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一上（2/2）

译那些诵读的言论，都是汇集公众舆论的明证。然而却还有人私下里非议它吗？况且质疑的人又说：中国积习中最糟糕的莫过于各自固执成见，假如互相抵触，激化成朋党之争，言论繁杂，政令混乱，口舌之争穷尽，那么鸾凤的清鸣混杂着鸦鹊的噪杂，是将黑白并存而不加评判呢？还是委曲调停以求得平衡呢？试看光绪十一年法国开设议院的时候，喀萨雅克等人的右党，葛来孟叟等人的左党，人数多达八十余人，甚至三百余人。在越南的战事中，斐理施展其煽惑手段，议员兴兵构怨，等到在谅山受挫，国人哗然，各位议员列举他的罪状而罢免他，而斐理的党羽也不再被选为议员了。政令出于多门，各自逞强异议，即使以雷霆之怒折服他们，以斧钺之威震慑他们，也不能稍微削弱他们的嚣张气焰，这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深刻的鉴戒吗？然而朋党之间的交相攻讦，前代都有，记载在史书中，清清楚楚可以考证。唐朝没有议院，为什么会有牛李党争？明朝没有议院，为什么会有东林党争？而且《汉书》中有党锢传，元佑年间有党人碑，那时都没有议院。平心而论，这是由于纲纪不整肃，激化而造成的，如果只归咎于议院，那就是害怕兵变而一并停止招募，担心加赋而一并禁止催税，不也太荒谬了吗？俄罗斯是强国，大权独揽于君主，正因为它没有议院，所以与各国不同，而它的党人，却又比法国多，这又怎么说呢？当今外敌虎视眈眈，联合起来图谋我国，而我们不能集思广益以应对天下的变局，难怪一言不合，就变成水火不容，意见一旦占上风，彼此就像方柄圆凿不相容，于是使得我们内部，矛戟森立，界限分明，而那些持不高论的人，不得不粉饰太平，只认为政事不在于多言，一句话互相推卸责任。汪应辰的话说得好：“和议不和谐，不是所担忧的；和议和谐了，却因循苟且没有防备，才深可畏惧。异议不停息，不是所担忧的；异议停息了，却上下互相蒙蔽，才深可畏惧。这简直不亚于为今日痛下了一针！”唉！时事多艰，民情隔阂，军国大事重大，仅仅决断于一两个权臣之手，而不再将是非公之于天下，怎么能不开门集议，与他们和衷共济、详细商讨呢？

译论整顿吏治宜以裁官为先

我曾说过，官员数量之少，没有比中国更少的了。以一个县这样大的地方，却只交给一个人管理。征收租税，只有知县主管；审理诉讼，只有知县主管；缉捕盗贼，只有知县主管；主持考试，只有知县主管。其余如查究奸邪、防盗除害、兴办利事、革除弊端等各项重要政务，全都依赖知县。佐贰等副职官员，甚至都有禁止擅自受理百姓诉状的禁令。官员可以说很少了。然而官员数量之多，也没有比中国更多的了。宰相是推行治理的根本，却既有军机处，又有内阁。以六部来说，既有尚书，又有左、右侍郎，而且满族缺额、汉族缺额，缺一不可。况且六部之外，又有小九卿。无论是有事无事，无论可减不可减，这些人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设呢？外省有总督了，又有巡抚、有两司，又有道员，其下又有知府，层层叠叠如同木架搭屋，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设呢？我私下认为，外官如知县等，都是治理百姓的官员。治理百姓的官员，应当以多为好，多则从容闲暇，没有疲于奔命的忧虑，没有顾此失彼的祸患。至于外省自道、府以上，京城的大小京堂，都是管理官员的官员。十只羊却有九个牧人，没见过羊能长得茁壮的；一个瓢却有百人抬着，没见过能走远的。却一定要层层控制，节节束缚，以防备弊端，这样不足以误事则已，足以误事则是绰绰有余，实在不知这是什么用意。我私下认为，冗官太多，不仅仅是耗费钱财而已，实在足以消磨人的精神，挫折人的志气，足以让有用的人才与庸碌无能的人得到同样的结果。有志向的人，仍然必定会虚度岁月，懈怠拖沓地终老，这是不能不察觉的。大凡人们办事，应当鼓励其精神，给予规则，责求功效，如同良马一样，期望它能到达远方为止；如同猛禽一样，期望它能捕获猎物为止。他们看到上级信任自己，又看到上级放手让自己作为，自然没有不专心致志、欢欣鼓舞、尽力而为的，以期事情必定成功，以期望被当权者看重。如果冗官太多，有与自己并列的人，有凌驾于自己之上的人。于是发布一道命令，推行一件事，甲命令那样做，乙又逼迫这样做。治理事务，好比攀登高山，无论从哪里攀登，只要能循序渐进，必定有登上顶峰的时候。现在本人刚走到半途，某甲忽然想让他改道，不久某乙接着又让他另走一条路，白白让做事的人虚耗时日，枉费精力，而最终一无所成，这难道不可叹吗？况且人们处理事务，全靠兴致，必须鼓舞他，引导他，使他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然后事情才能成功。如果冗官太多，那么做事的人既害怕因显露才华、抬高自己而被上司猜忌，又担心因相形见绌而同僚结怨，于是左右摇摆，进退维谷，把观望当作秘诀，把拖延当作推卸责任。避怨的心思多，那么做事的心思就少，事情不成功，固然是理所当然的，但根源在于冗官太多。既然这样，冗官应当裁减，难道还需要再考虑吗？近来听说朝廷颇有裁减官员的举措，但日子已久，未见施行，担心或许被众议所混淆，未能抓住时机果断决断。因此特意举出我所知道的来说，以告知当权者。

游历宜选大臣论

江宁府时务课，吴克倬文稿超等，第二名。

我曾审视古今，纵论国家大事。认为处于当今之时，值此当今之势，却还不谈论洋务，只高谈讲章，我知道他绝不是杰出的人才。然而中国对于洋务，不害怕像东施效颦那样捧心皱眉，像削足适履那样削脚去适应鞋子，几乎有完全抛弃自己的学问而学习别人的趋势。我私下奇怪，议院和游历，这两者是洋务中的巨擘，却没听说有人对此进行议论，为什么呢？然而各国凭借它来资助上级治理，讲求善法，没有议院不足以展现论断的重大，不像中国言事的人受限于职守，蒙蔽过于严重。没有游历不足以展现取法的精工，不像中国做事的人受困于耳目，而阅历不周全。虽然轮船、铁路、电线，殷殷勤勤地加意讲求，但议院、游历没有见到效法，这如同舍弃重要的而追求次要的，离开根本而追随末节。虽然如此，设立议院，中国是自主的国家，恐怕难以一时举行。至于游历，则与议院不可同日而语。我皇上日理万机，需要裁决，怎么能轻易带着万乘之尊，遍览列国？必定要选择大臣恭敬地代为前往，借以窥探风土人情，那么游历人选的选择，又怎么能缺少呢？一是在宗室大臣中选拔。宗室中的王公、贝勒、贝子、台吉，世代承受国家恩惠，平时虽然有官学教习来教导他们，但满洲仕途相比汉人，因利乘便，或者由其他途径竞逐进身，或者由武职上升，寻求足以担任行人（出使）人选的，百中不得其一。既然设立游历大臣，应当设置满、汉两个缺额。汉人则习惯于文事，满人则习惯于武功。只要求心地平和，资质厚重的人，才可以承担这个选拔。考察列国还有太子、世子出洋游历，等到受命登基，曾在外部辛劳，不仅知道百姓的依赖，而且知道各国的形势，何况是宗室呢？只有

译在宗室中挑选那些精通武艺，且对各国的语言文字都能博闻强记，加上临场应对回答，全都切中要害，这样的人怎能胜任并感到愉快呢？况且，宗室子弟应当规定从今以后，凡是担任汉八旗教习以及稽查觉罗学的人，必须对中外交往的事务见闻广博，才准许充任此职。为什么呢？如今的宗室子弟，等学成之后，就可以接连升任卿贰高官，上者可以充任游历大臣的人选，下者就担任随员、翻译等官，再下者可以担任领事、通事之职。凡事如果不从开始就加以预备，怎么能驾轻就熟呢？况且，近日宗室大臣大多在通商衙门行走办事，然而脚不出京城之远，心里只贪图安逸供养的资财，养尊处优，颐指气使。对于中国的民情风俗，尚且不能洞察一二，更何况对于重洋以外的事情呢？这不几乎像邹衍谈论天象那样荒诞不经吗！现在让他们去游历，劳累他们的筋骨，困乏他们的身体，考察夷狄情势的难以预测，弹劾驻外使节的贪婪邪恶，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一是在内阁和六部大臣中选拔。内阁和六部的大臣，不像近日在军机处行走、在海军办事的那些高官，不能说不通晓洋务。无奈他们患得患失，官场习气已深，胸中成算只有“和”字而已。如果让他们去游历各国，其危害有说不尽的，为什么呢？这些人随大流进退，哪里是真正积德累功，才屈居此位呢？他们的科举功名，是靠侥幸得到的；他们的官位，是靠攀附关系升上去的。一旦遇到险难，就会魂飞魄散，不可收拾，却轻率地说可以让他们去游历。我认为游历大臣，既然从内阁六部大臣中选拔，那些德才兼备的固然好，次一等即才华虽不优秀但品德尚且可用的，也可以使用。至于有才无德的人，一概摒弃不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有才，却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这样的人可以用，但其心不可测度。如果任用他们，岂不是借给女兵武器、送给盗贼粮食吗？只有有德的人，既然充任游历大臣，其下属如随员、翻译、文案、绘图、记室等人，人才济济，准许他挑选人员一同前往，那么才华反而可以为品德所用，那么品德又怎么会没有才华呢？况且，内阁六部大臣中有德的人，从哪里看出来呢？虽然如此，也不难看出来。那些不树立党羽援助，不计较利害，不顾惜身家，不吝惜性命的人，如果有利于国家，生死置之度外，充任游历的人选，比起那些浪荡的宰相、愚顽的老头子来，就有天壤之别了。

二是在总督、巡抚大臣中选拔。总督、巡抚大臣如南北洋及沿海畿辅边疆，长久以来倚重托付，原本不可以轻易议论更动，这种说法是对的。我认为从今以后，凡是担任兼管数省重任的人，如果没有充任过各国游历等官，心思虽然细如发丝，眼界却还小如豆粒，沿海畿辅边疆只可以让他暂时代理，不可以让他正式任命，以示限制。况且，一个贤人进用，众多贤人就会景仰跟随，既不遗留朝廷的羞耻，也可以作为观察各国的用途。长期担任总督、巡抚，对中国的利弊已经明知洞晓，而又游历各国，等到任期届满交接之时，凡是各国之所以兴盛、之所以衰败的原因，一一秘密探察详细陈述。皇帝师法各国的没有壅蔽，不必师法各国的奇异淫靡。所谓在内则像周公、召公，在外则像方叔、召虎，一定在这类人选之中。

至于游历必须有日记。从前崑山顾亭林先生遭遇明朝丧乱，流离迁徙，而著述不停，先后成书达二百多卷，阅览宏阔深奥，都识得体统纲要。以一个穷困的儒生窘迫无依，尚且关心利国济世，像这样在高位的人，难道以前没有听说过吗？至于游历日记，如果具备绝大的手笔，不假手他人，这是最美的。即使以此委托起草，自己裁定，也未尝不可。至于游历必须有密疏，那些无关机密紧要的，可以回国当面奏报。只有各国老谋深算，或者侵扰我边疆，或者阻挠我重大计策。从前郑国的商人弦高，尚且用十二头牛远道犒劳秦军，商人尚且如此，何况肩负使命的重臣呢？从今以后，如果有对各国情势不写密疏上达的，驻外使节固然应当明正典刑，而游历大臣也不能推卸罪责。

至于游历必须有胆识。万里山川，百重寒暑，海外各国，棋布星罗，而且交涉事务极其烦琐巨大，一有不慎，夷狄豺狼的本性，犬羊的行为，其祸患就有不可收拾的。虽然不是游历大臣的过错，何尝不是游历大臣的过错呢？因此游历大臣不可胆量像小鼠一样。况且没有见识的人，一遇到有游历官缺出现，每每喜欢攀附关系捷足先登，以为西方国家财货充足，到了那里，不愁不满载而归。只有选取胆识双绝的大臣，平日既不假公济私，临危自然必能见危授命。总而言之，中国选官的弊端，一是患于情面太重，二是患于贿赂公行。试问那些抱负非凡的人，甘愿老死在山岩洞穴，奄奄一息直到去世罢了，岂肯与那些耳止小人胁肩谄笑、舔痔吮痈，去奔走于权势之下呢？由此推论，选拔游历大臣，不必由部议决定，审定于军机处，只有秉持纲纪独断专行。那些大臣或者在内廷供职，或者在外省施展谋略，谁忠谁奸，谁贤谁不贤，四海臣民尚且知道一二。

译难道（他）对皇上还算是兄长吗？因此记载这件事，把它作为游历大臣的法则。

译改革官制，没有比翰林院更优先的。

南海孔昭焱撰

国家衰败之后，人们便归咎于不变法；变法之所以不振，又归咎于没有人才。如果知道以缺乏人才为可忧，这是通达的忧虑。学校需要十年才能培育人才，而科举的格式束缚了人才，这样人才就不可得。学问成了却无处施展，任用者又不尊重所学，身居六部高位，足迹踏遍九卿衙门，即使是纵容的圣主、超群的人才，也不敢自称一一称职。这就是抛弃人才的原因。然而按照上述说法，不太爱惜的，还只是一个人的才能罢了。至于凭借一个人的才能，汇聚成千上万、亿兆京垓那样多的才能，合并他们的智慧心力，用来保国、保教、保种，难道不是由此而出的吗？为什么呢？如今人才不振，科举确实负有弊病，而科举的弊病，难道不是以主持科举的人作为起点吗？破除禁令格式，开设时务考试，变通书院，礼部的覆奏，通达于殿廷，天语辉煌，震动民间，但主考官却悠悠然，大多背向光明面对墙壁，掩盖真相、沉溺昏昧，这就是所谓的起点错误。出身于帖括词章，却突然用破除禁令、考试时务、变通书院来约束他们，这就像酷暑中的狂风、傍晚的骤雨，狼藉仓促，衣服不知如何遮蔽，器皿不知如何安放，因为无法遮蔽和安放而孱弱地姑且等待。那么变法的诏令，固然不是他们乐意听到的，也不是我敢议论的。而且认为这是没有责任的吗？试官的充派，不是曾入翰林的人不参与，差使的甄别，不是熟习腐朽格调的人不录用，期望他们这样做，他们就顺从，以成就公意，既然有所授予，哪里还问破除禁令、考试时务、变通书院呢？让盲人去观察秋毫，让聋人去听蚂蚁说话，天下哪有这样不近情理的？所以科举不难于变革，而难于变革的人，这是开明之士所焦虑思考、长叹的原因。因此甲午年间，明通士大夫，变革科举的议论，充斥洋溢，屡见屡闻，我私下奇怪他们没有窥见根本。然而横流益急，不选择舵手，大概是治标的方法。如今想要变革科举，必须先得到合适的人，想要得到合适的人，从哪里招致呢？说：变通翰林院。翰林院的制度，其变迁很久了。唐代制度，翰林院起初没有固定人员，皇帝所在之处，必有文学掌故之士，即使医卜伎术也不废弃，都值宿于别院，以备燕见，而制诰还不是他们的职责。干封以后，因为元万顷起草文辞，而学士的名号确立。开元初年，因为陆坚、张说、张九龄掌管四方表疏批答，而待诏缺乏，逐渐将翰林供奉改为学士，逐渐另外设置学士院，专门掌管内命，凡是拜免将相、号令征伐，都用白麻，当时人称他们为内相，议论他们是天子的私人，于是中书门下的权力就逐渐转移到学士了。所以所称魏代、六朝、初唐的中书，中唐的学士，晚唐五代的枢密，都是当时权要之地。然而只是以学士为尊贵奇异罢了，而秩制未定，到宋代才确定。明初则直接作为储相的阶梯，而真相的尊贵，于是非由此而出不可了。更超越圣制没有不同，而地位更加显赫。翰詹在科道上立班，拾遗补阙还是前明谏诤的职责，还可以激扬素行，砥砺名节，以奠定将来造大的境界。自从康熙十年奏请，凡非言官而建言为越职言事，按规定应当降调处分，而责成专在御史，即使前日京官可以上条陈的，现在也不允许，而翰林的权力也就去除了。今人却说只有御史言事，翰林不应当有谏书。呜呼！绯冠锦绶的，狡猾的人就控制其华望，贿赂私通疆藩，禁制州县，诳夺野民،纠联无赖，握持利薮，书生市儈，垄断尼山，何可言哉！驯顺的人就沉溺于词章，批抹风月，尽其职责而已。金通籍以后，只延长寿命，坐致台阶，相习为风。

更加拙朴，过去不是没有曾、胡、骆诸君子，现在不是没有湘、陕诸文宗，将丝综麻块，然而自异如此，不能说翰林得人，而说英奇瑰玮之士无以俯首就辕。人们说翰林为清要，太皿上则重以储相，下则寄以选才，近则侍经筵、注起居，小则亦行省之魁垒、都会讲学之大师。所以变法之始，莫先于官制；变官制之初，莫先于翰林院。昔同治初年，叶恭亲王等曾请选编检、庶常人同文馆肄业，此议若行，三十年间，位卿孤矣，攀殿阁矣，提文恒者屡矣，供试差者数矣。何法不变？何人才不得？法振于上，人才兴于下，国强矣，教光矣，类保矣。奈何以倭文端之贤而阻之？谋夫众多，是用不集。夫虽然，积薪之上，火未及燃及今而图之，则犹有济。今欲变通翰林院，宜先择阁部大官之开诚布公、尊贤容众、主新不主守旧、言经世不言章者，即不必深求

译那些通晓中外情势、明达治乱根源的人，只要提出一项宏大的建议、施行一项善政，就不会受到阻挠和牵制。因此，选拔满汉各一人担任掌院学士，又由此选拔满汉各一人担任庶常馆舍官教习。掌院学士拥有纠察、督导、稽查教习的权力，如同科举考试中的监临官；同时考察那些用心研究时务、志向远大的人，选数人担任小教习，不必有固定名额，由教习大臣会同掌院学士奏请任命。新科进士殿试，完全依照汉代诏令的旧例，专门询问当世的事务，对策不拘泥于格式，不讲究楷书法度，只选取直言极谏、条陈恳切的人，将其优秀答卷呈进御览。掌院学士于是带领各位进士引见，凡是及格者改为庶吉士，进入舍馆学习。教习大臣每月考试，内容为先圣经典、本朝掌故、历代掌故、各地利弊、中外大势、富强的根本，由小教习负责训课，充分履行校阅的职责。等到三年期满，教习大臣上疏请求散馆。圣上亲临殿廷咨询，根据三年所学，每人出一道策论，才思敏捷、见解高峻者授予官职，其余的则任用为主事、知县，其中特别优异者立即破格提升为小教习，留在舍馆分校。所有这些建议，都是从紧急治理表象出发，但只要王廷多吉士，没有不周知古今中外未来职位的。卿孤就不会因阻碍成法而不知变通。供给考试差事就不会仍然固守章句帖括、八股八韵诗的学问，来网罗平庸浅陋、粗野鄙俗之人。至于算学、技艺、语言、文字，则是前日恭亲王所奏，可行于同治初年的时代。但到了今天就有迫不及待的情况，登第那年，妻子儿女环绕膝下，智力昏沉疲惫，耗费数年求学，寿命几乎过半。昔日施行则能在今日见效，今日施行又要拖延三十年，这绝不是良医治疗垂危急症的方法。况且考试差事、学习差事连年充斥，童生试应当变革，乡试应当变革，万变都需要人才，人才必须新颖。如果这个建议仍然被旧党蒙蔽，滥竽充数则从起点之说来看，难道不容易吗？算学、技艺、语言、文字应当另设科目，有及格者编入舍馆学习三年，授职一如庶吉士出身。至于老臣，有的先十科通达，有的先数科通达，有的先二三科通达，那么无论如彼衙门所称的“大前辈”、“老前辈”、“前辈”等称呼，自讲读学士以下至编修、检讨，大阅一次，其中年龄接近七十岁的，准予退休，得以体现“传七十致仕”的意义。其余的则由掌院学士统一考试，酌情放宽标准。有能舍弃汉人破碎的学问，割爱六朝隋唐绮丽浮华的词藻，破除宋学末流束缚自身、自私的习气，只要有志于时务，深知国耻，奋然想要振兴的，录其优秀答卷进御刊定，留在院中供职。其中如果杰出特异，发扬聪明强干，通晓正变，周知天下大势的，则特旨奖赏嘉勉，破格提拔。倘若拘泥闭塞、蒙蔽无知，盲目沉沦，则有降职调离的处分，或者最终废弃其身。如果谨慎朴实诚信，或者精悍廉明勇猛，但仍在大义上有所迷惑，读讲学士应当分派到藩地以知府、直隶州任用，读讲编修检讨则应当分派到藩地以散州、知县任用，抑制其短处，不埋没其长处，严格甄别淘汰。百官制度从此起步，在此取才，在此储备宰相，在此辅佐经筵。至于一切算术技艺的精妙，语言文字的巧妙，也都得以通过正途出身，人们将施展力量。期望五年，科举、官制两大政事就清晰地变革了。我们中国大概有所依靠了吧。

译京城与地方各官员急宜分职重禄说

中国今日积弱到了极点，然而却没有担当事务的官员；贫困的祸患非常严重，然而却没有管理财政的官员。难道中国的官吏生来就一定不贤良吗？恐怕也有不得不如此的缘故吧。治理天下的人，应当让官员能够胜任其职，让官员能够自给自足，不应当用过于艰难的要求去苛责他们。近代的人，认为人必须有余力，这样智慧思虑才能发挥而没有荒废事务的担忧；人必须有余财，这样廉洁的品行才能磨砺而没有中饱私囊的弊端。不探求其根本原因，却天天责备他们因循守旧，痛恨他们贪婪腐败，这就像去掉脚却想向前走一样。今日最大的弊病，首先在于职任过于繁杂。西方国家一种才能一种技艺，都有专门的学校和学会，读书人精通什么行业，就从那所学校选拔，就着他的能力授予官职。所以事务没有不兴办的，而权力不会旁落。中国却不是这样，选拔人才，有的通过八股文，有的通过捐纳保举，有的依照资历，不一定是奇才异能。即使开设特科，改革科举，兴办学堂，也不能保证所选拔的人都是通才豪杰。但一旦入官处理事务，无论艰难重大还是细微琐碎，全都委托给他们。军机处是外交内政的枢纽，有补过尽忠的职责，早晚勤勉，还担心做得不够，却反而让大学士、尚侍兼任。至于各部尚书、侍郎，总揽全国的政务，每天到衙门，文书堆积盈尺，即使批行一件事，已经觉得烦扰。于是既让他们早晚频繁调动，又让他们兼任其他职务，大的如军机处，小的如掌院、都统、稽察、管理，近来还添入矿务、路政等。一个人多的，或者兼任五六种差事，谁能游刃有余呢？地方官员总督、巡抚，接见属吏宾客，已经占去一半时间，总揽全省的刑名钱谷政务，已经忙不过来，还让他们兼任其他事务，如盐政、商政、军政、河务等，又怎么能全部办好？那就只能假手幕僚，用空文往来应付罢了。只有查阅军营，势必要亲自去，但大多只是吹吹打打走过场，略观大概。虽然轮阅之年屡次申严旨意，但悉心校阅的，究竟有几个人呢？督抚以下，州县是亲近百姓的官员。然而州县不能亲近百姓，又是形势使然。以大县而论，刑名钱谷各自聘请一位幕友，尚且多有搁置，加上书院的月课，童生的岁科试，囚犯逃跑有罪责，盗贼逃逸有罪责，命案不破有罪责，再加上大吏迎送节寿供张的繁杂琐事，同僚亲友日常绅士的应酬，一个人的精力能承受吗？因此士民很少见到他们的面，胥吏得以肆意作奸犯科。每当有诉讼，不是偏袒就是拖延，即使想亲近百姓，将从何做起呢？现在的计策，军机诸臣宜仿照外务部的例子，设立专署，而尚侍大臣都不让他们兼任别的差使。督抚兼任的事务，也设官分担，否则让他们开府辟属，各司其事。开支正项欠款的州县事务，分给几个人；一人管理地面治安，一人司理词讼、考试、月课，就委任给学官；盗贼狱囚，就责成警察局；征收丁漕，也特设专员掌管。务必让人能胜任其职，不假手于幕友胥吏，并且多设科目来选拔他们，明确权限授予他们，或许对于古人学习而后从政的意义，有所契合吧。然而职任虽然分开，但俸禄则不可不丰厚。综观中国三千年历史，只有成周时期制定的俸禄最为优厚，自汉代以后俸禄逐渐递减，那么政治治理也就逐渐下降。现在地方官员尚有养廉银，京城官员只有俸米，即使是一品高官，俸禄只有一百八十两，米一百八十斛，递减到七品，则只有四十五两四十五斛。加上京城百物昂贵，即使极力崇尚节俭，也不过是一两个月的用度。名义上是达官显贵，却不及一个寒士的馆舍收入。捐纳者且不论，那些通过正途出身的人，富裕的士人十中难得其一。从院试、乡试、会试而进入仕途，多方罗致借贷已经很多，又使他们不足以赡养妻子儿女，无法偿还债务，却要求他们空腹为公，力持清操，怎么可能做到呢？因此京城官员大的多依靠属吏门生的奉养，小的则结为师生兄弟来勒索，告贷的书信在路上不绝，炭敬陋规习以为常，陋规部费更不用说了。假使让他们交换内外职务，怎么能期望他们廉洁呢？地方官员督抚养廉银较多，但也仅够供给幕府之用，司道府也是如此，都依靠节寿的馈赠贿赂。那些不贤良的，则差缺有价，关节不避讳，政绩可以用贿赂获得，弹劾可以用钱财免除，因此查办劣吏，互相包庇，偏断上控，几乎如同土偶，那么又何必用这层层钳制呢？至于州县养廉银，则又供给幕府而不足，只依靠丁漕的多少来决定肥瘠。肥则攀附求取，瘠则哀求离去。平余所入，尊贵的如督抚，卑贱的如京官部属，下至幕友胥役，都从中取给。衡量其岁出，且十倍于廉俸，怎么能廉洁呢？我认为重禄与分职，应当相辅而行。督抚养廉银多的，一万八千两，少的也万余金，只要分其职尚且不足。藩臬以下，选择可以裁撤的裁撤，不可裁撤的全部增加俸禄。京城官员大小，都照外任，使京城官员不依靠炭敬，部曹不

译凭借严酷的搜刮，上级官员不垂涎于贿赂，下级官吏不困顿于供应。职位没有京官和外官的优劣选择，缺额没有肥缺和瘦缺的嫌疑，案件没有成例的束缚，幕僚没有刑名、钱谷的勾结。这样之后，如果有贪婪的人，一经发觉，像汉代那样处死也可以，像唐代那样斩首也可以。像这样，职位没有不称职的，官吏没有不廉洁的，财政才开始得以治理，法律才开始得以变革，这是今天吏治的根本论述。虽然如此，职位划分了，俸禄加重了，但从周代以来，太平盛世常常很少，乱世常常很多，君子常常很少，小人常常很多，为什么呢？是因为上级权力太重。上级权力太重，蒙蔽的弊端就由此产生。几十个属吏蒙蔽一个上级官员，几十个差役蒙蔽一个长官，那么上级官员和长官都成了独裁者。于是用贿赂来引导他们，用贪婪来酬谢他们，如果不祸害百姓、蛀蚀国家，从哪里获取这些呢？吏治的败坏，往往源于此。所以即使划分职位、加重俸禄，也只是方便了那些卑劣龌龊之流罢了。因此欧美各国不重视权力在上，而重视权力在民。蒙蔽一个人容易，蒙蔽千万人难。如果真能蒙蔽千万人，那么蒙蔽也就没什么坏的了。然而民权，虽然是今天士大夫所诟病的，但它作为吏治清浊的一大原因，却是万口一词也无法辩驳的。

译书顾亭林郡县论后

赖光华

我阅读崑山顾亭林先生的《郡县论》九篇后，感叹道：“唉！先生的用心是好的，可惜不了解为政的根本体制。为政的祸患，在于听闻古人的成效便心生喜悦，却不体察其精微意旨，不揣度当时的时势，想要尝试实行却又担心不合时宜，于是又制定法令来制约它，结果导致法令混乱、弊端滋生，而古道最终在天下断绝。郡县制与封建制截然不同，就像皮衣与葛布衣不能互相沿袭一样。古代分封诸侯，不是亲藩就是神明后裔，世代奉朝贡，与国家同甘共苦。然而后来仍有诸侯撕裂冠冕、毁坏礼服，专断独行、谋取私利，而天子最终也无可奈何。现在想要让郡县的官员普遍实行封建制下的做法，虽然足以矫正一时的弊端，却不知这恰好会溃决天子的大防，而无法相互制约。郡县制下的天下，将中原统一于一位君王，那些偏远地区距离京师数千里，如果罢免监司的职务而实行世袭官职的赏赐，那么贪婪暴虐的人就会生杀予夺、肆意妄为，以虐待百姓，而百姓的疾苦无从向上申诉；奸诈狡猾的人就会攀附权贵、盘踞职位，以遂行私欲，而贤良与否无法被清楚地知晓。于是仅仅依靠一位孤立无援、悬寄于外的按察御史来事后惩处，又用一年更替的政令来限制他们，我担心那些取悦众人、迎合世俗的人只会敷衍塞责，而玩弄权术、招揽贿赂的人会更加恫吓威胁以谋取私利，谁肯以急于离任的心态，去实行明察秋毫的举措，来申明流放、斩首、绞刑的法律呢？古代的诸侯国自行建立官吏，每年必须贡举人才，这是因为他们处于封建时代。现在想要让郡县实行辟除属吏的法令，援引乡举里选的制度，那么奸伪之士就会修饰美好的品行以博取一时的赏识，等到他们进入官场后，就会畏首畏尾，持守禄位以侥幸无过。更严重的是，举荐的人还会互相勾结、营私庇护，揭发的人有投鼠忌器的嫌疑，而背公死党的祸害就这样形成了，那么平庸无能的人竞相上位，而大奸大恶的人经营巢穴，是必然的结果。一乡之中的称赞，尚且有乡愿之弊；四海之内的赞誉，首先聚集的是伪士。选举之法，本来就不适用于郡县制。亭林先生生活在明末，痛心于民生的困苦，愤恨于吏役的专横，所以发表这种矫枉过正的言论，却不知古今时势不同，适宜于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事情，本来就不能兼营并进。《易经》说：‘变通在于把握时机。’三代的王者，难道能逆知六国强秦以后的朝野情况，而预先建立万年的策略吗？”我因此纵论一番，来向世上善于阅读先生著作的人请教。

问：古代庶人在官府担任吏胥徒，由来已久了。秦朝废除诗书，以吏为师。汉朝丞相萧何、曹参，都起于掾佐。后世由吏员出身，达到显赫仕途的人，也不乏其人。我朝重视内廷而轻视外任，督抚办事，动不动就受到六部的掣肘；而部务由胥吏掌管，他们的权力超过了堂官和司官。议论的人常常感慨当今天下以例为准则，吏员利用例则上下其手，从而谋取利益。想要挽回这种弊端，将从何入手？请各自陈述所见来回答。

胡志伊

国家有例则，是为了昭示成宪并让人遵守。自从例案越来越多，巧诈的吏员便借此谋取利益，所以议论的人认为当今的大弊端有三：例、吏、利。说的是吏员援引例则来牟取利益。况且我朝重视内廷而轻视外任，督抚办事必须咨询六部后才能执行，而部务由胥吏掌管，他们任意批准或驳斥，其权力反而超过了堂官和司官。亭林先生因为六部卿贰转调无常，而狡猾的吏员甚至世代相传。因此案情方面，官员陌生而吏员熟悉；趋避方面，官员笨拙而吏员巧妙。弊端积累在数百年之前，权重于二十二省之内，对上足以危害国家，对下足以危害百姓，而对中足以危害官员。这本来就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像这样想要挽回其流弊，也在于清理源头，端正根本，培养廉洁罢了。仅仅放宽资格而已。什么叫清理源头？例则，是吏员所倚仗以作为藏身之固的。《汉书》说：“想要让他活，就与活人相比附；想要让他死，就与死人相比附。”这只是就廷尉而言罢了。吏、户、礼、兵、刑、工六官的例则，积累勘验越严密，历时越久越多，穷尽一年的力气也不能得其要领。于是狡猾的胥吏奸吏便得以随意出入，藉端要利，无所不至。这是例则本用来防奸，却恰好藏奸。计算六部的例则不下数千卷，如茧丝牛毛，其细微已极，不仅足以产生奸利，也大大失掉了政体。冯林一先生说：“应当会合会典、例则诸书，手存其要，定为简明例则，每部不得超过二十万言。小事涉及两可的，由卿贰、督抚断之以理。自新例颁发之后，不得援引旧例旧案，违者以违旨论。”这样那么每系文书既节省，稽考自然容易，吏员不能蒙混援引，这也是清理源头而流自澄的一种方法。什么叫端正根本？吏员必须通晓经古之道。自从秦朝废除诗书，以吏为师，到今日胥吏的卑贱等于奴隶，稍知自爱的人必定不做吏。难怪所用的人都是虎狼之徒。用虎狼之徒而委托以天下之重任，想要他们不搏噬吾民，怎么可能呢？查汉武帝时，卒史都用通晓一经以上的人。唐高宗诏令诸司令史考满者，令试一经。吏员必须用士人，由来尚矣。现在想要挽回流弊，计莫若就原吏中之谨厚者

译挑选留用一二人，其余全部删减淘汰，而补充以学宫的学生、书院的子弟。读书人平日既有诗书的涵养，那么临事必定存有顾忌之心，与那些旧吏作奸犯科、假公济私的人相比，必然大有不同。这难道不是想要治理其表象，先端正其根本吗？什么叫涵养他们的廉洁呢？既然书吏已经任用士人，如果还当面斥责、在朝堂上羞辱、颐指气使，谁能够忍受呢？那么只有厚待他们的礼遇，放宽对他们的约束，闲暇时与他们讨论百姓的疾苦、古今的大局，作为政事兴革的根本，那么官吏也能发挥他们的才智来弥补我的不足。书吏所担任的，都是关乎国家计策和民生福祉的事务！不与他们讨论得失成败的关键，而仅仅让他们熟习律例、亲近案牍、供奔走驱使之用，有才能和精力的人又有谁乐意做吏呢？现在既然以丰厚的待遇优待他们，又向他们展示有用的学问，无论弄文墨、贪财货的风气不遏制而自然平息，还是成就人才，又怎能限量呢？什么叫放宽他们的资格？萧何、曹参这样的贤相起自刀笔吏，元代的小吏可以升至宰执、台谏，明代也有吏员担任卿贰的。书吏既然任用士人，就应当给予他们入仕的途径，制定制度若干年没有过失，又县丞、郡佐中未被议处余罪的，仍准许应试。大计升迁与科举荐举两条途径并重，这样人们就会争相自我勉励，既不阻塞登庸上进的道路，又能遵循积累功劳而升官的次序，与以往品级低微、被清流所抛弃的人相比，他们爱惜声名又当如何呢？至于裁减官吏的议论，形势既然难以施行，那么不如就当今能够施行的措施，逐渐整顿它呢？旧习沿袭，积重难返，现在所议论的还恐怕有未能完全实行的，因此去年已经明降谕旨改正则例，然而不久就忽然中止，难道不是良法初行，称便的固然多，称不便的也不少吗？虽然如此，补偏救弊，是匡正时局的术数；兴利除害，是驾驭世道的常道。有能力实行却迟疑不决的，疑虑就会败坏事情。当今胥吏把持衙门，与汉唐宦官盘踞宫廷，危害相等。然而汉唐宦官横行天下，人们熟视无睹而不敢怎样，到了圣朝却寂然无事，确实是驾驭他们得法。至于吏胥的危害，本来是前朝想要改正而没有来得及的。皇上效法祖先、爱护百姓，百废俱兴，我知道千百年的积习终将有变革通达的一天。

译泰西世爵与中国科举优劣问答

问：《春秋》讥讽世袭卿位，泰西各国世爵与选举并行，中国则完全依赖科举制度，哪一种更为优越？答：古代《左传》说存在世卿而没有选举，如今《公羊传》说存在选举而没有世卿，这是圣人改制的意思。汉代实行选举制度并辅以科法，日益专任世卿。唐代、宋代世卿与选举都被废除，而科举制度每每成为定例。西方国家从前虽然有选举，但世家大族倚仗权势欺压百姓，毫无顾忌。后来战乱频繁，他们的权力才回归到选举制度。只有印度的婆罗门教，借口自己是卫世努的后裔，蔑视平民，其恶劣程度超过意大利、法国的世家掌握权力。然而自从英国统治印度，婆罗门教便衰落，意大利、法国的权力也逐渐由议会掌握。因此，当今欧洲选举制度盛行，而世爵不再显赫。英国虽然由世爵主持上议院事务，但必须遵从下议院的决议，才能施行。唯独俄国由世卿执政，仍然不同于从前欧洲的习俗。我担心希腊式的祸患正在暗中滋长而未止息。中国历朝以来没有欧洲那样的剧变，但未能恢复先王的选举之法，而科举制度又完全依据明太祖削弱民力的新义，君子们对此感到忧虑，产生了回归根本的想法。

幕职问答

问：汉代制度，郡国守相可以自行征辟属吏，公府掾属也征辟知名人士。唐代制度，各道节度使、都团练使、观察使、租庸使等，从判官、副将以下都由使者自行选择。现在想要仿效汉唐之法而任用幕职，但吏员地位积卑，士人不屑于就任，况且必须为他们开辟仕途。然而士人本来不熟悉吏务，仍然要从狡猾的吏员那里获取文书资料。而且如果督抚部司增加了数千上百名门生故吏、亲家游客等冗员，以及数千上百名劣幕狂生无名保举的冗员，这不仅仅是徒劳无益。必定是通过攀附关系获取职位，士人更加没有耳朵（指听不到真实情况），吏务更加混乱。近日大吏的幕职以刑名文案为优，凭借其中的狡猾者，竟然操纵州县事务，搜刮贿赂以肥己身家，结党营私以互通声气，其气焰更在吏胥之上。幕职可以任用吗？答：幕职的设置，并非只有汉唐制度如此。《周礼》中太宰、内史共同掌管爵禄废置，司徒、司马举荐贤才并宣告事务，这就是幕职的意思。现在严格选拔，必须出自学堂，才识过人，多次考试高等者才予以征辟，那么滥竽充数的人就少了。任职几年，根据功绩勤劳作为升迁的阶梯，大吏保举不实者有惩罚，那么失实保举就少了。那些士人，既然已经在学堂经历校试，出身之初，声名为重，开辟功名之路，堵塞滑避之径，没有谁会以狡猾吏员的奸赃自污。现在幕职中狡猾的人，必定不是学堂中的优秀者，这是可以知道的。现在泰西的制度，各署长官都可以自行举荐属员，从最卑微的职位可以提拔到属吏首领。有才能的人，属于地方有司的，内部可以举荐为刑政官之长；属于疆吏的，藩部可以举荐为吏之长；属于使职的，外部可以举荐为总关税务及公使，其余部门也是如此。他们的志向坚定，职任专一，所以能够守公奉法。那么说幕职可行于西方，不可行于中国；可行于古代，不可行于今日。那么古代的士人都是贤人，而中国今日的士人都是不肖之人吗？我不敢相信。

乡职源流问答

问：乡职的设置，源于三代的遗制。《周礼》地官，从州长以下，有党正、族师、闾�、比长；从县正以下，有鄙长、酇长、里宰、�长。《管子》说：“选择贤能的百姓，让他们担任里君。”汉代制度，斗食佐史的秩级，是小吏，有亭长、三老、�夫、游�。《高帝纪》：“命令举荐百姓中年五十以上，有德行，能率领众人行善的，设置三老乡一人。”选择乡三老为县三老，与县令、县丞、县尉以事相教。后周苏绰六条�书，尚有党、族、�、里正长之职。隋朝竟然废除了。明代设立老人、粮长之类，于是凭借官府，肆虐乡里，加倍征收粮石，折抵子女。乡职的弊端，与吏胥有何不同？雍正时，鄂文端议�：“州县不必设乡官、副官。”��说：“现在的州同、州判、丞、簿、�吏、典等官，就是汉代的三老、游�之类。《唐书》所载县下于乡的，就是现在的乡�、乡保、总甲、总练之类。名异实同。人存法立，牧令得人，这些人都可以助其不及。如果牧令非人，即使贤能的乡官，也不能主其事。遇到不肖的乡官，且足以助长其恶。至于衙役差票之害，差票可以酌情裁减，衙役必然难以尽革。说乡官的差委，必然优于牧令的衙役，谁信其必然是？乡职必不可恢复。今日恢复乡职以治理州县之吏

译这其中的道理何在？回答说：设立乡官，必须任用本乡的举人、贡生、生员、监生来担任，那么一切钱粮、盗贼、诉讼、赌博、保甲等事务，都可以委托士人来治理。他们世代居住在当地，见闻熟悉，那么考察识别就容易周全；他们出入于街巷邻里，情意相互信任，那么利害关系就彼此知晓。他们身处士人阶层，稍微存有廉洁之心，那么卑劣的情欲就较浅；事务关乎家乡，与身家性命相连，那么对于他人的议论就应当顾忌。即使有不肖的士人，武断专横，州县官员依法裁处，撤去其职务，详细奏请革除其功名，既然背负了官方的谴责，又被乡里所抛弃，谁还乐意做这种事？明朝的三老、粮长，大多是无赖子弟，是士人所不屑于提及的，所以他们与书吏勾结蒙蔽作弊，这并不是士人的罪过。至于乡首由官府差遣委派，怎么会立刻等同于害民的官吏呢？请用西方的政治制度来说明：英国的县治，地方官员除了敌司退克之外，还有振恤官、保卫官、学校官、营造官、税收官，都由民众推举，以社会为分治单位。地广人稀的地方，一个爬理司分为几个社；地狭人稠的地方，几个爬理司合并为一个社。每个社各有五种官员，由民众推举决定进退，因为舆论监督的缘故，没有盘踞把持、贪赃枉法的事情；不掌管赋税，监督工程，所以没有横征暴敛的累赘；俸禄有定数，应酬有公款，所以没有津贴亏空的担忧。刑官的月度审判由选拔任命，季度审判由民众推举，捕快与刑官协同办事。部署按照兵法编组卒伍，如同《周礼》中的司险守禁、司隶捕盗之类的人。薪俸既优厚，约束又严格，没听说他们扰害乡里，像害民吏役那样危害严重。后魏太和年间，李冲请求设立乡长、里长等职位，孝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诏书说：“用大的监督小的，从近到远，就像身体指挥手臂，然后户口赋税才能平均，正义兴起而诉讼止息。”史书记载，立法之初，大多称其不便，事情施行之后，天下都安定了。那么，事情被当时的舆论所阻挠，古今有着同样的忧患啊。

译吏学源流问答

问：关于吏学的流派，可以谈谈吗？回答说：《汉书·艺文志》引用刘向的《七略》，将学术分为九家：道家源于史官，阴阳家源于羲和之官，法家源于理官，名家源于礼官，墨家源于清庙的守官，纵横家源于行人，杂家源于议官，农家源于农稷之官，小说家源于稗官。这是讲吏学的分别。周代司寇实行“三刺”制度，讯问群吏，这说明吏属于法学家。太宰施行典章于邦国，陈设殷礼，设置辅佐，在燕礼中让士人旅食，尊奉两圜壶，在堂上进行旅酬。周代的吏，并非地位很低贱。王粲在《儒吏论》中认为，先王广泛推行教化，使刀笔吏服膺雅正驯良，使竹帛儒生通晓文法，这是六艺恩泽的体现。汉代从事士学的人不废弃吏学，贾谊、公孙弘、儿宽等人，都研习儒家学说。太史公称贾谊通晓申不害、韩非的法家思想，公孙弘、儿宽以狱吏身份引用经义来决断案件。而汉武帝下令郡太守的卒史督责任用通晓一门以上技艺的人。文翁任蜀郡太守，选拔郡县小吏跟随博士学习。东汉栾巴任桂阳太守，即使地位低微的干吏，也都让他们习读，并且专门用经术来考核吏员。然而汉代的吏学只有法家特别兴盛，萧何、叔孙通增补法经，张汤、赵禹以狱吏身份入仕，增补律令。郭躬、陈宠父子世代研习法令，应劭撰写律本注疏，孙叔宣亲自命令卿、郑玄、马融等各家对汉律作注，达数十万言。从此之后便衰落了。魏国卫觊上奏说：刑罚是私人议论所轻视的，狱吏是选用时所鄙薄的，应当设置博士互相教授。齐国孔稚珪上表说：考察古代的名流多有法学，如今士人没有肯以此为业的。现在如果设置律学助教，依照五经的例子，国子生按等第补授官职，或许士人就会劝勉仰慕。崔祖恩说：汉代习律有官职，子孙传承学业，如今廷尉的律生却是令史的门户，刑罚不能得当，职责就在于此，最终没有施行，于是吏学更加废弛了。唐代九流百家之士都附属于国学，教授他们经书。高宗总章初年，下诏命令各司令史考满者，限定用经书考试。欧阳詹记载：太学博士张公讲授《礼记》，法家、墨家、书算家的学者也从他们的馆舍设阶云来听讲。唐代国子司业掌管六学，第四种是律学。然而元和年间，敕令规定曾任州府小吏者不得申送进士。刘晏于是说：吏没有爵禄，利重于名，那么这条路就更加被轻视了。宋代太平兴国年间，开始任用士人担任司理判官。元代吏员可以贵仕至台省，而明太祖禁止吏员应试，将他们划在士流之外，虽然起初规定吏员与进士、荐举并用，后来禁止更加严厉，吏学自唐代而断绝，吏品自明代而断绝，而权势却更加严重了。当今西方国家的制度还接近古代，大学设立法学科，科目分为四项，叫刑名，叫通商，叫纪纲，叫公法。从爬雷司审事官等往上，月审、季审、审上议院审事等官员，刑部大臣都由刑名科晋升。未得仕途的人为律师，有的佐官听断，有的助民执讼，都公开言论，自捕之官。敌司退克审事官等人往上，至各康退射尔长官，以及民部、内务总管府，都取用明纪纲法律学者。自出使领事、税务、邮务、藩部、外部总办至大臣，大多由明公法通商律者晋升。因此这个科目是士人出身的专门途径，士吏不分而全都通于学，所以知道自贵并非吏学昌明者吗？当今制度，康熙年间有二甲、三甲拨入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实习观政的条例；雍正年间有新进士派往各省藩臬衙门学习的条例；乾隆年间有举人分部学习的条例。仁宗末年督责各部任用书吏的弊端，戒谕更加严切，仰见本朝成法以吏学为当前急务。现在如果在京师设立大学堂，各省设立小学堂，凡是二甲、三甲及举人、贡监赴选者，必须进入大学堂若干年。各省学堂则以廪生、附生充任，取本朝掌故之书，分门别类考究，严加课试，以定其论断，使大受小知，黑白昭然，这也是吏学的实事。

申校邠庐抗议重儒官议

问：《校邠庐抗议》中有重儒官议，能变通其意以求实际吗？回答说：可以！《抗议》说：“郡县没有不有学校的，学校没有不有老师的，诸生上百人，认识面孔的只有廪生，增生、附生都是陌生人。每年征收学租，等待学使按部巡视，争着新生拜师的礼物。诸生获罪，州县典守如同狱吏。”唉！学官的弊端到了赘疣的地步，几句话就说尽了。我认为学官的制度最古老，在周代为司业、司成、师氏、保氏、州長、党正、乡老；在汉代为学校宫董。江都说：“臣希望陛下兴办大学，设置明师，以培养天下之士。”武帝于是采用他的意见，在郡国设立学校官。明帝永平十年，召校官弟子制作雅乐，演奏《鹿鸣》。任延任武威太守，设立校官，自掾吏

译子孙都让他们从事学业、接受教育。从汉朝以来，皇帝下诏设立学官的事情，史书上记载不断。到了宋真宗，命令职官提举称为：“府助教。”宋仁宗下诏在州县设立学校，由本道使者选拔下属担任教授。宋神宗下诏各路州府县的学官共五十三人。宋哲宗下诏让近臣挑选精通经术、品德仁厚、能够胜任内外学官的人，每人推荐两名。这些都是古人慎重选拔学官的深切用意。然而唐朝时就有“广文冷官”的说法，那么学校衰败的征兆已经萌芽。明朝的制度，府学称为教授，州学称为学正，县学称为教谕，他们的副职称为训导。现在沿袭教谕、训导等称呼，职位卑微权力微小，更加如同多余的设置。西方国家没有专门的学官，那些颁发师范文凭、分别主持各书院讲席的人，就是学官。如今天下纷纷谈论变法，却唯独没有涉及到学官，难道是因为微薄的俸禄只够养活闲散官员，还是因为庸碌之人难以与他们谈论培养人才的事吗？虽然如此，那些学官既然掌管教化，具备良知，如果真心想到朝廷郑重设立官职的用意，以及当今时局的艰难困顿，人心的昏暗不明，就一定会每日召集学生并极力告诫他们，追求实学并引导他们萌芽。如果能会同地方乡绅长老，购买地图、放置仪器，以及一切有用的书籍，收藏在学校里，让有志之士在其中学习，这是上策。不能做到这样，就选拔那些自己属意且资质可以造就的人，用古今实学来鞭策他们，用承担艰难重任来勉励他们。只要能为中国挽救一人，培育一士，就是尽到了职责。如果风气所树立，信服跟随的人越来越多，来不及对每个人进行讲授，就让人准备一个册子，将读了什么书，学习了什么专业，获得了什么新道理，阐发了什么新理论，每日记录在册子上，或者每五天查阅一次，或者每十天查阅一次，评定他们的高低优劣从而知道他们的得失，于是学校才不是虚设，一个小小的官职也期望称职，而人才才有转变的契机。唉！现在的学官，与其冷眼旁观、空坐无为，拥有官位却像被幽禁囚禁一样，何如与学生面对面交流，互相切磋砥砺更好呢？与其虚度光阴，浪费俸禄，何如精研新学，稍微贡献一点微薄之力更好呢？大声疾呼，先睡后醒，或许会有成效吧？

译德国领事制度略述

领事制度与钦差大臣不同。钦差大臣有头等、二等、三等、四等的差别，其礼仪节度与权利，惠顿在《万国公法》中论述得非常详细。唯独领事只有两条规定。第一条：领事与办理通商的官员，如果没有携带国君的信物，就不算使臣；只有驻在巴巴里等伊斯兰国家的领事，凡是携带国君信物的，才算使臣。第二条：领事官不在使臣之列，各地的律例及和约章程，或许允许额外赐予他们某些权利，但领事等官不能分享《万国公法》所规定的国使权利。如果没有和约明确说明，其他国家就可以不准许领事官驻扎在其国内，因此必须得到所前往国家国君的准许，才能办理事务。如果有蛮横无理的行为，准许其驻扎的凭证即可收回，或者依照法律审判，或者将其遣送回国，都依从驻在国主人的方便。至于发生争讼罪案，领事官都服从当地法律，与其他国家的人民没有区别。虽然原文各有所侧重，但领事的职责以及他国对待领事的方法，大抵可以看出，然而没有详细论述设立领事的原因及其用意，或许是因为这与公法无关而被忽视了。

领事的起源，始于地中海沿岸各国，由商人董事相互推举保任，处理商务纠纷。久而久之，国家认为这种做法很好，于是凡是本国人在异地经商者，根据其能力授予职权。法国最先转变为由政府特派人员在外处理商事，即今日的正额领事。英国和美国随后效仿，一千八百多年后各国相继跟进，而德国是最晚的。德国各国分立，混乱无序，国权衰微，早先汉萨同盟（即德国旧时自主的城市联盟）出外经商最早，几个城市也有联合为一的，后来在国外获得大权，在外国经商的人众多，苦于商业混乱，想要自行设立领事，但与欧洲各国相比，受限于形势且时机艰难。普鲁士又专注于亚洲西部，不认为这是急务。普鲁士战胜奥地利，建立北德意志邦联，于是才开始设立领事。战胜法国后，进一步联合南北德意志二十六国，号称德意志帝国，国威尊严。于是领事章程更加确定，定例凡是派遣领事，由德皇主导，各小国无需另外设立，即使以前曾在外国设立的，也一并裁撤。

其制度规定，凡是在欧洲的领事，对于同教（即耶稣教、罗马天主教、希腊天主教）国家，不干涉国家政柄，对于其他宗教国家，领事的权力略像钦差大臣。其职务分为二等：一是商务领事，担任者或者是商人，或者是侨居他国的人；二是正额领事，是国家慎重选择并特派的人员。必须通晓律学，非律学出身者，必须遵守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所定的考试领事条例进行考试。必须精通商学，又不能让经商逐利分散其心思，俸禄丰厚美好，绝非商务领事所能企及，商务领事只是酌情给予罢了。其品级分为四等：一是总领事，其他领事都受其节制；二是副领事，作为总领事的助手；此外还有翻译、传话等人员；三是重要通商口岸领事；四是普通通商口岸领事。凡是领事有意外情况，都可以举荐他人代理，必须先得政府批准其请求，代理者做事必须先奏报而后才敢行动，这是与其他不同的地方。一千八百九十一年与奥地利互立领事条约，记载领事办理两国交涉事务最为详尽。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增加领事府审理事务的权力，声势显赫，大有变本加厉之势。

起初称为保商领事，保护商务交涉及航运，并扩大其权利，年终列册上报本国商部存档，以便考察其是否按照和约办事。西方学校以商业为重，商业根基最深，发酵也最快。称为保民，本国没有领事时，则请求他国领事兼管保护本国侨民的权利，如同对待本国国民一样，因此西方来者没有疲惫落后之时，富实强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国领事的力量。其条例完备如下，共有七项：一、领事府例置人名册，本国国人到达、生育都登记在册，出口报销货物也都登记在册；二、负责稽查，本国国人到达可以发放护照，他国国人想要前往其国可以查验其护照而后放行，有逮捕的权力，属下商船人员逃跑可以拘回，货物缺失及水渍可以审理办理，船上人员在海面或外国犯事可以遣送回国，有管理船长的职权，凡船上人员出入都归其查核，有料理借贷公司的责任，如船主货主借贷须将其船或其货抵押，按船货到埠本息清还，有意外情况免拽国旗之事也兼管；三、本国人流落属下贫穷不能自振者，领事资助他们，自作孽者不在此例，有亲友的责令其亲友承担归国费用；四、本国人生死婚嫁、产育、生产、作业、奉执政札谕，也可以经理。若在船上生死者，收取船主所存的单据。五、领事可以兼理审判，可以兼理注册，可以与人写契印契，可以将外国契据进行查验。如本国人在属下身故，可以料理其产业。六、可以审案，如政府有特札，可以审理其……

译证人，可以替人办事，诉讼双方的案件可以从中调解。大凡民间争讼案件及刑律，如果政府发文书与之，可按照一千八百七十九年所立的法律办理。所谓得罪国家的案件，可照德国刑部律审理，领事官即可作为审判官。有书平衙门处理小事的，归领事审理；施乌衙门处理大事的，办理的案子仍移送本国，不敢专断。评论说：西方政教细微之处，大多由民众倡导，国家因而效法，转移其权力最终以为利。为何？因为自身与外界如同一个整体，必定修养而更加清明，转变而更加进步，急切地不能终日停歇。保护种族教术，争夺细微之利，动辄发动大兵的人，多得数不胜数。散乱纷纠，自治不足，像虫狗一样苟且偷生，其不当之处超过万分之一非常明显。南洋群岛、新旧金山等各国之间，属役和奴隶之类，数以百万千万计，郁结愤懑想要振拔，甲必丹纷纷兴起，盼望救援拯救的日子已久。近来公使星节在道路上相望，遵循纲纪得以把握细节，或许病情会有所好转吧。对内收容其民众，而对外追逐其利益，刺探敌情并观察市场的盈亏，这不是追逐末节的人所为。国家大计与民生，取舍的节制，因物付物的道理，交际往来的细微之处，在这里有所取法。

译各国宝星考略

教宗京畿教皇驻跸罗马宝星共有五枚。基督耶稣之名，译言为王。宝星。一千三百十八年八月十四日，葡萄牙见后王德尼士第一设立。一千三百二十年，教皇约翰二十二谕准旌表大臣太皿祖于教庙宝星，此宝星设立于一千一百十八年。查考葡萄牙王德尼士第一设立宝星会，太皿保阿尔加尔佛葡省边境，以抵御摩尔人（阿非利加北境人）占据西班牙数百年后对葡萄牙的进攻。宝星会成员若对基利斯督教民用兵对抗异教，功勋卓著，如今仅保留爵位而已。教皇比第九宝星。一千八百四十六年六月十七日，教皇比第九设立，以旌表各教民。查考一千八百四十六年六月十七日为教皇比第九登极一周年之令节，设立宝星以志纪念。宝星为苍色八芒金星，中央錾刻教皇比第九二字，周围錾刻腊丁欧洲古国文三字，译言为德与功。红绿边蓝佩带一枚，膺此宝星者可比贵胄之显赫。大圣格来谷阿勒宝星。一千八十一年九月初一日，教皇格来谷阿勒十六设立。查考宝星为红珐琅八角十字，中央錾刻圣格来谷阿勒像一枚，橘黄绿边红佩带一枚，以旌表教民及文武有功者。圣碎波尔克勒耶稣墓名，又为教堂名，在耶路撒冷宝星。查考此宝星与耶路撒冷圣约翰宝星同时设立，故命意亦同。起初圣碎波尔克勒十字军受教僧怀抱，于圣碎波尔克勒宝星实源于此。一千八百六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教皇比第九诏令分三等，耶路撒冷大主教以教宗出名颁给宝星。圣塞巴斯蒂安宝星。一千八百四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教皇格来谷阿勒十六设立，并废除公鸡金距宝星。查考教皇格来谷阿勒十六废除教皇圣塞巴斯蒂安三百十四年即位、三百二十六年卒时所设立的公鸡金距宝星，而设立此宝星，曰圣塞巴斯蒂安宝星，又曰重置公鸡金距宝星。宝星为白珐琅八角金十字一枚，每角中间镶公鸡金距各一枚，錾刻圣塞巴斯蒂安像一枚，红黑柳纹佩带一枚。奥斯马加皇国欧中兼并匈牙利王国，信奉天主教宝星共有九枚。金羊毛宝星，古诗家云，古希腊之屋尔沙梅痕王阿塔玛斯值年饥，用继后伊诺之诺言，欲杀前妻之子佛里克索斯，又曰佛里克索斯所出之子佛木克须献神以禳灾，子乃与同母妹海来出亡。天神派遣金毛公羊一枚，二人坐之渡一海峡，海来坠水而亡。佛里克索斯达亚西亚之谷尔西特，宰羊酬谢天神，金毛献战神，子爵宝星。一千二百二十九年正月初十日，步尔谷痕法古省公爵非里卑第三，又曰蓬，译言为善，设立。查考公爵非里卑第三设立宝星，以荣宠其宠妇克龙倍吕治玛黎，因克氏发赤如金也。宝星额定子爵二十四人，递增至五十人，公爵为首领。不久步尔谷痕公室亡，首领爵位隶于奥室皇查理甲，封其子孙为西班牙王（见后），以首领爵位封西王。不久乌德勒支荷地和约，一千七百十三年订立，因西班牙之奥室一支亡，封西王为步尔邦西王，姓氏自一千七百年得国至今仍，氏非里卑第五为首领。太皿即王即位前，已膺步尔谷痕公爵之位也。奥皇仍握有颁赐宝星之权利。此后奥西二国仍均颁金羊毛宝星，宝星星悬于串珠或金链上。宝星有一撮金羊毛，上镶字式火链及火石，石者射火星字，即步尔谷痕之首字也。玛莉泰蕾斯武职宝星。一千七百五十七年六月十八曰，后玛莉泰蕾斯设立。查考后玛莉泰蕾斯以是年击败普鲁士，见后人于库林奥地，又曰暖谷林，设立宝星以志捷旌勇敢者，不拘门弟。宝星嵌金十字一枚，红牌一枚，牌边錾腊丁文一字，译言为勇敢也。牌之反面錾夹竹桃冠冕一枚，中錾二字，即后名玛莉泰蕾斯之两个首字也。红白佩带一枚。匈牙利圣伊什特万宝星。一千七百六十四年五月初五日，后玛丽泰蕾斯设立。来屋波尔德宝星。一千八百八年正月初八日，皇佛郎苏阿第一设立。查考皇佛郎苏阿第一设立宝星，志不忘其父来屋波尔德第二。旌表文武有功者，不拘门第。宝星为八角，中嵌牌一枚，錾三字，即腊丁文三个首字，译为奥皇佛郎苏阿。并錾腊丁文三字，译为公与功也。反面錾腊丁文四字，译为君用足，皆本民心也。太皿即为来屋波尔德之意也。白镶边，红佩带来一枚「铁冕宝星」。一千八百五年六月初五日法皇拿破仑第一自称意大里见后王设立此宝星曰「铁冕宝星」。一千八百十一年废除。

译一千八百十六年二月十二日，奥皇弗朗索瓦·约瑟夫一世仍佩戴“弗朗索瓦·约瑟夫宝星”。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弗朗索瓦·约瑟夫一世设立“爱丽诺·贝德·德·莱斯武职宝星”。一千七百五十年，查理六世的寡后爱丽诺·贝德·克里斯汀设立。一千七百七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玛利亚·特蕾莎皇后仍佩戴。

译端东宝星，于1190年设立，1809年废除，1834年恢复，1840年6月28日再次调整，1865年4月重新厘定。按：端东宝星，是表彰教民及武官的勋章。1128年设立于耶路撒冷，并在圣地设立一所善院，收容照料十字军中伤病员。卢卑咯、不来梅两地，均由当地绅士平民所创立。不久在日耳曼遭受残毁时，宝星会成员承袭了圣玛黎兄弟的称号。1190年，苏阿倍日古地公爵腓特烈五世在圣约翰大克勒重新设立宝星会，施行善举，遵循济善章程，研习武备，恪守十字军律法。宝星分为三等，称为子爵、神甫、兵丁。子爵皆为贵族，身穿白衣，佩戴黑十字。一级首领也佩戴黑十字，并佩戴耶路撒冷金十字各一枚。初任首领为瓦尔德波德亨利。后来宝星会因被逐出亚洲而迁往欧洲，由此在日耳曼、意大利、匈牙利、得郎西尔瓦尼奥四地广泛占据土地。不久势力显赫，与各国抗衡。奥地利皇帝腓特烈二世封首领为日耳曼列侯。1230年驻于若维波兰地，公爵贡拉德因国人崇奉木偶，召宝星会子爵居住于普鲁士的居尔摩城，宣扬正教。当时首领为沙尔若海尔曼。不久宝星会子爵劝导有方，成效显著，号令普鲁士全国。1237年，端东宝星联络波尔德格来佛（条顿）子爵宝星会。条顿宝星会于1191年设立，日益扩充。1291年迁会于马黎阿不尔厄普（马里恩堡）地，推行于爱斯多尼、里窝尼、古尔兰的三地，均属俄国波兰部分，几乎占据波罗的海环绕俄、瑞、普、丹、荷五国的沿海地区。十四世纪末势力最盛。不久端东子爵奢侈淫邪，耗费资财，人们都鄙夷轻视他们，势力于是衰退。1410年，波兰欧东王国被俄、奥、普三国瓜分，人们在格伦瓦尔德村击败宝星会，斩首四万，攻陷马里恩堡，宝星会败走至葛尼斯不尔厄普（柯尼斯堡）地。1466年，首领爱尔里沙战胜路易，与波兰在多尔痕普（托伦）议和，割让普鲁士西部土地给波兰，列为藩属，但仍占据普鲁士东部土地。1525年，柯尼斯堡举主日耳曼举皇时，列侯例准投筹者，称此阿尔倍尔（阿尔布雷希特）。他公开宣布改奉路德日耳曼教，僧侣在一五百年间，演绎耶稣教旨，派耶稣教行婚娶礼，于是割取普鲁士东部土地据为己有。宝星会子爵改举克龙不尔厄（克罗伊茨）瓦尔歹为首领，迁会于佛郎谷尼日（弗兰肯堡）地的马黎阿他尔，又称梅尔仁堆海摩。于是条顿宝星会抛弃端东而自立旗帜，故端东宝星会仅存日耳曼、意大利、匈牙利数处产业而已。不久，仅存一旅师，各国时常以微薄贿赂借遣他们。1809年4月24日，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一下诏废除之。1852年，普鲁士国王欲恢复端东宝星，称为“圣约翰福音宝星”，未果。1840年，奥地利也恢复端东宝星，仅有爵秩而已。“星芒十字宝星”。1668年9月18日，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寡后爱来哇诺勒设立，以表彰妇女。俄罗斯皇国欧东奉希腊教宝星共有八种。“圣当特来耶稣门徒名宝星”。1698年12月11日，俄国君主彼得罗第一设立。按：宝星表彰勋绩及事业之最优异者，宝星为蓝色珐琅十字形，上有皇冕一，圣当特来像一，背面錾刻展翅鹰一，及法文六字，译言“昭信与忠”也。蓝色佩带一。“圣亚勒三德暖甫斯基宝星”。1722年，俄国君主彼得罗第一设立。“白鹰宝星”。1705年11月1日，波兰国王兼萨克斯选侯屋居斯德第二设立。按：近改为皇国宝星。“圣阿纳宝星”。1735年2月14日，石勒斯维厄可尔斯德音加尔多卑（荷尔斯泰因-戈托普）地公爵查理腓特烈（今俄皇之祖也）设立。按：公爵查理腓特烈娶俄国君主彼得罗第一之女阿纳为妻，设立宝星以荣耀之。1756年，俄国皇帝波尔第一即位，始设立为俄国宝星。宝星为红色珐琅四枝十字一，中有圣阿纳黄像一，绿边红佩带一。“圣斯他尼斯拉士宝星”1765年5月7日波兰王斯他尼斯拉士第二设立。“圣若耳治宝星”1769年12月7日俄国皇后加他邻第二设立。按：宝星表彰武官。“圣佛拉地米尔宝星”1782年10月4日皇后加他邻第二设立。按：皇后设立宝星表彰文武有功者，荣耀俄国君主大佛拉地米尔第一，九百八十年即位，一千十五年卒也。宝星为深红色珐琅八角金十字一

译牌上錾刻二字，即“圣佛拉地米尔”两个首字，并錾刻法文三字，译为“有用荣光声名”。“圣加他宝星”于一千七百十四年由俄国君主彼得罗第一设立。查俄国君主被困于卑吕得河，经由俄国进入多恼江，一千七百十一年土耳其人将俄国君主围困于此，后来加他第一随军忠诚卓著，因此设立宝星以表彰他，专门用于表彰妇女，只有王爵蒙西谷甫曾获得此宝星。宝星由一块银牌、一个银十字、一个圣加他像组成，反面錾刻一个小鹰巢、两只大鹰吞食蛇，并錾刻拉丁文三字，译为“用根于体”。土耳其皇国在欧东信奉回教，宝星共有五种。“尼商意衣夫梯加尔荣光宝星”于一千八百三十一年八月十九日由皇帝马哈摩德第二设立。查宝星样式如同皇玺，周围镶嵌金刚石，以示荣宠。“梅地集地爱御宝星”于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八月由皇帝阿倍杜尔梅地集地爱设立。查皇帝设立宝星，兼用于表彰本国人和外国人，以示优异。“屋士马尼爱御宝星”于一千八百六十一年由皇帝阿倍杜尔阿集士设立。“尼商意梯耶士勳绩宝星”于一千八百七十九年由皇帝阿倍杜尔哈米德第二设立。“尼商意奢法加德宝星”于一千八百八十年由皇帝阿倍杜尔哈米德第二设立。

译日本皇国位于亚洲东部，信奉神道教，兼奉儒教与佛教，其宝星共有五种，其中菊花宝星为极品。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明治天皇设立此章，仅设一等。日本驻天津正领事官郑永昌来信说：这就是大勋位菊花大绶章及其绶带。章即宝星，由皇帝佩戴，并有勋劳的皇族以及功勋最著、爵位极高者，也能获得赏赐。菊花章的颈饰是特别赐予的，只有获得大勋位菊花章的人才能获赐。颈饰做成菊花和菊叶的形状，刻有古篆文“明治”二字作为装饰，佩戴在颈部。副章佩戴在左胸，大绶佩戴在右肩，垂于左胸之下。

金鹰武职宝星。一千八百九十年二月十一日立定，分为七等。郑君来信说：这就是金鹰勋章。明治二十三年二月一日确立，凡武功超群者，从一级至七级予以赏赐。一级功章佩戴在右肩，垂于左胸之下。副章佩戴在左胸之上。二级功章佩戴在左胸，副章及中绶佩戴在颈部。三级功章及中绶佩戴在颈部。四级功章均用小绶佩戴在左胸之上。

旭日宝星。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四月初十日，明治天皇设立，分为八等。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正月初三日，头等增设桐花。郑君来信说：这就是旭日勋章。明治八年二月确定勋一等至八等。勋一等旭日大绶章，是明治八年二月一日钦定的勋章，凡对国家有大功勋者皆能获得赏赐，因此勋章所设的阶级与官位阶次不同，即使勋位不相等者也可获得褒奖。佩戴勋一等旭日桐花章及旭日章大绶于右肩，垂于左胸之下。副章佩戴于左胸之上。勋二等旭日章佩戴于右胸，副章及中绶佩戴于颈部。勋三等旭日章及中绶佩戴于颈部。勋四等至五等旭日章，以及勋七等、八等桐叶章，均用小绶佩戴于左胸之上。又，勋一等旭日桐花大绶章应位于旭日大绶章之上，章式雕刻旭日桐花形状作为装饰，绶带样式为红色底色，白色双线边缘。明治二十一年一月三日确立，与瑞宝宝冠两种勋章均与前勋章新旧互用。

神宝宝星。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正月初三日立定。分为八等。郑君来信说：这就是瑞宝章，勋一等至八等，章式以镜珠形状作为装饰，绶带样式为浅蓝色底色，橙黄色双线边缘。勋一等瑞宝章，大绶佩戴于右肩，垂于左胸之下，副章佩戴于左胸之上。勋二等瑞宝章，佩戴于右胸之上。勋三等瑞宝章，中绶佩戴于颈部。勋四等以下瑞宝章，均用小绶佩戴于左胸之上。

冠冕宝星。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正月初三日立定，用以表彰妇女。郑君来信说：这就是宝冠章，勋一等至五等，对有功绩的妇女予以赏赐。章式为宝冠，做成竹叶和樱桃花形状作为装饰，绶带样式为黄色底色，红色双线边缘。勋一等宝冠章，大绶佩戴于右肩，垂于左胸之上，副章佩戴于左胸之上。

巴伐利亚王国位于欧洲中部，信奉天主教，宝星共有十三种。圣虚倍尔德宝星。一千四百四十四年在聚里也爱不尔厄普地，由公在拉尔第五设立。圣若耳治子爵宝星。一千七百二十九日三月二十八日，由举主查理阿尔倍尔设立。按宝星创于十字军时期，一千七百二十八年沿用旧制。马克西米里阿约瑟弗武职宝星，一千八百六年正月初一日，由马克西米里阿第一约瑟弗设立。巴伐利亚冠冕宝星。一千八百八年五月十九日，由王马克西米里阿第一约瑟弗设立，用以表彰有功者。圣米奢尔宝星。一千六百九十日九月二十九日，由公兼谷罗尼普地举主约瑟弗克莱蒙设立。一千八百三十七年二月十六日，王路易第一颁布新章，用以表彰有功者。马克西米里阿宝星。一千八百五十日十一月二十八日，由王马克西米里阿第二设立。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王吕衣波尔德颁布新章，用以表彰精通技艺和实学者。路易王国宝星。一千八百廿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由王路易第一设立。武功宝星。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七月十九日，由王路易第二设立。勋绩十字宝星。一千八百七十年五月十三日，由王路易第二设立，兼用于表彰妇女。圣爱礼若倍德宝星。一千六百六十六年十月十八日，由女举主爱礼若倍德屋居斯丁设立，用以表彰妇女“歹来斯宝星”。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由后歹来斯设立“募尼克巴京女经堂圣阿纳宝星”。一千七百八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由女举主阿纳玛黎淑琲设立。一千八百二年二月十八日，由举主马克西米里阿约瑟弗颁布新章“武尔当不尔厄见后女经堂圣阿那宝星”。一千八百三年七月十二日，由举主马克西米里阿约瑟弗设立“比利时王国位于欧洲北部，信奉天主教，宝星共有两种”“来屋波尔德宝星”。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七月十一日，由王来屋波德尔第一设立“按宝星系

译白色十字周围雕刻着夹竹桃、橡木、豆科植物及寸叶一串，一侧雕刻着来屋波尔德之首字，另一侧雕刻着狮子，同时雕刻着五个法文字，翻译过来意思是“合则强也”，红色绉纱佩带上的旗帜授予对国家有功者，名为“文勋宝星”。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由来屋波尔德二世设立。

译丹马王国位于欧洲北部，信奉路德派耶稣教。其宝星共有两种。

第一种宝星，于一千四百六十二年由国王基利斯的扬第一设立，一千六百九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由国王基利斯的扬第五重申此案。国王加愚第四又称：圣以丹人率领十字军攻打回民，亲手斩杀一象，时为一千一百八十九年，设立宝星以表彰其勇武。不久，国王基利斯的扬第一重申此案，国王基利斯的扬第五颁布章程：宝星上刻有一象，象背负一塔，均饰以白珐琅，悬挂于金链之上，或系于蓝绉佩带。佩戴方法是从右肩斜搭至左胸，仅用于表彰路德派耶稣教的侯王大臣。

第二种宝星名为“大暖倍罗厄宝星”，于一千二百十九年由国王瓦尔得马尔第二设立。该案记载：国王击溃里窝尼人时，忽见一面神纛，名为“大暖倍罗厄”，紧随敌军之后将其攻克，设立宝星以纪念此捷。一千六百七十一年，国王基利斯的扬第五重申此案；一千八百八年，国王啡哩特第六加以厘正。宝星为白十字形，边缘饰以金红两色，刻有丹文三字，译为“神与王”。佩带为红绿边白色，用于表彰文武有功勋者。

西班牙王国位于欧洲西部，信奉天主教。其宝星共有十五种。

第一种为“加拉得拉瓦西地武职宝星”，于一千一百五十八年由加士的易西古省王撒耐德（即商促第三）设立。该案记载：一千一百五十八年，加王商促第三以西督法林子爵设立宝星会；一千九十八年，击溃北方敌人；一千一百四十七年，加拉得拉瓦的摩尔人卓著勋绩，设立宝星以表彰之。此加拉得拉瓦宝星实源于西督宝星。原有首领，至一千四百八十九年，加王自任首领，如今仅有爵位而无领地，用于表彰教民武官。

第二种为“圣若克宝剑武职宝星”，未详置于何时。一千一百七十五年七月初五日，教皇亚勒三德第三谕准此案。该案记载：一千一百七十年，前翁西地加士的易王非耳地难二世率教民赴公巴斯歹尔西地的圣若克进香时，被摩尔人攻击，设立宝星会以保护之。总会设于加士的易的禹耳碎，这是西班牙武职宝星中最优崇者。一千四百九十三年前，王非耳地难第五自任首领。宝星会成员身穿白圭，佩戴红十字，十字式如宝剑，剑有剑头，并带有十字横桁。

