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考史
及光武之后将相名臣策文通训，条在南宫，秘于省阁，唯台郎升复道取急，因得开览。谢承《后汉书》，见《文选注》。汉尚书作诏文。见《周礼注》。尚书郎，乃今中书舍人。见《通典》。
译等到光武帝之后，将相名臣的策文训令，条目都收藏在南宫，秘藏在省阁之中，只有台郎登上复道请假时，才趁机得以翻阅。谢承《后汉书》的记载，见于《文选注》。汉代尚书负责起草诏书，见于《周礼注》。尚书郎，相当于现在的中书舍人，见于《通典》。
钟离意谓：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本于《荀子》。黄琼谓：鲁僖遇旱，以六事自让，本于《春秋考异邮》。
郅恽上书王莽云：“取之以天，还之以天。”莽犹能赦之，此祖伊之得全于殷纣之世也。
鲁丕《对策》，见袁宏《纪》，而范史不载。
《文苑传》：自东汉始，而文始卑矣。
汉政归尚书，魏、晋政归中书，后魏政归门下，于是三省分矣。
为杜密之居乡，犹效陈孟公、杜季良也。为刘胜之居乡，犹效张伯松、龙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择。
东汉有佛书，而诸臣论议，无述其言者，唯襄楷云：“浮屠不三宿桑下。”
《班固传》：《西都赋》云：“招白间，下双鹄。榆文竿，出比目。”二句为对。白间，犹黄间也。注云：“弓弩之属。”《御览》引《风俗通》白鹇，古弓名。《文选》以“间”为“鹇”。非禽名也。
《东都赋》正予乐，依谶文，改乐为“大予”。《文选》李善注亦引“大予”，五臣乃解为“正乐”。今本作“雅乐”，亦误。盖五臣本改为“雅”。
范氏施御，注引《括地图》曰：“夏德盛，二龙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按《左传》范宣子曰：“昔匄之祖，在夏为御龙氏。”《括地图》之说本于此。然蔡墨谓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赐氏曰御龙，非禹也。
《文选?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论》永宁诏曰：“钟鸣漏尽，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永宁，汉安帝年号。元始，崔寔字也。《后汉纪》不载此诏。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谓：见当时风俗及其治家整齐，即以严致平之意。
崔寔《政论》云：“谚曰：‘一岁再赦，好儿喑哑。’”唐太宗之言，盖出于此。“儿”与“人”同，如以“可人”为“可儿”。
刚者必仁，佞者必不仁。庞萌为人逊顺，而光武以托孤期之，不唯失于知人，其惑于佞甚矣。子陵所以鸿飞冥冥也，怀仁辅义之言，岂特规侯霸哉？
东汉三公，无出杨震、李固之右，而始进以邓、梁，君子以为疵。故《易》之《渐》曰：“进以正。”
《曲礼》：少仪之教废，幼不肯事长，不肖不肯事贤。东都之季，风化何其美也。魏昭请于郭泰，愿在左右，供给洒扫。荀爽谒李膺，因为其御。范滂之归，乡人殷陶、黄穆侍卫于旁，应对宾客。阙里气象，不过是矣。
中平二年，昆阳令愍繇役之害，结单言府，收其旧直，临时募顾，不烦居民。太守、丞为之立约。见于《都乡正街弹碑》。此募役之始也。
孔子曰：“故者，毋失其为故也。”苏章借故人以立威，其流弊遂为于禁、源怀忠厚之俗不复见。若章者，难与并为仁矣。
精庐，见《姜肱传》，乃讲授之地，即《刘淑、包咸、檀敷传》所谓精舍也。《文选》任彦升《表》用精庐，李善注引王阜事，五臣谓寺观，谬矣。
孔北海《答王修教》曰：“掾清身洁己，历试诸难。谋而鲜过，惠训不倦。余嘉乃勋，应乃懿德，用升尔于王庭，其可辞乎？”文辞温雅，有典诰之风，汉郡国之条教如此。然“历试诸难”，恐不可用。
孝女叔先雄，《水经注》以为光终，符县人。又引《益部耆旧传》：苻有光洛，疑即“终”字。僰道有张帛。
刘赣父《东汉刊误》谓：《列传》第七十九，注最浅陋。章怀注书，分与诸臣，疑其将终篇，故特草草耳。今观《南匈奴论》弃蔑天公，注引前书云：“老秃翁何为首鼠两端。”秃翁，即天翁也，其谬甚矣。
《曹娥碑》云：“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以五月时迎伍君。”《传》云：“迎婆娑神。”误也。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铭墓居其半。曰碑，曰铭，曰神诰，曰哀赞，其实一也。自云为《郭有道碑》，独无愧辞，则其他可知矣。其颂胡广、黄琼，几于老、韩同传，若继成汉史，岂有南、董之笔？
《周举传》：太原旧俗，以
译钟离意说：成汤遭遇旱灾，以六件事自责，其本源在于《荀子》。黄琼说：鲁僖公遭遇旱灾，以六件事自我推让，其本源在于《春秋考异邮》。
郅恽上书给王莽说：“取之于天，还之于天。”王莽尚且能赦免他，这就像祖伊在殷纣王时代得以保全性命一样。
鲁丕的《对策》，见于袁宏的《后汉纪》，但范晔的《后汉书》没有记载。
《文苑传》：从东汉开始设立，而文人的地位从此就低下了。
汉代政令归于尚书，魏晋政令归于中书，北魏政令归于门下，于是三省分立的制度形成了。
杜密在乡居时，还效仿陈孟公、杜季良。刘胜在乡居时，还效仿张伯松、龙伯高。制定行为准则的人，应当知道如何选择榜样。
东汉已有佛经，但各位大臣的议论中，没有提及佛经内容的，只有襄楷说：“浮屠不三宿桑下。”
《班固传》：《西都赋》说：“招白间，下双鹄。榆文竿，出比目。”这两句是对仗的。白间，如同黄间一样。注释说：“属于弓弩一类。”《太平御览》引用《风俗通》中的白鹇，是古弓名。《文选》将“间”当作“鹇”。这不是鸟名。
《东都赋》中的“正予乐”，依据谶纬文字，将“乐”改为“大予”。《文选》李善注也引用“大予”，五臣本却解释为“正乐”。现在的版本作“雅乐”，也是错误的。大概五臣本将“大”改为了“雅”。
范氏驾驭龙，注释引用《括地图》说：“夏朝德行兴盛，两条龙降临。禹派范氏驾驭它们，以行程南方。”按照《左传》范宣子的说法：“从前我的祖先，在夏朝担任御龙氏。”《括地图》的说法本于此。然而蔡墨对刘累说：刘累向豢龙氏学习驯龙，以侍奉孔甲，被赐姓为御龙，并不是禹。
《文选·放歌行》注引用崔元始《正论》永宁诏书说：“钟鸣漏尽，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永宁，是汉安帝的年号。元始，是崔寔的字。《后汉纪》没有记载这道诏书。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认为：可以看到当时的风俗以及治家整齐，即以严厉达到平和的意思。
崔寔《政论》说：“谚语说：‘一年两次赦免，好儿变得喑哑。’”唐太宗的话，大概出于此。“儿”与“人”同义，如同将“可人”称为“可儿”。
刚直的人必定仁爱，奸佞的人必定不仁爱。庞萌为人谦逊顺从，而光武帝将托孤重任寄托给他，不仅失于知人，更是被奸佞迷惑太深了。严子陵之所以像鸿雁飞入冥冥之中，他所说的“怀仁辅义”之言，难道只是规劝侯霸吗？
东汉的三公，没有超过杨震、李固的，但他们起初进身依靠邓氏、梁氏，君子认为这是瑕疵。所以《易经》的《渐卦》说：“进以正。”
《曲礼》：少仪的教化废弛，年幼的不肯侍奉年长的，不贤的人不肯侍奉贤人。东都末年，风化多么美好啊。魏昭请求跟随郭泰，愿意在左右，供给洒扫。荀爽拜见李膺，为他驾车。范滂回乡，乡人殷陶、黄穆侍卫在旁，应对宾客。阙里的气象，也不过如此了。
中平二年，昆阳令怜悯徭役的危害，结单言府，收取旧日的工值，临时招募雇佣，不烦扰居民。太守、丞为此立下契约。见于《都乡正街弹碑》。这是招募役夫的开端。
孔子说：“故者，毋失其为故也。”苏章借故人之名来树立威严，其流弊导致于禁、源怀那种忠厚的风俗不再出现。像苏章这样的人，难以与仁者并列了。
精庐，见于《姜肱传》，是讲授经学的地方，即《刘淑、包咸、檀敷传》所说的精舍。《文选》任彦升《表》使用精庐，李善注引用王阜的事，五臣本说是寺观，错误了。
