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公羊传
卷七 公羊传
汉武尊《公羊》家，而董仲舒为儒者宗。“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二言，得夫子心法。太史公闻之董生者，又深得纲领之正。尝考公羊氏之《传》，所谓谶纬之文，与黜周王鲁之说，非《公羊》之言也。苏氏谓：何休，《公羊》之罪人。晁氏谓：休负《公羊》之学。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皆出于何氏，其《墨守》不攻而破矣。
《笔谈》曰：“《史记年表》：平王东迁三年，鲁惠公即位。《纂例》隐公下，注云：‘惠公三年，平王东迁。’不知啖赵得于何书？”《盐石新论》以为啖赵所云，出何休《公羊音训》，当作“平王东迁三年，惠公立”。此休一时记录之误。安定谓：平王东迁，孝公之三十七年也。明年，惠公立。《春秋》不始于孝公、惠公者，不忍遽绝之，犹有所待焉。历孝逾惠，莫能中兴，于是绝之。所以始于隐公也。
汉以《春秋》决事，如雋不疑引“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萧望之引“士匄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丞相、御史议封冯奉世，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颛之可也”。皆本《公羊》，虽于经旨有得有失，然不失制事之宜。至于严助以《春秋》对，乃引“天王出居于郑，不能事母，故绝之”。其谬甚矣。
《左氏》载曹刿问战、谏观社，蔼然儒者之言。《公羊》乃有盟柯之事，太史公遂以曹沫列刺客之首。此战国之风，春秋初未有此习也。《谷梁》柯盟曹刿，《公羊》作“曹子”。然则“沫”即“刿”也。此游士之虚语，而燕丹之用荆轲，欲以齐桓待秦政，不亦愚乎！
九世犹可以复雠乎？虽百世可也。汉武用此义伐匈奴，儒者多以《公羊》之说为非。然朱子序《戊午谠议》曰：“有天下者，承万世无疆之统，则亦有万世必报之雠。”吁，何止百世哉！
“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雠，非子也”、“雠者无时焉可与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系焉。公羊子大有功于圣《经》。
以祭仲废君为行权，范甯已讥其失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若祭仲者，董卓、司马师、孙琳、桓温之徒也，其可褒乎？
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安定谓：前则致王世子于首止，今又致宰周公于葵丘，其心盈亦甚矣。《谷梁》以为美，非美也；《孟子》以为盛，有激而云。
以卫石恶为恶人，刘原父非之曰：“董贤可谓贤乎！”又以仲孙何忌为“讥二名”，新莽之制，其出于此欤？东汉之士，犹无二名者。
用致夫人，《公羊》以为姜氏，讥以妾为妻也。董仲舒谓“成风”，先儒取之。仲舒说《经》，盖不泥于《公羊》也。晋江曰：“厌屈私情，所以上严祖考。”曾谓：《周礼》在鲁，其臣无一江乎？
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仲几之罪何？不蓑城也。注云：“若今以草衣城是也。”《汉?五行志》：董仲舒以为宋中几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颜注云：“衰城，谓以差次受功赋也。”按《左氏传》：迟速衰序，于是焉在。又云：“宋仲几不受功。”“蓑”字当从《汉志》作“衰”，音初为反。衰，差也。与《左氏》合。
公羊子，齐人。其传《春秋》，多齐言。登来、化我、樵之、漱浣、笋将、踊为、诈战、往党、往殆、于诸、累、忄戍、如、昉、棓、脰之类是也。郑康成，北海人。其注三《礼》，多齐言，麴麦夬曰媒、疾为戚、麇为獐、沤曰涹、椎为终葵、手足掔为骹、全菹为芋、祭为堕、题肩谓击征、滑曰瀡、相绞讦为掉磬、无发为秃楬、为相、殷声如衣、祈之言是之类是也。方言之异如此，则《书》之诰誓其可强通哉？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齐纳币。讥丧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则何讥乎？丧娶，三年之内，不图婚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为吉者主于己，以为有人心焉者，则宜于此焉变矣。公羊子之言，天理民彝之正也。《左
译卷七 公羊传
汉武帝尊崇《公羊》学派，而董仲舒成为儒者的宗师。“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这两句话，深得孔夫子的核心心法。太史公从董生那里听闻的，又深得纲领的正道。我曾考证《公羊》的传文，所谓谶纬的文字，以及贬黜周朝、尊崇鲁国的说法，并非《公羊》原本的言论。苏氏说：何休是《公羊》的罪人。晁氏说：何休辜负了《公羊》的学问。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七缺，都出自何休之手，他的《墨守》不用攻击就自行破败了。
《笔谈》说：“《史记年表》记载：周平王东迁第三年，鲁惠公即位。《春秋纂例》在隐公条目下，注释说：‘惠公三年，平王东迁。’不知道啖助、赵匡是从哪本书得到的说法？”《盐石新论》认为啖赵所说的，出自何休的《公羊音训》，应当作“平王东迁三年，惠公立”。这是何休一时记录的错误。胡安国说：平王东迁，是鲁孝公的第三十七年。第二年，惠公即位。《春秋》不始于孝公、惠公，是因为不忍心立刻断绝他们，还存有期待。历经孝公、惠公，都不能中兴，于是断绝他们。所以《春秋》始于隐公。
汉代用《春秋》来决断案件，如隽不疑引用“蒯聩违背命令出逃，辄拒绝接纳他。《春秋》肯定这种做法”；萧望之引用“士匄侵犯齐国，听说齐侯去世，就率军返回。君子认为他不攻打丧国是伟大的”；丞相、御史商议封赏冯奉世，引用“大夫出使境外，如果有可以安定国家的举动，专断处理也是可以的”。这些都本于《公羊》，虽然在经义旨趣上有得有失，但也不失处理事务的适宜。至于严助用《春秋》来应对，却引用“天王出居在郑，不能侍奉母亲，所以断绝他”。这错误太严重了。
《左传》记载曹刿问战、劝谏观社，语气和悦，是儒者的言论。《公羊传》却有柯地会盟之事，太史公于是把曹沫列为刺客之首。这是战国的风气，春秋初期没有这种习气。《谷梁传》柯地会盟写的是曹刿，《公羊传》写作“曹子”。那么“沫”就是“刿”。这是游士的虚妄之语，而燕太子丹用荆轲，想用对待齐桓公的方式对待秦始皇，不也太愚蠢了吗！
九世还可以复仇吗？即使百世也可以。汉武帝用这个义理讨伐匈奴，儒者多认为《公羊》的说法不对。然而朱熹在《戊午谠议》序中说：“拥有天下的人，继承万世无边的统绪，也就有万世必须报应的仇敌。”唉，何止百世呢！
“臣不讨伐贼人，就不是臣；子不复仇，就不是子”、“仇敌没有什么时候可以与之交往”，这三句话，君臣父子、天理民常都系于其中。公羊子对圣《经》大有功劳。
把祭仲废立君主看作行权变，范甯已经讥讽他失当了。孟子说：“有伊尹那样的志向才可以。”像祭仲这样的人，就是董卓、司马师、孙琳、桓温之流，怎么可以褒扬呢？
葵丘会盟，桓公震动而骄傲。胡安国说：先前在首止迎接周王世子，现在又在葵丘迎接宰周公，他的内心盈满也太厉害了。《谷梁传》认为这是美德，其实不是美德；《孟子》认为这是盛况，是有感而发才说的。
把卫国的石恶看作恶人，刘敞反驳说：“董贤可以称为贤吗！”又把仲孙何忌看作“讥讽双名”，新莽的制度，大概出于此吧？东汉的士人，还没有双名的。
用“致夫人”的写法，《公羊传》认为是姜氏，讥讽以妾为妻。董仲舒说是“成风”，先儒采纳了这个说法。董仲舒解说经义，大概不拘泥于《公羊传》。晋江说：“压抑委屈私情，所以上对祖先严敬。”难道说：《周礼》在鲁国，它的臣子没有一个像江氏那样的人吗？
晋人在京师抓获宋国的仲几。仲几的罪过是什么？是不按次序筑城。注释说：“就像现在用草衣城一样。”《汉书·五行志》：董仲舒认为宋中几没有尊重天子的心，而不按次序筑城。颜师古注释说：“衰城，是说按差次接受功赋。”按《左传》：快慢次序，就在这里。又说：“宋仲几不接受功赋。”“蓑”字应当从《汉书》作“衰”，读音是初为反。衰，是差次的意思。与《左传》相合。
公羊子是齐国人。他传述《春秋》，多用齐地言语。登来、化我、樵之、漱浣、笋将、踊为、诈战、往党、往殆、于诸、累、忄戍、如、昉、棓、脰之类就是。郑康成是北海人。他注解三《礼》，多用齐地言语，麴麦夬曰媒、疾为戚、麇为獐、沤曰涹、椎为终葵、手足掔为骹、全菹为芋、祭为堕、题肩谓击征、滑曰瀡、相绞讦为掉磬、无发为秃楬、为相、殷声如衣、祈之言是之类就是。方言的差异如此，那么《尚书》中的诰誓怎么可以强行贯通呢？
文公二年，公子遂到齐国纳币。讥讽在丧期娶妻。娶妻在三年之外有什么可讥讽的呢？丧期娶妻，在三年之内，不图谋婚娶是大吉，不是常吉。其为吉者主要在于自己，认为有人心者，就应当在这里有所改变。公羊子的言论，是天理民常的正道。《左
氏》以为礼、以为孝，其害教最甚。杜氏谓：谅闇既终，嘉好之事，通于外内。其悖理又甚焉。《中庸》曰：“三年之丧，达乎天子。”《孟子》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左、杜而忘诸乎？杜预在晋，议太子之服，谓：周公不言高宗服丧三年，而云谅闇，此服心丧之文也。叔向不讥景王除丧，而讥其宴乐已早，明既葬应除，而违谅闇之节也。司马公以为巧饰《经》、《传》，以附人情。预但知春秋衰世之礼，而未知先王制礼之本也。《公羊》长于《左氏》，此其一端也。
