奖的案件，均须声明报交力股票银两较筹饷例定有增无减，并将欠项全数解送户部听候拨用，无论何省概不准径直截留，以杜绝取巧而昭示核实。谨将常捐仍拟兑换收取的各条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如蒙俞允，即由臣部通行各省遵照办理。所有议奏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再此折系行在户部主稿，合并声明。谨奏。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七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谨将酌定常例允许捐纳的各条缮具清单恭呈御览，计开：一加级纪录；一捐复降革留任；一捐复降革离任；一降革加五捐复；一捐复原衔；一捐入补班；一捐复原资；一捐免保举；一捐免考试；一补监银两；一捐逾限银两；一捐归候补班；一补交留省银两。以上十三条向来专归户部库收捐，内中捐归候补班、补交留省银两两条，从前系按减成核取，此次具奏后均应按例定十成银数兑换收取。一、捐免补本班离任以升阶但仍留原省试用；一、捐免坐补；一捐免试俸历俸；一捐免实授；一捐离任；一捐分发指省；一捐离省。以上七条，各省与户部库原均准许列收，此次既将实官捐输停止，拟定将此七条按照例定十成银数专归户部库收捐，外省概不准兑换收取。再查，如有赴户部库报捐衔封贡监者，亦应按照例定的十成银数兑换收取，以归一律。

警察事汇志

译请提供需要翻译的古文内容。

译清政府创办警务学堂，去年五月间，庆亲王与日本川岛浪速先生商议共同办理，随即委派川岛先生担任警务学堂监督，拨发欠款六万元作为一年经费，选拔五百名学生入堂学习。其学制规定：初等科三个月，中等科一个月，高等科两个月，毕业后即派充捕快，其中品行与学业均优异者提拔为捕长。川岛先生此前返回日本，并聘请日本警察署长稻田禳先生担任警务教习，现已从东京启程前往北京。

山西警局详细制定章程如下：

一、恭读本年七月三十日皇帝谕旨，命令各省将军、督抚将原有各营严格裁减，分为常备军、续备军、警备军，一律操练新式枪炮，认真训练等因。因此该局即命名为警局，警兵即由裁减绿营兵额后训练而成。

二、设立警局的目的，在于消除百姓祸害，保卫民生，检查违禁行为，搜捕罪犯，保护各国进入内地传教或游历的官员、商人。

三、团练保甲制度久已流于形式，徒有法令而无法实行。此次重新整顿，务必妥善筹划变通，切实追求其办理有益，且经久无弊，那么百姓不受骚扰而祸患可以消除。

四、局中一切及所办理的事务，力求简易，不事铺张。

五、局中办事人员，不论到省资历，不论有无差事，不论候补候选资格，只要通晓各国警察情形，耐劳多智，笃实平和，身体健壮，不吸食鸦片者，禀请上级札派任用。

六、择地设立总局一所，东、西、南、北、中设立分局五所，南北关外各设立卡口一所。

七、局中除督办外，设提调一员，大案员一员，发审员一员，支应杂务员一员，总武弁三员，五分局副委员五员，南北卡口各派副委员一员，其余详见第三十六、三十七条。

八、总局设营官管带一员，兼任合操教习；五分局设哨官五员，兼任分操教习。

九、每半月由管带调集各哨合练一次，每日哨官自行定时分练一次，教授体操、靶射、步伐、习行军队诸法。

十、号衣裤、扎巾由局每三个月发放一次，号衣裤用深蓝色斜纹布制作，布靴自备，另各发给雨帽、雨衣各一件，钉靴自备。

十一、共训练警军四百名，自一号起编至四百号止分为五哨，驻扎五局，每局八十名，逢一者为排长，如第一号、十一号、二十一号、三十一号、四十一号、五十一号之类。

十二、每哨八十名，内有排长八人，鼓手号手二人，伙夫八人。

十三、充当此项警兵的条件：一、年龄在二十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二、粗识文字；三、身体强健，能耐劳苦；四、不吸食鸦片；五、须性质平和，不崇尚血气之勇；六、有保人；七、身材高矮一致；八、不准以曾经犯罪之人充当；九、招募本地人，如不足数，始招募外省之人。

