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十九

译《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十九

晋安甘韩眠羊甫辑

析津杨凤藻兰坡校正

教宗

全权大臣奏陈商办京城教案事宜的奏折。

奏为谨陈商议办理京内各教堂、教民赔恤以及议立碑碣的情形，请旨饬令户部迅速拨付确切欠款以应急需，恭敬呈折仰祈圣鉴之事。

臣等先前接到法国使臣毕盛的照会称，此次拳匪倡乱，京内的教会教堂、养病院、育婴堂以及学堂、坟地均被焚毁，请求派遣大员会同驻京主教议定赔偿欠款办法，尽早清理等语。臣等认为法国使臣既有此意，各国也应一体办理，并商议传教善后章程，以消除争端。当时已照会英、德、俄、美、意、比各国使臣，随即接到回复，各国均派主教等商议办理。

又据和约大纲第四款内规定，中国国家须在各国人民坟茔曾遭污秽发掘之处建立碑碣，以昭示涤荡污垢、洗雪侮辱之意，也应迅速照办。拟派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直隶布政使专司其事，发电报请军机处代奏。于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钦奉电旨：法国使臣照称议赔欠款、立碑碣等事，即派张翼、周�馥妥为办理。惟善后传教章程最为紧要，必须详细妥议，秉公持平，能使百姓与教民不至互相仇视，方能彼此有益，并目督饬令张翼、周馥悉心斟酌核定，详细制定章程。钦此。随即发文令其遵照办理。

后来张翼因公赴天津，来不及兼顾，又派云南粮储道、总理衙门章京李毓森会同办理。

现在据周馥等详细禀称，两个月以来督同印委各员详细考核，与各国教士反复商议，费尽唇舌，至今才告完成。

计京城应赔偿法国天主教堂银一百五十万两，美国耶稣教各教会教堂银八十五万九千零九十九两英国耶稣伦敦会教堂银十二万二千三百七十九另，另有英国安立甘会教堂应赔洋银6万元，情愿不索赔偿。俄国教堂赔偿欠款议以房屋地基抵换，另立合同。英美各教士已自行开单报明其本国公使，归入大赔款内汇算。

惟法国主教樊国梁等言，昔年将蚕池口的教堂移建，曾蒙皇太后、皇上赐帑赐匾，并赏其三品顶戴，至今感戴不忘，怎敢格外要索，但西什库教堂北面的住屋全被地雷轰毁，各大教堂片瓦不存，教士无处栖身，力求先给赔偿欠款以资建造，拟付现银50万两，以外尚有应赔银100万两，连同英美各教堂并计，仍应赔欠款198万1478两，均经商定归入大赔款之内，订立合同。

又接到日本国领衔大臣葛络干的照会称，诸国全权使臣核定京师一带被污秽的各坟茔，每处付银1万两，此项不在赔款之内，应交各使舍官兑收。周�馥等分往踏看，计阜成门外法国远近茔地5处，安定门外俄国茔地1处，西直门外英国茔地1处。查看法国茔地各碑，有顺治、康熙年间的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供职钦天监有功，恩礼优厚，予谥赐祭，以后交效力外臣赐葬银者甚多，如今横遭此乱，莫不碑仆冢破。总茔地7处，每处给建碑银1万两，共银7万两，碑石由他们自办，只请谕旨矜恤，禁止后来横暴，似应准其所请，坟墓归其自修，其款项应归和议赔款之内，与建碑无涉。

至于京内遭难的教民应加抚恤，几乎难以数计，细加访查，实在焚毁、伤害、损失各若干，与教士送到的单册核筹剔咸总计，法国天主教、美国公会、美以美会、长老会、英国伦敦会俄国东正教会各教民应给抚恤银143万两，各教士力求两个月之内请款散给，俾教民及早安业，所占据的官宅民房逐渐腾让。

以上三项共应请现银200万两，皆系急需，难以久待，恳请具奏请旨饬部如数迅速指解来京，以免延误等语。

臣等正在核办间，又据禀称，原指天主耶稣教民抚恤银143万两，屡次磋磨折咸计，京城法国、英国各教会教民应需银109万7009两，俱已载入合同，尚有俄国教案需银8000两未立合同，查保定府教案议结，赔修教堂，美国教士图得现银，应付4万8000两。又抚恤教民，法国、美国并计，合银2万5600两。共计银7万3600两，拟一并提付，尚余银25万余两。天津蹂躏较他处尤苦，万难筹款，拟留作该处赔抚之用，俟天津道张连芬议

译请核查办理。京城内外的教案事务相互关联，其中情形尤为严重的，不得不预先一并筹划。因为对外应付赔偿、抚恤及津贴的地方尚多，由各州县官员和士绅在当地自行筹款捐助，不敢一并请求动用公款欠款等缘由前来报告。臣等复查，京城内教堂林立，有的是奉皇帝敕令建造，有的是由传教士自行建造，历经多年，经营建设，规模宏大宽敞。上年义和拳匪发动叛乱，各国教堂、书院、医院、育婴堂以及各传教士的住所大多被焚毁，以至于挖掘墓地，屠杀教民。那些教民幸免于死的，颠沛流离，苦难难以言表，逐一实地勘查访问，都是实际情况。此次清理各案，以京城最为困难，而赔偿抚恤的各项欠款也以京城最为巨大。多次经过臣等督促命令该司道与各传教士反复磋商，再三核算，到现在才达成协议。各传教士也知道战乱之后，公私财产荡然无存，实在难以筹措，将各教堂应赔偿的银两一百九十八万一千四百七十八两，并入总赔偿欠款内统一核算。英国安立甘会教堂不索取赔偿，尤其称得上好义。现在统一核算，只有法国教堂请求支付现银五十万两，墓地建碑银两七万两，教民抚恤原奏折银两一百四十三万两，折合成一百一十万五千零零九两。其余提取支付保定赔恤银两七万三千六百两，天津赔恤银两二十五万余两，总共银两二百万两，都已经议定不在总赔偿欠款之内，无法再核减，且是急需待用，势难延缓。相应请求圣旨命令户部迅速如数筹拨欠款，并电知各省直接来京，以便如期应付，迅速清理教案。至于善后传教章程，据周馥声称，目前探知各国各教会意见分歧，突然难以定议，应该等到此次教案了结，会同各传教士先拟定底稿，呈请核定。只是见识浅陋，不足以取信外人，应该请求奏派大员督同商办等情，臣等认为此事关系紧要，仍然命令该司道一手经理，与各传教士竭力磋商，以期就范。如果能够民教相安，自然可以永远消除猜忌，容等议出头绪，再行斟酌核算汇总上奏。所有商办京城内各教堂教民赔偿抚恤，以及议定立碑，请求拨银两的各缘由，理应恭敬地通过驿站快马呈报。伏乞皇太后皇上圣明鉴察训示，谨奏。再查上年拳匪发动叛乱，京畿附近各属地同样遭受蹂躏，焚毁教堂，伤害教民的案件，无处没有。京城既然拨给抚恤欠款，并将教堂赔偿欠款与各传教士并入总赔偿欠款之内，而顺直各州县议定赔偿抚恤，都必须就地筹款捐助。那些长期困于洋兵以及民力，万难筹足的地方，流亡未定，搜刮殆尽，情形尤为可怜，不得不分别办理，以缓解民困。经过臣等命令周馥等与传教士熟商，除抚恤教民的欠款仍由地方自筹外，将各州县教堂剔除赔偿欠款若干，一并归入总赔偿欠款之内。总计京城内外议定天主教、耶稣教各教赔偿欠款已归入总赔偿欠款的数额，共银两三百三十万两零零九百七十七两。其中还有几处未经议定的，数额不多，等议定后再行续报。据该司道开列清单会同详报前来，臣等复核没有差异，理应照录清单恭敬呈上御览。为此附片陈明，伏乞圣明鉴察，谨奏。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六日拜发。

译总理衙门奏报，山东教案已办结，胶州议租折。

奏为曹州教案办结，胶澳划界议租事宜，谨将与德国使臣商定的情形恭折呈奏，仰祈圣鉴。本年十月，闻山东曹州地方杀害德国教士两名，德国兵船随即袭击胶州。该使臣海靖向臣衙门递交照会，提出六项要求，局势濒临决裂。业已具折奏闻，并将后续照会及臣等回复、问答各节随时呈览在案。臣等秉承圣意，与该使臣反复商议，分别批准或驳斥。该使臣照会称，山东巡抚李秉衡屡次违背朝廷旨意，不服从中国政府命令，酿成大案，请求将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又因臣等坚持不议，令删去“永不叙用四字，仅将不可再任大官之意奏请批准。德籍主教安治泰本在济宁倡建教堂，恰逢曹州教案发生，该使欲彰显保护之名，请求赐予匾额，并拨付工料银两。臣等议定酌照成例，使用“敕建天主堂”五字，酌给工料银六万六千两；匾额仍用“敕建天主堂”五字，统于教堂门首立碑作为保护依据。被盗失去的款项另给银二千两了结此案。该使又因现在教士租赁房舍困难，拟请在钜野、菏泽、郓城、单县、武陟、曹州、鱼台七处为教士各建住房一所共给工料银二万四千两，均作为被杀教士的偿恤之用。现获盗犯照例惩办失察的地方官从重参处。该使又索要中国保证以后永无此类事件。臣等驳斥称，保护教堂条约所准许的，仅指盗贼猝发，岂能永远保证必定没有。该使无言以对，于是议定，请皇上明降谕旨，饬令地方照约尽力保护。但该国教堂究竟有几处，臣衙门无案可查，并令将各府州县凡有教堂之处所开列送交臣衙门查核。该使也答应照办，以便在保护之中稍寓稽查之意。此案失事的地方官，或调往他省，或从重惩参，均由中国自行酌情办理。该使借教案旁索商务，拟请此后山东一省如开办铁路旁近矿务，优先让德商承办。旋又请求设立德华公司建造贯通山东省的铁路，并开采通省及铁路旁近的矿产，意在仿照俄华公司的利益。臣等极力磋商，由胶澳至济南省城建造铁路，一俟此路造成后，再商议建造与中国自办干路相接的后段，均由德国商民集股领办，声明不占用山东地土，并另立合同，无需比照他国章程，以作为中德自行商定的凭证。该使又以德国办理此案所费之银为由，请求中国赔偿，索要数百万两，尤为无理。臣等告知此案中国无赔偿之理，惟愿念及数十年邦交及前此相助之谊，另筹解决办法，与教案绝不相涉，须将两事分开，以期杜绝他国藉口，断不能认赔一钱。该以使等候其国命令为辞，拖延经旬，臣等屡次催问，渐次就绪，已收兵下船，退出所占之地，赔费之事作罢。初订明在臣衙门互换照会时，恰逢曹州地方又有驱逐教民、杀害洋人之说，该使臣顿时推翻前议，又照会臣衙门，仍请求将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复经臣极力驳论，并钦奉谕旨将曹州总兵万本华撤职讯问，该使臣始无可置辩，于本月十三日来臣衙门会晤臣等，即将缮定的教案六条照复一件，当面交付，以符合先结教案之议。臣等私下认为，中德两国向来没有嫌隙，只因协助归还辽东索要回报未遂，该国注意所在，则英、法、俄等国均占有东方海口，而该国独无停靠轮船、囤积煤炭之所，不足以与各大国均势。屡次准出使大臣许景澄函电告知，而胶澳又为该国所垂涎，故本年正臣等有请在胶州创修船坞之奏，即已筹虑及此。十月教案初起，奉旨命李秉衡查拿凶盗，有德方企图借海口之谕，敌谋之狡诈，早在圣明洞鉴之中。此次借杀害教士起衅，遽派兵船袭击占据胶澳，分兵略地，直窥即墨县城德君又派其弟率领兵船来华用心实为叵测。该使所开教案六条件请照办，并无一语退还胶澳。臣仅恃笔舌与争，苦无退敌之策，再三辩论，该使始同意该国提督所占领之地分别退还，胶州亦在所退之内，其余则作为租用，略如各口租界办法周围以一百里为限，按岁输纳钱该地自主之权仍归中国。送来租地五款照会，大致以保全两国睦谊为词。臣等逐项复核：租以九十九年为限，所定租界，将来两国派员立界时，认定周围一百里为限。胶澳海面，中国兵商各船任便进出。胶澳外各岛险滩，准德国设置浮桩，惟中国兵商各船往来进出概免纳费。至德国嗣后将胶澳归还

译关于澳费的赔款项目，中国答应偿还，并另外选择相宜的地方割让给德国。这一条欠款，是指租期未满而归还租地而言，也可以照此办理，但必须明确规定，在租期未满之前，德国不得强迫中国原有的税卡照旧设立。在租地之外，德军应立即全部撤回，应交的租项数额，再与该使臣当面商议，双方均无异议。次日准备文书陈述，作为结案。其他一切应办事项，恭候圣旨下达，臣等再当行文山东巡抚妥善筹办。此案德国发难，各国大多想要干预，中外新闻电报络绎不绝，实在令人震惊。臣等坚持中德自行商议，不愿他国调停，因为知道各国并无真心相助，即使表面上居中调停，暗中却相互勾结，那么中国受害会更重。万一各国互相争夺，竟以中国为战场，尤其难以收拾。只能迅速了结此案，慢慢谋求自强，不腾出军饷训练精锐部队，不足以抵御外侮。外面容臣等随时奏报办理，所有商谈结案的经过，理应恭敬地撰写奏折呈报，并将臣衙门与德国使臣海靖结案的照会问答恭敬地抄录呈览。恳请皇上圣明鉴察并训示遵行，谨奏。

译总理衙门奏定山东教案要犯罪名的奏折。

奏为山东教案抓获要犯并分别拟定罪名，恭敬呈奏仰求圣鉴的事。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奉旨：“曹州杀害洋人一案，着李秉衡迅速派遣司道大员前往该处彻底查究案情，务必将凶犯抓获惩办等因。”钦此。当时由臣衙门电咨前山东巡抚李秉衡钦遵办理。此前据该前巡抚电称：委派臬司毓贤、兖州沂州曹州济州道锡良前往钜野县彻底查究。随后由该臬司等督饬该县会同防军，先后抓获惠二哑吧等九人，并起获赃物等情，多次照录恭呈御览。现在据李秉衡咨文称：起因是惠二哑吧即惠潮，雷协身即雷济参，张高妮即张泛椿，王大去即王某，又名王衍溃，贾东洋，高大青，肖盛业，姜三绿，张允，分别隶属钜野、嘉祥等县，平时游荡度日，此前均未作为匪徒犯案。雷协身探知钜野县张家庄村洋教堂存有钱物，起意盗窃，商同高大青及惠二哑吧、张高尼、王大去、贾东洋、肖盛业、姜三绿、张允，以及两名不知姓名之人，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傍晚时分，在钜野县杨家楼村外的空地带会齐，随即当夜二更时分，惠二哑吧、张高尼、王大去、贾各洋各自携带尖刀，高大青持棍鞭，雷协身、肖盛业、姜三绿、张允及两名不知姓名之人分别携带刀棍。行至中途，肖盛业、姜三绿、张允三人因畏惧一同逃跑。惠二哑吧等人抵达张家庄村教堂门外，惠二哑吧、雷协身翻墙进入院内，打开大门，放入张高尼等人进院。惠二哑吧用刀撬屋门未开，教士能方济、韩理会惊觉，从窗孔放洋枪轰伤两名不知姓名之人，于是各自逃逸。惠二哑吧因同伙被伤，怒气难遏，起意抢劫，雷协身答应随从。惠二哑吧即与雷协身砸开窗户进入屋内开门，放入张高尼等人。惠二哑吧用刀砍伤教士肚腹，雷协身也用木棍抵格，随即收去赃物分携逃逸，也有将赃物、刀棍丢弃在路上的。不料教士能方济、韩理重伤后随即死亡，经教士薛田资报验收殓。抓获犯人详细审讯，供认不讳，无其他另案。将惠二哑吧、雷协身均依照律例拟办等各因。臣等查惠二哑吧等人合伙盗窃德国教堂，因教士能方济等人惊觉，开枪轰伤同伙。该犯竟敢起意抢劫，与雷协身首先抗拒并伤害教士，实属罪无可逭。应如该巡抚所拟，惠二哑吧即惠潮、雷协身即雷济参，均依强盗杀人奏请审决枭示例拟斩立决。至于张高尼、王大去、贾东洋、高大青四名犯人，供词尚有出入，应监候待质。其中肖盛业、姜三绿、张允三名犯人，应从重加监禁五年。其在逃的马东武、朱得法两名犯人，应悬赏缉拿，务必抓获归案惩办。臣等查此案惠二哑吧雷协身两犯首先发难，因偷窃教堂而惨杀两名教士，以至酿成巨案，实堪痛恨。如果由该巡抚照案奏交刑部核议，再会同本衙门具奏，辗转需时，致使该犯侥幸延缓显戮，殊非止辟明刑之道。应本衙门请旨即行正法，以昭炯诫。至于该巡抚咨称不能禁约为匪之犯父兄等照例提责，以及已获之赃物经主认领，尸棺亦经教堂领葬，起获之凶刀存于库中，均应如该巡抚所咨办理。被枪轰伤的两名不知姓名之人尚未抓获，应与在逃的马东武、朱得法两犯，责令现任巡抚张汝梅一并缉拿，不得稍有宽纵。所有臣等拟定曹州教案要犯罪名的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按：中国办理此案，不可谓不迅速，甚至不待刑部核议，即由总理衙们请旨先将凶犯正法，衡量曲直老直之义，中国可告无罪矣。德国是欧洲教化之邦，海靖公使既膺使命断非以无赖见长。既然已杀人抵命，复归咎于地方官更归咎于国家，割地索偿要求铁路矿务利益。试问强盗杀人何国无之？若因匪徒所为而国家受累，天下岂有不受累之国哉？昔日俄皇为太子时游历东洋突遇刺客，俄国将灭日本耶？抑或割其岛地以偿耶？抑或力量不足容忍有待耶？亦谓地主既致敬尽礼罪犯亦尽法惩治。此外藉事图诈乡党自好者所不屑为。岂谓堂堂大国有无名之师？至于总署办理此案不嫌侵刑部之权不惮触督抚之忌以黜陟疆吏大柄慨然听诸外人。杀两教士而添建七教堂教堂愈多教士愈众。地有限欲无厌匪特外交棘乎？

译内部诽谤聚集如箭矢，确实有值得恐惧的地方啊。蹇叔说：“让军队劳累去袭击远方的国家，这是我从未听说过的。”原轸说：“秦国违背蹇叔的意见，因为贪婪而使百姓辛劳，这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机会。”德皇年轻气盛，抛弃贤臣俾斯麦不予任用，跋涉数万里海上的险阻，在亚洲发动战事，触犯各国的忌讳，招致英国和日本的愤怒。中国虽然在胶州一角显得疲弱，但最终全力歼灭其陆军，必定绰绰有余。英国和日本害怕祸患蔓延，遵守旁观的惯例，严禁接济物资，必定愿意充当德国的权力，不过是用海军肆意骚扰各港口罢了。煤炭和军饷终有耗尽之时，困在干涸车辙中的鲫鱼即将枯死。亲王统领军队，所谓用他不爱惜的士兵，去攻击他所爱惜的敌人。曹汝霖得志，如同获得无法耕种的石头田地；法国成为祸患，将在心腹之处。绕朝赠送士会的计策，左车告知韩信的谋略，中国采用则对中国有利，德国采用则对德国有利。请以此向两国的执政者求证。

译江西巡抚臣李兴锐跪奏，恭敬陈述办理教案的情况，并将导致事端的地方官员据实弹劾参奏，请求圣旨惩处，以警戒后来者。恭敬呈上奏折，仰求圣上鉴察。

臣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接到前任署理巡抚臣张绍华移交的公文，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六年十一初一奉上的谕旨：本年自五六月以来，各省人心浮动，教案接连发生，而江西尤为严重。李兴锐尚未到任，张绍华责任不可推卸，务必将各处教案迅速公平了结，以免留下口实。现在时局危急，万万不可再酿成争端，致使大局更加难以收拾。李兴锐到任后，遇到交涉事件，务必审时度势，尽心筹办，万万不可稍有疏忽，以致办理棘手，这是最重要的。将此由五百里加急谕知李兴锐，并传谕张绍华为知。钦此。

可见圣主关怀时局，训示详尽。臣伏读之余，心中无比钦佩与敬畏。臣查江西各属教案，先前经两江总督臣刘坤一，会同前任署理巡抚臣张绍华，派委江苏候补道员钱德培，以及新任吉南赣甯道贺元彬，会同督率各该地方官员妥善办理，已奏明在案。

臣到任后，整理齐全档案，细心核查，上年自五六月以来，各属上报焚毁拆毁天主、耶稣教堂及毁抢教民诵经房屋书舍的案件，不下数十处，其他民教互相控诉的词讼案件，又有数百余宗。教士索赔的欠款，多的五六十万两，或一二十万两，少的也有数万数千余元不等。各州县官员因为数额过多，便与之磋商磨蹭，而越议则数额越增，越拖延则数额越大。

比如吉安府的庐陵县所毁教堂，先前据该县知县冯兰森上报，与教士估计需赔银八万八千多元，却并不立即切实订定，没过多久，又追加到二十二万余两，以至其他县也有相互效仿者。臣见此情形，不胜焦灼愤慨。

像这样累积的巨额欠款，以江西库存储备紧缺，固然难以筹付，即使责成官绅分摊赔偿，也恐怕耗尽家产也无济于事。而时事艰危，又万万不能不委曲求全，勉力应付以免别生枝节，牵掣大局。

臣当即与布政使张绍华熟商，将筹款之事委托给他，或就地酌情筹措，或分担赔偿，随时斟酌妥善办理。其一切洋务事件，则特委按察使柯逢时总办，并将洋务局移入按察使衙署，以便明确责任。

臣又严令印信委任的各员，勒令限期办结，并传授他们应对策略，定为合办、分办的方法。合办的，令合一道一府所属各县的教案汇总议赔，以免枝枝节节留下纠缠。分办的，将赔偿欠款与惩办罪犯分为两件事，赔偿欠款议定后，即使罪犯证据未齐，也可先定合同，随后拿办，以免因此延误。

后因饶州、建昌两府所属事体较重，索赔最多，加委广饶九南道道员明征会同钱德培在九江与教士汇总议结。其州县官员中查有不能得力之员，便撤职留缉，另委干练官员前往经理。

现在南昌府所属的南昌、进贤，抚州府所属的崇仁，吉安府所属的泰和、永丰、吉水，南安府所属的大庾，瑞州府所属的新昌等县，均据该地方州县官员先后电报示知，所有焚毁教堂及民教讼案均已一律议定结案。

此外各属未结之案，又经臣严令限期，本年三月内必须全部结清。按察使柯逢时精心果敢，协助臣查催，断不容再有拖延。

臣还有请求的，近年各省民教滋事之案层见叠出，地方政府官员常借口教民欺凌百姓，积愤已深，无可奈何。平心而论，民教相仇，必有起因，地方官员如果能力求公平剖断，未必不能消患于未然。

即使相持不下，群起而争，但愚昧的百姓，终究不同于土匪悍贼，迅速派兵差弹压，何至于不能解散？这都是因为地方官员平日不知讲求交涉之道，临时又畏缩不前，甚至固执偏见仇视外人，激成争端，于是便一发而不可收拾。