译《左氏传》将“谅闇”解释为行礼、尽孝，这种观点对教化的危害最为严重。杜预说：“守丧期满之后，喜庆之事，内外都可以通行。”这种说法违背情理更是厉害。《中庸》说：“三年的丧期，上至天子都适用。”《孟子》说：“三年的丧期，从天子下至百姓都适用。”杜预难道忘记了左丘明和杜预自己的这些说法吗？杜预在晋朝时，议论太子的丧服，说：周公没有提到高宗服丧三年，而只说“谅闇”，这是表示内心守丧的记载。叔向没有讥讽晋景王除去丧服，却讥讽他宴饮享乐得太早，这说明下葬后应当除去丧服，但违背了“谅闇”期间的节制。司马光认为这是巧妙地修饰《经》和《传》，以迎合人情。杜预只知道春秋衰微时期的礼制，却不知道先王制定礼制的根本。《公羊传》胜过《左氏传》，这只是一个方面。
谷梁传
《谷梁传序》：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孝经序》袭其语。
桓五年《传》：郑，同姓之国也，在乎冀州。注：冀州则近京师。按郑之始封，在今京兆，其地属雍州。东迁之后，徙新郑，在今河南，其地属豫州。谓近京师则可，谓在冀州则非。或曰：“冀州，中州也。”《淮南子》正中冀州，曰中土。
秦自殽之败，即楚，见吕相绝秦，故《谷梁》曰：“秦之为狄，自殽之战始。”止斋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灭庸以后，秦为楚役。”
伯宗攘辇者之善，谷梁子非之。董公遮说汉王，赵涉遮说条侯，系天下兴亡安危之大几，用其言而不用其人，何哉？
隐九年，侠卒。侠者，所侠也。所氏见于史者，汉有所忠，《食货、郊祀志》、《石庆、司马相如传》。后汉有所辅。《独行刘茂传》。《风俗通》：所姓，宋大夫华所事之后。鲁有所氏，非但出于宋也。然无骇、翚、挟、柔、溺、宛，先儒谓大夫未爵命于天子，不氏。则侠之氏为所，非也。
《公羊传》于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谷梁传》于二十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贾逵注《经》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载贾逵语云：“仲尼时年三十五。”定以孔子为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鲁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从《史记》。臧荣绪以宣尼生庚子日，陈《五经》拜之。然以年则《公》、《谷》、《史记》有一年之差，以月则《公》、《谷》有一月之差。今不可考。
侯国不守典礼，而使宰咺归賵；侯国不共贡职，而使石尚归脤。《经》书天王以是始终，盖伤周而叹鲁也。《谷梁》谓石尚欲书《春秋》，曾是以为礼乎？
《文中子》谓：范宁有志于《春秋》，征圣《经》而诘众《传》。盖杜预屈《经》以申《传》，何休引纬以汩《经》，唯甯之学最善。
《谷梁》言大侵之礼，与《毛诗?云汉传》略同；言蒐狩之礼，与《毛诗?车攻传》相合。此古礼之存者。
《左传正义》云：“汉代古学不行，明帝集诸学士作《白虎通义》。因《谷梁》之文，为之说曰：‘王者诸侯所以田猎何？为苗除害，上以共宗庙，下以简集士众也。春谓之田何？春，岁之本，举本名而言之也。夏谓之苗何？择其怀任者也。秋谓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谓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时之田总名为田何？为田除害也。’”今《白虎通义》十卷，无此语，岂亦有逸篇欤？然章帝会诸儒于白虎观，《正义》谓明帝，亦误。
某，或作“厶”，出《谷梁注》：邓，厶地。
谷梁子，或以为名赤，或以为名俶，秦孝公时人。今按：《传》载《尸子》之语。尸佼与商鞅同时，故以谷梁子为秦孝公时人，然不可考。《汉书》但云鲁学。
论语
或问：“《论语》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独以子称，何也？”曰：“程子谓此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也。”曰：“柳子谓孔子之没，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有常师之号，是以称子。其说非与？”曰：“非也。此太史公采杂说之谬，宋子京、苏子由辨之矣。《孟子》谓：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朱子云：‘盖其言行气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记子游谓有若之言似夫子之类是也。’岂谓貌之似哉？”曰：“有子不列于四科，其人品何如？”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此《孟子》之言也。盖在言语之科，宰我、子贡之流亚也。”曰：“有子之言，可得闻与？”曰：“盍彻之对，出类拔萃之语，见于《论》、《孟》。而《论语》首篇所载，凡三章，曰‘孝弟’，曰‘礼’，曰‘信恭’，尤其精要之言也。其论‘晏子焉知礼’
译《谷梁传》
《谷梁传序》说：凡是传文，都以阐明经义为主；经义则以必定恰当为准则。既然最恰当的道理没有第二种，而三家传文说法却各不相同，怎么能不抛弃那些滞碍不通之处，选择好的而遵从呢？《孝经序》沿用了这段话。
桓公五年《谷梁传》说：郑国，是同姓的国家，位于冀州。注解说：冀州靠近京师。查考郑国最初受封时，在今京兆地区，那地方属于雍州。东迁之后，迁到新郑，在今河南地区，那地方属于豫州。说它靠近京师是可以的，说它在冀州则不对。有人说：“冀州，就是中州。”《淮南子》说正中是冀州，称为中土。
秦国自从殽山战败后，就依附楚国，这在吕相绝秦的辞令中可见，所以《谷梁传》说：“秦国被视为狄人，是从殽山之战开始的。”止斋说：“楚国称霸，是靠秦国的力量。自从秦国灭掉庸国以后，秦国就为楚国效力。”
伯宗称赞推车人的善行，谷梁子对此表示非议。董公拦路劝谏汉王，赵涉拦路劝谏条侯，都关系到天下兴亡安危的重大关头，采纳了他们的言论却没有任用他们本人，这是为什么呢？
隐公九年，侠去世。侠，是姓所的侠。姓所的人见于史书的，汉代有所忠，见于《食货志》、《郊祀志》、《石庆传》、《司马相如传》。东汉有所辅，见于《独行传·刘茂传》。《风俗通》说：所姓，是宋国大夫华所事的后代。鲁国有姓所的，并非仅仅出自宋国。然而无骇、翚、挟、柔、溺、宛，先儒认为大夫如果没有受天子爵命，就不称氏。那么侠的氏为所，是不对的。
《公羊传》在襄公二十一年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出生。”《谷梁传》在二十年十月说：“庚子，孔子出生。”二十一年，贾逵注《经》说：“这一年仲尼出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记载贾逵的话说：“仲尼当时年龄三十五岁。”据此确定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孔子世家》说：“鲁襄公二十二年出生。”杜预的注跟随《史记》。臧荣绪认为宣尼生于庚子日，陈《五经》拜之。然而就年份而言，《公羊》、《谷梁》、《史记》有一年的差异；就月份而言，《公羊》、《谷梁》有一个月的差异。现在已无法考证。
侯国不遵守典礼，却派宰咺送丧礼财物；侯国不供给贡职，却派石尚送祭肉。《春秋》始终记载天王，大概是哀伤周室而感叹鲁国。《谷梁传》说石尚想要书写《春秋》，这难道是合乎礼的吗？
《文中子》说：范宁有志于研究《春秋》，征引圣人的经典来诘问众家传文。大概杜预屈从经义来申说传文，何休引用纬书来混淆经义，只有范宁的学问最为完善。
《谷梁传》讲述大饥荒时的礼仪，与《毛诗·云汉传》大致相同；讲述蒐狩的礼仪，与《毛诗·车攻传》相合。这些是古代礼仪的留存。
《左传正义》说：“汉代古学不行，明帝召集各位学士作《白虎通义》。依据《谷梁传》的文字，为之解说曰：‘王者和诸侯为什么要田猎？为了为庄稼除害，对上供给宗庙祭祀，对下检阅集结士众。春天称为田为什么？春天，是一年的根本，举根本的名称来说。夏天称为苗为什么？选择那些怀胎的（动物）。秋天称为蒐为什么？搜索肥壮的（动物）。冬天称为狩为什么？守护土地而获取（猎物）。四时的田猎总称为田为什么？为了为田除害。’”现在《白虎通义》十卷，没有这些话，难道也有散佚的篇章吗？然而章帝在虎观召集诸儒，《正义》说是明帝，也是错误的。
某，有时写作“厶”，出自《谷梁注》：邓，是厶地。
谷梁子，有人认为名叫赤，有人认为名叫俶，是秦孝公时的人。现在查考：《传》中记载了《尸子》的话。尸佼与商鞅同时，所以认为谷梁子是秦孝公时的人，然而无法考证。《汉书》只说他是鲁学。
论语
有人问：“《论语》首篇的第二章，就叙述有子的话。而有子、曾子唯独以‘子’相称，为什么呢？”回答说：“程子说这本书是由有子、曾子的门人编成的。”问：“柳子说孔子去世后，各位弟子认为有子像夫子，立他为师。后来他不能回答诸弟子的提问，于是叱退而避，所以本来就有常师的称号，因此称子。这个说法不对吗？”回答说：“不对。这是太史公采纳杂说的谬误，宋祁、苏辙已经辩驳过了。《孟子》说：子夏、子张、子游，因为有若像圣人，想用侍奉孔子的态度侍奉他。朱子说：‘大概他的言行气象有类似的地方，如《檀弓》所记子游说有若的话像夫子之类就是。’难道是说相貌像吗？”问：“有子没有列入四科，他的人品如何？”回答说：“宰我、子贡、有若，智慧足以了解圣人。这是《孟子》的话。大概他在言语科，是宰我、子贡一流的人物。”问：“有子的话，可以听听吗？”回答说：“盍彻的回答，出类拔萃的话语，见于《论语》、《孟子》。而《论语》首篇所载，共有三章，曰‘孝弟’，曰‘礼’，曰‘信恭’，尤其精要。他论‘晏子焉知礼’
