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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藏困学纪闻四

卷三 诗

子藏 · 笔记 · 已译 · 第 48–69 段

陆玑《草木疏》,以曾申为申公,以克为尅,皆误。

译陆玑在《草木疏》中,把曾申当作申公,把“克”当作“尅”,都是错误的。

《诗》六义,三经三纬,郑氏注《周礼》“六诗”及孔氏《正义》,其说尚矣,朱子《集传》从之。而程子谓:《诗》之六体随篇求之,有兼备者,有偏得一二者。《读诗记》谓:风非无雅,雅非无颂。盖因《郑笺》“豳雅”、“豳颂”之说。然朱子疑《楚茨》至《大田》四篇为“豳雅”,《思文》、《臣工》、《噫嘻》、《丰年》、《戴芟》、《良耜》等篇为“豳颂”,亦未知是否也。吕成公云:“豳雅、颂恐逸。”

  《逸诗》篇名,若《貍首》、《射义》。《骊驹》、《大戴礼》、《汉书注》。《祈招》、《左传》。《辔之柔矣》,《左传》、《周书》。皆有其辞,唯《采荠》、《周礼》。《河水》、《新宫》、《茅鸱》、《左传》。《鸠飞》《国语》。无辞。或谓《河水》,《沔水》也;《新宫》,《斯干》也;《鸠飞》,《小宛》也。周子醇《乐府拾遗》曰:“孔子删《诗》,有全篇删者,《骊驹》是也。有删两句者,“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月离于箕,风扬沙矣”是也。有删一句者,“素以为绚兮”是也。愚考之《周礼疏》引《春秋纬》云:“月离于箕,风扬沙”,非诗也。“素以为绚兮”,朱文公谓:《硕人》诗四章,而章皆七句,不应此章独多一句,盖不可知其何诗,然则非删一句也。若全篇之删,亦不止《骊驹》。《论语》《唐棣之华》之类。

  近世说《诗》者,以《关雎》为毕公作,谓得之张超,或谓得之蔡邕。未详所出。

  鹤林吴氏《论诗》曰:“兴之体足以感发人之善心。毛氏自《关雎》而下,总百十六篇,首系之兴:《风》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颂》二。注曰:‘兴也。’而比、赋不称焉,盖谓赋直而兴微,比显而兴隐也。朱氏又于其间增补十九篇,而摘其不合于兴者四十八条,且曰:‘《关雎》,兴诗也,而兼于比;《绿衣》,比诗也,而兼于兴;《頍弁》一诗,而兴、比、赋兼之。’则析义愈精矣。”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文心雕龙》曰:“毛公述传,独标兴体,以比显而兴隐。”鹤林之言,本于此。

  太史公云:“周道缺而《关雎》作。”艾轩谓:三家说《诗》,各有师承。今齐、韩之《诗》,字与义多不同。毛公为赵人,未必不出于《韩诗》。太史公所引,乃一家之说。《古文尚书》与子长并出,今所引非古文,如“祖饥”、“惟刑之谧”,当有来处,非口传之失也。晁景迂曰:“齐、鲁、韩三家,以《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繁》、《采苹》、《驺虞》、《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之类,皆

  为康王诗,《王风》为鲁诗。”薛士龙曰:“《关雎》作刺之说,是赋其诗者。”

  艾轩谓:《诗》之萌芽,自楚人发之,故云:“江、汉之域,《诗》一变而为《楚辞》,屈原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于楚也。

  《周南》之诗,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当文王与纣之事,于君臣之分严矣。此周之所以为至德。

  朱子《诗传》云:“旧说扶风雍县南有召亭。今雍县析为岐山、天兴两县,未知召亭的在何县。”愚按:《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召亭在岐山县西南。

  横渠《策问》云:“湖州学兴,窃意遗声寓之埙龠,因择取二《南》、《小雅》数十篇,使学者朝夕咏歌。今其声无传焉。”朱子《仪礼通解》有《风雅十二诗谱》,乃赵彦肃所传云,即开元遗声也。

  《诗正义》曰:“《仪礼》歌《召南》三篇,越《草虫》而取《采苹》,盖《采苹》旧在《草虫》之前。”曹氏《诗说》谓:齐诗先《采苹》而后《草虫》。

  马永卿问刘元城曰:“《王?黍离》在《邶》、《鄘》、《卫》之后,且天子可在诸侯后乎?”曰:“非诸侯也。周既灭商,分畿内为三国,邶、鄘、卫是也。序《诗》者

译《诗经》的六义,分为三经三纬。郑玄注《周礼》中的“六诗”以及孔颖达的《正义》,其说法尚且如此,朱熹的《诗集传》也沿袭了这种说法。而程子认为:《诗经》的六种体裁,要随着篇章去探求,有的篇章兼备多种体裁,有的篇章只偏得其中的一两种。《读诗记》说:国风中并非没有雅,雅中并非没有颂。这大概是依据郑玄笺注中关于“豳雅”、“豳颂”的说法。然而朱熹怀疑《楚茨》到《大田》这四篇是“豳雅”,《思文》、《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篇是“豳颂”,也不知道是否正确。吕成公说:“豳雅、豳颂恐怕已经散佚了。”

散佚诗篇的名称,如《貍首》见于《射义》;《骊驹》见于《大戴礼记》、《汉书注》;《祈招》见于《左传》;《辔之柔矣》见于《左传》、《周书》。这些都有诗句留存,只有《采荠》见于《周礼》;《河水》、《新宫》、《茅鸱》见于《左传》;《鸠飞》见于《国语》。这些没有诗句留存。有人说《河水》就是《沔水》;《新宫》就是《斯干》;《鸠飞》就是《小宛》。周子醇在《乐府拾遗》中说:“孔子删定《诗经》,有整篇被删去的,《骊驹》就是。有删去两句的,‘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月离于箕,风扬沙矣’就是。有删去一句的,‘素以为绚兮’就是。我考证《周礼疏》引用《春秋纬》说:‘月离于箕,风扬沙’,这不是诗句。‘素以为绚兮’,朱文公说:《硕人》这首诗共四章,每章都是七句,不应该这一章独多一句,大概不知道它属于哪首诗,那么就不是删去一句。至于整篇被删去的,也不止《骊驹》。《论语》中提到的《唐棣之华》之类也是如此。”

近代解说《诗经》的人,认为《关雎》是毕公所作,说这个说法来自张超,或者说来自蔡邕。不知道具体出处。

鹤林吴氏在《论诗》中说:“兴这种体裁足以感发人的善心。毛亨从《关雎》开始,总共一百一十六篇,开头都系之以兴:《国风》七十篇,《小雅》四十篇,《大雅》四篇,《颂》二篇。注释说:‘这是兴。’而比、赋却不称引,大概是认为赋直接而兴微妙,比明显而兴隐晦。朱熹又在这其中增补了十九篇,并摘出其中不符合兴的四十八条,并且说:‘《关雎》是兴诗,但也兼有比;《绿衣》是比诗,但也兼有兴;《頍弁》这一首诗,兴、比、赋都兼备。’那么分析义理就更精微了。”李仲蒙说:“叙述事物来抒发情感叫做赋,情感和事物都穷尽了。寻找事物来寄托情感叫做比,情感依附于事物。接触事物来引发情感叫做兴,事物触动了情感。”《文心雕龙》说:“毛公阐述传义,单独标举兴的体裁,是因为比明显而兴隐晦。”鹤林吴氏的话,本于此。

太史公说:“周朝王道衰缺而《关雎》产生。”艾轩认为:齐、鲁、韩三家解说《诗经》,各有师承。现在齐诗、韩诗,文字和意义大多不同。毛公是赵国人,未必不出自《韩诗》。太史公所引用的,乃是一家之说。《古文尚书》与司马迁同时出现,现在所引用的不是古文,如“祖饥”、“惟刑之谧”,应当有来历,不是口耳相传的失误。晁景迂说:“齐、鲁、韩三家,把《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繁》、《采苹》、《驺虞》、《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之类,都作为康王的诗,《王风》作为鲁诗。”薛士龙说:“《关雎》作为讽刺诗的说法,是赋诗的人说的。”

艾轩认为:《诗经》的萌芽,由楚人发起,所以说:“江、汉一带,《诗经》一变而为《楚辞》,屈原为之倡导。”这是文章的鼓吹,多出于楚国。

《周南》中的诗,说“公侯干城”,说“王室如燬”,在文王与纣王的事情上,对于君臣的分别很严格。这是周朝之所以成为至德的原因。

朱熹《诗集传》说:“旧说扶风雍县南有召亭。现在雍县析为岐山、天兴两县,不知道召亭确切在哪个县。”我按:《史记正义》引用《括地志》,召亭在岐山县西南。

横渠张载《策问》说:“湖州学校兴起,我私下以为遗声寄托在埙龠之中,于是选取二《南》、《小雅》数十篇,让学者朝夕咏唱。现在它的声音没有流传下来。”朱熹《仪礼通解》中有《风雅十二诗谱》,是赵彦肃所传的,就是开元遗声。

《诗经正义》说:“《仪礼》歌唱《召南》三篇,越过《草虫》而选取《采苹》,大概《采苹》旧时在《草虫》之前。”曹氏《诗说》说:齐诗先《采苹》而后《草虫》。

马永卿问刘元城说:“《王风·黍离》在《邶》、《鄘》、《卫》之后,况且天子可以在诸侯之后吗?”回答说:“这不是诸侯。周朝灭商之后,将畿内分为三国,邶、鄘、卫就是。编排《诗经》的人”

,以其地本商之畿内,故在《王?黍离》上。”

译因为那地方本是商朝的京畿之内,所以排在《王风·黍离》之前。

《新序》云:“卫宣公子寿,闵其兄伋之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是也。”《鲁诗》出于浮丘伯,以授楚元王交。刘向乃交之孙,其说盖本《鲁诗》。然《黍离》,《王风》之首,恐不可以为卫诗也。《韩诗》云:“《黍离》,伯封作。”陈思王植《令禽恶鸟论》曰:“昔尹吉甫信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其《韩诗》之说欤。伯封事,唯见于此。

  南丰谓:《列女传》称《诗》、《芣苡》、《柏舟》、《大车》之类,与令序《诗》者之说尤乖异。《式微》一篇,又谓二人之作。

  韩文公为《施士丐铭》曰:“先生明毛、郑《诗》,通《春秋左氏传》,善讲说,朝之贤士大夫从而执经、考疑者继于门。”《唐语林》云:“刘禹锡与韩、柳诣士丐听说《诗》,曰:‘《甘棠》勿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则不止勿翦,言召伯渐远,人思不可及。’”《读诗记》董氏引士丐说。

  周有《房中》之乐,《燕礼注》谓:弦歌《周南》、《召南》之诗。汉《安世房中乐》,唐山夫人所作。魏缪袭谓《安世歌》“神来燕享,永受厥福”,无有二《南》后妃风化天下之言。谓《房中》为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之遗声。

  《白虎通?谏诤篇》:妻得谏夫者,夫妇荣耻共之。《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此妻谏夫之诗也。亦齐、鲁、韩之说欤。

  《韩诗外传》:高子问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亲也,卫女何以得编于《诗》也?”孟子曰:“有卫女之志则可,无卫女之志则怠。若伊尹于太甲,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

  晁景迂《诗序论》云:“序《驺虞》:‘王道成也’,风其为雅欤!序《鱼丽》:‘可以告神明’,雅其为颂欤!”《解颐新语》云:“文王之风终于《驺虞》,《序》以为王道成则近于雅矣。文、武之雅终于《鱼丽》,《序》以为可告神明则近于颂矣。”潏水李氏曰:“《小雅》虽言政,犹有风之体。《大雅》之正,几于颂矣。”

  欧阳公曰:“霸者兴,变风息焉。”然《诗》止于陈灵,在桓、文之后。

  八能之士,见《易纬通卦验》:或调黄钟,或调六律,或调五音,或调五声,或调五行,或调律历,或调阴阳,或调正德所行。大夫九能,见《毛诗?定之方中传》: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

  《定之方中传》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宫也。”《郑志》张逸问:“仲梁子何时人?”答曰:“仲梁子,先师鲁人,当六国时,在毛公前。”《正义》:春秋时,鲁有仲梁怀,故言鲁人。《韩非子》八儒,有仲良氏之儒。陶渊明《群辅录》云:“仲梁氏传乐为道,以和阴阳,为移风易俗之儒。”史失其名。

  刘孝孙为《毛诗正论》,演毛之简,破郑之怪。李邦直亦谓毛之说简而深,此河间献王所以高其学也。郑之释繁塞而多失。郑学长于《礼》,以《礼》训《诗》,是案迹而议性情也。“绿衣”,以为褖;“不谏亦入”,以为入宗庙;“庭燎”,以为不设鸡人之官。此类不可悉举。