等到事后议和索赔，则盈千累万；惩办罪犯则罗织牵连，即使该地方官员也终难自免。其发端甚微，而酿祸甚烈的，有伤国体，无补民生，给予贻误之罪，他们还有什么借口自解？

江西教案现在查办虽各有端倪，但各教士均一味以地方官纵容庇护为言，多方指摘，臣仔细体察，当时导致事端及查办不力的各员，如果不分别给予惩处，不仅无以杜绝外人借口，实在也不足以警戒日后效仿者。

臣查得署理建昌府事试用知府崔湘，代理南城县事务试用通判翁宝仁，均因谣传教堂运输藏匿炮火，随即督率属员收查，以致刁民藉势焚抢，既然已经滋事，仍不认真

译因防范不力，又酿成焚毁教堂的案件。南丰县知县邓宣猷，依据教士指控，称有主使焚拆教堂的情事，虽然缺乏确凿证据，但他未能弹压不法之民，且在民众与教民相互控诉的诉讼中，多次隐瞒不报，罪责确实难以推卸。庐陵县知县冯兰森，对于匪徒焚毁教堂、抢劫教民之事未能防范，事后商议赔偿欠款时又多有含糊其辞、欺饰隐瞒，导致枝节问题丛生。安仁县知县刘泰和，依据教士指控，从未出示保护教堂，先前由府里派拨兵弁弹压，他却将兵弁调回县衙，致使酿成焚抢重案。署理鄱阳县事务的试用知县应衷，此前代理德化县职务时，已接连发生焚毁教堂、抢掠教民案件，等到署理鄱阳县印信办理教案时，也均不能持平处理，屡次被教士指责包庇匪徒、欺压教民，怨言纷纷。以上六人皆属处置乖谬，不便姑息宽容，相应请旨，即将署理建昌府事务的试用知府崔湘、代理南城县事务的试用通判翁宝仁、南丰县知县邓宣猷、庐陵县知县冯兰森、安仁县知县刘泰和、署理鄱阳县事务的试用知县应衷，一律立即革职，以作惩戒警示。

又，丰城县知县汤鼎烜、高安县知县何敬钊、章贡县知县彭继昆，对于教民诉讼案件均拖延隐瞒不报。署理吉安府事务的候补知府何师吕、代理丰城县事务的大挑试用知县周景祈，在查办教案时多有推诿卸责。泸溪县知县王慎猷，对于民教滋事弹压不力。以上六人皆不免取巧瞻顾，陷入滑吏的习气，也应予以轻微惩戒。拟请丰城县知县汤鼎烜、高安县知县刘继昆、泸溪县知县王慎猷，均免去现职留在省城另行补用。署理吉安府事务的候补知府何师呂、代理丰城县事务的大挑试用知县周景祁，均各撤去职务，摘去顶戴，停委一年，容我察看，若无过错，再行奏请恢复原职。这些官员虽然已被撤职，但仍应责成他们留在当地缉拿要犯，案件完结后才准回省。那些滋事生非的绅士，有应当惩办的，也已饬令布政使司督率下属查明，照例详办。此后遇有交涉事宜，我仍当审时度势，悉心管理，总期民众与教民相安无事，以仰副圣主怀柔远人的至意。至于此次所开革撤回的知县各缺，江西均有应补人员，应请求照例扣留外补，一并声明。所有现在办理教案及纠参败事的地方官员各情形，谨会同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起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三月初一日奉上朱批：另有旨。钦此。

译山东巡抚袁某就通令晓谕一事，查得本部院多次接到各州县官员禀报，称境内不时有品行不端的教民，把信奉宗教当作护身符，把官府法令视为无足轻重，寻仇生事，案件层出不穷，恳请照会各国通事，并致函各宗教首领设法约束，以消除尚未形成的祸患等情，先后呈报前来，均已被本部院驳斥在案。各属地的教民虽然信奉西方宗教，但仍然是中国的子民，原本与平民没有区别。本部院此前已通令各属地，遇到民教纠纷案件，只区分善恶好坏，不区分平民与教民，一律秉公审讯查明并办结，不得稍有偏颇，以免更加引发纷争。随后又分别妥善制定章程，并先后出示恳切晓谕：如果有教民作奸犯科，应由地方官拘捕审讯查明，如果供词证据确凿，就立即照例惩办，以伸张治理权威而让众人信服。这些州县官员为什么至今没有一律遵照办理，仍然以函请教士设法约束等说辞，一再陈述，不但与本部院多次批复的词意相左，而且不是慎重处理外交事务的做法。查条约规定各国教士进入内地传教，只是劝人向善，并不干预地方的诉讼，因此教士只能传教，并没有审理百姓的责任和约束的权力，这本来是尽人皆知的。这些州县官员做官多年，对于通行的条约章程更应当透彻理解。山东的外交事务日趋艰难棘手，教案日益繁难，只要不追求虚名，不迎合世俗偏见，遇事按照约章，公平办理，不分平民与教民的界限，应该保护的切实保护，应该接待的优礼接待，可以施行的立即施行，不可施行的也必须告知不可施行的原因，而对于约束百姓的责任、治理地方的权力，不容许稍有假借的，更不妨明白地告知他们，使他们心悦诚服，退去后没有怨言。遇到外交事务自然容易商议办理，遇到教案也容易了结，而其紧要关键只在于秉持大公，不论平民骚扰教民，还是教民骚扰平民，只要是非分明，自然无从干预。假如教民信奉宗教，平民从而凌辱、焚掠、讹诈他们，这是阻扰教务，教士向来可以申诉，各州县官员必须严加禁止，不能说这是干预。又或者教民故意牵涉教务，而实际上并非因宗教引发争端，如果教士贸然来干预，不妨据实驳斥，依理辩驳，不要让他们与教士拼凑言辞。他们所有的诉讼案件，都可以按照法律秉公审断，自然不必问他是教民还是平民。地方官随时出示，恳切晓谕，并督促命令庄长、首事分别劝说，务必让平民、教民都知道应当归地方官约束治理，并没有界限可分，也没有便宜可占。久而久之悔悟，必定能将从前积怨逐步消除，民教调和或许基于此。各国领事、教士看到地方官对待教民与平民平等，安分守己的就一概予以保护，犯罪的就分别惩处，久而久之也会熟知中国政令法度公正不偏，所有的嫌疑也必定涣然冰释。安定内部就可以安抚外部，凡是有外交事务案件，应当更容易办结了。除分别行文司局、道、府转令遵照外，特急令饬行。令到该县，就立即遵照办理，并将遵办情形随时禀报查考，切勿违背，切切此令。

河南巡抚松寿出示晓谕保护宗教章程

为出示晓谕一事，查得各国传教载入条约，多次奉到谕旨保护教堂教士，已经恭敬誊写黄纸，张贴晓谕在案。查山东省去年所订立的保护宗教简明章程，严格区分功过办理，极为妥当，山东境内赖以安定。现在时局逐渐稳定，和议已经达成，河南各处教案也将依次完结，各国教士都必须回归照常传教，应当参酌山东保护宗教章程，责成地方官会同防营，督促命令首事、庄长，认真按照条约保护，以期民教永远相安。如果不能切实奉行，导致有疏漏失误，一定从严惩办，绝不稍加宽容。除通令外，特行出示恳切晓谕。为此示仰全省绅士、百姓、首事、庄长等人知悉：你们要知道保护教堂教士，就是安定地方，不只是对人有益，实际上是保全自己，总期望主客和睦，中外安宁，四境太平，民生不受干扰，本部院对此有厚望。各位务必凛遵勿违，特此告示。章程如下：一、凡有谋害教士以及焚烧抢劫拆毁教堂者，由各文武地方官、各防营兵勇、各乡团团员、勇役、绅士耆老、庄长、首事、团丁等人协力保护，如果敢纠集众人抗拒捕拿，当场格杀勿论，其中救护尤为出力者分别给予优厚奖赏。一、凡境内有教堂教士，并须责成绅士耆老、庄长、首事、地保等人，随时妥善防范保护。倘若该庄教堂教士再遇有焚烧抢劫骚扰侵害的重大案件，除绅士查照光绪二十二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行章程追究办理外，所有庄长、首事、地保等人

译应当立即一并提案严惩，并责令摊赔教堂所失各物，地保被革职后从重治罪。一、凡境内教堂教士遇有焚抢扰害重案，其匪犯是某庄人或在某庄窝藏，该庄的庄长、首事、地保等人如有徇私纵容、窝藏包庇的弊端，一经查实，即照窝匪例提案从重审讯办理，仍限期交出匪犯。一、凡境内教堂教士，各该地方官、各防营官员认真照料保护，一年以内相安无事的，各记大功三次；三年以内相安无事的，汇总案件给予奖赏。一、凡教士过境，不论上站是否知会，应由该地方官会同防营酌情派员役，逐站接护，妥善照料，并随时知会下站查照办理，不得相互推诿。一、凡境内教堂教士，责成该文武地方官随时妥善照料保护，倘有焚抢扰害重案，除了撤职留任缉捕外，定即从严办理。一、凡焚抢教堂、伤害教士的匪犯，审讯属实后照土匪例立即严惩，决不加宽贷。一、凡拿获焚抢教堂、伤害教士的匪犯捆送到官的，分别首犯从犯酌情奖赏，闻风报信因而拿获的，比照拿获首犯从犯匪犯的赏项减半发放。一、凡境内教堂教士，该绅士、耆老、庄长、首事、地保等人，认真防范保护，一年以内相安无事的，由地方官查明酌情嘉奖；三年以内相安无事的，请给功牌顶戴。一、凡误买教堂失窃赃物，一经查明，立即呈送到官，免其连累；其知情故意购买以及扣留不交还的，应照收买盗赃例从重办理，代为窝藏赃物、销赃的，加等治罪。一、以上所订章程，均在札发张贴之日起一律查照施行。

译山西巡抚岑春煊清理山西教案章程。

一、本部院已奏请前在张家口内外严惩拳匪、清理教案，使中外悦服的江西候补道沈道敦，来晋派委督办全省洋务。

二、行凶焚教的拳匪头目，所谓大师兄、二师兄等有尚未被处决的，不待全权大臣以及洋人指告，先严拿正法，以快人心而彰显法典；其余被胁迫跟随的人一概不株连，以免民教结仇更深。

三、各州县地方官中，如有不顾大局以及曾跟随拳匪焚杀的人，一概撤职。

四、护理主教安怀珍所管辖的太原、大宁、朔州、汾州五府教案，由本部院先借赔款银八万两，移作抚恤教民、修缮房屋、添购农具、购买籽种之用。这八万两应交某府多少，交给何人领用，均由洋务局询问安教士，即日办理。至于女教士先借赔款二万两，以作教堂之用，也准许照此办理。所有一切借欠款项，将来均在赔款内扣回。现在既有此款项由教士分别抚恤教民，洋务局不再抚恤。

五、各府教民田产被百姓占据的，派员督同乡约、教民认领；如契据遗失的，由地方官照粮册发给新契。

六、如教民全家被害，所遗留的田产有被百姓占据的，应由各该地方官派乡约查明，由官府追还归教堂，以作抚恤孤儿之用；无契据的也发给新契。

七、天主教保赤堂所养育的女孩，以及教民的妻女，如有百姓留养的，由洋务局出示悬赏，送往洋务局申报，饬令各家属领回。凡送到妇女，每人赏银十两，女孩减半，由局发给护照、收条，保留养之家将来无事，并不追究来历。如隐匿不报，经洋务局派人秘密查访查出的，除将妇女追还外，对隐匿之家重罚。如邻居知情举报查获的，大口一人赏银二两，小口一人赏银一两。其由邻居举报查获的，留养之家一概不赏。

八、现在已奉旨保护教民，凡教士往来应照常办理，各城门本部院已传谕守城各兵，凡遇洋教士出入门禁概不阻止。

九、本部院已饬令洋务局设立发审公堂，凡教民控告追讨被抢物产的，随时持平清理；凡有教民控告家属被害、指控凶手的，照沈道前在张家口内外的办法，概不偿命，只责成凶手量力罚钱，抚恤苦主，以期此后民教永远相安无事。

十、从前有各国教堂物件由地方官代收存入库的，一概给领报明，由洋务局估价扣银，以减轻赔款。

十一、五府教堂教民房屋被毁的，由洋务局遴选派遣委员五员，请教堂也派遣华洋司铎五员，会同到被毁地方，确切查核房屋间数、物产细数、遭害人口，登记造册咨呈全权大臣核办，也照沈道前在张家口内外的办法，若非委员教士会同查核的，概不算数。

十二、归绥七厅教案，除由恩道借款抚恤欠款银一万两外，现由本部院再借二万兩，由洋务局派员解至恩道，转送方主教所辖的司铎，为极贫教民修缮房屋、购买农具籽种之用，将来在赔款内扣除。

十三、派护理潞安府刘守寿春前往河南林县，将主教贺福满请至马府居住，即委刘守为潞安府洋务分局总局总办，潞州、泽州、平阳、蒲州四府教案均照所议章程同时办理。

十四、归绥七厅教案所毁物产，也饬令恩道督同归绥洋务分局，照所议章程同时办理。

十五、英美瑞典教案，已经本部院函聘英国人李提摩太来晋办理，如不能来，请求其另举一员来晋与沈道商办。英美瑞典教案洋员未到，对于有耶稣教民亟须抚恤却无处申诉的，应由洋务局传知华教士到局商议办理。如有被害耶稣教民在洋教士未来以前，愿意向洋务局请恤具结，先行结案，不再向洋教士纠缠的，此等深明大义之人尤宜格外体恤，速即了结案件，盖我能自行了结一案，将来洋教士即少办一案。

十六、凡有商民私收洋人器用物件的，这都是由于不识时务，情尚可原谅，应仿照张家口内外的办法，由商民自行送往洋务局代收，由发给护照收条，保证将来无事，并不追究来历。如不送往，经洋务局查出的，加重惩办。盖物件多得一分，即少赔一分欠款。

十七、凡有教民房屋门窗虽毁，而梁柱犹存的，也饬令洋务局委员估工修复，或地方官已经修复，或教民愿意酌领修费自行修复的，均听其便。委员教士会同查核之时，不再列入册籍，以减轻赔款。

译皇上所议定的各项条款，本衙门因为山西风气尚未开通，民俗淳朴敦厚，办理此事尤其应当审慎。况且如果因循守旧不予理睬，尤其会妨碍和平局面；如果操持过于急切，又不符合民众的情意。仔细推究沈道台先前在张家口内外所办理的章程，之所以能让中外人士都心悦诚服，其中的道理不外乎“持平”二字。而且张家口内外的商民有很多是山西籍贯的，将张家口向来习以为常的事情，移植到山西，应当不至于方枘圆凿（格格不入）。本衙门因地制宜，也秉持公平的原则详细订立章程，以期民众与教民相互安处，各自没有疑虑。

续添第十八条：口外七厅民众智慧未开，人心浮动，最容易听信谣言。此前由浑源州抄来假托刘大臣告示的谣言迷惑众人，仍怀着复仇心理看待洋人，庆亲王已行文查禁。如果还有人敢抄录传诵，就按照匿名揭帖的罪名依法严惩。

口外七厅的教民有自行前往乡村索取银两粮食以及追寻被抢物品的，既然有官府代为追讨血债、抚恤欠款和失物，官府负责追查，自然应当专门责成恩道台，随时与教士商议，将此风气禁绝，以期此后永远相安无事。

只是无知的愚民，仍有头裹红布的，认为借此可以恐吓教民，这种举动尤其愚昧顽固。应当仿照张家口内外的办法，由道台派遣官员带兵禁止并劝散，立下字据保证不再出现联庄会等名目，学习拳棒，再次酿成祸端。

译外务部咨文抄录许御史奏请派遣专员办理教务的附片。

为咨行事，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三十日，接到军机处转交的附片，当日当面奉到谕旨：御史许佑身奏请命令各督抚特派专员办理教务一片，外务府知晓，钦此等因。查原奏中所称，请求派遣专员，平时以接洽教士、研究交涉为职责，若遇到教案，即可迅速前往该地，协同地方官与教士妥善商议解决等语。近年各省省会地区，大多设立了交涉洋务等局，凡遇教案，自然由所派人员会商办理，似乎与该御史原奏的意思相同，相应抄录原片咨行贵处查照即可。须至咨者。照录许佑身附片如下：

再者，交涉事件中，教案占大多数，近年尤其严重，办理愈发困难。教士袒护教民，官吏偏袒教士，已成为习惯，民教之间的仇怨都由此产生。殊不知外国传教本不允许干预地方公事，只是因为中西律法不同，而又一味倚仗强势，不能使我方信服，官司则严格遵守禁令。那些来华的公使、领事等官员对于教民，只有保护的责任，而没有管辖的权力，往往心存讨好之意，偏袒教士。每当遇到一起教案，公使等人反而肆意要求，由此也可看出洋员不肯压制教士。想要妥善办理教案，非派遣专员不可。既然派遣专员，平时以接洽教士、研究交涉为己任，若遇到教案，即可迅速前往该处，协同地方官与教士妥善商议，由督抚议定解决，那么拖延推诿的弊端就可以消除。拟请命令各督抚在实缺候补人员中，挑选那些通晓时务、品行端正的人，根据教务的繁简程度，每省奏请派遣一二人驻扎在往来冲要之地，如果能在三年内不发生教案，或者有教案也能公平迅速解决，由该督抚据实奏请，等待圣旨提拔任用，那么办理交涉的人就会思虑振奋，而且因为教务而特派专员，也可以说是竭尽保护之道。臣的一孔之见，谨附片陈述，恭请圣鉴训示。谨奏。

直隶藩司周谕委派官员查案说帖

第一条 教案赔款：一、天主教归属何处？主教统管耶稣教属于哪国哪会？司铎即神父是谁？教堂有几处？教民大约有多少人？向来及近日有无滋事？二、去年烧毁的教堂，中式和洋式共有几座？毁坏教民房屋，拟赔偿教堂及抚恤教民的银两共多少？分几期支付？已付多少？未付多少？三、赔偿抚恤教案的银两数额及如何摊派捐输？是否是官绅与教士三方面议期限？还是官员独自与教士商议？罚没变卖拳匪产业多少？是否酌情留出一部分供养其家属？地方公欠挪垫多少？摊派捐输多少？是否是官绅会议确定的摊捐数额？是否正好等于认赔的数额？现在未付的银两，预计每村每亩仍应摊捐多少？届时能否如数筹集？是否应酌情请求津贴？或遵示酌情缓征钱粮差徭？或将赔偿教堂的欠款请主教、牧师开单送其使馆，归入大赔款内？如果对方难以做到，不要再与司铎、牧师商定赔偿抚恤的欠款延期。近日州县或因赔款多而未将如何捐凑的方法禀明？或因赔款恐遭民怨而请求剔除归入大赔款之内？或请求公欠款津贴？上下隔阂，谣言四起，实在不是办法。拳匪产业虽奉文可以变卖抵偿，终究为数不多，且恐怕不能全部变卖，断绝其家属生计。督宪先前交力延庆州秦奎良疏称教款应筹，不得不捐罚并行，固知各属全靠摊捐，然而捐数也不宜过多。前本藩司在京查阅院卷，从州县禀明按亩派一百文上下的有，竟未禀明的，近闻有每亩派至数千的，民力何堪？无怪怨谤沸腾，说官绅染指。至于赔偿修筑教堂的欠款，照和议条约原本可以商请教士开单交其公使，归入大赔款之内，然而教士或想图得现银，或想惩罚本地以儆将来，不肯照办，也有州县官恐增入大赔款贻累国家，不愿照此办理的，然而通盘核算，权衡轻重缓急，不妨诉陈上司。近有州县想在议定合同之后，再请教士将修堂赔款援例办理，诚恐不易。又闻大赔款内实有余地可入，此欠款暂候印委与教堂相商。此时和议即将完成，大赔款四万五千万两的数额已经议定，分年摊还，认四厘息，须三十九年还清本利，合计加倍有余。国家财力已竭，艰难困顿，何以承受此重负？去年大乱，上下如狂如风，愚民虽然无知，官与绅何竟一无禁止？抚今追惜，能无痛恨！今乃因赔款难出而归咎于国家认列欠款内，为臣民者何颜以对君父？本藩司办理京中教案，曾有剔除归入大赔款之奏，均声明日后如能筹还，仍从大赔款数内抽出，实不欲以此久累国家。

译抚恤教民所欠的款项，按照约定应当由地方自行筹措。各国公使认为，中国百姓应由中国官员负责抚恤，与各国无关，而这笔欠款比教堂问题更为紧要。如果不按期发放，那么教民将无法生存，心中图谋报复，无论是抢劫还是讹诈，都很难禁止和阻止，这并非抚恤教民的正确方法。本藩司日前在北京极力请求全权大臣和户部，奏请二百万两作为津贴教案之用，以极艰难地兼顾州县抚恤穷民以及遣散土匪等一切善后事宜，然而国家财政匮乏，直到昨天才听说蒙恩拨给京饷一百万两，稍可指望，而拨给北洋防费的一百万两难以期待其够用。值此局势，本司等人怎敢再次请求？现在与各州县开诚布公地商议，务必体察民力，实际筹措多少，再作全面筹划。如果勉强可以筹措，千万不要请求欠款津贴。