第三种为“阿尔加痕他拉西地武职宝星”，初名“圣聚里也阿宝星”。一千一百五十六年，由辉尔曩度巴黎爱痕歹士苏爱及郭梅士兄弟二人设立。一千一百七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教皇亚略三德第三核准。该案记载：宝星源于加拉得拉瓦宝星，用于表彰教民武官。一千二百十四年，加士的意王阿尔丰斯第九攻打阿尔加痕他拉的摩尔人，攻克之，设立宝星以纪念此捷。宝星会成员遵循圣倍诺阿宝星会第六纪章程，佩戴绿花纹金十字一枚，中间镶嵌木木豆寸一株太皿。阿尔丰斯第九选定圣聚里也阿木木豆寸宝宝星会成员。一千一百七十六年，西王非耳地难、郭梅士设立若干人，以充实之。一千五百九年，王非耳地难第五及王后依撒伯尔将首领权归于国王，总会设于阿尔加痕他拉。

第四种为“蒙歹撒西林圣母耶稣母武职宝星”。一千三百十六年，由阿拉共西省瓦郎斯西城王若克第二设立。该案记载：一千三百十七年，王在摩第二废除寺僧宝星。一千一百十八年，法国人设立此宝星会于蒙歹撒，太皿源于加拉得拉瓦宝星。一千五百八十七年，王非里俾二世自任首领子爵，身穿白袍，佩戴黑十字。

第五种为“金羊毛宝星”，见前文。

第六种为“查理第三宝星”。一千七百七十一年九月十九日，由王查理第三设立。该案记载：王查理第三是年生子，设立宝星以志庆贺，表彰有功者。宝星为蓝白两色八角十字一枚，中间刻有耶稣母像一尊，并刻有拉丁文三字，译为“德与功”。佩带为白绿边蓝色。

第七种为“圣非耳地难武职宝星”。一千八百十一年八月三十一日，由国会设立。该案记载：一千八百十三年，王非耳地难第七恢复国家时谕准。宝星为白珐琅云纹金十字一枚，中间有圣非耳地难像一尊，并刻有西班牙文五字，译为“王与国”。佩带为橘黄绿边淡红色。

第八种为“圣海梅耐集尔特武职宝星”。一千八百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由王非耳地难第七设立。

第九种为“依撒伯尔拉加多里克美利加州名王国保星”。一千八百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由王非耳地难第七设立。该案记载：王设立宝星以表彰防守亚美利加属地之人。宝星为八角金十字，一字镶嵌屋兰比希腊古地冠冕一枚，中间刻有亚美利加图一幅，并刻有西班牙文三字，译为“旌公忠”。佩带为橘黄绿边白绉色。

第十种为“依撒伯尔第二宝星”。一千八百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由王非耳地难第七设立。

第十一种为“乐善宝星”。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五月十七日，由后依撒伯尔第二设立。

第十二种为“武功宝星”。一千八百六十六年，由后依撒伯尔第二设立。

第十三种为“玛黎维克多阿勒宝星”。

译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七月十七日，王阿美代为安置。

译玛黎基利斯丁勋章，即今西班牙母后武职宝星，于一千八百九十年设立，头等旌表提督，第二、三等旌表武官。玛黎路易斯宝星，于一千七百九十二年三月十九日，由查理四世之后的玛黎路易斯设立，用以旌表妇女。

英吉利王国位于欧洲北部，信奉盎格鲁-撒克逊耶稣教，其宝星共有十一种。

袜带宝星，于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正月十九日，由爱德华三世国王设立。按：一千三百四十八年，爱德华三世国王召集群臣举行茶会，并与素来宠爱的沙里斯步黎伯爵夫人共舞。不久，伯爵夫人的袜带坠地，国王急忙拾起，见群臣讥笑，便呼曰：“怀邪者羞之”，又说：“今日嘲笑之人，明日佩戴此物将引以为荣。”随后仿照袜带样式设立子爵宝星，以纪念克雷西战役的胜利。一千三百四十六年时，宝星子爵有二十五人，国王为首领，国王与宗亲国戚及各国君王中获此宝星者，不列入二十五人的定额之内。子爵宝星服饰为蓝色，配圭板一块，深红色天鹅绒风帽一顶，合衫一件，黑色天鹅绒冠一顶，蓝色佩带一条，用银线绣有法文六字，译为“怀邪者羞之”。佩戴方法为自左肩斜搭至右侧，悬挂金牌一枚，牌上镌刻圣若耳治像一尊。按：最初设立宝星子爵时，系于左膝后，后改为系于臂上。

刺木豆寸宝星，又称圣当特来宝星，于一千七百八十七年设立。一千五百四十年，兰格兰（英国三岛之一）国王若克第五重新设立；一千六百八十七年，若克第一国王沿用；一千七百五年、一千七百十四年、一千七百十七年、一千八百二十七年、一千八百三十三年修订章程。按：一千五百四十年，苏格兰国王若克第五设立，待英国与苏格兰合并后重新设立宝星，仅旌表苏格兰贵族，定额十六人。宝星为金牌一枚，镌刻圣当特来像一尊，像上悬挂十字一柄，牌上镌刻金叶刺木豆寸图案，并镌刻拉丁文四字，译为“孰不惮毁我而受责也”。

圣巴得黎克宝星，于一千七百八十三年二月初五日，由若耳治第三国王设立。

澡身宝星，于一千三百九十九年，由亨利第四国王设立，一千七百二十五年厘正，一千八百十五年、一千八百四十七年推广。按：亨利第四国王即位前一夜，三十六名马军将弁整夜巡逻。即位后，这三十六人再次扈从至浴所，因此设立三十六枚宝星以旌表他们，命名为澡身宝星。一千七百二十五年，若耳治第一国王沿用。一千八百十五年改为武功宝星，分三等：一曰大十字宝星，定额七十二人；二曰统领，定额一百三十人；三曰子爵，无定额。大十字宝星佩戴珐琅金牌一枚，牌上镌刻御冕三顶，中间以玉杖、玫瑰花各一，并镌刻拉丁文四字，译为“三位一体”。考据四教书籍，谓神与耶稣、圣灵合三者而为一。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开始兼旌文官。

圣米奢尔圣若耳治宝星，于一千八百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由若耳治第三国王设立，用以旌表地中海君羊岛（今马耳他）隶属于希马尔德诸岛的土著及英国任职者。一千八百五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维多利亚第一君主（即今君主）扩展章程，旌表在英属各地及他国有功者。

印度亚西亚之英属地星宿宝星，于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由维多利亚第一君主设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更改章程。

印度皇国宝星，于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正月初一日，由维多利亚第一君主设立。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更改章程。

印度冠冕御宝星，于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正月初一日，由维多利亚第三君主设立，用以旌表妇女。

武职宝星，于一千八百四十二年，由东印度政府设立，用以旌表英属东印度土著在阿富汗亚西亚王采三得印度地时志愿用兵者。

王国红十字宝星，于一千八百八十三年，由维多利亚第一君主设立，用以旌表妇女。

宝星，于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由维多利亚第一君主设立，用以旌表卓著勋绩者。

希腊王国位于欧洲南部，信奉希腊教，其宝星有一种。

救主宝星，于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七月初一日，由希腊阿尔谷希古城第四次国会设立。一千八百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屋东第一国王制定新章。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希腊阿歹痕希京第二次国会重新制定新章。同年八月，更改宝星式样。

意大里王国位于欧洲东部，信奉天主教，其宝星共有六种。

圣母领报，意指耶稣之母梦见天神预先示知耶稣降生。宝星于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由撒窝阿意地公阿美（又称阿美代第六）设立。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六月初三日，制定新章。按：此宝星旌表教民武官荣耀圣母之领报。一曰撒窝阿圣母领报宝星，于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撒窝阿公爵设立宝星曰珠链宝星，仅有爵秩。一千五百十八年，公爵查理

译第三项仍保留，改名为“圣母领报宝星”，以表彰圣母的荣耀。圣莫里斯与圣拉扎尔宝星。公元1434年，萨伏依公爵阿梅迪奥八世设立。公元1831年10月9日，国王查理·阿尔贝托予以保留。公元1837年5月19日，公元1855年12月14日，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莱二世制定新章程。按：公爵阿梅迪奥八世设立宝星名为“圣莫里斯宝星”，用以表彰武官。公元1572年，公爵埃马努埃莱·菲利贝托予以保留，与公元1119年设立的圣拉扎尔宝星合并为一。公元1816年进行改正，由此成为同时表彰文武的宝星，其形制为四角白十字一枚，镶嵌冠冕一枚，冠冕上有圣拉扎尔宝星的绿十字一枚，绿绶带一条。萨伏依武职宝星。公元1815年8月14日，撒丁王国古称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莱二世制定新章。萨伏依文职宝星。公元1831年10月29日，撒丁国王查理·阿尔贝托设立。公元1855年9月28日，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莱二世制定新规。武功宝星。公元1855年，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莱二世设立。

译意大利的冠冕宝星，于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二月二十日，由国王维克多·埃马努埃莱二世设立。

荷兰王国位于欧洲北部，信奉新教，宝星共有两种：威廉武职宝星，于一千八百十五年四月三十日，由国王威廉一世设立。荷兰狮子宝星，于一千八百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由国王威廉一世设立。

查考：国王设立宝星，是为了表彰有功绩的文官。宝星呈四角十字形，一面刻有戴冠的狮子，另一面刻有拉丁文两个词，译为“德足贵人”，“太皿”即天爵之意。配有深蓝色绶带一条，橘黄色饰条一条。

葡萄牙王国位于欧洲西部，信奉天主教，宝星共有六种：基督宝星，前文已述。阿维治兰地圣贝内迪克特宝星，于一千一百六十二年八月十三日，由国王阿方索一世设立。

查考：一千一百四十六年，由古阿勒葡地人设立，一千一百六十二年国王阿方索一世予以沿袭。一千一百六十六年，国王克令阿维拉城的葡萄牙宝星会子爵负责防守。一千一百八十一年，国王将该城赐予宝星会，从此子爵依次称为新军、阿维拉宝星会、阿维斯即阿维治宝星会。每逢典礼，子爵身穿白色大礼服一件，右侧悬挂百合花绿十字，十字下方有两只乌鸦。宝星会长期与阿尔加维他拉宝星联合，合力抵抗西班牙的摩尔人，并且将其击退，对葡萄牙有功。一千二百十三年，与加拉得拉瓦宝星会合并为一。不久，阿维斯宝星会首领约翰即位为葡萄牙国王，一千三百二十五年，约翰一世宣布宝星会独立自主。

圣若宝剑宝星，于一千一百七十七年，由国王阿方索一世设立。宝剑宝塔宝星，于一千四百五十九年，由国王阿方索五世设立。维拉维西萨葡萄牙城，又称维拉维西萨之诺得大摩的拉公碎卑西永，中美洲自主邦宝星，于一千八百十八年二月初六日，由国王约翰六世设立。圣伊丽莎白宝星，于一千八百一年十一月初四日，由国王约翰设立，用以表彰妇女。

普鲁士王国位于欧洲北部，即当今德皇的本国，信奉福音派基督教，宝星共有八种：黑鹰宝星，于一千七百一年正月十八日，由国王腓特烈一世设立。

查考：此宝星用于表彰宗室及国家重臣，但必须先获得红鹰宝星，才有资格获此殊荣。红鹰宝星，于一千七百五年，由勃兰登堡选帝侯乔治·威廉设立。一千七百十二年，由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腓特烈·威廉四世沿袭。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十月十八日，由国王威廉一世推广。

查考：选帝侯乔治·威廉设立宝星，用以表彰群臣。一千七百九十年，选帝侯领地并入普鲁士，才开始成为王国宝星。文武勋绩宝星，于一千六百六十五年，由选帝侯查理·埃米尔设立。一千六百八十五年，改名为大度宝星。一千七百四十年，腓特烈二世厘正名称为勋绩宝星，用以表彰文武官员。一千八百十年，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重新设立为文武宝星。一千八百四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增设文职宝星，用以表彰精通技艺与实学者。冠冕王国宝星，于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十月十八日，由国王威廉一世设立。

可昂蜀勒痕日公采，即当今德皇姓氏所属的王国宝星，于一千八百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由可昂蜀勒痕海新仁日古国王腓特烈·威廉、公斯当单可昂蜀勒痕新格马仁日古国王查理·安德烈亚斯·腓特烈设立。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制定新章程。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国王威廉一世予以推广。勃兰登堡地方耶路撒冷善院圣约翰子爵宝星，于一千八百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设立。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十月十五日重新设立。路易斯宝星，于一千八百十四年八月初三日，由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设立。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由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沿袭。一千六百六十五年十月三十日，由国王威廉一世沿袭，用以表彰妇女。勋绩十字宝星，于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由德皇兼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设立。

罗马尼亚王国位于欧洲南部，信奉天主教，宝星共有两种。罗马尼亚星宿宝星，于一千八百七十七年，由王爵查理设立。罗马尼亚冠冕宝星，于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即俄历初十日，由国王查理设立。

萨克森王国位于欧洲中部，信奉天主教，宝星共有五种。萨克森王室冠冕宝星，于一千八百七年七月二十日，由国王腓特烈·奥古斯特一世设立。圣亨利武职宝星，于一千七百三十六年十月初七日，由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特二世设立。一千八百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制定新章程。一千八百七十年十二月初九日，制定增补章程。勋绩宝星，于一千八百十五年六月初七日，由国王腓特烈·奥古斯特一世设立，一千八百七十年十二月初九日，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正月三十一日，制定增补章程。阿尔贝特宝星

译》。一千八百五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王腓特烈·威廉二世设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因获授二等宝星而设立武职宝星。一千八百七十年十二月初九。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正月三十一。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四月三十日，递定增章。一千八百九十年七月十三，设立武职新宝星《西度尼宝星》（注：此处原文年份似有误，西度尼宝星通常早于1890年，但依原文直译）。一千八百七十一年三月十四日，王约翰设立旌表妇女的《塞尔维王国欧南奉希腊教宝星》，共三种，《白鹰宝星》。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二月初九日，即俄历正月二十三日，王米兰一世设立《他谷窝无考宝星》（注：疑为“塔克西瓦”或类似音译之误，依原文直译）。一千八百六十五年，王爵米哈伊尔·奥勃列诺维奇三世设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即俄历十五日，王爵米兰·奥勃列诺维奇四世推广《圣撒阿宝星》（注：疑为“圣萨瓦宝星”）。一千八百八十三年二月初九日，即俄历正月二十三，王米兰一世设立旌表学校、教堂及实学技艺的（宝星）。

译瑞典王国位于欧洲北部，兼并了挪威王国，信奉路德派基督教。其勋章共有六种。天神勋章设立于一千二百八十五年，一千七百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国王腓特烈一世沿用此案。一千三百三十四年，国王马纽斯二世设立子爵勋章。一千七百四十八年，仍沿用此案，作为瑞典勋章中最优异者。勋章中央镌刻三个字母，即拉丁文三个首字母，译为“耶稣救世主”。勋章呈十字形，各角上镌刻有翼天使头像各一，配有蓝链和宝剑。天神勋章于一千七百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由国王腓特烈一世设立，原案于一千五百二十二年由国王古斯塔夫一世设立，一千七百四十八年国王腓特烈一世重置，旨在表彰忠诚于君主、尊崇宗教（即路德派基督教）者。勋章呈圣安德烈十字形，一柄宝剑交错其中，中央镶嵌地球仪一个、冠冕三个，配有黄绸绶带。极星勋章于一千七百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由国王腓勒特第一设立，原案旨在表彰相臣、公使、地方官及博学文士。勋章呈白珐琅八角金十字形，中央镶嵌蓝牌一个，牌上有极星一个，并镌刻拉丁文两个字母，译为“不顾利害”。配有黑链。瓦若勋章于一千七百七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由国王古斯塔夫三世设立，原案旨在表彰农事实业，以荣耀太祖古斯塔夫一世于一千五百二十三年得国。勋章呈椭圆形小牌，中央镌刻金花球一个，配有绿绶带。查理十三勋章于一千八百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国王查理十三设立。挪威圣奥拉夫勋章于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由国王奥斯卡一世设立。

武尔登堡王国位于欧洲中部，信奉路德派基督教。其勋章共有四种。武尔登堡冠冕勋章于一千八百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由国王威廉一世设立，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由国王查理一世更改章程。武功勋章于一千七百五十九年二月十一日由公爵查理·欧内斯特设立。腓特烈勋章于一千八百三十年正月初一日由国王威廉一世设立，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正月初三日推广。乌尔卡勋章于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由国王查理一世设立，亦用于表彰妇女。

柬埔寨王国位于亚洲南部，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开始归法国保护，不详信奉何种宗教。其勋章有一种。柬埔寨王国勋章于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二月初八日由国王诺罗敦设立。

波斯王国位于亚洲西部，信奉伊斯兰教。其勋章共有两种。日狮勋章于一千八百八年由国王侯赛因·阿里汗设立，原案勋章呈狮子背负旭日之形。勋章于一千八百七十三年由国王纳赛尔丁设立，用于表彰妇女。

暹罗王国位于亚洲南部，信奉佛教。其勋章共有四种。九石星宿勋章仅用于表彰佛教人士。暹罗白象勋章于一千八百六十一年设立。马哈沙克黎勋章，年代不详，又称大冕勋章，专赠各国君主。苏拉松克老勋章，年代不详，勋章上镌刻暹罗国王像，专用于表彰国人。

法兰西民主国位于欧洲西部，信奉天主教。其勋章有一种。荣誉军团勋章于一千八百二年五月十九日由执政官即总统波拿巴特设立，原案旨在表彰文武官员。起初勋章定额分为十五队，每队武职大员七人、统领二十人、武官三十人、军士三百五十人，共六千五百十二人。随后逐渐增加名额，后来无限制。勋章呈三芒白珐琅星形，一面中央镌刻拿破仑像，周围镌刻橡叶与夹竹桃叶冠冕。一千八百四年拿破仑自称皇帝，增加镌刻法文四字，译为“法兰西人之皇拿破仑”。另一面镌刻鹰一只，鹰衔闪电，并镌刻法文三字，译为“荣誉与国家”。配有红绉绶带。一千八百十四年七月初九日，国王路易十八即位，下令恢复旧制，改镌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一千三百五十六年即位，一千三百六十四年卒）像，以及法文八字，译为“法兰西及纳瓦尔古国王亨利第四”。背面镌刻百合花三朵，而删去鹰像。一千八百三十年八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法国政府下令将三朵百合花改为蓝白红三色国旗。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仍恢复勋章原式。一千八百五十二年三月十六日再次更改勋章：子爵佩戴银质勋章，武官佩戴金质勋章，并折叠成玫瑰花式的调勋章；统领勋章佩戴于胸前，绶带交错如十字形；武职大员佩戴武官金质勋章，右胸增加银牌一枚；武职大员之勋章呈牌状佩戴于左胸，配有宽绶带斜搭胸前。一千八百五年，皇帝拿破仑一世在法国埃库昂设立荣誉军团女塾。一千八百九年将女塾迁至法国圣德尼，随后在附近的德国罗治及法国巴黎增设两处分塾，旋即又将巴黎分塾迁至埃库昂，三所女塾仅招收获授勋章者之女入学。

圣马兰民主国，又称圣马利诺，位于欧洲南部，不详信奉何种宗教。其勋章有一种。圣马利诺子爵勋章于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八月十三日由民主国政府设立。

哈瓦伊民主国，原为太平洋王国，即檀香山君羊岛，不详信奉何种宗教。其勋章共有五种。加梅哈梅哈勋章于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四月初四日由国王加梅哈梅哈五世设立。加拉谷那勋章于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设立。哈瓦伊王国冠冕勋章于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九月十二

译日置。大加比郁拉尼宝星，一千八百八十三年置。屋碎阿尼，即将南洋君羊岛合并为一洲的名称，星宿宝星，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置。以上四宝星，系王加拉谷耶第一个设立。阿尔人丁民主国，又称拉卑拉他，位于南美洲，不详信奉何种宗教，宝星一枚。日宝星，不详何时设立。薄里维民主国，又称上秘鲁，位于南美洲，信奉天主教，宝星一枚。荣光军士宝星，一千八百八十六年，总统商他克吕治设立。智理民主国，位于南美洲，不详信奉何种宗教，宝星一枚勳绩宝星，宝星系赏牌，由总统卑来士设立。

译晋安甘韩眠羊甫辑，析津杨凤藻兰坡校订。

法律

原法

马建忠

国家起源于家庭，家庭起源于个人。想要明白个人聚合为家庭、家庭聚合为国家的根源，就应当知晓维系国家依靠家庭、维系家庭依靠个人的法律本源。人出生之后，必定要群居共处，相聚形成团体，才能顺应自己的本性。上天赋予人类口舌，发出语言，使人能够与他人沟通情感、表达心意。如果一定要离群索居，进入深山与木石为伍，这并非顺应本性，那么语言还有什么用处呢？这就是人们相聚是出于本性的原因。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这是人的常情。然而粮食必须依靠耕种，衣服必须依靠纺织，如果人人分散居住而不能互通有无、交换劳动成果，那么耕种纺织的事务都必须亲自去做，这怎么可能呢？这就是人们相聚是受限于个人能力的体现。况且，人有嗜好欲望，嗜好欲望是争端的萌芽，如果让人各自为政、各自成家，那么争斗将永无止境。因此，必须选取那些智慧明达的人来决断事务。智慧明达的人所统领的必定是众人，于是聚集个人形成群体，聚集群体形成社会，有了社会才产生了国家。这就是各国史书中都有神灵首先出现的首领作为国家始祖的原因，希腊、罗马信史之前，之所以流传荒诞不经的说法，用来夸耀其开国君主的功德，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这就是人们相聚是顺应时势的结果。人不能脱离家庭和国家而生存，这本是毫无疑问的，但那些故意加以论证辨析的人，解释的方法各不相同，导致法律的本源变得非常晦暗不明。英国人霍布斯说：“人追求自身利益是本性。”对自己有利就是对他人不利，于是联合利益相同的人来对抗那些对自己不利的人，国家由此建立。法国人卢梭说：“人追求自主是本性。”然而我自主的行为有时会损害他人的自主权，于是大家订立契约，放弃人人自主的权利，形成一个共同的君主，国家由此建立。这两个人认为建立国家的根源，一个在于利益，一个在于契约，这意味着国家的建立，是由于事情发展到不得不如此的地步，而不是发自本性的必然。脱离本性来谈论维系家庭和国家的方法，难怪他们会认为违背法律无关紧要，而一切法治刑罚的权力都因此衰落了。追溯蒙昧初开的时代，人与万物一同生存，杂乱无序，没有君臣上下的分别，没有政教号令的颁布，只看到我拥有灵明之心，他人也拥有。我能自主，他人也能自主，虽然区分了自我与他人，但心性却是相同的。自我是相对于他人而言的，他人是自我的同类。利己也因此利人，尊敬他人实际上是尊敬自己。利益确立了每个人的本分，尊敬确定了每个人的责任，责任和本分明确之后，法律就建立了。所谓法律，是用来联结民众以均衡本分和责任的。所以说法律治理外在的行为。然而现在谈论法律的人，将法律与道理混淆在一起。法律与道理相似，但实际上相差甚远。法律治理外在行为，用来约束形体，使其不侵犯他人的权利；道理治理内在思想，用来约束心思，使其不违背良知的自然。购买物品的价值，是对方把物品给我，我负有偿还的责任。这从责任和本分的角度而言，属于法律。救济灾荒、帮助邻居，是我体恤好生之德，从而对他人有恩德；他人没有要求我必须施予的责任，这属于道理。道理可以涵盖法律，但法律难以涵盖道理。这是法学家与理学家不能不仔细辨别的。理学家在念头产生之前就加以警戒，正心诚意，使人不失去君子的品格；法学家则在念头产生之后加以约束，杜绝渐变的开端、防止细微的过失，使人不流落为小人。难以期望人人都成为君子，所以用法律来制约，使每个人各尽本分、各尽责任。如果一定要用君子的标准来要求每个人，即使是殷商时代也难以避免责备过于苛刻。一个念头萌发，善恶就区分开了。极尽一天中的念头，不知有几千万亿，如果想要法官拿着三尺法律，一一加以绳正，这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自古以来制定法律的人，之所以难以协调张弛适中、难以把握宽严得当，都是因为未曾审察法律与道理的辨别。辨明了法律与道理，那么制定法律就有标准了。法律有与人俱生的，叫做性法；法律有被人制定颁布的，叫做律法。法律的根源或许不同，但其作用相同，都是用来治理人的。

性法

制定法律的标准，以什么为标准？回答说：以性法为标准。性法是与生俱来的，如亚格沙所说，包容孕育万法，并且就是用来规范法律的准则。乐勃龙说：性法是纲纪，而律法是条目。家庭区分亲疏，财产划分你我，这是永恒不变的大经大法。世上制定律法的人，不过是依据亲疏关系限定丧服制度，依据你我关系制作凭证契约，这就是所谓的条目。法国律法将性法置于篇首，说：天下有至公不变的法律，是众法的本源，制约人的行为举止，使其遵循正理。制定律法的人常常要牢记在心，片刻也不能离开。西方各国的律法都推崇罗马法，罗马法学家基再洛说：天下有公律存在，古今不能超越，远近没有差异。奉行它的人就是人，违背它的人就是兽。律法与它相同，国家就治理得好；律法与它相悖，国家就会灭亡。恒常法律的纲要有两条，一是尊敬自己，二是尊敬他人。这里的“敬”字专门指外在行为而言，否则与

译理学家相混。所谓敬己，就是耻于做出卑劣污浊、苟且偷安的行为；所谓敬人，就是戒除毁伤他人、图谋依赖他人的事情。这就是罗马法所说的自然法有三条：一是端正外在行为，二是不伤害他人，三是偿还他人债务。人出生以来，都拥有自主权。行使我的自主权，是我的本分；通过敬己来明确这一本分。我不侵犯他人的自主权，是我的责任；通过敬人来彰显这一责任。然而，我不侵犯他人的自主权，难以保证他人不侵犯我的自主权，这就有了自我防卫的本分。他人想要行使他的自主权，而我先行使我的自主权，这就有了相爱的责任。所谓自我防卫的本分是什么？就是他人侮辱我，我拒绝他来自我保护。罗马建国的初期，十二铜表法中载有“黑夜盗窃杀人不予追究”的条款。现在的法学家如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庞德等人，各自推崇这一宗旨。法国刑法第三百八十条也说：他人来害我，我迫于形势无法避免，而伤害他人身体、杀死他人生命以自我防卫的，不算犯罪。然而这仍然有限制，限制在四个方面：第一，他人必须以强暴无理的方式加害于我，我才可以自我防卫而伤害他人。强暴无理，就是指在道义上不应当承受的侮辱伤害。如果不是这样，父母鞭打子女，法官处决罪犯，本是出于至公，如果作为子女和罪犯，也借口自我防卫来抗拒，难道合乎情理吗？第二，他人必须将强暴无理体现在行动上，我用力抗拒，才不违背情理。因此，一句话的羞辱，一个字的侮辱，不能说强暴无理已经施加，就可以逞私欲，用兵器伤害他。第三，强暴无理必须加害于我的身体，而身体之外的财物不在考虑范围内。生命死了就不能复生，财物散失了还可以重新聚集。如果他人夺取我的财物，我伤害他人的生命，无异于偷窃田地而夺取牛只。法国刑法第三百二十六条说：凡是盗贼只夺取财物而没有伤害人的势头，不得杀死。推而广之，所谓伤害生命，不仅指自己的生命，即使是他人的生命，看到其危急紧迫，从而保护他而伤害他人，也是可以的。这贝西与瑞斯两国的刑法都说：凡是有妇女儿童被强暴所伤，力量弱小难以自我防卫，旁观者杀死强暴者以保护他们，不算犯罪。第四，强暴无理加害于我，我没有逃生的路，只有以力抗力而已。普芬道夫设喻说：现在有一个人手持白刃，挺直刺向我，我背靠墙壁站立，门窗全部关闭，完全没有逃脱的机会，我也手持刀刃趁他来不及而杀死他，这就可以说是无辜了。这四条，都是用来限制自我防卫权的。国家也像人一样，人聚集成为国家，人都有自我防卫的权利，国家也有自我防卫的道理。整顿军队，修缮器械，捍卫边疆，储备战舰，都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其他国家不得因为我自强，就损害他们，使我稍微降低自我防卫的本分。然而这仍然有限制，英国是岛国，依赖战舰。从前法国人志在偷袭，不断增加战舰，而英国前往质问。英国和法国相邻，增加修缮战舰，法国的利益就是英国的危害，所以英国可以过问。法国如果听从英国的请求减少战舰数量，就可以相安无事，否则英国一定会趁法国水师尚未强大而先攻击它。这是为了说明自我防卫者不得逞强以危害邻国。英国和法国多次约定，将对着海口岸的各炮垒全部拆除，以示和好。巴黎会议，不允许俄国人在黑海口制造战舰铸造火炮，并摧毁该海口岸的各炮垒。又英国人先前将爱奥尼亚群岛让给希腊，约定希腊先拆除岛中的炮垒，恐怕阻碍商船往来。这是各国修筑炮垒不能自主，害怕其妨碍邻国。然而这之所以能限制他国自我防卫的权利，在于约定而不在于道理。抛开约定不谈，那么增加战舰修筑炮垒，终究不出乎公法之外，国家的自我防卫权就是这样。试就自我防卫的道理进一步论述。他人想要伤害我而我拒绝他来自我保全，固然正确。然而有时恐怕祸害波及我，身体强壮夺取他人的物品来自我保护，理学家不认为这是正义的，却是法学家所应当权宜处理的。现在比如乘船渡海，不幸船沉，仅存一块木板，将被他人先得到，争夺是不义的，不争则死。活着是为了法制，死了则法制穷尽，我只有用无法之法，来奉行我的法制而已。又比如饥荒波及我，而在我身边的人有饭食汤羹，吃了就活，不吃就死。君子与其死也不愿吃一升不义的粮食，然而这可以要求君子，却不能期望平民，法律是用来约束平民的。瑞典的法律说：“凡是有急难，夺取他人的物品来自救的不定罪。”英、法、奥三国的法律，只从轻定罪，然而害怕以此打开争斗之门。所以不说无罪，而将定罪权给予法官，听任案官绅士按比例权衡轻重，这是权宜。至于有人以势力胁迫我，以死亡恐吓我，逼迫我做一件不义的事，那该怎么办？明知故犯叫做罪，这却不是我的本心。法国法律所谓“被势力胁迫而犯罪的定罪”，如果威力逼迫我的身体，使我不能自主，这简直是器物使用我的身体。这与百工成事而良不良，不问器物，只问执器物的人，是同一个道理。这是英、德、普、奥、西五国法律所谓“威力逼人而人为所用，罪不归于被胁迫者而归于胁迫者”。以上则专指势力而言。如果弟弟对于老师

译父母对于子女，妻子对于丈夫，虽然各自都有顺从命令的责任，然而顺从的依据仅仅在于师长、父母、丈夫这些身份所固有的常理。如果情况有变，强行命令弟弟、子女或妻子去做一件不善之事，这就背离了师长、父母、丈夫的职责，这样的弟弟、子女、妻子，就不必再以师长、父母、丈夫的身份来看待他们，而可以直接把他们当作外人来看待了。

百姓对于君主却不是这样，因为国家有法度章程，百姓应当遵守而不能私下非议。因为法度章程，不是君主一人的私见，而是整个国家的公例。如果君主驱使臣子去做不义之事，臣子明知如此却故意逢迎，那就是背弃道义。如果不是这样，古往今来又怎么会推崇那些坚守正道、不屈服于权势的谏臣呢？

所谓相爱的责任是什么？回答说：是用恩惠来惠及他人。基再洛引用古诗论述说：“游人迷失道路，跟随他并为他指路，对我没有什么损失。就像我拿着蜡烛去点燃别人的蜡烛，我的蜡烛依然明亮，别人的蜡烛也亮了，双方都没有损失。”用这种观点来谈论恩惠，乃是法家的偏见，而不是真正的实惠。

法律固然不能要求我损害自己来使别人受益，但与人共同生活，必定有相互帮助、相互怜悯的时候。今天别人需要我安宁，必然有一天我不需要别人，所以法律家推论相爱的道理，虽然不能要求别人施予实惠，但拯救溺水者、救助患难者，是应尽的本分。小孩掉进河里，看见的人奔跑去救；路人濒临死亡，路过的人解囊相助。这是出于本性中无法抑制的冲动，也就是本性法所说的相爱的责任。

由此看来，本性法的纲领，原本源于尊重自己、尊重他人的道理，推广为相互保护、相互关爱的原理，用来维系社会伦理的，关键就在这里。研究法律的人应当知道，当有所亏缺时，要参酌法律；制定法律的人知道法律的常规是不变的，从而将其宣示于法律之中。本性法可以忽视吗？

译原律

自然法，是用来联结君主与百姓，均衡他们的职责与分工，使他们彼此相爱、相互保护的。然而古今崇尚不同，南北适宜各异，风俗因此参差不齐，好恶因此各不相同，天下的法律于是源头相同而支流有别，千差万别，无法穷尽，律法由此产生。律，是通称，天地之间形形色色的事物，没有不有律的。日月七星之所以环绕运行，称之为摄律。筋骨血脉之所以流通，称之为生律。皿律，是万物相互维系之理，推及国家，难道唯独不是这样吗？孟德斯鸠说：“自然法，根植于本性而产生，不因为习俗风尚而改变，不因为寒热气候而更替。等到人与人相聚结成团体，团体与团体互相联结形成国家。于是人情不同，将众人不同的性情合聚成团体，则团体与团体不同；将众人相聚的团体结合立国，则国家与国家不同。国家既然与国家不同，那么用来维系它们的律法也就不能统一。”如今医生对待疾病，性质寒凉的病症投以热药，性质燥热的病症辅以温药。国家的律法也是如此。远看古代，罗马律法因袭希腊律法而有增减损益。法国与日耳曼因袭罗马律法而又加以增减损益。施行于各国后又为之增减损益，各国律法之所以不能强行使之相同，是形势使之然、地域限制使之然。然而推究律法的宗旨要义，都是上面所制定，用来维系君臣伦理的。况且律法是人制定的，而制定律法的原因，是因为有制定律法的权力。

定律

国家所依赖以建立的，是拥有奔走天下作为手足与约束天下作为心思的权力。用来奔走天下的，则有执行律法的权力；用来约束天下的，则有制定律法的权力。然而仅仅拥有奔走天下的权力，而不先确定其限制，那么执行律法的权力其弊端必定会走向泛滥。那么用来限制的是什么？说是制定律法的权力。所以制定律法的权力超越众权而先于其他权力。国家有国家的体制，或是君主制，或是民主制，或是君民共主制，看其国家而后知道制定律法的权力属于何人。这在《国律篇》内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现在暂且论述制定律法的次序如何？制定律法共分四件事：一是草创，用来条陈办法的大旨；二是讨论，用来参考新法的利弊；三是准定，用来申明新法正式成为法令典章；四是颁行，用来宣布新法必须遵守。各国的体制不同，而所谓草创、讨论、准定、颁布执行的权力于是清晰地各自区别。以法国为例，在咸丰二年（1852年）初改君主制，所以君权偏重，而草创新法的权力专归君主，由枢密院起草，移交给上下两院讨论。议臣只能讨论新法的优劣可否，而不能删改。删改的，也只有枢密院而已。同治九年（1870年）改定民主制，而议院权重，于是议臣也能条陈新法了。这是法国的制度。英国是君民共主之国，权力在民，只有大赦的命令专由君主发布，遇到军国大事，各位大臣才能条举新章，而草创的权力专归民选两院。但求条陈新章，贵族院议臣只需先告知贵族院而已，而贵族院无权禁止。平民院议臣必须请示平民院而后可以行动。平民院议臣大多是后生新进，不警戒他们血气方刚，将会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所以限制他们，也就是区别贵族与平民两院尊卑之分。比利时国律第二十六条与普鲁士国律第六十四条都说：君主与议臣都能草创新法。只有普鲁士尊为民主之后，首相也能草创。荷兰国律第一百零四条说：君主草创后交给下院，然后移交给乡选，以议论得失，而将删改的权力专属下院。西班牙国律第三十二条以及葡萄牙国律第四十五条与荷兰的制度相同，只有讨论的职责专归上下两院讨论决定，而议臣各自发表可否意见，赞同的超过半数则确立为法令典章，反对的超过半数则搁置。虽然如此，律法既然已经制定，而用来准定的却不属于制定律法的权力，这是有执行律法的权力在。咸丰二年法国国律第一节说：“律法制定之后，准定只有君主颁布执行，也只有君主。”评论的人说：“准定与颁布执行的权力同一签署而已，何必区别？”不知道准定的权力即给予国主驳斥的责任，而颁布执行的职责只是晓谕臣民遵守的分工，其事虽然一样，但其用意的不同竟如此之大。制定律法期望于施行，执行律法在于宣布，颁布执行的人是用来宣布的。不然，国内两三个大臣更定法律，况且近在咫尺的人或许能听到定论，而偏远地方的百姓如何得知新颁布的政令？于是执法的人用未公布的律法来约束无知的百姓，不几乎是在欺骗百姓吗？法国宣布的方式因时而变，先前新律一出

译于是由里胥击鼓告知众人，担心这样做显得轻慢，便改为张贴告示于乡镇的方式；如今报纸流传日益广泛，所以用刊印报纸来代替张贴告示。报纸有快慢之分，一律以官方报纸为准；地方有远近之别，则以官方报纸送达府衙后的第三天，作为该府开始遵行新律的起始日；其远近的界限，则根据府城距离都城所需的天数来确定，远一天路程，就比都城遵行新法的时间晚一天，由此依次推算直至边远地区。究其根本，这种颁布法律的方式，全国遵行并不能完全一致，加上各府填写日期时繁多复杂，容易产生歧误。意大利法律规定：“凡是新制定的律例，等待颁布十五日后，全国共同执行。”这是简单而容易的方法。如果有局势紧急、变故多端的时候，于是颁布新例来补救法律所不及之处，就不受期限限制，一经授予府衙，立即公布，当时就应当遵守。制定法律既由议院负责，执行法律既归于君主，然而议院所制定的法律施行于全国，流传于后世，只能概括大纲，而没有闲暇去罗列细目。法律之外，还有随地变迁、因人而异、遇事更改的条例，难道能逐一陈报给议院，逐一命令讨论吗？因此，上至君主，下至臣僚，都有发号施令的权力来补救法律的不足，正因为它补救法律的不足，所以所颁布的号令不得明显违背法律。那些号令中有随地变迁的，例如法国君主可以根据当地情况，在各大城市创建商业学院，就是这样。有因人而异的，例如提拔某人，或推荐升迁某人，向全境昭示，就是这样。有事变而更改的，例如颁布条教，则一概由枢密府拟议。法国最初制定器械时，有能巧妙构思新式样的人，准许他领取执照专门制造，以显示鼓励的条例。但是什么算新式，什么算沿袭旧式，以及每一种新式限定专门制造的年数等细节，则由君主下达给枢密府拟议后确定。那些不能僭越使用政治权力的，有哪一点呢？一是赋税不能擅自增加。赋税取自百姓，用来供给国家费用，不是用来满足君主的嗜好。况且赋税出自百姓的产业，百姓拥有产业，就有主宰使用其产业的权力。如果不是心甘情愿缴纳，不得擅自夺取他们赖以生存的物品。而百姓是否心甘情愿，又不能挨家挨户去询问。于是设立议院。议院，是由百姓自己推举，为百姓传达意愿、抒发情感的机构。所以增减赋税的权力，专门归属于议院。二是刑条不得专门设置。刑罚，是一个国家的公共惩罚。推究其本源，人人都能自主，而必须将自己纳入国家体系之内，都要出于本愿，不是能用刑罚驱赶、用权势逼迫的。但是既然将自己纳入国家体系，就应当遵守国家的条约。条约，就是法律。担心他们不遵守法律，有扰乱国家安宁和谐的行为，所以特别制定禁令申诫，使国人能够惩治过去的罪行并警惕未来。这就是刑罚制定的缘由。那么刑罚出自国家的约定，而不关乎个人的私制，所以特别将它的权力专门托付给议院。至于赦免的权力，寄托于君主，是为了广施好生之德。况且刑罚，是用来威慑治理天下的工具；财赋，是用来役使天下人的手段。担心治理天下的人挟带一己之私，施行严刑和重赋，就剥夺他们用来威慑治理天下以及役使天下的权力，转而归还给百姓。西方各国千百年来，有的水深火热，受不了暴君的残虐，一旦众叛亲离，君臣名分就土崩瓦解，不可收拾。幸运的与百姓约定法律，建立君民共主的国家；不幸的宗庙灭绝，建立民主的国家。这是因为百姓不把君主当作尧舜那样对待，而是先以桀纣那样的暴君看待君主，知道对君主的责望卑微且切近，那么寄托于君主的期望就狭窄且渺小。远观历代史书，才知道治乱兴亡也未尝不基于此。法律由议院制定，法令由君主颁布。如今法令，是治理百姓的大法，保存着一国的宪章，关键在于执法者能够斟酌并善用它罢了。

译运用律法

律法旨在施行，然而律文的词句旨意简练严谨、深奥广博，不易探究，必须等待讲解之后才能明白。讲解律法的分为三派：一是读律家将律意详细谨慎地体察，反复考证，著成书籍。但这出自律师的个人心得，并非就是律意的正宗，所以他们的讲解各条可以作为司法的指南，不足以作为律法的典则。二是汇集各刑院的成案，以求律意所在。但诉讼繁多，往往有事情相同而情状不同的情况，刑院只考察情状来援引律法，所以同一诉讼，有时两处刑院判决会有相左的，有时同一刑院先后判决会有分歧的。由此可知，成案不足以体现律意。三是制定律法的人重申条例，以补充古例的不足，这些条例与律文互相阐发，是运用律法的人应当谨守的，不能凭自己的见解随意更改。偶尔有制定律法的人见到古律的意思隐晦而难以理解，就采纳讲律家所著的书籍，定为正注。如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将乌尔比安的注解颁布全国；前明弘治八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将巴尔多洛的律注施行全国，就是这样的例子。然而也有制定律法的人自以为是，严禁他人注解。如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编纂法典，禁止他人笺释；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以及法国国王拿破仑一世颁布法律，禁止他人注释。一代的典章制度，固然不能妄加改窜，然而法律垂范以昭示后世，历经百余年，一治一乱，其盛衰的时代已经具备。所遭遇的变故，所遇到的形势，也各不相同，如果只让司法者拘泥于章句，牵制于文义，不为之斟酌古法以准绳今事，以融会贯通，其弊端必然导致抵触而无法施行，而古人立律的深意，反而因此变得晦暗，以至于私心自用。撒尔登是英国律师，论及英国以义结案的法律说：“义是美好的名称，到了失去其真义而只存其名，还能称为义吗？天下积弊的产生，都有美好的名称作为庇护，而祸根得以滋生，那么名称的美好，就是祸乱的根源。”至于遇到疑难案件而律法没有明文规定，这时应当悉心参究，务求公平允当，这是运用律法的人首先应当融会律意的。原本制定的律法，遇到诉讼，依据它来定案，这是固定的。然而新颁布一条律法，或者遇到诉讼，事情发生在新律之前，案件发现于新律之后，将如何处理呢？回答说：制定律法原本期望遵行。至于律法未制定之前，并没有这条律法，凭什么遵行？如果用新律来约束在新律之前行事的人，百姓将无所适从。所以律法，约束未来而不约束过去，这是常理。然而有理之变通的情况，事情发生在新律之前，新律固然不能约束它。如果事情虽然已经完成但名分已经确立，又将如何处理呢？回答说：所谓名分有两种，有已得的名分，有希求得到的名分。两者名称相同而实质不同，应当用罕见的比喻来阐明。法国户籍律规定：死者无子嗣而有兄弟，则兄弟继承财产，寡妇不参与。假设有甲某死后，没有子嗣，也没有遗嘱，只剩下弱弟与寡妻。于是在讣告报官之后，忽然新颁布一条律法，说妻子与兄弟平分遗产。那么日后分产，用古律呢？则妻子不能继承。用新律呢？则弟弟失去一半。回答说：应当从古律。因为兄长临终之时，正是弟弟已有完全获得兄长财产的时机，妻子不能争夺。如果死亡发生在新律之后，而患病发生在新律之前，则用新律，这是因为弟弟不能说兄长患病之日，已有希图完全获得财产之心，从而阻止寡妇平分其产。太史公律专指责任划分，而事情成不成无关紧要。既然有应得的名分，就应当用应得名分之时的律法来约束。至于新定的刑条，则不然，处罚只从轻，这是定理。假如有罪犯在新律之前而结案在新律之后，如果新律重于古律，仍从古律定罪。因为罪之应处以刑，不是在法官审知其罪之日，应当实在作奸犯科之日，已有应诛的罪名，而那时可诛的刑条仍是古律，所以用古律处置。如果新律轻于古律，则制定律法的人的本意，只是嫌古律过于苛刻，所以重新制定宽刑。这时应当用新律定罪，以体察立律者忠厚之心，这是运用律法的人应当考察先后顺序的。

废除律法

自然法古今一致，律法随世代变迁。凡是适宜古时而不适宜今时的律法，应当废除，而不援引为法。废除有明文特别申明的，以显示古律已经删改；废除有隐含于新律中的，因为与新条不可并行。这固然显而易见。如果有古律明文未见删除，新律也不相违背，而年代久远，官司既不再遵守，百姓也不再遵行，将怎么办呢

译有人问：这应当废弃而不再使用，只是沿袭世俗风尚罢了。法律是随着时代制定的，时代已经更替，那么依据时代制定的法律也应当随之变化，这是时势使然。但是，奥地利第九节与英国法例中，有“古律不得因世俗风尚而废弛”的条款，所以英国诉讼动辄持续多年，诉讼双方都在残缺不全的旧书中翻找古律来证明自己的案子。法官虽然通晓律文，但数百年来颁布确定的法律堆积如山，难道能一一遍读吗？所以对古律感到茫然。这时应当考察其年代，领会其意旨，才能做出判决。嘉庆二十一年，有个英国人名叫赵尔东，杀死了一个名叫亚斯东的姑娘，情节非常严重，但官府误以为是过失杀人而释放了他。死去女子的哥哥上诉要求翻案，赵尔东到案后请求与女子的哥哥比武来决定是非，并且说这是英国古律允许诉讼双方角力决胜，至今没有明文废除。司法官员拘泥于古律，不能驳斥，而女子的哥哥自估力量不能敌过，于是解除比武约定，第二年，议会特别制定废除了诉讼中比武的法律，但女子已经含恨终老。这可以作为拘泥古法的警戒。法律有因时代而废除的，就有随时代而产生的。在远古时期，人世茫茫，礼乐制度尚未确立，所以凡是法律都顺从习俗。现在制定法律和施行法律的权力明确区分，各种法律必须经过确立，才能作为准则遵守。虽然如此，英国、普鲁士、美国三国的法律中，有很多没有明文规定却遵照执行的，司法官员应当援引的，就是世俗风尚。

译分律

法律用来规范事务，事务产生实际效用，因此法律有因效用不同而名称各异的情况，也有因事务不同而各自区别的情况。那些因效用不同而名称各异的情况，共有十二类：第一类是纪纲之例，用来确定上下级的界限，使他们足以相互制约，上级不独断专行，事事都遵循宪章，下级不妄加干预，一一都听从既定法则，国家的根本就在于此。纪纲之律，不仅民主国家有，君主与民众共治的国家也有，其详情记载在国律篇中。第二类是条目之律，纪纲之律只揭示要点，不能详细分析，于是就有条目之律存在。咸丰二年，法国改为君主制国家，当时纪纲之律来不及详细记载，乡里吏胥以及邻里各条，责成国主使其能够自行制定，这就是条目之律。第三类是命令民众必须遵行的法律，如成年男子应当服兵役，拥有恒产应当缴纳赋税，以及法国户口律第二百零五条所说子女应当赡养父母和祖父母等。刑律属于此类，用来命令司法官员遵行刑法典，不得任意增减刑罚。第四类是禁止民众违犯的法律，户口律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男子未满十八岁，女子未满十五岁，不准结婚；其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凡男子已有家室而女子已有夫婿者，不准再行结婚。其他如禁止出售军火等物品都属于禁律。至于杀人抢夺等罪行，考察各国律例，未曾明确禁止，并非这些罪行不在禁律之内，实在是因为这些罪行违背人性，有不待禁止而自然禁止的道理。法律源于自然法，如果自然法所禁止的再次申明禁止，那么人的智慧有限，将会禁止不该禁止的，而该禁止的或许会遗漏，岂不是挂一漏万吗？所以用不禁止来禁止。但是瑞典律论婚姻第一条说，求婚应当询问女方亲属，如果以势力欺诈娶妻的应治丈夫的罪，求婚不得以势力欺诈娶妻。基于人性，有些行为不待法律禁止就知道违法，而瑞典律特别申明禁止，实在是因为瑞典开国之初，婚嫁时习惯持兵器强行娶妻。第五类是允许民众行为自由的法律，户口律第一千零七十五条说，父母和祖父母在世时可以替子孙分割家产；其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说，男女结婚之前可以指定财产互相馈赠；又第一千三百八十七条说，结婚后男女家产如何管理，可由两人自行制定章程。这些都是允许可行而不必行的，也不违反法律禁令。然而有些法律虽然没有明确允许，但也没有明确禁止，行与不行，听人自主。所以法律说：“法律不禁止的，都是可行的，就是这样。”第六类是新制定的法律，用来增减变更原有法律的。第七类是解释法律的法律。法律有隐含的意义，导致执法者不能明白，于是立法者就其原文详细申说，并非对原例有所改动，而是对原律重新详细解释罢了。第八类，法律有管辖全国范围的，叫公律。第九类，法律只管辖一个区域的，叫部律。法国新律之前，各部各有自己的法律，不得在其他部施行。到现在英国绅士和民众两院，每次颁布新律，有专门适用于英格兰的，有专门适用于苏格兰的，有专门在印度施行的，这是政教随着地方的风气而定，不能强行使它们统一标准。第十类，有选择特定人施行的法律，如所有田地都征税，王室庄园不征；所有罪行都控告到审院，只有九位高官之长则上诉至上议院，就是这样。第十一类，有防止混乱萌芽，特别制定法律以预先杜绝的，如刊布新书以及日报等项，担心其妄生是非，命令印刷官在发售之前，必须呈交教育部审阅批准之类。但是这类条例，各国渐渐废除，认为日报议论正确就应当改正，错误就应当惩罚，未尝不是执政者的鉴戒。第十二类，因权宜制变的法律，时局仓促，常规法律不足以制约，特别开例解禁而制定一种非正式的法律，以平息动乱，如战时，各犯应当以军律治罪之类，就是这样。

法律有因事务不同而各自区别的情况，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物产之例。诉讼案件繁多兴起，大多是由于分割变卖不得其法，所以先明确制定易主、互市以及分割各项法律，以杜绝争乱萌芽。这就不问业主是本国人民还是他国人民，都用同一法律规范。财产置于国内，而国内每一寸土地莫非国土，不能因为业主籍贯在他国而将其排除在我国法律范围之外。这就是所谓法律跟随土地，问土地不问主人，而他国的法律不得在我国境内施行。第二类是防乱之律。一个国家治安的景象，只有居住在我国境内的人，各自守住本分，各自从事职业，不致侵扰他人。担心有作奸犯科的人，于是制定制止暴行、战胜残害的法律。于是踏足我国土地的人，都安居无忧了。只有各国使节出聘通好，就以身代表其君主，而我国的法律不得施加于他们。尊敬其人，就是尊敬其君主。第三类是户口之律，用来规范本国人民婚嫁、成丁的期限等。户口之

译法律是随着人而定的，不因地点的改变而转移。既然太皿生来就是法国人，自然就有成为法国人的道理，难道因为他到了英国、普鲁士或俄国，就改变了他出生的地方，从而改变他作为法国人的身份吗？比如法国法律规定，男子结婚须年满十八岁，女子出嫁须年满十六岁。假如法国女子革马居住在西班牙，竟然援引那里的法律，年仅十四岁就出嫁，那就被认为是乱婚。又如法国法律规定以二十一岁为成年，假如有普鲁士人年满二十二岁，在法国买卖货物，仍然可以收回，原因是他作为普鲁士人尚未成年。有人怀疑，户籍法律虽然只针对本国人民制定，但境内不应有两种法律，怎么容许用其他国家的法律施行于我国境内，从而削弱我国的权力呢？不知道地域分南北，气候寒暖不同，人的体质也就各异，不能强行统一。法国女子年满十六岁才出嫁，就像不能强迫普鲁士男子年仅十六岁就娶妻一样。因此各国关于户籍的法律不能完全一致，如果都遵循居住国的法律，那么一个人可以经历几个国家，他所缔结的婚姻是正妻还是私情就无法判断，所生的子女是嫡嗣还是私生子也难以定名，而伦理常道与产业分配，其混乱将不可胜言。推而广之，如果未成年就订立契约，卖主和买主都将无所适从。所以各国害怕因此产生混乱，默契地相互让步，从而形成了这种变通的格局。况且，婚姻的年龄虽然遵循出生国的法律，但婚姻的仪式仍然遵循居住国的法律。仪式是表现在外部的，不允许在我国境内实行别国的礼式，向臣民展示特殊的举动。而且，婚姻是否成立，完全以外部可见的证据作为凭据。我国既然没有官员亲眼看到我国人民在别国居住时确实结婚，就不得不以别国官员的证明为凭信。而别国官员，也不能用我国的仪式来规范，只是以别国官员的凭证作为佐证罢了。假如法国人民在俄国婚娶，必须由俄国官员在此证明，这是定例。偶尔有到本国领事馆或使馆内领取执照的，这是法律的变通。法律因用途而不同，随事务而区分，既然已经这样了。然而逐条法律都有其对应的事务，并且有其用途，用途与事务混杂在同一条法律之中，用来讲解律例，必然导致混淆而毫无头绪。所以法律应当分门别类，这样研读法律的人才能寻流溯源，不至于望而生叹。法律分为两门，一门用来规范民众与民众之间交往的事务，叫做民律；一门用来规范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的事务，叫做公律。民律又区分为三类，一类用来规范户籍和产业的划分，叫做户律；一类用来规范商民交易的规则，叫做商律；一类用来规范商民诉讼的文书，叫做讼律。公律也区分为三类，一类用来确定国家的体制，叫做国律；一类用来确定官吏的职权制度，叫做吏律；一类用来确定刑罚的轻重，叫做刑律。最后以公法作为终结，用来确定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的事务。因此应当统论各种法律并加以排序。如今立法，期望达到治理和平，这是固然的道理。治理和平的功效，由上层掌握并向下层奏效。之所以能使治理和平的功效向下层奏效，是因为有户律，使人人得以维持生计；如果生计难以维持，有商律，使人人得以谋求利益；如果有奸诈之人扰乱我的生计并夺取我的利益，有讼律，使人人得以自我保护，以申诉其不平。然而下层之所以能奏效，也看上层是否善于掌握方法。这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制定上下的界限，使下层不扰乱上层，上层不侵扰下层，这就是国律，而百姓知道方向。一个国家地域广阔，不是一个人所能遍及的，所以划分为各个区域。一个国家事务繁杂，不是一个人所能亲自处理的，所以设立百官，这就是吏律。虽然如此，那些顺从教化的人本来就已经相安无事，接受我的管辖了。但人口众多，土地广阔，难以保证没有不顺从教化的人，而治理方法的权力用尽时，就应当有威慑天下、惩罚天下的手段，于是刑罚就产生了。刑罚，是警示将来，威慑天下的手段；惩戒过去，惩罚天下的工具。所以最后以刑律作为终结。内部已经修治好了，如果有的国家不信任我，就设立使节往来，以沟通诚意；如果有的国家侮辱我，就发动战争，以讨伐其罪过。而使节往来、战争征伐虽然没有固定的法律，但要有确定的法则，所以最后以公法作为终结。

译户籍

马建忠

户律，是用来确定百姓的身份名分，保护百姓的财产，使每个人都能实现其生存权利的。人生在世，亲属之间有亲疏的差别，社会上有贫富的区分，如果不严格设立防范界限，那么亲近的人反而变得疏远，疏远的人反而变得亲近，伦理纲常就会混乱。如果不严格制定约束规范，那么贫穷的人可能会羡慕富有的人，富有的人可能会厌恶贫穷的人，社会风俗就会败坏。伦理纲常混乱，百姓就会多冒犯名节、违背道义；社会风俗败坏，百姓就会互相欺诈、彼此猜忌。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依靠道德教化或权势禁令，来期望政治简约、刑罚清明，就太晚了。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工具，而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为什么呢？也不过是为了确定百姓的身份名分，保护百姓的财产罢了。所以，为了确定百姓的身份名分，就有户口方面的法律；为了保护百姓的财产，就有产业方面的法律。然而，百姓的财产并不能永远保全。所以，为了让获取财产有正当途径，舍弃财产有合理方法，就有交易财产方面的法律。法国的户律条理分明，最为详细明晰。近来各国新制定的条例，大多依据它进行增减修改。总共统计有二百二十八条，分类为三卷，分别叫作户口、产业、易产。每卷有章，每章有目，每目有条。这里暂且分类论述。户口，是就整个家庭而言的。家庭由人聚集而成，要论述家庭形成的原因，首先要论述人确立身份的依据。西方格物学家说：“能够感觉和推理的就是人。”人与禽兽相同的地方在于感觉；人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在于推理。研究法学的人说：“众法所依附的对象就是人。”法律因人而产生，只有人能知晓它，只有人能遵守它。这只是泛泛地论述人，还没有确切地指出人的定义。所以研读律法的人说：“有责任名分的就是成人。”这种有责任名分的成人，西方语言称为“贝尔桑那”，源于拉丁文，意思类似于戏剧中的角色。戏剧中的角色，净角、丑角、生角虽然共用同一个身体，但情境各不相同。世间往来，父亲、儿子、丈夫虽然都是同一个我，但责任名分却各不相同。所以借用角色的名称，来确定责任名分的归属。由此看来，不仅有五种伦理关系责任名分的成人，即使合资成立商会、变卖财产设立义庄，也有债权户、债务户、产业户的责任名分。这些具有成人实质的人，不妨用成人的名称来称呼他们。人的责任名分源于亲疏关系，造成亲疏关系的原因，不外乎生死、婚嫁这三大事。建立一套册籍，明确记载，那么亲疏的区分就不必担心会混淆。出生册籍用来端正嫡庶的区分，继承财产据此确定。死亡册籍用来核查存亡的实况，家产据此分割。婚姻册籍用来确定夫妻的正统关系，继承子嗣据此确立。这三类事项，各自由本家选取几名见证人亲自向里胥报告，里胥将信息登记在册，上下注明日期，年终将册子送往审院。空白册籍由审院监司预先写明册子的页数，并在两页接缝处加盖印章，然后颁发给里胥，以防止抽换作弊。有生死婚嫁不报告的，予以治罪；里胥舞弊的，追究罪责，这是厌恶执法者玩忽法律的表现。人生而有籍，籍是用来确定责任名分所在地的，不必拘泥于出生地作为籍贯，也不必以居住在该地作为籍贯，只需实际指定一处，凡是诉讼的发生、官方文书的投递，都在这里进行。否则，同一桩诉讼，可以在多处控告，审院无论各院越境审理事务，都违反律法纪律，即使这样，双方当事人的奔波劳碌，也令人不胜其烦。偶尔有债权户、债务户居住在不同籍贯的情况，任意指定一处作为籍贯，日后涉及诉讼，就在此处的审院控告，以方便双方，这也是变通的方法。这里所说的籍，只是就境内而言，所以出入一籍，是否有页码告知，已经明确了。虽然户律制定于有籍的民人，但也旁及旅居的外国人。在籍者与寄居者的责任名分不同，不容不加以区分。本国民人的权利，如选举议员、担任长官等是也。其义务，如按时婚嫁、供给徭役等是也。这些权利和义务，凡是旅居的外国人、中国妇女以及未成年者都不参与。至于籍贯隶属法国，出生即在籍的人，如果父亲是法国籍，那么儿子出生的地方，无论国内国外，都跟随法国籍。这是籍贯由人决定，古代法律外籍之子出生在法国境内，就隶属法国籍，这是籍贯由地决定。近代法律说：或者祖父都是外国人，只有父亲出生在法国境内，那么儿子出生时就隶属法国籍，以防止边境民众跨居两籍以逃避服役的弊端。只允许他们在成年后一年之内声明不愿在籍，方可免除服役。有在出生后入籍的人，凡是外国人愿意隶属法国籍，应当先呈报案件，准许其寄籍三年，然后由国君颁布诏令准许其入籍。那些为法国大力招垦土地的人，虽然寄籍一年即准许入籍，以示优待。至于外籍妇女嫁给法国人，则妇女跟随丈夫的籍贯。那些出生在法国境外的外国人，或法国人出籍的子孙，或外国人入籍的子孙，都不需要国君特别命令，一经本人声明即隶属法国籍，因为他们习惯了法国人的心性，所以给予他们籍贯很容易。凡是法国人私自隶属外籍，以及不向法国朝廷禀明，私自接受外国官职，或投奔他国军队的人，一概削去籍贯。只是惩罚只及本人，而事前所娶的妻子、所生的儿子仍在法国籍。俄国、荷兰、西班牙、比利时，都像法国一样。凡是外国人入籍，必须国君颁布诏令。奥地利、普鲁士两国的新律，凡是外国人接受其官职而未声明仍为外国人的，即算

译入籍。又据普遍律例，外国人若无事寄居，一经呈明，即由本地官员颁发执照入籍。只有英国人有“生为英民，即长为英民”的说法，入籍也困难。直到同治九年，才准许外国人在英国购置土地，而出入英国国籍的律例稍宽了。至于外籍人民旅居法国境内，所享有的权利随时代变迁。从前，希腊斯巴达城禁止外国人寄居，其雅典城严禁外国人越出其界地。罗马立国时，地广人稀，特地招徕流民佣工；等到强盛后则严格制定限制。到了西方各国封建时期，虽然准许外国人在境内购置产业，但业主死后，财产充公，不准继承。近来凡是外籍人民，除了任职、做官及被选为议员之外，所享有的权利与本国人民无异。如继承宗族产业、开采矿穴、领取新式制造器械执照、收买法国银行股份，都不禁止。只是外国人如果不是行商而作为原告者，应当提供担保，恐怕其诬告，则所罚的使费赔累，一旦出境，就无法追偿了。若有财产在境内者，免除其提供担保。因为行商尚且流通，如果强行命令提供担保，则营运有阻碍，这绝不是鼓励客商的办法，所以免除令其提供担保。

译建立家庭

既然论述了人之所以能有所成就，就应当论述家庭之所以能得以建立，这是先有个人而后有家庭的道理。那些在籍与不在籍的人，以及未成年或虽已成年但愚笨的人，这是就个人而言，所以称为“口”。如果通过婚嫁来端正夫妇之道，通过父子关系来明确慈爱与孝道的义理，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对待而言，所以称为“户”。户，就是家庭。家庭由人聚集而成，这大概是国家的雏形吧？古代家庭与国家各自有相互依存的关系，起初权力掌握在家长手中，而各家之间互不统属。大禹之后，因为家庭数量日益繁多，同处一地居住，难免产生争执，于是公众推举一位年高德劭的人，来裁决各家的纠纷，国家的雏形便由此产生。起初的制度不过是联合众多家庭来组成一个国家，这就是国家因家庭而形成的道理。不久国家势力逐渐强盛，政治教化开始推行，那些明智的人根据土地性质的寒暖以及人情的强弱，确立为国家制度，并以此来规范家庭。所以希腊的家庭制度宽松，罗马的家庭制度严厉，这就是家庭因国家而形成的道理。西方近代治理中，国家制度与家庭伦理分为两途，完全不相干。泰西国家的体制可以逐年更替，而旧有的家族风俗只凭世代相传而定。虽然如此，家庭伦理的宽严固然难以用法律来约束，但是家庭之中有结合异姓成为夫妇的，有由二人所生的后代延续的，假如统称为夫唱妇随、父慈子孝，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不为此严格规定界限，说不这样就是触犯法律，让百姓有所遵循，那么所谓的唱随、慈孝这四条大道就没有边际了。即使是圣人，终身践行也嫌不足，而想要以此来约束愚昧的百姓，稍有不慎就说事关风化教化，处以重刑，不几乎祸害百姓吗？西方研究法律的人说：夫妇之道在于唱随罢了，然而同居容易亲近，容易产生猜忌嫌隙，所以在婚姻的先后顺序上有定制，这样夫妇才知道方向。父子之间在于孝慈罢了，然而溺爱而不明理，导致产生隔阂，所以在家庭责任的划分上有定法，这样父子才知道方向。这是家庭法律的纲领。试着进一步论述。

成年与未成年

境内人民，有的在籍，有的寄居，既然已经明确区分了他们的身份，然而国家之中有年幼的人，有弱小的人，阅历不深而与世人交往，难免有交易之事，那些狡猾的人正想利用他们的愚昧来欺骗他们不知晓的情况，这是制定法律的人应当急切保护他们的地方。然而不能一一询问他们阅历的深浅，所以根据年龄来确定他们是否有知识。法国以年满二十一岁为成年的界限，英国、俄国、比利时的法律也是如此，普鲁士限定为二十五岁。凡是成年之前，私下订立的各种买卖契约都如同废纸，以防他们无知而妄作。然而有未成年而早年丧父的，这应当亲自处理家务，法律特别设立一位辅助孤儿的人来代替他。辅助孤儿的人有亲属担任的，有特别选任的。如果是亲属，父亲去世儿子继承父亲的财产，则由母亲辅助；儿子继承母亲的财产，则由父亲辅助。西方国家婚姻男女财产不合并，所以儿子可以单独继承。或者由父母遗命托付孤儿给他人，则由父母代理。儿子年龄未满十八岁，财产的利息全部归父母；满十八岁后，财产的本息全部归儿子。允许亲属收取利息，是出于情理的正道，限定年龄，是防止他们使用偏颇。假如寡妇改嫁，是否还辅助管理，应当询问家族的意见，担心后夫擅权。父亲如果再娶，仍然可以作为儿子的辅助管理人，不用担心侵吞的弊端。假如双亲都已去世，既没有遗命，又没有至亲可以代理，则由全族公举一位辅助孤儿的人来处理家事。辅助孤儿的职责是法律规定的，如果没有重大变故，不准推辞，也不准收取利益作为酬谢，防止他们擅用孤儿的财产。辅助管理之前，详细列出清单；辅助管理期间，严禁变卖财产。如果有变卖财产的行为，应当询问家族的意见，大事则请示法院。至于抚养孤儿教育的费用，由家族议定，设立监督辅助的人，以杜绝他们专断，典当他们的产业，以防止他们侵吞。有孤儿知识早开的，可以在成年之前，允许他亲自处理自己的事务，而辅助孤儿的人可以解除责任。父母作为辅助孤儿的人，儿子十五岁即可解除责任；外人作为辅助孤儿的人，孤儿十八岁方可解除责任。了解儿子没有比父亲更清楚的，所以加快期限；至于外人既无利可图，担心他们推诿卸责，所以推迟期限。但是年幼者的知识虽然开启，难免骄傲自恃，仍设立一位助理者来辅助他，这样保护年幼者也就周全且严密了。那些愚钝无知不能治理家产的人，以及嗜好众多以至于浪费财产的人，与未成年人同例，应当由族人呈报法院，详细勘查真伪，设立一位代理人，来治理他的家务，保护他的财产，并考虑他的后事。不能治理家产的人，不只是年幼与昏聩的人。偶尔有远游没有宗族音讯，消息断绝，不知其存亡，遗留的财产，任其损耗，就会贻害债主与后嗣了。任人霸占，就会引发争执。法律有调和两可的办法，凡是外出的人，在音讯断绝之后，可以

译由亲族或债户向审院呈报说明，设立一名代理人，这是第一期限。如果是这种情况，审院会考察其远出后是否留下了一名管理人，期限或为十年，或为五年，各有不同，然后审院才准许亲族暂时接管产业。如果是这种情况，期限为三十年，这是第二期限。第二期限届满，才准许亲族正式治理产业，此时远出的人往往已经去世了。如果业主生还归来，那么产业仍归原主所有。审院准许亲族管理产业，是担心产业无主，恐怕导致损耗流失，这是权宜之计。判决产业归还原主，是因为物品有专门的主人，主人在则物品存在，这是正道。至于远出之后，如果没有确切的死亡消息，其妻子不得改嫁。产业虽然可以归还，但镜子一旦破碎就难以复原了。

译婚姻

人伦之道起始于夫妇，而夫妇是通过婚姻结合的。西方学者论述事情，首先从解释名称开始，名称正当，是非就能立刻显现。我曾见过有人辩论一件事，满朝官员各执一词，无人知晓谁对谁错，但究其根本，主张的一方和反对的一方，其实归于同一个宗旨。他们之前意见之所以出入，并非事情本身可以模棱两可，而是持论者对名称的定义各不相同罢了。解释名称是西方理学家和法律家最重视的环节，我之所以在此详细申论，是因为西方讲律与中国经传多有隐约相合之处。唯独在论述婚姻这一节上，双方各执一见。假如中国儒者读到他们的论述，必定会斥责其为严重败坏名教的行为。然而究其根本，西方学者所解释的婚姻之名，有截然不同的特殊之处。名义既然不同，那么用来维护其名义的法律，也必然有所不同了。法国户籍法说：“婚姻，是一男一女在众人面前订立契约，在他们共同生活时发誓愿好合，以便共度余生，共同繁衍后代。”既然说是一男一女，就不能设置媵妾。《太皿》说一阴一阳叫做道，这才称为地位对等。况且天生男女，只有这两种。法国户籍记载每年生男五十一万，生女四十九万，然而男性冒险而死的人，通常多于女性，所以男女的数量恰好相当。假如一个男人有两个女人，这是夺取他人的份额，而使天下多出一个鳏夫。如果因为无后的缘故，一定要纳妾，那么婚姻的宗旨有两点：一是共度余生，二是共同繁衍后代。由此可见，传宗接代还是次要的。况且两个女人同居，必定互相猜忌刻薄，猜忌刻薄一起，家庭就不和睦。与其让子孙习见这种风气，将来忤逆傲慢对待长辈，不如没有这样的子孙更好。这也是极有道理的话。既然说在他们共同生活时发誓愿好合，《太皿》说婚姻原本期望白头偕老。如果不幸夫妇二人死了一个，那么独阴独阳，难以配合，这是婚姻的名和实都丧失了。所以丈夫娶妻、妻子嫁夫，各自随其方便。罗马古律，凡是男子无妻而女子无夫的人，与鳏夫寡妇不再娶再嫁的人，都按巴比亚保贝亚条款治罪，即禁止他们承受遗产罢了。后来风俗逐渐衰败，抛弃前夫的儿子在路边，而抱着被褥奔向后夫的人，到处都有。于是制定限制，廉耻稍微恢复。法国户籍法对再娶再嫁的条款不加可否，只制定制度以杜绝弊端。假如寡妇再嫁，不得享有她儿子产业的利息，而且除非家族商议允许，不能辅助管理。这是害怕她贪图后夫的利益。如果妻子有赠送给后夫的，不得超过前夫的儿子应得的最少份额。总之不得超过妻子财产的十分之一。而且再嫁之日与前夫去世之日，至少不超过十个月，正值孕期，这是为了分清先后界限。如果没有再娶，并没有禁止的条款。只是在前妻遗留儿子的产业所收的利息中，减去防止后妻沾润的部分。丈夫再娶妻子再嫁并不违背道理，只是夫妻感情深厚的人出于情感不忍心，这是不娶不嫁，出于情感的正道。然而法律只求合乎道理，不能强制情感，所以让人自便的，就是这个原因。如果夫妇都在世的时候，应当共同遵守这个契约。即使有大变故可以分居，也不可以离婚。分居，是夫妇不同室但名分实在还在。离婚，是夫妇可以各自离去再婚嫁。这不是法律在那方面宽而在这一方面严，实在是因为婚嫁出于契约，二人同心以结成一体。二人合资以建立商会，如果没有大变故尚且不得提前拆伙，何况婚姻的结盟，发誓共同生活如一人。要求去除那些贻害于他人的行为，不仅像商会丧失财货那样简单。丈夫抛弃妻子，那么失身的女子青春已逝；妻子离开丈夫，那么丧志的男子精力已尽。况且所生的子女又将如何处理？跟随父亲就见不到母亲，跟随母亲就见不到父亲。如果儿子跟随父亲而女儿跟随母亲，然而从父母的角度看，同样是血脉的延续，并没有子女的区别。现在因为一旦反目的缘故，抛弃数年的愚爱，撇下儿女的至情，忍心吗？所以婚姻不可以离婚，是出于道理不容许。而纠正这种说法的人说：婚姻应当以神明来约束发誓，所以一旦结合就不可再解开。这是立教者用来维护伦理纲常的说法。法国大革命之后，国家与教会分离，当时人心沸腾，事事极力反对前人，所以有准许婚姻后如果丈夫或妻子，或犯奸淫暴戾，或身受刑典，就可以控告离婚。或者二人有缘故各自愿意离去，也可以，甚至夫妇性情不合，也可以离婚。那是乾隆五十一年。到嘉庆二十一年又废除了，国家与教会仍然分离而未合并。至今凡是结婚的人，既然在里胥面前订立契约，那么婚姻已经正当。其再到教士面前行礼，仍听其方便。如果普鲁士国的法律，凡是婚姻应当在教士面前订立契约行礼，然而普鲁士法律尚且准许离婚，由此可知离婚与否，不是因为婚姻是否由教会主持，也看其人性情如何。北方的人厚重，所以英国、俄国、瑞典、荷兰、比利时，法律准许离婚而未见有弊端。如果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人轻浮，一开放离婚的禁令，那么婚姻结合不足以轻重，极端情况必定像古罗马

译那些淫荡的妇人，竟以离婚次数多来互相夸耀了。近来法国信奉离婚学说的人占三分之一，所以每年议会必定有人请求开放离婚禁令。他们的理由是：婚姻原本期望夫妻和睦相处，然而两人若像冰炭一样不相容，势必难以共同生活，何不解除婚约，让她改嫁，或许能再配到一个合适的人，以成就家庭的和睦？这虽然是偏颇的言论，但已经议定准许实行了。前面所论述的，是根据所阐释的婚姻含义而推论出来的。但是婚姻之所以能够成立，在于两人的誓愿，即一男一女，愿意白头偕老，必定是情投意合，而之所以投合，又不是他人所能凭空揣测的，这一定是男女双方先已相识相知很深之后才可以。所以西方的习俗，在婚前允许男子前往女子家中与女子交谈，使彼此的性格相互了解，有时一个月，有时三四个月的时间，才能成婚。况且西方夫妇一起宴请宾客，妻子是主人；行礼时妻子走在前面，时刻相随。如果感情不和，确实难以同居了。与其日后反目成仇而进退两难，不如现在知心而早定合离，放宽防范，正是为了严明婚约。