孔北海《答王修教》说：“掾史清廉自守，经历各种艰难。谋划而很少过错，施惠训导不知疲倦。我嘉奖你的功勋，应和你的美德，因此提升你到朝廷，你怎么能推辞呢？”文辞温雅，有典诰的风格，汉代郡国的条教就是这样。然而“历试诸难”，恐怕不可使用。
孝女叔先雄，《水经注》认为她是光终，符县人。又引用《益部耆旧传》：苻有光洛，怀疑“洛”即“终”字。僰道有张帛。
刘赣父《东汉刊误》说：《列传》第七十九，注释最为浅陋。章怀太子注书，分派给各位臣子，怀疑他将要完成全篇，所以特别草率罢了。现在看《南匈奴论》弃蔑天公，注释引用前书说：“老秃翁何为首鼠两端。”秃翁，就是天翁，其错误太严重了。
《曹娥碑》说：“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以五月时迎伍君。”《传》说：“迎婆娑神。”错误了。
蔡邕的文章，现在存留九十篇，而铭文墓志占了一半。叫碑，叫铭，叫神诰，叫哀赞，其实是一样的。他自己说为《郭有道碑》，唯独没有愧辞，那么其他的就可以知道了。他颂扬胡广、黄琼，几乎与老子、韩非子同传，如果继续完成汉史，难道会有南史、董狐那样的笔法吗？
《周举传》：太原旧俗，以
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一月寒食。按《淮南?要略》云：“操舍开塞，各有龙忌。”注：中国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谓之请龙。
译介子推被焚身亡，因此有了龙忌的禁忌，整个月都要寒食。查考《淮南子·要略》说：“开启与闭藏，各自有龙忌。”注释说：中原地区在鬼神死亡的日子有所禁忌，北胡和南越都称之为请龙。
郭伋为弁州牧，有童儿骑竹马。《史通》云：“晋阳无竹，事不可信。”
《光武纪》：建武二十三年，陈留太守玉况为大司徒。二十七年薨。《虞延传》注引谢承书曰：“况，章和元年为司徒。”谢承书，误也。
汉诏令：人主自亲其文。光武诏曰：“司徒，尧也。赤眉，桀也。”明帝诏曰：“方今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岂代言者所为哉？
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朱文公谓：晋史自帝魏，后贤盍更张。然晋人已有此论。
三国鼎峙，司马公《通鉴》以魏为正统，本陈寿。朱子《纲目》以蜀汉为正统。本习凿齿。然稽于天文，则荧惑守心，魏文帝殂，而吴、蜀无它。此黄权对魏明帝之言也。若可以魏为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恶之，汉昭烈殂而魏、吴无它。权将何辞以对？
邵公济《谒武侯庙文》云：“公昔高卧，隐然一龙。鬼蜮乱世，其谁可从？惟明将军，汉氏之宗。相挽以起，意气所同。欲持尺箠，尽逐奸雄。天未悔祸，世岂能容？惟史臣寿，奸言非公。惟大夫周，误国非忠。庙食故里，羞此南充。置公左右，不堪仆童。我实鄙之，筑公之宫。《春秋》之法，孰敢不恭？俾千万年，仰其高风。”[陈寿、谯周，皆巴郡人。今果州陆务观《筹笔驿诗》：运筹陈迹故依然，想见旌旗驻道边。一等人间管城子，不堪谯叟作降笺。公济之文盖果州作。]
君子小人之夭寿，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诸葛孔明止五十四，法孝直才四十五，庞士元仅三十六，而年过七十者，乃奉书乞降之谯周也。天果厌汉德哉？
诸葛武侯曰：“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贯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太平御览》引《要览》云。
武侯不用魏延之计，非短于将略也，在《易?师》之上六曰：“小人勿用。”
三国魏有篡弑，吴有废立，皆受制强臣。蜀汉未亡之前，庸主尸位而国无内忧，昭烈武侯之规摹远矣。
《水经注》引武侯《与步骘书》曰：“仆前军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马冢在武功东十馀里，有高势，攻之不便，是以留耳。”武侯《表》云：“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水长攻琰营，臣作竹桥，越水射之，桥成驰去。”此可以裨《武侯传》之阙。晦翁欲《传》末略载瞻及子尚死节事，以见善善及子孙之义。南轩不以为然，以为瞻任兼将相，而不能极谏以去黄皓。谏而不听，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谓不克肖矣。兵败身死，虽能不降，仅胜于卖国者耳。以其犹能如此，故书子瞻嗣爵，以微见善善之长，以其智不足称，故不详其事，不足法也。此论甚精。
昭烈谓：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终身不敢议蜀也。司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敌。《史通》云：“陆机《晋史》虚张拒葛之锋。”又云：“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然则武侯事迹湮没多矣。
《八阵图》，薛士龙曰：“图之可见者三：一在沔阳之高平旧垒，一在新都之八阵乡，一在鱼复永安宫南江滩水上。”蔡季通曰：“一在鱼复，石碛迄今如故。一在广都，土垒今残破不可考。”
君子其潜如龙，非迅雷烈风不起；其翔如凤，非醴泉甘露不食。司马德操、诸葛孔明俱隐于耕稼，而仕止殊；魏玄成、徐鸿客俱隐于黄冠，而出处异。如用之，易地则皆然。
邓艾取蜀，行险以徼幸，阎伯才《阴平桥诗》云：“鱼贯羸师堪坐缚，尔时可叹蜀无人。”
张文潜《梁父吟》曰：“永安受诏堪垂涕，手挈庸儿是天意。渭上空张复汉旂，蜀民已哭归师至。堂堂八阵竟何为？长安不见汉官仪。邓艾老翁夸至计，谯周鼠子辨兴衰。”其言悲壮感慨，蜀汉始终，尽于此矣。说斋云：“人心思汉，王郎假之而有馀；人心去汉，孔明扶之而不足。”
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魏文喜跃于为嗣之初，大飨于忧服之中，不但以位为乐而已。
译郭伋担任并州牧时，有儿童骑竹马迎接。《史通》说：“晋阳没有竹子，这件事不可信。”
《光武帝纪》记载：建武二十三年，陈留太守玉况担任大司徒。二十七年去世。《虞延传》注引谢承书说：“玉况在章和元年担任司徒。”谢承书是错误的。
汉代的诏令：君主亲自撰写其文辞。光武帝的诏书说：“司徒如同尧，赤眉如同桀。”明帝的诏书说：“当今上面没有天子，下面没有方伯。”这难道是代笔的人所能写出来的吗？
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朱熹认为：晋朝史书自以魏为正统，后来的贤者何不改变这一做法。然而晋朝人已有这种议论。
三国鼎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本于陈寿。朱熹的《纲目》以蜀汉为正统，本于习凿齿。然而考察天文，火星守心宿，魏文帝去世，而吴、蜀没有变故。这是黄权对魏明帝说的话。如果因此可以以魏为正统，那么月亮侵犯心宿大星，是王者厌恶的，汉昭烈帝去世而魏、吴没有变故。黄权将用什么话来回答呢？
邵公济《谒武侯庙文》说：“您昔日高卧，隐然如龙。鬼蜮乱世，谁能追随？只有明将军，是汉室的宗族。互相挽起起身，意气相投。想要拿着短鞭，尽数驱逐奸雄。上天未悔祸，世间岂能容？只有史臣陈寿，奸言非公道。只有大夫谯周，误国非忠臣。在故乡享受祭祀，羞于在南充任职。把您放在左右，不堪做仆从。我实在鄙夷他们，为您建造宫庙。《春秋》的法度，谁敢不恭敬？使千万年，仰慕您的高风。”[陈寿、谯周，都是巴郡人。现在果州陆游《筹笔驿诗》：运筹陈迹故依然，想见旌旗驻道边。一等人间管城子，不堪谯叟作降笺。邵公济的文章大概是在果州作的。]