译第二条是调和民众与教会关系。一、天主教归教皇统管，传教士如同出家的僧侣道士，不结婚，不做官，不经营产业，生前游历某国，死后葬在某国，总之是以劝导人为主要目的。其核心教义大致是禁止偷盗和邪淫，不说狂言，不欺骗人，不争斗，不贪婪罢了。每省有一两位主教，是由教皇谕令派遣的。所以前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现在叫外务府），奏定各级官员与教士相见的礼节，准许主教请求拜见总督巡抚，司铎准许请求拜见司道官员，这是为了沟通情感，消除民众的猜忌和嫌隙。司铎就是神父，是由主教派遣的，在中国称为司铎，即劝导教民修行。只有大司铎管理事务，地方官与司铎等人相见，自然应该以客礼相待，逢年过节往来应酬，彼此自然没有隔阂，避免旁人挑拨离间。近日官场和士人中称主教为“大人”，是尊重教皇的命令；称司铎为“神父”，或者直接叫“大司铎”，是顺从众人的习惯。这样师生朋友共同劝导教化百姓，并没有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所以地方上只能用书信联系，不能用公文，信面上尤其不能用“老爷”等字样，以免失去名义上的正当性。所以总署奏定的章程规定，教士不干预诉讼案件，而教士也常说我不管理地方的诉讼。然而教民常常把诉讼之事托付给教士，甚至有家事婚姻、田产债务等细微琐事，与教务毫不相干，也来请托说情，这既不符合教规，也不是主教的本意。地方官如果真能平心静气地审讯查究，不要轻易用刑，查明证据确凿，也应该不分是不是教民，一概依照理法公正判决，他们又从哪里辩驳呢？万一他们听信教民的一面之词，或者直接请求翻案，或者发函请求上级衙门提审，不妨将案件中的详细情况从容告知。如果他们仍然不醒悟，就申请上级衙门派员重新审讯，万不可因为他们请托就草率改变判决。这是指寻常的诉讼案件而言，如果教民犯了杀人、盗窃等重案，自然应该和平民一样办理。地方官与教士住处不远，遇到教民犯下重案，或者一面收押，一面告知，这是朋友间的关照，并非例章所规定。教士遇到这种事，大多将这名教民开除出教，但在官府秉公议罪，本来就不必问其是否被开除驱逐。至于平民欺侮教民，这种风气尤其不可助长。近日大乱刚刚平定，仇视教会的禁令和新章程非常严格，而地方上平民多教民少。如果平民欺侮教民，不迅速查禁，恐怕酿成大案。如果遇到这类案件，务必秉公迅速判决，不要稍有偏袒压抑，去讨好愚昧的民众。然而关键更在于平时恳切开导，使人们消除界限隔阂的观念。近日各教士劝导教民的告示，想必都看过了，可见教士绝无袒护教会的意思。他们想要保护平安，本来就是彼此同心同德的。二、耶稣教是从天主教中分出来的，不归教皇管辖，听任各国各人自立一个教会。近日在中国，耶稣教有英国的敦伦会、圣道会、安立甘会；有美国的美以美会、公理会、长老会、浸礼会；此外名目很多，互不统辖。即使是同一教会但分住几处，每处各有教士管理，也互不统辖。只有美以美会有一位总董主持教会事务，调度一切。耶稣教士称为牧师，近来有人称他们为“大人”“老爷”，可笑。一切规矩不强求，可以结婚可以做官，或者一家人中有的信奉教有的不信奉，或者一个人先信奉教后来退出，都听其自便。至于牧师传教劝善，与天主教大致相同，而通晓民情没有城府，人们都说比天主教更容易亲近。然而这也取决于传教的牧师是什么样的人。各辖区境内如果有耶稣教，必须问清楚是哪个国家、哪个教会。前年总署奏定教士相见的礼节，没有提到牧师，确实是因为耶稣教一个教会人多众杂，不便用官场常规礼节看待他人，也略像僧侣道士一样平等，不在此礼节上斤斤计较。但州县官员相见，总适宜以客礼相待才是。地方官遇到民众与教民争讼的事，办法与天主教相同，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司铎如果意见不合，可以请主教评论；牧师意见不合，只能请同国同会的牧师代为排解。然而遇到这类事，总适宜据实申请上级衙门审核决定，不可隐瞒修饰言辞，尤其不可夹杂意气用事、轻慢辱骂的话，以致增加口实。三、历年教案层出不穷，上下忧心忡忡。曾经总宪裕德条奏保护教堂，由官府选择地点设立保甲，慎重挑选本地士绅两三人作为董事，定额设置巡勇，使用教堂附近的人。局董免除差役，如果三年民教相安无事，按照寻常劳绩请奖；或者事起仓促，果能弹压解释，按照寻常劳绩请奖等语。经总署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议复，奉旨批准执行在案，至今各州县未能一律照办，固然由于奉行不力。推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教民对于应出的保甲、积谷等费用抗拒不肯出，他们先自认为异于常人，于是别人也异视他们，绅董地甲怎肯保护？二是因为教民间有逞强欺人者，众人侧目，绅董等难以约束，更不愿意保护。查教民应出的公费，除了迎神赛会听其不出外，其余都和平民一样摊派，早有通行章程。前日本藩司在北京与各教士谈及，并说绝不容许教民抗捐

译的道理。至于教化那些不守法的教民，他们毕竟也是与我们同类的人，教士既然已经多次训诫，绅士们也应该认真查禁，共同保护。约束教堂附近的绅士董事，既然奉旨保护教堂和教民，官员与绅士都应当共同承担这份责任。如果超过一年平安无事，按照成例，准许由官员择优推荐请奖。

教民与平民发生诉讼，最容易酿成事端。人们说教民倚仗势力占强，固然难免，但官员也不能不承认自己的过失。这本来是我藩司在北京时曾对各教士说过的：“天主教以忍让为先，我常见教士常常劝告教民不要因小事兴讼，一定要等到被人欺负到极点，无可奈何时，教士才准许他们向官府控告，他们才敢递交诉状，而且必定谆谆告诫教民说：‘诉状中千万不要说谎，否则就是大犯教规。’倘若教民不先告诉教士而直接向官府控告，教士必定深恶痛绝。诸位能照这样去做吗？”教士们回答说：“都愿意照这样去做，而且早就有照这样做的。”我又说：“凡是教民因诉讼到官府，常说官府断案不公，这话原本不能全信。现在找到一个办法，凡是教民与平民争讼，或者教民与教民争讼，先请乡里中公正的人调解。这公正人必须由双方各自聘请一人或两人，不论是否在教，不问是否有职衔。如果双方再不遵从调解意见，再听任他们各自聘请一位公正人评断。”我藩司办理交涉多年，照这样处理事情不少，从未出现弊端，这也是各国通用的办法。万一事情仍然难以了结，不得不向官府控告，官府必须查明公正人调解的意见，作为采纳裁决的依据。这样哪里有冤枉，而且节省费用、省事多了。各教士都回答说：“很好。”我又说：“教士常说教民与平民争讼，教民大多败诉，因为平民有秀才、举人、进士说情，而教却没有，等等。这自然是教民的一面之词，但我也有办法。”

教士收善良人入教，原本是为了让他们改过自新，略如佛教忏悔的意思，但人各有别，乡绅因此轻视他们，所以教民被列入绅士董事行列的极少。现在应当由教士挑选那些家世清白、年长性淳、入教已超过十年、不犯教规、不滋事端、为乡里所信服的人，举出数人，开列名单给地方官，再加以查访，确实素来享有民望的，不论有无职衔顶戴，准许官府谕派，作为教中董事。凡是遇到教堂公事，教堂就是地方官的公产，不是外国人的财产，总理衙门早有通行规定，切勿误会。准许他们来见州县官，以对待乡绅的礼节相待，如同生员、监生见官的礼节。如果他们是因自家事情与人争讼，自然应当照例长跪听审，与平民无异。这类教董每县不得超过两三人，如果能办事妥当，众心信服，也准许三年后择优推荐，与保护教堂的士绅一同请奖。倘若教董另有不妥之处，由官府撤换，会同教士另举，这岂不是安民息争的一大关键吗？各教士都说很好，将来商定民教相安的章程，必定有这一条，希望各属地先照此意与教士商议，权宜试行。

又民教争讼，书吏差役的酒饭路费一切多向平民索取，而对教民则少取，这也是平民不服的原因之一。我认为这些事都是由于官员不明不勤的缘故，平民又能听任书吏差役多索吗？想到这些，弊端难以尽数列举，希望贤明的地方官各自努力去做。

五、此次教案议结之后，必定订立合同，如果载有“匪首应缉获惩办”的字样，就应立即访查确实，迅速严拿，抓不到就终身悬缉，不可拖延一两个月才出票追捕，以致人心惶惑。如果匪类自行投案自首，照例罪责可以减轻，倘有公正绅士保其以后安分守己，并能协助缉匪保护地方，可与教士商量清楚，通禀请示，免除重办。教士不重在复仇，重在保护后来的平安。至于附从的匪类，合同内必定没有指名要拿，这应当一概免究。我藩司前月在北京与教士单独开列应犯的名单极多，再经商定，除首要重犯百中不过一两人应拿办外，其余都一概免究。又担心传案具结多有扰累，于是饬令各属地将开列免究的从犯出榜告示，交保约束，使其改过自新，或开谕单交绅董传知，免其到案，教士没有不应允的，这也是了事的一种方法。转眼即将回銮，四海重见升平，前去已过，正宜休养求地方安靖，不可等到那时再办理缉匪等事。

六、教案已结，无论赔抚各欠款已付未付，凡是平民教民都应当遵照合同办理。如果拳匪先占夺教民房屋，自应退还；如果教民因家业被毁占夺他人房产的，也应当归还。倘若因抚恤欠款尚未到手，而教民确实无屋栖身，可准许其暂住，限期退还原主。至于零星物件彼此抢夺的，除先前已经归还的外，以后不准再索。总之，既立合同之后，无论何事，总算一概了结。

七、教民常畏惧平民欺侮，竟有日久不敢回家的人。近日土匪风气炽盛，教民又畏惧扰害，纷纷逃出，依傍教堂及亲友家，这都是地方官漫不经心所造成的。教案

译虽然案件已经议定结案，但教民终究胆小，且恐怕他们旧怨未消，会寻仇报复。因此应当谕令委任乡绅董役，将教民一并约束保护，使他们安居乐业。一县之中，哪些村落淳朴善良，哪些村落不淳朴善良，必定大致了解其概况。仍应时常下乡察看，善于开导，这样匪类也就无从起意。如果在案件结清、事态平定之后，忽然发生焚杀教民的案件，那一定是义和团的余焰再起，掀起风波。做官的有何颜面面对君父呢？上司能相容吗？杜绝祸端于萌芽，防范细微于未然，这是我所期望于贤明县令的。

译第三条 缉捕盗匪

一、各县境内，必须使用侦探。如果有拳民、土匪藏匿，立即悬赏严拿。对于著名的匪首，应发放犒赏，准许在案件审结后前往司衙请领。然而，购买眼线、供给差役盘缠，都必须由官员自掏腰包。因此，爱护百姓的官员，绝不会不严办贼匪；贪图私利的官员，绝对不是能办事的人。试着设身处地想一想，官员如果把百姓看作子女，怎么忍心吝惜小钱而听任盗匪骚扰我的百姓呢？即使是负责捕盗的差役和眼线，官员也应当时常奖惩兼施，而不肯放松。

二、办理保甲确实是好办法，但如果贼匪势力强盛，办理保甲也没有益处。应当先设计歼灭其首领。如果因循拖延，贼势逐渐炽盛，聚众抗拒差役，官员应当亲自前往查办。如果贼匪怙恶不悛，只得请求调兵擒拿剿灭。兵到之时，官员应当身在军中，一面招抚，一面作为向导，并且避免兵勇骚扰百姓。近日乡民滋事，官员就请求调兵弹压，等到官兵击贼时，官员却仍坐在衙门里不出来，只派遣差役去探视，不知他怎么能心安理得。

三、匪首如果投诚，万万没有杀降的道理。但这帮人胆大，如果不剿灭而只安抚，恐怕会被他们欺骗。如果真心投降，一说就能成功；如果多说，就不是真心投降，非剿灭不可。收降的方法，关键在于先取得可靠的保人，缴获枪械，然后发给免死执照，资助遣返回乡务农。如果没有产业可归，不便立即遣返的，必须与乡绅董事暂时设法安插。费用不足，不妨请示司衙，总之必须有办法约束他们，不要让他们再走上匪途。

四、似匪非匪之徒，到处都有。有的借口教民欺侮，有的借口摊派捐税太多，兵到就放下武器做平民，兵退又啸聚讹诈抢劫。这种伎俩，只能瞒住官员，不能瞒住乡里。官员如果下乡与乡绅董事见面时，派眼线四处访查，绝不会不知道其头目是谁。知道了却不能擒获其首领，解散胁从之人，难怪他们的势力日益扩张。方法应当是清查保甲，选举村董，重赏眼线捕快，勤练小队，一面开导，一面搜捕。万一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只好请求调兵弹压，但官员仍应竭尽心力，不可完全委托给军队。

第四条 休息培养

一、按照教案赔款，每村每亩已出多少，未出多少。

二、查办供应洋兵的摊派捐税有多少。

以上两项，虽然奉总督通令将收发数目张榜公示，但委员到县后，仍须仔细访查民间情况，以期核定准确。

三、教民私下讹诈的欠款，应当立即追缴抵补；如果是私下和解的欠款，不必再追究。本藩司早已与教士说明，但这些钱都出自民脂民膏，官员应当大致知道数目。

四、地方公款欠款，如积谷、书院、庙会、育婴堂、抚恤寡妇等费用，提取了多少，将来如何筹款偿还？

五、地方亏空挪用的公款有多少，如何填补？是否又出自摊派捐税？

六、钱粮差徭，已经征收了多少？

七、民力已经困乏，如何调剂？其中有已承认赔款但实际上未能筹捐的有多少？

八、平民遭受这次大乱，家破人亡，或者孤苦无依的，也应当谕令乡绅董事迅速查访，上报司衙审核决定。或由地方筹款，或由本司设法，应当请示总督指示施行。

九、各村藏有后膛快枪及子弹，不论多少，务必命令一并缴出，送往省城。枪好的，连同子弹不论多少，准许每支枪给银十两；枪坏但能修理的，每支准许给银五两；极坏不能用的，每支准许给银三两。由各县一面收枪，一面垫付款项发给，即在正项欠款内开支，不可克扣拖延。缴清后仍命令村董具结保证，如果以后该村再查出有此枪枝存放，就按照私藏军火条例治罪。如果听说该村确实有快枪，而抗拒不肯查缴，就是有心为匪，应当由官员督同乡绅董事挨户搜查，再抗拒就按照土匪条例重惩。至于前膛土枪，如果有缴出的，准许地方官收买作为缉捕之用；如果村董愿意留下几支防夜，准许官员验明烙字发还，这样大概能实现卖剑买牛，盗风永远平息。土匪投诚缴后膛枪，也照此发放价银作为遣散归农的资财。其前膛土枪及刀矛杂项，也准许酌情给价，留作地方官缉捕之用。

十、从前团练及连庄会，现在奉总督一概严禁，只有巡更守夜各保各村不在此例，仍由府州县选举乡绅董事迅速办理保甲。不仅清查盗贼，以安定善良百姓，而且可以排难解纷，消除无数争端。值此大难之后，官员和乡绅都应当同心协力，而且乡绅比官员更重要，官员可以更替，乡绅则身家永远与地方休戚与共。各乡绅有愿意来省城见本司的，一到即见。如果保护地方平靖、缉盗安良对乡党有功，准许由官员在年终酌情请求奖叙。

十一、大乱之后，地方如何安辑休养？有没有更张整顿的方法？能保证永远无事，共享升平吗？应当由官员和乡绅各自陈述所见，上报等候审核决定。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日

直隶藩臬调和民教缉捕盗匪详

为详明事，窃直隶当大乱之后，潜伏的盗贼尚未平定，地方善后事宜，以调和民教、缉捕匪盗为第一要务，而纲领尤其在于切实推行保甲。前

译奉宪台出示晓谕，禁止团练、联莊等会，设立保甲在案。只是保甲虽然是古代的好制度，如果实行得不恰当，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弊端滋生更多。本司等会同善后局，仔细斟酌，认为办理保甲务必简单而易于实行，使民间没有摊派累赘之苦，书吏差役没有勒索之门。只是选派绅士董事，必须公正平和，顾全大局，绝不歧视教民的人来担任，才能相安无事、彼此遗忘，遇事直接与教堂商量办理，才能避免隔阂。如果教民中有明白诚实、向来没有过错、被大众所信服的人，也可以派作董事，但不可拘泥于教派名目，反而存有界限之见。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千万不要迁就。本司等曾与各教士商量，他们都乐意遵办。况且各州县现在已有举办的，但办法参差不齐。现在综合众人的意见，折中形成定法，斟酌时宜，拟定章程八条，刻印成册，通令各属一体遵办。即使各州县情形不同，也允许因地制宜，斟酌增减。此外未尽事宜，都应遵照宪台及本司等的示谕办理。随后即由本司等秘密派遣委员分往各属查看，倘若盗贼充斥，民教不能相安，以及另有勒索扰累及因循不办者，当请求撤职以示惩戒。除通令遵照外，拟合将酌拟保甲章程详细请求宪台查核，为此备文呈报，伏乞照详施行。计开保甲章程：

一、举绅董。每村由各花户公举公正绅董二人，充当村正、村副。如果教民中有明白诚实、向来没有过错、众所信服之人，不论有无职衔，也准许举充董事，均由官府谕令派遣。凡是缉捕盗贼、调和民教、平息争端避免诉讼及有关地方教养等事，都准许该绅董共同商议核实经理。倘若不自爱，假公济私，任性妄为，一旦揭发，立即查办。

二、立牌甲。每村以十家为一牌，举一牌长；十个牌为一甲，举一甲长；十个甲为一保，举一保长，专门负责击鼓巡夜捕盗及查有不法者，通知村正村副举报。如有小村不满十户，力量难以自保者，准许就近依附他村，彼此互相防护，其团练、聯莊等名目，应遵督宪示谕，永久禁止。

三、查户口。每村由绅董协同地方官挨户清查，无论绅、商、民、教，都将人口、职业、家长、姓名分牌逐一详细记载于底册送署备查，仍照造一册存在本村。至于填写门牌，久已成为具文，并无实际益处，徒然开启书役勒索的弊端，自然可以不用填写，以归于简捷。

四、慎器械。前奉督宪示谕，无论平民、教民不准身带刀枪，如违拿究，倘若敢拒捕，格杀勿论。如果家内藏有快枪，应立即缴官领价，违则照例加重论罪其曾当土匪者，论死，自应敬畏遵宪示办理，并由绅董、牌甲各认真查察，勿任隐匿。至于办理保甲留用枪枝，不在禁例之中，但须由官府查明，限定数目，编号给发，专备守夜防盜之用。如有持以争斗、砍杀滋事者，只追究村正村副的责任。

五、防外盗。每牌富者出资，贫者出人，每夜轮流敲梆击柝守更，周而复始，一家有警，九家相救，一牌有警，各牌响应，这样小盗就没有空隙可乘，全村得以安宁。

六、清内奸。每牌中如有窝藏盗贼、寄放赃物及为盗为匪者，同牌之家及牌长甲长决不能毫无觉察，应立即知会绅董送官究治，如果包庇徇隐，事发同牌连坐，并将牌长甲长惩处。

七、消嫌怨。凡是新近招抚归农的拳匪各匪，都有保甲，既然照良民一律看待，应由村正村副及牌甲各长认真劝导，使与教民各自释去前嫌，遵照督宪及两司示谕彼此不得再行寻仇报复，并随时察看，如果仍旧不法，即由村正村副密报地方官拿获，从重究惩。

八、杜需索。凡是查户造册，每年只是一次，应责成绅士董事筹办，不得借端向民众取资，因为绅士董事身家较重，保一村即所以保自家，花费少而获益多也。如果办理已逾三年，保护地方平安，准许由地方官择优详细请求分别给奖，以示鼓励。至于每夜守更防盗所需灯油等项费用，应听各牌子自行商量办理切实举行，仍由绅士董事总司其成，不得任凭地方挨户敛钱雇用数人，影射东西，以致有名无实。尤其不准书差插手，导致开启勒索的弊端。以上章程八条，各属似可仿照办理其余未尽事宜，皆各遵督宪及两司示�行事。如果各地方情形不同，准许另拟条款添入。至于各州县城镇繁盛之区，或民教未能十和洽处所，察酌情形，专设一局业奉督宪出示准办，自应由各属另外拟定章程报查。

译晓谕直省民教告示

直隶布政使周、按察使周，奉钦差全权大臣、直隶总督李之命，出示晓谕各条，开列如下：

一、去年民教相仇的案件，现已议定赔偿与安抚，双方应消除前嫌，一概了结。无论是平民还是教民，都不准寻仇报复，违者按律治罪。如果再以生命、财产等事控告到官府，官府立案后不予受理。至于著名的拳首及大二师兄等凶恶罪大恶极之犯，本应逮捕治罪，倘若悔罪投案，并有公正的绅董作保，保证以后安分守己，或者能出力协助缉捕匪类，准予免除死罪，取具结状上报查核；倘若再次犯罪，立即就地正法。

二、投诚免死的罪犯，既然已经缴枪、取保并遣送回乡务农，应与良民一样看待，无论何人，不准欺侮，违者按律治罪。

三、无论是平民还是教民，都不准随身携带刀枪，如有违反，逮捕究办；倘若抗拒抓捕，格杀勿论。如果家中藏有后膛快枪，应立即缴官领取价款，好枪每枝给银十两，由各县先行垫付，日后领款归还。若藏枪不缴，按私藏军火例加重治罪，其中曾当过土匪者判处死刑。至于教堂及办理保甲的绅董人家，留枪用于守夜防盗的，不在禁令之列，但也必须由官府查明，限定数量，不准多藏。

四、平民与教民先前因案件未了结，彼此占夺房产田地，现在案件已了结，都应一律归还原主。

五、教民除了迎神赛会等无益的费用可以不出资外，其余如积谷、书院、保甲巡夜以及地方上有益身家的事务，大家出费，教民也应一律照出。该地方的绅董、地保等人务必将教民一体约束保护，不得歧视。

六、各州县向来设立的团练、联庄等会名目永远革除，应办理保甲，清查匪类，严防盗贼。各保各村，非奉官府命令不准出境。其中有小村不满十户，力量难以自保的，准予就近联络其他村庄，彼此互相防护。

七、从前定章，防营及民人等拿获强盗，斩决、斩枭重犯赏银五十两，军流犯赏银二十五两，捕役不在此例。现在改定，凡拿获强盗匪类，讯实罪犯应死者，无论何人一体给赏，由各县先行垫发，日后领款归还。

八、各州县城镇繁盛之区，或民教未能十分和睦之处，应由各州县察酌情形，或专设保甲总局，请派委员会同本地公正绅董坐局办事。在教民中，凡明白诚实、向无过错、为大家信服者，不论有无职衔，也准予充当局董，由官府会同教堂选举，并由官府统一谕派。凡是地方缉捕盗贼、调和民教、息争免诉、兴利除弊等事，均准予该保甲局及局董管理，准予发给茶饭车马费，免除其赔贴。如果办理有效，保护地方平安超过三年，准予援引前都察院左都御史裕禄奏准的先例，择优请奖，应用局费。地方如果力量难以筹措，准予领取津贴，总期望缉暴安良，民风淳朴，地方安宁，永享太平。以上各条，除行文文武各衙门遵照办理外，仰各属绅董、军民、甲地人等知悉，一体遵照，不得违犯。特此告示。光绪二十七年七月日

张家口洋务局总办沈观察条陈办理一切情形的禀文

敬禀者：自奉宪命设立洋务局，派职道为总办，查处一切交涉事件，曾将开局日期及办理情形随时申报在案。经查，张家口内外教堂、洋行于六月间被拳匪焚毁殆尽，自开局后确切查核被毁数目，并追查洋商货物，已略有眉目。谨将现在查办及应如何办理的情形分条陈述，禀请转咨全权大臣、直隶总督李公酌核示遵：

一、张家口厅属高家营子、大沟等地被毁的法国教堂及教产，经与主教查明，议定赔银三万五千两。万全县属张家口天长院的法国教产，议定赔银一万五千两。并与主教议定，待和议成时，请示李公酌核办理。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曾奉德国统帅瓦德西来文责问，业经张家口厅及职道均各议文据实回复。

一、万全县属西壑子的美国教堂、朝阳洞的瑞典教堂，在拳匪初起之时，即经该县吴令沂嘱咐各教士开具堂中一切器物清单，并具结备案，待美国、瑞典教士回张家口时再行核议价值。

一、张家口厅属元宝山的俄国书信舍、官办俄商洋行，先被拳匪抢掠然后焚毁了，所以货物等物尚有散存民间的，业经职道查追，虽查获不少，但数量过多，约计洋房器具及未经查获的货物等件，将来总共需赔银数十万两。

一、俄商洋行的茶货，其运往库伦而中途散失的，业经分别行文蒙古地方官及多伦诺

译镇厅一体查追，现已先在多伦厅查获砖茶一千一百九十九箱，约值银四十万两。只要能多查获一件，将来就可少赔偿一件，等后续有查获再行上报。听说这批茶货该洋商已作为遗失之物，已由俄国公使直接上报宪辕了。

一、张家口地方向来有在津海关道领取三联单的华商，以及洋商派买办来口采买皮毛土货的，都悬挂德、英、法等国洋行的招牌。其中假托洋行的有，确系洋人资本的也有。这些洋行的货物也被拳匪焚毁，未经焚毁而店主房东先抛弃洋商货物的，店主房东不能推卸责任，已经责令赔偿了事。确被拳匪焚毁的，难免洋人出面索赔，应如何办理，请示遵。

