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仪礼
冠辞“令月吉日”、“吉月令辰”，互见其言。《论语》“迅雷风烈”、《九歌》“吉日兮辰良”，相错成文。
译《仪礼·士冠礼》中辞别时所说的“令月吉日”与“吉月令辰”，是互相参看其用词。《论语》中的“迅雷风烈”与《九歌》中的“吉日兮辰良”，也是通过词语交错来构成文辞。
《士昏礼目录》日入三商为昏，疏云：“商，谓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灵曜》亦日入三刻为昏，不尽为明。案马氏云：‘日未出，日没后，皆二刻半。前后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据整数而言，其实二刻半也。”《诗正义》云：“《尚书纬》谓刻为商。”夏文庄《莲华漏铭》“五夜持宵，三商定夕”，盖取此。[苏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高舂而起。”]
《乡饮酒疏》曰：“乡大夫饮酒，尚德也；党正饮酒，尚齿也。”公是刘氏曰：“谋宾介于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齿，老者异秩，尚年也；大夫为僎，坐于宾东，尚爵也。”
《乡射礼》“设丰”，《燕礼》“有丰”，注：丰形似豆而卑。《三礼图》云：“罚爵，作人形。丰，国名也。坐酒亡国，戴盂戒酒。”崔骃《酒箴》：丰侯沉酒，荷罂负缶，自戮于世。图形戒后。李尤《丰侯铭》：丰侯醉乱，乃象其形。
《燕礼疏》：四向流水曰东霤，《考工记》之四阿，《上林赋》之四注也。两下屋曰东荣，《檀弓》之夏屋也。《士冠礼注》：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为夏屋。
夏侯胜善说礼服，谓《礼》之丧服也。萧望之以礼服授皇太子，则汉世不以丧服为讳也。唐之奸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国恤》一篇，而凶礼居五礼之末。五服如父在为母，叔嫂之类，率意轻改，皆不达《礼》意者。五服制度附于令，自后唐始。见《五代史?马缟传》。
《宋?何承天传》云：“先是《礼论》有八百卷，承天删减并合为三百卷。”又王俭别钞《条目》为十三卷，梁孔子祛续一百五十卷，隋《江都集礼》，亦撮《礼论》为之。朱文公谓：六朝人多精于《礼》，当时专门名家有此学。朝廷有礼事，用此等人议之。唐时犹有此意。潘徽《江都集礼序》曰：“《明堂》、《曲台》之记，南宫、东观之说，郑、王、徐、贺之答，崔、谯、何、庾之论，简牒虽盈，菁华盖鲜。”杜之松借王无功《家礼问》、《丧礼新义》，无功条答之。又借王俭《礼论》，则谓往于处士程融处，曾见此本。观其制作，动多自我周、孔规模，十不存一。今诸儒所著，皆不传，盖礼学之废久矣。
《礼》特牲，不言牢。《楚语》天子举以大牢，注：牛、羊、豕也。卿举以少牢，注：羊、豕。《汉昭纪》祠以中牢，注：中牢即少牢，谓羊、豕也。[唐《牛羊日历》：牛僧孺、杨虞卿有“太牢笔，少牢口”之语，然太牢非止于牛，少牢非止于羊也。]
欧阳公自云：“平生何尝读仪礼？”而《濮议》为言者所诋。高抑崇于“乡饮”，考，《仪礼》不详，而朱文公讥之。礼学不可不讲也。
布八十缕为一升，郑谓：“升”当作“登”，登，成也。吴仁杰曰：“今织具曰鴚，以成之多少，为布之精粗。大率四十齿为一成，而两缕共一齿。”正合康成之说。[衰三升，其粗者。缁布冠三十升，其细者。]
《聘礼注》：君行一，臣行二。疏谓：出《齐语》。今按此晏子之言，见《韩诗外传》：卫孙文子聘鲁，公登亦登。叔孙穆子曰：“子不后寡君一等。”
皮树，注云：“兽名。”张镒《三礼图》云：“皮树，人面兽形。”它书未见。
《诗》、《礼》相为表里。《宾之初筵》、《行苇》可以见大射仪；《楚茨》可以见少牢馈食礼。
《燕礼》公与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请吾子之与寡君须臾焉。使某也以请。”对曰：“寡君，君之私也。君无所辱赐于使臣，臣敢辞？”《春秋》辞命之美，有自来矣。
《觐礼》：诸侯觐于天子，为宫方三百步，四门，坛十二寻，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陈宣帝大建十年，立方明坛于娄湖，以始兴王叔陵为王官伯，临盟百官。此与苏绰之“六官”、苏威之“五教”何以异？《传》曰：“不协而盟，无故而盟百官，不几于戏乎！”
《士相见义》曰：“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师不学，非其人不友，非其
译《士昏礼目录》说，太阳落下三商时称为黄昏，疏文解释说：“商，意为商量，是漏刻的名称。所以《三光灵曜》也说太阳落下三刻称为黄昏，不到尽头称为天明。查考马氏说：‘太阳未出时，太阳落下后，都是二刻半。前后共计五刻。’现在说三商，是依据整数而言，其实是指二刻半。”《诗经正义》说：“《尚书纬》把刻称为商。”夏文庄《莲华漏铭》中“五夜持宵，三商定夕”一句，大概取义于此。[苏子美也说：“三商时入睡，高舂时起床。”]
《乡饮酒疏》说：“乡大夫饮酒，崇尚德行；党正饮酒，崇尚年长。”公是刘氏说：“向先生请教宾客和介者的人选，是崇尚德行；旅酬时按年龄次序，老者享有特殊待遇，是崇尚年长；大夫担任僎，坐在宾客的东侧，是崇尚爵位。”
《乡射礼》中“设置丰”，《燕礼》中“有丰”，注解说：丰的形状像豆但较矮。《三礼图》说：“罚爵，做成人的形状。丰，是国名。因为沉溺酒色而亡国，头顶着盂来警戒饮酒。”崔骃《酒箴》说：丰侯沉迷酒色，背着罂和缶，在世上自取灭亡。画出图形来警戒后人。李尤《丰侯铭》说：丰侯醉酒昏乱，于是画出他的形象。
《燕礼疏》说：四面流水的屋檐叫东霤，即《考工记》中的四阿，《上林赋》中的四注。两坡屋顶叫东荣，即《檀弓》中的夏屋。《士冠礼注》说：周代的制度，从卿大夫以下，他们的房屋都是夏屋。
夏侯胜擅长解说礼服，指的是《礼》中的丧服。萧望之用礼服教导皇太子，那么汉代不把丧服当作忌讳。唐代的奸臣认为凶事不是臣子应当谈论的，删去了《国恤》一篇，从而使凶礼位列五礼之末。五服制度如父在为母服丧、叔嫂之间等，随意轻率地更改，都是不理解《礼》的真意的人。五服制度附在法令中，是从后唐开始的。见《五代史·马缟传》。
《宋书·何承天传》说：“此前《礼论》有八百卷，何承天删减合并为三百卷。”又王俭另外抄录《条目》为十三卷，梁代孔子祛续写了一百五十卷，隋代《江都集礼》，也是摘取《礼论》编成的。朱文公说：六朝人多精通《礼》，当时专门名家有这门学问。朝廷有礼仪事务，就用这类人商议。唐代还有这种风气。潘徽《江都集礼序》说：“《明堂》、《曲台》的记载，南宫、东观的学说，郑玄、王肃、徐邈、贺玚的回答，崔灵恩、谯周、何承天、庾蔚之的论述，简牍虽然盈满，精华却很少。”杜之松借王无功的《家礼问》、《丧礼新义》，王无功逐条回答。又借王俭的《礼论》，则说曾在处士程融那里见过这个本子。看它们的著作，大多背离周公、孔子的规范，十成中存留不到一成。现在诸儒所著的，都不传于世，大概是礼学荒废很久了。
《礼》中特牲，不称牢。《楚语》说天子祭祀用大牢，注解说：牛、羊、猪。卿祭祀用少牢，注解说：羊、猪。《汉昭帝纪》说祭祀用中牢，注解说：中牢就是少牢，指羊、猪。[唐代《牛羊日历》：牛僧孺、杨虞卿有“太牢笔，少牢口”的话，然而太牢不仅仅指牛，少牢不仅仅指羊。]
欧阳公自己说：“平生何曾读过《仪礼》？”而《濮议》被言官诋毁。高抑崇在“乡饮”的考订上，《仪礼》不详，而朱文公讥讽他。礼学不可不研究啊。
布八十缕为一升，郑玄说：“升”应当作“登”，登，是成的意思。吴仁杰说：“现在的织具叫鴚，以成的多少，决定布的精细粗糙。大抵四十齿为一成，而两缕共用一齿。”正符合康成（郑玄）的说法。[衰三升，是粗的。缁布冠三十升，是细的。]
《聘礼注》说：君主出行一行，臣子出行二行。疏文说：出自《齐语》。现在查考此话是晏子的言论，见于《韩诗外传》：卫国孙文子出使鲁国，鲁君登车他也登车。叔孙穆子说：“你不比我们的国君低一等。”
皮树，注解说：“兽名。”张镒《三礼图》说：“皮树，人面兽形。”其他书未见记载。
《诗》、《礼》互为表里。《宾之初筵》、《行苇》可以见到《大射仪》；《楚茨》可以见到《少牢馈食礼》。
《燕礼》中君主与客人宴饮说：“寡君有不丰盛的酒，来请先生与寡君稍作停留。派某人前来请求。”客人回答说：“寡君，是君主的私谊。君主不必屈尊赐给使臣，臣子敢辞谢？”《春秋》中辞令的美好，由来已久。
《觐礼》说：诸侯朝见天子，建造方形三百步的宫室，四面开门，坛高十二寻，深四尺，在上面放置方明。陈宣帝大建十年，在娄湖建立方明坛，以始兴王叔陵为王官伯，临盟百官。这与苏绰的“六官”、苏威的“五教”有什么不同？《传》说：“不和谐而盟誓，无故而盟誓百官，不近乎儿戏吗！”
《士相见义》说：“古代，不是自己的君主不任职，不是自己的老师不学习，不是自己的人不交友，不是自己的人
大夫不见。”
