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孟子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愚按：《书大传》云：“岁事既毕，馀子皆入学。十五入小学，十八入大学。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学，傅农事。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馀子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馀子皆入，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轻任并重任分，颁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谓造士。”《汉书?食货志》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云云。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孝悌之义，当以是观之。
弃礼捐耻，秦所以败；耻尚失所，晋所以替。耻之于人大矣。
陈蕃谏校猎曰：“齐景公欲观于海，放乎琅邪。晏子为陈百姓恶闻旌旗舆马之音，举首嚬眉之感，景公为之不行。”此以《孟子》二章为一事。
梁惠王西丧地于秦七百里，潏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属魏，后尽为秦并。丧于秦，不止七百里也。”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无意而至者也。”今《孟子》无此语，其在《外书》欤？
周子静端朝。为学官。小司成袭盖卿以“守气不如守约”命题，子静曰：“‘气’不与‘约’字对，两‘守’字著略点，晦翁注甚明，岂可破句读《孟子》？”
《尸子》引孔子曰：“诵诗读书，与古人居。”《金楼子》曰：“曾生谓：诵诗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诗，与古人期。”《孟子》：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轩以陶渊明委心之言为非。
仁曰仁术，儒曰儒术，术即道也。申不害以术治韩，晁错言术数，公孙弘谓智者术之原，君子始恶乎术矣。故学者当择术。
致堂曰：“杨朱与老聃同时，墨翟又在前，宗师大禹，而晏婴学之。以为杨、墨出于师商，考之不详甚矣。”朱文公曰：“庄周之学，出于老氏。韩子始谓子夏之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以其书之称子方者考之，则子方之学子夏，周之学子方者，皆不可见。”愚谓：观此二说，则异端之学，非孔门弟子传流之差也。
庄子曰：“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又曰：“将处夫材与不材之间。”此子莫之执中也。
杨之学似老，墨之学似佛。杨朱书，唯见于《列子》。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义治我。”刘原父云：“仁字从人，义字从我，岂造文之意邪？”愚谓：告子仁内义外之说，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义，是仁外义内，其流为兼爱为我矣。
《孟子》引费惠公之言，谓小国之君也。春秋时，费为鲁季氏之邑。《史记?楚世家》有邹、费、郯、邳，盖战国时以邑为国，意者鲁季氏之僭欤？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处。但禅学有体无用。
曹交，注：谓曹君之弟。按《左传》哀公八年，宋灭曹。至孟子时，曹亡久矣。曹交，盖以国为氏者。
老泉《三子知圣人汙论》，误以“汙”字为句。赵岐谓：孟子知其言大过，故贬谓之汙下。亦非孟子之意。
《史记?六国表注》：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今无此语。
孟子字未闻。《孔丛子》云：“子车。”注：一作子居。居贫坎轲，故名轲，字子居。亦称字子舆。疑皆傅会。《圣证论》云：“子思书《孔丛子》，有孟子居，即是轲也。”《傅子》云：“孟子舆。”
《孟子正义》云：“唐林谨思《续孟子》书二卷，谓《孟子》七篇非轲自著，乃弟子共记其言。”与韩文公之说同。
《正义序》云：“孙奭，《崇文总目》、《馆阁书目》、《读书志》皆无之。”朱文公谓：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书不似疏。
《吕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闻之曰：“通乎德之情，则孟门、太行不为险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邮
译慎重地办好乡学、国学等教育，反复地用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来教导百姓，那么头发花白的老人就不会在路上背负或头顶重物了。我按：《书大传》说：“一年的农事结束后，剩下的子弟都进入学校。十五岁进入小学，十八岁进入大学。距离冬至四十五天后，才离开学校，从事农事。年长的老人天亮时坐在右边的塾舍，普通的老人坐在左边的塾舍，剩下的子弟全部出来后，老人才回去。晚上也这样。剩下的子弟都进入学校，遇到父亲辈的人随行，遇到兄长辈的人像大雁飞行那样排列，朋友之间不超越次序。轻的担子一起扛，重的担子分开挑，头发花白的人不提携重物。出入都这样。这就叫做造就人才。”《汉书·食货志》说：“春天将要出动百姓时，里胥天亮时坐在右边的塾舍，邻长坐在左边的塾舍。等等。进入的人一定拿着柴火，轻重互相分担，头发花白的人不提携重物。”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应当通过这种情形来观察。
抛弃礼义、丢弃廉耻，是秦朝失败的原因；廉耻崇尚的对象失去恰当，是晋朝衰败的原因。廉耻对于人来说太重要了。
陈蕃劝谏校猎时说：“齐景公想去海边游览，一直到达琅邪。晏子陈述百姓厌恶听到旌旗车马的声音，抬头皱眉的感慨，齐景公因此没有去。”这是把《孟子》中的两章当作一件事。
梁惠王向西在秦国丢失了七百里土地，潏水李氏说：“起初北地郡属于魏国，后来全部被秦国兼并。在秦国丢失的土地，不止七百里。”
《法言·修身篇》引用《孟子》说：“有心去做却没能达到的情况是有的，没有无心却能达到情况的。”现在《孟子》中没有这句话，难道是在《外书》中吗？
周子静端正朝。担任学官。小司成袭盖卿以“守气不如守约”作为命题，子静说：“‘气’不与‘约’字相对，两个‘守’字应当省略，晦翁的注解非常明确，怎么可以破句读《孟子》？”
《尸子》引用孔子说：“诵读诗歌、阅读书籍，与古人相处。”《金楼子》说：“曾生说：诵读诗歌、阅读书籍，与古人相处；阅读书籍、诵读诗歌，与古人约定。”《孟子》说：歌颂他的诗歌，阅读他的书籍，不了解他的人可以吗？这话也有它的本源。
命运不可推委，所以孟子说立命，心不可推委；所以南轩认为陶渊明委心的说法是错误的。
仁称为仁术，儒称为儒术，术就是道。申不害用术治理韩国，晁错谈论术数，公孙弘说智者是术的源头，君子开始厌恶术了。所以学者应当选择术。
致堂说：“杨朱与老聃同时代，墨翟又在前，宗师是大禹，而晏婴学习他。认为杨、墨出于师商，考察得不详细得很。”朱文公说：“庄周的学问，出自老氏。韩子开始说子夏之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变为庄周。根据书中称颂子方的内容考察，那么子方学习子夏，庄周学习子方，都不可见。”我认为：观察这两种说法，那么异端的学问，不是孔门弟子传流的偏差。
庄子说：“做善事不要接近名声，做恶事不要接近刑罚，顺着自然的中虚之道作为常法。”又说：“将处于有用与无用之间。”这是子莫所坚持的中道。
杨朱的学问类似老子，墨翟的学问类似佛教。杨朱的书，只见于《列子》。
董仲舒说：“用仁治理别人，用义治理自己。”刘原父说：“仁字从人，义字从我，难道是造字的意图吗？”我认为：告子仁在内、义在外的说法，孟子反驳了他。如果用人我区分仁义，那就是仁在外、义在内，其流弊就是兼爱和我了。
《孟子》引用费惠公的话，说的是小国的君主。春秋时，费是鲁国季氏的城邑。《史记·楚世家》有邹、费、郯、邳，大概是战国时把城邑当作国家，也许是鲁国季氏的僭越吧？
仁，是人心。寻求那颗放失的本心，这是孟子直指本心的地方。但禅学有体无用。
曹交，注：说是曹君弟弟。按《左传》哀公八年，宋国灭曹。到孟子时，曹国灭亡很久了。曹交，大概是以国为氏的人。
老泉《三子知圣人汙论》，错误地把“汙”字作为句读。赵岐说：孟子知道他的话太过分，所以贬低他说他汙下。也不是孟子的意思。
《史记·六国表注》：皇甫谧说：“《孟子》称禹生在石纽，是西夷人。”现在没有这句话。
孟子的字没有听说。《孔丛子》说：“子车。”注：一作子居。因为贫穷坎坷，所以名叫轲，字子居。也称字子舆。怀疑都是附会。《圣证论》说：“子思的书《孔丛子》，有孟子居，就是轲。”《傅子》说：“孟子舆。”
《孟子正义》说：“唐林谨思《续孟子》书两卷，说《孟子》七篇不是轲自己写的，而是弟子共同记录他的话。”与韩文公的说法相同。
《正义序》说：“孙奭，《崇文总目》、《馆阁书目》、《读书志》都没有记载。”朱文公说：邵武是士人写的。不了解名物制度，他的书不像疏。
《吕氏春秋》：舜施行德行三年，三苗就顺服了。孔子听说后说：“通晓德行的真情，那么孟门、太行山就不成为险阻了。”所以说：“德行的速度，比用邮传还快。”