一、洋商采买皮毛土货运往天津，向来在津海关领取三联单，在张家口监督衙门呈验后发给印花，以便运行。自拳匪扰乱后，无法领取三联单。日前洋兵到达宣化，拟由洋兵代为护送，职道担心洋兵往来护送，难免惊扰百姓，当即与监督商议，暂由洋务局发给凭单以代替三联单，等平定后再补领呈验。所以现在采运土货，已经照常流通。俄商茶货在察哈尔地面往库伦的，也已设驳保护，照常运行。

一、现在张家口一带游勇土匪乘机滋扰，兵力单薄军饷缺乏，防守困难。已经职道奉到宪饬，准许招募勇丁一百二十八人，仿照江南自强军的操法，参以外洋警察营章程，分巡巡逻以资防护，并为保护洋商往来运货。曾与德国将官维纳根议定，洋军不再仇视，以后张家口至南口一路，彼此都以友谊相待，洋军不再惊扰。

一、现在查追教堂洋行各物产，时常有查获。以后洋人有在张家口一带被失的物产，经其公使上报宪辕索赔的，即请李中堂行文复查，核对数目是否有查获及查获多少的情形，职道自当据实上报，以免生枝节。

一、法国教堂赔款共五万两，因教民饥寒交迫，先前由职局筹给银一万五百两，尚欠赔银三万九千五百两。实在因为地方困苦，筹款困难，张家口厅属地瘠民贫，又经过游勇每次滋扰百姓，更加艰苦，加上元宝山洋行赔款更大，深忧无从筹给。因此如何筹措，或由何项筹给，均乞转咨示遵。

一、俄国商民及美国瑞国教民自躲避拳匪离去后，至今尚未回口，所以现在虽然查追洋行教堂各物产，但毁失尚多，数目无法臆定。等俄国商人、美国瑞国教士到口后，即行确查，议定应赔数目，请示转咨酌核办理。

以上各条，都是现办实在情形。除将办理情形随时禀请宪知外，所有职局现在办理交涉的各缘由，合禀请大人查核，转咨全权大臣斟酌核示遵行，实为公便。

译山西教案合同

大义国钦差全权大臣罗、大清国办理山西教案候补知府郑，为订立合同一事：鉴于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匪作乱，将山西太原府及省北各府、州、县的义国天主教堂、教民房屋以及各会房产焚毁，造成诸多被害情形。查《和议大纲》第六条规定：“各国各会各人身家财物所受公私各项亏损，中国均认公平赔补。”今奉山西巡抚岑公特派本府来京，与大义国钦差大臣罗公商议确定：所有天主教会及会内人员所受公私各项亏损，并赔偿教堂、抚恤教民，均包含在内。现将所有赔款数目及办法分条列于如下：

一、山西太原府、汾州府、大同府、宁武府、朔平府、忻州、代州、平定州所属各州县，全归大义国办理。其中所有教堂房屋财物及教民房屋财物，今在北京共同议定，共赔偿京平银一百万两，作为一概了结，除此之外并无遗漏。

一、此前晋省借与各教士的银粮，已言明在赔款内如数扣还。现因数目零星尚未核算清楚，约计共借银三四十万两。今议定从赔款一百万两内先行扣还十万两，剩余欠款再行分期扣还。

一、赔款一百万两，除先扣还前在晋省所借粮银十万两，又扣拨法国女修道士抚恤银十万两外，剩余银八十万两。今议定分为四年在北京交付，均不计利息。本年交银三十万两，自订立合同之日起两个月内先交银二十五万两，两个月后至年底再交银五万两。这头一次应交款项全部结清。至光绪二十八年交银二十万两，除扣还借款十万两，剩余十万两分作两期，前半年以六月为期，后半年以十二月为期，每期交银五万两。光绪二十九年交银十五万两，除扣还借款五万两，剩余十万两也照前例分为两期交付。共计交银一百万两，到此全部结清。每次在北京交银均照京平标准核兑，送交大义国钦差大臣查收，均请发给收到银数的收据凭证。

一、晋省已奏明为被害教士立碑建造牌坊，碑坊的样式完全依照现在为耶稣教所立的样式。

一、教会教民产业现均归还给原主，至于教民产业契据如有因战乱焚毁遗失的，由官府补发印契。如教民占住平民房屋，应在一个月内退还；如平民占住教民房屋，也在一个月内退还，均不得藉故拖延。

一、自北京议定之后，在晋主教等均不得再有异议，教民平民均应捐弃旧怨，不得再以从前人命财产及争夺斗殴等事互相控告，别生枝节。如果有故意违抗控告的，均立案不予受理，从此民教各守法度，永远相安无事。

一、晋省拳匪前后拿获正法的已属不少，自当以订立合同之日为止，不可再行查办，以免株连滥杀，使民教可以从此相安无事。

一、晋省教案现既由北京议结，所有在晋各教士商办的各章程，自应于签字后一概作废。

以上各案今由本府与大义国钦差大臣公同议定，写立合同二纸，互换收藏作为凭据。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十日。

大义国钦差全权大臣罗，本署暂代。大德国汉文正使夏代办。大清国办理西班牙教案候补知府郑。

鉴于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匪作乱，山西太原以南各府、州、县法国天主教会及省北七厅荷兰、比利时两国教会并会内人员身家房屋被害各情，查《和议大纲》第六条内载：各国各会各人身家财物等项所受公私各项亏损，中国均认公平赔补等语。今大清国处理山西教案委员候补知府郑，奉山西巡抚岑公特派来京，将各该处教案拟办情形上报，大法国驻京全权大臣鲍公查核确定，现将议定各办法开列于后：

一、山西太原府以南潞安、泽州、平定、蒲州四府，霍、隰、解、绛、辽、沁六州所属各州县教案，均归属法国办理，其中所有教会及会内人员、房屋器物，议定共赔京平足色纹银一百零五两；省北归化、托克托城、宁远、丰镇、和林格尔、清水河、萨拉奇七厅亦归属法国办理，其中所有教会以及会内人员房产器物，议定共赔京平足色纹银二十两，并议明所有在太原府设立的仁慈处所女修道士会，转请法署代为办理身家房产所受各项亏损，共赔银十万两，作为一概了结，毫无遗漏。大法国公使深知晋省民生艰难，由此欠款

译从内拨出五十万两，归入大赔欠【款】内，剩余银两八十五万两，议定分为四年交清，均不计利息，交付期限规定如下。一、本年自签订本合同之日起两个月内，先交银二十万两，其中十万两作为山西以南教会之欠【款】，五万两作为七厅之欠【款】，五万两作为女修士之欠【款】；两个月后至年底，再交银二十万两，仍按前述比例分配。壬寅、癸卯、甲辰各年，均分两期交银，上半年以六月为期，交银七万五千两；下半年以十二月为期，交银七万五千两。壬寅、癸卯这两年，每期所付七万五千两中，五万两作为山西以南教会之欠【款】，二万五千两作为七厅之欠【款】；甲辰年每期七万五千两，全数作为山西以南[教](交)会之欠款。共计交银八十五万两，至此全部交清。每次交银，在各该干涉主教处所查收，并发给收据。二、晋省已奏明为被害教士立石碑、建牌坊，碑坊的形制，完全依照现在为耶稣教所立的样式。三、教会及教民的产业，现已全部清还原主；至于教民产业的契据，如有因战乱焚毁遗失的，由官府补发印契，以示体恤。如果教民占据平民的房屋田产，也必须迅速一律退还，不得藉故推【躭】延宕。四、自京城议定之后，在晋的主教等均不得再有异议，教民与平民都应捐弃旧怨，不得再以从前的人命、财产及争夺斗殴等事互相控告，另生枝节；如有故意违抗者，均着立案不予审理。早经控告的各案，自应仍然照常办理。从此民教各守法度，永远相安无事。五、晋省拳匪前后拿获并正法的，已属不少，自当以签订本合同之日为止，不再查办，以免株连滥杀，使民教可以从此相安无事。六、所有在晋的各教士，先前拟商的各项办法，若与此次合同有冲突者，则签字后应作罢论；若不相干，自应酌情裁夺。七、晋省主教等如有借用银两的，应由赔欠【款】内如数扣除归还。以上各条，今由委员郑守呈报，大法国驻京全权大臣鲍业已经批准，为此缮立合同四份，法国在京公署、山西委员、两处教堂各执一份，作为凭据。西历一千九百零一年十月十二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一日），大清国办理山西教案委员候补知府郑、大法国钦差全权大臣驻扎中国京都总理本国事务鲍批准。

译教士敦崇礼呈递关于山西教案善后章程的八条建议：

一、教会来到中国七十多年，如今想要制定永远相安无事的策略。查考从前欧洲如英、法、德、奥，非洲，南北美洲，澳大利亚等国的教会，也曾有过不能相安无事的情况。现在则不同了，这是因为将教内教外的人一律平等看待。中国如果能仿效这种做法，遇事公平处理，不禁止人入教，也不强迫人出教，那就好了。俄罗斯、土耳其等国不能仿效，所以不能相安无事。土耳其国君民信奉伊斯兰教，禁止国民信奉基督教，但信奉的人很多，四五年前上下不和睦，遭受战争杀戮的惨祸，导致国家大局受到妨碍。俄罗斯君民信奉东正教，也禁止人信奉基督教，学堂的教师和学生心中不服，这都是国家压抑的缘故。大概教本源于道，道出于天，其教如果善良，不但国教不能禁止，即使强国也不能超越其范围。教如果不善，不禁止也会自行断绝。官吏百姓明白这个道理，排外的见解应当废然而返。

二、凡是涉及教会的事端，起初本来很细微，此时如果有外务局专门办理此事的明白官员绅士会晤商议，很容易了结。然而有时教友递交禀帖就不看，教士请求见面就托辞有病，甚至判断不公，于是教会不得不告诉领事，由领事与钦差大臣商议，而事态就变大了。天主教士鉴于此，由法国钦差大臣会晤总理衙门，规定各省主教与巡抚平等，神父与府县平等的礼节，以便遇事商议办理。基督教士则不然，深切希望由县到府到省，有通达外务的人，设立议事局代替地方官办理教会事务。像这次办事的沈道台，曾在英国游学，有学问见识，这也是由于巡抚知人善任。基督教士在其本国都是上等士绅，有功名，有学问，决不愿无故发生龃龉，所以深切希望山西永远如此办理，其他省份都仿效这样做。北京外务部更应专门派遣明白的大员，聘请外国律师按照国际法公平商议办理，没有不妥当的。

三、教士进入内地传道，记载在条约中，所以在内地传教设立学堂，开设译书局，设立医院等，地方官应当将条约审视明白，实心实意保护到底。曾见坊间所刊印的通商约章与英文原稿不符，随意增减的，总之此事既然为条约所载，必须秉公办理。

四、官吏百姓既然不能一视同仁，士民就认为不是同族同类，诽谤教会的话流传各省，所以仇怨结日深。又因为中国风俗不同，不崇尚实学，坐等偶然的祸福，沉迷于风水、成仙、学佛、赛会、迎神等事项，为教会所不崇尚，所以教会的话和书闭目不观，视为异端，而口舌争端都由此而起。

五、去年山西仇杀教会中人如此惨烈且多，也是因为平日教友不肯出演戏、敬神的费用之故，所以演戏也成为山西门市教事端的来源。演戏的颓废习俗能酿成如此惨祸，上祸害君国，下害生灵，在上位者非破除情面、实力禁止不可。试说演戏的危害：一、一台戏价在百串之外；二、绅社人等滥用分肥，多于戏价两到三倍；三、全屯接待亲朋的菜肴、妇女小孩衣服簪珥的装束，又多数十倍。更可恶的是，演戏的地方必有赌棚数十处，每棚有数十人的费用。这些匪徒每到一村，必与绅社人等约定一定的棚费，绅社人等收其棚价用来分肥补缺用，不知害了多少人家子弟，刮了多少人家资财。如此三五天的演费，能使百姓终年穷困。加上台上演无数奸淫贼盗的恶剧，戏未演完，人家丑声四起，窃盗抢物、火烛斗殴之害无一不有。又因为赌棚输钱产生无数家庭变故，逼勒性命，家家钱财耗亡，人人性情放纵，伤风败俗莫过于此。近年中国国家困穷，百姓涂炭已极，学堂不设立，人都昏愚，每村有数十家而不见一所学堂。屯里人说贫穷不能读书，试问此村一年敬神演戏的费用有多少？倘若将此无用害人的费用改办学堂，则没有一村没有学堂，没有一人不识字，人人知道礼义廉耻，遵守中国圣人之道学，万国富强之学，民智都开启，而教案也可以永远平息了。况且此事为大清会典所禁止，四书所不提及，官吏百姓又何必保留此祸根呢？如官吏百姓必不肯禁除，则请想一个妥善的方法，派经理人造戏园，刻戏票，不出钱者不准入看，至于教会中人照条约不能出钱而强欲看戏的，教会知道后，必给予惩罚罚金，使修道路，或为公众有益之用，或将其逐出教会。然而祸根必不能去，教案必不能除，最终累国家出大宗赔款而已。

六、中国人心虚伪者多，每有教会中人听闻某人的言论甚为纯正，而不知其居心实不纯正，一时失于觉察，准许其入教。既入教，即不免有误信其言之

译如果因为居住在一起，导致与平民关系不和睦。久而久之，教会中的善良之人与他们相处久了，性情发生改变，真诚的本意逐渐丧失，陷入骄傲自满，倚仗自己所知，发表仇视世俗、攻讦风俗的言论，日久积怨成愤，激化成教案。这样的人如果被教会查出，没有不加以劝勉的；劝勉不从，没有不被逐出教会的。因为救世教并非那种只准人入教、不准人出教的教会可比。

七、现在中国通行的教派很多，如儒、释、道、回、天主教、耶稣教等，有大同小异的，也有大不相同的。他们平日的言语行为都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耳畔，考察经典以及各国的史籍，并暗中观察教会办事人的用心和处理事务的方式，很容易分辨清楚。其中也有崇尚真理、身体力行的善人，应当分别看待，不可一概而论，全都视为洋教，将祸患嫁祸给他们的教会，导致酿成祸乱而留下后悔。

八、《大学》首章说，彰明美德、革新民心、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道理，都基于获取知识、探究事物原理，可见格致之学足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今日治理国家的道理，必须朝廷和民间上下都有精通格物之学的通才，这就非学习格致学不可。就像中国颁行各省的时宪书，其中推测天文之理，水师官提督驾驶兵轮必须明白蒸汽机之理、驾驶之法，医院中的医生应当明白天地阴阳交感之理，各省煤矿、五金矿具、天然的利源，一切声、光、化、电、制造钢铁、修筑铁路、架设电线，都足以使国家富强。凡此都是格致学。内外部大臣、钦差领班、翻译官、律法官必须阅读万国史籍、万国公法，明白各种富强之学，都离不开格致学。想要破除中国种种风水妖邪、演戏赛神，恢复孔子的正道，以消除祸乱，使不再受拳匪迷惑，中外永远和睦相处，更非明白格致学不可。

译山西内地会总教士何斯德与洋务商议结教案合同。

一、本教士体念救世主爱人如己的旨意，始终以慈爱为主。山西灾患频繁，不忍见教案虽已了结，日后又有摊派累及商民之事，故与山西士绅百姓结下欢喜之缘，并以此感谢岑抚台派遣人员迎护、优礼接待，以及沈督办开诚布公地办事。因仁恕之心，故格外和平地议结此案。

一、内地会在山西平遥、介休、孝义隰州、大宁、吉州、河津、曲沃、临汾、洪同、岳阳、长治、屯留、潞城这十四州县，所有教会建置之教堂及住房，无论是被焚毁、拆毁或未完全毁坏，以及教会公置的器具、物件、书籍等，均不商议赔偿，现拟由本会自行修复和购置。

一、本会在各州县租赁民房作为礼拜堂之处，亦被焚毁损伤，此乃民间产业，并非本会出资建造，只因租与教堂而波及受损，不便一概不予赔偿，应由地方官公平估价发放款项，以便自行修复堂中物品，若能追回损失更好，否则也就罢议。

一、临汾、大宁等县的教堂，在本教士未到山西之前，已经由当地官府发放款项交给教友代为修缮，这笔款项今由本会如数奉还，以表明本会完全不予赔偿之意。

一、朔平府左云、右玉、浑原、应州四处礼拜堂及物品，乃内地会瑞典国支会的产业，早经瑞典国钦使开列赔偿款项银一万六千两，此事非本教士所能独断，只能分别办理，若能商议核减则甚好。

一、所有各处不予赔偿的礼拜堂，应请抚台发布告示，声明教会自行修复，不愿赔偿，是仰体救世主爱人如己之意，不忍摊派商民，耗尽小民的脂膏，并非想求得商民的好感，也将前因后果一一叙述明白，告示粘贴在木板上，加盖桐油，悬挂于教堂，以期此后永远相安无事。

一、内地会无赔偿款项可领的教民，先前借赈济银八千两，蒙抚台格外恩赐，免除缴还，足见抚台爱护百姓，敝教会实深感谢。

一、尚有内地会各牧师在山西毁失的自置衣服、物品、书籍等，与教会公置的不同，查各牧师有回国的，有已被害的，应否赔偿，本教士不便妄加推测，待将来回上海通知后，再由该牧师的家属核夺决定。

一、立此合同，一式三份：一份存抚台衙门备案，一份存洋务局，一份存本教会。大清国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十日，大英国一千九百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大清国督办山西洋务局即补道沈，大英国耶稣教内地会总教士何。

山西内地会总牧师荣晃熙与洋务局续议教案合同。

一、内地会在山西各州县被害的牧师、女士、妇女共六十三人，已蒙岑抚台优厚礼遇殡殓、修墓、立碑，且各位牧师等为道殉难，故本会完全不识抚恤之款项。

二、阳曲、曲沃、河津、大宁、潞城、大同、右玉、孝义这八州县均有本会殉难牧师的坟墓，蒙岑抚台每处发放银二百两，购买田地给看守坟墓的人耕种，使其得以度日，常年守护坟墓，不至损坏，仰见抚台保护之意至为深遠。殉难各牧师的家属闻之，自当感激。

三、本会何牧师于本年七月初十日，即公历本年八月二十三日，与洋务局所立议决本会教案之合同第八条内称：内地会牧师、女士等在山西毁失的自置衣服、物品、书籍等件，与教会公置的不同。查各牧师、女士等有回国的，有已被害的，应否赔偿，敝教士不便妄加推测，待将来回上海通知该牧师、女士等的家属再行核夺等语。查先前在平遥县回国的索牧师、潞城县的顾牧师、屯留县的许牧师、大宁殉难的两名聂女教士，合计赔偿此项银六千三百一十两。今沈道台与本教士商酌，不令赔偿，以此倡导好让好义之风，使各牧师、女士等的家属闻风效仿，倘能一律不赔，更为山西减轻负担。本教士回上海后，当与何牧师商议妥当办法，再发电报给洋务局作为结案。

四、何牧师前订合同第五条内称：左云、右玉、浑源、应州四处禮拜教堂及物品，乃内地会瑞典国支会的产业，早已经瑞典国钦差开列赔偿款项银一万六千两。此事非本教士所能独断，只能分别办理，如能商议核减则甚好。语经洋务局查明，该四处教堂房屋皆是租自民间，现经当地官府就地筹款修复。本教士回上海，当与何牧师向瑞典钦差说明情形，若能商减价赔偿款项后，亦发电报给洋务局定案，庶可一

译律令了结。五、何牧师所立合同第一条称：“本会在山西南北两路，洪洞、大同等十五个州县内，所有本会建造的教堂、公置的器物、书籍，均不议定赔偿，由本会自行修复和购置等语。”经查，这两项房产器物，经我方教士核实，约值白银十万两，自应仍照原议，一概免除赔偿。六、本会何牧师先前订立的合同第四条内写明：“临汾、大宁等县本会自行建造的教堂，在我方教士到来之前，已经由当地官府垫付欠款交给教友代为修缮的，此笔欠款今由本会如数奉还，以表明本会完全不议定赔偿的意思等语。”现经我方教士核实，临汾、吉州、曲沃、宁乡共由地方官府代垫修堂费白银九百五十两零八钱四分，今由我方教士如数交还洋务局。七、潞城县城本会教堂经何牧师议定免除赔偿，但此教堂是向民间典押而未彻底买断的产业，现请求由该县找补价款三百千文，与该业主订立彻底买断的契约，归本堂收执，以后永远清除纠葛。八、山西南北各州县所有本会的中国信徒去年被毁的房屋、被抢的衣物、器具等件，均经本会派遣牧师亲自前往复查核实，造册带回省城，与沈道台逐户稽核，凡有人员被害的，赔偿欠款及田地各略予从宽，不再另外给予抚恤欠款，以减轻晋省的累计负担，共计洪洞、翼城、襄陵、赵城、灵石大宁、祁县、徐沟、孝义、平遥介休、永宁、宁乡、长治、屯留、襄垣、潞城壶关、黎城、沁水、高平陆川、永和、武乡、文水绦县、稷山、大同、浑源应州、右玉、左云共三十二个州县，共议定赔偿欠款白银六万五千二百五十六两一钱七分，所有本会在晋省的教案作为一律了结，并无遗漏，各州县汇总赔偿欠款的详细数目另列清单附后。九、临汾、岳阳、曲沃、吉州宁乡、绦州、河津、霍州隰州、蒲县等十个州县的赔偿欠款，在何教士未到之前，已由地方官府与信教的百姓先行解决，本会不再复查，此次也不列入册籍。十、本会牧师到来之前，承蒙洋务局详细禀报并获抚台批准，借给本会赈灾银两二万三千五百五十三两九钱二分，何牧师查处的几处已领取赈银而无赔偿欠款可抵充的信教百姓共计白银八千两，已经何牧师恳请并获抚台批准免除缴还，此外尚欠白银一万五千五百五十三两九钱二分。其中五千两经教士查明，南北各处也是没有赔偿欠款可抵充的户头所领取，势难逐户追还，又不便再向抚台请求免除，只好将此项借款欠款一万五千五百五十三两九钱二分，议定即在此次赔偿欠款内汇总扣除。南北各州县有先前借给教民赈灾谷物修房的欠款项，计白银一千五百七十七两六钱三分，现已查明汇报道议定，也在此次赔偿欠款内扣除。十一、本会查勘教案，务必核实，所有省南信教的百姓去年至今年误工歇业、田禾失收、移家避难的费用，以及被庙社讹诈索取的钱文，合计白银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三两九钱三分六釐，又白银二百九十八两八钱三分，一概不列入赔偿欠款，以符合我本会信教百姓谦让的实情。十二、本会中西教士分南北两道查案，路费费用约需白银六百金，由本会自备。十三、曲沃、隰州两处被害的信教百姓，业已访明凶手，在该州县指控议处而未结案，请援引抚台清理教案章程第九条办理，由该两州县自行解决。十四、本会步牧师去年存放在平遥干盛亨的白银三百零二两，今承蒙沈道台如数从该号取回，此银已经我方教士收到并交还本会，立有洋文收条存放在洋务局。十五、凡信教的中国百姓被害的各府州县地方，将抚台警示匪徒犯法、教民无辜受害的告示刻石立碑，一方面由各该州县另出告示，将各州县受害教民的名姓及受害情形详细列出，又附刻在碑阴以垂久远。十六、杀害信教中国百姓的各州县，应照本会前次续议的条款，首要犯必页拿获严惩，以伸张国法而警戒将来。十七、各州县作为从属拳匪的，也应如前议保留三面名单，以后如再刁难教民，仍当指控惩办不赦，使其知道悔改。十八、晋省本会教民的赔偿欠款及租赁的礼拜堂等业已一律清结，我方教士即页返回上海。此后所有本会的一切交涉事宜，暂时公举华教士许步云留在山西，随时和衷商办，事情稍重大的商明上海首会定夺。待总牧师到山西后，归口心牧师办理。今因沈道台处事公正严明，为各会所悦服，所以我方教士与他格外和衷谦让，将各事议结。立此合同，一式三份：一份存抚台衙门，一份存洋务局，

