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 考史
荫子，薰却之不肯叙。”亦庶几有守矣。《文苑英华》有薰所撰《仇士良神道碑》云：“孰称全德，其仇公乎？”其叙甘露之事，谓“克歼巨孽，乃建殊庸”，以七松处士而秉此笔，乃得佳传于《新史》，岂作史者未之考欤？碑云：“大中五年，念功录旧，诏词臣撰述，不敢虚美。”以元恶为忠贤，犹曰不虚美乎？宣宗所褒表者若此，唐之不竞，有以哉！宣宗召韦澳，问：“内侍权势何如？”对曰：“陛下威断，非前朝比。”上闭目摇手曰：“尚畏之在。”士良之立碑，其亦畏昏椓之党欤？
译荫子，薰却之不肯叙。”这也算是差不多有所坚守了。《文苑英华》收录了薰所撰写的《仇士良神道碑》，其中说：“谁称得上具备全德，大概是仇公吧？”碑文中叙述甘露之变时，称仇士良“能够剿灭大恶，于是建立了特殊的功勋”，以七松处士的身份执笔写这样的文字，却能在《新唐书》中获得良好的传记记载，难道是修史的人没有考证吗？碑文说：“大中五年，朝廷念及功绩、录用旧臣，下诏让文臣撰写碑文，不敢虚加赞美。”把首恶当作忠臣贤良，还说不虚加赞美吗？宣宗所褒扬表彰的人就是这样的，唐朝的衰败不振，是有原因的啊！宣宗召见韦澳，问：“内侍的权势怎么样？”韦澳回答说：“陛下的威严决断，不是前朝能比的。”宣宗闭上眼睛摆摆手说：“还是畏惧他们啊。”仇士良立碑，大概也是畏惧那些昏庸残暴的党羽吧？
席豫未尝草书，曰：“细犹不谨，而况巨耶？”然豫为黜陟使，言安禄山公直无私，其迷国之罪大矣，安在其能谨哉？《唐史》立传褒之，未有著其罪者，何小人之多幸也？席建侯，即豫也。《唐史》避代宗讳称字。孔光党王莽，则不言温室树，不足以为谨。席豫党禄山，则未尝草书，不足以为谨。
《容斋续笔》辩严武无欲杀杜甫之说。愚按：《新史?严武传》多取《云溪友议》，宜其失实也。
《通鉴》载李德裕对杜悰，称“小子闻御史大夫之命，惊喜泣下。”致堂谓：德裕岂有是哉？杜悰，李宗闵之党，故造此语以陋文饶，史掇取之。以文饶为人大概观焉，无此事必矣。愚按：此事出张固所撰《幽闲鼓吹》，杂说不足信也。
《李泌传》：加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泌建言学士加“大”，始中宗时。及张说为之固辞，乃以学士知院事。至崔圆复为大学士，亦引泌为辞而止。愚按：崔圆相肃宗，在泌前。《会要》：贞元四年五月，泌奏张说恳辞“大”字，众称达礼。至德二年，崔圆为相，加集贤大学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此乃泌引圆为辞，传误矣。
韦济试理人策第一。致堂谓：济被识擢，不闻以循良称，是实不副言矣。愚考《通鉴》开元二十二年，相州刺史韦济荐方士张果。盖逢君之恶者，不但实不副言也。少陵《赠韦左丞诗》，即济也。
《旧史?敬宗纪》：李翱求知制诰，面数宰相李逢吉过。愚谓：翱为韩文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面数其过，可谓直矣。求知制诰，乃诬善之辞。荆公尝辩之曰：“世之浅者，以利心量君子。”
《老学庵笔记》云：“旧制两省中书在门下之上，元丰易之。”愚观李文简《历代宰相表》云：“中书、门下，班序各因其时。代宗以前，中书在上。宪宗以后，门下在上。大历十四年，崔祐甫与杨炎皆自门下迁中书，不知何时升改。”放翁所记，盖未考此。
《李靖兵法》世无全书，略见于《通典》。今《问对》出阮逸，因杜氏所载附益之。
《唐六典》：太子令书画诺，本朝至道初改为准。此东宫画诺也。陆龟蒙《说凤尾诺》云：“东宫曰令，诸王曰教，其事行则曰诺，犹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晋元帝为琅邪王，批凤尾诺；南齐江夏王学凤尾诺，则诸王亦画诺矣。《后汉书》云：“南阳宗资主画诺。”梁江州刺史陈伯之目不识书，得文牒辞讼，惟作大诺，则郡守刺史亦画诺矣。
《唐六典》：开元礼，宣示中外，未有明诏施行。见《吕温集》。南丰谓：《六典》本原设官因革之详，上及唐、虞，以至开元。其文不烦，其实甚备，可谓善于述作者。
《李德裕传》：韦弘质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钱谷。嘉祐六年《制策》：胡武平撰。钱谷，大计也，韦贤之言不宜兼于宰相。盖弘字避讳，误以“质”为“贤”。
刘秩为祭酒，上疏曰：“士不知方，时无贤才，臣之罪也。”元稹守同州，《旱灾自咎诗》曰：“上羞朝廷寄，下愧闾里民。”秩、稹可谓知所职矣。其言不可以人废。
《唐宗室表》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勉、夷简、宗闵、适之、岘、知柔。《传》止云九人，盖不数福、宗闵。宗室为状头有李肱。
唐制举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七十二人。本朝制科四十人，至宰相者，富弼一人而已。中兴复制科，止得李垕一人。
唐宏词之论，其传于今者，唯韩文公《颜子不贰过》。制举之策，其书于史者，唯刘蕡一篇。不在乎科目之得失也。
李泌，父承休，聚书二万馀卷。诫子孙不许出门，有求读者，别院供馔。见《邺侯家传》。邺侯家多书，有自来矣。
《艺文志》：员俶《太玄幽赞》十卷。开元四年，京兆府童子进书，召试，直弘文馆。《李泌传》云：“开元十六年，员俶九岁升坐，词辩注射，帝异之。”年岁皆不同。盖《泌传》所载，本《
译席豫从不写草书，他说：“细微之处尚且不谨慎，何况是大事呢？”然而席豫担任黜陟使时，称安禄山公正无私，他迷惑国家的罪过极大，哪里谈得上谨慎呢？《唐史》为他立传加以褒扬，却没有记载他的罪过，为什么小人如此多福呢？席建侯就是席豫。《唐史》为了避唐代宗的名讳，称他的字。孔光依附王莽，就不提温室省的事，不足以称为谨慎。席豫依附安禄山，就不提他不写草书的事，也不足以称为谨慎。