  艾轩云:“读《风诗》不解《芣苡》,读《雅诗》不解《鹤鸣》,此为无得于《诗》者。传至乐读《诗》至《鸳鸯》之二章,因悟比兴之体。

  “江汉之女,不可犯以非礼”,可以见周俗之美;“范滂之母,勉其子以名节”,可以见汉俗之美。

  《大雅》之变,作于大臣,召穆公、卫武公之类是也。《小雅》之变,作于群臣,家父、孟子之类是也。《风》之变也,匹夫匹妇皆得以风刺。清议在下,而世道益降矣。

  驺虞、驺吾、驺牙,一物也,声相近而字异。《解颐新语》既以“虞”为“虞人”,又谓“文王以驺牙

译《新序》说:“卫宣公的儿子寿,哀怜他的哥哥伋遭到杀害,创作了忧愁思虑的诗,《黍离》就是这一首。”《鲁诗》出自浮丘伯,由他传授给楚元王刘交。刘向是刘交的孙子,他的说法大概原本就出自《鲁诗》。然而《黍离》是《王风》的第一篇,恐怕不能把它当作卫国的诗。《韩诗》说:“《黍离》是伯封所作。”陈思王曹植在《令禽恶鸟论》中说:“从前尹吉甫听信后妻的谗言而杀死了孝子伯奇,他的弟弟伯封寻找伯奇却找不到,于是创作了《黍离》这首诗。”这大概是《韩诗》的说法吧。伯封的事,只有在这里见到记载。

南丰先生认为:《列女传》称引《诗经》中的《芣苡》、《柏舟》、《大车》等篇,与刘向《诗序》的说法尤其违背。《式微》这一篇,又说那是两个人所作。

韩愈在《施士丐铭》中说:“先生精通毛亨、郑玄的《诗经》学说,通晓《春秋左氏传》,善于讲解阐述,朝廷中的贤士大夫跟随他拿着经书、考问疑难的人接连不断。”《唐语林》说:“刘禹锡与韩愈、柳宗元去听施士丐讲解《诗经》,他说:‘《甘棠》中的“勿拜”,就像人身的拜礼,稍微低头屈身。不要拜,就不只是不要剪伐,是说召伯渐渐远去,人们思念他而不可及。’”《读诗记》中董氏引用了施士丐的说法。

周代有《房中》之乐,《燕礼注》说:弦歌《周南》、《召南》的诗篇。汉代《安世房中乐》,是唐山夫人所作。魏国缪袭认为《安世歌》中“神灵来享,永远承受福泽”的话,没有《二南》后妃教化天下的言辞。把《房中》当作后妃之歌,恐怕失去了它的本意。《通典》说:平调、清调、瑟调,都是周代《房中》乐的遗声。

《白虎通·谏诤篇》说:妻子能够劝谏丈夫,是因为夫妇荣辱与共。《诗经》说:“看那老鼠还有形体,人却没有礼仪。人如果没有礼仪,为什么不快点死去?”这是妻子劝谏丈夫的诗。这也是齐、鲁、韩三家诗的说法吧。

《韩诗外传》记载:高子问孟子说:“嫁娶之事,并非自己亲自操办,卫女为什么能编入《诗经》呢?”孟子说:“有卫女的志向就可以,没有卫女的志向就会懈怠。就像伊尹对待太甲,有伊尹的志向就可以,没有伊尹的志向就是篡位。”

晁景迂在《诗序论》中说:“《驺虞》的序言说:‘王道成就’,这风诗难道成了雅诗吗!《鱼丽》的序言说:‘可以告慰神明’,这雅诗难道成了颂诗吗!”《解颐新语》说:“文王的风诗终于《驺虞》,《序》认为王道成就就接近雅诗了。文王、武王的雅诗终于《鱼丽》,《序》认为可以告慰神明就接近颂诗了。”潏水李氏说:“《小雅》虽然谈论政事,仍有风诗的体制。《大雅》的正统,几乎接近颂诗了。”

欧阳修说:“霸主兴起,变风就止息了。”然而《诗经》止于陈灵公,在齐桓公、晋文公之后。

八能之士,见于《易纬通卦验》:有的调黄钟,有的调六律,有的调五音,有的调五声,有的调五行,有的调律历,有的调阴阳,有的调正德所行。大夫九能,见于《毛诗·定之方中传》:建立邦国能命令龟卜,田猎能发布命令,制作器物能撰写铭文,出使能起草辞命,登高能吟赋,军队出征能发布誓辞,面对山川能解说,丧事能撰写诔文,祭祀能致辞。君子具备这九种才能,可以说有美好的德行,可以担任大夫。

《定之方中传》引用仲梁子的话说:“当初建立楚宫的时候。”《郑志》中张逸问:“仲梁子是什么时代的人?”回答说:“仲梁子,是先师鲁国人,正当六国时期,在毛公之前。”《正义》说:春秋时,鲁国有仲梁怀,所以说他是鲁国人。《韩非子》八儒中,有仲良氏之儒。陶渊明《群辅录》说:“仲梁氏传乐为道,用来调和阴阳,是移风易俗的儒者。”史书失载其名。

刘孝孙作《毛诗正论》,发扬毛亨学说的简练,破除郑玄学说的怪异。李邦直也说毛亨的学说简练而深刻,这正是河间献王所以推崇其学的原因。郑玄的解释繁冗窒塞而多有失误。郑玄的学问长于《礼》,用《礼》来训解《诗》,这是依据迹象来议论性情。“绿衣”,他认为是褖衣;“不谏亦入”,他认为是进入宗庙;“庭燎”,他认为是不设鸡人之官。这类例子不能一一列举。

艾轩说:“读《风诗》不理解《芣苡》,读《雅诗》不理解《鹤鸣》,这是没有从《诗经》中有所得的人。”传到乐读《诗》读到《鸳鸯》的第二章,因此领悟了比兴的体制。

“江汉的女子,不可用非礼去侵犯”,可以看出周代风俗的美好;“范滂的母亲,勉励儿子坚守名节”,可以看出汉代风俗的美好。

《大雅》的变诗,由大臣所作,召穆公、卫武公之类就是如此。《小雅》的变诗,由群臣所作,家父、孟子之类就是如此。《风》的变诗,平民百姓都可以用来讽喻。清议在下层,而世道更加衰落了。

驺虞、驺吾、驺牙,是同一种动物,声音相近而字形不同。《解颐新语》既把“虞”解释为“虞人”,又说“文王以驺牙

名囿”,盖惑于异说。《鲁诗传》曰:“梁邹,天子之田。”见《后汉注》与《贾谊书》同,不必以“驺牙”为证。

译所谓“名囿”,大概是受异说的迷惑。《鲁诗传》说:“梁邹,是天子的田地。”这与《后汉书注》和《贾谊书》的记载相同,不必用“驺牙”来作为证据。

《射义》天子以《驺虞》为节,乐官备也。郑康成注云:“于嗟乎驺虞!叹仁人也。”《周礼疏》引《韩、鲁说》:驺虞,天子掌鸟兽官。其说与《射义》合。《文选注》引《琴操》曰:“《邹虞》,邵国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逾时,不失嘉会。”《墨子》曰:“成王因先王之乐,命曰《驺吾》。”岂即《诗?驺虞》欤?

  《大戴礼?投壶》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鸣》、《貍首》、《鹊巢》、《采蘩》、《采苹》、《伐檀》、《白驹》、《驺虞》;八篇废,不可歌;七篇《商》、《齐》可歌也;三篇闲歌。《上林赋》掩群雅,张揖注云:“《诗?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谓:八篇可歌者,唯《鹿鸣》、《白驹》在《小雅》,《貍首》今亡。郑氏以为《射义》所引曾孙侯氏之诗,馀皆风也,而亦谓之雅,岂风亦有雅欤?刘氏《小传》或曰:“《貍首》,《鹊巢》也,篆文似之。”此有《貍首》,又有《鹊巢》,则或说非矣。张揖言“二雅之材”,未知所出。

  《无衣》非美晋,盖闵周也。自僖王命曲沃伯为晋侯,而篡臣无所忌。威烈王之命,晋大夫袭僖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则有三大夫之命,出尔反尔也。

  《诗》亡然后《春秋》作。胡文定谓:自《黍离》降为《国风》,天下不复有《雅》。《春秋》作于隐公,适当《雅》亡之后。《孟子集注》同。吕成公谓:盖指笔削《春秋》之时,非谓《春秋》之所始也。《诗》既亡,则人情不止于礼义,天下无复公好恶,《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欤。艾轩曰:“《文中子》以为诗者民之情性,人之情性不应亡。使孟子复出,必从斯言。”

  《泉水》云:“出宿于干,饮饯于言。”说《诗》者,未详其地。《隋志》邢州内丘县,有干言山。李公《绪记》云:“柏人县有干山、言山。柏人,邢州尧山县。”《鲁颂》徂来之松,《后汉注》:兖州博城县有徂来山。一名尤来。新甫之柏,《传注》不言山之所在,唯《后魏?地形志》鲁郡汶阳县有新甫山。《通典》:汉汶阳故城在兖州泗水县东南。太史公闻之董生曰:“《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则山川不可不考也。”

  桧有疾恣之诗,《周语》富辰曰:“郐之亡,由叔妘。”

  《豳风》于十月,云“曰为改岁”,言农事之毕也。《祭义》于三月,云“岁既单矣”,言蚕事之毕也。农桑一岁之大务,故皆以岁言之。

  《七月笺、传》言豳土晚寒者三。孙毓云:“寒乡率早寒,北方是也。热乡乃晚寒,南方是也。”《毛传》言晚寒者,豳土寒多,虽晚犹寒,非谓寒来晚也。

  《郑志》十一卷,魏侍中郑小同撰。《诗?七月正义》:《吴志》孙皓问:《月令》季夏火星中,答曰:“日永星火,举中而言,非心星也。是郑以日永星火,与心星别。”今按:康成答问,盖《郑志》所载,孙皓乃康成弟子,后人因孙皓名氏,遂改《郑志》为《吴志》。康成不与吴孙皓同时,《吴志》亦无此语。

  熠燿宵行,《传》云:“熠燿,燐也。”朱子谓: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虫名,如蚕夜行,有光如萤。其说本董氏。《说文》引《诗》熠燿宵行,熠,盛光也。末章云:“仓庚于飞,熠燿其羽。”其义一也。《七月》,见王业之难,亦见王道之易。孟子以农桑言王道,周公之心也。

  《风》终于周公,《雅》终于《召旻》。有周、召之臣,则变者可以复于正。

  子击好《晨风》、《黍离》,而慈父感悟;周磐诵《汝坟》卒章,而为亲从仕;王裒读《蓼莪》,而三复流涕;裴安祖讲《鹿鸣》,而兄弟同食,可谓兴于《诗》矣。李楠和伯亦自言:吾于《诗?甫田》悟进学,《衡门》识处世。和伯弟樗迂仲,吕成公所谓二李伯仲也。此可为学《诗》之法。

  太史公谓:仁义陵迟,《鹿鸣》刺焉。蔡邕《琴操》:《鹿鸣》,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贤

译《射义》说天子以《驺虞》作为射箭的节拍,是因为乐官齐备。郑康成注解说:“于嗟乎驺虞!是赞叹仁人。”《周礼疏》引用《韩诗》和《鲁诗》的说法:驺虞,是天子的掌鸟兽官。这种说法与《射义》相合。《文选注》引用《琴操》说:“《邹虞》,是邵国的女子所作。古时候劳役不超过时节,不耽误美好的聚会。”《墨子》说:“成王沿用先王的音乐,命名为《驺吾》。”这难道就是《诗经·驺虞》吗?

《大戴礼记·投壶》说:“凡雅诗二十六篇,其中八篇可以歌唱,歌唱《鹿鸣》、《貍首》、《鹊巢》、《采蘩》、《采苹》、《伐檀》、《白驹》、《驺虞》;八篇废弃,不可以歌唱;七篇《商》、《齐》可以歌唱;三篇是闲歌。”《上林赋》说“掩群雅”,张揖注解说:“《诗经·小雅》的素材有七十四人,《大雅》的素材有三十一人。”我认为:八篇可以歌唱的,只有《鹿鸣》、《白驹》在《小雅》中,《貍首》现在失传。郑氏认为《貍首》是《射义》所引用的“曾孙侯氏”的诗,其余都是《国风》,却也称它们为雅,难道《国风》也有雅吗?刘氏《小传》有人说:“《貍首》,就是《鹊巢》,篆文相似。”这里既有《貍首》,又有《鹊巢》,那么这种说法就不对了。张揖说“二雅的素材”,不知出处在哪里。

《无衣》不是赞美晋国,大概是哀悯周朝。自从僖王任命曲沃伯为晋侯,篡位的臣子就没有顾忌了。威烈王的任命,是晋国大夫沿袭僖王的踪迹。有了曲沃的任命,就有三大夫的任命,出尔反尔啊。

《诗经》衰亡然后《春秋》才作。胡文定说:自从《黍离》降为《国风》,天下不再有《雅》。《春秋》作于隐公时期,正当《雅》衰亡之后。《孟子集注》同此说。吕成公说:大概是指笔削《春秋》的时候,不是说《春秋》开始的时候。《诗经》既然衰亡,那么人情就不止于礼义,天下不再有公同的好恶,《春秋》所以不得不作吧。艾轩说:“《文中子》认为诗是民的情性,人的情性不应该衰亡。假使孟子复出,必定赞同这种说法。”

