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二 考史
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于是陈胜起于大泽。”秦击越之事，详见于此。《大事记》在始皇三十三年，《解题》不引《鸿烈书》，录此以补遗。淮南王谏伐闽越，其言略同。
译作为将领，却在夜间攻打秦军，大败秦军，杀死尉屠睢，尸体横陈、血流遍地达数十万人。于是（秦朝）征发谪戍的士卒来防备他们。于是陈胜在大泽乡起兵。”秦军攻打百越的事情，在这里有详细记载。《大事记》将此事记在秦始皇三十三年，《解题》没有引用《鸿烈书》，摘录这段文字以作补充。淮南王劝谏不要讨伐闽越，他的言论大致相同。
太史公述《楚汉春秋》，其不载于书者，《正义》云：“项羽歌，美人和之。《楚汉春秋》云：‘歌曰：“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是时已为五言矣。五言始于《五子之歌》、《行露》。
《楚汉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赐丹书铁券，曰：‘使黄河如带，太山如砺，汉有宗庙，尔无绝世。’”下二句不同。
又曰：“惠帝崩，吕太后欲为高坟，使从未央宫而见之。诸将谏不许，东阳侯垂泣曰：‘陛下见惠帝冢，悲哀流涕无已，是伤生也。臣窃哀之。’太后乃止。”东阳侯，张相如也。又曰：“下蔡亭长詈淮南王曰：‘封汝爵为千乘，东南尽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群盗所邪，而反，何也？’”谓英布，《史》、《汉》不载。
汉大启九国：燕、代、齐、赵、梁、楚、荆吴、淮南、淮阳，皆同姓也。长沙异姓不与焉。《汉表》削淮阳而列长沙，当从《史记》。
断而敢行，鬼神避之。见末而知本，观指而睹归。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摇动者万物作。此战国诸子之言，而赵高诵之尔。高非能为此言也。
《乐书》作十九章，《索隐》云：“《安世房中乐》，今考之《汉志》，《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隐》误。
《御览》载淳于髠《十酒说》曰：“罗襦排门，翠笄窥牖。”盖好事者因《滑稽传》而广之，非战国时语也。
《邹阳书》：齐用越人蒙。《汉书》云：“越人子臧。”其事未详。
《李斯传注》：辩士隐姓名，遗秦将章邯书曰。云云。此书在《善文》中。《隋志》：《善文》五十卷，杜预撰。
《滑稽传》：齐使淳于髠献鹄于楚。《说苑》云：“魏文侯使舍人毋择献鹄于齐。”鲁连子云：“展无所为鲁君使，遗齐君鸿。”《韩诗外传》云：“齐使使献鸿于楚。”其事皆同，而四书所载异。
《项羽纪》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法言》以为蔡生，《汉书》以为韩生。
汉高祖起布衣，灭秦、楚，自后世处之，必夸大功业，以为轶尧、舜，驾汤、武矣。其赦令曰：“兵不得休八年，万民与苦甚。今天下事毕，其赦天下殊死以下。”言甚简而无自矜之意。此所以诒厥子孙，享四百年之祚欤。
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此高帝之诏也。宣帝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盖已见于此诏矣。刘向称贾谊，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伊、管岂可并言哉？林少颖论之曰：“王、霸之无辨，汉世为尤甚。拟人之非伦，汉儒为尤甚。尊王绌霸，言道义不言功利，一董仲舒而已。”
班固叙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弘羊亦与焉。若儒雅，则列董仲舒于公孙弘、兒宽之间。汲黯之直，岂卜式之俦哉？史笔之褒贬，万世之荣辱，而薰莸浑殽如此，谓之比良迁、董可乎？
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按《仪礼?乡射疏》云：“凡事无问吉凶，皆袒左。”是以士丧礼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觐礼》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于右是也。”以此考之，周勃诛吕氏之计，已定为吕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觇人心之从违也。
“与父老约”为句，下云“法三章耳”。唐高祖入京师，约法十二条，盖仿此语而失之。
淮阴侯羞与樊哙伍，然哙亦未易轻：谏留居秦宫，鸿门谯项羽，排闼入见，一狗屠能之，汉廷诸公不及也。
吴斗南为《汉书刊误补遗》，朱文公答书曰：“刘氏所断句，如《项羽传》‘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儒林传》‘出入不悖所闻’，皆与《史记》合。‘为原庙渭北’，见一书‘庙’‘渭’之间有‘于’字。刘氏所疑亦有误，如《沟洫志》‘于楚’字，本文属下句，下文有‘于齐’、‘于蜀’字，皆是句首，而刘误读属之上句。”
《通鉴》不书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于删
译太史公叙述《楚汉春秋》，其中未记载于书中的内容，《正义》说：“项羽唱歌，美人和唱。《楚汉春秋》记载：‘歌词说：“汉军已占领土地，四面都是楚歌声。大王意气已尽，贱妾何必苟活？”’”这时已经是五言诗了。五言诗始于《五子之歌》、《行露》。
