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五 考史
淳初，召洪君畴长台端，御史自造谤诗，以尼其来，罔上诬善。至此，岂但参同暗合而已哉！是以天子之耳目，勿用憸人，其惟端士。
译淳初年间，朝廷征召洪君畴担任御史台长官，御史们自行创作诽谤他的诗歌，以阻挠他赴任，蒙蔽皇上、诬陷好人。到了这种地步，哪里仅仅是暗中勾结、意见相合而已呢！因此，作为天子的耳目，不要任用奸邪小人，应当只任用正直之士。
汉高帝三章之约，我艺祖陈桥之誓，所谓若时雨降，民大悦者也。
周益公云：“《续通鉴长编》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宣《日记》之偏，王定国《甲申录》之妄，咸有取焉。然李微之《旧闻证误》“执政不坐奏事”，以王定国《闻见录》为证，与王沂公《笔录》不同。修《长编》时，未见定国书，故专用《笔录》，然则《长编》所采摭，犹有遗也。
晁景迂谓：今赋役，几十倍于汉。林勋谓：租增唐七倍，又加夏税钱，通计无虑十倍。李微之谓：布缕之征三，谷粟之征三，力役之征四，盖用其十矣。
止斋谓：本朝名节，自范文正公。议论文章，自欧阳子。道学，自周子。三君子皆萃于东南，殆有天意。
《两朝国史》非寇准而是丁谓，托之神宗圣训，盖蒲宗孟之笔也。王允谓不可令佞臣执笔，谅哉！
绍兴重修《哲宗实录》，独元祐八年事，皆无存者，至参取《玉牒》、《日历》诸书以足之，仅得成书。中兴后事，绍兴八年至二十五年最为疏略。鹤山谓：小人为不善，于传世诒后之书，必遏绝之，自唐许、李至近世，莫不然。
李常宁曰：“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坏之而有馀。”元祐中对策。刘行简曰：“天下之治，众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败之而有馀。”绍兴中奏疏。皆至论也。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礼。太宗二十有三年，五讲郊礼。真宗东封西祀，率三年一行。仁宗后，三岁一郊为定制。
《元城语录》艺祖造薰笼事，周益公谓：误以元丰后官制，为艺祖时官制。
吕正献公书坐右曰：“不善加己，直为受之。”本后汉张霸戒子之语。吕居仁《杂录》曰：“少年毋轻议人，毋轻说事。”本魏李秉《家诫》。
吕氏《童蒙训》云：“前辈有《编类国朝名臣行状墓志》，取其行事之善者，别录出之，以自警戒。亦乐取诸人以为善之义。朱文公亦云：“籍溪胡先生教诸生于功课馀暇，以片纸书古人懿行，或诗文铭赞之有补于人者，粘置壁间，俾往来诵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为法。
周元公生于道州，二程子生于明道元二间，天所以续斯道之绪也。
元祐之党，刘元城谓止七十八人，后来附益者非也。庆元之党，黄勉斋谓本非党者甚多，群小欲挤之，借此以为名耳。
欧阳公为《周君墓表》云：“笃行君子，孝于其亲，友于其兄弟。”而《集》缺其名与字。周益公考之《舂陵志》，乃周尧卿，字子俞。《东都事略》有传，其行事与墓表合，而字子馀。未知《事略》据何书而立传也。”荆公为《征君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杜婴、徐仲坚，而征君之名字，《集》亦缺焉。三人皆居真之扬子，当求郡志而补之。二表皆载于《文鉴》。
宗庙乐有舞。建隆初，窦俨定太庙四舞，僖祖曰《大善》，顺祖曰《大宁》，翼祖曰《大顺》，宣祖曰《大庆》。列圣皆以“大”为名。中兴后，自僖祖基命，至钦宗端庆，以原庙殿名为舞名，礼官之失也。
《长编》宣和五年，求石晋故疆，不思营、平、滦三州，乃刘仁恭遗虏，虏不肯割。按《五代史》，刘仁恭无割地遗虏之事。《四夷附录》云：“契丹当庄宗、明宗时，攻陷营、平二州。”唐无滦州。《武经总要》：石晋割赂燕蓟易定帅王都，驱其民入契丹，因以乌滦河为名以居之。按贾耽说，西北渡滦河，至卢龙镇。《唐?贾循传》：张守珪北伐，次滦河。《薛讷传》：师至滦河。
仁宗时，制科十五人：天圣，何泳、富弼；景祐，苏绅、吴育、张方平、田况；庆历，钱明逸、彦远；皇祐，吴奎；嘉祐，夏噩、陈舜俞、钱藻、苏轼、辙、王介。东坡诗：先帝亲收十五人。注者多误。
乾道元年，《郊赦文》云：“前事俱捐，弗念乎薄物细故；烝民咸睭，靡分乎尔界此疆。”洪文惠所草也。朱文公《与陈正献书》曰：“卑辞厚礼，乞怜于仇
译汉高祖约法三章，我宋太祖陈桥兵变的誓约，就像及时雨降下，百姓非常喜悦。
周益公说：“《续通鉴长编》多采用近世士大夫所著的书籍，比如曾子宣《日记》的偏颇，王定国《甲申录》的虚妄，都加以采纳。然而李微之《旧闻证误》中‘执政官不坐奏事’一条，以王定国《闻见录》为证据，与王沂公《笔录》不同。修撰《长编》时，还没见到王定国的书，所以专用《笔录》，那么《长编》所采录的，还有遗漏。
晁景迂说：现在的赋税徭役，比汉朝多了十倍。林勋说：租税比唐朝增加了七倍，又加上夏税钱，总计大概十倍。李微之说：布匹丝线的征收有三项，谷物粮食的征收有三项，力役的征收有四项，大概用了十分之十。
止斋说：本朝的名节，从范文正公开始。议论文章，从欧阳子开始。道学，从周子开始。这三位君子都聚集在东南，大概有天意。
《两朝国史》贬低寇准而推崇丁谓，假托神宗的圣训，大概是蒲宗孟写的。王允说不能让奸臣执笔，确实如此！
