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 春秋
《春秋》书“侵”者才五十八，而书“伐”者至于二百一十三。苏氏谓：三《传》侵伐之例，非正也。有隙曰“侵”，有辞曰“伐”。愚谓：《孟子》曰：“春秋无义战。”非皆有辞而伐也。
《金石录》：《鼎铭》有云：“王格大室即立。”按：古器物铭，凡言“即立”，或言“立中庭”，皆当读为“位”，盖古字假借。其说见郑氏注《仪礼》。秦泰山刻石犹如此。愚按：《周礼?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故书“位”作“立”，郑司农云：“立读为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盖古字通用。《诅楚文》“变输盟刺”，即“渝”字，朱文公引以证《公》、《谷》“郑人来输平”即《左氏》“渝平”也。胡文定谓以物求平，恐不然。
《史记?孔子世家》：文辞有可与人共者，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曹子建《与杨德祖书》：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李善注引《史记》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今本无“子游”二字。
《公羊疏》：案闵因叙云：“昔孔子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今《经》止有五十馀国。通戎夷宿潞之属，仅有六十。庄七年《传》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氏曰：“不修《春秋》，谓‘史记’也。古者谓‘史记’为‘春秋’。”刘原父谓：何休以不修“春秋百二十国宝书”、“三礼春秋”。朱文公谓：二书不传，不得深探圣人笔削之意。
王介甫《答韩求仁问春秋》曰：“此《经》比他《经》尤难，盖三《传》不足信也。”尹和静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难之也。废《春秋》，非其意。”朱文公亦曰：“《春秋》义例，时亦窥其一二大者，而终不能自信于心，故未尝敢措一辞。”
鹤山曰：“《春秋》由惧而作，书成而乱贼惧。乱贼盖陷溺之深者，而犹惧焉，则人性固不相远也。”其说本于吕成公《讲义》。
书尹氏卒，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也。书齐崔氏出奔卫，此崔杼弑其君之始也。比事观之，履霜坚冰之戒明矣。圣人绝恶于未萌，必谨其微。
薛士龙《春秋旨要序》谓：先王之制，诸侯无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职于周之太史。隐之时，始更《鲁历》而为《鲁史》。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费誓》、《秦誓》列于《周书》，《甘棠》、《韩奕》编之《南》、《雅》，乌在诸侯之有史也。晋乘始于殇叔，秦史作于文公。王室之微，诸侯之力政焉尔。止斋《后传》因之。朱文公以为：诸侯若无史，外史何所稽考而为史？古人生子，则闾史书之。闾尚有史，况一国乎！愚谓：《酒诰》曰“矧太史友、内史友”，则诸侯有史矣。
《春秋》日食三十六，有甲乙者三十四，历家推验精者，不过二十六，有日朔者二十六，以《周历》考之，朔日失二十五，《鲁历》校之，又失十三。唐一行得二十七。朔差者半。本朝卫朴得三十五，独庄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
汉日食五十三，后汉七十二，唐九十三。《历法》：一百七十三日有馀一交会。然《春秋》隐元年至哀二十七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虽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频食，是频交而食也。汉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亦频食。
西畴崔氏曰：“《春秋》桓四年、七年无秋冬，定十四年无冬，桓十七年书夏五而阙其月，庄二十二年书夏五月而阙其事，僖二十八年书壬申而不系之月，桓十年书五月而不系之夏，昭十二年书十二月而不系之冬。郭公、仲孙忌与凡日食而不系朔与日者，皆阙也。
《孟子题辞》仲尼有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闻之董生曰：
译《春秋》记载“侵”的只有五十八次，而记载“伐”的却多达二百一十三次。苏氏认为：三《传》关于侵伐的体例，是不正确的。有嫌隙称为“侵”，有正当理由称为“伐”。我认为：《孟子》说：“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并不是都有正当理由才去讨伐。
《金石录》：《鼎铭》中有这样的话：“王到达大室即立。”按：古代器物铭文，凡是说“即立”，或者说“立中庭”，都应当读作“位”，大概是古字假借。这个说法见于郑氏对《仪礼》的注解。秦泰山刻石也还是这样。我认为：《周礼·小宗伯》“掌管建立国家神位的安排”，所以书写“位”字作“立”，郑司农说：“‘立’读作‘位’。古时候‘立’、‘位’是同一个字。古文《春秋经》‘公即位’写作‘公即立’。”大概是古字通用。《诅楚文》中的“变输盟刺”，就是“渝”字，朱文公引用它来证明《公羊》、《谷梁》中“郑人来输平”就是《左氏》中的“渝平”。胡文定认为这是用物品来求取和平，恐怕不对。
《史记·孔子世家》：文辞有可以与人共同商量的，至于编写《春秋》，该记录的记录，该删削的删削，子夏等人不能增添一个字。曹子建《与杨德祖书》：从前孔子的文辞，与人交流流通。至于制定《春秋》，子游、子夏等人竟然不能措辞。李善注引用《史记》说：“子游、子夏等人，不能增添一个字。”现在的版本没有“子游”两个字。
《公羊疏》：考察闵因序说：“从前孔子制定《春秋》大义，让子夏等十四人，寻求《周史记》，得到一百二十个国家的史书。”现在《经》中只有五十多个国家。连同戎夷、宿、潞之类，仅有六十个。庄七年《传》说：“不修订的《春秋》，说‘流星没有落到地面一尺就回去了’；君子修订后，说‘星星陨落如雨’。”何氏说：“不修订的《春秋》，指的是‘史记’。古时候称‘史记’为‘春秋’。”刘原父认为：何休把不修订的“春秋百二十国宝书”、“三礼春秋”混为一谈。朱文公认为：这两本书没有流传下来，不能深入探究圣人笔削的本意。
王介甫《答韩求仁问春秋》说：“这部《经》比其他《经》更难，大概是因为三《传》不足为信。”尹和静说：“介甫不理解《春秋》，因为它难。废除《春秋》，不是他的本意。”朱文公也说：“《春秋》的大义条例，有时也能窥见其中一两个大的方面，但最终不能在心里确信，所以不曾敢措辞。”
鹤山说：“《春秋》是因为恐惧而作，书成而乱贼恐惧。乱贼大概是陷溺很深的人，却还恐惧，那么人性本来不相远。”这个说法本于吕成公《讲义》。
记载尹氏去世，这是尹氏拥立王子朝的开始。记载齐国崔氏出奔卫国，这是崔杼弑杀其君的开始。比较这些事来看，履霜坚冰的警戒就明白了。圣人在恶念未萌发时就断绝它，一定要谨慎细微之处。
薛士龙《春秋旨要序》认为：先王的制度，诸侯没有史官，天子有外史，掌管四方志，而职属于周的太史。隐公的时候，才开始更改《鲁历》而为《鲁史》。诸侯有史官，大概是周室衰微的时候吧！《费誓》、《秦誓》列在《周书》，《甘棠》、《韩奕》编入《南》、《雅》，哪里有诸侯有史官呢。晋国的史书始于殇叔，秦国的史书作于文公。王室衰微，诸侯施行力政罢了。止斋《后传》沿袭了这个说法。朱文公认为：诸侯如果没有史官，外史从哪里查考而成为史官？古人生下孩子，闾史就记录。闾里还有史官，何况一个国家呢！我认为：《酒诰》说“何况太史友、内史友”，那么诸侯有史官了。
《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有甲乙干支的三十四次，历法家推算验证精确的，不过二十六次，有日朔的二十六次，用《周历》考察，朔日失准二十五次，用《鲁历》校核，又失准十三次。唐代一行得到二十七个。朔差占一半。本朝卫朴得到三十五个，只有庄公十八年三月，古今算法都不符合日食规律。
汉代日食五十三次，后汉七十二次，唐代九十三次。《历法》：一百七十三天多一点有一次交会。然而《春秋》从隐公元年到哀公二十七年，共三千一百五十四个月，只有三十七次日食，这是虽然交会却不发生日食。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频繁日食，这是频繁交会而发生日食。汉高帝三年十月、十一月也频繁日食。
西畴崔氏说：“《春秋》桓公四年、七年没有秋冬，定公十四年没有冬，桓公十七年记载夏五而缺了月份，庄公二十二年记载夏五月而缺了事件，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壬申而不系于月份，桓公十年记载五月而不系于夏，昭公十二年记载十二月而不系于冬。郭公、仲孙忌以及凡是日食而不系于朔与日的，都是缺漏。
《孟子题辞》仲尼有云：“我想寄托于空泛的言论，不如记载于行事之中那样深切明显。”《太史公自序》听董生说：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正义》云：“此《春秋纬》文。”愚谓：纬书起哀、平间，董生时未有之，盖为纬书者述此语耳。
译孔子说：“我想把道理寄托在空泛的言论中，不如体现在具体行事中那样深刻显著、明白易懂。”《正义》说：“这是《春秋纬》中的文字。”我认为：纬书兴起于汉哀帝、平帝时期，董仲舒的时代还没有纬书，大概是撰写纬书的人转述了这句话罢了。
公矢鱼于棠，朱文公曰：“据《传》曰‘则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汉武亲射蛟江中之类。按《淮南?时则训》‘季冬，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射鱼’，则《左氏》陈鱼之说非矣。”
《春秋》，正月书王者九十二，二月书王者二十有三，三月书王者一十九。元年，不以有事无事，皆书王。何休谓：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以存二王之后。二月，殷之正月。三月，夏之正月。先儒以为妄。
纪侯大去其国，陈齐之谓：圣人盖生名之。大，名也。若汉栾大是也。愚按：以“大”为纪侯之名，本刘质夫说。
鲁哀公问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何为记此？”仲尼对曰：“此言可以杀而不杀也。夫宜杀而不杀，桃李冬实。天失道，草木犹犯干之，而况于人君乎！”此《韩非》书所载也。以《鲁论》“焉用杀”之言观之，恐非夫子之言也。法家者流，托圣言以文其峭刻耳。胡文定公《春秋传》取之，未详其意。
沙随《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隶古《春秋》作有蟘。《尔雅》：食叶蟘，音特。”《尔雅》：蜚，蠦蜰。郭璞注：蜰，即负盘臭虫。刘歆曰“负蠜”，误矣。江休复《杂志》：唐彦猷有旧本《山海经》，说“蜚处渊则涸，行木则枯”，疑《春秋》所书即此物。若是“负蠜”，不当云有，谓之多可也。
郎顗谓：鲁僖遭旱，修政自敕，时雨自降。然《春秋》于僖公初书雨，已而书雩，已而书大旱，公之德衰矣。
名不可不谨也。《春秋》或名以劝善，或名以惩恶，衮钺一时，薰莸千载。东汉豪杰耻不得豫党锢，慕其流芳也。我朝镌工之微，不肯附名党碑，惧其播恶也。名教立而荣辱公，其转移风俗之机乎！
公如京师，非礼也。晋、楚可以言如，京师不可以言如，于是朝觐之礼废矣。
仲子之赗，宰书其名；成风之赗，王不书天。正三纲也。《公羊氏》乃有“母以子贵”之说，谓之知《春秋》之义可乎？汉章帝不以尊号加于贾贵人，晋明帝不以尊号加于荀豫章君，犹近古也。
齐侯、卫侯胥命于蒲，《荀子》曰：“《春秋》善胥命。”程子、胡文定皆善之。刘原父以为自相命，非正也。止斋亦以为相推长也。于是齐僖称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责卫宣。愚谓：齐、卫胥命，此霸者之始。其末也，齐、魏会于徐州以相王。霜凝冰坚，其来渐矣。
书郊九，皆卜不吉。失时、牛灾，则书之。书大雩二十一，皆在午、未、申之月。建巳之雩，常事不书。
三书蒐于昭公之时，兵权在大夫。再书蒐于定公之时，兵权在陪臣。
定公六月即位，而于春夏书元年。《正义》谓：汉、魏以来，虽于秋冬改元，史于春夏即以元年冠之，因于古也。《通鉴》汉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汉尚未亡，即以为魏黄初元年，朱文公谓：夺汉太速，与魏太遽，非《春秋》存陈之意。
《春秋》三书“孛”，而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史记?天官书》刘更生封事云：“《春秋》彗星三见。”则彗、孛一也。《晏子春秋》：齐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骞禳之。晏子曰：“孛又将出，彗星之出，庸何惧乎？”则孛之为变，甚于彗矣。齐有彗星，见于《传》而《经》不书。
星孛东方，在于越入吴之后；彗见西方，在卫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
齐桓之将兴也，恒星不见，星陨如雨；晋文之将兴也，沙鹿崩。自是诸侯无王矣。晋三大夫之命为侯也，九鼎震。自是大夫无君矣。人事之感，天地为之变动，故董子曰：“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晋自武、献以来，以诈力强其国，故《传》曰：“晋人虎狼也。”“晋人无信。”“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春秋》书“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晋士匄帅师侵齐，至榖，闻齐侯卒乃还。”此《孟子》所谓彼善于此者，君子与之，义理之在人心
译鲁桓公在棠地射鱼，朱文公说：“根据《左传》所说‘则君不射’，这是用弓箭射鱼，就像汉武帝亲自射江中蛟龙之类。查考《淮南子·时则训》说‘季冬，命令渔师开始捕鱼，天子亲自前往射鱼’，那么《左传》中关于陈列鱼类的说法就不对了。”
《春秋》中，正月记载“王”字的有九十二次，二月记载“王”字的有二十三次，三月记载“王”字的有十九次。元年，不论有无大事，都记载“王”。何休认为：二月、三月都记载“王”，是为了保存二王之后。二月是殷商的正月，三月是夏朝的正月。先前的儒者认为这是荒谬的。
纪侯大规模地离开他的国家，陈齐解释说：圣人大概是用名字来称呼他。“大”是名字，就像汉代的栾大一样。我按：把“大”当作纪侯的名字，本于刘质夫的说法。