译一份留存本教会备查。大清国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大英国一千九百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大清国督办山西洋务局尽先即补道、沈，大英国耶稣教内地会总牧师、荣。

译江西洋务局详细拟定教堂购地办法的禀稿。

为了核查商议并详细上奏一事，本年十月二十八日奉宪台批示：据调署临川县知县江召棠禀报，本县衙署后的空地，先前被韩姓卖给福音堂建造房屋，地内有泰山岭，关系到全县的形势，现经本职与教堂商议退还，禀请批示立案，并请求以后民间出售土地给教堂，令其先插牌公告，之后才允许兑价成交。缘由奉批：据禀报，该县城内泰山岭系全县公地，被韩姓等人卖给美以美教会建造教堂，确实对地方有妨害，现经该令与教士列格思商议立约退回，永远作为地方公地。该教士存心公正宽恕，情谊固然可嘉，而该令办理此事举重若轻，深得机要，应准立案，并予记大功一次，以鼓励能干事的人。只是前任知县郑令并未查明底细，就擅自出具印契交给对方，绝非寻常的疏忽大意，应记大过一次，以示惩戒。仰洋务局移文会知藩司分别注册并饬知。至于请求以后民间出售土地给教堂，令其先押牌公告，等无人争讼，才允许兑价成交这一节，有无窒碍，并立即由局核议详奏。此缴禀连同约契抄发等因。奉此，除移文会知藩司分别注册外，查奉发抄的禀报内称韩姓出卖此地并无契据，仅凭家谱，甚属不妥。此类若有盗卖侵占，事关教堂，岂不大大费周折？卑职常见他处民间买卖田地，订立契约之后都先在该地插牌公告，写明土地的四至以及由何人出卖售与何人，等十天或一个月无人争讼，才兑价成交。民间出售土地给教堂订立契约，既然不先报官，此法似可饬令仿行等情况。本司职道等复查，各省教堂近来置买田地房屋者，往往在已卖已典之后，又发生争讼。该教士人地生疏，置办产业，难保不被本地奸民串通欺骗，甚至一地两卖，后来两堂争执，涉讼公堂，导致难以究结。现在江令所禀民间买卖田地，先在该地插牌公告，经过一个月以后无人争讼，才兑价成交，是为了杜绝勾结盗卖及一地两卖等各种弊端，事情可行，拟即通饬各省照办，并先出示晓谕民间一同周知。但地方官对于教堂呈递契约投税的事务，务必遍访周咨，查明确实底细，如系无人争讼及并非盗卖侵占，并无一地两卖情事，立即查照定章出具印契交给对方，不得稍有迟延。是否有当，云云。“江西抚部院李批：如详办理，仰即通饬各省一体遵办，仍候督部堂批示缴。”

江西洋务局详复湖口县告示：平日与教士开诚布公，每逢诉讼，不论民教，随准随结。

为了核查商议并详细覆奏一事，奉抚宪批示：湖口县知县倪廷庆告示遵饬造送教民清册，先将审讯断结案件杜绝临讼投教的缘由，恳请察核。由奉批：所论教案处理办法，深得要领。如果能平日开诚布公，遇事衡量情理，随准随结，使民教都知敬畏服从，那么争讼之心自然平息，临讼投教的习气必能逐渐断绝，这在于贤明的地方官尽心民事罢了。阅览告示甚为嘉许，是否通饬各省一体加意察理？仰洋务局核议详报，并转饬知照。此缴告示抄发等因。奉此，查先前据署莲花厅同知恩彦告示，另陈管见以杜绝临讼投教的弊端等情况，奉抚批饬局会同臬司核议当时认为民间临讼投教的风气，恐怕难以避免。该厅请求在发给保甲门牌之时，暗中记下何户何人何时习何洋教，随时报案，使地方官先知底细等语。当时奉抚批：能在保甲之中寓以钳制之法，也属于釜底抽薪之道等因。即经由司局合议拟责成保甲委员及教务公所绅董督率地方保甲，在发给门牌时留心查察：如某人向来习何事，是否载在正册，或是另立户口于何年月日习何洋教，系何教士收入教后，是否仍执原业，随时报县查明确实；如某人素非善类，或系临讼入

译中志的记载不仅徒具虚文，而且恐怕稍加张扬，会另生枝节。现在查抄详文内，恩丞认为这样办理，可以杜绝临讼入教的弊端，这自然是未能透彻了解教务的根源。我私下认为，如今刁民临讼投教，大抵抹去原控情节，借取阻教的大题目，或称被殴打，或称被抢劫，改头换面，一派虚词。教士为了广泛招徕信徒，无不立即函件托付，一定要翻案才罢休。地方官员即使明知是临讼入教，又怎能禁止呢？况且有的人未曾入教，仅仅去教堂听讲几次，教士就称他们为教友，而听教的人也就因此傲慢自大，偶尔与平民发生口角微嫌，就向教堂捏造申诉。该教士也无不多方袒护，以求必胜。我方虽然据理力争，他们终究牢不可破等语。查本局等先前详文，本有责成保甲委员督率地保留心查察，并非仅仅委托给绅士地保。又该县称釜底抽薪的方法，不如由地方官与各教士开诚布公地交往，每逢词讼案件，不论民教，随即准许随即结案。其中有刁民图谋诈骗以及情虚畏究等案，预料他们必将投诉教堂，就预先详述案情，函告教士。如果有这类人赴堂捏诉，请他们从严申斥，以免败坏教规等语。本厅复查，现在各属教堂日益增多，民教词讼自然必定比过去逐渐增加。如果地方官尽心民事，一旦涉及诉讼，就衡量情理，持平速结，那么民教都会知道敬畏服从，争讼之心自然平息。平时尤其应当与各教士推诚相待，虽然理亏也不可曲意顺从他们的请求，应当委婉商量而不可强硬自矜，这样对于办理教案才有裨益，而民间临讼投教的风气自然可以杜绝。拟请再行通饬各属遵照办理，那么比前次详定的案件更为周密审慎，防患于未然。至于先前饬令限定两个月查造教民清册呈送以后，每月造送一次，仍应照办，不得以空话了事。是否妥当？等等。抚台李批：如详文办理，仰即通饬各属一体遵照，仍候督部堂批示缴回。

译江西洋务局呈报详细议定进贤县条陈责成乡绅耆老保护教案章程的禀文。

为核议并详细请求交由遵照办理一事，案据布政使司移文奉巡抚李批进贤县陈庆绶禀文遵令，谨就个人浅见议拟八条，其中论述教案两条，缘由奉批文中写道：“论述教案两条，本衙门先前命令各属设立教务公所，即欲责成乡绅耆老调和民教矛盾，有事时易于约束，设法排解。该县所请责成得力保护者给予奖赏，此前据各属禀办教务公所事宜，也有提及者，应由司衙抄录，移会洋务局，归并到教务公所案卷中妥善议定章程，详细阐明后命令遵照执行。又参用西律一节，也不无见解，但事关制度，不便仓促定夺。这全在各州县遇到民教事件时，秉公和平断案，结果能合乎情理与法律，无论中律西律，未尝不能条理清晰。应当顺应人心，如果曲意偏袒，或压制教民而庇护百姓，或委屈百姓以迎合教民，即使定下西律，仍然无济于事。”等因，批司衙移文给局，奉此查抄折文中写道：“办理交涉审断教案，宜参用西律一条，既然奉巡抚明晰批示，无需再议。至于保护教堂教士教民，宜责成乡绅耆老等人一条，据称保护教堂教士教民，向来没有责成这些乡绅耆老，安分守己者袖手旁观，好事者有意纵容，又习惯于官府赔偿巨额欠款，并不累及乡绅百姓，所以毁堂仇教的案件层出不穷。查上年各案，实由乡绅耆老等人明理不清，轻信谣言，并未认真保护所致。拟请普遍命令各州县，预先访查乡绅耆老等人姓名，一律颁发谕令保护，以免推诿。如有刁民意图滋事，一旦这些乡绅耆老等听到风声，迅速当面禀报州县，以便飞速捉拿究办。并拟请明确章程，出示晓谕，凡有毁堂仇教的案件，先勒令这些乡绅耆老交出犯人，分别派令赔偿，责令乡绅耆老清缴。如查有邻县乡绅百姓在场滋事者，一律严办派赔，使他们知道各有身家之累，大概无事时互相劝诫，有事时合力解散。倘若不肖州县假公济私，意图摊派，即从严参劾追缴，以防流弊。至于这些乡绅耆老等如果认真保护，经过两年之久，民教相安无事，拟请由州县查明确实最为得力之人，详细请求优厚奖赏。其次拟由州县赠送匾额，奖给银两，以示鼓励，下届期满，也准许照办。再此条派赔一层，虽然看似苛刻地方，但实在并非故意苛刻。火势猛烈百姓畏惧，蹈火者少。如果教堂无恙，即地方无恙；教士教民无恙，即使平民无恙。保护教民即所以保护百姓，并无其他意图等语。核阅所语，尚属切实。拟请求普遍命令各属，查各都图乡村乡绅耆老等人姓名，造具花名清册，由县酌情颁发谕单，责成将族中子弟严加约束不准滋事妄为。境内如有教堂教士，务必随时认真保。倘有刁徒地棍藉端滋事，未能解散者，立即妥善解散。如其违抗不服，即飞速禀报官府拿办，以杜绝祸端。若民教有因钱债田土等事争讼，也应排解处息，免致结讼成仇，另酿祸患。但凡事总宜公正，不可稍有偏颇。设有争端，尤应赶速预防，毋稍怠忽。若保护不力致有毁堂仇教之案，查明系某都图某村之人滋事，即由某都图某村之乡绅耆老交犯归案应议赔欠者，并将这些乡绅耆老临时酌情惩处，以为约束不严之戒。如有邻县乡绅百姓在场滋事，一律照办。这些乡绅耆老等如果办事得力，自应酌情给予奖励。拟请求以三年为率，三年之内如果民教相安毫无事故，准即查明确实最为得力之人，自颁发谕令保护之日起扣满年限，详细请求酌情给予外奖，或由各州县赠送匾额，以示鼓励，藉资观感。是否妥当云云。巡抚李批：据详已悉，所议保教章程尚属周妥。惟遇事责令乡绅耆老赔偿一节，似觉稍苛。大概乡间良善乡绅耆老畏事者多，若立法过严，则人都避之，转恐徒有其名，仍无实际效果。不如将此层删去，改为临时酌情惩处，似较灵活，且亦不必遍张晓谕，使他们将来有所藉口也。仰再悉心酌核，普遍命令遵照办理，具报并候督部堂批示。此缴

安徽望江县上江督禀

敬禀者，窃自中外互市以来，祸端之开，大半由教案而起。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君子防患未然，与其焦头烂额以立功，何如曲突徙薪之为愈也？卑邑北门城内及东方赛洛桥，有天主教堂二所，教士顾，系中国上海人，往来传教已十余年。为安庆省城法国总教士费善骞所管辖，声名素好，众咸推服。卑职自从戊戌春

译自到任以来，我时刻将安抚民众、协调民教关系放在心上，与该教区的神父以礼相待，彼此诚信互信。遇到事情必定悉心商议，公正处理，足以令众人满意，往往能将大事化小，将矛盾消弭于无形，至今民教关系如水乳交融，异常和睦。就像去年冬天城内教堂附近发生火灾，士绅百姓争相救援，唯恐火势蔓延到教堂，这就是明显的证据。我所担忧的是，此后教民日益增多，种类繁杂，难以保证不会因日久天长而生出弊端，正如履霜知冰，不得不未雨绸缪。当时与该神父深入商议防微杜渐的方法，神父便撰写了一份约束教民的告示，列举二十二条规条，张贴在教堂内，并抄送副本到县衙。卑职见其言辞严正，足以对教民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于是采纳其中切中要害的规条，推广发布告示，遍布城乡，使已入教的人知道自我约束，不敢倚仗教会横行霸道，未入教的人也明白教会并非藏污纳垢之所，不再存有侥幸心理。经过此番整顿，教民全都变得善良，平民不再遭受欺压，怨恨嫌隙全部消除，仁爱谦让成为风尚，这似乎是正本清源、安民保教的最好办法。民教安定则内乱不会发生，外患无从产生，这不仅是本县的幸运，更是大局的幸事。现将该神父约束教民的告示抄录在清折中恭敬呈报，恳请鉴核训示。

只遵《天主堂顾教士约束教民谕》

本神父自认德行浅薄，不足以教化众人，但不得不苦口婆心，以尽我劝人为善的责任。你们教民倘若始终执迷不悟，不听善言，本神父绝不容忍，只有函请地方官按例严厉惩处，以警示其他人。从前有虞、潘、叶、徐等姓的教民，因仗势作恶不知悔改，最终被送交官府究办，身陷法网，祸及全家。前车之鉴不远，可作为深刻的教训。至于本堂设立教会，原本是希望教义广泛传播，无论军民百姓，如果诚心求道、自愿加入教籍的，必须由可靠的保人带领来教堂，待念明后再由本堂仔细查访，确系安分良民，才准予收录。愚笨贫弱者固然不论，若是刁蛮轻浮、好讼生事之徒，切勿来教堂试探，以致后悔莫及。现在特别申明定章，条列如下，望大家敬畏遵守，不得违背，特此告示。

具体如下：

一、虔诚侍奉天主：教规规定早晚有功课，斋戒有期限，瞻礼有日期，不得稍有懈怠疏忽。

二、排斥异端：烧香拜佛、风水星卜等事，均属荒诞不经，不得妄信胡为。那些迎神赛会、演戏打醮等项目，无益而有害，按乡约向来免除摊派；若为地方兴利除弊，确实有裨益可见的，不得远离众人独自抗拒捐资。

三、清缴赋税：钱粮米税是国家正当的供给，理应尽早缴纳，不得抗拒隐匿、拖延拖欠。

四、和睦邻里宗族：宗族是根本所在，亲邻也应患难相扶，切勿轻易挑起争端，有碍和睦情谊。

五、消除争端：按十诫有爱人如己的训诫，圣经有宽恕仇敌的箴言，一切微小的嫌隙、细故，尽可大度宽容，无需锱铢必较；即使事关重大、情难忍受，若有明理之人出面排解，不妨从权了结，展现宽厚，不启寻仇报复之机。

六、敦厚风化：未生子便先行抱养幼媳，名为“等郎媳”，这是此地恶俗中流弊最多的，教民不准蹈此败俗恶习。凡有教民之女，例禁出嫁到教外，务必凛遵勿违，以免招致不便。

七、禁止挟制：凡教民在地方官衙门涉讼呈词，不得冠以“教民”字样，违者请官不论控情虚实，立案不予审理，仍将原呈掷还。若有以多年无影旧账，或代外教人索讨债欠，以及呈控追讨，遇事生风、借端挟制官长者，请官严办。

八、禁止假冒：如有假托教堂名号在外招摇滋事者，允许被扰之人扭送到堂，或指名来诉，以便转请地方官严办，其路费饭资由教堂备给。

九、通达民情：如有教民倚仗教会欺压平民，或平民串通教民向人敲诈勒索者，允许被害之人亲至本堂诉明情形，请求官府彻底究治。

十、声名狼藉者不收。

十一、无正当职业者不收。

十二、客居他乡无家室者不收。

十三、好赌吃鸦片者不收。

十四、吃粮当差者不收。

十五、非全家奉教者不收。

十六、好勇斗狠者不收。

十七、被控有案者不收。

十八、欠赋不清、抗债不还者不收。

十九、无公正人具保者不收。

二十、本在不应收教之列却蒙混准予收录者，查出后除仍行斥革外，处罚具保人。

二十一、不遵约束者，随时斥革。

二十二、凡蒙准予收录者，一应按时分别到堂，全部听讲学习经文。

两江总督刘批：查核所禀甚妥，各属若能遇事推诚，照约持平核办，然后相机妥善商议，使得一体照此规条办理，民教自然相安无事。仰安臬司通饬所属各就情形，随时相机妥善商议，仍候抚部院批示缴折存查。

译美国李佳白《民教相安议》

自从中国与西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以来，已经过了很多年。起初因为相处时间不长，彼此了解不深，有时受到流言蜚语的影响，胡乱猜测对方。如今三十年来，一直没有发生其他变故，确实可以说信义显明，邦交永固了。然而仍然不免稍有隔阂，未能完全交融，这是因为传教这一件事。传教是西方国家的首要事务，而守旧又是中国最拘泥的，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积习深重难以扭转。既不能迫使西方顺从中国，也不能驱使中国适应西方。如果对此处理得过于急躁，双方都有过失，那么水火不容的局面立刻就会出现。处理得不恰当，争端必然由此而起，这实在是中外安危的关键，并非细枝末节的小事。然而邦交之所以能够稳固，就在于彼此以诚相见。必须各自放下成见，各自尽到本分，不要自夸而贬低对方，不要认为自己正确而认为别人错误，不要强行干预，不要偏颇侧重，猜忌嫌恶全部消除，形式上的差异也都废除，还怎么会存在民众与教民不能相安无事的情况呢？试看中国佛教和道教的兴起，都是从汉代开始，到现在将近两千年，在上位的统治者偶尔还有不满言论，在下位的民众却始终没有听说发生纷争。虽然两教交替有盛有衰，但彼此不追求压倒对方，因此能够各自划定界限，互不妨害。像丝绵一样绵延不断，并行不悖直到今天。希望来自西方的士人，知道道的推行自有其时机，本来不是朝夕之间可以期待的，而需要逐渐推行。内地的人，知道宗教的设立并不相悖，不必无端产生嫌疑，而应以诚意相待。一方面因地制宜，努力破除固执的成见；另一方面通晓时势，顺应变化，不要拘泥于尊王攘夷的旧说。风俗的改变并非易事，难道能强迫他们走同一条路吗？儒生的口舌有多少，不必夸夸其谈。大国之间以道相交，以礼相接，你没有欺诈，我没有忧虑，习惯了就亲近，时间久了就感化。这难道只是民间一方的安宁，而实在是国家万世的喜庆吗？现在不自量力，谨提出四点，列在后面。

第一点，论述教士各自应尽的本分。

一、自古以来西方国家所传播的宗教，有两条途径。一是耶稣教，一是天主教。按照名称虽然与中国各教派不无稍有不同之处，但究其实质则是同一劝善的意思。对国家毫无损害，决不可能超出劝人行善之外。因此朝廷特别施予厚恩，准许西方教士在内地通商海口等地设立教堂传教，而各教士应当如何竭尽自己的力量，使人们不至于产生怀疑，而收获与人为善的快乐呢？

二、查阅和约条款内记载，外国人在中国的，一切都由其本国关照保护，与中国无关等等。现在我认为，各教士在内地传教，而本国的官员既然不能随着他们居住的地方而保护他们，似乎不得不请求中国官员关照。所以该教士等务必格外体谅中国官员的难处，报答朝廷怀柔远人的恩德就可以了。

三、西方教士既然在内地作为客人，总应该遵守主人的礼节，而顺应主人的情势，这是天下各国自然的道理。

四、内地所设立的教堂，不必完全遵循西方洋楼的样式，务必因地制宜，使人们不至于产生怀疑而结怨。

五、宗教与宗教不同，但也有相同之处，该教士等务必多传播通行的礼仪与众人所认可的善事，自然彼此和谐而消除争执了。

第二点，论述入教者各自应尽的本分。

一、自古以来传教的是西方人，而入教的是中国人，因此不免有互相牵连的地方。有的因为入教者无端受到他人的凌辱，有的因为入教者依仗外国权势欺压平民，以致招致众人的怨恨。如果教士从中调解，代为伸张道理，出于民教和好的意思，确实没有不可以的。然而华人无论是入教的，还是不入教的，都是中国的百姓，务必遵守中国的法律，以尽到自己的本分。

二、入教之前，主教者应当仔细考察其人，可以接收的就接收，不可以接收的就拒绝。至于耶稣教遵守中国规矩非常严格，从来没有犯法违律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教堂就让他迅速退出教会，绝不能让官员按照法律治罪。

三、如果入教者遇到诉讼交涉之事，虽然可以请求教堂的教士代为申诉，但不必拘泥于教堂的情面，不分事情的大小，道理的是非，一概准许实行，总应该格外尽心思考，做中国良善的百姓，万万不可骄矜自大，藐视官员，抗拒违反法令。

四、既然朝廷已经准许各省百姓随意入教，严禁一切欺虐逼迫之事，而入教的人就应当做一切对国家有益的事情，以报答朝廷厚待的恩德，而努力成为良善的百姓。

五、入教者如果被人凌辱逼迫，也应当委曲隐忍，善于调解，万万不可倚仗势力与地方官员公然争论，使地方官员事事棘手，大大为难传教者。传教是天下一件善举，不仅是西方有名有德的人所乐意从事的，也是朝廷所愿意准许的。所以各处教会中的人并无其他意图，不过是想感化人心向善，使万国风俗相同罢了。这种方法难道不好吗？

第三点，论述教外之人都有应尽的本分。民教相安，原本不是

译关于双方交往这件事，不仅入教者有应当尽的本分，未入教者也有应当尽的本分。第一，既然任凭人们选择入教或不入教，各自随其方便，何必让未入教的人常常勉强亲友不可入教，从而导致各种凌辱逼迫、逐出宗族、诬告等事情发生呢？中国历来各教派中行善的人，虽然与西方国家所传的教义有所不同，但大体宗旨并无不同。务必彼此互助，做一切对人有益的善事，不可分门别类，各自存有界限偏见的看法，以致产生诸多不和睦，互相攻击指责。第二，既然朝廷已经准许传教之事，与儒、释、道三教一样通行。中国的百姓，无论哪个省份、哪个地方，都应当仰体皇恩，不可擅自禁止，违背谕旨。第四点论述中国官员应当尽的职责。第一，中国以官员为尊，拥有权力，总应预先设法保全地方，慎重办事。即使有人制造事端，也应当迅速镇压，不致酿成大案。第二，此后负有地方责任的人，每逢涉及民众与教会相关的事情，不妨准许西方教士自行陈述，不要让他们有难以辩白的委屈。况且如果有重大事件，也可以上报该省督抚审核办理，以防他们转向本国的钦差、领事等官员申诉，导致成为两国交涉的公事。中国官员与西方教士互相往来，虽然未载于和约，但也不能说违背和约。倘若能这样实行，不仅两国都有益处，而且能避免许多疑难重大的事情，不至于有所牵制。否则，官员在此小事上尚不肯尽力，又怎能妥善办理比这更重大的事情呢？第三，西方教士在各省购置土地，有的建教堂，有的建医院，有的建书院。当地官员务必出示严厉晓谕民间，以免产生嫌疑。倘若官员不能公正居心，竭力消除一切暧昧不明之事，我恐怕无知的乡民势必群起而与教堂作对结仇，能不慎重吗？以上所陈述的，是出于民众与教会相安无事的考虑，我并非专门指责他人的本分，我也有应当做的事，怎敢不殚精竭虑去谋划呢？倘若大小官员肯通融办理，随时查核，我敢说数年后必定能获得和睦的效果。必须筹划一个万全的方法，使教与教、国与国、民与民彼此和睦，而没有隔阂的担忧了。

