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周礼
河间献王得《周官》，而武帝谓末世渎乱不验之书，唯唐太宗夜读之，以为真圣作，曰：“不井田，不封建，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人君知此经者，太宗而已。刘歆始用之，苏绰再用之，王安石三用之，经之蠹也。唯文中子曰：“如有用我，执此以往。”程伯子曰：“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儒者知此经者，王、程二子而已。
译河间献王得到了《周官》一书，而汉武帝认为这是末世混乱、不可信的书。只有唐太宗在夜间阅读它，认为它是真正的圣人著作，说：“如果不实行井田制，不实行分封制，却想要推行周公之道，是不可能的。”君主中了解这部经典的，只有唐太宗一人。刘歆开始使用它，苏绰再次使用它，王安石第三次使用它，他们都是这部经典的蛀虫。只有文中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就拿着这部书去推行。”程伯子说：“一定要有《关雎》、《麟趾》那样的心意，然后才可以推行《周官》的法度。”儒者中了解这部经典的，只有王、程二人而已。
《汉志》谓之《周官经》，《序录》云：“刘歆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意者，《周礼》之名仿此乎？然《后汉书》云：“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犹未以《周礼》名也。《隋志》自马融注已下，始曰《周官礼》。《隋志》、《三礼目录》一卷，郑玄撰。今见于《释文》。
五峰胡氏云：“《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世传《周礼》阙冬官，未尝阙也，乃冬官事属之《地官》。”程泰之云：“五官各有羡数，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盖断简失次，取羡数。凡百工之事，归之冬官，其数乃周。”俞庭椿为《复古编》，亦云：“《司空》之篇，杂出于五官之属。”九峰蔡氏云：“周公方条治事之官，而未及师保之职。冬官亦阙，首末未备，周公未成之书也。”
《考工记》，或以为先秦书，而《礼记正义》云：“孝文时，求得《周官》，不见《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记》补之。”马融云：“孝武开献书之路，《周官》出于山岩屋壁。”《汉书》谓：河间献王得之，非孝文时也。《序录》云：“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记》补之。”《六艺论》云：“壁中得六篇。”误矣。齐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楚王冢，获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有得十馀简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汉时科斗书已废，则《记》非博士所作也。易氏云：“《考工记》非周书也：言周人上舆，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沟洫浍川，非遂人之制；言旂旗睳旐，非大司马、司常、巾车之制。瞇周典大不类。”
《礼器》：《经礼》三百，郑氏注：谓即《周礼》三百六十官。《汉志》：《礼经》三百，臣瓒注云：“《周礼》三百，是官名也。《礼经》谓冠昏吉凶。”盖以《仪礼》为《经礼》也。朱子从瓒说，谓《周礼》乃设官分职之书，礼典在其中而非专为礼设也。
郑康成释经，以纬书乱之，以臆说汩之，而圣人之微指晦焉。徐氏《微言》谓：郑注误有三：《王制》，汉儒之书，今以释《周礼》，其误一；《司马法》，兵制也，今以证田制，其误二；汉官制皆袭秦，今引汉官以比周官。小宰乃汉御史大夫之职，谓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如此之类，其误三。鹤山谓：以末世弊法，释三代令典，如以汉算拟邦赋，以莽制拟国服。止斋谓：以《周礼》为非圣人之书者，以说之者之过也。
张禹以《论语》文其谀，刘歆以《周官》文其奸，犹以《诗》、《礼》发冢也。禹不足以玷《论语》，而以歆訾《周官》可乎？西山曰：“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窃其一二以自盖尔。”
易氏《总义》云：“府史胥徒，《通典》总言其为六万三千六百七十五人。”愚考之《通典》，周六万三千六百七十五员，内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诸侯国官六万一千三十二人。此乃官数，非谓府史胥徒也。
嫔御、奄寺、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货贿，皆领于冢宰。冕弁、车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领于宗伯。此周公相成王，格心辅德之法。周之兴也，滕侯为卜正，吕伋为虎贲氏。侍御仆从，罔匪正人。左右携仆，庶常吉士。及其衰也，昏椓靡共，妇寺阶乱，膳夫内史，趣马师氏，缔交于嬖宠。琐琐姻亚，私人之子，窃位于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议近臣矣，至汉而中朝得以诎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无用矣，由周公之典废也。间有诘责幸臣，如申屠嘉；奏劾常侍，如杨秉；宫中府中为一体，如诸葛武侯，可谓知宰相之职者。唐太宗责房玄龄以北门营缮，何预君事？岂善读《周礼》者哉！我朝赵普于一薰笼之造，亦制以有司之法；李沆于后宫之立，奏以臣沆不可；赵鼎于内苑移竹，责宦者罢其役，庶几古大臣之风矣。
译《汉书·艺文志》称其为《周官经》，《序录》说：“刘歆开始确立《周官经》，将其称为《周礼》。”大概《周礼》这个名称就是仿照这个而来的吧？然而《后汉书》说：“郑众传授《周官经》，后来马融撰写《周官传》，传授给郑玄。郑玄撰写《周官注》。”此时还没有用《周礼》来命名。《隋书·经籍志》从马融注本开始，才称为《周官礼》。《隋书·经籍志》记载《三礼目录》一卷，郑玄撰写。现在见于《经典释文》。
五峰胡氏说：“《周官》中司徒掌管国家教化，推广五常之道。司空掌管国家土地，安置士农工商四民。世人传说《周礼》缺失冬官一篇，其实从未缺失，只是冬官的事务归属于《地官》。”程泰之说：“五官各自有多余的数目，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大概是简册断裂错乱，取用了多余的数目。所有百工的事务，都归于冬官，其数目才周全。”俞庭椿撰写《复古编》，也说：“《司空》这一篇，散见于五官的职属中。”九峰蔡氏说：“周公正在分条治理事务的官员，还未涉及师保的职位。冬官也缺失，首尾不完备，是周公未完成的著作。”
《考工记》，有人认为它是先秦的书籍，而《礼记正义》说：“汉文帝时，求得《周官》，不见《冬官》一篇，于是让博士撰写《考工记》来补全它。”马融说：“汉武帝开辟献书之路，《周官》从山岩屋壁中出土。”《汉书》说：河间献王得到它，不是在汉文帝时。《序录》说：“李氏献上五篇，缺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记》来补全它。”《六艺论》说：“墙壁中得到了六篇。”这是错误的。齐文惠太子镇守雍州，有盗贼发掘楚王墓，获得竹简书，青丝编连简册，宽几分，长二尺。有人得到十多支简册给王僧虔看。王僧虔说：“这是蝌蚪书的《考工记》，是《周官》缺失的文字。”汉代时蝌蚪书已经废止，那么《考工记》就不是博士所撰写的。易氏说：“《考工记》不是周代的书籍：说周人崇尚车舆，却有梓匠的制度；说周人明堂，却有世室重屋的制度；说沟渠河流，不是遂人的制度；说旗帜旐旗，不是大司马、司常、巾车的制度。与周代典章制度大不相同。”
《礼器》篇说：《经礼》三百，郑氏注解说：指的就是《周礼》三百六十官。《汉书·艺文志》说：《礼经》三百，臣瓒注解说：“《周礼》三百，是官名。《礼经》指的是冠礼、婚礼、吉礼、凶礼。”大概是以《仪礼》作为《经礼》。朱熹采纳臣瓒的说法，认为《周礼》是设官分职的书籍，礼典在其中，但不是专门为礼而设立的。
郑康成解释经典，用纬书扰乱它，用主观臆测混淆它，从而使圣人的微妙旨意晦暗不明。徐氏《微言》说：郑注有三处错误：《王制》是汉代儒者的书，现在用来解释《周礼》，这是第一处错误；《司马法》是兵制，现在用来证明田制，这是第二处错误；汉代官制都沿袭秦代，现在引用汉代官制来比附周代官制。小宰是汉代御史大夫的职位，说小宰如同现在的御史中丞，像这类情况，这是第三处错误。鹤山说：用末世的弊法，解释三代的良法，比如用汉代的算法比拟邦赋，用王莽的制度比拟国服。止斋说：认为《周礼》不是圣人著作的人，是因为解说它的人有过错。
张禹用《论语》文饰他的谄媚，刘歆用《周官》文饰他的奸邪，这就像用《诗》、《礼》来发掘坟墓一样。张禹不足以玷污《论语》，而因为刘歆就诋毁《周官》可以吗？西山说：“刘歆的王田制，王安石的泉府制，只是窃取其中一两条来掩盖自己罢了。”
易氏《总义》说：“府、史、胥、徒，《通典》总说他们共有六万三千六百七十五人。”我考证《通典》，周代共有六万三千六百七十五员，其中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在内朝，外诸侯国官员六万一千三十二人。这是官员的总数，并不是说府、史、胥、徒的人数。
嫔妃、宦官、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货贿，都由冢宰统领。冕冠、车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都由宗伯统领。这是周公辅佐成王，匡正内心、辅助德行的方法。周朝兴盛时，滕侯担任卜正，吕伋担任虎贲氏。侍从仆役，没有不是正直的人。左右亲近的仆从，都是常吉之士。等到周朝衰败时，昏庸残暴者不能供职，妇女宦官导致动乱，膳夫、内史、趣马、师氏，与宠幸之人结交。琐碎的姻亲，私人的子弟，窃取王朝的职位。到了秦代，大臣不能议论近臣；到了汉代，中朝得以压制外朝；到了唐代，只信任北司（宦官），南司（宰相）无用，这是因为周公的典章制度被废除了。间或有诘责宠臣的，如申屠嘉；奏劾常侍的，如杨秉；宫中府中视为一体的，如诸葛武侯，可以说懂得宰相的职责。唐太宗责备房玄龄北门营缮，何干君事？难道他是善于读《周礼》的人吗！我朝赵普对于熏笼的制作，也制定由有司依法办理；李沆对于后宫立妃，上奏说臣李沆不可；赵鼎对于内苑移竹，责备宦官停止役使，差不多有古代大臣的风范了。
李泰伯曰：“内宰用大夫、士、世妇，每宫卿二人，皆分命贤臣，以参检内事。[汉世皇后詹事，以二千石为之，犹有成周遗意。]