《容斋续笔》辩驳严武没有想要杀害杜甫的说法。我认为：《新唐书·严武传》多采用《云溪友议》的内容，理应失实。
《资治通鉴》记载李德裕对杜悰说：“小子听到御史大夫的命令，惊喜得流下眼泪。”胡寅说：李德裕难道会有这样的事吗？杜悰是李宗闵的党羽，所以编造这话来贬低李德裕，史官便采纳了。从李德裕为人大概来看，一定没有这件事。我认为：这件事出自张固所撰的《幽闲鼓吹》，杂说不足为信。
《李泌传》记载：加授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李泌建议学士加“大”字，始于中宗时期。等到张说担任此职坚决推辞，于是让学士知院事。后来崔圆又担任大学士，也引用李泌的话作为推辞的理由而作罢。我认为：崔圆辅佐肃宗，在李泌之前。《唐会要》记载：贞元四年五月，李泌上奏说张说恳切推辞“大”字，众人称赞他通达礼制。至德二年，崔圆任宰相，加授集贤大学士，沿袭成例。希望削去“大”字，这是李泌引用崔圆作为推辞的理由，传记写错了。
韦济在理人策考试中获第一名。胡寅说：韦济被赏识提拔，没听说他以循良著称，这是名不副实。我考证《资治通鉴》开元二十二年，相州刺史韦济推荐方士张果。大概是迎合君主的恶行，不仅名不副实。杜甫《赠韦左丞诗》，指的就是韦济。
《旧唐书·敬宗纪》记载：李翱请求担任知制诰，当面列举宰相李逢吉的过错。我认为：李翱是韩愈的朋友，这是李逢吉深深忌惮的，当面列举他的过错，可谓正直。请求担任知制诰，是诬蔑善人的言辞。王安石曾经辩驳说：“世上浅陋的人，用利欲之心去衡量君子。”
《老学庵笔记》说：“旧制两省中书在门下之上，元丰年间改变了。”我看李文简《历代宰相表》说：“中书、门下，班次顺序各自因时而定。代宗以前，中书在上。宪宗以后，门下在上。大历十四年，崔祐甫与杨炎都从门下迁任中书，不知何时升改。”陆游所记，大概没有考证这一点。
《李靖兵法》世上没有全书，略见于《通典》。现在《问对》出自阮逸，因杜佑所载而附益而成。
《唐六典》：太子令书画诺，本朝至道初年改为准。这是东宫画诺。陆龟蒙《说凤尾诺》说：“东宫叫令，诸王叫教，事情施行就叫诺，就像天子肯准臣下的奏章叫可一样。”晋元帝任琅邪王时，批凤尾诺；南齐江夏王学凤尾诺，那么诸王也画诺了。《后汉书》说：“南阳宗资主画诺。”梁江州刺史陈伯之目不识丁，得到文书辞讼，只作大诺，那么郡守刺史也画诺了。
《唐六典》：开元礼，宣示中外，没有明诏施行。见《吕温集》。曾巩说：《六典》原本详述设官沿革，上及唐尧虞舜，直到开元。其文字不烦冗，其实内容很完备，可谓善于述作。
《李德裕传》：韦弘质建议，宰相不可兼管钱谷。嘉祐六年《制策》：胡武平撰写。钱谷，是大计，韦贤的话不宜兼于宰相。大概弘字避讳，误以“质”为“贤”。
刘秩任祭酒，上疏说：“士人不知方向，时世没有贤才，是臣的罪过。”元稹守同州，《旱灾自咎诗》说：“上羞朝廷寄托，下愧乡里百姓。”刘秩、元稹可谓知道职责了。他们的话不可以因人废言。
《唐宗室表》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勉、夷简、宗闵、适之、岘、知柔。《传》只说九人，大概不数福、宗闵。宗室为状头有李肱。
唐代制举的名目，多至八十六，共七十六科，做到宰相的有七十二人。本朝制科四十人，做到宰相的，只有富弼一人。中兴恢复制科，只得到李垕一人。
唐代宏词科的论述，流传至今的，只有韩愈《颜子不贰过》。制举的对策，记载于史书的，只有刘蕡一篇。不在乎科目的得失。
李泌，父亲李承休，聚书二万余卷。告诫子孙不许出门，有求读者，另设院舍供应饮食。见《邺侯家传》。邺侯家多书，由来已久了。
《艺文志》：员俶《太玄幽赞》十卷。开元四年，京兆府童子进书，召试，直弘文馆。《李泌传》说：“开元十六年，员俶九岁升坐，词辩注射，帝异之。”年岁都不同。大概《泌传》所载，本
邺侯家传》，当以《志》为正。
韦应物，史逸其传。沈作喆为《应物传》，叙其家世云：“夐之孙待价，仕隋为左仆射，封扶阳公。”盖据林宝《姓纂》。《唐书》韦待价，乃挺之子，武后时拜文昌右相。岂二人同名欤？当考。
译《邺侯家传》应当以《志》为准。韦应物，正史中遗漏了他的传记。沈作喆撰写了《韦应物传》，叙述其家世说：“韦夐的孙子韦待价，在隋朝担任左仆射，封扶阳公。”这大概是依据林宝的《姓纂》。《唐书》中的韦待价，是韦挺的儿子，在武则天时期被任命为文昌右相。难道是有两个人同名吗？应当考证。
刘辟乱于蜀，其嫂庾氏，弃绝不为亲。白乐天为诗《赠樊著作》，与阳城元稹、孔戡并称，欲其著书，编为一家言。而《唐史》于庾氏无述焉，故表而出之。
《唐六典》记南内龙池，程泰之《雍录》谓：谄辞皆出李林甫，而非张九龄所得知也。愚按：《九龄集》有《龙池圣德颂》，则夸诩符瑞，虽贤者不免。
郑馀庆采士庶吉凶书疏之式，杂以当时家人之礼，为《书仪》两卷。后唐刘岳等增损其书，司马公《书仪》本于此。
唐开元之任将，以久任而兆乱，其权颛也。我艺祖之任将，以久任而成功，其权分也。《柳氏家学录》谓：贞观故事，边将连帅三年一易，收其兵权。然用得其人，御得其道，不在于数易也。
忌日行香，始于唐，崔蠡奏罢之。本朝宋景文公奏云：“求于非福，则是谄祭；忏于无罪，则是诬亲。”其言不行。
诚斋《易传》云：“文宗陷于宦寺之险，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于程异、元稹浸润之内。”愚谓：稹在穆宗时，异在宪宗时，非文宗事也。
颜鲁公为《郭汾阳家庙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险夷概其怀；坚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鲁公亦允蹈之。
杨绾《赠官制》云：“历官有素丝之节，庇家无匹帛之馀。”史臣谓：当时秉笔者无愧色。