译夫说：“誓愿”是出于两人的情愿，这是可以知道的。所以有凭借势力强行胁迫而达成的，这种意愿并非发自内心，虽然发了誓，但内心没有真情实意，婚姻也就没有真正成立。由此看来，不仅古代罗马、希腊由家长主婚而男女不过问的情况，以及泰西封建时代各国小侯抢夺民女的行为，都不能称为泰西今日所谓的婚姻。即使是平时患有痴呆狂症的人，以及在举行婚礼时昏倒不省人事的人，又或者起居看似正常但内心不明事理的人，虽然在里正面前发了誓，但意愿并非出自真心，不过是随声附和，并不知道所愿为何，那么即使有婚姻的外在礼仪，却没有婚姻的实际内容，亲属可以呈告。如果里正明知这种情况，应当坚决拒绝，而不为他们举行婚礼。不仅如此，在结婚时，那些冒名顶替的不能成婚，这是不用说的。即使是本人，但如果品行事实被误传，导致女子受男子欺骗，或男子被女子欺诈，从而草率行礼的，即使结了婚也等同于未结婚。从前法国与西班牙交战，法军在阵前抓获一人，把他安置在一座城里，此人冒充西班牙范尼男爵的后裔，因此与城内的绅士家庭交往，又伪造出生证明，声称自己生于嘉庆十九年正月，以出示给里正。里正说他的出生证明没有凭证页，应由本国官员盖印，他回答说因战败投降已被削籍，难以取得，不得已召来与他一同被俘的七人到里正面前发誓，说他们确实是范尼男爵的后裔，里正给了他们凭证，于是他与城内显赫家族蒲尔时得对肋的女儿结婚，当时是道光四年的春天。没过多久，此人素来无赖的行径败露，逃往远方，他的妻子派人跟随，才知道丈夫并非范尼的后裔，于是向审院控告，审院以误信品行事实可以解除婚姻的条例判决离婚。品行事实，关系到一个人的荣辱，必须彼此互相了解，然后才能诚心好合。至于把贫穷说成富有，把卑贱说成良善的，就不能援引这个理由来要求解除婚姻。贫富良贱，都是偶然得到的东西，况且一个人可以贫富交替，良贱时易，究其根本，两人愿意结婚，看重的是人，难道能因为身外之物而改变意愿吗？但是婚姻成于两人的情愿，有的人秉性固执，不富有就不娶，不良善就不嫁，这是在发誓愿时，一心专注于此。如果那人确实不是出身豪族，或不是良家子弟，那么婚姻的意愿已经落空，似乎可以因此解除婚姻，这是普国法律所谓的目法。司马考虑到情况的真假，依据道理制定至法。国家的法律不仅不准解除婚姻，而且不准呈告，是担心助长抛弃贫穷、厌恶富有的风气。婚姻的礼仪，由两人在里正面前发誓愿而成立。那么在到达里正之前，男女之间并没有约束。所以泰西没有定婚的聘礼，因为在主婚之前，既然没有约定，就没有授受的区别。偶尔也有赠送聘礼的，但不同于古罗马时期，凡是已定婚的家庭无故退婚，应当处以赔偿。现在即使聘礼很多，无故食言也可以判罚赔偿。但判罚的原因，不是因为退婚，实在是因为出言无信，连累他人。既然连累他人，应当判令赔偿，这是常理。婚姻是否成立，除了两人情愿之外，还应当审查是否不触犯禁令。法律禁止与亲属结婚，不仅父族、母族，凡是世代相接的，永远不结婚。即使是兄弟与姐妹，叔伯与侄女，姑母与侄子，以及小姨与其姐姐的前夫，也不互相结婚。这种嫁娶，不仅违背情理人性，而且所生的后代不繁盛，生下来痴呆的居多，这是血气使然。所以求妻必须在远方，那么生育繁盛，子孙敏捷强壮，这是已经试验过的明证。法律禁止未到年龄的婚姻，法国法律凡女子未满十五岁，男子未满十八岁，不得结婚，担心他们未到精壮之年，提前发生关系会伤害身体，而且所生的后代羸弱，所以禁止。而制定法律的人既然不能逐一考察是否精壮，所以确定一个折中的年龄。法律禁止不听从父母命令而结婚的，婚姻的成立，出于两人的誓愿。但年幼无知，担心他们轻易自许，所以用父母的命令来节制。这是父母的命令用来弥补子女知识的不足。如果子女智识逐渐开启，那么父母的权力也逐渐减少。法律根据男女的年龄来确定父母命令的轻重，凡是男子年龄未满二十五岁，女子年龄未满二十一岁，没有父母的命令不得行礼。之所以对男子的规定严格而对女子的规定宽松，是因为男子结婚关系到上承宗脉，下继嗣续，事情重大所以谨慎。况且男子在二十一岁时血气方刚，所以节制。如果女子则孑然一身，外嫁他姓，而且二十一岁已届及笄之年，阻止必然产生抑郁。如果男子年龄满二十五岁，女子年龄已满二十一岁，父母如果有阻止的，应当三次以书信禀告父母，每次间隔一个月，三次书信之后，父母仍然不准，可以直接结婚，男女各有自主的权力，似乎不能因为父母固执己见，使两人自我伤害压抑，这也是制定法律者的权宜之计。如果父母意见不同，则听从父亲；父母或丧其一，则由未亡的一方专主；父母俱丧，则父族的大父母、母族的外父母共同主事。两族意见不同，或者有怀疑的，则听凭本人自主，以便婚姻。然而有男女屈

译强，本性已成，视《三书》之律为具文，而所结婚姻实则扰乱家政，作为长辈亲属断难坐视，因此律法准许其告发阻止，直接向里正告发，不准成婚，并且不必申明原因。凡是告发阻止者，必须经过审院查勘明确，看其确实有可阻止的条款，之后审院将告发阻止的案件注销，里正才可为其成婚。又，本人之亲兄弟及堂兄弟之间可以告发阻止，但必须申明原因。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本人素来痴呆懵懂，不懂人事；二是本人尚处幼年，父母亡故、祖父去世，未秉承族中议定的命令，这也是辅助孤儿与协助管理者的责任。只是告发阻止之后，审院查出如果没有告发阻止的实情，应当罚其赔偿损失，以惩罚妄告。那些男女成婚，或前夫与前妻尚在的，则前夫前妻可以告发阻止，是不待言说的。除了这几个人之外，他人不得告发阻止，只能私下告知里正，听与不听，权力操在里正手中。如果一经告发阻止，那么里正不能审断其可否，终究不得违背律法举行婚礼。如果有违背禁令而举行婚礼的，那么该怎么办呢？

译法律说：如果婚礼尚未完成，可以命令拆散分离。拆离与离异不同，离异的原因在于已经结婚之后，而拆离的原因在于尚未结婚之前。一种是已婚请求离异，恰显出轻浮的性情；一种是未婚分拆，以遵从法律禁止的条款。禁止的条款有七条：一、男女誓愿并非出于自愿；二、未听从父母之命；三、年龄未满；四、前夫或前妻尚在；五、与禁止通婚的亲族婚嫁；六、婚前没有布告文书（解释在后面）；七、里正超越职权范围主持婚礼，不是他的职责。前两条本人可知，所以告发拆离的只准许本人，除此之外则任何人都可告发。既然婚姻由二人誓愿而成，又不触犯禁令，但日后有事，将凭借什么来证明他们确实结婚与否？所以法律有规定婚姻的礼仪，注册作为凭证。起初西方各国婚姻没有外在的仪式，男女互相愿意就结婚，已成而私下结合的很多。现在美国仍然没有外在的仪式。到前明万历年间，罗马教皇与各王侯商议，凡结婚者必须到教士面前申明注册。到乾隆五十七年，法国人民自立为国，不遵从教礼，所以规定凡结婚应当到里正厅堂，取四人为证，高声誓愿。现在法律在未婚之前，前往告诉里正，让里正两次布告同里的人，某与某结婚，听任有人告发阻止。两次必须相隔七天，又把出生证明与有关婚姻的各种契约交给里正察看。吉日选定后，男女亲自到里正那里，延请进入厅堂，其中必须在场的人，是将结婚的男女、里正、四位见证人。如果父母长辈没有书面准许而想口头准许的，也前往。婚礼共分五件事：一、里正到来，当众宣读法律，以明确夫妇的责任分工；二、里正问将婚者是否订立了理财的婚约？有则把订立契约的日期与交存质押人的姓名各注于册，以杜绝日后卖产欺混的弊端（解释在后面）；三、里正问男方愿意娶某女为妻吗？又问女方愿意认某男为夫吗？男女应明确回答“愿意”；四、里正高声说：“我遵从国家法律，缔结你们二人为夫妇。”五、里正注于册而礼仪完毕。这就是所谓的国礼，信教的人再行教礼。法国的法律，教礼不得在国礼之前举行，以致既行了国礼，其夫有不愿再至教堂行礼的，于是各不相能，未同居而请求离异的往往有之。意大利法律想要纠正这个弊端，于是规定国教二礼不拘先后，女方凡怀疑男方不去教堂的，则先行教礼。奥地利对于教礼国礼，各任其便，只要行了其一，即为成婚了。男女成为夫妇，夫妇各有责任分工，不可不知。他们的责任分工有二人相同的，也有二人各别的。相同的，就是终身无二心，与患难相扶持。无二心，就是男女没有外遇。假如女方犯奸，无论在何处，男方知道了，即可申告审院，准许她离居，罚女方监禁从二月到二年不等。假如男方有外遇，安置在家中，或在其妻习至之处，则其妻可控告离居，而罚男方从一百到二千佛郎不等。假如男方把外遇安置在别室，并非家中房屋，则其妻虽明知，不准申告。只念二人誓愿同居，乃夫置别室使妻子鳏居，而妻子有奸行，反被同一作奸的丈夫告发遭受重罚，似乎很不公平。虽然说是女奸的祸害大于男奸，因为可以生一个外姓之子来分财产，然而男奸的祸害更烈，给子孙示以不端，引发家庭不睦。一经浪游，夺去儿女糊口的资财，去买千金一笑的，往往有之。所以现在的法律，凡男方有私好，妻子明知的，准许控告离居，无论其私好留在家中与别室。所谓患难相扶持，就是疾病相助，忧患相慰。如果慰助不周的，准许控告离居。各别的责任分工，就是夫义妇顺。说义，就是丈夫不得命令做不义之事，妻子能违抗丈夫不义的命令，而婢女违背本性做事，都是不义。妻子则应当顺从丈夫，丈夫为家长，事事都应当听从命令，且应当跟随丈夫所在。只有丈夫无故远出而没有方向的，或过于吝啬而生活太简陋的，妻子可以不跟随。至于婚后丈夫仍与父母同居，以致妻子受虐的，妻子也可以不跟随。西方的习俗，婚后大率都与亲人离居，婆媳都是异姓，女子大率难以相安。与其同居而日后成仇，最终到不能相见的地步，不如及早分开，常保恩爱更好。这是西律把女人当作众人对待而防患于未然的意思。妻子既然跟随丈夫，那么也与丈夫同籍同名同品秩可知了。丈夫说同居，就应当共度余生了。然而男女各有财产，如果两者合并，或离居而各需费用，或鳏寡再行嫁娶，则日后难以分结。法律又不能制定划一的条款，使婚嫁有财产的都遵从，所以听任男女自己定约，而法律则补充其不足。这就是所谓的理财婚约。然而这是变产的条款，详细论述在第四卷。

嗣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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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婚姻正当而由此所生的儿子叫作嫡子，嫡子的孕期必定在婚后，但疑案却仍然不少。母亲既然生了孩子，就必定是这个孩子的母亲，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她怀孕时，男女共同作用，当母亲既已怀孕并生产时，谁敢深信这个人必定是他的父亲呢？那么父亲或许会认一个外姓人为子，这是不可知的。怎么办？法律说：隐秘的事情不可凭空推测，但两人既然发誓愿意结合，如果没有确凿证据，那么婚后生的孩子不允许不认。所以孩子孕期在婚后的，必定称为嫡子。然而婚后有分居的，也有新寡的，而且孕期也不一致，那将如何处理呢？法律说：出生时间距离结婚时间少则不超过一百八十天，出生时间距离分居时间或新寡之日多则不超过三百天。假如生一个孩子，一是婚后不满六个月，一是离异后已过十个月的，可以直接不认。如果他的丈夫长期外出，或有其他特殊原因，在可能受孕的时期难以同居的，就可以取证以证明所生的不是他的孩子。又或者他的妻子平时行为不端，那么他的丈夫应当有确凿凭证证明她因淫乱而长期未同居，并且他的妻子必定私下藏匿外遇以畏惧丈夫知道，那么妻子所生的孩子，丈夫可以不认。如果出生时间距离离婚时间不到六个月，他的丈夫知道却不说，仍然算作嫡子，这必定是因为婚前已有私约的缘故。如果出生时间距离新寡之日已过十月，并且没有族人告发的，也称嫡子。这种有伤风化的事情，与其宣扬它不如隐藏它更好。只有经过族人告发，才涉及家产，有伤名分，形势上不得不处理。如果所生的孩子虽然是私生子，随即夭折的，法律则禁止父亲不认。太庙所生的也是人罢了，既然已经夭亡，日后并不与我子孙同分财产，又何必加上可耻的名字叫私生子呢？凡是丈夫既然有不认私子的权力，而告发的期限很短，限定在出生后一个月，过期不得再告。妻子隐匿则限定两个月，从他丈夫知道的那天开始计算。丈夫外出也限定两个月，从他回来的那天开始计算。丈夫在限期内告发而去世的，允许族人继续告发，也限定两个月，从孩子据产之日或争产之日开始计算。有作为儿子的人早年远出，等到父母都去世，中年返回家乡以继承家产，族人不认他是嫡子的，怎么办？回答说：查核出生登记册，请求官府给予凭证以折服众人的口舌。只有出生登记册年久或许已经散失。烧毁了呢怎么办？回答说：可以选取平时与他相识的人，从小到壮年，都认他是某人的儿子，并无异议，选取他们作为见证，法院就据此判决。重视舆论评价啊。父子名分正当，而父道确立。父子之道，出于天性，原本没有法律来处置它。所谓的法律，不过是去除那些过分的行为罢了。有作为父亲的权力，有作为儿子的责任。作为父亲的权力，随着世事而改变。当罗马帝国开拓之初，父亲可以生杀其子女，家长还可以将其子女卖为奴隶。不久风俗教化逐渐开化，凡是擅杀者定罪，而卖子的风气逐渐消亡。只有他的孩子连累他人，而他的父亲不愿赔偿拖累的，可以将他的孩子交给债主任其处置，这是罗马争斗狠毒的风气所致，以至于父子之间恩爱全无。而且儿子应当成年谋生，而所得财产都归家长，分毫不得自有，以至于子孙嬉戏懒惰的习性养成，不肯治生，积蓄私钱，也难以劝勉激励。罗马衰败时，游手好闲的人几乎占十分之九，就是这个缘故。后来欧洲各国，有奉行罗马法律的，父子之间的法律虽然有增减，但父权仍然很重。以至于父子互相憎恨如仇敌。父亲既然生出孩子而成为人，那么孩子的身体皮肤头发本来都是父亲所有的，难道只是身外之物而已吗？然而这只是论述其道理而不能定为法律。凡是法律要求人太过的，其弊端不至于与制定法律者的意图相违背不止。如罗马条例，想要儿子尽孝，反而酿成全国的逆子，慈孝尽失，竟有如此情况。何况治国之道，百姓为首。百姓不是户籍上每年多生几万口，每年多消耗几万粟米的百姓，而是国内多一双勤劳的手脚，为国家可以致富强的百姓罢了。如果儿子吃父亲的力量，不勤劳操作，即使代替父亲的力量全部归父亲使用，不准私蓄，那么劳作难以勤奋。这是户口数量虽然增加，而生财的人未增加，都是父权偏重，禁止儿子自主所致。乾隆嘉庆年间，英国人洛克说：我们人生来明理，也生来自主。孩童无知无识，则需要人引导。等到壮年而知识逐渐开启，能知理也能自主。我不明白能自主的人还能作为其父母的奴隶吗？这是批评得很厉害的话。但其中也有至理。婴儿出生不同于禽兽，衣食举动处处需要人。稍大则知识虽然开启，仍然依赖指示。这就像孩童学步，需要扶持，善于自己走路，那么扶持的人多事故，法律规定：儿子未满二十一岁的，隶属于父权；超过这个期限，就可以自主。如果有财产，就可以自己管理。父权将终结，子责刚开始。儿子已成丁，所得财产可以不归父母，然而天性犹在，敬养之道始终如一。凡是婚姻大事，也需要请示，不得专断。有不敬不养的逆子，重坐父亲有责备儿子的权力，只是借以教育儿子罢了。教育儿子的责任，贫富有

译至于分别对待，总之是教导成为孝子，教导成为良民罢了。凶恶犯罪之人，一概不在教育的行列之中，国家刑案确实有证据可证。或许有人说，作奸犯科的人，因为稍微通晓文墨，稍微能够看书，正好开启了他们的奸诈之心。不知道这在谋生之路不宽广的国家才有这种弊端，如果像西方那样，商贾与士农并重，谋财之道广泛，从事这一行的人众多，有一技之长都足以自给自足，有恒产而有恒心，难道还会乐于做这种违法的事情吗？然而如果儿子顽劣本性已成，不肯听从教导，整天鞭打，就会把儿子当作奴仆看待，而儿子对父亲的怨恨反而更加严重了。律法记载：凡是劝诫已经做到，而儿子仍然违背教导的，允许父亲将他关在室内，或者禁闭在学堂中，不让他外出，等到他改正错误后才释放。除此之外还有禁闭的律法，但责罚较重，不得轻易尝试。凡是父亲想要监禁儿子，先向审院申报，儿子年龄未满十六岁，没有另外财产，且没有后母的，就不必申明原因。监禁时间的长短，听凭父亲自行决定，但不超过一个月，否则应当申明原因，是否应该监禁，由审院裁定，最长可达六个月。这是不得已的措施，让做父母的善于运用恩爱与威严，儿子虽然桀骜不驯，终究不是木头石头，难道没有感化他的希望吗？

译儿子尚未成年，财产由父亲管理。十八岁之前，父亲可以收取利息，但儿子通过劳动所得的财产以及外来遗产，其利息也不允许父亲取用，这是为了鼓励儿子，也是遵从遗嘱的规定。

儿子已经成年，或者游手好闲、行为不法，父亲既难以坐视其成败，又苦于没有权力进行管教，那该怎么办呢？法律允许父亲提出申诉，设立一位代理人来管理儿子的财产，以此来弥补父亲权力的不足。

法律规定：父亲在世时，父亲拥有亲权；父亲去世后，由母亲代替，似乎母亲没有权力了。殊不知法律条文只知家中有一个主人，所以将权力赋予父亲。母亲对于儿子，出生时怀抱三年，成长时教养兼顾，忧虑辛劳超过父亲。即使在父亲在世时，婚姻也必须请示母亲的意见，而且母亲可以为儿子代为接受遗产。比如祖父母的财产，父亲因为祖父母不给自己而给孙子，嫉妒而不为儿子代为接受，那么母亲就可以代为接受。又如果父亲因事远出，或因罪入狱，母亲就代替父亲进行教养。所以母亲的权力也很重，父亲去世后，母亲代替儿子治理财产，她的地位与父亲无异，只是教育儿子的权力只能监视儿子而不能囚禁儿子。

如果要监视儿子，必须先询问族中两人，然后说明原因，等待法院裁定是否可行，这是考虑到女性行动轻缓的缘故。如果母亲改嫁，是否辅助管理，应当询问族人的意见。即使能够辅助管理，也不允许收取儿子财产的利息，而且不再允许她申诉监视儿子，这都是为了防止后夫。因此，父母教养的权力并没有高低之分，只是加以节制以防弊端罢了。

有男女未婚而私下结合的，这虽然关系到风化，触犯法律禁令，但没有法律来惩治他们。泰西法律以安定和谐为主，如果要想严查私下结合并依法处置，无论吏胥的追问不能尽得实情，即使得到了实情，仅凭吏胥往来搜查就已经不是太平景象了。如果允许亲友告发，那么诬告必然很多，诉讼就会更加滋长。最终弊端没有消除，而大乱却发生了。天下事想要以明察为能，其弊端就有这样的。

只有私生的子女无辜地生在国内，国家法律应当有所保护，责令他们的生父母赡养，而生父母有难以查知的情况。法律规定：凡是嫡子出生，由亲生父母亲自报告里胥，儿子和父母的姓名一同登记在户籍册内。只有私生子出生，责令生父母登记在册，必然有很多溺死的情况。虽然日后查明，法律以重典惩处，但私生子的出生年月日必然难以完全真实，而且遗漏必然很多，导致一国的户籍不实。所以法律规定私生子出生后，可以由他人登记在册，里胥不得询问其生父母的姓名。这样私生子在出生册上，既然没有父母的姓名，谁又是生父母呢？有难以查知的情况。

法律补救这种弊端，说凡是在书吏面前承认某人是其儿子的，就以此为依据。承认的是母子，跟随母亲的姓氏；承认的是父子，跟随父亲的姓氏；父母都承认的，也跟随父亲的姓氏；父母都不承认的，儿子可以根据乡党公议追认其母亲，不得追认其父亲。允许追认其母亲，是因为生母怀孕分娩的事情也是明显的，现在的追认，并不是为了揭露其隐私。不允许追认其父亲，一是因为真正的父亲难以有实证，二是为了杜绝昔日追认的陋习。

法国古律，允许凡女子未嫁而怀孕的，实指某人为其所私，责令供给养育的费用，这种风气逐渐盛行，以至于贫家女子大多不知羞耻，甚至借口国家法律，不遂其欲，势将鸣官来勒索富人的钱财。英国古律有更严重的，女子经官发誓，指明某人为其所私，不仅责令供给养育的费用，而且据此作为生子的父亲，而贫家女子大多浓妆艳抹卖笑，蛊惑过客，一旦中计，财名两败。

到道光十四年，制定新律，凡是私生子应由其母亲供养，直到十六岁，如果母亲贫穷不能继续供养，由本乡教堂收取，而教堂听从其女指明所私何人，据此作为其子的生父。这样穷家女，等到其子年满十六，就假借新律来勒索富人的钱财的，到处都有。至今旅居英国，见到有姿色的女仆，都以此为戒。

有国家法律允许私生子追认生父的，如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大西洋、英、美等国；有像法国法律不允许追认生父的，如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罗马尼亚等国。校核各国户口，凡是法律允许追认生父的国家，一年中私生子大多多于法律禁止追认生父的国家。追认生父的法律，原本是为了惩治奸邪而设，结果奸邪没有惩治，而女子寡廉鲜耻，私通男子充斥国内，自古以来揭发私通、查办隐匿的法律，其弊端就有这样的。

私生子既然允许亲认，该如何处置呢？古律凡是并非由婚姻正道所生的男女，卑贱而远离外界，不能担任官职；内部不能继承家产，以此来重视婚姻。法国大变，制定了私生子继承宗祧的法律，认为私生子无辜，怎么可以用断绝财产的重罚加在他们身上？重视婚姻而贬低庶子的地位，与怜悯无辜而消除嫡庶的区别，两者一个过度，一个不足。新律有折中其中的：凡是私生子无人指认的，由育婴堂收养，并教导他们，使他们学习一门手艺，等到成年，听凭他们自便。那些已经被他人承认的，就回归亲生父母抚养，父母有教育的责任，也有惩罚的权力，也有监禁的权力。但父母因为私生而劣迹昭著，所以法院应当随时察核，监视惩罚其子是否出于

译一偏之见，正是用来加以节制的。如果私生子尚未成年，或者有长辈亲属遗留给其财产，那么该亲属不得收取利息，而且辅助管理财产的人不必一定是其生父，这是担心情感不公正而使其获利。至于继承遗产，庶子因非正妻所出而不能继承宗祧，但既然已承认是其亲生，便应有应得的遗产份额，所以法律规定：庶子不继承宗祧但可以分得财产。凡是其父有嫡子的，庶子所得为嫡子的三分之一；没有嫡子而有祖父、叔伯或叔伯之子的，庶子所得为嫡子应得份额的一半；或者其父只有远支兄弟的，庶子所得为嫡子的三分之二。如果亲属立下析产遗嘱，法律担心亲属起初因天性激发而承认其为亲生，后来后悔而强行给予，或者溺爱私生子甚于嫡子，以致损害嫡子利益而增益庶子，所以设立限制，规定生子有固定的份额，不得因遗嘱而稍增或稍减其应得的份额，即法律所规定的三分之一、二分之一与三分之二。如果亲属在世，担心嫡庶日后争产，先给生子财物，则应令生子发誓以后不得再分财产，但所给的财产不得超过其应得份额的一半，给予一半并非优待。亲属在世时遗产还可增减，现在既然无法预知分产时的实际数额，所以就用现有的财产来确定其份额并取一半，这样以后遗产的增减就无关紧要了。这条法律之所以能维护嫡庶的区分，可以说是适中了。

译如果有庶子而父母想立为正妻所生之子的，按照新的法律，只有怀孕后结婚这一种方法，这是为了严格区分嫡庶的界限。古代法律中有请求谕册以立为正妻所生之子的，西班牙全国至今仍在实行。英国法律最为严格，凡是立庶子为正妻之子，都必须由议院议定，俄国也必须以皇帝的诏书为凭据，而怀孕后结婚不足以弥补这种过错。其他国家则一概遵循法律，关于生子继承财产的制度，各国各不相同。有绝对不允许继承财产的，如英国、俄国、瑞典的法律就是这样。有不允许继承生父财产的，如奥地利、萨克森的法律就是这样。有允许完全继承生母财产，而绝对禁止继承生父财产的，如丹麦、普鲁士、挪威、瑞典的法律就是这样。意大利的新法律，在生子继承财产的份额上，比法律稍加宽限。至于夫妇婚后奸淫所生的孩子，以及与兄弟姊妹乱伦所生的孩子，不仅不能立为正妻之子继承财产，而且不准指认为亲生。即使案件中因其他事情败露，明知是某人所生的奸生子或逆伦子，也不得认作其亲人，法律不过责成他们给予抚养费用罢了，这是因为罪恶太深重了。结婚多年而没有子嗣的，又有男女患有隐疾而不能生育的，法律禁止纳妾，难道宗族血脉就不会因此断绝吗？于是有了立嗣的法律，所立的嗣子，不论同宗还是异姓，只是立嗣容易，那么结婚的人就少了，天下人往往避难而行，容易看到没有婚姻的责任，而有婚姻的实效，这将人人乐于为之。于是法律允许立嗣但严格制定制度，这是为了重视婚姻而杜绝立嗣的泛滥。凡是作为嗣父的人，自身没有亲生的嫡子，又没有立为正妻之子的嫡子，而且必须年过五十，并且夫妇意见相同，才准许立嗣。如果年龄未满五十，如果想要得到嗣子，只有结婚这一种方法。立嗣是为了延续宗族血脉，如果有嫡子，立嗣做什么呢？如果年过五十，那么精力已经衰退，所以立嗣来补救这个缺陷。必须夫妇意见相同，是因为立嗣是为了安定家庭，而不是为了扰乱家庭。如果两人意见不同，必然产生嫌隙，这本来是美好的事情，反而变得不美好了。至于承嗣者的年龄也要成年，因为身为成年人，是他本身的事情，成年才可以自主。如果年龄未满二十五岁的，也要听从父母的命令，以防轻率犯错吗？二十五岁则商量而已。然而如果年龄未成丁而孤苦无依的，如果不允许他人收养立嗣，法律不几乎阻断了已成之美吗？所以法律准许暂时收养，等到成年而立为嗣子。立嗣者与立嗣之人，其年龄至少相差十五岁，成年之前又宜收养六年之久，才符合法律。如果见到有濒危的人，不辞水火，挺身前往救援，而为之救人者想要报答他的恩德，立他为嗣，则没有年龄的限制，只是继父年长，嗣子成年而已，这是权宜之计。立嗣所关系重大，必须呈明里长，申告审院，批准后才到里正注册，以承嗣的姓氏附于本姓，一成而不可更改，慎重其事啊。既为嗣子，就可以继承父亲的财产，继父长辈的财产则无关，所以立嗣与立正妻之子不同。立正妻之子即为家中的人，与其他嫡子没有区别，而名分也没有不同。如果立嗣不居住在其家，只有继父与嗣子二人有相关的分际而已。有两人私合而生子，或迫于时势而未结婚，或婚后未曾提及，不幸而夫妇已早丧其一的，这是不能再婚，以正其生子，只有立嗣这一种方法。

孟德斯鸠学说

孟德斯鸠，法国人。法国十八世纪哲学家中谈论政治的，先前有爱尔维修派。爱尔维修谈论政治，以利益为主，以改制为用。孟德斯鸠则不然，认为法律的根本，在于事物自然的道理。所以法律设立以前，自有至理存在。那么法律，是由至理与人类相交，并由人类与人类相交而产生的。又说：既然作为人类，有多少知虑，都有着定法律的权力。只是法律未着定以前，自有所谓义与不义、正与不正的存在。这就是所谓事物自然的道理。所以法律，是由这自然的道理而产生的。如果说法律所命令之外，无所谓善；法律所禁止之外，无所谓恶。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又说：人类的真正法律，理义是也。凡是圆颅方趾，生于天地之间的人，没有不遵循这理义的。至于各国所设立的政法，不过是施行这理义的条项罢了。又说：所谓义，居于两者之间，所最适中的道理是也。这道理常同不变。所以古来学者，如柏拉图，如苏格拉底，都以理义为道德法律的本原。孟德斯鸠的学说大体，本于此。我国十八世纪的哲学，到卢梭才大倡意欲自由之说，不再像从前的说法，专以事物自然的道理为主，而道德法律的旨趣，于是都求之于吾身。其说详见卢梭学说。从孟德斯鸠的说法，好像法律都生于理义，而确乎不可移易。然而看他论述各国的法律，又认为法律的设立，也有遵循其国的风土习俗、政体而

译所谓“生”（或指生命、生存状态），不能拘泥于一种观点来论断。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孟德斯鸠的学说以良知为核心，而良知的功用，在于阐明事物相互关联的原因。如果考察了事物相互关联的原因，那么想要观察法律，就必然要根据风土、习俗、政体的差异来衡量，而法律这种东西，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一成不变的。孟德斯鸠的学说，起初以纯粹统一的至理为核心，其理论源于柏拉图；后来则以事物的实际情况为核心，其理论源于亚里士多德。试看他的论述，就可以知道了。孟德斯鸠认为，制定法律，必须适应该国的政体及施政的宗旨，又必须适应该国的地势及风土的冷暖，又必须适应该地疆域的广狭及与邻邦接壤的情况如何？土地的肥沃与贫瘠，以及百姓从事的职业如何？又必须适应国民自由的宽窄，以及所信奉的宗教；又必须适应人口的多寡，以及人民的意志。而且，此法律与彼法律，必然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其创设的原因，与创法者的宗旨，也必然有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想要考求一国的法律，必须斟酌上述这些方面，其利害得失才能详细知晓，不能拘泥于一种观点来论断。孟德斯鸠所著的《万法精理》一书，正是基于这个意思。所以孟德斯鸠认为，万法的精髓，在于立法的原因，这不过是探究事物与事物之间相互关联的原因，起初并不以我的心意为主。因此，孟德斯鸠对于法律的真精神，实际上并未透彻理解。所谓法律的真精神，就是人意志的自由。然而，孟德斯鸠对于法律，只求其所以然（原因），而不求其所当然（应当如何），只求因果相连且不可避免的道理；至于人心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行为能够逐渐进化，从而避免那些不可避免的道理，孟德斯鸠实际上没有看到。孟德斯鸠的学说，以人的良知为本，而不以意志的自由为本，这与卢梭之所以有内外之别的原因就在这里。孟德斯鸠论述法律，特别针对当时所实行的法律，一一探究其原因，这是法律的历史，而不是法律的哲学。近来德国哲学家主张这种学说的很多，就是他们自称为法律史家的那些人。虽然如此，如果要想探究法律并寻求其创设的原因，势必不能没有论断，否则法律的宗旨终究无法获得。所以孟德斯鸠在法律史中，往往论断其得失，这也是孟德斯鸠之所以对后来的制度改革功劳巨大的原因。假使孟德斯鸠所编纂的法律历史，如果坚持认为人事的进步是出于自然而不可阻止的道理作为论据，那么他的论议应当更加切实。然而当时研究格致（自然科学）的人士，已经稍微明白了进化的道理，竟然以孟德斯鸠的智慧完全不考虑到这一点，这是可怪的。现在研究法律的人，评论孟德斯鸠，说如果以事物进化的道理来看，那么孟德斯鸠对于古代法律的论述应当更加透彻事理。既然进化的道理如此不可改变，孟德斯鸠却习以为常而不察觉，只拘泥于那些不可避免的道理，这又是为什么呢？孟德斯鸠又论述国家的制度，说国家分为三类，其中两类的宗旨各不相同，另一类则居于两者之间。建国之初，一国的人都被一人所专制，完全没有自由权，这样的叫做君主专制。等到民众的智识大大进步，就不再统属于一人，于是人民之中互相议定法律，叫做民主政治，这是所谓宗旨相反的。君主专制和民主政治之间，又有一种政体，叫做君主政体，其君主凌驾于万民之上，但其威权受到法律的限制，所以既类似专制政治，又类似民主政治。孟德斯鸠的话是这样说的。自古以来政体的沿革，其前后的次序，确实如孟德斯鸠所说的那样，他的话确实不错。政体的区别极多，但总不出以上三种。至于这三种的优劣得失，孟德斯鸠认为君主专制的政治，完全没有法律，君主只崇尚武力来震慑民众，所以这类政体以使民畏惧为宗旨，而其名义上虽然说是调和万民，但立国的根本已经丧失，所以这种政体常常自相矛盾，最终也必然灭亡罢了。君主为了调和民众，而剥夺民众的自由权，以武断严酷的方式治理，这是专制政治的本旨。如果这样，那么作为民众常常心怀不安，不能称之为调和，而畏惧之心与安居的念头两者本来不相容，所以专制政治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都不能达到其宗旨。它的法律本来自相矛盾，所以如此。

译《万法精理》一书中记载，说罗意勤奴的蛮民，看见树上果实累累，想要摘取却没有办法，于是用斧头砍树并敲打它，然后才摘取果实。专制政治的做法，也就是这样罢了。然而那些奉专制君主统治的人民，却想道：“现在的政府，至少还能维持二十年，我们尚且可以苟且偷生。如果在我们死后发生大乱，那又何必担忧呢？”所以专制国家的人民，只求暂时的宽纵，这与蛮民砍树取果而不顾后果，起初没有什么不同。孟德斯鸠的这个比喻，确实精妙得无法超越。

他又说：专制国家的元气，只靠特别的威吓，其宗旨只求平和，不求安全。那么平和与安全，它们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回答说：安全，是指每个人都能顺遂生存而没有恐惧；平和，是指没有争斗。就像一座城池即将陷落，守城的人沉默无言，只有战栗而已。然而这种所谓的平和，有人以为是太平，哪里知道这种所谓的太平，实际上不合事理，并非真正的太平。真正的太平，是指上下和睦，而百姓没有怨恨。孟德斯鸠又说：专制国家所谓的太平，皇帝暗中蕴含着扰乱国家的种子。专制国家所谓的上下和睦，与自由人民的和睦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这也叫和睦，那么沙土聚集在一起，也可以称为和睦了吗？

从前罗马末期，废除民主制度，建立帝国，其人民的状态，正与此无异。有人或许说奥古斯都皇帝，足以安抚万民，以我看来，不能称为安抚，不过是威服罢了。他又说：奴隶般的国民没有自由，是因为一人肆意施展威力，窃据国家权力。凡是能够加强君权压制百姓的，就称之为太平；凡是能够维持国民自由的，就称之为不敬、不顺、异图。这都是奸人借此借口来巩固自己地位的手段。凡是专制国家，务必禁止遏制一切新奇的议论，使国民寂静不动，如同木偶一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求一时的姑息安宁。孟德斯鸠所说的，确实切中弊病。

所以孟德斯鸠又说：专制国家，其政府所坚守的，不过是一两个陈腐的主张。其一切对新奇议论有害于政府的，就设法加以堵塞遏制，不遗余力。他又说：人如果想要使禽兽顺从，学习一两种技艺，就时时鞭打它，就可以了。如果它知道悔改，侍奉其他主人，那么万事就完了。专制政治也是这样。他又说：专制政治，如果其民愚昧如禽兽，那就最为适宜。在这个时候，有狡黠的人出现在其中，凭借权术威吓国人，人们于是奉他为君主。其实愚昧的百姓，治理他们很容易，不必以人为君主而治理他们也就足够了。从前瑞典国王查尔十二曾对元老院有所命令，元老院不遵从命令，他就说：“你们如果不遵从命令，我将用一只鞋强行命令你们。”元老院最终不敢违抗。由此看来，那么一只鞋还可以治理百姓，所以说：“不必以人为君主而治理他们也就足够了。”

所以孟德斯鸠的意思，是说专制国家，君主肆意而有所诛求，绝对没有一定的法律，然而实行久了，自然有若干法律来统抚民众，这叫做政治沿革的第二期。像这样的，叫做君主政治，威力与法律并行，是专制的平和。由此看来，孟德斯鸠所说的君主专制与君主政治，它们之所以不同，并非其政治的元气与形质有所差异，只是威力的程度有所差异罢了。所以福禄特尔曾评论孟德斯鸠所著的《万法精理》说：“所谓君主专制与君主政治，实际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所施行的方式不同罢了。”以我看来，两者之间丝毫没有什么区别。

老鼠中狡黠的，设法在猫脖子上系上铃铛，从此听到铃声，于是互相逃避以免于灾难。所谓的君主政治，就像是系了铃铛的猫。福禄特尔的这个比喻确实精妙，专制政治对于百姓，就像猫对于老鼠一样。君主政治则是猫依旧，而在脖子上系了铃铛，所以想要捕鼠时铃铛必然响，老鼠因此得以自我警示，还有法律的防制，而百姓获得稍许安宁。然而想要凌虐百姓，起初未曾有一天忘记。孟德斯鸠说君主政治，君主独揽大权以临御百姓，虽然有法律来防制，但所谓的法律，并非出于国民的意志，并非真正的法律，不过是一两条规条罢了。

那么君主政治用来防制君主专恣的方法在哪里呢？孟德斯鸠说国家旧制相沿，凡是世袭大臣及其家族都有先世所传的规例，如果君主有触犯这些规例的，这些人就引用来劝谏，这就是限制君权的方法。况且所谓的君主，不过是一个人一家，其威权虽然出于臣僚之上，但追溯其起源，他们的种族未曾特异，不过是一国中最尊贵的人罢了。尊贵者与尊贵者并列，在下位的人也有若干特权，如牧师及世袭职位等，都能援引成例，来限制君主的专恣，使其不至于太过分，这也是君主国的法律。孟德斯鸠又说君主国的机关得以运转自然而不至于破坏，有一个方法：以一种矫伪的风气，铭刻在臣僚的脑髓中

译坚固不可破坏，这就是把人的爵位视为最大的荣耀。君主国的臣僚，都以爵位赏赐为荣耀，所以勤勉地各自尽忠职守，不敢有丝毫懈怠，凭借官阶的高低、俸禄的多寡，互相夸耀争胜，有的成为王爵，有的成为公、侯、伯、子、男爵，军人有军人的爵位，法官有法官的爵位，君臣所向往的，仅此而已。因此他们互相修饰，甚至有人不顾性命，以谋求身后的荣耀，这样的情况也有。但总之，都不过是矫揉造作的风气罢了。孟子又说：君主国如果想要避免灭亡，君主必须有好名之心，有自重之意，将个人的荣耀与国家的荣耀混同为一，所以必定能亲自约束修饰，以求取美名，这就是君主国得以达到小康的原因。然而孟子又说，如果君主过于好名，而世袭大臣和豪门大族不能限制他的威权，那么君主必定自视如鬼神，而毫无忌惮，即孟子所说的荣耀本来是有区别的，如果荣耀的程度都一样，那就等于没有荣耀。所以在君主国中，从上到下，爵位的尊卑不尽相同，从王公直到平民，各有等级，于是互相炫耀，互相勉励，作为晋升的途径，而这所谓的尊卑之别、虚夸之念，正是依靠它来拥戴护卫君主，并且用来防止君主放纵妄为，然而这不过是矫揉造作的风气所致，只能支持于一时罢了。

译根据上述孟德斯鸠的论述，所谓君主国的机构，不过是强暴的威力与一定的规则相互混合罢了。然而，君主政治是从专制政治通向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以上所列举的内容，如果读者能够进一步查阅我所著的《哲学拔萃》一书，观看其中关于孟德斯鸠的一节，就会更加明白了。

孟德斯鸠又说，国家在建立民主政治之前，其中必然存在一种半君主、半民主的政治形态，这种形态被称为贵族政治。在该国中，由少数人独揽政权，这正是君主国遗留下来的习气。至于民主政治，则是国民既是君主，也是臣民。大家各自表达意愿并通过投票选举，此时国民同为君主；大家遵守自己选出的司法官的命令，此时国民同为臣民。所以说：“国民既是君主，也就是臣民。”民主政治的根本宗旨，在于人民自己制定法律，自己选举官吏。总之，无论是立法权，还是行政权，其主权都掌握在国民手中，不容许有任何丧失。

孟德斯鸠又说，民主国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凡事让人民自行处理，那些人民无法自行处理的事务，则选举官吏来承担，仅此而已。他又说，在民主国中，人民能够实行其自由权利，并且他们在选举官吏时自有明辨之智，实在令人叹服。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民固然未必精通事务，但能够辨别他人是否精通事务。因此，一个人如果身经百战，就适宜被选为武职；一个人如果学问深厚，就适宜被选为文职，其余情况可以类推。所以，被选拔的人大都能胜任其职。

孟德斯鸠的意思是，民主国之所以能够长久而不败坏，只依靠人民的德义罢了。从前希腊的硕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将德义视为民主国不可或缺的因素，但他们所说的德义，含义非常宽泛，不过是说民主国的人民应当砥砺节操、磨练品行罢了。孟德斯鸠则不然，这里摘录他的《万法精理》中的几条如下。

我认为民主国的元气，在于崇尚德行。这里所说的德，是指热爱国家、崇尚平等。这固然不是道学家们常称颂的，也不是宗教家所劝化的，而是关乎政治的德，所以德义是民主国的元气，就像威名是君主国的元气一样。凡是君主国和专制国，其国民也并非没有廉洁正直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君主国，君主的威严加上法律的力量，已经足以统摄臣民而有余；在专制国，君主依靠刑罚杀戮的手段，已经足以威慑臣民而有余；如果是民主国，则不然，人人凭借自由的权利来自我约束和修饰，这固然是民主国最重要的。

君主国并非没有贤明的君主，但有德行的臣民却很少。试看历史，凡是君主国，那些朝夕侍奉在君主身边、号称近臣的人，其品行都鄙陋低劣，不值一提，见到他们令人作呕。以上所论述的，并非凭空推测，而是征引往事，大体也是如此。那些坐在庙堂之上，靠人民的租税作为衣食而不从事产业的人，他们惶惶不安地每日所求的，不过是爵位罢了，利禄罢了。他们气焰傲慢，行为卑鄙，遇到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就卑屈无耻；遇到敢于直言的人，就特别忌恨。听他们说话，则是阿谀奉承、反复无常，欺诈虚伪、毫无信用。所以，遇到仁德圣明的君主，就厌恶其明察秋毫；遇到平庸昏庸的君主，就贪图其易于欺骗。这不论古今东西，作为君主宠幸之臣的人，没有不是这样的。如果看到他人举动严谨不苟，反而嘲笑其迂腐。

一个国家中，如果在上位的人多行不义，而在下位的人坚守正道、不阿谀奉承；贵族专门崇尚欺诈，而平民独自推崇廉耻，那么在下面的人就会被上面的人欺骗。所以，君主国中，无论上下贵贱，都以变诈倾巧为崇尚，原因就在于此。我曾听李翕留论政，他说：“如果百姓中有廉洁正直的人，那么帝王千万不要任用他们。”看这句话，就知道君主国本来就没有德义的用武之地。虽然如此，我并非敢说君主国必须完全摒弃德义，只是说所谓的德义，并不是君主国赖以立国的根本。

观看以上孟德斯鸠的论述，那么所谓关乎政治的德，其含义非常隐晦。孟德斯鸠以热爱国家、崇尚平等为德义，又说德义的真实所在就是自由。那么，热爱自由、崇尚平等，就是所谓关乎政治的德。倘若孟德斯鸠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解释他所说的德，意思就会极其明白。为什么孟德斯鸠竟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呢？况且，民主国之所以能够建立，难道不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和一律平等为重，而不敢侵犯吗？难道不是其他政府都有不平等的特权，而民主国中国人都有权利，没有任何不平等吗？难道不是其他政府中掌握特权的人权势赫赫，而其余人沦为奴隶；而民主国中，必须权利平等，才足以保障其自由吗？孟德斯鸠如果将自由、平等两者合而为一，来解释他所说的德，不是更好吗？

所以，政治的种类虽然很多，其大的区别不出两类：一是崇尚特权的政体，二是崇尚平等的政体。或者说，一是纯粹的专制以及专制混合使用的政体，二是纯粹自由的政体。孟德斯鸠又著有《波斯人手札》一书，其事

译他引证荷兰的民主政治，论述颇为雄辩。当时荷兰的政治制度，受到欧洲各国的重视，而亚洲各国，没有不畏惧它的。他又引证瑞士的民主政治，也极为雄辩。然而他所论述的内容，都借波斯人之口说出，称荷兰、瑞士不设立君主，是欧洲最劣等的国家，但人口繁盛，没有超过这两个国家的等等。后来孟德斯鸠便自行阐述自己的观点，说拥有真正的光荣、真正的名誉、真正的道德正义的，只有民主国家才是如此；国民之中懂得国民道义的，也只有民主国家才是如此。他推崇民主制度到了这种地步。虽然如此，孟德斯鸠仍然不能完全相信民主，认为它难以维持，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当时学者没有深入考察民主制度，而是将古代希腊、罗马的制度视为民主政治的最高准则，孟德斯鸠也不免受此习气影响。况且他所说的道德正义，含义颇为宽泛，其实所谓的道德正义，也不过是各自遵循自己的本分，不侵犯他人的权利罢了。那么人类只要有理智，也并非难以实行。孟德斯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就是他认为维持民主政治非常困难的原因。

译所谓各自遵循其道，正是指不侵犯他人的自由；而不侵犯他人的自由，正是为了保全我自己的自由。那么，遵循其道，正是对人人都有利的。所以，如果是民主国家的公民，即使仅从个人私利来说，也不得不遵循其道，何况从权利和责任来说，谁敢不遵循其道呢？况且，民主制度如果得当，就能用公众的力量来保护每个人，凡是被称为人的人，没有不各自遵循其道的。孟子认为最公正的就是最大的利益，并以最公正的为最大的势力，人谁有不尽力尽义的呢？而其中最关键的，在于确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制度，永远不使它败坏，并且每个人的自由权都平等，没有宽窄之分，这是民主国家的要务。古代希腊、罗马的民主政治之所以不能持久而逐渐败坏，不是因为每个人扩张其自由权，而是因为民主之中夹杂着贵族政治、专制政治的残余习气，没有完全符合民主之道的缘故。况且，自古以来，国家固然有违背仁义中正之道而灭亡的，没听说过因仁义中正而灭亡国家的。至于自由权一律平等，正是仁义中正的最高体现。然而孟子不能洞察民主政治的精义，孟子也有原因，那就是因为自由的道理还没有透彻理解。请列举他的说法来证明，如下：孟子说，一个国家之中，如果借助法律的力量来治理，那么人可以做他应当做的事，而不能强迫他做不可做的事，这就是自由权所在的地方等等。然而所谓“应当做”的，意思非常晦涩。为什么呢？政府并不是能够把人人所负的责任之类都干预进去，只是干预那些关于“义”的责任罢了。至于那些关于“仁”的责任，政府起初是不能过问的。所以，所谓真正的自由，如果是国民，只要不损害“义”的，都可以去做。所以说孟子所谓的“应当做”，意思非常晦涩，不能明白。孟子又说，凡是法律所允许的，都可以去做，这样叫做自由等等。然而这样，只是就自由关于法律方面来说，还不足以成为仁义中正的自由。为什么呢？所谓法律，本来并不完全符合道的。所以，一个国家之中，虽然人人服从法律，也不能称为真正的自由。为什么呢？所谓法律，是谁制定的呢？所制定的法律，究竟怎么样呢？这是不可知的。即使法律纵然完美完备，如果制定法律的人是不称职的人，而强行在中国推行，这是不公正的行为。况且，制定法律的人即使称职，是国民公议所制定，但如果违背自由平等的道理，这还是不正当的行为。总之，孟子对自由的解释，还没有得当，对于民主的真谛，不能透彻理解，这是理所当然的。孟子之后，又论述各种政体，于是论述各政体建立的根本原则，于是举出英国政体，说这就是所谓的立宪政体，最适于应用，而且施行也容易，实在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他说：如果想要创设自由政治，必须政府中的一部分也不越权才可以。然而任职的人，往往越权，这也是人之常情，是古今的通病。所以设置官职，分担事务，必须使他们互相牵制，不至于互相侵越。于是孟子就创立了三权分立的学说：叫做立法权，叫做行政权，叫做司法权，都应该分立，不能混淆，这是孟子所创立的。孟子说，立法权、行政权，如果同归于一个人，或同归于一个部门，那么国民一定不能保全其自由权。为什么呢？两权相合，就可能凭借立法权设立苛法，又凭借行政权施行这些苛法，其弊端何可胜言？如果政府中一个部门有行政权，想要夺取国民的财产，就先依靠立法权预先制定法律，命令各人的财产都可以归政府，再凭借行政权来夺取，那么作为国民的人即使起来与他争论，但力量不能敌过，也无可奈何罢了。所以国民在选举官吏的时候，把立法权、行政权归于一个部门，这就像自己捆绑手脚而举身投入政府一样。又说，司法权，如果与立法权或与行政权同归于一个人，或同归于一个部门，也对国民的自由权有害。孟子说，司法权与立法权合，那么国民的性命及自由权必然危险，因为司法官吏可以自己制定法律。司法权与行政权合，那么司法官吏将凭借行政权来肆意苛虐。如果司法、立法、行政三权合而为一，那么其害更甚，自不待言。又说，崇尚自由的国家，必须设立司法制度，使司法官吏没有罢黜的担忧，为什么呢？因为司法官独立不羁，只依据法律，本来不听行政各官的指挥。孟子这话，之所以分离三权而不使相混，是因为国民选举官吏，本来是用自己的事让他们代理，因此分任其事于各人，而不使他们越权，所以三权鼎立，使势均力敌，互相牵制而各得其所，这是孟子的创见，所以不朽。虽然，三权之所以设立

译所谓“立”，是指权力源于官民之间的相互契约，一方面寄托了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则接受这种权利，其中的缘由，孟德斯鸠实际上并不知晓，所以他论述的宗旨，没有超出代议制政体的范围。在代议制政体中，掌握这三种权力的人，实际上是代替民众行使权力，因此必须设法加以防范和制约，这是必然的趋势。至于民主国家，掌握这三种权力的人，不过是接受百姓一时的委托，如果百姓对他们不满，罢免他们就是了。孟德斯鸠又说，在自由的国家，如果国民拥有精神上的自由，那么国民都可以自我治理，不必依赖他人庇护，所以国民聚集在一起，掌握立法权来自我守护也是可以的，然而这件事很难实施，在大国则绝对行不通，在小国也不免产生弊端，所以必须选举一些人来代理行使权力等等。他又说，凡是国民处于奴隶般的境地而没有自由气息，如果想要避免他人的讥讽，就必须有选举代理人来代为行使权力的说法等等。看孟德斯鸠这些话，他的意思是权力在代议制政体中，而不知道在民主政体中，权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卢梭反驳他说：所谓的代理人，将会趁着国民的信任，借口代理国民，从而肆无忌惮地行事，这就像在纸上写下授权书交给他们一样。官民之间的交往，不过是契约关系，所以掌握立法权的人，只能说他们是受托者，不能称他们为代理人。

译孟德斯鸠对于人性法则以及政治法则所源自的个人自由权尚未透彻理解，因此他关于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权力的论述，不是晦涩就是混乱。这三类权力，本是个人所固有的，而探求其本源，实际上出自众人自身，不必向外寻求。为什么呢？人人都有思考的权利，这就是立法权产生的根源。人人都有思考的权利，也就人人有实行其所思的权利，这就是行政权产生的根源。有人侵犯我时，没有不有抵抗的权利的，这就是司法权产生的根源。孟德斯鸠不懂得这个道理，他的学说远远不及洛克，所以他常常效法英国，而他所论述的立宪制度，往往不免谬误。总之，孟德斯鸠关于政治的论述，在阐明政体沿革方面，确实有令人叹服的地方；至于他的政治哲学，固然并非尽善尽美。孟德斯鸠最错误的地方，莫过于将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与君主、贵族、民主三种政体互相混淆。他不想分开这三种权力使其相互制衡，而想融合三种政体以形成所谓的混合政体，这就是他效法英国的原因。他不知道三权自是三权，三政体自是三政体，两者各不相同，所以三权可以分开，本来不仅仅是混合政体如此。孟德斯鸠首先提出立法权并将其归于国民，确实合理；其次论述行政权，则认为立法权与行政权不可不分开，而行政权适宜归于统一，于是将行政权归于世代相承、不受谴责的君王。后来他又调和这两种权力，在君民之间设置贵族，说英国的制度就是这样，而国民的自由因此得以巩固，这就是他所谓的混合政体。英国政体之所以采用混合的方法，也有其原因。英国人向来有扩张其自由权的意图，只是不能一下子由不平等的政治骤然变为平等，于是采用混合的制度来维持其一时的自由。也就是君主、贵族、平民三族分别掌握权力，这是英国的历史沿革。如果想要遵循自由的真理，就必须将三权全部归于国民之后才行。他所谓的混合制度，本来不足以谈论自由。英国的历史沿革如此，所以人人选择政权中最适合其族群的部分而占据之，以扩充其自由权。然而他们所谓的自由，实际上并不完善。总之，英国的法律，都是其国家政治历史沿革的结果，并非天下万国都可以取以为法则的。孟德斯鸠没有察觉，竟说人民如果想要巩固其自由权，那么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不可不分开；而想要分开这三权，就必须混合君主、贵族、平民三种政体之后才行。哪里知道所谓的混合制度，不过是从君主政治进步到民主政治的一个阶段，本来就不是政治的最高准则。凡是孟德斯鸠这类错误的见解，导致言语与事实互相混淆而毫无分别。那些接受百姓委托而担任立法职务的人，确实与行政职务不得不分开；然而想要完全剥夺国民的行政权而将其纳入政府，是大错特错的。立法权固然属于国民所有，而行政权难道就不属于国民所有吗？因为要分开这两种权力，就一个授予民众，其余的则剥夺，这难道合乎情理吗？凡是设立官职、分配职责而想要严格划定界限，不使其逾越的，为什么呢？是想让国民统摄政权的纲要并掌握它，不让一两个人窃取据为己有罢了。所以在接受委托的人手中是分开的，而在国民手中则是统一的。为什么呢？国民既然选举若干人委托以立法职务，又选举若干人委托以行政职务，而罢免的权力本来就在国民掌握之中。那么政权的整体实际上统属于国民而不能分开，否则让同一官吏掌握各种权力，这是国民自己放弃权力而授予他人。所以分开政权而不使其混淆，完全是想让国民掌握其关键罢了。孟德斯鸠不知道剥夺国民的行政权而将其作为一种特权，更将这种特权授予君主，说必须这样之后自由的制度才可以巩固。哪里知道真正的自由，无论何人都不允许有特权，而国民所有的权利不允许有分别，每个人的权利本来一律平等。孟德斯鸠又怀有错误见解，将行政权适宜归于统一与君主权适宜归于统一混为一谈，毫无分别。行政职务与立法职务确实不同，所以说立法之事必须通过众人商议决定；至于行政之事，如果不统一于一人处理或执行，不免有错杂的弊端，这固然存在。然而因此就说设立君主是必然的，那就错了。不看美国吗？行政权统一于一人，即所谓的大总统；而所谓的大总统，与君主截然不同，最初就没有特权，所以想要行政权统一，而说必须设立君主，是没有这种道理的。所谓的大总统，虽然统辖行政权并承担其责任，但不像君主那样将位置传给子孙。既然他是国民所选举的，那么与其他立法官员相同，也不过是一个受托人罢了。所以虽然统辖行政权，但对于平等的道理绝不伤害。那么创设制度的人，虽然想要追求行政权的统一，本来不必设立君主，只要作为受托人就足够了。那么君主与大总统，作为一个人是相同的，至于他们所掌握的权力，本来并不相同。孟德斯鸠论述贵

译族类，也不免于错误乖戾。那些认为选取人的才能功绩，或者熟谙通达事务而进行选举的人，是贵族政治的根本宗旨。然而，他们的意思是认为民主的根本宗旨，是以抽签的方法来选举；贵族政治的根本宗旨，是以考核功绩的方法来选举。一个国家中设有特权，与国家中人人平等，本来就不相同。贵族制度，有的因为门第，有的因为财产而掌握特权，与平民不同。民主制度，则无论才能如何，功绩如何，起初并不因此而掌握特权。如果愿意为国家效力的人，就凭借一己的自由权自行推荐，而国人也凭借他们的自由权来选拔他们。所以彼此都有自由权来互相约定，这就是民主政治的根本宗旨。美国的上议院就是这样，因此不能把它视为贵族制度，也是显而易见的。

译孟氏之所以产生错误的原因，在于他不知道平等的真义罢了。他的意思好像是说：民主国家的平等，不过是没有什么区别，而所有贤者与愚者都不加区分而已。这是没有真正理解平等的真义。所谓真正的平等，是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权以及由自由权所产生的各项权利，没有任何等级差别。即使有奇才异能的人，也不得依仗自己的长处来控制众人，也不得因此拥有特权，只是凭借自己的自由权来展现自己的长处，以取得众人的信任，而众人也凭借自由权来选举他，仅此而已。至于才能和功绩与众人毫无区别，这本来就不是平常的主旨。凡是想要考察探究平等的真义，请参看我所著的《近世权理论》一书，就会更加明白了。孟氏的错误，在于将混合政体这一件事与分离官职这一件事混为一谈。无论是什么样的政体，职权都应当分离。孟氏没有仔细考察，看到英国的制度，混合了各种政体而分立三权，就认为这是最高的准则。英国的制度，在当时固然有益，主要是因为其政治沿革使得它如此。然而该国设有各种特权，不能平等，本来就不是政治的最高准则。况且各国的政治沿革有与英国不同的，如果一定要模仿英国，其弊端会有多大呢？而且英国的特权也渐渐减少，接近于平等的真义。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平等的真义，对于自由制度固然不可缺少。我说该国贵族的特权，必定要消灭干净才会停止。而且该国虽然有君主的尊贵，不过是空有虚名，它必定会变为民主政治，这是毫无疑问的。孟氏曾经论述君主政治有一种矫揉造作的风气，铭刻在臣僚的脑髓中，牢固不可打破。他说以人爵为最大的荣耀等等，这话很精辟。但孟氏既然看到了这一点，为什么不说这种矫揉造作的风气足以笼络一时的人心，却不足以推动文明的发展走向无穷呢？所以一切爵位、一切特权，其趋势必定渐渐消灭，一定要等到自由、平等、仁义、中正的道理在这个世界大行其道才会停止。为什么孟氏有卓越的见解却达不到这一点呢？然而他论述法律制度，孟氏的见解有极其伟大的地方。后来法国制度的改革，大多出于孟氏的功劳。十八世纪攻击奴隶这种恶习而不遗余力的，没有比孟氏更早的。当时薄休惠及其他教徒等都认为奴隶制度不应当废除，只有孟氏独自驳斥他们。又哥鲁智斯认为战争是奴隶产生的来源，他说：“战胜者固然可以杀死并俘获敌人，于是宽恕敌人而让他们做奴隶，本来没有什么不可以。”其他学者又说主人与奴隶互相契约，这是奴隶产生的来源等等。孟氏对这些邪说都一一驳斥纠正。现在摘录《万法精理》中的几段如下：“战争的时候，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战胜者固然不能杀死敌人。而且人俘虏他人作为奴隶，却说：‘我当时万不得已，本来想杀他，后来又宽恕他，因此让他做奴隶。’然而说这话的人，果真谁相信呢？如果他确实是万不得已，为什么不杀他？既然可以宽恕他，就不是万不得已了。”“凡是有所出卖的，必定有所自利。既然自己卖身为他人奴隶，那就不是真的出于买卖了。为什么呢？一旦成为奴隶，那么身体、生命、财产都归主人所有，那么主人一无所施，奴隶一无所得。天下有像这样的买卖吗？”“每个人所拥有的自由权，就是众人所拥有的自由权的一部分，每个人固然不能抛弃它。”“人不能卖身以抛弃自己的自由权，那么他所生的儿子预先设法抛弃自己的自由权，有这样的道理吗？战胜者不能把战败的敌人作为奴隶，却把敌人所生的儿子一起作为我们的奴隶，其违背道理也是明显的。”“有人说：‘我们欧洲人本来就有俘虏人作为奴隶的权利。’又有人说：‘欧洲人一旦征讨美洲的土著而歼灭他们，那么就把非洲的黑人作为奴隶，让他们从事田园劳作，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不然的话，糖价将会上涨。又说非洲的黑人种族最卑贱，从头到脚黝黑深黑，鼻子很低，几乎无法辨认，如此丑陋。造物主生人，既然赋予他们这样的状态，难道还有再赋予他们智慧的道理吗？’又说如果欧洲人以非洲人为奴隶而认为不正当，这是不明事理的人。如果像这些人所说，那么欧洲各国的帝王应该互相订立条约，以后永远不使用非洲人为奴。为什么各国常常互相订立条约，却最终没有涉及这件事？就知道奴役非洲人，本来不是出于不正当的。”袒护奴隶习俗的人，他们的论述往往像这样。如果稍微明白事理的人，本来就知道他们的说法不对，不必辩驳。孟氏主张自由，攻击奴隶像这样，所以后世文明的国家解放奴隶，使奴隶的恶习绝迹于天地之间，都是因为十八世纪学者的议论以及崇尚自由的国家能够遵循这些议论的缘故。孟氏又倡议改革刑法，后世也多采纳他的建议。在此之前，蒙吞士在十六世纪攻击刑法过于严酷，认为违背道理，然而听到他言论的人习以为常而不加考察。像李翕留所制定的刑典，就惨酷残忍，几乎没有人理。又路易十四的法令，其所规定的死刑极

译刑罚繁多，且拷问审讯的方法极为残酷，而且法令细密繁杂，如同严密的罗网。于是罪人在受刑之前，已经经历多次痛苦，随后又施加酷刑，其残虐竟至于此。当时刑罚如此残酷，然而人们习惯已久，并不觉得奇怪。塞维纳夫人就是其中的例子。旭伦奴侯爵对孛烈太毅实施的报复非常残酷，有令人痛心流泪之处。然而塞维纳谈起此事却极为滑稽，完全没有哀怜之意。她说孛烈太毅的农民为何如此愚钝，当他们相继被绞死时，一点也不害怕，他们的性情为何如此忍耐呢？她又观看行刑以此为乐，曾说：“孛烈太毅的大树郁郁葱葱，如果在树下执行刑罚那就更好了。”等等。唉，塞维纳致力于学问，文辞丰富，被后世啧啧称赞。仅仅因为长期在宫廷中习见残酷之事，所以不知道仁慈是什么。于是自十八世纪以来，经过哲学家的提醒，仁慈的宗旨才在世间大为彰显，他们的功劳不是很巨大吗？孟德斯鸠极力论述拷讯之法不可不废除，又论述陪审官不可不设立，又论述法律应当宽缓。现在摘录《万法精理》中的几条如下：凡是专制的国家，人们爱国的念头和害怕被人讥讽的念头两者都横亘在胸中，没有片刻停止，所以如果不是极其凶恶残暴的人，绝不会去犯法。因此常常把恶名的暴露作为最重的刑罚。

译这些国家的民法力量已足以防止人们作恶的行为，并遏制人们作恶的念头，因此暴力手段本来就不是必需的。况且，这些国家如果建立了完善的法律制度，其所秉持的宗旨不在于惩罚罪恶，而在于劝勉向善，因此总是希望将罪恶防范于未然，以取得移风易俗的效果，务必使刑罚变得无用为止。凡是古今以来法制之所以混乱，罪犯之所以滋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刑罚宽厚平和所致，而是因为让有罪的人得以逃避惩罚的缘故。刑罚过于严酷的弊端足以败坏人心，使人自甘卑劣污浊，国家之所以混乱，原因有二：一是百姓不遵守法律，二是法律不善导致百姓日益走向邪恶。如果法律不善而百姓走向邪恶，那么就不能称为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导致疾病的根源正是由于药物本身造成的。当今刑法日益趋向宽和妥协，足以符合我们的期望，这实在是由于孟德斯鸠及其门徒所倡导的主张所致。现在的刑法宗旨在于宽厚平和，即使对于犯罪者本人，也依然尊重其作为人的尊严，绝不加以凌辱，这难道不值得赞叹吗？贝卡里亚所著的《论犯罪与刑罚》对今日的刑法颇有功劳，而贝卡里亚的说法实际上也是继承孟德斯鸠的学说。在孟德斯鸠的时代，法律制度颇为杂乱不齐，其中涉及宗教的部分往往不免苛刻，孟德斯鸠对此深感痛心，他说，所信奉的宗教即使不同，宽待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宗旨尽善尽美，然而即使宽待他们，终究也不违背神的意志。他又说，信奉宗教的人应当互相容忍，不可愤怒争执，为什么呢？因为作为国民，不仅要求政府没有危险，还应当要求众人没有危险。他又说，信奉基督教的人常说，我们的宗教之所以能蔓延于世界，是靠严刑峻法严厉惩罚异教徒。在克劳狄乌斯皇帝时期，信奉基督教的人相继陷入死刑，其残酷程度已达极点，如今基督教徒一旦得势，效仿他们的做法来虐待异教徒，唉，他们何不追溯往昔的艰难而深思一下呢？他又说，如果基督教徒不相信我的话，那么我必定对他们说：后世评论十八世纪时，必定会说当时的国民已进入文明的领域，但如果有人将基督教徒视为残忍，而我又叙述他们虐待异教徒的事情，那么后世将如何评价我呢？如果后人知道现在的基督教徒常常虐待异宗，那么即使有其他可取之处，也必定以此作为终身的污点，甚至将今日所有的一切都不加区分地加上恶名，能不让人寒心吗？孟德斯鸠在富国之学上，也能提出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自由的权利与平等的意义是相应的，如果财产的多寡相差太远，那么平等的议论终究无法保持，为什么呢？因为穷人与富人相对，其势必然有所屈从，所以孟德斯鸠想要制定新的法律，务必使一国的财富散布于众人之中，不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又想要禁止制造无益的货物，使其不损害有益之物，这就是孟德斯鸠论述法律以节约为主的原因，并且想要将古代民主国家租税之法中的几条，重新施行于今日。孟德斯鸠论述租税，认为百姓之所以缴纳租税，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分摊其财产的一部分，而使其余的财产借此得以稳固罢了。凡是确定租税额度的人，应当将政府每年需要多少，与百姓每人需要多少，详细核算，如果剥夺国民有用的财物，来充作国民无用的费用，这不是自由之道。又确定租税的基础，应当将全国人的财产分为三类：一类是国民一天也不能缺少的，二类是国民拥有它可以借此谋取利益的，三类是即使国民拥有它，也没有多大益处的，所以第一类政府绝对不能征税，第二类不妨征税，第三类征税不妨稍重。近日的租税之法，英国最为适中，因为英国统计贫民财产的额度，而免除其租税，对于无益之物则比有益之物征收更重的税，租税之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孟德斯鸠早就预见到了这一点，所以将国民的财产分为三类，认为对穷人必需之物征税则不可不轻，对富人非必需之物征税则不妨稍重，征税固然应当看家产的厚薄，如果只看赋额的多少，那么虽然表面上看似平等，终究不是真正的平等。孟德斯鸠之所以将国民的财产分为三类，是为了使租税的额度有轻重之别，以求符合平等，总之，根据百姓财产的厚薄来决定轻重，即权衡百姓负担的轻重，以此来调整租税的高低。孟德斯鸠又论述政府救济穷人的方法，有出人意料之处，他说所谓真正的富人，是有职业的百姓，所谓真正的穷人，是无职业的百姓。他的意思大概是，说人即使一无所有，也不足以称为贫穷，只有无职业的人才算是贫穷。又说抚恤鳏寡孤独废疾者，如果只给予衣食，虽然说是仁慈，终究不是救济的上策。大概意思是，政府只是聚集衣衫褴褛、在道路上乞食的人而给予钱物，终究不是政务应当急于做的。政府应当急于做的，在于使一国的人各得其所，衣服必定温暖，食物必定饱足，而没有饥寒疾病的忧患，这正是政府者所应当做的事。至于姑息之计，不过是喜好施舍的人所做的事罢了。所谓文明的国家，是一国的百姓各有所业。所谓

译保障百姓生计的方法，不外乎这些。所以，对于没有职业的人，就给予他们工作；对于不知道从事什么职业的人，就教导他们，如此罢了。孟子在这类议论上颇为恳切，但措辞稍显激烈，有超过他本意想要表达的程度。他的本意很浅显，是说政府所致力于的，在于让国民各自有职业。如果人生不幸成为鳏寡孤独，或者一时失足导致残疾，那么所从事的职业就不能不废弃，因而衣食随之困乏，所以政府应当收容抚恤他们，不使他们流离失所。如果只是一时的姑息之计，那固然不是政府可以依赖以求安定的。孟子论政，他的见解极深奥远大，他失误的地方，在于专门务求实际，而在哲学上并未达到顶峰，所以往往有支离破碎的弊病。这就是他成为法学、史学巨擘的原因，却不足以成为哲学宗匠的原因。他曾自称说：“我对于政治的方法，曾经探讨其根本的原则，等到获得之后，议论便滔滔不绝，自然流出，绝不费力经营云云。”他所说的根本宗旨，即是事物自然的道理，是我们良知所禀受的，并非出于意志的自由。道德和法律，固然出于事物自然的道理，然而取舍去就，则在于我们意志的自由。所以主义中的主义，本原中的本原，无不归于意志的自由，否则就没有内外之别。孟子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立论不过是就世间现存的制度进行评论，未曾将世间应当实行的道路加以倡导，这就是他失误的原因。

译墨子《尚同》三篇书后上

水火有气息却没有生命，草木有生命却没有知觉，禽兽有知觉却没有道义，人既有气息又有生命又有知觉，而且还有道义。人的力气不如牛，奔跑不如马，但牛马却被人役使，为什么呢？因为人能统领众人，而它们不能统领众人。人凭什么能统领众人？回答说：靠分工。分工凭什么能实行？回答说：靠道义。所以墨子说：古时候百姓生活还没有刑法政令的时候，每个人的言语不同，道义也不同，因此一个人就有一种道义，两个人就有两种道义，十个人就有十种道义，人数越多，所认为的道义也就越多。只有能够崇尚统一一种道义来治理政事，然后才行。儒家有人讥讽这种观点。人在一个身体之中，有心，有手，有脚，有耳朵和眼睛。眼睛与心不同，就看不见；耳朵与心不同，就听不见；手脚与心不同，就不响应。在一个家庭之中，有父亲，有兄长，有儿子，有弟弟。父亲建造房屋，儿子不肯帮忙，就会互相伤害；兄长表现恭敬，弟弟不能友爱，就会互相争斗。在一个国家之中，有君主，有官员，有士人，有农民，有工匠，有商人。君主与官员不同，官员与士人不同，士人与农民不同，农民与工匠不同，工匠与商人不同，不同之中又有不同。像这样，那么天下亿万百姓就成了亿万个国家。只有圣人能够用一种标准来统一万事，用统一来整齐差异，为他们制作雕刻纹饰，绣制华美图案，只足以辨别贵贱罢了，不追求其观赏价值；为他们制作管磬钟鼓琴瑟竽笙等乐器，只足以辨别吉凶、聚合欢乐、安定和谐罢了，不追求其外在形式；为他们建造宫室台榭，只足以躲避燥湿、涵养德行、辨别轻重罢了，不追求其外在奢华。《诗经》说：“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 纲纪四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孔子敬畏大人，居住在那个国家就不非议该国的大夫，《春秋》讥讽专权的臣子。言语中提及大同，墨子师法这种精神，阐发为《尚同》的学说。在战国六国时期，车毂相击，驰骋往来，言语相互勾结，天下像豆子一样被剖开，合纵连横，诸侯惑乱，各种弊端同时兴起，无法治理。法令条文繁杂芜乱，百姓多有虚伪姿态，文书策略混乱不清，百姓生活不足，上下互相忧愁，百姓无所依靠。繁多的称颂文辞，天下依然不治，舌头磨破耳朵听聋，也看不到成效。墨子说：内部父子兄弟产生怨恨厌恶离散，不能和睦，天下的百姓都用水火毒药互相伤害，以至于有余力却不能互相慰劳，有剩余财物却不能互相分享，隐藏美好的道理不互相教导，天下的混乱就像禽兽一样。唉，这也是就天下公共的道理而言的，不是一个人的私言。在当时，选择急务从事而言之，这是公法家的微言大义。墨子所谓“国家昏乱，就告诉他崇尚统一”，就是这个意思。圣王治理天下，希望达到丝线有头绪、渔网有总绳的地步罢了，何必不统一呢？

墨子《尚同》三篇书后下

有人问：“国家昏乱，就告诉他崇尚统一，固然已经想要顺从统一，必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请问它的方法？”回答说：“墨子已经说过了。他说：明白百姓没有正长，用来统一天下的道义，而天下就混乱了。因此选择天下贤良圣明智慧的人，立为天子，来从事统一天下的事务。天子既然已经确立了，认为只凭他的耳目请求，不能独自统一天下的道义，因此选择天下赞襄贤良圣智智慧的人，安置为三公，与他们一起从事统一天下的道义。天子三公既然已经确立了，降下来直到万诸侯国君以及左右将军，远直到乡里的长官，都像这样。所以记载说：‘圣人能够把天下当作一家，把中国当作一个人，不是凭空想象的，必定了解实情，通晓道义，明白利益，通达祸患，然后才能做到。’墨子的言论一则是：‘统一天下的道义’，再则是：‘统一其国的道义’，三则是：‘统一其里其乡的道义’。那么所谓只以崇尚统一为政的，是用来治理人的七情，修习十义，讲求信用修睦，崇尚辞让，去除争夺。天地之间，万物生长，人在万物之中，是一种物。他之所以不同于禽兽虫鱼，就是荀子所说的能统领众人。禽兽虫鱼并非没有统领，统领而不能从事于统一其本性的道义。拥有亿万臣民，却有亿万颗心，这是受成为独夫的原因。武王有臣三千，却只有一颗心，万千仍然归于一。天子之所以说‘余一人’，就是这个道理。墨子所谓‘先生之书相年之道’就是这个意思。说：‘孟子排斥墨家，甚至斥责为禽兽，而韩愈说孔墨必定互相作用。韩愈笃信孟子，这为什么唯独不然呢？’回答说：‘在战国时期，墨家学者流变为横议，或者多持短丧之说，承舆氏开始深深嫉恨他们，韩愈认为辩说产生于末学，各自致力于推销其师的说法。近代讲学家读之，应当恍然失悟，何尝与孟子相妨害呢？’

译况且孟子厌恶兼爱，为何对尚同有所忌讳呢？

译《公法通义》序言

人类初生之时，人人各自关爱自己，人人各自追求私利。爱自己的人便厌恶他人，求私利的人便伤害他人。上天必定希望人们相互关爱、相互有利，而不希望人们相互厌恶、相互伤害。于是有人出现，将自爱之心推广为兼爱他人，将自利之心推广为兼利他人。这个人的用心，必定是公正无私、没有偏颇的。所以他制定的法则，就像天道的运行一样，广大而无私。他治理天下，对不顺从的就出兵征讨，对平定后就撤军离去。诸侯们宾服顺从，心悦诚服。将凶恶的部族流放或诛杀到四方边远之地，于是垂衣拱手就能治理好天下，这就叫做“大同”。古代有人实行过这种治理，黄帝、尧、舜就是如此。