绍兴年间重修《哲宗实录》，唯独元祐八年的事，都没有留存，直到参考《玉牒》、《日历》等书来补充，才勉强成书。中兴之后的事，绍兴八年至二十五年最为疏略。鹤山说：小人做坏事，对于传世留给后人的书籍，必定要阻断，从唐朝的许、李到近世，没有不是这样的。
李常宁说：“天下最大，宗庙社稷最重，百年成就它尚且不足，一天毁坏它却有余。”这是元祐年间对策时说的。刘行简说：“天下的治理，众多君子成就它尚且不足，一个小人败坏它却有余。”这是绍兴年间上奏疏时说的。都是极重要的论断。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次举行郊祀之礼。太宗二十三年，五次举行郊祀之礼。真宗东封西祀，大约每三年举行一次。仁宗之后，每三年一次郊祀成为定制。
《元城语录》中记载太祖制作薰笼的事，周益公说：错误地把元丰年间的官制，当作太祖时的官制。
吕正献公写在座位右边说：“不善加于自己，直接承受它。”本出自后汉张霸告诫儿子的话。吕居仁《杂录》说：“年轻人不要轻率议论人，不要轻率谈论事。”本出自魏李秉《家诫》。
吕氏《童蒙训》说：“前辈有《编类国朝名臣行状墓志》，选取其中行为善的，另外抄录出来，用来自我警戒。这也是乐于吸取别人的优点来完善自己的道理。朱文公也说：‘籍溪胡先生教导学生，在功课之余，用片纸书写古人美好的品行，或诗文铭赞中有补益于人的，贴在墙壁上，让来往的人诵读，都让他们精熟。’这两件事可以作为法则。
周元公出生在道州，二程子出生在明道元二年之间，这是上天用来延续这道统的。
元祐党人，刘元城说只有七十八人，后来附会增添的不是。庆元党人，黄勉斋说本来不是党人的很多，群小想排挤他们，借此作为名义罢了。
欧阳公为《周君墓表》说：“笃行君子，孝顺他的父母，友爱他的兄弟。”而《集》中缺少他的名和字。周益公考证《舂陵志》，是周尧卿，字子俞。《东都事略》有传，他的行事与墓表相符，但字子馀。不知道《事略》依据什么书立传。”荆公为《征君墓表》说：“淮河以南有三位善士。”杜婴、徐仲坚，而征君的名字，《集》也缺少。三人都住在真州的扬子，应当寻求郡志来补充。两篇墓表都载于《文鉴》。
宗庙乐有舞蹈。建隆初年，窦俨确定太庙四舞，僖祖叫《大善》，顺祖叫《大宁》，翼祖叫《大顺》，宣祖叫《大庆》。列圣都以“大”为名。中兴之后，从僖祖基命，到钦宗端庆，用原庙殿名作为舞名，这是礼官的失误。
《长编》宣和五年，要求石晋故地，不考虑营、平、滦三州，是刘仁恭遗留的俘虏，虏人不肯割让。查《五代史》，刘仁恭没有割地给虏人的事。《四夷附录》说：“契丹在庄宗、明宗时，攻陷营、平二州。”唐朝没有滦州。《武经总要》：石晋割让燕蓟易定给帅王都，驱赶百姓进入契丹，因此以乌滦河为名居住在那里。查贾耽说，西北渡过滦河，到卢龙镇。《唐·贾循传》：张守珪北伐，驻扎在滦河。《薛讷传》：军队到达滦河。
仁宗时，制科十五人：天圣年间，何泳、富弼；景祐年间，苏绅、吴育、张方平、田况；庆历年间，钱明逸、彦远；皇祐年间，吴奎；嘉祐年间，夏噩、陈舜俞、钱藻、苏轼、辙、王介。东坡诗：先帝亲自招收十五人。注释者多有误。
乾道元年，《郊赦文》说：“前事都抛弃，不念那些微薄细小的事；百姓都归附，不分你的边界我的疆土。”这是洪文惠起草的。朱文公《与陈正献书》说：“卑辞厚礼，向仇敌乞怜
雠之戎狄。幸而得之，肆然以令于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细故，吾既捐之矣。’孰有大于祖宗陵庙之雠者，而忍以薄物细故捐之哉？”
译与戎狄结下仇怨。侥幸得以取胜，便肆无忌惮地向天下发号施令，说：“凡是往日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我都已经舍弃了。”哪有比祖宗陵庙的仇恨更大的，却忍心把它当作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舍弃呢？
孝皇独运万几，颇以近习察大臣。《中庸或问》“敬大臣”之说，《大事记》“大臣从臣”之说，皆以寓箴讽之意。《文鉴》所取，如徐鼎臣《君臣论》、文潞公《晁错论》、苏明允《任相论》、秦少游《石庆论》之类，皆谏书也。
真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然朱文公封事，言浙中风俗之弊，甚者以金珠为脯醢，以契券为诗文。则此习犹未革也。
高宗庙号未定，有议为光宗、宁宗者，见周益公《思陵录》。其后两朝用之。高宗陵名，尝拟永阜，其后孝宗用之。
淳熙，皇太子参决庶务手诏，洪景卢所草也。礼部太常官堂白手诏，用贞观天禧事。皆非所宜。
胡文定言：崇宁以来，奄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节旄。“宗”字误，当云“承休”。《五代史》：蜀王衍以宦者王承休为天雄军节度使。致堂《原乱赋》建承宗之旄纛，亦误。
李微之问勉斋云：“南轩赐章服，两为胡忠简缴还，而不闻引避；东莱除职，既遭陈叔进行词醜诋，乃复受之而不辞。皆所未晓。”勉斋答云：“先辈非后学所敢轻议，然辞受合尚严，令当严者反宽，是以不免为具眼者勘破，学者所当戒也。”
微之又云：“东莱之学甚正，而优柔细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尘之弊；象山之学虽偏，而猛厉粗略之外，却无枉尺直寻之意。”
《演蕃露》：明道二年，奉安庄献神御于慈孝寺彰德殿，则庄献不入景灵。按景灵宫建于祥符五年，以奉圣祖。其为原庙，自元丰五年始。前此帝后馆御，寓佛、老之祠者多矣，非止庄献也。