《楚汉春秋》说：“高祖最初封侯的人，都赐给丹书铁券，说：‘即使黄河像衣带一样细，泰山像磨刀石一样小，只要汉室宗庙存在，你们就不会断绝世袭。’”后两句不同。
又说：“惠帝去世，吕太后想修筑高大的坟墓，以便从未央宫就能看到。众将劝谏不被允许，东阳侯流泪说：‘陛下看到惠帝的陵墓，悲哀流泪不止，这是伤害身体啊。我私下为此哀伤。’太后于是作罢。”东阳侯是张相如。又说：“下蔡亭长辱骂淮南王说：‘封你爵位为千乘，东南直到日出之处，还不足以容纳那些群盗吗，你却反叛，为什么呢？’”说的是英布，《史记》、《汉书》没有记载。
汉朝大封九国：燕、代、齐、赵、梁、楚、荆吴、淮南、淮阳，都是同姓王。长沙异姓王不在其中。《汉书·诸侯王表》删去淮阳而列入长沙，应当遵从《史记》。
果断而敢于行动，鬼神也会避开它。看到末端就知道根本，观察指头就能看见归宿。秋霜降落草木凋零，水波摇动万物兴起。这是战国诸子的言论，而赵高诵读它罢了。赵高并不能说出这样的话。
《乐书》作十九章，《索隐》说：“《安世房中乐》，现在考证《汉书·艺文志》，《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隐》错了。
《太平御览》记载淳于髡《十酒说》说：“罗襦排门，翠笄窥牖。”大概是好事的人根据《滑稽传》而扩充的，不是战国时的语言。
《邹阳书》：齐国任用越人蒙。《汉书》说：“越人子臧。”其事不详。
《李斯传注》：辩士隐藏姓名，给秦将章邯写信说。如此这般。这封信在《善文》中。《隋书·经籍志》：《善文》五十卷，杜预撰。
《滑稽传》：齐国派淳于髡向楚国进献天鹅。《说苑》说：“魏文侯派舍人毋择向齐国进献天鹅。”鲁连子说：“展无所为鲁君出使，送给齐君大雁。”《韩诗外传》说：“齐国派使者向楚国进献大雁。”其事相同，而四本书所载不同。
《项羽纪》解说者说：“人们说楚人沐猴而冠罢了。”《法言》认为是蔡生，《汉书》认为是韩生。
汉高祖起于布衣，灭秦、楚，从后世来看，必定夸大功业，认为超越尧、舜，驾凌汤、武。他的赦令说：“军队不能休整八年，百姓受苦很深。现在天下事已毕，赦免天下死罪以下的人。”言辞很简略而没有自夸的意思。这就是他留给子孙，享受四百年国运的原因吧。
王者没有比周文王更高的，霸者没有比齐桓公更高的，都依靠贤人而成名。这是高祖的诏书。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来以霸道、王道杂糅。”大概在这诏书中已经体现了。刘向称赞贾谊，即使是古代的伊尹、管仲，也不能远远超过。伊尹、管仲岂能并列而言呢？林少颖论之曰：“王、霸没有区别，汉朝尤其严重。比拟人物不合伦常，汉儒尤其严重。尊崇王道贬抑霸道，讲道义不讲功利，只有董仲舒一人而已。”
班固叙述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弘羊也在其中。如果是儒雅之士，就把董仲舒列在公孙弘、兒宽之间。汲黯的刚直，难道是卜式一类的人吗？史笔的褒贬，万世的荣辱，而香臭混杂如此，能说他媲美司马迁、董仲舒吗？
为吕氏袒露右臂，为刘氏袒露左臂；军中都袒露左臂。按《仪礼·乡射疏》说：“凡事无论吉凶，都袒露左臂。”因此士丧礼及大射都袒露左臂，只有受刑袒露右臂。所以《觐礼》才说：“右肉袒。”注说：“刑罚适宜施加于右臂是对的。”以此考证，周勃诛杀吕氏的计谋，已经定为吕氏的人有刑，所以用袒露右臂命令他们，不是用来窥探人心是否顺从。
“与父老约”为句，下云“法三章耳”。唐高祖进入京师，约法十二条，大概是模仿此语而失误。
淮阴侯羞与樊哙为伍，然而樊哙也不易轻视：劝谏留在秦宫，鸿门责备项羽，推门而入拜见，一个屠狗的人能做到，汉廷诸公不及他。
吴斗南作《汉书刊误补遗》，朱文公回信说：“刘氏所断句，如《项羽传》‘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儒林传》‘出入不悖所闻’，都与《史记》符合。‘为原庙渭北’，见一书‘庙’‘渭’之间有‘于’字。刘氏所疑也有错误，如《沟洫志》‘于楚’字，本文属下句，下文有‘于齐’、‘于蜀’字，都是句首，而刘误读属之上句。”
《通鉴》不记载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于删减
《文章缘起》有汉惠帝《四皓碑》，今考《高士传》：高车山上有《四皓碑》及祠，汉惠帝所立。
武帝年十二，而决廷尉狱防年之疑；明帝年十二，而辨陈留吏垦田之牍。其英明略同，而武帝之事，史策不著，仅见于《通典?刑法?杂议》。
《武帝纪》元朔三年诏曰：“夫刑罚所以防奸也，内长文所以见爱也。”或云：“古写本无注。《汉书》作：而肆赦所以见爱也。”
魏丁仪《周成汉昭论》云：“成王秀而获实，其美在终；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与夫始者。”
《食货志》：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货殖传》云：“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以《艺文》考之，《李克》七篇在儒家，子夏弟子，为魏文侯相。《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相魏文侯，富国强兵。尽地力者，悝也，非克也，《货殖传》误。《史记正义》云：“刘向《别录》亦云李悝。”
贾谊赋：见细德之险微。颜注云：“见苛细之人，险阨之证。”则“微”当作“徵”。见险证而去，色斯举矣，见几而作。
《史通》述傅玄之言曰：“孟坚《汉书》，实命世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也。”
陆澄注班史，多引《史记》，此缺一言，彼摘半句，皆采摘成句，标为异说。今其书不传。前辈谓班之于马，时有遗失，如“彘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二字；垓下之战，《史》载甚详，而孟坚略不及。