《泉水》说:“出宿于干,饮饯于言。”解说《诗经》的人,没有详细考证这些地方。《隋书·经籍志》邢州内丘县,有干言山。李公《绪记》说:“柏人县有干山、言山。柏人,是邢州尧山县。”《鲁颂》说徂来的松树,《后汉书注》:兖州博城县有徂来山。一名尤来。新甫的柏树,《传注》不说山在哪里,只有《后魏书·地形志》鲁郡汶阳县有新甫山。《通典》:汉汶阳故城在兖州泗水县东南。太史公听董生说:“《诗经》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那么山川不可以不考证。”

桧国有哀悼恣意的诗,《国语·周语》富辰说:“郐国的灭亡,是由于叔妘。”

《豳风》在十月,说“曰为改岁”,是说农事完毕了。《祭义》在三月,说“岁既单矣”,是说蚕事完毕了。农桑是一年的大务,所以都用岁来说。

《七月笺、传》说豳地晚寒的有三处。孙毓说:“寒乡通常早寒,北方是这样。热乡才晚寒,南方是这样。”《毛传》说晚寒的,豳地寒冷多,虽然晚还是寒冷,不是说寒冷来得晚。

《郑志》十一卷,魏侍中郑小同撰。《诗经·七月正义》:《吴志》孙皓问:《月令》季夏火星中,回答说:“日永星火,是举中而言,不是心星。这是郑玄认为日永星火,与心星不同。”现在考察:康成回答问难,大概是《郑志》所载,孙皓是康成的弟子,后人因为孙皓的名氏,就把《郑志》改为《吴志》。康成不与吴孙皓同时,《吴志》也没有这种话。

熠燿宵行,《传》说:“熠燿,是燐。”朱子说:熠燿,是光明不定的样子。宵行,是虫名,像蚕夜行,有光像萤火虫。这种说法本于董氏。《说文》引用《诗经》熠燿宵行,熠,是盛光。末章说:“仓庚于飞,熠燿其羽。”意思是一样的。《七月》,看见王业的艰难,也看见王道的容易。孟子用农桑说王道,是周公的心意。

《国风》终于周公,《雅》终于《召旻》。有周、召这样的臣子,那么变者可以复归于正。

子击喜欢《晨风》、《黍离》,而慈父感悟;周磐诵读《汝坟》卒章,而为亲人从仕;王裒读《蓼莪》,而三复流涕;裴安祖讲《鹿鸣》,而兄弟同食,可以说是兴于《诗》了。李楠和伯也自说:我在《诗经·甫田》悟进学,《衡门》识处世。和伯弟樗迂仲,吕成公所谓二李伯仲。这可以作为学《诗》的方法。

太史公说:仁义陵迟,《鹿鸣》刺焉。蔡邕《琴操》:《鹿鸣》,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贤

者幽隐,弹弦风谏。汉太乐食举十三曲:一曰《鹿鸣》。《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琴操》曰:“古琴有诗歌五曲,曰:《鹿鸣》、《伐檀》、《驺虞》、《鹊巢》、《白驹》。”蔡邕《琴赋》云:“《鹿鸣》三章。”《鹿鸣》在《宵雅》之首。马、蔡以为风刺,盖齐、鲁、韩三家之说,犹《关雎》刺时作讽也。吕元钧谓:陈古以讽,非谓三诗作于衰周。

译那些幽隐之士,通过弹奏琴弦来讽谏时政。汉代太乐署在宴饮进食时演奏的十三首乐曲中,第一首就是《鹿鸣》。《杜夔传》记载,原有的雅乐有四首:第一是《鹿鸣》,第二是《驺虞》,第三是《伐檀》,第四是《文王》,这些乐曲的声调和歌词都是古制的。《琴操》说:“古琴有诗歌五首,分别是:《鹿鸣》、《伐檀》、《驺虞》、《鹊巢》、《白驹》。”蔡邕在《琴赋》中说:“《鹿鸣》有三章。”《鹿鸣》位于《宵雅》(即《小雅》)的首篇。马融和蔡邕认为这些诗属于风刺之作,这大概是齐、鲁、韩三家诗说的观点,就像《关雎》是讽刺时政、进行讽喻一样。吕元钧则认为:这是陈述古事来进行讽喻,并不是说这三首诗创作于周朝衰微之时。

宵雅肄三,《丽泽论说》以为夜诵,此门人记录之失。《读诗记》取郑、董二子,以“宵”为“小”,则夜诵之说非矣。

  刘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声无诗,故云笙,不云歌。有其义亡其辞,非亡失之亡,乃无也。”朱子谓:古经篇题之下,必有谱焉。如《投壶》鲁、薛鼓之节,而亡之。《仪礼疏》曰:“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

  《诗》芑有三:“薄言采芑”,菜也;“丰水有芑”,草也;“维糜维芑”,白粱粟也。《礼记》引“丰水有芑”,郑氏注:芑,枸檵也。杞有三:“檵无折我树杞”,柳属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枸檵也。荼有三:“谁谓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陆草也。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后汉?西羌传》:穆王西征犬戎,迁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而戎至于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盖自穆王迁戎于太原,而太原为戎狄之居,宣王仅能驱之出境而已。其后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郦山之祸,已兆于此。其端自穆王迁戎始,西周之亡,犹西晋也。籍谈曰:“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太原,晋地。书此以补《诗说》之遗。

  《史记?周纪》: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汉?匈奴传》: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岂不日戒,猃允孔棘。”注云:“《小雅?采薇》之诗也。”《古今人表》懿王坚诗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诗始作。”然则《采薇》为懿王之诗矣。《史记?匈奴传》不云懿王。《诗谱序》:懿王始受谮烹齐哀公,夷王失礼之后,邶不尊贤。《正义》谓:变风之作,齐、卫为先。齐哀公当懿王,卫顷公当夷王,故先言此也。愚谓:《采薇》正雅,当从毛氏,若变风则始于懿王。

  《史记?匈奴传》周襄王与戎狄伐郑,戎狄逐襄王,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应”、“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汉?匈奴传》则曰:“宣王兴师命将,以征伐之。诗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猃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以《六月》为宣王诗是也。以《鲁颂》、《六月》、《出车》为襄王诗,以《出车》为宣王诗,而《史》、《汉》又不同,皆未详。

  《文王》之诗曰:“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此周所以兴也。宣王之后为幽王,《斯干》之祥,《黍离》之萌也。太师皇父之后为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后为尹氏太师,蹶父之后为蹶维趣马,申伯之后为申侯,则与犬戎灭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绍,周焉得不替乎!

  吉甫作诵,美诗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刺诗以名著者也。为吉甫易,为家父、孟子难。

  “皇父孔圣”,自谓圣也。“具曰予圣”,君臣俱自谓圣也。自圣者,乱亡之原。光武诏:上书者不得言圣。大哉言乎!

  “既克有定,靡人弗胜”,言天之胜人也。“藐藐昊天,无不克巩”,言天之终定也。申包胥曰:“人众者胜天。”人曷尝能胜天哉?天定有迟速耳。《诗》所以明天理也,故不云“人胜天”。

  凡百君子,各敬尔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荆公谓:世虽昏乱,君子不可以为恶。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愚谓:《诗》云“周宗既灭”,哀痛深矣,犹以敬畏相戒。圣贤心学,守而勿失。中夏虽亡,而义理未尝亡;世道虽坏,而本心未尝坏,君子修身以俟命而已。

  “岂不欲往,畏我友朋”,畏人也。“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天也。不畏人则亦云可使,怨及朋友。畏天则神之听之,介尔景福。

译《小雅》中的《南陔》等三篇,陆佃在《丽泽论说》中认为是夜间诵读,这是门人记录时的失误。《读诗记》采纳郑玄、董仲舒两人的观点,将“宵”解释为“小”,那么夜间诵读的说法就不对了。

刘敞说:“《南陔》以下六篇,只有曲调没有歌词,所以说是笙乐,而不说是歌唱。有其中的义理而失去了文辞,这个‘亡’不是丢失的亡,而是没有的意思。”朱熹说:古代经书篇题之下,一定有乐谱。就像《投壶》中鲁、薛的鼓点节奏,已经失传了。《仪礼疏》说:“堂上歌唱的部分没有失传,堂下吹笙的部分就失传了。”

《诗经》中“芑”有三种含义:“薄言采芑”,指的是菜;“丰水有芑”,指的是草;“维糜维芑”,指的是白粱粟。《礼记》引用“丰水有芑”,郑玄注解说:芑,是枸檵。杞有三种含义:“檵无折我树杞”,指的是柳属植物;“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指的是梓杞;“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指的是枸檵。荼有三种含义:“谁谓荼苦”,指的是苦菜;“有女如荼”,指的是茅草的花穗;“以薅荼蓼”,指的是陆生的草。

征伐玁狁,一直打到太原。《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周穆王西征犬戎,把戎人迁徙到太原。周夷王衰弱,荒服之地的诸侯不来朝见。于是命令虢公率领六军讨伐太原,戎人退到俞泉。周宣王派兵讨伐太原的戎人,没有成功。大概自从穆王把戎人迁到太原,太原就成了戎狄的居住地,宣王仅仅能把他们驱赶出境罢了。后来在太原统计人口,戎患反而更加严重。郦山之战的祸患,已经在此时显露征兆。其开端始于穆王迁徙戎人,西周的灭亡,就像西晋一样。籍谈说:“晋国地处深山,与戎狄为邻,而远离王室。王室的威灵达不到这里,应付戎狄都来不及。太原,是晋国的土地。”记载这些来补充《诗说》的遗漏。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懿王时期,王室于是衰微,诗人作诗讽刺。《汉书·匈奴传》记载:懿王时期,王室于是衰微,戎狄交相侵扰,残暴地侵害中原,中原百姓遭受其苦。诗人开始作诗,痛恨并歌唱道:“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岂不日戒,猃允孔棘。”注解说:“这是《小雅·采薇》中的诗句。”《古今人表》记载懿王时《采薇》诗作,注解说:“政治之道已经衰微,怨恨讽刺的诗开始产生。”那么《采薇》就是懿王时期的诗了。《史记·匈奴传》没有说是懿王时期。《诗谱序》说:懿王开始听信谗言烹杀齐哀公,夷王失礼之后,邶国不尊重贤人。《正义》说:变风之作,齐、卫为先。齐哀公对应懿王,卫顷公对应夷王,所以先说这些。我认为:《采薇》属于正雅,应当遵从毛亨的说法,如果说是变风,则始于懿王。

《史记·匈奴传》记载:周襄王与戎狄讨伐郑国,戎狄驱逐襄王,于是戎狄有的居住在陆浑,向东到达卫国,侵扰劫掠残暴地侵害中原,中原百姓痛恨他们。所以诗人歌唱道:“戎狄是应”、“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汉书·匈奴传》则说:“宣王兴师命将,去征伐他们。诗人赞美并夸大他的功绩说:‘薄伐猃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把《六月》当作宣王时期的诗是正确的。把《鲁颂》、《六月》、《出车》当作襄王时期的诗,把《出车》当作宣王时期的诗,而《史记》、《汉书》又说法不同,都不详细。

《文王》这首诗说:“文王的子孙,根本和分支延续百代。凡是周朝的士人,无不显赫地世代传承。”这就是周朝兴盛的原因。宣王之后是幽王,《斯干》的祥瑞,《黍离》的萌芽。太师皇父之后是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后是尹氏太师,蹶父之后是蹶维趣马,申伯之后是申侯,这就与犬戎一起灭亡了宗周。君臣都不能继承前人的事业,周朝怎么能不衰败呢!

尹吉甫作诵,以美诗而名著。家父作诵,以探究王室的祸乱。寺人孟子作此诗,以刺诗而名著。为尹吉甫作诗容易,为家父、孟子作诗困难。

“皇父孔圣”,是自认为圣明。“具曰予圣”,是君臣都自认为圣明。自认为圣明的人,是动乱灭亡的根源。光武帝下诏:上书的人不得称圣。这话多么伟大啊!