乡先生，谓父师、少师，教于闾塾也。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书大传》谓之父师、少师，《白虎通》谓之右师、左师。
译大夫不见。”
乡先生，指的是父师和少师，他们在乡间的塾馆中从事教育。古代那些曾在朝廷任职而后退休的人，回到家乡在乡里进行教化，《书大传》称他们为父师、少师，《白虎通》称他们为右师、左师。
庠为乡学，有堂有室。序为州学，有堂无室。有室则四分其堂，去一以为室，故浅。无室则全得其四分以为堂，故深。
礼记
《魏征传》曰：“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数年而成。太宗美其书，录寘内府。”《艺文志》云：“《次礼记》二十卷。”《旧史》谓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谏录》载诏曰：“以类相从，别为篇第。并更注解，文义粲然。”《会要》云：“为五十篇，合二十卷。”《传》以卷为篇。《元行冲传》开元中，魏光乘《集贤注记》：魏哲。请用《类礼》列于经，命行冲与诸儒集义作疏，将立之学。乃采获刊缀为五十篇。张说言：戴圣所录，向已千载，与经并立，不可罢。魏孙炎始因旧书，擿类相比，有如钞掇，诸儒共非之。至征更加整次，乃为训注，恐不可用。帝然之，书留中不出。行冲著《释疑》曰：“郑学有孙炎，虽扶郑义，乃易前编。条例支分，箴石间起。马伷增革，向逾百篇；叶遵删修，仅全十二。”魏氏采众说之精简，刊正芟砻。《集贤注记》张说曰：“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征因炎旧书，整比为注。”朱文公惜征书之不复见。此张说文人不通经之过也。行冲谓章句之士，疑于知新，果于仍故。比及百年，当有明哲君子，恨不与吾同世者。观文公之书，则行冲之论信矣。《隋志》：《礼记》三十卷，魏孙炎注。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至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见贾谊《新书?礼篇》。刘原父谓：“若夫坐如尸，立如齐”，乃《大戴记?曾子事父母》篇之辞，“若夫”二字，失于删去。然则《曲礼》之所采摭，非一书也。
恒言不称老。汉胡广年已八十，继母在堂，言不称老。
赐果于君前。《说苑》晏子曰：“赐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汉桓荣诏赐奇果，举手捧之以拜。
拟人必于其伦。《说苑》魏文侯封子击中山，仓唐奉使。文侯顾指左右曰：“子之君长，孰与是？”仓唐曰：“拟人必于其伦。诸侯无偶，无所拟之。”曰：“长大，孰与寡人？”仓唐曰：“君赐之外府之裘，则能胜之；赐之斥带，则不更其造。”
《列女传》孟母曰：“《礼》，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今《曲礼》阙二句。《孟子》曰：“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亦本于《曲礼》。
在丑夷不争。唐沈季诠事母孝，未尝与人争，皆以为怯。季诠曰：“吾怯乎？为人子者，可遗忧于亲乎哉？”
古者，王司敬民，岂有献民虏？田以井授，岂有献田宅？无总于货宝，岂有受珠玉？记《礼》者，周之末造也。
张拱，出《曲礼注》。室中不翔，注：行而张拱，曰翔。叶拱，出《书大传》。子夏叶拱而进。又《家语》：师襄子避席叶拱而对。注：两手薄其心。
君子欠伸一章，余在经筵进讲，谓：君以自强不息为刚，臣以陈善闭邪为敬。讲经理，讨古今，有夜分日昃而不倦者。上无厌斁之心，下无顾望之意。是故学以聚之而德益进；问以辩之而理益明。盖因以规讽云。
古以车战。春秋时，郑、晋有徒兵，而骑兵盖始于战国之初。《曲礼》“前有车骑”，《六韬》言“骑战”，其书当出于周末。然《左氏传》“左师展将以昭公乘马而归”，《公羊传》“齐、鲁相遇，以鞍为几”，已有骑之渐。
《曲礼》、《礼器》、《内则》疏引《隐义》云：“按《隋志》：《礼记音义隐》一卷，射氏撰。”又《音义隐》七卷。
《檀弓》载申生辞于狐突曰：“伯氏不出而图吾君。”澹庵胡氏谓：狐突事晋未尝去，此云不出，记《礼》者误。愚考《晋语》，申生败翟于稷桑而反，谗言益起。狐突杜门不出，申生使猛足言于狐突曰：“伯氏不出，奈吾君何？”胡氏盖未考此，非记之误也。
檀弓笔力，左氏不逮也，于申生、杜蒉《传》作屠蒯。二事见之。致堂胡氏曰：“檀弓，曾子
译庠是乡一级的学校，有堂有室。序是州一级的学校，有堂无室。有室的话，就把堂分成四份，去掉一份作为室，所以堂显得浅。无室的话，就完整地得到那四份作为堂，所以堂显得深。
《礼记》
《魏征传》说：“因为《小戴礼》综合汇编得杂乱无章，于是重新编写了《类礼》二十篇，经过几年才完成。太宗称赞他的书，抄录后收藏在内府。”《艺文志》说：“《次礼记》二十卷。”《旧史》说采纳了前代儒者的训释注解，选择好的加以遵从。《谏录》记载诏书说：“按照类别相从，分别编排篇第。并且重新注解，文义清晰明了。”《会要》说：“编为五十篇，合二十卷。”《传》把卷当作篇。《元行冲传》记载，开元年间，魏光乘《集贤注记》：魏哲。请求将《类礼》列入经部，命令行冲与各位儒生汇集义理作疏，准备在太学设立。于是采集收获、删改缀补为五十篇。张说进言：戴圣所编录的，至今已近千年，与经书并立，不可废止。魏孙炎开始依据旧书，摘取同类相比，如同抄录摘取，各位儒生共同非议他。到了魏征更加整理编排，于是作训释注解，恐怕不可采用。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书留在宫中不再拿出。行冲著《释疑》说：“郑玄的学问有孙炎，虽然扶持郑玄的义理，却改变了前人的编排。条例支离破碎，像针石一样间杂而起。马伷增删变革，将近超过百篇；叶遵删减修定，仅保全十二篇。”魏氏采纳众说的精简之处，刊正删削打磨。《集贤注记》张说曰：“孙炎开始改旧本以类相比。魏征依据孙炎的旧书，整理编排作注。”朱文公惋惜魏征的书不再能见到。这是张说作为文人不通经学的过错。行冲说那些拘泥于章句的学者，怀疑于知晓新义，却果断于沿袭旧说。等到百年之后，应当有明哲的君子，遗憾不与我同处一个时代。看朱文公的书，那么行冲的话确实可信了。《隋书·经籍志》：《礼记》三十卷，魏孙炎注。
道德仁义，没有礼就不能成就。因此君子用恭敬、节制、退让来彰明礼。见于贾谊《新书·礼篇》。刘原父说：“像‘坐如尸，立如齐’”，是《大戴记·曾子事父母》篇的话，“若夫”二字，在删去时遗漏了。那么《曲礼》所采撷的内容，并非出自一本书。
常说的话不称老。汉朝胡广年纪已经八十，继母还在堂上，说话不称老。
在君主面前接受赏赐的水果。《说苑》晏子说：“在君主面前接受赏赐的，瓜桃不削皮，橘柚不剖开。”汉朝桓荣被诏赐奇异水果，举手捧着它来拜谢。
比拟人一定要找同类。《说苑》记载，魏文侯封儿子魏击为中山君，仓唐奉命出使。文侯回头指着左右的人说：“你的君主高大，和这些人比怎么样？”仓唐说：“比拟人一定要找同类。诸侯没有匹敌的，没有什么可以比拟的。”文侯说：“高大，和我比怎么样？”仓唐说：“您赐给他外府的皮衣，他就能胜任；赐给他斥带，他就不更换他的制造者。”
《列女传》孟母说：“《礼》说，将要进门，问谁在；将要上堂，声音一定要扬高；将要入户，视线一定要向下。”现在《曲礼》缺了两句。《孟子》说：“大口吃饭、大口喝汤，却问没有牙齿咬断。”也本于《曲礼》。
在卑贱夷狄之中不争斗。唐朝沈季诠侍奉母亲孝顺，不曾与人争斗，大家都认为他怯懦。季诠说：“我怯懦吗？作为儿子，可以把忧虑留给亲人吗？”
古时候，君王主持对民的敬意，哪有进献民虏的？田地按井田制授予，哪有进献田宅的？不聚敛货宝，哪有接受珠玉的？记录《礼》的人，是周朝末代的人。
张拱，出自《曲礼注》。室中不翔，注：行走时张开两臂，叫翔。叶拱，出自《书大传》。子夏叶拱而进。又《家语》：师襄子避席叶拱而对。注：两手薄贴于心。
君子欠伸一章，我在经筵进讲，说：君主以自强不息为刚，臣子以陈善闭邪为敬。讲习经理，探讨古今，有到了半夜或太阳偏西还不疲倦的。上面没有厌倦之心，下面没有观望之意。所以通过学习来聚集知识而德行更加进步；通过询问来辨析事理而道理更加明白。大概是借此进行规劝讽谏。
古时候用车战。春秋时，郑、晋有步兵，而骑兵大概始于战国之初。《曲礼》“前有车骑”，《六韬》说“骑战”，这些书应当出于周末。然而《左氏传》“左师展将让昭公骑马而归”，《公羊传》“齐、鲁相遇，以鞍为几”，已经有骑乘的端倪。
《曲礼》、《礼器》、《内则》疏引《隐义》说：“按《隋志》：《礼记音义隐》一卷，射氏撰。”又《音义隐》七卷。
《檀弓》记载申生对狐突说：“伯氏不出来为我的君主谋划。”澹庵胡氏说：狐突侍奉晋国不曾离开，这里说不出，记录《礼》的人错了。我考证《晋语》，申生在稷桑打败翟人后返回，谗言更加兴起。狐突闭门不出，申生派猛足对狐突说：“伯氏不出来，我的君主怎么办？”胡氏大概没有考证这个，不是记录的错误。