鲁哀公问孔子说：“《春秋》记载说：‘冬十二月，降霜却不冻死豆类。’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孔子回答说：“这是说可以冻死却没有冻死。应当冻死却没有冻死，桃李在冬天结果。上天违背常道，草木尚且冒犯它，何况是人君呢！”这是《韩非子》一书所记载的。从《论语》中“焉用杀”的话来看，恐怕不是孔子的话。法家这一流派，借圣人的话来掩饰他们的严酷苛刻罢了。胡文定公的《春秋传》采纳了这种说法，没有详细考察其中的用意。
沙随先生的《春秋例目》说：“有蜮，有的考证隶古定《春秋》写作有蟘。《尔雅》说：食叶蟘，音特。”《尔雅》说：蜚，蠦蜰。郭璞注：蜰，就是负盘臭虫。刘歆说“负蠜”，错了。江休复《杂志》说：唐彦猷有旧本《山海经》，说“蜚处在深渊则水干涸，在树木上行走则树木枯死”，怀疑《春秋》所记载的就是这种生物。如果是“负蠜”，就不该说“有”，说“多”就可以了。
郎顗说：鲁僖公遭遇旱灾，修明政治自我惩戒，及时的雨自然降下。然而《春秋》在僖公初年记载下雨，不久又记载求雨，不久又记载大旱，公的德行衰落了。
名号不可不谨慎。《春秋》有时用名来鼓励善行，有时用名来惩戒恶行，褒贬在当时，善恶流传千年。东汉的豪杰以不能参与党锢之祸为耻，羡慕他们流芳百世。我朝刻碑工匠地位卑微，不肯附名于党碑，害怕他们传播恶名。名教确立而荣辱公正，这是改变风俗的关键啊！
鲁桓公前往京师，是不合礼制的。晋、楚可以说“如”，京师不可以说“如”，于是朝觐的礼制就废弛了。
仲子的赗赠，史官记载了名字；成风的赗赠，王不记载天。这是端正三纲。《公羊传》却有“母以子贵”的说法，能说它懂得《春秋》的大义吗？汉章帝不把尊号加给贾贵人，晋明帝不把尊号加给荀豫章君，还接近古制。
齐侯、卫侯在蒲地互相约定，《荀子》说：“《春秋》赞许互相约定。”程子、胡文定都赞许它。刘原父认为是自相命令，不合正道。止斋也认为是互相推举长者。于是齐僖公称小伯，黎的臣子也用方伯的身份责备卫宣公。我认为：齐、卫互相约定，这是霸主的开始。其末流，齐、魏在徐州会盟互相称王。霜凝结冰坚硬，它的到来是逐渐的。
记载郊祭九次，都是占卜不吉利。失时、牛灾，就记载它。记载大雩二十一次，都在午、未、申之月。建巳之月的雩祭，是常事不记载。
在昭公时三次记载蒐猎，兵权在大夫手中。在定公时两次记载蒐猎，兵权在陪臣手中。
定公六月即位，而在春夏记载元年。《正义》说：汉、魏以来，虽然在秋冬改元，史官在春夏就用元年冠之，是沿袭古制。《通鉴》在汉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汉尚未灭亡，就认为是魏黄初元年，朱文公说：夺取汉朝太快，给予魏朝太急，不符合《春秋》保存陈朝的意思。
《春秋》三次记载“孛”，而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申须说：“彗星，是用来除旧布新的。”《史记·天官书》刘更生封事说：“《春秋》彗星三次出现。”那么彗、孛是一样的。《晏子春秋》：齐景公看到彗星，派伯常骞禳除。晏子说：“孛又将出现，彗星出现，有什么可怕的呢？”那么孛造成的灾变，比彗星更严重了。齐国有彗星，见于《左传》而《春秋》不记载。
星孛东方，在越国进入吴国之后；彗星见于西方，在卫鞅进入秦国之前。上天对人的警示很明显了。
齐桓公将要兴起时，恒星看不见，星星陨落如雨；晋文公将要兴起时，沙鹿山崩塌。从此诸侯没有王了。晋国三大夫被任命为侯，九鼎震动。从此大夫没有君了。人事的感应，天地为之变动，所以董仲舒说：“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晋国自武公、献公以来，用诈力强盛其国，所以《左传》说：“晋人如虎狼。”“晋人无信。”“晋所以称霸，是因为军队勇武臣子有力。”《春秋》记载“晋人纳捷菑于邾，未能纳入。”“晋士匄率领军队侵犯齐国，到达榖，听说齐侯去世就回去了。”这是《孟子》所说的彼善于此，君子赞许他，义理存在于人心。
列国之变，极于吴、越。通吴以疲楚者，晋也。通越以挠吴者，楚也。《春秋》于是终焉。唐以南诏攻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诏。本朝以女真灭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真。女真之将亡也，吾国又不监宣和，而用夹攻之策。不知《春秋》之义也。
邢有狄难，已迁于夷仪，三国之师城邢。俾反其国都，故列三国称师，以著其功。淮夷病杞，方伯不能斥逐蛮夷，使杞人安其都邑，乃城缘陵使迁，故书诸侯而不列序。狄入卫，逾年，齐侯方城楚丘以处文公，故但书城楚丘而不著其城之者。书愈略者，功愈降也。沙随程氏云。
齐桓之霸，自盟于幽，至会于淮，凡十有二会，而孔子称九合诸侯。刘氏《意林》曰：“始于幽，终于淮，合者九。”崔氏曰：“道其不以兵车而已。庄十六年，九国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国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国会于柽。二年，四国盟于贯。五年，八国会王世子于首止。七年，五国盟于宁母。八年，王人与七国会于洮。九年，宰周公与七国会于葵丘。十三年，七国会于咸。凡九合诸侯也。牡丘之盟，阳榖之会，淮之会，盖有兵车矣。”胡氏《通旨》曰：“桓公霸四十二年，会盟凡二十有一，独称九合，举衣裳之会尔。”《谷梁传》衣裳之会十有一，《论语疏》谓：不取北杏及阳榖为九。《史记》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其说不同。朱文公谓：九，《春秋传》作“纠”，展喜犒师之词云尔。李氏韶《世纪》云：“桓公会不迩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公会畿内，盟子虎矣。桓公宁不得郑，不纳子华，惧其奖臣抑君；文公则为元咺执卫侯矣。此夫子所以有正谲之辨。”
《春秋繁露》曰：“《春秋》甚幽而明，无传而著。”又曰：“《易》无达吉，《诗》无达诂，《春秋》无达例。”陆农师称之。又曰：“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攻媿谓：真得夫子心法。
董仲舒《春秋决狱》，其书今不传，《太平御览》载二事。其一引《春秋》许止进药，其一引夫人归于齐。《通典》载一事，引《春秋》之义，父为子隐。应劭谓：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隋、唐志》：十卷。今仅见三事而已。御史中丞众议薛况之罪，孔季彦断梁人之狱，皆以《春秋》合于《经》谊。终军之诘徐偃，则论正而心刻矣。吕步舒使治淮南狱，穷验其事，盖仲舒弟子不知其师书者也。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张汤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是以《春秋》为司空城旦书也。胡文定公曰：“《春秋》立法谨严，而宅心忠恕。”斯言足以正汉儒之失。《盐铁论》文学曰：“吕步舒弄口而见戮。”
刘原父深于《春秋》，然议郭后祔庙，引《春秋》“禘于太庙，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当许其号而不许其礼。张洞非之曰：“按《左氏》，哀姜之恶，所不忍道，而二《传》有非嫡之辞。敞议非是。”然则稽经议礼，难矣哉！
桓以许田赂郑，宣以济西田赂齐，身为不义而以赂免。取宋郜鼎，纳莒仆宝玉，人欲横流，天理灭矣。末流之敝，货范鞅而昭公不入矣。窃宝弓而盗臣肆行矣。受女乐而孔子遂去矣。三叛人以邑来，知利而不知义矣。《孟子》是以有“不夺不餍”之戒。
公如京师者一，朝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师者五，其简如是，而朝聘于大国，史不绝书。尊卑之分不明，强弱之力是视。记《礼》者以鲁为有道之国，道焉在哉？
卫人立晋，不称公子者，宣公淫乱，此狄入卫之兆也。居中国，去人伦，变华而狄，以灭其国。东徙渡河，终不复还旧封。《诗》以《鹑之奔奔》在《定之方中》之前，其戒深矣。故于晋始立名之。
书狄入卫，书楚子入陈，不忍诸夏见灭于夷狄，故称“入”焉。书吴入郢，楚昭出奔，犹有君也；申包胥求救，犹有臣也，故不言楚。书于越入吴，国无人焉，如升虚邑，故言吴。
礼乐自天子出，而献六羽焉；
译各诸侯国之间的变乱，在吴国和越国那里达到了极点。勾结吴国来使楚国疲敝的是晋国；勾结越国来扰乱吴国的是楚国。《春秋》的记载到此处就结束了。唐朝依靠南诏攻打吐蕃，而唐朝的灭亡却是因为南诏。本朝依靠女真灭掉契丹，而中原的灭亡却是因为女真。女真将要灭亡的时候，我国又不以宣和年间的事为鉴戒，反而采用夹攻的策略。这是不懂得《春秋》大义的缘故。
邢国遭遇狄人的祸难，已经迁居到夷仪，晋、齐、宋三国的军队为邢国筑城，使邢国能够返回其国都，所以列出三国并称“师”，以彰显他们的功劳。淮夷侵扰杞国，方伯不能驱逐蛮夷，使杞国人安居其都邑，于是筑缘陵城让杞国迁往，所以只记载“诸侯”而不列出次序。狄人攻入卫国，过了一年，齐侯才筑楚丘城来安置卫文公，所以只记载筑楚丘城而不记载筑城的人。记载越简略的，功劳就越低。这是沙随程氏的说法。
齐桓公称霸，从在幽地结盟，到在淮地会盟，总共十二次会盟，而孔子称“九合诸侯”。刘氏《意林》说：“始于幽地，终于淮地，会合的有九次。”崔氏说：“说的是不凭借武力罢了。庄公十六年，九国在幽地结盟。二十七年，五国又在幽地结盟。僖公元年，六国在柽地会盟。二年，四国在贯地结盟。五年，八国在首止会见王世子。七年，五国在宁母结盟。八年，王人与七国在洮地会盟。九年，宰周公与七国在葵丘会盟。十三年，七国在咸地会盟。总共九次会合诸侯。牡丘的结盟，阳榖的会盟，淮地的会盟，大概是有兵车的。”胡氏《通旨》说：“桓公称霸四十二年，会盟总共二十一次，唯独称九合，是举出衣裳之会罢了。”《谷梁传》说衣裳之会有十一次，《论语疏》认为：不取北杏及阳榖作为九次。《史记》说兵车之会有三次，乘车之会有六次。他们的说法不同。朱文公说：“九，《春秋传》写作‘纠’，是展喜犒师时的言辞罢了。”李氏韶《世纪》说：“桓公会盟不靠近三川，结盟不凌驾于王人之上；文公会盟在王畿之内，结盟时子虎也在。桓公宁可得不到郑国，也不接纳子华，是害怕他助长臣下而压制君主；文公却为了元咺而拘捕卫侯。这就是孔子之所以有正与谲的辨别。”
《春秋繁露》说：“《春秋》非常幽深而明白，没有传注也能显明。”又说：“《易经》没有贯通的吉利，《诗经》没有贯通的解释，《春秋》没有贯通的条例。”陆农师称赞这个说法。又说：“不通过正道而取胜，不如通过正道而失败。”攻媿说：这真正得到了孔夫子的心法。
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其书现在不流传，《太平御览》记载了两件事。其一引用《春秋》许止进药的事，其一引用夫人归于齐的事。《通典》记载了一件事，引用《春秋》大义，父亲为儿子隐瞒。应劭说：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隋书》、《唐书》记载：十卷。现在仅见三件事罢了。御史中丞与众人议论薛况的罪行，孔季彦判决梁人的案件，都依据《春秋》符合经义。终军诘问徐偃，则是论断正确而内心苛刻了。吕步舒奉命审理淮南王的案件，彻底查验其事，大概是仲舒的弟子不了解其老师的书。公孙弘用《春秋》大义来约束臣下，张汤请求博士弟子学习《尚书》、《春秋》，补任廷尉史。这是把《春秋》当作司空城旦书了。胡文定公说：“《春秋》立法严谨，而存心忠恕。”这话足以纠正汉儒的过失。《盐铁论》中文学说：“吕步舒卖弄口舌而被杀。”
刘原父深通《春秋》，然而议论郭后祔庙的事，引用《春秋》“禘于太庙，用致夫人”，“致”是不应该致的，况且古代不立两个嫡妻，应当允许她的名号而不允许她的礼仪。张洞非议他说：“查考《左氏传》，哀姜的恶行，是不忍心说的，而两《传》有非嫡妻的言辞。敞的议论不对。”那么查考经书议论礼仪，真是难啊！
桓公把许田贿赂给郑国，宣公把济西田贿赂给齐国，自身行为不义而用贿赂来免除灾祸。索取宋国的郜鼎，接纳莒仆的宝玉，人的私欲横流，天理灭绝了。末流的弊病，贿赂范鞅而昭公不能回国了。窃取宝弓而盗贼肆意行为了。接受女乐而孔子于是离开了。三个叛臣带着城邑来投奔，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了。《孟子》因此有“不夺取就不满足”的告诫。
公前往京师的有一次，朝见王所在地的有两次，卿大夫前往京师的有五次，其简略到了这种地步，而朝见聘问大国，史书不断记载。尊卑的分别不明确，只看强弱之力。记载《礼》的人认为鲁国是有道的国家，道在哪里呢？
卫国人拥立晋，不称公子，是因为宣公淫乱，这是狄人攻入卫国的征兆。居住在中国，抛弃人伦，改变华夏而变成狄人，从而灭亡其国家。向东迁徙渡过黄河，最终不再返回旧封地。《诗经》把《鹑之奔奔》放在《定之方中》之前，其警戒意味很深了。所以在晋刚被拥立时就称其名。
记载狄人攻入卫国，记载楚子攻入陈国，不忍心诸夏被夷狄灭亡，所以称“入”。记载吴国攻入郢都，楚昭王出逃，还有君主；申包胥求救，还有臣子，所以不说楚。记载于越攻入吴国，国家没有人了，如同进入空城，所以说吴。
礼乐出自天子，却献上了六羽；
非天子不制度，而税亩焉，故皆书曰“初”。《史记?表》于秦书“初立西畤”、“初租禾”、“初为赋”，取法乎《春秋》。
译不是天子不能制定法度，而（鲁国）实行按亩征税，所以《春秋》都记载为“初”。《史记·六国年表》在记载秦国时，写了“初立西畤”、“初租禾”、“初为赋”，是效法《春秋》的笔法。
陈同甫《春秋属辞》：公会戎于潜，公及戎盟于唐，曰：“圣人不与戎狄共中国，故中国不与戎狄共礼文。”齐侯使其弟年来聘，郑伯使其弟语来盟，曰：“诸侯以国事为家事，圣人以国事为王事。”郑世子忽复归于郑，许叔入于许，曰：“不能大复国于诸侯，则力不足以君国；不能公复国于诸侯，则义不足以有国。”公如齐纳币，大夫宗妇觌用币，曰：“父子之大义，不以夫妇而遂废；夫妇之常礼，不以强弱而有加。”郑伯逃归不盟，郑伯乞盟，曰：“去就不裁于大义，则举动无异于匹夫。”宋公会于盂，战于泓，曰：“与夷狄共中国者，必不能与夷狄争中国。”盟于翟泉，晋人、秦人围郑，曰：“锐于合诸侯者，必有时而惰；工于假大义者，必有时而拙。”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卫人侵狄，卫人及狄盟，曰：“避夷狄之兵，以见小国之无策；要夷狄之好，以见中国之无霸。”遂城虎牢，戍郑虎牢，曰：“公其险于天下，所以大霸者制敌之策；归其险于一国，所以成霸者服叛之功。”城杞，城成周，曰：“大夫之于诸侯不自嫌，则列国之于王室何以辨？”其发明《经》旨，简而当。
《晋语》司马侯曰：“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申叔时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谓《乘》、《梼杌》也。鲁之《春秋》，韩起所见，《公羊传》所云：“不修《春秋》也。”
康节邵子学于李挺之，先视以陆淳《春秋》，欲以表仪《五经》。既可语《五经》大旨，则授《易》终焉。此学自《春秋》而始也。横渠张子谓：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朱子谓：《春秋》乃学者最后事。此学至《春秋》而终也。