“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是说天能战胜人。“藐藐昊天,无不克巩”,是说天最终能安定。申包胥说:“人多就能战胜天。”人什么时候能战胜天呢?天定的早晚罢了。《诗经》是用来阐明天理的,所以不说“人胜天”。

所有的君子,各自敬重自身。为什么不互相敬畏?不敬畏上天吗?王安石说:世道虽然昏乱,君子不可以作恶。是因为自我敬重,是因为敬畏人,是因为敬畏天。我认为:《诗经》说“周宗既灭”,哀痛很深了,仍然用敬畏互相告诫。圣贤的心学,要坚守而不丧失。中原虽然灭亡,但义理从未灭亡;世道虽然败坏,但本心从未败坏,君子修身以等待天命罢了。

“岂不欲往,畏我友朋”,是敬畏人。“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是敬畏天。不敬畏人,也就说可以驱使,怨恨波及朋友。敬畏天,则神明会倾听,赐给你大福。

“郑用三良未可间”,“卫多君子未有患”,“季梁忠谋强敌畏”,“汲直守节乱萌弭”,《诗》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正先谏诛嬴运促”,“李云忠陨汉宗覆”,“章华罹僇陈业隳”,“昭图婴祸唐鼎移”,《诗》曰:“曾是莫听,大命以倾。”

译“郑国任用三位贤良,不可离间”,“卫国多君子,没有祸患”,“季梁忠诚谋略,强敌畏惧”,“汲黯刚直守节,祸乱萌芽得以消除”,《诗经》说:“没有比人才更强大的了,四方都会顺从他。”“正先进谏被杀,嬴姓国运缩短”,“李云上书忠死,汉朝宗庙倾覆”,“章华遭杀戮,陈国基业毁坏”,“昭图受祸,唐朝国运转移”,《诗经》说:“竟然不听劝谏,天命因此倾覆。”

君子在下位,犹足以美风俗,汉之清议是也。小人在下位,犹足以坏风俗,晋之放旷是也。《诗》云:“君子是则是效。”

  “巧言如簧”,颜之厚矣,羞恶之心未亡也。“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无羞恶之心矣。天人一也,不愧则不畏。

  《车攻》东有甫草,郑《笺》云:“郑有甫田。”谓圃田,郑薮也。止斋《周礼说》云:“《诗》不以圃田系郑。”愚谓:宣王封弟友于郑,在畿内咸林。今华州郑县。圃田泽,《左氏》谓之原圃。在今开封之中牟。宣王时非郑地,《小雅》安得系于郑乎?《尔雅》郑有圃田,盖指东迁后之郑言之。

  《诗小传》云:“《诗》有夏正,无周正。七月陈王业、六月北伐、十月之交,刺纯阴用事而日食。四月维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极其致,皆夏正也,而独谓十月之交为周正可乎?汉历幽王无八月朔食,而唐历则有之。识者疑其傅会而为此也。”愚按:《正义》谓校之无术,而《大衍历?日蚀议》云:“虞廣刂以历推之,在幽王六年。”虞廣刂造《梁大同历》,非始于唐也。《郑笺》谓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历家因之。孙莘老解《春秋》用郑说,谓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诗人丑之,安得曰“分至不为灾也”?苏子由、陈少南皆以十月为阳月,朱文公从之。《宋书?礼志》载魏史官之言曰:“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皆无推日蚀法,但有考课疏密而已。”《大衍历议》云:“黄初已来,治历者始课日蚀疏密,及张子信而益详。”尝考《通鉴》、《皇极经世》,秦始皇八年,岁在壬戌。《吕氏春秋》云:“维秦八年,岁在瞊滩。”申。历有二年之差,后之算历者,于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术推之,亦已疏矣。沈存中云:“日食正阳之月,先儒止谓四月,非也。正谓四月,阳谓十月。”子由《诗说》与存中同。

  元城谓:《韩诗》有《雨无极篇》,序云:“《雨无极》,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无其极,伤我稼穑”八字。朱子曰:“第一、二章皆十句,增之则长短不齐。又此诗正大夫离居之后,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非是。”《解颐新语》亦云:“《韩诗》世罕有其书,或出于好事者之傅会。”

  《盐铁论》引《诗》曰:“‘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故商师若乌,周师为荼。”盖谓商用少而周用老也。

  《小弁》,赵岐谓伯奇之诗。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诗曰:“何辜于天?”亲亲而悲怨之辞也。又谓《鸱鸮》之篇刺邠君。盖汉儒言诗多异说。《论衡》亦云:“伯奇放流,首发早白。《诗》云:‘惟忧用老’。”

  《韩诗》箌彼甫田,箌,卓也。《尔雅?释诂》:箌,大也。郭璞注云:“箌义未闻,岂未见《韩诗》故邪?”《疏》引《韩诗》。

  《大东》维北有斗,或以为南斗,或以为北斗,朱子《集传》兼取二说。

  《吕氏春秋》谓:舜自为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疑与咸丘蒙同一说,而托之于舜。

  袁孝政释《刘子》曰:“魏武公信谗,诗刺之曰:‘营营青蝇,止于藩。岂弟君子,无信谗言。’此《小雅》也,谓之魏诗可乎?”

  朱子《诗传》:《采菽》,天子所以答《鱼藻》也。《黍苗》,宣王时美召穆公之诗,皆非刺诗。愚按:《国语注》:《采叔》,王赐诸侯命服之乐也。《黍苗》,道召伯述职,劳来诸侯也。韦昭已有是说。

  郑康成先通《韩诗》,故注二《礼》,与笺《诗》异。如“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为定姜之诗。“生甫及申”,为仲山甫、申伯。又“不濡其翼”、“惟禹敶之”、“上天之载”、“匪革其犹”、“汭泦之即”、“至于汤齐”,是也。注《礼记》与注《易》异,如“东邻西邻”是也。

  乱离瘼矣,爰其适归,《新经义》云:“乱出乎上,而受患常在下。及其极也,乃适归乎其所出矣。”

译君子身处下位,尚且足以美化风俗,汉朝的清议就是如此。小人身处下位,尚且足以败坏风俗,晋朝的放达旷逸就是如此。《诗经》说:“君子是效法的榜样。”

“巧言如簧”,颜面厚到了极点,但羞恶之心尚未泯灭。“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则是没有羞恶之心了。天与人是一致的,不惭愧就不会畏惧。

《车攻》篇说“东有甫草”,郑玄的《笺》说:“郑国有甫田。”指的是圃田,是郑国的沼泽。止斋在《周礼说》中说:“《诗经》不把圃田归属于郑国。”我认为:周宣王封弟弟友于郑国,在王畿内的咸林,即现在的华州郑县。圃田泽,《左传》称之为原圃,在今天的开封中牟。宣王时期那里并非郑地,《小雅》怎么会把它归属于郑国呢?《尔雅》说郑国有圃田,大概是指东迁之后的郑国而言。

《诗小传》说:“《诗经》中有夏历,没有周历。《七月》陈述王业,《六月》北伐,《十月之交》讽刺纯阴用事而发生日食。‘四月维夏,六月徂暑’,是说暑气达到极致,这些都是夏历,难道唯独说《十月之交》是周历吗?汉代历法说周幽王没有八月朔日食,而唐代历法却有。有见识的人怀疑这是牵强附会而编造的。”我认为:《正义》说校勘没有方法,而《大衍历·日蚀议》说:“虞广得用历法推算,日食发生在幽王六年。”虞广得编制《梁大同历》,并非始于唐代。郑玄的《笺》说周的十月是夏的八月,所以历法家沿袭了这个说法。孙莘老解释《春秋》采用郑玄的说法,说八月是秋分,日食发生在秋分,诗人因此丑化它,怎么能说“分至不为灾”呢?苏子由、陈少南都认为十月是阳月,朱熹跟随他们的说法。《宋书·礼志》记载魏国史官的话说:“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种历法,都没有推算日食的方法,只有考核疏密而已。”《大衍历议》说:“黄初以来,治历的人开始考核日食的疏密,到了张子信时更加详细。”我曾考证《通鉴》、《皇极经世》,秦始皇八年,岁在壬戌。《吕氏春秋》说:“维秦八年,岁在申。”历法有两年之差,后来的算历者,对于夏历的辰星不集于房宿,周历的十月之交,都想用术数来推算,也太粗疏了。沈存中说:“日食发生在正阳之月,先儒只说是四月,不对。正指四月,阳指十月。”子由的《诗说》与沈存中相同。

元城说:《韩诗》有《雨无极篇》,序说:“《雨无极》,是正大夫讽刺周幽王。”篇首多有“雨无其极,伤我稼穑”八个字。朱熹说:“第一、二章都是十句,增加则长短不齐。而且这首诗是正大夫离居之后,侍从之臣所作。说‘正大夫讽刺周幽王’,是不对的。”《解颐新语》也说:“《韩诗》世间很少有其书,或许是好事者牵强附会。”

《盐铁论》引用《诗经》说:“‘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所以商朝军队像乌鸦,周朝军队像荼草。”大概是说商朝用年轻人而周朝用老年人。

《小弁》,赵岐说是伯奇的诗。伯奇是仁人却被父亲虐待,所以作《小弁》诗说:“何辜于天?”这是亲近亲人而悲怨的言辞。又说《鸱鸮》篇讽刺邠君。大概是汉儒论诗多有不同的说法。《论衡》也说:“伯奇被放逐,头发早白。《诗经》说:‘惟忧用老’。”

《韩诗》说“箌彼甫田”,箌,是卓异的意思。《尔雅·释诂》:箌,是大。郭璞注说:“箌的意思未曾听闻,难道是没有见到《韩诗》的缘故吗?”《疏》引用了《韩诗》。

《大东》说“维北有斗”,有人认为是南斗,有人认为是北斗,朱熹《集传》兼取两种说法。

《吕氏春秋》说:舜自己作诗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怀疑与咸丘蒙是同一说法,而假托于舜。

袁孝政解释《刘子》说:“魏武帝听信谗言,诗讽刺他说:‘营营青蝇,止于藩。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这是《小雅》,能说这是魏国的诗吗?”

朱熹《诗传》:《采菽》,是天子用来回答《鱼藻》的。《黍苗》,是宣王时赞美召穆公的诗,都不是讽刺诗。我认为:《国语注》:《采菽》,是王赐予诸侯命服的音乐。《黍苗》,是叙述召伯述职,慰劳诸侯。韦昭已有这种说法。

郑康成先通晓《韩诗》,所以注释二《礼》,与笺注《诗经》不同。如“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认为是定姜的诗。“生甫及申”,认为是仲山甫、申伯。又如“不濡其翼”、“惟禹敶之”、“上天之载”、“匪革其犹”、“汭泦之即”、“至于汤齐”,都是如此。注释《礼记》与注释《易经》不同,如“东邻西邻”就是如此。

乱离瘼矣,爰其适归,《新经义》说:“祸乱出自上层,而遭受祸患的常在下层。等到祸乱到了极点,就回归到祸乱产生的地方了。”

噫,宣、靖之际,其言验矣。而兆乱者谁欤?言与行违,心与迹异,荆舒之谓也。

译唉,在宋神宗和宋钦宗时期,那些预言都应验了。然而,引发祸乱的人是谁呢?就是那些言行不一、内心与外在表现相违背的人,指的就是王安石和吕惠卿。

单穆公曰:“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乐干禄焉。若夫山林匮竭,林麓散亡,薮泽肆既,君子将险哀之不暇,而何易乐之有焉?”诵“险哀”二字,此《文中子》所以有“帝省其山”之叹也。天地变化,草木蕃,况贤者而不乐其生乎!天地闭,贤人隐,况草木而得遂其性乎!

  《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按:《汉?地理志》汉中南郑县有旱山,沱水所出,东北入汉。旱山在梁州之境,与汉广相近,故取以兴焉。

  鼍鸣如鼓,《新经》之说也。《解颐新语》取之,凿矣。

  《贾谊书?容经篇》谚曰:“君子重袭,小人无由入。正人十倍,邪辟无由来。”古之人,其谨于所近乎!《诗》曰:“芃芃棫朴,薪之槱之。济济辟王,左右趋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趋也。此即选左右之说。爰延亦云:“善人同处,则日闻嘉训;恶人从游,则日生邪情。”

  维申及甫,维周之翰。申甫之地,为形势控扼之要。“甫”即“吕”也,《吕刑》一曰《甫刑》。史伯曰:“当成周者,南有申、吕。”《左氏传》:楚子重请申、吕以为赏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盖楚得申、吕而始强,兹所以为周室之屏翰欤。《汉?地理志》南阳宛县,申伯国。《诗》、《书》及《左氏注》不言吕国所在。《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吕城在邓州南阳县西。”徐广云:“吕在宛县。”《水经注》亦谓:宛西吕城,四岳受封。然则申、吕,汉之宛县也。高帝入关,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势可见。李忠定曰:“天下形势,关中为上,襄、邓次之。”[《舆地广记》云:“蔡州新蔡,古吕国。今按新蔡之地,属蔡,未尝属楚。子重不当请为赏田,则吕国在宛明矣。”]《礼记?孔子闲居》:《诗》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郑康成注:言周道将兴,五岳为之生贤辅佐。仲山甫及申伯,为周之干臣。《正义》云:案《郑志》注《礼》在先,未得《毛传》。愚谓:仲山甫,犹《仪礼》所谓伯某甫也。《周语》云:“樊仲山父”,盖“甫”与“父”同。若以仲山甫为“甫”,则尹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以言“甫”矣。近世说《诗》者,乃取此而舍《笺》、《传》,爱奇之过也。《权德舆集》云:“鲁献公仲子曰山甫,入辅于周,食采于樊。”

  《左氏传》曰:“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云汉》之序曰:“内有拨乱之志,非立志何以成中兴之功?”

  宣王晏起,姜后请愆,则《庭燎》之箴,始勤终怠可见矣。杀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则《沔水》之规,谗言其兴可见矣。

  《祈父传》谓:宣王之末,司马职废,羌戎为败。按《通鉴外纪》: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转予于恤。盖谓此四役也。

  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秋》于平王之末,书尹氏卒,见权臣之继世也。于景王之后,书尹氏立王子朝,见权臣之危国也。《诗》之所刺,《春秋》之所讥,以此坊民,犹有五侯擅汉、三马食曹之祸。

  召彼故老,讯之占梦,于是即我御事,罔或耆寿,俊在厥服矣。好谗慝暗昧,近顽童穷固矣。商之咈其耇长,吴之播弃黎老,与乱同事也。

  宣三十年,有兔舞于镐京,而赫赫宗周,有寖微之象矣。幽二年,三川竭,岐山崩,而陵谷易处,有将亡之形矣。匪降自天,职竞由人。致此者人也,岂天所为哉?