《攻媿?跋曹子方书》以为祐陵时上书论时事，靖康至枢管。愚谓：有两曹辅，其一字子方。与苏、黄游，若论事为枢管者，字载德。龟山为铭，合为一人，非也。又《淮海楼记》考《国史传》秦少游调定海主簿，而《文集》无一语及之。愚谓：少游为蔡州教授时，选人七阶未改，主簿乃初阶，非历此官也。
《律疏》与《刑统》不同，《疏》依律生文，《刑统》参用后敕，虽引《疏》义，颇有增损。天圣中，孙奭校定《律文》及《疏》为《音义》。
江休复《杂志》：驾头，初即祚所坐。王原叔曰：“此坐传四世矣。”按《国史?舆服志》：驾头，七宝床也，覆以绯罗绣帕，内臣马上捧之。嘉祐六年，幸睦亲宅，内侍堕马，驾头坏，遂以阁门祗候，内侍各二员，挟驾头左右，次扇筤。又以皇城亲从兵二十人，从其后。
景祐二年，郊赦，梁适上疏，论朱全忠唐之贼臣，今录其后，不可以为劝。仁皇是其言，记姓名禁中。石介亦论赦书不当求朱梁、刘汉后，遂罢不召。其言一也，而黜陟异焉，岂遇不遇有命乎？
乾道中，张说、王之奇签书枢密院事，辞免，降诏，直学士院周必大奏：唐元和间，白居易在翰林，奉宣草严绶江陵节度使、孟元阳右羽林统军制，皆奏请裁量，未敢便撰。元祐中，师臣避免拜之礼，执政辞迁秩之命，苏轼当撰答诏，言其不可，卒如所请。今除用执政，非节度统军、免拜迁秩比，二人辞免不允诏书，臣未敢具草。绍熙中，谯熙载自遥郡观察使除正任，辞免，降诏，倪思封还词头，亦引苏轼论不当撰，辞免不允诏者凡三。嘉定中，师睪廾知临安府，辞免，蔡幼学当草诏，奏曰：“不允必有褒语，臣无词以草。”淳祐中，别之杰参知政事，尤焴不草答诏。此禁林缴奏故事也。唐末，韦贻范起复，命韩偓草制，偓曰：“腕可断，麻不可草。”上疏论之。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此非盛世事，故前辈不以为故实。
蒋希鲁居姑苏，延卢仲甫秉后圃。希鲁曰：亭沼粗适，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时来则有之。林木譬名节，非素修弗成。”
欧阳公《辨尹师鲁志》曰：“若作古文，自师鲁始，则前有穆修、郑条辈，及有宋先达甚多，不敢断自师鲁始也。”条之名
译孝宗皇帝独自处理繁重的政务，颇以亲近宠幸之人来考察大臣。《中庸或问》中关于“敬重大臣”的说法，《大事记》中关于“大臣与从臣”的说法，都寄托着规劝讽谏的意味。《文鉴》所选取的文章，如徐鼎臣的《君臣论》、文潞公的《晁错论》、苏明允的《任相论》、秦少游的《石庆论》之类，都是谏言性质的文章。
真德秀上奏疏说：“乾道、淳熙年间，在朝廷任职的人，以有人登门馈赠为耻；在外地受任的人，以带着贿赂进京为羞。”然而朱熹的封事，谈到浙江风俗的弊端，严重的竟把金珠当作干肉，把契约当作诗文。可见这种习气还没有革除。
高宗的庙号尚未确定时，有人提议定为光宗、宁宗，见周益公《思陵录》。后来两朝沿用了这个庙号。高宗陵墓的名字，曾拟定为永阜，后来孝宗沿用了这个名字。
淳熙年间，皇太子参与决断各种事务的手诏，是洪迈起草的。礼部、太常寺官员在公堂上禀报手诏，引用贞观、天禧年间的事例。这都不合适。
胡安国说：崇宁以来，宦官沿袭王承宗的先例而建立节度旌旗。“宗”字错了，应当说“承休”。《五代史》记载：蜀王衍任命宦官王承休为天雄军节度使。胡寅《原乱赋》中写“建承宗之旄纛”，也错了。
李微之问朱熹说：“张栻被赐章服，两次被胡铨缴还，却没听说他引咎回避；吕祖谦被授职，既遭到陈叔行在进词中的丑恶诋毁，却又接受而不推辞。这都是我不明白的。”朱熹回答说：“先辈不是后学敢轻易议论的，然而辞让与接受应当崇尚严正，如今应当严正的反而宽缓，因此不免被有眼力的人看破，这是学者应当戒除的。”
李微之又问：“吕祖谦的学问很纯正，但在优柔细密之中，似乎有和光同尘的弊端；陆九渊的学问虽然偏颇，但在猛厉粗略之外，却没有枉尺直寻的意思。”
《演蕃露》记载：明道二年，奉安庄献太后神御于慈孝寺彰德殿，那么庄献太后没有入景灵宫。按景灵宫建于祥符五年，用来供奉圣祖。它作为原庙，是从元丰五年开始的。在此之前，帝后供奉神御，寄寓在佛、老祠庙中的很多，不只是庄献太后。
《攻媿集》跋曹子方书认为：曹辅在祐陵时上书议论时事，靖康年间任枢密院事。我认为：有两个曹辅，其中一个字子方。与苏轼、黄庭坚交游，如果议论时事任枢密院事的是曹辅，字载德。杨时为他写墓志铭，把两人合为一人，是不对的。又《淮海楼记》考证《国史传》记载秦观调任定海主簿，而《文集》中没有一句话提到此事。我认为：秦观任蔡州教授时，选人七阶尚未改革，主簿是初阶，他并没有历任此官。
《律疏》与《刑统》不同，《疏》依据律文衍生文字，《刑统》参用后来的敕令，虽然引用《疏》义，颇有增删。天圣年间，孙奭校定《律文》及《疏》为《音义》。
江休复《杂志》记载：驾头，最初就是即位时所坐的座位。王原叔说：“这个座位传了四代了。”按《国史·舆服志》：驾头，是七宝床，覆盖着绯罗绣帕，内臣在马上捧着它。嘉祐六年，皇帝幸临睦亲宅，内侍坠马，驾头损坏，于是以阁门祗候、内侍各两员，夹持驾头左右，其次是扇筤。又派皇城亲从兵二十人，跟在其后。
景祐二年，郊祀大赦，梁适上疏，议论朱全忠是唐朝的贼臣，现在录用他的后代，不可以作为劝勉。仁宗认为他说得对，记下姓名在禁中。石介也议论赦书不应当寻求朱梁、刘汉的后代，于是罢免不召见。他们的言论一致，而升降不同，难道是遇与不遇有天命吗？