大道已经隐没，天下成为一家一姓的私产，各自偏私自己的利益，各自满足自己的欲望。国家与国家互相攻伐，家族与家族互相篡夺，在野外争夺土地作战，屠杀百姓。那些以名声和牧养百姓自居的人嗜好杀戮，率领野兽吃肉。阴谋诡计一旦发动，天地都为之颠倒。天下的祸患比洪水还要猛烈。所以孟子说：“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又说：“敌对的国家不应该互相征讨”，又说：“善于作战的人要受最重的刑罚”。这确实是厌恶他们的私心啊。漫长的万古岁月，如同原野上的烈火燎烧，如同锅中的羹汤沸腾，不曾有一天停息，直到今天。倏忽给混沌凿开七窍，混沌就死去了。谁是仁人？谁能无敌？衣裳之会的盛况，渺茫再也看不见了。今天兵车交战，明天玉帛讲和。是乐天知命吗？还是畏惧天命吗？为什么会达到这种极端的地步呢？唉！法则如果不公正，几乎就等于没有法则。而西方人用他们所谓的公法，像拉墨线批根一样，束缚我国，又自己逃避法网，互相玩弄权术，只图谋我国的利益。这是公吗？是法吗？究竟是什么样的道理呢？

自从丁韪良的《中国古世公法》、梁启超的《春秋公法学》出现后，那些见识狭隘的儒生错误地解读其中的主旨，于是附和迎合，导致认为公法就是《春秋》，诬蔑圣人，轻视经典，授人以可乘之机。旧学派的学者愤然争辩，于是门户之见就确立了。其实《春秋》是万世不变的公法，是自有人类以来未曾有过的。难道葛劳秀斯敢望其项背吗？只是秉持常理的好恶，不同大洲道理相同，公义所在，有时暗中契合。演变到今天，弱肉强食，理法被蔑视，“公”这个字愈发不可问津。依我看，公法之学自有其通行的义理，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蕴含道理的。圣人的褒贬，王者平治天下的举措，就是这道理和法则。公就是无私。难道西方人就没有公法吗？西方公法学家的言论颇接近古代的刑名家和纵横家，又驳杂多端，不可依据。我们如果真正自强，自有我们的法则，充沛而没有人能抵御。何必一定要用他们所说的公法呢？

我又曾思考：没有公就没有法，没有法就没有治理；没有中国就没有根本，没有西方就没有通达。经典不可玩弄，法则不可废弃，所以有《公法通义》。我认为公法出于天然的道理，天然的道理源于道，离开道就不是理，离开理就不是公法。所以有《原道公法》，这是治理太平的工具，六经的绪余，是王者的创制。不必拘泥于西方的法则。所以有《宗经》，以古代为鉴戒，可以知道得失。所见不同，所闻不同，所传闻不同，三世之义，可以借为镜鉴。所以有《比事》。斯德果说：公法多凭藉各国的常例。宾克舍说：常例就是公法，不会因为一两个盟约的不合就废弃。所以有《释例》。法则的实施必须依靠权变，所以有《重权》。误用权变的人多有蔽障，所以有《解蔽》。汉高祖进入关中，与父老约定法律只有三条，条文繁多就会疏漏且虚伪，所以有《守约》。自古都有死，百姓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维系国家以不改变为第一要义，所以有《不贰》。文明的时代，内外公法必须合一。内部不修明，外侮就会乘虚而入，不可不分辨，所以有《辨内外》。公法的权柄，强国使用就强，弱国使用就弱，因此只依赖教化隆盛的国家来实行，所以有《自强》。这十个方面，大致作为内篇，禀承先王的教诲，遵循这种本性法则，明白有根本。

我又曾思考，想要维持邦交，应当俯就西方的法则，自己却不竞争，这是可耻的，所以有《明耻》。葛劳秀斯以平民身份创立公法，万国遵行，所以有《申葛》。泰西各国设有专科，有法师著书立说，时常出入变化，所以有《家法》。中国所采用的只有近译的几种西方人的书，大多不可见，然而名家的学说也散见于其他书籍，可惜其章句难以详细分析，所以有《辑佚》。西方学者的著作不免芜杂，但其主旨，万言一致，提挈其纲领，也便于寻绎，所以有《节要》。法师武断时，也不可思议，所以有《辨正》。公法的义理，维系盟约，解说字义，不无矛盾之处，所以有《释字》。礼乐教化，没有刑罚就不能确立，百姓知耻且归服，没有律法就不能统一，所以有《审律》。国家交战的原因，大多因公法的疑端而起，公法学家常说：各国和睦本是当然的道理，而公法多为交战时设立，所以和睦时其条款尚少，只有与交战相关的公法更多，所载之事也最重，所以有《议战》。《公法会通》第二十二节说：如果真能天下一统，万国合一，哪里还用得着这公法呢？这话确实可信，我期望地球大同的时代，所以以《大同》作为结尾。这是外篇二十篇的意义，概括为一句话

译于是说：公理不偏袒于中国，也不拘泥于西方。用这药石来治疗这膏肓之疾，也不过是想尽尽一个普通人的责任罢了。

译在惠顿的《万国公法》之后作序

中国古代没有盟约聘问的制度，自汉晋以来，大抵都根据敌国的强弱来对待，视其为平等或低等。那些庞然大物、尊贵强大的国家，占据中原，接受贡献，地位尊贵的才能位居诸侯王之上。书信辞令没有固定的格式：“有的称日出天子，有的称日入天子，有的称兄皇帝，弟皇帝，父皇帝，子皇帝。”通过使节的往来，卑贱与尊贵的礼节就在这里体现了。而且大抵不出和战之间，渴了才去挖井，每年进贡每年纳币，争夺锥刀般的微小利益，以多寡作为授受的标准，粉饰弥缝作为意图，并不是真正能够做长远打算的。看到征兆，批驳道窍，在未雨绸缪时，上达君势而下保国权，这显然不足以作为典要。有人用《春秋》来比较，附会其丰采都雅，论辩宏大放肆，介绍礼仪，坛坫装饰，既然没有听说过。善于治理国家，亲近诸侯，在沼泽中寻找柴胡桔梗，这也并不是通达的计策。文字判若天渊，政教学术，性情习尚，如同胡越之别，把它们合在一起，如同水石不相容，低头就范，如同进入荆棘丛中，鞋子被护住而帽子被刺伤。背道而驰，特立独行，如同章甫一样，不能适应文身的习俗。《春秋》所认为难的，又以方剖判初胎的奇局为日本所采用。改政朔，易服色，俨然以西人为老师，西人暗中嘲笑，然而往往因此偏袒的人众多。于是有海边的狂生，的确认为可以效法，私下作为秘计，在公卿之间游说。《庄子》说：“羊肉羡慕蚂蚁，蚂蚁不羡慕羊肉。”不用智者就知道这不是。风日过河，依靠源头而往，那么意思是不可以停止吗？于是说话的人欣欣然互相告知说：“某得到异日者，识时之士，有慎约的一策，有修法的一策。”约，是公家所掌握的，不是庶人所能议论的。法，是天下公有的。西方设立专门之学，搜求拟议的日子久了，增积成帙，备刍荛的询问，世主也有垂葑菲的采纳的。西方各国，没有如俄、德、法、美、英、意、奥地利强大的，息兵之会，瑞士执牛耳。瑞士是父老之国，如同局外。局外者，议平没有倾轧的毛病，意气之嫌，父亲不为儿子做媒，必有所以做媒的，合二姓之欢，娶妻不娶同姓以防微。防微，合欢而又无倾轨的毛病，意气之嫌。那么舍弃公法呢？何求？我非常喜爱惠顿的书，征引繁博，丁韪良翻译它，非常能传达中西之意，洞如观火。西方奉之如圭皋，唯独中国遥遥数万里，恐怕将有炙盭的吧？说：西方的公法本乎恕，所以说揆之情，度之理，察之诸国交际的，也自虎哥发为性法、义法两端，宾客舍又推为理例二源，性与理天生具足，各家辩论虽少有差异，但大抵率与吾中国同义与例。人所设，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俄拉发得耳，益演之为公议，为常例公议者明许之，常例者默许。虽然，例有甚不可以相通，谓之默许不默则不许可，知也。议有出于势力，其言曰：出于势力者，即非当于理，非情之所甚，已有成言，亦不得废。由此观之，强者获益类多矣，不可谓公。如果民众背叛其君主，中原国家反兵相攻，那么他国或守局外，或许其旧君，或或许其叛民，或或许其中原国家，无所不可以约为定，这是开觊觎之渐也。炮台位置防御邻国，可联盟毁之，这是奖陵抑之风也。君主虐待其民，民倡自主，战争不息，他国以贸易不通为辞，止其兵，公议划其疆界，如土耳其、希腊之中原，这是启叛乱之阶也。两国相攻，守局外的可许一国兵船进口而禁其一，视先约权衡，则黠者可以资调护。战前提约，可以助兵，可以助战舰，可以助军粮，视约数而止，不以为敌，那么诡秘者可以蓄奸谋。然而其有端，齿齿然，机事机心若不相掩，非公师之袒，识之不明履西方之陈，亦千年沿习而用之大都如此也。而且神圣不足以摘诸奸，诰誓烦数不足以约大众，智虑之密，科条之审行之严，守之笃，而无确乎不拔之基，是所谓金堤蚁穴者，非乎君子贵自强，必端其本，端本之若由，然其诸遣使约交藩卫封植如乎？有助惠顿氏公法所载至纤至悉，考其缘起，庶几世之君子得所观感焉。起初西方以事命使臣，无常住者，当希腊、罗马之时，使臣或在百姓之前，或在长老会讨论时事，自欧洲通商以来，交涉愈繁，使臣之权愈重，1500年后始有二等、三等钦差之目，要也是奉命

译出使前往，接受使命归来，以辩驳诘问为能事，只求不辱没使命罢了。东西罗马分裂之后，教皇开始实行派遣钦差常驻的制度，法国开始效仿。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三世继承这一制度。一千八百十五年，签订《维也纳条约》；一千八百十八年，签订《亚琛条约》。钦差的品级更加确定，通行于欧洲。欧洲因此更加了解外部事务，变革并效法他国，开启民智，国家因此更加强大。光绪二年，滇案既定，选拔能够出使的人，巩固与各国的盟约。使者所到之处，没有停歇的年份。像郭嵩焘、曾纪泽等人的作为，其裨益或许在言语思虑之外。唉！盛况真是宏大啊！盲人不足以向他问路，聋人不足以与他辨别声音，不进入其中的人不足以观察其中的细微之处。对于使者或许会有所借鉴吧。

译法律问答

问：为什么称之为国法？师说：有国家就必然有百姓，凡是治理一国百姓的法律条例，可以自行增加或删减，不必询问其他国家。即使是一国的公法，那些能够深刻明了这些法律的人，称之为国法。师问：为什么称之为交涉公法？师说：国家与国家之间进行交往，设立法则来联络彼此，称之为交涉公法。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称此为联络各国的纽带，那些能够精通这门学问的人，称之为交涉公法。英国法学家胡克说：各国的公法，不是一个国家所能制定的，也不是一个人所能增减的，就像一个人不能篡改一个国家的法律条例一样，难道地球上的各国公法，一个国家能够违背吗？问：公法为什么与性法有细微差别？回答说：公法之学，始于虎哥（注：指格劳秀斯）。虎哥主张公法从性法中产生，将性法分为第一类，公法为第二类，意在抑制一切权利而将其归于性法。原书名为《战争与和平法》，推究根本在于良知，认为出自上帝的禁令，其学问极为纯正。按：性法依据内心的是非来判断，公法依据往来交际中的公义来判断。后来的各家有时将性法、公法截然分为两件事，并且斤斤计较，寸寸度量，于是流变为纯粹的法律之学。就像孔子正名的宗旨被名家学派所利用，《春秋》权衡轻重以礼为尺度，而习惯于名法的人逐渐失去了真谛。宰我于是有“使民战栗”等言论，开启了后世压迫无穷的祸患。其分支于是成为申不害、韩非、荀子、李斯，由此可知中西性法之学变本加厉的情况。汫辟子意在阐明中西性法的本源，挽救将来各国权利冲突流血以及一国君民交相争斗的祸患，所以对此再三强调。问：西方政治崇尚实际，公法兼尚名义与实际，是这样吗？回答说：董仲舒说：“名是实的宾客。”孔子正名虽然改从殷商的质朴而辨别等级威严，张立法则凡会盟、朝聘、侵伐、平定叛乱、达成和议、保存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使臣的班次，都是以名义来宾服实际的学问。西方国家在工商、格致（科学）、兵政、权力方面，事事核实，如果不是公法家用名义来维系，充其量无处不是机械杀人的工具，所以公法的精髓在于名义与实际相符。问：交涉公法的根源在哪里？回答说：格劳秀斯说：公法的根源是天然之理与沿袭的风俗所订立的和约。一千七百五十三年普鲁士有国书递交给英国，文中申明公法的根源是公正、是公便、是公理、是通行的惯例。按：天然之理为天律，通行的惯例为人律。问：公法有正法、便法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凡是各国能自主且分内应当做的事情，称之为正法；有因为各国交往多年逐渐产生的规例稍作变通，这称之为公例，也称为便法。按：自主国家分内应得的权力：一、能够增改本国政治，他国不得过问；二、能够管理国内的领土，他国不得占据国内所有产业，由本国自行管理，不准他国阻挠；三、能够自卫，预备战守之法；四、振兴国内商务，使之达到富强；五、能够在边界之外获得新土地作为领土；六、有全权管理一切人物，即使在本国边界之外也能管理；七、应当保护本国之人前往任何国家，如两国民人负有债务可以审理。这是西方人自主的公例。现在用中国来衡量，则国家的领土如安南、缅甸、琉球、高丽、台湾乌苏里河以东已沦入异域；国家的产业如上海租界，华人不能购买而由西人主宰，而福州乌石山、九江庐山盗卖官地的案件接连发生，不是国家法律所能治理的；国家的商务散乱没有纲纪，每年输送给英国人几千万两；国家的流民被驱逐，不如美国黑奴；国家的人民一旦入教籍作奸犯科，官吏束手无策。这还只是明显丧失自主权，那些隐含丧失自主权的情况如列强觊觎如德国商议瓜分之类，各报章诋毁《万国公报》辑录私议，以广见闻，论述很详细的地方尚且难以尽数列举，怎么能熟视无睹呢。

驳《洗冤录》问答

问：《洗冤录》一书，始于宋佑年间提刑官宋慈，选取和凝及其子和山蒙所著的《疑狱集》，以及无名氏的《内恕录》等书，互相考证，编辑而成。历代掌管狱讼的官员，相继有所增补。又有宋代的《平冤录》、元代的《无冤录》，都经过反复考证，流传至今。现在认为西方的法律远远胜过，那么这本书可以废除吗？回答说：中国详审刑狱的方法，已经极完善了。然而州县官员，遇到案件时，逢蒸变之际，恶臭难近，监督官员远视，委托给仵作书吏之手，妄言喝报，在所难免。所定罪案，依据古法。然而古法并非经过实际检验，获取确凿证据，只是采集历来案件编成书而已，错误滋生错误，毫无深理。说到它的错误，大约有四个方面：一是人身骨体的错误。中国骨骼的图谱，部位名目，支离破碎

译“析”这一类，有的借由穴位、肌肉来推断骨骼状况，错误地依据表象进行判断，迷惑并误导后学。考察西方从事医学的人，必定详细探究人体结构与功能的原理，他们所依赖作为实证依据的，都是经过解剖而获得的。论述人体整体知识的，有《全体阐微》、《全体通考》和《全骨图》等书，其中所指出的骨骼部位名称，细微详尽，无所不备。将中国图谱与之对照观看，详尽完备程度不及那些书的十分之一，这是不可采用的原因之一。一是指出导致致命误判的错误。两额角、左右咽喉、结喉骨，按照西方人的实证案例，曾有受伤但未致死的情况，这是不可采用的原因之二。一是杂项证验方法的错误。滴血认骨，原本出自《梁书·豫章王综事》，还有滴水凝血的方法。然而用西医书籍来验证，血液凝结的原理，有冷暖动静、滑涩风气等区别，以及稀稠顺逆等含义。从理论上分析，血多水少，路人的血可以凝结；血少水多，骨肉不必凝结。又因为骨骼本身具有吸引血液的性质，羊骨能渗入人血。据此来断案，能不造成冤屈吗？这是不可采用的原因之三。一是凭空推测求证的错误。殴打后溺水，用涂有明油的伞照射来验尸，这在光学原理上无法解释。焚烧尸体抛掷骨头，可以烧热地面，用胡麻撒在地上来验尸，或者浇醋用漆桌覆盖来验尸。尸体既然已经毁坏，所剩余的磷、炭、矽土等物质，已经化散回归其原始状态，怎么能与油质、漆质相互渗透呢？所验出的伤状大大类似戏剧表演，这是不可采用的原因之四。考察西方医生分为三科：一是照料医治的科室，一是预防的科室，一是辅助治理、协助验尸的科室。协助验尸的科室，在中国顺治年间，日耳曼总学舍官员。中国开始命令学医的人在此学习，后来法尔叙述其验尸证验的书籍，邓干阐明了其中的原理，这门学问大为兴盛。近日都设立此科以资助听讼断案，所以称之为辅政科。我私下认为，中国医学长久以来没有专门负责司法鉴定的官员，应当仿照设立此科，广泛学习、详细探究，这也是当代慎重对待民命的至极心意啊。

译关于制定法律权力的问答

问：什么是制定法律的权力？答：公法学家说：人天生就具备天然的理性，有好善憎恶的本性；人与人交往，就有应当履行的本分和应当获得的权益。因此，国内相互关联的事务，必须有治理百姓的法律，来确立其准则，这就是一国的公法。公法的根源，原本产生于天然的理性与通行的惯例，所以有天律和人律。公义、公正、公便、公理称为天律；国家所采用的律例，历代根本的法律，称为人律。然而，制定法律的权力，不是一个人可以私自占有并保守的，必须依据民众的道义来制定，顺着人情来运用。民众的道义认为不便的，就考察众人的议论来更改它。因此，美好的法律由国会制定，英国的法律由议院改革。凡是欧美文教昌盛的国家，其律令大多由民众的道义来制定，往往以保护民权、维持工艺、商业以及一切便民的事务为主。《康诰》说：“陈述当时的法度，审理案件，合乎道义的刑罚，合乎道义的杀戮，推究其根本说：‘上天敬畏并辅助诚信，民情大体可以看清’”，这是在谈论公法。然而，治学的士人，没有人敢拿着经义来评判司空、城旦等官职的升降，公理被废弃，国家法律的师道也就断绝了。

关于执行法律权力的问答

问：什么是执行法律的权力？答：深刻理解国家法律的正反、同异、得失，来辅助国家政务，称为师；以国家为根本，遵守天律和人律并谨慎奉行，来整顿其疆域内的人，称为君。公法学家说：“凡是国家应当得到的权益，本国能够自主的，有几点：第一，事情能够增减其国家政务，他国不得参与听闻。”解释说：“凡是自主的国家，所有的国内法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制定，他国不得讥讽评论，并且不得参与听闻。一事拥有全权，管理国内一切人物，即使在本国界外的人，也能管理。凡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或信奉其他宗教的国家，又信奉基督教的人，本来不是死于此国而住于此国的人，又犯罪的人居住在他国的，都包含在这一条之内。”解释说：“凡是别国人来到这个国家的人，这些人必定有暗中顺从此国法律的意思。制定法律，是为了治理国家，使避免祸乱而得到平安。所以凡是别国人寄居在本国，国家必定能惩治他们的罪行，与本国人一样，否则不能保证国内百姓相安无事。”欧洲各国有一条通用的法律：如果本国人在别国有罪，本国的法律可以归本国治罪；如果本国人住在别国犯罪，则别国可以问罪。罗马法律说：“在界限之外，服从界限外官员的管理，不是无缘无故而服从，实在是出于无可奈何。”中西的事情则不然，自从中英天律和约规定中国地方官与领事会同审办讯断的条款，执行法律的权力就逐渐丧失了。《天津条约》第十七条：“凡是英国国民控告中国国民的事件，应先赴领事衙门投禀，领事官就应当查明根由，先行劝解平息，使不成诉讼。中国国民有赴领事官署控告英国人民的，也应一体劝解平息；间有不能劝解平息的，就由中国地方官与领事官会同审办公平讯断。”等等。《燕台和约》照复的文字：“规定华人由华官问罪，英人由英官问责，而执行法律的权力就废除了。”《燕台条约》第二端之三说：“一、凡是遇到内地各省地方官或通商口岸有关系英国人命盗案件，商议由英国大臣派员前往该处观审，这件事应先声明清楚，以免日后彼此另有异议。”后来总理衙门照复英使，以将来照办的缘由声明备案。中国各口审断案件，两国的法律既然不同，只能看被告是什么国人，就赴什么国官员处控告。原告是什么国人，其本国人员只可赴承审处观审。（如果）观审的官员认为办理不妥，可以详细辩论，以保证各方没有偏颇，各自按照本国的法律审断等等。西方人的议论说：“西方国家的通例，寄居在什么国家，就归他国管辖诉讼事务，由其国官吏审判。所以英国人居住在法国，法国官吏可以判定其诉讼；法国人居住在英国，英国官吏可以判定其诉讼。西方人寄居在中国，仍然隶属本国官吏辖治，中国官吏不能辖制他们，中国法律不能治理他们。”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律文同异不太遥远，中西律例则格格不入。而且中国官员有刑讯的事情，这是西方人不肯俯首就范的原因。公法学家也说：“凡是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与信奉其他宗教的国家，其教规大有分别，所以他们的习俗与所视为善恶的事情，以及其国家政务法律，自必迥异。两类的人不能有通用的法律，所以一国不可管理国外的人。凡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与信奉其他宗教的国家，不服从寄居的国家，仍然由原国所管理。”唉，执行法律的权力废除了，那么自主的

译等级品第丧失了。公法学家认为，臣服他人、为人臣妾之事，是身份地位所不允许的，这与独立自主、平等并行的原则相违背，其背离程度如此之大，其距离如此之远。然而西方国家公然实行这种做法，法学界的人士不敢议论其后的原因，是因为中间的律法重视这种等级。那么，如果守护律法的权力被废除，就是律法丧失了。律法丧失了却不为之补救，公理就被废弃，国家法律的准则也就断绝了。

译关于执行法律权限的问答

问：关于执行法律的权限，回答说：凡是审理大小刑狱的官员，都有一定的界限，不到期限就是废弃法律，超过期限就是枉法滥刑。西方国家司法官员的审讯权限，足以讯问治罪其国家的君主、王公和大臣，然而有最严格的两条界限，即使是平民也不得越过界限而受到拘禁。华英审判章程规定：英国有两条永不更改的法律，都是因为深深担心百姓受委屈的缘故，上至朝廷，下至众官百职，都不得改变。第一条是没有权力随意拘捕人，任何人即使被人控告，案件没有滥行监禁、不立即开庭审讯的道理，如果事情出于无奈，暂时羁押，也一定要迅速秉公在法庭上审讯。第二条是没有权力独自定罪，凡是被告是否有罪，都要邀请本国的公正人作为陪审人员商量决定，主审官不得独断。陪审人员判定被告有罪，无论该被告承认与否，必定治以应得的罪刑；判定被告无罪，就立即销案，即使有新证据重新投诉，主审官也不能再行提审。英国法律设立陪审人员，最初的意图是担心主审官以爱憎作为是非标准，所以把陪审一事视为决断案件的第一关键，即使是英国君主也仅有减轻或赦免的权力，绝对没有加重罪名的能力。西方人寓居中国犯罪，中国官员看到英国法律，惊讶其刑罚太轻，屡次想要重新提审加重定罪，不知道按照英国法律势必要行不通。西方人审理案件，界限严格到如此地步，狱吏不能上下其手，权贵不能枉法干扰，这是因为分析法律有明确的定义，而执行法律有公正的道理。分析法律有明确的定义，执行法律有公正的道理，是因为律学明白而权力有所止境。中国的狱吏对于法律名目的眉目，十个中不懂三四个；对于狱情的虚实缓急，十个中顾不上两三个。有的平民未经审讯就滥被监禁，事情出于胥吏的勒索，而主审官不知道；有的乡野愚民无知而巧妙被陷害，事情出于豪强兼并的诬告，而主审官不知道。诉状还没进入官府，讼棍就唆使，蠹役就扰乱；案情还没弄清楚，富绅的条陈就干扰，权贵的意旨就持守。这是狱吏的权力有限。鞭打、枷锁，直接在监狱中施行喜怒，生死取决于片言只语，懦弱与刚烈在顷刻间改变，这是狱吏的权力无限。权力有限的，像傀儡被尺绳牵引，动静不得自由；权力无限的，像虎狼盗用衣冠，搏噬习惯于发泄愤恨。中国的百姓，焦灼不安，沉沦其中，耳目习以为常而不暇为之痛心疾首，并且以外国人刑罚轻为病的，是因为公理废弃而国法的准则断绝了。

西方人听讼章程问答

问：西方人听讼的章程，回答说：“英国法律大约分为两件事，叫刑律，叫户律。刑律之中分两等，一是有害于人，如杀人、伤人、殴打人之类；一是有害于物，如盗窃财物、伪造契约、欺骗、纵火之类。这是干犯刑律。刑律重罪区分故意和过失。户律之中也分两件事，如甲乙二人已立合同，后来有一人不承认此约，因而成讼；又如丙控告丁欠钱不还等情况，这是户律中犯约一类的事。又有无约致损的，水路则如戊船碰撞己船，陆路则如庚车碰撞辛车之类。既已被损，也可以具状控告。说法是，寻常案件则主审官发传票，限期到堂听审；重大案件则派巡捕递送，次日开堂审问。审讯之日见证人到齐，主审官先问原告、状人、告之证人各人口供，完毕后，再问被告有何辩解；又问被告证人有何申诉。凡是见证人必须发誓，主审官才详细审问。英国惯例手持圣书发誓，说所言皆真实无妄。如果有信口胡说的人，事发就治以假立誓辞、谎撰证语的罪。英国法律妄语罪重，且暴露后人所不齿，所以诳誓者甚少。问完两造，判定被告罪名轻重。轻罪如罚款不过二三百元，监禁不过六个月，就按狱词援律判定罪。较重的，主审官命发回狱中待定罪，邀请陪审十二人，示期复审。到日，主审官与陪审人员听口供完毕，十二人退至他室，据口供证词仔细考察有无疑窦，是否符合斟酌尽善，然后以有罪或无罪分别申覆。被告无罪，主审官立即予以释放；有罪，主审官才定罪名。杀人者绞首，如果是迫杀，则将全案供招上详刑部，或得原情减等，罪不至死，主审官即可定罪。户律的案件，主审官示日到堂，原告也要带见证人及各项凭据，以便根问察。主审官讯明得直，断令被告筹措资金立即清偿。如果控索的数额在英洋百元以外，原告也要具禀正副各一，声明具控情节，应收欠项若干。主审官将副禀发给被告阅看，限八日内覆诉。原告得直断令照数清偿。索欠或在英洋二千

译诉讼金额在二千五百元以上，双方不服可以上诉。”上诉至刑部，凡是诉讼案件，必须先缴纳票费一元五角。如果是户律案件，追索一百元以内的小额欠款，先缴纳票费三元。如果原告胜诉，被告除了偿还所追索的欠款外，票费也要退还给原告。追索金额在一百元以上的，按照追索数额，除了每百元英洋随案先缴纳二元五角暂存官府外，根据案情大小另有存欠，从二十五元到五六百元不等。如果被告胜诉，这项存欠就罚作被告的堂费；如果原告胜诉，被告除了清偿追索的欠款外，也要偿还存欠。上诉金额在二千元以上的，也要在十五日内先禀告原审官衙门。原告上诉的，先存英洋二千五百元以备日后的堂费。被告不服的，除了存英洋二千五百元以外，还要将判定应偿还的欠款交存原审官衙门，然后才准许其上诉。这些洋元由该衙门代为存入银行生息。等到刑部判定之后，如果原告有理，就将存欠、追索欠款的本息全部发给原告；如果被告有理，也是如此。以上是根据华英谳案定章。刑律判定案件的证据有四种：一是直接证据；二是间接证据；三是传闻证据；四是自认证据。直接证据，是指知情者通报或函告的情况。间接证据，是指借物为凭，通过推测得出，或者从紧要事情连带推及的情况。传闻证据最不可信，没有根据的话难以形成可信的判决。自认证据是定罪的关键，但是西方法律没有刑讯逼供的方法，也没有诱骗承认的事情。凡是厉声疾色以胁迫，甜言蜜语以诱骗，即使得到了承认，陪审官也不据此定罪。根据英国海军律例，杀人或毒杀陷害等事，要凭借医学道理来推断，凭借化学道理来推断。然而有时化学虽然得到了确证，但案件情节稍有疑点，最终得以从轻发落，这是罪疑则从轻的意思。户律案件取证于合同，凭借契约见证，合同的言辞必定有不明不白之处，或者在应当遵守与不应当遵守之间，因此产生诉讼。解释合同的方法有数十种，都是律师传授的公法。君子说：观察西方人审理案件，可以领会经义了。重大案件必须延请陪审，在闹市执行刑罚，是与众人一起抛弃罪人的道理。追索债务必须有存欠，如同古代用束矢钧金作为担保，然后才受理诉讼的道理。审理案件不使用刑具拷打，不使用钩距诈术，如同得知实情后哀怜矜恤，不为此喜悦的道理。案件有疑点就得以宽缓，这是祥刑的准则。一定要查明其名分，一定要符合其情理。不偏听巧言，只任用良善，以尽人伦之道。观察西方人审理案件，可以领会经义了。

译中国读律法问答

问：中国研读律法的方法，有“刑名”八个字的义理作为准则，都各自适用。如果是这样，还有十六个字义理的加减计通、坐听依从以及其余递重等规则，但也称为相同。在言辞语气轻重之间，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所以研读律法的人必须精研洞悉，然后才能上下比照定罪，没有僭越混乱的言辞。西方人研读律法的方法可以谈谈吗？

答：中国的律法完备了，研读律法的方法也具备了。然而那些熟悉狱讼的人，舍弃律文的大义而分析条例过于繁杂，这不符合律法的本意。西方律法的专门书籍，我惭愧未能学习。私下曾经观察过国际公法家的言论。费利摩罗巴德氏说：所有各种律法，各种合同，其文字必须符合公理，能够在一件事内使用。但有时所制定的律法或合同，有事情不能预先处理的，虽然包含在公理之内，却尚未言明。又和约或律法之中，有一句与别句相反的，或看似相反而实际上不相反的，或一种律法、一种和约与别的律法、别的和约有不同之处。凡是这些情况，必须有方法来阐明，解说的方法，各国的法学家是从罗马律法、罗马律法论以及各国大法学家著作中得来的。罗马律法中多论述合同律法与文书解说的道理。罗马法学家也有笼统的解说及其界限，并立新律法来补充旧律法的界限。解说之事分为三项：

一是正解说，即制定律法的人自己注解其本意，但这种解说似乎有新添律法的样式，用来注明旧律法不明的地方，这种方法不能称为解说，在律法中可视为新律法。按照这个，如同律文字注及新增例案的“尸禹”（注：此处疑为“附注”或特定术语音译，依原文保留）都是。

二是常解说，即使用习惯的解说，或已经用过几次的解说，又有几种文字不记载在原文内，那么言外之意能否藏在其内，这必须以习惯的解说为主。按照这个，如同读律家的八字、十六字义理之类。

三是照文字解说，其内也分两项：一是文字表面之义，二是文字内藏的意外之意的解说。有几件事：

第一件事，应当查考文字平常的解说，以及其文理简易之处，无论国内律法还是交涉公法，其解说都以此为本。如果其文字表面的意思已经显明，没有不合于理的地方，那么不可深求其意，或增减它，或揣度它。如果其意已经显明，或者再改它，或者另作解释，那么天下所有各种文书凭据都不足以依赖。

第二件事，不能以数字数句分解，必须以全文的总意来解释。按照这个，狡猾的官吏出入人罪，引用律法往往截取一二句话，正是此文所禁止的。以上为解说显明文字的方法。

第三件事，文字有不明之句，观其全文大意来解释。

第四件事，将本文与别文相比，其文所论述的同事同人，能得其文的原意。

第五件事，查考其文所有不明之处，能有几种方法可以解释，查考各解法所能产生的事，兼查其意为公允与否，能确定哪种解释为合适。

第六件事，或者一句或一欠（注：疑为“款”或“项”之误，依原文保留），有两种解说，则必看何种解说为有理而能行，以取之。原文证明说：即如国内的律法，假设有一地分给甲乙两人，而合同说甲可直接行走其地，那么这字有两种解说，既可解为甲地，也可解为乙地。但甲自能行走甲地，本不必记在合同之内，所以这字必解为乙地。此法同第五事，必观文意，其总意较文字尤为重要，这是有理的言说。以上为解说文字两歧不定的缘故，其不能定的缘故，由于文字不达不详，这种事在律法中不常有。

内意的解说有几件事，解说内意者因为所用的文字不合于理，难以确定以文意为主还是以意义为主。罗马法学家说：文字不可过重，必以意义为主。

第一件事，文字之意较人心之意更大，则解说必收缩它。原文证明说：律法有一公说，即立合同凭据的人，其意必为有理者。如园中有房屋，主将房屋给甲，园给乙，那么不能说主人的意要将房屋给甲而不令行走过园中以进屋，所以给园的合同必收缩解说，令乙让园中一条路与甲。

第二件事，文字之意较人心之意更小，则解说必放宽它。原文证明说：如回教圣书有一欠（注：疑为“款”）禁人不吃葡萄酒，因当时只有此种酒耳，虽不言烧酒及各酒均应包含在此欠之内。

有时两律法彼此矛盾者，解说有几件事：

第一件事，相反的两律法，一为应许何事，一为嘱咐何事，则以嘱咐者为主。如所嘱咐者为统同，所应许者为特设，则以应许者为主。

第二件事，如所定之事，其一不论何时可为，其一必须立刻为之，稍迟则终不能为者，必须以立刻为者为主。

第三件事，所有相反之处，一为所禁，一为所命（注：疑为“所命”或“所令”），则禁者为主。但此不过为所禁的无穷期者能用。

第四件事，凡有两言，彼此相等

译如果两者相互矛盾，那么以特别规定者为主，以普遍规定者为次。凡是法律中有相互矛盾之处，必须采用此法。因为制定法律的人，如果是针对特定情况制定的法律，其言辞必定简洁明了，既担心不能涵盖所有含义，又担心言辞过于宽泛，包含了不应包含的事情。如果是普遍规定，则可以稍微放宽其界限。如果五种相互矛盾的说法都被禁止，而其中一种犯禁有刑罚，另一种没有，则以有明确规定的为准。如果都有规定，则以刑罚较重者为主。如果一个人应当做两件事，而其中一件事重大且对人有益，那么必须做那件重大的事。各法律中如果有两件事相互矛盾或混淆，用此法可以确定哪件事更为重要。但此法力量颇大，必须在毫无其他方法可用的案件中才使用。以上是解释法律内在含义的方法。按照上述所说，都是法学家的共识。但西方法律尚未学习，难以疏通证明于中国法律，也难以迅速融会贯通。另外，综合公法家能够解释和约合同的法律，很难区分清楚。然而详细考察其解释的含义，必定以大体意义为主，不拘泥于文字之间。近代人所著的《读律卮言》，疏通法律含义，颇为接近，不是那些斤斤计较于案例的人所能理解的。观察公法家的言论，旁及解释法律的事情，废弃名称而追求实质，透过文字寻找主旨，在细微之处寻求义理，在毫厘之间权衡利弊，反复审查，以洞察其纲纪，综合其条理，其缜密如此。中国人士治理法律却不是这样，挟带意气来决定出入，混淆名实以迷惑是非，废弃制定法律的宏大宗旨，摘取拼凑案例以增加其纠纷，破碎的吏胥掌握天下的权柄，而国事日益混乱昏暗，治理国家的生计，又能说什么呢？

译问：中西刑法不同，西方人常常讥讽中国刑法过于严酷，因此广州的西方人不受中国管辖。然而中国的刑罚，历来有轻有重，到了我们清朝实际上是最轻的，乾隆以后尤其遵循宽大的法典。为什么西方人仍然认为它重呢？日本改行西方法律，弊端已经产生，难道亚洲人果真不如欧洲人吗？请综合比较它们的异同，探究其根本原因，加以论述。

公理，是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中外君民共同拥有的衡量标准。体现在法律上叫做公法，体现在内心叫做公心。这两者没有别的，就是“中”罢了。没有偏轻，也没有偏重。所以百姓生活受到“中”的调节，《尚书·吕刑》说：“没有不处于中道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西方法律的轻缓，是为了惩戒罗马君主的残暴，务必加以矫正以伸张民权，这固然未必符合“中道”。知道永远这样终究会败坏。中国法律的重严，我们清朝历代圣君精纯专一以执守中道，并不是真的重，是因为与西方法律相比才显得重，所以被称为重。日本没有明察，于是改行西方法律，收回领事裁判权，以为这是自强的最佳策略，不衡量其中的同异，根本原因不明，难怪弊端滋生。西方法律之所以与中国不同的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政体，二是礼俗，三是教派，四是公法。圣人出现，万物仰视，超出于庶民之上，大家都尊奉一个最高权威，这就是中国法律之所以严禁谋反的原因。而西方政治抑制君主尊崇民众，英国则禁止限制民权的法律，希腊、意大利异军突起，摆脱束缚而民权日益扩张，德、奥等国民权逐渐兴盛，即使是像俄国那样强大的君主国家，其政令也必须出自议会，所以西方法律有叛民、叛国之罪而没有叛君之罪，这是政体不同导致法律差异的第一点。阳刚在外阴柔在内，夫唱妇随，代天终始，女子没有自主权，这就是中国法律之所以严禁牝鸡司晨的原因。而西方习俗男女平权，父母的财产，子女平均分配，妇女出嫁后所得，丈夫不能过问，强取是有罪的，近日美国甚至有妇女进入议会的说法，这是礼俗不同导致法律差异的第二点。圣人设立教化，体现一体而分殊，兼爱无父、为我无君，这就是中国法律之所以杜绝异端的原因。而西方教派意存偏胜，纷争凌驾，耶稣教派信徒日益增多，得到其严厉教义的人就抵死仇杀，于是压制性的法律出台，得到其尚同教义的人就提倡自主，于是宽厚的制度又出台，所以英、法国会修改法律都以保护人民利权为主，这是教派不同导致法律差异的第三点。乱臣贼子都可以诛杀，人能讨伐贼寇受到褒奖，《春秋》大义，这就是中国法律之所以警戒藏奸的原因。而西方惯例，他国政党倡乱，逃入本国，即使行文索要抓捕，也藏匿不交，所以曾纪泽出使俄国索要逃犯没有成功，西班牙向美国索要古巴叛党，美国也不允许，就是这样的例子，这是公法不同导致法律差异的第四点。这四个方面，探究其根本原因，实在是自主的说法浸入人心，在政治上倡导，在习俗中习染，在教派中煽动。总之，想要靠法律使人们不互相作乱，能有几分把握呢？而主张民权的人，还时常伺机狙击，国家如果不痛加刑戮，其弊端，必定比前千百年的君权之祸更烈，不到百姓遭殃、彻底改变法律的地步，其危害不会停止。那些道听途说的人还动不动提议修改中国法律，建立保护民权的制度，打破中西隔阂，使通达无间。唉，错了！打破隔阂使通达，意图并非不好，但说要修改中国法律保护民权，那就迷惑太深了。上天打通中西，不忍心将夷狄排斥在教化之外，这是大一统的端倪，正应该广开名教引导，以会归于极致，反而想要破坏君纲的大防，遵循民欲的乱辙，为什么呢？那么最终听任他们不受管辖吗？不是的。只有按照中国律例，结合万国公法，分类分门，折衷得当，其法律有不符合中道的，在下页详细辨析，斟酌以保持平衡。等到通使往来及修改条约的时候，共同讲明改正。他们自称为公法，断没有拘泥于偏私而不能用中道挽救的。如果不这样，就与他们共同商议一种中西平治的法律，以处理交涉等事务，除了当日《火因台条约》各法问罪的错误，不强迫他们服从，久而久之将自然感化。那么《尚书》说：“都符合中道就有吉庆”，虽然不能见于今日，必定见于未来。唉，公理存在于人心，不曾一天停止，不以地域限制。而说中西治理格格不入，将永远如此吗？难道是这样吗？难道是这样吗？

中国严禁讼师，外国重用状师，辨析名实异同。

顾家相拟作

中国有讼师，外国也有状师，它们的名称相同。中国因为有害于百姓而严禁，外国认为有益于百姓而重用，它们的实际作用又不同。有人说：外国状师精通律例，所以叫律师。从前中西刚通商时，译者浅陋，只知道中国有所谓讼师，也叫状师，于是用状师二字来对应，这是翻译的错误，并不是名称相同。相信这种说法，那么讼师与状师似乎不可以相提并论。我却认为名称固然不完全相同，实际作用也不完全不同，而之所以严禁与重用的原因，应当以君权民权来判定。怎么说呢？打官司必定求胜，这是人心所同，害怕不能胜诉而求助于人，于是讼师兴起。然而中国从事这一行的人，不敢公然以此为业，这些人有的是士子，有的是吏胥，必定兼营生计，享受其实利而避免其

译名。泰西的律师则从小进入学堂，专门研习法律条例，学业完成并通过考核，发给文凭，然后才能接受诉讼当事人的聘请，作为专业职业，名称有固定的称谓，其不同之处就在于此。只是双方争执，用情理和法律来衡量，必定有一方恰当、一方不恰当。在诉讼刚开始时，有人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言行违背情理、触犯法律，等到局势将要涉及诉讼，向人请教，假设有个人指责他违背情理、触犯法律，那么他会猛然醒悟，立刻回归到无诉讼的状态，这也是可以的。然而诉讼者意气正盛，专门追求胜利，常常隐藏自己无理不合法的缘由，而用华丽的言辞巧妙辩解，表面上依附于情理之中，暗中却逃避于法律之外。然而虽然有这种心思，如果没有讼师就无法充分表达。那些讼师，以此为业，有事做就感到光荣，如果有相求，乐于为他们效力，并且为了日后招揽生意，他们唯恐不能获胜的心思，比诉讼者还要强烈。诉讼而不胜，诉讼者的耻辱还小，讼师的耻辱实在很大。而且指责诉讼者无理不合法，或许他还内心惭愧，羞惭地顺从接受，而讼师听到这些，仍然会把无理当作有理，把非法当作合法。孟子论述射箭、制箭、巫医、工匠，认为选择职业不可不慎重，我对讼师也这样说。由此推论，西方国家的律师，被诉讼者聘请而力图求胜，以及以此为业、有事为荣，与中国又有何不同呢？然而西方国家重用他们，中国却严禁他们，为什么呢？回答说：中国的百姓愚昧且多贫困，愚昧则不知道粉饰，贫困则经不起长期诉讼，如果没有讼师，真情容易得知，事情可以立刻解决，只有讼师在中间拨弄，教唆他们，愚昧的人就不愚昧了。拖累他们，贫困的人更加贫困了。而且双方不一定都有讼师，聪明的人受讼师的指使，侃侃而谈，而愚昧的人反而吞吞吐吐说不出话；富有的人依靠讼师的包庇，头头是道，而贫困的人更加抑郁无法伸冤。推究其弊端的极致，能够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使审理的官员误判刑罚、枉法断案，而愚昧且贫困的人含冤负屈，最终无法昭雪。又何况中国的诉讼，无论曲直胜负，都要有所花费，甚至要根据家庭的贫富来定。即使是聪明且富有的人，借助讼师的力量，侥幸获胜，而耗费也已经很多，所以有“赢猫输牛”的谚语。这简直是无论智愚贫富，都受到其害，而诉讼案件增多，审理者疲惫不堪，尤其是有司所深恶痛绝的。如果恶迹昭彰，得到确实的证据，即使依法严惩也不为过，哪里仅仅是严禁而已呢？如果泰西则不同，凡是贫困的百姓，自知无力，或者干脆不涉及诉讼；既然诉讼则必定都有律师，势力足以相当。而且民智已经开启，一切公共法律条例章程学习的人很多，他们的律师虽然也接受诉讼者的酬谢，但颇能爱惜名声，又在大庭广众之中争辩，审理和陪审的官员，也都从律学出身，纵然能文饰巧辩，终究还有所忌惮，与中国讼师踪迹诡秘，专门从事舞文弄笔的，截然不同，所以没有中国的各种弊端。虽然如此，我听说西方惯例，衙门的堂费由理曲的一方承担，如果诉讼确实得直，还可以节省费用，与中国诉讼即使获胜却仍多耗费的不同，那么他们求胜的心思必定比中国更迫切，他们不惜重金贿赂律师以厚利，而律师竭力营谋，也必定比中国更甚，难道能说毫无流弊吗？又听说，西方惯例，贫困百姓无力聘请律师的，允许由国家律师代为辩论，这固然是良法美意。但贫困百姓既然没有出资，律师是由官府设立的，估计也如同中国官代书的依口代笔，恐怕难以与重金聘请的律师角胜争长，这固然是可以推测而知晓的。况且天下的道理千头万绪，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当双方具备时，本来就有这一方不全对，那一方不全错的情况，更有双方都错，而那一方比这一方好的情况。中国只尊崇君权，所以有司得以专制，听断之际，或许隐恶而扬善，或许舍短而从长，但应当持守大纲，不必苛求小节。如果能用温和的话语奖赏，用虚名宠幸，即使是私债公财，不妨减息而让本金。如果宽恕其前愆，杜绝其后患，即使是当庭斥责当面侮辱，也应当忍受，而曲从。太皿（注：此处原文可能有误，疑为“太”或“大”字，或指某种官职/机构，暂按字面或语境略过，或理解为“大概”）审断之道，不一而足，关键是要合乎情理，而不必完全拘泥于法律条例，又哪里用得着律师呢？所以中国的百姓，对于官长听断平允的，常常称颂，即使稍有轻重不均，但只要能了事，也相安无事。君权国家的体制，本来就应该这样。泰西则致力于伸张民气，认为人人有自主之权，彼此互相争斗，专门依靠律师作为枢纽，如果有一点善处，一节长处，必定代为争辩，直到理屈词穷，智尽能索而后止。在审理和陪审者看来，反而像置身事外，作壁上观，直接等到胜负已分，坐享其成而已。他们不得不重用律师，是形势使然。那么中国严禁，是厌恶他们扰乱上级的权力；西方国家重用，是想让他们伸张民众的权力。明白了君权民权的区别，不仅可以确定讼师律师的异同，而对于一切西方政治，也大概了解一半了。有人说：泰西著名的律师，对于理曲的诉讼案件，往往谢绝不参与，恐怕不是中国讼师所能比拟的。回答说：江浙各省的讼师高手，也不滥受请托，遇到必不可胜的案件，婉言

译赶走他们。那些讼师，也都精通法律条文，机智谋略和见识，大多能超越常人，如果官员将他们招揽来，以毒攻毒，必定能决断疑难案件。寒微的讼师，未尝不可以重用，只是汉家自有制度，用中国的官员治理中国的百姓，没有必要效仿别人、亦步亦趋。当今世界五洲交通，外交事务日益繁杂，江海大港，华人洋人互相诉讼，必定要聘请律师。与其从异地选取人才，何不选择熟悉西方法律的中国人，让他们担任此职，并让聪慧的子弟进入外国学堂，学习西方法律，统一考试，以储备日后之用，这也是处理外交事务的急务。至于中国那些平庸低劣的讼师，有的竟然不知道法律条文是什么，不仅诉讼案件的胜负结局无法预料，就连事后的酬谢，也看得很轻，不过是图谋眼前的吃喝罢了。自然没有什么可讥讽的，即使说没有讼师也可以了。

译论强国与弱国相处，是没有所谓公法可讲的。

如今谈论时务的人，喜欢谈论公法。遇到外国人欺侮我国、凌虐我国百姓的事情，就说：“这是不讲公法，这是不用公法对待我们。”笔者心中积愤已久，于是敢于抒发胸臆，正告天下人说：“当今世界哪里有什么公法呢？这不过是强权之法罢了。当两个强国相遇，势力均等、力量相当，明知我得罪了对方，对方必定会报复我；又知道报复不止，必定会有两败俱伤的一天。于是便设立公法，来维持彼此间的关系，既用来杜绝对方的侵扰，也用来保全自己的权益，这才是公法明显的功效和大概的意思。”

至于强者与弱者相遇，那么强者就是刀砧，弱者就是鱼肉。起初是轻视，接着是试探，最终是欺凌、灭亡，就像鹰隼搏击燕雀，虎豹吞噬犬羊，这是天然的公理，更没有什么公法可讲。孟子说：“人必定先自我侮辱，然后别人才侮辱他；家必定先自我毁坏，然后别人才毁坏它；国必定先自我讨伐，然后别人才讨伐它。”仲虺的话说：“灭亡的国家被夺取，混乱的国家被欺侮。”古代贤人的明训，足以作为深刻的鉴戒。而现在的议论者，还天天把公法挂在嘴边，国家衰弱却不知道自我振作，还希望庇护在公法之下而不被人欺凌灭亡，这真是让人大惑不解。

暂且用近事来说，江苏当局最近因为筹款困难，商议征收房捐。上海城厢内外已经开办，只有租界因为归西方人管辖，不是中国官员权力所能达到的，所以不参与其中，还可以理解。至于南市本来是中国自治的地方，但里面有西方商人的产业，就不认为中国官员征收捐税是合理的，纷纷议论。西方商人在租界以外购置房产，既然与华人同在一处，就应当与华商一样办理，然而那些西方商人却有抗拒捐税的意思，而中国官员也因为想通融办理，于是西方商人可以免捐，华商不能免捐，必定导致无数华人产业挂靠西方商人名下为止。他们扰乱我国自主的权利，破坏我国通行的惯例，究竟怎么样呢？

然而日本官府最近因为旅居那里的西方人不肯照付房税，就派人前往汇丰银行，不再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将税银自行取足而去。这件事如果出自我国，那么洋商的控告，西方使节的诘责，军舰的麇集，声势汹汹，朝不保夕了。事情如果上报朝廷，那么严旨谴责，当事各官获罪，又不知会怎样呢？而日本则安然无事。西方人虽然有心怀不平的说法，不过交给公正人理处处理就停止了。近来甚至有西方人没有出面阻挠的说法，又有美国政府称其办理公道，不想与各国联络一气，请求公正人理处处理的说法。出自日本就这样，出自我国就那样。由此可知国家势力的强弱既然不同，那么外人的态度也就迥异。我国朝野上下，不在平日致力于自强，几乎到了长期被轻视的地步，只凭一时的空理，希望外人为之仗义执言，稍存公道，哪里能得到呢？

况且笔者观察今日的情势，不仅交涉之间强弱不等的国家没有公法可讲，即使以交际之事来说，西方两个强国，其国君往往互相推崇。俄国皇帝到法国，法国报章引以为荣幸；德国宗藩到美国，美国人欢欣鼓舞，作为德美交亲的依据。唯独我国对于各国，几乎进退失据，高傲则招致怨恨，卑屈也失去体面。去年两宫回銮，太后首先召见各国公使夫人们，亲自宴请，赠送礼物，本意在于消除嫌隙、修好关系。而西方报章又对其事实寓含讥诮之意，英国某报甚至指为甜言蜜语、虚情假意，欺骗诱导外人（见外交报第四期）。因为屈尊结交的缘故，却招致别人的疑议，不足以荣耀，反而招致耻辱，由此可知我国今日被外人轻视已经到了极点，恐怕不是奋发自强不能激起他们推崇之心。

政府各位似乎还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去年以后屡次拟诏宣布天下，动不动以保护外人、保护教士教民为说辞。不知道我如果内政清明，祸乱不起，那么无论是华人、外人、教民、非教民，都在天地覆盖之内，都受到保护的益处。现在一定要分别说：所有在华的洋人必须切实保护，所有教士教民不可不切实保护。这更加助长了教民的嚣张气焰，更足以让政府的情势被外人窥破，从而激起他们试探之心、恫吓之意。近来如意大利使臣眷属被人掷击一案，北京某报叙述其事，颇讥外务部不能据实说明折服外人，以致惊动皇上，诛杀无辜。而根据西方报章所说，则知道意大利人实有挟制之意，作为索要三门湾地盘的筹码，而外务部的曲意迁就，大概也有苦衷。然而政府各位不在内治外交之道上加以讲求，无事时以保护为条教，有事时以谴责官吏、诛戮百姓作为结案之计，百姓的生命几何，怎么能承受呢？只让外人知道我国容易对付，窥视我国政府可以欺骗。只要他们有下手的方法，有可以藉口的理由

译如果凭借这种资本，那么平日的交情、是非曲直，都可以不予考虑，只求满足他们最大的欲望，还有什么公法可言呢？长久以来，西方各国，虽然极其狭小，但只要不是其所属，就没有干预其内政的道理。然而西方人在我国虽然没有名义上的统治权，却已经有了干预的实质。最近如直隶总督袁制军，曾革除一名知县的职务，法国人因为他是天主教徒的缘故，就强行要求袁制军为他恢复原官，袁制军不得已，才勉强答应。袁制军对于法国人无理的要求，不能严正指出其错误，坚决拒绝其请求，实在是失策。这个开端一旦开启，将来不称职的官吏只要投入西方宗教，就可以有恃无恐，即使受到严厉谴责，也不难借助外人的力量与上级对抗，其流弊正不知何时才能停止。而法国人因为庇护其教民的原因，以至于想要破坏我国任免官员的权力，强迫我国必须顺从才肯罢休，这在公法上究竟算什么地位呢？如果不是轻视我们中国，又怎敢有这样的行为呢？而议论时事的人，不审察国家势力的强弱，还天天以公法为借口，这不是误人国家的大论，就是迂腐儒生不懂时务的言论。

译记述日本监狱的严苛法令

西历四月二十三日，伦敦《颇路么路报》报道：我们西方人与日本修改条约的日期临近，因此旅居日本的西方人都对此感到忧虑。太皿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必须等待国家选派精明强干的人才，精心审慎地办理，才不会事后后悔。太皿指出，在现行和约的期限内，旅居日本的西方人所有公私事务都归本国钦差大臣办理，即使涉及犯罪案件，仍由本国自行审理，所以虽然旅居异国，仍能安乐地谋生。如果换约之后，西方人就不能再把日本视为野蛮国家，凡是西方人在通商口岸，必须其国法律符合万国公法，才肯将其民众交由当地约束，否则在立约之时，必定声明仍归本国钦差大臣管理。当初中国通商时，都是这样办理的。如今西方人称日本能兴办太平，不再将其列入野蛮之列，只是可惜中国尚未收回管理外人的权力。凡是与日本人交往有不合理之处，都归日本官府治理。当地的巡捕兵丁遇事都能拘禁我们西方人。然而看日本近三十年来效法西方，事事讲求公理，确实非常进步，即使我们西方人隶属其管辖，似乎也无妨。只是其官署内所设的监狱尚未达到完善，如果西方人一旦有事需要暂时关押候审，所受的苦恐怕也难以忍受。治理国家的人，百件事中有一件未处理好，尚且应当谋求改正至善。现在就连设置监狱以等待罪人这一件事，我们西方人岂能没有意见？然而如果提出意见，又恐怕牵涉太多。又看日本现有官府宽待外人，与我国英国律法相比，若想行贿以保释有罪之人，似乎很容易，只怕换约之后面目全非，行贿保释恐怕就不能做到了。太皿指出，日本官府近来治理其国人，凡是遇到犯案的人，无论男女，即使罪行未定，就先收入监狱，亲朋有想见面探问的，一概排斥，然后用审事员随人审问录供。那些悬案未决、待罪于监中的人，常常超过一百多天未经释放，所以犯人如果没有亲朋送衣送食，凡是送服送食的，也依赖狱卒代递，不得交谈，那就只能依靠监狱中的衣食来求饱暖，其苦何堪？我曾游览观看日本官狱，知道其惯例尚多苛暴。又曾接见一位日本通晓时务的人，据他叙述，日本监狱中囚禁罪人的小房，宽仅九尺，长十二尺，里面又裁去三尺之地，制作一个床铺，那么所剩的面积还不到九平方尺。房外四周都用铁枝铁板间隔作为栏杆，狱官在栏杆外不时巡行，以窥探动静。房内密闭不通风，只依靠头房后开的一扇小窗，用纸糊上。风雨来时，纸窗穿破，风寒透入，冻苦难以忍受。又一房之中，常拘禁多达八九人，夏天暑热则秽气熏蒸，冬天则只凭借一具薄被、一幅三尺的褥子，给他们御寒，所以疫病滋生，瘟疫时起。又凡是犯案的人一到该监狱，无论其实际是否有罪，必先剥去其衣服，换上囚虏的单衣，以备检查其身上有无私藏物品，常常经历一日一夜之久，才将其原衣服交还。所以犯案的人未经定罪而先受此苛法，夏天暑热还可忍受，冬雪之夜寒痛更难忍耐。至于所供给的火食之物，只用萝卜青菜等物杂入米中同煮，让犯案的人食用，日中只以一壶温水供其吸饮。又曾拘捕一名犯案的人，禁于狱中，竟超过七天之久才开始审理。审毕知道此人本无罪责，自应立即释放，却再次囚禁七天，再行提审，未得实情，仍再次禁押，此人于是受禁苦达四十七日之久，才被释放。日本种种苛待犯案之人，难以一一列举，大概总不出于此。我国人听闻此事，当也引以为戒。他们用对待狗猪的衣食来对待人类，我们西方人食用更难消化，日本政治近来虽然各方面胜于中国，能免遭我们西方人的鄙弃吗？又其国例本严禁赌博，而我国人在闲暇时常喜好玩纸牌游戏，原本并不禁止，即中国纸牌之类，若有仇家故意串通信差拿往受此囚苦，又何以忍受？如今换约的日期已迫，旅居日本的商人曾虑及此事，因此申禀其政务府，请求另设洁净的监房以待西方人，不料先被其斥驳。如今我言此，甚愿我国政府在明年换约之时（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七月十六日是英日换约之期），谨将此时订立专条：凡我英人在日本犯案，既安置于洁净的监狱，仍允许我国钦差领事随时到监狱视察，免受苛苦，这也是深谋远虑之道。

论刑律

尹彦鉌

第一章 中外律法。自从虞舜朝廷辅佐教化，开始创立五刑，后来于是有了司寇的职官，《吕刑》的书籍，

译周秦时期的法家又进一步加以鼓动宣扬。自从李悝制定《法经》以来，千百年来刑法书籍堆积起来竟达一尺之高。其中秦朝的法律最为严酷，汉朝的法律最为公平，唐朝的法律最为完善，长孙无忌编撰《唐律疏议》，后代的律法大多以此为根本。明朝的法律最为酷烈，我朝顺治初年，广泛召集朝廷官员商议，仿照明律增删修改，编成《大清律》一书，其内容公平宽恕且严密周全，即使传给子孙后代，施行万年也是可以的。没想到海禁开放后，天下局势大变，对外交往日益广泛，执法愈发困难。于是有人讥讽我国法律不公，称我国为半开化之国；有人指责我国法律前后不一，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不愿归我国管辖。关心时局的人为此忧愤不已，却无办法加以匡正。我曾考察西方律法，其起源於罗马，而在法国集大成。罗马律最为古老，有《名西律》等多部著作阻碍，虎哥果鲁西亚士等人的万国公法即由此产生。后来拿破仑着手制定律例，总目有八项：一是立国律，二是齐家律，三是判断律，四是贸易律，五是罪恶律，六是刑罚律，七是报馆律，八是树艺律。此后虽然偶尔有所修改，但各国大多遵循它。所以谈论西律的人，以法国律法为准绳。京师同文馆翻译有《法国律例》，尚嫌有遗漏。各求是报的三乘槎客有《西律新译》，但未完成。又考察日本昔日的律法酷虐程度甚於中国，有火焚、探汤、非人、秽多等名目。明治维新后，彻底洗刷旧弊，改从西律，全国将刑法分为十二等：重罪主刑九种：一是死罪，二是无期徒刑，三是有期徒刑，四是无期流刑，五是有期流刑，六是重惩役，七是轻惩役，八是重禁役，九是轻禁役；轻罪主刑三种：一是重禁锢，二是轻禁锢，三是罚金。追溯明治初年，与各国订立条约，其受束缚的情况与我们相同。等到律法改革后，教化逐渐更新，竟在近年与各国更换约章，完全收回了治外法权。凡是外国人居住在日本的，都受日本管辖。近来听说英、法、俄、德、意、美诸国均已签字同意，转变之迅速，固然由于自强，难道不是改革律法的一大助力吗？中国如果不欲自强以维持国体也就罢了，如果想要维持国体，那么变通律法就不容缓了。有人说我国民气太淡薄，久失教化，贪婪狡诈凶恶，层出不穷，执法官员几乎难以穷尽他们的诡诈。不像西方风俗，教化新而民气厚，宽厚而不松弛。回答说：这应当设法加以变通。第二章论变通律法的关系。变通律法，有关系到目前的，有关系到将来的。什么叫关系到目前？回答说：变通律法希望列入万国公会。昔日虎哥果鲁西亚士等人在荷兰创立公法学，后人加以完善，学问遂大行于世。至今西方公法连爿木盈阁繁博万端，又设立公会以联络之。此会设立在瑞士国的白土耳泥都城，为公法会的总枢纽。日本近日因改进后，得以加入此会。全世界不能加入此会的国家，不能列为文明之邦。非洲野蛮，朝鲜、突厥半开化，固然不用说了，然而我们中国却不能参与，不也太可耻了吗？丁酉年，胶州战役，有人以违背公法、悖逆战例指责德国人，德国人说：我国因为中国律法前后不一，不能列入万国公会，凡公法所享有的权利不能一并讨论。见于丁酉年《万国公报》的这番话，固然属于中国衰弱，德国人借此而言，然而因为不能加入万国公会，使得帮助我国的人无辞可解，陷害我国的人反而以此为借口，实在令人叹息。什么叫关系到将来？回答说：变通律法不同，收回治外法权。考察公法，凡是居住在他国的人，无论商民有事，均归主国管辖，称为治外法权，这是各国的通例。中国自从道光二十二年江宁订约以来，就不能争此要节，一则苦於不明公法，一则力量不足实在难以争辩。同治十年与日本订立天津条约，华官在日本颇能自治其民，当时日本维新不久，国力未充，虽然允许我国，但终究以此为憾。等到马关订约，伊藤博文争回此节，中国主权至此便完全丧失了。康案即如欧美强国，既然允许日本行使治外法权，领事便不得行使自治侨民之权，所以中国的主权似乎不能说至此完全丧失。愿以此质询作者。公法律例，总要与教化、兵力二者相辅而行，诚知中国此时即使变通律法，也未必立即能加入万国公会而收回治外法权，然而不为今日打算，也应当为将来打算。中国与各国订立条约，大率十年一换，如果能变通律法逐渐振兴，那么期满换约时，难道没有收回主权的一天吗？第三章订立治外新律，兼采西方良法。西方有私律、公律之分。私律是一国的法律；公律是万国公法。现在想要变通律法，不如仿照私律、公律的意思，分为两端：一是保留旧律，二是订立新律。保留旧律以治理内部，订立新律以治理外部。中国教化久已淡薄，民风刁悍，非用重典不足以驾驭，这是保留旧律的说法。想要收回治外法权，而中西风气截然不同

译既然相同，就不能强迫别人来顺从我，应当另外制定一部新律，就命名为治外律，这就是制定新律的说法。西方良好的法律中有几项应当立即推行的措施：第一是设立状师。西方国家的状师制度最为完善，其中地位高的人往往屡次被提拔为司法官员。然而想要设立状师，很难选拔合适的人选，他们既不是诉讼之徒所能比拟，也不是刑名幕友所能了解的。应当设立中西律法学堂，专门用来培养状师，精通中外语言文字，广泛熟悉西方的律例和公法。再派遣他们到欧美游学数年，回国后充任这一职位。康有为按语：研读法律的人到外国游学，必须通过西方大学院的考核，领取文凭，才能出庭剖辨疑难案件。华人中有这样做的，伍秩庸星使、何沃生律师就是例子。就聘请其中才华出众的人来修订治外新律。第二是增加陪审：按照英美法律，凡是案件都由刑官会同十二名陪审员来定罪。从事贸易的人涉及诉讼，就由商界人士陪审；从事田业的人涉及诉讼，就由农业界人士陪审。中国虽然有朝审会勘以及遇到重大案件增派官员审理的惯例，但只是有名无实，不如西方人那样落到实处。地方上的一切民情、案情，只有本地的绅士和老人最清楚，难的是绅士和老人要公正罢了。应当让地方官员平时考察公正明练的绅士和老人，推举他们充任这一职位。第三是集合见证：西方人所说的见证，就是中国到案的人证之类。只是中国的人证到官府后，差役勒索骚扰，几乎与犯人无异，人人都视为畏途。现在应当开诚布公地宣告，凡是作为见证的人，视为局外人，与本案无关，不得强行羁押拖累。作为见证的人也应当公正自律，如果挟私诬陷、受贿偏袒，给予应有的惩罚。第四是废除斩首：凡是斩首的犯人执行刑罚后，情形极其惨烈，让人不忍目睹。犯死罪的人不过让他死罢了，一定要让他血肉狼藉，仁爱的人对此感到怜悯。按照西方死罪有枪击、绞首两种方法。绞首即中国的绞刑，可以照此两例，以枪击为极刑，斩首等罪跟随它，绞首为次等，绞首等罪跟随它。那些暂时监候缓决的，也照此办理。至于穷凶极恶，必须悬挂首级在街市以示惩戒，那么在死后再次枭首示众也可以。第五是清洁监狱：西方监狱的良好，是自古以来所未有的。从中国各星使所记载的伦敦、巴黎、纽约、香港等地的监狱来看，真觉得可以效法。中国监牢污秽瘦弱致死，受贿暗害，残酷的情形，让人发指。试想人都有同样的身体，监牢中被诬陷的人，固然值得怜悯，即使是穷凶极恶的强盗，罪无可逃，也不过让他死罢了。而在等待死亡的这几十天中，又何必让他受尽无限的苦楚呢？中国改革这件事，最足以引起远方人的注意，应当立即谋划。即使经费短缺，也应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行。然而其中也有需要分辨的地方。过去英国人在上海设立监狱，一如西方制度，而游民因事入狱的反而更多。康有为按语：这大概是传闻的错误，我居住在上海很久，未曾听说过这件事。囚犯一经禁锢，起居饮食，比起贫困无依的人，反而觉得有所依靠。这是民情刁顽的缘故，处理这件事的人也应当在其中权衡轻重。至于禁锢、罚金两种方法，中国也有，但不太适合中国。西方人喜欢游玩，一经禁锢，就懊闷得要死，而中国人却不觉得困窘。西方人富有且非常爱惜钱财，所以用重金处罚，一方面可以救济受害者的家庭，一方面可以触动犯事者的念头。中国人则强悍狡猾，多半是贫困无依、不畏死的流民，又有什么钱可以罚呢？

译废除刑讯的议论

自古以来，国家的元气，是由国民的元气积累而成的。想要培养国家的元气，必须先养护国民的元气，这是中外古今相同的道理。我们中国损害国民元气的事情，没有比刑讯这条规定更严重的了。现在想要修改法律条例，应当以首先废除刑讯作为走向文明的第一要义。为什么呢？铲除暴政原本是为了安定百姓，严明刑罚实际上是为了辅助教化。如果过于宽纵，驱使百姓作奸犯科，固然会损害风俗；如果过于严酷，逼迫百姓寡廉鲜耻，更是世道的忧患。况且案件尚未审结，就立刻使用严刑拷打，衡量朝廷爱护百姓的本意，实在未免大相径庭。因此，废除刑讯，确实是修订法律的要义。

从刑律来看，中国没有比嬴秦更严酷的，西方没有比罗马更沉重的。当时他们自以为靠威势驱迫，能堵住天下人的嘴，恐吓天下人的心，天下人敢怒而不敢言，从而为子孙奠定万世帝王的基业，却不知道自己的元气已经衰败，亿万百姓离心离德，前后的结局竟然如出一辙。如今英国、德国、美国、法国等国家，他们的法律都很轻缓，用刑非常谨慎。议论的人或许怀疑这是故意放纵，哪里知道养护国民元气的就在这里，培养国家元气的也在这里。社会风气由此变得淳厚，文明由此开启，朝廷与民间的气象由此通达，上下级之间的心意由此牢固。这就是他们之所以相亲相爱，同心同德，凭借爱心力量而达到富强的原因。

我们中国的刑法，历代都有增减调整。本朝根据时势，斟酌古法，参照今情，汇编成《大清律例》一书，其中刑律一百七十条，虽然大多比西方严厉，但实际上已经比历代沿袭的惯例宽松，不能立刻援引西方的法律来诋毁中国。只是在审讯时案件尚未定论，人是否有罪还没有定评，而主审官急于查清事实，多使用刑讯，这最违背明察慎断的原则，是文明所不采纳的。

查考西方各国，审理案件，都以人证为依据，并允许律师代为诉讼，从来没有刑讯的先例。奥地利等国，过去虽然使用刑罚，但到了西历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即本朝乾隆四十年，就全部废除了这一规定。从此以后，无论案件大小，都由人证证明曲直，律师辩明是非，审判官仔细审问并公正裁决，所以没有黑白混淆的弊端。

然而中国的地方官吏，无论是钱债小事，还是人命重案，一旦在公堂对质，首先就要下跪，形势所迫，很多情况无法充分表达。又不允许使用人证，那么曲直就不容易查明；严禁讼师，那么是非就无从辩明，只能依赖官方法规，任意刑求。不仅良民无法忍受酷刑，案件大多不免屈服。而且贪婪残暴的官吏可以借此打开贿赂之门，疲弱软弱的官吏动不动就含糊了事。而所有的胥吏差役，又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助长他们武断的威风，无不狐假虎威，玩弄刀笔来摧残百姓，倚仗刑具来践踏百姓。唉！在罗织罪名、屈打成招的过程中，不知荼毒了多少百姓的生命！

如果罪行应当受鞭打，在案件定论后鞭打是可以的；如果依法应当受杖刑，在情状查明后杖打是可以的。国家制定法律，原本不允许宽纵，现在却在曲直未分的时候，就动用严刑拷打，甚至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任意使用各种非法刑具，如点锤、敲踝、夹耳、跪练天平架、老虎凳、扳罾、吃金钱饼、上凤凰台等，这直接超越了情理之中，而超出了律法之外。即使是有罪的人，这也已经是失当的刑罚；如果是被诬陷的人，难道有后悔莫及的驷马吗？执政者本来应该这样残暴苛刻吗？治理百姓的人竟然应该这样鲁莽吗？

唉！上下习惯于虐政，已经数千年了。在当今时代，如果为国民养护一分元气，就是为国家培养一分元气，怎么能让贪官酷吏再次施展驱赶爵禄、驱赶鱼群的权术，使小民都逃避墨家而归于杨朱呢？那么中国修改法律条例，如果不打算追求文明也就罢了，如果打算追求文明，必须从废除刑讯开始。

译书义、五经义各考一篇。考试试差，庶吉士散馆，均考论一篇，策一道。进士朝考论疏，殿试试策问，均以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上述所有考试，凡四书五经义，均不准使用八股文的程式；策论都应当切实陈述，不得像从前那样空泛衍义、剽窃抄袭。自此次降旨之后，大家都应当争相磨砺自己，务必以四书五经为根基，用心研究经世济民之学，极力戒除浮躁虚夸，做到明体达用，足以成为国家有用之才，以符合朝廷求治育人的深切用意。所有考试场的详细章程，以及其余各项考试中未尽事宜，著礼部会同政务处妥善商议后上奏。钦此。钦遵。仰见皇上的谋略深远，洞察源流，在祛除积弊中选拔真正的人才，在讲求时务中昌明正统学问，使士人兴起，四海同钦。臣等查考本朝定章试士，原本就有论策，近来因为乡试、会试、岁试、科试等考试偏重时文，士人的学问日益败坏，于是被通达事理的人所非议。至于经义始于北宋，体裁如同讲义，文笔也尚且雅正驯良。追溯查考顺治二年制科取士，也曾考四书义、经义。后来屡次变更，现在既然一律考论策义，这是依据当今情况来斟酌古法。天下学术所在，即国家治本所涵盖，关系实在不浅。只是科举条目头绪纷繁，考核务必极其周详，通变不离乎宗旨。臣等广泛查考例案，参酌时宜，谨将各项考试事宜详细拟定章程，开列清单，恭请钦定。等候命令下达，分别咨行京内外各衙门一体遵照。其余内外帘一应考场规矩，全都照科场条例办理。如果还有未尽事宜，应当变通之处，即由各督抚、学政随时斟酌，咨由礼部另行核议上奏。所有遵旨妥议缘由，是否妥当，伏乞皇太后、皇上训示遵行。再此奏折系礼部主稿，合并声明，谨奏请圣旨。谨将变通科举各项考试事宜详细拟定的章程，恭呈御览。一、第一场论题五道，顺天乡试及会试仍然请求钦命题目，各省乡试由考官拟定。只有中国政治史事，博览群书，命题试士的方法，执简才能驭繁。查唐代杜佑《通典》列食货、选举等八个门类，宋代郑樵《通志》分为二十四个门类，马端临《文献通考》广泛分为二十四门。乾隆年间又辑录唐天宝以后及宋、辽、金、元、明五朝掌故，编成钦定《续通典》《续通志》等书。本朝的宏大典章，另著为《皇朝通典》《皇朝通志》，政治源流无不完备。至于《御批通鉴纲目》《御批通鉴辑览》，历经皇帝裁决折衷，尤其足以昭示万古。拟请此后首场命题，谨按《通典》《通志》及《通鉴》诸书，使大经大法，海内都知道遵守。一、各国政治自以学校、财赋、商务、兵制公法、刑律、天文、地理为大纲，推广到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学问，也应当研究入微，各自求得心得。现在第二场五道策题，遵旨以各国政治艺学命题，那些平日讲求时务、博通中外的人，自然可以各抒己见。只是恐怕边远省份风气尚未大开，现译各书也未流传，一概难以拟定，拟请近科考试，先以各国政治艺学中切于实用、明白易解者命题。等到数年后振兴鼓舞，造就有成，再由主考学臣斟酌文风高下，由浅入深，使士子有渐进之功，朝廷收得人之效。至于四书五经，士子服习有素，原可随意命题，只是不得删改增减及搭截虚缩，以免割裂圣经典籍。一、论策义的体例，较之八股文律，固然应从宽，只是考官评阅文章，也不得不限定程式。头场五论，士子切题发挥必须上下古今，指陈得失；策题则每举一事，也必须穷原竟委，议论详明，总期望各抒所见，不蹈空言。四书五经之义，尤宜朴实说理，参取讲义、经说之意，阐发无遗。那厘正文体的方法，均不得涂泽浮艳，作骈体文；金勾章棘句，作怪涩体；仍不准阑入周秦诸子谬论、释老二氏妄说、异域方言、报馆琐语，一切离经畔道之言，都应当严加屏黜。考官选刻魁卷，每场次试艺，应择尤刊刻，作为标准。一向惯例策题五道，每道或十余条，或七八条，题目字数过多，所以功令仅书第几问。士子对策，无论是空疏寡学者，固然属于依题敷衍，即使实对者，也不过抄袭坊本，剿说雷同。现在既然讲求实学，拟此后策士命题，每道大约举一二事，字句不多，即可书写全题，使士子切实敷陈，自然不至于仍前空衍。