传命。”此可以证《孟子》引孔子之言。
墨之治丧以薄。《宋书?礼志》引《尸子》：禹治水，为丧法曰：“桐棺三寸，制丧三日。”盖墨家托于禹也。
译传达命令。”这可以用来证明《孟子》中引用的孔子言论。
墨家主张薄葬。《宋书·礼志》引用《尸子》说：大禹治理洪水时，制定了丧礼制度，说：“用桐木做棺材，厚度三寸，服丧三天。”大概是墨家假托大禹的名义来推行这一主张。
好乐，好勇，好货色，齐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清静，故不能用贾谊；武帝好纷更，故不能用汲黯。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节义之俗成；太宗诛一德儒，而谏争之门辟。信乎，如风之偃草也。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犹不得也。
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汤曰“天吏”，尹曰“天民”。
孟子学伊尹者也。“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是亦圣之任。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谷；管仲，已熟之荑稗；杨、墨，五谷之螟螣。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战国之君以为宝，故曰诸侯之宝三。
为天吏则可以伐燕，于汉、楚见之。董公未说汉王之前，以强弱角胜负，所谓以燕伐燕也。三军缟素之后，则为天吏矣。仁义之言，齐、梁以为迂阔者，董公一言而汉、楚之兴亡决焉。可谓豪杰之士。
弱而不可轻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谓：汤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陈胜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为贵。”太史公以陈涉与汤、武并言，涉岂能为汤、武哉？盖楚、汉间豪杰之馀论也。
善推其所为，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敛也。致堂曰：“心无理不该，去而不能推，则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痒痾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则潜天地，抚四海，致千岁之日至，知百世之损益。”此言充拓之功也。西山曰：“心一而已。由义理而发，无以害之，可使与天地参；由形气而发，无以检之，至于违禽兽不远。”此言收敛之功也。不阖则无辟，不涵养则不能推广。
守孰为大？守身为大。有猷有为矣，必曰有守；不亏其义矣，必曰不更其守。何德将叹习曰：“入时愈深，则趋正愈远。”以守身为法，以入时为戒，可谓士矣。
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诸葛武侯谓汉贼不两立，其义正矣，然取刘璋之事，可谓义乎？
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日无再中之理，而新垣平言之；日无渐长之理，而袁充言之。汉文、隋文皆以是改元。汉文悟平之诈，而隋文终受充之欺，此存亡之判欤！
夫道一而已矣。为善而杂于利者，非善也；为儒而杂于异端者，非儒也。
尧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学所以明人伦。舜察于人伦，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称尧、舜，莫大于人伦。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谓：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盖古有此言也。
孺子《沧浪之歌》，亦见于《楚辞?渔父》。考之《禹贡》：汉水东为沧浪之水，则此歌楚声也。《文子》亦云：“混混之水浊，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缨乎！”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古之士所以异于民也。苏秦无二顷田，而奔走游说，岂所谓士哉？水心叶氏云：“周衰不复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学也。道在焉故也。”
不得志，修身见于世。上蔡谢子曰：“天下皆乱而己独治，不害为太平。”蜀士杨肩吾曰：“天下虽不治平，而吾国未尝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国虽不治平，而吾家未尝不治且平者，曾、闵是也。一家虽不治平，而吾身吾心未尝不治且平者，舜与周公是也。”《文子》亦云：“不忧天下之乱，而乐其身治者，可与言道矣。”
《盐铁论》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势，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与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与今本不同。
民心之得失，此兴亡之大几也。林少颖云：“民之思汉，则王莽不能胁之使忘；民之忘汉，则先主不能强之
译喜好享乐、喜好勇武、喜好财货美色，是齐宣王不能任用孟子的原因；汉文帝喜好清静无为，所以不能任用贾谊；汉武帝喜好频繁变更政令，所以不能任用汲黯。
上面的人有所喜好，下面的人必定更加过分。光武帝封赏一个卓茂，而使节操义气的风俗形成；唐太宗诛杀一个李德裕，而使进谏争辩的大门敞开。确实如此啊，就像风吹草伏一样。
不仁德而得到天下，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秦始皇凭借不仁德得到了天下，但传到第二代就失去了，这仍然算是没有得到。
只有伊尹和商汤，都具备纯一的德行，能够承受上天的意旨，所以商汤被称为“天吏”，伊尹被称为“天民”。
孟子是学习伊尹的人。“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呢？”这也是圣人承担责任的体现。
仁德在于使之成熟罢了。子路，像是尚未成熟的五谷；管仲，像是已经成熟的杂草；杨朱、墨翟，像是五谷中的害虫。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战国时期的君主把它们当作宝物，所以说诸侯的宝物有三样。
作为天吏就可以讨伐燕国，这在汉朝和楚汉相争时可以看到。董公在游说汉王之前，凭借强弱来决胜负，这就是所谓的“以燕伐燕”。三军穿上白色丧服之后，汉王就成了天吏了。仁义的道理，齐国、梁国认为迂腐不切实际，董公一句话就决定了汉、楚的兴亡。可以称得上是豪杰之士。
弱小却不可轻视的是百姓，古代的圣明君王说“敬畏百姓”，说“畏惧百姓”。石介说：商汤凭借七十里的土地灭亡了夏朝，周文王凭借百里的土地灭亡了商朝，陈胜凭借平民的身份灭亡了秦朝，百姓能不畏惧吗？所以说：“百姓最为尊贵。”司马迁把陈涉与商汤、周武王并列议论，陈涉难道能等同于商汤、周武王吗？这大概是楚汉之间豪杰们的残余议论。
善于推演他的作为，这是心的扩充；寻找那颗放失的心，这是心的收敛。胡安国说：“心没有道理是不涵盖的，如果舍弃而不能推演，那么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到，连身体的痛痒疾病都不知道；如果存养并且善于推演，那么就能潜通天地，安抚四海，推演出千年的冬至日，知晓百代的损益。”这是讲扩充的功夫。真德秀说：“心只有一个。如果由义理而发动，没有什么能侵害它，可以使它与天地并立；如果由形气而发动，没有什么能检束它，以至于与禽兽相差无几。”这是讲收敛的功夫。不闭合就没有开启，不涵养就不能推广。
坚守什么最为重要？坚守自身最为重要。有谋略有所作为，必定要说有操守；不亏缺道义，必定要说不变改操守。何德将叹息说：“入世的时间越深，那么趋向正道就越远。”以坚守自身为法则，以入世为警戒，可以称得上是士人了。
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而得到天下，都不做。诸葛亮说汉朝和贼寇不能并存，他的道义是正当的，然而夺取刘璋的事，可以说合乎道义吗？
君子可以用合乎情理的方式欺骗他，难以用不合道义的方式蒙蔽他。太阳没有再次中天的道理，而新垣平这样说；太阳没有逐渐变长的道理，而袁充这样说。汉文帝、隋文帝都因此改换年号。汉文帝识破了新垣平的欺诈，而隋文帝最终被袁充欺骗，这是存亡的分野吗！
道只有一个罢了。做善事而夹杂了私利，就不是善事；做儒生而夹杂了异端邪说，就不是儒生。
尧任命契做司徒，用五伦来教导百姓，学习就是为了明晓五伦。舜明晓五伦，居于中原。抛弃五伦，就没有君子，怎么能行呢。孟子宣扬性善，称颂尧、舜，没有比五伦更大的了。这是端正人心的根本。
《晏子春秋》说：“有贤人却不知道，是一不祥；知道了却不任用，是二不祥；任用了却不信任，是三不祥。”《孟子》说：言语没有实际内容是不祥的，不祥的实质，是由遮蔽贤能的人承担的。大概古代就有这样的说法。
孺子的《沧浪之歌》，也见于《楚辞·渔父》。考察《禹贡》：汉水向东流成为沧浪之水，那么这首歌是楚地的声调。《文子》也说：“浑浊的水，可以洗我的脚吗！清澈的水，可以洗我的帽带吗！”