，则《檀弓》述之矣。《荀子》云：‘有子恶卧而焠掌，可以见其苦学。’”曰：“朱子谓有子重厚和易，其然与？”曰：“吴伐鲁，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与焉，可谓勇于为义矣，非但重厚和易而已也。”曰：“有子、曾子并称，然斯道之传，唯曾子得之。子思、孟子之学，曾子之学也，而有子之学无传焉，何欤？”曰：“曾子守约而力行，有子知之而已。智足以知圣人，而未能力行也。《家语》称其‘强识好古道’，其视以鲁得之者，有间矣。”曰：“学者学有子可乎？”曰：“孝弟务本，此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圣人之学莫先焉。未能服行斯言，而欲凌高厉空，造一贯忠恕之域，吾见其自大而无得也。学曾子者，当自有子孝弟之言始。”曰：“《檀弓》记有子之言，皆可信乎？”曰：“王无咎尝辨之矣。若语子游欲去丧之踊；孺子之丧，哀公欲设拨以问若，若对以为可。皆非也。唯《论语》所载为是。”
译那么《檀弓》中已经记载了。《荀子》说：“有子厌恶睡卧而灼烤手掌，由此可以看出他刻苦求学。”问：“朱子认为有子为人厚重温和平易，是这样吗？”答：“吴国攻打鲁国时，微虎想要趁夜袭击王舍，有子参与其中，这可以说是勇于践行道义了，不仅仅是厚重温和平易而已。”问：“有子、曾子并称，然而圣道的传承，只有曾子得到了。子思、孟子的学问，是曾子的学问，而有子的学问没有流传下来，为什么呢？”答：“曾子坚守简约而切实实行，有子只是知道罢了。智慧足以理解圣人，却不能切实实行。《家语》称赞他‘记忆力强，喜好古道’，他看待通过鲁国而得道的人，是有区别的。”问：“求学的人学习有子可以吗？”答：“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致力于根本，这是进入大道的门径、积累德行的基础，学习圣人的学问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如果不能信服并践行这些话，却想要超越常规、凌空蹈虚，达到‘一贯’和‘忠恕’的境界，我只见他自高自大而一无所得。学习曾子的人，应当从有子关于孝悌的言论开始。”问：“《檀弓》中记载有子的言论，都可以相信吗？”答：“王无咎曾经辨析过。比如他告诉子游想要去掉丧礼中的跳跃；孺子去世，鲁哀公想要设置拨木来询问他，他回答说可以。这些都是不对的。只有《论语》所载的是正确的。”
《春秋正义》云：“哀公问主于宰我，案古《论语》及孔、郑皆以为社主，张、包、周等并为庙主。”今本作“问社”，《集解》用孔氏说，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亦不言社主，然《正义》必有据。
张衡《思玄赋》：匪仁里其焉宅兮，匪义迹其焉追。注引《论语》“里仁为美。宅不处仁，焉得知？”里、宅，皆居也。石林云：“以择为宅，则里犹宅也。盖古文云然。今以宅为择，而谓里为所居，乃郑氏训解，而何晏从之。当以古文为正。”致堂云：“里，居也。居仁如里，安仁者也。”
“商为起予”，理明辞达也。“回非助我”，默识心通也。
《说苑》：管仲筑三归之台，以自伤于民。《集注》取之。
举直错诸枉，举枉错诸直。孙季和谓：举直而加之枉之上，则民服，枉固服于直也。举枉而加之直之上，则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诸家解，何用加二“诸”字。
王景文曰：“孔子见起证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孟子见进证而知其极，故曰：‘千岁之日，可坐而致也。’邵氏见困证而知其穷，故曰：‘苟有命世之人，虽民如夷狄，三变而帝道可举。惜时无百年之世，世无百年之人，时难人难，不其然乎？’”[邵子之言，见《观物篇》。]
“默而识之”，朱子谓不言而存诸心。“屡空”，不取虚中之说，恐学者流于异端也。
申枨，郑康成云：“盖孔子弟子申续。《史记》云：‘申棠，字周。’《家语》云：‘申续，字周。’”今《史记》以“棠”为“党”，《家语》以“续”为“绩”，传写之讹也。《后汉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无申棠之欲。”亦以“枨”为“棠”，则申棠、申枨一人尔。唐开元封申党召陵伯，又封申枨鲁伯。本朝祥符封枨文登侯，又封党淄川侯，俱列从祀。“党”即“棠”也，一人而为二人，失于详考《论语释文》也。《史记索隐》谓：《文翁图》有申枨、申堂，今所传《礼殿图》有申党，无申枨。
甘罗曰：“项橐七岁为孔子师。”董仲舒《对策》：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孟康注：人，项橐也。《隶释》载《逢盛碑》，以为后橐。孟康之说未知所出，《论语注疏》无之。
师挚之始，郑康成谓：鲁太师之名。太师挚适齐，孔安国以为鲁哀公时人，康成以为周平王时人。班固《礼乐志》谓：殷纣作淫声，乐官师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适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太师挚以下八人于纣时。吴斗南云：“按《商本纪》纣世抱乐器而奔者，太师疵、少师强也。《人表》亦列此二人于师挚八人之后，误合两事为一。”石林云：“司马迁论周厉王事曰：‘师挚见之矣。’则师挚，厉王时人也。”诸说不同，横渠从孔安国注。
考其所为，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见《大戴礼?文王官人篇》。
老彭，郑注云：“老聃、彭祖。”龟山曰：“老氏以自然为宗，谓之不作可也。”朱文公曰：“以《曾子问》言礼证之，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见。盖聃周之史官，掌国之典籍、三皇五帝之书，故能述古事而信好之。如五千言，或古有是语而传之。《列子》引黄帝书，即‘谷神不死’章也。聃虽知礼，谓行之反以多事，故欲灭绝之。礼运谋用是作，兵由此起，亦有此意。”致堂曰：“仲尼问礼，或以证旧闻，或以绝灭礼学之故，振而作之，使于问答之际有启发，非以为师也。”
王无咎云：“鹿邑之外有互乡城，邑人相传，谓互乡童子见孔子者，此处也。前代因立互乡县。其城犹存。”鹿邑属亳州。
不舍昼夜，《释文》：舍，音捨。《集注》亦云：“上声。”而《楚辞辨证》云：“洪引颜师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义。’《论语》不舍昼夜，谓晓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是。”《辨证》乃朱子晚岁之书，当从之。
庞涓、孙膑同学兵法，苏秦
译《春秋正义》说：“哀公向宰我询问社主的事，查考古本《论语》以及孔安国、郑玄都认为是社主，而张禹、包咸、周氏等人则认为是宗庙的主牌。”现在的本子作“问社”，《集解》采用孔安国的说法，凡是建立国家设立社坛，都采用当地适宜生长的树木。也没有提到社主，然而《正义》必定有所依据。
张衡《思玄赋》：“不仁的地方哪里可以居住呢？不义的踪迹哪里可以追随呢？”注引《论语》“居住在有仁德的地方是美好的。住宅不选择仁德之地，怎么能明智呢？”里、宅，都是居住的意思。石林说：“把‘择’当作‘宅’，那么‘里’也就相当于‘宅’。大概古文原本就是这样。现在把‘宅’当作‘择’，而说‘里’是所居住的地方，这是郑玄的训解，而何晏沿用了它。应当以古文为正。”致堂说：“里，就是居住。居住在仁德之中就像住在里巷一样，这是安于仁德的人。”
“商启发我”，是道理明白、言辞通达的表现。“回不帮助我”，是默记在心、心领神会的表现。
《说苑》：管仲修筑三归之台，因此招致百姓的怨恨。《集注》采用了这一说法。
提拔正直的人，把他们置于邪曲的人之上；提拔邪曲的人，把他们置于正直的人之上。孙季和说：提拔正直的人而把他们加在邪曲的人之上，那么百姓就会信服，邪曲的人本来就会信服正直的人。提拔邪曲的人而把他们加在正直的人之上，那么百姓就不会信服，正直的人本来就不是邪曲的人所能使服的。如果像其他各家那样解释，何必加上两个“诸”字呢。
王景文说：“孔子见到兴起的确证而知道它的末流，所以说：‘那继承周朝的人，即使经过百代也是可以预知的。’孟子见到进步的确证而知道它的极致，所以说：‘千百年后的事，可以坐着推知。’邵氏见到困顿的确证而知道它的穷尽，所以说：‘如果有命世之才，即使百姓像夷狄一样，经过三次变革帝王之道就可以兴起。可惜没有百年的世运，世上没有百年的人才，时运艰难人才艰难，不正是这样吗？’”[邵子的话，见于《观物篇》。]
“默而识之”，朱子说是不说话而记在心里。“屡空”，不采纳虚中之说，是担心学者流入异端。
申枨，郑康成说：“大概是孔子弟子申续。《史记》说：‘申棠，字周。’《家语》说：‘申续，字周。’”现在《史记》把“棠”写成“党”，《家语》把“续”写成“绩”，这是传抄的错误。《后汉王政碑》说：“有羔羊的纯洁，没有申棠的贪欲。”也把“枨”当作“棠”，那么申棠、申枨就是同一个人。唐开元年间封申党为召陵伯，又封申枨为鲁伯。本朝祥符年间封枨为文登侯，又封党为淄川侯，都列入从祀。“党”就是“棠”，一个人被当作两个人，是因为没有详细考证《论语释文》。《史记索隐》说：《文翁图》中有申枨、申堂，现在所传的《礼殿图》中有申党，没有申枨。
甘罗说：“项橐七岁做孔子的老师。”董仲舒《对策》：这与达巷党人没有不同，不学习而自然知道。孟康注：人，就是项橐。《隶释》记载《逢盛碑》，认为是后橐。孟康的说法不知出自何处，《论语注疏》中没有。