译乡试和会试向来设有誊录和对读环节，原本是为了通过糊名易书来严防作弊，然而执行久了，各种弊端随之产生。因此考虑到国家选拔真正的人才，全靠主考官、房考官等官员秉公评判，如果能使他们心地公正无私，即使不更换试卷字迹，自然也不会产生弊端。与其继续使用誊录来防止作弊，反而使弊端更加滋生，不如严密弥封，将誊录和对读彻底裁撤。如果有人辨认字迹，徇私舞弊使不合格者中试，一经发觉，应当从严惩处。至于试卷向来有空白草稿以及第二、三场默写头两场起讲的规定，沿袭旧例执行，逐渐成了虚设。如今既然讲求实际学问，每场考五篇论、五道策，考生耗尽一整昼夜的精力，已经苦于支撑，这类起草和默写的虚文，完全可以一并裁去，乡试和会试的覆试卷中需要起草的部分，也照此办理。外帘的笔色，应将誊录用的朱笔、对读用的黄笔撤销，内帘的笔色都保持原样。

向来岁考、科考，先考经古一场，生员、童生愿意考与否，本来听凭他们方便。如今考试经古已经奉旨专门考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的策论，那么经古一场应当与正场同等重视。此后岁考、科考拟将经古场定为写一篇论、一道策，与正场分开考试但合并评阅，归并一次公布结果，都免除另行覆试。如果没有参加经古场考试的，不得参加正场考试，以此来鼓励实学。生员、童生在岁考、科考中向来默写《圣谕广训》的规定，全部保持原样。至于府、厅、州、县的童试以及八旗的童试，都按照岁考、科考正场及经古场改试的条例，各自依类执行。

各省考试拔贡、优贡，向来各分两场。如今既然变通考试，拔贡头场拟改为考中国政治史事论两篇、各国政治艺学策一道；优贡头场改为考中国政治史事论一篇、各国政治艺学策一道。拔贡、优贡第二场都改为考四书义一篇、经义一篇。拔贡、优貢的朝考都改为考中国政治史事论一篇、四书义一篇。宗室的乡试、会试覆试，以及各直省的乡试、会试录科，还有考试汉教习，都按照优贡、拔贡朝考的条例改试。至于翻译会试头场，向来考孝经论一篇、四书文一篇，如今拟将四书文改为考四书义，孝经论改为考中国政治史事论。其余翻译各项考试以及考试满教习，向来不是八股时文，全部保持原样，只有考论题的都改为考中国政治史事，以显示统一。

向来，朝考、殿试、散馆考差，以及考取优贡、拔贡，还有中书教习、誊录等项，大多偏重小楷，兼及诗赋。如今既然改考策论，诗赋已经无用，而小楷一道，徒然损害志气，消耗视力，也对实学没有益处。此后遇到各项考试，只要求字画端正，不必刻意追求工整。考官阅卷，专门选取文理优长的，不得再以小楷的优劣决定取舍。除了贡士、殿试、皇上临轩策问，体例应当尊崇，拟仍用朱丝直格大卷外，其余各场试卷，有直格没有横格的，都添用横格；横直都没有界格的，都添用直横格，以便书写。至于馆阁中，向来有选拟应奉文字的任务，拟请随时特降谕旨，另行考一场，分别录用。凡各部院通籍后的人员，有能精通诗赋、小楷的，准许他们赴考；不能的，听凭他们。

官办试卷乡试、会试自有定制，如今既然改考论、策、义，并拟裁去誊录，不用朱卷。如果仍照旧式，那么填写年貌履历、钤盖各项关防戳印，卷面不够用，卷内页数多少也不合适。现拟展宽卷式，每页红格二十一行，每行二十五字，头两场都用二十四页，第三场八页，每场卷首都留空白三页，预备弥封。每篇字数仍然照旧例，不满三百字的不予录取。卷页行数既然已经增加，纵然考生才长，也足够施展技艺，不得双行挤写。乡试、会试的覆试卷仍照旧式，每页红格十二一行，改用八页。至于头场题目应低两格照写全题，加“论”字，文章顶格写；二场题目仍低一格照写全題，加“策”字，文章低两格写；三场照四书文、经文的例子书写，原文文章也顶格写。所有添注、涂改以及一切违式应贴之处，都照例办理。

试卷取中后，向来有磨勘，原本是为了从正文体察弊病，法令所规定，理应核实。然而执行久了，逐渐涉及烦琐苛刻，或者摘取字句的小毛病，或者搜寻草稿的脱落，其他不胜枚举。考生拘泥避忌，往往寻行数墨，反而不能切实发挥，文体日益卑下，一半是由于这个原因。如今既然改考论、策、义，只期望学问的渊博通达。何必在毫末之间吹求？除了有关弊病以及文理悖谬、抄袭雷同等重大问题，仍照例磨勘外，那些稍微不谙例禁、无关紧要的，一概从宽免。小德似乎可以出入，也是仰体朝廷破格求贤的意思。

考场中备考书籍，都是钦颁的，偶尔有调阅，随时向书坊购置。礼部向来存有书库，卷帙纷繁，战乱之后，全部散失。现又改考策论，讲求中国政治史事

译等到各国政治、技艺、学术方面，所需要的书籍尤其多。查考同治年间平定粤匪后，江南、湖北、广东等省曾设立书局刊刻各种书籍，流传已久。明年春季科举考试在即，考场内备用的一切书籍，打算由礼部开列清单，通知江南、湖北、广东各省官书局，按清单咨送过来；应用于各国政治、技艺、学术的书籍，也打算由两江、两湖、两广的各总督巡抚查照现已翻译完成的书籍，凡与乡试、会试考场备查有关的，择要开列清单，一并咨送到部。至于学堂所有的书籍，也允许考场随时调阅。

变法之初，原本期望尽善尽美，但关键在于执行者得人。士子的趋向，完全看考官如何引导。评判文章的人，如果能够明晓根本、通达应用，深通中外各种学问，那么鉴别衡量就不会出错，自然能选拔出博学之士，淘汰浮华之人。拟请严令主管考试的学臣及同考官等，此后阅卷务必用心评定，总以经术精深、史学渊博、通达时务、切合实用为标准。倘若仍有抄袭荒谬的文章入选，一经磨勘查出，定当从重惩处，以警戒那些执行不力的人。至于外省的帘官从州县官员中选取，大多学问荒疏的人居多。因此各督抚务必慎重选拔，一定要确保评判者得人，不可滥竽充数，这样文风才能大大改变，而真正的人才才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译政务处奏，酌拟经济特科考试章程

奏为遵旨酌拟经济特科考试章程，恭敬上奏，仰求圣鉴之事。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欽献崇熙皇太后懿旨：治理政事的道理，首要在于得到人才。当今正值时局危急，更应打破常规寻求人才，以辅助治理。理应恭敬遵行既定法度，依照博学鸿词科的先例，开设经济特科，在本届会试之前举行。那些志向思虑忠诚纯正、格局宏大深远、学问渊博通达、透彻了解中外时务的人，着令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抚、学政出具考语，立即保荐。并着令政务处大臣拟定考试章程，请旨办理等语，钦此。又于六月初四日，御史陈秉崧上奏保荐经济特科，请求敕令破除攀附请托的积习一折，钦奉上谕：着令各部院堂官及各督抚、学政在保送时虚心访察，确实是声望素来为人信服、确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准许保奏等语，钦此。可见朝廷格外寻求人才、循名责实的深切用意。私下认为特科的考试，是用来等待异乎寻常的人才。本朝两次举行博学鸿词特科，得到的人才号称极盛。查第一次于康熙十七年正月奉旨，于十八年三月集合考试，相隔刚过一年。第二次于雍正十一年四月奉旨，于乾隆元年九月集合考试，前后已超过四年。因此雍正十三年二月、十一月两次蒙受特谕催促。恭敬追念先朝求才若渴，训诫之词深厚，四海共同钦佩。如今经济特科的举措，奉旨将近一年，仅有前广西巡抚黄槐森保荐一人，前安徽抚王之春保荐四人，其余尚未有响应诏书的人。当前时事艰难，人才尤为急缺，各部院大臣及各省督抚、学政都有以人事奉君主的职责，务必广泛咨询访求，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应请旨敕令催促，认真遴选保举，按期到达京城，不要再观望拖延，以符合朝廷恭敬遵行成宪、激励人才的盛典。至于考试只比较一天的长短，而保举则关系到平日贤良与否，荐章一出，中外共闻。这些大臣们自然不敢曲从人情，明显违背公论，如果确有滥保非人等事，自有吏议专门条款。现在恭敬酌拟考试章程七条，开列清单，恭敬呈上御览。如果蒙受允准，即由臣等通知京城内外各衙门，一体遵行，如有未尽事宜，仍应随时奏明办理。所有遵议特科章程的缘由，理应缮写奏折陈述，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恭敬上奏。恭敬拟定经济特科章程，缮写列清单，恭敬呈上御览。

一、经济特科与古代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相当，士人应先重器量见识而后重文艺，自然应以自身行为为首要。两次博学鸿词科，康熙十七年正月圣旨说：“学问品行兼优。”雍正十一年四月圣旨说：“品行端正。”此次钦奉懿旨上谕，以志向思虑忠诚纯正、声望素来为人信服为标准，应责成这些大臣们，凡所荐举的人，都必须察明平日行为廉洁公正、不违背清议的人，才准许列入保举，这样才不至于有攀附请托、谋求进身等弊端。

一、博学鸿词科的举措，在于遴选词臣，所以入选者都改任翰林院、詹事府官员，现任翰林院、詹事府官员的都不必列入保举。现在经济特科以通晓时事为要务，与词科取才略有不同，自然不能限制在一途。现在拟定自京官五品以下，除京堂、翰林、读讲官、科道官外，外官四品以下，除现任实缺的道员、知府外，其余各员无论已做官、未做官以及举人、贡生、生员、监生、布衣，都准许一体保送，都令于本年十二月以前到京集中，等候考试。

一、宋代博学鸿词科分三等：上等提升一级官职，选入改任官职，无出身的人赐进士及第，授予馆职；中等无出身的人赐进士出身；下等赐同进士出身，允许召试馆职。本朝两次考试博学鸿词都分为一、二等，经济特科应依照成案列为一、二等。至于应如何分别赐予出身、改授京职、外放或发往各省当差、出洋游历，有出身的人员酌情加升转任，都在引见后恭敬等候圣裁。

一、康熙博学鸿词特科考一场，乾隆博学鸿词特科考两场。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第一场，二十八日第二场二年七月补试，十一日第一场，十三日第二日。经济特科自然应依照乾隆成案分两场考试，以便各尽所长，以显示详密。其第一场至第二场旧例只相隔一日，应等查明参加考试人数多少、阅卷快慢，临期酌定。

一、康熙博学鸿词特科在太和殿前考试，乾隆博学鸿词特科在保和殿内考试，近科殿廷考试都在保和殿内，经济一科恭敬逢迎临轩策问，体制宜于尊崇，一切事宜都拟仿照殿试旧章办理。

一、乾隆博学鸿词特科，第一场考赋、诗、论各一篇；第二场考两道策问。补试第一场考两道策问，第二场考赋、诗、论各一篇。经济特科自然不必考诗赋，应请第一场考历代史事论二篇，第二场考内政、外交策两道，以考察学识，务必去除浮华。

一、政务处礼部会奏变通科举章程

译宣布规定，此后各项考试，只要求字迹端正整齐，不必刻意追求工整精美，并允许考生添注涂改等语。经济特科的对策考试就应当照此办理，所使用的试卷参照乡试、会试复试的试卷格式适当增加页数，以便考生能够畅所欲言。

译奏请变通八旗学校章程的奏折

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奴才宗室宝熙跪奏，为培育人才由近及远，请求变通宗室八旗学校章程，以奠定根基而收实效，恭敬地呈递奏折陈述，仰求圣上明鉴。

我私下认为，振兴各项事务务必依靠人才，而培养人才必须通过学校。恭读上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上谕，命令宗人府、八旗都统选择各旗子弟出国游学，这确实是开通风气的最重要计策，培植人才的关键图谋。反复跪读，感激惶恐，无法言表。然而，奴才虽然愚笨，却仍有担忧，为什么呢？宗学长久以来已经废弛，八旗官学向来缺乏变通。必定是中学已经通晓，胸中有主见，然后学习西学，才不至于见异思迁；学成归来，才对我朝政治有所裨益。如今学校尚未兴盛，恐怕被选中的人一时难以多见，那么改设各类学堂，似乎尤为根本的急务。

据查，左右翼宗学及觉罗学共设立十处，常年经费不可谓不丰厚。无奈总管、副管等人既少有通才，难以期望振作，虚耗侵蚀，弊端滋生，于是导致教习向来不到学校，学生常常不到馆舍，每月几次课程不过是虚应故事。等到期满时，大多只是汇报完成了多少工作，成就了几名学生罢了。至于八旗官学八处，每年经费由户部拨领三万余两银子，近年造就科举人才也颇为兴盛。然而询问内政外交、中西贯通的学问，则瞠目落后。他们误于从前科举帖括的死记硬背，也不奇怪。

值此世事艰难、人才匮乏之际，不扫除积弊、变通办法，就不能成功。拟请参照同文馆归并大学堂的先例，将宗室、觉罗、八旗官学改并为小学堂八处、中学堂两处，使规模整齐，易于管理。宗学、觉罗学原设的总管、教习，应一律裁撤；其中任职年限较长者，或许可以酌情给予升迁途径。改并以后，凡学堂总办、提调、教习等一切人员，均归管学大臣从素来深知的人中自行延聘。保送学生方面，小学堂毕业后升入中学堂，中学堂毕业即可举荐进入大学堂。至于各学生考取后，居住地与哪所学堂相近，就进入哪所学堂肄业。八旗学生报考，也可以由本旗直接向学堂报名，无需经由国子监考送，以归于简易。咸安宫官学、景山官学两处，也请求归并办理，以免政出多门。

然而，事情不统一就不能成功，责任不专一就不能有始有终。学堂改设，创始颇为困难，总负责人得人，收效才会迅速。京师大学堂先前特别委派吏部尚书张百熙管理，将来中小学堂的课程也归该管学大臣编定。因此，宗室八旗学堂与大学堂有息息相通的缘故。况且各官学既已请求改为中小学堂十所，经费可能不够，大学堂存欠较多，如果由一人经营，也可以借此调剂资金。是否可以直接简派张百熙兼管宗室、觉罗、八旗中小学堂，以统一事权而专责成，仰候圣明裁夺。

近日屡次奉诏旨饬令办学堂，如果宗室八旗学堂能认真讲求，人才还担心出不来吗？况且又令他们出国游学，那么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技艺，必定更能博观精取，有所折衷。根本大计，兴学应当优先。愚昧与明智、柔弱与刚强，全在于此。奴才为了培植宗室八旗人才起见，冒昧陈述，是否有当，仰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奉旨：知道了。宝熙附片。

再查，各省驻防也有设立八旗官学及书院的，大多只是延聘几位蒙师、一位山长，虚耗经费，有名无实。拟请严饬各省驻防范将军、副都统延访品德学问优秀、通达时务的人，不拘满汉人员，派为总办、提调，将本营所有的官学及书院，仿照府县各书院一律改为小学堂。将来从小学堂毕业后，即送入省中学堂，由此逐级升迁，并允许他们出国游学。游历则有志之士争相磨砺自己，学习以消除愚昧，不至于像从前那样固陋了。谨附片陈述，仰乞圣鉴。谨奏。奉旨：知道了。宝熙附片

再，近日各省所办学堂，其总办、提调、教习等官员，听说竟有不学无识、滥竽充数者。学员一旦不得其人，人才从何成就？至于府州县改设的中小学堂，多有将西文西语添入一两个斋舍，而中学反而来不及讨论。西文西语是中学堂的专门一科，小学堂断无掺杂其中的道理。如果不先讲求中学，仅仅斤斤于此，上等者不过造就出翻译之才，下等者则仅堪充当买办之事，对我朝政治有何补益？相应请旨通饬各督抚，务必慎重选择学员，力除徇私，预防弊端，核实奉行。如果仍然如此苟且敷衍，漠不关心，深恐数年后毫无成效，那么学堂将成为众矢之的了。愚者千虑，敢献刍议。仰乞圣鉴训示，谨奏。奉旨：知道了。

奏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的奏折

臣张百熙跪奏，为筹办大学堂的大致情形，恭敬地呈递奏折仰求圣鉴。

我私下认为，臣于上年十二月初一日奉上谕：“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京师首先……”

译善地之区，尤其应当加倍用心培养。先前所建的大学堂，应当立即切实兴办，特指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将学堂的一切事宜责成他经营管理，务必期望端正风气趋向，造就通晓各类学问的人才。应当如何裁定章程，也着令他悉心妥善商议，随时具奏等因。」钦此。自奉命以来，臣当即悉心考察，日夜构思，一方面查勘当前情形，一方面预先筹划将来办法。计算下来，唯有恭敬遵奉谕旨，端正风气趋向，造就通才，以仰副朝廷兴办学校、培育人才的深切用意。

只是从前所办的大学堂，原本属于草创阶段，本来就不详细完备，况且当时各省学堂尚未建立，大学堂虽然设立，不过各自保留体制，仍有很多未尽事宜。如今正值朝廷锐意变法，各项制度全面更新，大学堂理应法制详尽，规模宏大深远，这不仅与学术人心有极大关系，也是五洲万国共同观瞻的对象。天下由此审视治乱，检验兴衰，分辨强弱，人才的涌现出于此，声名的维系系于此。因此今天如果再商议兴办大学堂，不仅仅靠整顿就能见效，实在依赖开拓作为要务，断然不是因循旧制、敷衍外观所能收到效果的。

只是想到臣本无学问，粗略知晓事情，在国家谋求治理之时，正是臣子献身之日，固然不敢安于简陋，又怎会稍涉铺张？确实深知唐虞三代古世之所以达到太平极治的规范，又亲眼见到欧美日本诸国之所以变通兴盛的原因，确有凭据，相信并非虚妄。今日中国如果商议挽救败局、谋求生存，除了这个方法竟无其他办法。如果使成规坐守狭隘，收效无从谈起，臣一人不足惜，所怕的是对上无以面对圣朝，对下无以平息君民期望，被外人轻视，更伤害国家体面，成败的原因无不随之而来。臣既然看到这些，怎敢不直陈？因此特别粗略拟定推广办法五条，恭敬地向皇太后、皇上详细分析陈述：

一、办法应当预先确定。查各国学堂的制度，大抵选取幼童在蒙学毕业后，先进入小学堂三年毕业，然后升入中学堂，这样又三年，然后升入高等学堂，这样又三年，然后升入大学堂。以中国来对照，小学堂就是县学堂，中学堂就是府学堂，高等学堂就是省学堂。现在虽然奉明谕，命令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至今奏报开办的还很少。目前并没有应该进入大学肄业的学生，而各省开办需要时间，又不知何年学堂才能一律办齐，又何年学生才能依次毕业。通融的办法，只有暂且不设专门学科，先设立一个高等学校的功课，各仿照日本的意思，以这类学校造就的学生作为大学的预备科。一方面由臣请旨催办各省学堂，三年之后，预备科所造就的人才与各省省学堂毕业学生一起由大学堂考取升入专门学科肄业。所有预备科的功课，谨遵绎本年变通科举、普设学堂历次上谕，分为两科，一曰政科，二曰艺科，将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等事归入政科，将声、光、电、化、农、工、医、算等事归入艺科。只是录取进入预备科肄业的学生，也必须平日在中学堂毕业者才能从事。查京内外所设学堂已历数年，办有成效的，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最为突出，此外则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时敏学堂、浙江求是学堂开办都在数年以上。其余如天津高等学堂已散的学生、出洋游历学生、外洋华商子弟也多合格之才。再由各省督抚学政就地考取各府、州、县的高才生，咨送进京，由管学大臣复试，符合标准才准许送入学堂肄业。其外省考试的方法，由大学堂拟定格式，颁发各省照格式考取，以免差异。学生入学之后，等到三年毕业，由管学大臣选择及格的升入大学正科，有不及格的分别留级或撤退。恭查本年上谕，已有各省选派出国学生，学成回华由督抚、外务部考验之后，候旨分别赏给举人或进士。明文规定大学堂预备科毕业学生与各省省学堂毕业学生功课相同，应请由管学大臣考验符合标准，选择优秀者带领引见，候旨赏给举人，升入正课。又三年毕业，再由管学大臣考验符合标准，带领引见，候旨赏给进士。这样办法十年之后所造就的，一定多有可用之才，用来综理各项事务，应当没有不足，富强的基础，必定建立于此。

只是国家急需人才，士大夫求学非常殷切，如果想要收取急效而少弃材，则又有速成教育一种方法，应请在预备科之外，再设速成一科。速成科也分两门：一曰仕学馆，一曰师范馆。凡是京官五品以下、八品以上，以及外官候补和因事留京者，道员以下、教职以上者，都准许应考进入仕学馆；举人、贡生、生员、监生等，都准许应考进入师范馆。仕学馆三年毕业，学有成效者，请准许由管学大臣选择优秀者保奖。师范馆三年毕业，学有成效者，由管

译学大臣考核后，挑选其中优秀者，确定名额，带领引见。如果原本是生员的，准许作为贡生；原本是贡生的，准许作为举人；原本是举人的，准许作为进士。都等候圣旨定夺。准许作为进士的，发给准许担任中学堂教习的文凭；准许作为举人或贡生的，发给准许担任小学堂教习的文凭。因为预备科的学生，必定选取年纪最轻、学术稍精的，再加以训练，储备为真正合格的人才；速成科的学生，则选取阅历较多、立志进取的，取其听从快速教化的效果。这是目前暂且请求缓设大学专门，先开办预备、速成两科的实际情况。

译等到将来奏定京师大学堂的章程，打算完全依照大学的规模，恭敬地拟定呈报皇上，以备日后学生学成升入正科之用。仍将现在所创办的高等学校的预备科，以及附设的速成科的章程，连同颁发给各直省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的各项章程，一并奏呈进宫，等候圣旨遵行。

再者，专门正科虽然还可以稍缓时日开办，但考察研究不能不预先做好准备。打算等按照现拟章程先行开办后，再由臣谨慎挑选通达纯正的人员，派往欧美、日本考察其现行章程和应办的书籍，又讲求化学、电学，这些学科的房屋都有一定的建造方法，以及光学家的暗室、医学家的暖房，凡是想要深入钻研专门学问的，都必须先建造特殊的房间，其图纸样式都应当预先向各国考察探求。

再者，中国学堂所聘请的西方教习，向来都是就近延请那些居住在中国的人，或者是来华传教的神父，或者是海关退职的废员，在教者本来就不是专门人才，而学习者也难以达到高深的造诣。况且西方国家的学问几年就变化一次，那么其人才也是每月不同、每年各异，将来延请专门教习，如果不是在彼国文部及高等学堂进行考察询问，就不能分辨其优劣，似乎派员考察这一层，是必不可少之举。现在听说湖北已经派人先赴日本，就是用的这个意思，届时打算由臣选得合适的人选，再行奏请办理。

一、讲堂应当添建。查现在大学堂从前是暂时拨给应用的，原议本来就要另拨土地，以便建造合格的房屋，又要求四面都有空地，以便陆续增建工、医等项专门学堂。现在请求仍照此议，将来另拨土地新建，才足以方便推广而壮大规模。只是目前一切尚待推究，一方面赶着开办，只好仍然在旧地基上修葺，并将附近地方增拓办理。

臣亲自前往勘视丈量，学堂四面围墙，计算南北不过六十丈，东西不过四十丈，中间所有的房屋仅够讲堂及教习官役人等使用。其西北两边的讲堂共计不足百间，如果不大加开拓，万万不够居住。现在勘得学堂东西南三面都可以拓开数十丈，其地面上的房屋多系破旧民房，如果公平估价购买入官，所费应当不甚巨大。这项新拓的地面即作为增建学舍的需要。

查大学堂开办约有二年，学生从未满额，一切因陋就简，外人前往观看的至为轻视，等同于蒙养学堂，这对于上国的声名极有关系，朝廷兴学育才，正以振起全局为要务，臣实在不敢希图省事，致使中国未收到变通的效果，却先给外人留下口实的讥讽。一旦开办，学生满额之后，如果再加上同文馆学生以及官员司役人等，总共在千人以上，断不是这方圆数十丈之地所能容纳的。

查外省如广东的广雅书院、湖北的自强学堂、两湖书院、上海的南洋公学，比起大学堂现在的地基，都大至数倍，或一倍不止，断没有京师制度反而减于外省的道理。如果过于狭隘，不仅无以示天下，也无以示国人，因此增建讲堂，实为学堂首先应办之事，不能不据实上报。

一、译局应当附设。查现隶属于大学堂的官书局，开办最早，当时即选译各局的书籍及外洋各种报章。上海设立南洋公学、江宁新设学堂，也先后奏设译书局，可见译书一事确实与学堂相辅而行。打算就在官书局之地开办译局一所，因为想要探究中国经史政治诸学，没有藏书楼不足以提供探讨的资料；想要了解西方国家的政治工商等情况，没有译书局不足以广见闻之用。

只是想要随时采买西书刷印译本，更适宜在上海设立分局，那么风气既容易流通，办理也较为妥当便利。又翻译东文，费用节省而见效迅速，上海就近招集译才，所费不多而成功很容易。南方纸张工匠比京师更加便宜，打算即将东文一项在上海随译随印，可以节省经费的一半。

只是中国译书近三十年，如外洋地理名物之类，常常不能审定为一确定的读音，书写为一确定的文字，打算由京师译局定一凡例，列为定表颁发各省，以后无论何处译出的书，即用表中所定名称，以归于划一，避免混淆视听。

然而译局不只是翻译一切书籍，又应当翻译一切课本，泰西各国学校，无论蒙学、通学、专门学，都有国家编定的课本，按时毕业都有定章。现在学堂既然考究西政西艺，自应翻译此类课本，作为研习西学的需要。只是其中有与中国风气不同及牵涉宗教之处，也应当增删润色，损益得中，才为尽善。

至于中国四书五经，为人人必读之书，自然应当分年计月，定为定课。此外百家之书，浩如烟海，也适宜编为简要课本，按时计日，分授学生。因为编年纪传、诸子百家之籍，固然应当兼收并蓄，使学子随意研求。然而想要让教者稍有依据，学者稍傍津涯，

译那么必定要有这种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等级次第。因此，学堂又把编写课本作为第一件重要的事。现在各地的学堂都急切等待国家编定课本，这样才有教法。上海南洋公学、湖北和湖北新设立的学堂，就是自己编写课本来教导学生，这也是不得已的做法。我认为国家之所以变法求取人才，关键在于统一道德并统一风俗，确实担心人们各自为学，各家各自为教，不仅无法收到开通风气之效，反而会产生学术杂乱无章的隐患。应当请求由我谨慎选拔学问渊博、心地纯正的人才，从事编写工作，给予他们时间，使他们能够完成著作。书成之后，请求颁发给各省府州县的学堂应用，使学习者因为有了途径而可以进入高深的境界，因为内容详备而先掌握条理脉络，事半功倍，没有比这更切实的了。

译一、书籍与仪器应当广泛采购。查考大学堂去年先遭土匪洗劫，后又驻扎洋兵，房屋已经残破不堪，而堂中储存的书籍和仪器也一同化为乌有。臣愚以为，大学堂的功课不外乎政治与技艺两类，政治学问靠广博考证才能精熟，技艺学问靠实验才能获益，书籍和仪器这两项在学堂中，正如同农夫的粮食、商人的钱财，越多越好。不仅以前拥有的固然应当补买，即使以前没有的也应当添购，才足以考证实学而获得真才。查考近来东南各省，如江南、苏州、杭州、湖北、江苏、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官办书局陆续刊刻的应用书籍很多，请允许由臣行文各省，将各种书籍调取十余部或数部不等。此外，民间旧本、时务新书，以及已译和未译的西方书籍，均由臣选定名目，随时采购，归入藏书楼，分别查考翻译。至于仪器一项，除了算学家用来测量、图学家用来绘画的外，如水、火、气、声、光、电、化学，以及医学、农学专门应用的也很多。不仅每门学科都有全套器具，而且随时试验的材料、药水等项，学生越多则采购使用越繁杂，学问越精则考验越明确，这类尤其不可节省。譬如武备方面，如果只给予枪炮子弹，却要求命中靶心，必定不能做到。现拟先向上海、日本等地采购一万多两银子，作为开办普通急需之用，再筹定经费，向欧美各国广泛采购，归入各专门学科应用。只是采购必须得人，价格务必核实，待临时由臣采访通达诚朴的人员，派遣前往办理，以期器具归于实用，不致虚耗。

二、经费应当宽裕筹划。学堂的设立，以造就人才为最要，其需用款项也最繁杂。从前大学堂教习功课，仅分语言文字几科，各教公法、格致等事，教习既无多人，学生也未足额，计算每年所费已在十万两银子上下。如今议定的规模既宏大完备，则款项何止倍增？加上现在的情形，一切讲舍、书籍、仪器等项，有的半归残破，有的扫地无遗。计算修理旧屋、增造新斋以及购买各项政学应用书籍、地图、艺学备验器具、材料等件，又增加翻译西书、编辑课本等局费，也不菲。将来推广博物院、验工场以及派员考察的费用，学生游历的费用，也动辄巨款。查考户部向来有存放在华俄银行的库平银五百万两，每年四厘生息，应收库平银二十万两，折合京平二十一万二千两。光绪二十四年经户部上奏批准，以此项息银由该行按年提取京平银二十万零六百三十两，拨作大学堂的常年用款，仅余一万一千三百七十两未拨。现在请将此项存款全数拨归大学堂，仍存放在华俄银行生息。款项既有专款专用名目，也免得涉及纷歧，将来或支取或存储，由学堂自行与银行结算，每年年终开单呈览，免除造册报销。这样较为直截了当。至于去年学堂停办，尚有未经付出的存款，当时一律交回华俄银行及中国银行暂行收管，并已经知照户部在案。现在学堂事同初创，需用一切开办经费甚多，应请将前述存款仍发回学堂应用。只是如此办理，常年款项所增尾数终究无几，仍需添拨巨款，才足以资以周转。查考近年各直省如江南、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督抚，都资助派遣学生出洋，每次也花费数万两银子。如今大学堂既已确定高等功课、专门教习，则前述学生赴外肄业，可送往国外的，也可送往大学堂。况且大学堂专门正科，本为各省高等学校毕业学生资助肄业之地，则各省理宜合筹经费拨济京师。请饬令各直省督抚，大省每年筹款二万两，中省一万两，小省五千两，常年拨解京师大学堂。有了这些增添的常款，庶几得以展布一切，而诸事自然日渐有功，人才也积久而渐出。以上五条，以预先确定办法一条为总立大纲，以购买书籍仪器、附属设置译局两条为讲求实用，以增建学舍一条为逐渐拓展规模，而尤其以宽裕筹划经费一条为诸事根本，均乞恩准施行，使臣得以从容布置。至于各直省合筹经费一节，仍恳请明降谕旨，饬令各直省督务必筹定款项，按季拨解大学堂应用，出自逾格的鸿恩。所有遵旨筹办大学堂的大概情形，理合缮写奏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奉朱批：另有旨意。钦此。

山东巡抚袁中丞奏办山东大学堂奏折。

奏为遵旨改设学堂、斟酌拟定教规，谨将试办章程缮写清单呈览，恭敬上奏仰祈圣鉴事。臣私下伏读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奉上谕说：“造就人才，关键在于修明学校”等因，钦此。仰见朝廷敬重教化、劝勉学习、兴起贤才、培育人才，四海士民同深庆幸。

译幸甚。臣私下认为，国家势力的强弱，取决于人才；人才的兴盛与衰败，源于学校。确实，人才是立国的根本；而学校，又是人才产生的途径。鉴于当今世变之频繁、时局之危急，要想得到人才来辅佐治理，就必须兴办学校来培养人才。然而，学校不难大规模兴办，但规章制度实在难以妥善拟定。因为各国的学校制度，大多是根据时代变化进行增减调整，经过长时间才逐渐完善；中国则是古代制度已经湮没，事情如同从头开始。既不能随波逐流而安于简陋，也不可惊世骇俗而嫌其繁杂困难，使得等级不至于相互侵凌，规模得以大体完备，或许人们容易入学，学习容易见效，而杰出的人才就可以期望蓬勃兴起了。臣见识浅陋、才能平庸，哪里足以知晓大体？只是考虑到学校一事，关系到人才，而治国之道也随之而定，是不容许推迟考虑的。今年春天应诏陈述意见时，曾请求广泛建立学堂，并同时访求聘任教师、商议规章制度，刚有头绪，而微臣恰好蒙恩赏赐假期，未能兴办，暂时中止。等到臣假期将满，恰逢八月初二日奉到谕旨，销假之后，当即恭敬遵照，通令各属一律举办，并筹集资金选择地点，先在省城改设大学堂以作倡导，拟定试办章程四项：首先讨论办法，其次确立条规，再次订立课程，最后筹划经费。请为我皇太后、皇上简要陈述：一是办法。考察各国学制，必须先由小学而后升入中学，由中学而后升入大学，这是通例。现在各属应设的小学、中学堂难以迅速建成，而省城的大学堂又势难长久等待，只得在大学堂内区分三等：一为备斋，学习浅近各学，略如各州县的小学堂；一为正斋，学习普通学，略如各府厅直隶州的中学堂；一为专斋，学习专门学。按大学堂只应设专斋，因为一时没有可取的人才，所以虽有大学堂之名，暂不设立专斋的课程，而先从备斋、正斋入手，等到正斋诸生毕业有期，再续订专斋的课程，以资精进。其备斋、正斋的教学方法，以四书五经为根本，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应用。只是中国经史精深广博，如果与各国政治艺学同时并习，既担心导致功夫无序、泛泛涉猎而不精通，又恐怕年幼子弟血气未定，见异思迁，以至于忽视根本，偏离趋向，必须另外设立蒙养学堂，挑选幼童，从七岁起到十四岁止。这八年内专门令其讲读经史，并教授简易的天文、地理、算术。毕业后选入备斋，除随时温习经课外，再令其讲求浅近政治，加习各种初级艺学。等到进入正斋，再加深学习，或许先明白根本，后通达应用，功夫循序渐进，本末井然有序。现在正值创办之初，所有中学、小学以及蒙学，都尚在商议而未设立之列，只能先用经义史论考选学生，挑入备斋肄业，暂以三百人为定额，以年龄在十五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通解经史，身家清白者为合格人选。慎重选择教师，作为他们的师长，分设总办、监督，作为他们的制约。其学生按照酌定的年限依次毕业，其总办、监督、教习各位官员按照三年保奖一次。其各种图书仪器先选择应用者酌情购置，以供学习。将来拟增设译书局、藏书楼、博物院各一所，以臻完美完备。这是办法的大略。二是条规，教导士人的道理，礼法为首要，而尊崇圣人、尊重君王尤为要义。堂内应恭敬祭祀至圣先师孔子以及本省各位先儒，每月初一、十五由教师率领诸生行礼，并宣讲圣谕广训来约束身心。如果恭敬逢遇万寿圣节以及至圣先师孔子诞辰，都齐班行礼，以表示虔诚恭敬。其余都皆有堂内定规，学业有定程，讲习有时，行坐有序，出入适度，休息有期，功过赏罚均有簿册记录。司事杂役各有职掌，总之总以严肃整齐为主。这是条规的大略。三是课程，备斋以两年为毕业期限，温习中国经史掌故，并教授外国语言文字、史志、地理、算术各种浅近之学。正斋以四年为毕业期限，教授普通学，分政、艺两门，政学一门分为三科：一为中国经学；二为中外史学；三为中外治法学。艺学一门，分为八科：一为算学；二为天文学；三为地质学；四为测量学；五为格物学；六为化学；七为生物学；八为译学。专斋则以两年至四年为毕业期限，共分十门：一为中国经学；二为中外史学；三为中国政治学；四为方言学；五为商学；六为工学；七为矿学；八为农学；九为测绘学；十为医学。学者各专一门，各斋学生每日均需将功课分数填注日记，功课余暇均需练习体操，每月均需作中西文字，每年春秋季考两次。这是课程的大略。四是经费：考察德、美、英、法、俄、日各国所立各等学校，每

译全国不下千百个地区，所拨付的经费每年动辄达到数千万。中国物力正感艰难，东省库藏尤其匮乏，骤然筹措巨额欠款，实在不易。只是考虑到当前事务最为紧急，必须竭尽全力去经营。就目前的办法而言，学堂常年定额支出的欠款，暂时需要六万两的额度，其他一切灵活支出的数目尚难预计，日后逐渐推广，经费也需随时增加。臣今年曾整顿税契这一项，颇有起色，打算立即将此项收入拨充学堂经费，命令委员节省开支，极力戒除浮滥浪费，以期持久。这就是经费的大致情况。现在四项事务粗略已经就绪，打算立即考选学生开学试办，以安抚士子观望的心态。臣应当督同在堂各员，按照所定章程逐一实事求是，认真管理。那些未尽事宜，仍应随时增减，力求达到完美。至于蒙养学堂及各府厅州县应设立的中小学堂章程，容待依次斟酌确定，逐渐推行，用来上副朝廷修明学术、培育人才的深意。此外臣还有请求：建立学校固然为了储备人才，储备人才实际上是为了等待任用。现在学堂既然设立，必须显示出身之路，优厚地给予晋升的阶梯，才能使人观感奋起，日新月异。拟请命令政务处会同礼部，将选举章程早日议定，明确诏告天下，或许能使海内志士争相磨砺，读书的人多，而准备出仕的人也众，长久地成为我国家得人的庆幸。臣愚昧的看法，是否妥当？谨将遵旨改设学堂酌拟的试办章程，另缮清单，呈请御览。为此恭敬地撰写奏折陈述，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恭敬地奏报。

译再查学堂培养人才规模宏大，但见效尚缓。好比七年的重病，需要三年的陈艾，其积蓄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自明年科举改制，兼试中外各学，而山东受风气局限，虽不乏朴学之士，但对各国政治、艺学向来很少讲求。那些专习八股的人，甚至对中国政治史学也不能贯通，转眼应试未免束手无策。又有人中学颇具根基，但年纪已大，未能选入学堂，抛弃他们也很可惜。都应引导他们走上向学之路，扩大乐育的方法。现拟在学堂外另设校士馆，举人、贡生、生员、监生均准应考。按科举定制，每月考三次：首次考中国政治史事论，第二次考各国政治艺学策，第三次考四书五经义。认真封闭考场，秉公评卷，高等者优加奖励，以资观感。这样既使士子知道趋向，来年应试也不至于感叹进取困难。只是中外政治艺学书籍浩繁，贫寒士子不能多购，中等资质者不能遍读。而向来流传的译本好的很少，初学者或许不知从何入手。拟选取各国史鉴、政治、艺学各书，先从通行的中选择精本，用活字铅版多多排印，分发各属，使士子购买学习，借此开拓见闻。这样乡僻之地的儒生都能逐渐窥见门径，不难循序渐进讲解贯通，由粗浅到精深，实在对造就人才不无裨益。是否有当，谨附片陈述，恳请圣鉴训示。谨奏

第一章 学堂办法计二十八节 附学生家属甘结及族邻保状式

第一节 此次山东筹办学堂，是钦奉多次谕旨遵办，慎重选择教习，督促考核诸生，其教法应当以四书五经为体，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用，务必各自实事求是，力戒虚浮，储备为明体达用之才，以仰副朝廷图治作人的至意。

第二节 大学堂是全省学校总汇之所，其学生应从各府直隶州分设的中学堂优生中递升，现因中学堂尚未设成，暂由各府直隶州按经义史学先行招募考试。

第三节 省城大学堂规制只应设立专斋习专门学，现因各府直隶州议设的中学堂、各州县议设的小学堂尚未能一律骤设，虽有大学堂之名，但一时无所取材，惟有先立备斋习初级浅近的学，即各州县应设的小学堂；次立正斋习普通的学，即各府直隶州应设的中学堂，使初学者易于造就，等各府州县学堂依次有成，再行察看情形设立专门斋。

第四节 中国学业以经史为本，课程繁多，如果并入三斋内一同肄业，深恐顾此失那，未能专精，现拟另设蒙养学堂，让幼童自七岁至十四岁八年内专攻讲习经史，兼解中国浅近政治学、地理学并初级算学，使识门径；等蒙养学堂有成，再将备斋课程所列地理、初级算学酌量改订；等毕业后再选入备斋，加习西学。届时，只令温习经史，精研政治，其中西有用的学问自然容易融会贯通，次第井然，体用递进，或许能程功速而收效宏矣。蒙养学堂章程另拟。

第五节 学堂欲求实效，总以循序渐进为主，现值创办公始，不但各府州县尚无中学、小学，即使拟另增的蒙养学堂也尚在议而未设之列，新选各生仅能挑选入备斋，能入正斋的必属寥寥，专斋更不用说了，自应变通办理，先立备斋、正斋两门课程，等备斋学生按照所定年限毕业升入正斋；正斋学生毕业领照后，或量材录用，入专斋（详见第十八节）。届时，由总教习酌核学生升入名额，另设专斋课程，以期精进而免紊乱越级。各斋毕业年限及分年课程，另载第三章课程类中（第六节）。

各省各府直隶州议设中学堂，各州count议设小学堂，聘用教习甚多，必须先设师范学堂，以广造就。此次筹办大学堂拟暂参用初等师范学堂规制，在备齋各班学生内择其心术端正者，兼令練習初等师范，以便毕业后听候考验，考取優等，领有师范憑照，即可承充小学堂教習。其有入正齋肄業者（届时）参用中等师范学堂规制，再令練習中等师范，以备中学堂教習之选（第七节）。

大学堂首贵崇实，应扫除积习，力节糜费，拟派总办一员，总教習一员，監督一员，即责成该员等会同认真籌办，总以择聘教習，挑选学生为第一要义。其余应用委員、司事、夫役人等，均由总辦、总教習酌量委用，事无钜細，各与專责，員額以敷用为度，不得多立名目。凡是于学堂无益之事，并从节省，以期核实。每年年终，仍将筹办一切事宜报撫院汇查（第八节）。

总办一员，总理学堂一切应办事

译堂内所有学生、委员、司事、夫役等人，均归其管辖，并会同总教习稽查中西各教习的勤勉与懈怠，督同收发处员司管理银钱出入等项事宜。

总教习一人，总管选聘教习、核定课程等事务，堂内所有教习、学生、司事、夫役等人，均归其管辖；并会同总办管理学堂一切应办事务，以及挑选学生、购置书籍仪器、稽查银钱账目等事宜。

监督一人，督促告诫堂内学生严格遵守规约，会同中西教习随时考核课程，每季度举行会考，统计分数，区分优劣，呈报总办、总教习再次考验，以确定等级。学堂凡有记功、记过、奖赏、惩罚等事务，均由监督与总办、总教习商议，秉公办理；同时兼理学堂日记以及译书、印书等项事宜。如果总教习因公离开学堂，所有应办事务，即由监督暂时代理。

译第十一节 中学教习暂派六名，专门讲授中学课程，由总办监督选派，仍由总教随时稽查，等到学生名额增加时，再酌情添派。

第十二节 西学华教习暂派六名，专门讲授西学课程，由总教习选派，仍由总监督随时稽查，等到学生名额增加时，再酌情添派

第十三节 西学洋教习暂派三名，专门讲授西学课程，由总教习选荐，订立契约，呈报等待抚院派任，并由总办监督随时稽查，等到学生名额增加或设立专斋时，再酌情添派。

第十四节 考选学生，本年以三百名为定额，此后如果再次考选，是否按照现定的原额，应等待考察学堂办理的情况，由总办、总教习酌情商议，呈报等待抚院核定，在考选一个月以前预先传示。等到三年后，各府直隶州所选中学堂的学生都已依限毕业，陆续送入省城大学堂，按班次递升，就可以无需另行考选。

第十五节 各省府直隶州考选学生，暂按府城、州城大小分为上中下三等，酌情确定名额，十个府两个直隶州拟共考选二百二十名，剩余名额八十名就在省城就近招考，本地户籍和外来户籍各占一半。那些由各府直隶州考送来的，须等待学堂派员复试后再留在学堂学习，考送人数按应选人数增加三分之一，以备复试淘汰。凡是投考的学生年龄在十五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通晓经史，文理通顺，身家清白，体质强健，并无不良习气、疾病、嗜好者，才为合格。事先由其父兄家属出具甘结，族邻附加保状，到官府报名，听候择期传考试，用策论、经义公正录取，严禁徇私、请托之事。「甘结保状各式」附在本章之后。

第十六节 每年开学三个月以前，先将考选日期传知各府直隶州通行各属出示晓谕，以免学生报到差误以致扰乱课程班次。如果传示以后仍有逾期报到者，就不收考。开学日期详见第二章第四节。

第十七节 学堂如果发放给学生廪膳银两，贫寒之士或许多有所希冀，求取廪膳的人纷至沓来，不但不能坚定向学的诚心，反而足以开启贪图利益的倾向，这不是尊重士人的做法。现在拟定所有考选学生入堂学习，应令自备饭资，不给廪膳，这样来者都是实心向学之人，不至于半途而废。如果其中确实有贫寒之士，坚苦力学，无法自给自足的，应如何酌情给予津贴？随时由总办、总教习、监督查明核发。

第十八节 考取学生入堂后，应责成监督、教详细查核该学生心术、品行是否不越范围，资质、口音是否能有成就。在三个月后查明，据实呈报总办、总习严加考察，以定去留。那些心术不正、品行不端的，资质、口音虽然优秀，也不留在学堂学习。

第十九节 正斋学生毕业后，由总办、总教考取优等，发给凭照。有考入专斋的，应升入学习。有愿意赴北京大学堂学习的，禀报由抚院咨送。有愿意充当教习的，或去本省各府州县学堂，或去他省学堂，以及愿意从事其他职业的，都听其方便。至于入专斋毕业的，仍由总办、总教习考验，择优发放专门凭照，或准许出洋游学，或分派练习实务，以备将来教习差遣之用。那些学识过人、专门名家者，并由抚院随时上奏请求破格优奖。

第二十节 学生毕业后应如何选举、鼓励，一切详细章程现在已经奉旨，命政务处咨行各省悉心商议，会同礼部复核上奏。应等待复核上奏奉旨咨行到山东后，本省学堂即行遵照办理。

第二十一节 学生出洋游学最容易成就，现在已经恭奉谕旨，命各省督抚资助派遣学生出洋游学，学成回华上奏请求优予出身，自然应该一体遵照办理。学生毕业后，即由总办、总习选择心术端正、学术渊博之士，呈报请求资助派遣出洋游学。如果学成领有凭照回华本省考验后即咨送外务部复加考验，上奏请求奖励。

第二十二节 学堂总办、总教习、监督、教各员，都拟请三年保奖一次。

第二十三节 学堂建造需要时间，拟暂在城内选择宽敞的院落，先行开办。一面由总办、总习选购合适的地基，派员丈量绘图，估工督促建造，并先将会议办法呈报等待抚院核定。

第二十四节 等到建造学堂后，应附设译书局一所，增派中外译员数名，选译政学艺各种新书，以备学堂课程之用。

第二十五节 等到建造学堂规模完备后，应增设藏书楼、博物院各一所，以资考证并广见闻。随时由总办、总教习会同商议，呈报等待抚院核定。那些未经议建藏书楼以前

译学堂所购买和印刷的书籍，也应集中存放在一处，以备学生取阅。第二十六节 学堂刊印的书籍，均由监督秉承总办、总教习的意旨进行管理。如果有应当排印的书籍，由总教习在教习中酌情指派一人，并共同商议推举一人，会同监督仔细校勘，呈报总教习核定后，再行发印。其余一切应当刊印的目录、章程、表簿、册籍、单页等类，由监督酌情审核办理。第二十七节 学堂一切应当办理的事务，除章程中规定应责成总办、总教习切实执行的外，那些未经载入章程以及应当随时酌情增减修改的各项事宜，应预先由总教习会同总办，召集本堂监督、教习等人员共同商议，共同决定取舍，以显示公正严明而杜绝偏私。但这只是本堂人员商议本堂事务，并不参与外部事务，自然无需另外派遣外人入堂商议。即以总办、总教习为会议的主持人，监督作为副手，并派遣两名教习，随时记录所商议的事项，以备查考。每年年终仍将应当变通的事项会议一次，呈请督抚核定。第二十八节 总办这一职位，应由抚院颁发“总办山东大学堂”的关防，领取启用，以昭示信守。附学生家属出具甘结格式：某省某府某州某县人某某，为出具甘结一事，依照奉命大学堂考选学生，今有子弟或侄子某某，年若干岁，在家读过经史，身体强壮，并无不良习气、疾病和嗜好，情愿报名投考。如果蒙录取入堂学习，自应遵照刊定的章程办理。如果有不遵守章程所载毕业年限，借故出堂，未完成课程，以及不遵守规条，不服从约束，导致被学堂开除，或私自逃跑等情况，应按每年一百两计算，赔偿学堂公费，不得短少。只有因资质太愚钝，或因患病，由学堂开除的，不在此例。所具甘结属实。附学生族邻出具保状格式：如果籍贯在外省，应由同乡具保。学生某某的族人、邻居或同乡某某，为出具保状一事，依照奉命大学堂考选学生，今有某某的子弟或侄子某某，年若干岁，确实身家清白，身体强壮，并无不良习气、疾病和嗜好，由某某报名投考。如果蒙录取入堂学习，自应遵章办理。我等情谊属于族人、邻居或同乡，情愿具保。如果有不遵守章程所载毕业年限，借故出堂、未完成课程，以及不遵守规条、不服从约束，导致被学堂开除，或私自逃跑等情形，应按每年一百两计算，由某某赔偿学堂公费。如果抗拒不缴纳，或缴纳不足数，即由具保人代为赔偿。只有因资质太愚钝，或因患病，由学堂斥退的，不在此例。所具保状属实。再以上甘结保状内记载贴缴学堂公费，每年按一百两计算，是指不领取津贴者而言。其领取津贴者，赔偿公费每年也按一百三十两计算。第二章 学堂条规 共三十三节 第一节 大学堂内恭敬祭祀至圣先师孔子以及本省各位先贤先儒，每月初一、十五由中学教习率领各班学生行礼，并由教习讲解《圣谕广训》一条。众学生环绕站立恭敬聆听，听完后向教习行三次揖礼，众学生互相行一次揖礼，礼成退班。第二节 每年恭敬逢到皇太后万寿、皇上万寿、皇后千秋节时，由总办率领中学教习以及堂内学生齐班行礼。第三节 每年开学日期以及恭敬逢到至圣先师孔子诞辰日，也由中学教习率领堂内学生齐班行礼。第四节 每年春季以正月二十日前后开学，小暑节放学，给予暑假休息，至立秋节后六日开学，十二月十五日以前放学，给予年假。第五节 恭敬逢到皇太后万寿、皇上万寿、皇后各千秋节各停课一日。至圣先师孔子诞辰日停课一日。端午、中秋佳节各停课一日。每月逢房、昴、星、虚日期各停课一日。第六节 学生在学堂每日起居饮食都有固定时刻。每日按时各鸣钟为号。夏季早晨五点半钟鸣钟一次。学生起床准备当日功课。早中晚三餐分别在上午七点半钟、午后十二点半钟及六点半钟各鸣钟一次，准备用餐。晚上九点钟又鸣钟一次，全部停课准备休息。冬季早晨六点钟鸣钟一次。学生起床准备当日功课。早中晚三餐分别在上午七点钟、正午十二点钟、午后六点钟各鸣钟一次，准备用餐。晚上九点半钟又鸣钟一次，全部停课准备休息。晚上十点钟一律熄灯就寝。第七节 夏季每日早晨五点半钟开学堂大门，晚上八点半钟闭门。冬季早晨六点钟开门，晚上九点钟闭门。闭门以后，除非遇到紧要公事由总办、总教习发给特准凭单，不得擅自开门。第八节 夏季下午五点半钟至六点十五分钟，冬季下午四点四十五分钟至五点四十五分钟，功课余暇允许学生在学堂附近宽敞地方休息游览。

译只是不能距离讲堂太远。超过时间就应当返回讲堂。如果有提前私自外出以及超过时间不返回的人，应当由守门人禀报总教习、监督进行查办。第九节，学堂大门责成守门人管理。除了总办、总教习、监督、教习、委员之外，其余无论什么身份的人，出入大门都必须认真稽查。并查明学生是否有验单，差役、夫役是否有凭牌。如果没有验单、凭牌，就不允许他们私自出大门。违反规定则禀报追究。学生只有在停课日期，以及因事请假领取了验单的情况下，才允许出入。另外，每天的休息时刻也允许出入。除此之外，不准私自迈出大门一步。验单、凭牌由监督兼管。出讲堂时领取，回讲堂时立即交还。第十节，学生不得在学堂内购买物品。那些卖东西的人不得擅自进入大门。

译第十一节 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奋，学生没有事情不准请假。如果确实有紧急重大的变故，应由其父兄家属写信说明情况，经总教习核准，交由监督发给假条，假条内注明期限，期限一到立即销假回堂。如果没有假条，不准守门人放任其擅自外出。那些领有假条但回堂超过规定期限的，是否再行收录，仍等候总教习、监督查明逾期的原因，分别酌情处理。

第十二节 学堂专门派遣司事接待宾客。凡有宾客来到学堂，应由守门人报告，由司宾迎至客厅招待。有愿意参观学堂规章制度的，也由司宾引导。只是功课没有结束，不得引入讲堂。教习也不得在功课结束以前会客。那些拜见总办、教习、监督、委员的人，如果功课没有结束，也应避开讲堂，延请至旁室接见，或者就在客厅接见，以免耽误课程。学生不得与闲杂人员私下往来，只有亲族准许到堂探望，也须等功课结束时才能通知。如果正在上讲堂，不许私自出去接见，尤其不许在堂内宴请宾客。凡送公文信件的人员，均不得进入二门。

第十三节 学生拜见总教习、监督、中西学各教习，都执行弟子礼节。除了初一、十五行揖拜礼外，平日接见也必须严肃恭敬，以显示师道的尊严。学生拜见总办与拜见总教习的礼仪相同。

第十四节 学生上讲堂，各按班次徐步而行，不得争先恐后。在讲堂上不得吸烟、饮茶、私下说笑，以显示严肃。

第十五节 讲堂座位，各班暂时按年龄长幼排序，等到堂三个月后，考察其勤奋懒惰而升降位次。

第十六节 学堂禁止酗酒、赌博、吸食鸦片，并且严禁喧哗、争吵、斗殴等事，违者分别责罚。

第十七节 堂内火烛最宜小心，擦灯添油各处在各处均派人管理，诸生不必经手，临睡前应立即熄灯。

第十八节 讲堂及旁室墙壁上不得涂抹字迹，各房间由杂役每日打扫两次，不得任意弄脏，以致酿成疾病。

第十九节 堂规务必严肃整齐，除由监督商承总办、总教认真督察外，中学、西学各教习都须共同照料约束其所教本班学生分住的房屋。每日务必轮流稽查一次，如有触犯堂规、沾染恶习者，应立即量予斥责，并随时告知监督或呈报总办、总教习，以便查明整顿。

第二十节 教习教导学生，贵在明辨廉耻、知道羞恶、崇尚礼让、激发忠义，固然不必轻易使用鞭打羞辱其身体，也不得毫无约束以骄纵其气性。

第二十一节 学生有违犯堂规、不注重品德、不遵守礼法以及顽固不化不服从教导、未能完成其课程者，或量予责罚，或降低等级，或酌情议罚，或开除名额，应由监督及各教习商承总办公总教习，秉公查核办理。

第二十二节 中学教习须按照课程认真督课，如有违犯堂规定、不勤于职守者，应由总办监督查明情节轻重，禀报抚台，轻则议罚，重则撤换，不得稍有偏袒。

第二十三节 西学教习须按照课程认真督课，如有违反堂规、不勤于职守者，应由总教习查明情节轻重，禀报抚台，轻则议罚重则撤换，不得稍有偏袒。

第二十四节 委员、司事、差弁均须按照章程认真办事，如有违犯堂规、不勤于职守、不谨慎其事者，应由总办查明情节轻重，分别撤职或处罚。夫役人等有违犯堂规、懒惰耽误公务者，查明即行逐出，所犯事故若由总教习查出，也即商明总办，分别撤换或斥逐。

第二十五节 教习常年督课，各有专责，不得时常请假以致耽误课程，如有紧急事故须具假条，等候总办、总教习核准，并在假条内声明假期，以便另派教习代为督课，假期一到立即回堂，如果逾期不回，按日扣除薪俸，逾期在两个月以上，即将员额开除。如果平时偶尔因要事暂时请假，也须在前一日呈报等候总教习、监督核准，不得随时随意离堂。至于暑假、年假则系按照定章办理。

第二十六节 学堂设立功过簿三本，除总办、总教习、监督外，各教习、委员共列一本，司事、差弁共列一簿，学生共列一簿分别详细记录，记功若干次应予奖励，记过若干次应予罚办，以及一切议赏议罚事宜，概由监督商承总办公总教习妥定简明章程，禀请立案办理并分别刊布榜示，使众人皆知。

第二十七节 学堂未建藏书楼以前，先择一室存储中国经典史籍，以及先儒约束身心、阐明义理之书，还有新译中外政学、艺学各种书籍，并放置几案，派人管理，以便学生前往查阅。所藏之书约分两类：一类为查考之书，只准学生赴藏书处查阅不准借出；一类为诵习之书

译允许学生借阅书籍带回私人房间摘抄，但必须向管理人说明限期归还，逾期则由管理人前往取回。如有损失，应由借阅的学生按全书价格赔偿。这些地方不准吸烟，也不准谈笑以致干扰他人读书。第二十八节 学堂在藏书之外，另选一间屋子存放各类学术报刊、月报、旬报、日报，并派人管理。每日上午八点到十一点，下午三点到五点，晚上七点半到九点，都允许学生前往阅读，以开阔见闻。但不得将其带入私人房间。此外，凡是议论不够纯正、记载大多失实的报刊，一律不予收藏，并责成管理人随时留心甄别选择。

译第二十九节：学堂购置的书籍、图画、仪器等物品，是备学生讲习和考核使用的，不得带出学堂，外人也不得向学堂私自借用，违者予以议罚。

第三十节：学堂设立养病房一所，药房附设其中，并派遣医生和管理人员妥善经营。每天上午八点钟，医生即到堂诊视。凡学生有患病的，或由自己报告，或由同班学生代为报告，立即派医生就诊视，或立即移入养病房调治。其中病重愿意回家调治的，应由医生报告，经总教习和监督批准方可给假，病愈后仍要销假继续学业。

第三十一节：学堂设立浴房一所，以便诸生沐浴。其浴池均使用流水暗沟，沐浴时不得将不洁之水注入浴房之外，以致秽气侵入旁室。并派人管理浴房，以力求洁净为主，以便对诸生有益。每七天沐浴一次，凡遇停课日期，有愿意沐浴的也听其自便。

第三十二节：学堂附设工房一所，派遣熟悉制造的人管理，以便学堂购存的仪器及试验格物学各项器具，均可随时自行修理。并可仿照各项机件的式样，添配各项应用器具，以及考核各种艺学的功用。惟不准堂内上下人等私自委托工房配造自用器物，违者予以议罚。

第三十三节：学堂置备粉牌数方，所有应当传知的事项，一日书写在牌上悬挂于讲堂之外，使众人皆知。所定的规约章程，除刊印发行外，仍随时摘要在牌上告示。

第三章 学堂课程共十七节 附中西学分年课程

第一节：大学堂课程分为备斋、正斋、专斋三类。备斋课程以两年为毕业期限，温习中国经史、本朝掌故的大略，并教授外国语言文字、史志、舆地、算术等各项初级浅近的学问。正斋课程以四年为毕业期限，教授普通分政学、艺学两门。政学一门分为三科：一、中国经学；二、中外史学；二、中外治法学，内分吏、户、礼、刑、工、交涉七目。艺学一门分为八科：一、算学；二、天文学；三、地质学；四、测量学；五、格物学，内分水学、力学、声学、光学、磁学、电学八目；六、化学；七、生物学，内分植物学、动物学两目；八、译学，泰西方言附。以上政学、艺均编入普通课程。至于专斋课程则以两年至四年为毕业期限，斟酌中外学制，共分十门：一、中国经学；三、中外政治学；四、方言学五、商学；六、工学；七、矿；八、农学；九、测绘学；十医学。凡入专斋肄业者，使各自认习一门，以征实用而备器使。

第二节：备斋、正斋逐年课程分春秋两季，列于后表。其逐日详细课程应俟开办时由总教同监督分别厘定榜示讲堂。专斋课程则在正斋学生毕业六个月以前，由总教督同各专门教习另行厘定。

第三节：堂内中学、西学均分班传习每班人数俟考选学生后由总教、监督酌定。

第四节：每日课程白昼以八点钟为限，分五习西学，两点钟习中学，一点钟习体。夜课温习考验以两点钟为限其起止时刻应候总教按照节气酌定榜示讲堂。

第五节：每日早晚中西学课程均有一定时刻，或上讲堂教习督课，或在旁室自课，应由监暨中西学教习会同妥商，呈候总核定于课程单内详列，俾诸生按照所定时刻分别预备以免参差致石全班功课。

第六节：学生如在室自习夜课，应遵照学堂所夜晚课程预备，以便次日归入全班考问

第七节：学堂中学课程责成监督率同中学各教认真督课，总以正心术、敦品行明伦理、知大体为主，择四书五及先儒性理诸书要义，反覆详印证，俾诸生有以植其本立其基，庶几成德达材，体用大。

第八节：西学课程责成总教率同西学各教认真督课，西学、中学名虽区别理仍一致，各国学堂亦以伦理为重其研求伦常性理诸学复甚精而恪守国宪。尤为学中要义在堂诸生未有不知尊君亲上之盖以从学士子皆国家培养之人其义固相属也。课程余暇宜令各教酌照中西各学堂办法，随时传集学生恭述朝廷培育人材，振兴实学推广选举，优待士类之盛德相与导扬而激励之，俾人人时局之艰难，国恩之深重感而思奋，穷而思通。公设立学堂，是为天下储人材非为诸生谋进取。诸生等来肄业，是为国家图

译追求国家的富强，并非为了谋取个人的私利以安身立家。这样或许志向能够宏大，而所取得的成就也能伟大。实行久了，不仅可与各国的学堂相媲美，而且渐渐恢复了古代学校的旧制。

第九节：中学和西学的课程都以讲解为主，而西学中有些道理必须通过实验才能明白的，就用实验来辅助。凡是讲解的书籍，第二天都要由学生回答提问；实验的道理，第二天都要由学生进行演说。

第十节：一本书讲解不清楚，不立刻更换其他书籍；一个班级的实验不熟练，不立刻更换其他班级。这样或许读一本书就有一本书的益处，增加一个班级就有一个班级的效果。

第十一节：学生有的专习英文，有的专习德文，有的专习法文，有的在习英文之外兼习法文，或兼习德文。这都由总教习详细考察学生的口音，酌情均匀分配。或者在开课之前由学生自行申请，仍等候总教习核定；开课之后就不允许随意更改。

第十二节：备斋和正斋的学生每月都要写一篇策论，一篇经义，日期由监督与总教习商量后酌情确定。考卷就由监督评阅。

第十三节：正斋的学生每月加写一篇西文策论，或者写各类公文、书信、记载文字也可以，日期由西学教习与总教习商量后酌情确定。考卷就由总教习评阅。

第十四节：学堂附设一所体操厂，每天下午功课空闲时，学生都要练习体操，并在西学教习中派出一名督操教习监督课程。练习体操的章程就附列在逐日的详细课程单中，也是循序渐进：备斋的学生先练习柔软体操，正斋的学生加练器具体操，专斋的学生再加练兵式体操，这不仅借以讲究卫生，还可以同时熟悉军事装备。

译第十五节：学堂考核功课，采用北宋国学的积分法，每季发给教习一本日记簿，令其将每日功课完成的分数依次填写注明，呈报给监督，由监督与总教习商议，并会同各教习详细稽核，以分数的多少来判定学生的勤勉或懒惰。

第十六节：每年春季和秋季各考两次，以平日课堂功课占三分之二、季考试卷占三分之一的比例，来确定学生的等级。如果季考等级最低，应由教习呈请分别予以降级或革除，以示警戒。除了季考之外，教习也可以定期考核，或由教习、监督临时传考也可以。

第十七节：课程表中所列的分年课程，仅具备大概的规模，如果有应当增减或调整的地方，应在每季开课之前，由总教习、监督会同各教习酌情重新制定，另行刊印发布并张贴在讲堂。附中西学分年课程表如下：

备斋第一年首季：温习四书、五经、历代史、本朝掌故、浅近政治学，附古文写作；中文策论、四书义、五经义；英文初学浅书、英文功课书初集；数学加减乘除至比例；地舆学上半部。

次年季：温习四书、五经、历代史、历代史、本朝掌故、浅近政治学；附古文写作；中文策论、四书义、五书义；英文功课书二集；英文书法；德法文与英文课程相同，如兼习则另行选订；数学全；地舆学下半部。

第二年首季：温习四书、五经、历代史；本朝掌故、浅近政治学；附古文；作中文策论、四书义、五经义、英文功课书三集；英文造句；德法文与英文课程同；代数；地势学。

次季：温习四书、五经、历代史，本朝掌故、浅近政治学；附古文作中文策论、四书义、五经义，英文功课书四集；英文成；德法文与英文课程同；代数全；形学前三卷；泰西近百年新史。

正斋第一年首季：经学、性理附史学、中国政治学、古文作中文策论、四书义、五经意，各国政治学，英文功课书五集，华英捷径法，英文尺牍，德法文与英文课同，形学中五卷，格物、热学、声学。

次季：经学、性理附史学，中国政治学，古文作中文策论，四书义、五经义，各国政治学，英文史钞读本兼习应对接谈法，英文尺牍、翻译英文，德法文与英文课程同，形学全、锥曲线，格物、水学、力学、气学。

第二年首季：经学、性理附史学，中国政治式，古文作中文策论，四书义、五书义，各国政治学，泰西古史，英文兼习应对接谈法，英文公牍、翻译英文，德法文、八戋、勾股、航海法，格物、光学、磁学。

次季：经学、性理附史学，中同政治学，古文作中文策论，四书义，五经意，各国政治学，泰西近史，英文、英文公牍、翻译英文、作英文论，德法文，格物、干电、湿电、天文学、天文揭要上卷。

第三年首季：经学、性理附史学，同国政治学，古文作中文策论，四书意、五经义，各国政治学，英文富国策、作英文论，德法文，代形合参、格物、磁电、热电、光电、天文学、天文揭要下卷、化学、测量学。

次季：经学、性理附史学、中同政治学，古文作中文策论、四书义、五书义，各国政治学、公法学，英文理学、英文地学、作英文论，德法文、微积学、格物测算、测量学、泰西名人列传。

第四年首季：经学、性理附、史学、中国政治学、古文、作中文策论、四书义、五经义各国政治学、伦理学、英文性学、英文上半部、文学推原、英文讲论、德法文、化学、分质法、《星学发轫上半部》、《全体学》、《全体功用及卫生要旨》、《植物学》。

次季：《经学》、《性理附》、《史学》、《中国政治学》、《古文》、《作中文策论》、《四书义》、《五经义》、《各国政治学》、《英文富国政策》、《性学》、《英文下半部》、《英文讲论》、《德法文》、《代数根原》、《生物化学》、《格物试理》、《量电法》、《星学发轫下半部》、《动物学》。

第四章《学堂经费》共十八节。

第一节：学堂经费由总办会同总教习总理大纲，并设立收发处一所，选派得力委员专门管理收发银钱等项事宜，仍由总办、总教习随时认真稽查。

第二节：学堂常年所需经费，按现有办法估计，暂以五万两为限，待抚院拨定的款项到位后，每年分四季前往藩库领取。此后如议定扩充，原拨经费不足以开支，再酌情增添拨付。

第三节：学堂所需经费应分为额支、活支两项，如总办、总教席、监督、西学洋教习、华教席、中学教习、医生、委员、司事、差

译应当支付的薪俸、夫役应当支付的工食，以及笔墨纸张、油烛薪炭等各项杂项开支，都属于定额支出的经费。所有详细的数目，应由总办和总教习在开学前一个月切实估算，分别造具清册呈报备案，以便逐年查照办理。其中如有应当增减的地方，仍应在年终预先估算清楚，呈请更正。

又如购置书籍、报章、仪器以及应用器物、家具所需的费用，排印书籍，修补房屋、器具，考选学生的津贴、廪膳所需的款项，以及陆续添购药房药料、工房物料、化学房间材料、格物学所需的质料、器皿等各项杂项开支，都属于活支经费。其所有详细数目固然难以预先估算，但也应先将筹办的大概情形分别缮具清单，随案声明。等开学后，再由总办和总教习察看情形，随时认真核查办理，即在指拨的常年经费内动用。只是数额在五百两以上的，仍应呈报等候抚院核定。

第四节，建造学堂所需费用巨大，不在此次指拨的常年经费之内。届时再由总办、总教习遴选派遣妥当人员，绘图估工，核实勘办，所需经费呈报等候抚院另行筹拨。

第五节，议设译书局，添聘中外译员，并添购各种西文书籍以及印刷书籍等各项费用，所需款项巨大，也不在此次指拨的常年经费之内。等筹办时，再由总办和总教习切实估算大约需要经费多少，呈报等候抚院另行酌情拨给。

译第六节：学堂的常年经费，应由总办、总教习监督收发处的官员节约使用，核实账目并上报，不得稍有虚耗浪费。如有盈余，全部另行储存，留作灵活支拨之用。

第七节：收发处的委员每年应在六月和十二月将收支账目结清两次，分别编制四柱清册，连同原始账簿呈报给总办、总教习核查，并共同派员复查一次，核对各项凭单、领状发票、收据有无错误，核对清楚后，再呈报给巡抚衙门审核。

第八节：监督、教习、委员、司事、医生、差役等应领的薪水，按月由总办、总教习查核已禀报确定的数目，发给凭单，交收发处支付；总办、总教习的薪水由巡抚衙门发给凭单支领，均不得提前预支，只有按规定请假停课期间，准许支领本月全薪，不按日期扣算。

第九节：每月二十五日之前，收发处的官员应将学堂内雇佣的夫役等人造具花名清册，呈报给总办、总教习查阅签字，然后再交收发处将应发的工钱伙食分别秤足各包，并写明重量及该夫役姓名，由总办点名发给。

第十节：购置书籍、报刊、仪器以及格致学所需的质料器皿，化学房所需的材料，工房所需的物料，药房所需的药料，以及陆续添购的应用器物、家具，均由总教习核定，开具付价凭单，交承办人员到收发处具领，其原单仍先交总办查核签字具领，然后再汇总存入收发处备查。

第十一节：购置笔墨纸张、油烛薪炭以及印书费、修理费、学生费，以及各项应用杂项欠款，均由总办核定，开具支款凭单，交承办人员到收发处具领，其凭单仍先交总教习查核签字具领，然后再汇总存入收发处备核。

第十二节：建造学堂的各项费用，翻译书籍的各项费用，等到筹办时由总办、总教习共同开具凭单，交收发处支付。

第十三节：学生的饭费都应自备，如果确实是贫寒子弟，也可以由学堂发给津贴，每人最多不得超过三两，也没有固定的名额，应等到开学后由总办、总教习、监督随时酌情办理，此项津贴由总办、总教习共同开具凭单交收发处支付。

第十四节：如果没有以上各项凭单，收发处的官员就不得擅自发放一文钱，以重视公款。所有各项凭单、领状、发票、收据，都由收发处汇总存档备查。

第十五节：遇到季考的时候，由总教习评定等级后，会同总办开具名次清单，呈请巡抚衙门审核，至于是否酌情给予奖赏，听候本省督抚批示决定。

第十六节：学生应用的中学、西学读本以及应用的笔墨纸张，都应自备。现在正值开办之初，也可以酌情发给，以示体恤。其余应备的中西善本书籍、最新式仪器等项，就由学堂分别购置，以供讲习。

第十七节：学生应用的各种善本书籍，在山东购买不易，打算由学堂顺便先购买多部存储在学堂，学生有愿意购买的，准许按原价售给。

第十八节：学生如果带有银钱钞票以供旅费，是否点交收发处代为存储，听凭其自便。如果不交存，倘有遗失等事，就与学堂无关。

漕运总督陈奏，陈改设江北大学堂情形的奏折。

奏为遵旨改设江北大学堂，谨将开办的概况情形恭敬上奏，仰求圣鉴的事。我私下拜读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的上谕：“着令各省所有书院，在省城均改设大学堂等语”。钦此。我在去年十二月初十日到任后，就督同淮扬海道沈瑜庆商议筹办，正在部署一切。恰逢奉本月二日的上谕：“先前已通令各省开设学堂，并因经费难以筹措，又谕令仿照山东所拟章程，先行举办。至今数月，各该省如何办理，大多未上奏回复；偶尔有上奏到的，也不详细切实。这些督抚身负重任，目睹时局艰难，应知道变法求才，实为当今急务。目各檩遵叠次谕旨（此处原文可能有误，意为务必遵照多次谕旨），妥善迅速筹划，切实奉行，即将开办情形详细上奏等语”。钦此。仰见朝廷兴学育才迫不及待，用意至为深远。跪听之下，感奋莫名。我查访江北淮扬徐海各属，距离江宁苏州省会较远，其中而言，只有扬州属盐务鹿囷（此处原文可能有误，疑为地名或特定称谓）集风会渐知所趋，局面也稍易举办。至于淮徐海等处，土地贫瘠百姓贫穷，虽然经过地方府县开设中小学堂，限于财力，能否合乎规格尚未可知。而南北大江横绝，诸生远道跋涉求学，实在觉得不便。清河虽属县治，但此前是河漕要务之所，如今则是漕督常川驻扎之地，南北交通要道，士大夫流寓者多，衣冠文物比得上省城。所以清淮设立学堂，应当比照省城大学堂办理，拟即名为江北大学堂，以开通淮徐海各属的风气。只是创办之初，诸生均系蒙学程度，无所取材，拟照山东章程，分设备斋

译正斋、专斋授课，先设立正斋、备斋以储备高等学堂的预备科，保留专斋以待学业完成的学生，并接纳淮、徐、海各属普通学业完成的人士。但现时经费不足，拟在备斋中分设内、外两班，内班专门招收本地幼童，外班则教授随官寓居的子弟以及外府州县前来求学的人，各暂定四十个名额。所有新建校舍、购置书籍、聘请教习、提供膳食，处处需要资金，臣在原有的书院及各善举款项中设法调剂，力求尽快举办。将来筹措稍为宽裕，再逐渐扩充。堂内设置中学教习两名，西学教习两名，分班授课。中学教习讲授经史及本朝掌故等学问，西学教习讲授天算、地理、测绘、格致、方言、体操等学问。其中西功课，京师大学堂尚未颁布定本，江鄂译书局也尚未有成编。现拟先行斟酌中西课程，取其简要易行，先制定课表。如今学生们目前学习，等课本确定后再加斟酌，以归于统一。堂中恭敬悬挂多次饬办学堂的“上谕”：学生们到堂，令其恭敬诵读，使他们知道皇太后、皇上孜孜以求人才的心意，得以互相激发。其功课均限三年毕业，期限内学业完成者作为备斋优等学生，应当发给凭证，可就在本学堂升入正斋，或咨送南京大学堂及北京大學堂学习专门学问。只是入学之初，必须端正趋向，培养正气有根基，要使人人有务本之心，而后国家能收到教孝教忠的效果；事事有崇尚实际之意，而后学校能得得体用兼备的人才。所以堂内粗略制定规模，不敢喜好新奇，必使凛然于尊亲的大义；编定功课，不敢贪多，必使肃然于秩常的常规。规范我们的行动，引导其先路，由知止以期得止，由小成以至大成。开创的开端，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臣督同淮扬海道沈瑜庆斟酌拟议试办，已于二月二十二日开学。其余未尽事宜，随时间斟酌办理，使之归于妥善，以期仰副朝廷造就人才的至意。所有清江改设学堂的大概情形及试办章程，缮具清单，恭呈御览。除了分咨政务处并管学大臣查照外，理应恭敬上奏陈述，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奉朱批：“着照所拟办理，务必督饬认真讲求，以期收到实效。单二件并发。”钦此。谨将试办江北大学堂的规条，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一、学堂中西功课均限三年毕业。中文方面读四子书、五经，先读《春秋左氏传》，并阅读《通鉴辑览》《十一朝东华录》《先正事览》，以讲解记熟为度，有余力温习其他经书的听便。英文读到第五书为止。算学以代数、几何为止。测绘学以平面三角为止。地理学到全球为止，每人设札记簿一本，有见闻则记录，以待教习考核。内班期限届满，考取优等，发给凭证，或就在本学堂升入正斋、专斋，或咨送北京大學堂及南京大学堂学习。普通学及专门学，外班期限届满，优等学生也发给凭证，年岁稍长的，或愿充任教习，或在本省府州县学任教习，或赴他省学堂及愿从事其他职业，悉从其便。年轻的再学习普通、专门之学，以期大成。