没有固定的产业而有坚定的信念，只有士人能做到，古代的士人因此不同于百姓。苏秦没有两顷田地，却奔走游说，难道是所谓的士人吗？叶适说：“周朝衰微不再选拔士人，孔子、孟子不因为不选拔而不教导；孔子、孟子的门徒不因为不选拔而不学习。这是因为道在那里啊。”
不得志，就修养自身，使道义显明于世。谢良佐说：“天下都混乱而自己独自治理，不妨碍成为太平。”蜀地士人杨肩吾说：“天下虽然不治理太平，而我的国家未曾不治理太平的，岐周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虽然不治理太平，而我的家未曾不治理太平的，曾参、闵子骞就是这样。一家虽然不治理太平，而我的身心未曾不治理太平的，舜和周公就是这样。”《文子》也说：“不担忧天下的混乱，而乐于自身治理的，可以和他谈论道了。”
《盐铁论》引用《孟子》说：“处在今天的朝廷，不改变风俗，而成就千乘之国的势力，不能一天安居。”又说：“今天的士人，今天的大夫，都是罪人。”又说：“君王与百姓相同，而像那样，是所处的地位造成的。”与现在的版本不同。
民心的得失，这是兴亡的大关键。林少颖说：“百姓思念汉朝，那么王莽不能胁迫他们使他们忘记；百姓忘记汉朝，那么先主不能强迫他们……”
《论语》终于《尧曰篇》，《孟子》终于尧、舜、汤、文、孔子，而《荀子》亦终于《尧问》，其意一也。
利与善之间，君子必审择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几，善恶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间，材与不材之间，杨、庄之言私。
若将终身焉，穷不失义；若固有之，达不离道。能处穷，斯能处达。
养心莫善于寡欲，注云：“欲，利也。”虽非本指，“廉者招福，浊者速祸”，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谓：丹经万卷，不如守一。愚谓：不如《孟子》之七字。不养其心而言养生，所谓“舍尔灵龟，观我朵颐”也。
《吕氏春秋?开春论》云：“《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绩，所以见致民利也。”《管子》引《神农之数》，《文子》亦引《神农之法》，此即许行所为《神农之言》欤？《汉?艺文志》农家，有《神农》二十篇，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商君所说。”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尝入秦而讥其无儒。孔子顺曰：“秦为不义，义所不入。”其志如鲁仲连。
句容有盗，改置社稷而盗止。下邳多盗，迁社稷于南山之上，盗亦衰息。见陈后山《谈丛》。岳州田鼠害稼，雍明远曰：“迎猫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随以毙。见《范蜀公集》。《孟子》有变置社稷，《礼记》有八蜡，孰谓古制不可行于今乎？
求在我者，尽性于己；求在外者，听命于天。李成季曰：“与其有求于人，曷若无欲于己？与其使人可贱，不若以贱自安？”吕居仁亦以见人有求为非。
宿于画，《水经注》云：“澅水出时水东，去临淄城十八里，所谓澅中也。俗以澅水为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澅。”[或云：当作画，后汉耿弇进军画中。《史记》画邑人王蠋，《通鉴》作昼邑。]
以刃与政，有以异乎？邵子之论秦曰：“杀人之多，不必以刃。谓天下之人，无生路可趋也。”
商鞅富强之术，诱三晋之民力耕于内，而使秦民应敌于外。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于民，秦焉得诱之？仁胜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者无敌。”
盖大夫王驩，汉泰山郡盖县故城，在沂州沂水县西北。
赵氏《春秋论》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谓其三代而春秋之也，齐桓其作俑也。今之诸侯，五伯之罪人，谓其春秋而战国之也，晋定其作俑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谓其战国而七国之也，晋之韩、赵、魏其作俑也。”
止斋曰：“人多言常平出汉耿中丞，颜师古以寿昌为权道，岂知常平盖古法？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今文作‘检’，班氏《食货志》作‘敛’是也。夫丰岁不敛，饥岁不发，岂所谓无常平乎？”
陈烈读“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记书？”遂闭门静坐，不读书百馀日，以收放心。然后读书，遂一览无遗。前贤之读书如此。
“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言战国之民也。周之盛时，以井牧授田，以乡遂设教，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曰：“文、武兴，而民好善。”
小学
《尔雅注》：汉武帝时，得豹文鼮鼠，孝廉郎终军知之，赐绢百匹。《文选注》引《窦氏家传》，以为窦攸，世祖诏诸侯子弟从攸受《尔雅》。二说不同。
《尔雅》：西至于邠国，谓之四极。朱文公曰：“邠国近在秦陇，非绝远之地。”愚按：《说文》引《尔雅》曰：“西至汃国，谓四极。汃，西极之水也。”府巾切。
《尔雅疏》：案《尸子?广泽篇》云：“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已，皆弇于私也。天、帝、后、皇、辟、公、弘、廓、闳、博、介、忳、夏、幙、蒙、
译《论语》以《尧曰篇》为终，《孟子》以尧、舜、汤、文王、孔子为终，而《荀子》也以《尧问》为终，它们的用意是一致的。
在利益与善行之间，君子必定审慎选择并明辨清楚。这是天理与人欲的细微差别，也是善与恶、正与邪的分界线。孟子的言论是公正的。不偏不倚，在可与否之间，在有用与无用之间，杨朱、庄周的言论则是私心的。
如果将终身托付于此，穷困时也不失道义；如果本来就有这种操守，显达时也不背离正道。能够安处穷困，就能安处显达。
修养心性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注解说：“欲，就是利。”虽然这不是原本的意思，但“廉洁的人招致福分，污浊的人加速灾祸”，也是名言。道家的人说：丹经万卷，不如守住专一。我认为：不如《孟子》的那七个字。不修养心性却谈论养生，这就是所谓的“舍弃你灵验的龟甲，却去观看别人咀嚼食物”啊。
《吕氏春秋·开春论》说：“《神农之教》说：‘士人在壮年却不耕种，那么天下人或许就会遭受饥饿；女子在壮年却不纺织，那么天下人或许就会遭受寒冷。’所以亲自耕种，妻子亲自纺织，以此来显示给百姓带来利益。”《管子》引用《神农之数》，《文子》也引用《神农之法》，这就是许行所行的《神农之言》吗？《汉书·艺文志》农家类，有《神农》二十篇，刘向《别录》说：“怀疑是李悝、商鞅所说的。”
孔子、孟子都没有到过秦国。荀子曾经进入秦国并讥讽那里没有儒者。孔子顺说：“秦国是不义的，道义所在的地方是不去的。”他的志向像鲁仲连一样。
句容有盗贼，改设社稷坛后盗贼就停止了。下邳盗贼多，把社稷坛迁到南山之上，盗贼也衰败平息了。见于陈后山《谈丛》。岳州田鼠危害庄稼，雍明远说：“迎接猫神的祭祀没有修持。”命令祭祀它，老鼠随即死掉。见于《范蜀公集》。《孟子》有变更社稷的说法，《礼记》有八蜡之祭，谁说古制不能施行于今天呢？
追求在我自身的东西，在自己身上尽性；追求在外面的东西，听命于上天。李成季说：“与其向别人有所求，何不让自己没有欲望？与其让别人可以轻视，不如以卑贱自安？”吕居仁也认为向别人有所求是不对的。
住在画邑，《水经注》说：“澅水从时水东边流出，距离临淄城十八里，就是所说的澅中。俗人把澅水叫做宿留水，因为孟子在澅地住了三晚。”[有人说：应当写作画，后汉耿弇进军画中。《史记》画邑人王蠋，《通鉴》作昼邑。]
用刀和用政治，有什么不同吗？邵雍评论秦国说：“杀人很多，不一定用刀。是说天下的人，没有生路可走。”
商鞅富国强兵的方法，诱导三晋的民众在内地努力耕种，而让秦国的民众在外抵御敌人。假使梁王采用孟子的话，对民众施行仁政，秦国怎么能诱导他们呢？仁者战胜不仁者，就像春天融化冰层一样，所以说：“仁者无敌。”
盖大夫王驩，汉泰山郡盖县故城，在沂州沂水县西北。
赵氏《春秋论》说：“五霸是三代王的罪人，是说他们把三代变成了春秋时代，齐桓公是始作俑者。现在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是说他们把春秋时代变成了战国时代，晋定公是始作俑者。现在的大夫，是现在诸侯的罪人，是说他们把战国时代变成了七国时代，晋国的韩、赵、魏是始作俑者。”
止斋说：“人多说常平仓出自汉代耿中丞，颜师古认为寿昌是权宜之计，哪里知道常平仓其实是古法？孟子说‘猪狗吃人的食物却不知道检点，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知道开仓赈济’，现在文本作‘检’，班固《食货志》作‘敛’是对的。丰收之年不收敛，饥荒之年不发仓，难道就是没有常平仓吗？”
陈烈读“求其放心”，领悟说：“我的心不曾收回，怎么能记住书？”于是闭门静坐，不读书一百多天，用来收回放逸的心。然后读书，于是过目不忘。前贤读书是这样的。