  《裳裳者华》,兴贤者功臣之子孙,世臣与国升降者也。王朝则周、召二公夹辅王室,家父仍叔,二《雅》旧人。历汾王之乱,平王之迁,犹在也。侯国则翼之九宗,遂之四氏,与封建之法相维持。彼汉之彧、群,魏之荀、何,江左之渊、俭,唐季之崔、柳,岂世臣之谓乎?

  “执我仇仇,亦

译单穆公说:“《旱麓》中榛树楛树茂盛生长,所以君子能够轻松地快乐地去追求福禄。如果山林枯竭,林麓散失,沼泽干涸,君子将连面临危险和悲哀都来不及,哪里还有轻松快乐可言呢?”诵读“险哀”二字,这就是《文中子》发出“帝王巡视其山”感叹的原因啊。天地变化,草木繁茂,何况贤者能不乐于生存呢!天地闭塞,贤人隐居,何况草木能得以顺遂其本性呢!

《旱麓》毛氏说:“旱,是山名。”曹氏按语:《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中南郑县有旱山,沱水发源于此,向东北流入汉水。旱山在梁州境内,与《汉广》相近,所以取它来起兴。

鼍鸣如鼓,是《新经》的说法。《解颐新语》采纳了这种说法,是穿凿附会。

《贾谊书·容经篇》谚语说:“君子注重衣着的层叠,小人就没有机会侵入。正人十倍于常人,邪僻就没有来源。”古人,他们在亲近的人方面是多么谨慎啊!《诗经》说:“棫朴茂盛,堆积成薪。济济多士,辅佐君王。”这是说左右侍从每天以善道趋近君王。这就是选择左右侍从的说法。爰延也说:“与善人相处,就每天听到美好的训诫;与恶人交往,就每天产生邪念。”

申伯和甫侯,是周朝的栋梁。申、甫之地,是形势控扼的要害。“甫”就是“吕”,《吕刑》也叫《甫刑》。史伯说:“成为周都的,南面有申、吕。”《左传》记载:楚子重请求将申、吕作为赏赐的田地。申公巫臣说:“不可以。这是申、吕作为城邑的原因,用来征收赋税,以抵御北方。”大概楚国得到申、吕才开始强大,这就是它们作为周室屏障的原因吧。《汉书·地理志》记载南阳宛县,是申伯的封国。《诗经》、《尚书》以及《左传注》没有说吕国在哪里。《史记正义》引用《括地志》说:“故吕城在邓州南阳县西。”徐广说:“吕在宛县。”《水经注》也说:宛西吕城,是四岳受封之地。那么申、吕,就是汉代的宛县。高帝入关,光武起兵,都先夺取宛县,其形势可见一斑。李忠定说:“天下形势,关中为上,襄、邓次之。”[《舆地广记》说:“蔡州新蔡,是古吕国。现在按新蔡之地,属于蔡,未曾属于楚。子重不应当请求作为赏田,那么吕国在宛县就很明白了。”]《礼记·孔子闲居》:《诗经》说:“惟岳降神,生甫及申。”郑康成注:说周道将要兴盛,五岳为此生出贤臣辅佐。仲山甫和申伯,是周朝的干城之臣。《正义》说:查《郑志》注《礼》在先,未得到《毛传》。我认为:仲山甫,就像《仪礼》所说的伯某甫。《周语》说:“樊仲山父”,大概“甫”与“父”相同。如果把仲山甫当作“甫”,那么尹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也可以说“甫”了。近世解说《诗经》的人,却取此而舍弃《笺》、《传》,是爱奇之过。《权德舆集》说:“鲁献公仲子曰山甫,入周辅佐,食采于樊。”

《左传》说:“诸侯放弃职位,以干预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云汉》的序说:“内有拨乱之志,不立志何以成中兴之功?”

宣王晚起,姜后请罪,那么《庭燎》的箴言,始勤终怠可见了。杀他的臣子杜伯而非其罪,那么《沔水》的规劝,谗言兴起可见了。

《祈父传》说:宣王之末,司马职废,羌戎为败。查《通鉴外纪》: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转予于恤。大概指这四役。

尹氏不平,这是幽王所以灭亡的原因。《春秋》在平王之末,书尹氏卒,见权臣之继世。在景王之后,书尹氏立王子朝,见权臣之危国。《诗经》所刺,《春秋》所讥,以此坊民,犹有五侯擅汉、三马食曹之祸。

召那些故老,询问他们占梦,于是即我御事,没有年老长寿的,俊才在位了。好谗慝暗昧,近顽童穷固了。商之咈其耇长,吴之播弃黎老,与乱同事也。

宣三十年,有兔舞于镐京,而赫赫宗周,有寖微之象了。幽二年,三川竭,岐山崩,而陵谷易处,有将亡之形了。匪降自天,职竞由人。致此者人也,岂天所为哉?

《裳裳者华》,兴贤者功臣之子孙,世臣与国升降者也。王朝则周、召二公夹辅王室,家父仍叔,二《雅》旧人。历汾王之乱,平王之迁,犹在也。侯国则翼之九宗,遂之四氏,与封建之法相维持。彼汉之彧、群,魏之荀、何,江左之渊、俭,唐季之崔、柳,岂世臣之谓乎?

“执我仇仇,亦

不我力”,周所以替也。“虽不能用,吾寘之于耳”,楚所以乱也。“君且休矣,吾将思之”,汉所以微也。

译“不依靠我的力量”,这是周朝衰微的原因。“虽然不能任用我,我也把他放在耳边(听取意见)”,这是楚国混乱的原因。“您暂且休息吧,我将思考此事”,这是汉朝衰弱的原由。

“择三有事,亶侯多藏”,贪墨之臣为蟊贼;“小东大东,杼柚其空”,聚敛之臣为斧斤,《文侯之命》所谓“殄资泽于下民”也。是时虢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为群邪之宗。

  “神之听之,终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质于神明。“神之听之,式榖以女”,正直之道,无愧于幽隐。

  杨泉《物理论》曰:“稻粱菽各二十种为六十,疏果之实助谷各二十,凡为百谷。故《诗》曰:‘播厥百谷’。”

  《诗谱》引《传》曰:“文王基之,武王凿之,周公内之。”《疏》云:“未知此《传》在何书。”

  三代之礼有损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以《公刘》之诗考之:“君之宗之”,宗法始于此;“其军三单”,军制始于此;“彻田为粮”,彻法始于此。《周礼》有自来矣。

  咨女殷商,犹贾山之借秦为谕也。周公戒成王“无若殷王受”,又曰:“宜监于殷,骏命不易。”人君常闻危亡之言,则可保其安存矣。

  “靡哲不愚”,司空图之耐辱也。“善人载尸”,裴度之晚节也。

  孔子于《烝民》,加四字而意自明;于《缗蛮》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此说《诗》之法。韩子于“菁菁者莪”,屑屑训释,盖少作也。晚岁引《诗》,言“老成人重于典刑”,简而当矣。

  考之《周语》立鲁公子戏,则仲山甫谏。料民太原,则仲山甫又谏。然听之藐藐也。当时公卿,唯虢文公谏“不籍千亩”,而他无闻焉。此诗人所以有爱莫助之之叹。

  溥彼韩城,燕师所完。《郑笺》以“燕”为“燕安”;王肃云:“今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见《水经注》。燕,北燕国。”愚谓:《诗》云:“奄受北国。”肃说为长。

  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毛氏》曰:“屠,地名。”不言所在。潏水李氏以为同州屠阝谷。今按《说文》有左冯翊屠阝阳亭,同都切。冯翊即同州也。潏水之言信矣。

  《汉?恩泽侯表》曰:“帝舅缘《大雅》申伯之意。”后之宠外戚者,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终以召戎祸,犹可以为万世法乎?外戚秉政,未或不亡。汉亡于王莽、何进,晋亡于贾谧,唐几亡于杨国忠,石晋亡于冯玉。

  “盗言孔甘,寇攘式内”,皆孟子所谓民贼也。有民贼,则贼民兴。汉傅燮曰:“天下之祸,不由于外,皆兴于内。”唐裴度曰:“欲平贼,当先清朝廷。”真文忠公曰:“内有衣冠之盗,而后外有干戈之盗。”

  大师维垣,《郑笺》以为三公,王介甫以为大众。朱子《集传》从王说。

  《维天之命传》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无极,而美周之礼也。”《诗谱》云:“子思论《诗》于穆不已,孟仲子曰:‘于穆不似’。”仲子,子思之弟子。《閟宫传》引孟仲子曰:“是禖宫也。”《序录》云:“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子注》:孟仲子,孟子之从昆弟。学于孟子者,岂名氏之同欤?

  《笔谈》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传》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今按《后汉?朱浮传》无此语。《西南夷传》朱辅上疏曰:“《诗》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韩诗?薛君传》曰:“徂,往也。”盖误以“朱辅”为“朱浮”,亦无“岨”字。

  欧阳公《时世论》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谓二后者,文、武也,则成王者,成王也。当是康王已后之诗。《执竞》‘不显成、康’,所谓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当是昭王已后之诗。《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范蜀公《正书》曰:“《昊天有成命》言文、武受天命以有天下,而成王不敢以逸豫为也。此扬雄所谓‘康王之时,颂声作于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祀武王而述成、康,见子孙之善继也。班孟坚曰:‘成、康没而颂声寝。’言自成、康之后,不复有见于颂也。”朱子《集传》与欧、

译“选择三位有作为的大臣,确实诸侯多藏财”,贪婪腐败的臣子如同害虫;“小东大东,织布机上的丝线都空了”,聚敛民财的臣子如同斧斤,《文侯之命》所说的“耗尽下民的资财恩泽”就是如此。当时虢石父喜好利用权术行事,而皇父作为卿士,成为众邪的魁首。

“神明在听,最终和谐且太平”,朋友间的诚信,可以向神明作证。“神明在听,用善道来保佑你”,正直的道义,在幽暗隐秘之处也无愧于心。

杨泉《物理论》说:“稻、粱、菽各有二十种,共六十种,蔬菜果实的辅助谷物各二十种,总共为一百种谷物。所以《诗经》说:‘播种那些百谷’。”

《诗谱》引用《传》说:“文王奠定基础,武王开凿开拓,周公将其纳入礼制。”《疏》说:“不知道这篇《传》出自哪本书。”

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有增减损益,但所沿袭的根本未曾改变。用《公刘》这首诗来考察:“君之宗之”,宗法制度始于这里;“其军三单”,军制始于这里;“彻田为粮”,彻法始于这里。《周礼》是有其渊源来历的。

“咨女殷商”,就像贾山借秦朝作为比喻一样。周公告诫成王“不要像殷王受那样”,又说:“应当以殷商为鉴,天命不易。”君主常听到关于危亡的言论,就可以保住安存了。

“没有智慧的人不愚蠢”,这是司空图忍受屈辱的表现。“善人载尸”,这是裴度晚节的表现。

孔子在《烝民》篇,加上四个字意思就自然明白了;在《缗蛮》篇说:“在这里知道它所停驻的地方,人可以不如鸟吗?”这是解说《诗经》的方法。韩愈在“菁菁者莪”处,琐碎地训释,大概是年轻时的作品。晚年引用《诗经》,说“老成之人重于典章刑律”,简洁而恰当。

考察《周语》中确立鲁公子戏为太子,仲山甫进谏;在太原统计人口,仲山甫又进谏。然而听之藐藐,不予理睬。当时的公卿,只有虢文公进谏“不籍千亩”,其他没有听说。这就是诗人发出爱莫能助叹息的原因。

广阔的那韩城,是燕师所修缮的。《郑笺》把“燕”解释为“燕安”;王肃说:“现在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见《水经注》。燕,指北燕国。”我认为:《诗经》说:“奄受北国。”王肃的说法更合理。

韩侯出行祭路神,在屠地住宿,《毛氏》说:“屠,地名。”没有说在哪里。潏水李氏认为是同州屠阝谷。现在查考《说文》有左冯翊屠阝阳亭,音同都切。冯翊就是同州。潏水的说法可信。

《汉书·恩泽侯表》说:“帝舅缘《大雅》申伯之意。”后来宠幸外戚的人,都以此作为借口。自从宣王褒奖申伯,而申侯最终招致戎祸,这还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吗?外戚掌权,没有不灭亡的。汉朝亡于王莽、何进,晋朝亡于贾谧,唐朝几乎亡于杨国忠,后晋亡于冯玉。

“盗贼的话非常甜美,寇盗掠夺进入内部”,都是孟子所说的民贼。有了民贼,那么贼民就会兴起。汉朝傅燮说:“天下的祸患,不来自外部,都兴起于内部。”唐朝裴度说:“想要平定贼寇,应当先清理朝廷。”真文忠公说:“内部有衣冠之盗,然后外部才有干戈之盗。”

大师维垣,《郑笺》认为是三公,王介甫认为是大众。朱子《集传》采纳王介甫的说法。

《维天之命传》引用孟仲子说:“伟大啊!天命没有极限,而周朝的礼制很美。”《诗谱》说:“子思论述《诗经》的‘于穆不已’,孟仲子说:‘于穆不似’。”仲子,是子思的弟子。《閟宫传》引用孟仲子说:“这是禖宫。”《序录》说:“子夏传给曾申,曾申传给魏人李克,李克传给鲁人孟仲子。”《孟子注》:孟仲子,是孟子的堂兄弟。学习孟子的人,难道是名字相同吗?