《汉?食货志》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颜师古注：《周官》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故曰九府。愚按：《尔雅》医无闾之珣玗琪，会稽之竹箭，梁山之犀象，华山之金石，霍山之珠玉，昆仑之璆琳琅玕，幽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岱岳之五谷鱼盐，是谓九府。五峰胡氏《皇王大纪》所述与《尔雅》同，而继之曰：“尚父立圜法，轻重以铢，通九府之货。”又按：《史记列传》吾读管氏《轻重》、《九府》，刘向《别录》曰：“《九府》书，民间无有。《索隐》谓其书论铸钱之轻重。”《盐铁论?文学》曰：“管仲设九府，徼山海。”《通典》亦云：“太公立九府之货。”然则九府，太公立之，管仲设之，其名列于《尔雅》。盖即管氏书也。《大纪》之说得之，颜注恐非。《曲礼》天子之六府，亦与《大禹谟》之六府异。
九嫔注，引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孝经援神契》之言也。何休《公羊传?序》引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经钩命决》之言也。汉儒以纬书孔子所作。康成注《中庸》，亦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汉诸侯子入宿卫，齐王之弟章是也。入京师受业，楚王之子郢客是也。其制犹古。
奄止于上士，抑其权也。唐太宗诏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然内侍并列于六省，开奄尹与政之阶，与周典统于冢宰异矣。
八则，礼俗以驭其民。吕微仲谓：庶民可参之以俗，士以上专用礼。此说非也。《大传》百志成，故礼俗刑。吕成公谓：礼俗不可分为两事。制而用之谓之礼，习而安之谓之俗。若礼自礼，俗自俗，不可谓之礼俗。
王之膳服虽不会，而九式有羞服之式，冢宰所均节也。待王之膳服，不过以关市之赋，则其用简矣。
司徒掌教不言财，司马掌政不言兵。乡遂九畿，兵财在其中。井田封建，足食足兵之本也。《周官》之法不行，无善教善政，于是忧财用，畏夷狄矣。
乡有军制，无田制。遂有田制，无军制。《疏》云：“郑注互见其义。”
大司徒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匠人建国，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诗?定之方中传》云：“度日出日入，以知东西。南视定，北准极，以正南北。”愚按：《晏子春秋》景公新成柏寝之室，使师开鼓琴。师开左抚宫，右弹商，曰：“室夕，东方之声薄，西方之声扬。”公召大匠曰：“室何为夕？”大匠曰：“立室以宫矩为之。”于是召司空曰：“立宫以城矩为之。”明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立宫，何为夕？”对曰：“古之立国，南望南斗，北戴枢星，彼安有朝夕哉！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国，国之西方，以尊周也。”公曰：“古之臣乎。”枢星，即极星也。公刘居豳，既景乃冈，然则尚矣。
蔡邕《明堂论》曰：“王居明堂之礼，南门称门，西门称闱，故《周官》有门闱之学。师氏教以三德，守王门。保氏教以六艺，守王闱。然则师氏居东门、南门，保氏居西门、北门也。”朱子《大学章句序》王宫有学，盖谓此。鲁孝公之为公子，尝入京师为国子，人称其孝。宣王命之导训诸侯。他书言国子者，唯《周语》焉。
师氏三德，朱子曰：“至德以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为行本，司马温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恶，赵无愧、徐仲车之徒以之。
《牧誓》、《顾命》皆言师氏，《云汉》之《传》曰：“年谷不登，则师氏弛其兵。”《文王世子》大司成，注以为师氏。而“楀维师氏”，以刺匪其人。“九两，师，以贤得民”，注谓诸侯师氏，言贤者以身教也。后妃亦有之，《葛覃》云：“言告师氏。”
保
译李泰伯说：“内宰使用大夫、士、世妇，每宫设卿二人，都分别任命贤臣，来参预检核宫内事务。[汉代皇后詹事，由二千石官员担任，还保留着周代的遗意。]”
《汉书·食货志》记载太公为周朝建立九府圜法，颜师古注解说：《周官》中的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都是掌管财币的官员，所以称为九府。我按：《尔雅》记载医无闾的珣玗琪，会稽的竹箭，梁山的犀象，华山的金石，霍山的珠玉，昆仑的璆琳琅玕，幽都的筋角，斥山的文皮，岱岳的五谷鱼盐，这叫做九府。五峰胡氏《皇王大纪》所述与《尔雅》相同，并接着说：“尚父建立圜法，轻重以铢为标准，流通九府的货物。”又按：《史记列传》说我读过管氏的《轻重》、《九府》，刘向《别录》说：“《九府》这本书，民间没有。《索隐》认为它论述铸钱的轻重。”《盐铁论·文学》说：“管仲设立九府，征取山海之利。”《通典》也说：“太公建立九府的货物。”那么九府，是太公建立的，管仲设立的，其名称列于《尔雅》。大概就是管氏的书。《大纪》的说法是对的，颜注恐怕不对。《曲礼》中天子的六府，也与《大禹谟》中的六府不同。
九嫔注，引用孔子说：“日是天的光明，月是地的条理。”这是《孝经援神契》的话。何休《公羊传序》引用孔子有话说：“我的志向在《春秋》，行为在《孝经》。”这是《孝经钩命决》的话。汉儒认为纬书是孔子所作。郑玄注《中庸》，也引用孔子说：“我的志向在《春秋》，行为在《孝经》。”
宫伯掌管王宫中的士庶子。汉代诸侯子入京宿卫，齐王的弟弟章就是例子。入京师受业，楚王的儿子郢客就是例子。其制度还像古代那样。
奄官止于上士，是抑制他们的权力。唐太宗下诏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不让他们任事。然而内侍并列于六省，开启了奄尹参与政事的阶梯，与周典统于冢宰不同了。
八则，用礼俗来驾驭百姓。吕微仲说：庶民可以参用俗，士以上专用礼。这种说法不对。《大传》说：百志成，所以有礼俗刑。吕成公说：礼俗不可分为两件事。制定而使用叫做礼，习以为常而安之叫做俗。如果礼自是礼，俗自是俗，不能叫做礼俗。
王的膳食服饰虽然不会，但九式中有羞服的式样，是冢宰所均节的。供给王的膳食服饰，不过用关市的赋税，那么其用度就简省了。
司徒掌管教化不言财，司马掌管政事不言兵。乡遂九畿，兵财在其中。井田封建，是足食足兵的根本。《周官》的法度不行，没有好的教化和政事，于是担忧财用，畏惧夷狄了。
乡有军制，无田制。遂有田制，无军制。《疏》说：“郑注互见其义。”
大司徒建立邦国，用土圭测量土地。匠人建立都城，白天参看日中的日影，夜晚考察极星。《诗经·定之方中传》说：“测量日出日入，以知东西。南视定，北准极，以正南北。”我按：《晏子春秋》记载景公新建成柏寝之室，让师开鼓琴。师开左手抚宫，右手弹商，说：“室夕，东方之声薄，西方之声扬。”景公召大匠说：“室为何夕？”大匠说：“立室以宫矩为之。”于是召司空说：“立宫以城矩为之。”第二天，晏子朝见。景公说：“先君太公立宫，为何夕？”回答说：“古之立国，南望南斗，北戴枢星，哪里会有朝夕呢！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国，国之西方，以尊周也。”景公说：“古之臣乎。”枢星，就是极星。公刘居豳，既景乃冈，那么尚矣。
蔡邕《明堂论》说：“王居明堂之礼，南门称门，西门称闱，所以《周官》有门闱之学。师氏教以三德，守王门。保氏教以六艺，守王闱。那么师氏居东门、南门，保氏居西门、北门。”朱子《大学章句序》王宫有学，大概指此。鲁孝公之为公子，尝入京师为国子，人称其孝。宣王命之导训诸侯。他书言国子者，唯《周语》焉。
师氏三德，朱子说：“至德以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为行本，司马温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恶，赵无愧、徐仲车之徒以之。”
《牧誓》、《顾命》皆言师氏，《云汉》之《传》说：“年谷不登，则师氏弛其兵。”《文王世子》大司成，注以为师氏。而“楀维师氏”，以刺匪其人。“九两，师，以贤得民”，注谓诸侯师氏，言贤者以身教也。后妃亦有之，《葛覃》说：“言告师氏。”
保
氏九数，郑司农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释文》：“夕，音的。此二字非郑注。”愚按：《少仪正义》引郑司农云：“今有重差、句股。”马融、干宝等更云：“今有夕桀，各为二篇，未知所出。”则“夕桀”二字，后人附益，非郑注信矣。刘徽《九章算经序》云：“包牺氏始画八卦，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黄帝建《历纪》，协律吕。隶首作数。周公制礼，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汉张苍、耿寿昌皆善算，因旧文删补，故校其目。与古或异，而所论多近语。”
译九种算法，郑司农说：“现在有重差、夕桀、句股。”《释文》说：“夕，音的。这两个字不是郑玄的注解。”我按：《少仪正义》引用郑司农的话说：“现在有重差、句股。”马融、干宝等人又说：“现在有夕桀，各自成为两篇，不知道出处在哪里。”那么“夕桀”这两个字，是后人附加增益的，确实不是郑玄的注解了。刘徽在《九章算经序》中说：“伏羲氏开始画八卦，创立九九乘法，以符合六爻的变化。黄帝建立《历纪》，协调律吕。隶首创立数字。周公制定礼制，有九种算法。九种算法的流传，就是《九章算术》了。汉代的张苍、耿寿昌都擅长计算，依据旧文删减补充，所以校订其目录。与古代或许不同，但所论述的大多接近当时的语言。”
《里宰》以岁时合耦于耡，注云：“耡者，里宰治处也，若今街弹之室。于此合耦，使相佐助。”疏谓：汉时在街置室，检弹一里之民。《金石录》有中平二年正月《都乡正街弹碑》，在昆阳城中。赵明诚失于考《礼注》，而郦氏注《水经》、洪氏《隶释》，皆以“街”为“卫”，又误矣。《汉?食货志》言古制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里胥之塾，其即《里宰》所谓“耡”者欤？
《庖人注》：青州之蟹胥。《释文》：胥，息徐反。刘音“素”。《字林》先于反，蟹酱也。《集韵》：蝑，蟹醢，四夜切。当从《集韵》。《笾人注》：皗者，析干之，出东海。陆广微《吴地记》云：“阖闾思海鱼，而难于生致。治生鱼，盐渍而日干之，故名为鲞。”读如“想”。