唐时午日，扬州江心铸镜供进。又千秋节，进镜。潏水李氏收其一，乃方镜，背鼻有篆文五“日”字，面径八寸，重五十两。盛露囊，千秋节戚里皆进。《华山记》云：“弘农邓绍八月晓入华山，见童子执五彩囊，盛柏露食之。”又《荆楚风土记》：以五彩结眼明囊，相传赤松子以囊盛柏露，饮之而长生。皆八月中事。
《旧史?德宗纪》：贞元六年，岐州无忧王寺，有佛指骨寸馀。先是取来禁中供养，二月乙亥，诏送还本寺，此迎佛骨之始也。《韩愈传》云：“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寺名与前不同。贞元、元和、咸通，迎佛骨者三。
萧颍士《与韦述书》，欲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起汉元十月，终义宁二年，约而删之，勒成百卷。于《左氏》取其文，《谷梁》师其简，《公羊》得其核，综三《传》之能事，標一字以举凡。然其书今无传焉，略见于本传，而不著《通典》之名。
杨文庄公徽之好言唐朝士族，阅《讳行录》，悉能记之。按《馆阁书目》，《讳行录》一卷，以四声编登科进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讳、主司名氏。起兴元元年，尽大中七年。宋敏求续为《后录》五卷。
《温彦博传》我见其不逮再稘矣，出《说文》引《虞书》稘三百有六旬。《李密传》敖庾之藏，有时而赐，出《诗》王赫斯怒，郑《笺》：斯音赐，尽也。《新史》尚奇类此。
马总《通历》所载“公子曰”、“先生曰”者，皆虞世南《帝王略论》。《略论》五卷，起太昊讫隋，假公子答问。
李翱为史官，请作行状者，指事说实，直载其词。然我朝名公秉笔，亦有误者。欧阳公为《范文正碑》云：“至日大会前殿，上将率百官为太后寿。公上疏，其事遂已。”其后老泉编《太常因革礼》，有已行之明验，质之欧公。公曰：“谏而不从，碑误也。”东坡为《张文定铭》云：“神宗问：‘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时为学士，誓诏封册，皆臣所草。’”李微之考《国史》，誓诏在庆历四年十月，封册在十二月。明年二月，文定始为学士。封册乃宋景文撰。朱文公为《张忠献行状》，其后语门人云：“向只凭钦夫写来事实，后看《光尧实录》，其中多有不相应处。”以三事观之，网罗旧闻，可不审哉？
唐配帝皆一后，唯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开元四年升祔。此失礼之始也。
龙朔改左右散骑常侍曰左右侍极，《职源》误以左史为左侍极，而近世制词多踵其误。
石林序卢鸿一《草堂图》云
译刘辟在蜀地作乱，他的嫂子庾氏，断绝关系不与他亲近。白居易作诗《赠樊著作》，将樊著作与阳城、元稹、孔戡并提，希望他著书，编成一家之言。而《唐史》对庾氏没有记载，所以表彰并写出此事。
《唐六典》记载南内龙池，程泰之的《雍录》说：谄媚的言辞都出自李林甫，而不是张九龄所知道的。我按：张九龄的文集中有《龙池圣德颂》，那么夸耀祥瑞，即使是贤者也不能避免。
郑馀庆采集士人百姓吉凶书疏的格式，混杂当时家人的礼仪，写成《书仪》两卷。后唐刘岳等人增删他的书，司马光的《书仪》原本于此。
唐朝开元年间任用将领，因为长期任职而酿成祸乱，这是因为权力专断。我朝太祖任用将领，因为长期任职而取得成功，这是因为权力分散。《柳氏家学录》说：贞观年间的旧例，边将和节度使三年更换一次，收回他们的兵权。然而如果用人得当，驾驭有方，不在于频繁更换。
忌日行香，始于唐朝，崔蠡上奏废止。本朝宋景文公上奏说：“祈求非福，就是谄媚祭祀；忏悔无罪，就是诬蔑亲人。”他的话没有被采纳。
杨万里《易传》说：“唐文宗陷入宦官的险境，而不能脱身。只有裴度可以让他脱身，然而裴度自己陷入程异、元稹的谗言之中。”我认为：元稹在穆宗时任职，程异在宪宗时任职，不是文宗时的事。
颜真卿作《郭汾阳家庙碑》说：“端正专一的节操，不因境遇险恶或平坦而改变胸怀；坚贞明达的风姿，不因风雪霜寒而改变节令。”这话，颜真卿自己也切实遵循。
杨绾《赠官制》说：“历任官职有白丝般的廉洁节操，庇护家室没有匹帛的剩余。”史官说：当时执笔的人没有愧色。
唐朝端午节，扬州江心铸造铜镜进贡。又千秋节，进献铜镜。潏水李氏收藏了一面，是方形镜，镜钮背面有篆文五个“日”字，镜面直径八寸，重五十两。盛放露水的囊袋，千秋节时皇亲国戚都进献。《华山记》说：“弘农人邓绍八月早晨进入华山，看见童子拿着五彩囊，盛着柏露食用。”又《荆楚风土记》：用五彩丝线结眼明囊，相传赤松子用囊盛柏露，饮用而长生。都是八月中的事。
《旧唐书·德宗纪》：贞元六年，岐州无忧王寺，有佛指骨一寸多。先前取来宫中供养，二月乙亥日，下诏送还本寺，这是迎佛骨的开始。《韩愈传》说：“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寺名与前不同。贞元、元和、咸通年间，迎佛骨共三次。
萧颖士《与韦述书》，想要依照《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起于汉元帝十月，终于义宁二年，简约而删减，编成百卷。在《左传》中取其文采，《谷梁传》师法其简练，《公羊传》得其核实，综合三《传》的长处，标举一字以概括大意。然而他的书现在没有流传，略见于他的本传，而没有著录《通典》之名。
杨文庄公杨徽之喜欢谈论唐朝士族，阅读《讳行录》，都能记住。按《馆阁书目》，《讳行录》一卷，按四声编排登科进士的族系、名字、行第、官职，以及父祖名讳、主考官姓名。起于兴元元年，终于大中七年。宋敏求续写为《后录》五卷。
《温彦博传》我见其不逮再稘矣，出自《说文》引《虞书》“稘三百有六旬”。《李密传》敖庾之藏，有时而赐，出自《诗经》“王赫斯怒”，郑《笺》：斯音赐，尽也。《新唐书》崇尚奇僻类似这样。
马总《通历》所载“公子曰”、“先生曰”，都是虞世南《帝王略论》。《略论》五卷，起于太昊终于隋朝，假托公子问答。