孙明复《春秋总论》曰：“《周礼》九命作伯，得专征诸侯。孟子所谓五霸者伯也。”李泰伯常语司马公《迂书》，皆用此说。《通鉴》谓王霸无异道，先儒非之。愚按：五伯，见《左传》成二年，杜氏注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以霸为伯可也，而非孟子则过矣。邵子于五霸，取秦穆、晋文、齐桓、楚庄。
锡桓公命，葬成风，王不书天。桓四年、七年，去秋冬二时，此天法也。不书即位，名天子之宰，贬诸侯，讨大夫，此王法也。孟子谓天子之事，邵子谓尽性之书，胡文定谓传心之要典也。
明天理，正人伦，莫深切于《春秋》。三忠臣书及，而为义者劝焉；三叛人书名，而不义者惧焉。书克段、许止而孝悌行矣，书仲子、成风而纲常立矣，书郜鼎、卫宝而义利辨矣，书遇于清、会于稷而乱贼之党沮矣。
宣之于仲遂，定之于意如，以私劳忘大谊，不若叔孙昭子远矣。晋文公以定襄王而请隧，王弗许曰：“班先王之大物，以赏私德。”又曰：“余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真文忠《文章正宗》以此篇为首，其有感于宝庆之臣乎？懔懔焉《春秋》之法也。
“晋阳以叛”书，圣笔严矣，《公羊氏》乃谓逐君侧之恶，《谷梁》亦云：“以地正国。”汉之乱贼，晋之强臣，唐之悍将，假此名以称乱，甚于《诗》、《礼》发冢者也。
平王之迁，戎为之也；襄王之出，狄为之也。《春秋》之笔，戎为先，狄次之。其末也，淮夷列诸侯之会，天下之变极矣。
《春秋》以道名分，其特书皆三纲之大者：曰成宋乱，以宋督弗讨，而货赂是取也；曰宋灾故，以蔡般弗讨，而细故是恤也；曰用致夫人，以嫡妾无辨，而宗庙之礼乱也；曰大夫盟，以君弱臣强，而福威之柄移也。吁，其严乎！
沈既济书中宗曰：“帝在房陵。”孙之翰、范淳夫用其例，《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沙随程氏谓：三子不以敬王之例书居，而引诸侯之在他国者，其考《春秋》而未熟者欤。朱文公诗，以为范太史受说伊川，然既济之议，乃其始也。
大雩，大阅，大蒐，肆大眚，凡以“大”言者，天子之礼也。书鲁之僭，《月令》曰：“大雩帝。”天子雩上帝，诸侯雩山
译陈同甫在《春秋属辞》中说：鲁桓公在潜地与戎人相会，鲁桓公在唐地与戎人结盟，他说：“圣人不让戎狄与中国共享中原，所以中国不与戎狄共享礼仪典章。”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他说：“诸侯把国家事务当作家族事务，圣人把国家事务当作王室事务。”郑世子忽返回郑国，许叔进入许国，他说：“如果不能在诸侯中大规模恢复国家，那么力量不足以统治国家；如果不能公正地在诸侯中恢复国家，那么道义不足以拥有国家。”鲁桓公到齐国纳币，大夫和宗妇相见用币，他说：“父子之间的大义，不会因为夫妇关系而废弃；夫妇之间的常礼，不会因为强弱而有所增减。”郑伯逃跑回国没有结盟，郑伯乞求结盟，他说：“去留不依据大义裁断，那么举动就和普通人没有区别。”宋公在盂地会盟，在泓水作战，他说：“与夷狄共享中原的人，一定不能与夷狄争夺中原。”在翟泉结盟，晋人、秦人包围郑国，他说：“热衷于会合诸侯的人，一定有时懈怠；善于假借大义的人，一定有时笨拙。”狄人包围卫国，卫国迁都到帝丘；卫人侵犯狄人，卫人与狄人结盟，他说：“躲避夷狄的军队，以显示小国没有对策；求取夷狄的友好，以显示中原没有霸主。”于是修筑虎牢，戍守郑国的虎牢，他说：“占据天下的险要，是大霸主控制敌人的策略；把险要归于一国，是成就霸业使叛乱者臣服的功效。”修筑杞城，修筑成周城，他说：“大夫对诸侯不自我避嫌，那么列国对王室如何分辨？”他阐发《春秋》经旨，简要而恰当。
《晋语》中司马侯说：“羊舌肸熟悉《春秋》。”《楚语》中申叔时说：“教他《春秋》。”都在孔子之前，所谓《乘》、《梼杌》就是。鲁国的《春秋》，韩起所见到的，《公羊传》所说的：“未经修纂的《春秋》。”
康节邵子师从李挺之，先让他看陆淳的《春秋》，想要以此作为《五经》的表率。既然可以谈论《五经》的大旨，就传授《易经》作为终结。这种学习从《春秋》开始。横渠张子说：如果不是理明义精，大概不可以学习。朱子说：《春秋》是学者最后的事。这种学习以《春秋》为终结。
孙明复《春秋总论》说：“《周礼》九命作伯，得以专征诸侯。孟子所说的五霸就是伯。”李泰伯常对司马公《迂书》说，都采用这种说法。《通鉴》说王霸没有不同的道，先儒非议它。我按：五伯，见于《左传》成公二年，杜氏注说：“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以霸为伯可以，而非议孟子就过分了。邵子对于五霸，选取秦穆、晋文、齐桓、楚庄。
桓公受命，葬成风，王不书天。桓公四年、七年，去掉秋冬两季，这是天法。不书即位，名天子之宰，贬诸侯，讨大夫，这是王法。孟子说是天子之事，邵子说是尽性之书，胡文定说是传心之要典。
明天理，正人伦，没有比《春秋》更深刻的。三位忠臣书及，而为义者劝焉；三位叛人书名，而不义者惧焉。书克段、许止而孝悌行矣，书仲子、成风而纲常立矣，书郜鼎、卫宝而义利辨矣，书遇于清、会于稷而乱贼之党沮矣。
宣公之于仲遂，定公之于意如，以私劳忘大谊，不若叔孙昭子远矣。晋文公以定襄王而请隧，王弗许曰：“班先王之大物，以赏私德。”又曰：“余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真文忠《文章正宗》以此篇为首，其有感于宝庆之臣乎？懔懔焉《春秋》之法也。
“晋阳以叛”书，圣笔严矣，《公羊氏》乃谓逐君侧之恶，《谷梁》亦云：“以地正国。”汉之乱贼，晋之强臣，唐之悍将，假此名以称乱，甚于《诗》、《礼》发冢者也。
平王之迁，戎为之也；襄王之出，狄为之也。《春秋》之笔，戎为先，狄次之。其末也，淮夷列诸侯之会，天下之变极矣。
《春秋》以道名分，其特书皆三纲之大者：曰成宋乱，以宋督弗讨，而货赂是取也；曰宋灾故，以蔡般弗讨，而细故是恤也；曰用致夫人，以嫡妾无辨，而宗庙之礼乱也；曰大夫盟，以君弱臣强，而福威之柄移也。吁，其严乎！
沈既济书中宗曰：“帝在房陵。”孙之翰、范淳夫用其例，《春秋》“公在乾侯”之比也。沙随程氏谓：三子不以敬王之例书居，而引诸侯之在他国者，其考《春秋》而未熟者欤。朱文公诗，以为范太史受说伊川，然既济之议，乃其始也。
大雩，大阅，大蒐，肆大眚，凡以“大”言者，天子之礼也。书鲁之僭，《月令》曰：“大雩帝。”天子雩上帝，诸侯雩山
川。《经》书“大雩”二十有一，非礼也。贾逵云：“言大，别山川之雩。”诸侯雩上帝，于是季氏旅泰山矣。
译《春秋》经文中记载“大雩”共二十一次，这不符合礼制。贾逵解释说：“称为‘大’，是为了区别于祭祀山川的雩祭。”诸侯举行雩祭以祭祀上帝，于是季氏便去泰山举行旅祭了。
湨梁之盟，大夫无君；申之会，诸侯皆狄。春秋之大变也。有鸡泽之盟，而后有湨梁之盟；有宋之盟，而后有申之会。君臣、夷夏之分，谨其微而已。
诸侯之主盟，自齐桓始也。北杏、鄄之会，鲁不至，及幽之盟而始会焉，则鲁不亟于从霸也。夷狄之主盟，自楚灵始也。申之会，鲁不至，及薳启强之召，而后如楚焉，则鲁不亟于从狄也。故曰：“鲁一变，至于道。”
幽王之尹氏，不能世吉甫之贤，而秉国不平，西周所以夷于列国也。景王之尹氏，又世太师之恶，而私立子朝，东周所以降于战国也。
鲁，秉礼之国也，大夫不止僭诸侯而旅泰山，以《雍》彻僭天子矣。陪臣不止僭大夫而窃宝弓，祀先公，僭诸侯矣。
左氏传
三《传》皆有得于《经》而有失焉。《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郑康成之言也。《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范武子之言也。《左氏》之义有三长，二《传》之义有五短，刘知几之言也。《左氏》拘于赴告，《公羊》牵于谶纬，《谷梁》窘于日月，刘原父之言也。《左氏》失之浅，《公羊》失之险，《谷梁》失之迂，崔伯直之言也。《左氏》之失专而纵，《公羊》之失杂而拘，《谷梁》不纵不拘而失之随，晁以道之言也。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谷梁》；或失之诬，或失之乱，或失之凿，胡文定之言也。《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羊》、《谷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叶少蕴之言也。《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谷》经学，理精而事误，朱文公之言也。学者取其长，舍其短，庶乎得圣人之心矣！啖赵以后，凭私臆决，甚而阁束三《传》，是犹入室而不由户也。
吕成公谓：《左氏》有三病：周、郑交质，不明君臣之义，一也；以人事傅会灾祥，二也；记管、晏之事则善，说圣人之事则陋，三也。王介甫疑《左氏》为六国时人者十一事。介甫《左氏解》一卷。其序谓：为《春秋》学馀二十年。[《馆阁书目》以为依托。]
汉武帝好《公羊》，宣帝善《谷梁》，皆立学官。《左氏》尝立而复废。贾逵以为明刘氏之为尧后，始得立。不以学之是非，而以时之好恶，末哉！汉儒之言《经》也。
“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其田氏篡齐之后之言乎？“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其三卿分晋之后之言乎？“其处者为刘氏”，其汉儒欲立《左氏》者所附益乎？皆非《左氏》之旧也。新都之篡，以沙麓崩为祥；释氏之炽，以恒星不见为证。盖有作俑者矣。
《正义》云：“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上《左氏》，始得立学，遂行于世。至章帝时，贾逵上《春秋大义》四十条。”愚尝考和帝元兴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误也。郑兴子众终于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时，二误也。章帝之子为和帝，先后失序，三误也。《释文序录》亦云“元兴十一年”，皆非也。
“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礼》孔子之言也。东方曼倩、杜元凯皆用之。
老泉《谥论》云：“妇人有谥，自周景王穆后始。”愚按：鲁惠公声子，已有谥，在春秋之初。
众仲对羽数，服、杜之说不同。服虔云：“天子八八，至士二八。”则每佾八人。杜预云：“天子六十四人，至士四人。”则人数如其佾数。宋太常傅隆以杜注为非，谓：八音克谐，然后成乐，故必以八人为列。降杀以两，减其二列尔。预以为一列又减二人，至士止馀四人，岂复成乐？刘原父谓：士无舞，特牲、少牢皆士礼，无用乐舞之仪。
石碏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公羊传》公子翬曰：“吾为子口隐矣。”《荀子》周公曰：“成王之为叔父。”《穆天子传》亦云：“穆满。”皆生而称谥，纪事之失也。
富辰言：周
译湨梁之盟，大夫无视君主；申地之会，诸侯都如同狄人。这是春秋时期巨大的变乱。有了鸡泽之盟，随后才有湨梁之盟；有了宋国之盟，随后才有申地之会。君臣、夷夏的分别，在于谨慎地防范细微之处罢了。
诸侯主持盟会，从齐桓公开始。北杏、鄄地的会盟，鲁国没有参加，等到幽地之盟才开始参加，这说明鲁国不急于顺从霸主。夷狄主持盟会，从楚灵王开始。申地之会，鲁国没有参加，等到薳启强召唤，然后才前往楚国，这说明鲁国不急于顺从狄人。所以说：“鲁国经过一次变革，就能达到正道。”
周幽王时的尹氏，不能继承尹吉甫的贤德，而执掌国政不公，这是西周之所以沦落为列国之一的原因。周景王时的尹氏，又继承太师的恶行，而私自拥立王子朝，这是东周之所以降格为战国之一的原因。
鲁国，是秉持礼制的国家，大夫不止僭越诸侯而在泰山举行旅祭，还僭越天子用《雍》诗撤除祭品。陪臣不止僭越大夫而窃取宝弓，还僭越诸侯祭祀先公。
《左氏传》
三部《春秋传》都对《春秋》有所得也有所失。《左氏传》长于礼制，《公羊传》长于谶纬，《谷梁传》长于经文，这是郑康成的话。《左氏传》辞藻华丽而内容丰富，它的缺点是迷信；《谷梁传》文风清丽而委婉，它的缺点是简略；《公羊传》辩驳有力而裁断明确，它的缺点是庸俗，这是范武子的话。《左氏传》的道义有三个长处，另外两部《传》的道义有五个短处，这是刘知几的话。《左氏传》拘泥于赴告，《公羊传》牵制于谶纬，《谷梁传》困窘于日期，这是刘原父的话。《左氏传》失之浅薄，《公羊传》失之险怪，《谷梁传》失之迂腐，这是崔伯直的话。《左氏传》的缺点是专断而放纵，《公羊传》的缺点是杂乱而拘泥，《谷梁传》不纵不拘而失之随波逐流，这是晁以道的话。记事没有比《左氏传》更完备的，条例没有比《公羊传》更明确的，义理没有比《谷梁传》更精微的；有的失之诬妄，有的失之混乱，有的失之穿凿，这是胡文定的话。《左氏传》传事不传义，所以详于史实而事情未必真实；《公羊传》、《谷梁传》传义不传事，所以详于经文而义理未必恰当，这是叶少蕴的话。《左氏传》是史学，事情详尽而道理有偏差；《公羊传》、《谷梁传》是经学，道理精微而事情有误，这是朱文公的话。学者取其长处，舍其短处，差不多就能领会圣人的心意了！从啖助、赵匡以后，凭私意臆断，甚至摒弃三部《传》，这就像进入房间却不从门走一样。
吕成公说：《左氏传》有三种弊病：周、郑交换人质，不明君臣之义，这是第一；用人事附会灾异祥瑞，这是第二；记载管仲、晏婴的事情则好，解说圣人的事情则浅陋，这是第三。王介甫怀疑《左氏传》是六国时人所作，列举了十一件事。介甫著有《左氏解》一卷。他的序言说：研究《春秋》学有余二十年。[《馆阁书目》认为这是依托伪作。]
汉武帝喜好《公羊传》，汉宣帝擅长《谷梁传》，都设立了学官。《左氏传》曾经设立后又废除。贾逵认为为了阐明刘氏是尧的后代，才开始得以设立。不根据学问的是非，而根据时人的好恶，真是末流啊！这是汉儒谈论经书的情况。
“八世之后，没有人能与之相比”，这是田氏篡夺齐国之后的话吗？“公侯的子孙，必定恢复其初始地位”，这是三卿瓜分晋国之后的话吗？“留在原地的将是刘氏”，这是汉儒想要确立《左氏传》的人所添加的吗？都不是《左氏传》原有的内容。王莽篡位，以沙麓山崩塌为祥瑞；佛教兴盛，以恒星隐没为证据。大概是有始作俑者了。
《正义》说：“汉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上《左氏传》，才开始设立学官，于是流行于世。到了汉章帝时，贾逵上呈《春秋大义》四十条。”我曾考证汉和帝元兴只有一年，怎么会有十一年？这是第一个错误。郑兴的儿子郑众死于汉章帝建初八年，没活到汉和帝时，这是第二个错误。汉章帝的儿子是汉和帝，先后顺序颠倒，这是第三个错误。《释文序录》也说“元兴十一年”，都是不对的。
“温和柔顺地引导，让他自己探求”，这是《大戴礼记》中孔子的话。东方曼倩、杜元凯都采用了这种方法。
老泉《谥论》说：“妇女有谥号，从周景王的穆后开始。”我按：鲁惠公的声子，已经有谥号，在春秋初期。