《管子?地员篇》：九州之土，为九十物。每土有常，而物有次。群土之长，是唯五粟，次曰五沃，次曰五位，次曰五蘟，次曰五壤，次曰五浮，凡上土三十物，种十二物。中土曰五怸，次曰五纑，次曰五壏，次曰五剽，次曰五沙，次曰五塥，凡中土三十物，种十二物。下土曰五犹，次曰五弓土，次曰五殖，次曰五觳，次曰五凫，次曰五桀，凡下土三十物，种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种三十六。按：《大司徒》以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种。此篇亦古制之存者。《河图》谓东南神州曰晨土，正南邛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东北咸州曰隐土，正东扬州曰信土。
《地员篇》：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叶下于欎，欎下于苋，苋下于蒲，蒲下于苇，苇下于雚，雚下于蒌，蒌下于荓，荓下于萧，萧下于薜，薜下于萑，萑下于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注：欎，即郁也。衰，谓草上下相重次也。按：《周官》有草人，此岂其遗制欤？
土圭度地之法，景一寸，地差千里。一分，地差百里。王畿千里以寸为法，五等诸侯之地，以分为法。尺有五寸者，一万五千里之景也。天地相去三万里。尝考《隋、唐志》宋元嘉十九年，测于交州，何承天谓：六百里差一寸。后魏永平元年，测于洛阳，信都芳谓：二百五十里差一寸。然宋之于阳城，魏之于金陵，皆隃度未可据也。唐开元十二年，植表浚仪，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差二寸馀，遂以旧说千里一寸为妄。王朴曰：“阳城乃在洛之东偏，开元得浚仪之岳台，应南北弦居地之中。”司马公《日景图》云：“日行黄道，每岁有差。地中当随而转移。故周在洛邑，汉在颍川阳城，唐在汴州浚仪。”潏水李氏云：“周于阳城测景，说者谓地形西北高，东南下。极星在北，斗亦在北。极星乃天之中也，天之中则地之中。”
“诸公之地，方五百里”，与《武成》、《孟子》之言不合。子产曰：“列国一同。”《孟子》亦曰：“鲁方百里。”《明堂位》乃云：“鲁方七百里。”或谓《周官?明堂位》兼附庸而言。《职方氏疏》云：“无功，纵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谓若虞公、虢公，旧是殷之公，至周仍守百里国，以无功故也。”愚按：《左氏传》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皆周所封。谓旧是殷之公，误矣。
岁终正治而致事，注：上其计簿。疏云：“汉时考吏，谓之计吏。”今按：《说苑》：晏子治东阿三年，景公召而数之；明年上计，景公迎而贺之。《韩子?外储说》：西门豹为邺令，居期年，上计，君收其玺。《新序》：魏文侯东阳上计，钱布十倍。《史记》：秦昭王召王稽，拜为河东守，三岁不上计。然则春秋战国时，已有上计，非始于汉。
朱文公曰：“读曹公、杜牧《孙子》，见其所论车乘人数，诸儒皆所未言。唯蔡季通每论此事，以考《周礼》军制皆合。”愚按：《孙子?作战篇》凡用
译《里宰》篇说在农时于耡处合并耦耕，注解说：“耡，是里宰办公的地方，就像现在的街弹室。在这里合并耦耕，使他们互相协助。”疏文说：汉代在街巷设置室，稽查弹劾一里的百姓。《金石录》中有中平二年正月的《都乡正街弹碑》，在昆阳城中。赵明诚没有考证《礼记》注，而郦道元注《水经》、洪适《隶释》，都把“街”当作“卫”，又错了。《汉书·食货志》说古制：“春天将要派出百姓时，里胥清晨坐在右塾，邻长坐在左塾，百姓全部出发了，然后才回去。傍晚也是这样。”里胥的塾，大概就是《里宰》所说的“耡”吧？
《庖人》注：青州产的蟹胥。《释文》：胥，音息徐。刘音“素”。《字林》音先于，是蟹酱。《集韵》：蝑，蟹醢，音四夜。应当从《集韵》。《笾人》注：皗，是剖开晒干的鱼，出产于东海。陆广微《吴地记》说：“阖闾想吃海鱼，但难以活运。处理活鱼，用盐腌制并在日光下晒干，所以叫鲞。”读音如“想”。
《管子·地员篇》：九州的土壤，分为九十种物产。每种土壤有固定的特性，而物产有次序。各种土壤的首位，是五种粟类，其次是五种沃类，再次是五种类，再次是五蘟类，再次是五壤类，再次是五浮类，以上土共有三十种物产，种植十二种作物。中土叫五怸，其次是五纑，再次是五壏，再次是五剽，再次是五沙，再次是五塥，中土共有三十种物产，种植十二种作物。下土叫五犹，其次是五弓土，再次是五殖，再次是五觳，再次是五凫，再次是五桀，下土共有三十种物产，种植十二种作物。总共九十种土壤物产，种植的作物有三十六种。按：《大司徒》用土会的方法，辨别五种土地生长的物产；用土宜的方法，辨别十二种土壤的物产，从而知道它们的种植。这篇也是古代制度的遗存。《河图》说东南神州叫晨土，正南邛州叫深土，西南戎州叫滔土，正西弇州叫开土，正中冀州叫白土，西北柱州叫肥土，北方玄州叫成土，东北咸州叫隐土，正东扬州叫信土。
《地员篇》：大凡草木土壤的道理，各有谷物造就。有的高有的低，各有不同的草木土壤。叶类低于郁类，郁类低于苋类，苋类低于蒲类，蒲类低于苇类，苇类低于雚类，雚类低于蒌类，蒌类低于荓类，荓类低于萧类，萧类低于薜类，薜类低于萑类，萑类低于茅类，大凡那些草木有十二个等级。注：欎，就是郁。衰，是说草木上下重叠的次序。按：《周官》有草人，这难道是它的遗制吗？
土圭测量土地的方法，日影差一寸，土地相差千里。差一分，土地相差百里。王畿千里以寸为标准，五等诸侯的土地，以分为标准。尺有五寸的日影，是一万五千里土地的日影。天地相距三万里。曾考证《隋书》、《唐书》记载宋元嘉十九年，在交州测量，何承天说：六百里差一寸。后魏永平元年，在洛阳测量，信都芳说：二百五十里差一寸。然而宋朝在阳城，魏朝在金陵，都是推测不可依据。唐开元十二年，在浚仪立表，大约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差二寸多，于是认为旧说千里差一寸是荒谬的。王朴说：“阳城在洛阳的东边，开元时在浚仪的岳台，应当是南北弦居地的中间。”司马光《日景图》说：“太阳运行黄道，每年有差异。地中应当随之转移。所以周朝在洛邑，汉朝在颍川阳城，唐朝在汴州浚仪。”潏水李氏说：“周朝在阳城测日影，解说者认为地形西北高，东南低。极星在北，北斗也在北。极星是天的中心，天的中心就是地的中心。”
“诸侯的土地，方圆五百里”，与《武成》、《孟子》的说法不合。子产说：“列国方圆一百里。”《孟子》也说：“鲁国方圆一百里。”《明堂位》却说：“鲁国方圆七百里。”有人说《周官·明堂位》是连同附庸一起说的。《职方氏》疏说：“没有功劳，即使是公爵，也只守一百里的土地。比如虞公、虢公，原来是殷朝的公，到周朝仍然守一百里的国家，是因为没有功劳的缘故。”我按：《左传》说虞仲，是太王的昭辈。虢仲、虢叔，是王季的穆辈。都是周朝所封。说他们原来是殷朝的公，错了。
年终整顿政务并报告政绩，注：上报计簿。疏文说：“汉代考核官吏，叫计吏。”现在按：《说苑》：晏子治理东阿三年，景公召见并责备他；第二年上报计簿，景公迎接并祝贺他。《韩非子·外储说》：西门豹做邺令，住了一年，上报计簿，君主收回他的印信。《新序》：魏文侯东阳上报计簿，钱布收入增加十倍。《史记》：秦昭王召见王稽，任命为河东守，三年不上报计簿。那么春秋战国时，已有上报计簿，不是从汉朝开始的。
朱文公说：“读曹操、杜牧的《孙子》，看到他们论述车马人数，诸儒都没有说过。只有蔡季通每次谈论此事，用来考证《周礼》军制都符合。”我按：《孙子·作战篇》凡用
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曹公注：驰车，轻车也。杜牧注：轻车，战车也。古者车战，革车、辎车、重车也，载器械财货衣装。《司马法》曰：“一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轻车七十五人，重车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为一队。举十万之众，革车千乘，校其费用支计，则百万之众皆可知也。”《左氏传》：乙卯，楚师军于邲。丙辰，楚重至于邲。吕成公谓：凡战，兵车在前，辎重常在兵车之后。楚重次日乃至，后一日，故无抄击之患。唐说斋云：“儒者谓甸出七十五人，不知实出百人。其七十五人，战车也。其二十五人，重车也。”
译用兵的法则，需要轻车一千辆，重车一千辆，披甲士兵十万。曹操注解说：驰车，就是轻车。杜牧注解说：轻车，就是战车。古代用车战，革车、辎车、重车，用来装载器械、财物、货物和衣物。《司马法》说：“一辆战车配备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炊事人员十人，守卫衣物装备五人，饲养马匹五人，砍柴打水五人。轻车共七十五人，重车二十五人，所以两辆车合计一百人组成一队。出动十万大军，需要重车一千辆，核算其费用开支，那么百万大军的费用也就都可以知道了。”《左传》记载：乙卯日，楚军驻扎在邲地。丙辰日，楚军的重车到达邲地。吕成公说：凡是作战，兵车在前，辎重常在兵车之后。楚军的重车第二天才到，晚了一天，所以没有遭敌抄击的祸患。唐说斋说：“儒者说每甸出七十五人，不知道实际上出百人。那七十五人，是战车的编制。那二十五人，是重车的编制。”
古者步百为亩。古之百亩，为今四十一亩一百六十步。古之一井，为今三百七十五亩。窦俨曰：“小亩步百，周之制也。中亩二百四十，汉之制也。大亩三百六十，齐之制也。今所用者，汉之中亩。”《盐铁论》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为亩。先帝哀怜百姓，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通典》谓：商鞅佐秦，以为地利不尽，更以二百四十步为亩。二说不同。
《禹贡》之田九等，为掩别楚地亦九等，《孟子》、《王制》为五等，而《周官》止三等。解者谓：《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三等，都鄙之制也。《小司徒》上、中、下地三等，六乡之制也。《遂人》上、中、下地三等，有莱者，六遂之制也。《大司马》上、中、下地三等，诸侯之制也。
遂人治野，乃乡遂公邑之制。匠人沟洫，乃采地之制。郑康成云：“周制畿内用夏之贡法，税夫无公田。邦国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税夫。”朱文公亦云：“沟洫以十为数，井田以九为数。井田、沟洫决不可合，而永嘉诸儒欲混为一。康成注，分为二是也。”愚按：李泰伯《平土书》云：“周畿内及诸侯一用贡法。”盖泰伯已与康成异矣，非始于永嘉诸儒也。刘氏《中义》以匠人沟洫，求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谓遂人言积数，匠人言方法，然《周礼》、《考工》各为一书。易氏谓：匠人前代之制。
禹尽力乎沟洫，“濬畎浍，距川”。《遂人》五沟五涂之制，因于古也。以水佐耕者丰，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险掌之。自乡遂之法弛，子驷为田洫而丧田者以为怨。子产作封洫而伍田畴以为谤。晋欲使齐尽东其亩，而戎车是利。甚而两周争东西之流，至商鞅决裂阡陌，吕政决通川防，古制荡然矣。古者内为田庐，外为沟洫。在易之师，寓兵于农，伏险于顺，取下坎上坤之象。沟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沟洫之坏，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积。先儒谓井田坏而戎马入中国，如入无人之境。悲夫！