《梁书?刘之遴传》云：“古本《汉书》，《外戚》次《帝纪》下，《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前，《新唐书?列传》盖仿此。
《匡衡传注》：今有《西京杂记》，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妄说。段成式云：“庾信作诗，用《西京杂记》事，自追改曰：‘此吴均语，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萧贲著《西京杂记》六十卷。然则依托为书，不止吴均也。
《刑法志》：狱刑号为平矣。《酷吏传序》：号为罔漏吞舟之鱼。《王温舒传》：广平声为道不拾遗。曰号，曰声，谓名然而实否也，书法婉而直。
《平当传》云：“汉兴唯韦、平父子至宰相。”愚谓：周勃、亚夫父子为相，事业过韦、平远甚，班孟坚其忘诸乎？
《艺文志》：于长《天下忠臣》九篇。刘向《别录》云：“传天下忠臣。”愚谓：《忠臣传》当在《史记》之录，而列于阴阳家何也？《七略》，刘歆所为，班固因之。歆汉之贼臣，其抑忠臣也则宜。
董公之名不闻，鲁两生之氏不著，仁义之说，如山川出云，时雨既降，而不有其功；礼乐之言，如凤翔千仞，非燕爵之网所能罗，古之逸民也。
陈万年为三公，而教其子以讇；范滂、姜叙之母一妇人，而励其子以义。二汉风俗，以是观之。
一梁以折七国之锋，一琅邪以续典午之绪，封建可以支变故。安平之功，以画邑之王蠋；南阳之兴，以东郡之翟义。节行可以回人心。
辛庆忌之救朱云，张万福之拜阳城，服儒衣冠者，亦可愧矣。
《功臣表》：靡有孑遗，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颜师古曰：“今俗语犹谓‘无’为‘耗’。”《冯衍传》饥者毛食，注：案《衍集》“毛”字作“无”，今俗语犹然。或古亦通乎？
卫绾以戏车为郎，《盐铁论》贤良曰：“戏车鼎跃，咸出补史。累功积日，或至卿相。”鼎跃，《东方朔》所谓鼎官，《邹阳》所谓鼎士也。
《武纪》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属国以处之。注：不载五属国之名。《表》云三年。考之《地理志》，属国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龟兹，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泽，张掖治日勒。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属国，置于宣帝时，不在五属国之数。
张良，张仲三十代孙，张老十七代孙。《张氏谱》云。仲
译《文章缘起》记载有汉惠帝所立的《四皓碑》，如今考证《高士传》：高车山上有《四皓碑》及祠庙，是汉惠帝所立。
汉昭武帝年仅十二岁，就决断了廷尉狱中防年案件的疑点；汉明帝年仅十二岁，就辨明了陈留官吏垦荒田亩的文书。他们的英明大致相同，但昭武帝的事迹，正史中没有记载，仅见于《通典·刑法·杂议》。
《武帝纪》元朔三年的诏书说：“刑罚是用来防止奸邪的，宽厚仁爱是用来显示恩爱的。”有人称：“古写本没有注。《汉书》作：而大赦是用来显示恩爱的。”
魏国丁仪《周成汉昭论》说：“周成王秀实成熟，他的美德在于最终成就；汉昭帝只是苗芽而未秀实，他的得位在于起始。如果必须选择，我选择起始者。”
《食货志》：李悝为魏文侯制定尽地力的教令。《货殖传》说：“在魏文侯时，李克致力于尽地力。”根据《艺文志》考证，《李克》七篇归于儒家，他是子夏的弟子，担任魏文侯的相。《李悝》三十二篇归于法家。担任魏文侯相，使国家富强、军队强大的，是李悝，不是李克，《货殖传》搞错了。《史记正义》说：“刘向《别录》也说李悝。”
贾谊赋：看见细微德行的险微。颜师古注说：“看见苛刻细微之人，险厄的征验。”那么“微”应当是“徵”。看见险恶的征验而离去，脸色严肃就举起了；看见细微的征兆就行动。
《史通》叙述傅玄的话说：“班固的《汉书》，确实是当世罕见的奇作。等到他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写《中兴纪传》，其文辞实在不值得观看，难道是受时局拘束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差别如此之大呢？”
陆澄注释班固《汉书》，多引用《史记》，这里缺一言，那里摘半句，都是采摘成句，标榜为异说。如今他的书不传了。前辈说班固对于司马迁，时有遗失，如“彘肩”不说“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掉“也夫”二字；垓下之战，《史记》记载很详细，而班固略微不涉及。
《梁书·刘之遴传》说：“古本《汉书》，《外戚传》排在《帝纪》之后，《诸王传》全部排在《外戚传》之后，在《陈胜、项籍传》之前，《新唐书·列传》大概仿效这个。”
《匡衡传注》：如今有《西京杂记》，那书浅薄俗气，出自民间巷陌，多妄说。段成式说：“庾信作诗，用《西京杂记》的事，自己追改说：‘这是吴均的话，恐怕不足以采用。’”如今按《南史》：萧贲著《西京杂记》六十卷。那么依托成书，不止吴均一人。
《刑法志》：狱刑号称公平了。《酷吏传序》：号称漏网吞舟之鱼。《王温舒传》：广平号称道不拾遗。说号，说声，是说名义上如此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笔法委婉而直切。
《平当传》说：“汉朝兴起以来，只有韦贤、平当父子做到宰相。”我认为：周勃、周亚夫父子为相，事业超过韦、平远甚，班孟坚难道忘了吗？