众仲回答关于羽数的说法，服虔、杜预的解释不同。服虔说：“天子八八，到士二八。”那么每佾八人。杜预说：“天子六十四人，到士四人。”那么人数如同佾数。宋太常傅隆认为杜注不对，说：八音和谐，然后才能成乐，所以必须以八人为一列。等级降低减少两列，只是减去两列罢了。杜预认为一列又减少两人，到士只剩四人，怎么能成乐呢？刘原父说：士没有舞蹈，特牲、少牢都是士的礼仪，没有用乐舞的仪式。
石碏说：“陈桓公正受周王宠幸。”《公羊传》公子翬说：“我为您口头隐瞒了。”《荀子》周公说：“成王作为叔父。”《穆天子传》也说：“穆满。”都是活着就称谥号，这是记载史事的失误。
富辰说：周
公封建亲戚，凡二十六国。成皔言：武王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史记》云：“文、武、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与此同。《荀子》谓：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汉表》谓：周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馀。后汉章和元年诏，谓：周之爵封千有八百，姬姓居半。当以成皔之言为正。皇甫谧亦云：“武王伐纣之年，夏四月乙卯，祀于周庙，将率之士皆封，诸侯国四百人，兄弟之国十五人，同姓之国四十人。”
译周公分封同姓亲属，共建立了二十六个诸侯国。成皔说：武王分封的兄弟之国共有十五个，姬姓之国共有四十个。《史记》说：“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所分封的诸侯有数百个，其中同姓诸侯有五十五个。”这与成皔的说法相同。《荀子》说：周公建立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姬姓诸侯独占五十三人。《汉书·诸侯王表》说：周朝分封的诸侯国有八百个，同姓诸侯有五十多个。东汉章和元年的诏书说：周朝分封的爵位和诸侯国有一千八百个，姬姓诸侯占了一半。应当以成皔的说法为正确。皇甫谧也说：“武王讨伐商纣的那一年，夏历四月乙卯日，在周庙举行祭祀，率领的将士都受到封赏，诸侯国四百个，兄弟之国十五个，同姓之国四十个。”
宋人请猛获于卫，卫人欲勿与，石祁子曰：“天下之恶一也。”名臣之言，可训万世。盖祁子之学识，见于不沐浴佩玉之时。卫多君子，渊原有自来矣。
原繁曰：“臣无二心，天之制也。”此天下名言，万世为臣之大法。《西山读书记》取之，《博议》贬繁，恐未为笃论。
郑伯谓烛之武曰：“若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观《魏受禅碑》、《唐六臣传》，利菑而乐亡者有矣。
君之于民亦曰忠，季梁云：“上思利民，忠也。”子之于亲亦曰慈，《内则》云：“慈以旨甘。”圣贤言忠，不颛于事君，为人谋必忠，于朋友必忠告，事亲必忠养。以善教人，以利及民，无适非忠也。
《素问》：立端于始，表正于中，推馀于终，而天度毕矣。注：谓立首气于初节之日，示斗建于月半之辰，退馀闰于相望之后。此可以发明《左氏》正时之义。
《通鉴外纪目录》云：“杜预《长历》，既违五岁再闰，又非归馀于终。但据《春秋》经传，考日辰朔晦。前后甲子不合，则置一闰，非历也。”《春秋分记》云：“《长历》于隐元年正月朔则辛巳，二年则乙亥。诸历之正皆建子，而预之正独建丑焉。日有不在其月，则改易闰馀，强以求合。故闰月相距，近则十馀月，远或七十馀月。”刘羲叟起汉元以来为《长历》，《通鉴目录》用之。
王贰于虢，王叛王孙苏。曰“贰”，曰“叛”，于君臣之义失矣，不可以训。《通鉴》书燕叛齐，而《大事记》非之；书蜀汉寇魏，而《纲目》非之；书晋寇梁，而《读史管见》非之。况天子之于臣乎！
晋假道于虞，曰：“冀为不道，入自颠軨，伐鄍三门。”杜氏以冀亭为冀国。尝考之《东汉?西羌传》渭首有冀戎，《史记》云：“秦武公伐而县之。”汉天水郡之冀县也。入颠軨者，盖冀戎。前此虢公败犬戎于渭汭，盖亦渭首之戎。但秦之县冀，在晋假道于虞之前，盖其馀种也。晋自有冀邑。冀缺为卿，复与之冀。
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生”之一字，与《乐记》“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孟子》“乐则生矣”之“生”同。温公省试《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论》，以“生”为“活”，其说以为民受天地之中，则能活也。朱文公谓此说好。
楚箴曰：“民生在勤。”生，如“生于忧患”之“生”，盖心生生不穷。勤则生矣，生则乌可已也；怠焉则放，放则死矣。故公父文伯之母曰：“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
古者以德为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酆舒，晋之知伯，齐之盆成括，以才称者，古所谓不才子也。
禹，鲧之子也。史克于鲧曰：“世济其凶。”而于禹曰：“世济其美。”论其世，则鲧非美也。于此见立言之难。
贵而能贫，张文节、司马公有焉。能贱而有耻，刘道原、陈无己有焉。
楚有夏州，以夏变夷。卫有戎州，以夷变夏。
《管子?大匡篇》管仲曰：“君会其君臣父子，则可以加政矣。”公曰：“会之道奈何？”曰：“诸侯无专立妾以为妻，毋专杀大臣，无国劳，毋专予禄士庶人，毋专弃妻，毋曲隄，毋贮粟，无禁材。行此卒岁，则始可以罚矣。君乃布之于诸侯，诸侯许诺，受而行之。”《孟子》所谓“五禁”，略见于此。吕成公曰：“如内政之类，桓公于五命之戒，亦未免有所犯，故《左氏》隐而不书，使后世不知桓公躬言之而躬自蹈之也。”《说苑》：晋文公合诸侯而盟曰：“无以美妾疑妻，无以声乐妨政，无以奸情害公，无以货利示下。”亦五禁之意，传记不载。
赵衰以壶餐从径，馁而弗食，故使处原。《韩非子》曰：“晋文公出亡，箕郑挈壶餐而从。迷而失道，与公相失，饿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国，曰：‘轻忍饥馁之患，而必全壶餐，是将不以原叛。’乃举以为原令。”此即赵衰事也。
杜预解《传》云：“诸侯谅闇，国事皆用吉礼。”议太子服云：“高宗无服丧
译宋国人向卫国请求交出猛获，卫国人打算不给他，石祁子说：“天下的恶行都是一样的。”名臣的言论，足以作为万世的训诫。大概石祁子的学识，就体现在他不沐浴、不佩玉的时候。卫国多君子，其深厚的渊源由来已久。
原繁说：“臣下没有二心，这是上天的制度。”这是天下的名言，是万世为臣的大法。《西山读书记》采纳了这句话，《博议》贬低原繁，恐怕不是确切的论断。
郑伯对烛之武说：“如果郑国灭亡，您也有不利之处。”观看《魏受禅碑》、《唐六臣传》，那些因利而灾祸、乐于亡国的情况是有的。
君主对于百姓也称为忠，季梁说：“上位者想着有利于百姓，就是忠。”子女对于父母也称为慈，《内则》说：“用美味甘甜的食物来尽慈爱。”圣贤谈论忠，不局限于侍奉君主，为他人谋划必须忠诚，对朋友必须忠诚劝告，侍奉父母必须忠诚供养。用善道教导人，用利益惠及百姓，没有哪一处不是忠。
《素问》说：在开始确立端点，在中间确立标准，在结尾推算余数，这样天度的规律就完备了。注解说：是指在初节之日确立首气，在月半之时显示斗建，在望日之后退去余闰。这可以用来阐明《左传》中校正时间的意义。
《通鉴外纪目录》说：“杜预的《长历》，既违背了五年两次闰月的规律，又没有把余数归到年终。只是依据《春秋》经传，考证日辰的朔晦。前后甲子不合，就设置一个闰月，这不是真正的历法。”《春秋分记》说：“《长历》在隐元年正月朔日是辛巳，二年则是乙亥。各种历法的正月都建子，而杜预的正月独建丑。日期不在其月，就更改闰余，强行以求吻合。所以闰月相距，近的十几个月，远的七十几个月。”刘羲叟从汉元以来编撰《长历》，《通鉴目录》采用了它。
周王对虢国怀有二心，周王背叛了王孙苏。说“贰”，说“叛”，在君臣大义上失当了，不可以作为训诫。《通鉴》记载燕国背叛齐国，而《大事记》反对它；记载蜀汉侵犯魏国，而《纲目》反对它；记载晋国侵犯梁国，而《读史管见》反对它。何况天子对于臣下呢！
晋国向虞国借道，说：“冀国行为不道，从颠軨进入，攻打鄍国的三门。”杜氏认为冀亭就是冀国。我曾经考证《后汉书·西羌传》，渭水源头有冀戎，《史记》说：“秦武公讨伐并设为县。”就是汉天水郡的冀县。进入颠軨的，大概是冀戎。此前虢公在渭水弯曲处打败犬戎，大概也是渭水首端的戎人。只是秦国设置冀县，在晋国向虞国借道之前，大概是他们的残余部族。晋国自有冀邑。冀缺做了卿，又赐给他冀地。
子犯说：“百姓不知道礼，没有产生恭敬之心。”“生”这个字，与《乐记》中“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油然而生”、《孟子》中“快乐就产生了”的“生”相同。司马光在温公省试中作《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论》，把“生”解释为“活”，他的说法认为百姓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就能存活。朱熹认为这个说法好。
楚国的箴言说：“百姓的生命在于勤劳。”生，如同“生于忧患”的“生”，大概是心生生不息。勤劳就能生存，生存了怎么能停止呢；懈怠就会放纵，放纵就会死亡。所以公父文伯的母亲说：“百姓劳累就会思考，思考就会产生善心。”
古代以德行为才能，十六个才子就是如此。像狄国的酆舒，晋国的知伯，齐国的盆成括，以才能著称的，是古代所说的不才子。
禹，是鲧的儿子。史克对于鲧说：“世代继承其凶恶。”而对于禹说：“世代继承其美德。”论及他们的世代，那么鲧并不是美德。在这里可以看出立言的困难。
富贵而能安于贫困，张文节、司马公有这种品德。能安于低贱而有羞耻心，刘道原、陈无己有这种品德。
楚国有夏州，用华夏文化改变夷狄。卫国有戎州，用夷狄文化改变华夏。
《管子·大匡篇》管仲说：“君主会合其君臣父子，就可以施加政令了。”桓公说：“会合的方法是什么？”管仲说：“诸侯不要专断地立妾为妻，不要专断地杀害大臣，不要劳役国家，不要专断地给予禄位给士庶人，不要专断地休妻，不要弯曲堤防，不要囤积粮食，不要禁止材木。实行这些满一年，就可以开始惩罚了。君主把这些公布给诸侯，诸侯许诺，接受并实行。”《孟子》所说的“五禁”，大致在这里有所体现。吕成公说：“像内政之类，桓公对于五命的戒律，也难免有所触犯，所以《左传》隐而不书，让后世不知道桓公亲自说了却亲自违背了。”《说苑》：晋文公会合诸侯而盟誓说：“不要用美妾怀疑正妻，不要用声乐妨害政事，不要用奸情危害公义，不要用货利示下。”也是五禁的意思，传记没有记载。
赵衰带着壶餐跟随走小路，饿了也不吃，所以让他镇守原邑。《韩非子》说：“晋文公出亡，箕郑提着壶餐跟随。迷路而失道，与文公失散，饿了不敢吃。等到文公回国，说：‘轻视忍受饥饿的祸患，而一定要保全壶餐，这是将不会以原邑背叛。’于是举荐他做原令。”这就是赵衰的事。
杜预解释《左传》说：“诸侯居丧，国事都用吉礼。”议论太子服丧说：“高宗没有服丧
伯宗伐潞，曰：“后之人，或者将敬奉德义，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乐毅伐齐曰：“待彼悔前之非，改过恤下而抚其民，则难虑也。”羊祜伐吴曰：“若更立令主，虽有百万之众，长江未可窥也。”此皆兵家权谋，惟恐人之迁善，岂所谓以善养人者哉！
西陆朝觌，其说有三：服氏谓春分奎晨见东方，杜氏谓三月奎朝见，郑氏谓四月昴朝见。《尔雅》：西陆，昴也。刘炫云：“郑为近之。”《诗》三星在天，其说有二：毛氏以为参，十月始见；郑氏以为心，三月见东方。朱文公从郑说。
季氏有嘉树，韩宣子誉之。服虔云：“誉，游也。宣子游其树下。夏谚曰：‘一游一誉，为诸侯度。’”《孟子注》引范宣子豫焉。范字误。
宋伯姬，先儒谓妇人之伯夷。《左氏》谓女而不妇，非也。陆淳又以为非可继可传之道。胡文定讥之，谓以此卜其贪生惜死，不知命矣。愚谓：淳党叔文而不羞，由其不知命也。
卫侯赐北宫喜谥曰“贞子”，赐析朱鉏谥曰“成子”，是人臣生而谥也。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谥也。
蔡墨曰：“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后汉有侍御史扰龙宗，岂其苗裔欤？
甯殖愧诸侯之策，贾充忧谥传，其恶不可掩也，是以知可欲之谓善。
《左氏》曰：“先二子鸣。”《庄子》曰：“子以坚白鸣。”昌黎《送东野序》言“鸣”字，本于此。
人生求富，而子文逃之；富人之所欲，而晏子弗受。庶几乎无欲矣！
侨不以防怨为善，而怨自弭，故侨与郑俱昌；斯以分过为忠，而过益彰，故斯与秦俱亡。
韩非曰：“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李斯曰：“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罚，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愚按：襄九年，宋乐喜为司城以为政，即子罕也。《左氏》载其言行，《檀弓》亦称之贤大夫也。《宋世家》无子罕劫君之事，非、斯乃与田常并言，不亦诬乎！《战国策》谓：忠臣令诽在己，誉在上。宋君夺民时以为台而民非之。子罕释相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此即《左氏》分谤之事。司城，宋之司空也。宋无两子罕，则非、斯之言妄矣。《史记》邹阳曰：“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汉书》作“子冉”，文颖注：以“子冉”为“子罕”，皆所未详。
臧文仲废六关，《家语》云：“置六关。”注：谓文仲置关以税行者，故为不仁。
气、志有交胜之理，治、乱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贻，故圣贤可以言天。天者，理而已。以苌叔为违天，是人臣不当扶颠持危也；以楚克有陈为天道，是夷狄可以猾夏乱华也。赵氏震揆曰：“《左氏》之害义，未有甚于记女宽之论苌弘也。自昔圣贤，未尝以天废人。殷既错天命，王子则曰：‘自靖自献。’周天命不又，大夫则曰：‘黾勉从事。’治乱安危，天之天也；危持颠扶，人之天也。以忠臣孝子为违天，则乱臣贼子为顺天矣，而可哉？”
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及皋鼬，将长蔡于卫。卫侯使祝佗私于苌弘，乃长卫侯于盟。考之《春秋》，是年三月会于召陵，蔡侯已在卫侯之上矣。五月盟于皋鼬，不序诸侯。《经》无长卫之文，《传》未足信也。
《韩诗外传》：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为鲁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孙，鲁孔丘，命尔为司寇。”古重世族，故命必以祖。