檀弓的笔力，左氏赶不上，在申生、杜蒉《传》作屠蒯。两件事可以看出。致堂胡氏说：“檀弓，曾子
《家语?终记》云：“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吾将安杖？哲人其萎，吾将安放？”《檀弓》无“吾将安杖”四字。或谓：庐陵刘美中家古本《礼记》“梁木其坏”之下，有“则吾将安仗”五字，盖与《家语》同。
九嶷山在零陵，而云“舜葬苍梧”者，文颖曰：“九嶷半在苍梧，半在零陵。”
曾子之子元、申，子张之子申祥，子游之子言思，皆见檀弓。
《春秋繁露》言爵五等，其分土与《王制》、《孟子》同。又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盖公羊家之说。
《王制注》：小城曰附庸。庸，古墉字。王莽曰：“附城。”盖以庸为城也。
马融云：“东西为广，南北为轮。”《王制》：南北两近一遥，东西两遥一近。是南北长，东西短。
范蜀公曰：“周兼用十寸、八寸为尺，汉专用十寸为尺。”
《夏小正》曰：“正月启蛰。”《月令》：孟春，蛰虫始振，仲春始雨水。注云：“汉始以惊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左传》启蛰而郊，建寅之月。《正义》云：“太初以后，更改气名，以雨水为正月中，惊蛰为二月节，迄今不改。”改“启”为“惊”，盖避景帝讳。《周书?时训》：雨水之日，獭祭鱼。惊蛰之日，桃始华。《易通卦验》：先雨水，次惊蛰。此汉《太初后历》也。《月令正义》云：“刘歆作《三统历》改之。”又按《三统历》：谷雨三月节，清明中。而《时训》、《通卦验》，清明在谷雨之前，与今历同。然则二书皆作于刘歆之后，《时训》非周公书明矣。是以朱子集《仪礼》，取《夏小正》而不取《时训》。马融注《论语》，谓《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其篇今亡。
《周书序》：周公辩二十四气之应，以明天时，作《时训》。《唐大衍历议》：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时训》。《月令》虽颇有增益，然先后之次则同。自后魏始载于历，乃依《易轨》所传，不合经义。今改从古。李业兴以来，迄《麟德历》，凡七家，皆以鸡始乳为立春初候，东风解冻为次候，与《周书》相校，二十馀日。一行改从古义。《汉上易图》云：“《夏小正》具十二月而无中气，有候应而无日数。《时训》乃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十日为节。二书详略虽异，大要则同。《易通卦验》所记气候，比之《时训》，晚者二十有四，早者三。当以《时训》为定。故扬子云《太玄》二十四气、关子明《论七十二候》，皆以《时训》。”
《时训》、《月令》七十二候，雁凡四见：孟春，鸿雁来，《夏小正》曰“雁北向”，《吕氏春秋》、《淮南?时则训》曰“候雁北”；《月令注》：今《月令》“鸿”皆为“候”，而不言“北”，盖“来”字本“北”字。康成时犹未误，故曰：“雁自南方来，将北反其居。”其后，传写者因“仲秋鸿雁来”，误以“北”为“来”。仲秋，鸿雁来，《吕氏》、《淮南》曰“候雁来”；季秋，鸿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小正》曰“九月，遰鸿雁”，《吕氏》、《淮南》曰“候雁来”，高诱、许叔重注：以“候雁来”为句；宾爵，老爵也。栖宿人堂宇之间，有似宾客，故曰宾爵。季冬，雁北向，《小正》在正月，《易说》在二月。《正义》谓：节气有早晚。
鱼上冰，《夏小正》曰：“鱼陟负冰。”陟，升也。负冰云者，言解蛰也。《淮南》曰：“鱼上负冰。”注：鲤鱼应阳而动，上负冰也。《盐石新论》谓：《小戴》去一“负”字，于文为阙。然《时训》与《月令》同。《吕氏春秋》亦无“负”字。
仲冬，虎始交。《易通卦验》云：“小寒季冬，鹊始巢。”《诗推度灾》云：“复之日，雉雊鸡乳。”《通卦验》云：“立春。”皆以节气有早晚也。
《月令正义》穹天，虞氏所说，不知其名。按《天文录》云：“虞昺作《穹天论》。”《晋?天文志》云：“虞耸立《穹天论》。”耸、昺
译《孔子家语·终记》说：“泰山如果崩塌，我将依靠谁？梁木如果毁坏，我将拄着谁？哲人如果枯萎，我将安放自己于何处？”《礼记·檀弓》中没有“我将拄着谁”这四个字。有人称：庐陵刘美中家中的古本《礼记》在“梁木如果毁坏”之下，有“则我将依靠谁”五个字，大概与《家语》相同。
九嶷山在零陵，却说“舜葬在苍梧”，文颖说：“九嶷山一半在苍梧，一半在零陵。”
曾子的儿子曾元、曾申，子张的儿子申祥，子游的儿子言思，都出现在《檀弓》中。
《春秋繁露》说爵位分五等，其分封土地与《王制》、《孟子》相同。又说：“附庸中称字的方圆三十里，称名的方圆二十里，称人氏的方圆十五里。”这大概是公羊家的说法。
《王制注》说：小城叫附庸。庸，是古“墉”字。王莽说：“附城。”大概把庸当作城。
马融说：“东西方向叫广，南北方向叫轮。”《王制》说：南北两近一远，东西两远一近。这是南北长，东西短。
范蜀公说：“周代兼用十寸、八寸作为尺，汉代专用十寸作为尺。”
《夏小正》说：“正月启蛰。”《月令》说：孟春，蛰虫开始震动，仲春开始下雨。注说：“汉代开始把惊蛰作为正月的中气，雨水作为二月的节气。”《左传》说启蛰时举行郊祭，在建寅之月。《正义》说：“太初历以后，更改节气名称，把雨水作为正月的中气，惊蛰作为二月的节气，至今没有改变。”把“启”改为“惊”，大概是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周书·时训》说：雨水之日，水獭陈列鱼。惊蛰之日，桃花开始盛开。《易通卦验》说：先雨水，后惊蛰。这是汉代《太初历》以后的历法。《月令正义》说：“刘歆作《三统历》时更改了。”又查《三统历》：谷雨是三月节气，清明是中气。而《时训》、《通卦验》，清明在谷雨之前，与现在的历法相同。那么这两部书都作于刘歆之后，《时训》不是周公的书就明显了。因此朱子编集《仪礼》，选取《夏小正》而不选取《时训》。马融注《论语》，说《周书·月令》有更改火的文字，那篇现在已失传。
《周书序》说：周公辨别二十四节气的应验，以阐明天时，作《时训》。《唐大衍历议》说：七十二候，源于周公《时训》。《月令》虽然颇有增补，但先后次序则相同。从后魏开始载入历法，于是依照《易轨》所传，不符合经义。现在改从古代说法。李业兴以来，直到《麟德历》，共七家，都以鸡开始孵蛋作为立春初候，东风解冻作为次候，与《周书》相比，相差二十多天。一行改从古代义理。《汉上易图》说：“《夏小正》具备十二月而没有中气，有候应而没有日数。《时训》则是五天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十天为一节。两书详略虽然不同，大体要旨则相同。《易通卦验》所记气候，比《时训》晚的有二十四候，早的有三候。应当以《时训》为定。所以扬子云《太玄》二十四气、关子明《论七十二候》，都以《时训》为准。”
《时训》、《月令》七十二候，大雁共出现四次：孟春，鸿雁来，《夏小正》说“雁向北”，《吕氏春秋》、《淮南子·时则训》说“候雁北”；《月令注》说：现在《月令》中“鸿”都作“候”，而不说“北”，大概“来”字本是“北”字。郑玄时还没有错误，所以说：“雁从南方来，将要向北返回其居所。”后来，传抄者因为“仲秋鸿雁来”，误把“北”当作“来”。仲秋，鸿雁来，《吕氏春秋》、《淮南子》说“候雁来”；季秋，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夏小正》说“九月，雁迁徙”，《吕氏春秋》、《淮南子》说“候雁来”，高诱、许叔重注：以“候雁来”为句；宾雀，是老雀。栖息在人堂屋之间，像宾客，所以叫宾雀。季冬，雁向北，《夏小正》在正月，《易说》在二月。《正义》说：节气有早晚。
鱼上冰，《夏小正》说：“鱼陟负冰。”陟，是升。负冰，是说解除蛰伏。《淮南子》说：“鱼上负冰。”注说：鲤鱼应阳气而动，上负冰。《盐石新论》说：《小戴礼记》去掉一个“负”字，在文义上有所缺失。然而《时训》与《月令》相同。《吕氏春秋》也没有“负”字。
仲冬，虎开始交配。《易通卦验》说：“小寒季冬，鹊开始筑巢。”《诗推度灾》说：“复之日，野鸡鸣叫鸡孵蛋。”《通卦验》说：“立春。”这都是因为节气有早晚。
《月令正义》说穹天，虞氏所说，不知其名。查《天文录》说：“虞昺作《穹天论》。”《晋书·天文志》说：“虞耸立《穹天论》。”耸、昺
，皆虞翻子也。虞喜《安天论》云：“族祖河间立《穹天》。”耸为河间相，然则非昺也。
译（他们）都是虞翻的儿子。虞喜在《安天论》中说：“我的族祖父河间王虞昺创立了《穹天论》。”虞耸曾任河间相，那么（创立《穹天论》的）就不是虞昺了。
宿离不贷，蔡邕曰：“宿日所在，离月所历。”
地气上腾，注：农书曰：“土上冒橛，陈根可拔，耕者急发。”《正义》云：“《氾胜之书》也。”唐中和节进农书，按《会要》，乃武后所撰《兆人本业记》三卷。吕温进表云：“书凡十二篇。”《馆阁书目》云：“载农俗四时种莳之法，凡八十事。”