“如果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因而没有固定的恒心”，孟子说的是战国时代的百姓。周朝兴盛时，用井田制授田，用乡遂制设教，安居乐业，培养我的俊才，士也是田野中的优秀民众。不仅士有固定的恒心，百姓也有固定的恒心。所以说：“文王、武王兴起，而百姓喜好善行。”
小学
《尔雅注》：汉武帝时，得到豹纹鼮鼠，孝廉郎终军知道它，赏赐绢一百匹。《文选注》引用《窦氏家传》，认为是窦攸，光武帝诏令诸侯子弟跟随窦攸学习《尔雅》。两种说法不同。
《尔雅》：向西到邠国，叫做四极。朱文公说：“邠国近在秦陇，不是极远的地方。”我按：《说文》引用《尔雅》说：“向西到汃国，叫做四极。汃，是西极的水。”府巾切。
《尔雅疏》：按《尸子·广泽篇》说：“墨子崇尚兼爱，孔子崇尚公正，皇子崇尚中道，田子崇尚均平，列子崇尚虚静，料子崇尚区别界限。他们的学说互相非议，已经好几代了，都局限于私心。天、帝、后、皇、辟、公、弘、廓、闳、博、介、忳、夏、幙、蒙、
赎、昄，皆大也，十有馀名而实一也。若使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烛于玉烛，饮于醴泉，畅于永风。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四气和正光照，此之谓玉烛。甘雨时降，万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谓醴泉。其风，春为发生，夏为长嬴，秋为方盛，冬为安静。四气和为通正，此之谓永风。”
译“赎”和“昄”都是大的意思，虽然名称有十多种，但实质是一样的。如果“兼”、“公”、“虚”、“均”、“衷”、“平易”、“别”这些概念都指向同一个实质，那么就不会互相非议了。”《仁意篇》在记述太平盛世的情形时说：“以玉烛为照明，饮用醴泉之水，沐浴在永风之中。春天称为青阳，夏天称为朱明，秋天称为白藏，冬天称为玄英。四季之气和谐，光照端正，这就叫做玉烛。甘霖适时降落，万物因此繁茂美好，高的地方不显得少，低的地方不显得多，这就叫做醴泉。那风，春天称为发生，夏天称为长嬴，秋天称为方盛，冬天称为安静。四季之气和谐通畅端正，这就叫做永风。”
《尔雅疏》引舍人云：“按《经典序录》：《尔雅》有犍为文学注二卷。”一云：“犍为郡文学，卒史臣舍人，汉武帝时待诏。”
《白虎通》引《亲属记》，即《尔雅?释亲》也。《通典》颜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则兄弟之子不得称侄。从母有母名，则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侄唯施于姑舅耳。”雷次宗曰：“侄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见不及从母。”刘共父刊《二程先生集》，改“侄”为“犹子”，朱文公谓：古人固不谓兄弟之子为侄，亦无云“犹子”者，记礼者言犹己之子。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从俗称侄，亦无害于义理也。
傅负版，郭璞注：未详。即柳子所为作《蝜蝂传》者也。《西京赋》戎葵怀羊，《尔雅》葵怀羊，璞亦曰未详。
陆玑为《诗草木疏》，刘杳为《离骚草木疏》，王方庆有《园庭草木疏》，李文饶有《山居草木记》，君子所以贵乎多识也。然《尔雅》不释蔝蔜，字书不见栮桤，学者耻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诸？
槚苦荼，注：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说文》：茗，荼芽也。东坡诗：“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近世。”
《急就篇注》：牡蒙，一名黄昏。后山诗“黄昏汤”，疑即此也。
终军之对“鼮鼠”，卢若虚之辩“鼨鼠”，江南进士之问“天鸡”，刘原父之识“六驳”，可谓善读《尔雅》矣。蔡谟不识“彭蜞”，人谓读《尔雅》不熟。田敏不知“日及”，学之陋也。
唐玄度《十体书》曰：“周宣王太史籀，始变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焚《诗》、《书》，唯《易》与史篇得全。逮王莽乱，此篇亡失，建武中获九篇。章帝时王育为作解说，所不通者十有二三。”按《说文》多引王育说，如“天屈西北为无”，“苍颉出见秃人伏禾中，因以制字”。
《说文叙》：尉律试八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亡新使甄丰等改定古文，时有六书。古文、奇字、篆书、佐书、缪篆、鸟虫书。佐即隶也。《书正义》亦云：“秦有八体，亡新六书。”去大篆、刻符、殳书、署书，加古文、奇字。《艺文志》谓：汉兴，萧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以六体试之。”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律即尉律也。六体非汉兴之法，当从《说文叙》，改六为八。
《急就篇》“长乐无极老复丁”，颜氏解为“蠲其子孙之役”，非也，即《参同契》所谓“老翁复丁壮”。朱文公诗：“自庆樽前老复丁。”《黄庭经》亦有此三字。
董彦远《除正字谢启》，叙字学，涉猎该洽，其略云：“残经不悟于郭亡，阙文徒存于夏有。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虎多于六者，自乖其数。书残武殪，颂乱汤齐；乌写混淆，鱼鲁杂糅。增河南之邑为雒，减汉东之国为隋；避上则辠不从辛，绝下则对因去口。棗合而棘氏微，足省而踈姓绝。定文于六穗之禾，训同于导；分序于八寸之策，执异为宗。丁尾乱真，钩须失实。书立书肖，而既谬国名；为卷为端，而遂乖服制。篆形误伪，谁正云兴之祁祁；隶体散亡，共守鸾声之钺钺。锁定银铛之名，车改金根之目；知一束二缝之为來，指二首六身之为亥。郡章立信，救时唯正于四羊；国史传疑，考义共惑于三豕。傅会作九禾之秀，离析为三刀之州。合乐之奏，妄加文武之为斌；定经之名，误合日月之为易。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兆；书忘形象，作非衣小儿之谣。四十八安取于桑？三十七未足语世。梁父七十二家，名虽俱在；尉律四十九类，书盖已亡。误存舟二间之为航，安识门五日之为闰？”学者遍观异书而求其事之所出，亦多识之一也。彦远有《古文集类叙》云：“孔安国以隶古易科斗，故汉人不识古字。开元又废汉隶，易以今文，故唐人不识隶古。”
宋景文公云：“萧何自题苍龙、白虎二阙，后世署书由何始。”《说文》篇，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
译《尔雅疏》引用舍人的话说：“根据《经典序录》记载：《尔雅》有犍为文学所作的注，共两卷。”另一种说法是：“犍为郡的文学卒史臣舍人，在汉武帝时期待诏。”
《白虎通》引用《亲属记》，这就是《尔雅·释亲》。《通典》中颜延之说：“伯父叔父有‘父’的名分，那么兄弟的儿子就不能称为‘侄’。姨母有‘母’的名分，那么姐妹的儿子就不能称为‘甥’。况且‘甥’和‘侄’这两个称呼只适用于姑母和舅父。”雷次宗说：“‘侄’字带有‘女’旁，说明不包括伯父叔父；‘甥’字带有‘男’旁，说明不包括姨母。”刘共父刊刻《二程先生集》，将“侄”改为“犹子”，朱文公说：古人本来不把兄弟的儿子称为“侄”，也没有说过“犹子”这个词，记载礼制的人说是如同自己的儿子。只是说兄长的儿子、弟弟的儿子。然而按照俗俗称呼为“侄”，对于义理也没有妨害。
傅负版，郭璞注：不详。这就是柳子厚所写《蝜蝂传》中的那种虫子。《西京赋》中的戎葵怀羊，《尔雅》中的葵怀羊，郭璞也说：不详。
陆玑写了《诗草木疏》，刘杳写了《离骚草木疏》，王方庆有《园庭草木疏》，李文饶有《山居草木记》，君子之所以重视多识，就是这样的。然而《尔雅》不解释蔝蔜，字书里没有栮桤，学者以不知道一种事物为耻，怎么能忽视呢？
槚苦荼，注：现在把早采的称为荼，晚采的称为茗，又名叫荈。《说文解字》：茗，是荼的嫩芽。苏东坡诗：“周诗记载苦荼，茗饮出自近世。”
《急就篇注》：牡蒙，又名黄昏。陈后山诗中的“黄昏汤”，怀疑就是这种东西。
终军对答“鼮鼠”，卢若虚辩析“鼨鼠”，江南进士询问“天鸡”，刘原父识别“六驳”，可以说是善于研读《尔雅》了。蔡谟不认识“彭蜞”，人们说他读《尔雅》不熟。田敏不知道“日及”，是学识浅陋。
唐玄度《十体书》说：“周宣王的太史籀，开始改变古文，著成十五篇大篆。秦朝焚毁《诗》《书》，只有《易经》和史官的篇章得以保全。等到王莽作乱，这些篇章亡佚，建武年间获得了九篇。章帝时王育为之作解说，其中不通晓的有十分之二三。”按《说文解字》多处引用王育的说法，如“天屈西北为无”，“苍颉出来看见秃人伏在禾中，因此造字”。
《说文解字叙》：尉律考试八种字体，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王莽时让甄丰等人改定古文，当时有六种字体。古文、奇字、篆书、佐书、缪篆、鸟虫书。佐就是隶书。《尚书正义》也说：“秦朝有八体，王莽有六书。”去掉了大篆、刻符、殳书、署书，增加了古文、奇字。《汉书·艺文志》说：汉朝兴起，萧何制定《草律》记载其法，说：“太史考试学童，用六种字体测试。”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律就是尉律。六体不是汉朝兴起时的法令，应当依据《说文解字叙》，把六改为八。
《急就篇》“长乐无极老复丁”，颜师古解释为“免除其子孙的徭役”，不对，就是《参同契》所说的“老翁恢复丁壮”。朱文公诗：“自庆樽前老复丁。”《黄庭经》也有这三个字。