《文选?补亡诗》：荡荡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辩亡论》：旋皇舆于夷庚。注：引繁钦《辨惑》：吴人以舡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夷庚。庚者，藏车之所。愚按：《左传》成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义》谓：平道也。二字出于此，《选注》误。
齐伐晋，入孟门。孟门山在慈州文城。林成己《春秋论》谓孟门即孟津，误矣。晋裴秀客、京相璠撰《春秋土地名》，其说多见于《水经注》。
译伯宗讨伐潞国时说：“后世的人，或许会恭敬地奉行德义，来侍奉神灵和百姓，从而巩固他们的天命，我们怎么对待他们呢？”乐毅讨伐齐国时说：“等待他们悔悟以前的错误，改正过失，体恤百姓并安抚民众，那就难以预料了。”羊祜讨伐吴国时说：“如果吴国再出现一位贤明的君主，即使有百万军队，长江也还是不可窥探的。”这些都是兵家的权谋策略，只担心别人向善，这哪里是所谓用善道来养育百姓呢！
“西陆朝觌”的说法有三种：服虔认为春分时奎星在清晨出现在东方；杜预认为三月奎星在早晨出现；郑玄认为四月昴星在早晨出现。《尔雅》说：西陆，就是昴星。刘炫说：“郑玄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诗经》中“三星在天”的说法有两种：毛亨认为是参星，十月才开始出现；郑玄认为是心星，三月出现在东方。朱熹采纳了郑玄的说法。
季氏有一棵美好的树，韩宣子称赞它。服虔说：“誉，就是游赏。宣子在树下游赏。夏朝的谚语说：‘一游一誉，作为诸侯的准则。’”《孟子注》引用了范宣子的话，其中的“范”字是错的。
宋伯姬，以前的儒者称她为妇女中的伯夷。《左传》说她身为女子却不尽妇道，这是不对的。陆淳又认为这不是可以继承和传颂的道理。胡安国讥讽陆淳，说以此推测宋伯姬贪生怕死，是不懂天命。我认为：陆淳偏袒叔文却不以为羞耻，正是因为他不懂天命。
卫侯赐给北宫喜谥号叫“贞子”，赐给析朱鉏谥号叫“成子”，这是臣子在生前就获得谥号。魏明帝时，有关部门上奏说皇帝制定法度、振兴治理，尊称为“魏烈祖”，这是君主在生前就获得谥号。
蔡墨说：“国家有豢龙氏，有御龙氏。”东汉有侍御史扰龙宗，难道是他的后代吗？
甯殖对诸侯的策命感到羞愧，贾充担心谥号和传记，他们的恶行无法掩盖，因此知道可欲的叫做善。
《左传》说：“先于二子鸣。”《庄子》说：“子以坚白鸣。”韩愈《送孟东野序》中关于“鸣”字的论述，本源就在这里。
人生追求富贵，而子文却逃避它；富贵是人之所欲，而晏子却不接受。这差不多是没有欲望了！
子产不把防止怨恨当作善行，而怨恨自然消解，所以子产和郑国都昌盛；子斯把分担过错当作忠诚，而过错更加明显，所以子斯和秦国都灭亡。
韩非说：“宋君失去刑罚权，而子罕使用它，所以宋君被劫持。”李斯说：“司城子罕做宋国相，亲自施行刑罚，用威严推行，一年后就劫持了他的君主。”我按：鲁襄公九年，宋国的乐喜担任司城并执政，就是子罕。《左传》记载了他的言行，《檀弓》也称他为贤大夫。《宋世家》没有子罕劫持君主的事，韩非、李斯却把他和田常并列提及，这不是诬蔑吗！《战国策》说：忠臣让诽谤落在自己身上，赞誉归于君主。宋君剥夺百姓农时来建造台榭，百姓非议他。子罕辞去相职担任司空，百姓非议子罕而称赞宋君。这就是《左传》中分担谤议的事。司城，就是宋国的司空。宋国没有两个子罕，那么韩非、李斯的话就是妄言了。《史记》中邹阳说：“宋君相信子罕的计策而囚禁墨翟。”《汉书》作“子冉”，文颖注：以“子冉”为“子罕”，这些都不详细。
臧文仲废除六关，《家语》说：“设置六关。”注解说：是说臧文仲设置关卡向行人征税，所以是不仁。
气与志有相互胜负的道理，治与乱有可以转换的途径，所以君臣不能只谈天命。多福靠自己追求，哲命靠自己造就，所以圣贤可以谈论天道。天，就是理罢了。认为苌弘违背天道，是说臣子不应当扶危持颠；认为楚国攻克陈国是天道，是说夷狄可以扰乱华夏。赵氏震揆说：“《左传》危害义理，没有比记载女宽议论苌弘更严重的了。自古以来的圣贤，不曾因为天命而废弃人事。殷商已经错乱天命，王子说：‘自己安定自己奉献。’周朝天命不再，大夫说：‘努力从事。’治乱安危，是天之天；扶危持颠，是人之天。把忠臣孝子说成违背天道，那么乱臣贼子就是顺从天道了，这可以吗？”
刘文公在召陵会合诸侯。到达皋鼬，打算让蔡国排在卫国前面。卫侯派祝佗私下请求苌弘，于是让卫侯排在盟约的前面。考察《春秋》，这一年三月在召陵会盟，蔡侯已经在卫侯前面了。五月在皋鼬结盟，没有排列诸侯次序。《经》中没有让卫国排在前面的记载，《传》不足信。
《韩诗外传》：受命的人必定由其祖先任命。孔子做鲁国司寇，任命他说：“宋公的儿子，弗甫何的孙子，鲁国的孔丘，任命你做司寇。”古代重视世族，所以任命必定提及祖先。
《文选·补亡诗》：荡荡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辩亡论》：旋皇舆于夷庚。注：引用繁钦《辨惑》：吴人把船桨当作车马，把大海当作夷庚。庚，是藏车的地方。我按：《左传》成公十八年，披开土地来堵塞夷庚。《正义》说：夷庚是平坦的道路。这两个字出自这里，《文选注》错了。
齐国讨伐晋国，进入孟门。孟门山在慈州文城。林成己《春秋论》说孟门就是孟津，错了。晋代裴秀、京相璠撰写《春秋土地名》，他们的说法多见于《水经注》。
匠庆谓季文子曰：“子为正卿，而小君之丧不成，不终君也。君长，谁受其咎？”吕文靖于李宸妃之丧，其意本于此。
译匠庆对季文子说：“您身为正卿，却让国君的丧礼未能办成，这是没有尽到对国君的责任。国君年长，谁来承担这罪责？”吕文靖在李宸妃丧礼上的用意，原本就是基于这个道理。
卫公叔发，注谓公叔文子，《论语》孔注作“公孙拔”。《集注》云：“公孙枝。”盖传写之误。
《史记》：仲尼弟子颜高，字子骄。《定八年传》：公侵齐，门于阳州。士皆坐列，曰：“颜高之弓六钧。”皆取而传观之。阳州人出，颜高夺人弱弓，籍丘子鉏击之，与一人俱毙。岂即斯人欤？《家语》作“颜刻”。《孔子世家》云：“过匡，颜刻为仆。”古者文武同方，冉有用矛，樊迟为右；有若与微虎之宵攻，则颜高以挽强名，无足怪也。
《攻媿跋语》用“飞矢在上，行人在下”，迂斋引熙宁八年，旧弼“韩、富、文三公”之对。愚考《春秋释例》曰：“使以行言，言以接事，信令之要，于是乎在。举不以怒，则刑不滥。刑不滥，则两国之情得通。兵有不交而解者，皆行人之勋也。是以虽飞矢在上，走驿在下。”见《正义》。《攻媿》之言本此。嘉熙庚子，愚试胄闱，王图南发策，亦用此二语。
《释例》终篇云：“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盖以‘母弟’二凡，其义不异故也。”《隋志》有《春秋五十凡义疏》二卷。
魏绛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杜氏谓：靡，夏遗臣，事羿者。真文忠辩之曰：“靡忠于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岂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羿者哉？”张宣公曰：“若靡可谓忠之盛者矣！”
师旷骤歌北风，又歌南风。服氏注：北风，无射，夹钟以北。南风，姑洗，南吕以南。律是候气之管，气则风也。
谗鼎之铭，服氏注：疾谗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谗，地名。禹铸九鼎于甘谗之地，故曰谗鼎。”《正义》谓：二说无据。愚考《韩子?说林》曰：“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赝往。齐人曰：‘赝也。’鲁人曰：‘真也。’齐曰：‘使乐正子春来，吾将听子。’”《新序》、《吕氏春秋》皆曰“岑鼎”，二字音相近。然则谗鼎，鲁鼎也。《明堂位》鲁有崇鼎，服注不为无据。
谓之郑志，以明兄弟之伦；谓之宋志，以正君臣之分。
宋人取长葛，《经》以为冬，《传》以为秋。刘原父谓：《左氏》杂取诸侯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
《公羊疏》：《左氏》先著竹帛，故汉时谓之古学。《公羊》，汉世乃兴，故谓之今学。是以《五经异义》云：“古者《春秋》左氏说，今者《春秋》公羊说。”郑众作《长义》十九条十七事，论《公羊》之短，《左氏》之长。贾逵作《长义》四十条，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长。魏钟繇谓：《左氏》为太官，《公羊》为卖饼家。
权载之问《左氏》云“夏五之阙”、“艮八之占”，名对也。
史赵曰：“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鲁语》：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韦昭注云：“幕，舜之后，虞思也，为夏诸侯。”《郑语》：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注亦以为舜后虞思。按《左氏》，则幕在瞽瞍之先，非虞思也。
穆有涂山之会，注：在寿春东北。《说文》：嵞，会稽山。一曰九江当嵞也。民以辛壬癸甲嫁娶。按《汉?地理志》九江郡当涂，应劭注：禹所娶涂山，侯国。有禹虚。苏鹗《演义》谓宣州当涂，误也。东晋以淮南当涂流民，寓居于湖，侨立当涂县以治之，唐属宣州。汉之当涂，乃今濠州钟离也。
季平子卒，阳虎将以玙璠敛，仲梁怀弗与。《吕氏春秋》云：“孔子径庭而趋，历级而上，曰：‘以宝玉收，譬之犹暴骸中原也。’”《说文》云：“孔子曰：‘美哉玙璠！远而望之，奂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一则理胜，二则孚胜。’”《初学记》引《逸论语》曰：“玙璠，鲁之宝玉也。”下与《说文》同。其即季孙之事欤。
范武子之德，本于家事治。宣子不能守家法，乃纵女祁之恶，信子鞅之谗，锢逐栾盈，几危晋国，忝厥祖矣。再传而吉射亡，宜哉！
译卫国公叔发，注解说公叔文子，《论语》孔安国注作“公孙拔”。《集注》说：“公孙枝。”大概是传抄时的错误。
《史记》记载：孔子弟子颜高，字子骄。《定公八年传》记载：鲁国进攻齐国，在阳州城门外。士兵们都坐着排列，说：“颜高的弓有六钧重。”大家都拿来传看。阳州人出来，颜高夺了别人的弱弓，籍丘子鉏攻击他，和一个人一起战死。难道就是这个人吗？《孔子家语》作“颜刻”。《孔子世家》说：“经过匡地，颜刻担任车右。”古代文武不分科，冉有用矛，樊迟担任车右；有若与微虎夜间进攻，那么颜高以拉强弓闻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攻媿跋语》引用“飞矢在上，行人在下”，迂斋引用熙宁八年，旧臣“韩、富、文三公”的对答。我考证《春秋释例》说：“如果从行人（外交官）来说，言语用来接洽事务，诚信命令的关键，就在这里。举事不凭怒气，那么刑罚就不滥施。刑罚不滥施，那么两国的情意就能沟通。军队有不相交兵而和解的，都是行人的功劳。所以虽然飞箭在上，驿使在下。”见《正义》。《攻媿》的话本于此。嘉熙庚子年，我在太学应试，王图南出题，也用了这两句话。
《释例》结尾说：“称‘凡’的有五十条，其中区别有四十九条。大概因为‘母弟’两条‘凡’，意义没有不同，所以合并计算。”《隋书·经籍志》有《春秋五十凡义疏》二卷。
魏绛说：“靡自从鬲氏，收集两国的余烬，从而灭掉寒浞并拥立少康。”杜预说：靡，是夏朝的遗臣，侍奉后羿的人。真德秀辩解说：“靡对王室如此忠诚，考察其始末，他是侍奉相，而不是后羿。哪有夏朝的忠臣却肯侍奉后羿的呢？”张栻说：“如果靡可以称为忠义盛大的人了！”
师旷忽然唱起北风，又唱起南风。服虔注：北风，是无射、夹钟以北。南风，是姑洗、南吕以南。律是候气的竹管，气就是风。
谗鼎的铭文，服虔注：厌恶谗言的鼎，是《明堂位》所说的“崇鼎”。另一种说法：“谗，地名。大禹在甘谗之地铸造九鼎，所以叫谗鼎。”《正义》说：两种说法都没有根据。我考证《韩非子·说林》说：“齐国攻打鲁国，索要谗鼎，鲁国用赝品送去。齐人说：‘是假的。’鲁人说：‘是真的。’齐人说：‘让乐正子春来，我就听你的。’”《新序》、《吕氏春秋》都说是“岑鼎”，两个字读音相近。那么谗鼎，就是鲁国的鼎。《明堂位》说鲁国有崇鼎，服虔的注不能说没有根据。
称为郑志，用来阐明兄弟的伦理；称为宋志，用来端正君臣的名分。
宋国人夺取长葛，《经》认为是冬天，《传》认为是秋天。刘敞说：《左传》杂取诸侯的史册，有用夏历的，有用周历的。
《公羊疏》说：《左传》先写在竹帛上，所以汉时称为古学。《公羊传》，汉代才兴起，所以称为今学。因此《五经异义》说：“古时《春秋》左氏说，今时《春秋》公羊说。”郑众作《长义》十九条十七事，论述《公羊》的短处，《左氏》的长处。贾逵作《长义》四十条，说《公羊》道理短浅，《左氏》道理深长。魏国钟繇说：《左氏》是太官（掌管膳食的高官），《公羊》是卖饼家。
权载之问《左传》中“夏五之阙”、“艮八之占”，这是名对。
史赵说：“从幕到瞽瞍，没有违背天命，舜又加上明德，把德行置于遂地。”《鲁语》：幕，是能率领颛顼的人，有虞氏报答他。韦昭注说：“幕，是舜的后代，虞思，是夏朝的诸侯。”《郑语》：虞幕能听协风，以成就万物生长。注也认为是舜的后代虞思。按照《左传》，幕在瞽瞍之前，不是虞思。
大禹有涂山之会，注：在寿春东北。《说文》：嵞，是会稽山。另一种说法是九江当嵞。百姓在辛、壬、癸、甲日嫁娶。按照《汉书·地理志》九江郡当涂，应劭注：大禹所娶涂山，侯国。有禹虚。苏鹗《演义》说宣州当涂，是错误的。东晋因为淮南当涂流民，寄居在湖，侨置当涂县来治理，唐代属宣州。汉代的当涂，是现在的濠州钟离。
季平子去世，阳虎想用玙璠玉敛葬，仲梁怀不给。《吕氏春秋》说：“孔子快步穿过庭院，登阶而上，说：‘用宝玉敛葬，好比把尸骨暴露在中原。’”《说文》说：“孔子说：‘美啊玙璠！远看，光彩焕发的样子；近看，庄重的样子。一是纹理胜，二是孚胜。’”《初学记》引《逸论语》说：“玙璠，是鲁国的宝玉。”下面与《说文》相同。这大概就是季孙的事吧。
范武子的德行，本于家事治理。宣子不能守家法，于是放纵女祁的恶行，听信子鞅的谗言，禁锢驱逐栾盈，几乎使晋国危亡，辱没了祖先。再传两代吉射灭亡，是理所当然的！
“犹秉周礼”，“齐犹有礼”，观“犹”之一字，则礼废久矣。
吕向注《雪赋》曰：“隐公之时，大雪平地一尺。是岁大熟为丰年。桓公之时，平地广一丈，以为阳伤阴盛之证。”按《左氏》于隐公云“平地尺为大雪”，不言是岁大熟。桓公事无所据，其说妄矣。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建酉之月而雪，未闻其广一丈也。
柳子晋问：魏绛之言：“近宝则公室乃贫。”按《左传》成六年，此乃韩献子之言。
刘勰《辨骚》：班固以为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洪庆善曰：“《离骚》用羿、浇等事，正与《左氏》合。”孟坚所云，谓刘安说耳。
《列子》载“随会知政，群盗奔秦”、“赵襄子胜翟，有忧色”，皆格言也。而谓随会时有赵文子，又谓孔子闻襄子之言，其先后差齵。凡诸子纪事，若此者众。《说苑》载祁奚救叔向，以栾盈为乐达，范宣子为范桓子，皆误。
《考古编》谓：欧阳公论二帝三王世次差舛，发端于杜佑《通典》。按《释例》，《世族谱》已有此疑，则发端乃杜预也。