《笔谈》说:“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传》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现在查考《后汉书·朱浮传》没有这句话。《西南夷传》朱辅上疏说:“《诗经》说: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韩诗·薛君传》说:“徂,往也。”大概是误把“朱辅”当作“朱浮”,也没有“岨”字。

欧阳公《时世论》说:“《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说的二后,是文王、武王,那么成王,就是成王。这应当是康王以后的诗。《执竞》‘不显成、康’,所说的成、康,是成王、康王。这应当是昭王以后的诗。《噫嘻》说‘噫嘻成王’,也是成王。”范蜀公《正书》说:“《昊天有成命》说文王、武王受天命拥有天下,而成王不敢安逸享乐。这是扬雄所说的‘康王之时,颂声作于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祭祀武王而叙述成、康,显示子孙善于继承。班孟坚说:‘成、康没而颂声寝。’说自成、康之后,不再在颂中看到。”朱子《集传》与欧、

范之说合。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朱子引《国语》叔向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其为祀成王之诗无疑。”愚观《贾谊书?礼容语》引叔向曰:“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孙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临民,故称昊天焉。”其义尤明。

译范氏的说法相合。

《昊天有成命》一诗,是文王、武王两位先王承受天命,而成王不敢安逸享乐。朱熹引用《国语》中叔向的话说:“这是称道成王之德的诗篇。成王能够彰显文王的昭明之德,奠定武王的武功伟业。这作为祭祀成王的诗歌,是没有疑问的。”我查看《贾谊书·礼容语》中引用叔向的话说:“‘二后’指的是文王和武王。成王是武王的儿子,文王的孙子。文王拥有伟大的德行但功业尚未完成,武王拥有伟大的功业但治理尚未成就,等到成王继承王位,以仁德对待百姓,所以称颂昊天。”其中的含义尤其明确。

欧阳公《诗论》:古今诸儒谓“来牟为麦”者,更无他书所见,直用二《颂》毛、郑之说。“来牟为麦”,始出于毛、郑,而二家所据,乃臆度伪《大誓》不可知之言。愚按:刘向《封事》,引“饴我釐麰”,釐麰,麦也,始自天降。《文选注》引《韩诗》“贻我嘉暓”,薛君曰:“暓,大麦也。”毛、郑之说,未可以为非。《毛氏传》:牟,麦也。《郑笺》:赤乌以牟麦俱耒。《广雅》:始以为耒小麦,牟大麦。以刘向说参考,当从古注。

  陈少南不取《鲁颂》,然“思无邪”一言,亦在所去乎?

  《晋姜鼎铭》曰:“保其孙子,三寿是利。”《鲁颂》“三寿作朋”,盖古语也。先儒以为“三卿”,恐非。

  商、周之《颂》,皆以告神明。太史公曰:“成王作《颂》,推己惩艾,悲彼家难。”至《鲁颂》始为溢美之言,所谓善颂、善祷者,非商、周之体也。后世作颂,效鲁而近谀,又下矣。

  或谓:文之繁简,视世之文质。然商质而周文,《商颂》繁而《周颂》简,文不可以一体观也。

  《法言》曰:“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司马公注《杨子》,谓正考甫作《商颂》,奚斯作《閟宫》之诗,故云然。愚按:《史记?宋世家》:襄公之时,修仁行义,欲与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注云:“《韩诗章句》美襄公。”《乐记》:温良而能断者,宜歌《商》。郑康成注:谓商宋诗。盖用《韩诗》说也。考之《左传》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为宋司马,华督杀之而绝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颂》于襄公之时乎?《后汉?曹褒传》奚斯颂鲁,考甫咏殷,注引《韩诗》“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薛君传》云:“是诗,公子奚斯所作。”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颂》十二篇。《诗正义》云:“奚斯作新庙,而汉世文人班固、王延寿谓《鲁颂》奚斯作,谬矣。”然扬子之言,皆本《韩诗》,时《毛诗》未行也。[薛汉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冯衍传》注引薛夫子《韩诗章句》,即汉也。]

  “《长发》,大禘”,《笺》云:“郊,祭天也。”“《雝》,禘太祖”,《笺》云:“大祭也,大于四时而小于祫。”郑康成以祭天为禘,与宗庙大祭同名。《春秋纂例》赵子已辩其失矣。王肃以禘、祫为一祭,亦非也。禘与祫异,祫则太祖东向,毁庙及群庙之主,昭南穆北,合食于太祖。禘则祖之所自出者,东向惟以祖配之。今混禘于祫,宗庙有祫无禘。

  范宁《谷梁序》:孔子就太师正《雅》、《颂》,因鲁史修《春秋》,列《黍离》于《国风》,齐王德于邦君,明其不能复《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然《左传》襄二十九年,季札观乐于鲁,已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卫反鲁,乐正,《雅》、《颂》得所,则降《王》于《国风》,非孔子也。

  《隰有苌楚笺》云:“人少而端悫,则长大无情欲。”胡邦衡《解学记》取之。

  《吕氏春秋》:宁戚饭牛,居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歌。高诱注以为歌《硕鼠》,不知何所据?《三齐记》载宁戚歌,所谓“南山矸,白石烂”者是也。

  四月秀葽,诸儒不详其名,唯《说文》引刘向说,以为苦葽。曹氏以《尔雅》、《本草》证之,知其为远志。

  董氏举侯包言:卫武公作《抑》诗,使人日诵于其侧。朱子谓:不知此出在何处?愚考侯包之说,见于《诗正义》。《隋经籍志》:《韩诗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则包学《韩诗》者也。

  《秦诗》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为屋。张宣公《南岳唱酬序》云:“方广寺皆板屋,问老宿,云:用瓦辄为冰雪冻裂。自此如高台上封皆然。”[《汉?地理志》:天水陇西,民以板为屋。以南岳观之,非独西陲也。]

  《唐棣之华》维常之华,协“车”

译欧阳修《诗论》说:古今各位儒者认为“来牟就是麦子”的,没有其他书籍的记载,只是直接采用了《鲁颂》和《商颂》中毛亨、郑玄的说法。“来牟是麦子”这一说法,最初出自毛亨、郑玄,而这两家所依据的,却是凭空推测的伪《大誓》中不可考的话。我按:刘向《封事》中,引用“饴我釐麰”,釐麰就是麦子,最初从天而降。《文选注》引用《韩诗》“贻我嘉暓”,薛君说:“暓,是大麦。”毛亨、郑玄的说法,不能认为是错误的。《毛氏传》说:牟,是麦子。《郑笺》说:赤乌用牟麦一起制作耒。《广雅》说:开始认为是耒小麦,牟是大麦。用刘向的说法来参考,应当遵从古代的注解。

陈少南不采纳《鲁颂》,然而“思无邪”这一句话,也在被剔除之列吗?

《晋姜鼎铭》说:“保佑他的子孙,使三寿得利。”《鲁颂》中“三寿作朋”,大概是古语。前代儒者认为是“三卿”,恐怕不对。

商、周的《颂》,都是用来告慰神明的。太史公说:“成王作《颂》,推究自身以惩戒悔过,悲悯那家难。”到了《鲁颂》才开始出现溢美之词,所谓善于颂扬、善于祈祷的,不是商、周的体制。后世作颂,效法《鲁颂》而接近阿谀,就更低下了。

有人说:文章的繁简,要看世道的文质。然而商代质朴而周代文华,《商颂》繁复而《周颂》简略,文章不能以一体来看待。

《法言》说:“正考甫常常仰慕尹吉甫,公子奚斯常常仰慕正考甫。”司马光注解《扬子》,认为正考甫作《商颂》,奚斯作《閟宫》之诗,所以这样说。我按:《史记·宋世家》说:襄公之时,修仁行义,想要与盟主结盟。他的大夫正考甫赞美他,所以追述契、汤、高宗,殷朝兴起的原因,作《商颂》。注说:“《韩诗章句》赞美襄公。”《乐记》说:温和善良而能决断的人,适宜歌唱《商》。郑康成注:说是商宋的诗。大概是用《韩诗》的说法。考察《左传》正考甫辅佐戴公、武公、宣公。《世本》说:正考甫生孔父嘉,任宋国司马,华督杀了他而断绝了他的世系。都在襄公之前,怎么能在襄公之时作《颂》呢?《后汉书·曹褒传》说奚斯颂鲁,考甫咏殷,注引用《韩诗》“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薛君传》说:“这首诗,是公子奚斯所作。”正考甫,是孔子的祖先,作《商颂》十二篇。《诗正义》说:“奚斯作新庙,而汉代文人班固、王延寿说《鲁颂》是奚斯所作,错误了。”然而扬子的话,都本于《韩诗》,当时《毛诗》尚未流行。[薛汉在汉代研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冯衍传》注引用薛夫子《韩诗章句》,就是薛汉。]

“《长发》,大禘”,《笺》说:“郊,是祭天。”“《雝》,禘太祖”,《笺》说:“是大祭,大于四时祭而小于祫祭。”郑康成把祭天当作禘,与宗庙大祭同名。《春秋纂例》赵子已经辩驳他的错误了。王肃把禘、祫当作一种祭祀,也是不对的。禘与祫不同,祫祭则太祖面向东,毁庙及群庙的神主,昭在南穆在北,合食于太祖。禘祭则祖之所自出的神,面向东只有祖配享。现在把禘混同于祫,宗庙有祫无禘。

范宁《谷梁序》:孔子就太师正《雅》、《颂》,因鲁史修《春秋》,把《黍离》列在《国风》,把齐王德列在邦君,表明它不能恢复《雅》,政教不足以覆盖群后。然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在鲁国观乐,已经为他歌唱《王》了。孔子到哀公十一年,才从卫国返回鲁国,乐正,《雅》、《颂》各得其所,那么把《王》降入《国风》,不是孔子做的。

《隰有苌楚笺》说:“人年少而端正诚实,那么长大就没有情欲。”胡邦衡《解学记》采纳了它。

《吕氏春秋》:宁戚喂牛,住在车下,望着桓公而悲伤,敲击牛角疾歌。高诱注认为是歌《硕鼠》,不知依据什么?《三齐记》记载宁戚的歌,所谓“南山矸,白石烂”的就是。

四月秀葽,各位儒者不详其名,只有《说文》引用刘向的说法,认为是苦葽。曹氏用《尔雅》、《本草》来证实,知道它是远志。

董氏举侯包的话说:卫武公作《抑》诗,让人每天在他身边诵读。朱子说:不知道这话出自哪里?我考察侯包的说法,见于《诗正义》。《隋经籍志》:《韩诗翼要》十卷,侯包撰。那么侯包是学《韩诗》的。

《秦诗》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所以用板做屋。张宣公《南岳唱酬序》说:“方广寺都是板屋,问老僧,说:用瓦就会被冰雪冻裂。从此像高台上封都一样。”[《汉书·地理志》:天水陇西,百姓用板做屋。以南岳来看,不只是西陲如此。]

《唐棣之华》维常之华,协“车”

字;《黍稷》方华,协“塗”字;隰有荷华,协“且”字。曹氏谓:“华”当作“蕐”,音“敷”。盖古“车”本音“居”。《易》曰:“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来徐徐,困于金车。”其音皆然。至《说文》有尺遮之音,乃自汉而转其声。愚按:《何彼秾矣》,《释文》或云“古读‘华’为‘敷’”,与“居”为韵。后仿此。朱文公《集传》并著二音,而以音“敷”为先。

译“字”;《黍稷》篇中的“华”,与“塗”字押韵;“隰有荷华”中的“华”,与“且”字押韵。曹氏说:“华”应当写作“蕐”,读音为“敷”。这是因为古音中“车”原本读作“居”。《易经》说:“睽卦孤阳见猪背负泥涂,载鬼一车。”“来徐徐,困于金车。”这些句子的读音都是如此。到了《说文解字》中出现“尺遮”的读音,那是从汉代开始转变了语音。我认为:《何彼秾矣》篇,《经典释文》有的说法是“古读‘华’为‘敷’”,与“居”押韵。后面类似的情况都仿照这个例子。朱熹《诗集传》同时列出两个读音,而以读“敷”音为优先。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漙,音“团”,《集传》叶上兖反。颜氏《正俗》云:“按吕氏《字林》作‘雨專’,上兖反。训云:露貌。音与‘婉’类。”

  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颜氏云:“《礼》今也衡缝,衡,即‘横’也,不劳借音。徐氏音‘横’,失之矣。”

  《干旄》四马,至于五之、六之,犹《缁衣》之“改为”也。《权舆》四簋,至于每食不饱,犹《醴酒》之“不设”也。君子之去就,于其心,不于其礼。

  营谢戍申,其笃于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亲亲,平王忘雠也。

  《孝经》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谓曹交曰:“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圣贤之训,皆以服在言行之先,盖服之不衷,则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笃敬。《中庸》修身,亦先以齐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黄黄”,“所以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也。

  “召公是似”,“南仲大祖”,世济其美也。“逵有充,超叛鉴”,苏文忠慨焉。“彧附曹,群忘汉”,朱文公悕焉。

  敬之,群臣进戒嗣王。《荀子》云:“天子即位,上卿进曰:‘能除患则为福。’中卿进曰:‘先事虑事,先患虑患。’下卿进曰:‘敬戒无怠。’”群臣进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终以敬,此心学之原也。伊尹训太甲曰:“祗厥身。”召、毕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为告君第一义。

  叶氏云:“汉世文章,未有引《诗序》者。魏黄初四年詺云:‘《曹诗》刺远君子,近小人。’盖《诗序》至此始行。”

  朱子《诗序辩说》多取郑渔仲《诗辩妄》。艾轩谓:欧阳公《诗本义》不当谓之《本义》,古人旨意精粹,何尝如此费辞?