董彦远《除正字谢启》，叙述字学，涉猎广博，其大略说：“残破的经书没有领悟郭璞的亡佚，缺失的文字只留存夏代的有字。马字不足一画的，已经失去全貌；虎字多于六画的，自然违背其数。书籍残缺导致武殪，颂篇混乱导致汤齐；乌字书写混淆，鱼鲁杂糅。增加河南的邑旁成为雒，减少汉东的国旁成为隋；避讳上位则‘辠’不从辛，断绝下位则‘对’因去口。棗字合并而棘氏微末，足字省略而踈姓断绝。在六穗的禾上定文，训解同于导；在八寸的策上分序，执持异于宗。丁尾扰乱真形，钩须失去实义。书立书肖，却谬误国名；为卷为端，却违背服制。篆形误伪，谁纠正云兴的祁祁；隶体散亡，共守鸾声的钺钺。锁定银铛之名，车改金根之目；知道一束二缝的是‘來’，指出二首六身的是‘亥’。郡章立信，救时只正于四羊；国史传疑，考义共惑于三豕。傅会作九禾之秀，离析为三刀之州。合乐之奏，妄加文武之为斌；定经之名，误合日月之为易。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兆；书忘形象，作非衣小儿之谣。四十八安取于桑？三十七未足语世。梁父七十二家，名虽俱在；尉律四十九类，书盖已亡。误存舟二间之为航，安识门五日之为闰？”学者遍观异书而求其事之所出，也是多识的一种。董彦远有《古文集类叙》说：“孔安国用隶古字代替科斗文，所以汉人不认识古字。开元又废除汉隶，改用今文，所以唐人不认识隶古字。”
宋景文公说：“萧何亲自题写苍龙、白虎两座阙门，后世的署书从萧何开始。”《说文解字》篇，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
门户之文也。
夹漈《金石略》云：“祀巫咸《大湫文》，李斯篆。”愚按：方氏跋《诅楚文》，以为秦惠文王二十六年。石湖亦谓：当惠文王之世，后百馀年，东巡泰山刻石。则小篆非出于李斯。
译这是关于门户之见的文章。
夹漈先生《金石略》说：“祭祀巫咸的《大湫文》，是李斯所写的篆书。”我按：方氏在《诅楚文》的跋文中，认为那是秦惠文王二十六年所作。石湖也说：应当是在秦惠文王在位的时候，此后一百多年，（秦始皇）东巡泰山刻石。那么小篆并非出自李斯之手。
古器铭云“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云“正月乙子”，或云“丁子”。吕与叔《考古图》谓：嗣王逾年未改元，故以月数乙子即甲子，丁子即丙子。世质人淳，取其同类，不然，殆不可考。曾子固谓：古字皆重出，此文作丶三者，特二字耳。
《毛伯敦》“祝”下一字，刘原父以为“郑”，曰：“文、武时，毛叔郑也。”而吕与叔以为“弁阝”。《簠铭》“中”上一字，欧阳公以为“张”，曰：“宣王时，张仲也。”而与叔以为“弡”。《周姜敦》“伯”下一字，欧阳公以为“冏”，曰：“穆王时，伯冏也。”而与叔以为“百”。古文难考，几于郢书燕说。
《博古图》：《晋姜鼎铭》用蕲绰绾眉寿，《伯硕父鼎铭》用祈丐百禄眉寿绾绰，《孟姜敦铭》绾绰眉寿，石湖云：“似是古人祝延常语。”愚谓：《汉书?安世房中歌》云“克绰永福”，颜氏注：绰，缓也。亦谓延长。
张燕公《谢碑额表》云：“孔篆吴札之坟，秦存展季之垅。”言孔子篆者，始见于此。
《金石录?汲县太公碑》云：“晋太康二年，得竹策之书。其《纪年》曰：‘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参考年数，盖寿一百一十馀岁。今按《书?顾命》云‘齐侯吕伋’，则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为齐侯矣。”
潏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乡官也。《说苑》载乡官，又有祭正，亦犹祭酒也。”
秦《诅楚文》作于惠文王之时，所诅者楚怀王也。怀王远屈平，迩靳尚，而受商于之欺，致武关之执，非不幸也。然入秦不反，国人怜之，如悲亲戚。积怨深怒，发于陈、项，而秦亡也忽焉。六国之灭，楚最无罪。反尔好还，天人之理也。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吁，秦诅楚邪？楚诅秦邪？
徐楚金《说文系传》有《通释》、《部叙》、《通论》、《祛妄》、《类聚》、《错综》、《疑义》、《系述》等篇。吕太史谓：元本断烂，每行灭去数字，故尤难读。若得精小学者，以许氏《说文》参绎，恐犹可补也。今浙东所刊，得于石林叶氏、苏魏公本也。
《说文》：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宋?符瑞志》：凤凰其鸣，雄曰节节，雌曰足足。然则爵即凤凰欤？
宣和中，陕右人发地，得木简于瓮，字皆章草，檄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答吴斗南书》谓：东汉讨羌檄，日辰与《通鉴长历》不同，盖指此也。今考《通鉴目录》，汉安帝永初二年，六月乙未朔。《后汉纪》五月有丙寅，七月有戊辰，恐当以《长历》为正。
《汉?西域传》：安息国书革，旁行为书记。颜氏注：今西方胡国及南方林邑书，皆横行不直下。《法苑珠林》云：“造书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卢，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夹漈《六书略》云：“梵书左旋，其势向右；华书右旋，其势向左。”
韩文公曰：“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杜子美曰：“读书难字过。”字岂易识哉？李衡《识字说》曰：“读书须是识字，固有读书而不识字者。如孔光、张禹、许敬宗、柳宗元，非不读书，但不识字。孔光不识‘进退’字，张禹不识‘刚正’字，许敬宗不识‘忠孝’字，柳宗元不识‘节义’字。”此可为学者之戒。
《周越书苑》云：“郭忠恕以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隶书出，隶书悖而行书作，行书狂而草书圣。”以此知隶书乃今真书。赵明诚谓：误以八分为隶，自欧阳公始。庾肩吾云：“隶书，今之正书。”张怀瓘云：“隶书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书。”《千文》云：“杜藁钟隶。”《王羲之传》：尤善隶书。
康节邵子之父古，字天叟，定律吕声音，以正天下音及古今文。谓天有阴阳，地有刚柔；律有辟翕，吕有唱和。一阴一阳交，而日月星辰备焉；一刚一柔交，而金木水火备焉。一辟一翕，而平、上、去
译古器铭文中有“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的说法，有说“正月乙子”的，也有说“丁子”的。吕与叔在《考古图》中说：继位的君王在次年尚未改元，所以用月份来计数，乙子就是甲子，丁子就是丙子。世道质朴，人心淳厚，选取同类事物来命名，如果不这样，大概就无法考证了。曾子固说：古文字都有重文符号，这里出现三个“丶”的，实际上只是两个字罢了。
《毛伯敦》中“祝”字下面的一个字，刘原父认为是“郑”，说：“周文王、周武王时期，有毛叔郑。”而吕与叔认为是“弁阝”。《簠铭》中“中”字上面的一个字，欧阳公认为是“张”，说：“周宣王时期，有张仲。”而吕与叔认为是“弡”。《周姜敦》中“伯”字下面的一个字，欧阳公认为是“冏”，说：“周穆王时期，有伯冏。”而吕与叔认为是“百”。古文字难以考证，几乎到了像郢书燕说那样误读的地步。
《博古图》记载：《晋姜鼎铭》中有“用蕲绰绾眉寿”，《伯硕父鼎铭》中有“用祈丐百禄眉寿绾绰”，《孟姜敦铭》中有“绾绰眉寿”，石湖说：“这似乎是古人祝寿延年的常用语。”我认为：《汉书·安世房中歌》中说“克绰永福”，颜师古注：绰，是舒缓的意思。也是延长的意思。
张燕公在《谢碑额表》中说：“孔篆吴札之坟，秦存展季之垅。”说孔子篆书，开始见于此处。
《金石录·汲县太公碑》说：“晋太康二年，得到竹简上的书。其中的《纪年》说：‘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去世。’参考年数，大概享年一百一十多岁。现在查考《尚书·顾命》说‘齐侯吕伋’，那么在周成王末年，吕伋已经继承太公成为齐侯了。”
潏水李氏说：“古印上有文字叫‘祭尊’，不是姓名，而是古代的乡官。《说苑》记载乡官，还有祭正，也就好比祭酒一样。”
秦国的《诅楚文》作于惠文王时期，所诅咒的是楚怀王。楚怀王疏远屈原，亲近靳尚，而受到商于之地的欺骗，导致在武关被俘，并非不幸。然而进入秦国后不能返回，国人怜悯他，如同哀悼亲戚一样。积怨深怒，爆发于陈、项之地，而秦国的灭亡也就突然发生了。六国被灭，楚国最是无罪。善恶报应，这是天理人情的道理。南公说：“楚国即使只剩三户人家，灭亡秦国的必定是楚人。”唉，是秦国诅咒楚国呢？还是楚国诅咒秦国呢？
徐楚金的《说文系传》中有《通释》、《部叙》、《通论》、《祛妄》、《类聚》、《错综》、《疑义》、《系述》等篇。吕太史说：原本残缺不全，每行都缺漏几个字，所以尤其难读。如果能得到精通小学的人，用许慎的《说文解字》来参证推演，恐怕还可以补全。现在浙东刊刻的版本，是得自石林叶氏和苏魏公的本子。
《说文解字》说：饮器像爵鸟，是取它鸣叫声节节足足的意思。《宋书·符瑞志》说：凤凰的鸣叫，雄的叫节节，雌的叫足足。那么爵鸟就是凤凰吗？
宣和年间，陕西西部有人挖掘土地，在瓮中得到木简，字都是章草，檄文说“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廿日丙寅”。朱文公在《答吴斗南书》中说：东汉讨伐羌人的檄文，日辰与《通鉴长历》不同，大概指的就是这个。现在查考《通鉴目录》，汉安帝永初二年，六月是乙未朔。《后汉纪》五月有丙寅，七月有戊辰，恐怕应当以《长历》为准。
《汉书·西域传》说：安息国的书写在皮革上，旁边横向书写。颜师古注：现在西方胡国以及南方林邑国的书写，都是横行而不直下。《法苑珠林》说：“创造文字的大约有三人，年长的叫梵，他的书写向右行；次之的叫佉卢，他的书写向左行；年幼的叫苍颉，他的书写向下行。”夹漈的《六书略》说：“梵书向左旋转，其气势向右；华书向右旋转，其气势向左。”