《艺文志》：于长《天下忠臣》九篇。刘向《别录》说：“传天下忠臣。”我认为：《忠臣传》应当在《史记》的目录中，而列在阴阳家是怎么回事？《七略》是刘歆所编，班固沿袭他。刘歆是汉朝的贼臣，他压抑忠臣是理所当然的。
董公的名字不闻，鲁两生的姓氏不著，仁义之说，如山川出云，时雨既降，而不居其功；礼乐之言，如凤凰飞翔千仞，不是燕雀之网所能罗网，是古代的隐逸之士。
陈万年为三公，却教他的儿子谄媚；范滂、姜叙的母亲只是一个妇人，却激励她的儿子以义。两汉的风俗，由此可以观察。
一个梁王折断了七国的锋芒，一个琅邪王延续了司马氏的绪业，封建可以支撑变故。安平之功，在于画邑的王蠋；南阳之兴，在于东郡的翟义。节操品行可以挽回人心。
辛庆忌救朱云，张万福拜阳城，穿儒生衣冠的人，也可以感到羞愧了。
《功臣表》：靡有孑遗，耗矣。孟康说：“耗，音毛。”颜师古说：“如今俗语还称‘无’为‘耗’。”《冯衍传》饥者毛食，注：按《衍集》“毛”字作“无”，如今俗语依然如此。或许古代也通用吗？
卫绾以戏车为郎，《盐铁论》贤良说：“戏车鼎跃，都出来补史。积累功劳日久，有的做到卿相。”鼎跃，是《东方朔》所说的鼎官，《邹阳》所说的鼎士。
《武纪》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投降，设置五属国来安置他们。注：不记载五属国的名字。《表》说三年。考证《地理志》，属国都尉，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龟兹，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泽，张掖治日勒。这是武帝初置的。至于金城、西河、北地属国，置于宣帝时，不在五属国之数。
张良，是张仲三十代孙，张老十七代孙。《张氏谱》说。仲
《史通》云：“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今考之本传，未见其为自叙。又云：“相如自叙，记其客游临邛，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恐未必然。意者，相如集载本传，如贾谊《新书》末篇，故以为自叙欤。
《桓谭新论》：汉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馀万万。吏俸用其半，馀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汉财用之数，大略见此。
何武曰：“卫青在位，淮南寝谋。”李寻曰：“淮南王作谋之时，其所难者，独有汲黯。”今人多以淮南寝谋称黯，而不及青，才能不若节义也。汲黯在朝，淮南寝谋。其语见吴步骘疏。
西汉末，郭钦、蒋诩、栗融、禽庆、苏章、曹竟不仕于莽。见《龚鲍传》。孔休、蔡勋、刘宣与卓茂、龚胜、鲍宣同志，不仕莽时。见《卓茂传》。王皓、王嘉并弃官。见《李业传》。《汉史》不能表而扬之为《清节传》，而仅附见其名氏，然诸君子清风肃然，立懦夫之志于百世之下，不待传而彰。
《论衡》：孝明之世，读《苏武传》，见武官名曰“移中监”，以问百官，百官莫知。
又云：“司马长卿为《封禅书》，文约不具。子长纪黄帝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至哀平，陈平仲纪光武，班孟坚颂孝明。汉家功德，颇可观见。”今子云书不传，平仲未详其人，孟坚颂亦亡。
荀爽《对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略依古礼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注，引仲舒《对策》。愚谓：制度之别，必有其书，非但正法度，别上下之对也。《春秋繁露》有《度制篇》。
董仲舒三年不窥园，法真历年不窥园，赵昱历年潜思不窥园门，桓荣十五年不窥家园，何休不窥园者十七年。
号万石者五家：汉石奋及四子皆二千石，号万石君；冯扬为弘农太守，八子皆为二千石，亦号万石君；严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母号万石严妪；秦袭为颍川太守，群从同时为二千石者五人，号万石秦氏；唐张文瓘为侍中，四子皆至三品，号万石张家。
汉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光、何武、王崇。后汉太尉再入二人，刘矩、马日磾；三入一人，胡广。司徒再入二人，鲁恭、胡广。司空三入一人，牟融。唐宰相再入五十七人，长孙无忌至裴枢；三入十二人，武承嗣至郑畋；四入三人，韦巨源、姚元之、韦安石；五入三人，萧瑀、裴度、崔胤。
《宋?礼志》云：“汉文以人情季薄，国丧革三年之纪。光武以中兴崇俭，七庙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矫，终敛去袭称之数。晋武以丘郊不异，二至并南北之祀。岂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应时之变而已。”愚谓：四事唯丧纪庙制，先儒议其失。
扬雄《河东赋》：羲和司日，颜伦奉舆。注云：“伦，古善御者。”愚尝考《韩诗外传》：孔子云：“美哉！颜无父之御也。马知后有舆而轻之，知上有人而爱之。至于颜伦，少衰矣。马知后有舆而轻之，知上有人而敬之。”此颜伦善御之事也。书此以补《汉注》之阙。
秦亡于婴，而莽立婴以嗣平，速汉之亡也。
张竦《答陈遵》曰：“学我者易持，效子者难将。”陈无己为《秦少游字序》云：“行者难工，处者易持。”吕成公《书赵忠定父行实后》云：“处者易持，出者难工。”皆本张竦之意。
杨盈川《隰川令志》云：“代恭王之子郢客为侯。”周益公刊《文苑英华校正》，以为楚元王子郢客为侯。今云代恭之子，未详。愚按：《汉书?王子侯表》：土军侯郢客，代共王子。此盈川所用也。