一、学生收录入堂之后，无论内班、外斑，均责成教习监督随时察核，其资质、身体、口音不合者，随时剔除退学。甄别之后，如有资质、身体、口音都合格，而心术品行不纯谨者，也立即斥革，以免败坏风气。至于已经留堂肄业或半途托故告退的，应酌量处罚，以警戒浅尝辄止的弊端。

一、学堂夏冬季考两次，以平日课堂成绩占四分之一，季考试卷成绩占四分之三，评定等第。如季考屡次列下等的，应由教习呈请斥革。屡次列高等的，也应当酌情给予奖励。

一、学中应定各种报纸，供学生们休息日取阅，以增长见识。其各省奏报有关学堂及选举章程的，应由监督摘录分贴讲堂，以资参考。

一、京师大学堂尚未颁布定本，以上斟酌拟定的中西课程，先取其简要易行，等课本确定时，再加参酌，以归于统一。

译一名学生在堂内进出，讲堂、体操以及起居饮食，都有一定的时刻，由司时者击鼓作为信号。夏季早晨五点半起床，学生们预备当天的功课。七点十五分吃早饭。八点钟进入西文讲堂。十一点半离开讲堂。十二点钟吃午饭。下午一点钟进入中文讲堂。四点半离开讲堂。五点半吃晚饭。六点半做体操。七点半回房诵读功课，到九点钟停止休息。十点钟熄灯睡觉。冬季早晨六点半起床。七点半吃早饭。八点钟进入西文讲堂。十一点半出讲堂。十一点四十五分吃午饭。下午十二点十五分做体操。一点钟进入中文讲堂。四点半出讲堂。五点钟吃晚饭。六点半回房诵读功课，到九点钟停止。十点钟一律熄灯睡觉。所有起居时刻，按照季节颁布制定，随时再行更改。本学堂另设体操场一所，练习体操。起初练习柔软体操，接着练习器具体操，最后练习兵式体操，不但借此养生，还可以兼习武备。中西教习，每季应发给日记簿一本，将学生每天功课完成的分数填写记录，以便随时呈报考核，即凭分数的多少，来检验用功的勤惰。学生进入讲堂时，各自按班次缓步而行，不得争先恐后。在讲堂之内，各自应当专心静听教习授课，不得交头接耳，喧哗笑语，以及随意吐痰，以显示严肃。早午晚三餐，监督委员也与学生同席，以便照料，并示整齐划一。每年恭逢皇太后万寿、皇上万寿以及先师圣诞、中秋、端午节，以及每月逢房、昴、星、虚日期，各停课一天。每年正月十六日开学，小暑后五日放假，给予暑假。立秋前五日开学，十二月二十日放假，给予年假。堂内恭敬祭祀至圣先师孔子，每逢初一十五早晨八点钟，由中西教习率领学生行礼。至于皇太后万寿、皇上万寿以及先师圣诞，以及每年开学日期，中西教习率领所有学生列队行礼。谨将试办江北大学堂中西学分年课程列表缮具清单恭呈御览。《中学分年课程表》中文拟先就《四子书》、《春秋左氏传》、《通鉴辑览》三部、《十一朝东华录》、《先正事略》，按季度区别，另列课程表，具《九通》及《会典》并各史及专经之学，留作专门功课。《西学分年课程表》英文第一年首季，初学浅书《功课书初集》，算学加减乘除至比例，地舆学中国各部落，英文次季《功课书二集》、《智环启蒙》上半部，算学全，地舆学东半球，浅近文法。英文第二年首季《功课书三集》、《智环启蒙》全，地舆学西半球，浅近文法兼造句，代数上半本，英文次季《功课书四集》四分之三，深远文法兼翻译，代数全，几何一二本，地舆学全。英文第三年首季《功课书》四五集，深远文法兼翻译，几何三四两本，平三角，格致史志，英文次季《功课书》五集，作英文论，弧三角，格致史志，天算。

江南储材学堂学约

按：储材学堂中西并重，因为学生本是中国人，略知汉文，所以其致力以中四西六为界限。学生每天做这四分工夫，下午一点半进入讲舍，从事中学。各学生学问资质不齐，各自应当分类训课。本道督课各学堂已有多年，近来又亲自考选学生，完全知晓教导的门径。所有应请各位从事的事项，开具如下：学生已入泮者，文理顺适，除了致力西学外，应教以古文的方法。先试看学生文笔，反复多次，然后视其性情所近，分汉、唐、宋、明及本朝各大家派，而传授之，以期将来自成一家。学生已开笔但未成篇者，则年龄在十四五六岁，全赖随机开导。以《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国策》、《史汉》各家逐字逐句，先解释训诂，再将其国势疆域、政治以及时代各国事理一一分疏，使各生心里明白。再此类似懂非懂的学生，往往自以为已知，疏于问难。各位老师必于次日将上所讲之书详细质问，其有明白通畅者奖赏之，半明半昧者呵斥责罚，全未明晓者用教刑责打。学生年幼，仅能属对及破题承题者，宜授以朱子《小学》，教导立身行事之道。日课即读《小学》，并教导书写、问答、信札及浅近论说，循序渐进地诱导，使逐渐达到文字清通。朱子《小学》是敦品励学的要旨，自已入泮以及舞象之年，皆各官发放一编，听老师讲解。刘融斋先生主讲龙门

译书院也以《小学》作为教材。性理之学，如果体认不真切，或许会陷入禅宗的机巧。学生年纪稍大，有愿意从事于此道的人，可以让他们翻阅《近思录》《朱子语录》，每天阅读几页，潜心请教求益，久而久之，自然不失为品德敦厚、有所作为的人士。掌故之学，浩瀚如深渊大海。学生年纪稍长的，应当秉持孔子遵从周礼的原则，先从本朝考究起，十朝的《圣训》《东华录》《王氏》《潘式》《东华续录》以及李次青的《先正事略》，对于历代文献灿然完备地陈列其中。学生对于本朝掌故既已烂熟于胸中，再上溯前朝，自然迎刃而解。因为掌故既熟悉，对于时务尤其能洞察渊源，不仅仅是用来作为谈资罢了。科举文章到了今天，仅存糟粕，所以已经开笔但尚未完成全篇的学生，决计应当抛弃，专心再做论说文。那些已经入泮，因为应试考虑的人，应当嘱咐他们阅读国初各位大家以及韫山堂稿，最近出版的《江汉炳灵集》，一切墨卷中的滥调全部加以摒弃。骈体文这一道，同文馆的学生也有喜欢写作的，虽然没有什么紧要，如果精心学习，也不失为优秀的文书幕僚。本朝各位名家都可以学习。五言、七言的诗，也足以抒发情感，舒畅郁结之气，正如《记》所说“乐则陶陶，咏则咏”，但也看学生性情的趋向，趋向近的教他，不趋向近的听之任之。书院考课，是士子本分的事，才高的人文思敏捷，贪图膏火津贴，往往一次考课写几卷。金陵有六所书院，各位教习如果照旧应考，即使每次考课一卷，也属于分心。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顾及那边就失去这边，既然应承书院考课，讲授学业自然荒废。查各教习每月薪水二十两，比书院膏火多出几倍，贫寒士人的日常饮食也足够使用。现在与各位约定，自从受事后，不得再赴书院考课。老师对于学生，没有不加以爱护的，如果爱护太过，月底考核一律给予好评，反而不足以作为规劝的依据。私下认为，由瑟求鼓，圣门不避讳，此后应当痛除袒护的习气，每月考语振笔直书，使学生在善行时知道勉励，有过错时知道改正，也不应当用隐晦曲折的话语来讨好学生，使阅读者冥思苦索才能明白。各学生逢八小课，各位老师在小课时悉心评改，固然不应当滥予圈点，也不应当仅用几个字的批语来敷衍塞责。本学堂设有学行记，各位老师对于学生功课的勤惰、性情的钝敏，随时登记，每月汇总呈报给总办。各条都是从学生四分致力中想出的，都切近平庸之学，绝不好高骛远，从这里平平实实地做起，希望收到培养人才的效果。扬子说：“学行是上等的，言论是次等的。”我不才提出建议，尤其希望各位切实实行，这就是约定。右约汉文教习。学生去讲舍的时候，由教习主管；学生离开讲舍的时候，由稽查委员主管。学生受业、离开讲舍、行事、温书，委员虽然不便一一督责，也应当暗中观察其人的纯正驳杂、学习的勤惰。所有应当请君等从事的事项，开具如下。本学堂设立学行记，由汉文教习掌管。大概教习在察学方面较近，委员在察行方面较近，因此每位发给功过册一本，以便随时登记。学生汉课完毕，晚饭后就应当约束回房，十点钟时一律安寝。学生互相串房，在学习别国文字的一概禁止。在本管房中如果有同学请教之事，听任他们彼此问话，但是不得久谈超过半点钟，超过则给予暗记。学生夜间回房后，委员应当在黄昏时登记名册，逐房点名。如果有串在本管房的，或者其归号免记；如果有串至别国房的，则给予暗记，仍然立即令其归回本房。学生口角细故，应当从中劝解，判断是非，登记在册。学生如果对听差厨役之处不满，该委员从中讯问断决，小的委员处治后无事，大的禀明总办核办。稽查的职责，不专于学生功课，如守门人不勤，厨役做饭失误，也应当随时点察，如果不可用，应当禀请核办。讲舍、住房各听差都是临时招募而来，他们能否操作、习劳与否，都不得而知，全赖君等认真管束，以严位之，以宽畜之，使这些人乐于供驱使，不至于偷闲废事，那就好了。现在定某国讲舍、某国住房，既然由某国稽查委员管束，对于不称职的立即禀明革退，不必等待各生公禀然后请斥。通堂厨灶、土黾、茶炉、书灯、壁灯容易惹起火烛，尤其应当常饬学生听差一律小心。右约稽查委员合同所以约洋教习也，今先延英法兩员，华教习从旁邦巾教。所有每日功课记学生之优劣，既统于洋教习的分数簿，毋庸另立记册，惟有劣行为洋教育所不察者，准其特禀。泰西学制判以分数，其法极善，德、日华教习宜仿照记簿月抄呈阅如英法洋教习例。学约之设不专于汉文教习，中有数条暗切华邦巾教习，亦宜参观互证。

译约束学生，未曾涉及教习委员，实在是因为治理之法固然重要，但更依赖有治理之人；教习委员正是执行法度的人，并非那些年轻后辈，必须用严法来约束的对象。然而近来人情放纵，一旦放任就容易松懈，即便是士大夫阶层也有不可依赖之处。储材学堂的学规共有四种：一是章程，二是合同，三是学约，四是规条。其中学约是用来约束教习委员的，必不可少。《时务报》刊登了其中三种，却唯独遗漏了学约，因此将其摘录下来。

译浙江巡抚任奏陈改设学堂办理情形的奏折。

奏为遵旨改设学堂，谨将办理的大致情形恭敬地写成奏折呈报，仰求圣上鉴察的事。查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内阁奉到上谕：培养人才，关键在于修明学术。除了京师已设的大学堂应当切实整顿外，各省所有的书院，在省城均改设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幼稚园）。其教学方法应当以四书五经的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为辅，务必使文章与品行共同修养，讲求实际效用。各该督抚、学政要切实统筹，认真举办等因。钦此。由此看出圣朝兴办学校、培育人才，殷切谋求治国之道。跪听之下，钦佩信服之情难以言表。推想国家势力的强弱，取决于人；人才的兴衰，取决于教育。古代盛世，州序党庠（各级学校），无不以教育为重。近日东西各国，也致力于广泛建立校舍，以激励培养人才。大概如果不平时预先储备，必定难以在日后收到效力。当今急务，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臣查浙江省城以前已奏设求是书院，以及增设养正书院，都是中西课程兼修，粗具规模。臣督同司道官员筹议，即以求是书院改为省城大学堂，将养正书院改为杭州府中学堂，又将崇文、紫阳两书院改设为钱塘、仁和两县小学堂，整顿旧制，创立新规。现因经费短缺，学生名额，大学堂先定一百二十名，中学堂一百名小学堂五十名，均选取身家清白、年龄合格者，由地方绅士董事保送，经考试选拔录用，定于来年正月间一律开办。又拟在省城分设蒙养学堂，作为幼童就学的地方，那些由绅士富人捐资建设的，也准许随时禀明兴办。这是改设省城学堂的大致情形。

学堂既已设立，应当商议管理办法。查各学堂学生由小学进入中学，由中学进入大学，有一定的等级，也就有一定的课程。小学堂学习初级浅近学问，中学堂学习普及通识学问，大学堂学习专门学问，各按年限依次毕业，循序渐进提升。只是专门之学，因为各学生造诣尚浅，无所取材，所以大学堂先设正斋，未设专斋。各学堂均聘请总理一人，分设中西学各教习。中教习讲授经史政治等学问。西教习讲授天算、地理、测绘、格致（物理化学等）、方言、体操等学问。其中大学堂事务较重，派委正监督一员，凡是堂中一应事宜都由总理负责，监督其成功，而监督也随同稽查并督率司员等经理银钱收支等事务。期望条理精密，约束整齐，其余一切条规大致仿照山东章程，只是东省大学堂兼包中小两学，浙江则是各堂分设，情况稍有不同，不得不量加变通。这是酌定学堂管理办法的大致情形。

办法既定，应当筹措经费。查学堂经费较之书院应当增加数倍，原有的款项为数不多，现值国库储备奇缺，正项无可动用。查有各州县丁漕平余项下，经由前抚臣廖寿丰奏明提拨学堂经费钱五万串，随即因为学堂未经开办，州县报解寥寥，此前已饬令司道实力催缴作为常年额支之需。而置备书籍仪器、增建房屋工程、设立蒙养学堂，以及一切活支需费也巨大，难以预计，拟随时设法另筹。这是办理学堂经费的大致情形。

以上各端大致已有就绪，就应当实力经营。至于省外各府、厅、州、县应建的学堂，均饬令就地筹措款项，次第举行，以广造就人才。私下认为，在当今谈论学术，必须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明体达用才是成才之道。恭敬地体会上谕以文行交修、讲求实用，谆谆垂训，实在已经揭示了教学的全部规范。现在正值立法之初，尤其必须预防流弊。凡是有官师责任的人，都应当勉励诸生共同激励自身行为，以忠孝为本，由此精研道艺，储备为有用之才。如果只知道浮泛羡慕而趋向不正，剽窃西学的皮毛，作为迎合时势的长技，背离规矩，贻患正多，这尤其应当杜渐防微，在风俗波靡之时极力持守。

总理大学堂的前吏部稽勳司主事劳乃宣，总理中学堂的贵州学政杨文莹，声望一向为人信服，品学纯正，都能以身作则，培植基础。现政务处核议学堂选举鼓励章程，已经奉旨允准，负笈求学之士更应当争自磨砺，日新月异，以自奋于功名。臣当督同官员绅士等奉宣明诏，提倡士风，务求实学，以期仰副圣朝造士作人的至意。所有浙江改设学堂办理大致情形的缘由，除分别咨文政务处、礼部查照外，理合会同闽粤总督臣许应騤恭敬地写成奏折呈报。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再，浙江学政由臣兼理，无需会衔，合并陈明。谨奏。

奉朱批：着照所拟章程切实办理，仍随时考核，以期收到得人的效果。

译的成效。钦此

译清江大学堂章程

一、宗旨：清江是南北交通的枢纽，风俗民气的开化理应率先进行。这次改设学堂，务必坚持实事求是，不采取照搬旧例、敷衍了事的做法。根据经费情况来规划长远发展，谨慎选拔学生而杜绝滥收。招收年幼聪慧的子弟入学，毕业后以备升入大学堂选拔。除了本地籍贯的学生外，外地籍贯的学生也可以附读。那些不在学堂而在书院就读的学生，堂中也备有各种书籍，允许他们到堂借阅，随借随还，不得带出，以此来开通智慧，推广培养，多储备经世致用的真正人才，作为救时强国的基础。谈论中学的，不只是擅长文辞；谈论西学的，不只是充当翻译。各位学生共同体会这个意思，或许能符合培养人才的目的并获得任用，这是我所厚望的。

二、学额：名额设定内班四十名，专门招收本县幼童入学并住在斋舍。外地籍贯附读的为外班，不设定固定名额，但不得超过四十名。斋舍有限，如果不够住，优先安置远道而来者，附近者不住斋舍。内班大约年龄在十三岁以上、十八岁以下才能报名报考。外班报考以二十五岁为截止年龄。招考时只要求能默写经书即为及格，定期入学，先试读一两月后，再进行甄别。那些习气不坏、心思明敏、口齿伶俐、身体强壮的，准许留在堂中肄业，按标准挑选，名额满员后不徇私情接受任何请托。

三、学费：本县寒门士子居多，内班一律由学堂提供膏火（津贴）和膳食，每月每人三千文。所需的书籍纸笔也由堂中购买准备并分发。外班学生应偿还堂中膳食费、书笔等费用，由自己准备，或者缴费由本堂代办也可以。各位学生应当体谅地方筹款艰难，不要把它当作游手好食的地方，以供给的多少来决定去留。当今没有人才不能强国，没有学问不能成才，没有人才和学问不能立足社会。目前设学教育先于供养，比起学生自己束修（自带干粮）负笈求学已经方便很多了。自从留在堂中住斋后，如果有像冯谖那样弹剑抱怨待遇低的客人，大大辜负了负笈求学的初心，当即将其排斥不予齿列。

四、课程：学堂的设立，遵旨以四书五经的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和中外政治为辅。作为课程，自应前后贯通，合为下手的功夫。现在各位学生都是初学者，必须先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中学有了根基，西学才为有用。经史是中学的根基。各位学生从家塾来，四书五经已经诵读多年，各自温习旧知不忘，以便能概括其大意。所有中国政治史事，参考得失，《御批通鉴辑览》一书最为完备，学者最应该讲求。只是四书是六经的注解，《左传》又是古史的大观，在温习经书中这两者尤其应当深入探究。堂中每日讲解的书，先以这三部为主，以求简要。温习经书的关键在于能作经义，讲解历史的关键在于能作史论，这是中文毕业期内的课程。如果有余力，增加阅读国朝掌故。至于西政西艺门类尤其繁多，都要等普通学问学成后才能从事。目前的西学，先以语言文字、测算、地理教授，英文读到第五册为止，算学到代数几何为止，测绘到平面三角为止，地理到全球为止，这是西文毕业期内的课程。如果有余力，增加阅读各国史志。只是体操学不列入功课书中，有中西文分年课程，另立一张表。

五、班次：堂中既然分内外两班，每班中也大致有头班、二班的区分。已行冠礼、粗通文理、能成篇的为头班；未行冠礼、仅知字义、能断句的为二班。头班学生每日将讲解诵读的书条举心得写入日记，中间每日呈给总教习评阅，用积分法记录分数，以识别高下。二班则以默写、复讲、演说三件事为评分标准。各位学生对西学都属于启蒙阶段，无论童冠皆为二班，其功课分数也看这三件事。每日在堂听讲，各分班次就座，不得喧哗嘈杂、交头接耳等不敬之事。出堂入堂也分班鱼贯而行，不许先后拥挤，以示严肃。

六、出入：学生既留在堂中，不得无故出堂旷课。到斋舍之日，须取保人具结愿学存于堂中。未毕业者不得出学，如有半途废学，内班须追缴学费，外班则酌情罚捐。至于本人遭遇重大变故或染病，不得已而辍学的，不在此例。每年暑假二十天，从小暑后第五日起，到立秋前第五日止；年假二十五天，从腊月二十日起，到正月十五日止；清明、端午、中秋各放假一天，孔子诞辰、恭逢万寿各放假一天。七天一次休沐假，此外别无假期。学生不得因家事俗务请假，任意出入。各位亲友也不得到斋舍拜访。那些到堂看书的人，另在一处，由掌书编号领阅，不许直接到斋舍聚谈，打扰各人功课。违者双方受责。学中人出入，均由司门挂号，以备稽查。

七、年限：学生

译完成学业的期限，以三年为限。三年由高级官员甄别一次，综合考核成效，以此决定升迁或罢黜。优秀者，内班和外班一律发给凭证，咨文送交大学堂学习，或在本学堂进入正斋、专斋。劣等者予以罢黜，下次招考不得再次入学。如果未满年限，选取能够按标准完成学业的人，平日经教习考验有所收获，推举担任斋长，优厚给予奖励。每年夏冬两季考试两次，结合平日课堂和季度考试的试卷评定等级。屡次考优者给予奖励以资鼓励，屡次考劣者，内班降为外班，原本在外班者予以斥退。在年限之内，所有的功课书本各页都要敬重爱惜，不得油污墨涂、残缺破烂。违者罚赔，不予宽贷。

八、时刻。每日都限定时刻学习中西课程，按照夏冬两季日影长短折合钟点数，暂时依照成例颁布一张时刻表张贴在学堂，作为试办。诸生无论读中国书还是西学书，必须尽一整天的力气。上堂则专心听讲，回到斋舍则全心体会，以求理得心安为止。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积累久了自然充实。除了休息日和各种假期外，学习时刻不得缺少。不遵守的，起初予以警戒惩罚，接着予以斥退。

九、教习。学堂中分设备斋、正斋、专斋，目前正斋、专斋尚无学生，注意教授。备斋的人员，中学总教习一位，分教习一位，西教习二位，融合中西而储备其体用，各有教育的责任，不涉及异同的偏见。学生中有不尊师重道的，由教习分别予以斥革。师严道尊，使知道教学。每季教习处准备一本札记，填写学堂功课分数，以检验勤勉与懒惰。学生每人准备一本问答簿，如果有疑问，随时载入，呈交教习处等待疏解。教习之外，学堂特别设置监督一人，约束诸生，稽查功课及管理书籍，专司其责，以弥补教习所不及的。另有委员、司事等人，分管学堂中的杂务，以弥补监督所不及的。层层掌管，以显示慎重。

十、礼法。学堂中恭敬悬挂历次谕令办学堂的圣旨，诸生到堂恭敬诵读，使知道当今皇上孜孜以求人才的意思，得以互相激发。供奉有先师孔子的神位，每逢初一、十五，由教习率领诸生叩拜谒见，开学及师生相见，定有礼仪，简便易行。诸生起居出入之处，也立法警戒，整齐严肃，学者务必遵照办理，违者以犯规论处。

译山东崇实学堂章程

纲领

一、编书是开办学堂的第一件事，就应当附入学堂一并办理。

一、编书应当在学堂设立前三个月进行，才能没有差错。

一、学堂的功课自然应当参照京师大学堂奏定的章程办理，所有应当编写的书籍，就按照大学堂的功课来编辑。

一、大学堂的功课分为溥通（普通）、专门两项，专门类的书籍可以读完原本，无需编辑，这次自然应当编写溥通学的书籍。

一、溥通学的书籍专为中等学生而设，那些年幼未达到标准的学生，应当另外编写小学堂的功课书，不在此列。

一、大学堂溥通学规定以三年为毕业期限，这次就应当编写三年内能够毕业所需的书籍。

一、大学堂溥通功课内分为十门，除算学、格致学（自然科学）、体操学三门应由西方人教授，不必编辑外，其余经学、理学（哲学）、掌故学（历史制度）、政治学、诸子学、地理学、文学这七门，都应当编成定本。

一、外国各国的掌故、政治，只能从旧译的各书以及各家论著、日记中选取，难以期望详尽完备，所有应当备齐供采择查考的各种书籍，如果一时无法凑齐，先设法借用，同时派人购置，本省通志局所存的各书，也应当允许随时调取。

义例

一、编书的门类完全遵从京师大学堂章程，编书的义理法则完全遵从南皮张尚书（张之洞）的《劝学篇》，以期有所折衷。

一、学堂功课限期毕业，所编各书必须以简明概括为主，应当效仿韩愈（韩昌黎）提要钩玄的方法，每本书专门选取精义要旨，删去繁文缛节，只有经书正文因为是圣人的遗训，不应删节。

一、这次挑选入学堂的学生，四书五经自然都已经讲习完毕，所有官方的注解如《四书集注》、《易本义》、《书集传》之类，在编辑时无需再采纳。

一、所编之书原本采用的各版本，都应当注明出处。

一、所编之书虽然采自各家，但既然经过删节选取，万万难以保留其旧名，拟定按照课程自行添加标识，如经学即命名为《经学功课书第一》、《第二》之类，依次类推。

一、学生以三年为毕业期限，每年除去年节、暑假以及每月休息四天，大约一年可得二百五十天，三年共七百五十天，溥通学书籍规定每天完成一课，即编为七百五十课。

一、经学书大约编为二百课，理学书大约一百课，掌故学书大约三百课，政治学书大约一百课，诸子学之书大约五十课，以上共计七百五十课。

一、地理学、文学两门可以分日兼习，拟定共编为七百五十课，附在正课之后。

一、学生修习中学功课，按照大学堂章程，一天应当有三小时之久。三小时之久，中等资质的学生目力思考，能阅读经学、理学、诸子学的书籍大约不过四千字，掌故、政治学的书籍大约不过七千字，每课的字数应当以此为准。

条目

一、经学是万事的纲领，只是学堂年限很短，没有遍阅注疏的闲暇，拟定效仿《劝学篇》的意思，每部经只选择清朝经师中最好的一家，摘取精要注解百数十条，使学生专心玩味推演，作为立身的根本，应当采纳的书籍大致就按照《劝学篇》所列举的各书来编辑。

一、经学拟定编写纲领书，使学生知道六经的义理传授源流。

一、理学专门重视知行合一，以宋代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书籍最为精切，《近思录》是周敦颐、张载、二程精义的汇集，刘氏《续近思录》选辑朱子的议论最完备，拟定以这两本书成为一册，其余各家一概不采纳。

一、理学拟定编写纲领书，使学生知道诸儒的宗派。

一、掌故学拟定分为事实、典制两门，每门先列举古代，其次及于清朝，其次及于外国各国，即以《通鉴》、《通考》、《东华录》、《会典》等书为本。

一、政治学拟定专门选取清朝论治的书籍，兼采西方名家的论著，大约效仿贺氏《经世文编》的体例，分类编辑。

一、掌故、政治学拟定编写纲领书，使学生知道读史的入门途径，治世的根本原理。

一、诸子学拟定专门选取周秦诸子精粹切用的语句，编节成书，那些关乎学术治法的概不采纳。

一、地理学拟定编写纲领书，使学生知道讲求地理的方法。

一、文学专门选取有裨益于实用的，拟定分为议论、叙事两门，从姚氏《古文辞类纂》、王氏、黎氏《续古文辞类纂》两书中依类选取，那些只擅长文字技巧的不收录。

一、文学拟定编写纲领书，使学生知道文章的法则规范。

一、各书每课之后，拟定将本课中精要的意义编为问答数条，使学者容易记忆领悟。

一、学生功课应当先修习经学，兼修地理学、文学，拟定将这三种先编成书。

杂事

一、编书是学堂最紧急的事情，拟定租赁僻静场所，以免纷扰。

一、编书应当有专人负责，拟定任用专司编书一人，协助编书四人，如果期限太紧，编辑不及，应当随时禀请增添派遣人员。

一、编书出印时，拟定任用校对二人。

一、编出的书籍，应当随时抄录，拟定任用专管抄书的书办一人，书手临时酌情确定。

一、抄出的书籍勘对无误，呈候监定，即付刷印，拟定任用专管印书的书办一人，印匠等到发印时再行酌情确定。

一、接送

译公事以及洒扫、伺候应答等杂务，拟用局役二人；一、印书拟购买大字铅印机器一套，刷印速度较快，工价较为节省；一、学堂读本不宜稍大，拟定每页四百字左右；一、印书拟用八裁毛边纸，每卷不超过八十页；一、编书局每月房租据实造册上报；一、专司编书一人，每月薪水银若干；协助编书四人，每人每月薪水银若干；校对二人，每人每月薪水银若干；一、专管抄书的书办一人，每月工食银若干；书手每人每月工食银若干；专管印书的书办一人，每月工食银若干；印匠每人每日工食银若干；局役二人，每人每月工食银若干；一、购买各种书籍约用银若干；一、购买大字铅印机器一套约用银若干；一、抄书、印书用纸以及笔墨等费用，每月约用银若干；一、所编功课书自开始编写之日起，约一年多可以完成；一、这是遵照大学堂三年毕业的惯例议定的，如果西教习溥通学的功课尚需放宽年限，那么中学也应一律放宽办理；以上章程五十条仅列举大概，其中有不完善妥当之处，应随时修改制定，以求切实可行。

译京师学堂条议

姚文栋

一、东西洋各国都城都有大学堂，是人才汇聚的地方，每年花费高达二三十万之多。因为京师是首善之地，是四方效仿的榜样，也是万国观瞻的对象，所以规模不能不宏大，而教学方法不能不完备。

一、西方国家教化百姓、培养士人的方法，最接近古代的制度。八岁以上的人，没有不学习的；十个家庭以外的地方，没有没有学校的。这就是所谓的乡学。在京城和都会之地增建太学堂，这就是所谓的国学。专门设立学部大臣，来总管全国的教育政务，所以人才奋发兴起，国势日益强盛。现在中国一时未能普遍设立乡学，先在京师设立大学堂，也可以树立风气。

一、美国的学堂分为古学、今学两门，这就像英国议会有旧党、新党一样。有人说旧党能够保守成法，使根基坚固不动摇；新党则广泛采纳新法，来弥补不足。途径虽然不同，但互为表里，所以能够尽善尽美。现在想要考求西学，必须先考求中学，务必使学者融会贯通中西，参合古今，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一、学生本来分为三等：有小学生，有中学生，有大学生，各自有确定的课程。小学毕业进入中学，中学毕业进入大学，这是西方国家的通例。现在拟定按年龄排序，分为两班：从十二岁到二十岁以内，汉文、洋文一起教，这叫幼班；二十岁上下，汉文已经精通，早已成名的人，专门教洋文，让他们自行运用汉文的功夫，这叫头班。这两班都算是学生的名目，按月给予生活补贴，考核课时时还有奖赏。那些年龄在三十岁以上，不能再学习洋文，但想要考求西学的人，准许他们每天来到学院，在洋教习那里请教学业，不发放生活补贴。如果能与洋教习共同翻译有用的书籍，启迪后学，酌情给予奖金津贴，由众人公议决定。

一、学校中的学生分科学习，论文字语言，则有英、法、俄、德四国的不同；论学术，则有天算、地理、格致、公法各项的区别。所有这些学科，固然不能不在一个国家中具备，但绝不能要求一个人全部具备。所以聘请教习必须各有专门，才能有精深的造诣，不能吝惜费用，兼任多职而导致因陋就简的讥讽。

一、藏书楼必须有两处：一处收藏中国图书，一处收藏洋书洋图。学习天文的必须有观星台；学习格致等学科的必须有陈列器物的地方。学习矿学的，必须聚集各种矿质；考求动物、植物的，必须有草木园和禽兽苑。又必须有玻璃房，畜养水族，以上都必须布置妥当，才能成为切实的学问。学校中又必须有看报处，购买聚集中外各种报纸，以开拓见闻。又必须有印书处，凡有新著，随时印出。

一、武学和文学必须分为两院，等文学办出成效后，再商议接办武学。

一、派遣官员总管学务，凡是司事、丁役等一切人员，赏罚升降的权力归于统一，不要让旁人牵制，以免出现琐碎杂乱、无人负责的忧虑。

江南派办处禀陈筹办江南各学堂情形的详文。

为详请具奏事，私下认为先前奉到宪札，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钦奉皇帝电传谕旨：“人才是各项政务的根本，特此通谕知晓等因。”钦此，又奉到札文说：“十月十五日钦奉皇帝电传谕旨：‘政务处奏请命令各省迅速兴办学堂等语，至于会同礼部迅速妥善商议上奏等因。’”钦此，又奉到札文批准山东抚部院袁世凯抄单抄片及刊印的章程以及政务处会同礼部酌议章程奏奉谕旨的副本，先后恭敬抄录札饬详细办理等各等因。奉此，私下思考学堂的设立，与三代时期的党庠术序名称不同但实质相同，虽然说是革新，无异于恢复旧制。中国自强的道路，除了这个没有别的途径，自然应该钦遵筹办。只是事关学校，一旦涉及变革，关系到四方的观听，决定众多士人的步趋，不敢不更加详慎。司道等反复筹商，悉心推究，酌议章程八条，期望切实没有弊端。正打算详细陈述，又奉到札文说：“二十八年二月初二日电传皇帝谕旨：‘先前已经通令各省开设学堂，至于不能宽限该督抚等等因。’”钦此，仰见圣朝决心兴学，四海士民同深欣幸。查江南原本设立的水师学堂、陆师学堂及格致书院，讲求中外各种学问已有多年，并将堂中学生派往东洋学习，风气现在已经逐渐打开。现在普遍设立学堂，实在是顺应时机引导。只是学业有浅深，功夫有次第，必须先由小学进入中学，由中学进入大学，而小学必须有课本，课本尤其需要师范，这是一定不变的道理。现在已另设师范学堂，选拔中学精通、人品端正的人，教授算法、绘图等事，学成发给文凭，让他们担任小学堂教习，那么小学就不担心没有老师。又江楚合设编译书局，一旦编成课本，咨送京师大学堂核定颁行，那么小学又不担心没有书。小学既已建立，中学、大学得以依次兴办。现在将江南省文正书院改设为小学堂一所，聘请候

译选拔教谕陈作霖担任总教习，教授上元、江心冉两县人士学习初级浅近的学问；将钟山书院改设为中学堂一所，聘请河南候补道濮文暹担任总教习，教授江心冉府属人士学习普通的学问，均在原址酌情增修。至于高等学堂，是教授专门学问的，江南地大物博，向来被称为人文荟萃之地，省会高等学堂的规模务必追求宏大宽敞，以便广泛培养人才。目前正设法筹集款项，选择地点建造，备齐材料招募工匠，接续办理。聘请翰林院编修缪荃孙担任总教习，将尊经、凤池两书院改为校士馆，凡是举人、贡生、生员、童生中，年龄已超过规定章程、未能选入学堂的人，每月考核策论、经义，奖赏全部沿袭旧例，以示体恤。各学堂的课程，按照入学次序划分等级，固然不宜急于求成而导致逾越次序，也不宜追求完备而使人感到烦难，尤其不宜歧视中外而有偏重。中西学问并授，由浅入深，无论初级、普通还是专门，都应严格遵守谕旨，以四书五经的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必使文章德行共同修养，讲求实用，以符合朝廷图谋治理、造就人才的深切意图。上元、江心冉两县小学堂，定额各取八十人，附课十人，由少年聪颖、文学清通的人士充任。江心冉府中学堂，定额取一百六十人，附课十人，本应由小学堂毕业生选拔补充，现中小学同时并举，暂且考取通晓经文策论及曾学习西文、算学、格致的举贡生监，选入肄业，以后仍按年限逐级升迁。省城高等学堂定额三百人，本应等待各中学有毕业生选拔优秀者补充，但国家急需人才，如果等待辗转递升，不免旷日持久，自然应通融办理，也拟待高等学堂规模大致确定后，在举贡生监中考取已深通中学经义策论文及学习过西文、算术、格致且有门径的人，先令其补习普通学问，再学习专门学问，以期速成。以上三所学堂各按定额，在开办时先取一半，数年后再全部录取。此外还在省学堂设立藏书楼，汇集中外书籍及各种图册，供师生阅览；设立仪器院，陈列各种仪器，以供考验研求之用。将来各学生学成，自然应遵章咨送京师大学堂，等候旨意奖励，并因材选派游学外洋，以开阔见闻并积累阅历。所有委员教习均已分别委派聘请，开办各府州县书院也已责令改为学堂，民间自设的蒙学堂均令遵章办理，以归于统一。只是经费多有不足，全省各属尚未能一律办齐，已责令就地筹措欠款，以期早日建立省城常年经费。以从前书院经费计算，多不敷用，而开办建造所需费用尤其多。现由司道等设法筹措，先将裁撤改设惜阴等书院的经费分别存留提用，其不足的部分已在司局先行挪垫，以济动工之需。此后无论多么困难，总令逐渐增加，以期必定成功。所有筹办江南省各学堂的一切情况，是否妥当，理应另开初拟试办章程，具文详细请求宪台俯赐查核批示，先行会同抚台具奏，实为公便。为此备文具详，伏乞照验施行。至于详册者。

译南京派办处遵议出洋游学章程的详文。

为遵奉札令议覆并详请核示之事，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六日奉宪台札文，称查得先前奉电传上谕，派遣学生出洋游学，着各省一律办理；如有自备资财出洋游学者，由该督抚咨明出使大臣予以照料等因，钦此。业已恭录札文，移令各司钦遵办理在案。近来陆续据举人、贡生、生员纷纷请求发给咨文，自备资财出洋游学，均已分别饬令各该地方官查明详报。但此事必须议立章程，明白晓谕，通令各地方官遵照，以示慎重并作为遵守的依据。札令本处遵照妥议章程详覆核办。正奉抄黏八月初九日电传上谕：造就人才实为当今急务，前据江南、湖北四川等省常派学生出洋游学，用意甚善，着各省督抚一律仿照办理，务必择取心术端正、文理通晓之士前往学习，对一切专门技艺学问认真研习，实力讲求，学成有凭照回华，即由该督抚、学政按其所学分门考验，据实奏请奖赏。其游学经费，着各省妥为筹发给放，准其作正项开支。如有自备资财出洋游学者，着由各该省督抚咨明使大臣随时照料，如果学成得有优等凭照回国，准照派出学生一体考验奖励，均候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等各项出身，以备任用并资鼓舞。将此通谕知之，钦此。各处奉此，遵照派令学生出洋游学，本为造就人才起见，自非择取心术端正、文理通晓之士前往，不足以资学习而成远大之才。其自备资财出洋者，情势虽同，而其人平日性情之纯正或浮薄，学术之深浅，体质之强弱，无从深知，势难仅凭一纸禀帖即准发给咨文。诚如宪谕，必须议立章程以示慎重并资遵守。伏惟自备资财游学，本以弥补官费之不足而广开造就人才之路，固然不可限制过严以阻其远游之志，亦不可取录太滥以开侥幸进身之端。司道等公同商议拟定章程四条：一是择人，务必令品学兼优，并以保结相责；二是核实，务必令言行相符，并以技艺相验；三是防弊，务必令身心并修，并以科条相申；四是课功，务必令体用无遗，并以著作相考。如此明定章程，于推广之中仍示慎重之意，似尚不苛不滥。至于出洋游学经费，由宪台、抚宪选择派出者，应妥为筹发给放，另议章程。其余自行呈请出洋游学者，与派出者不同，即应自备资财。其所请发给经费及常年接济之处，若漫无限制，似难开端。因苏属现在呈请出洋禀恳给咨、给费等者，实繁有徒。拟即照此议驳回，是否有当？理合具文详报，仰祈宪台俯赐鉴核批示，以便通令各地方官出示晓谕遵办，实为公私两便。除详报抚宪外，为此备由呈乞照详施行。详册、章程附后。

一、择人：查自备资财者一体考验奖励，则将来亦有出身，自不得不严加筛选。拟请嗣后自备资财请咨出洋者，无论举人、贡生、生员、监生，务必先取具亲属及公正绅士的切实保状，声明确系身家清白、品学端粹、年富力强，通达时务，并无冒名顶替等一切违禁情事，呈明地方官分别查访面试。若符合，加具切实考语，申送宪台、巡抚衙门考试，以定去留。

二、核实：查中外诸学，不外一个理。欲学外洋之长，必以中文为主干。拟请凡自备资财请咨出洋者，由地方官申送考试，考史论、时务策各一篇。其通晓各国语言文字及一切专门技艺者，随材另场考验，择优给予咨文。一面咨会外务部，转告该国驻京使臣知照，并咨明使大臣派员照料约束。学成领有优等凭证回国，由使臣加考给咨，准照派出学生，听候宪台、巡抚会同学宪，按照所学分门考验，如果相符，加具切实考语，咨送外务实部覆加考验具奏，请旨奖赏。

三、防弊：查自备资财者或有请咨而不往及请人代往者，拟请加考验后，令其自行书写简明履历，由宪台、巡抚汇寄使臣核对笔迹。回国考验时，亦书写履历附送外务部核对该学生。学生到所学之处，即在使臣衙门报到。若请滋一年未据报到，即将前咨注销。其在外洋时，并请使臣禁止结党、入会、冶荡、异服等事。若有不遵约束及犯法事端，经使臣咨会撤回。除将本治罪外，仍将出结原保官绅分别惩处。

四、课功：查自备资财者，自系有志向学之士。应令学生将所学科精要处著为论说，并将该处

译地形险要、防守大局，以及国家政事、民间风俗、水师石驳、台陆军营垒、制造工艺、铁路轮船以及新出的枪炮器物，或叙述其大概，或探究其精微，或记录在日记中，或绘制在各种图样上，回国时呈交查验，以备参考。如果能译出专门的善本，那就更好了。将来考核，以能付诸实用、不空谈为有益。

译江南派办处详细审定客籍随官子弟自备费用出洋游学的章程。

为详细请示之事，查奉宪台札文说：据总统南洋续备等军杨镇营务处的陶道详细禀称：私下认为人才奋发兴起，在于向学，尤其在于游学海外，沟通知识，才不至于局限于一隅。职镇金龙，现拟派次子杨翼，三子杨敏，妻弟李谦；职道森甲，拟派长子杨煦，送往日本东京，进入其成城学校。又候补道刘式通拟派其次子刘倬；江心驻防正红旗协领文瀛拟派其长子继宽，也送往日本专门学校，分路肄业。都是自备费用。可否恳请俯准，咨明出使日本大臣蔡钧，转咨日本外务省及参谋本部，届时照料一切，实在蒙受恩惠等情，并附清单送到本大臣。据此，除批示外，合行抄录清单札饬，札到该处即便遵照新章程，由该处核定详细办理等因。到处奉此，遵查本处详细批准自备费用出洋游学的四条章程，是指本地举贡生监而言，客籍未曾议及。现在杨镇等人拟令子弟及亲戚自备费用出洋，若按章程令由原籍地方官面试申送，路途遥远诸多不便，似乎应灵活办理。司道等公同商议，拟请以后凡客籍随官子弟，由宪台批发至本处核办的，统由本派办处取具本人亲属及同乡正印官切实印给申送宪台衙门，查照新章，用策论考试择优给咨前往，一面咨明出使大臣派员照料其余一切均照新章核办。这是客籍随官子弟亲戚的变通章程。若是客籍而非随官，与随官而非客籍者，均照原定章程办理，不得援引为例。如蒙准行，所有杨镇等人自备费用令子弟往日本游学一案，即照此详细办理，并通饬各属一体遵照，是否妥当，理合具文详细请示宪台俯赐察核批示，只遵实为公便。为此备由具详，俯乞照验施行。须至详册者。督宪批如详办理，仰即移行一体遵办理缴。

湘抚俞奏湘中改设学堂及派人出洋游学的奏折。

头品顶戴革职留任湖南抚臣俞廉三重奏，为遵旨改设学堂，并派人出洋游学的，谨将筹办的大略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私下臣于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钦奉皇上谕旨：作育人材，关键在于修明学术。着各省所有书院，在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立中学堂，各州县均设立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务必使文行交修，讲求实用。着切实统筹举办等因。钦此。随后又准山东抚臣袁世凯及政务处会同礼部酌议章程，先后奏奉圣旨咨行照办，均经转饬遵行。恭读圣旨，改书院为学堂，自蒙学至大学，期望采纳东西各国良法，以恢复三代设学遗制，实为今日最先急务。凡在臣民，同感庆幸。臣当即钦遵，与署布政使但湘梁、署按察使继昌反复筹商。创办之初，不难于经费难筹，而难于章程妥善；不难于规模粗具，而难于师范得人。湖南人文向来称盛，省城原有岳麓，城南，求忠诸书院，生徒常各数十百人，院长训饬认真，近也商令分斋设额，课以经史及各国书籍，最为通练之材。若改设学堂，则须指定学年作为递升之地，其年岁稍长者，虽极力向学，也不得与其选，似乎反而无以宏乐育之途。惟新设的求实书院尚有定额，也经兼课西文，但规制未极恢弘，门类也多未备，应筹添经费，即以改为省城大学。既经开拓斋舍，增购图书，名额暂定为120名，均择年20岁内外中学清通者考选入学，待规模略备，再行推广。即委派现署臬司盐法长王贝道继昌总管，以为全省之倡。查东西各国专门大学，全国也不过数处，而村镇中小学校多达数万余区，其制自6岁至14岁谓之学龄，有不入学者罚其父母，谓强制教育，盖人心风俗全恃教化为转移，尤为富强之根本。今蒙圣谕多设蒙养学堂，亟应谨遵办理。省城大学堂既经改设，其府、厅、直隶州、州县应设的中小学蒙养学堂，一面通饬开办，其中小学堂为省城大学堂之始基，尤其不可稍缓。拟饬就地筹款，如有不敷，仍拟设法代筹，略加资助，俾得迅速兴办。蒙养学堂听由民间捐资设立，愈多愈善。也拟先编课本书目，责成地方官切实劝谕，年终核其办成数目，以为功过，督促各司道等严加督导，期望收实效。刻据善化、新化，湘潭等处

译详细禀报，按次序办理。这是臣全面筹划开办学堂的大致方略。学堂改制设立，一切课程办法尤其贵在认真讲求，才不会有杂乱无章的弊端。查考山东原奏的章程，蒙养学期限八年，备斋二年，正斋四年，教授普通学问，考核其科目，正好与谕旨所指的教法互为表里。学堂学生的课程都依据普通学的程度逐渐增加，大致分为四个等级，一以研习经书、明白伦理为根本宗旨。只有州县小学堂作为所属地区蒙养学毕业后的入门阶梯，也应限定为四年，这样才不会使学习进程过于紧迫。省城大学堂同时并举，自然难以骤然教授专门学问，打算暂时依照高等学校的办法，按普通学分门设课，作为专门各学的进阶基础，既使学业有序，也与山东暂时不教授专门学问的意思相合。只是学堂的关键所在，全在于师范人才得当。向来科举取士，只取评阅文章，现在改为学堂，自然期望彻底洗刷从前的积弊，力求实际。查考各国设立学校，无不先建立师范学堂研究教学方法。日本近来师法西方，学校林立，其将宗教改为伦理，尤其与我国的教道相近。去年八月曾奉谕旨，江南等省派遣学生出洋游学，命令仿照办理。此次学堂所定的学科教程，虽然已经多方咨询访问，终究不如亲眼所见那样真切。除了谨慎挑选博学通达、有名望的人先担任教习，开办之外，打算遴选大挑知县胡珍偕同善化县举人俞诰庆等十一人，前往日本游学数月，专门考察研究教育方法，以备教习之用。其经费就由善后局筹拨作为正式开支，仍打算一面再选拔才俊。端正之士派遣到各专门学校以资接续，这样才不至于在途径上产生歧误，而收效也有把握。据布政使、按察使两司会同洋务等局司道先后详细请求具奏前来。臣认为兴学是为了转变风气，培育人才，创办之初尤其不能不加倍详细谨慎，才足以期望振兴而谋求精进。将来逐渐广泛推行，凡是培养教习，编译书籍，采购图书器具，稽查课程，应在省城设立学务总局管理，这是专责成容，再按次序筹商，请旨办理。所有改设学堂以及派人出洋游学的大致情形，谨会同湖广总督臣张之洞、湖南提学使臣柯劭忞恭敬上奏陈述，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恭敬上奏。奉朱批：着照所拟办理，务必督饬认真讲求，随时考察，期望收到实际效果。钦此。

译派遣学生学习师范禀

江心冉候补道陶观察森等详细呈请两江总督派遣学生前往日本学习师范的禀文：

我们查见，职镇等奉命前往日本检阅操练，看到日本仿效西方各国，国力蒸蒸日上。起初以为凡是学习军事的人，全都出自陆军专门学校。等到察看东京各学校，才得知全国士人和百姓都受益于普通教育。国家公家和私人的小学堂多达两万多个区。其帝国大学学习专门学科，分为法科、文科、理科、工科、农科、医科六门，近来又打算增设商科一门，以此来接待有志向上的人士。那些普通学校则广泛设立在府、县、村、市，课程包括伦理、本国文、外国文以及历史、地理、化学、习字、图画、唱歌、体操等科目，所有小学堂都以此为准则。因为必须普通学校毕业，才能进而升入专门学校，所以普通学校是全国必须接受的完整教育，也就是欧美各强国已经实行的学校制度。然而日本各府县设立学校虽然广泛，却尤其重视师范学校。校中有预科、本科、研究科等门类，必须在小学校或中学校毕业的人，才准许进入师范学校。有寻常师范学校和专门师范学校，章程规定必须学习十年之久。凡是教育方法、等级以及编译教科书等事务，无不精益求精。学科既有条理，又广泛储备教育人才，所以学术日新月异。另外，普通学科毕业后，凡是愿意担任武官的人，便专力于兵学，于是从士官学校、户山学校进而升入陆军大学校，收罗将才不可胜用。凝聚全国三十年的精神和财力，注重学校，才有今日的局面，这难道是容易做到的吗？

中国各省省会都设立学校，建立书院，民间私塾也不少，文教不能说不兴盛。自从开埠通商，外患日益逼近，识时务的人开始致力于洋文、算术，也没有深入考察全球学术的根源。如今谕旨多次颁布，毅然废除八股取士，改变科目，尤其谆谆告诫各省开设学堂，这确实是挽救弊端、振兴衰败的一大关键。山东省城所设大学堂的一切章程，已经刊登在报纸上。我们宪台振兴文学，也已派员创建学堂，设立机构编译书籍，远闻之下，钦佩敬仰之情同样深厚。只是以职镇等浅陋之见，此次创举巨大，痛感深切，开设学堂自应以普及普通教育为基础。就日本的普通教育而言，外国语言是外交所必需的，物理、化学是西方独特的途径，大学中的格致、功用、伦理是修身之本，数学是六艺之一，地理、历史用来通晓古今，唱歌、体操也可以通于乐舞。

留学日本的学生曹汝霖撰有《中学校辑译述》一书，将科目、学年列为一表，取日本六年的学程压缩为四年，预定辑译新教科书，经日本教育家审定，期望在两年内一律刊印发行。对于幼年普通教育、高等普通教育的科目包罗无遗，现将该学生原稿抄呈察览。如果宪台认为可以采纳，拟请发交派办处再次审定，专门上奏请求谕旨定夺颁示各省，定为普通教育课程表一律遵办，这样学习才有统一的标准，不至于人人各自为学。

只是以中国之大，广泛设立学堂，哪有那么多教授人才可供聘用？职镇等在东京会见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谈到中国兴办学校只有分长远、速成两项办法：多派学生留学外国，学成归国作为扩充学校之用，这是长远办法；遴选老成学者专门进入师范学校，考察教育途径，限期归国，责令管理学堂，这是速成办法。如果聘请外国教师，无论语言不通，宗旨难以契合，而且恐怕大儒硕彦未必愿意前来等语。职镇等因而想到派遣留学必然耗费时日，聘请外人骤然难以融洽，只有从东南各省选择品学兼优、关心教化的人六十名，送入日本师范学校，制定一个急就课程特别班教育，限定六个月学习其最重要的学科，等级心领神会其意，再令他们游历外府县两个月，考察小中学校的方法，分批回省，在各本省设立一个师范讲习所，约请该省的通人达士讲求讨论，依次派令掌管各学堂，必定能够舍旧从新，恢复教化恩泽。江南人文荟萃，选拔更容易，以十人出洋旅费计算，即使格外优厚，每人给洋银六百元，也只花费六千元而已。而风声传播，必定有自备资斧前往考察的人，如果蒙受采用，容后再详细拟定章程呈候核定，一面咨商各省同时派遣，希望收到速成之效。

会议学堂出身摺

政务处、礼部遵旨会议设立学堂的奏折：

臣等私下认为，学堂的设立，固然应该大力奖赏以鼓舞士气，尤其要责成核实以培育真正的人才，不可不优待其进取的途径，也不可防止其登选时的泛滥。即以东西各国学堂章程而论，都是由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依次递升，毕业后才给予出咨，自然可以按照办理。拟请将各省小学堂毕业学生严加考试，课业合格者选

译进入中学堂，毕业后考取合格，再送入大学堂，毕业后又考取合格，准许发给凭照，作为优等学生。由该省督抚、学政按其功课严密封闭考场进行考试，选拔其中的优秀者，分别拟定等第，咨文送交京师大学堂复试，等候皇帝旨意钦定作为举人、贡生。其中贡生仍保留原有身份，愿意参加乡试的可以自行决定。举人积累到一定数量，由京师大学堂严格考试，选拔其中的优秀者，分别拟定等第，咨报礼部奏请特派大臣考试，等候皇帝旨意钦定作为进士，一同参加殿试，恭敬等候钦定名次，引见后酌情提拔任用，根据才能安排职位，优厚给予官阶，不拘泥于庶吉士、部属、中书等旧有成例，这样众多士子受到感奋激励，争相自我磨砺，通才就会层出不穷了。查袁世凯的办法，因全省学堂一时未能普遍建立，先在省城建立学堂，分斋督课。其中的备斋、正斋，即隐含了小学堂、中学堂的规制，意在循序渐进，而成效可以期待。现经钦奉明确谕旨，令各省仿照办理，所有此项肄业的学生，自应酌情参照将来的选举章程，以示鼓励。拟请俟专斋学生毕业后，即由该省督抚、学政严格考试，选拔优秀者拟定等第，咨送京师大学堂复试，等候皇帝旨意钦定作为举人或贡生。其中被录取的人，仍等积累到一定数量，由京师大学堂严格考试，选拔优秀者拟定等第，咨送礼部奏请特派大臣考试，等候皇帝旨意钦定为进士，听候殿试录用。其余未尽事宜，应当等各省学堂奏明开办后，随时酌情确定，请旨遵行等语。另外，此奏折由政务处主笔起草。

译御史许奏请劝立学堂，酌情给予奖励的折子。

奏为拟劝立学堂，恳请给予奖励以充裕经费、加速开办，恭敬呈折仰求圣鉴之事。本月初一日召见科道官员，跪听圣旨，感激涕零。我认为人才的兴盛，基础在于学校。恭读本年八月初二的上谕，命令各省书院改设为学堂。十月间，升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陈奏东省学堂章程，钦奉旨意通行全国。仰见皇太后、皇上励精图治，深思国家培养人才的大计，必先储备于学堂，执两用中，令人莫名钦佩。只是各省自奉旨后办理情况如何，尚未据次第奏报，实在因为筹集经费困难，未能同时推广。查东西各国学堂的经费，多的每年达到千万两以上，少的也有数百万两，日本作为海岛之国，也有八九百万两。他们筹集经费的方法，除了由官府拨款外，一半由民间捐助而成。中国风气初开，学堂成效尚未显现，若不加以鼓舞，怎能振兴。追溯历年筹集军饷、海防、河工、赈灾捐输等事例，皆因经费无着，作为一时的权宜之计，援引成例举行。本年七月间钦奉懿旨，永远停止捐纳仕途，正是为了选拔真才。只是值此国库空虚，学堂经费无从筹拨，无米之炊，势难强求于地方大吏。臣愚以为筹集经费需要时日，殷切盼望，不如变通事例作为短期内兴办的资金。拟请以学堂捐输给予奖赏，又似乎与多次诏书及停止捐纳的懿旨并不违背。因为这项出资人员，都是仰体朝廷振兴学术、教育人才的盛意，其急公好义，固然值得嘉奖，而明白事理，知道当前要务，更应激励他们以劝勉后来者。况且用民间自有的财力，听任民间自行举办，由地方官就近核实确切数目，不必由藩库上缴及派员设局以致多费，这样有一分财力就能得一分效用。国家推行大公无私之意，成就学教劝学之规。官吏有稽查核助之责，而杜绝耗损、折价、侵吞、挪用之弊。衡量情势，应当容易成事。谨拟奖赏章程五条，以备圣明采择：

一、凡绅商士庶能独自创建学堂，出资达十万两以上者，应由该省督抚奏明，请旨破格录用，以示优异，借此选拔人才。若不足十万两者，准许照例定十成银数给奖，授予实官及十成贡监。若此人已有官阶，不愿受奖者，允许移奖子弟，以免失望。

一、封典、官衔、翎枝，本在常捐不停之列。此项捐资学堂人员，如已得实官，愿得封典、官衔、翎枝者，应请照准部定新章核计奖赏。

一、凡现任、候补各官捐资学堂者，应请照例十成银数给予升阶、花样。若资金非已出，系由劝募而来，应视数额多寡，分别寻常、异常劳绩，给予奖赏。这样出力者不至偏枯。

一、凡捐助房屋、书籍、器具及学堂应用格致、化学仪器等项，请准许照市价折合银数给予上述奖赏。

一、凡兴办学堂之处，所捐银数及已用数额，均令随时呈明该管地方官立案。在省城的，应由督抚核明具奏；在府厅州县及乡镇市的，应由该地方官核明详报督抚，奏请奖赏。

以上筹集经费各条，系于无可设法之中，作为援引成例变通之计。良以举行新政，中外瞩目，非有人才无以兴办。名器虽重，比较于国脉则轻。创始甚难，依靠众人力量则易。他日英才辈出，共策富强，截止之期计日可待，固非其他事例可得援引。请准行臣愚昧之见，恭敬呈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安徽巡抚奏设学堂折子

奏为遵旨设立皖省大学堂，恭敬呈折将筹办情形仰祈圣鉴之事。臣准政务处咨文称：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政务处奏请饬令各省速办学堂等语。建学储才，实乃当今急务。前经谕令各直省设立学堂责成该督抚、学政切实统筹举办。只是通省学堂同时并举，财力或许不逮。若必待各府厅州县中小学堂筹措确定后才开办，反而导致观望迟延。查袁世凯奏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公程，拟先在省城建立学堂一区，分斋督课，先从预备斋、正斋入手，使初学者易于造就，逐渐有了师资，再行次第推广。其教规课程参酌中西医，而谆谆教导明伦理、循礼法，尤得成德达才本末兼赅之道。着政务处即将该督原奏并单开章程通行各省，立即仿效举办，不许拖延。其如何选举鼓励之处，着仍遵前旨由政务处会商礼部速行妥议具呈。钦此钦遵咨行前来，除将学堂选举、鼓励章程另由本处会同礼部速行妥议

译奏章发出后，为此抄录升署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原奏以及试办学堂的章程清单，咨请查照并迅速遵照办理，仍将办理情况随时上奏等因。接到此令，仰见圣朝劝学兴贤，励精图治的旨意，凡在臣民无不深感庆幸。臣受恩深重，怎敢不尽心妥善筹划，以慰圣上忧劳。当即委派藩司、臬司两司总管学堂事宜，遴选总教习及提调，令其择聘教习人员，通令各属选送肄业学生及妥善派遣办事人员，并饬令府州县属迅速兴办中小学堂，作为将来升送省城大学堂的根本。一切规制仿照山东试办的章程，摒弃官场习气，实事求是，认真办理。只是安徽一省经费短缺，必须力求节约方可持久，暂以百人住堂，每县挑选学生二名，以期广泛开启风气。另设附课生一百二十名，由以往在省城肄业的学生充任，即以“求是学堂”作为肄业场所，讲求实用之学，留作师范学生，这与山东章程中“正斋”、“备斋”的用意相同。等到各属中小学堂办出成效，再增加斋舍和名额。只是重建学堂，既非朝夕可成，经费也难以迅速筹措。查省城敬敷书院，地方宽敞，可以改为学堂，分列八斋，足以容纳百人居住，不过讲堂及教习住房稍加增建，即足够使用。至于堂中应用的书籍、仪器等件，选择其中最重要的先行购置。统计开办经费约需二万余两银子，常年经费约需三万余两银子。堂中课程以经史为先，端正品德、勉励行为为本，讲求算术测绘，作为天文地理及格致化学的基础，然后辅以各国语言文字，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才能使诸生学业有成，明体达用，以此储备国家的栋梁之才，以符合圣朝培育人才的本意。谨将遵旨设立安徽省城大学堂的缘由恭折陈述，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计开各属保送学生条例：

一、学生名额暂以八十人为限，各属保送限制为二人，由总办、总教习通过策论考试分别取舍，每属酌情留用一人，其余如文理合格者，等待将来续传。

一、学生年龄在十五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方准保送。

一、学生肄业贵在能耐劳，身体壮实者方准保送。

一、学生品行谨慎，文理通顺者方准保送。

一、学生留堂期间所有的伙食及应用纸张、笔墨等件皆由公家供给，以示体恤。

一、学生月课、季课及堂上比较分数名列前茅者给予奖励，以示鼓励。

一、学生不得携带仆人，堂中派人服役。

一、学生入堂必须满三年毕业，无故不准请假，只是每年十二月十五日停课，正月十五日开堂，这一个月之内准许回家，若愿意在堂过年者听便，其回家者务必在正月十五日以前到堂，不得迟误。

一、学生亲属准许探视，必须回报提调，不得擅自相见，堂中设有接待所，也不得直接进入斋舍。

译晋安甘韩眠羊甫辑《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第五卷下：

学校下

前江苏巡抚聂缉椝奏陈改设学堂情形折。

奏为遵旨改设学堂，谨将筹办大致情形附驿驰陈，仰祈圣鉴事。臣私下恭读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奉上的谕旨：“培养人才，关键在于修明学术。目前各省所有的书院，在省城均设立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立中学堂，各州县均设立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务必使文章与品行共同修养，讲求实用”等语。钦此，仰见圣朝甄别陶冶众多士人，造就人才，臣民同深感庆幸。随后接到山东巡抚及政务处会同礼部酌拟的章程，先后奏奉谕旨咨行照办后，均已转饬钦遵筹议。现据苏州布政使陆元鼎、署理江苏按察使朱之榛详细陈述：“查苏州省城，先前于光绪二十四年经升任巡抚奎俊奏明设立中西学堂，招募工匠建造，落成后恰逢升任巡抚鹿传霖到任苏州，延聘中西教习，分等级授课，近来又增加东文课程，兼习体操，规模已大致具备。现在钦遵谕旨设法扩充，应立即以此作为苏州省城大学堂，扩建斋舍，多招收学生，以一百人为定额。其课程等级班次不外乎山东章程，从备斋、正斋入手，再习专斋之意，并议定购置各种图书仪器，添设德文、俄文课程，又编刊中西学分年课程表。常年经费大约数万两银子。再将省城正谊书院改为苏州府中学堂，保留其名为正谊学堂，只设备斋、正斋，不设专斋，定额六十名，分别延聘中西教习，教授普通学问，经费每年约一万两银子，均由藩库及善后局分担筹措，以重视当务之急。平江书院改为长洲、元和、吴江三县小学堂，保留其名为平江学堂，只设备斋，不设正斋、专齋，定额四十名，也分别延聘中西教习，教授初级浅近之学，经费由该三县就地筹措，如有不足，由司局酌情拨付。拟保留紫阳书院改课经学、算学、策论，正谊、平江作为附课。原三书院支出的经费仅七八千两银子，学堂增添这一项尚多不足，贫寒士子缺少这笔膏火，生计更加困窘，应请一律留作资助士子之用，庶几贫困的考诸生及资质不能选入学堂肄业者得以有资养赡，从容进取”。变化又省城原有学古堂本讲求有用实學，所取多高材生，亦应循旧辦理，加意整顿。此外尚有孺孤学堂、位育人堂、义塾，向来由官府酌情拨付经费，应一律改为蒙学堂，由原办的绅董会同县里经理。外府县如松江致用书院、上海育才学堂、常州致用精舍、常熟昭文二縣游文书院、无锡金匮二县东材书院等，实学堂也早分课经策，兼及泰西各學。现又通饬各府、厅、州、县，将已改者逐渐扩充，未改者從速酌改。将来由小学入中学入大学，循序漸進，以底于成等情，详请具奏前來。臣查苏省为人文渊薮，学堂乃是培养人才的根基。方今时事多艰，急需人才，理应鼓舞振作，以期众多士人奋起。该司等所拟改设大中小学堂，虽然因经费短缺，尚未能完全达到完美完备，但规模粗具，从此加以讲求，自不难日新月盛。将来应如何增设译书馆、藏书楼、博物院，以资肄业而广见闻，除批令再行酌照山东章程设法逐渐扩充，认真办理，以期收效，并通饬省外各府、厅、州、县一体仿办外，谨将改设学堂的大致情形，会同两江总督臣刘坤一、江苏学臣李殿林恭折附驿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奉朱批：“即认真办理，务收成效。”钦此。再臣恭读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奉上的谕旨：“现在整顿兵制，亟应建立武备学堂，培养将帅之才”等语。钦此。遵经督饬藩、臬两司与统领苏防全军的候补道丁鹗悉心商酌设堂的大要纲领：一是测量，以便能窥探敌军远近，判定枪炮使用的缓急；二是舆地，以便能将山川形势，区分防守的轻重；三是训练，以便通过打靶行阵，考核手眼是否稳捷，步伐是否整严；四是军械，以便对药弹枪炮不仅知其用法，而且能审其优劣。以上四事，是初学切要的根本，都必须有人指授，方能再论其余。苏省国库亏空支绌，聘请洋教习无此经费，现在从金陵陆师学堂毕业生中择其精于测量等事者，派拨四名来苏教习，并于防营内挑选年龄在三十五岁以内、精通文字、身体健壮的勇丁四十人为学生，酌定课程规条，将先前建立的劝工所改作武备学堂，于十一月初三日开始办学。按照前述四事，

译从浅显到深入，循序渐进，务必追求精益求精，希望得到能够抵御外侮、挫败敌人的选拔人才。所需的经费，除了四名教习的薪水仍然由金陵陆师学堂开支外，其余提调、监督、书记员、差役的薪水和伙食，以及学生的饭食、衣物、操靴、包头等各项费用，每月总共需要白银六百多两。根据现任江苏按察使朱之榛详细禀明，从善后局征收的膏捐款项中拨付，数额尚属核实无误。候补道丁鹗整顿军队，办事认真，九月间前往日本观摩操练后返回省城，深知军事装备是立国的命脉，颇有不甘落后于人的羞耻之心，应当立即委派他督办学堂事务。等到两三个月后斟酌利弊得失，另行制定操练和功课的详细章程，切实遵照办理，以期收到成效。所有江苏省开办武备学堂的大致情况，理应会同两江总督臣刘坤一附片迅速陈述，恳请圣上鉴察训示。恭敬地奏报，奉朱批：该部知晓。钦此。

译江苏学政李侍郎拟定大学堂试办章程：

恭译八月初二日谕旨，命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建大学堂等语，钦此。查南菁书院为江苏全省经学书院，自建院以来，各府举人、贡生、生员、监生皆入内肄业。只因事务归学政管理，所以校舍建于江阴，原为通省士子肄业之所。院生治学向来尊崇，英才荟萃，每逢优拔科考，多从此中录取。光绪二十四年，诏行新政，经前学臣瞿鸿禨奏准，定为高等学堂。虽未及改订章程，但南菁等级应比照省设大学堂，似无疑义。近年来院生治学，除习经外，兼及史学、时务、算学等各门。今改办学堂，自宜更为进步。谨参考各国学校规模，略微仿效日本专科大学之意，酌情采用法国政学堂之法。日本法科大学以政治法律为主；法国政学堂专教出使、政治理财、理蕃四门，以专门政治为宗主，以经学史学为根本，而广纳算术等实用技艺，一并肄习，以期符合谕旨“植基端本、成德达材”之意。至于肄业各生，系由学政调取通省各学校屡试高等的生员，以及素有名望的举人、贡生、监生，不像各国高等学校章程那样，全部由中学堂普通科毕业生升入，恐怕在技艺各门或有未习之处。现拟一律补习，以冀成就体用兼备之学。所谓补习，是指高等学生已习专门学科，而普通学尚未完备，故需补习。查京师大学堂功课分普通科、专门科，今直省高等学堂作为升入京师大学堂的预备，须普通科毕业且能致力专门学者方为合格。后开列科目：经学、理学、史学、舆地学、算

译聘请教习教授东文，以作为阅读和翻译书籍之用；待开学后，若愿意学习西文的学生较多，再聘请英、法教习教授。柔软体操在各国学校中也是普遍学习的课程，对于学生的卫生健康非常有益，打算立即聘请教练进行指导。应当修习的算学书、天文学书、格致各科书籍、外国语言文字书、体操学书等各类书目，以及应用仪器的名目，另行列于纸上。

译这是学生课程的大致情况，事情刚刚起步，暂且拟定此方案试办一年，再图进一步精进。目前南菁学舍狭小，仅能容纳百人游息，应请由学政调取优秀生员百人，首先让在院学习的通达聪慧者，学长仍保留原职，入堂学习，接受教习及艺学各分教习的教导。凡是诸生的日记及月课试卷，其经史政学三门，先由学长详细校阅、加点、纠正错误，再汇总送交总教习评定等级。艺学的日记和课卷由艺学教习评阅，学长从事补习工作的，也由艺学教习评阅。经过两个月，总教习辨别诸生文学造诣的深浅，从而区分班次，分为甲、乙、丙、丁四舍：甲舍十人，即为学长；乙舍三十人，即为一班学生；丙舍三十人，即为二班学生；丁舍三十人，即为三班学生。丁舍没有津贴，甲、乙、丙舍给予津贴，各有差别。这在试办时期，不得不如此，将来奉有明诏优待出身，自然可以逐渐裁减津贴，用于扩大学堂规制。总教习考察诸生治学的勤惰及课第的高低，采用积分升舍法，四舍依次晋升，以资鼓励。对于怠惰者、学业无进者，核算分数以降级。有不听从教导者，予以斥退。学长有稽查各班学业的职责，即以稽查学业作为课程，也记录其分数。怠于职守者，降级。若各班学生不服稽查，或对分教习无礼，上报总教习，予以斥退。凡被斥退者，总教习书写其情形上报学政。学政公出时，则由提调具文送达行辕。每年年终，由提调将诸生班次进退的人数记录在簿册上，呈报学政，以备考核。至于三年期满，四舍学生按例毕业，总教习出具评语上报学政，亲自考核，其如何选举鼓励之处，自有政务处奏定的统一章程。现在刚试办之初，可不议及。专门之学毕业难以一概预期，现在暂且悬拟，大抵诸生学习已满三年，则考选其中优秀者，以专门学已深且溥通学兼备者若干人为优等，预备贡送入京师大学堂及出洋游学之用；其次则是溥通学已备且勤习专门学者若干人，给予学成文凭，准许充任中小学堂教习，其余仍留本学堂学习。再者，学堂虽属草创，但掌管事务的权限应当明确，方可不致玩忽懈怠。学政有管理学堂之责，其延聘总教习、委派提调、经手调取学生及学生毕业亲自考核之事，皆由学政主持。总教习有管理一堂学务之责，其聘请分教习，原有算学教习一人，现添聘东文教习一人、格致学教习一人，将来再聘英文、法文及图学教习各一人。稽查学生课程、分定班次、出具学生毕业评语，皆由总教习主持。堂中经费支出归董事经理，每年仿照京师大学堂章程，将来每年应用款项列一预算表，呈报学政，甲项若干，乙项若干，先拟定一个大概数目，然后筹措办理。年终刊印征信册，详细列出一年的收支数额。至于稽查出入、管理一切堂务、督率司事及执役人等，皆由提调主持。

江南南菁书院遵改学堂试办章程

恭敬体察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谕旨，称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建大学堂等语，钦此。查南菁为江苏全省经古书院，自建院以来，各府举人、贡生、生员皆入内学习，只因事务归学政管理，所以校舍建于江阴，原为通省士子学习之地，院生执业向来尊贵，英才荟萃，每逢优拔之科，大多取于此。光绪二十四年，诏行新政，经前任学臣瞿鸿机奏准改为高等学堂，如今更钦奉明谕，改订章程，请求比照省设学堂，定名为江苏全省南菁高等学堂，以尊崇规制。一查政务处颁定的各省大学堂章程第二章内载：“大学堂课程分为备斋、正斋、专斋三类。”今按备斋者，即各州县小学堂应当办理的初级浅近之学；正斋者，即各府、直隶州中学堂应当办理的普通之学；只有专斋研习专门之学，斟酌中外学制，分为十门，实有大学堂应当办理的主义。章程第一章内载：“现中小学堂未设，大学堂无所取材，当先立备斋，次立正斋俟各府州学堂有成，再立专斋。”这是说专斋的设立，须待正斋学生毕业之年，现时未能立即办理。窃以为苏省风气早开，南菁尤为通省人才所聚，年来讲求有用之学，如专斋所属的经学、中外史学、中外政治学、测绘学以及农工商矿之类，诸生平日本就考求，理应即立专斋，以资精进。至于诸生普通艺学各门多有未备，今拟定变通补习，并日程功，期望四年内，普通学与专门学同时毕业，以加速成就，以备任使。专斋课程列后。一、省学堂招考学生，本属权宜办理

译理，如今南菁书院改为学堂，事务归学政管理，应由学政调取原来在院肄业的学生以及各学堂高等学生一百人，充任各斋学生。此后学生出现缺额，仍由学政从各学堂调取补充；其中举人、贡生、监生愿意入院肄业的，由各该县出具文书申报送交，准许其附课学习，等到满三个月，由总教习核定去留，如果其文学较为优秀者，遇到有空缺名额，即补入班次。

一、正斋、备斋的学习科目，完全按照颁布确定的章程执行；其中专斋科目原定十科，如今开办之初，先设立经学、史学、政治、测绘四科，其余科目分年依次兴办。

一、聘请总教习一人，艺学、名教习、天算学、图绘学、格致学、东文、西文各聘请一人；将来农、工、商、矿各学增设专科时，随时增聘各学教习。

一、调取学生一百人到堂，由总教习先授课三个月，再由学政亲自考核，明确班次，以经史政治艺学有入门路径者为专斋学生，次一等者为正斋学生，其余皆为备斋学生，分别给予不同的津贴。

一、诸生的课程分为日记、月课、勤业，由总教习与艺学各教习负责管理。等到半年，总教习考察学生治学的勤勉或懈怠以及课业成绩的高低，采用积分升舍法，各班依次晋升，以资鼓励。其中学业没有进步的，核算分数以降级；有不听从教导的，将其斥退。凡是晋升、降级、斥退的，总教习书写其情况上报学政，年终仍汇总记录诸生班次进退的数量造册呈报学政，以备考核。

一、学堂原有藏书楼一所，如今将旧藏与新购的各种图籍编刻书目，供诸生查阅使用，仪器一并附列。

一、等到专斋、正斋四年毕业之期，由总教习考察诸生学业，遴选合格者，以专门学问已深且普通学问兼备者为专斋毕业生，以普通学问完全且勤习专门学问者为正斋毕业生，出具切实的评语上报学政，学政亲自考核，分别发给毕业生凭证，其余仍留在堂内肄业。至于备斋学生毕业升入正斋，即按照颁布确定的章程办理。