人耦牛耦，郑氏注：合耦并言之。疏谓：周时未有牛耦耕，至汉赵过始教民牛耕。今考《山海经》后稷之孙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云：“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贾谊书》、《新序》载邹穆公曰：‘百姓饱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农耕早晚。何待赵过？过特教人耦犁，费省而功倍尔。”
盬盐，引池而化，《山海经》盐贩之泽，《穆天子传》至于盬，晋郇瑕氏之地，而猗顿用是起者也。散盐，煮水而成，《夏书》青州之贡，《职方》幽州之利，齐之渠展，燕之辽东，而宿沙初作者也。形盐，物地以出之，周公阅所云“盐虎形也”。饴盐，于戎以取之，伊尹所云“和之美”者，大夏之盐也。后周四盐之政仿此。古者川泽之饶，与民共之。自《海王》之篇，祈望之守，作俑于齐，至汉二十倍于古。考之《汉志》，盐官三十有五，唐有盐之县一百五。本朝盐所出者十二路，为池二，为监七，为场二十二，为井六百有九，法益详而利无遗矣。
玩物丧志，召公以为戒。凡式贡之馀财，以共玩好之用，恐非周公之典。《无逸》曰：“惟正之供。”
《外府注》：泉始盖一品，周景王铸大泉而有二品。韦昭注《周语》曰：“单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权母而行。’然则二品之来，古而然矣。”
古者以射御为艺。孔子曰：“执射乎？执御乎？”《诗》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四黄既驾，两骖不猗”，御之善也。“不失其驰，舍矢如破”，射之善也。学射者多矣。造父之师泰豆氏，尹需之习秋驾，皆学御者也。《说苑》谓：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亦正心修身之法。
货贿用玺节，注：今之印章也。《司市注》云：“如今斗检封。”《职金》云：“楬而玺之。”《左传》：季武子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战国策》欲玺者段干子也。蔡邕《独断》云：“古者尊卑共用之。”卫宏云：“秦以来天子为玺，又独
译古代以一百步为一亩。古代的一百亩，相当于现在四十一亩一百六十步。古代的一口井田，相当于现在三百七十五亩。窦俨说：“小亩一百步，是周朝的制度。中亩二百四十步，是汉朝的制度。大亩三百六十步，是齐国的制度。现在所使用的，是汉朝的中亩。”《盐铁论》中御史说：“古代制定田制，一百步为一亩。先帝哀怜百姓，制定田制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通典》认为：商鞅辅佐秦国，认为土地的利益没有完全发挥，于是改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这两种说法不同。
《禹贡》中的田地分为九等，用来区分楚地的田地也分为九等，《孟子》、《王制》分为五等，而《周官》只分为三等。解释的人说：《大司徒》中的不易、一易、再易三等，是都鄙的制度。《小司徒》中的上、中、下地三等，是六乡的制度。《遂人》中的上、中、下地三等，有莱地，是六遂的制度。《大司马》中的上、中、下地三等，是诸侯的制度。
遂人治理野外，这是乡遂公邑的制度。匠人治理沟洫，这是采地的制度。郑康成说：“周朝制度，王畿内使用夏朝的贡法，对农夫征税而没有公田。诸侯国使用殷朝的助法，设立公田而不向农夫征税。”朱文公也说：“沟洫以十为基数，井田以九为基数。井田、沟洫绝对不能合并，而永嘉的儒生们想要混为一谈。康成的注释，分为两种是正确的。”我按：李泰伯《平土书》说：“周朝王畿内及诸侯都使用贡法。”大概泰伯已经与康成不同了，并非始于永嘉的儒生们。刘氏《中义》以匠人的沟洫，寻求符合遂人治理野外的制度，说遂人讲的是积数，匠人讲的是方法，然而《周礼》、《考工》各自为一本书。易氏说：匠人的制度是前代的制度。
禹尽力于沟洫，“疏通田间小沟，直达河流”。《遂人》五沟五涂的制度，沿袭于古代。用水辅助耕种的丰收，由稻人掌管。用水辅助防守的稳固，由司险掌管。自从乡遂的制度松弛，子驷设立田洫而丧失田地的人因此怨恨。子产设立封洫而伍田畴因此诽谤。晋国想要让齐国全部向东其亩，而利于戎车。甚至两周争夺东西的流向，直到商鞅决裂阡陌，吕政决通川防，古代的制度荡然无存了。古代内部作为田庐，外部作为沟洫。在《易经》的师卦中，寓兵于农，伏险于顺，取下面坎上面坤的象。沟洫的建成，从禹到周，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沟洫的毁坏，从周朝衰落到秦朝，不是一天的积累。先儒说井田毁坏而戎马进入中国，如同进入无人之境。可悲啊！
人耦牛耦，郑氏注：合耦并言之。疏说：周朝时没有牛耦耕，直到汉朝赵过才开始教百姓牛耕。现在考证《山海经》后稷的孙子叔均，开始制作牛耕。周益公说：“孔子有犁牛的话。冉耕，也字伯牛。《贾谊书》、《新序》记载邹穆公说：‘百姓饱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显示农耕早晚。何待赵过？赵过只是教人耦犁，费用节省而功效加倍罢了。”
盬盐，引池而化，《山海经》盐贩之泽，《穆天子传》至于盬，晋郇瑕氏之地，而猗顿用是起者也。散盐，煮水而成，《夏书》青州之贡，《职方》幽州之利，齐之渠展，燕之辽东，而宿沙初作者也。形盐，物地以出之，周公阅所云“盐虎形也”。饴盐，于戎以取之，伊尹所云“和之美”者，大夏之盐也。后周四盐之政仿此。古者川泽之饶，与民共之。自《海王》之篇，祈望之守，作俑于齐，至汉二十倍于古。考之《汉志》，盐官三十有五，唐有盐之县一百五。本朝盐所出者十二路，为池二，为监七，为场二十二，为井六百有九，法益详而利无遗矣。
玩物丧志，召公以为戒。凡式贡之馀财，以共玩好之用，恐非周公之典。《无逸》曰：“惟正之供。”
《外府注》：泉始盖一品，周景王铸大泉而有二品。韦昭注《周语》曰：“单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权母而行。’然则二品之来，古而然矣。”
古者以射御为艺。孔子曰：“执射乎？执御乎？”《诗》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四黄既驾，两骖不猗”，御之善也。“不失其驰，舍矢如破”，射之善也。学射者多矣。造父之师泰豆氏，尹需之习秋驾，皆学御者也。《说苑》谓：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亦正心修身之法。
货贿用玺节，注：今之印章也。《司市注》云：“如今斗检封。”《职金》云：“楬而玺之。”《左传》：季武子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战国策》欲玺者段干子也。蔡邕《独断》云：“古者尊卑共用之。”卫宏云：“秦以来天子为玺，又独
以玉为之，臣下莫敢用。”唐又改玺为宝。《五代史》臣曰：“国以玉玺为传授神器，遂古无闻。”《运斗枢》曰：“舜为天子，黄龙负玺。”《世本》曰：“鲁昭公始作玺。”
译用玉制作它，臣下没有敢使用的。”唐代又将玺改为宝。《五代史》臣说：“国家以玉玺作为传授皇权的信物，这在远古时代是没有听闻的。”《运斗枢》说：“舜做天子时，黄龙背负着玺。”《世本》说：“鲁昭公开始制作玺。”
司门正其货贿。正者，禁其淫侈而归于正也。注读为“征”，非是。
迹人，春秋末，宋犹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传》：迹人来告曰：“逢泽有介麋焉。”
司禄阙。《孟子》云：“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赵氏注：今《周礼》司禄之官无其职，是诸侯皆去之，故不复存。
《槁人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会之殿。后汉《蔡邕集》所载，百官会府公殿下者也。古天子之堂，未名曰殿。《说苑》：魏文侯御廪灾，素服辟正殿五日。《庄子?说剑》云：“入殿门不趋。”盖战国始有是名。《燕礼注》：当东霤者，人君为殿屋也。疏谓：汉时殿屋四向流水，举汉以况周。然《汉?黄霸传》先上殿，注谓：丞相所坐屋。古者屋之高严，通呼为殿，不必宫中也。
《大宗伯疏》：《星备》云：“五星初起牵牛，岁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岁而周天。荧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岁而周天。镇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岁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岁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岁而周天。”《冯相氏疏》：《星备》云：“明王在上，则日月五星皆乘黄道。”《保章氏疏》：《星备》云：“五星更王相休废，其色不同。王则光芒，相则内实；休则光芒无角，不动摇；废则少光。色顺四时，其国皆当也。”《星备》之书，仅见于此。《隋、唐志》皆不著录。
周五礼之别，三十有六。唐五礼之仪，一百五十有二。《唐志》云：“自梁以来，始以当时所行，傅于《周官》五礼之名，各立一家之学。”
“九韶”之舞，注云：“当为大韶。”愚谓：“九韶”之名尚矣，不必改字。《说苑》：孔子至齐郭门之外，遇一婴儿，挈一壶，相与俱行。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谓御曰：“趣驱之，趣驱之！韶乐方作。”孔子至彼，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齐景公作《徵招》、《角招》，盖舜乐之存者。刘原父云：“《九招》者，九名。予识其三焉，祈、徵、角之谓也。”《山海经》：夏后开得《九辩》、《九歌》以下，始歌《九招》于大穆之野。《帝王世纪》：启升后十年，舞《九韶》。[《竹书》曰：“夏后间儛《九招》。”]《史记》禹乃兴《九招》之乐，《索隐》曰：“即舜乐《箫韶》九成。”艾轩谓：劝之以《九歌》，即《九招》之乐。《吕氏春秋》：帝喾命咸黑作为舞声，歌《九招》、《六列》、《六英》。帝舜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然则《九招》作于帝喾之时，舜修而用之。秦唯《韶》、《武》二乐存。