君子与小人的早夭长寿，可以占卜世道的坏与好。诸葛孔明只活了五十四岁，法孝直才四十五岁，庞士元仅三十六岁，而年过七十的，却是奉书乞降的谯周。上天果真厌恶汉德吗？
诸葛武侯说：“基于势利交往，难以长久。士人之间的相知，温暖时不增加华彩，寒冷时不改变枝叶，贯穿四季而不衰败，经历艰险而更加坚固。”《太平御览》引《要览》说。
武侯不采用魏延的计策，并非短于将略，在于《易经·师卦》的上六爻辞说：“小人勿用。”
三国时期，魏有篡弑，吴有废立，都受制于强臣。蜀汉未亡之前，庸主虚位而国无内忧，昭烈帝、武侯的规划深远啊。
《水经注》引武侯《与步骘书》说：“我前军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马冢在武功东十馀里，地势高，攻打不便，因此停留。”武侯《表》说：“臣派遣虎步监孟琰据守武功水东，司马懿趁水涨攻击孟琰营，臣造竹桥，越水射击，桥成后驰去。”这可以补《武侯传》的缺漏。朱熹想在《传》末略载诸葛瞻及子诸葛尚死节的事，以体现善善及子孙的道义。张栻不以为然，认为诸葛瞻身兼将相，却不能极力劝谏以除去黄皓。劝谏不听，又不能引退，希望君主醒悟，可谓不肖。兵败身死，虽能不降，仅胜于卖国者罢了。因为他还能如此，所以记载子诸葛瞻继承爵位，以微见善善之长，因为他智谋不足称道，所以不详述其事，不值得效法。此论甚精。
昭烈帝说：武侯之才，十倍于曹丕。以曹丕的强盛，终身不敢议论蜀。司马懿畏蜀如虎，不是武侯的对手。《史通》说：“陆机《晋史》虚张抗拒诸葛的锋芒。”又说：“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那么武侯事迹湮没多矣。
《八阵图》，薛士龙说：“可见的图有三：一在沔阳之高平旧垒，一在新都之八阵乡，一在鱼复永安宫南江滩水上。”蔡季通说：“一在鱼复，石碛迄今如故。一在广都，土垒今残破不可考。”
君子潜藏如龙，非迅雷烈风不起；飞翔如凤，非醴泉甘露不食。司马德操、诸葛孔明都隐于耕稼，而出仕与止息不同；魏玄成、徐鸿客都隐于黄冠，而出处不同。如果用他们，易地则皆然。
邓艾取蜀，行险以徼幸，阎伯才《阴平桥诗》说：“鱼贯羸师堪坐缚，尔时可叹蜀无人。”
张文潜《梁父吟》说：“永安受诏堪垂涕，手挈庸儿是天意。渭上空张复汉旂，蜀民已哭归师至。堂堂八阵竟何为？长安不见汉官仪。邓艾老翁夸至计，谯周鼠子辨兴衰。”其言悲壮感慨，蜀汉始终，尽于此矣。说斋云：“人心思汉，王郎假之而有馀；人心去汉，孔明扶之而不足。”
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魏文帝在继嗣之初喜跃，在忧服之中大飨，不但以位为乐而已。
其篡汉也，哆然自以为舜、禹，可以欺天下乎？曹植拜先君墓，与友人宴于松柏之下，为诗云：“乐至忧复来。”又云：“可不极娱情。”其末流至于阮籍，礼法之亡，自魏文兄弟始。
译他篡夺汉朝政权时，傲慢地自比舜、禹，难道能欺骗天下人吗？曹植拜祭先父的坟墓，与友人在松柏树下宴饮，作诗说：“欢乐刚到，忧愁又随之而来。”又说：“何不尽情享乐。”这种风气最终发展到阮籍那里，礼法的败坏，是从魏文帝兄弟开始的。
晋傅玄曰：“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然则放旷之风，魏文实倡之。程子谓：东汉之士，知名节而不知节之以礼，遂至苦节。苦节既极，故魏、晋之士变而为旷荡。愚谓：东都之季，彧附曹，群忘汉，荃蕙化为茅矣，苦节之士安在哉？傅玄之言得之。
律章句，马、郑诸儒十有馀家，魏明帝诏：但用郑氏章句。范蜀公曰：“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宋莒公曰：“应从而违，堪供而阙，此《六经》之亚文也。”
魏以不仁得国，而司马氏父子世执其柄。然节义之臣，齾巨奸之铓，若王凌以寿春欲诛懿而不克，文钦、毋丘俭以淮南欲诛师而不遂，诸葛诞又以寿春欲诛昭而不成，千载犹有生气，魏为有臣矣。郑渔仲谓：《晋史》党晋，凡忠于魏者为叛臣；《齐史》党齐，凡忠于宋者为逆党。《史通》亦云：“古之书事也，令乱臣贼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
学如牛毛，成如麟角。出蒋子《万机论》。
司马孚自谓魏贞士。孚，上不如鲁叔肸，下不如朱全昱，谓之正，可乎？
魏文帝诏曰：“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言被服、饮食，难晓也。俗语有所本。
管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苏文定赞之曰：“少非汉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江表传》：群臣以孙权未郊祀，奏议曰：“周文、武郊酆、鄗，非必中土。”权曰：“文王未为天子，立郊于酆，见何经典？”复奏曰：“《汉?郊祀志》匡衡奏言：文王郊于酆。”权曰：“文王德性谦让，处诸侯之位，明未郊也。俗儒臆说，非典籍正义，不可用。”权之识见，高于群臣矣，汉儒不及也。
孙权破关羽，而昭烈复汉之志不遂。权称臣于曹操，称说天命，英雄之气安在哉？故朱子曰：“权亦汉贼也。”
《诸葛恪传》注：虞喜《志林》曰：“况长宁以为君子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又曰：“往闻长宁之甄文伟。”亦见《通鉴》。文伟，谓费褘也。长宁，未详其人，盖蜀人也。《广韵》引何氏《姓苑》，有况姓，庐江人。”
严畯之逊吕蒙，有郑子皮之风；陆逊之荐淳于式，有晋祁奚之风，吴安得不兴乎？
孙坚与策，皆以轻敌陨其身。权出合肥之围，亦幸而免。
孙休之遣李衡，有汉高帝之度；其讨孙琳，有叔孙昭子之断，吴之贤君也。
孙峻荐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终死于峻之手。《易》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汉昭烈托孤于孔明，而权乃托孤于恪，刘、孙之优劣，于此可见。
吴筑涂塘，晋兵出涂中。涂，音除，即六合瓦梁堰，水曰滁河。南唐于滁水上立清流关。或以“涂塘”音“塗”，误也。《元和郡县志》：滁州，即涂中。
楚莫敖狃于蒲骚之役，将自用也。诸葛恪东关之胜，亦以此败，其失在于自用。
《史通》云：“《晋史》所采多小书，若《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是也。曹、干两《纪》，孙、檀二《阳秋》，皆不之取。其中所载美事，遗略甚多。”曹嘉之、干宝《晋纪》。孙盛、檀道鸾《晋阳秋》。又云：“唐修《晋书》，作者皆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晁子止亦谓：《晋史》丛冗最甚。
李华云：“干宝著论，近王化根源。”谓《晋纪论》以民情风教、国家安危之本。
放翁《丰城剑赋》谓：吴亡而气犹见，其应晋室之南迁。愚谓：丰城二剑事，出雷次宗《豫章记》。所谓孔章者，即雷焕也，盖次宗之族。此刘知几所云庄子鲋鱼之对，贾生服鸟之辞，施于寓言则可，求诸实录则否。而唐史官之撰《晋史》者取之，后人因而信之，误矣。颜师古注《汉书》，凡撰述方志、新异穿凿者，皆不录。注史犹不取，况作史乎？《豫章记》见《艺文类聚》。
晋元帝为牛氏子，其说始于
译晋代傅玄说：“魏武帝喜好法家权术，于是天下人看重刑名之学；魏文帝仰慕通达不拘，于是天下人轻视坚守节操。”那么那种放达旷逸的风气，确实是魏文帝倡导的。程颐说：东汉的士人，只知道名节而不知道用礼来节制名节，于是导致苦守节操。苦守节操到了极点，所以魏、晋的士人转而变得旷达放荡。我认为：东汉末年，杨彧依附曹操，群臣忘却了汉朝，香草变成了茅草，那些苦守节操的士人到哪里去了呢？傅玄的话说对了。
关于法律条文的解释，马融、郑玄等儒者有十多家，魏明帝下诏：只采用郑玄的解释。范祖禹说：“法律条例有八种：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这就像《春秋》中的凡例。”宋祁说：“应当遵从却违背，能够供给却缺失，这是仅次于《六经》的文章。”