  《唐志》:《毛诗草木虫鱼图》二十卷。开成中,文宗命集贤院修撰,并绘物象。学士杨嗣复、张次宗上之。按《名贤画录》: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晋明帝朝,卫协画《毛诗图》,草木鸟兽、古贤君臣之像,不得其真,召程修己图之。皆据经定名,任意采掇。由是冠冕之制,生植之姿,远无不详,幽无不显。然则所图非止草木虫鱼也。《隋志》:梁有《毛诗古贤圣图》二卷。

  格物之学,莫近于《诗》。“关关之雎”,挚有别也;“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德如癅鸠”,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纯洁也;“仁如驺虞”,不嗜杀也。“鸳鸯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仓庚”,阳之候也;“鸣癆”,阴之兆也。“蒹葭露霜”,变也;“桃虫拚飞”,化也。“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诚不可掩也;“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道无不在也。“南有乔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华”,君子之德也。“匪鳣匪鲔”,避危难也;“匪兕匪虎”,慨劳役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蘩苹、行苇”,见忠信也。“葛屦”褊,而“羔裘”怠也;“蟋蟀”俭,而“蜉蝣”奢也。“爰有树檀,其下维榖”,美必有恶也;“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恶可为美也。“黍以为稷”,心眩于视也;“蝇以为鸡”,心惑于听也。“绿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驹”,贤人隐也。“赠以勺药,贻我握椒”,芳馨之辱也;“焉得谖草,言采其虻”,忧思之深也。“柞棫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凤凰于飞,雉离于罗”,治乱之符也。“相鼠、硕鼠”,疾恶也;“采葛、采苓”,伤谗也。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有多识之益也。

  诵《诗》三百,不能专对,不足以一献。皆诵言而忘味者也。自赐、商之后,言《诗》莫若孟子,其述孔子之言,以为知道者二:《鸱鸮》、《烝民》是也。如《灵台》、《皇矣》、《北山》、《云汉》、《小弁》、《凯风》,深得诗人之心,以意逆志,一言而尽说《诗》之要。学《诗》必自孟子始。

  申、毛之《诗》皆出于荀卿

译田野里长着蔓生的野草,清晨的露水凝聚成团。有一位美丽的女子,眉目清秀,容颜婉约。漙,读音为“团”,《集传》中叶音读作上兖反。颜师古《匡谬正俗》说:“查考吕忱的《字林》写作‘雨專’,上兖反。解释为:露水的样子。读音与‘婉’相近。”

种植麻类作物要怎么做呢?要纵横交错地规划田亩。颜师古说:“《礼记》中现在也写作‘衡缝’,衡,就是‘横’的意思,不必借用其他读音。徐邈将‘衡’读作‘横’,是错误的。”

《干旄》篇中四匹马,发展到五匹、六匹,就像《缁衣》篇中的“改为”一样(指数量的增加或变化)。《权舆》篇中四只簋,发展到每顿饭都吃不饱,就像《醴酒》篇中的“不设”一样(指礼制的废弛)。君子对于去留的选择,取决于内心的道义,而不在于外在的礼仪形式。

营、谢、戍、申四首诗,对于母家的忠诚是一致的。一首是赞美,一首是讽刺。宣王亲近亲属,平王却忘记了仇敌。

《孝经》中关于卿大夫的孝道说:“不是先王的法度,不敢穿戴;不是先王的法度,不敢言说;不是先王的德行,不敢实行。”孟子对曹交说:“穿着尧的衣服,诵读尧的言论,实行尧的行为。”圣贤的教诲,都把服饰放在言语和行为之前,因为如果服饰不端正,言语就一定不忠诚守信,行为就一定不笃实恭敬。《中庸》中修身,也是先以斋戒沐浴、穿着盛装开始,《都人士》中的“狐裘黄黄”,正是为了做到“出言有章,行归于周”。

“召公是似”,“南仲大祖”,世代继承他们的美德。“逵有充,超叛鉴”,苏轼为此感慨。“彧附曹,群忘汉”,朱熹为此叹息。

《敬之》篇,是群臣进谏告诫继位的君王。《荀子》说:“天子即位,上卿进言说:‘能消除祸患就是福气。’中卿进言说:‘做事之前先考虑事情,患难之前先考虑患难。’下卿进言说:‘恭敬谨慎,不要懈怠。’”群臣进谏开始于敬,三位卿授策结束于敬,这是心学的源头。伊尹训诫太甲说:“敬畏自身。”召公、毕公告诫康王说:“现在君王要恭敬啊!”这都是把敬作为告诫君王的第一要义。

叶梦得说:“汉代的文章,没有引用《诗序》的。魏黄初四年诏书说:‘《曹诗》讽刺远离君子,亲近小人。’大概《诗序》到这时才开始流行。”

朱熹的《诗序辩说》多采纳郑樵《诗辨妄》的观点。艾轩认为:欧阳修的《诗本义》不应当称为《本义》,古人的旨意精粹,何曾如此费辞?

《唐书·艺文志》记载:《毛诗草木虫鱼图》二十卷。开成年间,唐文宗命令集贤院修撰,并绘制物象。学士杨嗣复、张次宗进献。查考《名贤画录》:太和年间,唐文宗好古重道,因为晋明帝朝时,卫协画的《毛诗图》,草木鸟兽、古贤君臣的形象,不得其真,于是召程修己重新绘制。都依据经典确定名称,随意采撷。因此冠冕的制度,生物的姿态,远的没有不详实的,幽深的没有不显现的。然而所绘制的不仅仅是草木虫鱼。《隋书·经籍志》记载:梁代有《毛诗古贤圣图》二卷。

格物致知的学问,没有比《诗经》更贴近的了。“关关”的雎鸠,挚爱而有别;“呦呦”的鹿,进食时互相呼唤。“德如癅鸠”,说的是均一;“德如羔羊”,取的是纯洁;“仁如驺虞”,不嗜杀。“鸳鸯在梁”,得其所止;“桑扈啄粟”,失其本性。“仓庚”,是阳气到来的征兆;“鸣癆”,是阴气到来的征兆。“蒹葭露霜”,是变化;“桃虫拚飞”,是化育。“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真诚不可掩盖;“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道无处不在。“南有乔木”,是贞女的操守;“隰有荷华”,是君子的德行。“匪鳣匪鲔”,是避开危难;“匪兕匪虎”,是慨叹劳役。“蓼莪、常棣”,知道孝悌;“蘩苹、行苇”,体现忠信。“葛屦”褊狭,而“羔裘”懈怠;“蟋蟀”节俭,而“蜉蝣”奢侈。“爰有树檀,其下维榖”,美必有恶;“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恶可为美。“黍以为稷”,心眩于视觉;“蝇以为鸡”,心惑于听觉。“绿竹猗猗”,文章显著;“皎皎白驹”,贤人隐居。“赠以勺药,贻我握椒”,是芳馨之辱;“焉得谖草,言采其虻”,是忧思之深。“柞棫斯拔,侯薪侯蒸”,是盛衰之象;“凤凰于飞,雉离于罗”,是治乱之符。“相鼠、硕鼠”,是痛恨恶人;“采葛、采苓”,是哀伤谗言。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有多识的益处。

诵读《诗经》三百篇,不能专对,不足以完成一献之礼。都是诵读言语而忘记味道的。自子贡、子夏之后,谈论《诗经》没有比得上孟子的,他叙述孔子的话,认为知道道的有两个:《鸱鸮》、《烝民》就是。像《灵台》、《皇矣》、《北山》、《云汉》、《小弁》、《凯风》,深得诗人之心,以意逆志,一言而尽说《诗经》的要旨。学习《诗经》必须从孟子开始。

申培、毛亨的《诗经》都出自荀卿

子,而《韩诗外传》多述《荀书》。今考其言“采采卷耳”、“癅鸠在桑”、“不敢暴虎,不敢冯河”,得《风》、《雅》之旨。而引《逸诗》尤多,其孔笔所删欤?

译子,而《韩诗外传》多述《荀书》。今考其言“采采卷耳”、“癅鸠在桑”、“不敢暴虎,不敢冯河”,得《风》、《雅》之旨。而引《逸诗》尤多,其孔笔所删欤?

子,而《韩诗外传》多述《荀书》。如今考察其中“采采卷耳”、“癅鸠在桑”、“不敢暴虎,不敢冯河”等语,深得《风》、《雅》的旨意。而引用《逸诗》尤其多,这难道是孔子的笔削所删去的吗?

《法言》曰:“守儒:辕固,申公。”二子无愧于言《诗》矣。王式以《三百五篇》谏,亦其次也。彼语《诗》解颐者,能无愧乎?

  《草木鸟兽虫鱼疏》,陆玑字元恪所撰,非陆机也。

  郑氏《诗谱》,徐整畅,太叔裘隐。见《释文序录》。《隋志》:太叔求及刘炫注。《古今书录》云:“徐正阳注。”《馆阁书目》谓:注者为太叔求,而不考《序录》。徐正阳,疑即徐整,误以“整”为“正”,“畅”为“阳”也。整,字文操,吴太常卿。

  《诗纬含神雾》曰:“集微揆著,上统元皇,下序四始,罗列五际。”又曰:“《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推度灾》曰:“建四始五际,而八节通。”《泛历枢》曰:“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辰在天门,出入候听。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翼奉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郎顗曰:“四始之缺,五际之厄。”五际本于《齐诗》,四始与《毛诗序》异。盖习闻其说,而失之也。

  曹氏《论诗》云:“诗之作本于人情,自生民以来则然:太始天皇之策,包羲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阕,康衢之民谣。”愚按:《素问?天元纪大论》鬼臾区曰:“积考太始,天元册文曰:‘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盖古诗之体始于此,然伊川谓《素问》出于战国之末。

  《文粹》李行修云:“刘迅《说诗》三千言,言《诗》者尚之。”今考迅作《六说》以继《六经》,自孔氏至考乱,凡八十九章。取汉史、诏书及群臣奏议以拟《尚书》。又取《房中歌》至《后庭斗百草》、《临春乐》、《小年子》之类,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拟《雅》章。又取《巴渝歌》、《白头吟》、《折杨柳》至《谈容娘》,以比《国风》之流。然文中子尝续经矣。朱子谓:高、文、武、宣之制,岂有精一执中之传?曹、刘、颜、谢之诗,岂有物则秉彝之训?况迅乎!

  艾轩曰:“《九德》、《九夏》,《雅》、《颂》之流也。《貍首》,《风》也。豳之《雅》、《颂》犹《鲁颂》也。”薛士龙曰:“《诗》之音律,犹《易》之象数。”

  说《诗》者,谓宋襄公作《音坙钟》之乐。案《博古图》有宋公成音坙钟。《大晟乐书》:应天得六钟,篆其带曰“茎钟”。诏谓:获英茎之器于受命之邦。此奸谀傅会之言。宋公成亦非襄公,用以说《诗》,陋矣。

  《大学》止于至善,引《诗》者五;齐家,引《诗》者三。朱子谓:咏叹淫液,其味深长,最宜潜玩。《中庸》末章,凡八引《诗》,朱子谓:“衣锦尚絅”至“不显维德”,始学成德之序也。“不大声以色”至“无声无臭”,赞不显之德也。反复示人,至深切矣。《孝经》引《诗》十,引《书》一,张子韶云:“多与《诗》、《书》意不相类,直取圣人之意而用之。是《六经》与圣人合,非圣人合《六经》也。或引或否,卷舒自然,非先考《诗》、《书》而后立意也。《六经》即圣人之心,随其所用,皆切事理。此用经之法。”

  束睝《补亡诗》循彼南陔,释曰:“陔,陇也。”《群经音辩》云:“序曰:‘孝子相戒以养。’‘陔’当训‘戒’。乡饮酒,《燕礼》宾醉而出,奏《陔夏》,郑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为节,明无失礼。与《诗序》义协。”愚按:《春官?乐师》郑司农注:今时行礼于大学,罢出,以鼓《陔》为节。

  荀子曰:“善为《诗》者不说。”程子之优游玩味,吟哦上下也。董子曰:“《诗》无达诂。”孟子之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也。

  曹子建《表》:忍垢苟

译《法言》说:“坚守儒道的:辕固,申公。”这两个人在解说《诗经》方面是问心无愧的。王式用《三百五篇》来进谏,也是次一等的。那些解说《诗经》时谈笑风生的人,能问心无愧吗?