师挚之始，郑康成说：是鲁国太师的名字。太师挚适齐，孔安国认为是鲁哀公时的人，郑康成认为是周平王时的人。班固《礼乐志》说：殷纣王制作淫靡的音乐，乐官师瞽抱着乐器流散，有的投奔诸侯，有的进入河海。《古今人表》把太师挚以下八人列在纣王时期。吴斗南说：“查考《商本纪》纣王时代抱着乐器逃跑的，是太师疵、少师强。《人表》也把这两人列在师挚八人之后，错误地把两件事合为一件事。”石林说：“司马迁论述周厉王的事说：‘师挚看见了。’那么师挚是厉王时的人。”各种说法不同，横渠采纳孔安国的注。
考察他的行为，观察他的由来，审察他的安心之处。也见于《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篇》。
老彭，郑注说：“老聃、彭祖。”龟山说：“老氏以自然为宗旨，说他不创作是可以的。”朱文公说：“用《曾子问》中关于礼的记载来验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都可以看出来。大概老聃是周朝的史官，掌管国家的典籍、三皇五帝的书，所以能叙述古事而相信喜好它。如五千言，或许是古代有这样的话而流传下来。《列子》引用黄帝书，就是‘谷神不死’那一章。老聃虽然懂礼，认为实行它反而多事，所以想灭绝它。礼运谋用是作，兵由此起，也有这个意思。”致堂说：“仲尼问礼，或许是用以验证旧闻，或许是因为老聃想灭绝礼学，所以振作起来，使在问答之际有所启发，并不是把他当作老师。”
王无咎说：“鹿邑之外有互乡城，邑人相传，说互乡童子见孔子的地方，就是这里。前代因此设立互乡县。那座城还存在。”鹿邑属于亳州。
不舍昼夜，《释文》：舍，音捨。《集注》也说：“上声。”而《楚辞辨证》说：“洪引颜师古说：‘舍，止息的意思。屋舍、次舍，都是这个意思。’《论语》不舍昼夜，是说早晚不停息罢了。现在有人读作捨音，是不对的。”《辨证》是朱子晚年的著作，应当遵从它。
庞涓、孙膑同学兵法，苏秦
、张仪同学从衡，李斯、韩非同学刑名，始也朋而终也仇。故曰：“小人同而不和，比而不周。”
译张仪与苏秦都学习纵横之术，李斯与韩非都学习法家刑名之学，起初他们结为同党，最终却成了仇敌。所以说：“小人表面相同却不和谐，勾结在一起却不周全。”
思欲近，近则精；虑欲远，远则周。
四教以文为先，自博而约；四科以文为后，自本而末。
互乡童子则进之，开其善也；阙党童子则抑之，勉其学也。
草庐一言而定三分之业，一言之兴邦也；夕阳亭一言而召五胡之祸，一言之丧邦也。
唐太宗文学馆学士，许敬宗与焉；裴晋公淮西宾佐，李宗闵与焉。以是知佞人之难远。
尹和静云：“君臣以义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礼，则臣事君以忠。”东涧谓：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则”字，失本义矣。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颜子和风庆云之气象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
麻冕，礼也；今也纯，俭。郑注：纯，黑缯也，侧基反。而《释文》以郑为下音。今读者从上音如字，非也。按《仪礼疏》，古“缁”、“纟才”二字并行，“缁布”之“缁”，本字不误。“纟才帛”之“纟才”，多误为“纯”。《周礼》纯帛，注：纯，实“缁”字。古“缁”以“才”为声。《释文》纯，侧其反，依字从纟、才。《诗?行露笺》纟才帛，《释文》云：“纟才，音缁。依字纟旁才。后人以才为屯，因作纯。”又《丰》，《诗笺》云：“士妻纟才衣。”《仪礼》纯衣，《释文》无音，亦非也。《集解》纯，丝也。取《说文》。
君子不以绀緅饰，孔氏注：一入曰“緅”。石林云：“《考工记》：三入为纁，五入为緅，七入为缁。緅在纁、缁之间。《尔雅》：一入为緅。《礼》：练衣黄里，縓缘；练冠、麻衣缘。盖孔氏误以‘縓’为‘緅’，则‘緅’不可为近丧服。”《集注》谓：緅绛色以饰练服。亦用孔注。《正义》曰：“一入为緅，未知出何书。”又云：“三年练以緅饰衣，似读緅为縓。”[当以石林之说为正。]
马融注《论语》云：“所因，谓三纲五常。”《大学衍义》谓：三纲之说，始见于《白虎通》。愚按：《谷永传》云：“勤三纲之严。”《太玄?永》次五云：“三纲得于中极，天永厥福。”其说尚矣。《礼记正义》引《礼纬含文嘉》，有三纲之言，然纬书亦起于西汉之末。
《太平御览》引《庄子》曰：“孔子病，子贡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处若斋，食饮若祭，吾卜之久矣。’”子路请祷，可以参观。
仁者静，孔安国云：“无欲故静。”与《太极图说》同。
石林解“执礼”云：“犹执射、执御之执。《记》曰：‘秋学礼，执礼者诏之。’盖古者谓持礼书以治人者，皆曰‘执’。《周官?大史》：大祭祀，宿之日，读礼书；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凡射事执其礼事，此礼之见于书者也。”解“《雅》、《颂》各得其所”云：“季札观鲁乐，以《小雅》为周德之衰，《大雅》为文王之德。《小雅》皆变雅，《大雅》皆正雅。楚庄王言武王克商，作《颂》，以《时迈》为首，而《武》次之，《赉》为第三，《桓》为第六，以所作为先后。以此考之，《雅》以正变为大小，《颂》以所作为先后者，《诗》未删之序也。论政事之废兴，而以所陈者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为先后者，删《诗》之序也。”其说可以补注义之遗。
《吕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此即叶公所云也。致堂曰：“直躬，犹曰正己，而《吕氏春秋》以为人姓名，妄也。”
周生烈子云：“舜尝驾五龙以腾唐衢，武尝服九駮以驰文涂。此上御也。”谓五臣、九臣。
《文子》曰：“人皆以无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弈之日问道，闻见深矣。
译思考要切近，切近则精微；思虑要深远，深远则周全。
四教以“文”为首，是由广博归于简约；四科以“文”为末，是由根本推及枝末。
互乡的童子，孔子接纳他，是为了开启他的善性；阙党的童子，孔子抑制他，是为了勉励他求学。
草庐中的一句话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业，这是一句话振兴国家；夕阳亭中的一句话招致了五胡乱华的祸患，这是一句话败坏国家。
唐太宗文学馆的学士中，许敬宗也在其中；裴晋公淮西幕府的宾客中，李宗闵也在其中。由此可知，谄媚之人难以远离。
尹和静说：“君臣以道义结合，所以君主以礼对待臣子，臣子就以忠侍奉君主。”东涧认为：如果像说“父慈子孝”那样，加上一个“则”字，就失去了本来的含义。
“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向知识少的人请教，有好像无，充实好像空虚，受到冒犯也不计较”，这是颜回和顺之风、庆云之象的气度。“富贵不能使其迷惑，贫贱不能使其改变，威武不能使其屈服”，这是孟子如泰山般巍峨的气度。
麻冕是合乎礼制的；现在用纯丝，是节俭。郑玄注：纯，是黑缯，读音为侧基反。而《释文》认为郑玄的注音是下音。现在读者按上音读作本字，是不对的。查考《仪礼疏》，古代“缁”、“纟才”二字通用，“缁布”的“缁”，本字没有错误。“纟才帛”的“纟才”，多被误写为“纯”。《周礼》中的纯帛，注解说：纯，实际上是“缁”字。古“缁”以“才”为声旁。《释文》中纯，读侧其反，依据字形从纟、才。《诗经·行露》笺注中的纟才帛，《释文》说：“纟才，音缁。依据字形是纟旁才。后人把才当作屯，因而写作纯。”又《诗经·丰》，《诗笺》说：“士妻穿纟才衣。”《仪礼》中的纯衣，《释文》没有注音，也是不对的。《集解》说：纯，丝也。这是取用《说文解字》的说法。
君子不用绀色或緅色做镶边，孔氏注：染一次称为“緅”。石林说：“《考工记》说：染三次为纁，染五次为緅，染七次为缁。緅在纁和缁之间。《尔雅》说：染一次为緅。《礼记》说：练衣黄里，縓缘；练冠、麻衣缘。大概是孔氏误把‘縓’当作‘緅’，那么‘緅’就不能作为近丧的服饰。”《集注》说：緅是绛色，用来装饰练服。也是采用孔氏的注。《正义》说：“染一次为緅，不知道出自哪本书。”又说：“三年丧期练祭时用緅色装饰衣服，似乎是读緅为縓。”[应当以石林的说法为正确。]
马融注《论语》说：“所因，指的是三纲五常。”《大学衍义》说：三纲的说法，最早见于《白虎通》。我查考：《谷永传》说：“勤三纲之严。”《太玄·永》次五说：“三纲得于中极，天永厥福。”这种说法更早。《礼记正义》引用《礼纬含文嘉》，有三纲的说法，然而纬书也兴起于西汉末年。
《太平御览》引用《庄子》说：“孔子生病，子贡出去占卜。孔子说：‘你等着。我坐席不敢先坐，起居像斋戒一样，饮食像祭祀一样，我占卜已经很久了。’”子路请求祈祷的事，可以与此对照参看。
仁者安静，孔安国说：“没有欲望所以安静。”这与《太极图说》相同。
石林解释“执礼”说：“就像执射、执御中的执。《礼记》说：‘秋天学习礼，执礼的人教导他们。’大概古代把持礼书来治理人的人，都称为‘执’。《周官·大史》：大祭祀，宿祭之日，读礼书；祭祀之日，拿着书依次排列位次。凡是射事，执掌其礼事，这是礼见于书的情况。”解释“《雅》、《颂》各得其所”说：“季札观赏鲁国音乐，认为《小雅》是周德衰微，《大雅》是文王之德。《小雅》都是变雅，《大雅》都是正雅。楚庄王说武王克商，作《颂》，以《时迈》为首，而《武》次之，《赉》为第三，《桓》为第六，以所作先后排序。以此考证，《雅》以正变为大小，《颂》以所作为先后，这是《诗》未删定前的次序。论政事的废兴，而以所陈述者为大小；推究功德的形容，而以可告慰者为先后，这是删定《诗》后的次序。”他的说法可以补充注义的遗漏。