乾道年间，张说、王之奇签书枢密院事，辞免，降下诏书，直学士院周必大上奏：唐元和年间，白居易在翰林，奉命起草严绶江陵节度使、孟元阳右羽林统军制，都上奏请求裁量，不敢立即撰写。元祐年间，范纯仁避免拜见之礼，执政辞让升迁之命，苏轼应当撰写答诏，说不可，最终如所请。如今任命执政，不是节度统军、免拜迁秩可比，两人辞免不允的诏书，臣不敢起草。绍熙年间，谯熙载从遥郡观察使除授正任，辞免，降下诏书，倪思封还词头，也引用苏轼议论不应当撰写辞免不允的诏书，共三次。嘉定年间，师睪廾知临安府，辞免，蔡幼学应当起草诏书，上奏说：“不允必有褒奖之语，臣没有词藻来起草。”淳祐年间，别之杰参知政事，尤焴不起草答诏。这是禁林缴奏的旧例。唐末，韦贻范起复，命韩偓起草制书，韩偓说：“手腕可以断，麻制不可以起草。”上疏议论此事。第二天，百官到而麻制不出。这不是盛世的事，所以前辈不把它当作典故。
蒋希鲁居住在姑苏，延请卢仲甫主持后圃。蒋希鲁说：“亭台池沼大致舒适，遗憾林木尚未建成。”卢仲甫说：“亭台池沼好比爵位，时运来了就有。林木好比名节，不是平日修养不能成就。”
欧阳修《辨尹师鲁志》说：“如果作古文，从尹师鲁开始，那么前有穆修、郑条辈，以及宋朝先达很多，不敢断定从尹师鲁开始。”郑条的名字
祁宽问和静尹先生曰：“伊川谓欧阳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辈不言人短，每见人论前辈，则曰：‘汝辈且取它长处。’”吕成公《与朱文公书》曰：“孟子论孟施舍、北宫黝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圣门先达，其敢轻剖判乎？”文公答曰：“和静之言，当表而出之。”
刘应起时可，淳祐初为太学博士，言定大计曰：“谋之而臧，则文子文孙，宜君宜王；谋之不臧；则生天王家以为大慼。”此人所难言也。
建炎，李纲去而潜善、伯彦相。绍兴，赵鼎、张浚去而桧相。桧死，其党迭为相。隆兴至淳熙，万几独运而大臣充位。庆元后，政在侂胄。嘉定后，政在弥远。端平讫景定，更一相则曰更化，然奸臣弄权之日常多。阳淑消而阴慝长，危亡之证，所由来渐矣。阴凝冰坚，极于似道。邵子谓“祸在夕阳亭一语”，遂与西晋同辙，哀哉！
苏绅、梁适，谓之“草头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极、胡榘，谓之“草头古，天下苦”，其害在民。
《朝野杂记》载开禧贪浊之事详矣，继其后者又甚焉。当时谓侍从之臣，无论思，有献纳，它可知矣。以阴召阴，极于天下无邦。
仁宗阅审刑奏案，有“次公”，而梁适对以“黄霸”，盖宽饶字。高宗阅刑部奏案，有“生人妇”，而汤思退对以见《魏志?杜畿传》。皆简上知，至辅相。然以记问取人，则许敬宗贤于窦德玄矣。
四渎，济水独绝。朱全忠篡唐，降昭宣帝为济阴王。嘉定末，济王之封，岂权臣亦取济水之绝乎？又萧衍篡齐，降和帝为巴陵王，而济王亦降封巴陵公，非令典也。为大臣者，不知则不学，知之则何以示后？
绍兴建储，欲更名晔，周益公谓与唐昭宗同，而亟改之。景定建储，更名乃与蜀汉后主太子同。咸淳末，命嗣君之名，又与唐中宗同，而当时无言者。
范正献公曰：“后世人君观史，而宰相监修，欲其直笔，不亦难乎？”其论正矣。然自唐奸臣为《时政记》，而史益诬，近世尤甚。余尝观《宝庆日历》，欺诬之言，所谓以一手掩天下之目。所恃人心公议不泯尔。
葛文康胜仲。《与王黼书》曰：“天下无事则宰相安，宰相生事则天下危。”
胡文定公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实历不登六载。朱文公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义重而爵位轻，所以立言不朽。
邵公济筑室犍为之西山，《告家庙文》曰：“少时得大父平生之言于汝颍大夫士，曰：‘世行乱，蜀安，可避居焉。’大父学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和国乱，先人载家使蜀，免焉。”大父，康节先人伯温也。
梁世荣录南轩语云：“温公作相，夫人闻其终夜长吁，问之。曰：‘某所奏盗贼，某所又奏某事。吾为宰相，使天下如此，所以长吁也。’”按《温公集》张夫人终于元丰五年，此记录之误也。
乾道壬辰，黄定《对策》谓：以大有为之时，为改过之日月。又云：“虽有无我之量，而累于自喜；虽有知人之明，而累于自恃。”又云：“欲比迹太宗，而操其所不用之术，顾眄周行，类不适用，则曰腐儒，曰好名，曰是党耳。于是始有弃文尚武，亲内疏外之心。何不因群情之所共违，而察一己之独向？”其言皆剀切。孝皇擢之第一，有以见容直之盛德，而秉史笔者未之纪焉。
徐景说霖。以书义冠南宫，上书言时宰奸深之状曰：“不与天下之公议争，而与陛下之明德为仇。每潜沮其发见之端，周防其增益之渐，使陛下之明德，不得滋长广充，以窥见其奸而或觉之也。其先也，夺陛下之心，其次夺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夺豪杰之心。”景说由是著直声。
唐及国初，策题甚简，盖举子写题于试卷故也。庆历后，不复写题，寖失之繁。今有数千言者，问乎其不足疑。
《嘉祐制策》曰：“治当先
译祁宽问和静尹先生道：“伊川先生如何评价欧阳永叔？”先生回答说：“前辈不议论别人的短处，每当看到有人议论前辈时，就说：‘你们且去学习他的长处。’”吕成公在《与朱文公书》中说：“孟子评论孟施舍、北宫黝时说：‘这两人的勇敢，不知道谁更贤能，然而孟施舍所守的是简约之道。’之所以如此委婉曲折，是因为他们类似于曾子、子夏罢了。如果让他们正面评论圣门先达，他们怎敢轻易评判呢？”朱文公回答说：“和静的这番话，应当表彰并宣扬出来。”
刘应起，字时可，淳祐初年任太学博士，在谈论决定国家大计时说：“谋划得当，那么文子文孙，便适宜做君做王；谋划不当，那么生于天王之家，反而成为大祸患。”这是人们难以直言的。