严延年劾奏霍光擅废立，无人臣礼，不道。奏虽寝，朝廷肃焉。吕成公曰：“大哉，延年之奏也。自夷、齐之后，一人而已。”沙随程氏谓：延年女罗紨，为昌邑王贺妻，生子女持辔。惟汉人风俗之厚，故不以为嫌。王元石曰：“宣帝时，有大
译《史通》说：“司马相如开始用自叙的方式写传记，但他所叙述的，只是记载自己从少年到成年，立身行事罢了。”如今考察他的本传，并没有发现这是他自己叙述的。又说：“相如自叙，记载他客游临邛的事，因为《春秋》所忌讳的，他当作美谈来写。”恐怕未必是这样。大概是因为，相如的文集里载有本传，就像贾谊《新书》的末篇一样，所以人们误以为是自叙吧。
《桓谭新论》说：汉朝百姓的赋税征收，一年有四十多亿。官吏的俸禄用去一半，剩下的二十亿藏在都内，作为禁钱。少府管辖的园囿、作坊等收入八十三亿，用来供给宫室供养和各种赏赐。汉朝财用的数目，大致可以从这里看到。
何武说：“卫青在位，淮南王的阴谋就潜伏下来了。”李寻说：“淮南王策划阴谋的时候，他所忌惮的，只有汲黯。”现在的人大多用“淮南寝谋”来称赞汲黯，而不提及卫青，这是因为才能不如节义重要。汲黯在朝廷，淮南王的阴谋就潜伏下来了。这话见于吴步骘的奏疏。
西汉末年，郭钦、蒋诩、栗融、禽庆、苏章、曹竟不在王莽手下做官。见《龚鲍传》。孔休、蔡勋、刘宣与卓茂、龚胜、鲍宣志趣相同，不在王莽时做官。见《卓茂传》。王皓、王嘉都弃官而去。见《李业传》。《汉史》没有表彰他们并设立《清节传》，只是附带记载了他们的姓名，然而这些君子的清风肃然，在百世之后树立了懦夫们的志向，不需要传记就显扬了。
《论衡》说：孝明帝时期，读《苏武传》，看到苏武的官名叫“移中监”，拿这个问题去问百官，百官都不知道。
又说：“司马长卿写《封禅书》，文字简略而不完备。司马迁记载从黄帝到孝武帝，扬雄记录从宣帝到哀帝、平帝，陈平仲记载光武帝，班孟坚歌颂孝明帝。汉朝的功德，大致可以看见。”现在扬雄的书没有流传下来，陈平仲不详其人，班孟坚的颂文也亡失了。
荀爽在《对策》中说：“现在臣子僭越君主的服饰，下级食用上级的珍馐，应该大致依照古礼尊卑的差别，以及董仲舒制度的区别。”注释引用了仲舒的《对策》。我认为：制度的区别，一定有专门的书籍，不仅仅是纠正法度、区别上下的对策。《春秋繁露》中有《度制篇》。
董仲舒三年不看园子，法真多年不看园子，赵昱多年潜心思考不看园门，桓荣十五年不看家园，何休不看园子十七年。
号称万石的五家：汉朝石奋和他的四个儿子都是二千石，号称万石君；冯扬担任弘农太守，八个儿子都是二千石，也号称万石君；严延年兄弟五人做到大官，母亲号称万石严妪；秦袭担任颍川太守，同宗同时担任二千石的有五个人，号称万石秦氏；唐朝张文瓘担任侍中，四个儿子都做到三品，号称万石张家。
汉朝丞相两次任职的有两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两次任职的有三人，孔光、何武、王崇。东汉太尉两次任职的有两人，刘矩、马日磾；三次任职的有一人，胡广。司徒两次任职的有两人，鲁恭、胡广。司空三次任职的有一人，牟融。唐朝宰相两次任职的有五十七人，从长孙无忌到裴枢；三次任职的有十二人，从武承嗣到郑畋；四次任职的有三人，韦巨源、姚元之、韦安石；五次任职的有三人，萧瑀、裴度、崔胤。
《宋史·礼志》说：“汉文帝因为人情淡薄，国家丧礼废除了三年的丧期。光武帝因为中兴崇尚节俭，七庙有共用殿堂的制度。魏武帝因为奢侈迷惑应当矫正，最终收敛去除了袭称的数目。晋武帝因为山丘郊祀没有区别，二至合并了南北的祭祀。难道三代的典章制度不存在吗，只是采取适应时势的变化罢了。”我认为：这四件事中只有丧期和庙制，先儒议论其过失。
扬雄《河东赋》：羲和掌管太阳，颜伦驾驭车舆。注释说：“伦，古代善于驾车的人。”我曾经考证《韩诗外传》：孔子说：“美啊！颜无父驾车。马知道后面有车就轻快地跑，知道上面有人就爱惜地跑。到了颜伦，稍微衰退了。马知道后面有车就轻快地跑，知道上面有人就恭敬地跑。”这就是颜伦善于驾车的事迹。记下这些以补充《汉书》注释的缺漏。
秦朝亡于子婴，而王莽立子婴继承平王，加速了汉朝的灭亡。
张竦《答陈遵》说：“学习我的人容易持守，效仿你的人难以带领。”陈无己写《秦少游字序》说：“行动的人难以精通，居处的人容易持守。”吕成公《书赵忠定父行实后》说：“居处的人容易持守，出仕的人难以精通。”都本于张竦的意思。
杨盈川《隰川令志》说：“代恭王的儿子郢客封侯。”周益公刊刻《文苑英华校正》，认为楚元王的儿子郢客封侯。现在说代恭王的儿子，未详。我按：《汉书·王子侯表》：土军侯郢客，是代共王的儿子。这是杨盈川所用的。
严延年弹劾奏章说霍光擅自废立，没有臣子的礼节，大逆不道。奏章虽然被搁置，朝廷却肃然起敬。吕成公说：“伟大啊，延年的奏章。自伯夷、叔齐之后，只有这一人罢了。”沙随程氏说：延年的女儿罗紨，是昌邑王贺的妻子，生下了儿子持辔。只有汉朝风俗淳厚，所以不以此为嫌。王元石说：“宣帝时，有大
议论三：延年以不道劾光，夏侯胜言武帝不宜立庙乐，有司谥故太子曰戾。皆后世所不能及。”刘应起时可奏疏，谓当使近习畏辅相，辅相畏台谏，若申屠嘉能使近习畏之，若严延年能使辅相畏之。
译第三点议论：严延年以谋反大逆之罪弹劾丞相田延年，夏侯胜认为汉武帝不应当设立宗庙乐舞，有关部门给已故的太子谥号为“戾”。这些举措都是后世所无法企及的。刘应起当时上奏疏，认为应当让皇帝身边的亲信畏惧辅政大臣，辅政大臣畏惧御史台和谏官，就像申屠嘉能让亲信畏惧他那样，就像严延年能让辅政大臣畏惧他那样。
晁错《对策》首云：“平阳侯臣窋等所举贤良方正、太子家令臣错。”自言所举之人及其官爵无所隐。汉制犹古也，自后史无所纪，唯唐张九龄《对策》首云：“嗣鲁王道坚所举道侔伊吕科、行秘书省校书郎张九龄。”自糊名易书之法密，不复见此矣。道坚，鲁王灵夔之孙，本传称其方严有礼法，是以能举九龄。而秉史笔者，不书于传，仅见《九龄集》。