《吕氏春秋》：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向官府告发。官府抓住父亲将要处死，直躬请求代替父亲受死。将要处死时，他告诉官吏说：“父亲偷羊我告发他，不也是诚信吗！父亲被杀我代替他，不也是孝顺吗！诚信且孝顺却被处死，国家还有不被处死的人吗？”楚王听说后，于是没有处死他。孔子听说后说：“奇怪啊，直躬的诚信。一个父亲却两次获取名声，所以直躬的诚信，不如没有诚信。”这就是叶公所说的。致堂说：“直躬，意思是正己，而《吕氏春秋》把它当作人的姓名，是荒谬的。”
周生烈子说：“舜曾经驾驭五龙腾飞于唐衢，武王曾经驾驭九駮奔驰于文涂。这是上御。”指的是五臣、九臣。
《文子》说：“人们都认为无用害了有用，所以知识不广博而日益不足。用博弈的时间去问道，见闻就深刻了。”
”可以发明无所用心之戒。言无所用心之害，非以博弈为贤也。读此章者，当以韦昭之论，陶侃之言参观。
译这可以阐明“无所用心”的戒律。说“无所用心”的危害，并不是认为博弈是贤明的。阅读这一章的人，应当将韦昭的论述与陶侃的话对照参看。
曹操《祭桥玄文》曰：“仲尼称不如颜渊。”注引《论语》：孔子谓子贡：吾与汝俱不如也。按包氏解云：“吾与女俱不如。”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其说本董仲舒《春秋繁露》。谓四产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兴周国。《周书?武寤篇》尹氏八士，注云：“武王贤臣。”《晋语》文王询八虞，贾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兴周”之言考之，当在文、武时。
东坡解“孟庄子之孝为献子”，石林谓：以献子为穆伯之子，以惠叔为惠伯，读《左氏》不精，二者皆误。致堂取苏说，而不辨其误。
《吕氏春秋?不苟论》云：“孔丘、墨翟，昼日讽诵习业。夜亲见文王、周公旦而问焉。”注：引《论语》梦见周公。孔、墨并称，始于战国之士。其流及于汉儒，虽韩退之亦不免。
逸民各论其行，而不及朱张。或曰：“其行与孔子同，故不复论也。”《释文》引王弼注：朱张，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
虞仲夷逸，隐居放言。包氏注：放，置也，不复言世务。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注亦有味。
《论语疏》：案《春秋少阳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长也。夷，谥。叔齐名智，字公达，伯夷之弟。齐，亦谥也。《少阳篇》，未详何书。真宗问陈彭年：墨允、墨智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齐也。”上问：见何书？曰：“《春秋少阳》。”夷、齐之父，名初，字子朝。胡明仲曰：“《少阳篇》以夷、齐为伯、叔之谥，彼已去国，隐居终身，尚谁为之节惠哉？盖如伯达、仲忽，亦名而已矣。”
沮溺荷蓧之行，虽未能合乎中；陈仲子之操，虽未能充其类，然唯孔、孟可以议之。斯人清风远韵，如鸾鹄之高翔，玉雪之不汙，视世俗殉利亡耻、饕荣苟得者，犹腐鼠粪壤也。小人无忌惮，自以为中庸，而逸民清士，乃在讥评之列，学者其审诸！
《吕氏春秋》云：“子路揜雉，得而复释之。”盖因“子路共之”，而为此说。朱文公《集注》引晁、刘两说，“共”字当为“拱执”之义。
上蔡云：“圣人语常而不语怪，语德而不语力，语治而不语乱，语人而不语神。”本王无咎之说。
陆务观云：“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此圣门一字铭也。《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此圣门三字铭也。”
为力不同科，马融解云：“力役有上、中、下三科。”五峰谓此说是。
譬诸草木，区以别矣。五峰曰：“草木生于粟粒之萌，及其长大，根茎华实，虽凌云蔽日，据山蟠地，从初具乎一萌之内，而未尝自外增益之也。”用《乐记》区萌字，音勾。朱文公曰：“林少颖亦说与黄祖舜如此。”
《汉?艺文志》“小道可观”，《蔡邕传》“致远则泥”，以子夏之言为孔子。《唐?孔颖达传》“以能问于不能”，以曾子之言为孔子。
卞庄子之勇，或问云：“事见《新序》。”愚按：《荀子?大略篇》：齐人欲伐鲁，忌卞庄子不敢过卞。此可见其有勇也。
《史记正义》：首阳山有五。颜师古注《汉书》云：“伯夷歌登彼西山，当以陇西为是。”石曼卿诗曰：“耻生汤武干戈日，宁死唐虞揖逊区。”谓首阳在河东蒲坂，乃舜都也。余尝考之《曾子书》，以为夷、齐死于济、浍之间，其仁成名于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济之间。”则曼卿谓首阳在蒲，为得其实。浍，水名，《左氏》所谓汾浍。
水一也，孔子观之而明道体之无息；孟子观之而明为学之有本。荀子亦云：“水至平，端不倾，心术如此象圣人。”其观于水也，亦亚于孔、孟矣。于此见格物之学。
吕成公读《论语》“躬自厚而薄责于人”，遂终身无暴怒。絜斋见象山读《康诰》，有感悟，反己切责，若无所容。前辈切己省察如此。
孔庭之教曰《诗》、《礼》。子思
译曹操《祭桥玄文》说：“仲尼称不如颜渊。”注引《论语》：孔子对子贡说：我和你都不如他。按包氏解释说：“我和你都不如。”
周朝有八位贤士，包氏注说：“一胎生八子。”此说源自董仲舒《春秋繁露》。意思是四次生产得到八个男孩，都是君子中的雄俊之才，这是上天用来兴盛周朝的原因。《周书·武寤篇》提到尹氏八士，注说：“是武王的贤臣。”《晋语》记载文王咨询八位虞官，贾逵说：“周朝八士，都在虞官任职。”用董仲舒“兴盛周朝”的话来考证，应当在文王、武王时期。
苏东坡解释“孟庄子之孝为献子”，石林认为：把献子当作穆伯的儿子，把惠叔当作惠伯，这是读《左传》不精，两处都错了。致堂采纳苏东坡的说法，却不辨明其错误。
《吕氏春秋·不苟论》说：“孔丘、墨翟，白天诵读学习。夜里亲自见到文王、周公旦并向他们请教。”注：引《论语》梦见周公。孔丘、墨翟并称，始于战国之士。其流风及于汉儒，即使韩退之也不能免。
逸民各自论述其品行，却不提及朱张。有人说：“他们的品行与孔子相同，所以不再论述。”《释文》引王弼注：朱张，字子弓，荀卿将他比作孔子。
虞仲、夷逸，隐居并发表放达之言。包氏注：放，是放置，不再谈论世俗事务。介之推说：“言语，是身外的文饰。身将隐居，哪里还用文饰。”《中庸》说：“他的沉默足以包容。”古注也有意味。
《论语疏》：按《春秋少阳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是长兄。夷，是谥号。叔齐名智，字公达，是伯夷的弟弟。齐，也是谥号。《少阳篇》，未详是何书。真宗问陈彭年：墨允、墨智是何人？彭年说：“是伯夷、叔齐。”上问：见于何书？回答说：“《春秋少阳》。”夷、齐的父亲，名初，字子朝。胡明仲说：“《少阳篇》把夷、齐当作伯、叔的谥号，他们已离开国家，隐居终身，还有谁为他们制定节惠呢？大概像伯达、仲忽，也只是名字罢了。”
沮溺荷蓧的行为，虽然未能合乎中道；陈仲子的操守，虽然未能充其类，然而只有孔、孟可以议论他们。这些人清风远韵，如鸾鹄之高翔，玉雪之不污，看待世俗殉利亡耻、饕荣苟得的人，犹如腐鼠粪壤。小人无忌惮，自以为中庸，而逸民清士，却在讥评之列，学者要审慎啊！
《吕氏春秋》说：“子路掩获野鸡，得到后又释放了。”大概是因为“子路共之”，而为此说。朱文公《集注》引晁、刘两说，“共”字应当是“拱执”的意思。
上蔡说：“圣人语常而不语怪，语德而不语力，语治而不语乱，语人而不语神。”源自王无咎的说法。
陆务观说：“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这是圣门一字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圣门三字铭。”
为力不同科，马融解释说：“力役有上、中、下三科。”五峰认为此说是正确的。
譬如草木，区以别矣。五峰说：“草木生于粟粒之萌，及其长大，根茎华实，虽凌云蔽日，据山蟠地，从初具乎一萌之内，而未尝自外增益之也。”用《乐记》区萌字，音勾。朱文公说：“林少颖也说与黄祖舜如此。”
《汉·艺文志》“小道可观”，《蔡邕传》“致远则泥”，把子夏的话当作孔子的。《唐·孔颖达传》“以能问于不能”，把曾子的话当作孔子的。
卞庄子的勇武，有人问说：“事见《新序》。”我按：《荀子·大略篇》：齐人想伐鲁，忌惮卞庄子不敢经过卞地。这可见他有勇武。
《史记正义》：首阳山有五座。颜师古注《汉书》说：“伯夷歌登彼西山，当以陇西为是。”石曼卿诗说：“耻生汤武干戈日，宁死唐虞揖逊区。”说首阳在河东蒲坂，是舜的都城。我曾考证《曾子书》，认为夷、齐死于济、浍之间，其仁成名于天下。又说：“二子居河、济之间。”那么曼卿说首阳在蒲，是得其实际。浍，水名，《左氏》所谓汾浍。
水是一样的，孔子观之而明道体之无息；孟子观之而明为学之有本。荀子也说：“水至平，端不倾，心术如此象圣人。”他观水，也亚于孔、孟了。于此可见格物之学。
吕成公读《论语》“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于是终身无暴怒。絜斋见象山读《康诰》，有感悟，反己切责，若无所容。前辈切己省察如此。
孔庭之教曰《诗》、《礼》。子思
曰：“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荀子?劝学》亦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经》，谓《诗》、《书》。
译说：“孔子的教导，必定从《诗》《书》开始，以《礼》《乐》结束，杂家学说是不包括在内的。”《荀子·劝学》也说：“其数量方面，从诵读《经》开始，到研读《礼》结束；其意义方面，从成为士人开始，到成为圣人结束。”《经》，指的是《诗》《书》。