魏朝以不仁的手段取得国家，而司马氏父子世代掌握权柄。然而坚守节义的臣子，挫伤了大奸臣的锋芒，比如王凌在寿春想要诛杀司马懿而没有成功，文钦、毋丘俭在淮南想要诛杀司马师而没有成功，诸葛诞又在寿春想要诛杀司马昭而没有成功，千载之后仍然有生气，魏朝是有忠臣的。郑樵说：《晋史》偏袒晋朝，凡是忠于魏朝的人都被视为叛臣；《齐史》偏袒齐朝，凡是忠于宋朝的人都被视为逆党。《史通》也说：“古人记载史事，是让乱臣贼子感到恐惧；今人记载史事，是让忠臣义士感到羞耻。”
求学的人多如牛毛，成功的人少如麟角。出自蒋子《万机论》。
司马孚自称是魏朝的贞士。司马孚，上不如鲁国的叔肸，下不如朱全昱，称他为正直，可以吗？
魏文帝下诏说：“三世长者的家族知道穿衣，五世长者的家族知道饮食。”关于穿衣、饮食的说法，难以理解。俗语是有出处的。
管宁像郭泰一样，天子不能把他当臣子，诸侯不能把他当朋友。苏轼称赞他说：“年轻时不是汉人，年老时不是魏人，怎么称呼他呢？他是天地的隐逸之人。”
《江表传》记载：群臣因为孙权没有进行郊祀，上奏议论说：“周文王、周武王在酆、鄗进行郊祀，不一定非要在中原。”孙权说：“文王还没有成为天子，在酆地建立郊祀，见于哪部经典？”再次上奏说：“《汉书·郊祀志》中匡衡上奏说：文王在酆地进行郊祀。”孙权说：“文王德行谦让，处在诸侯的位置，明确没有进行郊祀。世俗儒者的臆测，不是典籍的正义，不可采用。”孙权的见识，高于群臣，汉代儒生比不上他。
孙权打败关羽，而刘备复兴汉朝的志向未能实现。孙权向曹操称臣，称颂天命，英雄的气概在哪里呢？所以朱熹说：“孙权也是汉朝的贼人。”
《诸葛恪传》注：虞喜《志林》说：“况长宁认为君子面对事情而恐惧，善于谋划而成功。”又说：“以前听说长宁称赞文伟。”也见于《资治通鉴》。文伟，指费祎。长宁，不详其人，大概是蜀国人。《广韵》引用何氏《姓苑》，有况姓，是庐江人。
严畯谦逊于吕蒙，有郑国子皮的风范；陆逊推荐淳于式，有晋国祁奚的风范，吴国怎么能不兴盛呢？
孙坚与孙策，都因为轻敌而丧命。孙权从合肥的包围中逃脱，也是侥幸免祸。
孙休派遣李衡，有汉高祖的气度；他讨伐孙琳，有叔孙昭子的决断，是吴国的贤明君主。
孙峻推荐诸葛恪可以托付大事，而诸葛恪最终死在孙峻手中。《易经》说：“比卦没有首领，没有好的结局。”刘备托孤给诸葛亮，而孙权托孤给诸葛恪，刘备、孙权的优劣，在这里可以看出。
吴国修筑涂塘，晋军从涂中出兵。涂，音除，即六合瓦梁堰，水叫滁河。南唐在滁水上建立清流关。有人把“涂塘”读作“塗”，是错误的。《元和郡县志》：滁州，就是涂中。
楚国莫敖习惯于蒲骚之战的胜利，将要自以为是。诸葛恪在东关的胜利，也因为这样而失败，他的过失在于自以为是。
《史通》说：“《晋史》所采用的多为小书，如《语林》、《世说》、《搜神记》、《幽明录》等。曹嘉之、干宝的《晋纪》，孙盛、檀道鸾的《晋阳秋》，都不采用。其中所载的美好事迹，遗漏很多。”又说：“唐代修《晋书》，作者都是词人，远弃司马迁、班固，近宗徐陵、庾信。”晁公武也说：《晋史》杂乱冗长最严重。
李华说：“干宝著论，接近王化的根源。”指《晋纪论》以民情风教、国家安危为根本。
陆游《丰城剑赋》说：吴国灭亡而气数犹存，应验了晋室南迁。我认为：丰城二剑的事，出自雷次宗《豫章记》。所谓的孔章，就是雷焕，大概是雷次宗的同族。这是刘知几所说的庄子鲋鱼的对话，贾谊服鸟的言辞，用于寓言可以，用于实录则不行。而唐代史官撰写《晋书》时采用了它，后人因此相信，是错误的。颜师古注《汉书》，凡是撰写方志、新奇穿凿的，都不收录。注史尚且不取，何况作史呢？《豫章记》见于《艺文类聚》。
晋元帝是牛氏之子，这种说法始于
沈约，而魏收《岛夷传》因之，唐贞观史官修《晋书》亦取焉。王劭谓沈约喜造奇说，以诬前代。刘知几亦以为非，而致堂乃谓元帝冒姓司马，过矣。
译沈约，而魏收的《岛夷传》沿袭了他的说法，唐贞观年间史官编修《晋书》也采纳了这些内容。王劭认为沈约喜欢编造奇谈怪论，以此来诬蔑前代。刘知几也认为沈约的说法不对，而胡寅（致堂）却认为元帝冒用司马姓氏，这就错了。
《演蕃露》云：“晋郭展为太仆，留心于养生，而厩马充多。潘尼为《太仆箴》，叙列其事，皆推养生而致之于马。”今按郭展事，见《晋诸公赞》。潘尼为《乘舆箴》，见《晋书》，非《太仆箴》也，盖误以二事为一。
《后妃传赞》持尺威帝，《庾亮传论》牙尺垂训，帝深念于负芒。按殷芸《小说》：晋成帝时，庾后临朝，诸庾诛南顿王宗。帝问南顿何在？答曰：“党峻作贼，已诛。”帝知非党，曰：“言舅作贼，当复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头，云：“儿何以作尔语？”帝无言，惟张目熟视，诸庾甚惧。
阮嗣宗《苏门歌》曰：“日没不周西，月出丹渊中。阳精蔽不见，阴光代为雄。亭亭在须臾，厌厌将复隆。富贵俯仰间，贫贱何必终？”其有感于师、昭之际乎？然劝进之作，焉能逭春秋之诛？
反镜索照，出夏侯湛《抵疑》。湛赞闵子骞云：“圣既拟天，贤亦希圣。”周子前已有此语矣。
东坡谓刘壮舆曰：“陶威公忠义之节，横秋霜而贯白日，《晋史》书折翼事，岂有是乎？”陈忠肃亦曰：“陶公被诬，以晋之刑政，不行于庾元规也。元规以笔札啗王隐，折翼化鹤之事，隐与杜延业共为之也。”
庾翼谓：天公愦愦。李文饶曰：“昔秦得金策，谓之天醉。岂天之常醉哉？”吁，为天者亦难矣。《诗》云：“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既克有定，靡人不胜。有皇上帝，伊谁云憎？”是之谓知天。[天醉，见张衡《西京赋》、庾信《哀江南赋》。]
何曾、荀顗之孝，论者比之曾、闵。夫以孝事君则忠，不忠于魏，又不忠于晋，非孝也。顗之罪，浮于曾。曾之骄奢，祸止及家；顗之奸谀，祸及天下。
山涛欲释吴以为外惧，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备，其深识远虑，非清谈之流也。颜延之于七贤，不取山、王，然戎何足以比涛，犹碈之于玉也。
康节邵子《西晋吟》：有刀难剖公闾腹，无木可枭元海头。祸在夕阳亭一句，上东门啸浪悠悠。考之《晋史》，贾充纳女以壬辰，刘曜陷长安以丙子，相去才四十五年。奸臣孽女之败国家，吁可畏哉！近世贾妃之册以壬辰，而宋之祸亦以丙子，悲夫！
江默云：“唐、虞、三代，有疑赦而无大赦。汉、唐有大赦而无郊赦。故大赦始于春秋，而郊赦始于五代。”愚谓：晋王彪之答简文云：“中兴以来，郊祀往往有赦，常谓非宜。”则郊赦东晋有之，非始于五代也。
《通鉴》：秦兵既盛，谢玄入问计于谢安。安夷然答曰：“已别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游山墅，与玄围棋赌墅。《纲目》删“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二句，则围棋为张玄乎？谢玄乎？《世说注》引《续晋阳秋》曰：“与兄子玄围棋。”然二玄当如《汉书》叙臣胜、臣夏侯胜，以姓别之。
王导之孙谧，授玺于桓玄；谢安之孙澹，持册于刘裕。此朱子所以叹嗣守之难也。无忝乃祖，一陶渊明而已。
桓玄篡逆，卞承之谓宗庙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长，乱臣贼子祭及其祖，可以长世乎？斯言不当汙简牍。
《晋史?忠义传》，可削者三人：韦忠不见裴頠，辞张华之辟，初节亦足称矣。而仕于刘聪，为之讨羌而死，非为晋死也，谓之忠义可乎？王育仕于刘渊，刘敏元仕于刘曜，舍顺从逆，皆失节者也，忠义安在哉？唐之修《晋史》也，许敬宗、李义府与秉笔焉，是恶知兰艾鸾枭之辨？
陶渊明《读史》述夷齐云：“天人革命，绝景穷居。”述箕子云：“矧伊代谢，触物皆非。”先儒谓：“食薇饮水”之言，“衔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读者不之察尔。颜延年《诔渊明》曰：“有晋徵士。”与《通鉴纲目》所书同一意。《南史》立传，非也。
策扶老以流憩，谓扶老藤也。见《后汉?蔡顺传》注。
渊明《与子俨等疏》，颍川韩元长谓韩融，韶子，《后汉》有传。济北氾稚春谓氾毓。《晋书》有传