李翱任史官，请求作行状的人，指明事实说真话，直接记录他的言辞。然而我朝名公执笔，也有错误。欧阳修作《范文正公碑》说：“冬至日大会前殿，皇上将率领百官为太后祝寿。范公上疏，此事于是停止。”后来苏洵编《太常因革礼》，有已经实行的明确证据，质问欧阳修。欧阳修说：“谏言而不被听从，碑文错了。”苏轼作《张文定公铭》说：“神宗问：‘元昊刚臣服时，怎么对待他？’文定公说：‘臣当时任学士，誓诏封册，都是臣起草的。’”李绂考《国史》，誓诏在庆历四年十月，封册在十二月。第二年二月，文定公才任学士。封册是宋祁撰写的。朱熹作《张忠献公行状》，后来对门人说：“先前只凭张钦夫写来的事实，后来看《光尧实录》，其中多有不相应的地方。”从这三件事来看，搜集旧闻，能不审慎吗？
唐朝配享皇帝的都只有一位皇后，只有睿宗有两位皇后；昭成皇后是明皇的母亲，开元四年升祔太庙。这是失礼的开始。
龙朔年间改左右散骑常侍为左右侍极，《职源》误将左史当作左侍极，而近世制词多沿袭其误。
叶梦得序卢鸿一《草堂图》说
：“《唐旧史》鸿一，盖二名，与《中岳刘真人碑》所书合。《新史》删去‘一’字，不知何据？当以《旧史》为正。”愚按：南齐张融曰：“昔有鸿飞天首，积远难明，越人以为凫，楚人以为乙。人自楚、越，鸿常一耳。”鸿一之义，取于此。
译《唐旧史》中记载名为“鸿一”，这大概是两个字的表字，与《中岳刘真人碑》上的记载相合。《新唐书》删去了“一”字，不知依据是什么？应当以《唐旧史》为准。我按：南齐张融曾说：“从前有鸿雁飞过头顶，因为距离遥远难以看清，越地的人把它看作野鸭，楚地的人把它看作‘乙’字。人虽然分别来自楚地和越地，但鸿雁始终只有一只。”“鸿一”的含义，就是取自这里。
《考古编》以《通鉴》贞观十三年，房玄龄请解机务，诏断表，为今断来章之祖。愚按：《晋?山涛传》：手诏曰：“便当摄职，令断章表。”此断表之始，非昉于唐也。
韩、柳方驾，而其行殊；元、白齐名，而其操异。管、华、嵇、阮亦然。
唐亦有蔡京，咸通三年，岭南节度使以贪虐诛。京始末，见《云溪友议》。此奸臣名氏之同者。吴有桓彝，晋亦有桓彝，此忠臣名氏之同者。若两曾参，两毛遂，则贤否分矣。两毛遂，见《西京杂记》。员半千诗用之。
颜鲁公为刑部尚书，有举家食粥之帖。盖自元载制禄，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杨绾既相，奏加京官俸。鲁公以绾荐，自湖州召还，意者俸虽加而犹薄欤？
李康《运命论》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大宝箴》用之。
李方玄曰：“沈约年八十，手写簿书。”本杜牧所作《方玄墓志》。本朝建隆诏亦云：“沈约为吏，手写簿书。”愚按：《理道要诀》云：“宋光禄大夫傅隆，年过七十，手写籍书。梁尚书令沈约，位已崇高，议请宝重。”盖误以傅隆为沈约也。
孝宗问周益公云：“唐孙樵读《开元录》，杂报数事，内有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诤，十刻罢。遍检新旧《唐史》及诸书，并不载。”益公奏：《太平御览总目》内，有《开元录》一书。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传耳，容臣博加询访。
萧遘《与其子三儿生日诗》曰：“吾家九叶相，尽继明时出。”《唐史》云：“自瑀逮遘，凡八叶宰相。”此云九叶，《宰相世系表》：梁贞阳侯之后，有邺，相宣宗。
姚崇十事，见《开元升平源》，《通鉴》不取。
王起《广五位图》，《旧史》云《五运图》。
李白上《宣唐鸿猷》一篇，即本传所谓“召见金銮殿，奏颂一篇”者也。今《集》中阙。
绯衣小儿之谣，《朝野佥载》谓裴炎也，而张权舆以谗裴度。
韩文公子昶，虽有金根车之讥，而昶子绾、衮皆擢第，衮为状元，君子之泽远矣。
孔戣为华州刺史，奏罢明州岁贡淡菜蛤蚶之属。见《昌黎集》。元稹为越州，复奏罢之。见《白乐天集》。盖尝罢于元和，而复贡于长庆也。
毕炕，天宝末为广平太守，拒安禄山，城陷覆其家。《唐史》附于父《构传》，盖取韩文公所撰《毕坰志》。然炕之名不书于《忠义传》，故文公谓：广平死节，而子不荷其泽。愚谓：广平之节如此，河北二十四郡，不止一颜平原也，《通鉴》亦不书其事。
广德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请斩程元振。于是削元振官爵，放归田里。东坡谓：及其有事且急也，虽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贱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终朝而去其腹心之疾。愚按：《登科记》：伉，乾元元年进士。《翰林院故事》载宝应已后，伉自校书郎充学士，出鄠县尉，改太常博士，兵部员外，谏议大夫，皆充学士。《新唐史?程元振传》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诏。”柳伉上疏，以《翰林故事》考之，伉是时为学士，非待诏也。伉以博士在禁林，职近而亲，不可谓贱且疏。《唐史》不为伉立传，故详著其事，俾览者知词臣之献替，不独陆贽、李绛也。
东坡谓：学韩退之不至，为皇甫湜；学湜不至，为孙樵。朱新仲曰：“樵乃过湜，如《书何易于》、《襄城驿壁》、《何将军边事》、《复佛寺奏》，皆谨严得史法，有补治道。”
林宝《元和姓纂》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声类集，每韵之内，以大姓为首。邓名世谓：稍能是正数十条，而齐、秦之属，亦所未暇。至鉏丘茅夷，指为复姓，又不胜其谬。郑樵谓：宝不知自姓所由来。
刘允济曰：“班生受金，陈寿求米。”受金事未详。
刘知几领史事，言五不可，曰：“孙盛取嫉权门，王劭见雠贵族。”《文粹》云：“王韶直书，见雠贵族。”“宋王韶之
译《考古编》认为，《通鉴》记载贞观十三年，房玄龄请求解除机要职务，皇帝下诏断绝他的奏表，这是当今“断绝臣下奏章”这一做法的开端。我按：《晋书·山涛传》中，手诏说：“应当摄职，命令断绝章表。”这才是断绝奏表的开始，并非始于唐代。