雍熙中，校九经，史馆有宋臧荣绪、梁岑之敬所校《左传》，诸儒引以为证，孔维谓：不可。按据杜镐引《贞观敕》，以经籍讹舛，由五胡之乱，学士多南迁，中国经术浸微。今并以六朝旧本为证，持以诘维，维不能对。见《谈苑》。太平兴国中，校《汉书》，安德裕取《西域传》山川名号，字之古者，改附近人集语。钱熙谓人曰：“予于此书，特经师授，皆有训说，岂可胸臆涂窜，以合词章？”见晏元献公书。观镐、熙之言，则经史校雠，不可以臆见定也。
前辈学识，日新日进。东坡《咏三良》，其和渊明者，与在凤翔时所作，议论夐殊。吕成公《博议》，论公孙敖二子，及《续说》则谓“宗子有君道”，赵宣子使臾骈送贾季帑，则谓“古人风俗尚厚”，《博议》非是，可以见进德修业之功。
齐、晋、楚之霸，皆先服郑。范睢、李斯之谋，皆先攻韩。盖虎牢之险，天下之枢也。在虢曰制，在郑曰虎牢，在韩曰成皋。虢叔恃险而郑取之，郑不能守而韩灭之，韩又不监而秦并之，秦之亡也，汉、楚争之。在德不在险，佳兵者好还，信夫！
欲治国者先齐家，家之不齐，莫甚于鲁、卫，观《诗》可见已。卫不足言也。鲁自括戏之争，而桓、宣皆篡兄矣。自文姜之乱，而哀姜袭其迹矣。自成风事季友，而敬嬴事襄仲矣。家法不修，故曰：“鲁、卫之政，兄弟也。”然卫多君子。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风化犹媺也。畏清议者，亦曰：“何以见鲁、卫之士？”政治虽浊，风俗不衰，与汉之东都同。
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曲礼注》云：“生者不相辟名，卫侯名恶，大夫有石恶。君臣同名，《春秋》不非。”《理道要诀》云：“自古至商，子孙不讳祖父之名，周制方讳。”夷狄皆无讳。汉宣帝诏曰：“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其更讳询。”则生而称讳矣。《博议》谓：名子者当为孙地。出《颜氏家训》。
《河图》曰：“昆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国，名为河。”故晋文公投璧于河，曰：“有如白水。”
狐偃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荀彧以此劝曹操迎献帝。彧之言曰：“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岂诚于为义者？故曰：“谲而不正。”《淮南》之书，谓晋文得之乎闺内，失之乎境外。非也。辰嬴之事，闺内之法安在哉？《诗》于《卫风?木瓜》，犹美齐桓，而《唐风》不录晋文，亦以是夫。
介之推曰：“身将隐，焉用文之？”君子之潜也，名不可得闻。先儒谓召平高于四皓，申屠蟠贤于郭泰。
邵子曰：“修夫圣者，秦穆之谓也，盖取其悔过自誓。”胡文定谓：文四年，见伐不报，始能践自誓之言矣。《尸子》称穆公明于听狱，断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使民入于刑，寡人与有戾焉。二三子各据尔官，无使民困于刑。”
译“犹秉周礼”，“齐犹有礼”，看这“犹”字，就知道礼制荒废已经很久了。
吕向注释《雪赋》说：“隐公时期，大雪平地深一尺。这一年大丰收，是丰年。桓公时期，平地雪深一丈，作为阳气受损、阴气过盛的证据。”查考《左传》，关于隐公只说“平地雪深一尺算作大雪”，并没有说这一年大丰收。桓公的事没有依据，这种说法是荒谬的。桓公八年冬十月，下雪。在酉月下雪，没听说雪深有一丈。
柳子晋问：魏绛说：“亲近宝物，公室就会贫困。”查考《左传》成公六年，这是韩献子的话。
刘勰《辨骚》：班固认为羿、浇、二姚的事与《左传》不合。洪庆善说：“《离骚》使用羿、浇等事迹，正与《左传》相合。”班固所说的，是指刘安的说法罢了。
《列子》记载“随会执政，群盗逃往秦国”、“赵襄子战胜翟人，却有忧虑的神色”，都是格言。但说随会时有赵文子，又说孔子听到襄子的话，时间先后错乱。诸子记载史事，像这样的很多。《说苑》记载祁奚救叔向，把栾盈当作乐达，把范宣子当作范桓子，都是错误的。
《考古编》说：欧阳修论述二帝三王的世系错乱，发端于杜佑的《通典》。查考《释例》，《世族谱》已有此疑问，那么发端者乃是杜预。
雍熙年间，校勘九经，史馆有宋臧荣绪、梁岑之敬所校勘的《左传》，各位儒生引用作为证据，孔维说：不可以。查考杜镐引用《贞观敕》，认为经籍错误混乱，是由于五胡乱华，学士多南迁，中原经学逐渐衰微。现在都用六朝旧本作为证据，拿这个质问孔维，孔维不能回答。见于《谈苑》。太平兴国年间，校勘《汉书》，王旦取《西域传》山川名号中古老的字，改为附近人集语。钱熙对人说：“我对于这本书，特别经过老师传授，都有训释解说，怎么可以凭主观臆断涂改窜乱，以迎合辞章？”见于晏殊的书。看杜镐、钱熙的话，那么经史校勘，不可以凭主观意见决定。
前辈的学识，日新月异。苏轼《咏三良》，他唱和陶渊明的诗，与他在凤翔时所作，议论截然不同。吕祖谦《博议》，论述公孙敖两个儿子，及《续说》则说“宗子有君道”，赵宣子派臾骈送贾季的家财，则说“古人风俗尚厚”，《博议》不是这样，可以看出进德修业的功夫。
齐、晋、楚称霸，都先降服郑国。范睢、李斯的谋略，都先攻打韩国。因为虎牢的险要，是天下的枢纽。在虢国叫制，在郑国叫虎牢，在韩国叫成皋。虢叔倚仗险要而郑国夺取了它，郑国不能守住而韩国灭掉了它，韩国又不引以为戒而秦国兼并了它，秦国灭亡时，汉、楚争夺它。在于德行不在于险要，喜欢用兵的人必遭报应，确实如此！
想要治理国家的人先要治理家庭，家庭不整齐，没有比鲁、卫更严重的，看《诗经》就可以知道了。卫国不值得说。鲁国自从括戏之争，桓公、宣公都篡夺了兄长的位置。自从文姜作乱，哀姜沿袭了她的踪迹。自从成风侍奉季友，敬嬴侍奉襄仲。家法不修，所以说：“鲁、卫的政治，是兄弟关系。”然而卫国有许多君子。鲁国没有君子，从哪里取得这些，风化还算美好。畏惧清议的人，也说：“怎么见到鲁、卫的士人？”政治虽然浑浊，风俗不衰，与东汉东都相同。
周人用避讳侍奉神灵，死后终将避讳名字。《曲礼注》说：“活着的人不互相避讳名字，卫侯名恶，大夫有石恶。君臣同名，《春秋》不批评。”《理道要诀》说：“自古到商，子孙不避讳祖父的名字，周制才开始避讳。”夷狄都没有避讳。汉宣帝诏书说：“古代天子的名字，难知而易讳。改讳为询。”那么活着就称讳了。《博议》说：给儿子取名应当为孙子留余地。出自《颜氏家训》。
《河图》说：“昆山流出五色水，其中白水流入中国，名为河。”所以晋文公在河里投璧，说：“有如白水。”
狐偃说：“求取诸侯归附，没有比勤王更好的。”荀彧以此劝曹操迎接汉献帝。荀彧的话说：“晋文公接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难道真是为了道义？所以说：“诡诈而不正。”《淮南子》的书，说晋文公在闺内得到它，在境外失去它。不对。辰嬴的事，闺内的法度在哪里？《诗经》在《卫风·木瓜》，还赞美齐桓公，而《唐风》不收录晋文公，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介之推说：“身将隐居，哪里用得着文饰？”君子潜隐，名声不可得闻。先儒认为召平高于四皓，申屠蟠贤于郭泰。
邵雍说：“修圣者，说的是秦穆公，大概取他悔过自誓。”胡文定说：文公四年，见伐不报复，开始能践行自誓的话了。《尸子》称穆公明于听狱，断刑之日，揖士大夫说：“寡人不敏，使民入于刑，寡人与有罪。二三子各据尔官，无使民困于刑。”
楚之兴也，筚路蓝缕；其衰也，翠被豹舄。国家之兴衰，视其俭侈而已。
乐王鲋毁叔向，以平公不好贤也。梁丘据不毁晏子，以景公好贤也。二臣皆从君者，易地则皆然。刘贡父诗云。顾子曰：“昔梁丘据之谏景公也，于房；晏婴之谏景公也，于朝。然晏婴之忠，著于竹素；梁丘之佞，于今不绝。”顾夷《义训》，《唐志》在儒家。梁丘据岂能谏景公哉，斯言缪矣！
或求名而不得，如向戌欲以弭兵为名，而宋之盟，其名不列焉。或欲盖而名章，如赵盾伪出奔，崔杼杀太史，将以盖弑君之恶，而其恶益著焉。推此类言之，可见谨严之法。求名非谓齐豹，名章不止三叛也。
孙郃论春秋无贤臣，盖诸侯不知有王，其臣不能正君以尊王室。此孟子所以卑管、晏也。
周之替也，自原伯鲁之不说学；秦之亡也，自子楚之不习诵。
史墨对赵简子曰：“天生季氏以贰鲁侯。”又曰：“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简子在晋，犹季氏在鲁也。史墨之对，其何悖哉！张睢阳责尹子奇曰：“未识人伦，焉知天道？”
“今天或者大警晋也”，畏而能自修者也。“虽晋之强，能违天乎？”怠而不自强者也。
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王魏公之于寇莱公，曰：“不可学他不是。”
公山不狃曰：“君子违，不适雠国。所托也则隐。”斯言也，盖有闻于君子矣。背君父以覆宗国者，不狃之罪人也。
齐人歌曰：“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春秋之季，已轻儒矣，至战国而淳于髠有贤者无益之讥，秦昭王有儒无益之问，末流极于李斯。
申包胥似张子房，天下士也。楚破矣，请秦师以却吴；韩亡矣，借汉兵以灭秦。其相似一也。入郢之仇未报，则使越，为之谋以灭吴；见《吴语》。韩王成之仇未报，则从汉，为之谋以灭项。其相似二也。楚君既入而逃赏；汉业既成而谢事。其相似三也。自夏靡之后，忠之盛者，二子而已。然楚国复兴，而韩祀不续，天也，子房之志则伸矣。我思古人，唯汉诸葛武侯可以继之，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其志一也。若梁之王琳、唐之张承业，功虽不就，抑可以为次矣，不当以功之成否论。吁，春秋亡国五十二，未见其人也。遂之四氏，仅能歼齐戍。其亡而复存者，唯一包胥，岂不难哉？太史公传伍员而不传包胥，非所以劝忠也。《战国策》楚莫敖子华曰：“昔吴与楚战于柏举，三战入郢。棼冒勃苏赢粮潜行，上峥山，逾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朝。鹤立不转，昼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浆无入口。秦遂出革车千乘，卒万人，属之子满《左氏》作“蒲”。与子虎，下塞以东，与吴人战于浊水，大败之。”棼冒勃苏即申包胥也，岂蚡冒之裔，楚之同姓欤？《淮南?修务训》云：“申包胥赢粮跣走，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溪，游川水，犯津关，猎蒙笼，蹶沙石，蹠达膝曾茧重胝，七日七夜，至于秦庭。鹤跱而不食，昼吟宵哭，面若死灰，颜色霉黑，涕液来集，以见秦王。”亦与子华之言同。所谓“莫敖大心深入吴军而死”，以《左氏》考之，即左司马戌也。戌者，叶公诸梁之父也。诸梁定白公之乱，不有其功而老于叶。其闻包胥之风而师法之欤？
邾文公之知命，楚昭王之知大道，惠王之知志，其所知有在于卜祝史巫之外者。裨灶言郑之将火，或中或否，子产谓：焉知天道？梓慎言鲁之将水，昭子曰：“旱也。”秋大旱，如昭子之言。亦非知天者也。故圣人以人占天。
鉏麑之于赵宣子，沐谦之于司马楚之，诚敬之感人至矣。商君载甲操戟，李林甫重关复壁，不亦愚乎！
《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所以训寅畏，防怠忽也。灾异，古史官之职。陨石六鷁，宋襄以问周内史。有云夹日，楚昭以问周大史。在汉则太史公掌天官，张衡为日官。我朝旧制，太史局隶秘书，凡天文失度，三馆皆知之。淳熙中，荧惑入斗，同修国史李焘，类次汉
译楚国兴起的时候，驾着柴车，穿着破衣；它衰败的时候，披着翠羽，穿着豹皮鞋。国家的兴盛与衰败，只看它是节俭还是奢侈罢了。
乐王鲋诋毁叔向，是因为晋平公不喜欢贤人。梁丘据不诋毁晏子，是因为齐景公喜欢贤人。这两个臣子都是顺从君主的，如果交换位置，他们也会如此。刘贡父的诗说。顾夷说：“从前梁丘据劝谏齐景公，是在内室；晏婴劝谏齐景公，是在朝廷。然而晏婴的忠贞，记载在史册上；梁丘据的奸佞，至今不绝。”顾夷的《义训》，在《唐志》中归入儒家。梁丘据难道能劝谏齐景公吗，这话荒谬啊！
有的人追求名声却得不到，比如向戌想以平息战争来博取名声，但在宋国的盟会上，他的名字却没有被列上。有的人想要掩盖恶行，名声却更加彰显，比如赵盾假装出逃，崔杼杀害太史，本想掩盖弑君的罪恶，但他的恶行反而更加显著。推究这类事情来说，可以看出严谨的法度。追求名声的不是指齐豹，名声彰显的也不止是三个叛臣。
孙郃论述《春秋》中没有贤臣，大概是诸侯不知道有周王，他们的臣子不能匡正君主以尊崇王室。这就是孟子轻视管仲、晏婴的原因。
周朝的衰微，从原伯鲁不喜欢学习开始；秦朝的灭亡，从子楚不习惯诵读开始。
史墨回答赵简子说：“上天生下季氏来作为鲁侯的副手。”又说：“君臣没有固定的位置，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赵简子在晋国的地位，就像季氏在鲁国的地位一样。史墨的回答，有什么悖理的呢！张睢阳责备尹子奇说：“不认识人伦，怎么知道天道？”
“现在上天或许要大大警示晋国”，这是畏惧而能自我修养的人说的。“即使晋国强大，能违背天意吗？”这是懈怠而不自强的人说的。
叔向说：“楚国邪僻，我们正直，为什么要效仿邪僻？”王魏公对寇莱公说：“不可学他不是。”
公山不狃说：“君子离开本国，不投奔仇敌国家。所依托的地方就隐居。”这话，大概是听说了君子的道理。背叛君父以颠覆宗国的人，是公山不狃的罪人。
齐国人歌唱说：“只因为那些儒书，成为两国的忧患。”《春秋》末年，已经轻视儒生了，到了战国时期，淳于髡有贤者无益的讥讽，秦昭王有儒者无益的质问，末流极端到李斯。
申包胥像张子房，是天下的人才。楚国被攻破，他请求秦军来击退吴国；韩国被灭亡，他借汉兵来消灭秦国。这是第一点相似。进入郢都的仇恨没有报复，就出使越国，为它谋划以消灭吴国；见《吴语》。韩王成的仇恨没有报复，就跟随汉军，为它谋划以消灭项羽。这是第二点相似。楚国君主已经回国而逃避奖赏；汉朝大业已经成就而辞谢职务。这是第三点相似。自从夏靡之后，忠诚盛大的人，只有这两个人罢了。然而楚国复兴，而韩国的祭祀不延续，这是天命，子房的志向则实现了。我思念古人，只有汉代的诸葛武侯可以继承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的志向是一致的。像梁朝的王琳、唐朝的张承业，功业虽然没有成就，也可以算是次一等了，不应当以功业的成败来论断。唉，《春秋》亡国的有五十二个，没有见到这样的人。遂国的四氏，仅能歼灭齐国的戍卒。那些灭亡后又复存的，只有申包胥，难道不难吗？太史公传伍员而不传申包胥，不是用来鼓励忠诚的。《战国策》中楚国的莫敖子华说：“从前吴国与楚国在柏举作战，三次战斗后攻入郢都。棼冒勃苏背着粮食潜行，登上高峻的山，越过深溪，脚底磨穿膝盖暴露，七天到达秦朝。像鹤一样站立不动，白天吟唱晚上哭泣。七天没能报告。水浆没有入口。秦国于是派出革车千乘，士兵万人，交给子满《左氏》作“蒲”。和子虎，从下塞以东，与吴人在浊水作战，大败吴军。”棼冒勃苏就是申包胥，难道是蚡冒的后裔，楚国的同姓吗？《淮南子·修务训》说：“申包胥背着粮食赤脚奔走，跋涉山谷，登上陡峭的山，奔赴深溪，游过河流，闯过津关，穿越蒙笼，跌在沙石上，脚底磨破膝盖结茧重胝，七天七夜，到达秦庭。像鹤一样站立而不进食，白天吟唱晚上哭泣，面色像死灰，颜色霉黑，涕泪汇集，去见秦王。”也与子华的话相同。所谓“莫敖大心深入吴军而死”，用《左氏》考证，就是左司马戌。戌，是叶公诸梁的父亲。诸梁平定白公的乱事，不占有功劳而老死于叶。他听到申包胥的风范而效法他吗？