译《演蕃露》说：“晋朝郭展担任太仆，留心于养生之道，而马厩中的马匹充实众多。潘尼作《太仆箴》，叙述列举这些事，都是推崇养生而将其应用于马匹。”现在考察郭展的事迹，见于《晋诸公赞》。潘尼作《乘舆箴》，见于《晋书》，并非《太仆箴》，大概是错误地将两件事混为一谈。
《后妃传赞》中记载用尺子威吓皇帝，《庾亮传论》中记载用象牙尺垂示训诫，皇帝深深忌惮于负芒之痛。根据殷芸《小说》记载：晋成帝时，庾皇后临朝听政，诸庾诛杀南顿王司马宗。皇帝问南顿王在哪里？回答说：“党峻作贼，已经诛杀。”皇帝知道不是党峻，说：“说舅舅作贼，又该怎么说呢？”庾皇后用象牙尺打皇帝的头，说：“孩子为什么这样说？”皇帝无言，只是睁大眼睛熟视，诸庾非常恐惧。
阮籍《苏门歌》说：“太阳落山于不周山西，月亮升起于丹渊之中。阳气被遮蔽不见，阴气代替成为主宰。高高在上只是片刻，衰微之后又将复兴。富贵在俯仰之间，贫贱何必终老？”这是对师旷、昭公之际有所感怀吧？然而劝进的作品，怎么能逃避《春秋》的诛伐呢？
对着镜子寻找倒影，出自夏侯湛《抵疑》。夏侯湛赞美闵子骞说：“圣人既然比拟上天，贤人也希望成为圣人。”周敦颐之前已有此语。
苏东坡对刘壮舆说：“陶侃忠义的节操，横贯秋霜而贯穿白日，《晋史》记载折翼化鹤的事，难道有这种事吗？”陈忠肃也说：“陶侃被诬陷，是因为晋朝的刑政，没有施行于庾元规身上。元规用笔墨利诱王隐，折翼化鹤的事，是王隐和杜延业共同编造的。”
庾翼说：老天昏乱。李文饶说：“从前秦国得到金策，称之为天醉。难道天常常醉吗？”唉，做天也太难了。《诗经》说：“百姓现在正危险，看天昏昏沉沉。既然能够安定，没有人不能战胜。有伟大的上帝，谁敢憎恨？”这就是懂得天命。[天醉，见于张衡《西京赋》、庾信《哀江南赋》。]
何曾、荀顗的孝行，评论者将他们比作曾参、闵子骞。如果用孝道来侍奉君主就是忠，不忠于魏，又不忠于晋，就不是孝。荀顗的罪过，超过何曾。何曾的骄奢，祸患只波及自家；荀顗的奸佞谄媚，祸患波及天下。
山涛想要释放吴人作为外部的威慑，又说不应撤除州郡的武备，他的深识远虑，不是清谈一流的人所能比的。颜延之对七贤，不选取山涛、王戎，然而王戎怎么足以与山涛相比，就像碈石与玉的区别。
邵雍《西晋吟》：有刀难剖公闾的腹部，无木可枭元海的头颅。祸患在夕阳亭一句，上东门啸浪悠悠。考察《晋史》，贾充纳女在壬辰年，刘曜陷长安在丙子年，相距才四十五年。奸臣孽女败坏国家，唉，可畏啊！近世贾妃册封在壬辰年，而宋朝的祸患也在丙子年，可悲啊！
江默说：“唐、虞、三代，有疑赦而无大赦。汉、唐有大赦而无郊赦。所以大赦始于春秋，而郊赦始于五代。”我认为：晋王彪之回答简文帝说：“中兴以来，郊祀往往有赦，常认为不适宜。”那么郊赦在东晋就有，不是始于五代。
《通鉴》：秦兵既盛，谢玄入问计于谢安。谢安平静地回答说：“已别有旨。”随后沉默。谢玄不敢再说话，于是让张玄再次请求，谢安于是命驾出游山墅，与谢玄围棋赌墅。《纲目》删去“谢玄不敢再说话，于是让张玄再次请求”两句，那么围棋的是张玄呢？还是谢玄呢？《世说注》引《续晋阳秋》说：“与兄子玄围棋。”然而两个玄应当像《汉书》叙述臣胜、臣夏侯胜那样，以姓区别。
王导的孙子王谧，将玺印授予桓玄；谢安的孙子谢澹，持册于刘裕。这就是朱子感叹嗣守之难的原因。不辱没祖先，只有陶渊明一人。
桓玄篡逆，卞承之说宗庙祭祀不及祖先。知道楚国德行不长久，乱臣贼子祭祀及其祖先，可以长世吗？这话不应当污损简牍。
《晋史·忠义传》，可删去的有三人：韦忠不见裴頠，辞谢张华的征辟，初节也足以称道。而在刘聪手下做官，为他讨伐羌人而死，不是为晋而死，称之为忠义可以吗？王育在刘渊手下做官，刘敏元在刘曜手下做官，舍弃顺从而服从逆乱，都是失节的人，忠义在哪里呢？唐朝修《晋史》，许敬宗、李义府参与执笔，他们哪里知道兰草与艾草、鸾鸟与枭鸟的区别？
陶渊明《读史》叙述伯夷、叔齐说：“天人革命，绝景穷居。”叙述箕子说：“况且时代更替，触物皆非。”先儒说：“食薇饮水”的话，“衔木填海”的比喻，至深痛切，读者不察觉罢了。颜延之《诔渊明》说：“有晋徵士。”与《通鉴纲目》所书同一意思。《南史》立传，不对。
策扶老以流憩，说的是扶老藤。见于《后汉书·蔡顺传》注。
陶渊明《与子俨等疏》，颍川韩元长指韩融，是韩韶之子，《后汉书》有传。济北氾稚春指氾毓。《晋书》有传。
朱文公曰：“陶公栗里，前贤题咏，独颜鲁公一篇，令人感慨。”今考鲁公诗云：“张良思报韩，龚胜耻事新。狙击苦不就，舍生悲拖绅。呜呼陶渊明！奕叶为晋臣。自以公相后，每怀宗国屯。题诗庚子岁，自谓羲皇人。手持《山海经》，头戴漉酒巾，兴与孤云远，辩随还鸟泯。”见《庐山记》，集不载。
乐广客蛇影，与《风俗通》所载杜宣事同。
苍蝇传赦，《异苑》以为晋明帝，与苻坚《载记》同。
嵇康，魏人。司马昭恶其非汤、武，而死于非辜，未尝一日事晋也。《晋史》有传，康之羞也。后有良史，宜列于《魏书》。
司马师引二败以为己过，司马昭怒王仪责在元帅之言。昭之恶，甚于师。
刘殷失节于刘聪，而戒子孙曰：“事君当务几谏。”大节已亏，其言之是非，不足论也。
干宝论晋之创业立本，固异于先代。后之作史者不能为此言也，可谓直矣。
焚石勒之币，江左君臣之志壮矣。僭号之国十六，而晋败其一，苻坚。灭其三，李势、慕容超、姚泓。不可以清谈议晋。
晋简文咏庾阐诗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忧主辱。”东魏静帝咏谢灵运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至今使人流涕。
祖逖曰：“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晋之德泽浅矣。”姚弋仲曰：“亟自归于晋。”王猛曰：“勿以晋为图。”人心知义，非后世所及也。
南丰《记王右军墨池》云：“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愚谓：右军所长，不止翰墨。其劝殷浩内外协和，然后国家可安；其止浩北伐，谓力争武功，非所当作；其遗谢万书，谓随事行藏，与士卒同甘苦；谓谢安虚谈废务，浮文妨要，非当世所宜。言论风旨，可著廊庙，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艺掩其德，谓之一能过矣。
慕容恪尚在，忧方大耳。如得臣犹在，忧未歇也。觇国者以人为轻重。
《宣帝纪》论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出《淮南子》。
杨盛不改义熙年号，其志如陶靖节，孰谓夷无人哉？盛，武都王。
袁宏以伏滔比肩为辱，似知耻矣，而失节于桓温之九锡，耻安在哉？
《谢邈传》：孝武多赐侍臣文诏，辞义有不雅者，邈辄焚毁之。《通鉴》云：“帝好为手诏诗章，以赐侍臣。或文词率尔，徐邈应时收敛，还省刊削，皆使可观，经帝重览，然后出之。”此一事也，《晋书》以为谢邈，《通鉴》以为徐邈，必有一误。
晋之伐吴，杜预曰：“孙皓或怖而生计，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隋之伐陈，文帝投柿于江曰：“使彼惧而知改，吾又何求？”隋文之识，若优于预矣。以时考之，吴犹有死守之臣，杜预所以诡形而不敢露；陈不闻力战之将，隋文所以衡行而无所忌。预之言近乎实，文帝之言非其诚也。
《文心雕龙》谓江左篇制，溺乎玄风。《续晋阳秋》曰：“正始中，王、何好庄、老，至过江，佛理尤盛。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许询、孙绰转相祖尚，而诗骚之体尽矣。愚谓：东晋玄虚之习，诗体一变，观兰亭所赋可见矣。
梁武帝敕群臣，自太初终齐，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魏济阴王晖业起上古终宋，著《科录》二百七十卷。其书亡传。《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为百二十卷。今虽存而传者鲜。自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周朗有“椟带宝，笥著衣”之论，司马文正公有“耳视目食”之说，皆足以儆世迷。