四勿九思，皆以视为先。见弓以为蛇，见寝石以为伏虎，视汩其心也。闵周者，黍稷不分；念亲者，莪蒿莫辨，心惑其视也。吴筠《心目论》：以动神者心，乱心者目。《阴符经》：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蔡季通释其义曰：“《老子》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西方论六根、六识，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古者士传言谏，其言责与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而士言之，于是有欲毁乡校者，有谓处士横议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责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议，而不及士。”其指微矣。乙酉二月，梦前宰辅以太学所上书，求余跋语。梦中作此，寤而识之。
非帷裳，必杀之。郑康成云：“帷裳，谓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谓深衣，削其幅缝，齐倍要。”见《春秋正义》。《集解》不取《集注》，用郑说。
孔门弟子，唯言偃，吴人，而澹台灭明，南游至江。《史记正义》：苏州南五里，有澹台湖。《儒林传》：澹台子羽居楚。
《韩非》曰：“季孙相鲁，子路为郈令。鲁以五月起众为长沟，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要作沟者于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曰：‘鲁君有民，子奚为乃餐之？’言未卒，而季孙使者至，让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将夺肥之民耶？’孔子驾而去鲁。”此虽与《论语》、《史记》不同，然亦夫子去鲁之一事也。考《左氏传》，叔孙之邑也。
申屠嘉不受私谒，则可以折幸臣；董仲舒正身率下，则可以事骄王。魏相以廉正，霍氏不能诬；袁安、任隗以素行，窦氏无以害。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
君子不因小人而求福，孔子之于弥子也；不因小人而避祸，叔向之于乐王鲋也。朱博之党丁傅，福可求乎？贾捐之之谄石显，祸可避乎？故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朱子以无垢为杂学，《论语集注》独取“审富贵，安贫贱”一语。
陈仲猷曰：“‘逝者如斯’，夫道体无穷，借水以明之。‘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道体无不在，借鸢、鱼以明之。”叶仲圭曰：“‘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常人之心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圣人之心也。圣人之心，岂常人之所无哉？昏与明异而已矣。”仲猷、仲圭，皆余同年。
王充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风乎舞雩，风，歌也。”仲长统云：“讽于舞雩之下。”愚谓：以“风”为“讽”，则与“咏”而归一意矣。当从旧说。
上蔡《论语解》引元泽云：王元泽。“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本《史记》赵良之言。《商君传》。
《集注》蘧伯玉于孙林父、宁殖放弑之谋，不对而出。按《左氏传》，宁殖当为宁喜。
《史记?循吏传》：孙叔敖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与令尹子文之事相类，恐是一事。
范伯崇曰：“温故而不知新，虽能读《坟》、《典》、《索》、《丘》，足以为史，而不足以为师。”
《刘子?谨独篇》曰：“颜回不以夜浴改容。”《颜氏家训》曰：“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皆未详所出。《家语》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非老而学者。
蘧伯玉，《史记》谓孔子所严事，不当在弟子列。《礼殿图》有之，而唐、宋皆锡封从享。公伯寮非孔子弟子，乃季氏之党，致堂胡氏之说当矣。《家语》不列其名氏，盖自《史记》失之。《家语》有县亶，字子象，《史记索隐》以为县丰，唐、宋封爵，皆不及焉。《礼记?檀弓》有县子，岂其人与？
柳子厚《与太学诸生书》曰：“仲尼吾党狂狷，南郭献讥。”按《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非以狂狷为讥。
无可无不可，致堂谓以五字成文。圣人从容中道，无所偏倚。世之通傥不泥者，才足谓
译“四勿”和“九思”，都以视觉为先导。把弓看成蛇，把卧石看成伏虎，是视觉扰乱了内心。哀叹周室衰微的人，分不清黍和稷；思念亲人的人，辨不出莪和蒿，是内心迷惑了视觉。吴筠在《心目论》中说：使精神躁动的是心，扰乱心神的是眼。《阴符经》说：心因外物而生，也因外物而亡，关键在于眼睛。蔡季通解释其义说：“《老子》说：‘不见可欲之物，使心不乱。’西方佛教论述六根、六识，必定先说眼、说色，道理都是一样的。”
古代士人传达言论、进谏，他们的言论责任与公卿大夫相等。等到世道衰微，公卿大夫不言，而由士人来说，于是有人想毁坏乡校，有人指责处士妄加议论，却不知道在三代盛世，士人也有言论的责任。孔子说：“天下有道，庶人不议论，但没有提到士人。”其中的旨意很微妙。乙酉年二月，梦见前宰相拿着太学所上的书，请求我写跋语。梦中作了这段文字，醒来后记录下来。
如果不是帷裳，一定要剪裁。郑康成说：“帷裳，是指朝祭的礼服，它的形制是整幅布料像帷帐一样。不是帷裳的，是指深衣，要削去幅边的缝份，下摆宽度是腰部的两倍。”见于《春秋正义》。《集解》不采纳《集注》，采用郑康成的说法。
孔门的弟子中，只有言偃是吴国人，而澹台灭明，向南游历到了江边。《史记正义》说：苏州南面五里，有澹台湖。《儒林传》说：澹台子羽居住在楚国。
《韩非子》说：“季孙做鲁国相，子路做郈邑的长官。鲁国在五月征发民众开凿长沟，子路用自己的俸禄买米做成浆饭，在五父之衢拦截开沟的人让他们吃饭。孔子听说后，派子贡去倒掉他们的饭，打碎他们的器皿，说：‘鲁君有百姓，你为什么要给他们吃饭？’话还没说完，季孙的使者就到了，责备说：‘我征发百姓使用他们，先生却让弟子给徒役吃饭，是要夺走我的百姓吗？’孔子驾车离开了鲁国。”这虽然与《论语》、《史记》不同，但也是孔子离开鲁国的一件事。考察《左传》，郈是叔孙氏的封邑。
申屠嘉不接受私人的请托，因此能压制宠臣；董仲舒端正自身率领下属，因此能侍奉骄横的君王。魏相因为廉洁正直，霍氏不能诬陷他；袁安、任隗因为平素的品行，窦氏无法加害他们。所以说：“自身端正，不下命令也能推行。如果端正了自身，对于从政有什么困难呢？”
君子不依靠小人来求福，就像孔子对待弥子瑕那样；不依靠小人来避祸，就像叔向对待乐王鲋那样。朱博依附丁傅，福气可以求得吗？贾捐之谄媚石显，祸患可以避免吗？所以说：“不懂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
朱子认为无垢是杂学，《论语集注》只采纳“审慎对待富贵，安于贫贱”这一句话。
陈仲猷说：“‘逝者如斯’，道的本体无穷无尽，借用水来阐明它。‘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道的本体无处不在，借鸢、鱼来阐明它。”叶仲圭说：“‘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是常人的心。‘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是圣人的心。圣人的心，难道是常人所没有的吗？只是昏昧与明澈不同罢了。”仲猷、仲圭，都是我的同榜进士。
王充说：“浴乎沂，是涉足沂水。风乎舞雩，风，是歌咏。”仲长统说：“讽于舞雩之下。”我认为：把“风”解释为“讽”，那就与“咏”而归意思一样了。应当遵从旧说。
上蔡《论语解》引用元泽的话：王元泽。“教化民众比政令深入，民众效法上级比听从命令快捷。”本于《史记》赵良的话。《商君传》。
《集注》说蘧伯玉对于孙林父、宁殖放逐弑君的阴谋，不回答就出来了。考察《左传》，宁殖应当是宁喜。
《史记·循吏传》：孙叔敖三次得到相位而不喜，三次失去相位而不悔。与令尹子文的事相似，恐怕是一件事。
范伯崇说：“温习旧知识而不知道新东西，即使能读《坟》、《典》、《索》、《丘》，足以做史官，而不足以做老师。”
《刘子·谨独篇》说：“颜回不因夜间沐浴而改变容貌。”《颜氏家训》说：“曾子七十岁才学习，名闻天下。”都不详出处。《家语》说曾参比孔子小四十六岁，不是年老才学习的人。
蘧伯玉，《史记》说是孔子严肃对待的人，不应当在弟子之列。《礼殿图》有他，而唐、宋都赐封让他配享。公伯寮不是孔子弟子，而是季氏的党羽，致堂胡氏的说法是对的。《家语》不列其名氏，大概是从《史记》开始出错的。《家语》有县亶，字子象，《史记索隐》认为是县丰，唐、宋封爵，都不包括他。《礼记·檀弓》有县子，难道是他吗？
柳子厚《与太学诸生书》说：“仲尼吾党狂狷，南郭献讥。”考察《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问子贡说：“夫子之门，为什么这么杂乱。”并不是以狂狷为讥讽。