韩文公说：“凡是写文章，应当略识文字。”杜子美说：“读书遇到难字就跳过。”文字难道容易认识吗？李衡《识字说》说：“读书必须识字，固然有读书却不识字的人。比如孔光、张禹、许敬宗、柳宗元，不是不读书，只是不识字。孔光不认识‘进退’字，张禹不认识‘刚正’字，许敬宗不认识‘忠孝’字，柳宗元不认识‘节义’字。”这可以作为求学者的警戒。
《周越书苑》说：“郭忠恕认为小篆解散而八分书产生，八分书破裂而隶书出现，隶书悖乱而行书兴起，行书狂放而草书神圣。”由此可知隶书就是现在的真书。赵明诚说：错误地把八分书当作隶书，是从欧阳公开始的。庾肩吾说：“隶书，就是现在的正书。”张怀瓘说：“隶书，是程邈创造的。字都端正，也叫真书。”《千字文》说：“杜藁钟隶。”《王羲之传》说：尤其擅长隶书。
康节邵子的父亲邵古，字天叟，制定律吕声音，以校正天下的音律及古今文字。他说天有阴阳，地有刚柔；律有辟翕，吕有唱和。一阴一阳交合，而日月星辰就完备了；一刚一柔交合，而金木水火就完备了。一辟一翕，而平、上、去
、入备焉；一唱一和，而开发收闭备焉。律感吕，而声生焉；吕应律，而音生焉。《观物》之书本于此。谓辟翕者律天，清浊者吕地。先闭后开者春也，纯开者夏也，先开后闭者秋也，冬则闭而无声。东为春声，阳为夏声，此见作韵者，亦有所至也。衔、凡，冬声也。横渠张子曰：“商、角、徵、羽，皆有主出于唇齿喉舌，独宫声全出于口，以兼五声也。”夹漈郑氏曰：“声为经，音为纬。平、上、去、入，四声也，其体纵，故为经。宫、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也，其体横，故为纬。”
译……进入“入”声便完备了；一唱一和，而开启、收敛、收束、闭合都完备了。律感动吕，于是声产生；吕应和律，于是音产生。《观物》这本书的根本就在于此。说“辟”（开）与“翕”（合）是律象天，清与浊是吕象地。先闭合后开启是春，纯粹开启是夏，先开启后闭合是秋，冬则是闭合而没有声音。东方的声音是春声，阳的声音是夏声，这显示出制作韵书的人，也有其达到的极致。衔、凡，是冬声。横渠张载说：“商、角、徵、羽，都有各自的主音，出于唇、齿、喉、舌，唯独宫声完全出于口，因为它兼括了五声。”夹漈郑氏说：“声是经，音是纬。平、上、去、入，是四声，它们的体势是纵向的，所以称为经。宫、商、角、徵、羽、半徵、半商，是七音，它们的体势是横向的，所以称为纬。”
七音三十六字母，出于西域，岂所谓学在四夷者欤？司马公以三十六字母，总三百八十四声，为二十图。夹漈谓：梵人长于音，所得从闻入；华人长于文，所得从见入。华则一音咏一字，梵则一字或贯数音。[鸠摩罗什曰：“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管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佛经》中偈颂，皆其式也。”]
谐声，六书之一也，声韵之学尚矣。夹漈谓：五书有穷，谐声无穷。五书尚义，谐声尚声。《释文序录》云：“古人音书，止为譬况之说，孙炎始为反语。”《考古编》谓周颙始有翻切，非也。
隋陆法言为《切韵》五卷，后有郭知玄等九人增加。唐孙愐有《唐韵》，今之《广韵》则本朝景德、祥符重修。今人以三书为一，或谓《广韵》为《唐韵》，非也。鹤山魏氏云：“《唐韵》于二十八删、二十九山之后，继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今平声分上下，以一先二仙为下平之首，不知‘先’字盖自‘真’字而来。”愚考徐景安乐书，凡宫为上平、商为下平、角为入、徵为上、羽为去，则唐时平声已分上下矣。米元章云：“五声之音，出于五行自然之理。沈隐侯只知四声，求其宫声不得，乃分平声为二。”然后魏江式曰：“晋吕静仿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则韵分为五，始于吕静，非自沈约始也。约《答陆厥》曰：“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沈存中云：“梵学入中国，其术渐密。”
《潜虚》以“艹曳”为“天”，古文也。见《广韵》，而《集韵》不载。[《古文韵》艹曳字，《碧落》文。]
《广韵》言姓氏甚详，然充字有充虞，见《孟子》。归字有齐归，见《左传》。其遗阙多矣。贲、育，谓孟贲、夏育也。《广韵》以“贲”为姓，古有勇士贲育，谬矣。
颜鲁公在湖州，集文士，摭古今文字，为《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以包荒万汇。其广如海，自末寻源，照之如镜。《崇文总目》仅存十六卷，今不传。
《韩非?五蠹》曰：“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说文》云：“自营为厶，背厶为公。”
宋元宪宝玩《佩觿》三篇；苏文忠每出，必取声韵音训文字，置箧中；晁以道晚年，日课识十五字。
夹漈谓：《说文》定五百四十类，为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误以子为母者，二百十类。
吴孙休自制名字以命其子，武曌、刘龑因之，皆字书所无。《梁四公记》亦然。
《隋志》以《苍颉》、《训纂》、《滂喜》为《三苍》，《说文系传》以《苍颉》、《爰历》、《博学》为《三苍》，并《训纂》为四篇。
《急就篇》沐浴、揃搣、寡合同，《庄子?外物篇》眥可以休老，亦作“揃搣”。
“不”字，本方久反，凡书之“不”字，皆点入声。“其”字本音箕，夜如何其。凡书之“其”字，皆点平声。《攻媿集》。
李瀚《蒙求》，以平声与上去入相间。近世续《蒙求》者，不知此。攻媿云。
经说
“六经”，始见于《庄子?天运篇》。孔子曰：“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礼》、《乐》、《诗》、《书》、《易》、《春秋》为“六艺”，始见于太史公《滑稽列传》。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或云“七经”。后汉赵典学孔子七经。蜀秦宓谓：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或以六经、六纬为十二经。《庄子?天道篇》。或以“五经”、“五纬”为“十经”。《南史?周续之》。或云“九经”。《释文序录》：《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唐?谷那律传》九经库，始有九经之名。《乐经》既亡，而有“五经”，自汉武立博士始也。邵子定以《易》、《书》、《诗》、《春秋》为“四
译七音和三十六字母，源自西域，这难道就是所说的“学问在四方蛮夷之中”吗？司马光用三十六字母，统摄三百八十四声，编成二十张图表。夹漈先生认为：梵国人擅长音律，他们的学问从听觉进入；中国人擅长文字，我们的学问从视觉进入。汉字是一个音节对应一个字，梵文则一个字可能贯穿多个音节。[鸠摩罗什说：“天竺国的风俗，非常注重文辞体制。他们的宫商音律，以能融入管弦乐器为妙。凡是拜见国王，必定要有赞颂功德的辞章。《佛经》中的偈颂，都是这种格式。”]
谐声，是六书之一，声韵之学由来已久。夹漈先生说：五书（指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假借）是有穷尽的，而谐声是无穷尽的。五书注重意义，谐声注重声音。《经典释文序录》说：“古人注音，只是采用比喻说明的方法，孙炎才开始使用反切。”《考古编》说周颙才开始有反切，这是不对的。
隋朝陆法言编写了《切韵》五卷，后来郭知玄等九人对其进行了增补。唐朝孙愐有《唐韵》，现在的《广韵》则是本朝景德、祥符年间重新修订的。现在的人把这三本书混为一谈，或者称《广韵》为《唐韵》，这是不对的。鹤山魏氏说：“《唐韵》在二十八删、二十九山之后，接着是三十先、三十一仙。现在平声分为上下两卷，以第一先、第二仙作为下平声的开头，不知道‘先’字大概是从‘真’字演变而来的。”我考证徐景安所著的《乐书》，凡是宫声属于上平，商声属于下平，角声属于入声，徵声属于上声，羽声属于去声，那么唐朝时平声已经分为上下了。米芾说：“五声的音律，出于五行自然的道理。沈约只知道四声，找不到宫声，于是将平声分为二。”然而魏江式说：“晋朝吕静模仿李登《声类》的方法，编写《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那么韵分为五类，始于吕静，并非从沈约开始。沈约在《答陆厥书》中说：“宫商之声有五种，文字的差别数以万计。用数以万计的繁杂，去配合五种声音的简约，高低起伏，不是思虑力量所能学到的。”沈括说：“梵学传入中国，其方法逐渐精密。”
《潜虚》以“艹曳”为“天”，这是古文。见于《广韵》，但《集韵》没有记载。[《古文韵》中的“艹曳”字，是《碧落碑》上的文字。]
《广韵》记载姓氏非常详细，然而“充”字下有充虞，见于《孟子》；“归”字下有齐归，见于《左传》。它的遗漏缺失很多。贲、育，指的是孟贲、夏育。《广韵》把“贲”当作姓氏，说古代有勇士贲育，这是错误的。
颜真卿在湖州时，召集文士，搜集古今文字，编写了《韵海镜源》三百六十卷，以包容万物。其内容广阔如海，从细微处探寻源头，照耀起来如同明镜。《崇文总目》仅存十六卷，现在已不流传。
《韩非子·五蠹》说：“苍颉创造文字时，自己环绕的叫做‘私’，背离私的叫做‘公’。”《说文解字》说：“为自己经营叫做‘厶’，背离厶叫做‘公’。”
宋朝元宪公喜爱玩味《佩觿》三篇；苏东坡每次出门，必定把声韵、音训、文字方面的书放在箱子里；晁以道晚年，每天规定自己认识十五个字。
夹漈先生说：《说文解字》确定了五百四十个部首，作为字的母体。然而母体能生育而子体不能生育，错误地把子体当作母体的，有二百一十个部首。