皇甫谧《高士传》云：“成公者，成帝时自隐姓名，常诵经，不交世利，时人号曰成公。成帝时出游问之，成公不屈节。上曰：‘朕能富贵人，能杀人，子何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贵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禄；陛下能杀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班史逸其事。孟坚讥太史公之退处士，而不为逸民立传，是以有目睫之论。
《高帝纪》群臣曰：“帝起细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曰高皇帝。”此谥议之始也。崔骃《章帝谥议》，见《太平御览》。
欧阳子曰：“始为朋党之论者，甚于作俑。”愚考《汉史》萧望之、周堪、刘更生同心谋议，弘恭、石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欲专擅权势。“朋党”二字，始见于此，遂为万世之祸，可谓一言丧邦。
何武为沛郡太守，决富家翁之子之讼，夺女财以与子，谓翁之思虑弘远。乖崖断杭民子婿之事，其意类此。事见《风俗通》。
《古今人表》许繇、巢父为二人。谯周《古史考》：许由夏常居巢，故一号巢父。则巢、许为一人，应休琏又谓之山父。
《儒林传》毛莫如少路，宋景文公引萧该《音义》：案《风俗通?姓氏篇》：混沌氏，太昊之良佐。汉有屯莫如，为常山太守，案此莫如姓非毛，应作屯字，音徒本反。愚按：《沟洫志》云：“自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颜师古注：屯，音大门反。而隋室分析州县，误以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以此证之，则毛、屯之相混久矣。屯之为氏，于此可考。《广韵》云：“《后蜀录》有法部尚书屯度。”徒浑切，与萧该音不同。
王式以《诗》授褚少孙，《褚氏家传》云：“即《续史记》褚先生。”沛人，为博士。
田何子装，《释文序录》作子庄。《高士传》云：“字庄。”
《楼护传》云：“论议常依名节。”东莱谓：居五侯之门而论名节，犹为盗跖之徒而称夷、齐也。陈群为曹操掾，而《传》云：“雅杖名义。”其能免楼护之讥乎？
《魏志》：建安二十年，始置名号侯。裴松之谓：今之虚封，盖自此始。按《汉?樊哙传》：赐爵封号贤成君。颜注云：“楚、汉之际，权设宠荣，假其位号，或得邑地，或空受爵。”则虚封非始于建安也。
《崇文总目》：《史隽》十卷。《汉隽》之名本于此。
壶关三老茂，《汉武故事》以为郑茂。颜师古曰：“荀悦《汉纪》云：‘令狐茂。’”今《汉纪》本脱“令狐茂”三字。《御览?上党郡记》：令狐征君隐城东山中。
《张敞集》：朱登为东海相，遗敞蟹，报书曰：“蘧伯玉受孔氏之赐，必以及乡人。敞谨分斯贶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独享之？”其言有儒者风味。
宣帝以刑馀为周、召，非独弘、石也。平恩侯亦刑馀，而魏相因以奏事。戚官之祸汉，自宣帝始也。
《宣纪》：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通典》引应劭曰：“张敞、萧望之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忧父母妻子之心，虽欲洁身为廉，其势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奉。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与《汉纪》不同。
《黄霸传》鹖雀，颜氏注：当为“鳻”。徐楚金考《说文》，当为“介鸟”。
《皇极经世书》：惠帝崩，立无名子为帝。王陵争非刘氏而王，而宫中已有非刘氏而帝者矣。
贾捐之
译晁错在《对策》开头说：“平阳侯臣窋等人所举荐的贤良方正、太子家令臣错。”他自称是被举荐的人，并且如实陈述自己的官职爵位，毫无隐瞒。汉代的制度还保留着古制，但后来的史书没有记载这类情况，只有唐代张九龄在《对策》开头说：“嗣鲁王道坚所举荐的道侔伊吕科、行秘书省校书郎张九龄。”自从实行糊名易书（密封姓名、誊写试卷）的制度变得严密之后，就不再见到这种写法了。道坚是鲁王李灵夔的孙子，他的本传称他方正严肃、遵守礼法，因此能够举荐张九龄。而执笔修史的人，没有在他的传记中记载此事，仅在《张九龄集》中可见。
皇甫谧《高士传》记载：“成公，是成帝时期的人，自己隐藏姓名，经常诵读经典，不与世俗利益交往，当时的人称他为成公。成帝外出巡游时询问他，成公不肯屈节侍奉。皇上说：‘我能使人富贵，能杀人，你为何违逆我呢？’成公说：‘陛下能使别人尊贵，臣能不接受陛下的官职；陛下能使别人富有，臣能不接受陛下的俸禄；陛下能杀人，臣能不触犯陛下的法律。’皇上无法驳倒他，于是派两名郎官前去接受他讲授的《政事》十二篇。”班固的《汉书》遗漏了这件事。班固讥讽司马迁贬低处士，不为隐逸之人立传，因此有了“目睫之论”（指只看到眼前近处，看不到远处重要事物）的批评。
《高帝纪》中群臣说：“皇帝出身微贱，拨乱反正，平定天下，作为汉太祖功劳最高，上尊号称为高皇帝。”这是谥议的开始。崔骃的《章帝谥议》，见于《太平御览》。
欧阳修说：“最初提出朋党论的人，其危害比制造木偶陪葬的人还要严重。”我考证《汉书》，萧望之、周堪、刘更生同心谋划议论，弘恭、石显上奏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结为朋党，想要专擅权势。“朋党”这两个字，开始见于此处，于是成为万世的祸患，真可谓一句话使国家丧亡。
何武担任沛郡太守时，判决富家翁儿子的诉讼，夺取女儿的家财给儿子，认为老翁的思虑弘远。郑獬（乖崖）断理杭州百姓儿子与女婿的事，其用意与此类似。此事见于《风俗通》。