十四、每分局划分地段，编制街名清册，将街巷居民铺店按千字文编号，并用洋铁小牌写明号数，挨户钉在门额上，以便稽查。

十五、每街派警兵一人，兼管曲道小巷，每天分八次，每三个小时换班一次，每次换班时，由局中派人到班接替，之后才再回局，即在局中吃饭休息，不准外出，外出必须报告，返回必须面见，仍须预先禀明委员哨官，再行休息。

十六、每天从早上六点到九点为第一班，九点到十二点为第二班，十二点到三点为第三班，三点到六点为第四班，六点到九点为第五班，九点到十二点为第六班，十二点到三点为第七班，三点到六点为第八班，如此轮流，周而复始。

十七、一、凡有斗殴者，强盗窃贼者，小偷拐诱者，见到即逮捕，有百姓奔告者，即前往查询，或诉于局中究问。二、凡各国西人来往，加意维护。三、凡聚众结会，刊刻谣言帖子，鼓惑人心者，立即捕拿。四、凡行路人，无论天灾人祸，遇有急难，即趋前救助，醉酒人、疯癫人迷失道路者，一街送交警局，一街送归其家，残疾人、老幼妇女、远方过客，均加意维护。五、凡察访之处，火因、馆客店及户口之多寡，必一一详细记录，所住人民必熟悉其身家品行，若无业之人及形迹可疑者，皆暗中观察。六、凡街区扰攘之所，聚会喧杂之事，应随时镇压，不令滋事。七、道路污秽，沟渠淤塞，禀明局中转商清道局照章办理。八、凡贩卖违禁物，如火药、枪弹、淫秽图画之类，均拘捕到局究问。九、见到遗失物，即收存局中，留待归还本人。十、穷民及乞丐不能自存者，押送迁善所学习技艺。