无可无不可，致堂认为以五字成文。圣人从容合乎中道，无所偏倚。世上的通达不拘泥的人，才足以称为
夫子之割之席，曾子之箦，一于正而已。论学则曰正心，论政则曰正身。
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善人，周公所谓吉士也。有恒，周公所谓常人也。
微生高，《汉?古今人表》作“尾生高”。盖即《庄子》所谓尾生。东方朔曰：“信若尾生。”然尾生之信，非信也。
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释文》。
陈自明以“子见南子”为“南蒯”。以《传》考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方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岁，年方十三。其说凿而不通矣。
圣人毋必，而《乡党》言“必”者十有五，记必为之事也。其传《易》曰：“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阴疑于阳必战。”“小人勿用，必乱邦也。”著必然之理也。
孔门受道，唯颜、曾、子贡。太史公称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伯越，是以战国说客视子贡也。又列于《货殖传》，以《论语》一言，而断其终身可乎？子贡闻一以贯之之传，与曾子同。《货殖》何足以疵之？
过则勿惮改；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欺也。皆断以“勿”，盖去恶不力，则为善不勇。
孔门独颜子为好学，所问曰“为仁”、曰“为邦”，成己成物，体用本末备矣。
“唐棣”与“常棣”不同。致堂谓：“偏其反而”，即《诗?常棣篇》，孔子删而不取。恐误。
阙党之童，游圣门者也，夫子抑其躁，是以知心之易放。互乡之童，难与言者也，夫子与其进，是以知习之可移。
孝经
《孝经序》六家异同，今考《经典序录》，有孔、郑、王、刘、韦五家，而无虞翻注。有虞槃佑，东晋处士也。
致堂谓：《孝经》非曾子所自为也。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晁子止谓：何休称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则孔子自著也。今首章云“仲尼居”，则非孔子所著矣，当是曾子弟子所为书。冯氏曰：“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语，乃称字。是书当成于子思之手。”
《古文孝经》，《汉志》、《书序》谓出孔壁，而许冲《上其父说文》曰：“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其说不同。
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孟子》云：“父子之间，不责善。”荆公谓：当不义则争之，非责善也。晁子止《读书志》，乃谓介甫阿其所好。盖子止守景迂之学，以《孟子》为疑，非笃论也。朱文公于《孟子集注》，取荆公之说。
是何言与，司马公解云：“言之不通也。”范太史《说》误以“言之不通也”五字为经文。古今文皆无。《朱文公集》所载《刊误》，亦无之。近世所传《刊误》，以五字入经文，非也。
《孝经郑氏注》陆德明云：“与康成注《五经》不同。”今按：康成有六天之说，而《孝经注》云：“上帝，天之别名。”故陆澄谓不与注书相类。
《荀子》述孔子之言曰：“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国，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辍。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与《孝经》稍异。
彭忠肃公以致敬、致乐、致忧、致哀、致严，裒集格言为《五致录》。司马公《家范》亦以五致类事，忠肃之书本于此。
《国史志》云：“《孝经》孔安国传，古二十二章，有《闺门篇》，为世所疑。《郑氏注》，今十八章。相承言康成作《郑志目录》不载。通儒皆验其非。开元中，孝明纂诸说，自注，以夺二家。然尚不知郑氏之为小同。”
王去非云：“学者学乎孝，教者教乎孝，故皆从孝字。”慈湖、蒙斋谓古“孝”字，只是“学”字。愚按：《古文韵》“学”字，古《老子》作“孝”。“教”字，郭昭卿《字指》作孝。
“不敢毁伤”至“不敢失于臣妾”
译夫子割席，曾子用箦，都只在于合乎正道罢了。论及学问就说端正内心，论及政事就说端正自身。
善良的人我没能见到，能见到有恒心的人也就足够了。善人，就是周公所说的吉士。有恒心，就是周公所说的常人。
微生高，《汉书·古今人表》写作“尾生高”。大概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尾生。东方朔说：“守信像尾生那样。”然而尾生的守信，并不是真正的信。
郑玄校勘周本，依据齐地古本将“正”读作“正”，共涉及五十处。见《经典释文》。
陈自明将“子见南子”解释为“南蒯”。用《左传》来考证，昭公十二年，南蒯叛乱，孔子当时才二十二岁，子路比孔子小九岁，才十三岁。这种说法牵强附会而不通。
圣人没有绝对必然的要求，而《乡党》篇中说到“必”字有十五处，是记录必定要做的事情。他传述《易经》说：“积累善行的家庭，必定有剩余的福庆；积累恶行的家庭，必定有剩余的灾祸。”“阴气疑阻阳气必定交战。”“小人不可任用，必定会扰乱国家。”这是阐明必然的道理。
孔门接受道统的，只有颜回、曾子、子贡。太史公称子贡一出使，保存了鲁国，扰乱了齐国，破灭了吴国，增强了晋国，称霸了越国，因此把子贡看作战国时期的说客。又把他列入《货殖传》，凭《论语》中的一句话，就能判定他的一生吗？子贡听到“一以贯之”的传授，与曾子相同。《货殖传》哪里足以诋毁他？
有过错就不要害怕改正；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不要欺骗。都用“勿”字决断，大概是因为去除恶习不力，行善就不勇猛。
孔门中只有颜回是好学的，他所问的是“如何实行仁”、“如何治理国家”，成就自己成就万物，体用本末都具备了。
“唐棣”与“常棣”不同。胡寅说：“‘偏其反而’，就是《诗经·常棣篇》，孔子删去而不采用。”恐怕是错误的。
阙党的童子，是游历于圣门的人，孔子抑制他的浮躁，因此知道心容易放逸。互乡的童子，是难以与他交谈的人，孔子肯定他的进步，因此知道习性可以改变。
孝经
《孝经序》中六家的异同，现在考证《经典序录》，有孔、郑、王、刘、韦五家，而没有虞翻的注。有虞槃佑，是东晋的处士。
胡寅说：《孝经》不是曾子自己写的。曾子向仲尼问孝，退下来后对门弟子讲述，门弟子分类整理成书。晁子止说：何休称孔子说“我的志向在《春秋》，我的行为在《孝经》”，那么是孔子自己写的。现在首章说“仲尼居”，那就不是孔子写的了，应当是曾子的弟子所写的书。冯氏说：“子思作《中庸》，追述他祖父的话，却称字。这本书应当是子思写的。”
《古文孝经》，《汉书·艺文志》、《书序》说出自孔壁，而许冲《上其父说文》说：“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说法不同。
面对不义，做儿子的不可以不向父亲争辩。《孟子》说：“父子之间，不要求善。”王安石说：面对不义就争辩，不是要求善。晁子止《读书志》，却说王安石迎合他的喜好。因为晁子止坚守景迂的学说，对《孟子》有疑问，不是确切的论断。朱熹在《孟子集注》中，采纳了王安石的说法。
这是什么话呢，司马光解释说：“话说不通。”范太史《说》错误地将“言之不通也”五个字当作经文。古今文本都没有。《朱文公集》所载《刊误》，也没有。近世流传的《刊误》，将五个字加入经文，是不对的。
《孝经郑氏注》陆德明说：“与康成注《五经》不同。”现在考察：康成有六天的说法，而《孝经注》说：“上帝，是天的别名。”所以陆澄说不与注书相类。
《荀子》叙述孔子的话说：“从前万乘之国，有四位争臣，那么疆界不被削减；千乘之国，有三位争臣，那么社稷不危险；百乘之国，有两位争臣，那么宗庙不中断。父亲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与《孝经》稍有不同。
彭忠肃公以敬、乐、忧、哀、严，收集格言为《五致录》。司马光《家范》也以五致分类记事，忠肃的书原本于此。
《国史志》说：“《孝经》孔安国传，古二十二章，有《闺门篇》，被世人怀疑。《郑氏注》，现在十八章。相传康成作《郑志目录》不记载。通儒都验证其非。开元中，孝明纂集诸说，自注，以取代两家。然而尚不知道郑氏的小同。”
王去非说：“学者学习孝，教者教导孝，所以都从孝字。”慈湖、蒙斋说古“孝”字，只是“学”字。我按：《古文韵》“学”字，古《老子》作“孝”。“教”字，郭昭卿《字指》作孝。
“不敢毁伤”至“不敢失于臣妾”
，言“不敢”者九。《管子》曰：“贤者行于不敢而立于不能。”《诗》于《文王》、《仲山甫》，皆曰：“小心翼翼。”
译提到“不敢”一词的有九处。《管子》说：“贤人因心存敬畏而行动，因自认能力有限而安守本分。”《诗经》在《文王》和《仲山甫》篇中，都说：“小心谨慎，不敢有丝毫懈怠。”
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孝经纬》之言也。见东汉《韦彪传》注。
刘盛不好读书，唯读《孝经》、《论语》，曰：“诵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诵而不行乎？”苏绰《戒子威》云：“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何用多为？”愚谓：梁元帝之万卷，不如盛、绰之一言。学不知要，犹不学也。