吴国孙休自己制作名字来给他的儿子命名，武则天、刘龑沿袭这种做法，这些字在字书中都没有。《梁四公记》也是如此。
《隋书·经籍志》把《苍颉》、《训纂》、《滂喜》称为《三苍》，《说文系传》把《苍颉》、《爰历》、《博学》称为《三苍》，连同《训纂》共为四篇。
《急就篇》中的“沐浴”、“揃搣”、“寡合”等同，《庄子·外物篇》中的“眥可以休老”，也写作“揃搣”。
“不”字，本音为方久反，凡是书中的“不”字，都点入声。“其”字本音为箕，如“夜如何其”。凡是书中的“其”字，都点平声。见《攻媿集》。
李瀚的《蒙求》，将平声与上、去、入声相间排列。近世续写《蒙求》的人，不知道这一点。攻媿说。
经说
“六经”，最早见于《庄子·天运篇》。孔子说：“治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礼》、《乐》、《诗》、《书》、《易》、《春秋》为“六艺”，最早见于太史公《滑稽列传》。孔子说：“六艺对于治理国家，是一样的。”有人说“七经”。东汉赵典学习孔子七经。蜀地秦宓说：文翁派遣相如向东学习七经。有人以六经、六纬为十二经。见《庄子·天道篇》。有人以“五经”、“五纬”为“十经”。见《南史·周续之传》。有人说“九经”。《经典释文序录》：《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唐书·谷那律传》中的九经库，才开始有九经的名称。《乐经》既然已经亡佚，而有“五经”，是从汉武帝设立博士开始的。邵雍确定以《易》、《书》、《诗》、《春秋》为“四
《汉?艺文志》云：“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故无训；《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白虎通》云：“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二说不同，然“五经”兼五常之道，不可分也。
后汉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经博士。”考之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皆以《诗》为博士。所谓《鲁诗》、《韩诗》。《五经》列于学官者，唯《诗》而已。景帝以辕固为博士，所谓《齐诗》。而馀经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经》博士。《儒林传赞》曰：“武帝立《五经》博士，《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经》而独举其四，盖《诗》已立于文帝时，今并《诗》为五也。
石经有七，汉熹平则蔡邕，魏正始则邯郸淳，晋裴頠，唐开成中唐玄度，后蜀孙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杨南仲等。中兴高庙御书。后蜀石经，于高祖、太宗讳，皆缺画。唐之泽深矣。
《唐?儒学传序》：文宗定《五经》，铲之石，张参等是正讹文。按《文粹》，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记》云：“初大历中，名儒张参为司业，始详定《五经》，书于论堂东西厢之壁。”《序》以参为文宗时，误矣。参所定乃书于壁，非铲石也。《旧史纪》云：“开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判祭酒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会要》载是年八月，覆定石经字体官唐玄度状，今所详覆，多因司业张参《五经字》为准。《艺文志》：参有《五经文字》三卷，玄度有《九经字样》一卷。文宗时是正讹文，乃玄度，非参也。
《皇览?冢墓记》曰：“汉明帝时，公卿大夫诸儒八十馀人，论《五经》误失。符节令宋元上言：秦昭王与吕不韦好书，皆以书葬。王至尊，不韦久贵，冢皆以黄肠题凑，处地高燥未坏。臣愿发昭王、不韦冢，视未烧《诗》、《书》。”愚谓：儒以《诗》、《礼》发冢，《庄子》讥假经以文奸者尔。乃欲发冢以求《诗》、《书》，汉儒之陋至此。
欧阳文忠公《笔说》云：“安昌侯张禹曰：‘书必博见，然后识其真伪。’”当考所出。
艾轩云：“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脚。”此即象山“《六经》注我”之意。盖欲学者，于践履实地用工，不但寻行数墨也。
虞溥《厉学》曰：“圣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学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观弥博，所习弥多，日闻所不闻，日见所不知，然后心开意朗，敬业乐群，忽然不觉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学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任子曰：“学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学无以为智，不勤教无以为仁。”愚谓：此皆天下名言，学者宜书以自儆。
《文中子》言圣人述史三焉，《书》、《诗》、《春秋》三者，同出于一。陆鲁望谓：六籍之中，有经有史，《礼》、《诗》、《易》为经，《书》、《春秋》实史耳。舜、皋陶之《赓歌》、《五子之歌》，皆载于《书》，则《诗》与《书》一也。《文中子》之言当矣。
王微之云：“观书每得一义，如得一真珠船。”见陆农师诗注。
古未有板本，好学者患无书。桓谭《新论》谓：梁子初、杨子林所写万卷，至于白首。南齐沈驎士年过八十，手写细书，满数十箧。梁袁峻自写书课，日五十纸。《抱朴子》所写，反复有字。《金楼子》谓：细书经、史、《庄》、《老》、《离骚》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后魏裴汉借异书，躬自录本。其勤与编蒲缉柳一也。《国史?艺文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学小书。后唐诏儒臣田敏，校《九经》镂本于国子监。国初广诸义疏音释，令孔维、邢昺雠定颁布。
《春秋正义》云：“傅咸为《七经诗》，王羲之写。”今按《艺文类聚》、《
译《汉书·艺文志》说：“六艺的文章，《乐》用来调和精神，是仁的外在表现；《诗》用来端正言辞，是义的实际运用；《礼》用来明确体制，所以不需要训释；《书》用来广开听闻，是智的方法；《春秋》用来决断事理，是信的凭证。这五者大概是五常的道理，相互依存而完备，而《易》是它们的本源。”《白虎通》说：“因为有五常的道理，所以称为‘五经’：《乐》对应仁，《书》对应义，《礼》对应礼，《易》对应智，《诗》对应信。”这两种说法不同，然而“五经”兼含五常的道理，是不可分割的。
后汉翟酺说：“汉文帝开始设置一经博士。”考察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都凭借《诗》担任博士。这就是所谓的《鲁诗》、《韩诗》。列入学官的《五经》，只有《诗》而已。景帝任命辕固为博士，这就是所谓的《齐诗》。而其余的经书尚未设立博士。武帝建元五年春，初次设置《五经》博士。《儒林传赞》说：“武帝设立《五经》博士，《书》只有欧阳氏，《礼》在后，《易》是杨氏，《春秋》是公羊氏而已。”设立《五经》却只列举了四种，大概是因为《诗》在文帝时已经设立，现在加上《诗》凑成五经。
石经有七次刊刻，汉熹平年间是蔡邕，魏正始年间是邯郸淳，晋代是裴頠，唐开成年间是唐玄度，后蜀是孙逢吉等人。本朝嘉祐年间是杨南仲等人。中兴高庙御书。后蜀的石经，对于高祖、太宗的名讳，都缺笔避讳。唐朝的恩泽深厚啊。
《唐书·儒学传序》：文宗审定《五经》，刻在石头上，张参等人校正错讹的文字。查考《文粹》，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记》说：“起初大历年间，名儒张参担任司业，开始详细审定《五经》，书写在论堂东西厢房的墙壁上。”《序》把张参当作文宗时的人，是错误的。张参所审定的乃是写在墙壁上，并非刻在石头上。《旧唐书·纪》说：“开成二年十月癸卯，宰臣兼祭酒郑覃进献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会要》记载这一年八月，覆定石经字体的官员唐玄度上奏，现在所详细覆定的，大多以司业张参的《五经字》为标准。《艺文志》：张参有《五经文字》三卷，唐玄度有《九经字样》一卷。文宗时校正错讹文字，是唐玄度，不是张参。
《皇览·冢墓记》说：“汉明帝时，公卿大夫及诸儒八十多人，讨论《五经》的错误和缺失。符节令宋元上言：秦昭王与吕不韦喜好书籍，都带着书籍下葬。昭王地位至尊，吕不韦长久显贵，坟墓都用黄肠题凑，地处高燥没有毁坏。臣希望发掘昭王、吕不韦的坟墓，查看未被烧毁的《诗》、《书》。”我认为：儒生凭借《诗》、《礼》去发掘坟墓，《庄子》讥讽那些假借经典来掩饰奸邪的人。竟然想要发掘坟墓来寻求《诗》、《书》，汉儒的浅陋竟到了这种地步。
欧阳文忠公《笔说》说：“安昌侯张禹说：‘读书必须见识广博，然后才能识别真伪。’”应当考证这句话的出处。
艾轩说：“日常应用是根本，文字是注脚。”这就是象山“《六经》为我作注”的意思。大概是希望学者，在实践履行的实地上下功夫，不只是寻行数墨而已。