《月令》：冬祀行。《淮南?时则训》：冬祀井。《太玄数》云：“冬为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
鹰化为鸠，阴为阳所化；爵化为蛤，阳为阴所化。堇荼如饴，恶变而美；荃蕙为茅，美变而恶。
《曲礼》，隋王劭勘晋、宋古本，皆无“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证，以为无此一句。
公孙弘云：“好问近乎知。”今《中庸》作“好学”。
《王制》：太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保傅传》谓：不知日月之时节，不知先王之讳，与大国之忌，不知风雨雷电之眚，太史之任也。愚谓：人君所讳言者，灾异之变；所恶闻者，危亡之事。太史奉书以告君，召穆公所谓史献书也。
《曾子问》于变礼无不讲，《天圆篇》言天地万物之理。曾子之学，博而约者也。
《礼运》，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吕成公谓：蜡宾之叹，前辈疑之，以为非孔子语。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论。朱文公谓：程子论尧、舜事业，非圣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贤可为。恐亦微有此意。但《记》中分裂太甚，几以帝王为有二道，则有病。
《夏时》、《坤乾》，何以见夏、殷之礼？《易象》、《鲁春秋》，何以见周礼？此三代损益大纲领也，学者宜切磋究之。
《白虎通》云：“《礼运记》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今《礼运》无此语。五性：仁、义、礼、智、信。”《韩子?原性》与此合。
人者，天地之心也。仁，人心也。人而不仁，则天地之心不立矣。为天地立心，仁也。
《内则》：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贾谊《新书?胎教篇》：悬弧之礼，东方之弧以梧，南方之弧以柳，中央之弧以桑，西方之弧以棘，北方之弧以枣。五弧五分矢，东南、中央、西北皆三射。其四弧馀二分矢，悬诸国四通门之左。中央之弧馀二分矢，悬诸社稷门之左。《内则》国君世子之礼，《新书》王太子之礼也。
上帝降衷于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民。降德，所以全所降之衷也。元后作民父母，而作之师；冢宰建六典，而教典属焉。故曰：“周公师保万民。”此君相之职也。二《南》之化以身教，《内则》之篇以言教。
养老，在《家语》则孔子之对哀公，在《书大传》则春子之对宣王。记《礼》者兼取之。宣王问于春子曰：“寡人欲行孝弟之义，为之有道乎？”春子曰：“昔者，卫闻之乐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云云。《吕氏春秋》春居问于齐宣王曰：“今王为太室，群臣莫敢谏。敢问王为有臣乎？”王曰：“为无。”春居曰：“臣请辟矣。”趋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谏寡人之晚也？”此即《大传》所谓春子，但其名不同。《大传》名卫，《吕氏春秋》名居。
蒙以养正，罔不在厥初生。古者能食能言而教之，自天子至庶人，一也。《慎子》曰：“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设服，足能行而相者导进，口能言而行人称辞，故无失言失礼也。”《淮南?主术训》、魏文帝《成王论》、袁宏《后汉纪论》，皆用其语。《通鉴》裴子野论“古者人君养子，能言而师授之辞，能行而傅相之礼”，亦本于此。《淮南》云：“心知规而师傅谕导，耳能听而执正进谏。”魏文帝云：“相者导仪。”袁宏云：“身能衣。”今《慎子》存者五篇，其三十七篇亡。此在亡篇。
六年，教数与方名。数者，一至十也。方名，《汉志》所谓五方也。九年，教数日，《汉志》所谓六甲也。十年，学书
译宿离不贷，蔡邕说：“宿是太阳所在的位置，离是月亮所经过的地方。”
地气向上蒸腾，注：农书说：“泥土上冒出橛状物，陈旧的草根可以拔除，耕种的人要赶快翻土。”《正义》说：“这是《氾胜之书》。”唐中和节进献农书，按照《会要》记载，那是武则天所撰写的《兆人本业记》三卷。吕温进献的表文中说：“书共有十二篇。”《馆阁书目》说：“记载了农俗中四季种植的方法，共八十件事。”
《月令》：冬季祭祀道路之神。《淮南子·时则训》：冬季祭祀井神。《太玄数》说：“冬季对应井。”《唐月令》：冬季祭祀井神，而不祭祀道路之神。
鹰化为鸠，是阴被阳所化；雀化为蛤，是阳被阴所化。堇荼如饴，是恶变而为美；荃蕙为茅，是美变而为恶。
《曲礼》，隋代王劭校勘晋、宋的古本，都没有“稷曰明粢”这一句，他立下八疑十二证，认为没有这一句。
公孙弘说：“好问近乎知。”现在《中庸》作“好学”。
《王制》：太史掌管礼仪，手持简册记录，奉行忌讳和厌恶之事。《保傅传》说：不知道日月运行的时节，不知道先王的忌讳，不知道大国的禁忌，不知道风雨雷电的灾异，这是太史的职责。我认为：君主所忌讳言说的，是灾异的变故；所厌恶听闻的，是危亡的事情。太史捧着文书告知君主，这就是召穆公所说的史官献书。
《曾子问》对于变礼没有不讲解的，《天圆篇》讲述天地万物的道理。曾子的学问，是广博而简约的。
《礼运》，致堂胡氏说：“是子游所作。”吕成公说：蜡祭宾客的感叹，前辈对此有疑问，认为不是孔子的话。不只是“亲其亲”，“子其子”，而且把尧、舜、禹、汤称为“小康”，这是老子、墨子的言论。朱文公说：程子论述尧、舜的事业，非圣人不能做到。三王的事情，大贤可以做到。恐怕也略微有这个意思。只是《礼记》中分裂太过严重，几乎把帝王之道分为两种，这就有弊病了。
《夏时》、《坤乾》，凭什么能看出夏、殷的礼仪？《易象》、《鲁春秋》，凭什么能看出周的礼仪？这是三代损益的大纲领，学者应当切磋研究它。
《白虎通》说：“《礼运记》说：‘六情，是用来扶成五性的。’现在《礼运》没有这句话。五性：仁、义、礼、智、信。”《韩非子·原性》与此相合。
人是天地的心。仁，是人心。人如果不仁，那么天地的心就不能确立了。为天地立心，就是仁。
《内则》：桑木做的弓、蓬草做的箭共六支，射向天地四方。贾谊《新书·胎教篇》：悬挂弓的礼仪，东方的弓用梧桐木，南方的弓用柳木，中央的弓用桑木，西方的弓用棘木，北方的弓用枣木。五支弓分五部分箭，东南、中央、西北都射三箭。其余四支弓剩下的两部分箭，悬挂在国家四通门的左边。中央的弓剩下的两部分箭，悬挂在社稷门的左边。《内则》说的是国君世子的礼仪，《新书》说的是王太子的礼仪。
上帝将善性降给百姓，后王命令冢宰将德行降给百姓。降德，是为了保全所降下的善性。元首作为百姓的父母，又作为他们的老师；冢宰建立六典，而教典属于其中。所以说：“周公师保万民。”这是君主和宰相的职责。二《南》的教化是用身教，《内则》的篇章是用言教。
养老，在《家语》中是孔子回答哀公，在《书大传》中是春子回答宣王。记录《礼》的人兼取两者。宣王问春子说：“我想实行孝悌的道义，有什么方法吗？”春子说：“从前，卫国听乐正子说：‘文王治理岐地的时候。’”等等。《吕氏春秋》中春居问齐宣王说：“现在大王建造太室，群臣没有人敢劝谏。请问大王有臣子吗？”王说：“没有。”春居说：“臣请求离去。”快步走出。王说：“春子，春子，回来，为什么劝谏我这么晚呢？”这就是《大传》所说的春子，但名字不同。《大传》叫卫，《吕氏春秋》叫居。
蒙昧之时培养正道，没有不在初生时进行的。古时候，孩子能吃饭能说话就教育他，从天子到庶人，都是一样的。《慎子》说：“从前，天子手能穿衣而宰夫设置服饰，脚能行走而相者引导前进，口能说话而行人称颂言辞，所以没有失言失礼的情况。”《淮南子·主术训》、魏文帝《成王论》、袁宏《后汉纪论》，都用了这些话。《通鉴》裴子野论述“古时候人君养育孩子，能说话就老师传授言辞，能行走就傅相教导礼仪”，也源于此。《淮南子》说：“心知道规劝而师傅开导，耳能听而执正进谏。”魏文帝说：“相者引导仪态。”袁宏说：“身能穿衣。”现在《慎子》存世的有五篇，其余三十七篇亡佚。这一条在亡佚的篇章中。
六年，教数与方名。数，是一到十。方名，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五方。九年，教数日，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六甲。十年，学书
计。六书，九数也。计者，数之详，百千万亿也。《汉志》六甲、五方、书计，皆以八岁学之。与此不同。
译计，是六书、九数。计，是数的详细分类，即百、千、万、亿。《汉书·艺文志》记载，六甲、五方、书计，都在八岁时学习。这与上述说法不同。