邾文公知道天命，楚昭王知道大道，惠王知道志向，他们所知道的，有在卜祝史巫之外的。裨灶说郑国将要发生火灾，有时应验有时不应验，子产说：怎么知道天道？梓慎说鲁国将要发大水，昭子说：“是旱灾。”秋天大旱，像昭子说的那样。也不是知道天意的人。所以圣人用人来占卜天意。
鉏麑对于赵宣子，沐谦对于司马楚之，诚敬感动人到了极点。商君带着铠甲拿着戟，李林甫设置重关复壁，不也很愚蠢吗！
《春秋》记载灾异，不记载祥瑞，是用来训诫敬畏，防止怠慢疏忽的。灾异，是古代史官的职责。陨石和六只鷁鸟，宋襄公用来询问周内史。有云夹日，楚昭王用来询问周大史。在汉代，太史公掌管天官，张衡担任日官。我朝旧制，太史局隶属于秘书省，凡是天文失度，三馆都知道。淳熙年间，荧惑星进入斗宿，同修国史李焘，分类编排汉代
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进。荧惑犯氐，秘书丞蒋继周言：氐者邸也，驿传宜备非常。不淹旬，都进奏院灾。盖每有星变，馆吏以片纸录报，故得因事献言。自景定后，枋臣欲末杀灾异，三馆遂不复知。甲子，彗星宫中见之，乃下求言之诏，则蒙蔽可见。壬申，地生毛，明年失襄阳。灾异其可忽哉？为人臣不知《春秋》之义，其祸天下极矣，叔辄所以哭日食也。
译将元鼎至宣和年间四十五件灾异之事呈进。荧惑星侵犯氐宿，秘书丞蒋继周进言说：“氐宿意为邸舍，驿站传递应当防备非常之事。”不到十天，都进奏院发生火灾。这是因为每当出现星象变异，馆阁官吏就用纸片记录上报，所以能够借事进言。自从景定年间以后，掌权的大臣想要掩盖灾异，三馆于是就不再知晓这些情况。甲子年，彗星在宫中显现，于是才下达征求言论的诏书，那么蒙蔽之弊就显而易见了。壬申年，地上生出毛草，第二年失守襄阳。灾异怎么可以忽视呢？作为臣子如果不明白《春秋》的大义，给天下带来的祸患就极其严重了，这就是叔辄之所以为日食而哭泣的原因。
宋襄求诸侯而败于泓，楚灵卜得天下而辱于乾溪。《淮南子》曰：“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丧其霸。”
臧孙于鲁曰：“国有人焉。”师慧于宋，曰：“必无人焉。”襄仲于秦，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有士五人，晋文所以霸也；有大叔仪，有母弟皔，卫献所以入也；有赵孟，有伯瑕，有史赵、师旷，有叔向、女齐，晋所以未可媮也。曰：“子无谓秦无人。”曰：“无善人，则国从之。”国之存亡轻重，视其人之有无而已。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乱臣十人，殷有三仁，周有八士。之人也，始可谓之有。虞有宫之奇，项有范增，不能有其有矣。魏之窥吴，则曰：“彼有人焉。”贾生言天下倒县，则曰：“犹为国有人乎？”此皆以人为盛衰也。
隐公之大夫多不氏，犹可言未命也。宋昭公之大夫多不名，则说者不一矣。
《春秋》诛乱臣贼子，《左氏》谓“称君，君无道也”，《谷梁》谓“称国以弑其君，君恶甚矣”。安定先生曰：“是启乱臣贼子之言也。其为害教大矣。”
宗人衅夏之守礼，圣人遗化也。后世犯葵丘之禁者多矣，汉之刘辅、魏之栈潜、我朝之邹浩，守经据古，其有鲁宗人之风乎！
夫差之报越，其志壮矣。燕昭报齐似之，取其大节而略其成败可也。慕容盛之讨兰汗，其言曰：“免不同天之责。凡在臣民，皆得明目当世。”君子犹有取焉，况吴乎！
周之大宝镇河图大训列焉。《易象》在鲁，《三坟》、《五典》在楚，周不能有其宝矣。然而老聃之礼，苌弘之乐，文献犹存。及王子朝以典籍奔楚，于是观射父、倚相，皆诵古训以华其国，以得典籍故也。区区一鼎，与怀璧同，其能国乎？
古之谋国者，知彼知己，如良医察脉，如善弈观棋，德、刑、政、事、典、礼不易。“楚自克庸以来”，此晋臣之知楚也。“晋君类能而使之”，此楚臣之知晋也。皆以纪纲风俗知之。楚自邲之后，晋自萧鱼之后，精神景象非昔矣。
请讨陈恒之年，《春秋》终焉。夫子之请讨也，将以见之行事。请讨不从，然后托之空言。
杜氏注云：“仲尼之徒，皆忠于鲁国。”《史记》载夫子之言曰：“夫鲁，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此夫子之训也。
仲子有文在手，曰“为鲁夫人”。成季、唐叔有文在手，曰“友”、曰“虞”。《正义》云：“《石经》古文‘虞’作‘仌欠’，‘鲁’作‘止衣’，手文容或似之。‘友’及‘夫人’当有似之者。”
《艺文志》：《春秋虞氏微传》二篇。按刘向《别录》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张苍，然则张苍师荀卿者也。《左氏传》汉初出，苍家亦有功于斯文矣。浮丘伯亦荀卿门人，申公事之受《诗》，是为《鲁诗》。《经典序录》：根牟子传赵人荀卿子，荀卿子传鲁人大毛公，是为《毛诗》。荀卿之门有三人焉，李斯、韩非不能玷其学也。《毛诗传》以平平为辩治，又以五十矢为束，皆与《荀子》同。
御孙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古之格君心者，必以俭。董仲舒《对策》，乃谓俭非圣人之中制。公孙弘亦云：“人主病不广大舒弘。正邪虽殊，而启武帝之侈心则一。”
伯宗好直言，而不容于晋；国武子好尽言，而不容于齐。小人众而君子独也。汉士习于谄谀，而以汲长孺为戆、朱游为狂；晋士习于旷达，而以卞望之为鄙。君子之所守，不以习俗移也。
列国大夫之无君，晋为之也。会于戚而不讨孙林父，会于夷仪而不讨崔杼，会于适历而不讨季孙意如，君臣之义不明，而大夫篡夺之祸，晋自及矣。《晋语》赵宣子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宣子能言之，而躬自犯之。
寺人披之斩祛，芋尹无宇之断旌，其雠一也。披请见而晋文让之，无宇执人于宫而楚灵赦之。楚灵之量，优于晋文矣。汉高帝之赦季布，魏武帝之免梁鹄，吴景帝之遣
译宋襄公谋求诸侯的拥戴，却在泓水之战中失败；楚灵王占卜得到天下，却在乾溪受辱。《淮南子》说：“身为诸侯却谋求霸权，必定失去诸侯的地位；身为霸主却谋求王业，必定丧失霸主的权势。”
臧孙在鲁国说：“国家有人才。”师慧在宋国说：“必定没有人才。”襄仲在秦国说：“如果没有君子，国家还能存在吗？”有五位贤士，是晋文公称霸的原因；有大叔仪，有同母弟叔武，是卫献公得以复国的原因；有赵孟，有伯瑕，有史赵、师旷，有叔向、女齐，是晋国尚不可轻视的原因。有人说：“你不要说秦国没有人才。”又说：“如果没有好人，国家就会随之败坏。”国家的存亡轻重，只看是否有人才罢了。舜有五位贤臣，武王有十位治国之臣，殷商有三仁，周朝有八士。这些人，才可以称得上是有人才。虞国有宫之奇，项羽有范增，却不能保有他们的人才。魏国窥探吴国时，说：“那里有人才。”贾谊说天下上下颠倒，却说：“难道国家还有人才吗？”这些都是以人才来衡量国家的盛衰。
隐公的大夫大多没有氏，还可以说是因为尚未受命。宋昭公的大夫大多没有名，解释的说法就不一致了。
《春秋》诛讨乱臣贼子，《左传》说“称君，是因为君主无道”，《谷梁传》说“称国名以弑其君，是因为君主罪恶极深”。安定先生（胡安国）说：“这是开启了乱臣贼子的借口。这对教化的危害太大了。”
宗人衅夏坚守礼制，是圣人遗留的教化。后世违反葵丘盟约禁令的人很多，汉代的刘辅、魏国的栈潜、我朝的邹浩，坚守经义依据古制，大概有鲁国宗人的风范吧！
夫差报复越国，他的志向很宏大。燕昭王报复齐国与此相似，取其大节而略去成败是可以的。慕容盛讨伐兰汗，他说：“免除不同天日的责难。凡是臣民，都能明目张胆地面对当世。”君子尚且有所取法，何况吴国呢！
周朝的大宝镇河图大训列在其中。《易象》在鲁国，《三坟》、《五典》在楚国，周朝不能保有它的宝物了。然而老聃的礼制，苌弘的音乐，文献尚存。等到王子朝带着典籍逃到楚国，于是观射父、倚相，都诵读古训来美化他们的国家，是因为得到了典籍的缘故。区区一个鼎，与怀璧其罪相同，它能保住国家吗？
古代谋划国家大事的人，了解对方也了解自己，如同良医诊脉，如同善弈观棋，德、刑、政、事、典、礼不变。“楚自从战胜庸国以来”，这是晋国臣子了解楚国。“晋君能任用人才”，这是楚国臣子了解晋国。都是通过纲纪风俗来了解的。楚国自从邲之战后，晋国自从萧鱼之会后，精神景象不如从前了。
请求讨伐陈恒的那一年，《春秋》结束了。孔子请求讨伐，是想把它付诸行动。请求讨伐不被听从，然后才寄托于空言。
杜预注说：“孔子的弟子，都忠于鲁国。”《史记》记载孔子的话说：“鲁国，是父母之国。国家危急到如此地步，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出来？”这是孔子的训诫。
仲子手上有纹路，写着“为鲁夫人”。成季、唐叔手上有纹路，写着“友”、写着“虞”。《正义》说：“《石经》古文‘虞’作‘仌欠’，‘鲁’作‘止衣’，手纹或许相似。‘友’及‘夫人’应当有相似的。”
《艺文志》：《春秋虞氏微传》二篇。查刘向《别录》说：“虞卿作《抄撮》九卷，传授给荀卿，荀卿传授给张苍，那么张苍是荀卿的学生。《左传》在汉初出现，张苍家对这部书也有功劳。浮丘伯也是荀卿的门人，申公侍奉他学习《诗》，这就是《鲁诗》。《经典序录》：根牟子传授赵人荀卿，荀卿传授鲁人大毛公，这就是《毛诗》。荀卿的门下有三人，李斯、韩非不能玷污他的学问。《毛诗传》以平平为辩治，又以五十矢为束，都与《荀子》相同。
御孙说：“节俭，是美德的共性；奢侈，是罪恶的大端。”古代端正君主心术的人，必定以节俭。董仲舒《对策》，却说节俭不是圣人的中正制度。公孙弘也说：“君主担心不广大舒展。正邪虽然不同，但开启武帝的奢侈之心则是一样的。”
伯宗喜欢直言，而不被晋国容纳；国武子喜欢尽言，而不被齐国容纳。小人众多而君子孤立。汉代士人习惯于谄媚阿谀，而认为汲长孺愚直、朱游疯狂；晋代士人习惯于旷达，而认为卞望之鄙陋。君子所坚守的，不随习俗改变。
列国大夫没有君臣之义，是晋国造成的。在戚地会盟而不讨伐孙林父，在夷仪会盟而不讨伐崔杼，在适历会盟而不讨伐季孙意如，君臣之义不明，而大夫篡夺的祸患，晋国自身也遭受了。《晋语》赵宣子说：“大者为天地，其次为君臣。”然而宣子能这样说，却亲身犯下过错。
寺人披斩断衣袖，芋尹无宇折断旗帜，他们的仇敌是一样的。披请求见面而晋文公谦让，无宇在宫中抓人而楚灵王赦免。楚灵王的度量，优于晋文公了。汉高祖赦免季布，魏武帝免除梁鹄，吴景帝派遣
李衡，皆有君人之量。
楚伍参曰：“晋之从政者新。”谓荀林父也。士弥牟曰：“晋之从政者新。”谓范鞅也。一以丧师，一以失诸侯。《书》曰：“人惟求旧。”
译李衡，都具有君主的器量。
楚国的伍参说：“晋国执政的人是新任的。”指的是荀林父。士弥牟说：“晋国执政的人是新任的。”指的是范鞅。一个导致军队溃败，一个导致失去诸侯的归附。《尚书》说：“用人只应寻求老臣。”
以近事为鉴，则其言易入，申叔豫以子南戒薳子冯是也。告君亦然。樊哙谏高帝曰：“独不见赵高之事乎？”爰盎谏文帝曰：“独不见人彘乎？”
刘炫谓：《国语》非丘明作。《传》言鄢陵之败，苗贲皇之为。《楚语》云：“雍子之为。”与《传》不同。傅玄云：“《国语》非丘明作，有一事而二文不同。”叶少蕴云：“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今《春秋传》作左氏，而《国语》为左丘氏，则不得为一家。文体亦自不同，其非一家书明甚。左氏王荆公以为六国时人。盖左史之后，以官氏者。朱文公谓：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后，故其书说楚事为详。郑渔仲云：“左氏世为楚史。”司马氏谓：左氏欲传《春秋》，先作《国语》。《国语》之文，不及《传》之精也。
臧文仲以玉磬告籴于齐，见《鲁语》。《容斋三笔?书博古图》谓：《左传》无玉磬之说。非也。
《晋语》：伯宗索士庇州犁，得毕阳。及栾弗忌之难，诸大夫害伯宗，毕阳实送州犁于荆。毕阳之孙豫让，见《战国策》。祖孙皆以义烈著，所谓“是以似之”者。太史公不书于《传》，故表而出之。
《晋语》：知宣子将以瑶为后，知果曰：“不如宵也。”弗听。知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通鉴》取此。《战国策》：张孟谈因朝智伯，而出遇智过辕门之外。智过入见智伯曰：“二主殆将有变。”智过言之不听，出更其姓为辅氏。《韩非子》同云“更其族”。智过即智果也。二说之先后不同。
《楚语》伍举曰：“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注：骚，愁也。离，畔也。伍举所谓“骚离”，屈平所谓“离骚”，皆楚言也。扬雄为《畔牢愁》，与《楚语》注合。
《皇王大纪》景王二年，襄三十年。楚公子围至晋，晋赵武子鞅鸣玉以相。按《楚语》王孙圉聘于晋，定公飨之，赵简子鸣玉以相。盖楚昭王时，鞅者武之孙也。今以王孙圉为公子围，以鞅为武之子，皆误。
古者，孙以王父字为氏。子产，子国之子，《国语》谓公孙成子，《左传》谓公孙侨。子产之子，始为国氏。致堂作《子产传》，曰“国侨”，非也。
《郑语》依、輮、历、莘，《史记?郑世家》注：“莘”作“华”，《水经注》：黄水经华城西。史伯曰：“华君之土也。”韦昭曰：“华，国名。秦白起攻魏，拔华阳。”司马彪曰：“华阳在密县。《括地志》：华阳城在郑州管城县南。”可以证今本之误。按下文“前华后河”，则上文当作“华”。
《晋语》窦犨对赵简子曰：“君子哀无人，不哀无贿；哀无德，不哀无宠；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味其言，见其贤矣。《史记》：孔子将西见赵简子，闻窦鸣犊之死，临河而叹。《索隐》云：“鸣犊，犨字。”《通鉴外纪》于周敬王二十八年，书简子杀鸣犊。三十年，书窦犨对简子。误也。
江端礼尝病柳子厚作《非国语》，乃作《非非国语》。东坡见之曰：“久有意为此书，不谓君先之也。”然子厚《非国语》，而其文多以《国语》为法。
古以一句为一言。《左氏传》：子大叔九言。《论语》：一言蔽之曰：“思无邪。”秦、汉以来，乃有句称。今以一字为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诗之类，非也。
史墨曰：“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杜牧注《孙子》曰：“岁为善星，不福无道；火为罚星，不罚有德。”嘉定中，日官言五福太一临吴分。真文忠公奏：汉之肇造，以宽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晋之却敌，以将相有人，而不在岁星之临吴。
子产铸《刑书》，赵鞅、荀寅铸《刑鼎》，至邓析《竹刑》，则书于竹简矣。然《甫刑》云：“明启《刑书》。”其来已久。《汉?杜周传》不循三尺法，注：谓以三尺竹简书法律也。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从事。”《盐铁论》乃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盖律书以