韩愈、柳宗元齐名并驾，但他们的品行不同；元稹、白居易齐名，但他们的操守各异。管宁、华歆、嵇康、阮籍也是如此。
唐朝也有蔡京，咸通三年，岭南节度使蔡京因贪婪暴虐被诛杀。蔡京的始末，见于《云溪友议》。这是奸臣姓名相同的情况。吴国有桓彝，晋朝也有桓彝，这是忠臣姓名相同的情况。至于两个曾参、两个毛遂，则贤与不贤就区分开了。两个毛遂的事，见于《西京杂记》。员半千的诗中曾用过这个典故。
颜真卿担任刑部尚书时，有举家喝粥的帖子。大概自从元载制定俸禄制度，厚待外官而薄待京官。京官不能自给自足，常常向外官乞求借贷。杨绾担任宰相后，上奏增加京官的俸禄。颜真卿因杨绾的推荐，从湖州被召回京城，或许是因为俸禄虽然增加了但仍然微薄吧？
李康《运命论》说：“用一人来治理天下，不用天下人来奉养一人。”《大宝箴》引用了这句话。
李方玄说：“沈约年八十，亲手书写簿册。”这原本出自杜牧所作的《李方玄墓志》。本朝建隆年的诏书也说：“沈约做吏，亲手书写簿册。”我按：《理道要诀》说：“宋光禄大夫傅隆，年过七十，亲手书写籍书。梁尚书令沈约，地位已经崇高，议论请求保重。”大概是误把傅隆当成了沈约。
孝宗问周益公说：“唐孙樵读《开元录》，杂记数事，其中有宣政门宰相与百官在朝廷争辩，十刻才结束。遍查新旧《唐史》及诸书，都没有记载。”益公奏道：《太平御览总目》内，有《开元录》一书。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然不传罢了，容臣广泛查询访求。
萧遘《与其子三儿生日诗》说：“我家九代宰相，都继任于清明之时。”《唐史》说：“自萧瑀到萧遘，共八代宰相。”这里说九代，《宰相世系表》：梁贞阳侯之后，有萧邺，任宣宗朝宰相。
姚崇十事，见于《开元升平源》，《通鉴》没有采纳。
王起《广五位图》，《旧史》说是《五运图》。
李白上《宣唐鸿猷》一篇，就是本传所说的“召见金銮殿，奏颂一篇”的那篇。现在《李太白集》中缺失。
绯衣小儿的童谣，《朝野佥载》说是关于裴炎的，而张权舆用来谗毁裴度。
韩愈的儿子韩昶，虽然有金根车之讥，但昶的儿子韩绾、韩衮都考中进士，韩衮为状元，君子的恩泽深远啊。
孔戣任华州刺史，上奏罢免明州每年进贡淡菜、蛤蚶之类。见于《昌黎集》。元稹任越州刺史，又上奏罢免。见于《白乐天集》。大概曾在元和年间罢免，而在长庆年间又恢复进贡。
毕炕，天宝末年任广平太守，抗拒安禄山，城陷落全家覆没。《唐史》附在父亲毕构的传记中，大概是取韩愈所撰《毕坰志》。然而毕炕的名字不写在《忠义传》中，所以韩愈说：广平死节，而儿子不承受他的恩泽。我认为：广平的节操如此，河北二十四郡，不止一个颜真卿（平原太守），《通鉴》也不记载此事。
广德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请求斩杀程元振。于是削去程元振的官爵，放归田里。苏东坡说：等到事情紧急时，即使是代宗的平庸，程元振的专权，柳伉的低贱且疏远，而一句话就进去了，不到一天就除去了他的心腹之疾。我按：《登科记》：柳伉，乾元元年进士。《翰林院故事》记载宝应以后，柳伉自校书郎充任学士，出任鄠县尉，改任太常博士，兵部员外，谏议大夫，都充任学士。《新唐史·程元振传》说：“太常博士，翰林待诏。”柳伉上疏，以《翰林故事》考证，柳伉此时是学士，不是待诏。柳伉以博士在禁林，职务亲近，不可说低贱且疏远。《唐史》不为柳伉立传，所以详细记载此事，使阅览者知道词臣的进谏，不只有陆贽、李绛。
苏东坡说：学韩退之学不到，成为皇甫湜；学皇甫湜学不到，成为孙樵。朱新仲说：“孙樵超过皇甫湜，如《书何易于》、《襄城驿壁》、《何将军边事》、《复佛寺奏》，都严谨合乎史法，对治道有益。”
林宝《元和姓纂》十卷，除了皇族之外，各依四声分类，每韵之内，以大姓为首。邓名世说：稍能纠正数十条，而齐、秦之类，也来不及。至于把鉏丘茅夷指为复姓，又谬误不胜枚举。郑樵说：林宝不知道自己的姓氏来源。
刘允济说：“班固受金，陈寿求米。”受金的事未详。
刘知几领史事，说五不可，说：“孙盛取嫉权门，王劭见雠贵族。”《文粹》说：“王韶直书，见雠贵族。”“宋王韶之
为晋史，序王珣货殖，王廞作乱。珣子弘、廞子华并贵，韶之惧为所陷，深附结徐羡之、傅亮等。”当从《文粹》为王韶。《新史》误以“韶”为“劭”。韶之，弑君之贼也。身为枭獍，而秉史笔，其谁服之？《传》曰：“无瑕可以戮人。”
译撰写晋朝历史时，记载了王珣从事商业活动以及王廞发动叛乱的事情。王珣的儿子王弘、王廞的儿子王华都身居高位，王韶之害怕被他们陷害，于是深深依附并结交徐羡之、傅亮等人。”应当依据《文粹》认定为王韶。《新史》错误地将“韶”写成了“劭”。王韶之是杀害君主的贼人。他本身如同枭鸟和獍兽一般凶恶，却执掌史笔，谁会信服他呢？《左传》说：“只有自身没有瑕疵，才可以去指责别人。”
李晟每战，必锦裘绣帽自表，而晟以胜；宋殷孝祖每战，常以鼓盖自随，而孝祖以败。兵岂有定法哉？
闽俗比中州，化于善也。蔡人过夷貊，化于恶也。
汉党锢以节义，群而不党之君子也。唐朋党以权利，比而不周之小人也。汉之君子，受党之名，故其俗清。唐之小人，行党之实，故其俗弊。
奸臣唯恐其君之好学近儒，非独仇士良也。吴张布之排韦昭、盛冲，李宗闵之排郑覃、殷侑，亦士良之术。
杜佑《理道要诀》，朱文公谓：非古是今之书。
魏郑公曰：“重君子也，敬而远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武帝之于汲黯、卫青、公孙弘，明皇之于姚崇、宋璟、李林甫，可见矣。《中庸》之尊贤，必以修身为本。
善言不可离口，善药不可离手。孟诜之言也。《观物外篇》取之。
张文潜云：“节度之强，不起于河北之继袭，而起于节度之有功。”愚考方镇之强，始于仆固怀恩用贼党田承嗣、李怀仙、李宝臣分帅河北，非有功之将也。