四十始仕，道合则服从，不可则去。古之人自其始仕，去就已轻。“色斯举矣”，去之速也。“翔而后集”，就之迟也。故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孟母曰：“妇人之礼，精五饭，羃酒浆，养舅姑，缝衣裳而已。”程子之母诵古诗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烛。”唐时有不识厅屏，而言笑不闻于邻者。其习闻《内则》之训欤！
张彦远云：“郑玄未辩楂梨。”按《内则注》“柤梨之不臧者”，谓之未辩可乎？
《玉藻注》士以下皆襌，不合而繂积，如今作幧头为之也。[幧，七消反。]《后汉》向栩著绛绡头，注：字当作“幧”，古诗云：“少年见罗敷，脱巾著幧头。”《仪礼注》：如今著幓头，自项中而前交额上，却绕髻也。
紫，间色也，孔子恶其夺朱。周衰，诸侯服紫。《玉藻》云：“玄冠紫緌，自鲁桓公始。”《管子》云：“齐桓公好服紫衣，齐人尚之，五素易一紫。”郑康成以紫緌为宋王者之后服，贾逵、杜预以紫衣为君服，皆周衰之制也。
皮弁以日视朝，沙随程氏云：“皮弁视朝，明目达聪。若黈纩塞耳，前旒蔽明，乃祀天大裘，而冕，专诚絜也。”
《明堂位》成王命鲁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春秋意林》曰：“鲁之有天子礼乐，殆周之末王赐之，非成王也。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鲁，实始为墨翟之学。使成王之世鲁已郊矣，则惠公奚请？惠公之请也，殆由平王以下乎？”惠公事见《吕氏春秋?仲春纪》。公是始发此论，博而笃矣。石林、止斋皆因之。
鲁公之庙，文世室也。武公之庙，武世室也。按《春秋》成公六年，立武宫。武公非始封之君，毁已久而复立，盖僭用天子文、武二祧之礼。《春秋》之所讥，而《记》以为礼乎？
《鲁世家》伯禽之孙氵费，弑幽公而自立，周昭王之十四年也。诸侯篡弑之祸自此始。《记》谓君臣未尝相弑，不亦诬乎！太史公曰：“揖让之礼则从矣，行事何其戾也。”
孔子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春秋》屡书以讥其僭，又书“新作南门”、“新作雉门”及“两观”，皆僭王制也。若以王，礼为当用，则如泮宫、閟宫，《春秋》不书矣。
《少仪》“朝廷曰退”，进不可贪也。“燕游曰归”，乐不可极也。
《学记》以“发虑宪”为第一义，谓所发之志虑，合于法式也。“一年视离经辨志”，一年者，学之始；辨云者，分别其心所趋向也。虑之所发必谨，志之所趋必辨。为善不为利，为己不为人，为君子儒不为小人儒，此学之本也。能辨志，然后能继志，故曰：“士先志。”
畿内为学二，为序十有二，为庠三百，诸侯之国半之，王无咎之言也，陆务观取焉。天子诸侯有君师之职，公卿有师保之义，里居有父师、少师之教。
《列子》云：“古诗言：良弓之子，必先为箕；良冶之子，必先为裘。”张湛注云：“学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后能成其所难。”
《文子》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害也。物至而应，智之动也。智与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与《乐记》相出入，古之遗言欤。致堂云：“《乐记》，子贡作。”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朱子曰：“古者唯习《诗》、《书》、《礼》、《乐》，如《易》则掌于太卜，《春秋》则掌于史官，学者兼通之，不是正业。”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
“天理”二字，始见于《乐记》，如孟子“性善”、“养气”，前圣所未发也。
《史记?乐书》引《乐记》而注兼存王肃说，《通典》引《大传》亦取肃注。肃字子雍，《魏志》有传。《集说》以肃为元魏人，误也。有两王肃，在元魏者，字恭懿，不以经学名。
礼
译四十岁才开始做官，道义相合就服从，不合就离去。古人从开始做官起，去留就很轻率。“见脸色不对就飞走”，是离去得快；“盘旋然后才落下”，是就职得慢。所以说：“用道义侍奉君主，行不通就停止。”
孟母说：“妇人的礼节，只是精心准备五种主食，过滤酒浆，奉养公婆，缝补衣裳罢了。”程子的母亲诵读古诗说：“女人不在夜间外出，夜间外出要拿着明亮的蜡烛。”唐代有不认识厅堂屏风，且言笑之声不传到邻居的人。这大概是他们从小听惯了《内则》的教诲吧！
张彦远说：“郑玄没有辨明楂梨。”查考《内则注》中“柤梨之不臧者”，称为“未辩”可以吗？
《玉藻注》说士及以下的人都穿单衣，不缝合而用布条缠绕，就像现在制作幧头那样。[幧，音七消。]《后汉书》记载向栩戴着绛色幧头，注解说：字应当写作“幧”，古诗说：“少年看见罗敷，脱下头巾戴上幧头。”《仪礼注》说：就像现在戴幓头，从颈后向前交叉在额头上，再绕到发髻后面。
紫色是间色，孔子厌恶它掩盖红色。周朝衰微，诸侯穿紫色衣服。《玉藻》说：“黑帽子配紫色帽带，是从鲁桓公开始的。”《管子》说：“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齐国人崇尚它，五匹白绢换一匹紫绢。”郑康成认为紫色帽带是宋国君王后裔的服饰，贾逵、杜预认为紫色衣服是君王的服饰，这都是周朝衰微时的制度。
皮弁在白天用于视朝，沙随程氏说：“皮弁视朝，是为了明目达聪。如果用黈纩塞住耳朵，前面的旒遮住视线，那是祭祀上天的大裘冕，是为了专一诚敬。”
《明堂位》记载成王命令鲁公祭祀周公使用天子的礼乐，《春秋意林》说：“鲁国有天子的礼乐，大概是周朝末代君王赐给的，不是成王。鲁惠公派宰让向天子请教郊庙的礼仪，天子派史角前往，惠公挽留他，他后来留在鲁国，实际上开创了墨翟的学说。如果成王时代鲁国已经行郊祀了，那么惠公何必请教？惠公的请教，大概是从平王以后吧？”惠公的事见于《吕氏春秋·仲春纪》。公是首先提出这个论点，广博而笃实。石林、止斋都沿用了它。
鲁公的庙，是文世室。武公的庙，是武世室。查考《春秋》成公六年，建立武宫。武公不是始封的君主，宗庙已经毁坏很久又重建，大概是僭用了天子文、武二祧的礼仪。这是《春秋》所讥讽的，而《礼记》却认为是合乎礼的吗？
《鲁世家》记载伯禽的孙子费，杀害幽公而自立，这是周昭王十四年。诸侯篡位弑君的祸乱从此开始。《礼记》说君臣不曾互相杀害，不是诬蔑吗！太史公说：“揖让的礼节虽然遵循了，行事却多么乖戾。”
孔子说：“鲁国的郊祀和禘祭，不合礼制。周公的教化衰微了。”《春秋》多次记载以讥讽其僭越，又记载“新作南门”、“新作雉门”以及“两观”，都是僭越王制的行为。如果认为王礼应当使用，那么像泮宫、閟宫，《春秋》就不会记载了。
《少仪》说“朝廷上叫退”，是进取不可贪婪。“宴游时叫归”，是享乐不可过度。
《学记》把“发虑宪”作为第一义，是说所发出的志虑，符合法度。“一年视离经辨志”，一年，是学习的开始；辨，是分别其心所趋向的。志虑所发出的必须谨慎，志向所趋向的必须辨别。为善不为利，为己不为人，为君子儒不为小人儒，这是学习的根本。能辨别志向，然后能继承志向，所以说：“士人先立志。”
王畿内设立大学二所，设立序十二所，设立庠三百所，诸侯国减半，这是王无咎的话，陆务观采纳了它。天子诸侯有君师的职责，公卿有师保的道义，乡里有父师、少师的教育。
《列子》说：“古诗说：良弓的儿子，必须先做簸箕；良冶的儿子，必须先做皮衣。”张湛注说：“学习者必须先攻克容易的，然后才能完成困难的。”
《文子》说：“人生来安静，是天生的本性。受外物感应而动，是本性的危害。外物到来而回应，是智识的活动。智识与外物接触，喜好和憎恶就产生了。喜好和憎恶形成，智识就被外物惊扰，不能反求诸己，而天理就灭绝了。”这与《乐记》相互印证，大概是古人的遗言吧。致堂说：“《乐记》是子贡所作。”
大学的教育，按时施教必须有正业。朱子说：“古代只学习《诗》、《书》、《礼》、《乐》，像《易》则由太卜掌管，《春秋》则由史官掌管，学者兼通它们，但不是正业。”子思说：“孔子的教育，一定从《诗》、《书》开始，而到《礼》、《乐》结束，杂说不包括在内。”
“天理”二字，最早见于《乐记》，像孟子的“性善”、“养气”，是前代圣人所未阐发的。
《史记·乐书》引用《乐记》而注释兼存王肃的说法，《通典》引用《大传》也采用王肃的注。王肃字子雍，《魏志》有他的传记。《集说》认为王肃是北魏人，错了。有两个王肃，在北魏的，字恭懿，不以经学闻名。
礼
主其减，《史记?乐书》作“礼主其谦”。王肃曰：“自谦损也。”礼有报而乐有反，郑注：“报”读为“褒”。孙炎曰：“报，谓礼尚往来，以劝进之。”石声磬，郑注：“磬”当为“罄”。《乐书》作“石声硁[口鼎反。]硁以立别”。《史记正义》：《乐记》，公孙尼子次撰。