班固《律历志》述刘歆之言，以律为下生，吕为上生。郑康成以黄钟三律为下生，以蕤宾三律为上生。梁武帝《钟律纬》谓：班固夹钟中吕，过于无调。郑康成有升阳而无降阳。陈用之《礼书》谓：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以郑说为是。张文饶《翼元》曰：“十二月之律以候月，六十日之律以候日。月律当一下一上，依次而生。日律当用蕤宾重上生。司马迁、刘歆之法，月律也。吕不韦、淮南、京房之法，日律也。《晋志》取司马而非淮南，梁武是京房而非班固，皆非通论。”
大卜三兆，其颂皆千有二百。夏后铸鼎繇曰：“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既成，迁于三国。”懿氏占曰：“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成季卜曰：“间于两社，为公室辅。”骊姬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卫侯繇曰：“如鱼窥尾，衡流而方羊裔焉。”汉文兆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皆龟繇也。
卜师四兆，郑氏锷以理推之，谓：方兆，占四方之事也，汉武帝发《易》占，知神马从西北来。功兆，占立功之事也，楚司马子鱼卜战令龟。义兆，占行义之事也，惠伯曰：“忠信之事则可。”弓兆，有射意，后世有覆射之法。
《龟人》六龟，《易》十朋之龟
译司门官校正货贿。所谓“正”，是禁止其淫乱奢侈而使之归于正道。注疏将“正”读为“征”，这是不对的。
迹人，春秋末期，宋国还设有这个官职。《左传·哀公十四年》记载：迹人来报告说：“逢泽有披甲的麋鹿。”
司禄一职空缺。《孟子》说：“诸侯厌恶它危害自己，都去除了户籍。”赵岐注解说：如今《周礼》中司禄的官职没有其职责，这是因为诸侯都去除了它，所以不再留存。
《槁人注》说：如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会的殿。后汉《蔡邕集》所载，是百官在府公殿下会集。古代天子的堂屋，没有称为“殿”的。《说苑》记载：魏文侯御廪发生火灾，他穿素服避开正殿五天。《庄子·说剑》说：“进入殿门不快步走。”大概战国时期才开始有这个名称。《燕礼注》说：对着东边屋檐的，人君称为殿屋。疏解说：汉代殿屋四面流水，举汉代的情况来类比周代。然而《汉书·黄霸传》中先上殿，注解说：是丞相所坐的房屋。古代房屋高大严整，通称为殿，不一定在宫中。
《大宗伯疏》说：《星备》记载：“五星初起于牵牛，岁星一天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年而周天。荧惑一天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岁而周天。镇星一天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岁而周天。太白一天行八分度之一，八岁而周天。辰星一天行一度，一岁而周天。”《冯相氏疏》说：《星备》记载：“明王在上，则日月五星都运行在黄道上。”《保章氏疏》说：《星备》记载：“五星更替称王、相、休、废，其颜色不同。称王则光芒四射，称相则内部充实；称休则光芒无角，不摇动；称废则光芒微弱。颜色顺应四时，其国运都应当如此。”《星备》这本书，仅在此处见到。《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都没有著录。
周代五礼的区别，有三十六种。唐代五礼的仪节，有一百五十二种。《唐书·志》说：“从梁朝以来，才开始将当时所行的礼仪，附会于《周官》五礼的名称，各自建立一家的学说。”
“九韶”之舞，注解说：“应当是大韶。”我认为：“九韶”这个名称由来已久，不必改字。《说苑》记载：孔子到齐国郭门之外，遇到一个婴儿，提着一个壶，一起行走。他目光精专，心地纯正，行为端正。孔子对驾车的人说：“快赶车，快赶车！韶乐正在演奏。”孔子到那里，听到韶乐，三个月不知肉味。齐景公作《徵招》、《角招》，大概是舜乐中留存下来的。刘敞说：“《九招》者，有九个名称。我知道其中三个，就是祈、徵、角。”《山海经》记载：夏后启得到《九辩》、《九歌》之后，开始在大穆之野歌唱《九招》。《帝王世纪》记载：启登上王位十年，舞蹈《九韶》。[《竹书纪年》说：“夏后启舞蹈《九招》。”]《史记》记载：禹兴起《九招》之乐，《索隐》说：“就是舜乐《箫韶》九成。”艾轩说：用《九歌》来劝勉，就是《九招》之乐。《吕氏春秋》记载：帝喾命令咸黑创作舞声，歌唱《九招》、《六列》、《六英》。帝舜命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彰显帝王的德行。那么《九招》作于帝喾之时，舜加以修治并使用。秦朝只有《韶》、《武》两种乐舞留存。
班固《律历志》叙述刘歆的话，以律为下生，吕为上生。郑康成以黄钟三律为下生，以蕤宾三律为上生。梁武帝《钟律纬》说：班固夹钟中吕，过于无调。郑康成有升阳而无降阳。陈用之《礼书》说：从子午以左都是上生，子午以右都是下生。以郑康成的说法为正确。张文饶《翼元》说：“十二个月的律用来观测月份，六十日的律用来观测日期。月律应当一下一上，依次而生。日律应当用蕤宾重复上生。司马迁、刘歆的方法，是月律。吕不韦、淮南、京房的方法，是日律。《晋书·志》取司马迁而非淮南，梁武帝是京房而非班固，都不是通论。”
大卜的三兆，其颂辞都有千二百条。夏后铸鼎的繇辞说：“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既成，迁于三国。”懿氏占卜说：“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成季占卜说：“间于两社，为公室辅。”骊姬的繇辞说：“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卫侯的繇辞说：“如鱼窥尾，衡流而方羊裔焉。”汉文帝的兆辞说：“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这些都是龟繇。
卜师的四种兆象，郑氏锷以理推之，说：方兆，是占卜四方之事的，汉武帝发《易》占卜，知道神马从西北来。功兆，是占卜立功之事的，楚司马子鱼占卜作战命令龟。义兆，是占卜行义之事的，惠伯说：“忠信之事则可。”弓兆，有射箭的意思，后世有覆射之法。
《龟人》的六龟，《易经》的十朋之龟
《列子》梦有六候，与《占梦》同。《噩》作“蘁”。东坡曰：“高宗言梦，文王、武王言梦，孔子亦言梦。其情性治，其梦不乱。”西山曰：“正梦不缘感而得，馀皆感也。”
《大祝》九祭，九曰“共祭”。注云：“共，犹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孝经说》曰：‘共绥执授。’”疏云：“《孝经说》，《孝经纬》文。共绥执授，谓将绥祭之时，共此绥祭以授尸。”愚谓：疏谓绥祭，非也。《后汉?礼仪志》注《孝经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谒者奉几，安车软轮，供绥执授。”宋均曰：“供绥，三老就车，天子亲执绥授之。”永平二年《养老诏》，亦有“安车软轮，供绥执授”之语。盖取《孝经纬》。
郑司农注“肃操”：但俯下手，今时撎是也。项氏云：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胄之士不拜，故以肃为礼，以其不可折腰也。其仪特敛手向身，微作曲势。此正今时妇人揖礼也。汉时妇人之拜，不过如此。或谓自唐武氏始尊妇人，不令拜伏，误矣。周天元令妇人拜天台，作男子拜，则虽虏俗，妇人亦不作男子拜也。《内则》尚右手者，言敛手右向，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今考太祖问赵普拜礼：何以男子跪而妇人不跪？普问王贻孙，对曰：“古诗‘长跪问故夫’，妇人亦跪也。唐武后时，妇人始拜而不跪。”普问所出，对曰：“唐张建章《渤海记》备言之。”
《眡祲》，“掌十煇之法”，占日旁之气也。二郑解，其同者六，其异者四。《大卜》“掌三梦之法，其经运十，其别九十”，谓占梦之正法有十也，一运而九变，十运而九十变。注以“经运”为“十煇”，先儒谓日之煇光。梦之变通，其占不同，不当改“运”为“煇”。
《大史》“正岁年以序事”，注：中数曰岁，朔数曰年。中数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朔数三百五十四日。《汉?历志》曰：“闰所以正中朔也。”或谓：周以建子为正，而四时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用建寅则谓之岁，用建子则谓之年。《洪范正义》从冬至及明年冬至，为一岁。
《冯相氏》“致日致月”，注：冬至日在牵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东井，景尺五寸。此长短之极。春分日在娄，秋分日在角，而月弦于牵牛、东井。《左氏传》：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过也。《正义》云：“春分朔则日在娄，望则月在角。秋分朔在角，望在娄。娄、角天之中道，故昼夜等。冬至朔则日在斗，望则月在井。夏至朔在井，望在斗。斗、井南北，故昼夜长短极。冬至古日在牵牛，今在斗。郑注与孔疏异，历法岁差也。
《保章氏》“星土”，按《乙巳占》论十二次云：“北方之宿，主吴、越；火午之辰，在周邦。天度均列，而分野殊别。一次所主，或亘万里，跨数州，或于寰内不布一郡。《国语》岁在鹑火，有周之分野。今丰鄗当秦宿，而周分隶豫州，理实难详。至如荧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实沈为祟，晋侯受其殃。事验时有相应。”贾公彦谓：吴、越在南，齐、鲁在东，今岁星或北或西，不依国地所在。此受封之日，岁星所在之辰，国属焉故也。或云：“十二次可言者一，其惟析木乎？”尾箕艮维燕，可以言东北。
“十有二岁”，注：岁星为阳，右行于天，太岁为阴，左行于地，十二岁而小周。潏水云：“岁星在天，岁阴在地。《天官书》曰：‘岁阴在摄提格，岁星在星纪。岁阴在单阏，岁星在玄枵。’自嘉祐丁酉，验之多差，近年尤甚。岁星常先月馀，近年以来，常先一百二十馀日。”愚考《大衍历议》曰：“岁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馀年而超一次。战国后，其行寖急，至汉尚微差，及哀、平间馀势乃尽，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三山陈氏谓：如《左氏》之说，则寅而在卯，午而在亥；如《史记》之说，则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不同。《汲冢?师春》谓：岁星每岁而成一分，积百四十四年而满本
译《列子》记载梦有六种征兆，与《占梦》篇相同。《噩》字写作“蘁”。苏东坡说：“高宗谈论梦，文王、武王谈论梦，孔子也谈论梦。他们的情性修养良好，所以梦境不乱。”西山先生（程颐）说：“正梦不是因外感而得，其余的梦都是因外感而得。”