建炎年间，李纲离去，而黄潜善、汪伯彦担任宰相。绍兴年间，赵鼎、张浚离去，而秦桧担任宰相。秦桧死后，他的党羽轮流担任宰相。从隆兴到淳熙年间，皇帝独自处理万机，而大臣只是充数任职。庆元以后，政权掌握在韩侂胄手中。嘉定以后，政权掌握在史弥远手中。从端平到景定年间，每更换一位宰相就称为“更化”，然而奸臣弄权的日子却越来越多。阳气消退而阴气滋长，危亡的征兆，是逐渐形成的。阴气凝聚如冰般坚硬，在贾似道时达到极点。邵雍曾说“祸在夕阳亭一语”，于是与西晋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可悲啊！
苏绅、梁适，被称为“草头木脚”，他们的祸害在于士大夫。薛极、胡榘，被称为“草头古，天下苦”，他们的祸害在于百姓。
《朝野杂记》记载开禧年间的贪污腐败之事很详细，继任者又比他们更严重。当时说侍从之臣，无论是否有思虑，有进献，其他可想而知了。以阴气招引阴气，导致天下无邦。
仁宗审阅刑部的奏案，有“次公”二字，而梁适回答说是“黄霸”，这其实是宽饶的字。高宗审阅刑部奏案，有“生人妇”三字，而汤思退回答说是见于《魏志·杜畿传》。他们都因简略地迎合上意，最终做到宰相。然而如果以记忆知识来选拔人才，那么许敬宗就比窦德玄贤能了。
四渎之中，只有济水断绝。朱全忠篡夺唐朝，将昭宣帝降封为济阴王。嘉定末年，济王的封号，难道权臣也是取济水断绝之意吗？又萧衍篡夺齐朝，将和帝降封为巴陵王，而济王也降封为巴陵公，这不符合礼制。作为大臣，不知道是因为不学，知道了又为何要示以后人？
绍兴年间确立储君，想要改名为晔，周益公说这与唐昭宗同名，于是急忙更改。景定年间确立储君，改后的名字却与蜀汉后主的太子同名。咸淳末年，命令嗣君的名字，又与唐中宗同名，而当时没有人说话。
范正献公说：“后世的君主观看史书，而宰相监修，想要他们直笔记录，不也很难吗？”他的论断是正确的。然而自从唐代奸臣编写《时政记》，史书更加诬蔑，近世尤其严重。我曾观看《宝庆日历》，欺瞒诬蔑之言，所谓以一手掩天下之目。所依赖的是人心公议不泯灭罢了。
葛文康胜仲。在《与王黼书》中说：“天下无事则宰相安，宰相生事则天下危。”
胡文定公从登第到退休，共四十年，实际任职不超过六年。朱文公五十年间，历经四朝，在外任职仅九考，在朝任职四十日，道义重而爵位轻，所以立言不朽。
邵公济在犍为的西山建屋，《告家庙文》说：“年轻时从汝颍的大夫士人那里得到祖父平生的话，说：‘世道混乱，蜀地安定，可以避居在那里。’祖父学问通晓天人，足以预见未来了。宣和年间国家混乱，先人携带家眷前往蜀地，得以幸免。”祖父，是康节先生的先人伯温。
梁世荣记录南轩的话说：“温公担任宰相，夫人听说他整夜长吁，问他。他说：‘某处我奏报盗贼，某处我又奏报某事。我作为宰相，使天下如此，所以长吁。’”查《温公集》张夫人死于元丰五年，这是记录的错误。
乾道壬辰年，黄定《对策》说：以大有为之时，作为改过的日月。又说：“虽有无我之量，却受自喜的牵累；虽有知人之明，却受自恃的牵累。”又说：“想要比迹太宗，却采用他所不用的术数，顾盼周行，大多不适用，就说他是腐儒，说他是好名，说他是党派。于是开始有弃文尚武，亲内疏外之心。何不因为群情所共违，而察一己之独向？”他的话都很恳切。孝宗提拔他为第一，可见容直之盛德，而秉史笔者没有记载。
徐景说，字霖。以书义冠南宫，上书言时宰奸深之状说：“不与天下之公议争，而与陛下之明德为仇。每潜沮其发见之端，周防其增益之渐，使陛下之明德，不得滋长广充，以窥见其奸而或觉之也。其先也，夺陛下之心，其次夺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夺豪杰之心。”景说因此著直声。
唐代及国初，策题很简略，大概是因为举子将题目写在试卷上。庆历以后，不再写题，逐渐变得繁琐。现在有几千言的，问其不足疑。
《嘉祐制策》说：“治当先
内。”或曰：“何以为京师？”此晋谢安之言也。“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此唐陆贽之言也。二苏公之对，不能无所遗。
译内。”有人问：“凭什么作为京师？”这是晋朝谢安的话。“官阶俸禄的差别，虚实之间的相互供养”，这是唐朝陆贽的话。两位苏公的回答，不能没有遗漏。
龟山志游执中曰：“尝以昼验之妻子，以观其行之笃与否也；夜考之梦寐，以卜其志之定与未也。”
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
吕文靖为相，非无一疵可议，子为名相，而扬其父之美。史直翁为相，非无一善可称，子为权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无咎。”
嘉定癸未，礼闱策士云：“发德音，下明制，宁皇遗诏。”下谓之遗诰，盖避时宰家讳也。蒋良贵签判安吉州，时水灾后修城，郡守赵希观属良贵作《记》。用浩浩字，希观欲改，良贵不可曰：“以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艺祖皇帝所望于金枝玉叶也。”闻者壮之。
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义，扶世道，正人心，可以立懦夫之志。此义不明，人欲横流，始也不知邪正，终也不知逆顺。