译拿近事作为鉴戒，那么他的话就容易被人接受，申叔豫用子南的事来告诫薳子冯就是如此。向君主进谏也是这样。樊哚劝谏高祖说：“难道没看见赵高的事吗？”爰盎劝谏文帝说：“难道没看见人彘的事吗？”
刘炫说：《国语》不是左丘明所作。《左传》记载鄢陵之战的失败，说是苗贲皇造成的。《楚语》却说：“是雍子造成的。”这与《左传》不同。傅玄说：“《国语》不是左丘明所作，有一件事在两处记载的文字不同。”叶少蕴说：“古代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现在《春秋传》称为左氏，而《国语》称为左丘氏，那就不能说是同一家。文体也自然不同，显然不是同一家人的著作。左氏，王安石认为他是战国六国时期的人。大概是左史的后代，以官职为姓氏。朱熹说：左氏是左史倚相的后代，所以他的书对楚国的事记载得很详细。郑樵说：“左氏世代担任楚国的史官。”司马光说：左氏想要传述《春秋》，先作了《国语》。《国语》的文辞，不如《左传》精妙。
臧文仲用玉磬向齐国请求借粮，见于《鲁语》。《容斋三笔·书博古图》说：《左传》没有玉磬的说法。这是不对的。
《晋语》记载：伯宗寻找士庇州犁，找到了毕阳。等到栾弗忌发生祸难时，众大夫害死了伯宗，毕阳确实把州犁送到了楚国。毕阳的孙子豫让，见于《战国策》。祖孙两人都以义烈著称，这就是所谓的“因此相似”。太史公没有在《史记》中记载，所以这里特别提出来说明。
《晋语》记载：知宣子打算立瑶为继承人，知果说：“不如立宵。”知宣子不听。知果在太史那里另立宗族，改姓为辅氏。《资治通鉴》采用了这个说法。《战国策》记载：张孟谈趁着朝见智伯，出来后在智伯的辕门外遇到了智过。智过进去见智伯说：“两位君主恐怕将有变故。”智过说了这话智伯不听，出来后改姓为辅氏。《韩非子》也说“改换他的宗族”。智过就是智果。两种说法的前后顺序不同。
《楚语》中伍举说：“德义不施行，那么近处的人就会愁苦背离，而远处的人就会抗拒违逆。”注解说：骚，是愁苦的意思。离，是背离的意思。伍举所说的“骚离”，屈原所说的“离骚”，都是楚地的方言。扬雄作《畔牢愁》，与《楚语》的注解相合。
《皇王大纪》记载景王二年，即襄公三十年。楚公子围来到晋国，晋赵武子鞅鸣玉以相。按照《楚语》记载，王孙圉出使晋国，定公设宴款待他，赵简子鸣玉以相。大概是在楚昭王时，鞅是武的孙子。现在把王孙圉当作公子围，把鞅当作武的儿子，都是错误的。
古代，孙子以祖父的字为氏。子产，是子国的儿子，《国语》称他为公孙成子，《左传》称他为公孙侨。子产的儿子，才开始以国为氏。胡寅作《子产传》，称他“国侨”，是不对的。
《郑语》中的依、輮、历、莘，《史记·郑世家》注：“莘”当作“华”，《水经注》说：黄水流经华城西。史伯说：“那是华君的国土。”韦昭说：“华，是国名。秦将白起攻打魏国，攻下了华阳。”司马彪说：“华阳在密县。《括地志》说：华阳城在郑州管城县南。”可以证明现在版本的错误。根据下文“前华后河”，那么上文应当作“华”。
《晋语》中窦犨对赵简子说：“君子哀叹没有人，不哀叹没有财货；哀叹没有德行，不哀叹没有宠幸；哀叹名声不好，不哀叹年岁不丰收。”品味他的话，可以看出他的贤德。《史记》记载：孔子将要西行去见赵简子，听说窦鸣犊死了，在河边叹息。《索隐》说：“鸣犊，是犨的字。”《通鉴外纪》在周敬王二十八年，记载简子杀鸣犊。三十年，记载窦犨对简子说话。这是错误的。
江端礼曾经批评柳宗元作《非国语》，于是作了《非非国语》。苏轼看到后说：“早就有意写这本书，没想到你抢先了。”然而柳宗元《非国语》，但他的文章大多以《国语》为法式。
古代以一句为一言。《左氏传》：子大叔九言。《论语》：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秦、汉以来，才有句称。现在以一字为一言，如五言、六言、七言诗之类，是不对的。
史墨说：“越国得到岁星而吴国攻打它，必定承受凶险。”杜牧注《孙子》说：“岁星是善星，不福佑无道之人；火星是罚星，不惩罚有德之人。”嘉定年间，天文官说五福太一降临吴地。真德秀上奏：汉朝初建，以宽仁得民心，而不在于五星聚井；晋国击退敌人，因为将相有人，而不在于岁星临吴。
子产铸《刑书》，赵鞅、荀寅铸《刑鼎》，到邓析《竹刑》，就写在竹简上了。然而《甫刑》说：“明启《刑书》。”由来已久。《汉书·杜周传》不遵循三尺法，注解说：指用三尺竹简书写法律。朱博也说：“奉行三尺律令来办事。”《盐铁论》却说：“二尺四寸的律令，古今是一样的。”大概律书以
二尺四寸简，举其大数，谓之三尺。曹褒《新礼》，写以二尺四寸简。汉礼与律令同录，其制一也。
译二尺四寸的竹简，取大概的数目，称为三尺。曹褒的《新礼》，就是用二尺四寸的竹简书写的。汉代的礼书与律令一同抄录，它们的规格是一样的。
赵襄子曰：“以能忍耻，庶无害赵宗乎？”《说苑?谈丛》云：“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吕居仁谓：“忍诟”二字，古之格言，学者可以详思而致力。
内有疑妻之妾，此宫乱也；庶有疑室之子，此家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管子之言，即辛伯之谂周桓公也。然管子能言之，而不能格齐桓之心。
朱子曰：“《左氏》之失，在以成败论人。”愚尝观蔡邕《独断》引王仲任曰：“君子无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无不幸。”韩文公谓：君子得祸为不幸，而小人得祸为常；君子得福为常，而小人得福为不幸。亦仲任之意。斯言可以正《左氏》之失。
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服虔云：“以其多文辞，故特举而用之。后世谓之‘孔氏聘辞’。以孔氏有其辞，故《传》不复载也。”《正义》谓：“孔氏聘辞”，不知事何所出。
是谓一终，一星终也。今俗语云：“一匝。”《淮南子》：以数杂之寿，忧天下之乱，犹忧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文子》作“数集”。注：杂，匝也。人生子，从子至亥为一匝。[俗语出于此。]
或以益为皋陶之子。《列女传》睪子生五岁而赞禹，曹大家注：皋陶之子伯益也。李邕为《李思训碑》云：“睪子赞禹，甘生相秦。”“睪”与“皋”同。林少颖谓：伯益即伯翳，其后为秦。臧文仲闻六、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使皋陶犹有后于秦，则文仲之言，不若此之甚也。[《列子》：夷坚闻而志之。服虔注：即庭坚也。]
嫠不恤纬，齐女有礼。漆室女忧君，况委质为臣者乎？《列女传》鲁漆室女，《韩诗外传》云：“鲁监门之女婴。”莒妇投纺，复其夫之雠而不知有君，与不恤纬者异矣。
汉世祖罢郡国都尉，晋武帝去州郡武备，其害皆见于后。唐穆宗之销兵，则不崇朝而变生焉。故曰：“谁能去兵？”
刘知几曰：“能言吾祖，郯子见师；不识其先，籍谈取诮。”邓名世曰：“春秋时善论姓氏者，鲁有众仲，晋有胥臣，见《晋语》。郑有行人子羽，皆能探讨本源，自炎、黄而下，如指诸掌。”郑渔仲曰：“《世本》、《公子谱》二书，皆本《左传》。”
子皮曰：“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程子谓：君子之志，所虑者岂止一身，直虑及天下千万世；小人之虑，一朝之忿，不遑恤其身。
庄公寤生，《风俗通》云：“俗说儿堕地，未能开目视者，谓之寤生。”
黄池之会，王孙雄曰：“必会而先之。”吴、晋争先，雄之谋也，然不能救吴之亡，故《吕氏春秋》曰：“吴王夫差染于王孙雄、太宰嚭。”然则雄亦嚭之流耳。
晋有四姬，郑子产有男女辨姓之言。考之《穆天子传》，穆王有盛姬。盖周礼之坏自王朝始，诸侯何诛焉？
叔向习《春秋》，为平公之傅，而不能谏四姬之惑，何也？曰：“正己则可以格君心之非。叔向娶于申公巫臣氏，违母之训而从君之命。无诸己而后非诸人，自反而不缩，其能正君乎？先儒有言：寡欲之臣，然后可以言王佐。”
季武子曰：“有叔向、女齐以师保其君。”公室之卑，私言于晏婴；杞田之治，仅及于侵小。师保固如是乎？
鲁用田赋，仲尼曰：“有周公之典在。”晋铸刑鼎，仲尼曰：“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周公之典、唐叔之法度，鲁、晋所以立国也。是以汉循高祖之法则治，唐变太宗之制则乱。夏有“典则”，商云“成宪”，周云“旧章”。
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或谓：克己复礼，古人所传，非出于仲尼。致堂曰：“夫子以克己复礼为仁，非指克己复礼即仁也。胥臣曰：‘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盖《左氏》粗闻阙里绪言，每每引用，而辄有更易。穆姜于随举文言亦此类。”
《晋语》栾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
译赵襄子说：“凭借能够忍受耻辱，或许赵氏宗族就不会有祸害了吧？”《说苑·谈丛》说：“能够忍受耻辱的人安定，能够忍受侮辱的人得以生存。”吕居仁说：“‘忍诟’这两个字，是古代的格言，求学的人可以详细思考并致力践行。
宫内有怀疑正妻的妾室，这是宫廷的混乱；庶出的儿子怀疑嫡出的继承人，这是家族的混乱；朝廷中有怀疑宰相的大臣，这是国家的混乱。管子的这番话，就是辛伯劝谏周桓公的话。然而管子能够说出这些话，却不能纠正齐桓公的心。
朱子说：“《左传》的过失，在于用成败来评判人。”我曾经看到蔡邕的《独断》引用王充的话说：“君子没有侥幸却有不幸，小人有侥幸却没有不幸。”韩愈说：君子遭遇祸患是不幸，而小人遭遇祸患是常态；君子获得福分是常态，而小人获得福分是不幸。这也是王充的意思。这番话可以纠正《左传》的过失。
宋国人宴请赵文子，叔向担任副使。司马官设置了折断的俎（礼器），这是合乎礼制的。孔子让人举出这种礼制，认为它文辞丰富。服虔说：“因为文辞丰富，所以特别举出并使用它。后世称之为‘孔氏聘辞’。因为孔子那里有这些文辞，所以《左传》不再记载。”《正义》说：“孔氏聘辞”，不知道这件事出自哪里。
这叫作一终，即一星终。现在俗语说：“一匝。”《淮南子》说：用杂乱（匝）的寿命，担忧天下的混乱，就像担忧河水少，哭泣着去增加它一样。《文子》作“数集”。注解说：杂，就是匝。人生下孩子，从子位到亥位为一匝。[俗语出自这里。]
有人把益当作皋陶的儿子。《列女传》说睪子五岁时就辅佐大禹，曹大家注解：皋陶的儿子伯益。李邕为《李思训碑》写道：“睪子辅佐大禹，甘宁辅佐秦国。”“睪”与“皋”相同。林少颖说：伯益就是伯翳，他的后代建立了秦国。臧文仲听说六国、蓼国灭亡，说：“皋陶、庭坚的祭祀忽然断绝了。”如果皋陶在秦国还有后代，那么臧文仲的话，就不会说得这么严重了。[《列子》：夷坚听说后记下了它。服虔注解：就是庭坚。]
寡妇不担忧织纬，齐国的女子有礼节。漆室女担忧君主，何况已经委身侍奉君主的臣子呢？《列女传》记载鲁国漆室女，《韩诗外传》说：“鲁国守门人的女儿婴。”莒国的妇人扔掉纺锤，为丈夫报仇却不知道有君主，这与不担忧织纬的人不同了。
汉光武帝废除郡国都尉，晋武帝去除州郡的武备，它们的祸害都后来显现了。唐穆宗裁减军队，则不到一个早晨就发生变故。所以说：“谁能废除军队？”
刘知几说：“能够讲述自己祖先的，郯子被当作老师；不认识自己祖先的，籍谈受到讥讽。”邓名世说：“春秋时善于论述姓氏的，鲁国有众仲，晋国有胥臣，见于《晋语》。郑国有行人子羽，都能探究本源，从炎帝、黄帝以下，如同指着手掌上的东西一样清楚。”郑樵说：“《世本》、《公子谱》这两本书，都以《左传》为根本。”
子皮说：“君子致力于了解重大而长远的事，小人致力于了解细小而眼前的事。”程子说：君子的志向，所考虑的岂止是一己之身，一直考虑到天下千万代；小人的考虑，是一时的愤怒，来不及顾惜自身。
庄公难产出生，《风俗通》说：“俗话说婴儿落地，不能睁开眼睛看的，叫做寤生。”
黄池会盟，王孙雄说：“一定要会盟并抢先。”吴国和晋国争夺先后，是王孙雄的计谋，然而不能挽救吴国的灭亡，所以《吕氏春秋》说：“吴王夫差受王孙雄、太宰嚭的影响。”那么王孙雄也是太宰嚭一流的人罢了。
晋国有四个姬姓女子，郑国子产有男女辨别姓氏的话。考证《穆天子传》，周穆王有盛姬。大概周礼的败坏从周王室开始，诸侯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叔向熟读《春秋》，担任晋平公的太傅，却不能劝谏晋平公沉溺于四个姬姓女子，为什么呢？回答说：“端正自己就可以纠正君主的错误。叔向娶了申公巫臣氏的女儿，违背母亲的训诫而听从君主的命令。没有自身过错然后才能指责别人，自我反省而不正直，他怎么能端正君主呢？先儒有话说：欲望少的臣子，然后才可以谈论辅佐君王。”
季武子说：“有叔向、女齐来师保他们的君主。”公室地位低下，私下对晏婴说；杞田的治理，仅仅涉及到侵犯小国。师保难道就是这样吗？
鲁国实行田赋，孔子说：“周公的典章还在。”晋国铸造刑鼎，孔子说：“晋国将坚守唐叔所接受的法度。”周公的典章、唐叔的法度，是鲁国、晋国赖以立国的根本。所以汉朝遵循高祖的法度就治理得好，唐朝改变太宗的制度就混乱。夏朝有“典则”，商朝有“成宪”，周朝有“旧章”。
古代有志书说：克制自己，回归礼制，就是仁。有人说：克制自己，回归礼制，是古人所传下来的，不是出自孔子。致堂说：“孔子把克制自己、回归礼制当作仁，并不是指克制自己、回归礼制就是仁。胥臣说：‘出门像对待宾客一样，侍奉事务像祭祀一样，这是仁的准则。’大概《左传》粗略听到孔子的言论，常常引用，却总是更改。穆姜在随国举出文言也是这类情况。”
《晋语》中栾氏的家臣辛俞说：“三代侍奉家君，就让他做家臣；两代以下，就让他做主人。”
。”注：大夫称主。优施谓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注：大夫之妻称主。《左传》医和谓赵孟曰：“主是谓矣。”魏戊曰：“主以不贿闻于诸侯。”此大夫称主也。齐侯使高张来唁公，称主君。子家子曰：“齐卑君矣。”主君，大夫之称也。《史记?甘茂传》：乐羊拔中山，魏文侯示之谤书。乐羊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战国策》：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曰：“主君之尊，仪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调也。”魏以大夫为诸侯，故犹称主君。
译大夫称为“主”。优施对里克的妻子说：“主孟请我吃饭。”注：大夫的妻子称为“主”。《左传》中，医和对赵孟说：“主孟说的就是这些。”魏戊说：“主孟因不贪财而在诸侯中闻名。”这就是大夫称为“主”的例子。齐侯派高张来慰问晋公，称晋公为“主君”。子家子说：“齐国轻视我们的国君了。”“主君”是大夫之间的称呼。《史记·甘茂传》记载：乐羊攻下中山，魏文侯把诽谤他的书信给他看。乐羊说：“这不是我的功劳，而是主君的力量。”《战国策》记载：梁王魏婴在范台宴请诸侯，鲁君说：“主君所饮的美酒，是仪狄酿造的；主君所尝的美味，是易牙调制的。”魏国将大夫视为诸侯，所以仍然称“主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