十八、凡警兵不准受贿赂，为人调解，不准索取谢礼，非奉局中命令拘人，不准擅自进入人家房屋，违者责罚惩处，重者斥退。

译革。十九、凡警兵不准手持扇子，不准吸烟，因戴眼镜不准露天久坐，须缓步慢行，大雨时允许在屋檐下避雨站立，不准与朋友聚饮，不准与街市之人喧闹戏谈。二十、凡警兵日间手持棍棒一根以备自卫，不准殴打他人，夜间持枪若非抓捕盗贼不准鸣枪，不准擅自以声色威势欺压他人，须以道理晓谕，对内对待同事，对外对待众人，务必以谦和温顺、忠信笃实为主，若在街衢挟嫌滋事，查出即行革职，并加重惩处。二十一、如有不可理喻、抗拒抓捕之人，警兵立即吹小铜哨，附近的警兵听到后也吹号哨，由远及近，闻声全部集合，一同捆绑送往局中审明严惩。二十二、各街商户百姓每十家夜间轮流点燃一盏灯。二十三、通衢大道人马经过之处，不许大小便或倾倒溺器，违者拘捕处罚。二十四、街衢不许随意倾倒垃圾及有秽气足以引发瘟疫之物，违者拘捕惩处。二十五、不许赌博及从事各种伤风败俗之事，违者拘捕处罚。二十六、二更后行人须手持灯笼，违者拘捕至局中坐到天明释放。二十七、二更后行人不许多持包裹，违者拘捕至局中查明来历后放行。二十八、警兵夜间往来，巡更夫不得拦阻，商户百姓门户有未关者，警兵可唤醒其人起来查看检查有无失物。二十九、东西北城角旷野无人之处，另派警马队士兵十名巡查。三十、凡拘送各分局的案件，轻者斥退，或交保或罚款或责打，重者送总局，命盗案送县衙。三十一、各分局设立禀事簿一本书，写明本日办理何事，某处有何案件，总官何时到何处，日夜班情形如何，准每日三点钟齐送总局，总官查办之事也如此。各分局有请批示者即在禀事簿上批示，带回各局，总局内设传事簿一本书，写明何事如何办理，随时传知各分局。分局抄录入后加盖大印戳记，带回总局。总分局官员随时便衣出门，查警兵有无懈怠。三十二，警局发审处另有章程，随后核定发布。三十三，商民有不平之事到各局控告者，立即传讯，不得阻难，书吏差役不准索取分文，违者革职并加重惩处。三十四，旗兵及防营勇丁在街道上滋事者，照例拘捕至局中审明曲直惩办后，送回各该营。三十五，局中兼办清洁道路事宜，待开局后另立详细章程。三十六，局中自督办不支公费外，总提调一人，月支公费银五十两；文书一人，月支公费银三十两；发审官一人，月支公费银三十两；支应杂务实一人，月支公费银二十两；总武官三人，一人月支公费银二十两，两人各月支公费银十六两；经书一人，各月支公费银六两；贴书两人，各月支公费银五两；听差、茶水房、差役、守门各两人，各月支公费银四两；警亲兵十个，总局留五个，五分局各一个，各月支公费银四两；巡视东西北城角，警马队十人，各月支公费银十两；纸张油烛月支银三十六两；总火食月支银六十两；五分局副委员五员，各月支公费银二十两；南关北关两卡副委员二员，各月支公费银二十两；六个城门副委员六员，各月支公费银二十两。上述共月支湘平银七百二十六两；五分局的油烛费归哨官公费内开支。三十七、警营管事一人，兼带中哨，月支薪俸马干银一百两；中哨哨长一人，各月支饷银九两；哨官四个，各月支薪俸马干银三十两；营书一人，各月支银八两；哨书五人，各月各月支银六两；排长四十人，月支银五两三钱；警兵三百六十，各月支银四两五钱；伙夫四十人，各月支银三两；管带一个，公费并中哨擦枪费，各月支银四十两；哨官四个，公费擦枪费各月支银二十两；上述共月支湘平银二千三百三十九两。三十八，此章程用日本警察法、上海工布局章程，所有未尽事宜及不合处，随时更改更改，概不拘为成例。三十九，此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章，仍随时更改，不为成例。四十，开办的开始，全在办事得人，勇猛精进，详见第五条。否则有名无实，徒糜巨款，殊失宪台整顿城防，逐渐推行各属地之意，关系诚非浅鲜也。应札首府，随时到局协同办理，并拟请宪台严格定章程，三月甄别一次，核记功过，给予赏罚，以示劝惩。以上因田各东西警察章程条目，嫌王肖屑，是否可行，伏乞训示遵，实为公便。谨呈。

译使才与将相并重说 壬辰

从前汉武帝下诏推举才能出众、与众不同的人才，要求他们能够担任将相以及出使遥远国家的使者，可见使才与将相并重，由来已久了。孔子屡次称赞子产，他辅佐郑国，以润色外交辞令为功劳。管仲是天下奇才，而在平定戎狄的战役中，他的文辞典雅，受到周天子的敬重。秦汉以后，中国的疆域广阔了，即使每天开拓疆土，也不能没有与之并立的国家。有并立的国家，不外乎战争、防守、和平这三件事。战争依靠将领，防守依靠宰相，和平依靠使者，这三者几乎相互依存而缺一不可。况且宰相主管内政，使者主管外事，安抚了外部，内部才能安定，对外与对内是互为表里的。将领崇尚武功，使者崇尚文辞辩才，辩才取胜则武力可以不用，辩才与武力是相互补救的。因此，有百年安边的计策，由三寸舌头决定的，富弼出使契丹就是例子；有一个使者的奔走，胜过十万军队的，陆贾出使南粤就是例子。近几十年来，火车轮船畅通无阻，世界各国的国家互为邻居，实在开创了宇宙间的奇局。英、法、俄、德、美几个大国，各自凭借优势相互欺凌、窥伺。他们与我们通商、划定边界、订立条约，应对稍有不慎，往往留下无穷的祸患，而使者的责任于是更加重大。我看西方国家，有的派宰相或外交大臣出任全权公使，有的派大将军或兵部大臣出任全权公使，他们看待将相与使者没有丝毫高低之分。大抵使者宣扬国威，观察敌情，体恤民间疾苦，应当与朝廷的谋议，和谐相通。至于造船制造炮弹的方法，练兵储备人才的关键，或者考察其新式装备，或者侦察其秘密计谋，来告知我们的将帅并为之防备，全靠使者。因此，没有贤相的见识与气度，不可以做使者；没有贤将的胆略与智慧，也不可以做使者。这真是艰难啊！中国能胜任此选的人还很少，怎能应变而不受人侮辱呢？然而并非士大夫的才力不如西方人，也在于有权力的人开启风气罢了。