译此前所议的四项要点，大旨在于期望斟酌事理、体察人情，消除彼此间的成见，恪守本分、践行正道，杜绝纷争。忧患在于防患于未然，法则在于确立长久可行的制度，以巩固国家体制，保全邦交，保障民生，清除积弊，这并非细微末节的小事。遵循这些原则去实行，习惯成自然，中外便如一家，相安无事了。然而其中细节尚有未尽之处，谨陈述六项适宜的做法，以补充前面的论述：

一、适宜公开坦诚以消除猜疑忌恨。传教士到来，本意是教化人为善，必定没有暧昧不明之事。有的可能是入教者背离了教义的本意，倚仗外国权势，不安守本分，任由他们作为，所作所为恰好助长了他们的私欲图谋。否则，平民中受其欺侮的人，造谣诽谤，互相传播，逐渐形成猜疑忌恨，稍有争执，就导致聚众滋事，甚至波及教堂。从今以后，传教士务必公开坦诚，随时宣讲劝导，随时约束管教。倘若出现这类不法之人，本与教士无关，民间如果确实持有证据，允许他们向教堂声明，立即将不法的教民逐出教会，任凭交给当地官员治理定罪，不予开脱，不予庇护。作为当地官员，也适宜随时恳切晓谕，表明朝廷准许设立教堂和不禁止入教者的本意，并命令乡董、里保告诫约束平民，各安本分，不得无端生事，连累国家。

二、适宜区分良莠以澄清本源。传教士既以教化人为善为主旨，就应当引进良民，而不引进莠民。假如能使莠民转化为良民，岂不很好？只是莠民容易入教，莠民往往难以教化，而教堂反而因此受害。大抵中国入教的人，良民不少，但莠民入教后不肯为善的也有。那些桀骜不驯的人，不知礼义廉耻、孝悌忠信为何物，既然不接受中国的教化，怎能接受他国的教化？不过是把教籍当作护符，表面奉承、背地违背，以逞其私欲罢了。这类人，平时就招致许多怨恨，一旦入教，更加恣意暴戾，为害更甚。良民寻仇报复，教堂又偏袒庇护他们，那么怨恨的根源就归于教堂了。既然如此，教堂虽然大公无私，以劝善为要务，以济世为当然，来者不拒，但恐怕将来有损教堂声誉，正不得不事先加以辨别。如果是莠民入教后不遵教化，万不可容忍。凡是官员，也适宜区分良莠，不得因为他们是教中人就指为莠民，动辄责骂侮辱。况且无论天主教、耶稣教与中国儒教有稍异之处，也有相同之处，都应当仔细考察，不拘何教，果真能救人之苦、济人之危，理应敬重、保护。

三、适宜讲明礼让，以消除嫌隙。事端的产生，皆因彼此不知退让，由小变大，遂成交涉案件。前议第二、第三端论及入教者与教外之人各有本分，诚然嫌隙的开启，实因界限划分太大，攻讦太过，有所激愤而为之。若能讲明礼让，入教者不以骄矜自大，作奸犯科；教外人也不以猜忌为怀，同等看待。平时交往，亲近者不失其为亲近，故旧者不失其为故旧，各自守其礼节，互相引导向善。遇有事端，彼此退让，即可彼此化解，既无凌辱逼迫，不难委曲调停。入教者，在于教士平时的教化引导；教外人，在于官员平时的劝诫。况且无论何教以及教外之人，必有相同的道理，既能相同，自能相洽；即使有稍异之处，也应当互相谅解，各遵其道，各守其礼，听其自然，不以势力相强。所谓彼此退让，即是彼此化解。

四、适宜斟酌事理，以平息喧嚣争执。凡事不外一个“理”字，拘泥于理者，事情多胶着固执；通达事理者，事情贵在通融。此后如果入教者与教外之人皆知退让，即可无事。假设有事，如果官员与教士情谊融洽，即可依据情理斟酌事理，根据事理断案，平心静气，不动声色，不存成见，随时随地灵活调处。教士不以本国势力与官员为难，官员不执中国法令与教士相抵触，通融办理，大事可化为小事，小事可化为无事了，何至于辗转申诉，逐渐酿成两国龃龉之事呢？

五、适宜慎重对待主宾关系，以联络情谊。教士职分原是师长，与中国官员相见，宜加以礼貌，如待宾客，不可轻视视为平民，也不必尊为官府。如果教士曾受中国官爵，也不妨按其所得官爵对待。为什么呢？轻视视为平民，教士原本不肯屈居人下；尊为官府，官员也不肯屈居人下，两不相让，这是情谊日渐疏远的原因。诚用中国官员与绅士交际之礼，彼此相见，如同主宾，交往则教士乐意亲近官员，官员也乐意与教士融洽。遇有事端，官员可邀请教士理论，教士可请求官员弹压，自然不至于酿成巨案。况且上行下效，官员既与教士各联情谊，入教者也必逐渐与教外之人各联情谊，消除祸患于未萌，实在在于此。

六、适宜消除界限以通畅往来。主宾相接，情谊既已敦厚，办事之易，显而易见。只是恐怕中国官员……

译长久拘泥于旧有的条文，动不动就说彼此往来未曾载入和约，从而招致舆论的非议。又或许在教堂众多的地方，怎么能全都与之往来呢？这似乎也是正确的言论。我私下认为，此后地方的官员，不论文官武官，都应当与教士时常熟识。假如遇到教堂多处，可以挑选一两个通晓中国人情事理的人与之往来，那些未能通晓的人不必全都与之往来，以避免纷扰太过。只要有一两个通晓的人，彼此联络、商榷，也不必担心彼此隔膜。以上六条，虽然看似意思重复、言辞冗赘，其实是因为话语长远、心情沉重，合起来是同一件事，分开来也不出两个端绪。总之，过了这个阶段以后，如果没有难以传达的情意，就一定没有难以办理的事情。所谓防患于未然，法令垂范于长久，对此不能没有很高的期望。

译关于教案善后的章程

西方人士李提摩太因李傅相聘请，代为筹划妥善的法务，以使中国日后永无教案发生。于是先拟定了大田（大致）的各项情形，现将原稿刊登如下。各国最为紧要的事情，只有政治与宗教这两端。如果这两端不能妥善安定，那么该国必定无法平安。以政治为主的国家，如法国、美国等类；以宗教为主的国家，如昔日的意大利与近代的西藏等类。但大多数国家是政治与宗教两端相合。查基督教是五大洲第一大教，信从它的人比信从其他宗教的人多出三倍。所以议定章程，绝非一两天间所能妥善完成，不可草率从事，视为等闲。若想妥善制定章程，须将五大洲有关宗教事务的情况逐一查明，编为一书，才能妥当。但眼下大致的各项情形不能不知，现在列于左边：

一、和约既然允许传教，那么传教章程万万不可与和约相违背，相违背则必定不能安定；

一、制定传教章程，总要仿效宗教平安的国家，如英国、德国、美国、印度、日本，这些国家绝无教案，不可效仿常有教案的国家，如俄罗斯、奥地利、西班牙等类；

一、教士不可干预民间的诉讼；

一、地方官不可对教内教外自行歧视，都应当公正持平地办理。如果官吏能公正持平，那么教士自然无从把持；

一、教士会见地方官，近年新章规定教士职位与官吏并行，如主教与巡抚平行，司铎与道员、府尹平行等类，这实在不公。查主教、司铎等名目，乃是教中自定，不作为凭据，都不能按照所管辖教务地域的广狭来确定主客相见之礼。如主持一省教务，则可与巡抚平行；主持一府一县教务，则与一府一县的长官平行，这样较为有限制。又天主教之教士多系教皇所派，耶稣教之教士多系教中公举，教例不同，中国对这两类教士不得歧视。此后宜与两教商定，每省各立一人总管教务，乃与巡抚平行；其余分管一省中教案者，每省往往三四人，这类人只可与道员平行，这才主客相当；

一、除外国教士外，中国国家宜在教中另行选派一人与各国教士协办一切教务，则教事与国事无异，教案必减少。现在英国、法国皆如此办理。

以上各条均系目前筹划的大致情形，等《五洲教务》一书编成，再当详细审定。

西士李提摩太君上李傅相关于办理山西教案的章程。

光绪二年至十二年，我在山西时，官民接待尚好，万万没想到去年杀害中外教会人员达数千人之多，这真是古所未有的奇异变故。如今杀害外国人的罪行，有各国钦差与中国全权大臣商办，我不必多议。只关于办理耶稣教受害华民的章程，谨拟七条，恭候傅相审核决定施行：

一、各府州县杀害教民的人很多，本当按律正法，但我知这些人受官员指使，又受拳匪迷惑，不忍一一牵连。只各府起乱的首匪，当惩办一人以示警戒。如果晋抚果然能恳切晓谕，使他们痛改前非，我方也将对首匪从宽免究。

二、晋省地方绅民胁从伤害教民的人，虽宽免其死罪，却不得推说无罪。凡损失教民财产，必当罚其按数赔还；对于无依无靠的父母、孩子、寡妇，必为其侍奉抚养。

三、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纳，欠款五万两，以十年为期。但这罚款不归西人，也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省人的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的学问，使官绅士庶子弟学习，不再受迷惑。选派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此事。

四、凡教民被害的各府州县地方，当立碑纪念，我又阐明匪徒犯罪的源流，教民无辜受害。

五、耶稣教五会中人，有被杀尽的，也有回国的，不能一时来华。等外国再派教士来时，晋省官绅士庶应当以礼相待，承认错误。

六、要永远平息教案，中国官员对待教民，应当如同对待非教民一样，一视同仁。如果犯法，自然应按律严办；若有功劳，也应保举做官，与非教民相同。凡照此办法，无论中外古今，从未见过不相安定的。如果不这样，想求得无事，恐怕不可得了。

七、经此次议结之后，凡以前作乱的为首和随从之人，都有名单存案。若不悔过，再为难教民，必当按律严办，不予赦免。

查山西耶稣教原有五会：一曰浸礼会；一曰内地会；一曰公理会；一曰自立会；一曰福音会，又名军学会。如今商议拟定以上七条，都是共同与叶守真、文阿德代表各会酌定，非我一人私见。事情虽主要在于保护教民，其实是在保护晋省。太平之道，也不过如此。如果真能再设法聘请精通铁路、矿务、制钢以及商务、农务等学问的西方人士，或任总理，或任协办，以期必定成功。如此则体现上天好善之心，联结中外和好之局，将来可以永息教案，并且可以讲求一切养生防灾之术，使从前无用之地变为

译为了发挥实际效用，不至于因困顿穷迫导致利益外溢，被人侵夺。凡是这类事情，早在二十年前，我曾对傅相和张香帅提及，他们也认为应当办理，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没有成功。如今祸患日益加深，实在令人叹息。然而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如果真能按照上述章程办理，大祸还可以转化为大福，不知高明之士以为如何？

按：去年毓贤在山西杀害西方传教士一百五十余人，中国的教民受害更多。岑中丞到任后，上奏调派沈仲礼观察负责处理。沈观察知道李提摩太先生在华多年，且能真心爱护中国，便请求岑帅发电报邀请李先生赴晋。李先生到京后，经过英国公使赫德税务司及各位朋友尼沮的劝阻，说刘光才固关一役杀害西方人很多，路途恐怕有意外危险，于是最终没有成行。因此拟定了七条章程与李傅相商议办理，傅相非常高兴，随即知会岑抚台，想必这件事不难了结了吧。

译论传教不宜专恃保护

西方教士来到中国内地，是为了传播宗教。如果与当地民情融洽，又何必麻烦地方官吏为他们提供保护？自从百姓与教民不和，重大案件接连发生，于是保护教士这一条，就成了考核地方官吏政绩的标准。而保护政策带来的弊端，导致在诉讼争执中，官吏偏袒教民的威权越来越严重，平民的冤屈越来越多，仇视宗教的人也就越发兴起，嫌隙与仇恨日益积累，最终导致决堤坏防，酿成了去年拳匪之祸，这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

执笔人认为：世界的公理，依靠武力和权势不足以使人信服，虽然暂时能压制对方，但长久下去终将导致覆灭。如今教士将他们本国世代坚守的宗教传播到中国，意愿非常强烈。道德的流行，比驿站传递命令还要快，然而几十年来，怀疑与相信的人仍然各占一半。那些关于“采生折割”的谣言，虽然已经逐渐澄清，但怨恨之气和猜忌之心，至今仍未消除，难道不是因为依赖保护，反而阻碍了神明感化的作用吗？

中国上层人士的头脑思想狭隘，感慨却很多。当初佛教刚传入时，其高深微妙的道理，足以笼罩上层人士的智慧，使他们对此沉醉，因此那些粗浅的教义，用来为下层人士说法还有余力。虽然历代攻击佛教的人很多，比如唐代的韩愈，甚至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主张，但僧侣的瓶钵依旧，贝叶经卷依旧，寺庙的金碧辉煌依旧。最终没有听说激起公愤、煽动众怒，导致仇杀不断、焚戮惨烈像今天西方宗教所遭遇的灾难，这是因为佛教并不借助地方官吏的保护，僧侣与平民平等看待，相处久了互相遗忘，没有芥蒂的缘故。

基督教则不然，保护条款订立在条约中，又有国家武力作为后盾，所以宗教这一端，干涉到了政治部门，而传教者对于入教的人，又不能严格甄别，人员良莠不齐，往往成为坏人逃避法律的巢穴，借以欺压善良百姓。地方官吏拘泥于保护条约，在其中有所偏私，那么仇视宗教的事情，大概就不是平民的过错了。

基督教自明朝末年传入中国，利玛窦首先居住在北京，当时公卿以下，都看重他，喜欢与他交往。后来汤若望、罗雅谷、南怀仁等人，也相继渡海来华任职。回想那时，中国与外人相处的情况，比起今天如何？广东一带，信教的人很多，官吏正实行严禁，但教士和教民并未听说有别的危险迹象。自从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签订，规定传教者来到中国各省一体保护，地方官不得苛刻对待或禁止阻碍，明文规定后，教案就频繁出现在各省。试着追溯佛教在中国盛行数千年相安无事的情形，以及十六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情形，难道不是令人醒悟的吗？

自去年骚乱发生后，惩办罪魁祸首再三再四，一经搜捕，没有能漏网的，地方官吏惶恐不安，只怕保护稍有不力，再次获罪。近来依威教士从北京到山西一路，官吏预备行馆，在郊外迎接接待，酒食宴饮，礼意周到。那些教士也欣然认为得计，不知道这不过是官场中讨好上司的惯用伎俩罢了。教士不辞辛苦劳累，冒着危险进入内地，是想向当地人传教呢？还是想向官吏传教呢？中国的官吏，如果下一道命令说这样做，就能保住官职并获得功劳；不这样做，就会丢官获罪。即使极其丧失廉耻、极其丢脸的事情，他们都会尽力去做，那么对教士如此，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所可忧虑的是，教士既然在官吏和平民中得计，就没有顾忌了。纵然各国也颇能体悟民教不和的弊端，想要制定限制教民的章程，但他们与人为善的诚意未曾输入到众人的心中。那么平民只看到教士与我们高高在上的官吏交往，气焰不可接近罢了。东方儒家尚有“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的说法。忠信礼义，就是用来作为保护的器具。弦歌未停，匡人便解除了包围。那么势力，确实不是宗教家用来自卫的东西。世间有通达的人，请看看我的话。

拟请设立总教务司说帖并序

教案的祸患，现在最为猛烈。去年拳匪之乱，固然由六七位大臣在内部主持，两位边疆大臣在外部倡导，而附和的人多，声势浩大，终究是由民教不和，积毒深厚所致。华人这样说，西人也这样说，不可诬蔑。事后西方邻国指责，朝廷悔祸，而政府用来责备边疆大臣，边疆大臣用来责备州县的方法，除了保护之外，别无他法。官吏的权力，虽然足以约束百姓，使他们恐惧服从而不敢行动，但当积愤已久，仓促间引发祸乱，万众一心，不顾性命的时候，那么官吏的权力也有穷尽之时，而保护之

译所谓“说”，大概也是不可依赖的。我私下认为，治理政务的原则，贵在保持公平持平，使传教士和入教者，事事都纳入我们的管辖范围，与平民没有两样，那么未入教的人，自然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与他们一同感化，对教士没有怨恨，这样就不必特意谈论保护，而保护的道理，自然就在其中了。如果舍弃这一点，不责备教民结怨，只责备平民仇视宗教，用威势胁迫他们，用官权推行它，想要求得民众与教民相安无事，永远没有祸端，这就像把凶猛噬人的虎豹关在笼子里，却希望它不逃跑；阻挡汹涌下注的大河，却希望它不溃决一样。可以吗？不可以吗？不用等智者就知道答案了。昨天有人把所拟定的请设总教务司的说帖给我看，他的说法虽然新颖独特，但平实易行，实行起来或许可以避免教案的祸患。因此我在开头作序，并将全文记录在后面，以此告知当权者。他说：我私下认为，民众与教民互相仇视，到现在越来越紧急，地方官无论怎样公平办理，终究显得隔膜，而且受事权限制，其棘手的情形尤其难以言喻。如果不尽早筹划一个维持的良好方法，隐患将会长久。我反复思考，想要使民众与教民相安无事，外国人悦服，流传久远，没有流弊，不如设立洋员专门管理此事，即用他们的方法，来治理他们。凡是遇到重要的教案，就由该洋员等会同中国官员，秉公核查判决，大信昭然，外国人无从挟制，对大局有关，好处绝非浅薄。现在拟定简明章程几条如下：一、外国传教，本是为了劝人为善，何曾想要与政府为难？无奈教案一出，动辄牵动大局，即使是外国人公开议论，也多为我们慨叹惋惜。只是因为中外宗教不同，没有人专门管理此事，而承办教案的各官员，平时对教务本来就不深入了解，遇事又惊慌失措，不是偏袒这一方就是失之于另一方，轻重不均，固然归咎于主管官员，也是自取。即使尽心办理，而民众与教民两端各执一词，怎能完全如人所愿？现在想要挽救这种弊端，不如专门设立洋员管理教务，遇到重要案件，会同中国官员随时斟酌，秉公判决结案。该洋员职责所在，绝不会有所偏袒而结怨于民，而地方官也可以从此省事，不至于左右为难。一、外国教会很多，数不胜数。现在拟定由天主教、耶稣教各教会中，让他们由牧师、神父中公开推举天主教、耶稣教各一人，在北京职位如同总教务司，可以称为“天主总教务司”或“耶稣总教务司”，每月给予若干薪俸。各教会公举确定后，由总理衙门奏明委任，一如总税务司旧制。一、南洋再设立一副教务司，以协助处理此事，也可以酌情给予薪俸。其余内地如有应设教务分司的地方，将来由总教务司随时禀请，酌情给予顶戴、宝星等类，以示荣耀显赫，而不必另外支付薪俸。一、总教务司等只有这几个人，薪俸不妨从优，使他们能尽心任职。只是遇到办理不善或众望不孚的地方，中国政府有随时撤任的权力，另由各教会公举其他人接任。只是历来在中国多年及精通华语者，才能被选中。一、以上所拟设的各洋员，原本是为了商议办理重大教案起见。至于零星教民的小案件，仍由各地方官随时自行处理，不得推诿，以期简便而专责成。一、凡是教士、教民，都不得借故干预地方公事，应由总教务司妥善商议制定章程，通令遵行。一、凡是教民中如假托奉教，凌辱乡民者，应由总教务司妥善商议专门条例，从重治罪。一、凡是民众与教民的案件，由各教务司议定曲直后，就就近交给地方官治罪。一、凡是牧师、神父跋涉重洋，逢人劝化，多多益善，本来没有民众与教民之分。现在既然出头办事，职责所在，自当格外公平，断不至于有偏袒教民，自损声望的道理。况且更有中国官员会同商办，那么其中情节必可尽臻妥善，无需过虑。而该总教务司等既然是各教会所推荐公举之人，自然众情悦服，遇到重大案件，静候议断，如果不是不得已，该公使领事等自然不必烦劳过问，以省事端而保全交际。以上所拟各节，乃是其大体情形，询问西人颇为许可。将来如果真的想要举办，再当集思广益，另订详细章程，必定对民众与教民两有裨益，方可施行于大局，幸甚。

译论设立总教务司的阻碍

前几天贵报刊登了某官员拟请设立总教务司的奏折，我读完后感叹道：这位官员撰写这篇奏折，大概没有考虑到，一旦设立总教务司，教权就会骤然膨胀，而民众与教民之间的仇恨就会更加激化而无法遏制。此次拳匪之乱，根源确实在于民教不和，这个原因，中国人知道，西方人也无不知道。倘若各省人民并非都与教民为敌，那么乱事的发生，绝不会一呼百应到如此迅速；倘若教民确实没有招致怨恨的原因，那么各省人民也不会都与教民为敌。如今联军驻扎在京畿地区，各国西方人共见共闻之时，那些教民尚敢倚仗势力凶恶蛮横，杀人抢劫、敲诈勒索，不可胜数，致使为教兴师而来的联军，也不能秉公惩办，凡是闹事的教民大多被置于死地。西方官员对此事公正处理，当地华人非常钦佩。现在某官员的奏折却想让教民设立总教务司，这无异于将管理民教关系的权力交给华人官员，让教民自行管理了。教案的发生，是因为教民多不安分，而教士又常常袒护教民，百姓怨恨日积月累，以致酿成大祸。现在设立总教务司，试问教民果真能从此安分吗？教士果真能从此不袒护教民吗？我担心从前州县能解决的案件，现在必须到京城才能解决。过去教民只藐视州县官员，现在连督抚也要藐视了。总教务既然由教民推举产生，那么自然应承担保护本教的职责，那些教民理亏的事情，必定不会承认自己理亏，反而认为是平民刁钻狡诈，以求得教士的支持。教士如果不能从官府那里得到公正，必定不会承认自己袒护教民，反而认为是官府袒护平民，以求得总教务司的支持。试问总教务司对此果真能秉公处理吗？即使秉公处理，教士们必定会说其失去了保护本教的职责，而极力攻击罢免他，我国朝廷能不准许吗？况且京城设立总教务司，而各府县仍由华人官员独断专行，那么教民必定会说府县判决不公，而向总教务司申诉。如果让各府县都有教士陪审，那么教民必定各自倚仗自己的教士以求胜诉，将如何处理呢？又说奏折中称总教务司可由中国政府随时撤换，我担心如果政府因总教务司偏袒不公而想要行使撤换之权，那么各教会必定极力抗争，如果抗争不成，必定挟持国家力量来对抗。我担心这一条规定，虽设犹未设也。况且中国向来聘请西方人签订的合同，考虑极为周密，尚且有担心不遵守合同、随意骚扰的顾虑。突然授予他们重任吗？平民看到官场偶尔因诉讼之事见到西方人，尚且怀疑是偏袒徇私；如果竟然让教民自己设立总教务司，那么更会认为政府偏袒推崇西方宗教，而教民也必定以此作为偏重该教的依据，借以欺压平民，而仇恨之心必定转而更加严重。又中国向来虽然尊崇孔孟之道，并未设立总教的名称，现在唯独对天主教、耶稣教这样办理，更足以引起愚昧百姓的疑虑。况且两教教民本来就像水火不相容，向来被天主教民胁迫的人，往往加入耶稣教以求取胜，各省两教争斗的案件已经层出不穷。将来如果有天主教总教与耶稣教总教争执不决的时候，不知用什么方法来处理。总之，治理百姓的权力应该出自一处，断无出自两处的道理。现在如果担心教案难以办理，只有审定正确的律例，慎重选拔有能力的州县官员，让他们处理此事，那么教民自然不能肆意横行；而又广泛开启民智，使民间都知道与外国人相处的道理，那么平民自然不至于无故闹事。如果不致力于此，而只务求末节，我担心教权骤然膨胀，而民教之间的仇恨更加激化而无法遏制。按照某官员的意思，大概是认为各处教士教民分散而无纪律，不如设立一个总教务司，使事情有所归属。况且既然接受朝廷的官俸，自然不能不接受朝廷的责成，其用意也很好。然而总教务司既然由其本教公举产生，那么他们必定以偏袒本教为事，必定不能秉公处理，以求民教公平，而地方官办理教案则必定更加棘手。不揣冒昧，撰写此论，请教某君，应当也会认为是对的。又说奏折称是仿照税务司的例子，然而中国设立税务司的体制也不尽完善，如果总教务司则关系更为重大，不可不防备。