魏之篡汉，晋之篡魏，山阳、陈留犹获考终，乱贼之心犹未肆也。宋之篡晋，逾年而弑零陵，不知天道报施，还自及也。齐、梁以后，皆袭其迹，自刘裕始。
徐羡之、傅亮、谢晦之死，犹晋之里克、卫之宁喜也，文帝不失为叔孙昭子。
宋文帝、魏太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终，不祥好还之戒昭昭矣。
叶少蕴云：“齐武帝欲为裴后立石志
译朱熹说：“陶渊明在栗里隐居，前代贤人题咏他的诗作很多，唯独颜真卿的一篇，令人感慨。”如今考证颜真卿的诗写道：“张良想着报答韩国，龚胜以侍奉新朝为耻。狙击秦始皇却未能成功，舍生取义悲愤地拖着衣带。唉，陶渊明啊！世代都是晋朝的臣子。自认为是公卿相国之后，常常怀念宗国的危亡。在庚子年题写诗句，自称为羲皇上人。手中拿着《山海经》，头上戴着滤酒的巾帽，兴致与孤云一样高远，辩才随着归鸟一同消隐。”这首诗见于《庐山记》，但颜真卿的文集中没有收录。
乐广的客人因杯弓蛇影而生病，与《风俗通》中记载的杜宣的事相同。
苍蝇传播赦令的消息，《异苑》认为是晋明帝的事，与苻坚的《载记》记载相同。
嵇康是魏国人。司马昭厌恶他非议商汤、周武王，因而使他死于无辜，他从未有一天侍奉过晋朝。《晋书》中有他的传记，这是嵇康的耻辱。如果有好的史官，应当把他列入《魏书》。
司马师把两次战败归咎于自己，司马昭却因王仪说“责任在元帅”而发怒。司马昭的恶毒，比司马师更甚。
刘殷在刘聪那里失节，却告诫子孙说：“侍奉君主应当尽力进行委婉的劝谏。”大节已经亏损，他这话的对错，不值得讨论了。
干宝论述晋朝创业立本，确实不同于前代。后来写史的人不能说出这样的话，可以说是直率了。
焚烧石勒的币帛，江东君臣的志气真是壮烈啊。僭号称帝的国家有十六个，晋朝打败了其中一个，即苻坚；灭亡了其中三个，即李势、慕容超、姚泓。不可以用清谈来议论晋朝。
晋简文帝吟咏庾阐的诗说：“志士痛惜朝廷危亡，忠臣担忧君主受辱。”东魏静帝吟咏谢灵运的诗说：“韩国灭亡，张良奋发；秦称帝制，鲁仲连以此为耻。原本就是江海之士，忠义感动了君子。”至今读来仍让人流泪。
祖逖说：“晋室的动乱，不是上面无道而下面怨恨叛乱，而是晋朝的恩德太浅薄了。”姚弋仲说：“赶快归顺晋朝。”王猛说：“不要以图谋晋朝为目标。”人心知道道义，不是后世所能比及的。
曾巩《墨池记》说：“喜爱别人的长处，即使只有一技之长也不应废弃。”我认为：王羲之的长处，不止于书法。他劝殷浩内外协调，然后国家才能安定；他阻止殷浩北伐，认为争功立武，不是应当做的事；他给谢万的信中说，要随事进退，与士卒同甘共苦；他说谢安空谈废务，浮华妨害要务，不是当世所适宜的。他的言论风范，可以彰显于朝廷，是江东第一流的人物。不可以用技艺掩盖他的德行，说他只有一技之长，太过分了。
慕容恪还在世，忧患才刚刚扩大。就像子玉还在，忧患就不会停止。观察国家的人，以人才的多寡来衡量国家的轻重。
《宣帝纪》中论及“掩耳盗铃”，认为众人听不见。这出自《淮南子》。
杨盛不更改义熙年号，他的志向像陶渊明，谁说夷狄中没有人才呢？杨盛是武都王。
袁宏认为伏滔与他并列是一种耻辱，似乎知道羞耻了，却在桓温加九锡时失节，羞耻在哪里呢？
《谢邈传》记载：孝武帝多次赐给侍臣文章诏令，文辞有不雅观的，谢邈就焚烧掉。《资治通鉴》说：“皇帝喜欢亲手写诏书诗章，赐给侍臣。有时文辞草率，徐邈当时就收起来，回到官署删削修改，都使之可观，经过皇帝重新审阅，然后才发出。”这是同一件事，《晋书》认为是谢邈，《资治通鉴》认为是徐邈，必定有一个是错误的。
晋朝讨伐吴国，杜预说：“孙皓或许因恐惧而制定计策，那么明年的计策，或许就赶不上了。”隋朝讨伐陈朝，隋文帝把柿子投入江中说：“让他恐惧而知道悔改，我还有什么要求呢？”隋文帝的见识，似乎优于杜预。根据时局考察，吴国还有死守的臣子，所以杜预用诡计而不敢显露；陈国没有听说有力战的大将，所以隋文帝横行无忌。杜预的话接近真实，隋文帝的话不是他的诚心。
《文心雕龙》说江东的文章体制，沉溺于玄学之风。《续晋阳秋》说：“正始年间，王弼、何晏喜好庄周、老子，到渡江后，佛理尤其盛行。郭璞的五言诗，开始融合道家之言并押韵，许询、孙绰转而推崇效仿，而《诗经》《楚辞》的体裁就完全消失了。”我认为：东晋玄虚的风气，使诗歌体裁发生了一次变化，看兰亭集会所作的诗就可以知道了。
梁武帝命令群臣，从太初到齐朝，撰写《通史》六百二十卷。北魏济阴王元晖业从上古到宋朝，著《科录》二百七十卷。这些书都失传了。《高氏小史》从天地未分，到唐文宗，为一百二十卷。现在虽然存在但流传的很少。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没有像《资治通鉴》这样的书。
宋朝周朗有“匣中带宝，箱中著衣”的议论，司马光有“耳视目食”的说法，都足以警戒世人的迷惑。
魏朝篡夺汉朝，晋朝篡夺魏朝，山阳公、陈留王还能善终，乱贼的心还没有放纵。宋朝篡夺晋朝，过了一年就杀害零陵王，不知道天道报应，反而殃及自身。齐、梁以后，都沿袭这种行径，是从刘裕开始的。
徐羡之、傅亮、谢晦的死，就像晋朝的里克、卫国的宁喜一样，文帝不失为叔孙昭子那样的人。
宋文帝、魏太武帝，都是好战的人，都没有得到善终，好战招致灾祸的警告非常明显。
叶梦得说：“齐武帝想为裴皇后立石碑
墓中，王俭以为非古。或以为宋元嘉中，颜延之为王球作志，墓有铭自宋始。唐封演援宋得《司马越女冢铭》，隋得《王戎墓铭》，为自晋始，亦非是。今世有崔子玉书《张衡墓铭》，则墓有铭，自东汉有之。”周益公谓：铭墓三代有之。唐开元四年，偃师耕者，得比干墓铜槃。东汉志墓，初犹用砖，久方刻石。
译在墓中（刻铭），王俭认为这不符合古制。有人认为是从宋元嘉年间开始，因为颜延之为王球撰写墓志铭，所以墓中刻铭是从宋代开始的。唐代封演引用宋代发现《司马越女冢铭》、隋代发现《王戎墓铭》的事例，主张墓铭是从晋代开始的，这也是不对的。如今世上存有崔子玉书写的《张衡墓铭》，可见墓中刻铭，从东汉时期就已经有了。”周益公说：墓中刻铭，夏商周三代就有。唐开元四年，偃师的农夫，挖出了比干墓中的铜盘。东汉时期在墓中刻铭，起初还使用砖，后来才刻石。
张融风止诡越，齐高帝曰：“此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程致道赞米元章云：“是千载人，不可无一。”
南丰序《齐书》曰：“萧子显之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愚谓：子显以齐宗室仕于梁，而作《齐史》，虚美隐恶，其能直笔乎？
梁武帝曰：“应天从人。”致堂谓：《易》之《革》曰：“顺天应人。”未闻“应天”也。为是言者，不知天之为天矣。愚按：梁武之父名顺之，故不云“顺天”，避讳也。后人应天之语，盖袭其误。萧道成之篡夺，顺之为爪距，岂知祚移其子乎？
梁武帝时钱陌减，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为陌，汉隐帝时王章又减三钱，始有省陌之名。
后魏葛荣陷冀州，贾景兴称疾不拜，每扪膝曰：“吾不负汝。”伪楚之僭，喻汝砺扪其膝曰：“此岂易屈者哉？”以扪膝自号，盖本于此。
宇文泰弑君之罪，甚于高欢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拟，亦一莽也。
北齐魏长贤曰：“王室板荡，彝伦攸斁。大臣持禄而莫谏，小臣畏罪而不言。虚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闻其语。有犯无隐，未见其人。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女不怀归，而悲太子之少。况委质有年，安可自同于匹庶？”其言凛然，可以立懦夫之志。作史者，以魏收之族，与之同传，兰艾混殽甚矣。长贤，征之父也。
高洋之恶，浮于石虎、苻生，一杨愔安能救生民之溺乎？
执笏，始于宇文周保定四年。紫绯绿袍，始于隋大业六年。
萧方等，梁元帝子，为《三十国春秋》，以晋为主，附列刘渊以下二十九国。《通鉴》晋元兴三年，引方等论，《纲目》但云“萧方”，误削“等”字。