《草木鸟兽虫鱼疏》,是陆玑字元恪所撰写的,不是陆机。

郑氏的《诗谱》,徐整作传,太叔裘作隐。见于《释文序录》。《隋书·经籍志》记载:太叔求及刘炫作注。《古今书录》说:“徐正阳作注。”《馆阁书目》认为:作注的是太叔求,却没有考证《序录》。徐正阳,怀疑就是徐整,误把“整”当作“正”,把“畅”当作“阳”了。徐整,字文操,曾任吴国太常卿。

《诗纬含神雾》说:“聚集细微以揣度显著,上统元皇,下序四始,罗列五际。”又说:“《诗》,是天地的中心,君主德行的本源,百福的宗主,万物的门户。”《推度灾》说:“建立四始五际,而八节通达。”《泛历枢》说:“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改正。辰在天门,出入候听。卯,对应《天保》。酉,对应《祈父》。午,对应《采芑》。亥,对应《大明》。《大明》在亥,是水之始。《四牡》在寅,是木之始。《嘉鱼》在巳,是火之始。《鸿雁》在申,是金之始。翼奉学习《齐诗》,听闻五际的要义,在《十月之交篇》中。郎顗说:“四始的缺失,五际的困厄。”五际本于《齐诗》,四始与《毛诗序》不同。大概是习惯听说了这种说法,而弄错了。

曹氏《论诗》说:“诗的创作本于人情,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是这样:太始天皇的策命,包羲的罔罟之章,葛天的八阕,康衢的民谣。”我按:《素问·天元纪大论》中鬼臾区说:“积考太始,天元册文说:‘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总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曰阴曰阳,曰柔曰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生生化化,品物咸章’。”大概古诗的体裁始于这里,然而伊川认为《素问》出于战国之末。

《文粹》中李行修说:“刘迅的《说诗》三千言,解说《诗》的人崇尚它。”现在考证迅作《六说》以继承《六经》,从孔氏到考乱,共八十九章。选取汉史、诏书及群臣奏议来比拟《尚书》。又选取《房中歌》至《后庭斗百草》、《临春乐》、《小年子》之类,共一百四十二篇,来比拟《雅》章。又选取《巴渝歌》、《白头吟》、《折杨柳》至《谈容娘》,来比拟《国风》之类。然而文中子曾经续经了。朱子说:高、文、武、宣的制度,难道有精一执中的传承吗?曹、刘、颜、谢的诗,难道有物则秉彝的训诫吗?何况迅呢!

艾轩说:“《九德》、《九夏》,是《雅》、《颂》一类的。《貍首》,是《风》。豳的《雅》、《颂》如同《鲁颂》。”薛士龙说:“《诗》的音律,如同《易》的象数。”

解说《诗》的人,认为宋襄公作了《音坙钟》之乐。查《博古图》有宋公成音坙钟。《大晟乐书》:应天得到六钟,篆其带曰“茎钟”。诏书说:在受命之邦获得英茎之器。这是奸佞阿谀附会之言。宋公成也不是襄公,用来解说《诗》,浅陋啊。

《大学》止于至善,引用《诗》的有五处;齐家,引用《诗》的有三处。朱子说:咏叹淫液,其味深长,最宜潜玩。《中庸》末章,共八处引用《诗》,朱子说:“衣锦尚絅”至“不显维德”,是始学成德的次序。“不大声以色”至“无声无臭”,是赞颂不显之德。反复示人,至深切矣。《孝经》引用《诗》十处,引用《书》一处,张子韶说:“多与《诗》、《书》意思不相类,直接取圣人之意而用之。这是《六经》与圣人相合,不是圣人迎合《六经》。或引或否,卷舒自然,不是先考《诗》、《书》而后立意。《六经》即圣人之心,随其所用,皆切事理。这是用经之法。”

束睝《补亡诗》循彼南陔,解释说:“陔,陇也。”《群经音辩》说:“序说:‘孝子相戒以养。’‘陔’当训‘戒’。乡饮酒,《燕礼》宾醉而出,奏《陔夏》,郑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为节,明无失礼。与《诗序》义协。”我按:《春官·乐师》郑司农注:今时行礼于大学,罢出,以鼓《陔》为节。

荀子说:“善为《诗》者不说。”程子的优游玩味,吟哦上下也。董子说:“《诗》无达诂。”孟子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也。

曹子建《表》:忍垢苟

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诗》无此句。李善引《毛诗》曰:“何颜而不速死也。”今《相鼠》注无之。

译如果保留,就会招致诗人“胡颜”的讥讽。《诗经》中并没有这一句。李善引用《毛诗》说:“何颜而不速死也。”但如今《相鼠》篇的注疏中并没有这句话。

《说文叙》云:其称《诗毛氏》者,皆古文也。以今《诗》考之,其文多异。“得此蠤蠒”,为“蟾蠩”;“硕大且女酓”,为“重颐”,皆《韩诗》之说也。

  蔡邕《正交论》云:“周德始衰,颂声既寝,《伐木》有鸟鸣之刺。”是以《正雅》为刺也。

  春秋时,诸侯急攻战而缓教化,其留意学校者,唯鲁僖公能修泮宫,卫文公敬教劝学,它无闻焉。郑有《子衿》城阙之刺,子产仅能不毁乡校而已。

  吴才老《诗叶韵补音序》曰:“《诗》音旧有九家,唐陆德明定为一家之学。开元中,修《五经文字》,“我心惨惨”为懆,七到反。“伐鼓渊渊”为鼘。于巾反。皆与《释文》异。乃知德明之学,当时亦未必尽用。

  取萧祭脂,曰“其香始升”;为酒为醴,曰“有飶其香。”古所谓香者如此。韦彤《五礼精义》云:“祭祀用香,今古之礼,并无其文。《隋志》曰:‘梁天监初,何佟之议郁鬯萧光,所以达神。与其用香,其义一也。’考之殊无依据,开元、开宝礼不用。”

  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疏云:“种之必好,似有神助。”《吕氏春秋》后稷曰:“子能使子之野,尽为泠风乎?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间稼也。”汉赵过曰:“后稷始甽田。”

  “兴雨祁祁”,雨欲徐,徐则入土。《盐铁论》云:“周公太平之时,雨不破块,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以按徂旅,《孟子》作“以遏徂莒”,《韩非》云:“文王克莒。”

  夏屋渠渠,《笺》云:“设礼食大具,其意勤勤。”《正义》王肃云:“大屋。”崔骃《七依》说宫室之美云:“夏屋渠渠。”《文选?灵光殿赋注》引《七依》作“蘧蘧。”《檀弓》见若覆夏屋者矣,注:“夏屋,今之门庑。其形旁广而卑。”《正义》:“殷人以来,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两下而已,无四阿,如汉之门庑。”[郑康成于《诗》、《礼》注异如此。]

  文王之治,由身及家。《风》始于《关雎》,《雅》始于《大明》,而《思齐》又《关雎》之始也。《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不显亦临。谨独者,齐家之本。故《家人》之吉,在于反身。]

  卫武公自警曰:“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古之君子,刚中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随会“柔而不犯”。韩文公为王仲舒铭曰:“气锐而坚,又刚以严。哲人之常,与其友处,顺若妇女,何德之光!”

  “尔土宇昄章”,必曰:“俾尔弥尔性。”务广地而不务广德者,人君之深戒也。不务德而勤远略,齐之霸所以衰。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乱所以萌。

  风俗,世道之元气也。观《葛生》之诗,尧之遗风变为北方之强矣。观《驷驖》、《小戎》之诗,文、武好善之民变为山西之勇猛矣。晋、秦以是强于诸侯,然晋之分为三,秦之二世而亡,风俗使然也。是以先王之为治,威强不足而德义有馀。商之季也,有故家遗俗焉。周之衰也,怀其旧俗焉。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鲁以稷配天,周之东迁,始僭礼矣。夫子以为周公之衰,而史克何美焉?齐百庭燎,晋请王章,习以为常,礼乐安得不自大夫出乎?

  朱子发曰:“《诗》全篇削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貍首》、《曾孙》之类是也。篇中删章者,如‘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之类是也。章中删句者,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也。句中删字者,如‘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是也。”

  止斋曰:“《国风》作而二《南》之正变矣。邶、鄘、曹、郐,特微国也,而《国风》以之终始。盖邶、鄘自别于卫,而诸侯浸无统纪,及其厌乱思治,追怀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郐然,君子以为是二《南》之可复。世无周公,谁能正之?是故以豳终。”

  卷四 周礼

  汉

译《说文解字序》说:那些称引《诗经·毛氏传》的,都是古文。用现在的《诗经》来考证,它们的文字多有不同。“得此蠤蠒”,作“蟾蠩”;“硕大且女酓”,作“重颐”,这都是《韩诗》的说法。

蔡邕《正交论》说:“周朝德行开始衰微,颂声已经消歇,《伐木》中有鸟鸣的讽刺。”因此将《正雅》视为讽刺之作。

春秋时期,诸侯急于攻战而怠慢教化,那些留意学校教育的,只有鲁僖公能修缮泮宫,卫文公尊重教化、劝勉学习,其他没有听说。郑国有《子衿》中城阙的讽刺,子产仅仅能做到不毁掉乡校罢了。

吴才老《诗叶韵补音序》说:“《诗经》的音韵旧有九家,唐代陆德明定为一家之学。开元年间,编修《五经文字》,“我心惨惨”作“懆”,读七到反。“伐鼓渊渊”作“鼘”,读于巾反。都与《经典释文》不同。由此可知陆德明的学说,当时也未必完全被采用。

取萧、祭、脂,说“其香始升”;酿酒酿醴,说“有飶其香。”古代所说的香就是这样。韦彤《五礼精义》说:“祭祀用香,古今的礼制,都没有这样的记载。《隋书·经籍志》说:‘梁天监初年,何佟之议论郁鬯萧光,是用来通达神灵的。与其用香,其意义是一样的。’考察起来毫无依据,开元、开宝礼制中不使用。”

后稷开始从事农事,有辅助之道。疏解说:“种植必定良好,好像有神助。”《吕氏春秋》后稷说:“你能让你的田野,都变成清凉的风吗?六尺的耜,是用来形成亩的。它的宽度八寸,是用来形成甽的。耨柄一尺,这是它的尺度。它的耨宽六寸,是用来间隔庄稼的。”汉代赵过说:“后稷开始实行甽田。”

“兴雨祁祁”,雨水想要缓慢,缓慢才能渗入土壤。《盐铁论》说:“周公太平的时候,雨水不冲散土块,十天下一场雨,雨必定在夜间下。”

以按徂旅,《孟子》作“以遏徂莒”,《韩非子》说:“文王攻克莒国。”

夏屋渠渠,《笺》说:“设置礼仪饮食的大器具,其心意勤勉。”《正义》王肃说:“大屋。”崔骃《七依》说宫室之美说:“夏屋渠渠。”《文选·灵光殿赋注》引用《七依》作“蘧蘧。”《檀弓》说“见若覆夏屋者矣”,注解说:“夏屋,是现在的门庑。它的形状旁广而低矮。”《正义》说:“殷人以来,才开始屋顶四面倾斜。夏代的房屋,只有两面倾斜而已,没有四面倾斜,像汉代的门庑。”[郑康成在《诗经》、《礼记》中的注解不同如此。]

文王的治理,从自身到家。《国风》始于《关雎》,《雅》始于《大明》,而《思齐》又是《关雎》的开始。《家人》卦九五爻说:“王假有家。”[不显亦临。谨独者,是齐家的根本。所以《家人》卦的吉利,在于反省自身。]

卫武公自我警戒说:“慎你的出言,敬你的威仪,无不柔顺美好。”古代的君子,内心刚强而外表柔和,仲山甫的德行,“柔顺美好作为准则”,随会“柔顺而不冒犯”。韩文公为王仲舒作铭说:“气锐而坚,又刚且严。智者的常态,与朋友相处,顺从得像妇女,多么德行光辉!”

“尔土宇昄章”,必定说:“俾尔弥尔性。”致力于扩大土地而不致力于扩大德行的,是君主的深切警戒。不致力于德行而勤于远略,齐国的霸业所以衰败。狄国的广莫在晋国作为都城,晋国的动乱所以萌发。

风俗,是世道的元气。看《葛生》的诗,尧的遗风变成了北方的强盛。看《驷驖》、《小戎》的诗,文王、武王好善的百姓变成了山西的勇猛。晋、秦因此强于诸侯,然而晋国分为三家,秦国二世而亡,是风俗造成的。所以先王的治理,威强不足而德义有余。商朝的末年,有故家遗俗。周朝的衰微,怀念其旧俗。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鲁国以稷配天,周朝东迁,开始僭越礼制了。孔子认为周公的衰微,而史克有什么赞美呢?齐国百庭燎,晋国请求王章,习以为常,礼乐怎么能不从大夫那里出来呢?

朱子发说:“《诗经》全篇削去的有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貍首》、《曾孙》之类是。篇中删章的,如‘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之类是。章中删句的,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句中删字的,如‘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是。”

止斋说:“《国风》作而二《南》的正变就开始了。邶、鄘、曹、郐,只是小国,而《国风》以它们始终。大概邶、鄘自别于卫,而诸侯渐渐没有统纪,等到他们厌乱思治,追怀先王先公的时代,有如曹、郐那样,君子认为这是二《南》可以恢复的。世上没有周公,谁能纠正它?所以以豳终。”

卷四 周礼

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