论和约宜订教务专条

北方自从拳匪挑起事端，大局糜烂，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近来赔款议定，和局将成，全国上下都欢欣鼓舞，认为中外可以和睦相处。士民看重的是太平盛世，而我却认为和约虽然达成，不足以依赖。不揣其根本，只追逐其末节，其乱将不久就会再次兴起。为什么呢？事情必有其根本，祸患必有其根源。根本不正，而事情能治理好的，从未听说过。根源不除，而祸患能平息的，从未有过。试

译回想这次动乱，百姓为何遭受苦难？是因为民众与教会相互争斗而遭受苦难。皇帝为何流离迁徙？是因为民众与教会相互争斗而流离迁徙。两洋贸易为何衰微？八国联军为何驰骋中原？都是因为民众与教会相互争斗而衰微、驰骋。那么，事端起因于民众与教会不和，祸患形成于民众与教会互相哄闹。民众与教会不和确实是引发争端的原因。现在各国如果不打算消除争端也就罢了，如果各国想要消除争端，那么和约的宗旨自然应当调和民众与教会的关系。如何防微杜渐？如何正本清源？如何通过公平交涉来平息他们的龃龉？如何通过通融办理来平复他们的仇恨？将这些一一订为规章条例，或许可以暗中消除民众与教会的争端，永远保持和平的局面。然而看和约十二条，竟然对民众与教会的问题置之不理。唉！这就是所谓不揣度根本，只追逐末节，却想要争端永远平息，动乱不再兴起，这怎么可能呢？

解释的人说：各国对于东亚，挟持其扩张政策，进行开疆拓土的谋划。如果民众与教会多一个争端，时局就多一个变故，这正是各国可以乘虚而入的机会。有什么不利呢？为何一定要另外订立规章条例？对此回答说：这确实不是这样。民众与教会和睦相处，对中国有利，也就对各国有利。民众与教会相互争斗，对中国有害，也就对各国有害。所以无论是为民众考虑、为教会考虑、为中国考虑、为各国考虑，都应该订立专门条款，使民众与教会永远和睦相处，这确实是救时应务的第一要义。

现在从理论上谈论华人性质的人，一定会说华人势力涣散、情感疏离，不难用我们的压力来控制。却不知道压力越大，激发的力量就越猛烈；激发的力量越猛烈，抵抗的力量就越长久。这是力学原理本来如此。况且中国疆域辽阔，有十八个省，人口有四亿，却想单纯使用压力，像对待牛马一样奴役，任由我们摆布，这恐怕是不容易得到的结果。那么与其欺凌压迫从而引发多事的开端，不如和平相处从而谋求平息事端。这是教务不能不订立专门条款以妥善处理后事的第一个原因。

再从形势上看，各国此次议和息战，无不感到创伤巨大、痛苦深刻，如果中国真是可以用压力制服的百姓，那么必定会惩前毖后，不敢有所变动。然而北方联军还未撤退，民众与教会的仇杀就时常听说，以至于诸暨愚民也有闹教的事情。那么民众与教会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后事，日后积嫌生隙，积怨成仇，蕴藏的毒害之深，酿成的祸患之大，恐怕比今天更严重。这固然是中国的祸患，难道也是西方人的福分吗？这是教务不能不订立专门条款以妥善处理后事的第二个原因。

各国在中国开辟口岸通商，无不志在商务，而英国人在中国的商务尤其巨大，百分中竟占六十二分。那么他们必定希望无事，这次北方有事，南方商务大大减少。因此想要振兴东亚商务，自然应当未雨绸缪，另外筹划妥善的方法，永远消除民众与教会的争端，或许中外可以相安无事，商务可以蒸蒸日上。如果不这样，乱势日益滋长，商路日益阻塞，岂不是大大辜负了互市的初心？这是教务不能不订立专门条款以妥善处理后事的第三个原因。

近来钦奉谕旨，刊刻誊黄，凡是保护不力各官员以及私设仇恨西人各会，一方面申明处分，一方面切实严禁。那么此后保护教堂的官员自然不敢疏忽，但恐怕他们不敢疏忽于教会，转而疏忽于民众，那么民众结下的怨恨更深，教会所处的处境更危险，实在不是长治久安之道。况且压制民众就是激发民众变乱的根源，省事就是多事的阶梯。万一争端起于细微之处，而会匪奸民又趁机煽惑人心，酿成祸乱，那么官方法度也有穷尽的时候。这是教务不能不订立专门条款以妥善处理后事的第四个原因。

那么专门条款的内容是怎样的呢？回答说：这不是一句话能说完的。然而论其大纲，不外乎公平办理。所以想要永远和睦民众与教会，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不问他是民是教，事情必须以是非来判断，情理必须以曲直来衡量罢了。

译论教育应当确立宗旨

中国的新民

人区别于禽兽的地方在哪里？凡是万物的动力都是无意识的，而人的动力则是有意识的。无意识的是什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而就这样做了，也可以说是不能自主。有意识的是什么？就是有所追求而去做，也可以说是能自主。植物的生长，它的根像胃一样，吸收养分；它的叶像肺一样，呼吸空气。它用来自我维持的方式，不止一种。虽然如此，不过只是生理上生物体质生生不息的道理，日本人将其翻译为生理学中的自然法则罢了。那植物并不是能自己知道一定要这样，不能那样，并树立一个目标去追求。稍微进化一点的是动物，饿了就寻找食物，饱了就游荡休息。想要得到却难以得到的就互相争斗，它们的意识稍微发达一些，各自知道所谓应当这样，不应当那样。然而一定要怎么做才能这样，怎么做才能不那样，并不是动物所能知道的。最下等的野蛮人，他们的情形大概也差不多。总而言之，植物的活动，完全依赖内部自然的运作；动物和下等野蛮人的活动，则是内部的运作与外部的刺激稍微相结合。都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而就这样做了。至于人，则在这两界之外，另有思想，另有能力，能自主地去追求达到所向往的目标。像这样的，叫做宗旨。宗旨的有无、确定与否、大小、强弱，常常成为他们文明与野蛮程度的比例差异。野蛮人建造房屋，左边扔一片瓦，右边堆一块石，今天支一根木头，明天铲一筐土，等到形状粗略具备，就说：“这大概算完成了”，于是住进去。如果是文明人，则必定先拿出设计，画出图形，预先计算材料器具，在召集工匠开始之前，房屋的规模就已经在胸中具备了。野蛮人治理国家，沿袭习惯，不经过思考，遇到新的现象出现，就彷徨不知所措，过一天算一天，做一件事算一件事。如果是文明人，则必定先确定国家体制，确定宪法，或者采用专制的政治，或者采用共和的政治，都树立一个标准，而一切举措都朝着这个标准进行。像这样的，就是所谓的宗旨。没有没有宗旨而能成就完全事业的。所以那些披着蓑衣顶着风雨在田垄间耕作的人，是为了什么？谋求食物的宗旨使他们这样。那些在窗下耗尽口沫耗费脑力的人，是为了什么？求学的宗旨使他们这样。那些挥舞黑铁流淌鲜血在疆场上的人，是为了什么？争夺权利的宗旨使他们这样。那么，没有宗旨，就无处使用他们的耕作；没有宗旨，就无处使用他们的学习；没有宗旨，就无处使用他们的战斗。百事莫不如此，而教育只是其中一端。文明人为什么有宗旨？宗旨产生于希望，希望产生于将来。必定是人先自言自语说：“我将来想要这样那样。”这是宗旨产生的原因。“说：我将来必须怎么做才能这样那样。”这是宗旨确立的原因。越文明，对将来的希望就越旺盛，教育制度之所以必定兴起于文明的国家，而野蛮半开化的国家没有，为什么呢？教育，它的效果完全在于将来，而现在必定不能看到。那么，其他事情没有宗旨还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没有宗旨则丝毫不能有所成就。为什么呢？宗旨，是未来的核心。今天不播下核心，却希望他日有根有芽，有茎有干，有叶有果实，这是必定不能期望的。一个国家的教育与一个人的教育，道理相同。父兄教导子弟，将来想要让他成为士人，想要让他成为农夫、工匠、商人，必定确定他所向往的方向，然后传授给他。没有想要做簸箕却让他学习冶炼，想要做箭矢却让他学习制作箭囊的。国家也是如此。一个国家有公共教育，是为了培养一种特色鲜明的国民，使他们结成团体，以在优胜劣汰的场合中自立竞争生存。然而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决不可以东涂西抹，今天学一种语言，明天设一门学科，苟且敷衍，杂乱无章，从而就能收到功效。所以有志于教育事业的人，首先不可不认清“教育”二字的定义，知道它是制造国民的工具；其次不可不具有经世济民的远见，怀抱如丧考妣般的热忱，洞察五大洲各国的趋势，熟思我国国民的特性，然后用全力去铸造。从前面的说法，是教育宗旨产生的原因；从后面的说法，是教育宗旨确立的原因。我国自从经历甲午战争的灾难，教育的议论才开始萌芽。庚子年再次遭受重创，一年以来，而教育的声音于是遍布朝野上下，这实在是逐渐走向文明的一个征兆。虽然如此，那些倡导这个理论、承担这个责任的人，果真能理解教育的定义吗？为了什么而去做呢？果真看到了教育所能得到的将来结果吗？通过什么途径来达到呢？询问原因，则说：外国都有教育，我们不能独自没有罢了。至于外国为什么有？我国为什么没有？外国为什么这样做就能成功？我国为什么这样做却长久无效？这些问题不是他们所能达到的。英国有英国的教育，法国有法国的教育，德国有德国的教育

译既然各国都有各国的教育，那么我国也应当有我国的教育。这个问题更是他们所无法企及的。那些层次较低的人，看到朝廷锐意推行教育，便趁此风潮趋炎附势，企图博取万一的宠幸与荣耀；那些层次较高的人，也不过是拾取外国的言论，瞥见欧美、日本学制的一斑，感到震惊和艳羡，从而想要模仿罢了。如果真是这样，这与鹦鹉听到人说话就跟着学舌，孩童看到人吃饭就也想吃东西，有什么不同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现在那些谈论教育的人，完全是像尸体一样没有意识的举动，从未有过自主的思想、自主的能力，确定所追求的目标并力求达到它，这与动物和下等野蛮人仅仅依靠外界刺激的力量来进食、休息、游荡、争斗，没有任何区别。想以此来成就文明人所特有的教育事业，怎么可能成功呢？怎么可能成功呢？虽然如此，我如果突然指责他们没有宗旨，他们必定不服气。为什么呢？他们一定会说：我是要培养人才，开启民智。像这样的说法，怎么能说不是宗旨呢？然而，对于他们的宗旨究竟能否成为真正的宗旨，其宗旨是否有用、是否有害，其宗旨是否符合当今世界文明国民共同追求的宗旨，我不能不加以辩驳。培养汉奸的才能，难道就不是人才吗？开启奴隶的智慧，难道就不是民智吗？以这些为宗旨，谁能说他们没有宗旨呢？他们的宗旨虽然未必如此恶劣，但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差别，我不敢妄加断言。试着翻阅一下先前创办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的档案，看看奏折、公文中、章程里所陈述的内容是怎样的？这还只是说在内地的情形，试着去游览一下日本东京中国公使馆中附设的学堂，有前任使臣李经方所题写的一副对联说：

译这座学堂是培养翻译根基的地方，请从我开始。你们这些人受到朝廷的教养，本来就比别人优越。这两句话，实际上代表了我们中国几十年来教育的精神。除了翻译之外没有学问，除了升官发财之外没有思想。像这样的，我难道能说它不是宗旨吗？有了这样的宗旨，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我们中国有了学堂三十多年，却免不了今天的腐败。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丝毫不能假借。现在的教育者一定会说：“我们的新教育不是这样的，我将教他们格致物理，我将教他们地理历史，我将教他们政治理财。”像这样的，说是学科的进步也可以，至于宗旨是否进步，我不敢断言。假如一个国家增加了多少学问知识，随即就增加了多少有学问有知识的汉奸奴隶，那么有还不如没有。现在试问那些以培养人才、开启民智为宗旨的人，他们的见解果真比李经方的对联好多少呢？我敢武断地说：这样的宗旨不能成为宗旨。为什么呢？教育的意义，在于养成一种有特色的国民，使他们结成团体以自立，在别国之间竞争生存，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才能和智慧罢了。深深明白这个意义的人，才可以和他谈论教育。我想为我们国民确定一个教育宗旨，请先列举其他国家的成例，等待我们考察并自行选择。凡是代表古代的有三个：雅典、斯巴达、耶稣教；代表现代的有三个：英国、德国、日本。第一，雅典。雅典是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也是民政的鼻祖。它的市民都有参与政事的权力，所以它的教育宗旨务必培养可以作为市民的资格，奖励他们的自由天性，训练他们判断事理的知识。而且雅典人自傲的是，想让全希腊文化的中心点聚集在他们的国家，所以务必使国民有高尚的理想，有严肃的品格，有广博的科学，一切教育的条理都由此两大宗旨而产生。所以他们的国家多私立学校，教授种种群学、哲学等。他们的人重视名誉，轻视金钱，如果有以学问作为谋生工具的人，就鄙弃他，不与他同列。其结果是，立法、行政的制度，在上古号称最完善，至今被各国所仿效，而大儒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诞生于其间。第二，斯巴达。斯巴达也是希腊的一个国家，与雅典对峙，是贵族专制政体的著名国家。它的教育制度，由那里的大立法家来喀古士所制定。它的宗旨，在于使斯巴达成为全希腊最强的国家。所以先使全国人成为军国民，一国的子弟，是一国公有的。父母不能私自占有。儿童七岁，就进入公立学校，养育教育他们，都是政府的责任。正因为它以专制为政体，所以务必束缚他们，培养他们服从上级的天性，不到四十岁以上不能自由。正因为它以尚武为精神，所以专门致力于操练身体，使他们强壮。常常让他们经历人生中难以忍受的苦工。有过失的人，在长老面前鞭打惩罚，纪律极其严格。一国如同一支军队，常常用爱国的大义来切实训诫他们，所以愤恨敌人的心情无时或忘。斯巴达的教育，就是由此专制、尚武两大宗旨而产生的。其结果是，使他们的国家多次主持夏盟，雄长诸侯。第三，耶稣教会。耶稣教的教化，不是国民教育。虽然如此，它的宗旨坚韧而伟大，有很值得效法的地方。而且中古一时的文明，依靠它得以延续；近代无数的文明，因它而发展。所以不可不讨论它。耶稣教没有固有的教育法，没有固有的学制，没有固有的教授材料。说它的特色，就是以耶稣为教育的理想，以耶稣为教育家的模范。它的宗旨，在于严守律法，而各自尊重自己的自由权，并且互相尊重他人的自由权。以至诚起信为体，以舍身成人、忍辱耐苦为用。当中世的初期，教会本来没有学校，而这个宗旨所磅礴郁积，越发光大。到了今天，耶稣教的学堂于是遍布大地。其结果是，能够联合无数异国异种的人，结成一个千古未有的大团体。它的权力应当与国家相抗衡，有时甚至凌驾于国家之上。第四，英国。盎格鲁撒逊种族，是今日地球上最荣誉的民族。它的教育宗旨，在于培养活泼进步的国民。所以崇尚自由，重视独立，熏陶高尚的德性，锻炼强健的体魄。大概兼有雅典、斯巴达的长处。英国的学校，特别注重德育，体育而智育居于次要，以学科的繁杂、程度的高低来论，那么英国相比其他国家，落后很多。而绝大的学者，绝大的政治家，绝大的国民却从中产生。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教育优点不在形质而在精神。他们的父母看待子女，不视为自己的附庸，而视为国民的分子。他们在家庭，在学校，都常常启发他们的权利义务观念，使他们知道自贵自重。他们所教的

译（他们）始终致力于实业教育，使子女成年后能够自立，从而断绝其依赖他人的念头。从他们幼年时起，就常让他们从事劳作，使他们具备自我管理的 ability，即使离开父兄、远离师长，也不会被恶劣的风气所裹挟。因此，英美国民都具备常识，都拥有实际能力，并非仅仅依靠一两个英雄豪杰来支撑国家。所以，在六大洲五大洋之中，无论是广袤的大陆还是微小的孤岛，都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足迹，而且他们每到一处都能自治独立，战胜其他民族。这大概都是其教育宗旨所塑造的结果，并非偶然。

译第五，德意志是德国新近建立的强国。其教育宗旨可分为两大阶段：一是前宰相俾士麦所倡导的，二是当今皇帝维廉第三所倡导的。前者是民族主义的宗旨，后者是民族帝国主义的宗旨。在十九世纪前半叶，日耳曼民族处于封建割据、各自为政的状态，没有统一的大政方针，大政治家士达因、大文学家盎特等人倡导统一，俾士麦继承并推行这一主张，极力宣扬爱国之义，唤醒那些昏沉涣散的人心，使之凝聚为一体。当时普鲁士的教育制度之完善，居欧洲大陆之首，大将毛奇曾指着小学校的学生说：“色当战役中，并非我们击败了法国人，而是这些孩子击败了法国人。”这可以说是至理名言。那么，小学校的学生为何有如此大的力量？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功课完备严密，实在是因为他们热爱祖国、关爱同胞的精神在起作用。等到当今皇帝即位，常常雄心勃勃地想要在大地上龙腾虎跃，首先关注的就是教育宗旨。他曾亲自撰写数千字的《敕语》，论述改革学风之事，说道：“我国的普通学校、大学校有一项共同应当努力的事情，即教养一国的少年，使他们具备资格，能够辅佐朕成为全世界的主人。”是的，这种气象何等雄伟，眼光何等远大。而今日德意志民族之所以迅速崛起，几乎能与盎格鲁-撒逊民族并驾齐驱，都是这两大宗旨的成果。

第六，日本。日本自距今三十年前，作为封建国家已有近八百年历史，因此有一种所谓“武士道”的精神，日本人自称为“大和魂”，也就是崇尚武力的精神。此外，日本的皇统自开国以来一脉相承，未曾改朝换代，所以日本人将尊王与爱国视为同一件事，尚武、尊王这两者实际上是日本教育宗旨的根本。因此，国家思想发展得非常迅速，自主独立的气概充盈于全国，能够吸收欧洲西方的文明，消化它而不成为文明的奴隶，智育、体育都日益进步。其结果是，能够战胜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三岛屹立于东海，成为亚洲文明的魁首。由此看来，难道没有宗旨就能成就完备的教育吗？难道没有完备的教育就能结成完备的团体、造就完备的国民吗？如果没有团体、没有国民，那么将无法一天立足于大地，有志于教育的人能不警惕吗？能不勉励吗？

以上六种，列举了它们宗旨中的长处以作为标准，请再论述它们的短处。在雅典，偏向哲理，沉溺于文学，尚武之气稍显不足，其所培养的人只能成为城市国家的民族，不能成为国家民族，所以雅典灭亡，其文学也随之消亡，这可以作为人民依赖国家才能存立的明证。在斯巴达，专制暴虐太过严重，侵犯个人的自由权，其民众不能脱离政府而自成活泼强立的国民，所以其末期各城邦背叛它，失去了盟主的地位，于是就不能复兴。在法兰西，自拿破仑称帝以来，中央政府的权力过大，其所设立的学校都致力于培养官吏以供自己指挥，至今将近百年，虽然政体屡次更迭，但这种风气始终未能改变，所以法国学校的学生只以应试及第为第一要件，其国民以得到一个官职为第一荣耀，虚文盛行而实业微弱，形式多而精神少，所以法国人与英国人、德国人在世界上竞争，却远远不能赶上。在奥地利，前宰相梅特涅作为十九世纪第一奸雄，把持政局四十年，其宗旨务在压制民权，柔化民气，教导极其陈腐的耶稣圣诗，极其繁琐的罗马文学，最终徒劳无功，小民的民权之气终究不可遏制，而奥地利国民受毒害已久，元气难以恢复，至今还不能与列强并列。在俄罗斯，是当今世界专制的头号强国，其教育事务受宗教大臣监督，即所谓的希腊正教总监，俄罗斯以专制政治立国，自不得不实行专制教育，然而以一政府对抗世界的大逆流，恐怕不免有举鼎折颈的危险，学生骚动的风潮日益兴盛，去年春季的事件，俄国皇帝固然不能不让步了。在日本，自三十年来震惊于欧洲西方的文明，专门寻求新知识的输入，而对德育未曾留意，既已将千年来所接受的儒教精神破坏殆尽，而西方人的伦理道德精华也不能有所获得，青黄不接，所以风俗日益败坏，德心日益衰微，至今朝廷与民间上下都孜孜不倦地研究德育问题，而大势滔滔，竟如同抱着柴草去堵塞瓠子决口，毫无益处，有心人都为此担忧。

以上数端，也是近代教育界的得失所在。朱子说：教育就像搀扶醉汉，扶得东来西又倒。教育一个人如此，教育一个国家恐怕更甚。宗旨一旦偏颇，其流弊侵入人心，往往有几十年、几百年都不能挽救其过失的。观察法兰西、奥地利、日本的前事，可以为之长叹。唉，偏颇尚且不可，何况错误？错误尚且不可，何况没有宗旨？试问中国今日所谓的教育家，是有宗旨呢？还是没有宗旨呢？回答说：没有。说他们以教汉奸、育……

译以奴隶作为宗旨，这种论调未免过于苛刻。我相信那些达官贵人绝不会是这样。然而，除了这个之外，竟然没听说有一个人提出一个宗旨来向国民表明，这是为什么呢？听说甲说：英文重要，就教英文；乙说：日文重要，就教日文；丙说：历史地理重要，就教历史地理；丁说：师范教育重要，就教师范；戊说：体操重要，就教体操；己说：小学教育最紧急，就推崇小学；庚说：教科书最优先，就争相编写教科书。像苍蝇钻纸一样，任意冲撞；像猴子嬉戏一样，随人起伏。像航海没有罗盘，像弹琴没有曲调。即使想建成一个小小的结构，尚且不可能，何况是作为四万万庞大国民的向导呢？况且以前人们心中没有教育的概念，那也就罢了。现在既然有了，那么起步之初，确实关系到是否南辕北辙。播种之初，必定要确定是苦李还是甜瓜的种子。庄子所说：“开始时简单，结束时必然宏大。”现在却用杂乱无章的曲子、鱼目混珠的假货、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池，天下可悲可惧的事情，哪有比这更严重的呢？哪有比这更严重的呢？