晋之篡魏以贾充，其亡亦以充；隋之平陈以杨素，其亡亦以素。立太子妃，易太子，亡之兆也。玄感之于素，犹李敬业之于勣也。炀、武之立，素、勣之力也，其子欲扑其燎可乎？
祖君彦檄：光武不隔于反支。乃明帝事，见王符《潜夫论》。反支日，用月朔为正。戌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
《北史》：李绘六岁求入学，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许。偶年之忌，见于此。
梁武帝策锦被事，刘峻以疏十馀事而见忌。又问栗事，沈约以少三事而为悦。君之于臣，争名记诵之末。燕泥、庭草，于隋炀何议焉？
孝仲信垕为《南北史世说》，朱文公谓：《南北史》凡《通鉴》所不取者，皆小说也。
隋万宝常听乐，泣曰：“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将尽。”隋之不久，不待听乐而知也。师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用宝常之言，复三代之乐，其能久乎？宝常之先见，不逮房玄龄。
徐楚金云：“随文帝恶‘随’字为走，乃去之，成‘隋’字。隋，裂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随’从‘辵’，辵，安步也。而妄去之，岂非不学之故？”
陈无淮，无荆、襄，无蜀，而立国三十二年，江左犹有人也。
魏节闵帝阳瘖避祸，至于八年。终身为范粲可也，“天何言哉”之言，一出诸口，遂以不免。程子曰：“节或移于晚，守或失于终。”
“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宋石头城之谣也。“宁为王凌死，不为贾充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感义死，不作负恩生”，陈鲁广达之留名也。“与其含耻而存，孰若蹈道而死”，秦郭质之移檄也。“与其屈辱而生，不若守节而死”，燕贾坚之固守也。“宁为南鬼，不为北臣”，则有齐新野之刘思忌。“宁为赵鬼，不为贼臣”，则有赵仇池之田崧。“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则有魏樊城之庞德。“宁为国家鬼，不为羌贼臣”，则有晋河南之辛恭靖。之人也，英风劲气，如严霜烈日，千载如生。其视叛臣要利者，犹犬彘也。
韦孝宽知兵而不知义。尉迟迥之讨杨坚，所以存周也。孝宽
译张融的风度举止怪异超俗，齐高帝说：“这个人不能没有，也不能有两个。”程致道称赞米芾说：“他是千年一遇的人才，不能没有。”
曾巩为《齐书》作序说：“萧子显的文章，喜欢自由驰骋，那些改动剖析、刻意雕琢修饰的变化尤其多，而他的文章却更加低劣。”我认为：萧子显作为齐朝宗室在梁朝做官，却撰写《齐史》，虚夸美善、隐瞒恶行，他怎么能做到秉笔直书呢？
梁武帝说：“顺应天命，顺从人心。”胡寅说：《易经》中的《革卦》说：“顺从天命，顺应人心。”没听说过“顺应天命”这种说法。说这话的人，是不懂得天之所以为天的道理。我按：梁武帝的父亲名叫萧顺之，所以不说“顺天”，这是避讳。后人“顺应天命”的话，大概是沿袭了他的错误。萧道成篡位夺权，萧顺之是帮凶爪牙，哪里知道皇位会转移到他儿子手中呢？
梁武帝时期，钱数不足一贯，才开始有“足陌”的名称。唐末以八十文为一贯，汉隐帝时王章又减少三文，才开始有“省陌”的名称。
后魏葛荣攻陷冀州，贾景兴称病不肯拜见，每次抚摸膝盖说：“我没有辜负你。”伪楚僭越称帝，喻汝砺抚摸膝盖说：“这膝盖难道是容易弯曲的吗？”以抚摸膝盖来自称，大概源于此。
宇文泰弑君的罪行，比高欢驱逐君主更严重，却以周公自比，也是一个王莽。
北齐魏长贤说：“王室动荡，常理败坏。大臣贪恋禄位而不进谏，小臣畏惧获罪而不说话。空自痛心朝廷危亡，空自哀叹君主受辱。不顾自身安危的缘故，只听到话语。敢于犯颜直谏而不隐瞒，没见到这样的人。寡妇不忧虑织布，却担忧宗周灭亡；女子不思念回家，却悲叹太子年幼。何况我们委身侍奉已有多年，怎么能把自己等同于平民百姓？”他的话凛然正气，可以树立懦夫的勇气。写史的人，把魏收的家族与他合传，良莠混杂得太严重了。魏长贤是魏征的父亲。
高洋的罪恶，超过石虎、苻生，一个杨愔怎么能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呢？
手持笏板，始于宇文周保定四年。紫色、绯色、绿色袍服，始于隋大业六年。
萧方等，梁元帝的儿子，撰写《三十国春秋》，以晋朝为主，附列刘渊以下二十九个国家。《通鉴》晋元兴三年，引用萧方等的论述，《纲目》只说“萧方”，错误地删去了“等”字。
晋朝篡夺魏朝依靠贾充，它的灭亡也因为贾充；隋朝平定陈朝依靠杨素，它的灭亡也因为杨素。立太子妃，改立太子，是灭亡的征兆。杨玄感对于杨素，就像李敬业对于李勣一样。隋炀帝、唐高祖的即位，是杨素、李勣的功劳，他们的儿子想要扑灭那燎原之火，可以吗？
祖君彦的檄文：光武帝不避开反支日。这是明帝的事，见于王符的《潜夫论》。反支日，以月朔为准。戌亥朔为一日，申酉朔为二日，午未朔为三日，辰巳朔为四日，寅卯朔为五日，子丑朔为六日。
《北史》：李绘六岁请求入学，家人因为偶数年俗禁忌，不允许。偶数年的禁忌，在此可见。
梁武帝用锦被测试的事，刘峻因为疏漏十件事而被忌恨。又问栗树的事，沈约因为少说三件事而被取悦。君主对于臣下，争夺的是名声和记忆的末节。燕泥、庭草，对隋炀帝有什么可议论的呢？
孝仲信垕撰写《南北史世说》，朱文公说：《南北史》凡是《通鉴》所不采纳的，都是小说。
隋朝万宝常听音乐，哭泣说：“乐声淫靡严厉而悲哀，天下不久就要灭亡了。”隋朝不久灭亡，不用听音乐就知道。姜太公说：“以不仁得到它，以不仁守住它，必然祸及当世。”假如隋朝采用万宝常的话，恢复三代的音乐，它能长久吗？万宝常的预见，比不上房玄龄。
徐楚金说：“隋文帝厌恶‘随’字有走的意思，于是去掉它，成为‘隋’字。隋，是裂肉的意思，非常不吉利。殊不知‘随’从‘辵’，辵，是安步的意思。而胡乱去掉它，难道不是不学无术的缘故吗？”
陈朝没有淮河，没有荆州、襄阳，没有蜀地，却立国三十二年，江东还有人才啊。
魏节闵帝假装哑巴躲避祸患，长达八年。终身像范粲那样也可以，“天何言哉”的话，一旦出口，于是就不能幸免。程颐说：“节操可能在晚年改变，操守可能在最终丧失。”
“宁愿为袁粲死，不做褚渊生”，是宋朝石头城的民谣。“宁愿为王凌死，不做贾充生”，是宋朝沈攸之的话。“悲君感义死，不做负恩生”，是陈朝鲁广达留下的名声。“与其含耻而生存，不如蹈道而死”，是秦朝郭质的移檄。“与其屈辱而生存，不如守节而死”，是燕朝贾坚的固守。“宁愿做南方的鬼，不做北方的臣”，则有齐朝新野的刘思忌。“宁愿做赵国的鬼，不做贼臣”，则有赵国仇池的田崧。“宁愿做国家的鬼，不做贼将”，则有魏国樊城的庞德。“宁愿做国家的鬼，不做羌贼的臣”，则有晋朝河南的辛恭靖。这些人，英风劲气，如严霜烈日，千载如生。他们看待那些叛臣求利的人，就像看待狗猪一样。
韦孝宽懂军事但不懂道义。尉迟迥讨伐杨坚，是为了保存周朝。韦孝宽
杨坚以后父篡国，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坚之谓矣。莽、坚之女，皆节妇也，为其父者，亦少愧哉
！颜见远死节于萧齐，其孙之仪尽忠于宇文周，常山、平原之节义，有自来矣。
卷十四 考史
唐府兵之数，《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二百六十一。”《百官志》：凡六百三十三。陆贽云：“府兵八百所，而关中五百。”杜牧云：“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旧志》、《六典》云：“天下之府五百九十四。”《会要》云：“关内置府二百六十一，又置折冲府二百八十，通计旧府六百三十二。”《通典》云：“五百七十四。”《理道要诀》云：“五百九十三。”《邺侯家传》云：“诸道共六百三十府。”今以《地理志》考之，十道共有府五百六十六，关内二百七十三，馀九道二百九十三。参以《志》、《传》，差互不齐。神宗问：“何处言府兵最备？”王文公对曰：“《李邺侯传》，言之详备。”然府数与诸书亦不同。