一、学堂初创，掌管事务的权限应当明确：学政有管理学堂的责任，凡是延请总教习、委派提调经理各职事、调取学生以及学生毕业亲自考核之事，都由学政主持。总教习有管理学务的责任，凡是制定课程、添置图书仪器、延请分教习、稽查考核学生德业、分别班次、出具学生毕业评语，都由总教习主持。学堂经费收支归董事经理，至于稽查出入、管理一切堂务、督率司事及执役人员等，都由提调主持。

附课程：经学、小学、理学，附《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论语》$《孟子》《尔雅》《孝经》，以上十三经分为七类，诸生各自就向来用心研究的类别选择一类精研，每天有所心得，记录在册，月底考核，必须满一年才可以更换所治的类别。愿意温习旧学仍习旧类的，听凭其便。月课一篇文章，以考核其是否有进步。小学是治经必由的路径，理学则是士人修身片刻不可离开的，诸生在精研之余，随时讨论，有心得也记录在册。

史学、舆地学，附史类三曰：历代史，曰：国朝掌故，曰：各国史志；舆地类二曰：中国舆地，曰：五洲形势；以上两门学问均繁重，贯通为难，诸生先各自就一类精治，一类完成后再治另一类，必须满半年才可以更换所治的类别。日记、月课如同治经一样。

政学、农学、商学、工学、矿学，附政类七曰：吏政，国家官制及各国官制之属；曰：户政，国家岁出入、赋漕、粮盐课、商税、圜法、邮政、俸饷、仓储、蠲贷、荒政及各国财政之属；农事如种植、垦荒、渔牧、蚕桑及各国农政之属；商务如土产、物价、口岸、贸易、公司、赛会及各国商政之属；曰：礼政，国家典礼、贡举、学校及各国选举教育之法；曰：兵政，国家海防、边防、水陆兵制、饷需、军饷、营规、操演、炮台、城守、保甲、民团及各国兵政之属；曰：刑政，国家律例及各国刑律之属；曰：工政，国家河防、海塘、直省水利、船政、铁路、机器制造及各国工政之属；工学、矿学附此门；曰：外交政，国家与各国交涉如通市、分界、传教、通使、游历、一切国际公法私法及各国交涉之属；以上中外政治七类，诸生先就一类精治，各类繁简不同，不规定期限，然而必须一类完成后再治另一类，才避免浅尝辄止、浮躁轻率的讥讽。日记、月课如同治经。农、工、商、矿本列为专门学科，但考核实事方能达到精诣，诸生有志于各学者，暂且就前贤所论述的研习，作为将来专门学问的准备。

艺学、体操，附艺类五曰：算学，天文学附；曰：测绘学；曰：格致学，凡重学、代学、磁学、电学、声学、光学、热学、水学、地质学、生物学、全体之属皆是；曰：译学，外国语言文字；曰：体操学；以上天算一门，在各国学校为普通学，诸生……

译原本就通晓的人，要更加精深地研习，也每日规定写札记，每月考核一种技艺，按时考查，对于不能掌握的人进行补习。测绘科，在各国学校也是普通学科，与军事学、工程学、地理学尤其关系密切重要，对于算术原本就精通的学生，尤其应当勤奋研习以成为专门人才。格致科，在各国学校也是普通学科，与精深研习的每日每月考核，如天文学、算学不能掌握的要进行补习。学习外国一国语言文字，在各国学校也是普通学科，现在设立东文、西文两科，根据学生选择方便的情况进行补习。柔车耎体操，在各国学校也是普通学科，是学者卫生的重要原则，必须进行补习。以上补习的详细课程，由总教习会同艺学教习随时商议确定后呈报。朱批：览。钦此。

译广东巡抚陶模就变通武科举制事覆奏

奏为变通武科举制，恭敬陈述个人浅见，谨呈奏折仰求圣上鉴察之事。臣近日接到兵部咨文，会议荣禄、高燮曾等人请求设立武备特科，以及黄槐森请求改试洋枪等各节事项，将两次议覆的奏稿备录，行文命令各省详细考察情形，各自陈述所见，陆续上奏或咨报等因前来。臣认为，武科举制的改制，是为了培养人才，在创立新法之初，必须预防流弊，审慎推行。兵部咨文中所请，汇集众人之长，权衡得当，确实是切合实际的道理。原奏内容极为周详，但其中提到录取武生后才挑选入学堂，以及武童仍由学政开始考试，不先区分水陆科，又允许武童在家自行操演等情况，经过再三详细斟酌，似乎应当适当变通。臣查考西方选兵制度，既然建立武备学堂，以储备心腹干城之用，就必须先由文法学堂学习书写算术，考取文凭，才能参与此选，所以西方的士兵没有一人不识字，其将领尤其才识过人，熟习韬略。我国的大弊病，在于文武分途，无论科举出身还是行伍出身，大多目不识丁，专门依赖幕僚，弊端百出。如今商议改制，而在童试之初，不问是否读书识字，只重视枪炮，那么游勇贼徒都能侥幸通过一次考试，其弊端应当比改制之前更严重。进身的开始，既然未能正本清源，等到录取武生后，才令其入学堂学习格致、地理、兵法诸学，这就像还没学会走路就想让他奔跑一样。臣认为应当仿照西方文法学堂的意思，民间子弟愿意参加武试的，由州县官查明身家清白、性情驯良者，先行封闭考场考试，必须文理粗通，才允许送入学堂作为学生，这样基础端正，才能避免坏人混入。这是原奏应当变通的第一点。时局日益艰难，日后文试也将改革，势必比旧制更难，如果武试仍由学臣考试，恐怕精力不能兼顾。既然设立学堂，所有总教习、分教习等官员，学问专一，任职长久，评定优劣，不敢大大违背公论，每日功课每月考试，每季每年多次合考，以屡次名列上等者为优，比起仅凭一日长短来评判，应当更可信。至于水陆武事，截然不同，西方人都分门专习，如今我们商议改法，只统称“武生”，不分别水陆两途，这是只以枪炮获取功名，衣顶上下都不储备为何种军队的材料？所取之人不能适用。臣私下认为水军、陆军应当在童试时分开学习。沿江海各省都设立水师学堂。其水军学生由中外教习督练，天文海道、御风布阵、鱼雷、汽机等法。经过若干年，奏派提督、镇将之员会同洋教习驾驶练船，游历外国，亲自查看各生所学专门技艺是否纯熟，详细记录分数。再由本省督抚以水军兵法各论考试，也详细记录分数。总核两项分数都优秀的，作为水军秀才，咨送办理海军大臣或南洋、北洋大臣，再加考试，选择优秀者为水军举人。其陆军学生进入武备学堂，由教习督练马步枪炮、整齐散乱起伏、测算、遥击、沟垒、工程、绘图治械各事。经过若干年，奏派司道会同教习分别在校场考试技艺，详细记录分数。再由督抚以陆军兵法各论考试，也详细记录分数。总核内外各项分数都优秀的，作为陆军秀才，咨送兵部或南洋、北洋大臣，再加考试，选择优秀者为陆军举人。仍然钦派王大臣复核水军、陆军各举人，选择最优秀者作为进士。学习专一，选择精当，待遇荣耀，才能得到济世的人才。这是原奏应当变通的第二点。西方军官士兵之所以精强，不仅在于枪炮，更在于明于兵法、地理、各国水陆军制及创制使用器械的道理。不长期在学堂讲习，必然不能表里贯通。原奏章程允许武生在家自行操习，未经挑选入学堂的武生，也允许回籍自行学演。黄槐森又上奏称，由士子购买洋枪，这样是任由粗野强悍之徒卤莽行事，既无中西名师的指授，又无各国新书可供观摩，所能勉强习用的只有枪弹一事。从此假公济私，毫无限制，虽然在枪杆上刻姓名，邻居具结，州县存案，只是徒增骚扰而已。在上位者只求应试人多，在下位者人人托名习武，暗中助长奸邪，号称改变武科举于西方善法，未得皮毛，反而导致家家购置火器，先招致变法之祸。臣愚以为生童在家操演以及自买枪炮两事，断不可行。习武者必须令其入学堂，所用枪炮必须由教习委员经管，不在学堂时，不得私蓄，这是原奏应当变通的第三点。况且臣还有话说，凡是商议变法，不脱去旧日科举框框，便多有阻碍。如今仍拘执旧章，想要处处有武童、武生应试以装饰观瞻，不得不令其自买枪炮在家操演，委曲迁就，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事。然而

译当今时局艰难，改革政事，只求满足实际需要，不必贪多；只求获得真正的人才，不必假借名器作为取悦他人的工具。我私下认为，对内在京畿地区，对外在沿边险要及濒临江海的各省，建造武备和水师学堂，秀才、举人从这些学堂中选拔；游都守也从这些学堂中选取。如果真有十余省得力的学堂，就完全足以满足二十余省的需求。在创办初期，不妨暂停一、三科考试，从容学习，将来选中的人就让他们做官，以免他们因为曾经登科而改变节操。如果拘泥于各节旧有的录取名额，财力不足，不能全部设立学堂，就会有自行操演的弊端；即使能全部设立学堂，但仓促举行，难以得到良师教习，最终也只会有名无实。这是核实酌情办理，无需沿袭前例来迎合世俗人情。至于旧日的武生、武举应当允许投营，由力量材录用；无论新章程能否通行，旧例武科应当一律停止，以统一标准。臣愚昧之言，是否妥当，恳请天恩，命令有关部门核议施行。所有关于变通武科的管见缘由，谨会同甘肃学政臣夏启瑜恭敬地呈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译安徽巡抚王奏请广泛设立算学专门学堂的奏折。

奏为请旨命令各省广泛设立算学专门学堂，所有书院一律兼修算学，遵循祖先训诫而取得实际效果，恭敬地呈上奏折仰求圣上明察。臣仔细查考，国子监衙门内设有算学一堂，由亲王总管其事，可见历代圣上垂范教化，此学极为隆重。恭读我圣祖仁皇帝御制的《数理精蕴》等书，巧妙契合天元之理，精深研究变化之本，中西兼通，图表清晰，实为自古未有之书，是垂范亿万年的制度。我高宗纯皇帝敬承圣学，洞察高深道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设立天文算法一类，推衍流传，途径广阔，不仅中国畴人的学业成就日益增多，而且外邦专门著作也已搜罗完备，如欧几里得撰写、利玛窦翻译的《几何原本》即是如此。我朝讲道与习艺两者共同修习，既无彼此之别，又消除中外之见，所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钦奉皇太后懿旨，凡是天文、舆地、兵法、算学等筹谋经世之务，都是儒生分内之事，谕令各省书院推行，正与康熙、乾隆年间的圣训相合。当今万国来朝，情况与往昔不同，学问之事，他们日新月异，我们仍守旧常规。单论算学一门，其用途极大，东西各国无人不学，都有年限，都有课程，毕业后，用来制造器械则分寸不差，用来行军则枪炮弹石皆有准头，所以各国士、农、工、商、兵无不知算，以此作为富强的基础，中国未能达到此境。臣恭读此次皇太后、皇上诏旨，殷切以人才为急务，以贫弱为忧患，思取彼之长以补我之短。臣愚以为，欲讲求西学，非人人学算不可；欲人人学算，非专门设立学堂并使天下书院兼习不可。犹如读经必先知小学，否则不能通晓经义，若讲求西学而不习算，必不能通晓西学，这是显而易见的。倘若蒙朝廷采纳臣议，通令各省设立算学专门学堂，与学武的武备学堂并列，所有书院一律兼习算学，以此遥遵祖训，广育英才，学生既多，成才者必众。然而欲使各人达到精微境界，尤其必须先加以鼓励。臣另折所陈变通科举条内，拟酌定各省原定中额若干名，以兼取通晓时务之士，请即将精通算学者，独占一门，增加中额数名，如同从前考取专经之意，择优录取。庶几人心振奋，尽力研求，将来在制器、练军、通商等事上，各依才能所近，分别录用，必有成效。可取之处在此，这正是微臣区区诚意所急欲陈请的，谨专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今日西学当知急务论

中国至今日，变法之机紧迫啊！甲午中日战争，败于国家无人才。于是推究根本，提出学校变法之议，鉴于旧学的痼疾，于是推崇西学。刘桢麟说：“中国兴起西学，不是已经很久了吗？同文馆、方言馆，官办水师武备学堂，出洋肄习之举，迭起递兴，朝夕祈祷颂扬，已有三十年了。然而终究不免于今日之败，为什么呢？”况且当今见识通达之士，倡导新政，必极力主张学习，其意难道不认为往昔之学流于虚浮，今日之学归于务实？往昔之学务其末节，今日之学图其根本。大概是想以务实根本之学补救日后的弊端，纠正前事的过失吧？然而天下义理甚多，时势变幻百端，虚外有实，实中仍有虚；末外有本，本中仍有末。今日所见为昔日之虚，怎知后日不又视今日为非实？今人鉴于昔人之末，怎知后人不再鉴于今人之无本？虽然，不实无本之学，前此的效果，也已知晓并究明了。我唯独怀疑此后所谓的实者，未必为实；本者，未必为本，这难道不是强行故弄玄虚，而接近坚白论的诡辩吗？知道事情应当筹划缓急，法度应当治理标末。我不是说中国兴学不足以急，我深虑今日中国言兴学，仍有不足为急者。不得已，请逐一陈述其原因。凡天下治理一学，其中必有层层累积曲折的缘故，先后浅深的适宜，不进入其门，踏足其奥，竭尽心思材力去经营，则不能得其近似。而又必须给予年月，置于专途，宏大其用物，然后才接近有成。这绝非仓促立办者所能侥幸得到的。以中国今日急于自强，开学堂，改书院，而不遗余力的，说是为了惩前毖后，那么其必归本于专门格致之学，期望培养全体大用之才，而不欲以通事翻译为成就，是不待言的。然而我深考西学的程途，由识字调音以通文法，由今文法以通古拉丁文法，如此者几乎数年。再由数算以通艺学，由艺学而择其资质所及者专攻，而又旁及其非所专者而涉猎，如此者又数年。于是志在用世者，肆

译致力于政治、权术、律法方面的书籍；立志于名家学说的人，广泛通晓专门格致类的典籍，浸润于古代知识，研究于当代学问，像这样又过了几年，就能成为有学问的人了吗？还不是。还必须游历五大洲，以锻炼其才干；经历艰难险阻，以坚定其志气；积累资历声望，以检验其效用。像这样，或许五年，或许十年，时间太长了。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称得上是西学有用的人才。西学的艰难，就是这样的。虽然如此，这也只是片面地就西学而言罢了。如果让中等资质的人来学习西学，那就更有极大的困难了。现在朝廷兴办学校的意思，以及士大夫变革学问的心思，本来是想储备作为振兴中国的人才。既然要储备作为振兴中国的人才，那么心中怎能舍弃中学而只从事西学呢？不能舍弃中学，而各省中西书院学堂的设立，虽然说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但其设立学校的原因，其意图大多偏重于西学，这是可以知道的。然而如果真的偏重于西学，那就是依然培养翻译通事之才，而对于振兴中国没有益处。如果真不偏重于西学，那么中国的学问又哪里容易获得呢？必须浸润于经学，以奠定其根基；广泛涉猎诸子史书，以积蓄其材料；进而研习历朝的历史掌故，并且深通本朝的政治案例、典章律法，以及天下各郡国的利弊得失，对治乱兴衰的道理了然于胸，从而掌握变革的关键。于是结合西方古今政治风俗的异同，进行比照，加以取舍，确定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卓然有独到的见解，坚定地有所坚守。这才叫做深通中外的情势，而无愧于作为振兴中国的人才。现在人的聪明才智是有限的，那些起初误入无用之学，后来才知道需要改变的人，姑且不论。即使是那些从少年时期开始求学，从事于经史掌故，进而学习西学，经历文字、艺术、政法等各个途径，最终有所成就的人，其间层层积累、循序渐进，没有二十年是不能完成的。必须等待这二十年以后的人才，中国才开始任用他们，作为振兴的凭据。中国的局势变化太快，已经有不可预知的情况了。为什么呢？中国处在今天的局势下，遭受外国人的欺凌，也已经很严重了。蔑视我国的主权，所谓自主之权，国际法家称为主权；掠夺我国的利益，废除我国的盟约，虐待我国的百姓，割占我国的土地，公然以野蛮的态度对待我们，悍然以瓜分我国为约定。这种迫不及待的危机，即使是蒙昧无知的人也知道了。枯萎的树枝，没有风吹就先颤动；受惊的鸟儿，听到弓弦声就鸣叫。所以中国今天想要自强，不急于变法是不行的；而想要变法，不急于寻求变法的人是不行的。试问这变法的人才，将从今天的书院学堂中寻求吗？那么难道能等待我们十年教导吗？不从书院学堂中寻求，那将托付给那些只会空谈的当权者手中吗？那又靠什么来变革呢？我之所以说根本仍然在末节，实质仍然空虚，而不得不讲求治标的说法，原因就在这里。提问者说：中国的局势，地大物博，一变就能达到正道；中国人，聪明秀慧善于学习，不亚于白人。要说变法取材，立刻就能响应，而你却极力说成才的不易，像这样？如果是先生的说法，恐怕是迂腐遥远而不切实际了。回答说：如果像您说的这样，必定像先前所说的陷入虚务、追求末节之说，然后才可以。这就是想要重蹈三十年来西学的覆辙啊。况且先前开始从事西学的人，他们的意思难道不是想储备振兴中国的人才吗？然而只是从事语言文字的末节，仅仅学习最粗浅的技能，而中国的经史掌故既茫然没有看一眼，至于圣贤的义理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无论他们沾染陋习，一无所长的人不足以任用；即使他们在艺术专门方面确有成就，但让他们登上朝廷高位，提拔到边疆重镇，对于本朝的典章则例，上下政治风俗，哪些应该增加，哪些应该减少，哪些应该变革，哪些应该沿袭，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至于章表文书往来交涉，一切文体格式，难道也将用横排倒读的文字来代替吗？肯定不能！肯定不能，这就是为什么几十年来天天谈论西学，而所谓的西学之士，往上不过做翻译署、使馆的属官，往下只足以供洋差洋局的差遣，而统领外交部、统领中枢、担任地方大员的人，仍然不得不以文学侍从、积累资历资历的人来充任。所以今天的人天天指责朝廷守旧，纷纷议论中枢要职用人不当，却不知道形势实在是不守旧也不行了。

译如今士大夫倡导兴办学校，我怎能说他们不是懂得根本呢？然而如果没有推行变法的人，那么谁来兴办学校呢？没有推行变法的人，又凭什么让学校兴盛起来呢？不要再重蹈以前的覆辙啊！成效不会侥幸在朝夕之间取得，通晓西方学问的人未必通晓中国学问。那么西方学问，乃是变法中应当有的事情，而不是变法所直接使用的工具。所谓从后来的效果来看，而不是从当前的急务来看。不兴办学校的困难像那样，兴办学校的困难又像这样。那么想要变革中国，将怎么做才可以呢？回答说：这是不得不从事最紧急中的最紧急的事情了。如今西方学问的总纲，其大要有三点：一是教育，二是政治，三是技艺。至于教育，彼此截然不同，各自安守旧俗，没有用武之地，不必多说了。技艺如果不积累几十年的研究，聚集千百人的探讨，也就不足以成为绝技而通用于实际。至于政治，则是朝夕所必需，安危所共同维系，万国赖以自立的基础，而对中国来说，更是拯救溺水、扑灭火灾的工具。好啊！日本变法，明治初年，百事尚未兴起，就先设立政治学院，来教导国内旧学有成的人才，并且全部翻译泰西古今政治、法律、法规的书籍，以供他们讲习，所以这些人全都熟谙治国的要领，通晓内外变革的原因，一旦提拔任用，各种善政措施，从容推行，于是有了今天。而他们起初派遣出洋的学生，也像我们中国的老路，只是沾染洋风，对实学没有益处。后来才改派中等学校的成才者去欧美游学，回国后大加任用，现在的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人就是如此。唉！不知未来而看过去的事，是后来的老师。现在试问中国将承担变法大事的人，是谁的责任呢？那一定会说：是士大夫的责任。然而这些士大夫，既不及低下头来初学，从事西文西语的学习，以经历所谓一切技艺的途径，而又不能不依赖这些人，那么政治之学，难道不是最紧急的吗？虽然如此，西方政治之学，发源于希腊，极盛于罗马，而变通于当今各国的近政近事，又必须推究性理格致之学作为准则。其古史今书，汗牛充栋，填满亿室，几乎无法穷尽。不习惯于其古今文法，不允许涉足其藩篱而窥探其奥秘。那么不如大开翻译机构，官方搜罗泰西所有古今政治、法律、条例、章程的书籍，选择重要的专门翻译，并与旧译所有政治类书籍合并，排列次序，厘清类目，依次印发，遍及海内，以供给中学有成的人才；而专门技艺的书籍，则暂且缓办。那些中学已经有成的人，对于中国经史掌故义理的根本，既然已经讲习有素，一旦结合西方政治事务，自然能够融合贯通，不至于有所窒塞；而其中的杰出人士，必定会有卓见特识，打破古今的症结，而远远超出西方人之上。像这样逐渐浸润蔓延，不超过十年，维新的人才已经遍布上下，而这些士大夫，也已经跻身枢要之位，在世上相望了。用这样的人来变法，什么法不能变？用这样的人来求才，什么才得不到？然后一切便民利国的善政，无论大小，次第推行，恐怕没有蹈空务末的人了，还谈什么西方学问呢？虽然如此，说致力于政治之学，而所有中西书院学堂以及专门之业都可以废除，那又不对了。我所论中国今日的学问，大概有两条途径，并非有轻重之分，只是应该有缓急的区别罢了。两条途径是什么？有士大夫的西方学问，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是应当紧急的；有后起英俊的西方学问，即现在书院学堂所教以及专门之业，是应当缓办的。为什么呢？士大夫既然已经娴通中外政法的根本，讲贯古今时宜的条理，以应对国家急迫之用；而后那些少年聪颖者，则都设立学校来培养他们，分门别类来研习他们，完善他们的章程，从容安排岁月，不必拘泥格套来录取，不必断绝时间来任用，一定要让他们历尽我刚才所说的西方学问的途径，而又都以中学为本。等到他们成就，大的可以继承维新之治，小的也可以供新政驱使。一人成就一人之才，一才收一才之用，这时候，像鱼鳞鱼鳃一样密集，充满公私之间，而士大夫主持在上者，只要竭尽提倡之力，完善布置之方，从容治理，而天下已经顺风而倒，应声如响。难道不看看科举之学吗？国家何曾对这些人有训诲，而八股试帖之风却争相钻研而不止呢？难道不是立法在上使得这样吗？现在的西方学问也是这样。所以说根本的仍然成了末节，实在的仍然成了空虚，不如讲求治标之说。而且也不是说士大夫不必学西文。我听说学西方学问，想要学西方人的语言，不与他们亲近而日日操练是不能的，大概因为他们的语言又与文字合，必须先通文字而后及语言，那么其进度大概不容易。至于只是认识其文字，通晓其文法，那么先学拉丁文以下及英法文，其进度很容易，或者不过一二年就可以读他们的书。西方人著书大多用今文法，而没有不参以拉丁古文的，

译这也就像我们中国人喜欢学习秦汉文字一样。如今中国士大夫所看重的西方文字，是因为想要阅读他们的书籍、通晓他们的学问罢了。那些中年以后的人，既然已经来不及学习了，至于二十岁以后的人，精力正充沛于中学，且学业各有成就，那么稍微花几年时间从事于此，以专门通晓其文字、阅读其书籍为主，至于口语交际的末节、专门的技术，则暂且搁置，不过耗费几年的心力，其所获得的补益大概不少。否则，日本与我们同属汉字文化圈，他们翻译的西方书籍也已经各类具备，而他们本国的文字不过是四十八个字母、五十一个音节的拼字缀文，中间夹杂汉字，虽然其文法稍显颠倒错乱，但学习它的容易程度比起西方文字大概要快数倍。大概不到一年，恐怕没有不能阅读其书籍的人，各位君子又何必吝惜这一两年功夫而不走这条捷径去追求呢？既然通晓了日文，那么对于泰西一切政治上有用的书籍，不必学习其原文就可以遍读，这等于日本代替我们承担了翻译的辛劳。学习西文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学习日文则是天下士大夫，无论老少壮年都能做到，而且不耗费精力，不浪费岁月，这难道不是急务中的急务，急务中的又急务吗？以上种种，都不是我一个人的独见，而是有见识的人所议论的，因此说得很详细甚至显得啰嗦。然而天下纷扰，大家都担心没有人才，士大夫们接连不断，竞相谈论兴办学校，只希望别人成才而不希望自己成才，心里只担忧下层没有学问，不担忧上层没有学问，齐地所得楚地所失，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左手佩剑右手佩剑，都不符合中道。孔子说：“自己想立身，也要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也要帮助别人通达。”俗话说：“站在深渊边羡慕鱼，不如回家去织网。”我希望世上士大夫中有天下责任的人，或许能急其所急，不要心里只着急那更紧急的急务啊。

译法国学校说 田各

法兰西，是当今西欧文化昌盛的国家。自几十年前，大都不以乡村学校为要务。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叛乱势力猖獗，执政者故意压制乡村学校，以此愚弄百姓。拿破仑第一兴起时，也曾修建博物院，创立藏书库，设立各类学校，褒奖人才。然而他喜好功业、穷兵黩武，每日忙得不可开交，以至于灭亡。国王沙尔更加过分，张扬君主威权，压制自由党，将学校的权力全部交给教士掌管。一千八百三十年，禁止日报，禁止著书，规定必须先呈交稿件，经批准后方可刊行。拿破仑第三即位，想要迎合民意以巩固王位。一千八百六十八年，废除了禁令，又曾设立大小学校，教育国内子弟，即使是工匠子弟，也都安排为学徒，这不过是意在博取美名，章程规划无可称道。君民之间纷争不断，视国家权力如旅店般短暂，没有根本的长远考虑，因此虽然思虑才智号称卓绝，制造精巧层出不穷，天性勤勉敏捷以致功效，但政治文化终究处于西欧中等以下。况且拿破仑第一、第三功勋名声震动欧洲，比拟秦始皇却没有焚书坑儒的惨烈，仅凭一己私念粉饰百姓耳目，不能陶冶他们的德行，奖劝他们的行业，犯上作乱接连发生，这也是弊端所至，与愚弄百姓的结果相同。有人或许归咎于民智的开启，民智的开启，是强盛的根本，而不是动乱产生的根源。有开启民智的人，观察当今情况更加确信这一点。法国自从转变为民主制度以来，兢兢业业以学校为要务，其制度规定国内男女从四岁到六岁都进入幼儿书塾，七岁到十四岁都进入乡村学校。一千八百八十二年，规定必须进入补习乡村学校，补习乡村学校温习旧业，纠正未妥之处，详见本报第三册《德国文教说》。田各送往中书院，即锦拿四阴中书院，学习古学和实学，男生为期九年，女生五年，其中三年必须常在中书院学习，剩余两年听凭其性之所近。一千八百八十年，规定必须进入师范学校，学成后选拔为锦拿四阴书院掌教，进而进入大书院，大书院专门之学有五：曰道学，详见本报第三册《德国文教说》；曰律学；曰医学；曰数学兼格致；曰方言学，由皇家另外设立，不与大书院合并，但仍归设省总学校监督。凡是乡村满五百人的，设立男塾一所，女塾一所，每省设立男女师范学校各二所，凡是大书院。在各省的共十六区，法国京城设立学校总部，大臣总管其事，又设立学校总院以辅助之。总院之下有监督，督管各省十六书院，设立数名监院辅助，名为下学校衙门。凡是从中书院往上，有由皇家设立的，有由民间自行设立的，有由公会所设立的。公会所设立的，国家给予资助。而从幼儿书塾到乡村学校，都称为义学，经费都由国家支出。按照一千八百九十三年统计，总共花费佛郎克一百零一兆六十万。一千八百八十八年至八十九年间，法国书院共有八万零七百一十三所，其中皇家书院六万六千四百九十五所，私家书院一万四千二百一十八所，教习十四万零六百八十九人，生徒五百五十四万五千四百人之外，又有幼儿书塾五千一百五十八所，生徒六十八万三千一百六十八人；乡村学校二百八十二所，生徒二万八千八百零九人；补习乡村学校四百九十一所，生徒一万四千三百零一人。然而全国结婚者共二十七万六千八百四十八人，男性不能自己签名者二万九千四百二十人，女性不能自己签名者四万四千五百八十二人。与一千八百八十四年相比，虽然田各胜过，当年结婚者二十八万九千五百五十五人，男性不能签名者三万九千二百四十人，女性不能签名者六万四千四百八十七人，尚未达到全盛，西方人嘲笑之。虽然如此，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兵士中不识字者，百人中有二十四人；八十二年，百人中有十三人；八十九年，百人中有九十五人，蒸蒸日上，逐年进步，不能说激励没有方法。男性锦拿四阴一百零八区，生徒五万二千八百一十一人；公会议院二百三十五所，生徒三万二千四百八十人；私家学堂七百四十一所，生徒八万九千五百六十六人。女性锦拿四阴二十三所，中学堂二十四所，生徒共六千五百三十六人。大师范学堂在巴黎，即大书院，道学书院二所，生徒九十八人；律学书院十三所，生徒七千九百二十六人；算学格致书院十五所，生徒一千人。一千八百四十一年，方言书院十五所，生徒二千八百三十四人；医学书院三所，预备医学及药材学书院十七所，生徒九千五百二十九人。此外又有天主教大书院，私家自行设立的其他学大书院，深学书院，深艺书院，很多。皇家

译工艺书院有十二所，其中上等工艺书院五所，奇巧工艺书院六所，钟表书院二所，制火因书院一所，考究地上水质书院二十四所，农学书院一所，在巴黎的农务书院五所，农务实学书院五十二所，耕植书院八十五所，矿务大书院一所，在巴黎的矿务下书院三所，营造书院一所，习乐书院一所，树林书院一所，在兰西城花园书院一所，豢马书院一所，医兽书院三所，考究亚洲西方古迹古语书院一所，地理书院五所。此外还有学问会书院、文教会。法国的大城市，几乎无处没有。在巴黎、利安、墨西利亚、土鲁士（这些都是城市名），设有天文院、金石院、土产院；在利安设有草木博物院；在巴黎以及其余各大城市，花草园、藏书楼、藏古画楼、新闻纸馆，更是多得无法计数。从年少直至成年，规范他们的身心，拓宽他们的才智，储蓄、修养、休整、游历，国家拿出财政资助他们的事业，提供医药以防备疾病，旁及农业、工业、畜牧，凡是赖以生存的事物，无不周全。见闻广博，技艺精巧，物产丰饶，在国内足以从事商业。虽然比英国稍晚，但其所激发的民众精神，培育的人才，使邻国不敢产生轻慢放纵之心，向外开拓广袤土地，气势强劲爽利，几乎赶上德国。收效之迅速，仿佛不可阻挡，学习足以强大国家，就是这样的啊。

译德国文教说

德国凭借文学在地球上称雄，普鲁士依靠通晓学问、聪慧智慧的民众来组建军队，从而击败奥地利、击溃法国，赫然成为欧洲瞩目的强国。起初我阅读《普法战纪》，见其追溯富强的根源，推崇文教，说普鲁士军队以学问取胜，便感到惊异而羡慕，认为普鲁士之所以日益强大并统领日耳曼，是因为教化兴盛，超越了其他各国。后来广泛阅读西方史书，了解到各国兴起教化的情况，以及士人百姓崇尚学习的盛况，像瑞士、瑞典，都与德意志不相上下，而德国史书中关于文教的列表，又以撒逊国为最，全国不识字的仅有一人；其次是拜圆国，国土颇大，全国不识字的仅有六人；再次是威巅北，全国不识字的仅有三人；再其次是利沙伯罗定元，全国不识字的仅有十七人。以上数据均按照光绪五年德国新史核算。到了光绪十八年德国史书记载，除普鲁士外，德国各邦不识字的仅有六人，而光绪十八年普鲁士军队中不识字的还有七千人。普鲁士在这些方面都落后于它们，仅仅因为威廉和俾斯麦凭借雄才大略和集成的功勋，才掩盖了日耳曼二十六国的光芒，从而在地球上著称。由此说来，从人类诞生直到今天，那些怀有绝代才华却埋没于穷困世道的人，又哪里能说得尽呢？侥幸成功名显赫于当时的人，本来未必就真正超越常人。如今中国士大夫都啧啧称赞德意志，很少提及瑞士、瑞典，即使谈论德国的文学，也专美于普鲁士，而撒逊、拜圆、威巅北等国几乎无人能说出其名，这难道是有幸与不幸的区别吗？恐怕也是像群犬吠声、趋附潮流的人太多吧？我们中华开启教化早于欧洲，西边的十三经、诸子百家的各种学说，三皇五帝、夏、殷、周、汉、唐的遗留法度，难道没有百分之一值得采纳的吗？自从中日战争以来，西方人纷纷诋毁中国，几乎无完肤，这难道是非判断得当吗？胜利了就赞誉而登天，失败了就诋毁而坠渊，这也只是有幸与不幸罢了。可悲啊！普鲁士凭借武略战胜法国，于是将各国的文学之美都归并到自己身上；如今制度不完善而受挫于日本，于是连古代制度的优良之处也一并埋没了。我因此论述德国的文教，不禁感慨而言。虽然如此，普鲁士战胜法国之后，其军队中不识字的还有四千人，这是按照同治十三年德国史核算的；到了光绪十八年，普鲁士军队中不识字的仅有七千人，普鲁士不因胜利而骄傲，采取各国教民的方法，并效法其旧制，先后未能赶上。经过二十年的学习变革，而上达者已经如此迅速地收到成效。《尚书》说：“能自得师者王。”所以我阅读德国新史，概括其文教著成此篇，使致力于变革的君子有所考证。

德国文教的兴盛，源于瑞士。欧洲古时有瑞士国人皮士打罗止，创立学校教授蒙童的新法，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崇尚讲解而不主张死记硬背，启发民众的智慧，引导归于有用的实学。起初只有普鲁士采用，后来日耳曼各国效仿。凡是讲授德国语言文字的，都遵循此法。如今德国文教的兴盛，都是皮君的门徒开启的。到了一千八百四十年（道光二十五年），俟康博士的学派兴起。埃康的方法多崇尚记诵，与皮君相反。十四年后，又有士鞮。士鞮仿效俟康的意思，在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咸丰四年）编纂为乡村学校的课程，人们称之为《士鞮书》。这两个人，其训课的方法都偏重西方宗教，而很少谈论实学，所以德国文学因此中衰。士鞮的书实行了十八年就被废止，而埃康的方法则延续至今。日耳曼东方的国家还有实行者，所以德国东方文教稍逊，而普鲁士不及撒逊、拜圆等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德国乡村学校的数量，按乡村堡垒分立，起初由国家管理。自从埃康、士鞮的方法实行后，乡村学校归教士管理。如今又把权力归还国家。入学的年龄大约从五六岁开始，从五岁到十四岁都进入皇家书院学习。自行聘请老师的听便，但哪年入学，哪年毕业，各地不同。只有儿童无论男女都入学堂，则全国没有差异。一千八百九十一二年（光绪十七、十八年），德国有乡村学校五万六千五百六十所，男女学生七千九百二十二万五千六百八十八人，塾师十二万零三十二人，其中女塾师一万三千八百五十人。全国预备教习学堂一百一十三所，教习学堂二百七十五所，女教习学堂二十五所。皇家乡村学校每年花费二百四十二兆四十万马克。

从乡村学校再往上，就进入中等书院。中等书院名目不一。普鲁士在一千八百七十二年议定章程，于是作为范例。凡是乡村学校的学生毕业，如果仍然好学，就进入补习乡村学校。补习乡村学校的制度，是将乡村学校已经学过的知识温习一遍，又将乡村学校所学的知识加以充实，使其适用于实用。补习乡村学校中分为专门的，叫做工艺书院。德国工艺律书记载其章程非常详细，这里不再赘述。凡是大型书院

译必须以中书院学问高深者为基础，才能为将来专门之学打下根基。其中上等的中书院叫做“锦拿四阴”，多学习古语和考古学，如果在此院学业有成，可以进入大书院学习专门之学。一千八百一十七年（嘉庆二十二年），实学大兴，增设实学中书院，根据省文称为实学书院。从此以后，锦拿四阴与实学书院并重。再往上的是大实学堂，学习欧洲各国的方言、拉丁文以及各种实学。其实学锦拿四阴的章程，近来田氏各有更改，大抵是将所学更加务求实际，兼习体操。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光绪十九年），德国共有可发给文凭给学者、作为自愿当一年兵执照的学堂一千零一十二所。德国规定百姓都要当兵，那些自愿当一年兵的人，大都是出色的人才。详见本报德国陆军篇。这一千零一十二所学堂中，锦拿四阴四百三十三所，预备锦拿四阴五十四所，实学锦拿四阴一百三十一所，大实学馆二十五所，实学馆四十八所，预备实学锦拿四阴一百一十二所，民间中书院一百一十七所，皇家书舍官三十五所，私家的五十七所。德国大书院分为四类：道学、律学、医学、理学。理学考求万物之理，道学论述彼教耶稣之道。其天主教之道学，在门肯大书院、乌子堡、夫牛堡、门市特及包温士北的天主教学堂。其耶稣教与天主教合并的道学书院，在邦城及比力士捞因，增加了天主教道学一门，所以该书院分为五类。威巅北的丙元，其书院分为七类。太皿即增加了天主教道学、政治学、动植物学。其在士打士堡的，也增加了动植物之学，在门肯及乌子堡的也分为五类。门肯书院增加了国政学，而理学又分为两门，一门方言，一门数学及动植物之学。门市特的学堂大致仿照大书院分类：一，天主教道学；一，理学。德国书院以系地北的院为最古老，建立于一千三百八十六年（明洪武十九年）；以士打士堡的大书院为最新，筑于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同治二十一年）。全国大书院共二十二所，门市特及包温士北的天主教书院都包括在内。二十二所大书院中，普鲁士占十一所：一在柏林，一千八百一十年建（嘉庆十五年）；一在杭州，一千八百一十八年建（嘉庆二十三年），而这年又建了包温士北的院；一在比力士捞，一千七百零二年建；一在菖定元，一千七百三十七年建；一在楷夫士华，一千四百五十六年建；一在夏利，一千六百九十四年建；一在可厘，一千六百六十五年建；一在哥力士北，一千五百四十四年建；一在马堡，一千五百二十七年建；一在门市特，一千七百八十六年建。拜圆国三所：一在二冷元，一千七百四十三年建；一在门肯，一千四百七十二年建于因俄士特，后三百三十年迁至兰士活，又后二十四年再迁至今址；一在乌子堡，一千四百零二年建。撒逊国一所：一在来积，一千四百零九年建。威巅北一所：一在提丙元，一千四百七十七年建。巴丁二所：一在夫牛堡，一千四百五十七年建；一在系地北，一千三百八十六年建。以利沙罗定元一所：一在士打士堡，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建。徯先国一所：一在基先，一千六百零七年建。途灵元一所：一在燕拿，一千五百五十七年建。麦连堡一所：一在那士诺，一千四百一十九年建。其大书院教习当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光绪十九年）夏季，共有二千四百六十一人，其中最著名的有一千零五十一人，学徒共三万一千五百七十五。其余尚有皇家格物工艺大书院一所，建造大书院九所：一柏林，二汉罗府，三亚垦，四旦士达五地列士典，六加那士劳七门肯，八士笃格，九包树。此皆讲求建造之法。此外各类专门之学都有，舍官舍讲求山岭之学的书院有十四所，而树林书院、商务书院不在其中。来积城有书坊大书院一所，柏林京及门肯城有陆军学堂，可厘城有水师大学堂，水军书馆，上下总兵书馆

译书院，花园书院，来积士笃格、地列土典、哥伦柏灵、门肯等各城设有习乐书院。其学习驾驶的书院不计其数，还有兽医药料书院，柏灵、汉罗府、门ken、地列土典、士笃格等地均有药肆主人书院，经理妇科产育书院、教习千秋书院、工艺院、纺织院、哑子院、瞽目院、博物院、植物院、动物院。全国的书楼极为繁多，而报馆和报纸更是多得无法计数。

译欧洲学校优劣问答

问：欧洲各国教育兼修，既已如此，究竟以哪个国家最为完备？答：英国学校共分三等，叫做大学院，叫做学堂，叫做书塾。初学的人进入书塾，随后进入学堂，有成就的则进入大书院。这与《王制》中“命乡论秀士，升司徒曰选士，升入大学曰俊士”的意思相同。该国以敖斯佛、堪比立两所大书院为首，两院肄业者每年各有两三千人，经费每年各有三百五六十万圆有余。人不能只学一门，学不能只限于一事，必须贯通天地人的道理，才称为通才。其中有专门名家的人，也称首选。这是周代大学的情形。又凡是亲王太子都在敖斯佛大书院肄业，文武各官都由这两所大书院考取，与《王制》中“文王世子勿口合”（注：此处原文可能有误，依文意推测为强调世子亦须学习之意）其不学习的人惩罚其父兄，尤其得到激励人才的方法。法国学校也有三等，小书院设在乡下，如同周代四郊的小学；中书院设在郡县，如同周代诸侯的国学；大书院设在巴黎，如同周代天子的太学。其选举也逐步升入太学。其定例，地方户口达到四百五十人，就必须设立一所初学学堂，男女六人以上就另外设立一所书塾。法国初学学堂由民间设立的有三千九百三十六所，由教会设立的有九千五百五十六所。其学习格致历数的道理，比其他国家更多，更加阐明。美国学校也分大中小三等，小书院以四年为期限，一年入末班，二年升三班，三年升二版，四年升头班。升入头班后，再经考试选拔进入中书院。所试科目为天文、地理、浅近算法、史记、风土民情、各国史、田各（注：疑为“田赋”或特定科目名）。中书院四年期满，又经考选进入大书院。所试科目为各国史记、史论、希腊文字、几何、测算天文、地理、诗歌。大书院四年学成后，任择一门，如律师、医学、传教等，根据性情相近的更加精研。国家给予文凭，可以游历各国。这虽然是根据美国制度而言，其实欧洲通例都是如此。德国学校尤为详备，其制度详见《西国学校》一书，所以不再赘述。俄国全国分十三道，每道设学官一员，颇同中国制度；而小书院隶属于大书院，大书院隶属于彼得罗堡，又同欧洲制度。近来文教兴盛，迥异往昔，实在不是偶然。总之今日学校条理分明，光彩夺目，中国如果能去除那些不必学的，而采用那些必须学的，上效法《周官》王制的适宜，下汇集环球的长处而损益之，不要畏难苟安，不要只是修补漏洞。十科已经设立，而推广之；书院林立，而变通之。这就是固本复元的说法。湘中学会收集有各国书院章程，应当依次翻译出来，以备采择。

日本学校变法详述问答

问：今日变通学校，不违背今世也不违背古制，应当以哪个国家为好？答：日本！日本！日本是与我国同洲的国家，又同尊孔教。日本史记载：“东山天皇朝在神田土反修建孔子庙，派遣东述田各长崎修建夫子庙堂。”其人聪明，其风俗强悍刚劲，其政治专制，其操业勤奋，其用财节俭，大体类似我们中华。其学问有的祖述程朱，《万国史记》记载：“藤原肃倡导宋儒程朱之学，门人很多。”有的尊崇阳明，《万国史记》记载：“中江原笃信王守仁之学。”有的坚守汉学，自维新以来，仍有硜硜坚守汉学的人。《时务报》也翻译有《汉学再兴论》。有的主张实用，《万国史记》记载：“贝原笃信学主实用。”有的倡导义尊攘，“仁孝天皇朝英船抄掠实岛，将军德川家齐倡导攘夷之说，竞相以锁国为胜算，有的痛骂西方宗教，都与我国性情相近。”然而维新以来，化险为夷，由虚转实，则其学校的力量居多。考察日本东京高等学校：一是理化科课程，三年毕业，一教育，二伦理，三英语，四数学，物理，六化学，七手工，八图画，九音乐、体操；二是博物学课程，三年毕业，一教育，二伦理，三英语四机化，五矿物地质，六植物，七动物八生理，九农业，十图画，十一音乐、体操；三是文学课程，三年毕业，一教育，二伦理，三国语、汉文，四英语，五地理、历史，六理财，七哲学，八音乐、体操。其女学课程则以四年为期限，一伦理，二教育，三国语、汉文，四英语，五数学、簿记，六地理、历史，七博物，八物理、化学，九家事，十习学图画，十一音乐十二体操。此外又有医科大学、法科大学、工科大学文科大学、理科大学等制度，

译而各府州县都依照这个办法办理，男女老少以及残疾人都能从事学习。以上据《日本新政考》记载。日本人太皿吸取英、美、法、德学校制度的长处，融会贯通，去掉了所谓的圣经和宣道院，而完全以教育伦理为根本，这尤其适合中国。东京又有高等商业专科，其课程一是和汉文，二是习字，三是作文（包括往复公文和记事），四是数学，五是地理（本国及外国地理），六是历史（本国及外国历史），七是英语；又有主计专修科，其课程一是和汉文，二是书法，三是作文（包括往复公文、记事及论说），四是算术，五是簿记，六是经济，七是英语。学成后经商，凡是本国与各国兴衰盛衰的道理，没有不透彻了解在胸中的，他们能够掌握商业竞争的关键，是理所当然的！中国商人中能读书、写往复公文及论说的，已经是庸碌之辈中的佼佼者了，何况要求他们掌握地理、历史、经济，这就像要求看不见车薪的人去观察秋毫，让力气不如小鸡的人去承担乌获的重任一样。至于日本没有学校不练兵，练兵这一科归入体操，尤其符合古人将军事寓于士人教育中的用意。古代大司徒用战车铠甲来教育士人，男子刚出生就让他接触桑蓬，入学就舞成象勺，稍大就教他射箭驾车。《文王世子》说，春夏学习干戈，秋冬学习羽龠，不是说为了观赏美丽，凡是用来疏通血脉、强壮筋骨的方法都具备，也就是西方人体操的意思。现在的学子，时文试帖已经禁锢了他们的心，而豚苙学馆、狱吏师长奔走咨嗟、畏缩不前，骨色筋疲，又禁锢了他们的身体，身心都被禁锢，文武隔绝，想要他们承担重任、到达远方，宏大救济艰难，这就像富人家仆从如云，却害怕有人蒙蔽他们的耳目，束缚他们的手脚，有大盗到来，箱柜被洗劫一空，于是反过来责骂说：“哪里用得着那些辅佐的人呢！”唉，今天的士人怎么和这不同呢！现在中国，朝廷没有将军的逼迫、旧党的横行，民间没有萨摩的强悍、游侠的雄强，四民昏昧等待振作刷洗，万姓仰望等待教化养育，其变通比日本容易，其呼应比日本灵敏，在这里权衡各国的准则，三代盛世可以翘足以待。好啊，京师大学分科的说法，一是天学科，算学附在其中；二是地学科，矿学附在其中；三是道学科，各教源流附在其中；四是政学科，西国政治及律例附在其中；五是文学科，各国语言文字附在其中；六是武学科，水师附在其中；七是农学科，种植水利附在其中；八是工学科，制造格致各学附在其中；九是商学科，轮舟铁路电报附在其中；十是医学科，地产植物各化学附在其中。总括古今，包罗中外，兼备体用，贯通精粗，太皿就是日本高等学校的制度。如果能推广到各省大小书院，都以这十科设为课程，而三年大比及岁科两试也参酌使用，期望十年后民智不开、学术不精、折冲御侮的人才不众多，我不相信。班固认为这是利禄之路造成的，可悲啊！他的话中有没有不等待科目而一意孤行的人，能有几个呢？

译东京同文书院章程

第一章 名称

一、本院由东亚同文会创立，名为东京同文书院。

第二章 宗旨

二、本院专门招收清朝留学生，教授各专门学校预备阶段的课程。

第三章 体制

三、本院设院长、总教习、干事各一人，教习、学监、书记若干人。

四、院长对内统辖教员及事务员，全面管理院内各项事务；对外代表本院。

五、总教习秉承院长的命令，总管教育事务，并指挥各位教习，确定他们分工负责的科目。

六、干事秉承院长的指挥，学监和书记负责考察学生的品行以及院内应办理的各项事务，院长有事时可由他们代理。

七、教习秉承总教习的命令，承担分工负责的教育职责。

八、学监秉承干事的命令，与寄宿舍的学生同吃同住，作为众学生的表率。

九、书记秉承干事的命令，管理会计和日常事务。

十、院长的聘任或解聘，由东亚同文会会长决定。

十一、总教习、干事、教习、学监、书记的聘任或解聘，由院长向东亚同文会会长说明后另行决定。

第四章 肄业年限及课程

十二、本院规定两年毕业。

十三、课程如下，但如有需要增减之处，随时酌情确定。

第一年：修身、日本语读法、日本语会话、日本文法、算学、英语、体操。

第二年：修身、日本语读法、日本语会话、日文明法、翻译、算学、英语、物理、化学、地理、历史、体操。

十四、已经毕业的学生，如果仍愿意在本院留学，可以临时酌情设立特别科，其课程另行规定。

第五章 学年及学期

十五、学年以每年四月一日开始至次年三月三十一日结束为一学年。

十六、每学年自四月至七月为第一学期，九月至十二月为第二学期一月至三月为第三学期。

十七、休假规定如下：只是夏季休假期间，有时按惯例会有出游或举办讲习会的事情。

一、房宿星昴日（注：指特定星象出现的日期，此处依原文直译）。

一、中日两国重大庆典日。

一、春秋两季释奠祭日。

一、春假。

一、夏假。

一、冬假。

第六章 入学退学之例

十八、愿意入学的人，可以填写甲式入学志愿书及履历表送交本院，以备考核录取。只有经过院长允许准许入学的，无需考核。

十九、入学时间以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开始时为准。只有经过院长允许的人可以临时入学，根据其学力深浅编入相应班级。

二十、已经获准入学的人，可由担保人填写乙式，将学保证书送交本院。但是担保人必须经过本院承认。

二十一、入学之后，除非有万不得已的事故，不得中途退学。

二十二、想要退学的人，必须与担保人联名填写丙式退学志愿书送交本院，等候院长批准。

二十三、理应退学的情况如下：

一、品行不端，多次告诫而不改正。

一、学年考试屡次不及格。

一、因疾病事故难以指望毕业。

一、违反本院章程和告诫。

一、不缴纳应缴的欠款。

第七章 考试

二十四、考试分为学期、学年、毕业三种。学期考试在每学期末举行，考查本学期所授功课。学年考试在每学年末举行，考查本学年所授功课。毕业考试以第二年的考试代替。

二十五、考试成绩以分数表示。每个科目中，满分以一百分为准。

二十六、每学年考试将学期分数合并计算，每科平均分达到五十分以上为合格，平均分达到六十分以上者为优秀，否则为不及格。

二十七、考试成绩在院内公布，并通知担保人。

第八章 学费

二十八、学生每月应向本院缴纳的费用如下：

一、学费二圆。

一、住宿费一圆。

一、炭油费一圆。

一、伙食费八圆。

二十九、衣服、被褥、书籍、笔墨、医药以及按惯例出游的费用和一切杂用均由学生自备，这笔费用平均每月十圆就足够了。

三十、每月学费须缴至本院会计处，以备开支。

三十一、本院酌情要求学生每月存留一定金额，以备不时之需。

三十二、学生应穿着本院制服，只有偶尔遇到特别事故时，临时通融办理。

三十三、学费至少须预先缴纳三个月，如果过期两个月未缴纳的，应令其退学。

第九章 寄宿舍

三十四、学生都必须住在本院寄宿舍，外人除非有特别情况，不得附学。

三十五、寄宿舍由学监监督。

三十六、寄宿舍规则由院长随时酌情制定。

第十章 补录

三十七、本院一切章程，将来如有需要改正或增减之处，须经东亚同文会会长批准。

西学课程条议

熊示奇

自暴秦以来，先王的道义尚存，而先王的法制已亡。法制在流传到西方后，西方人将其拾起，又进而加以精进完善。所以他们的国政与教化分道扬镳。他们所遵循的道义并不值得称道，而他们采用的法制，反而比我们的法制更为优胜。自从通商立约以来，他们不懂得汲取我们的道义来增益其根本，而我们反而得以采纳他们的法制来恢复我们固有的优势。用道义来驾驭法制，法制得以推行，道义也就得以施行。他们的法制先传入我国，

译我的道终将推行。全球大一统的格局，将以此为基础。道只有一个，法在下层表现为技艺，在上层表现为政治。先前计划设立官书局，建立新式学馆，开启风气，培育人才，不过是粗略地引出端绪，若要进一步扩充，非广泛设立学堂不可。学堂，是以我的道为根本，以我的法参酌他的法，兼取技艺与政治为实用。古代百姓分为四类，即士、农、工、商；现在百姓分为五类，增加了一类叫兵。士不能从事农工商，兵也不能不通晓农工商。兵的学习，农工商兵不必能从事士的学习，却不可不专门学习士的学问。然而其起始的关键，都必须源于小学。请在小学设立两科，选拔聪颖的子弟进入：一是音训，包括中国六书，兼及各国语言文字，这是学问入门的途径；二是测算，包括中西算学，兼及天文历法、律度量衡这是学问着手的基础。士是农工商兵的耳目，也是农工商兵的枢纽。士的学问称为大学。请在大学设立两科，选拔小学有成且尤为聪颖的子弟进入：一是格致，水、火、光、气、声、力、化、电无所不包，这是为了学习技艺，以备农工商兵之用；二是政治，职官赋税、典礼法律、军政外交、工程交涉无所不具，这是为了学习政治制度，以适宜农工商兵。有了士，才能有农工商兵。农工商兵的学问，不叫大学，叫专学。请在专学设立六科，选拔小学有成、性情有所偏向的子弟进入。农业是工业的根本。农业设两科：一是种植，顺应天时，考察土宜，尽人事，地上的利益无不兴起；二是矿石，明察勘测，善于开采，精炼冶炼，地下的宝藏无不取出。这样工业就有了资源。工业是农业的延伸，商业的源头。工业设一科：一是制造，将果实谷物转化为酒饧，将丝麻转化为布帛，将金木土石转化为舟车宫室器用机栝，务必精工且省力。这样农业有了出路，商业有了依托。商业是农工的流通渠道。商业设一科：一是转运公司，以雄厚资本。设立银行以互通有无，汽船火车以快捷运输，电报信局以神速传递消息，务必掌握利权，务必扩大利源，这样农工就有了流通。兵是农工商的保卫者。兵设两科：一是水师，外洋内港，风潮沙礁务必详知，兵船炮台，雷弹机轮务必熟习；二是陆师，马队步队，枪队炮队、工程队，奇正分合务必熟练，攻法守法，进法退法，安营之法，疾徐隐现务必娴熟。这样农工商就有了保障。大学是士独有的，小学和专学是士与农工商兵共同的。凡三学六类十科，每科设一堂，每堂分为若干斋，每斋分为若干事，纲举目张，巨细毕举，或兼或专，因材施教，不要遗漏，不要混杂，不要中断，不要越级。再设立总堂，每日聚集十堂的优秀学生，讲明我的道中纲常名教的大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貌，探究其应当如此的原因及其所以如此的理由，使之濡染熏陶，优柔餍饫。始于京师，推行各省，人才济济，不可胜用，以道驾驭法，法行则道行。他的法先来，我的道终往，三年国家气势振奋，十年国家体制尊贵，数十年百年成为大国之师，成为万国之主，全球大一统的格局，除了这个还能去哪里？那些茫然地在商业中谋求富裕，不知道从农工中寻求；惶惶地在兵力中责备强大，不知道从士农工商中寻求，舍本逐末，顾此失彼，我实在不明白，这可以吗？至于细节的繁杂，条理的缜密，不是篇幅所能穷尽，现在暂且简略。一、西学方面，从语言文字入手，兼习图算，这是第一级课程。如果不通文字语言，就无法阅读西书；不习图算，天文地理格致等学问都无法入门。所以西洋蒙舍官无不以写字绘图、笔算心算等作为初课。一、语言文字虽不必远寻希腊罗马古文，但英法德俄四国的文字不可不具备。论西国通人，无不兼通数国语言，现在各学生刚开始问津，难以要求他们有兼人之量，只能各占一科。一、自从各国通使往来，又有贸易交涉，凡是士商不能不知道地球大势及他国盛衰强弱的原因。所以西人教导初学者，必以地球图说及各国史乘为先，这是人人都应当共知的，二者不可偏废。现在也仿用其例，定为第二级课程。一、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古人诗教就是这样，西人有植物、动物等学，也是同样的意思。不但要识其名，更应当尽知其性。这两门学问最浅显，应当作为第二级课程的附属。一、格致化学，是养民富国的根本；公法条约为和睦御侮的根本，定为第三级课程，令各学生分途学习，成为专门名家。一、人人都戴着高帽穿着厚鞋，怎能不知道天地？通晓天地人是儒者的志向，也是古人的志向。所以天学、地学也定为第三级课程，期望其专精一学。一、天学与算学相表里，算学与格致化学相表里。凡算学由浅入深，从初学到成才

译其应用最为广泛，其功效不可中断，必须参合中西之学，所以洋文与汉文两门课程一并涉及。一地学有考察地形的，有考察地质的。考察地形的学问，就是舆图，已在第三条中记载了。考察地质的学问，兼及金石之质而言，实在是农学、矿学的根本，与格致、化学等学科也互为表里。一农学、矿学、商学固然以算学、格致等学科为基础，但西洋近年已各自设立专科，现在应当仿效实行，使学习格致、化学及算学的人各专攻一门，以达到实用的目的。一制造这一科目，凡是深通测算、格致的人自然能够掌握，不再列为专门学科。一以上课程虽然以西方学问为主，务必做到简约可行，不再完全拘泥于西方的体例。所以道学、法学、医学三大科目，在西洋大学中是最为专精切要的学问，这里来不及涉及。一这是论述课程的大概，其详细条目，等到聘请确定教习后再行斟酌完善。

译关于学堂的论述

东西方各国之所以能够致富强盛，原因千头万绪，但无不追溯到学堂这一根本。因此，当今观察国家的人，也将学堂的兴衰作为该国文明与野蛮的标志、强盛与衰弱的表征。欧洲的情况自不必说。日本凭借区区四座岛屿的国土，在前年调查时，公私学校多达二万八千七百十九所，教师多达十万零一百零六人，学生多达四百五十一万三千三百三十四人，每年毕业生多达六十八万零六十七人，学校公共经费甚至高达黄金二十七兆九十余万。其兴起之迅猛，难道是偶然吗？中国人口是日本的十倍，那么学校经费也应当是十倍，这样才能无愧于大国的身份。如今钦奉谕旨广设学堂。上月二十五日又奉上谕，给予毕业生优厚的出身资格，毕业生分别授予贡生、举人、进士的资格。这确实是当今的急务，也是日后学堂取士与科举制度相互消长胜负的原因所在。

虽然如此，中国今日并非效法外国难以做到，实在是改良难以做到。如果只效法其表面形式而精神实质背离，弊端多而益处少，即使大谈新政，也只是自欺欺人罢了。凡是矿务、铁路、轮船、制造等一切关乎国家大利的事务，一旦由中国人经办，大多弊端深重、问题繁杂，以敷衍塞责、蒙蔽上级作为最终目的。何况学堂的兴起，期望全国普及，难道能保证不出现这类情况吗？当今尤其重要的是，应当有整齐划一的章程，而大、中、小学的课程尤其不应有逾越次序、杂乱无章的地方，那么编写课程这件事，是刻不容缓的。

中国启蒙教育的书籍向来没有好的版本，学堂初创时，各位教师凭自己的意思编写，甚至有的视为秘宝，轻易不示于人，于是学堂与学堂之间便无法协调统一了。如今课本、歌诀书虽然逐渐有出版的，但各行其是，也难以统一。听说张香帅、袁慰帅都有编写课程的做法，确实知道所当务之急了。似乎应当选拔学识渊博、通达事理的人士，设立一个总局，所编写的课程通行于二十二行省，以低廉的价格出售，使全国的教法统一，没有优劣参差不齐的担忧。原有的书籍，选择其中合格的编入课程中，优厚地给予刻版费用；不符合课程的，命令学堂不得阅读，这是提纲挈领的第一要义。

所编写的课程，应当先编写小学课程，从识字到写信、作文、珠算、笔算等方法，期望五年毕业，以能够写家信、作小论文、看浅显报纸、理解乘除法、能书写计算为止境。其次编写中学课程，则应当将中西普通学问分为两类。中学方面，包括经史大义、诸子精华，以及各学派的师承、名人的言行、本朝的掌故；西学方面，包括格致（物理化学等）、制造、政治、舆地（地理）、交涉、律算（法律数学）、矿路、农工商、兵法、绘图等学问，都应当揭示入门途径，辅以图表解说。每天中西学问各上一课，也以五年为毕业期限，以有问必答、论说大致条理通畅为止境。再往上就是大学课程，这是专门学问，应当各门另行编写课程。凡是经由中学选拔进入的，听任他们自己选择一门，或者根据才能授予何种学问。凡是从事专门学问的人，除了伦理科外，不得兼习其他学问，也以五年为毕业期限。那么每个人从七岁入学到二十一岁时，就可以在大学毕业了。

然而在当今，尤其需要有变通之处。除了刚入学的学生必须按规定办理外，小学、中学都应当采用速成教法，以便让年龄已大、来不及进入小学、中学的学生，不浪费他们有用的岁月。只是这速成教法，也应当严格规定限制：凡是年龄未满十一二岁的，不得参加小学速成课；年龄未满十五六岁的，不得参加中学速成课。等到五年之后，就将小学速成课裁撤；十年之后，就将中学速成课裁撤。这权宜之计，只可行于一时，否则人们追求捷径，反而恐怕会滋生越级升学的弊端。

恭读八月初二日的上谕：各省所有的书院，在省城都改设为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都改设为中学堂，各州县都改设为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尊敬教化、劝勉学习、谋求治理、造就人才的心意，确实无微不至了。虽然如此，这大、中、小学堂，大体上是指规模而言，如果读不懂而上错意，误以为是课程而言，那么就有许多窒碍难行的地方了。小学堂的课程不过是识字、造句、文法、习算、修身等书籍罢了。儿童从六岁入学到十岁就可以毕业；从七八岁入学到十一二岁也可以毕业。儿童到了十一二岁，他们自己穿衣、梳洗、节制饥饱、知晓冷暖以及随同起居，尚且未必能做到，何况散学后嬉戏无度，熟睡时不知小便，都不可保证，难道能一一有人照料，而一定要使他们毕业吗？幼童离开父母、抛弃家庭，到府州中学堂求学，否则小学毕业后就没有可入的学堂，有这样的道理吗？一个州县的地方，即使非常荒僻，但小学能够毕业的，应当不少于五万人。如果中学必须设在府州，那么每一所中学，必须能容纳数十万学生，然后才可以没有遗憾。试问各府州的财力，能够承担吗？即使另行选拔招收，那么小学毕业生中，聪慧程度相差不大的，必定远远超过录取名额，将凭借什么来取舍？而且没有被选中的，将让他们在哪里学习？这样有了学堂之后，学生将会锐减，反而成为文明的大阻力。那些幸运而被选中的，

译这样固然得到了合适的安排。然而，如果教习的薪俸、学生的饮食起居和住房都从学堂经费中支出，那么学堂的经费恐怕难以供给。如果再从学生那里分摊收取，那么贫困家庭的力量恐怕又达不到。况且中国的风俗习惯，相隔百里，语言就有很大的差异，那么中学教习的讲解，又怎么能让十二三岁的儿童人人都能理解呢？顾虑既然这样，而学费又那样高，势必会被视为畏途，大家相继止步不前。所以我才说，这些府、州、县的大中小学堂，大概是指规模而言，不是指课程而言。

译然而如果各府州县都设立学堂，自行逐级升迁，从小学到普通学堂，再从普通学堂到专门学堂，这也是不容易实现的。专门学堂，必须广泛购置仪器，供学生试验；必须大量收藏图书，供学生翻阅；必须开辟场地，供学生练习体操；必须安置床榻，供学生居住；必须兼设博物院，供学生游览；必须多雇仆役，供学生使唤。像这样经费已经非常巨大，绝非各州县的力量所能承担。而当今中国，人才衰败，又怎能得到这么多专门学士，来分担教习的工作呢？所以为了当今培养人才，应当善于体会“上谕”的本意，不要拘泥于“上谕”的字句，而采取变通的办法。除了专门学堂必须设立但可以暂时缓办外，凡是普通小学，只须各州县各设立一所公立学堂，以此倡导，然后再多方鼓励，期望私家学堂在城乡乡镇普遍设立。这样事半功倍，是当今的要务。公立学堂，属于州县的，应筹集一千名学生的经费；属于府城和直隶州的，应筹集两千名学生的经费；属于省城的，应筹集三千名学生的经费。凡是普通小学，合并为一个学区，分设内舍和外舍，普通生为内舍，小学生为外舍。学生从外舍毕业则升入内舍，应在普通小学课程编定后，先筹集经费，切实开设。开设学堂之初，不要直接招收学生，而应先办速成师范学堂，先招收师范生进行培训，并制定教习和学生的规章制度。凡是愿意做小学教习的，就教他们小学课程；愿意做普通教习的，就教他们普通课程。不限定时间，不收取学费，期望他们能严格遵守规章，能照办课程，能引申讲解，即为毕业。毕业后，根据他们的才能高低，给予上、中、下三等执照，听任他们自行设立学堂，招收学生。一两年后，师范生较多，就严禁无执照者，一律不准开设蒙学、普通学堂。像这样，既节省经费，又容易培养人才，收效又快，与普遍设立学堂相比，难易有天壤之别。等到财力稍为充足，公立学堂也可以逐渐推广，这是量才度力的办法。谨拟定教习和学生的规章制度，供当权者采纳。一、公私学堂都统属于礼部，各府州县都由学官专门负责。一、凡是发给小学教习执照的，不得教授普通课程；发给普通教习执照的，也不得降格教授小学课程，以免引起越级争竞。违反此条的，追回执照。一、无执照者，不得招收学生。如果有冒名顶替、私自伪造执照等行为，应立法严惩。一、上午课程从八点开始，到十二点结束；下午课程从一点开始，到五点结束。另编课程表，每天按时授课。在这八个小时内，教习不得做其他事情，也不得接待亲友。违反此条的，允许学生父兄扣除十天的学费。一、年假暑假各准一个月，此外“万寿”节、孔子诞辰和忌日各放假三天，端午节、中秋节各放假两天，每逢房、虚、星、昴四宿值日也各放假一天。除了这些例假外，教习和学生如果没有无可奈何的事情，如婚丧、疾病等，都不得停课。但如果有上述情况，课程也必须补上，或在晚上，或在假日补上。如果教习任意休假，准扣一个月学费；学生任意休假，本月学费应当加倍缴纳。一、学生学费应大致确定一个标准。凡是发给小学下等执照的，每年每生学费四元；发给小学中等执照的，每年每生学费六元；发给小学上等执照的，每年每生学费八元。这三等学费从入学到毕业一律不得增减。凡是发给普通下等执照的，每年每生学费十元；发给普通中等执照的，每年每生学费十二元；发给普通上等执照的，每年每生学费十六元。从入学到毕业也一律不得增减。凡是有闰月的年份，则照加一个月学费，都在月底缴纳。一、学费之外，只有中学普通学的第一年，另外赠送教习贽见银一元。此外每月一次考试，每个学生缴纳一角银；年终一次大考，每个学生缴纳一元银，储存作为教习奖励优秀学生的费用。一、教习对学生都分班授课，每个教习招收学生不得超过二十人，超过的处罚。只允许增加晚课，降低学费，招收贫家子弟。一、学生有过错，轻则禁闭在屋角若干时间，重则罚跪若干时间，更重则责打左手最多十下，如果屡教不改，达到三次以上，允许将其开除。凡是经过开除的，学费仍要缴足一年。只有学生资质愚钝，确实能力不足的，不在开除之列。一、学生有过错，教习不得用戒尺击打其头面，头部也不得代替。至于学生后面突然大声呵斥，不得用戒尺拍案断绝，以致伤害学生的脑气。有类似情况的，允许学生父兄随时领回，不送学费。一、教习照章授

译对于拖欠学费的，允许追讨。如果有短少学费的情况，教习可以禀告学官，由学官追索，并且可以命令先缴足一年的学费然后再授课。如果有学生中途因故停止学习的，学费也要缴足一年，不得短少。如果有无故停止学习的，其他教习不得收取学费，违反者予以处罚。

译学生向教习及其父兄请教，都必须表示敬意。如果教习没有违反规章，也不得过分挑剔苛求，并且不得改换其他教习。如果教习授课认真，学业有所精进，也可以另行参加考试，换发优等执照。如果小学教习精通普通学课程，也准许另行参加考试，换发普通教习执照。学生毕业后，教习有权颁发上、中、下三等毕业证书。凡是持有小学毕业证书的人，才能进入普通学堂；持有普通毕业证书的人，才能进入专门学堂。如果学业已经完成而教习故意扣留不发毕业证书，准许学生的父兄邀请教习共同评理。以上章程试行几年后，如果有偏颇之处，随时由学官酌情修改。至于专门学堂的设立，虽然可以暂缓，但经费浩大，应当及早筹措，而且规模更应及早确定。估计房屋、仪器、书籍、器皿等费用，不会低于二百万两银子，而且门类繁多。如果每省都必须具备，又不是一省的力量所能办到的，那么专门之学不得不慎重选择。大体上，国家需要多少人才，就应当设立多少专门学堂。查考英、法、德三国的高等学校分为经学、法学、医学、化学、工学六科，又另外设立农学、商学、金广学。日本的高等学校分为法科、文科、工科、理科、农科、医科六门。刘坤一、张之洞在奏折中拟分七门：一经学，二史学，及格致学，四政治学，五兵学，六农七工学。然而这七门之中又有子目，尤其困难的是，格致学中有天文、物理、化学、电学、光学、力学等门类；政治学中有中外政治、外国法律、财政交涉等门类；工学中有测绘、道路、河渠、营垒、制造、军器、火药等门类。这简直相当于数十种专门之学了。况且中国人才中能胜任这些专门教习职位的，也寥寥无几，势必要聘请东西方国家的专门学士，担任每门的总教习，那么薪水费用巨大，断不是一省的力量所能供给的。所以为今日之计，应当选择其中重要且宏大的先设立，又必须联合几省通力合作，然后才可以没有遗憾。查刘坤一、张之洞所说的七种专门之学，凡是中国的经学、文学都属于经学，这门学业似乎还不是中国士人所难以掌握的。如果略知大义，可以编入普通学堂的伦理课中，不用担心其根基不牢固。如果穷究考据，那就又蹈袭嘉庆、道光之后戴震、段玉裁、阮元、王念孙等人的积习，将毕生精力消磨在字句训诂之间，其弊端与八股取士等同。如果阐发性理，那就又陷入空疏，助长顽固迂腐的气焰，似乎不必设立专门学堂，耗费有用的资金，只要在各个专门学堂中兼课即可，否则用科举来羁縻他们，断然不用担心经术不昌盛。又说到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都属于史学，似乎也不必设立专门的学堂。如果就中国史籍而言，虽然浩如烟海，但施之于当今，未必有实用。科举改章后，乡试、会试首场以及生童经古场，既有中国史事论述，士子为了功名，不用担心他们不博通古今，只要设立藏书楼供借阅，鼓励学会供分购，就可以了。如果就西方史籍而言，已翻译的还不过百余种，只要多设译书局，广泛翻译史志，兼与藏书楼、学会相辅而行，按照大小考试以此命题，就不担心他们不穷究究竟。译者必须先通晓东西方文字，也可以在专门的东西方语言课程中列入东方历史一课，不必急于专门设立学堂。至于中外地理，如果就其浅显者而言，也可以用科举命题，采用译书、藏书、学会的方法推行。如果想要探究其精深之处，则必须精通测绘，广泛游历之后才可以，这又不是学堂所能造就的。查考各国都有地学会，派遣会中能够耐劳苦、忍饥寒的英俊之士赴各国游历，中国应当酌情给予鼓励，以各省舆图局的经费作为倡导，等到经费日益丰富，人数日益增多，就先赴本国各省府州县测绘精细的舆图，就根据他们所绘制的精细与否、确切与否，作为考试授予举人、进士等名目，然后选取其中特别优秀的，给予游历资助，分赴各国，回国后凭其绘图的勤勉懒惰、详略程度，授予清要各职，那么不设立学堂而所收到的效果，比学堂更为巨大。至于格致、政治、兵农、工商，确实不可没有专门之学来教授，然而其子目尚须分别选择。格致之学，请将以天文、气学为一科，物理、化学为一科，声学、光学、电学为一科。然而天文、气学，其用途尚可缓，其费用却特别巨大，且等财力充裕后，再设立，所以格致学中不可不先设专门学堂的只有两科。政治之学，请将以中外律法为一科，理则为一科，交涉公为一科，所以政治学中不可不先设专门学堂的，只有三科。工学内，请将以矿学为一科，工程为一科，制造军器火药为一科，制造机器为一科，工艺为一科，然而制造机器成本颇高，只能从缓；矿学则请在有佳矿的地方设立；制造军器火药则暂且就在各省制造局设立；工程学可设立于铁路总局。所以工学内各省都应当有专门学者，

译只有工艺这一科，将兵、农、商合并在一起，总共分为九科。然而这九科如果在各省设立，必定要聘请东西方国家的专门总教习各一人，那么二十二行省就需要一百九十八人，加上京师大学堂的九人，总共二百零七人。每位教习的薪水、饮食、器物用品，没有一万两银子是不行的，因此一所学堂每年的经费没有二十多万两银子是不行的。如果没有筹集三百多万两银子来产生利息，必定无法支撑一所学堂一年的经费。虽然财富充裕的省份已经十分拮据，更何况那些偏远贫瘠的省份呢？