司空图《房太尉诗》曰：“物望倾心久，匈渠破胆频。”注谓：禄山初见分镇诏书，拊膺叹曰：“吾不得天下矣！”琯建遣诸王为都统节度，而贺兰进明谗于肃宗。以司空表圣之言观之，则琯建此议，可以破逆胡之胆。《新唐书》采野史稗说，而不载此语，唯程致道著论发扬之。晋以琅邪立江左之业，我宋以康王建中兴之基，琯可谓善谋矣。
《通鉴》：刘蕡不得仕于朝，终于使府御史。《唐鉴》云：“终于柳州司户。”以《新史》考之，当从《唐鉴》。宦人深嫉蕡，诬以罪，贬柳州司户。
颜真卿、郑畋以兴复为己任，倡义讨贼，其志壮矣。真卿权移于贺兰进明，畋见袭于李昌言，功不克就。故才与诚合，斯可以任天下之重。
常衮与礼官议礼，为君斩衰三年。汉文帝权制三十六日，我太宗遗诏亦三十六日。群臣不忍既葬而除，略尽四月。高宗如汉故事，玄宗以来，始变天子丧为二十七日。世多以短丧议汉文帝，而不知二十七日之制，自玄宗始也。
韩偓自书《裴郡君祭文》，首书“甲戌岁，衔书前翰林学士承旨，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昌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韩某”。是岁朱氏篡唐已八年，为乾化四年，犹书唐故官，而不用梁年号。庆历中，诏官其四世孙奕。
仆固怀恩叛唐，李日月为朱泚将，而其母皆知逆顺之理，良心不可泯也。
李光弼与韦陟论战守曰：“辨朝廷之礼，我不如公，若夫军旅，则公不如我。”陟无以应。古者治军，有军礼焉，楚得臣以无礼败，晋文公以有礼胜。礼莫大于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愧恨以没，盖以礼与军旅为二物也。
《唐鉴》曰：“人君观史，宰相监修，欲其直笔，不亦难乎？房、魏为相，总史事，其父彦谦、长贤，皆得佳传，况不如房、魏者乎？”
独孤及《福州新学碑铭》云：“闽中无儒家流，成公至而俗易，成公，李椅也。在大历八年。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常衮，建中初，为闽人设乡校。李椅在其前。
王福畤为博士，执许敬宗之谥不改，无忝河汾之学矣。
许敬宗谥缪，而更曰恭。陈执中谥荣灵，而更曰恭。二事相类。
武德初，以隋张衡死非其罪，谥曰忠，是奖弑君之贼也。高祖相封德彝，宜其以逆为忠也。汉大纲正，见于戮丁公；唐无三纲，见于赠张衡。
《朝野杂记》曰：“西汉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四十八口有奇。东汉户口，率以十户为五十二口，可准周之下农夫。唐人户口至盛之时，率以十户为五十八口有奇，可准周之中次。”其说本程沙随。
欧阳子书唐六臣于唐亡之后，贬其恶也；朱子书晋处士于晋亡之后，表其节也。一字之惩劝深矣。
《五代史》：周世宗尝夜读书，见唐元稹《均田图》，叹曰：“此致治之本也。”诏颁其图法，使吏民先习
译李晟每次作战，必定穿着锦缎皮衣、戴着绣帽作为表率，因此李晟得以取胜；宋殷孝祖每次作战，常常带着鼓和伞盖跟随自己，因此殷孝祖得以失败。用兵难道有固定的法则吗？
闽地的风俗相比中原地区，是向善的教化；蔡地的风俗超过夷狄，是向恶的教化。
汉代的党锢之祸，是因为坚守节义，那是群聚但不结党的君子。唐代的朋党之争，是因为争夺权利，那是亲近但不周全的小人。汉代的君子，承受了结党的名声，所以他们的风俗清正。唐代的小人，实行了结党的行为，所以他们的风俗败坏。
奸臣只害怕他们的君主好学亲近儒生，不只是仇士良如此。吴国张布排斥韦昭、盛冲，李宗闵排斥郑覃、殷侑，也是仇士良的手段。
杜佑的《理道要诀》，朱文公说：这是一部非议古代、肯定当今的书。
魏郑公说：“重视君子，要尊敬而远离他；轻视小人，要狎昵而亲近他。”汉武帝对待汲黯、卫青、公孙弘，唐明皇对待姚崇、宋璟、李林甫，就可以看出来了。《中庸》尊崇贤人，必定以修养自身为根本。
善言不可离开口，善药不可离开手。这是孟诜说的话。《观物外篇》采纳了这句话。
张文潜说：“节度使的强盛，不是起于河北的继承袭职，而是起于节度使的有功。”我考证方镇的强盛，始于仆固怀恩任用贼党田承嗣、李怀仙、李宝臣分别统帅河北，他们并不是有功的将领。
司空图《房太尉诗》说：“物望倾心久，匈渠破胆频。”注释说：安禄山刚见到分镇诏书，拍着胸口叹息说：“我得不到天下了！”房琯建议派遣诸王担任都统节度，而贺兰进明在肃宗面前进谗言。用司空表圣的话来看，那么房琯的这个建议，可以打破逆胡的胆量。《新唐书》采纳野史稗说，却不记载这句话，只有程致道著论发扬它。晋朝凭借琅邪王建立江左的基业，我们宋朝凭借康王建立中兴的基础，房琯可以说是善于谋划了。
《通鉴》说：刘蕡不能在朝廷做官，最终在使府任御史。《唐鉴》说：“最终在柳州任司户。”用《新唐书》考证，应当遵从《唐鉴》。宦官深深嫉恨刘蕡，诬陷他犯罪，贬为柳州司户。
颜真卿、郑畋以复兴国家为己任，倡导义兵讨伐贼寇，他们的志向壮烈。颜真卿的权力被贺兰进明转移，郑畋被李昌言袭击，功业不能成就。所以才能与诚意结合，才可以承担天下的重任。
常衮与礼官讨论礼仪，为君主服斩衰三年丧。汉文帝权宜规定三十六日，我们太宗的遗诏也是三十六日。群臣不忍心刚下葬就除去丧服，大致过了四个月。高宗依照汉代的旧例，从玄宗以来，才开始改变天子丧期为二十七日。世人多因短丧议论汉文帝，却不知道二十七日的制度，是从玄宗开始的。
韩偓自己书写《裴郡君祭文》，开头写道：“甲戌年，衔书前翰林学士承旨，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昌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韩某”。这一年朱温篡夺唐朝已经八年，是乾化四年，仍然书写唐朝旧官职，而不使用梁的年号。庆历年间，下诏封其四世孙奕为官。
仆固怀恩背叛唐朝，李日月做朱泚的将领，而他们的母亲都知道逆顺的道理，良心不可泯灭。
李光弼与韦陟讨论战守说：“辨别朝廷的礼仪，我不如您，至于军旅之事，则您不如我。”韦陟无言以对。古代治理军队，有军礼，楚国的得臣因为无礼而失败，晋文公因为有礼而胜利。礼仪没有比君臣名分更大的，李光弼命令召见不到，羞愧怨恨而死，大概是把礼仪和军旅当作两回事了。