译“主其减”，《史记·乐书》作“礼主其谦”。王肃说：“谦，是自我谦抑减损的意思。”礼有回报而乐有反复，郑玄注：“报”应读为“褒”。孙炎说：“报，是说礼崇尚往来，以此劝勉人们进取。”石声磬，郑玄注：“磬”应当是“罄”。《乐书》作“石声硁[口鼎反。]硁以立别”。《史记正义》说：《乐记》是公孙尼子编撰的。
《南风》之诗出《尸子》及《家语》，郑氏注《乐记》云：“其辞未闻。”
艾轩曰：“五音十二律，古也。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是琴之全体具五音也。琴之有少宫、少商，则不复有琴；乐之有少宫、少徵，则不复有乐，以繁脆噍杀之调，皆生于二变也。”
三老五更，按《列子》云：“禾生子伯宿于田更商丘开之舍。”更，亦老之称也。
《杂记》里尹主之，注：《王度记》曰：“百户为里，里一尹，其禄如庶人在官者。”《正义》：按《别录》，《王度记》似齐宣王时，淳于髠等所说也。
孔子曰：“少连、大连善居丧。东夷之子也。”唐扶馀璋之子义慈，号海东曾子；颉利之子叠罗支，其母后至，不敢尝品肉。孰谓夷无人哉？
《祭法注》：司命主督察三命。《孝经援神契》谓：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庆，有遭命以谪暴，有随命以督行。《孟子注》云：“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恶，曰遭命；行恶得恶，曰随命。”孙子荆诗“三命皆有极”，皆本《援神契》。
《祭义》曰：“术省之。”贾山《至言》：术追厥功。“术”与“述”同。
《孔悝鼎铭》：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庙。注谓：以夏之孟夏，禘祭。《正义》：哀十五年冬，荆聩得国。十六年六月，卫侯饮孔悝酒而逐之。此云“六月”命之者，盖命后即逐之也。愚按《通鉴外纪目录》，是年六月丁未朔，则无“丁亥”，当阙疑。裴松之曰：“孔悝之铭，行是人非。”
《经解》以《诗》为首；《七略》、《艺文志》、阮孝绪《七录》用《易》居前；王俭《七志》，《孝经》为初。
《坊记》引《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论语》成于夫子之门人，则《记》所谓“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也。
《坊记注》引《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今本云：“五十而慕。”康成注《礼》，必有所据。
孔子曰：“国家有道，其言足以治；国家无道，其默足以容。”盖铜鍉伯华之行也。《大戴礼》、《家语》。曾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侥幸。”《中庸》之言本此。
仁者人也，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朱文公问吕成公：“相人偶”，此句不知出于何书？疏中亦不说破。吕答未见，当考。《礼记集说》削此二句。《周礼注》，读如“薄借綦”之“綦”。盠，读如“旃仆”之“仆”。疏皆以为未闻。
期之丧，达乎大夫。吕与叔之说详矣。朱文公谓：古人贵贵之义。然亦是周公制《礼》以后方如此。故《檀弓》又云：“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亲。”
大经大本，注：大经，《春秋》也。大本，《孝经》也。盖泥于纬书“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之言，其说疏矣。
衣锦尚絅，《书大传》作“尚蘔”，注：蘔，读为“絅”，或为“絺”。
朱文公《答项平父书》云：“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论，问学上多，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义理不细。而某自觉于为己为人，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即此书观之，文公未尝不取陆氏之所长也。《太极》之书，岂好辩哉！
徐彦伯《枢机论》曰：“中庸镂其心，左阶铭其背。”中庸镂心，未详所出，但有服膺之语。
《乐记》：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櫜”。字或作“建皋”。服虔引以解《左传》“蒙皋比”。
《缁衣》叶公之顾命曰：“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人疾庄后，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周书?祭公篇》公曰：“汝无以嬖御固庄后，汝无以小谋败大作，汝无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无以家相乱王室而莫恤其外。”叶公，当作“祭公”，疑记《礼》者之误。
译《南风》这首诗出自《尸子》和《孔子家语》，郑玄在注释《乐记》时说：“它的歌词没有听说过。”
艾轩说：“五音十二律，是古制。舜弹奏五弦琴来歌唱《南风》，这说明琴的完整形态具备五音。如果琴有少宫、少商，那就不再是琴；音乐有少宫、少徵，那就不再是音乐，因为繁促尖细、急促凄厉的音调，都产生于这两个变音。”
三老五更，按照《列子》说：“禾生子伯住在田更商丘开的房子里。”更，也是老人的称呼。
《杂记》里由里尹主持，注解说：《王度记》说：“一百户为一里，每里设一名里尹，他的俸禄如同在官府任职的平民。”《正义》说：按照《别录》，《王度记》似乎是齐宣王时期，淳于髡等人所说的。
孔子说：“少连、大连善于居丧。他们是东夷的子弟。”唐代扶馀璋的儿子义慈，号称海东曾子；颉利的儿子叠罗支，他的母亲后来到了，不敢品尝各种肉食。谁说夷狄没有人呢？
《祭法注》说：司命主管督察三命。《孝经援神契》说：命有三类，有受命以保全福庆，有遭命以遭受暴虐，有随命以督察行为。《孟子注》说：“命有三种名称，行善得到善果，叫受命；行善得到恶果，叫遭命；行恶得到恶果，叫随命。”孙子荆的诗“三命皆有极”，都源自《援神契》。
《祭义》说：“术省之。”贾山的《至言》说：“术追厥功。”“术”与“述”相同。
《孔悝鼎铭文》：六月丁亥，公在大庙举行禘祭。注解说：以夏历的孟夏，举行禘祭。《正义》说：鲁哀公十五年冬天，荆聩得到卫国。十六年六月，卫侯请孔悝喝酒并驱逐他。这里说“六月”任命他，大概是在任命之后随即驱逐他。我查考《通鉴外纪目录》，这一年六月丁未初一，那么就没有“丁亥”，应当存疑。裴松之说：“孔悝的铭文，文字是真的，人却不是。”
《经解》把《诗经》放在首位；《七略》、《艺文志》、阮孝绪的《七录》把《易经》排在前面；王俭的《七志》，把《孝经》作为开端。
《坊记》引用《论语》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论语》成书于孔子的门人，那么《记》中所说的“子云”，就不是孔子的话了。
《坊记注》引用《孟子》说：“舜五十岁而不失去他孩童般的心。”现在的版本说：“五十岁而思念父母。”郑玄注释《礼》，必定有所依据。
孔子说：“国家有道，他的言论足以治理；国家无道，他的沉默足以保全。”这大概是铜鍉伯华的品行。见于《大戴礼记》、《孔子家语》。曾子说：“孝子侍奉父母，安于平易的地位以等待天命，不从事危险的行为以求侥幸。”《中庸》的话本于此。
仁者，人也，注解说：人，读如“相人偶”的“人”，是以人意互相慰问的意思。朱文公问吕成公：“相人偶”，这句话不知道出自哪本书？疏中也未说清楚。吕的回答未见，应当考证。《礼记集说》删去了这两句。《周礼注》，读如“薄借綦”的“綦”。盠，读如“旃仆”的“仆”。疏都以为没有听说过。
为期一年的丧礼，通达到大夫。吕与叔的说法很详细。朱文公说：这是古人尊重贵者的道义。然而这也是周公制定《礼》之后才这样的。所以《檀弓》又说：“古时不降低丧礼等级，上下各自按照亲属关系行事。”
大经大本，注解说：大经，是《春秋》。大本，是《孝经》。大概是拘泥于纬书“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的话，这种说法很浅陋。
衣锦尚絅，《书大传》作“尚蘔”，注解说：蘔，读为“絅”，或者读为“絺”。
朱文公《答项平父书》说：“子思以来，教育人的方法，只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件事，作为用力的关键。子静所说的，专门是尊德性的事。而我平日所论述的，在问学上较多，所以那些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义理不细致。而我自觉在为自己和为他人方面，多不得力，现在应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希望不偏废一边”，从这本书来看，文公并非不取陆氏的长处。《太极》的书，难道喜欢辩论吗！