虞溥《厉学》说：“圣人的道理，平淡而少滋味，所以学者不喜欢。等到满一个月，所观察的更加广博，所学习的更加众多，每天听到以前没听过的，每天看到以前不知道的，然后心胸开阔意念明朗，敬业乐群，忽然不知不觉被大化陶冶自己，至道进入精神深处。学者不担心才能不及，而担心志向不立。”任子说：“学习用来修养自己，教化用来治理他人。不勤学就不能成为智者，不勤教就不能成为仁者。”我认为：这些都是天下的名言，学者应当书写下来以自我警戒。
《文中子》说圣人叙述历史有三方面，《书》、《诗》、《春秋》三者，同出于一体。陆鲁望认为：六籍之中，有经有史，《礼》、《诗》、《易》是经，《书》、《春秋》实际上是史。舜、皋陶的《赓歌》、《五子之歌》，都记载在《书》中，那么《诗》与《书》就是一体的。《文中子》的话是对的。
王微之说：“看书每得到一个义理，就像得到一艘真珠船。”见于陆农师诗注。
古代没有刻版印刷，好学的人苦于没有书。桓谭《新论》说：梁子初、杨子林所抄写的万卷书，直到白头。南齐沈驎士年过八十，手写小字，装满几十只箱子。梁袁峻自己抄书定下功课，每天五十纸。《抱朴子》所抄写的，正反两面都有字。《金楼子》说：抄写小字的经、史、《庄》、《老》、《离骚》等，六百三十四卷，放在巾箱中。后魏裴汉借来异书，亲自抄录副本。他们的勤奋与编蒲缉柳是一样的。《国史·艺文志》：唐末，益州开始有墨板，多是术数、字学的小书。后唐诏令儒臣田敏，在国子监校勘《九经》刻版。国初广泛各种义疏音释，命令孔维、邢昺校定颁布。
《春秋正义》说：“傅咸作《七经诗》，王羲之书写。”现在查考《艺文类聚》、《
初学记》载傅咸《周易》、《毛诗》、《周官》、《左传》、《孝经》、《论语》诗，皆四言，而阙其一。
译《初学记》记载了傅咸所作的《周易》、《毛诗》、《周官》、《左传》、《孝经》、《论语》诗，都是四言诗，但缺失了其中一首。
郑康成注二《礼》，引《易说》、《书说》、《乐说》、《春秋说》、《礼家说》、《孝经说》，皆纬候也。《河》、《洛》、七纬合为八十一篇：《河图》九篇，《洛书》六篇，又别有三十篇；《七经》纬三十六篇。《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书》纬：《琁玑钤》、《考灵曜》、《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诗》纬：《推度灾》、《氾历枢》、《含神务》。《礼》纬：《含文嘉》、《稽命徵》、《斗威仪》。《乐》纬：《动声仪》、《稽耀嘉》、《汁图徵》。《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又有《尚书中候》、《论语谶》在七纬之外。按李寻有“五经六纬”之言，盖起于哀、平，至光武笃信之，诸儒习为内学。隋焚其书，今唯《易》纬存焉。《正义》多引谶纬，欧阳公欲取《九经》之疏，删去谶纬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惑乱，然后经义纯一。其言不果行。
朱文公谓：《五经疏》，《周礼》最好，《诗》、《礼记》次之，《书》、《易》为下。愚考之《隋志》，王弼《易》、孔安国《书》至齐、梁始列国学，故诸儒之说不若《诗》、《礼》之详实。
司马文正公曰：“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朱文公曰：“近日学者，病在好高，《论语》未问学而时习，便说一贯；《孟子》未言梁惠王问利，便说尽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读《系辞》。此皆躐等之病。”
《宋?符瑞志》云：“孔子斋戒，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已备矣。”见《援神契》。是以圣人为巫史也。纬书谬妄，而沈约取之，无识甚矣。
《家语》：齐太史子馀叹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董仲舒《对策》云：“见素王之文。”贾逵《春秋序》云：“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云：“自号素王。”卢钦《公羊序》云：“制素王之道。”皆因《家语》之言而失其义，所谓郢书燕说也。《庄子》云：“玄圣素王之道。”祥符中，谥孔子为玄圣。后避圣祖名，改至圣。
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古之讲经者，执卷而口说，未尝有讲义也。元丰间，陆农师在经筵，始进讲义。自时厥后，上而经筵，下而学校，皆为支离曼衍之词。说者徒以资口耳，听者不复相问难，道愈散而习愈薄矣。陆务观曰：“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斯言可以箴谈经者之膏肓。
西山先生《大学衍义后序》谓：有进奸言于经幄者，尝以问西山之子仁甫，答云：“讲《易?乾》之《文言》，知进退存亡，为奸言以罔上。”
秦有《誓》而《书》亡；鲁有《颂》而《诗》亡；鲁郊禘，秦僭畤，而《礼》亡；大夫肆夏，三家《雍》彻，而《乐》亡。
《法言》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通一经。”《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盖刘歆《七略》取《法言》之语。
卷九 天道
《三五历纪》：天去地九万里，《淮南子》以为五亿万里。《春秋元命包》：阳极
译郑玄注解《周礼》《仪礼》时，引用《易说》、《书说》、《乐说》、《春秋说》、《礼家说》、《孝经说》，这些都属于谶纬之书。《河图》、《洛书》与七部经纬合为八十一篇：其中《河图》九篇，《洛书》六篇，另有三十篇；《七经》的纬书有三十六篇。《易》纬包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书》纬包括：《琁玑钤》、《考灵曜》、《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诗》纬包括：《推度灾》、《氾历枢》、《含神务》。《礼》纬包括：《含文嘉》、《稽命徵》、《斗威仪》。《乐》纬包括：《动声仪》、《稽耀嘉》、《汁图徵》。《孝经》纬包括：《援神契》、《钩命决》。《春秋》纬包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此外还有《尚书中候》、《论语谶》在七纬之外。查考李寻有“五经六纬”的说法，大概起源于哀帝、平帝时期，到光武帝时深信不疑，众儒生便习以为常，将其作为内学。隋朝焚毁了这些书，如今只有《易》纬留存下来。《五经正义》多引用谶纬，欧阳修想选取《九经》的注疏，删去谶纬的文字，使学者不被怪异之言迷惑扰乱，从而使经义纯粹专一。他的主张未能实行。
朱熹说：《五经疏》中，《周礼》最好，《诗经》、《礼记》次之，《尚书》、《周易》最差。我查考《隋书·经籍志》，王弼的《易注》、孔安国的《书传》直到齐、梁时期才列入国学，所以众儒生的解说比不上《诗经》、《礼记》那样详实。
司马光说：“后辈新进之士，口耳相传，剽窃听闻，读《周易》还没认识卦爻，就说《十翼》不是孔子的话；读《礼》还不知道篇目数量，就说《周官》是战国时期的书；读《诗经》还没读完《周南》、《召南》，就说毛亨、郑玄是章句之学；读《春秋》还不知道十二公，就说《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可以束之高阁。”朱熹说：“近日的学者，弊病在于好高骛远，《论语》还没问到‘学而时习之’，就谈论‘一贯’；《孟子》还没说到梁惠王问利，就谈论‘尽心’；《周易》还没看完六十四卦，就读《系辞》。这都是越级求进的弊病。”
《宋书·符瑞志》说：“孔子斋戒，面向北辰礼拜，向天禀告说：《孝经》四卷，《春秋》、《河图》、《洛书》共八十一卷，已经完备了。”见于《援神契》。这是把圣人当作巫史来看待。纬书荒谬虚妄，而沈约却采信它，真是无知极了。
《孔子家语》记载：齐国太史子馀赞叹孔子说：“上天大概让他成为素王吧！”素，是空的意思，是说没有王位而空有王名的意思。董仲舒《对策》说：“见到素王的文献。”贾逵《春秋序》说：“确立素王的法度。”郑玄《六艺论》说：“自称为素王。”卢钦《公羊序》说：“制定素王的道统。”都是依据《家语》的话而失去了本意，所谓郢书燕说。《庄子》说：“玄圣素王之道。”祥符年间，追谥孔子为玄圣。后来避圣祖名讳，改为至圣。
从汉代儒生直到庆历年间，谈论经学的人恪守训诂而不穿凿附会。《七经小传》出现后，稍稍崇尚新奇了。等到《三经义》推行，看待汉代儒生的学问就像土偶草人一样。古代讲经的人，拿着书卷口头解说，不曾有讲义。元丰年间，陆佃在经筵任职，才开始进献讲义。从此以后，上至经筵，下至学校，都充斥着支离蔓衍的言辞。解说者只用来资助学者的口耳之学，听者不再相互质问辩难，道统更加散乱而学风更加浅薄了。陆游说：“唐代及本朝初年，学者不敢议论孔安国、郑康成，何况圣人呢？自从庆历以后，众儒生阐发经旨，前人不及，然而排斥《系辞》，诋毁《周礼》，怀疑《孟子》，讥讽《尚书》中的《胤征》、《顾命》，废黜《诗经》的《序》，不难以议论经书，何况传注呢？”这话可以针砭谈论经学者的膏肓之病。
真德秀《大学衍义后序》说：有人向经筵进献奸邪之言，曾以此询问真德秀的儿子真仁甫，真仁甫回答说：“讲《周易·乾卦》的《文言》，知晓进退存亡的道理，却用奸邪之言来蒙蔽皇上。”
秦国有《誓》而《尚书》亡佚；鲁国有《颂》而《诗经》亡佚；鲁国在郊外举行禘祭，秦国僭越设立畤祭，而《礼》亡佚；大夫使用《肆夏》，三家使用《雍》来撤除祭品，而《乐》亡佚。
《法言》说：“古代的学者，耕种并供养自己，三年通晓一部经。”《艺文志》说：“古代的学者，耕种并供养自己，三年通晓一门技艺。”大概是刘歆《七略》采用了《法言》的话。
卷九 天道
《三五历纪》：天离地九万里，《淮南子》认为是五亿万里。《春秋元命包》：阳气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