范太史《孝经说》曰：“能事亲则能事神。”真文忠公《劝孝文》曰：“侍郎王公盖梅溪也。见人礼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养？’”盖谓人能奉亲，即是奉佛。
严父莫大于配天。神宗圣训云：“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为祖，则明堂非以考配明矣。”自唐代宗用杜鸿渐等议，明堂以考肃宗配上帝。一时误礼非祀，无丰昵之义。
孝子之事亲终矣。此言丧祭之终，而孝子之心，昊天罔极，未为孝之终也。曾子战兢知免，而易箦得正，犹在其后，信乎终之之难也。
卷八 孟子
《孟子集注序说》引《史记列传》以为《孟子》之书，孟子自作。《韩子》曰：“轲之书，非自著。”谓《史记》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则曰：“门人不能尽记其词。”又第四章“决汝汉”，注曰：“记者之误。”吴伯丰以问朱文公，文公答曰：“前说是，后两处失之。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鎔铸而成，非缀缉所就也。”
赵氏《孟子章指》引《论语》曰：“力行近仁。”误以《中庸》为《论语》。无垢《孝经解》，误以“临深履薄”为卫武公之诗。致堂《无逸传》误以“不解于位”为《泂酌》。吴才老《书裨传?臣辩》误以晋侯重耳为申生。诚斋《易传后序》误以韩宣子为季札。
《文选》陈孔璋《为曹洪书》云：“有子胜斐然之志。”注引《墨子》曰：“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告子胜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为仁，犹跂以为长，偃以为广，不可久也。’”胜盖告子之名，岂即《孟子》所谓告子欤？
《文选注》引《孟子》曰：“墨子兼爱，摩顶致于踵。”赵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放踵。”注无“致，至也”三字。
《元和郡县志》：齐雪宫故趾，在青州临淄县东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谓“齐侯见晏子于雪宫”。
《孟子》：以齐王，由反手也。赵岐注：谓讥管、晏不勉其君以王业。文王望道而未之见，注：谓殷录未尽，尚有贤臣道未得至。王无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实汩之。”
琴张，注：谓子张善鼓琴。盖未知《左传》有琴张。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汤、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传》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于春秋冬夏。”其说陋矣。
滕定公、文公，按赵氏注：《古纪世本》滕国有考公麇、元公弘，即定公、文公也。《世本》今无传，此可备参考。
《志》曰：“丧祭从先祖。”注：引《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愚谓：邦国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郑书”、“楚书”、“秦记”之类。
《孟子疏》谓：齐王悦南郭先生吹竽，喜邹忌鼓琴，安知与众乐乐？愚考之《史记》，驺忌以鼓琴见齐威王，非宣王也。唯南郭处士吹竽，乃宣王时。见《韩非?内储说》。
《说苑》：景差相郑，郑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胫寒。后景差过之，下陪乘而载之，覆以上衽。叔向闻之曰：“景子为人国相，岂不固哉？吾闻良吏居之三月而沟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此即《孟子》所言子产以乘舆济人之事也。叔向之时，郑无景差，当以《孟子》为正。
曾西，注：以为曾子之孙，《集注》因之。《经典序录》：曾申，字子西，曾参之子。子夏以《诗》传曾申，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曾西之学，于此可考。楚斗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则曾西之为曾申无疑。
郅恽曰：“孟轲以强其君之所不能为忠，量其君
译寻求忠臣一定要从孝子的门庭中去寻找，这是《孝经纬》中的话。见于东汉《韦彪传》的注疏。
刘盛不喜欢读书，只读《孝经》和《论语》，他说：“诵读这些并能付诸实践就足够了，哪里用得着诵读很多却不去实行呢？”苏绰在《戒子威》中说：“读一卷《孝经》，足以立身治国，何必读那么多呢？”我认为：梁元帝收藏的万卷书籍，还不如刘盛、苏绰的这一句话。学习不知道要领，犹如不学习一样。
范太史在《孝经说》中说：“能够侍奉双亲，就能侍奉神灵。”真文忠公在《劝孝文》中说：“侍郎王公就是梅溪先生。他看见有人礼拜佛塔，便呼叫并告诉那人说：‘你家里有在家佛，为什么不供养呢？’”这大概是说，人能够奉养双亲，就是奉养佛陀。
尊崇父亲没有比配享天帝更伟大的了。神宗的圣训说：“周公宗祀是在成王时代。成王以文王为祖，那么明堂不是以考配享就明白了。”自从唐代宗采纳杜鸿渐等人的建议，在明堂以考肃宗配享上帝。这是一时的错误礼仪，不符合祭祀的原则，没有丰盛亲昵的意义。
孝子侍奉双亲的事情至此终结。这是说丧祭之礼的终结，而孝子的心意，像苍天一样没有极限，这并不是孝道的终结。曾子战战兢兢知道免于罪过，更换席子得以正终，还在其后，确实啊，终结之难啊。
卷八 孟子
《孟子集注序说》引用《史记列传》认为《孟子》一书，是孟子自己写的。《韩子》说：“孟轲的书，不是自己写的。”认为《史记》的说法接近事实。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解说：“门人不能完全记住他的话。”又第四章“决汝汉”，注解说：“记录者的错误。”吴伯丰以此询问朱文公，文公回答说：“前面的说法是对的，后面两处错了。熟读七篇，观察其笔势，如同熔铸而成，不是拼凑而成的。”
赵氏《孟子章指》引用《论语》说：“力行近仁。”错误地将《中庸》当作《论语》。无垢《孝经解》，错误地将“临深履薄”当作卫武公的诗。致堂《无逸传》错误地将“不解于位”当作《泂酌》。吴才老《书裨传臣辩》错误地将晋侯重耳当作申生。诚斋《易传后序》错误地将韩宣子当作季札。
《文选》陈孔璋《为曹洪书》说：“有子胜斐然之志。”注引《墨子》说：“二三子回复子墨子说：‘告子胜仁。’子墨子说：‘未必如此。告子为仁，犹如踮脚以为长，仰卧以为广，不能长久。’”胜大概是告子的名字，难道就是《孟子》所说的告子吗？
《文选注》引用《孟子》说：“墨子兼爱，摩顶致于踵。”赵岐说：“致，至也。今本作放踵。”注中没有“致，至也”三个字。
《元和郡县志》：齐雪宫旧址，在青州临淄县东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说的“齐侯见晏子于雪宫”。
《孟子》：以齐王，由反手也。赵岐注：谓讥管、晏不勉其君以王业。文王望道而未之见，注：谓殷录未尽，尚有贤臣道未得至。王无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实汩之。”
琴张，注：谓子张善鼓琴。盖未知《左传》有琴张。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汤、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传》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于春秋冬夏。”其说陋矣。
滕定公、文公，按赵氏注：《古纪世本》滕国有考公麇、元公弘，即定公、文公也。《世本》今无传，此可备参考。
《志》曰：“丧祭从先祖。”注：引《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愚谓：邦国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郑书”、“楚书”、“秦记”之类。
《孟子疏》谓：齐王悦南郭先生吹竽，喜邹忌鼓琴，安知与众乐乐？愚考之《史记》，驺忌以鼓琴见齐威王，非宣王也。唯南郭处士吹竽，乃宣王时。见《韩非内储说》。
《说苑》：景差相郑，郑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胫寒。后景差过之，下陪乘而载之，覆以上衽。叔向闻之曰：“景子为人国相，岂不固哉？吾闻良吏居之三月而沟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此即《孟子》所言子产以乘舆济人之事也。叔向之时，郑无景差，当以《孟子》为正。
曾西，注：以为曾子之孙，《集注》因之。《经典序录》：曾申，字子西，曾参之子。子夏以《诗》传曾申，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曾西之学，于此可考。楚斗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则曾西之为曾申无疑。
郅恽曰：“孟轲以强其君之所不能为忠，量其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