《大祝》篇记载九种祭祀，第九种叫“共祭”。注解说：“共，就是授予的意思。君王祭祀食物，宰夫授予祭品。《孝经说》说：‘共绥执授。’”疏解说：“《孝经说》是《孝经纬》的文字。共绥执授，是说在进行绥祭的时候，共同拿着绥祭的器具授予尸（代表受祭者的活人）。”我认为：疏解说这是绥祭，是不对的。《后汉书·礼仪志》注释《孝经援神契》说：“尊崇三位老人，是父亲的象征。谒者捧着几案，安车配有软轮，供给绥绳并亲手授予。”宋均说：“供给绥绳，是三位老人上车时，天子亲自拿着绥绳授予他们。”永平二年的《养老诏》，也有“安车软轮，供给绥绳并亲手授予”的话。这大概是取自《孝经纬》。
郑司农（郑众）注释“肃操”：只是俯身下手，就是现在的撎礼。项氏说：古代的拜礼，就像现在的作揖，只是折腰而已。穿戴甲胄的武士不行拜礼，所以用肃礼，因为他们不能折腰。这种礼仪特别表现为收敛双手朝向身体，微微弯曲作势。这正是现在妇女作揖的礼仪。汉代妇女的拜礼，也不过如此。有人说从唐代武则天开始尊崇妇女，不让她行拜伏之礼，这是错误的。周天元（隋炀帝）命令妇女拜天台，行男子的拜礼，那么即使是胡虏的习俗，妇女也不行男子的拜礼。《内则》中崇尚右手，是说收敛双手向右，不像现在用手按膝跪拜。男子崇尚左手也是如此。现在考证太祖询问赵普关于拜礼的事：为什么男子跪拜而妇女不跪拜？赵普询问王贻孙，回答说：“古诗‘长跪问故夫’，妇女也跪拜。唐代武则天时期，妇女才开始拜而不跪。”赵普问出处，回答说：“唐代张建章的《渤海记》详细记载了。”
《眡祲》篇，“掌管十种光辉的方法”，是观测太阳旁边的云气。郑众和郑玄的解释，相同的有六种，不同的有四种。《大卜》篇“掌管三种梦的方法，其经运有十种，其别类有九十种”，是说占梦的正法有十种，一次运转有九种变化，十次运转有九十种变化。注解说“经运”就是“十煇”，先儒认为是太阳的光辉。梦的变化不同，其占卜也不同，不应当把“运”改为“煇”。
《大史》篇“校正岁和年以安排事务”，注解说：中数叫岁，朔数叫年。中数是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朔数是三百五十四日。《汉书·历志》说：“闰月是用来校正中数和朔数的。”有人说：周朝以建子之月为正月，而四时的事务，有用夏正建寅之月的。用建寅之月就称为岁，用建子之月就称为年。《洪范正义》认为从冬至到明年冬至，为一岁。
《冯相氏》篇“测定日的位置和月的位置”，注解说：冬至时太阳在牵牛星，日影长一丈三尺。夏至时太阳在东井星，日影长一尺五寸。这是日影长短的极限。春分时太阳在娄星，秋分时太阳在角星，而月亮弦望时在牵牛、东井。《左传》说：日月运行，在二分之时同道，在二至之时相过。《正义》说：“春分朔日太阳在娄星，望日月亮在角星。秋分朔日太阳在角星，望日月亮在娄星。娄、角是天中的道路，所以昼夜相等。冬至朔日太阳在斗星，望日月亮在井星。夏至朔日太阳在井星，望日月亮在斗星。斗、井在南北，所以昼夜长短达到极限。古代冬至太阳在牵牛，现在在斗星。郑玄的注释与孔颖达的疏解不同，这是历法岁差的原因。”
《保章氏》篇“星土”，按照《乙巳占》论述十二次说：“北方的星宿，主管吴、越；火午的时辰，在周邦。天度均匀排列，而分野却不同。一次所主管的地方，有的跨越万里，横跨数个州，有的在疆域内连一个郡都不分布。《国语》说岁在鹑火，是周的分野。现在丰鄗对应秦宿，而周的分野隶属豫州，道理实在难以详究。至于像荧惑守心，宋景公禳解其灾祸；实沈作祟，晋侯承受其灾殃。事情验证有时相应。”贾公彦说：吴、越在南，齐、鲁在东，现在岁星有时在北有时在西，不依照国家所在地。这是因为受封之日，岁星所在的时辰，国家就归属于那个时辰的缘故。有人说：“十二次中可以说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析木吧？”尾箕艮维燕，可以说东北。
“十二岁”，注解说：岁星属阳，在天上向右运行，太岁属阴，在地上向左运行，十二岁而小周。潏水说：“岁星在天，岁阴在地。《天官书》说：‘岁阴在摄提格，岁星在星纪。岁阴在单阏，岁星在玄枵。’自从嘉祐丁酉年，验证多有差错，近年尤其严重。岁星常常提前一个多月，近年以来，常常提前一百二十多天。”我考证《大衍历议》说：“岁星从商、周直到春秋末年，大约一百二十多年超过一次。战国以后，它的运行逐渐加快，到汉代还略有偏差，等到哀帝、平帝年间余势才尽，又八十四年超过一次。”三山陈氏说：如果按照《左传》的说法，那么寅而在卯，午而在亥；如果按照《史记》的说法，那么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依次类推，都不同。《汲冢·师春》说：岁星每年行一分，积累一百四十四年而满本
《外史》“达书名”，郑康成谓：古曰名，今曰字。字者，滋也。《聘礼》记云：“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王文公云：“文者，奇偶刚柔，杂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谓之文。字者，始于一而生于无穷，如母之字子，故谓之字。”夹漈谓：独体为文，合体为字。主类为母，从类为子。六书象形、指事，文也；会意、谐声、转注，字也；假借者，文与字也。谐声与五书同出，五书尚义，谐声尚声。《说文》形也，以母统子；《广韵》声也，以子该母。字书，眼学；韵书，耳学。《中庸或问》曰：“司徒教民，书居其一。外史达书名于四方，大行人又九岁一谕焉。其制度之详如此。秦以小篆、隶书为法，而周制始改。”
《镈师注》引《春秋传》“宾将趋”，今《左传》作“掫”。《环人注》引“御下掚马”，今作“两”。《职方氏注》引《国语》“闽芊蛮矣”，今作“蛮芊”。
《司爟》，郑司农引《鄹子》，与《论语》马融引《周书?月令》同。[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王劭曰：“《周官》四时变火以救时疾，火不数变，疾必兴。圣人作法，岂徒然也。晋时有以洛阳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续不灭，火色变青。”《东汉?礼仪志》：日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钻燧改火。改水，唯见于此。
水有疏导，火有出纳，山林金锡之地，皆为之厉禁。时而用之，先王财成辅相之妙也。《盐铁论》大夫曰：“五行，东方木而丹章有金铜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陇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积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无，通万物也。”《管子》：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唐六典》：天下水泉三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有九。
漏刻之法，昼夜百刻。易氏云：“十二时，每时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王昭禹云：“寅、申、巳、亥、子、午、卯、酉八时，各八刻。辰、戌、丑、未四时，各九刻。”愚谓：易氏之说与古法合。司寤氏掌夜时，注：谓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疏云：“甲、乙则早时，戌、亥则晚时。”愚按：卫宏《汉旧仪》中黄门持五夜，甲、乙、丙、丁、戊夜，今谓之五更。疏以“戊”为“戌”，误矣。马融以昏明为限，郑康成以日出入为限，有五刻之差。蔡邕以星见为夜，日入后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属昼。郑与蔡校一刻。王伯照云：“昼夜长短，以岳台为定。九服之地，与岳台不同，则易箭之日，亦皆少差。”
“职方氏”，《汉樊毅修西岳庙记》作“识方氏”。《史通》云：“《周书?职方》之言，与《周官》无异。”
兖州，其浸卢维。注云：“当为‘雷雍’，字误也。”颜师古曰：“卢水在济北卢县。”《说文》：潍水出琅邪箕屋山，东入海，徐州浸。《夏书》：潍、淄其道。郑读非也。
王有三朝：一曰治朝，在路门之外，宰夫、司士掌之。二曰燕朝，在路门之内，大仆掌之。三曰外朝，在皋门之内，库门之外，朝士掌之。内朝二，外朝一。《唐六典》：承天门，古之外朝。太极殿，古之中朝。两仪殿，古之内朝。
郑康成因《左氏》“三辰旂旗”之文，谓：王与公同服九章之衮。考之经，无所见。《司服》云：“公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则衮冕而上之章，日月星辰也。冕十二旒，取法天数，岂同服九章无君臣之别哉！《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注：谓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鲁礼也，岂有周服九章而鲁乃服十二章者乎？汉明帝采《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乘舆服，从欧阳氏说，备十二章，得古制矣。
五刑之法，疏谓：宫刑至隋乃赦。崔浩《汉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书正义》：隋开皇之初，始除宫刑。按《通鉴》：西魏大统十三年三月，除宫刑。非隋也。
孙君孚《谈圃》谓：《周官》赞牛耳，荆公言取其顺听，不知牛有耳而
译《外史》篇中“达书名”一句，郑康成解释说：古代称为名，现在称为字。字，就是滋生的意思。《聘礼》记载说：“名字超过百个的写在简策上，不到百个的写在方版上。”王文公说：“文，是奇偶刚柔交错排列以相互承接，如同天地的纹理，所以称为文。字，是从一个开始而衍生出无穷无尽，如同母亲生育子女，所以称为字。”夹漈先生说：单独成体的叫文，组合成体的叫字。作为类别主体的叫母，跟随类别主体的叫子。六书中的象形、指事，属于文；会意、谐声、转注，属于字；假借，则兼有文与字的性质。谐声与其余五书同时产生，其余五书崇尚意义，谐声崇尚声音。《说文解字》依据形体，以母统领子；《广韵》依据声音，以子概括母。字书，是用眼睛学习的；韵书，是用耳朵学习的。《中庸或问》说：“司徒教化百姓，书写是其中一项。外史向四方传达名字，大行人又每九年宣告一次。其制度如此详细。秦朝以小篆、隶书作为标准，周代的制度才开始改变。”
《镈师注》引用《春秋传》“宾将趋”，现在《左传》作“掫”。《环人注》引用“御下掚马”，现在作“两”。《职方氏注》引用《国语》“闽芊蛮矣”，现在作“蛮芊”。