唐内殿《无逸图》代以山水，开元、天宝治乱所以分也。仁宗宝元初，图农家耕织于延春阁，哲宗元符间，亦更以山水，勤怠判焉。徽宗宣取秘书省图画进览，陈师锡奏曰：“《六经》载道，诸子谈理，历代史籍、祖宗图书，天人之蕴，性命之妙，治乱安危之机，善恶邪正之迹在焉。以此为图，天地在心，流出万物；以此为画，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观心于此，则天地冲气生焉；注目于此，则日月祥光丽焉。心以道观则正，目以德视则明。”噫，使徽宗能置其言于坐右，则必能鉴成败、别淑慝矣。以规为瑱，听之藐藐而画学设焉。“黍离麦秀”之风景，其可画乎？
绍兴间，李谊言：《汉?循吏传》六人而五人出于宣帝，《酷吏传》十二人而八人出于武帝。《唐?循吏传》十五人而出于武德、贞观之时者半，《酷吏传》十二人而出于武后之时者亦半。吏治视上之趋向。
富文忠公使虏还，迁翰林学士、枢密副使，皆力辞，愿思夷狄轻侮之耻，坐薪尝胆，不忘修政。嘉定初，讲解使还，中书议表贺，又有以和戎为二府功，欲差次迁秩。倪文节公思曰：“澶渊之役，捷而班师，天子下诏罪己，中书枢密待罪。今屈己盟戎，奈何君相反以为庆？”乃止。
延平先生论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厉廉耻为先。
王时雍、徐秉哲等为卖国牙郎，而不忍以宋宗族交与虏人者，开封捉事使臣窦鉴也。李邺以越守降虏，而袖石击虏伪守者，亲事官唐琦也。
朱文公谓蔡季通曰：“身劳而心安者为之，利少而义多者为之。”出《荀子?修身篇》。李诚之尝语真希元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此吾辈八字箴。”
元祐中，李常宁《对策》曰：“天下至大，宗室至重，百年成之不足，一日坏之有馀。”擢为第一。景定中，有擢伦魁者，其破题云：“连一心之乾，开三才之泰，可以观世道之消长矣。”
先儒论本朝治体云：“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然考之史策，宋与契丹八十一战，其一胜者，张齐贤太原之役也。非儒乎？一韩一范使西贼骨寒胆破者，儒也。宗汝霖、李伯纪不见沮于耿、汪、黄三奸，则中原可复，雠耻可雪。采石却敌，乃眇然幅巾缓带一参赞之功。儒岂无益于国哉？缙绅不知兵，介胄不知义，而天下之祸变极矣。
元祐诸贤不和，是以为绍圣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韩、曾不和，是以为崇宁小人所陷。绍兴赵、张不和，是以为秦氏所挤。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则无私矣。曰三孤，孤则无朋矣。无私无朋，所以和也。
蔡京之恶极矣，曾布、张商英是以窃君子之名。
止斋曰：“国初以科举诱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由是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
夬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孚号有厉，以危小人之复。元祐诸贤，似未知其危乃光之义。
胡文定公曰：“宰相时来则为，不可擅为己有。”余谓：宰相非久居之地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元祐司马公是也。夸者死权，绍兴之秦、绍定之史是也。
陈恕定茶
译龟山先生周行己说：“我曾经在白天观察妻子儿女，来检验他们行为是否笃实；在夜晚考察梦境，来占卜他们的志向是否坚定。”
绍兴、隆兴年间，主张议和的都是小人；开禧年间，主张主战的也都是小人。
吕公著任宰相时，并非没有可以议论的瑕疵，他的儿子吕希哲是名相，却宣扬父亲的美德。史浩任宰相时，并非没有可以称道的善行，他的儿子史弥远是权臣，却掩盖父亲的美德。《易经》说：“有儿子考问父亲，没有灾祸。”
嘉定癸未年，礼部科举考试中策问说：“发布德音，下达明诏，是宁宗皇帝的遗诏。”下面称为“遗诰”，大概是避当时宰相家讳的缘故。蒋良贵任安吉州签判，当时水灾后修筑城墙，郡守赵希观嘱托蒋良贵写《记》。文中用了“浩浩”二字，赵希观想改动，蒋良贵不同意，说：“身为宗室却避宰相父亲的名讳，这不是艺祖皇帝所期望于金枝玉叶的。”听到的人认为他壮烈。
胡安国父子的奏疏，依据《春秋》的道义，扶持世道，端正人心，可以树立懦夫志向。这种道义如果不明，人欲就会泛滥，起初不知道邪正，最终也不知道逆顺。
唐代内殿的《无逸图》被山水画取代，这是开元、天宝年间治乱分界的原因。仁宗宝元初年，在延春阁画农家耕织图，哲宗元符年间，也改画山水，勤怠的区别就明显了。徽宗宣和年间取秘书省的图画进献阅览，陈师锡上奏说：“《六经》记载大道，诸子谈论道理，历代史籍、祖宗图书，天人的蕴藏，性命的奥妙，治乱安危的关键，善恶邪正的踪迹都在其中。以此作为图，天地在心中，万物由此流出；以此作为画，日月在眼中，光辉覆盖四海。在此观心，则天地冲和之气产生；在此注目，则日月祥瑞之光显现。心以道观察就端正，眼以德观看就明亮。”唉，如果徽宗能把他的话放在座位右边，就一定能鉴察成败、辨别善恶。把规劝当作耳塞，听而不闻，于是画学设立了。“黍离麦秀”那样的悲凉风景，难道可以画吗？
绍兴年间，李谊说：《汉书·循吏传》六人中有五人出自宣帝时期，《酷吏传》十二人中有八人出自武帝时期。《唐书·循吏传》十五人中有半数出自武德、贞观时期，《酷吏传》十二人中有半数出自武后时期。吏治的好坏取决于君主的趋向。