《唐鉴》说：“君主观看史书，宰相监督修撰，想要他们直笔，不也很难吗？房玄龄、魏徵做宰相，总领史事，他们的父亲房彦谦、魏长贤，都得到好的传记，何况不如房、魏的人呢？”
独孤及《福州新学碑铭》说：“闽中没有儒家流派，成公到来而风俗改变，成公，就是李椅。在大历八年。家有洙、泗，户有邹、鲁。”常衮，在建中初年，为闽人设立乡校。李椅在他之前。
王福畤做博士，坚持许敬宗的谥号不改，没有辱没河汾之学了。
许敬宗谥号缪，而改为恭。陈执中谥号荣灵，而改为恭。这两件事相似。
武德初年，因为隋朝的张衡死得不冤枉，谥号为忠，这是奖赏弑君贼子。高祖相封德彝，适宜他以逆为忠。汉代大纲端正，体现在诛杀丁公；唐代没有三纲，体现在追赠张衡。
《朝野杂记》说：“西汉户口最兴盛的时候，平均十户有四十八口多。东汉户口，平均十户有五十二口，可以比照周朝的下农夫。唐代户口最兴盛的时候，平均十户有五十八口多，可以比照周朝的中次。”这个说法本于程沙随。
欧阳修在唐亡之后书写唐六臣，贬低他们的恶行；朱熹在晋亡之后书写晋处士，表彰他们的节操。一个字的惩戒和劝勉意味深长。
《五代史》：周世宗曾经夜里读书，看到唐元稹的《均田图》，叹息说：“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下诏颁布其图法，让官吏百姓先学习
知之，期以一岁，大均天下之田。考之《会要》，世宗见元稹在同州时所上《均田表》，因制素为图，赐诸道。《崔颂传》云：“世宗读唐元稹《均田疏》，命颂写为图，赐近臣，遣使均诸道租赋。”史谓元稹图，误也。《稹集》有《同州奏均田》。《续通历》云：“唐同州刺史元稹奏均租赋，帝览文集而善之，写其辞为图以赐。”
译知道这件事，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对天下的田地进行平均分配。查考《会要》，世宗看到元稹在同州时所上的《均田表》，于是让工匠绘制成图，赐给各道。《崔颂传》说：“世宗阅读唐代元稹的《均田疏》，命令崔颂将其抄写并绘制成图，赐给近臣，派遣使者去平均各道的租赋。”史书说是元稹的图，这是错误的。《元稹集》中有《同州奏均田》。《续通历》说：“唐代同州刺史元稹上奏请求平均租赋，皇帝阅览文集后认为很好，将其文辞抄写并绘制成图来赐给臣下。”
欧阳子之论笃矣，而“不以天参人”之说，或议其失；司马公之学粹矣，而“王霸无异道”之说，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难也。
欧阳子谓：五代礼坏，寒食野祭而焚纸钱。按纸钱，始于开元二十六年，王玙为祠祭使，祈祷或焚纸钱，类巫觋。非自五代始也。古不墓祭，汉明帝以后，有上陵之礼，祭邕议以为礼有烦而不可省者。《旧唐书》开元二十年，寒食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寒食野祭，盖起于此。朱文公谓：汉祭河，用寓龙寓马，以木为之，已是纸钱之渐。唐范传正谓：唯颜鲁公、张司业家祭不用纸钱。本朝钱邓州不烧楮镪，吕南公为文颂之。
《兔园策府》三十卷，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恽，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园名其书。冯道《兔园策》，谓此也。
天子之废置，出于士卒，自唐明宗始也。明宗以此得之，而反尔之报，在其后人。
后唐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刘岳奏罢告身绫轴钱。本朝复纳绫纸钱，淳熙元年始免。
周显德六年，始去符契，专以印章为验。
欧阳子、司马公之贬冯道，《春秋》之法也。我朝太宗谓范质欠世宗一死，所以立万世为臣者之训。
唐后主不肯和亲而亡，石晋父事契丹而兴。晋之兴也，乃其所以亡也。桑维翰之兴晋，即所以亡晋也。
朱温之兄全昱，杨涉之子凝式，人心之公是非，在其家者如此，况天下千万人之心乎！
梁太祖幸河北，至内黄，顾李珽曰：“何谓内黄？”珽曰：“河南有外黄、下黄，故此名内黄。”曰：“外黄、下黄何在？”珽曰：“秦有外黄都尉，今在雍丘。下黄为北齐所废，今在陈留。”按《五代通录》李珽曰：“河南有外黄、小黄。”《汉?地理志》：陈留有外黄、小黄县。《五代史记》改小黄为下黄，误也。当从《通录》。
卷十五 考史
《孟子》曰：“天下可运于掌。”又曰：“以齐王由反手也。”岂儒者之空言哉？自唐肃宗之后，纪纲不立，叛兵逐帅，叛将胁君，习以为常，极于五季。君如逆旅，民坠涂炭。我艺祖受天明命，澡宇宙而新之。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仪。发于圣训，著于令甲，于是上下之分定，朝廷之体尊。数百年陵犯之习，片言而革。至若饿狼馁虎，肉视吾民而咀啖之。艺祖用儒臣为郡守，以收节度之权；选文臣为县令，以去镇将之贪。一诏令之下，而四海之内改视易听。运掌反手之言，于是验矣。
高宗之诏曰：“廷尉，天下之平也。高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毁法，游肇不以宣武敕命而曲笔，况可观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刿谓：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为忠之属也，可以一战。不其然乎？布告中外，为吾士师者，各务仁平，济以哀矜。天高听卑，福善祸淫，莫遂尔情，罚及尔身。置此座右，永以为训。”大哉，王言！几于典诰矣。