《司爟》篇，郑司农引用《鄹子》，与《论语》中马融引用《周书·月令》相同。[春天取榆树和柳树的火，夏天取枣树和杏树的火，夏末取桑树和柘树的火，秋天取柞树和楢树的火，冬天取槐树和檀树的火。]王劭说：“《周官》规定四季变换火种以救治时行的疾病，火种不经常变换，疾病必定兴起。圣人制定法规，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晋朝时有从洛阳取火渡江的，代代相传，相续不灭，火的颜色变为青色。”《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夏至日，疏通井水更换水源。冬至日，钻木取火更换火种。更换水源，只在这里见到记载。
水有疏导，火有收纳输出，山林金锡之地，都设立严厉的禁令。适时地使用它们，这是先王裁度成就、辅助相成的妙处。《盐铁论》大夫说：“五行中，东方属木而丹阳有金铜之山，南方属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属金而蜀陇有名材之林，北方属水而幽都有积沙之地。这是天地用来均衡有无、流通万物的方法。”《管子》记载：出产铜的山四百六十七座，出产铁的山三千六百九座。《唐六典》记载：天下的水泉有三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九处。
漏刻的方法，昼夜共一百刻。易氏说：“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王昭禹说：“寅、申、巳、亥、子、午、卯、酉这八个时辰，各八刻。辰、戌、丑、未这四个时辰，各九刻。”我认为：易氏的说法与古法相合。司寤氏掌管夜间时辰，注解说：指夜晚早晚，如同现在的甲、乙到戊。疏解说：“甲、乙是早时，戌、亥是晚时。”我认为：卫宏《汉旧仪》中黄门持五夜，即甲、乙、丙、丁、戊夜，现在称为五更。疏解说把“戊”当作“戌”，是错误的。马融以黄昏和天明为界限，郑康成以日出日落为界限，相差五刻。蔡邕以星星出现为夜晚，日落后三刻，日出前三刻，都属于白天。郑康成与蔡邕相差一刻。王伯照说：“昼夜长短，以岳台为标准。九服之地，与岳台不同，那么更换箭矢的日子，也都稍有差异。”
“职方氏”，《汉樊毅修西岳庙记》写作“识方氏”。《史通》说：“《周书·职方》的言论，与《周官》没有不同。”
兖州，其浸水为卢维。注解说：“应当是‘雷雍’，字写错了。”颜师古说：“卢水在济北卢县。”《说文解字》：潍水发源于琅邪箕屋山，向东流入海，是徐州的浸水。《夏书》：潍水、淄水疏通其道。郑康成的读音是错误的。
君王有三朝：一是治朝，在路门之外，由宰夫、司士掌管。二是燕朝，在路门之内，由大仆掌管。三是外朝，在皋门之内，库门之外，由朝士掌管。内朝有两个，外朝有一个。《唐六典》：承天门，是古代的外朝。太极殿，是古代的中朝。两仪殿，是古代的内朝。
郑康成根据《左氏传》“三辰旂旗”的文字，认为：君王与公都穿着绣有九种纹章的衮服。考察经典，没有见到这样的记载。《司服》篇说：“公从衮冕以下的服饰如同君王的服饰。”那么衮冕以上的纹章，就是日月星辰了。冕饰十二旒，取法天数，难道穿着九章纹服就没有君臣的区别了吗！《郊特牲》篇说君王披戴衮服以象征天，注解说：指有日月星辰的纹章。这是鲁国的礼制，难道有周朝穿着九章纹服而鲁国却穿着十二章纹服的吗？汉明帝采纳《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中关于乘舆服饰的说法，遵循欧阳氏的学说，完备了十二章纹，符合古制了。
五刑的方法，疏解说：宫刑到隋朝才被赦免。崔浩《汉律序》说：文帝废除肉刑而宫刑没有改变。《尚书正义》说：隋朝开皇初年，才开始废除宫刑。查考《资治通鉴》：西魏大统十三年三月，废除宫刑。不是隋朝。
孙君孚《谈圃》说：《周官》中赞牛耳，荆公说取其顺从听话，不知道牛有耳朵而
无窍，本以鼻听。有人引一牛与荆公辩。今按《周礼义》云：“牛耳，尸盟者所执。”无顺听之说，盖荆公闻而改之。
译无窍，原本是用鼻子听。有人牵着一头牛来和王安石辩论。现在查考《周礼义》说：“牛耳，是主持盟誓的人所执持的。”并没有牛顺耳听的说法，大概是王安石听说了才改口的。
《萍氏》几酒，犹妹土之诰也。禹恶旨酒，《易?未济》之终，以濡首为戒，曷尝导民以饮，而罔其利哉！初榷酒酤，书于《汉武纪》，其流害万世，甚于鲁之初税亩。
《大戴记?朝事篇》取《周官?典命、大行人》、《朱子仪礼经传》，以为朝事义。
《考工记》貉逾汶则死，先儒以汶为鲁之汶水。《列子释文》云：“案《史记》‘汶’与‘岷’同，谓汶江也。今江边人云：‘狐不渡江。’《说文》貉，狐类也。逾越大水，则伤本性。”
有虞氏上陶。舜陶河滨，器不苦窳。周陶正犹以虞阏父为之。
周人上舆。《中庸或问》：轨者，车之辙迹，舆之广六尺六寸。其辙迹在地者，相距之间，广狭如一，无有远迩，莫不齐同。至秦然后车以六尺为度。
《轮人注》：揱，读为“纷容揱参”之“揱”。疏云：“今检未得。”愚谓：即《上林赋》纷溶萷蔘。
《冶氏注》：铤，读如“麦秀铤”之“铤”。《表记注》：移，读如“禾汜移”之“移”。六字未知出何书，疏不释其义。或者农书所载欤？移，昌氏反。
潏水云：“樐氏为量。郑玄以方尺积千寸，此乃九章米粟法。某家旧有一古铜敦，乃周成王时物。甘人侵扈，命正人出师复扈邦，赐有功师氏，而数亦皆备。
《嘉量》之铭，《祭侯》之辞，皆极文章之妙。而梓人筍虡之制，文法奇古，有飞动之状。盖精于道者，兼物物而后能制器。《庄子》谓：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以天合天，道与艺俱化，岂物物刻雕之哉！
《大戴记?投壶篇》云：“嗟尔不宁侯，为尔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强食。食尔曾孙侯氏百福。”此《祭侯》之辞也，与《梓人》同而略异。苌弘设射不来，不来者诸侯之不来朝者也。侯者，射垛也，因祭寓意，以为诸侯之戒。
《司仪》问君，君问大夫，君劳客。注云：“问君曰：‘君不恙乎？’对曰：‘使臣之来，寡君命臣于庭。’问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对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劳客曰：‘道路悠远，客甚劳。’劳介则曰：‘二三子甚劳。’”疏云：“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问之辞，亦未得其实。”愚按：《说苑》魏太子击封中山，遣仓唐使于文侯。文侯召仓唐见之，曰：“击无恙乎？”仓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国，君名之，非礼也。”文侯怵然变容，问曰：“子之君无恙乎？”仓唐曰：“臣来时拜送书于庭。”郑氏所述，盖古礼也。《太行人注》亦云：“问不恙。”
《周礼》，刘向未校之前，有古文，校后为今文。古今不同。郑据今文注，故云“故书”。朱子曰：“八法、八则、三易、三兆之类，各有书。属民读法，其法不可知，如战之阵，其阵法不可见矣。”
《冥氏注》郑司农云：“读为‘冥氏《春秋》’之‘冥’。”按《儒林传》：冥都传颜氏《春秋》之学。疏谓：若《晏子》、《吕氏》之类，非也。
王肃《圣证论》讥短郑康成，谓：天体无二，郊、丘为一，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祖功宗德，是不毁之名，非配食明堂。皆有功于礼学，先儒韪之。《圣证论》今不传，《正义》仅见一、二。《唐?礼志》曰：“谶纬乱经，郑玄主其说。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玄以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宝也。兆五帝于四郊，此五行精气之神也。玄以为灵威仰、赤熛怒、含枢纽、白招拒、汁光纪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说。显庆二年，礼官议六天出纬书，南郊、圆丘一也，玄以为二。郊及明堂祭天，而玄以为祭太微五帝。启蛰而郊，郊而后耕，而玄谓周祭感帝灵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谷。皆缪论也。
古未有笔，以书刀刻字于方策，谓之削。鲁为《诗》、《书》之国，故《考工记》以鲁之削为良。
沙随程氏曰：“《禹贡》冀州之北，不可画五服之地。《周官》雍州之西
译《萍氏》禁止酒类，如同妹土之诰一样。禹厌恶美酒，《易经·未济》卦的终结，以酒浸湿头部作为警戒，何曾引导百姓饮酒，而贪图其利呢！最初对酒进行专卖，记载于《汉书·武帝纪》，其流毒祸害万世，比鲁国初行税亩制度更为严重。
《大戴礼记·朝事篇》选取《周官·典命、大行人》以及《朱子仪礼经传》，作为朝事之义的依据。
《考工记》说貉越过汶水就会死，先代儒者认为汶水是指鲁国的汶水。《列子释文》说：“查考《史记》，‘汶’与‘岷’相同，指的是汶江。现在江边的人说：‘狐狸不渡江。’《说文解字》说貉是狐狸一类。跨越大水，就会伤害本性。”
有虞氏崇尚陶器。舜在河滨制作陶器，器物不粗劣。周朝的陶正官职，仍然由虞阏父担任。
周人崇尚车舆。《中庸或问》说：轨，是车轮的辙迹，车舆的宽度为六尺六寸。其辙迹在地上的部分，相距之间的宽窄完全一致，无论远近，没有不齐同的。到了秦朝，才以六尺作为车轨的标准。
《轮人注》说：揱，读作“纷容揱参”中的“揱”。疏解释说：“现在查检未得。”我认为：就是《上林赋》中的“纷溶萷蔘”。
《冶氏注》说：铤，读如“麦秀铤”中的“铤”。《表记注》说：移，读如“禾汜移”中的“移”。这六个字不知出自哪本书，疏没有解释其义。或许是农书所载吧？移，音昌氏反。
潏水说：“樐氏制作量器。郑玄认为方尺积千寸，这是九章算术中的米粟算法。我家旧有一件古铜敦，是周成王时的器物。甘人侵犯扈国，命令正人出兵收复扈邦，赐给有功的师氏，而数目也都具备。
《嘉量》的铭文，《祭侯》的祝辞，都极尽文章的妙处。而梓人制作筍虡的规制，文法奇古，有飞动之状。大概精通道的人，先穷尽万物之理，然后才能制作器物。《庄子》说：梓庆削木制作鐻，鐻制成后，看见的人惊讶得如同见到鬼神。以自然契合自然，道与技艺一同化育，难道是刻意雕琢万物所能做到的吗！
《大戴礼记·投壶篇》说：“嗟叹你不安宁的侯，因为你不到王所朝见。所以高张弓而射，你勉强进食。赐给你曾孙侯氏百福。”这是《祭侯》的祝辞，与《梓人》相同而略有差异。苌弘设立射不来，不来指的是诸侯不来朝见。侯，是射靶，借祭祀寓意，作为诸侯的警戒。
《司仪》中问安于君，君问安于大夫，君慰劳宾客。注说：“问安于君说：‘君没有病吧？’回答说：‘使臣前来，寡君在庭院命令臣。’问安于大夫说：‘二三子没有病吧？’回答说：‘寡君在庭院命令使臣，二三子都在。’慰劳宾客说：‘道路遥远，宾客很劳累。’慰劳副使则说：‘二三子很劳累。’”疏说：“不知出自什么文献，有人说这是孔子聘问的言辞，也未得其真实。”我认为：《说苑》记载魏太子击被封为中山君，派遣仓唐出使文侯。文侯召见仓唐，说：“击没有病吧？”仓唐说：“是的。”像这样问了三次，才说：“君将太子放出而封以国家，君给他命名，不合礼制。”文侯惊惧地改变神色，问说：“你的君主没有病吧？”仓唐说：“臣来时拜送书信于庭院。”郑氏所叙述的，大概是古礼。《太行人注》也说：“问安无恙。”