富弼出使辽国回来，升任翰林学士、枢密副使，都极力推辞，愿意思考被夷狄轻侮的耻辱，坐薪尝胆，不忘修明政治。嘉定初年，讲解使回来，中书省商议上表祝贺，又有人把和戎当作二府的功劳，想要按次序升迁官职。倪思说：“澶渊之战，获胜后班师，天子下诏罪己，中书枢密等待治罪。现在委屈自己与戎狄结盟，怎么能君臣反而以此为庆贺？”于是停止。
延平先生李侗论述治道，一定以明辨天理、端正人心、崇尚节义、激励廉耻为优先。
王时雍、徐秉哲等人作为卖国的中间人，而不忍心把宋朝宗族交给金人的，是开封捉事使臣窦鉴。李邺以越州知州身份投降金人，而用袖中石头击打金人伪守的，是亲事官唐琦。
朱熹对蔡沈说：“身体劳累而内心安宁的事去做，利益少而道义多的事去做。”出自《荀子·修身篇》。李侗曾经对真德秀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这是我们这类人的八字箴言。”
元祐年间，李常宁《对策》说：“天下极其广大，宗室极其重要，百年成就它尚且不足，一天毁坏它却有余。”被提拔为第一名。景定年间，有被提拔为经义魁首的，他的破题说：“连接一心之乾，开启三才之泰，可以观察世道的消长了。”
先儒论述本朝治体说：“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然而考察史策，宋朝与契丹八十一战，其中一次胜利的，是张齐贤太原之役。他不是儒者吗？一个韩琦一个范仲淹让西夏贼人骨寒胆破的，是儒者。宗汝霖、李纲不被耿南仲、汪伯彦、黄潜善三个奸臣阻挠，那么中原可以恢复，仇耻可以洗雪。采石矶击退敌人，乃是目光短浅、幅巾缓带的参赞之功。儒者难道对国家没有益处吗？士大夫不懂军事，武将不懂道义，天下的祸变就达到了极点。
元祐诸贤不和，因此被绍圣小人所乘。元符、建中年间韩琦、曾布不和，因此被崇宁小人所陷害。绍兴年间赵鼎、张浚不和，因此被秦桧所排挤。古代设立官职叫三公，公就没有私心了。叫三孤，孤就没有朋党了。无私无朋，所以和谐。
蔡京的恶行极矣，曾布、张商英因此窃取君子的名声。
陈傅良说：“国初用科举引诱偏远的士人，而聚集到京城。因此家不崇尚谱牒，身不重视乡贯。”
夬卦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孚号有厉，以危小人之复。元祐诸贤，似乎不知道其危乃光的意义。
胡安国说：“宰相时来则为，不可擅为己有。”我说：宰相不是久居之地。以仁为己任，死而后已，元祐司马光就是这样。夸耀的人死于权位，绍兴的秦桧、绍定的史弥远就是这样。
陈恕定茶
王仲山以抚州降，仲薿以袁州降，禹玉之子也。綦叔厚行责词云：“昔唐天宝之乱，河北列郡并陷，独常山、平原能为国守者，盖杲卿、真卿二颜在焉。尔等顷以家声，屡尘仕版，未闻亏失，浸预使令，为郡江西，惟兄及弟，力诚不支，死犹有说。临川先降，宜春继屈，鲁、卫之政，若循一途，虽尔无耻，不愧当时之公议。顾亦何施面目，见尔先人于地下哉？”[秦桧，仲山之婿。]
虞公以玉失国，楚子常以佩丧邦。近岁襄阳之事，亦起于榷场之玉带。
淳祐甲辰，宰相起复。太学诸生黄恺伯等上书曰：“弥远奔丧而后起复，嵩之起复而后奔丧。”徐仁伯元杰。兼说书，对经幄，其言当帝心。台谏刘晋之、王瓒、胡清献、龚基先联章论仁伯，上震怒，夜出御笔，逐四人。遂寝起复之命，而相范、杜。明年，仁伯卒，人以为毒也。然其事竟不明白。庸斋赵茂实志之，徐景说铭之。
自荆舒之学行，为之徒者，请禁读史书。其后经筵不读《国风》，而《汤誓》、《泰誓》亦不进讲。人君不知危亡之事，其效可睹矣。
小人之毁君子，亦多术矣。唐左拾遗侯昌业上疏，极言时病，而田令孜之党，伪作谏疏，有明祈五道，暗祝冥官，于殿内立揭谛道场。本朝邹浩谏立刘后，而章厚之党，伪作谏疏，有取他人之子之语。其诬善丑正，不谋而同。然不可泯者，千万世之清议也。
邓志宏肃谓：崇宁以来，蔡京群天下学者，纳之黉舍，校其文艺，等为三品。饮食之给，因而有差。旌别人才，止付于鱼肉铢两间。学者不以为羞，且逐逐然贪之。部使者以学宫成坏为州县殿最。学校之兴，虽自崇宁，而学校之废，政由崇宁。盖设教之意，专以禄养为轻重，则率教之士，岂复顾义哉？崇宁学校之事，概见于此。昔之所谓率教者犹若此，今之所谓率教者又可见矣。
大观八行，因《周礼》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奸臣不学如此。
真文忠公《自箴》曰：“学未若临邛之邃，量未若南海之宽，制行劣于莆田之懿，居贫愧于义乌之安。”临邛，魏鹤山了翁。南海，崔菊坡与之。莆田，陈宓。义乌，徐侨。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肃之，辞曰：“为求师而来，愿执弟子礼。”程子受之，馆于门侧。上漏旁穿，天大风雪，宵无烛，昼无炭，市饭不得温。程子弗问，谢处安焉。如是逾月，豁然有省，然后程子与之语。
吕子约曰：“读《明道行状》，可以观圣贤气象。”
谯天授定之学，得于蜀曩氏夷族；袁道洁溉之学，得于富顺监卖香薛翁，故曰：“学无常师。”
卷十六 考史
汉河渠考
美哉禹功！万世永赖。云何汉世河决为害？盖自战国，壅川壑邻，决通堤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故渎遂改。碣石九河，皆沦于海。微禹其鱼，遗黎之思，披图案谍，用缀轶遗。
孝文十二年，河决酸枣，东溃金堤。
陈留郡酸枣县，今属开封府。秦拔魏置县。地多酸枣，因以为名。金堤河堤在东郡白马界。《括地志》：一名千里堤，在滑州白马县东五里。《郡县志》：在酸枣县南二十三里。《舆地广记》：酸枣县有金堤，汉文时河决金堤即此。王尊为东郡太守，请以身填金堤。程子曰：“汉火德，多水灾。唐土德，少河患。”