了斋云：“颜回配飨先圣，其初但为立像，至开元中，始与十哲合为一座。”按《唐志》开元八年，诏十哲为坐像。《集古录》李阳冰《缙云孔子庙记》云：“换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盖独颜回配坐而闵损等九人为立像。阳冰修庙，在肃宗上元二年，其不用开元之诏，何也？
《魏征传》帝谓群臣曰：“此征劝我行仁义既效矣。”《新史》润色之语也。《贞观政要》云：“太宗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已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征之力。’”《新史》于《罽宾传》又云：“惟魏征劝我修文德，安中夏。”以《通鉴》考之，与《政要》所载同一事。或谓太宗以既效自满，非也。
郑毅夫谓：唐太宗功业雄卓，然所为文章，纤靡浮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甚矣，淫辞之溺人也。神宗圣训亦云：“唐太宗英主，乃学庾信为文。”《温泉铭》、《小山赋》之类可见。
《新史》论张公谨之抵龟，曰：“投机之会，间不容穟。”郑伯克段于鄢，《春秋》所以纪人伦之大变也。曾是以为投机乎？晋栾书将弑厉公，召士匄、韩厥二人，皆辞。太宗临湖之变，问李靖、李勣二人，皆辞。靖、勣贤于公谨远矣。
唐太宗《赠尧君素蒲州刺史诏》曰：“虽桀犬吠尧，乖倒戈之志，而疾风劲草，表岁寒之心。”我艺祖《赠韩通中书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临难不苟，人臣所以明大节。”大哉王言！表忠义以厉臣节，英主之识远矣。欧阳公《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刘原父讥之曰：“如此是第二等文字。”通附传在《建隆实录》。齐武帝使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审之于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惜乎，欧阳子念不及此。
贤臣久于位，则其道行，房乔以之成贞观之治。奸臣久于位，则其欲肆，林甫以之成天宝之乱。
《唐史发潜》谓：武氏之起，袁天纲言其贵不可言，李淳风云：“当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宫中。”此必武氏僭窃之后，奸佞之徒神其事，言天之所启，非由人事也。愚谓：《左氏》载陈敬仲、毕万之筮，太史公载赵简子之梦，皆此类。
佩鱼始于唐永徽二年，以李为鲤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龟，以玄武为龟也。
治平末年，始鬻度牒。考之《唐史》，肃宗时，裴冕建言度僧道士，收赀济军兴。此鬻牒之始也。
钟绍京为宰相，而称义男于杨思勗之父。史不载也，而石刻传于后世，人皆见之，恶之不可揜如是。臧坚以刑人之唁为辱，此何人哉？林甫、国忠因力士以相，其原见于此。李揆当国，以子姓事辅国，不耻也，绍京何责焉？
《郑薰传》云：“宦人用阶请
译杨坚凭借外戚身份篡夺国家政权，也是一个王莽。“以不仁的手段得到天下，又以不仁的手段守住天下，灾祸必定降临到他这一代”，说的就是杨坚。王莽和杨坚的女儿，都是守节的女子，做父亲的，难道不感到有些惭愧吗！
颜见远在萧齐时死节，他的孙子颜之仪在宇文周时尽忠，常山、平原的节义，是有渊源传承的。
卷十四 考史
关于唐代府兵的数量，《兵志》记载：“十道设置府兵六百三十四，其中关内道有二百六十一。”《百官志》记载：总共六百三十三。陆贽说：“府兵有八百所，其中关中五百。”杜牧说：“折冲府和果毅府共五百七十四。”《旧唐书》和《唐六典》记载：“天下的府兵共五百九十四。”《唐会要》记载：“关内道设置府兵二百六十一，又设置折冲府二百八十，合计旧府共六百三十二。”《通典》记载：“五百七十四。”《理道要诀》记载：“五百九十三。”《邺侯家传》记载：“各道共有六百三十府。”现在用《地理志》来考证，十道共有府兵五百六十六，关内道二百七十三，其余九道二百九十三。参考各种志书和传记，数据参差不齐。宋神宗问：“哪里记载府兵最完备？”王安石回答说：“《李邺侯传》记载得详细完备。”然而府兵数量与诸书也不相同。
了斋说：“颜回配享先圣，起初只是为他立像，到开元年间，才开始与十哲合为一座。”查考《唐书》记载，开元八年，下诏让十哲改为坐像。《集古录》中李阳冰的《缙云孔子庙记》说：“更换孔子的容貌，增加侍立的九人。”大概是只有颜回配坐，而闵损等九人为立像。李阳冰修缮孔庙，是在肃宗上元二年，他不采用开元的诏令，为什么呢？
《魏征传》中皇帝对群臣说：“这是魏征劝我行仁义，已经见效了。”这是《新唐书》润色后的语言。《贞观政要》记载：“太宗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议论纷纷，都说当今绝对不可行帝道王道。只有魏征劝我，我听从了他的话，不过几年，就使得华夏安宁，远方戎狄归顺。突厥自古以来，常是中国的强敌，如今酋长都佩刀宿卫，部落都穿戴中原衣冠。使我达到这种地步，都是魏征的功劳。’”《新唐书》在《罽宾传》中又说：“只有魏征劝我修文德，安中夏。”用《资治通鉴》来考证，与《贞观政要》所载是同一件事。有人说太宗因为见效而自满，这是不对的。
郑毅夫说：唐太宗功业雄伟大著，然而他所写的文章，纤弱靡丽，像妇人小儿嬉笑的声音，与他的功业不相称。淫靡的文辞使人沉溺，真是厉害啊。宋神宗的圣训也说：“唐太宗是英明君主，却学习庾信写文章。”《温泉铭》、《小山赋》之类可见一斑。
《新唐书》评论张公谨的抵龟，说：“投机取巧的机会，间不容发。”郑伯克段于鄢，《春秋》之所以记载人伦的大变，难道是认为这是投机吗？晋国栾书将要弑杀厉公，召见士匄、韩厥二人，二人都推辞。太宗临湖之变，询问李靖、李勣二人，二人都推辞。李靖、李勣比张公谨贤明多了。
唐太宗《赠尧君素蒲州刺史诏》说：“虽然像桀的狗吠尧，违背了倒戈的志向，但疾风知劲草，表现了岁寒之心。”我太祖《赠韩通中书令制》说：“改朝换代受命，是王者为了顺应至公；临难不苟且，是人臣为了表明大节。”伟大的王言！表彰忠义以激励臣节，英明君主的见识深远啊。欧阳修《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刘敞讥讽他说：“这样就是第二等文字。”韩通的附传在《建隆实录》中。齐武帝派沈约撰写《宋书》，怀疑是否立《袁粲传》。请示皇帝，皇帝说：“袁粲自然是宋室的忠臣。”可惜啊，欧阳修考虑不到这一点。
贤臣长期在位，那么他的道就能施行，房玄龄因此成就了贞观之治。奸臣长期在位，那么他的欲望就会放肆，李林甫因此造成了天宝之乱。
《唐史发潜》说：武氏的兴起，袁天纲说她尊贵不可言，李淳风说：“当有女主称王天下，已在宫中。”这一定是武氏僭越窃取政权之后，奸佞之徒神化其事，说是天意所启，不是由人事决定的。我认为：《左传》记载陈敬仲、毕万的占卜，司马迁记载赵简子的梦，都是这类情况。
佩鱼始于唐永徽二年，因为李通鲤。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龟，因为玄武通龟。
治平末年，开始卖度牒。查考《唐史》，肃宗时，裴冕建议度僧道士，收取资财以济军需。这是卖度牒的开始。
钟绍京做宰相，却在杨思勗的父亲面前自称义男。史书没有记载，但石刻流传于后世，人们都看到了，恶行不可掩盖就是这样。臧坚以刑人的唁为辱，这是什么人呢？李林甫、杨国忠依靠高力士而拜相，其根源见于此。李揆当权，让子孙侍奉李辅国，不以为耻，钟绍京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郑薰传》说：“宦官凭借阶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