《周礼》，刘向校订之前，有古文，校订后为今文。古今不同。郑玄依据今文作注，所以说“故书”。朱子说：“八法、八则、三易、三兆之类，各有专书。让百姓诵读法令，那法令不可知，如同战阵，那阵法不可见一样。”
《冥氏注》郑司农说：“读作‘冥氏《春秋》’中的‘冥’。”查考《儒林传》：冥都传授颜氏《春秋》之学。疏说：像《晏子》、《吕氏》之类，是不对的。
王肃《圣证论》讥讽贬低郑康成，说：天体没有两个，郊祭、圜丘祭是一回事，禘是五年一次大祭先祖，不是圜丘及郊祭。祖功宗德，是不毁庙的名号，不是配享明堂。都对礼学有功，先代儒者赞同。《圣证论》现在不传，《正义》仅见一、二条。《唐·礼志》说：“谶纬扰乱经义，郑玄主张其说。以禋祀祭祀昊天上帝，这是天。郑玄认为天皇大帝是北辰耀魄宝。在四郊立坛祭祀五帝，这是五行精气之神。郑玄认为灵威仰、赤熛怒、含枢纽、白招拒、汁光纪是五天。因此有六天的说法。显庆二年，礼官议论六天说出自纬书，南郊、圆丘是一回事，郑玄认为分为二。郊祭及明堂祭天，而郑玄认为祭太微五帝。启蛰而郊祭，郊祭而后耕种，而郑玄说周祭感帝灵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谷。都是谬论。
古代没有笔，用书刀在方策上刻字，称为削。鲁国是《诗》、《书》之国，所以《考工记》认为鲁国的削刀优良。
沙随程氏说：“《禹贡》冀州之北，不能划定五服之地。《周官》雍州之西
，不可画九畿之地。”
《师氏》：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司隶帅四翟之隶，使皆服其邦服，执其邦兵，守王宫。唐太宗擒颉利，其酋长带刀宿卫，亦古制也。然结社率之变，几至危殆。盖先王德化之盛，非太宗所能及。慕冠带百蛮之名，而不虞后患。《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译（这）不能划定九畿的土地。”
《师氏》篇说：让他的下属率领四方夷人的奴隶，各自穿着他们本族的服饰、拿着他们本族的兵器，守卫在国王的门外。司隶率领四方狄人的奴隶，让他们都穿着自己邦国的服饰，拿着自己邦国的兵器，守卫国王的宫殿。唐太宗擒获颉利可汗后，让他的酋长佩刀在宫中值宿警卫，这也是沿袭古代的制度。然而结社率发动的叛乱，几乎使国家陷入危殆境地。这是因为先王道德教化的兴盛，不是唐太宗所能比及的。（唐太宗）只羡慕“百蛮慕义戴冠带”的名声，却没有预料到后来的祸患。《孟子》说：“凭借武力使人服从的，并不是真心服从。”
《遂师》“抱磨”，音“历”。《史记?乐毅书》“故鼎反乎磨室”，徐广注：磨，历也。《战国策》、《新序》作“历室”。盖古字通用。
《大史》大师抱天时，注云：“大出师，则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时。”《史记?日者传》：旋式正棋。《唐六典》太卜令三式曰：“雷公太一。六壬其局以枫木为天，枣心为地。”六壬之说，许叔重曰：“水者，准也。”生数一，成数五，以水数配之为六壬也。遁甲者，推六甲之阴而隐遁也。本黄帝、风后之术。孤虚者，一画为孤，无画为虚，二画为实。以六十甲子定四方，占其孤虚实而向背之。《吴越春秋》计石兒曰：“孤虚，谓天门地户也。”
郑刚忠《解义》，如“冕服九章”、“授田三等”、“治兵大阅，旗物之互建”、“六乡六遂，师都之异名”、“阴阳之祀，有用牲之疑”、“九畿之国，有朝贡之惑”、“豆区钟釜，有多少之差”、“世室重屋，非明堂之制”，皆辩明使有条理。
古者，国有闲田，田有馀夫，夫有闲民，民有羡卒，不尽其财力也。至秦而自实田，至汉而核垦田，至隋而阅丁口，至唐而括逃户隐田，于是财殚力尽，民无乐生之心矣。
取士之制，其涂有三：诸侯三年一贡士，侯国之士也；乡大夫兴贤能，王畿之士也；大司乐教国子，国之贵游子弟也。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以饰器用而已。舜造漆器，群臣咸谏，防奢靡之原也。种漆成林，重其征，所以抑末而返朴也。
卷五 仪礼
《三礼义宗》云：“《仪礼》十七篇，吉礼三，凶礼四，宾礼三，嘉礼七，军礼皆亡。”《礼器注》：《曲礼》谓今《礼》也。即指《仪礼》。而《仪礼疏》云：“亦名《曲礼》。”晋荀崧亦云。朱文公从《汉书》臣瓒注，谓《仪礼》乃《经礼》也。《曲礼》皆微文小节，如今《曲礼》、《少仪》、《内则》、《玉藻》、《弟子职》，所谓“威仪三千”也。《逸礼?中霤》在《月令注疏》。《奔丧》、《投壶》，《释文》引郑氏云：“实《曲礼》之正篇。”又《迁庙》、《衅庙》，见《大戴记》，可补《经礼》之阙。
韩文公读《仪礼》，谓：考于今无所用。愚谓：天秩有礼，小大由之。冠昏丧祭，必于是稽焉。文公大儒，犹以为无所用，毋怪乎冠礼之行，不非郑尹而快孙子也。
《艺文志》谓之《礼》，古经未有《仪礼》之名。张淳云：“疑后汉学者见十七篇中有‘仪’有‘礼’，遂合而名之。”孔壁古文多三十九篇，康成不注，遂无传焉。注谓：古文作某者，即十七篇古文也。《论衡》以为宣帝时，河内女子坏老屋，得佚《礼》，恐非。天子巡狩礼、朝贡礼、王居明堂礼、烝尝礼、朝事仪，见于三《礼》注。学礼，见于《贾谊书》。古大明堂之礼，见于蔡邕《论》。虽寂寥片言，如断圭碎璧，犹可宝也。
《六艺论》五传弟子，谓高堂生之学，萧奋、孟卿、后苍、戴德、戴圣也。
《士冠礼注》：今之未冠笄者，著卷帻頍，象之所生。滕薛名“簂”为“頍”。簂，古内反。《续汉?舆服志》：簂簪珥。《集韵》有“蔮”、“幗”，无“簂”字。疏云：“卷帻之类。”《隶释?武荣碑》云：“阙帻。”
兄弟毕袗玄，注：袗，同也。古文“袗”为“均”，疏云：“当读如《左传》‘均服振振’。”按《后汉?舆服志》：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盖“袀”字误为“袗”。《释文》之忍反，亦误。
《士冠礼》有醮用酒，注：以为用旧俗。《士丧礼》云“商祝、夏祝”，则礼之兼夏、殷者。
二十为字，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此《仪礼》贾疏也。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虽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至五十直呼伯仲。此《礼记》孔疏也。朱文公曰：“疑孔疏是。石林谓：五十为大夫，去某甫，言伯仲而冠以氏，如南仲、荣叔、南季之类。然仲山甫、尹吉甫皆卿士，亦以字为重。”
译《遂师》篇中的“抱磨”，读音为“历”。《史记·乐毅列传》中“故鼎反乎磨室”一句，徐广注解说：“磨，就是历。”《战国策》和《新序》中写作“历室”。这大概是古代文字通用的缘故。
《大史》篇中“大师抱天时”，注解说：“大规模出兵时，大史主管怀抱式盘，以推知天时。”《史记·日者列传》中有“旋式正棋”的说法。《唐六典》记载太卜令掌管三种式盘，其中提到：“雷公太一式。六壬式的局盘以枫木代表天，以枣木心代表地。”关于六壬的说法，许慎（许叔重）说：“水，就是准。”生成数是1，成就数是5，用水数配合起来就是六壬。遁甲，是推算六甲的阴气而隐藏遁去的意思。它本源于黄帝和风后的术数。孤虚，一画称为孤，无画称为虚，两画称为实。用六十甲子来判定四方，占卜其孤、虚、实的情况，从而决定朝向与背向。《吴越春秋》中计石儿说：“孤虚，指的是天门和地户。”
郑刚忠的《解义》，对于“冕服九章”、“授田三等”、“治兵大阅时旗帜的交互建立”、“六乡六遂中师都的不同名称”、“阴阳祭祀中是否用牲的疑问”、“九畿各国朝贡的困惑”、“豆、区、钟、釜等量器的多少差异”、“世室重屋并非明堂的规制”等问题，都辨析明白，使其条理清晰。
古时候，国家有闲置的田地，田地有多余的劳动力，劳动力有多余的民众，民众有多余的兵卒，这是为了不尽用他们的财力物力。到了秦朝实行自报田亩，到了汉朝核查垦田，到了隋朝清查丁口，到了唐朝搜括逃户和隐田，于是财力耗尽，民力枯竭，百姓没有乐于生存的心情了。
选拔人才的制度，途径有三：诸侯每三年贡举一次士人，这是侯国的人才；乡大夫举荐贤能之人，这是王畿地区的人才；大司乐教育国子，这是国家贵族子弟。
对漆林征收的赋税是二十取五。漆只是用来装饰器物罢了。舜制作漆器，群臣都劝谏，是为了防止奢侈靡费的源头。种植漆树成林，加重其赋税，是为了抑制末业而回归质朴。
卷五 仪礼
《三礼义宗》说：“《仪礼》十七篇，吉礼三篇，凶礼四篇，宾礼三篇，嘉礼七篇，军礼都已失传。”《礼器》注解说：“《曲礼》指的是现在的《礼》。”即指《仪礼》。而《仪礼》疏中说：“也称为《曲礼》。”晋代荀崧也这样说。朱熹（朱文公）依据《汉书》臣瓒的注，认为《仪礼》就是《经礼》。《曲礼》都是细微的条文和小节，如现在的《曲礼》、《少仪》、《内则》、《玉藻》、《弟子职》，所谓“威仪三千”就是指的这些。《逸礼·中霤》见于《月令》注疏。《奔丧》、《投壶》，《释文》引用郑玄的话说：“实际上是《曲礼》的正篇。”另外《迁庙》、《衅庙》，见于《大戴礼记》，可以补《经礼》的缺漏。
韩愈读《仪礼》，说：考察当今没有什么用处。我认为：上天赋予的秩序有礼，无论大小都遵循它。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必定要在这里查考。朱熹是大儒，尚且认为没有用处，难怪实行冠礼时，不非议郑玄、尹氏而赞赏孙子（韩愈字退之，此处指韩愈观点）了。
《汉书·艺文志》称之为《礼》，古经中没有《仪礼》这个名称。张淳说：“怀疑后汉学者看到十七篇中有‘仪’字有‘礼’字，于是合并命名为《仪礼》。”孔子壁中古文多出三十九篇，郑玄（康成）没有作注，于是没有流传下来。注解说：古文写作某字的，就是十七篇的古文。《论衡》认为汉宣帝时，河内女子拆毁老屋，得到了佚失的《礼》，恐怕不对。天子巡狩礼、朝贡礼、王居明堂礼、烝尝礼、朝事仪，见于三《礼》的注中。学礼，见于《贾谊书》。古代大明堂的礼，见于蔡邕的《论》。虽然只是寂寥的片言只语，如同断裂的玉圭和破碎的玉璧，仍然可以珍视。
《六艺论》中的五传弟子，指的是高堂生的学问，传给了萧奋、孟卿、后苍、戴德、戴圣。
《士冠礼》注解说：现在没有行冠笄礼的人，戴着卷帻頍，这是模仿其起源。滕、薛两地称“簂”为“頍”。簂，音古内反。《续汉书·舆服志》：簂、簪、珥。《集韵》中有“蔮”、“幗”，没有“簂”字。疏解说：“是卷帻一类的。”《隶释·武荣碑》说：“阙帻。”
兄弟都穿着纯黑色的衣服，注解说：袗，意思是同。古文“袗”写作“均”，疏解说：“应当读如《左传》中的‘均服振振’。”按《后汉书·舆服志》：秦代郊祀的衣服，都用袀玄。大概“袀”字误写成了“袗”。《释文》注音为忍反，也是错误的。
《士冠礼》中有醮礼用酒，注解说：认为是沿用旧俗。《士丧礼》中说“商祝、夏祝”，则是礼仪兼有夏、殷两代的情况。
二十岁取字，不称呼伯仲，到了五十岁才加上伯仲来称呼。这是《仪礼》贾公彦的疏。二十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虽然说是伯仲，都是配合某甫来说的，到了五十岁直接称呼伯仲。这是《礼记》孔颖达的疏。朱熹说：“怀疑孔疏是对的。石林（叶梦得）说：五十岁为大夫，去掉某甫，说伯仲而冠以氏，如南仲、荣叔、南季之类。然而仲山甫、尹吉甫都是卿士，也以字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