开议院论

赵而霦

古代盛世，工匠商人进献规谏，盲人乐师献颂歌，凡是臣民，都能议论政事，所以上下的情意没有不通达的，门户之见没有不化解的。西方改变古法，创立议政院，分为上下两院，上自君主，下自日常绅士，都能演说机要，相互辩论，国家有大事，尤其在这里决定操纵的权力，即使君主也不能勉强，而君民之间仍然融洽沟通。最近呼吸必闻，凡是反复申述的困难，胥吏挟持的弊端，都一扫而空，所以国家没有难决的疑案，言路没有壅蔽的祸患，内政既已清明，外侮不作，而西方人于是横行霸道了。中国法律条文太细密，礼法太严厉，能够决定大计、决断大疑的，也只有两三个三公九卿，略微商议，所谓藏于九渊，发于九天，机密之地不可拿出来给人看。然而历朝以来，屡次下诏求言，命令大小臣工去掉忌讳，而上书的人动不动就牵强附会、引用条例，千百种说法，一旦违背圣意，就终身闭口。如果本朝恩礼大臣，不曾诛杀进言者，而条陈时事不过是随声附和，一两个有深远见识的人，又或许有所顾忌而不敢言，或者过于激烈而不善言辞，修改涂抹，尽失本真，寻求像西方人那样公开的言路，也得不到，这很不是筹划时务的办法。现在积水深潭不能宣泄，因为疏通它只堆积土石作为障碍，那么郁怒冲击，溃决而更加放肆。又如人身有孔窍，不可稍有堵塞，每天填塞孔窍，怎么能不生病？既然生病了，还认为通利的药剂是迂腐之谈，这就像止住婴儿啼哭而塞住他的嘴，不是不立刻停止，但他的死可以立刻等待了。中国名分向来严格，而政治仍然多隔阂，如果不赶快开设议院，那么上下的情意不通，门户之见不化解，又怎能期望有富强的一天呢？但是有人质疑说：议院的开设，虽然汇集了众人的益处，但创立之初，条例断难尽善尽美，或者挟带恩怨而庇护，或者受贿嘱以营私，甚至以群言为借口，扰乱人心，另开聚讼之门，以众论为难于折中，于是开启纷争的端倪，那么偏重之势形成，而壅蔽的兴起如故了。从前日本明治二十年二月九日，有茨本县人青木氏掌掴议员井上角五郎的脸颊，又某年某月，总理大臣山县伯爵正商议要政，众议员群起排击，骚扰更迭，导致罢免所议。况且日本议院之事属于创始，小民知道什么，惊诧为怪诞。中国如果仿效实行，难道能不骇人听闻吗？不知道同文方言之馆，哪一样不是西方人开创的？水师武备之堂，哪一样不是西方人延续的？中原仿行西法，已经历年所，华人看待它，且相忘于固然，为何唯独在创立议院，竟然相聚喧哗呢？况且中国文书太繁琐，部议辗转驳诘，毫发皆病，如果不急于变法，其流弊将何所底止？从前黄帝设立明台之议，文听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