徐彦伯《枢机论》说：“中庸镂刻在心，左阶铭刻在背。”中庸镂心，不详出处，只有服膺的话。
《乐记》：倒载干戈，包裹在虎皮里，名叫“建櫜”。字有时写作“建皋”。服虔引用它来解释《左传》的“蒙皋比”。
《缁衣》叶公的顾命说：“不要以小谋败坏大举，不要因宠爱的侍从憎恨庄重的皇后，不要因宠爱的侍从憎恨庄重的士大夫、卿、士。”《周书·祭公篇》公说：“你不要因宠爱的侍从固守庄重的皇后，你不要以小谋败坏大举，你不要因宠爱的侍从憎恨大夫、卿、士，你不要因家室扰乱王室而不顾念外面。”叶公，应当作“祭公”，怀疑是记录《礼》的人弄错了。
深衣方领，朱文公谓：衣领之交，自有如矩之象。续衽钩边者，连续裳旁，无前后幅之缝。左右交钩，即为钩边，非有别布一幅裁之，如钩而缀于裳旁也。康成注：钩边，若今曲裾。文公晚岁去曲裾之制而不用。愚以《汉史》考之，朱勃之衣方领，谓之古制可也。江充之衣曲裾，谓之古制可乎？此文公所以改司马公之说。
译深衣是方领，朱文公说：衣领相交之处，自然有像矩形的意象。所谓“续衽钩边”，是指连接裳的两侧，没有前后幅的接缝。左右交叠钩连，就是钩边，并不是另外裁一块布，做成钩形缝在裳的旁边。郑康成注解说：钩边，就像现在的曲裾。朱文公晚年废除了曲裾的形制而不再使用。我根据《汉书》考证，朱勃穿方领衣，可以称为古制；江充穿曲裾衣，也可以称为古制吗？这就是朱文公修改司马光说法的原因。
《大戴记?投壶篇》末云：“弓既平张，四侯且良。决拾有常，既顺乃让。乃揖乃让，乃隮其堂。乃节其行，既志乃张。射夫命射，射者之声。御车之旌，既获卒莫。”此命射之辞也。
哀公之问，非切问也，故孔子于问舜冠则不对，于问儒服则不知。
《儒行》言自立者二，言特立者一，言特立独行者一。人所以参天地者，其要在此。如有所立卓尔，颜子言之。立天下之正位，先立乎其大者，孟子言之。
《大学》之“亲民”，当为“新”，犹《金縢》之“新逆”，当为“亲”也。皆传写之误。
古之人，文以达意，非有意于传也。《汤盘铭》以《大学》传，《虞人箴》、《祈招诗》、《谗鼎铭》以《左氏》传，《楚狂沧浪之歌》以孔、孟氏之书传。
知止而后有定，《章句》云：“志有定向。”或问云：“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其说似不同，当以《章句》为正。
子罕却玉，韩起辞环，有无穷之名；季氏之玙璠，向魋之夏璜，有无穷之恶。故曰：“惟善以为宝。”
《乡饮酒义》立三宾以象三光，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于大辰焉。《公羊传》：大火、心。伐、参。北辰北极。为大辰。汉文帝诏：上以累三光之明。颜注：谓日、月、星。
《春秋正义》引《辨名记》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选’，倍选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贤’，万人曰‘桀’，倍桀曰‘圣’。”《礼记正义》引之，以为蔡氏。《白虎通》引《礼别名记》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选’，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贤’，万人曰‘桀’，万桀曰‘圣’。”盖《礼记》逸篇也。
《后汉》崔琦对梁冀曰：“将使玄黄改色，马鹿易形乎？”注：言马鹿而不言玄黄。按《礼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云：变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时，赵高欲作乱，或以青为黑，黑为黄，民言从之。至今语犹存也。琦所谓“玄黄改色”，即此事也。
《荀子》引《聘礼志》曰：“‘币厚则伤德，财侈则殄礼。’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此即《聘义》所谓“轻财重礼”也。
《后汉?东夷传》：徐夷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檀弓》载：徐容居之对曰：“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然则驹王即偃王欤？济河即所谓西至河上也。
《易乾凿度》：水为信，土为知。《中庸注》：水神则信，土神则知。服氏注：《左传》土为信。朱文公谓：信犹五行之土。服说是也。
《儒行》云：“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子路喜闻过，善人能受尽言，如讳人之面数，则面谀之人至，而曾子不当三数子夏矣。以是为刚毅，焉得刚？故程子谓游说之士，所为夸大之说。
方悫解《王制》云：“爵欲正其名，故官必特置；禄欲省其费，故职或兼掌。”愚尝闻淳熙中，或言秦桧当国时，遴于除授，一人或兼数职，未尝废事，又可省县官用度，于是要官多不补。御史中丞蒋继周论之曰：“往者权臣用事，专进私党，广斥异己，故朝列多阙。今独何取此？朝臣俸禄有限，其省几何？而遗才乏事，上下交病，且一官治数司而收其禀，裴延龄用以欺唐德宗也。”以是观之，则兼职省费，岂王者之制乎？
《周官》上公九命，《王制》有加则赐，不过九命。《伏生大传》谓：诸侯三年一贡士，一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赐以车服弓矢，再赐以秬鬯，三赐以虎贲百人，号曰命诸侯。此言三赐而已。《汉武纪》元朔元年，有司奏议曰：“古者诸侯贡士，一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九锡始见于此。遂为篡臣窃国之资，自王莽始。《礼纬含文嘉》有九锡之说，亦起哀、平间。饰经文奸以覆邦家，汉儒之罪大矣。
《表记》殷人先罚而后赏，汉
译《大戴礼记·投壶篇》末尾说：“弓已平正张开，四面箭靶也都良好。决拾使用合乎常规，顺应礼仪而后谦让。于是作揖谦让，于是登上厅堂。于是节制步伐，心意坚定而后开弓。射官命令射箭，发出射箭的声音。驾车者的旗帜，射中后便静止不动。”这是命令射箭时的辞令。
哀公的提问，并非恳切深入的提问，所以孔子对于问舜戴什么帽子就不回答，对于问儒者的服饰就说不知道。
《儒行》中说到“自立”的有两处，说到“特立”的有一处，说到“特立独行”的有一处。人之所以能够参与天地化育，其关键就在这里。比如有所树立而卓然独立，这是颜回所说的。树立天下正当的位置，首先确立那根本的大者，这是孟子所说的。
《大学》中的“亲民”，应当是“新”字，就像《金縢》中的“新逆”，应当是“亲”字一样。这都是传抄写录时的错误。
古人，用文辞来传达心意，并非有意要流传后世。《汤盘铭》通过《大学》流传下来，《虞人箴》、《祈招诗》、《谗鼎铭》通过《左传》流传下来，《楚狂沧浪之歌》通过孔子、孟子的著作流传下来。
知道止步而后心志安定，《章句》说：“心志有了定向。”有人问说：“万事万物，都有确定的定理。”这两种说法似乎不同，应当以《章句》的说法为正确。
子罕推辞宝玉，韩起推辞玉环，留下了无穷的美名；季氏的玙璠，向魋的夏璜，留下了无穷的恶名。所以说：“只有善行才作为珍宝。”
《乡饮酒义》设立三位宾客以象征三光，注解说：三光，就是三大辰。天道的政教，出自大辰。《公羊传》说：大火、心宿；伐、参宿；北辰北极，称为大辰。汉文帝诏书说：向上累及三光的明辉。颜师古注解说：指日、月、星。
《春秋正义》引用《辨名记》说：“超过常人一倍叫‘茂’，十人叫‘选’，超过选一倍叫‘俊’，千人叫‘英’，超过英一倍叫‘贤’，万人叫‘桀’，超过桀一倍叫‘圣’。”《礼记正义》引用此说，认为是蔡邕所说。《白虎通》引用《礼别名记》说：“五人叫‘茂’，十人叫‘选’，百人叫‘俊’，千人叫‘英’，超过英一倍叫‘贤’，万人叫‘桀’，超过桀一万倍叫‘圣’。”这大概是《礼记》散佚的篇章。
《后汉书》记载崔琦对梁冀说：“是要让玄黄改变颜色，马鹿变换形状吗？”注解说：只说马鹿而不说玄黄。查考《礼器》篇说有的素色有的青色，夏朝创造殷商沿袭，注解说：变白黑而说素青，是因为秦二世时，赵高想要作乱，有人把青色当作黑色，把黑色当作黄色，百姓言语顺从他们。至今这种说法还流传着。崔琦所说的“玄黄改色”，就是这件事。
《荀子》引用《聘礼志》说：“‘礼物厚重就伤害德行，财物奢侈就灭绝礼仪。’礼仪啊，礼仪啊，难道只是玉帛吗？”这就是《聘义》所说的“轻视财物重视礼仪”。
《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徐夷率领九夷讨伐宗周，向西到达黄河边上。周穆王畏惧他们势力正盛，于是分封东方诸侯，任命徐偃王统领他们。《檀弓》记载：徐容居回答说：“从前我们先君驹王向西讨伐，渡过黄河。”那么驹王就是偃王吗？渡过黄河就是所说的向西到达黄河边上。