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勃海，复决濮阳瓠子。注：钜野通淮泗，鄃居河北。鄃，音输，《后汉注》音俞。
东郡顿丘县。今澶州开德府濮阳、清丰两县。汉勃海郡在勃海之滨。今沧、棣、霸、滨诸州之地。《水经注》、《禹贡》曰：“夹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经》：碣石之山，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河之入海，旧在碣石，今川流所导，非禹渎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渎。班固曰：“商竭周移。”瓠子，今开德府濮阳县西，有瓠子口。瓠子，河名也。济州钜野县东北有大野泽，即钜野也。《禹贡》：大野既
译王仲山以抚州投降，王仲薿以袁州投降，他是王禹玉的儿子。綦叔厚起草的责罚诏辞说：“从前唐天宝年间发生战乱，河北各郡全都陷落，唯独常山、平原能为国家坚守，是因为有颜杲卿、颜真卿两位颜氏在。你们近来凭借家族声望，屡次进入仕途，未曾听说有亏缺过失，逐渐参与使令事务，在江西担任郡守，只有兄长和弟弟，力量确实不足以支撑，即使战死也还有说法。临川先投降，宜春随后屈服，鲁、卫两国的政事，好像遵循同一条路径，虽然你们不知羞耻，却不违背当时的公众舆论。但你们还有什么面目，在地下见到你们的祖先呢？”[秦桧是王仲山的岳父。]
虞公因为美玉而失去国家，楚子常因为佩玉而丧失邦国。近年襄阳的事情，也是起因于榷场的玉带。
淳祐甲辰年，宰相起复任职。太学诸生黄恺伯等人上书说：“史弥远奔丧之后才起复，史嵩之起复之后才奔丧。”徐仁伯名元杰。兼任说书官，在经筵应对，他的言论符合皇帝的心意。台谏官刘晋之、王瓒、胡清献、龚基先联合上章弹劾徐仁伯，皇上震怒，连夜发出御笔手诏，驱逐这四个人。于是搁置起复的命令，而任命范、杜为相。第二年，徐仁伯去世，人们认为他是毒死的。然而这件事终究没有弄明白。赵茂实（号庸斋）为他写墓志铭，徐景说为他写铭文。
自从荆舒（王安石、吕惠卿）的学说施行以来，他们的门徒请求禁止阅读史书。后来经筵不读《国风》，而《汤誓》、《泰誓》也不进讲。君主不知道危亡的事情，其后果可以看到了。
小人诋毁君子，也有多种手段。唐代左拾遗侯昌业上疏，极力陈述时弊，而田令孜的党羽，伪造谏疏，其中有明祈五道，暗祝冥官，在殿内设立揭谛道场。本朝邹浩谏阻立刘后，而章惇的党羽，伪造谏疏，其中有取他人之子的言语。他们诬陷善人、丑化正人，不谋而合。然而不可磨灭的，是千万世的清议。
邓志宏肃说：崇宁以来，蔡京聚集天下学者，纳入学校，考核他们的文艺，分为三等。饮食供给，因此有差别。甄别人才，只取决于鱼肉铢两之间。学者不以为羞，而且竞相贪图。部使者以学校成坏作为州县考核的标准。学校的兴起，虽然始于崇宁，而学校的废弛，也正因为崇宁。大概施教的本意，专门以禄养为轻重，那么遵循教导的士人，难道还会顾念道义吗？崇宁学校的事情，大概都体现在这里。从前所谓遵循教导的人尚且如此，现在所谓遵循教导的人就更可见了。
大观八行，依据《周礼》的六行，附加六德中的忠、和。奸臣不学无术竟至于此。
真文忠公《自箴》说：“学问不如临邛魏了翁那样深邃，气量不如南海崔与之那样宽宏，品行不如莆田陈宓那样美好，安于贫困不如义乌徐侨那样坦然。”临邛，指魏了翁（号鹤山）。南海，指崔与之（号菊坡）。莆田，指陈宓。义乌，指徐侨。
上蔡先生初次拜见程子，程子以客礼对待他，他推辞说：“我是来求师的，愿意行弟子礼。”程子接受，让他住在门侧。屋顶漏雨，墙壁穿孔，天刮大风下大雪，晚上没有蜡烛，白天没有炭火，买来的饭吃不到热的。程子不过问，谢良佐安然处之。像这样过了一个多月，豁然有所领悟，然后程子才与他交谈。
吕子约说：“读《明道行状》，可以观察圣贤的气象。”
谯天授定之的学问，得之于蜀地曩氏夷族；袁道洁溉之的学问，得之于富顺监卖香的薛翁，所以说：“学无常师。”
卷十六 考史
汉河渠考
美好啊大禹的功绩！万世永远依赖。为什么汉代黄河决口造成灾害？大概从战国时期，堵塞川壑邻接，决开通堤防。加上暴秦，水失去其正道，所以河道于是改变。碣石九河，都沉沦于海。如果没有大禹，百姓将沦为鱼鳖，遗留的黎民思念，翻阅图籍档案，用来缀补遗落。
孝文帝十二年，黄河在酸枣决口，向东溃决金堤。
陈留郡酸枣县，现在属于开封府。秦国攻取魏国设置县。地方多酸枣，因此以此命名。金堤河堤在东郡白马界。《括地志》：一名千里堤，在滑州白马县东五里。《郡县志》：在酸枣县南二十三里。《舆地广记》：酸枣县有金堤，汉文帝时黄河决金堤就是这里。王尊任东郡太守，请求用身体填塞金堤。程子说：“汉朝火德，多水灾。唐朝土德，少河患。”
汉武帝元光三年，河水改道从顿丘，向东南流入勃海，又决口濮阳瓠子。注：钜野通淮泗，鄃在河北。鄃，音输，《后汉书注》音俞。
东郡顿丘县。现在澶州开德府濮阳、清丰两县。汉代勃海郡在勃海之滨。现在沧、棣、霸、滨诸州之地。《水经注》、《禹贡》说：“夹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经》：碣石之山，绳水发源，向东流注入河。黄河入海，旧在碣石，现在河流所导，不是大禹的河道。周定王五年，黄河改道故渎。班固说：“商竭周移。”瓠子，现在开德府濮阳县西，有瓠子口。瓠子，是河名。济州钜野县东北有大野泽，就是钜野。《禹贡》：大野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