崔伯易《感山赋》：以皇祐之版书，较景德之图录，虽增田三十四万馀顷，反减赋七十一万馀斛，会计有录，非以增赋也。陈君举奏疏云：“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尝无事，而金银钱帛、粮草杂物七千一百四十八万，计在州郡不会，藏富于州县，所以培护本根也。”
真文忠公言本朝治体，曰：“立国不以力胜仁，理财不以利伤义，御民不以权易信，用人不以才胜德。恩结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馀。”
袁机仲言于孝宗曰：“威权在下，则主势弱，故大臣逐台谏以蔽人主之聪明；威权在上，则主势强，故大臣结台谏以遏天下之公议。”机仲之言未尽也。台谏为宰相私人，权在下则助其搏噬，以张其威；权在上则共为蔽蒙，以掩其奸。刘时可应起。谓：台谏之议论，庙堂之风旨，颇或参同。夹袋之欲汰，白简之所收，率多暗合，此犹婉而言之也。开庆初，边事孔棘，御史有疏云：“虏虽强，而必亡之势已见。”咸
译欧阳修的论述确实恳切，但“不以天道参验人事”的说法，有人议论其有失误；司马光的学问纯粹，但“王道与霸道没有不同道理”的说法，有人指出其有瑕疵。可见，确立言论确实很难啊。
欧阳修说：五代时期礼制败坏，寒食节在野外祭祀并焚烧纸钱。查考纸钱，始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王玙担任祠祭使，祈祷时有时焚烧纸钱，类似巫觋的行为。并非从五代才开始。古代不在墓地祭祀，汉明帝以后，有了上陵祭祀的礼仪，祭邕议论认为礼仪有繁琐而不可省略的。《旧唐书》记载开元二十年，寒食节上墓祭祀，编入五礼之中，永远作为常例。寒食节野外祭祀，大概起源于此。朱熹说：汉代祭祀河神，使用寓龙寓马，用木头制作，这已经是纸钱的雏形。唐代范传正说：只有颜鲁公、张司业家祭祀不使用纸钱。本朝钱邓州不烧纸钱，吕南公写文章颂扬他。
《兔园策府》三十卷，是唐蒋王李恽，命令僚佐杜嗣先，仿照科举考试的策问，自己设定问答，引用经史作为训诫。注：李恽是唐太宗的儿子，所以用梁王兔园的名字命名他的书。冯道《兔园策》，指的就是这本书。
天子的废立，由士卒决定，是从唐明宗开始的。明宗因此得位，而反过来遭受的报应，却在他的后代身上。
后唐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刘岳上奏罢免告身绫轴钱。本朝又恢复缴纳绫纸钱，直到淳熙元年才免除。
后周显德六年，开始废除符契，专门以印章作为凭证。
欧阳修、司马光贬斥冯道，是符合《春秋》笔法的。我朝太宗说范质欠世宗一条死命，以此确立万世为臣者的训诫。
唐后主不肯和亲而灭亡，石敬瑭以父礼侍奉契丹而兴起。晋的兴起，正是它灭亡的原因。桑维翰使晋兴起，也就是使晋灭亡的原因。
朱温的哥哥朱全昱，杨涉的儿子杨凝式，人心公正的是非判断，在他们家中尚且如此，何况天下千万人的心呢！
梁太祖巡视河北，到达内黄，看着李珽说：“什么叫内黄？”李珽说：“河南有外黄、下黄，所以这里叫内黄。”太祖说：“外黄、下黄在哪里？”李珽说：“秦代有外黄都尉，现在在雍丘。下黄被北齐废除，现在在陈留。”查考《五代通录》李珽说：“河南有外黄、小黄。”《汉书·地理志》：陈留有外黄、小黄县。《五代史记》将小黄改为下黄，是错误的。应当遵从《通录》。
卷十五 考史
《孟子》说：“天下可以在手掌中运转。”又说：“以齐国称王天下，就像翻手一样容易。”这难道是儒者的空话吗？自从唐肃宗之后，法纪纲常不立，叛兵驱逐主帅，叛将胁迫君主，习以为常，到了五代达到极点。君主如同旅店主人，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我朝太祖承受天命，洗涤宇宙而更新它。一级一级，完全恢复了臣子侍奉君主的礼仪。发自圣明的训诫，著录在法令之首，于是上下名分确定，朝廷体制尊严。几百年来凌犯君上的习气，凭借片言只语就革除了。至于那些像饿狼饥虎一样，把百姓当作肉来咀嚼吞食的人。太祖任用儒臣做郡守，以收回节度使的权力；选拔文臣做县令，以去除镇将的贪婪。一道诏令下达，四海之内都改变视听。运掌反手的话，于是得到验证了。
高宗的诏书说：“廷尉，是天下公平的象征。高柔不因为明帝的喜怒而破坏法律，游肇不因为宣武帝的敕命而曲笔枉法，何况可以观望臣民而存有私心的人呢？曹刿说：大大小小的案件，虽然不能一一明察，但一定要以情理处理。这是忠于职守的表现，可以凭借它打一仗。不正是这样吗？布告朝廷内外，担任司法官员的人，各自务求仁爱公平，辅以哀怜矜恤。上天高远但能听到卑微的声音，福佑善人，降祸淫邪，不要放纵你们的私欲，惩罚会波及你们自身。把它放在座右，永远作为训诫。”伟大啊，君王的言论！几乎达到了典诰的境界了。
崔伯易《感山赋》：用皇祐年的版籍，比较景德年的图录，虽然增加了田地三十四万多顷，反而减少了赋税七十一万多斛，会计有记录，不是为了增加赋税。陈君举上奏疏说：“从建隆到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曾无事，而金银钱帛、粮草杂物七千一百四十八万，计算在州郡没有汇总，财富藏在州县，所以用来培植保护根本。”
真德秀说本朝治国体制，说：“立国不靠武力胜过仁爱，理财不靠利益损害道义，治理百姓不靠权术取代诚信，用人不靠才能胜过品德。恩惠结在人心，财富藏在天下。君民相互信任而猜忌不生，材智不足而忠信有余。”
袁机仲对孝宗说：“威权在下，那么君主的势力就弱，所以大臣驱逐台谏以蒙蔽君主的耳目；威权在上，那么君主的势力就强，所以大臣勾结台谏以遏制天下的公议。”机仲的话没有说完。台谏成为宰相的私人，权在下就帮助宰相捕食，以张扬其威势；权在上就共同蒙蔽，以掩盖其奸邪。刘时可应起。说：台谏的议论，庙堂的风旨，有时颇为相同。夹袋中想要淘汰的人，白简中所收录的人，大多暗中契合，这还是委婉地说。开庆初年，边境事务非常紧急，御史有奏疏说：“敌人虽然强大，但必然灭亡的形势已经显现。”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