译我私下认为，在这九类学科中，只有兵学是各省绝对不可延缓的，应当在节省军饷的款项中，淘汰老弱游手好闲之人，各自建立一所兵学。至于商学，则暂且就在通商口岸及其邻近省份先行设立，然后依次向内地推广。声光电学，可以在电报总局另外设立学堂。徐家汇南洋公学，是由招商电报局每年提取银两十万两，经费相当充裕，但其课程设置与内地各学堂颇为重复，似乎应当利用公学的不足部分，改建为商务及声光电的专门学校，以为各省倡导。此外七类学科，则请求两省合办，都兼习西方语言。凡是两省普通学堂毕业的优秀人才，都准许入学。如果是内地贫瘠的省份，则准许三省合办，这样各省的人力财力或许还能应付。只是在开办之初，有不得不通融变通的地方。凡是偏僻州县距离专门学堂较远，路费无法负担，应当让当地另行筹措公款，专门作为就学的费用，如实行兴办公车费那样的例子。凡是进入专门学堂的学生，饮食、衣物、洗涤等，都由学堂供给。凡是学生所乘坐的轮船、火车等，都只收取半价。专门学堂毕业后，根据才能的高低，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则由督抚咨送京师大学堂，立即遵照谕旨作为举人；中等者作为贡生；列入下等者，再留学一二年，重新评定其优劣。即使是劣等者，也给予生员资格，一体参加乡试，这样人们自然会受到鼓舞，就学就容易了。但也有不得不限制的地方。初设专门学堂，经费有限，招生名额必然不宽裕。应当将容纳的名额分配给各州县，每州县按名额送学生入学堂，但加倍其人数，由专门学堂的总教习考核并挑选其中一半，未被录取者令其回籍，而在名额之外另外设立额外生，专门等待富家子弟自备资粮来就学。这样初次毕业后，各州县都有专门学业的学生，上足以备国家任用，下也可以作为乡里的教师。经过一两次毕业后，专门学堂就比较容易增设了。专门学堂的教习，聘请西方人不如延请日本人。日本学校兴盛，人才辈出，一苇可渡，那么资费有限。这些人虽然语言不通，但没有不会汉文的，那么性情比较相近，而且起居饮食远比西方人节俭，那么修金也不至于太大。况且他们国家同文会的人，尤其殷切地以唇亡齿寒、保全中国为宗旨，如果多延聘他们的教习，必定比西方人更为获益，更应当由出洋钦差访求华人出洋的子弟，在各国大学中毕业，持有上中执照者，咨送回国，分别担任器使总教的职务，那么比借才于异域更为便利。如果切实实行，那么专门学堂尚不至于因为经费短缺而互相推诿。学堂的改设，见于上谕的已经五月了，而各直省府州县却阳奉阴违，甚至熟视无睹。偶尔有一两个将书院改为学堂的，大率都是敷衍塞责。甚至有将山长作为总教习，将原有肄业生作为学生，仍然保持书院的实质而改加学堂名称的，这并非一定是州县的因循疲玩，一方面由于课程没有定本，一方面由于筹措经费没有其他办法。筹措经费难啊，在如今筹措经费尤其难。就以苏省来说，常额之外分摊赔款达到二百五十万两，而折漕裁饷的款项还不包括在内。苏省虽然是财富之地，但突然增加这二百五十万，全省财力已经觉得难以支撑。于是负责理财的人，不得不搜罗抉剔，从事于一切捐税，已经毫无遗蕴、毫无余力了。况且学堂的费用，必须有十万金而后才有常年七八千金的经费，核算其中的数目，必须筹措二十万金而后才能有一所学堂。如果各州县各设一所学堂，其筹集的资金已经比分摊赔款多六倍。以江苏七十三州县分摊赔款二百五十万计算，每一州县应筹措三万四千余金。现在以学堂的经费，每一州县筹措二十万，比较起来如同1与6之比，这是学堂筹措经费比分摊赔款难六倍。州县才力既消磨于理财，地方财力也竭蹶于赔款，哪里还有余力能筹集这六倍的经费？那么他们阳奉阴违，本来也不值得责备了。去年八月初二日的上谕只说将所有书院改为学堂，而不引导他们筹措经费的方法。各直省书院的总数，大率每一州县也不过一所书院，书院中优秀的或许能设立定额，允许住院生若干名，但在各书院中已十不能得一，其余则大都是月课散卷作为等第的花红膏火，作为山长监院的舆马修脯罢了。核算其经费，较之学堂仅十分之一，现在只是移用一所书院的经费而责成开办学堂，那么其敷衍塞责，也不能说是不知轻重。上谕啊，所以为今日学堂计，应当请求封疆各大吏会商筹措经费的方法。方法是什么？说：使绅民知道学堂的必不可缓，而相率乐于捐献。筹措经费之难，不是绅民不能捐献之难，实在是绅民不愿捐献之难。如果果然踊跃输捐，那么每人每天出一文钱，也可以成为巨额经费。曾经看到地方公事如赛会、演戏等，虽然屡屡捐献，十倍于丁漕，而百姓不以为怨，因为所捐献的利益

译与百姓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了密切的关系，那么即使像赛会、演戏这类公共开支，其利益尚且显得缥缈虚无，也从未听说有抗拒缴纳捐税的事情；如果没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即使天天用“食毛践土”的道义来责备他们，天天用深仁厚泽的话语来告诫他们，百姓乐于捐输的程度，也必然无法与赛会、演戏等相比。压抑百姓的政治体制，是不能施行于催缴欠款的。

译为了让士绅百姓知道学堂与自己有密切的关系，应当先制定课程，作为大、中、小学堂整齐划一、不越级也不重复的课本。先设立师范学校，专门培养师范生，使私人学堂可以在乡村广泛设立。然后由各州县的士绅公推十位明辨事理的人，分赴各城乡，援引宣讲乡约的成例，演说学堂将来的利益与创办学堂的艰难，并让他们共同思考筹措经费的方法，以公议方式为学堂出谋划策，使先在各自乡里商议。演说既已广泛展开，就选择日期，约请各城镇中有声望的人，约请各行业中的首领共同到一处公所商议，各自提出筹措经费的方法，以赞成与否的多寡作为依从或违背的标准，仿效各国议院的制度，以投黑白珠的方式表决赞成与否的多寡，多数赞成就依从，少数反对就违背，那么筹措经费必定比较容易。为什么呢？赛会演戏等事未必人人都乐意捐资，只是因为乐意捐资的人多，不乐意捐资的人少，那么少数人也会被多数人感化。如果吝啬不肯解囊，一乡的人就会群起非议他。向来遇到捐税事务，之所以民怨沸腾，不就是因为捐税的意思出于上级，不问百姓愿意与否吗？不就是因为愿意捐资的人少，反而被多数人阻挠而观望吗？如果能让各士绅百姓自己为学堂出谋划策，都能倡导筹措经费的办法，再就其中正确意见多的来依从，那么不乐意捐资的人也会被乐意捐资的人所吸引。各国捐税繁多，十倍于中国，而百姓不认为不对，虽然未必全是因为议院，但大体重要的原因也未尝不是因为议院。如果掌握了方法，那么国库的匮乏尚且不难使之富足，何况区区学堂呢？如果不这样，我预料年复一年，最终仍将以敷衍塞责告终。虽然如此，筹措经费的事既然委托给百姓了，但如果各州县的士绅富户不先筹措可以筹措的经费，为平民树立榜样，那么必定会互相推诿而形成隔阂的局面。虽然各州县的情况向来不同，贫富不一，但如果尽力筹措，未必没有可以筹措的经费：一是废除寺院，让僧人还俗而借用其财产；二是制定罚款赎罪的条例，宽免杖刑而征收罚金；三是酌情向士绅富户募捐，根据其多少，酌情给予虚衔封典的荣誉；四是准许拨付官款，根据其财力先为筹措。捐资的倡导，如果在上位者实心实行，不遗余力，然后以群体策略群体力量来继之，那么大兴学堂的经费未见得不可在今天筹措。中国有学堂，不是从现在开始的。综合官办私办各塾设立较早的，有的七八年，有的三四年，经费并非不多，规模并非不宏大。然而考核其成效，大多不足以对外人言说。汇集报纸所登载的，亲朋所传述的，那些成为笑柄、留下话柄的，简直数不胜数。旧有的学堂尚且如此，那么新设的学堂怎能必定不像这样呢？我担心学堂大兴后，反而成为顽固派借口的资本，致使有志之士灰心丧气。追溯其原因，大体都是有治理的法度而没有治理的人才。难道中国办理学堂的人必定不贤良吗？然而中国效法西方几十年了，无不外表华丽而内里败坏，那么学堂的败坏，又怎能责怪呢？况且学堂的创办，既没有规范，而办理学堂的人又不是出身于学堂的人，所奉为蓝本而努力追求的，仍不过是积习相沿、流弊至极的学堂；所推为领袖以草创此事的，又不过是随声附和、与时迁移的绅士；而想使不可胜数的人才都出于此途，由这些人造就，也是必定得不到的结果。所以不改变中国人，不足以谈论新政，也不可以谈论学堂。然而如果一定要等到中国人脑质改良后才兴办学堂，那么学堂又永远没有兴办之日，那就不得不慎重选择管理学堂的人了。第一是编写课程的人，务必使大中小学的课程有循序渐进的乐趣，没有越级重复的地方。以专门课程而言，中国向来没有这类书籍，必须从事翻译书籍，然而没有专门的人才，又不能翻译专门的学问；如果没有一切西政西学各有专门的人才，又不能广泛翻译一切专门的书籍。那么编写大学课程的人，如果没有二三十位专门学士而又精通中西文法的，就不能编写专门的课程。以普通课程而言，虽然较专门学问容易，然而其人如果不广博，不能撷取中西的精华；广博而不通达，又不能贯穿中西的源流；而且多编一门无用的课程，这就多荒废各直省学生一天的有用时光。那么编写中学课程的人，如果没有十余位通博的文人而又知道试验马匹、器具、精于绘图的，就不能编写普通的课程。以小学课程而言，既然不能不通博，而又不能全依赖通博，必须深谙教科的精义，默察儿童的天性，再把学术寓于游戏之中，把精深的道理演变为易懂的语言，使儿童读之津津有味而忘记疲倦，然后不把读书当作苦境。那么编写小学课程的人，如果没有十余位和蔼的教师，而又知道各学科经六书源流的，就不能编写小学的课程。因此应当在京都设立编译课程局，访聘各编写课程的人，共同居住在一局，使朝夕相见，各司其职，然后就没有越级重复的顾虑。这是大中小学堂的要义。

译担任教习的人。如今担任教习的，有的凭借人情面子，有的凭借请托钻营，几乎把学堂当作安插私人的地方。那些由书院改设的学堂，总教习必定是原来的山长，分教习必定是原来的上舍生。那些筹措亏空而增设的学堂，总教习这一职位，高一点的必定是擅长做大卷白折的翰林，次一点的也必定是精通制艺试帖的举人进士。甚至有人学了几年，所教的仍然不出诵读经书、完成文字，并且洋洋自得，自夸这是根本之学。不知道这样的教法，中国本来就能做得很好，何必还要办学堂？又何必搜罗剔抉，千方百计筹措亏空后才兴办学堂？所以考察今日学堂的实际情况，则是谬种流传，愚昧相染，势必驱使后来聪颖的学生，陷入愚陋的境地。而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学堂大兴之后，学生获取功名的途径，只出于此，那么月课、季课、年终课、毕业课，教习品评的权力也就特别重大。倘若由营私舞弊的人来执行，那么弊端又将比今天严重十倍。朝廷对乡试的防范最为严密，而买誊录、买推荐、关节、夹带等弊端仍然不绝。读书人中有钱无才的，不惜花费数千两、数万两银子来博取一个举人的荣名。何况教习的薪俸，每年有数百两，学堂的防范，断然不能像乡试那样严密，却反而想要弊端绝迹、风气清明，恐怕在中国未必能期待得到。似乎应该规定以后的学堂，允许学生的父兄经常查问功课，每年集会商议一次，教习的辞退与聘用，以父兄毁誉的多少作为依据，那么弊端所导致的后果，或许不至于太过严重。第三是管理人员，他们的权力又比教习更重。凡是学堂的兴衰，教习的贤愚，都取决于管理人员的变动。所以过去学堂的弊端，涉及教习的还较浅，涉及管理人员的确实很深。管理人员，大约分为两大类，即官员和绅士。中国的官员，被中外人士所诟病，已经很久了。凡是所有生利、分利的政事，属于官办的，无不敷衍因循，成为例行公事的文告。甚至惩前毖后，改为官督民办，而其利益仍然不能兴起，其弊端仍然不能革除。现在想要把培养人才的重任交给这些人，这是南辕北辙，倒退着却想前进。然而近时的积习，如果有一个差事空缺可以希冀，无不请托纷至沓来，暗中乞怜。身为大吏的人迫于情面，又不能不为安插闲员考虑，于是总办、提调、车马、薪水等项，没有一事不有人经办，而浪费则十倍于教习，中饱私囊则数倍于正额亏空，而且拘泥于文义，压制学生，又不能用口舌争辩、情理开导，所以苏州某学堂开办不到一年，就有了“奴隶学堂”的名声，等到总办换人，而舆论更加激烈，那么一切官办的事都可以类推。至于绅办，虽然比官办好一些，然而这类人大多来自官场，一切官派官气，与官办也没有很大差异。我私下认为，既然编定了课程，更应当选取东西各国学堂的法律、学堂的章程，选取其中最精密而可以恪守的，翻译为专书，颁布为定例，而管理人员、教习等人，都必须常年住宿，更不准兼任其他差事、兼做其他事情，那么志向没有别的追求，责任没有旁贷，精力没有浪费，或许可以期望他们胜任。办理学堂的人，既然有了合适的人选，然后才可以谈论教育，不然根本先被拔除，我恐怕课程将白白编定，巨额亏空也白白筹措。课程编定了，巨额亏空筹措了，管理人员得人了，学堂可以大兴吗？回答说：不见得必然如此。士子追求名声，等同于商人谋求利益，自幼读书后，凡是早晚所钻研的，师友所切磋的，父兄所培养的，无不是为了置身显贵地位打算，如果有比学堂更容易，而且可以在学堂侥幸获得的，那么舍弃学堂而趋向它，本是意料中的事。有两扇门在这里，必定严密关闭其中一扇才可以，只从一扇门出去。一门有两条路在这里，必定堵塞其中一条才可以，只由一条路走，这其中的道理不用智者也知道，那么作为学堂的大阻力，哪有比科举更严重的呢？去年谕旨命令各省将书院改设学堂后，又优厚地给予出身，作为举人贡生，由大学堂考取者作为进士，一体参加殿试，酌情提拔任用，不拘泥于庶吉士、部属、中书等项旧例，其鼓舞学堂的，也可以说是尽力了，而中国人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对于创办则因循拖延，对于筹措亏空则推诿扯皮，并非没有子弟，而必定为此徘徊审慎的，不是因为科举不废，那么即使没有学堂也不担心没有求名的地方吗？创办时如此，那么日后就学的情况可以知道，眼看学堂虽然设立，将徒然以敷衍塞责告终。试着以学堂和科举互相考察求名的难易，计算有四件事，一是学堂就学的时间多于科举。由小学、中学以至省学、京学，不到二十年不能毕业。如果科举则只求文理条畅即可，涉猎书籍，静心考索。虽然科举已改门径，比制艺试帖多，但假如把跟随老师学习的费用作为购书的费用，那么临时查阅终究比学堂的循班按部容易。二是学堂就学的

译名额比科举制度要少。筹款之难在当今已如强弩之末，除了中学、大学由小学逐级推升外，仅靠各州县小学堂的力量，统计其中的名额，每一州县不过能供养一百名学生罢了。然而求学的人数何止千百倍之多？若是科举制度，则听凭士子自行决定去留与人数，只需设定名额等待他们报考即可。虽然科举的考试费用较多，但若将学堂往返的路费作为应试的费用，则行动自由，又比学堂因缺额而招考更为容易。

译第三，学堂求学的费用比科举多。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按照刘、张覆奏的折子大约需要二十年。这二十年中，没有一天不学习，也就没有一天不花费。虽然公立学堂不收取学费和食宿费，但是剃头、洗衣服、日常用品以及给仆人的赏赐，每年的费用，即使再节俭也不下二三十千。如果成家之后，贫困的家庭有奉养父母、抚养子女的负担，势必不得不因此中途辍学。其余私立学堂的费用更是数倍于此。如果只是应对科举，那么十八九岁之后，通过教书或自学也足以自给自足，也可以求取功名，势必会把学堂视为畏途。第四，学堂的事务比科举繁琐。小学毕业后，必须离开父母，远离家乡，去中学求学。中学毕业后，又必须去省学、京学求学。问他们的年龄，刚成童而已，刚二十岁而已。加上州县偏僻，家庭贫困，即使有亲友资助，也苦于难以维持。如果是科举，只有应试时才有这种情况，而且时间不过一个月左右，不像学堂那样长年累月。有这四方面的比较，我担心士子求取功名，父母爱护子女，没有不愿意舍弃学堂而选择科举的。至于学堂培养人才，论其学问的翔实，确实胜过科举。然而有子弟的人，怎能真正懂得培养通才的道理？他们只是想猎取科名，来增加亲戚党羽的荣耀罢了。现在学堂出身的贡生、举人、进士，既然与科举相同，而难易程度却如此悬殊，那么在岔路口徘徊而选择便捷之路，大概是人之常情，不可以指责他们。然而为国家考虑，为人才考虑，与其听任学堂敷衍塞责，那么无心再废除科举，而后勤奋学习的人才能没有其他的追求。科举不废除，学堂就不能兴盛。然而当今之世，学堂的建立还只是萌芽，管理的人又难以尽善尽美。如果科举突然废除，那些有家庭妻子拖累的年轻学子，怎能舍弃谋生的职业去求取不可知的功名？我担心议论蜂起，众事阻挠，将连学堂也无法建立。学堂的成效既不可知，而先使亿万成才的人都感到被废弃，不仅环球各国没有这种政体，而且衡量政府各位的用心，内外各位的条陈奏议，其形势也一定不能实行。现在的计策，只有按照刘、张覆奏原折按科递减的方法。两科之内，暂时保持原状；两科之后，就各省的名额分为八份。每经过一科，就裁减名额的八分之一，以十科为裁尽的期限。如果十科中间有恩科，就参照上一届正科的名额。这样，年岁大的人既不担心没有出路，而年轻英俊的人也可以没有其他的歧路。似乎应该提前告知，定为制度。只有刘、张覆奏折，乡试的名额按科递减是可以的。把递减的名额移作学堂的名额，那么东西各国又没有这样的办法。科举名额定额，最是中国弊政。不问应试人数的多少，人才的贤与不贤，只追求名额。名额已满，则佳作也只好割爱；名额不足，则平庸也可以滥竽充数。就各省院试而言，有多至百分取一二的，有少至十分取五六的，而定额多少的原因，大多以捐输的衰旺为标准。衡量开辟门路、招揽俊才、得人分治的初心，似乎不可理解。这是科举的定额，是为了应酬捐欠的计策，不是为了拔擢人才。然而大小考试，凭一时的目光，定全场的优劣，虽然向隅负屈的，不乏其人。幸好制艺帖括本来无补于实用，糊名摸索，又无法做出定评，还可以忍受。现在却把祸害移到学堂，也知道学堂取士，较之科举稍微有据吗？人的才质相差无几，小学、中学、大学既然都能毕业，那么教法相同，聪颖而不自暴自弃的人，应该没有很大的高低，可以用名额限制吗？况且门类繁多，学有根基，又不像科举那样只从事抄袭、发为空论，可以凭私意来评判高低。如果仍然限制名额，那么贫瘠的省份因陋就简，孤寒之士缄口裹足了。所以西方国家在学堂的考试中，大多以一百人为一场，这些人有才，那么一百人可以取；这些人没有才，那么一百人可以一个也不取。现在不惜搜罗选拔以兴办学堂，却独断于中额，未尝不是学堂的阻力。然而不限名额，那么京都大学的毕业生可以授予进士、举人的荣名的，将十倍百倍于旧有的名额。如果取用而不能任用，那么向隅的人仍然很多，而且恐怕夤缘奔走的风气因此而炽盛。似乎不如限制名额，使没有希冀之心。说无用之才，固然担心其多，而有用的才，则担心其少；如果量才授职，何患其多？大学的毕业生，似乎应该设立大员专门负责，或者设立文部省，或者隶属现在的礼部，或者由管学大臣主管，务必使全国京内外、内政外交各员，都取资于此。那些以外交学毕业的，就让他们担任外务部司员及出洋钦差的参随、领事、翻译，以及各省各埠的会审、交涉等官；那些以内政毕业的，就让他们担任吏部司员及州

译县一级的官员；那些以理财专业毕业的人，就让他们担任户部的司员以及外省的厘金关卡、铁路矿务、邮政货币、农业商业等部门的官员；那些以军事专业毕业的人，就让他们担任兵部的司员以及各省的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武职官员；那些以法律专业毕业的人，就让他们担任刑部的司员以及各省的审判官、律师等官员；那些以格致（自然科学）和工艺专业毕业的人，适宜让他们担任工部的司员以及各省制造局、工厂等部门的官员。各学科中成绩较差的毕业生，则让他们充当本省的总教习、分教习等职务。务必做到学有所成便得以任用，任用要符合其才能，出身做官的途径，除了学堂没有其他门路。合并各学科后，仕途顿时变得宽广，那么羡慕向往的人就会很多，没有不争相自我磨砺修养的；等到十年之后，人才将多得用不完。

译大理寺少卿盛宣怀上奏陈述开办南洋公学情形的奏折。

奏为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的情形，恭敬地呈上奏折，祈求圣上明鉴。

私下认为，世事变化日益紧迫，各项政务都在革新，事务繁多，没有人才就无法胜任。

中外臣僚以及国内识时务的杰出人才，没有不把采用西方制度、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作为最紧迫的首要任务。

臣在光绪二十二年冬天附奏请求设立达成舍官的片文中，曾经明确陈述，在上海地方筹办南洋公学。

后来因为捐款难以筹集，而设立达成舍官的请求已经奉总理衙门王大臣等议复，应由户部拨付欠款办理，钦奉谕旨饬令遵照执行。

又经臣上奏说明，将原计划捐设达成舍官的欠款充作南洋公学的经费，已有案可查。

臣认为，师道确立则善良的人就多，所以西方国家的学堂必定追溯源于师范教育；启蒙教育端正则圣人的功业才开始，所以西方国家的学制必定植根于小学教育。

中外古今教学的宗旨本来没有差异，只是中华文明开辟最早，年代越久远，崇尚文辞胜过质朴，舍弃实质而追求华饰，而西方人以学以致用为根本，他们的学校制度反而与我们三代以前的教育方法相契合。

如今礼制失传而向民间寻求，讲授西学，聘请西方教师，学堂的规模已经大致相似了。

然而臣前年创设天津头二等学堂，广泛寻求教师，招收选拔学生，大抵通晓西方语言文字的人多对经史大义的根本感到茫然，致力于中学的人大多迷失在死记硬背章句的迂腐道路上，教师既苦于缺乏人才，学生也难以精心选择，私下对事半功倍的原因感到叹息。

如果不疏导源头，那么水流就无法变得清澈；如果不端正基础，那么建筑就无法变得稳固。

最初商议筹设南洋公学时，打算按照天津的模式分设头二等两所学堂，后来想到京师达成舍官还没有开办的日期，上海舍官虽然没有什么可以效仿的，但不能不先行设法筹办，况且师范和小学更是学堂所有事务中最为优先的，既然生病求药，需求已经迫切，急起直追只怕来不及。

查有奏调三品衔分省补用知府的何嗣焜，学术深厚，不追求名声显达，臣与他纵论西学为用，必以中学为体的道理，考核学业进步的次序极为精妙深邃，志气尤其坚卓，不至于开始勤勉最终懈怠，当时就委派该员总理南洋公学事务，即在去年二月间考选成材之士四十名，先设立师范院一所学堂，聘请中外教师，课程中以各学科的要旨在于明体达用、勤学善教为指归，又仿效日本师范学校设有附属小学的方法，另外选拔年龄在十岁左右至十七八岁为止的聪颖幼童一百二十名，设立一所学堂作为外院，让师范生分班教导他们。

等到一年，师范诸生一边学习一边教导，颇得知行并进的益处；外院学生也多有聪颖的资质，能够努力学习。

今年又将二等学堂先行开办，命名为《南洋公学》中院，依次续开，头等学堂命名为《南洋公学》上院。

上中两院的教师都在师范院，那么驾轻就熟，不用担心轨辙纷歧。

外院的幼童推荐升入中上两院，那么入室升堂，途径愈发显得直捷。

师范院诸生挑选充任教师至速，以一年后为准。

外院学生分四班，满三年挑选充任升入中院的四班；中上两院各分四班，每年轮转一班，经过八年而毕业。

人才盛衰的关键，完全看在上位者的取舍。

伏查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安徽巡抚邓华熙奏请建立二等学堂，总理衙门议复奏折中有说：“所称头等学堂教师诱导学生精益求精，应如何优厚其仕途等节？查同文馆学生每届二年大考一次，选择学业精进考取前列者，酌情给予保奖，或分部学习，或分发各省，或由出使大臣调充参赞翻译等官，近来甚至有直接请求简派出使大臣的，仕途不能说不优厚。又各教师殷勤讲校，应照新疆设立俄文馆章程，分别有无官职奏请奖赏，又各等语均经核准钦遵。”

现在皇上又批准总理衙门礼部议奏的经济特科岁举制度，使得天下新设学堂书院所教的有用之学，都能学成而各尽其用，全国学生无不争自磨砺。

私下认为时事艰难重大无穷，君子以致远为重。

环球各国学校如林，大率形上形下兼修，道与艺并重。

只有法兰西的国政学堂，专门教授出使、治政、理财、理藩四门，而四门之中皆可兼习商务、经世的大端，博通兼综。

学堂系士绅所设，然而外部为其教师，国家由此取才。

臣今设立《南洋公学》，窃取国政的意义，以实行达成的实质，在此次钦定专科实核内政、外交、理财方面，嗣后每年年终大考后，当将学生各籍贯及考定等级详细造册咨送各该省学政治存，等候乡试年份调取录送。

只是各教师不乏体用兼备之选，职责在于课徒，调取不及施教。

至于仕途转窄，拟请将此次教师内应经济岁举者，由臣出具切实考语咨请学政录送。

其本系举人的，准与经济科举人一体应经济科会试。

此外拟仍请援照新疆设立俄文馆章程，同文馆学生大考

译先前列出的章程规定，三年期满后，由臣会同南洋大臣、江苏巡抚，挑选那些教诲有方、培养人才最广者分别保举奖赏，以仰副皇上培育才俊的深切意旨。至于公学四院的常年经费，以轮船、电报两局每年捐银十万两，量入为出，勉强可以相抵。虽然开办初期两年内上院尚未开设，大约可节省存留银五六万两。但开办所需的费用，除学堂基地由臣捐资购买外，其余建造房屋、购置仪器图书以及一切器具，共需十多万两银子。起初打算劝募捐款来办理，近来商民交困，物力艰难，如此巨额款项不易集腋成裘，只能先将节省存留的余款动用，计算下来仍有多处不足。而将来如办理译书的费用，既在常年经费之外，毕业生出洋游学的费用，也应当在八年之内预先储备，才有筹措的办法。现将拟定的公学章程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关于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的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此奏闻。现将南洋公学章程恭呈御览。

译第一章设立学校的宗旨，共分为两节。第一节，西方国家将经费一半由商民捐助、一半由官府资助的学校称为公学。如今上海设立的学校，经常性的费用都由招商局和电报局的众多商人捐助，因此定名为南洋公学。第二节，公学所教授的内容，以通晓中国经史的大义、深厚地培植根基为基础，以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日本的法部和文部为最终目标，大致仿效法国国政学堂的意旨。至于工艺、机器、制造、矿冶等学科，则在公学内已经通晓算术、化学、格致等学问的学生中，各自根据其资质相近者，让他们各自认定专门的领域，各自通达门径，随即挑选出来归入专门学堂学习。那些在公学始终完成学业的人，则以专门学习政治家的学问为终点。

第二章分立四个学院，共分为两节。第一节，一是师范院，即师范学堂；二是外院，即日本师范学校附属的小学院；三是中院，即二等学堂；四是上院，即头等学堂。第二节，师范院高才生四十名，外院学生四班共一百二十名，中院学生四班共一百二十名，上院学生四班共一百二十名。

第三章四个学院学生的班次等级，共分为两节。第一节，师范生分为五个等级的标准：第一层标准是学问有门径，才能可以造就，品质敦厚朴实，超越卑劣浅陋，志向仰慕远大，性情接近平和；第二层标准是勤奋学习、教诲辛劳，抚育学生耐心持久，迅速适应规范，通晓商量在先，公事置于私事之后；第三层标准是善于诱导、严密考察，观察有条理，能够驾驭局面，能够应对变化；第四层标准是没有门户之见和计较，没有争执和忌讳，没有骄傲自满，没有吝啬，没有虚情假意，没有急躁脾气；第五层标准是性情敦厚、才能精专，学问广博、见识通达，行为端正、气度宏大，内心谦虚、气息宁静。外院、中院、上院的学生各自分为四班，每班三十人。第二节，师范生符合第五层标准者准许担任教习，外院学生升到第一班后依次升入中院第四班，中院学生升到第一班后依次升入上院第四班，上院、中院、外院的学生每年升一班。第三章按三字似有误，因传抄本如此，暂且保留。

学规与学课一节。日本学校的规则以及讲授阅读的书籍，都是由教育部后来斟酌确定并颁布执行的，但起初也是多次尝试、多次修改，然后才确定为合适的样式。公学的课程参酌了中西的方法，但其中层层累积、曲折变化的利弊，必须经过尝试才能知晓。师范院和外院的课程在一年内已经多次更改，应由总理与中外教习逐一仔细再行考核，厘定为固定格式。

第四章考试，共分为三节。第一节，每三个月进行一次小考，总理与总教习根据学生所学进行面试。第二节，周年进行一次大考，督办招商局和电报局的官员会同江海关道员亲自考试。第三节，上院、中院、外院的学生在未毕业之前，都不应参加学校以外的各项考试，只有师范院及上院、中院的高年级学生，经学政调取录送参加经济科岁举的，不在此例。

第五章试业与发给凭证，共分为三节。第一节，师范院学生考取后，发给试业白据，进入学院试业两个月，考察其符合第一层标准，换发第一层蓝据，第二层绿据，第三层黄凭，第四层紫据，第五层红据，依次晋升依次颁发。第二节，外院学生考取后，进入学院试业两个月，淘汰那些不可教的学生，对于资质可以造就者，给予分院生肄业凭据，依次升入中院，给予中院肄业凭据，依次升入上院，给予上院生肄业凭据。第三节，上院学生四年学业完成，给予毕业文凭。

第六章藏书与译书，共分为两节。第一节，公学设立一个图书院，调取各省官刻的图籍，私家所刻以及东西各国的图籍，都分别择要购置收藏，学堂诸生阅览各书，按照另行制定的收发章程办理。第二节，师范院及中院、上院的学生本有翻译课程，另外设立译书院一所，选拔那些有学识且能写文章的学生，将图书院购置收藏的东西各国新出的书籍，责令他们择要翻译，陆续刊行。

第七章出洋游学一节。上院学生毕业后，挑选其中特别优异者资助出洋，依照日本海外留学生的例子，在各国大学堂学习，以扩充才识而资于大用。

第八章教习与仆役名额，共分为四节。第一节，南洋公学总理一员，华籍总教习一员，洋籍总教习一员，管理图书院兼任教习二名，医生一名。第二节，师范院并外院洋籍教习二名，华籍西文西学教习二名，汉文教习二名，司事四名，斋夫及杂役二十名。第三节，中院华籍洋文教习四名，洋籍邦文（注：指外文）教习四名，汉文教习四名，邦文汉教习四名，稽察教习二名，司二名，斋夫及杂役十六名。第四节，上院专门洋籍教习四名，华籍洋文教习四名，汉文教习四名，稽察教习二名，司事四名，斋夫及杂十六名。

再者，当前时局紧迫，急需人才，学校培养士人，从孩童之年开始，层层累积而进，如拔茅草般连根拔起，势必要以十年为期。想要迅速满足朝廷求贤若渴的需求，必须先取资于已成名的贤人、盛才的俊彦，臣因此有设立达成馆的提议。然而，如果不能阅读西方国家的书籍，就不能全面了解四国的情况，而西方国家的语言文字，绝非一蹴而就所能掌握。

译几乎，人到壮年以后，才开始学习，岂止不容易精通熟练，实在也是耗费大量岁月。日本维新之后，以翻译西书为急切之事，如今日本国民对于西方各种学问，都能融会贯通有所心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译成日文的书。中国三十年来，像京师同文馆、上海制造局等处所翻译的西书，不过千百中的十分之一，大多以数学、化学、工艺等学科居多，而政治类的书最少。况且西学以新理新法为珍贵，旧时的译述多半是陈旧的书籍，要使成名成才的人都能深入研究最新学问，在几年内大见成效，如果不像日本那样急切地翻译书籍，是没有办法做到的。现在就在南洋公学内设立一所译书院，广泛购买日本及西方国家新出的书籍，聘请东西方学识渊博的人士，选择重要内容进行翻译，让师范院中学识优异的学生执笔记录，日后中院和上院的优秀人才，也可以每天分出时间轮流参与，这可以当作学堂翻译的课程，获益尤其多。翻译完成的书籍依次交付刻印，如果出书越来越多，就送到江苏、浙江各书局分别刊印，以扩大流传。译书院所需的经费，就在公学捐款欠款中统筹拨用，并归总理公学的人员统一管理，以明确责任。臣谨附片陈明，恳请圣上鉴察。谨奏。

译再次，南洋公学师范院的学生大多是举人、贡生、生员和监生，其中廪生、增生和附生尤其多。中院和上院的学生中，也不乏在官学注册的名士。学堂的功课日积月累，不容许间断荒废。只是学官弟子按规定有岁试和科试，如果在考试期间都跟着离开，那么师范院的学堂几乎就空了。不仅外院学生缺乏教课的人，而且师范生籍贯遍布数省，赴考往返，远的动不动就要耗费数月，近的也必须连续十几天。中西各科精进难而荒废易，一曝十寒，何时才能毕业？私下认为国家立法的本意，岁试是为了考核学业品行，科试是为了准备乡试，无非是奖励勤奋、警戒懒惰，使学业不至于因嬉戏而荒废。如今在学堂的学生，每天有课业，每月有进度，每季有考试，年终有大考，造册上报学政，按籍可查。这些学生将来大概都应参加经济特科，在乡试年份，学政照册上报高等，调取录取送考。至于三年中的岁试和科试，似乎不同于告朔饩羊那种徒具形式的礼仪，必定应当空存其礼。拟请此后新设的各学堂、书院内的学生，凡是廪生、增生、附生，一律免除参加岁试和科试，使他们能够专心钻研新学，以符合朝廷培育人才、学以致用的大意。谨附片陈请，恳请圣鉴训示。谨奏

论中国宜设立文部之关系

中国开辟最早，教育最先，所以地球上的文明风气，都是由中西两亚波及到欧洲的。阅读西方上古的史书，蛛丝马迹尚且可以寻求，那么无一不是源于东方的。没想到老大帝国，积弊愈深，而西方民族，却在最近的世纪里，踊跃直上，智慧大开，进步神速，而我们中国的文明，却停留在过去时代，思想徘徊不前，只有抒发怀旧的积蓄念头，发出思古的幽情，而不自觉，落后于人。于是讥讽接踵而来，说中国“没有教化”，又说“半开明”，还不止于此；而强悍者则想要用兼并弱小、攻取愚昧的说法，从而瓜分中国，将大陆变为殖民地，将土人当作奴畜犬使，这太过分了吧？近来，朝廷鉴于动荡局势日益紧急，崛起而言变法，打算远宗英德，近效日本，而在日不暇给的余暇，姑且举出最紧急的先从事。如诏令各省府厅州县兴建大中小学堂这一条，其吸引天下，鼓舞而振作人心，实际上已经掌握了维新的枢纽，如果真诚推行，必定能气象大变，日渐富强。教育为立国的基础，而文明的竞争，比起枪林弹雨，更足以在无形中制胜。中国之所以受制于外人，根本原因在此，不在彼。虽然，学堂建了，但教育的宗旨既不一致，其规模等级，又没有一定的章程作为限制，分散杂乱，精神不相联属，恐怕还不足以收效。考察东西各国，都有文部，是一国文教的总汇，国内学校的事务，都隶属于它，其重要性等同于内务部和外务部。文部所掌管，从大学堂直到民间社会的小学，私家的蒙塾，都确定其教学的程度，学习的科目，并由文部大臣统领，有不合法的，文部可以处分。所以国内学校即使多达数十万所，而条理井然，纲举目张，因此蔚然成为教育的世界，而无愧于明且备。中国的礼部，虽然有掌管文化的权力，但兼摄非专官，向来除了春闱一试外，其他不太参与，各省学政，也只知以一年一次的岁试和科试校阅文章为官守，对学务置之度外，这是未改科举前相传的旧例。现在既然大兴学堂，势必不能不随之而变，宜特立文部一个衙门，将各省学政归入文部，将各省所有学堂归入学政。其文部或者即名为学务部，画出其职掌于礼部之外，而另订学务部则例，编为成书，仿照东西国教育制度的做法，颁行国内而遵循，那么一道德、同风俗，很少不由此而实现了。不然，现在各省学堂的设立，其权力在于督抚封疆大吏，政事繁杂，未必尽心于教化；而学政则除了按临考试外，反而近于投闲而置散，名实不符。在中央，礼官的权力不能及于督抚，以考察其设立学堂的效果；又没有民间学堂教育制度的定本，家自为教，人自为学，杂乱淆乱，异说歧趋。这样而想要彰显文明的教化，在东亚树立新国，不被外人所轻侮，难啊。这是执笔人所愿当局诸公及早奏请的。

变通小学议附跋

茅谦

如今我们中国有隐微深锢的弊病，人们都习以为常而不察觉，而饥荒动乱的萌芽于是逐渐积累而不可收拾，这难道只是小学的问题吗？那些东西强国的来侵蚀我们中土的，以器物战，以兵战，以商战，以工战以农战，而不知道都是以士战，以学战。他们中的人都认为我们是不教化的国家，而说他们中识字的人从千人中的五百，极至千人中有九百八九十。我们中国则通计四万万众，每千人中识字

译识字的人仅仅只有一两个。唉！说他们不识字，我无言以对；说他们不施教，这多么冤枉啊！就我所到之处，吴楚的全部疆域，燕蓟的大都市，即使极其偏僻简陋的地方，都有启蒙的私塾。那些终身没进过私塾的人，一千人中也不过一两个罢了。为什么日后都不识字呢？这里有很大的弊端。起初因为科举考试的规定不能携带书籍，从事读书人学业的必须背诵整部经典。乡下愚昧的人不明察，也竞相诵读，只求背熟，往往经过十年才开始讲解。他们所诵读的是四书五经，义理深奥隐秘，突然难以通晓。四书的文字本来不多，又都不适用于市井日常之用。老师用必须熟记来考核学生，学生只是强记背诵，而问他们字句的意思，不仅不理解，而且不能书写。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在私塾不过十年，于是有十年入塾却连一个字都不认识的人，即使稍微能识字却不能写出一篇粗通文理的文章的人，到处都是。那些从事读书人学业应考校的人，大概也必定先背诵十年。聪慧的孩子暗中损伤精力，愚钝的孩子加以责打，因此夭折的，没有哪家没有。等到十年后讲解书籍、写文章，又不探究经典，大都在陈腐浅薄的时文中谋求生计。上等智慧的人成才已经多有曲折，即使为了科举功名谋划，也已经笨拙了。中等以下资质的人读不能成功，于是成为废物。试问前者苦读是为了什么而虚负这十年岁月？那些读书人既然没有真正读经史，侥幸入仕做官，对内对外的情况，完全无知无觉。从事兵、农、工、商的人，不知道古今各种做法都谬误。到了今天，没有战争不败的，而无知的人成为流氓、会匪，土地荒芜而饥饿，人心愚昧而混乱，这是势所必然的。现在想要消除天下身家无穷的祸患，必定要从变革小学开始。天下的学问，以官为本，外国诟病中国说：“没有比中国的官更坏的了。”这话说得太过分，然而官员偶尔有坏的，难道不是因为年少不识字，明白道理未曾学过做官的缘故吗？小学既然变革，官员与兵、农、工、商都年少而有学问，何愁不能在地球上战胜，而自取饥荒混乱而死呢？如何变革？仍然遵循我们夏商周三代的学问，以考求实际罢了。古代童子必定教以数和方，名数，就是现在的算学；方名，就是现在的舆地学。稍大些诵读诗书、习礼乐，诗与书都是古代的史学。保氏的教育有六书，就是现在的字学。今日西方人小学的教育，颇能暗合古义，兼习进退、作乐、歌诗，就有我们古人礼乐的意思。而且童子分班教学，如教一个字，全班都学这个字，那么人多而容易熟。先教实字，后教虚字，认识一个字必定能写、能解，由一个字联成几个字，叫做做话。入塾两个月，就能写寻常说帖与人往来。由此而进入专门各学，读一句书都能讲解明了，便得到一句的用处。入塾的年份越多就越通晓，即使读一年已能从事商工之业。现在为我国斟酌一个最通晓最简便的方法，凡是授徒的大约分两班：童子初入塾，就教以识字、写字、做话，从一句到十句，之外便能写信，也就是日后作文明白的基础，都由老师亲自讲解一个时辰。稍大些就给他们讲解天算、舆地、史学、四书、五经典、各家注疏，都贵在不多而极精，也大约一个时辰。此外背书，每人一本生书、一本熟書就足够了，而且都当天讲解透彻。书籍太多而不讲解，终身既不能用，以后也必定忘记；去掉讲解那么即使少而终身不忘。只有四书正文想要他们背熟，以备考试，其余都以能通晓为贵，通晓了上下文理自然能记得背熟，这是其次的。总取事情少而不劳累，得以用心习理。作文的日期或者停止讲解书文课极密，也只能五日一课，想要他们多讲解、多看书有所领悟，然后才能输出。这样那么师徒都有余暇，可以多读书积累道理。现在与各位同人在江心冉省垣拟创设小学报章，首先论述小学新理，各抒所见，或者注明出自某报章，或者取自经史杂家之书。凡是幼学的童子，日日能得义理进步，那么积累久了，至于日后为官为民，都能自济以济一世。其次从算学加减乘除开始，取旧刻笔算之书，注释明白浅显，使人人都解次第注刻，后列天学、地学、重力学、兵学、商学、农学、交涉学，以及一切格致、机器之学，逐渐继续排列，使各书塾切近讲解，以成人材。等到出报之日，另有章程细目，向贤达请教。我国的读书人，一旦成为蒙师，终身废弃，而学生也与他们一起废弃。合我国废弃的人，何止几万万？梁君卓如归咎於蠢陋野悍、迂谬猥贱的学问，究其弊端，也不过是徒口诵书而不识字，不讲书，不探究各种学问，不通世故罢了。而且兼以毒打学徒，损伤脑气筋，以为都是先生的过错，不知道那先生也有所不得已。凡是有子弟从师的人，动不动告诉人：“我的子弟书不熟，明年应当换老师。”等到换了一位老师，

译又说：书背得不熟，就换掉老师。此外，先生虽然有学问，能讲解，但东家只以书背得熟不熟作为去留的标准，年复一年，也不计较学生的成败。贫寒之士教书，受到这种惩罚，怎敢不要求学生的书背得熟？至于识字，还来不及顾及，却不知天下没有只靠背书就能做成事的道理。就拿考试来说，只要四书正文不致记错，考中进士绰绰有余。即使是四书，也仍然需要能讲解其义理，能运用其道理，才能写时文，其他书籍更可想而知了。天下饥荒动乱的恐惧，人人切身感受，一天比一天紧迫，作为父兄的人，千万不要再用只背诵、只多读来要求子弟，并以此责罚老师，从而害死自己的子弟，并且害死老师。科举之学，将来必定改变，即使不改变，但日后能明理作文，考试既已顺利，那么百业皆可振兴，这就是能与五大洲的士、兵、农、工、商竞争。天下强大，难道唯独我家能弱吗？又中国教导子弟，之所以必定竭尽全力想要背诵五经乃至十三经，是认为别人的学问少，我的学问多，考试岂不是大胜？又必定只读而不讲解及其他学问，是认为工夫用在别处，念书就来不及，经书不能读完。不知道这都是极其贪婪、极其愚蠢、至死也不醒悟的人。如果真能自己看书，明理作文，即使背读虽少，但能驱使驾驭来运用它，那么获得科第绰绰有余。十年未曾讲解，即使多读也必定无用。凡是多读的，就来不及讲解，而聪明日益闭塞。读到十年后，即使讲解也难以通晓了。兄长有在私塾不到十年的，终身不讲解，终身不识字了。何必入私塾呢？况且人的资质有高下，能精解而又能多熟，岂不是更妙？资质稍差，一多读人就废了，又怎如边讲解边读，不做无益的事，而做有益的事为好呢？有人说：多读可以明理，然而不讲解，不识字，理能明吗？我不是不想读，只是不想只读。现在的东家只责罚老师讲解，不责罚老师背熟，那么家家子弟都能知晓古今时事，能看报章，能知晓各种新学，日后能开创各业，家家自有人才，而老师也说有所进步，可以教人，可以自用。没有自己不讲解、不能自用其文理而能教人的。至于各处义学，先生董事都能作主，尤其必须引导他们识字。明理有实学，然后长大可以自谋生计，甚至可成为人才。如果只像现在这样只背诵，那么日后便又多了一类流氓。我见过从义学出来，不识字明理而成为流氓的。当事者能不警惕恐惧吗？茅君子贞，是我甲午年的同科好友。平时常对时事扼腕叹息，曾说当今急务，没有比安顿流氓更紧迫的了。流氓的积累，必定导致大乱。所以多流氓，是由于不从事农工生计。所以不能有生计，不知道有生计的人，是由于不识字无学术，不知道一切殖产谋生的道理。而其病根则在中国学塾，只教童子滑口读书，而不教他们识字明理，不能像西方人那样阅报章，通书问，识四方经营生计之事。我国的人一出乡里，向路人问地名，很少能回答的。到了异地，向野外问路，瞪眼直视。为什么呢？人不能识字，即使方言也没有定准，言语不通，又不能以文字相问，简直是一步不可行。以一步不可行的人，何谈游历以增长学识，何论行军重视舆地，而其他必须依赖文字才能通晓的事业，往上推，直到做官的极致。其祸害岂忍言说？东西洋人都能写字作函，自己与报馆沟通，即使是仆役也能写信，所以他们的国家富强。我国因为多不识字的愚人，所以诸务困惑而失利。所以子贞的意思，以变通小学为最急迫，邀请各位同人兴办小学报馆。说近日各报馆林立，都是为通人而言，而与小学无关。而蒙塾仍拘泥于旧习，初学的基础不立，日后即使想学也无从下手。因此应该每日进步以小学新理，锢弊日益去除，实学日益昌盛，人知道自谋生计，日后的流氓或许可以逐渐减少。曾作《变通小学议》约两千多字，我读后认为很好，怂恿排印问世。有人说子贞想让人不多读书，是以空陋引导人。我说世上只读书的人，越读越空陋的有，没有务识字务讲解，能自己看书通晓天下事而空陋的。将作为天下人才绰绰有余，何有空陋？子贞曾两次协助湖南学政校书，兼管各学，在湘人中很有声望。又曾主讲皖北肥西书院，都以实学敦厉当世，以天下人才为己任。他不想以空陋无具陷阱天下，是明显的。我恐怕那些自矜多读的人，才是真以空陋无具陷阱天下。我深知子贞的用心，又深知子贞的说法必定对天下有益，于是详细叙述平日所晤语者，缀在其后。云贵池刘世珩聚卿跋。

创议设立女学堂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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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上可以辅佐丈夫，下可以教导子女，近可以和睦家庭，远可以优化种族。妇道既然昌盛，千家万户都会善良，难道不是这样吗？因此，《诗经》三百零五篇的训诫，勤勉地强调母亲的仪范；《礼记》七十篇的后学记录，眷顾地重视胎教。宫中和宗室，古代经典厘定了其规范纲纪；德、言、容、工，婚礼的意义规定了其考核项目。必须等待傅姆，像《春秋》那样贤良；伯姬言语告知，师氏传唱《周南》之歌。淑女，是圣人的教化，男女平等，施行教育劝勉学习，并没有偏颇。距离圣人时代越远，古代义理逐渐沦丧。不要说学问，只议论酒食等这类同类的事物；智勇而愚妇，仍然是天伦之爱。看重儿子而轻视女儿，悠悠千年，芸芸亿室，竟然没有一件事改变。生人的事业，一旦被古代圣人的教化所束缚，心冉认为不从事事业、不接受教育罢了。而且又残害她们的肢体，遮蔽她们的耳目，贬斥她们的聪慧，断绝她们的学业。闺阁禁锢，世俗束缚，懒惰成为游民，顽固如同土番。唉！两万万游民土番，国家怎能不败坏呢？泰西女学遍布城乡，从事医学、教育儿童，专门担任女教师。即使在极远地区的习俗，也仿佛先王的遗风。女学的功效，在当时非常兴盛。那些士人来游历，怜悯我们的困境，倡导建立义学，寻求我们的童蒙。教会所到之处，女塾随之建立。别人正在拯救我们的困境，而我们却自己施加枷锁压迫。好比有儿子不抚养，却仰仗邻居喂养；有田地不耕种，却假手于邻居。不仅是先民的悲痛，也是中国之羞耻。甲午战争受创，逐渐知道兴办学校。办学的议论在朝廷兴起，学堂的地址在都会相继出现。然而中国的大议不涉及普通妇女，良好的规划没有达到巾帼。不是说力量不够，没有闲暇处理这些琐碎之事吗？无不是坚守扶阳抑阴的旧习，蒙昧育才善种的远图。同志之士，痛心这种弊端，纠集众人制定课程，共同成就美举。在上海建堂，为上下倡导。区区一所学堂，万分之一也不足以裨益。独掌堙河，我也知道其难。然而振兴两千年的颓风，拯救两千万人的吁命，力量虽然孤微，怎么可以停止呢？男女平权，美国因此兴盛；女学普及，日本因此强大。兴国智民，无不始于此。三代女学的兴盛，心冉必定逊色于美日吗？遗制绵绵，流风未灭。恢复前代的遗规，采纳泰西的美制，效法先圣的明训，急迫保种的远谋。海内魁桀，难道没有痛心游民土番之害的人吗？困窘溺水，心冉忍心睁眼坐视而不援手吗？仁爱种族，私爱孙子，也是仁爱。人之所乐为，有事者，天下兴亡，人人有责，昌明并推广它，唉，这在于我们了。《女学堂试办略章》。计划如下：一、学堂的建立，完全遵循我们儒家的原则。圣教堂中，也供奉至圣先师的神位。办理宗旨，想要恢复三代妇学的宏规，为大开民智奠定基础。必须使妇女各自得到其应有的权利，然后风气可以开启，名实相符。所以堂中一切捐助、创始以及提调、教习，都用妇女担任。以上立学大意一条。二、堂中暂时设立教习四人，中文、西文各半，都聘请中西妇女主持。大概每二十名学生，设立中西文教习各一人。此后经费逐渐充足，学生逐渐增加，教习也逐渐增加。三、堂中设立提调二人，华妇、西妇各一，都常驻学校，照料学生出入，管束堂中女仆等人，酌情给予薪水。四、堂中设立内董事十二人，都以曾经捐款的女性担任，主要负责轮日到学校稽查功课，并协助提调照料管束一切，不领取薪水。五、堂中设立外董事十二人，都以曾经捐款之人的儿子、丈夫、兄弟担任，主要负责在外提倡筹集捐款，聘请教习，与提调商定功课，稽查用度等事，不领取薪水。六、堂中设立司事二人，由男子担任，主管银钱出入及堂内外琐事，由外董事公选老成谨慎能会计的人担任，酌情给予薪水。以上办事人员章程五条。七、堂中暂时招收学生四十人，以后经费逐渐充足，随时增广。八、学生年限，年幼不超过八岁，年长不超过十五岁。九、凡学生年龄在八岁至十一岁者，必须能略识字，才允许入学；十二岁至十五岁者，必须略识文法，能阅读浅近的信札，才允许入学。等到有定期，即在报刊中刊登，以广招徕，以示大信。十、裹足是中国妇女的陋习，既然讲求学问，中人应当互相劝改。只是创办之初，风气未开，现在暂定有志来学者，无论已裹足、未裹足，一律招收。待数年以后，才划定界限，凡裹足者都不收入学。十一、立学的意义，主张平等，虽然不必严格区分品级，然而此堂的建立，为风气之先，为日后师范所自出，所以必须选择良家闺秀，才足以仪型海内，凡奴婢娼妓，一概不收。以上招选学生章程五条。十二、堂中功课，中文西文各半，都先识字，次文法，次读各门学问启蒙浅显之书，次读史志、艺术、治法、性理学之书。十三、堂中设立专门

译所设学科有三：一是算学，二是医学，三是法学。学生每人必须自行选定一门专业，但只学习医学和法学的人，对于基础的算学原理也必须通晓。第十四条，在三科之外，另外设立师范科，专门研究教育儿童的方法。凡是自行选定此科的人，对各种学问都应当略知大概，因此不必在三科之中再专门选定一门。第十五条，纺织、绘画等事务，是女子教育所必需的，等到经费扩充后，陆续聘请教师，教授中外技艺。第十六条，学堂每月举行一次考试，由教师出题并评定等级，每季度举行一次大考，考卷送交专家评定并排列等第，设立奖赏。只是在创办初期，如果学生还无法参加考试，那么这项制度就等几个月后再开始实行。以上是学规五条。第十七条，凡是学堂中任职的人员，上自教师、管理人员，下至仆役等，全部使用女性，严格区分内外，从堂门以内，永远不准男子闯入。那些管理人员的住所设在门外，另外开辟一个院落，不得与堂内相连。外面的董事等人如果有需要商议的事情，也只能在外院集会讨论。第十八条，学堂刚建立时，租界地价昂贵，建成校舍不容易，打算设在沪南桂墅里，只是距离城市和租界过于遥远，必须预备好每个人的住宿之处，才稳妥方便。

译十九、学生的学费，参照西方书院的章程，暂定为每月每生缴纳银元一元，膳食费用另计，寄宿生不收取房费。每节课每生赏给仆佣五角钱。将来若办学成效显著，来学者逐渐增多，再商议增加收费；如果捐款充裕，也可维持原状，或者多开设几间讲堂以扩大教育规模，随时根据情况商定。如果遇到像醴泉芝草那样的人才，就不拘泥于常规，酌情筹划培养之道。

二十、堂中雇用诚实谨慎的仆妇等，对于来堂求学的学生，一切侍奉都必须周到。如果有不听从使唤的，应报告提调更换，各学生不得自带仆妇来堂，以免滋生其他事端。如果有随行的仆妇，应当另外安排房屋居住，因为妇女出入必定有跟随者。以上所说，是指各学生的仆妇不与她们同住的意思。如果随行人员，也应当设法安置。以上是堂规四条。

二十一、凡是学生修习医事、师范科及技艺等，学成之后，由学堂发给文凭，日后即可担任医生、律师、教习等职务。

二十二、上海一带郑卫之音的风气盛行，而租界中桑濮般的秽乱行径尤其明显显著。现在一并设立女学，各自拥有自主的权利，如果不先从根本处讲究，恐怕流弊会比男学中表面儒家、内心杨朱的情况更加严重。大家商议，凡是真正守节的女子，即使不是像醴泉芝草那样的人才，也应当破格栽培，勉励她们专攻师范一门，秉持贞洁母亲的禀赋，先觉者启发后觉者，或许能够端正表率，防微杜渐，大概可以吧。以上是学成出学的规例两条。

二十三、凡是捐资者，请都写明其丈夫或儿子的官阶、籍贯、姓名，以及本人所受的封典，以便登记在捐资簿籍中。凡是各业输捐，允许书写书局、栈房、公司、典当、行号等各大业的招牌。

二十四、西方国家的义举，多有认年捐、月捐的先例。学堂常年费用巨大，必须得到常年经费，才容易成事。如果海内贤淑开办创捐，捐款达到五百元以上，每年常款达到五十元以上者，都准许送一名学生入堂读书，免除其学费和膳费，以此作为好善的回报，并借以激励劝勉。上海南北的局、栈、公司、典当、行号等各大业，多是拼股经营，难以书写女东家的姓氏，拟只募集常捐，不劝募创捐。或者全业共同捐赠，或者各家分别捐赠，每业总共数额达到五十元以上者，也照例准许送一名学生入堂肄业。

二十五、凡是捐欠，不论华妇、西妇，嫡室、簉室，不论捐金多少，自一元以上，一律都接收。以上是捐例三条。

二十六、初创之时，经费不足，拟先在上海设立学堂，然后逐步商议推广，普及到各省府州县。

二十七、西方文教习，拟先聘请江西康女士爱德、湖北石女士美王；华文教习及提调等，依次访聘。

二十八、凡是内外董事，都必须由同人公举，依照西方选举议员的先例，以投票为法。只是创办之初，同人分散在他处，未能聚集商议，拟暂由倡议的诸位先生权充外董事之职，倡议的诸位命妇权充内董事之职，等到一两年后规模稍定，再依法公举。

二十九、所有捐欠，暂由《时务报馆》代收，每期报纸出版，将乐助的诸位芳名刊列在报末，其开销各项，也刊登在《时务报》中，以昭示大信。

三十、这是试办草创的章程，只取大意，至于堂中详细的功课及办事章程等，等开办后，再由教习、提调以及内外董事诸位妥立细章。

三十一、堂宇房屋落成后，除供奉“至圣先师”神位外，另辟一院，装设龛位，作为女先董祠。将来诸位女董出心出力者，身后凭现任女董公论，敬赠乡谥，恭送牌位入祠，春秋两祭，永远配享，与此堂并垂不朽。海内贤淑果系清正良家乐于输捐者，当另设一龛，数额达到百元也一律配享，始助不足，准许陆续加捐并计。以上是暂章五条。

创设女学堂条议并叙

丁酉年冬十一月朔日，敬如兄公以海上绅董创立女学堂的章程来与我商议，我于是整衣起身说：“主旨宏大啊！中国妇女数量虽然有两万万，难道都无用吗？只是因为先王有内言外言的告诫，操守更加坚贞纯洁其心，柔顺其道，所以在主持家务、辅助丈夫之外，似乎没有什么作为。然而其间难道没有聪明难掩、发而为道韫之才、灵芸之艺的人吗？自古迄今屈指可数的，有多少？西方国家虽然男女并重，我不知道自古迄今名媛贤女成才的有多少？精通技艺的有多少？其数量果真能昌盛于中国吗？据我所闻，只有法国的若安一人而已。若安者，收拾残局，振臂一呼，英军溃败退避数十百里，等到关门紧闭，功败身焚，西方史书还大书特书，让人缅怀她的风范不止。然而与六朝的木兰、唐代的四姑、明代的秦良玉相比，难道能说妇人在军中士气不扬吗？若安能以武勇闻名一时、千古、四国，难道不是一个弱女子吗？重要的是她的造就，而不必果然由于才艺。当今中国圣明在上，士大夫中具有才艺者，几乎如米粟布帛充满人间，用来报答太平盛世的，也到了极致。即使有若安那样的人，也无处施展

译她的武勇，何况在于微不足道的才能与技艺呢？然而才能与技艺，这就是所说的妇言，这就是所说的妇工，本来四德也不能超出这些之外。我年少时承受母亲的教诲，长大后嫁给了通晓儒学的丈夫，虽然知道才能技艺的微小凭借，能够弥补妇道的缺失，无奈米盐琐事拖累我，儿女吵闹打扰我，疾病忧患又间断我，井臼的职务时常抛荒，哪里还谈得上所学呢？如今女学堂的设立，深深赞许各位君子惠及女性教育，将使两千万束发戴簪的女子各得所学，然后拿出她们的才能技艺来作为国家有用的人才，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快意的呢！我有幸亲身遇到这盛大的局面，不揣固陋，谨遵兄长的命令而选择适合女性教育的若干条，写成议案，希望各位君子采纳。」晋安女士薛绍徽，我又在海上琴瑟寄庐的原议堂中尊崇祭祀孔子，这是道统的统计。然而孔子的道义譬如日星高悬，即使是愚夫愚妇没有不瞻仰敬重的，祭祀与不祭祀孔道的尊严自在。况且各省书院的设立多半只祭祀程朱，只祭祀程朱而孔道尤为尊贵。追溯女性教育的开始，实在源于文王的后妃，其次是孟母，然而有辅佐圣人诞生贤人的德行，实在没有专门的书籍留给后学。只有汉代的曹大家续成汉史，教授六宫，她的德行与学问，足以作为千古的表率。又有《女诫》《女训》，向上继承《内则》，古今贤媛，没有超过她的，在堂中祭祀她，作为妇女的楷模，就像书院只祭祀程朱，隐含尊崇孔子的意思。一堂中的课程，西方国家最好，既然有西学女教习，必定能够选择精善的，不必多嘴议论。只是为中国妇女考虑，所学的良非一端，四子六经是相夫教子的根本，已属不得不学。此外如班氏的《女诫》《女训》，刘更生的《列女传》，蓝鹿洲的《女学》，都是妇女启蒙入门的，大概可以终身遵循妇道，不辱没妇功。一、词章之学，可以陶冶性情，《宫闺文选》固然是妇女的规范，然而也应当由唐宋八家上溯《文选》，揣摩孕育气息，方能成为名家。诗教尤为闺阁所适宜，所以《三百篇》首推《关雎》，作为风雅颂的冠首，下及《十九首》《古乐府》等大多系妇女之作，只是淫靡杂乱掺杂，不免有郑卫之音。只有《名媛诗归》与国朝《闺秀正集》所选颇为纯正，足以作为初学读本。此后尚宜熟读李杜，以尽笔墨之能事，归于温柔敦厚的旨趣。一、西方国家妇女多有习乐，近今中国伎乐炽盛，良家妇女都以习乐为不屑，不知道帷帐琴瑟房中之乐，古人固然曾经重视。只是现在的音乐已不同于古代，似乎可以不必学，然而乐章又不可不学。想要学乐章，《乐府》以上，又如齐门的瑟，没有人知道，而填词一道，五音俱备，还有古乐遗响。李清照为人虽有遗议，但《敕玉一集》仅十余阕，实在不亚于姜尧章、柳耆卿。其他如孙夫人、阮逸女，都是闺阁中的词宗巨擘，学习她们似乎也无伤于风雅。然而学词而不知乐，哑音犯调，难免被知音所讥笑，应当由《九宫大成谱》《西清词谱》以至《碎金词谱》次第入手，才知道词与乐相通之妙，况且钦定的《西清乐谱》末卷即用西乐，只不过只用六字，而现在的西乐也分七字，小有更变，知道这些也足以知道西乐的微妙。一、中国乐律原本与天文算术相通，现在堂中女学生既然习西学，那么由算术而天文，尤为紧要，大概可以期望将来特出一二人，能于古乐今乐为之厘正，以补充《乐记》的不足。至于地理一节，赵夫人能绣列国，此道长久没有继起者，必定于五洲之大，一一讲求，似乎不是数年的功夫不能办到。然而中国妇女尤其应当深知中国山川风土名胜所在，遗憾的是《水经注》《禹贡锥指》等书，都略于闽粤黔滇。不得已，先以《大清一统志》或《方輿纪要》删减咸之作为课程，也是捷径之一法。一、各省通志都有列女传，而卷帙甚繁，搜集不易，不如先在廿四史中选择后妃公主以及列女诸传阅读，讲解史家所以褒贬的体例，作为女史的根本，似乎也不甚费力。一、写字之法，自古以来无过王右军，而右军的楷法实出于卫夫人，似乎适宜即以卫夫人的《笔阵图》为女学生的法则。一、学律固然不是妇女的事，然而朝廷设律，实以匡正人心，并非无故好行刑罚。世间的愚妇荡检踰闲，都因不知官律之误，这是适宜节取《大清律例》以开导她们，《吾学录》一书所择尤善，卷帬也不太多，或者就借资是书，较为易事。一、女工乃妇女本分，而专书特少，现在学堂之中，似乎适宜于中西教习以外，另设绣师来课授。听说这一节虽属西国学堂，也不废弃。再蚕桑纺织，也是妇女应有的学问，尤为近时关系之大，也适宜设法讲求而课授。一、西

译国家的女子也喜欢学习医术，这门学问尤为至善。尤其精妙的是，适宜学习妇产科和儿科。只听说西医擅长外科手术切割的方法，而对于内科的寒热虚实却不太能分辨，况且西方国家的药品制成精纯的质地，药性较为猛烈，如果与病情适宜，见效固然容易，只是中国妇女和儿童体质多虚弱，不免有可用不可用的地方。我的意见是，想要学习西医，务必要先阅读中国的《内经》、《难经》、《医学病原》、《伤寒论》、《本草纲目》等书，然后参学西医的方法，或许有中西互补的妙处，而不会发生误人的事情。三堂中的女学生虽然不一定都学习医术，但《经方良方》这一类书，也应当稍加讲解讨论，这也是将来居家所适宜的。

一、女子诵读经典，到了《诗经》，应当采纳毛亨、郑玄的注解，而舍弃朱熹的传注即可。而《礼记》尤其应当加以重视。如果读史书，适宜读《资治通鉴》，倘若有《易知录》的精良版本，似乎也可以阅读。

一、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五方方言的清浊高下，截然不同，而妇女尤其严重。如今堂中的中文教员，尤其应当选择那些善于说官话的人，这固然不仅是因为他们才艺擅长，而是让女子能够知晓中国的正音，似乎更为有用。

译女子教育的利弊论说

大凡事物没有能脱离阴阳规律的。光线有白黑，形状有方圆，质地有流动与凝固，力量有吸引与排斥，数字有奇偶，万物有雌雄，人类有男女，本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形体和质地虽然不同，但做人的道理却是相同的。所谓学习，就是学习做人所必需的东西。一饮一啄，一言一行，并非生来就会，因此都可以称为学习。所以，扶着床栏的婴儿，就带着他迈步；刚能走几步的孩子，就教导他称呼尊长。那些咿咿呀呀却发不出声音，踮起脚尖却迈不开步子的，很少不担心他们患有残疾的。对于语言和动作方面的残疾，人们急切地担忧；而对于知识和学问方面的缺陷，却安然处之、习以为常，并不觉得奇怪，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女子的心性就不是人，本来就是天生该被奴役、被亲人抛弃的躯体吗？恐怕只是人们没有在意罢了。如果不把女子当作人来看待，要知道，教育正是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国家如果有一半人口处于野蛮状态，家庭如果共同从事野蛮之事，不灭亡还等什么，不混乱还指望什么？薇居常常思考，认为上天生育百姓，既然有男女之分，就有智愚之别。虽然有巧妇不如拙夫，有贤妻不如莽汉的情况，这是天意兴衰，人力无法改变。等到现在思考，才知道这种观点大错特错。怎么说呢？波斯、印度以国内有女子为耻，不敢让她们示人；美国看到女子众多，反而欢喜庆贺。同样是人类，却如此轻重悬殊，由此可知男女地位的高低是有原因的，国家的盛衰也不是没有缘故的。欧美国家的强盛超越古代，考察其制度的完备、人才的众多、智慧的开化、风俗的敦厚，气势磅礴地雄视万国，全都成就于学校教育。他们的学校制度，凡是男女八岁不入学者的，要惩罚其父母。幼年学习的场所，男女相同，等到长大，再设立女学来教导她们。学历分为三等，循序渐进：高等师范，下至各种技艺，根据她们的性向进入专门领域，由此辅以女红，广泛建立女学会，上以培养德行，下及技艺事务。教学内容分为圣教、闺范、修身、教育、天文、地理、法律、家政、医学算术、格致（自然科学）、音乐、书画、女红，各有专门学科。学业有成者同样获得优等成绩，所以美国法国的女子有担任司法长官的，英美女子有担任天文学家的，官吏中有担任电报员、文书、医师、律师、教授、传教士的，大体都与男子无异。日本效仿西方，也重视女学。其女学制度大约分为十三科：一修身，二教育，三国语（日语），四汉文，五历史，六地理，七数学，理科，九家事，十习字，十一图画，十二音乐，十三体操。其与男学的不同，不过几件事。女子德行足以自我辅助，才能足以自我供养，互相砥砺廉洁节操，彼此信任道德义理，而不设置严密的防范，不滋生猜疑之心。内部顾虑既少，工业就能得力，既没有坐吃山空、蛀蚀国家的百姓，就能获得振兴实业、积累财富的好处。这是西方之所以致富强的原因，而王道治国的成就，对外必先治理好内部。况且福运兴盛有根基，国家动乱有根源，国家的强弱取决于人才，人才的优劣取决于幼年教育。西方启蒙学校多用女教师，大概是看重她们专心、安静、细致的特点。然而这还不如贤良母亲的益处，为什么呢？初生的婴儿，天性纯真，其性情喜好，只有妇女能顺应其势而加以引导。况且孩童亲近母亲而畏惧父亲，受父亲影响的少，受母亲影响的多。幼年所学，成年后就会践行。丝线的偏差，取决于起点；九层的高台，建立在初基之上。所以谚语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礼记》说：“走远路从近处开始，登高山从低处起步。”根本之地，难道不重要吗？女学，就是用来端正根本的。根本端正，万事就条理分明。所以太任实行胎教，生下圣子；孟母三次搬家，造就大贤。这又是人才之间的关系。孝顺用来侍奉父亲，贤惠用来辅助丈夫，道义用来训导子女，大义不明，三从之道就受阻了。修身立志，言行举止，如果不听闻圣道，就会举措失当。如今女学废弛，流弊无穷，不得已才严加防范，紧闭门户，蒙住脸，裹住脚，惶恐不安，担心仍有失礼之处，而名节日益败坏，世风更加颓废，虽然说是“刑于”（教化）的作用，防止坏事萌发，但猜疑之心由此产生，人伦之道更加痛苦。这就像防盗，用严刑峻法以为得计，而盗窃之风却日益炽盛。如果不追根溯源，去害兴利，使他们得以生存，并且开化他们的智慧，这就好比止沸却加薪，不在此处断绝，而在彼处断绝，怎么可能做到呢？女学不兴，却几乎用防盗的方法来防范，希望天下的贤母教导其子，淑妻辅助其夫，孝女侍奉其父，使家庭和睦，邻里谦让，仁义之风传播于国家，敦厚之教化流行于都市，人人都修养自身，整顿家庭以达到太平治理，难道不难吗？俗话说：“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福运的兴盛，无不源于家庭；道义的衰败，无不始于闺门之内。”

译过去所记载的言论非常详尽，如今要想作为教化的开端、行道的先导，必定要从女子教育开始。所以古代内部政事修明，设立宫公、保傅来端正她们的趋向，制定典礼训言来启迪她们的志向，因此教育在内部完成，顺从在外部成就，用来辅助妇德，改善风俗，而上古时期教化的深厚，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到了春秋时期，内部习气逐渐蒙蔽了。然而秉持礼法的人贞洁而难以侵犯，称引古义的人明辨而善于言辞，大概在那个时候，师保的训导、宫庙的教育，几乎还没有完全废弃，而先王遗留的恩泽浸润已经很深了。至于老莱子的妻子、黔娄的妻子，难道只是熟悉礼节、习于古训吗？看她们的言论，大概与听闻圣人的大道有关。等到末世风气浇薄，重视才华而轻视德行，女子教育更加衰败，士大夫既没有值得效法的实学，而女子日益习惯于邪僻，用文词自我炫耀，用才藻相互夸耀，而先王用来建立教化、君子用来端正教化的宗旨，也很少有人能明白。于是因噎废食，写文章向天下宣告说：“女子以没有才华为德。”尤其严重的是，提倡伪古文的说法说：“母鸡报晓，不是家庭的吉祥。”于是没有是非、没有仪态，只议论酒食，父亲和兄长、丈夫和弟弟，相互告诫唯恐妻子女儿认识一个字、理解一个道理，从而败坏闺范。整个中国两亿人，有眼睛却昏暗，有耳朵却堵塞，有头脑却封闭，有心却荒芜，形成了这个不痛不痒的世界，让外国人嗤笑为半开化，视为野蛮，难道不悲哀吗？难道不痛心吗？

译虽然根据上述说法，不学习的危害确实很大。然而今天那些在大众面前号称读书人、自认为读过书的人，最终却未见其成效？这是为什么呢？天下聪慧秀美、识字知书的人，并非没有。但是其中上等的人，沉溺于词赋，钻研喜爱笔墨文章，感叹年老、悲叹命运的字句，充斥于闺房之中；描写春花秋月的辞藻，纷繁地出现在纸墨之上。那些更为下等的人，甚至将小说弹词之类的事情，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作为父兄的人，不能顺着他们的兴趣加以引导，反而认为这些无用而加以禁止。像这类事情，确实是无用的。但是，因为短视而连眼睛也挖去，因为跛脚而连腿也砍断，掩耳盗铃，自以为得计，心里难道不悲哀吗！所学不能用于实际，所用又不是所学，即使是男子也知道这没有益处，更何况是妇女呢？那班姬续写史书，伏女传授经典，韦母放下帷幕讲学，二宋继承传统施教。看古代的贤女，大都能引经据义，以决断祸难。如果不是读书，谁还能做到这样呢？因此，泰西各国，深通古义，兴办女学。即使像瑞典、挪威这样的小国，女子一百人中不识字的，也不过一人而已。日本新立的小国，近十年来，女学生徒二百多万，教师一千多人，学校三百多所。而我们这个文明之邦，圣教恩泽深厚，神明后裔，山川秀丽，二万里土地，二亿妇女，竟然没有一所女学来教育妇女，这是什么缘故呢？况且西方人在我国通商之地、割让之境，都设立学校教堂来教育我国妇女。我们有百姓，却等待别人来教育，这是他们用来羞辱我们的，真是没有志气啊！听说，大海不拒绝细小的水流，所以万物都能受到它的恩泽；圣人辅助天地，所以有生命的东西都依赖他的拯救。没有恩泽惠及草木，仁爱覆盖禽兽，而教化却不施于妇女的道理。因此，孔子和佛家的道理，主张男女平等。孔子编订《诗经》，以《关雎》为首；传授《礼记》，详细记载《内则》，大义昭然，非常可信。而无知妄为的吴培，竟然禁止妇女拜谒孔庙，好像这二亿妇女与教化之事毫无关系一样。唉，这不是恭敬得过分，而离正道越来越远了吗？我曾经看过世界宗教分布图。整个中国之大，只信奉佛教，对于孔子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如此，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中国妇女所拜的，是菩萨，至圣先贤的名号未曾听说；所礼敬的，是经忏传记，其中的大义并不知晓。吝啬于行善，却奢侈于供养僧人；愚昧于医药，却聪明于祈祷驱邪。笃信佛教的人，没有比妇女更甚的，也没有比妇女更多的。四亿民众中，听闻圣教的只有十分之一二，而信奉佛教的却占一半。说是佛教，有什么奇怪呢？如果不早做打算，安于旧习？任凭这些圆颅方趾的人，在高天厚地之间自生自灭，我担心他们不归依佛教，就必归依基督教。信奉基督教的人日益增多，归依我们儒家之道的人日益减少，不仅国家的危亡迫在眉睫，即使我们儒教的灭亡，也不远了。况且缠足的害处，无人不知，而遭受这种害处的，举国皆是。大抵都是妇女，迷惑于祸福，不明大义所导致的。现在缠足的祸害，虽然稍微收敛，但开会的不过通商的几个地区，入会的不过通商的几个人，行省之大，充耳不闻，大概知道这个道理的人还很少吧。如果想要扩大救人的心，不先开办女学来警醒他们、启发他们是不行的。所以说女学如此迫切。然而神州之大，行省之远，风气所到之处不容易遍及，其举事的条理在哪里？回答说：在乡村设立小学，使全国的女子粗知礼义，通晓书信，那么礼节就完备了。在县城设立中学，讲求有用的学问，彻底去除邪僻的习气，那么道德就确立了。在省会设立大学，聚集聪明智慧，广博才艺心思，务必平等权利，不枉费力气，那么规模就大大确立，而有才德的女子就彬彬有礼了。唤醒二万万被埋没的囚徒，革除千余年无理的陋习，兴盛我们的圣道，恢复我们的大同。唉！中国不要阻塞人才、壅塞智慧而自取穷困。

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六

晋安甘韩眠羊甫辑

国用

论清国财政

清国大局岌岌可危，现在又放纵匪徒仇视宗教，导致首都破败，皇帝出逃，早晚之间，存亡难以保证。即使侥幸免于被瓜分的祸患，但事平之后赔偿各欠所需数额巨大，加上历年所借洋债累积如山，各口海关都落入外人之手，而每年收入仅够偿还利息，而且财源已经枯竭，虽然官吏日夜不停地搜刮，但民间困苦流离，实在有紧迫得无法度日的态势。每年的支出如此巨大，财源如此枯竭，想要它不像埃及那样敲骨吸髓、剥皮伤肌，而一天天走向败亡，怎么可能呢？近来清国政府颇想整顿财政，有人主张增加进口税，有人主张重征鸦片捐，敛财的策略层出不穷，但至今未见实施。现在根据新闻的记载，海关的报销各项如下，由此可以看出清国财政的极度匮乏。中国政府每年的收入有多少？我们虽然不能确切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