《古今人表》将许由、巢父列为两个人。谯周《古史考》说：许由在夏朝时常居住在巢，所以又号巢父。那么巢父、许由是同一人，应休琏又称他为山父。
《儒林传》中有毛莫如少路，宋祁引用萧该《音义》说：查考《风俗通·姓氏篇》：混沌氏，是太昊的良佐。汉代有屯莫如，担任常山太守，查考这个莫如姓不是毛，应作屯字，音徒本反。我按：《沟洫志》说：“自从堵塞宣房后，黄河又在馆陶向北决口，分为屯氏河。”颜师古注：屯，音大门反。而隋朝划分州县，误以为是毛氏河，于是设置毛州，错误太大了。以此证明，毛、屯两字混淆已久。屯作为姓氏，在此可以考证。《广韵》说：“《后蜀录》中有法部尚书屯度。”徒浑切，与萧该的读音不同。
王式用《诗经》教授褚少孙，《褚氏家传》说：“就是《续史记》的褚先生。”他是沛地人，担任博士。
田何的儿子装，《经典释文序录》写作子庄。《高士传》说：“字庄。”
《楼护传》说：“议论常常依据名节。”吕祖谦（东莱）说：住在五侯的门下却谈论名节，就像做盗跖的徒党却称颂伯夷、叔齐一样。陈群担任曹操的属官，而《传》说：“他向来仗义执言。”他能免除楼护那样的讥讽吗？
《魏志》记载：建安二十年，开始设置名号侯。裴松之说：现在的虚封，大概从此开始。查考《汉书·樊哙传》：赐爵封号为贤成君。颜师古注说：“楚、汉之际，权且设置宠荣，假借其位号，有的得到封邑土地，有的空受爵位。”那么虚封并非始于建安年间。
《崇文总目》：《史隽》十卷。《汉隽》的名称本于此。
壶关三老茂，《汉武故事》认为是郑茂。颜师古说：“荀悦《汉纪》说：‘令狐茂。’”现在《汉纪》原本脱漏了“令狐茂”三个字。《太平御览·上党郡记》：令狐征君隐居在城东山中。
《张敞集》：朱登担任东海相，送给张敞螃蟹，张敞回信说：“蘧伯玉接受孔子的赏赐，必定会分给乡人。我恭敬地将这份赏赐分给三老和德高望重的人，怎敢独自享用？”他的话有儒者的风范。
宣帝任用受过宫刑的人担任周、召那样的重臣，不只是弘恭、石显。平恩侯也是受过宫刑的人，而魏相因此上奏事情。宦官祸害汉朝，是从宣帝开始的。
《宣帝纪》：神爵三年，增加百石以下官吏的俸禄十五钱。《通典》引用应劭说：“张敞、萧望之说：仓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充足就知道荣辱。现在小吏的俸禄大多不足，常有担忧父母妻儿的心情，虽然想洁身自好保持廉洁，形势不允许。可以普遍增加天下官吏的俸禄。宣帝于是增加天下官吏俸禄十分之二。”这与《汉纪》不同。
《黄霸传》中的鹖雀，颜师古注：应当是“鳻”。徐楚金考证《说文》，应当是“介鸟”。
《皇极经世书》：惠帝去世，立无名之子为皇帝。王陵争辩说非刘氏而王，而宫中已经有非刘氏而称帝的人了。
贾捐之
汉之刘歆，魏之元韶，卖宗国以徼利，而身亦不免。小人可以戒矣！
张文潜《文帝论》谓：绛侯之迹，异于韩、彭者无几，文帝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报之也。其说太过。贾谊“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乃正论也。
扬雄自比孟子，而《校猎赋》乃曰：“群公常伯，杨朱、墨翟之徒。”学孟子而尊杨墨，与《法言》背驰矣。
楼护之执吕宽，小人之不义者也，不当传于《游侠》。《法言》独称朱家之不德，以为长者楼护，朱家之罪人也。
让，美德也，然当审其是非。赵充国不归功于二将军，君子以为是；颜真卿归功于贺兰进明，君子以为非。
刘道原曰：“历代国史，其流出于《春秋》。刘歆叙《七略》，王俭撰《七志》，《史记》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记、旧事入丙部。阮孝绪《七录》：记传录，记史传。由是经与史分。”
《汉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汉兴以来，深考古义，惟万变之备，于是制宫室出入之仪。故司马殿省门闼，至五六重，周卫击刁斗，近臣侍侧，尚不得著钩带入房。《太平御览》。
匈奴遗汉文帝书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又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突厥致书隋文帝曰：“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
西山先生称天台刘深父，每举史传数百千言，汉许后《上成帝书》，于班史为隐僻处，学者多不道，一日对客诵“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宁前”及“设为屏风张某所”等语，无一字差。前辈读史精熟如此。
李靖曰：“张良所学，《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光武诏报，臧宫、马武引《黄石公记》。《隋志》有《三略》三卷。《馆阁书目》云：“恐后人依托为之。”近世有《素书》一卷，六章，曰原始、曰正道、曰本德宗道、曰求人之志、曰遵义、曰安乐。晁公武云：“庞乱无统，盖采诸书成之。”谓晋有盗发张良冢者，于玉枕中获此书。亦依托也。《初学记》又引《黄石公阴谋秘法》。
董仲舒在建元初对策，愿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传》谓立学校之官，自仲舒发之。考之《武帝纪》，建元五年置五经博士，此所谓学校之官也。元朔五年，始有礼官劝学之诏，于是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儒林传》所载，其著功令也，详于取而略于教，不过开禄利之涂而已。明经而志青紫，教子而拟籯金，孰知古者为己之学哉？傥以仲舒为相，使正谊明道之学行于时，则学者兴于礼义，庶几三代之风，岂止彬彬多文学之士乎？