译那么，对于当下的计策，该怎么办呢？回答说：第一，应当明确宗旨。如果想要造就文学优美、品格高尚的国民，就应当效法雅典；如果想要造就服从纪律、强悍耐苦的国民，就应当效法斯巴达；如果想要造就至诚博爱、迷信奉法的国民，就应当效法耶稣教会；如果想要造就自由独立、活泼进取的国民，就应当效法英国；如果想要造就团结强立、自负不凡的国民，就应当效法德国；如果想要造就君国一体、同仇敌忾的国民，就应当效法日本。如果这些都不能做到，那么即使学习法国的拿破仑也可以，学习奥地利的梅特涅也可以，学习俄罗斯的皮里加辣（现任宗教大臣）也可以。他们的主张虽然谬误，但他们毕竟是有目的而为之，这还胜过没有意识的动力，仅仅感受外界的剌激，突然奔跑乱撞，与动物的野蛮没有区别。所以，必须先知道宗旨是不可缺少的，然后我才敢提出更正和进取的意见。第二，应当选择宗旨。现在想要在我们四万万同胞国民中，寻求一个适当且至善的教育宗旨，究竟应该遵从什么呢？雅典、斯巴达，是过去时代的古董，它们的精神可以采纳，但它们的形质万万不可效法。耶稣教与欧洲文明关系很大，但现在也已成了退隐的僧侣，在国家主义时代颇不适用，而且它经过多次分支演变，与我们民族几乎水火不相容，其不可行，是不用说的。有人说：俄罗斯与中国的政体相近，应当学习它。然而俄国人对于内政尚且不能抵抗大势而想改变计策，我们为什么要重蹈他们的覆辙呢？有人说：法国长久以来是欧洲文明的中心点，又是十九世纪全球的原动力，何不尝试效仿它呢？然而法国人喜好变动，我们国人喜好安静，性情相反太厉害，而且根据历史、地理的位置，没有一处相似的，怎么能追随它呢？近年来，我们国人崇拜日本的心情极其旺盛，事情无论大小，动不动就说“效法日本”。虽然如此，日本并不是我们适宜学习的对象。它是岛国，我们是大陆，这是第一；它数千年由一姓相承，我们数千年禅让篡夺征战，这是第二；它长久处于封建状态，民众习惯强悍，我们长久处于一统局面，民众沉溺于懦弱，这是第三。如果不得已，那就只有最雄伟的英国和德国这两个民族了吗？英国人性情喜欢保守而改革循序渐进，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德国人过去本来分散涣散，现在却团结起来，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虽然如此，那英德民族，也都各有其固有的特性，积累了一千多年，培育了上百年，才达到今天的成就，又不是我们空喊“学习学习”就能接近的。第三，应当确定宗旨。那么，我们国家国民教育的宗旨究竟在哪里呢？回答说：当今的世界，是民族主义的世界。凡是一个国家能够立于天地之间，必定有其固有的特性，这特性感应于地理，承受于历史，孕育于思想，传播于风俗。这些特性，有良善的，也有不良的。良善的务必保存它，不仅保存它而已，还必须采纳他人可以补助我们的，吸收为己有并使之增殖；不良的务必刮除它，不仅刮除它而已，还必须寻求他人可以匡正补救我们的，勇敢地自我克制并替代它。因此，当今各国的教育宗旨，没有所谓“学习他人”的，也没有所谓“不学习他人”的。不学习他人，然后国家才能确立；学习他人，然后国家才能强大。总之，要使民众具备人格，即成为人的资格。品行、智识、体力都包含在其中。享有人权，能够自动而不是木偶，能够自主而不是傀儡，能够自治而不是土蛮，能够自立而不是附庸；是本国的国民而不是他国的国民，是现今的国民而不是陈旧的国民，是世界的国民而不是偏远的国民。这是普天下文明国家教育宗旨所共同的，而我们国家也没有可以改变它的。试问今天所谓的教育家，曾经看到这一点吗？试问他们所使用的教育方法，其结果确实能达到这一点吗？两种宗旨或几种宗旨对抗并行可以吗？回答说：可以。世界的进化，常常是由保守、进取两大势力冲突调和而后形成的。有冲突必定有调和，或者先冲突后调和，或者即冲突即调和。譬如甲的看法认为专制政体适合中国，那么用全力来造就专制政体的国民是可以的；乙的看法认为立宪政体适合中国，丙的看法认为共和政体适合中国，那么用全力来造就立宪、共和政体的国民是可以的。只要使他们出于公心，出于热诚，不违背前面所说的普天下文明国家共通的主旨，那么即使是斯巴达也可以，即使是俄罗斯也可以，即使是美国、法国也可以，但必须有贯彻数十年的眼力，擎举全国民的气概，而不可像动物野蛮那样受外界剌激而为无意识的行动。教育啊，教育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有人说：按照您所说的，难道不必须等待政府当权者中有大力的人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我不是不寄希望于政府，但不能专门推诿给政府。不论远的事，请说说日本。日本的福泽谕吉，难道不是穷乡僻壤的一个平民吗？终身未曾受过爵位

译在朝廷上，然而谈论日本教育界的主导者时，众人异口同声、众口一词地说：“福翁，福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宗旨啊。可悲啊！我们中国至今没有一个像福泽谕吉那样的人。

按照斯巴达人的习俗，婴儿出生时，先由警察官检查其身体，不合格的就被抛弃在台格德山中，任其自生自灭。合格的就用葡萄酒沐浴。太皿【盇】认为身体瘦弱的人一定承受不了葡萄酒的猛烈刺激而死。

小儿长到七岁就离开父母，进入青年队，受官吏的指挥，其教育主要依靠体操、剪短发、赤脚、裸体居住。晚上则采摘幽卢达河畔的芦苇，睡在上面，不论寒暑冬夏，穿着同样的衣服。

每天吃的很少，每次吃饭必须去公共食堂，每张桌子坐十五人，新来的人没有得到这张桌子的人允许，不得加入。每张桌子每月供应多少食物，每人每月出多少饭费，都有固定的规则。饭费由吃饭的人自己出，只有国王的饭费由国家承担。

斯巴达人在公共食堂中很能谈论自由，所以人民在公会中受到束缚的言论，在这里可以得到补偿。年轻人也可以在公共食堂中培养政治知识。

年满三十岁成为成人，才可以结婚，参与国家政事，拥有选举官吏的资格。人即使婚后，在家庭中也不能自由地睡觉和吃饭，吃饭必须去公共食堂，睡觉必须进入兵营。常有婚后数年，夫妻还不能相聚几分钟的情况，所以斯巴达人的妻子常常穿男装进入兵营去见丈夫。

斯巴达人把农业委托给黑落得，把商业和工业委托给伯里伟果，市民所从事的职业只有武艺和游猎，也喜欢诗歌。何蔓的诗在当地最盛行。他们去作战时喜欢穿紫色衣服，头上戴着长发，蓄着胡须，用笛子和管弦乐鼓舞勇气。太皿【盇】认为他们把战争看作像人参加盛大的宴会一样，所以一定要盛装前往。

根据来格瓦的法律，凡是六十岁以内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在公共食堂同桌吃饭的人，临战时相约共同生死。

译关于伊斯兰教兴衰的论述

余杭章炳麟撰写

天方教被改称为“回教”，是因为用“回鹘”、“回回”来称呼这个教派，就像称佛教为“释教”，“释”是指塞种人；称火祆教为“婆罗门外道”，“婆罗门”是指印度的贵族种姓；称保罗所传的教为“希腊教”，“希腊”是指泰西的小国。称号依从中国，名称依从主人，那么必定以“天方”为最接近正统。天方教的始祖穆罕默德出生在阿拉伯的麦加，靠近阿丹默德那，只有大食、波斯也与他互为辅翼。那地方在汉代称为条支，向来没有“回”的称呼，而且教义也没有传到葱岭以东。到了穆罕默德，威势震慑月氏，开拓疆土，方圆数千里。从九姓昭武以西，可萨以南，并排摧毁偶像，并排驱逐太阳火祆教，这也是王侯中材力雄健、田产各有所主的人啊。所谓“回”的称呼，是从回鹘设立摩尼寺开始的。《旧唐书·宪宗纪》记载，回纥请求在河南府、太原府设立摩尼寺，朝廷允许了。那时薛延陀的故地，即今天的色楞格城，依附唐朝设立为仙萼州，设置瀚海都督府。那种交股祭祀祆神的礼仪，唐朝人所见的仅仅如此，所以后世就用“回”来命名这个教派。然而从唐朝到明朝，天山南路都有佛教，没有天方教。自从穆罕默德第二十五世的门徒玛木特额敏开始，分作十二支趋向布哈尔、敖罕、痕都斯坦、喀什米尔、巴达克山等国，然后依附于葱岭的右臂，与依附于葱岭左臂的岿然并存，都有了清真寺。第二十六世玛木特玉素普开始向东迁徙到喀喇沙尔，建立寺庙推行教义，听众聚集如鳞次栉比，死后葬在那里的土地上。那么元代后裔在叶尔羌称汗的，以及在阿克苏、和阗、库车分封称王的，都抛弃佛教而皈依。等到准噶尔西部侵扰天山，犁庭扫闾，灭绝无余，而蒙古后裔断绝三十世后霍集占才横起占据那里，用他粗疏的语言、粗疏的衣冠，占据土地自立为王，不奉行王者的步武。虽然等到新疆平定，三十六国的后裔，都信奉天方教。王者的宪章不能更改，儒家的术数不能教化，与他们共同治理行省，而香臭气味不变，这是国家固有的原因啊。如今太行山的東西，黄河的岸边，远到滇池昆明，都有回族，与他们共同治理行省，而香臭气味不变，这也是国家固有的原因啊。虽然如此，说唐朝初年葱岭以东没有回教吗？那么景教的碑立于建中年间，其对于天主、天方的区别，难道不能断定吗？能断定元明时期，葱岭以东没有回教吗？明朝洪武年间，大将进入燕都，得到天方先圣的书，命令编修马沙亦黑、马哈麻翻译，于是白帽族遂在中土繁衍。像这样，那么葱岭尚未听闻其教义，而在中国的流衍已经很久了。今天的天方，只有波斯、阿丹、巴社是其旧土。土耳其以引弓之国，占据天主教故地，不斋戒沐浴以礼拜天主，而斋戒沐浴以礼拜天方，是因为其游牧博卡喇时，已服从于杀拉生故。当中国唐朝时，以南则安集延，以北则哈萨克，不是其遗族而信奉教义非常谨慎。只有大禹的九域，其族群杂处，其教义不传于百姓。天方以诳耀之术，不足以赶上佛教、道教；暴横乡曲，抗拒郡县的命令，不足以赶上天主教、耶稣教，所以乐从的人少啊。而越南的西贡却如此，奇怪啊！薛氏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说，西贡民众信奉天方教的居多。大抵天方之教，狠鸷险恶，以同类为兄弟，以异类为肉脯炙肉，想要环绕夺取它，本来不可能得到。一方负隅顽抗，一人内附以征抚之，那内附以征抚之的人，以同类为兄弟，以异类为肉脯炙肉的，是一样的。唉！自有地球金刚石以来，五千万年，天方未曾一天得逞其志。天地之道，日困而还，月满而亏。土耳其的屈强，能自立于俄、英之间；马地的诞妄，能称酋豪于埃及。其坚固和睦之道，有值得称道的。那么依倚回族而树立为重镇的，能不警惕吗？

英国教士米气君论述教案起衅的原因。

近来民众与教民不和，确实严重。我们想要平息祸乱，必须先追溯起乱的缘由，从流溯源，才能设法。耶稣教本是善教，然而其初所以能进入中国的原因，则非常不善。天方用各国向来交涉中最为狡诈的计策来实行。其教自进入中国以来，不到六十年，所以其起讫缘由，我们都能详细叙述。事情始于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在南京定约时，条约中准许教士天方建造教堂、修筑坟茔，并准许在中国传教，都以通商的五口为限。订立条约以后，法国的意思又想扩大其权力，于是倡导中国政府一律保护教民的说法。耆英听从其请求，在一千八百四十四、五两年代为奏请，当时明降谕旨，说天主、耶稣两教劝人为善，准许与一律保护，并准许将康熙年间教士在北京所天方教堂均行给还。那时中国在位的大臣以为法

译人此请甚为公道，并未疑有他意

人们对此请求认为非常公道，并没有怀疑其中另有意图，

殊不知其中深谋谲虑，中国已受其欺。

却不知道其中隐藏着深远的阴谋和诡诈的算计，中国已经受到了他们的欺骗。

法国以联络教士为谋人土地之计，

法国以联络传教士作为谋取别国土地的计策，

起自路易十四，以迄于今，

从路易十四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

历考案卷，显而易见，但初犹不如是之。

查阅历次档案，显而易见，只是起初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罢了。

此为以传教欺中国人之始，

这是利用传教来欺骗中国人的开始，

后此之所为，无一非欺。

此后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不是欺骗。

自一千八百五十八年英法两国与中国起衅，

自从1858年英法两国与中国发生冲突，

又复议和，

后来又商议讲和，

法人又追溯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之事，

法国人又追溯1844年的旧事，

更与中国约不准虐待教民。

再次与中国约定不准虐待信奉基督教的民众。

此次亦系诡谋。

这次也是诡计阴谋。

皿从前已有准为保护之上谕，

此前朝廷已经下过准许保护教民的谕旨，

所以覆请者寔有诡谋在内。

所以再次提出请求，实在是有诡谋在其中。

英法两国均有同志，

英法两国都有共同的志向，

英国端为推广耶教，

英国纯粹是为了推广基督教，

法人则兼为干预中国政事、谋占土地。

法国人则是既想干预中国政事，又想谋取占领土地。

中国譬如大石，

中国好比一块大石头，

一千八百四十六年受法国所欺之事，

1846年受法国欺骗的事情，

已为凿柄于石中，

已经在石头中凿出了缝隙，

及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则又纳水其中，

到了1856年又往缝隙里注水，

故石遂破矣。

所以石头终于破裂了。

其谋外似和平，

他们的阴谋外表看似和平，

约中所用字眼皆使中国不觉，

条约中所用的字眼都让中国没有察觉，

故易受欺。

所以容易受骗。

文中但言教士系教人为善而已，

文中只说教士是教导人们行善罢了，

其他狡谋均置不言。

其他的狡诈阴谋都只字不提。

然此实两国同受之咎，

然而这实际上是两国共同承担的责任，

不能偏怒英国也。

不能只责怪英国。

至一千八百六十年，

到了1860年，

有法教士为推广天主教权之事，

有法国教士为了推广天主教的权力，

行一极欺中国之事。

做了一件极其欺骗中国的事情。

此次法国所派议和大臣男爵克鲁士，

这次法国所派来议和的大臣克鲁士男爵，

亦为教士所欺，

也被教士所欺骗，

于和约华文中添入一段。

在条约的中文版本中添加了一段。

所添者为：「以前教民所失产业，

所添加的内容是：“以前教民失去的产业，

皆一律收回，

都要一律收回，

虽现产主系买得者，

即使现在的业主是通过购买获得的，

亦应收回，并不给价」，

也应该收回，并且不给补偿”，

并言无论是否通商口岸，

并说无论是不是通商口岸，

均准教士买地建堂。

都允许教士购买土地建造教堂。

此段法文约中所无，

这段内容在法文条约中是没有的，

此约言明以法文为主，

这个条约明确规定以法文为准，

既为法文所无，

既然法文中没有，

中国政府可以明令更改。

中国政府可以明确下令更改。

惟其时大臣过于旦小，

只是当时的大臣过于胆小，

惟恐因此起血半，

只担心因此引发流血冲突，

忍而不言，

忍气吞声不说出来，

以致今日此事。

才导致今天这样的局面。

耶稣教中本不愿和同照办，

基督教原本不愿意和天主教一样照此办理，

因其后天主教中入教者日多，

因为后来天主教中入教的人日益增多，

耶教日少，

基督教信众日益减少，

不得已亦遂照办。

不得已也就照此办理了。

前四十年内两教所以能传入内地，

过去四十年内两教之所以能传入内地，

办理各节，均起点于此。

办理的各项事宜，都起源于此。

前三十五年内各处教案常遭杀戮，

过去三十五年内各地教案常常发生杀戮，

均由此一节酿成。

都是由这一条规定酿成的。

故祸端开自法教士，

所以祸端始于法国教士，

而耶教士之过较轻，

而基督教教士的过错较轻，

且每欲为之更改，

而且常常想要为此进行修改，

然亦殊不易矣。

然而也非常不容易。

耶教尚可原谅，

基督教还可以原谅，

太皿【盇】因耶稣若不照办，

大概是因为基督教如果不照此办理，

则于教务大有损石，

那么对教务会有很大的损害，

故不得不然耳。

所以不得不这样罢了。

惟北京司各脱所管教会不肯照办，

只有北京司各脱所管辖的教会不肯照此办理，

其意亦非谓教士不准入内地，

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教士不准进入内地，

惟每至一处，

只是每到一个地方，

民情不愿，

如果当地民众不愿意，

官不保护，

官员不保护，

则舍而别至一处，

就放弃而另去一处，

并不勉强，

并不勉强，

致如他教之请政府派兵胁人也。

导致像其他教派那样请求政府派兵胁迫他人。

查中政府处此为难地步，

查中国政府处于这样为难的境地，

而教士行此欺术，

而教士施行这种欺骗手段，

向来我等皆言西国教化胜于中国，

向来我们都说西方国家的教化胜过中国，

今不具论，

现在不再详细论述，

祗此一事欺人，

仅就这一件欺骗人的事情而言，

欲令中政府以后遇事不疑，

想要让中国政府以后遇事不再怀疑，

尚可得乎？

还能做到吗？

中政府既见教中人言行不符，

中国政府既然看到教内人士言行不一，

名为劝人为善，

名义上是劝人行善，

实则谋其土地，

实际上是谋取他们的土地，

譬印度之板榔树，

好比印度的板榔树，

其根所窜，

它的根所蔓延之处，

虽石壁亦为破损。

即使是石壁也会被破坏。

我等既用此欺[绐](给)之，

我们既然使用这种欺骗的手段，

法则，中国如设一去年抗拒我等之法，

法则，中国如果设立一条去年抗拒我们的法律，

我等虽知其所谋非正，

我们虽然知道他们的谋划不正当，

亦不能怪其无理矣。

也不能怪他们无理了。

译广东巡抚陶制军关于奖励新加坡商民设立孔教堂的告示。

为了发布命令的事，据查新加坡《天南新报》刊登有福建商人林文庆计划在该埠筹集资金创建孔子教堂，并派人传教等消息。本官听到后，深感欣慰。查近来主张变法的人，看到欧美国家的富强，愤恨祖国不振，都说是中国积弱是由于数千年的压迫所致，因而归咎于儒教，认为应当废除三纲，实行平等自由的制度。这种用意，难道不是出于一番苦心？然而言论过于偏激，流弊随之增多，不能不加以辨析。中国的圣教，首先重视伦理常道。孔子对齐国君主所说的“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是要求各自尽到本分，并不是说臣子应当忠诚而君主不必仁爱，儿子应当孝顺而父亲不必慈爱。即使后世儒者申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女纲”，也只是借用“纲”字来说明表率的意思，并没有教导君主和父亲用压迫手段对待臣子和子女。合乎君臣之道，不过是人类相互交往罢了。人的相互交往，不外乎五伦关系。如果一国之中，每个人都遵循五伦所应尽的义务，又有仁、义、礼、智、信作为尽伦的工具，那么就是人人尽责，亿万民众同心协力，安康快乐和睦亲近，大同之治，富强功效，不过是附带的事。由此可知五伦之中，本来已经包含了人人自由的道理，而五常之德，也就是西方儒者所说的人民义务。然而不直言其故，是谨慎地防止其弊端罢了。现在想要废除三纲，以伸张民权之说，倡导此论的人，已经打破了藩篱；附和此说的人，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倒行逆施，推导其极端，必将像外国的无政府党那样才罢休。现在的无政府党人，专门以刺杀君主为事，欧美各国，无论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无不厌恶他们。然而追溯其倡导之初，也只是偏重民权，喜好谈论平等，一变而有均富之会，再变而成无君之党，其流弊达到如此地步，未尝不是卢梭等人立论过激所导致的。因此，最公正最中庸，不偏不倚，一定要折中于圣人的言论。林文庆等人长期居住在外埠，平素的志愿无法传达给内地的官员绅士，道路上的传闻，多有诋毁之言。现在听说他们崇信孔教，对于古昔圣贤的伦理常道大义，必定已经清楚明白，而对于外间失意之徒所创立的革命之说，以及托名保皇、广布谣言、居心叵测者，自然不至于受其迷惑。本官自从阅读此报，深深欣喜林文庆能辨别邪正，知道以前的传闻，言语不足以凭信，于是咨行文札，仰请该令传知，告知该商人，使其明白本官劝勉之意。该商人等既然遵循正道，务必坚持不懈，不走入歧途，这是最重要的，切切特此札示。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初七日

论教案应当急求善后之策

自从拳匪作乱以后，全球的公论才逐渐显现。过去遇到教案，无论是华人、西人、教士、非教士，都归咎于刁民滋事，官吏保护不力。对于被害的各教士、教民，当时还痛惜他们、庇护他们，没有人敢指责他们的不对。自从经历庚子年的大变故，于是中西方的通达人士才恍然大悟，民众与教民结怨之深，仓促间起衅是有原因的。而后西方国家的议院、报馆，推究祸患的起源，才逐渐对教士有微词。而像昨天报纸所刊登的英国教士米气君的论述，则尤为深切明显，足以作为人们的鉴戒。我认为自通商以来，教案不止一次，大约教案发生一次，则官民的惩处就加重一次，保护教民的旨意也更加严切。就内政而言，这是厚于责己，而不愿意以纵容的罪责被外人作为借口。就外交而言，正当外人激动公愤，声势汹汹之际，如果不严惩官民，凭什么平息他们的愤怒而堵住他们的嘴？所以政府存有了事之心，地方大吏存有苟且目前的计策，就事论事，草率结案，而对于善后的方法、调停民教的政策，则一概不考虑，却不明白教民的气焰因此更加嚣张，平民的怨愤因此更加深重。河流堵塞则堤坝溃决，毒气积聚则痈疽溃烂，最终有不可收拾的时候。现在值此创伤巨大痛苦深重之后，国家赔款所花费的，抚恤所花费的，数目已经不可计量，而民间被蹂躏所损失的，被抢掠所损失的，被勒索所损失的，更不可以数计。尤其严重的是，除了赔款分三十九年支付，几乎达到千兆之外，其立即需要支付的抚恤等费用，又共计现银二百万两，而直隶各州县自行议结、自行筹付的，还不包括在内。唉！中国近年民众的贫穷、财力的耗尽，也到了极点。民间想要设立一个学堂或公司，则无论是官员、绅士、商民，都以经费无处筹措为借口，观望拖延，很少有成事的。筹集款项如此困难。现在仅仅因为衅端由我方开启的缘故，不得不勉强顺从外人的请求，将成千上万的资财，拱手送给别人。其巨大的创伤，岂待多言？幸好上天启发其心，外人

译人们也有平和的言辞、公正的议论。我们如果不趁此时机赶紧商议确定善后的办法、调停民教关系的策略，那么假使日后时间稍长，痛苦逐渐被遗忘，教民的放肆行为变本加厉，平民的怨恨积累久了必然爆发，再次发生闹教案件，引发祸乱，前者的赔款尚未清偿，后者的赔款又至，恐怕耗尽国家的收入，也不足以支付，国家几乎就不成其为国家了。那些身为大臣、与国家休戚与共的人，难道不可以吸取过去的教训，预防未来的灾祸，以求避免这种祸患吗？至于消除祸患的策略，起初并没有其他奇特之处，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不让教士庇护教民，不让教民欺压虐待平民罢了。如今外人只以保护教民来要求中国，政府只以保护教民来责成官吏，官吏只知道迎合教士的心意，对教民则优待，对平民则严厉压制，以求避免意外的祸患、自身的牵累，这就像救火却添加柴草，扬汤止沸一样，哪里会有成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