韩信无行，不得推择为吏；陈汤无节，不为州里所称；主父偃学从横，诸儒排傧不容；李陵降匈奴，陇西士大夫以为愧。秦汉之后，乡党清议犹严也，是以礼官劝学，则曰崇乡里之化。
卷十三 考史
翟公巽谓范蔚宗书，语近词冗，事多注见。其自叙云：“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今丛陋乃尔，岂笔削未定，遂传之耶？乃删取精要，总合传注，作《东汉通史》五十卷。”其书未见。
致堂论马援曰：“光武非简贤者，必以其女为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马后纪》，入太子宫在援卒之后，防未然之说，非也。
吕成公谓：马援还书，王昶戒子，举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过，言未脱口而己自言人之过，何其反也？
《东观汉记》光武诏曰：“明设丹青之信，广开束手之路。”《公孙述传》：帝与述书：陈言祸福，以明丹青之信。二句见《文选注》。
明帝为太子，谏光武曰：“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夫禹、汤之道，尧、舜之道也。不以圣人之道养性而取诸黄、老，谓之学通《尚书》可乎？以无逸之心，明立政之体，君道尽矣！何羡乎黄、老？
谢承父婴为尚书侍郎，每读高祖
译汉朝的刘歆，魏国的元韶，出卖宗族国家以谋求私利，自身也未能免祸。小人可以引以为戒了！
张文潜《文帝论》中说：周勃的踪迹，与韩信、彭越相差无几，文帝之所以裁抑他，正是为了深深地报答他。这种说法太过分了。贾谊主张“尊重大臣的体面而激励他们的节操”，才是正确的言论。
扬雄自比孟子，而《校猎赋》却说：“群公常伯，都是杨朱、墨翟之类的人。”学习孟子却尊崇杨朱、墨翟，这与《法言》的观点相违背了。
楼护逮捕吕宽，是小人不义的行为，不应当记载在《游侠传》中。《法言》只称赞朱家没有德行，认为长者楼护是朱家的罪人。
谦让，是美德，但应当审察其是非。赵充国不将功劳归于两位将军，君子认为这是对的；颜真卿将功劳归于贺兰进明，君子认为这是错的。
刘道原说：“历代国史，其源流出自《春秋》。刘歆编撰《七略》，王俭撰写《七志》，《史记》以下的史书，都附在《春秋》之后。荀勗分为四部，史记、旧事归入丙部。阮孝绪《七录》：记传录，记载史传。从此经与史分开。”
《汉名臣奏》记载：丞相薛宣上奏，自汉朝建立以来，深入考据古义，只为防备各种变故，于是制定了宫室出入的礼仪。所以司马殿省的门闼，多达五六重，周围守卫敲击刁斗，近臣侍奉在侧，尚且不得佩戴钩带进入内室。见《太平御览》。
匈奴给汉文帝写信说：“上天所立的匈奴大单于。”又说：“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突厥给隋文帝写信说：“从天而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
西山先生称赞天台刘深父，每次能背诵史传数百上千字，汉代许皇后《上成帝书》，在班固《汉书》中属于隐僻之处，学者多不提及，有一天他对着客人背诵“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宁前”以及“设为屏风张某所”等语句，没有一个字差错。前辈读史精熟到如此程度。
李靖说：“张良所学的，是《六韬》、《三略》。韩信所学的，是《穰苴》、《孙武》。”光武帝下诏回复，臧宫、马武引用《黄石公记》。《隋书·经籍志》有《三略》三卷。《馆阁书目》说：“恐怕是后人依托伪作。”近世有《素书》一卷，六章，曰原始、曰正道、曰本德宗道、曰求人之志、曰遵义、曰安乐。晁公武说：“庞杂混乱没有统绪，大概是采撷诸书编成的。”说是晋朝有盗贼发掘张良墓，在玉枕中获得此书。也是依托伪作。《初学记》又引用《黄石公阴谋秘法》。
董仲舒在建元初年对策，希望兴办太学，设置明师，以培养天下的士人，多次考问以尽其才。《传》说设立学校之官，是从董仲舒开始的。考察《武帝纪》，建元五年设置五经博士，这就是所谓的学校之官。元朔五年，才开始有礼官劝学的诏令，于是丞相公孙弘请求为博士设置弟子员。《儒林传》所载，其著明法令，详于选拔而略于教育，不过是开通禄利之路罢了。通晓经义而志在青紫高官，教育儿子而图谋重金，谁还知道古人为了完善自我而学习呢？倘若让董仲舒为相，使正谊明道的学问流行于世，那么学者兴起于礼义，或许能接近三代的遗风，岂止是彬彬有礼、多文学之士呢？
韩信品行不端，不能被推举选拔为吏；陈汤没有节操，不被州里所称道；主父偃学习纵横之术，诸儒排斥不容；李陵投降匈奴，陇西士大夫以此为耻。秦汉之后，乡党清议依然严厉，所以礼官劝学，就说崇尚乡里的教化。
卷十三 考史
翟公巽说范蔚宗的书，语言浅近词藻冗长，事情多注见于注文中。他自叙说：“与班氏相比，不仅不惭愧。现在如此丛杂陋劣，难道是笔削未定，就流传下来了吗？于是删取精要，总合传注，作《东汉通史》五十卷。”他的书没有见到。
致堂评论马援说：“光武帝并非简选贤者，必定以其女为太子妃，预先防范未然，所以不授予重任。”考察《马后纪》，进入太子宫在马援死后，预先防范未然之说，是不对的。
吕成公说：马援回信，王昶告诫儿子，列举可效法可警戒的事来教育他们，其心固然善良。不知道所教育的，本不欲其说别人的过错，话未脱口而自己已说了别人的过错，为何如此相反呢？
《东观汉记》光武帝诏书说：“明确设立丹青之信，广泛开通束手归降之路。”《公孙述传》：皇帝给公孙述写信：陈述祸福，以明确丹青之信。这两句见于《文选注》。
明帝为太子时，劝谏光武帝说：“有禹、汤的英明，却失去黄、老养性的福分。”禹、汤之道，就是尧、舜之道。不用圣人之道养性而取法黄、老，能说是通晓《尚书》吗？以《无逸》之心，明《立政》之体，君道就尽善了！何必羡慕黄、老呢？
谢承父婴为尚书侍郎，每次读高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