《易乾凿度》说：水代表信，土代表知。《中庸注》说：水神代表信，土神代表知。服虔注说：《左传》说土代表信。朱文公说：信就像五行中的土。服虔的说法是正确的。
《儒行》说：“他的过失可以委婉地辨析，但不可以当面列举。”子路喜欢听别人指出过错，善人能够接受尽善尽美的直言，如果忌讳别人当面列举过错，那么当面阿谀奉承的人就会到来，而曾子就不应当三次责备子夏了。把这当作刚毅，怎么能算是刚呢？所以程子说这是游说之士所做的夸大的言论。
方悫解释《王制》说：“爵位想要端正其名分，所以官职必须单独设置；俸禄想要节省费用，所以职务有时兼任掌管。”我曾经听说淳熙年间，有人说秦桧当权时，谨慎于任命官员，一人有时兼任数个职务，未曾荒废事务，又可以节省朝廷开支，于是重要官职大多不补任。御史中丞蒋继周议论说：“过去权臣用事，专门提拔私党，广泛排斥异己，所以朝廷班列多有空缺。现在为何采取这种做法？朝臣的俸禄有限，节省多少？而遗落人才缺乏事务，上下都受其害，况且一个官员治理多个部门而收取俸禄，裴延龄就是用这来欺骗唐德宗的。”由此看来，那么兼职节省费用，难道是王者的制度吗？
《周官》说上公九命，《王制》说增加就赏赐，不超过九命。《伏生大传》说：诸侯三年贡一次士，一次适宜叫做好德，两次适宜叫做贤贤，三次适宜叫做有功。有功的人，天子第一次赏赐车服弓矢，第二次赏赐秬鬯，第三次赏赐虎贲百人，称为命诸侯。这里只说三次赏赐。《汉武帝纪》元朔元年，有关官员奏议说：“古代诸侯贡士，一次适宜叫做好德，两次适宜叫做贤贤，三次适宜叫做有功，于是增加九锡。”九锡开始见于此处。于是成为篡位臣子窃取国家的资本，从王莽开始。《礼纬含文嘉》有九锡的说法，也兴起于哀帝、平帝年间。装饰经文奸邪以颠覆国家，汉儒的罪过太大了。
《表记》说殷人先惩罚而后奖赏，汉
武帝谓殷人执五刑以督奸，皆言殷政之严也。《书》曰：“代虐以宽。”《诗》曰：“敷政优优。”岂尚严哉？
译汉武帝认为殷人执行五刑来督察奸恶，都是说殷朝政治的严酷。《尚书》说：“用宽厚来代替暴虐。”《诗经》说：“施政宽和从容。”难道崇尚严酷吗？
仁右道左，仁对道而言。张宣公以为言周流运用处。右为阳，而用之所行也；左为阴，而体之所存也。
国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司马公曰：“礼别嫌明微。大夫贵，近于君，故推而远之，以防僭逼之端。士贱，远于君，虽与之同物，无所嫌也。”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弟子累其师，李斯、韩非之于荀卿也。弟子贤于师，卢植、郑玄之于马融也。
《曲礼》：刑不上大夫。《家语》：冉有问刑，不上于大夫。孔子曰：“凡治君子，以礼御其心，所以属之以廉耻之节也。”其言与《贾谊书》同，而加详焉。谊盖述夫子之言也。《秋官?条狼氏》誓大夫曰：“鞭”，恐非周公之法。
《文子》曰：“圣人不惭于影，君子慎其独也。”《刘子》曰：“独立不惭影，独寝不愧衾。”高彦先《谨独铭》曰：“其出户如见宾，其入虚如有人。其行无愧于影，其寝无愧于衾。”四句并见《刘子》。
《大学章句》咏叹淫液，刊本误为“淫泆”。
《月令》言“来岁”者二：季秋为来岁受朔日，秦正建亥也；季冬待来岁之宜，夏正建寅也。《月令》作于秦，虽用夏时，犹存秦制。《淮南?时则训》与《月令》同。汉太初以前，犹以十月为岁首。
《理道要诀》云：“周人尚以手抟食，故《记》云：‘共饭不泽手。’盖弊俗渐改未尽。今夷狄及海南诸国、五岭外人，皆手抟食，岂若用匕箸乎？三代之制祭立尸，自秦则废，后魏文成时，高允献书云：‘祭尸久废，今俗父母亡，取状貌类者为尸，败化黩礼，请厘革。’又周、隋《蛮夷传》：巴、梁间为尸以祭。今郴道州人祭祀，迎同姓伴神以享，则立尸之遗法，乃本夷狄风俗，至周未改耳。以人殉葬，至周方革，犹未能绝。秦穆公魏颗之父陈乾昔。今戎狄尚有之，中华久绝矣。”
《少仪》盩，警枕也。谓之盩者，盩然警悟也。司马文正公以圆木为警枕，少睡则枕转而觉，乃起读书。
舜葬苍梧之野，薛氏曰：“《孟子》以为卒于鸣条。《吕氏春秋》：舜葬于纪。苍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纪城。鸣条亭，在陈留之平丘。”今考《九域志》，海州东海县，有苍梧山。
《儒行》言儒之异十有七条，程子以为非孔子之言，胡氏谓游、夏门人所为，其文章殆与荀卿相类。
古者，无一民不学也。二十五家为闾，闾同一巷。巷有门，门有两塾。上老坐于右塾，为右师；庶老坐于左塾，为左师。出入则里胥坐右塾，邻长坐左塾，察其长幼揖逊之序。新谷已入，馀子皆入学。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学。所谓家有塾也。闻之先儒曰：“先王之时，其人则四民也，其居则六乡、三采、五比、四闾也，其田则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官则三吏、六联、五侯、九伯也，其教则五典、十义、六德、六行也，其学则五礼、六乐、五射、六驭、六书、九数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正岁孟月之吉，党正社禜之会，读法饮射，无非教也。弟子之职，摄衣、沃盥、执帚、播洒、馔馈、陈膳、执烛、奉席，无非学也。汉犹有三老，掌教化，父兄之教，子弟之率，馀论未泯。清议在乡党，而廉耻兴焉；经学有师法，而义理明焉。吁，古道何时而复乎！
絜矩，学者之事也。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圣人之事也。
孔子射于矍相之圃，吕与叔曰：“孔子温良恭让，其于乡党，似不能言，未闻拒人如是之甚，疑不出于圣人，特门人弟子逆料圣人之意而为此说。将以推尊圣人，而不知非圣人之所当言。”此言可以厉浮薄之俗，故表而出之。
大戴礼记
《大戴礼》《哀公问》、《投壶》二篇，与小戴无甚异。《礼察篇》首与《经解》同，《曾子大孝篇》与《祭义》相似，而《曾子》书十篇皆在焉。《劝学》、《礼三本》见于《荀子》。《保傅篇》，则《贾谊书》之《保傅》、《傅职》、《胎教》、《容经》四篇也，《汉书》谓之《保傅传》
译仁在右，道在左，这是仁与道相对而言的。张宣公认为，这是指周流运用的地方。右为阳，是作用运行的地方；左为阴，是本体存在的地方。
国君用粱米洗头，大夫用稷米洗头，士用粱米洗头。司马光说：“礼制是为了区别嫌疑、阐明细微之处。大夫地位尊贵，接近国君，所以推远一些，以防备僭越逼迫的开端。士地位卑贱，远离国君，即使与他们使用同样的物品，也没有嫌疑。”
善于教育的人，能使人继承他的志向。弟子拖累老师，如李斯、韩非对于荀卿那样。弟子贤能超过老师，如卢植、郑玄对于马融那样。
《曲礼》说：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家语》说：冉有问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孔子说：“凡是治理君子，用礼来驾驭他们的心，因此用廉耻的节操来约束他们。”这话与《贾谊书》相同，但更加详细。贾谊大概是转述孔子的话。《秋官·条狼氏》中告诫大夫说：“鞭打”，恐怕不是周公的制度。
《文子》说：“圣人不因影子而惭愧，君子在独处时谨慎。”《刘子》说：“独自站立不惭愧于影子，独自睡觉不愧对被子。”高彦先《谨独铭》说：“出门如同看见宾客，进入空室如同有人在场。行走无愧于影子，睡觉无愧于被子。”这四句话都见于《刘子》。
《大学章句》中“咏叹淫液”，刊本误写为“淫泆”。
《月令》中提到“来岁”的地方有两处：季秋为来岁接受朔日，这是秦历以亥月为正月的制度；季冬等待来岁的适宜，这是夏历以寅月为正月的制度。《月令》成书于秦代，虽然采用夏历，但仍保留秦制。《淮南子·时则训》与《月令》相同。汉武帝太初历以前，仍然以十月为岁首。
《理道要诀》说：“周朝人尚且用手抓食，所以《礼记》说：‘共同吃饭不搓手。’大概是陋习逐渐改变但未完全。如今夷狄以及海南各国、五岭以外的人，都用手抓食，难道不如使用匕箸吗？三代制度祭祀设立尸，从秦朝开始废除，后魏文成帝时，高允上书说：‘祭祀设尸已久废，如今风俗父母去世，选取相貌相似的人做尸，败坏教化亵渎礼制，请求改革。’又周、隋《蛮夷传》记载：巴、梁之间设立尸来祭祀。如今郴州、道州人祭祀，迎接同姓伴神来享用，这是设立尸的遗留方法，本是夷狄的风俗，到周朝尚未改变罢了。用人殉葬，到周朝才改革，但仍未能断绝。秦穆公、魏颗的父亲陈乾昔。如今戎狄还有这种习俗，中原早已断绝了。”
《少仪》中的盩，是警枕。称为盩，是因为它让人警觉醒悟。司马文正公用圆木做警枕，稍微睡熟枕头转动就会醒来，于是起来读书。
舜葬在苍梧荒野，薛氏说：“《孟子》认为舜死于鸣条。《吕氏春秋》：舜葬在纪。苍梧山，在海州境内，靠近莒县的纪城。鸣条亭，在陈留的平丘。”现在考证《九域志》，海州东海县，有苍梧山。
《儒行》篇列举儒者的不同之处十七条，程子认为不是孔子的话，胡氏认为是子游、子夏门人所作，其文章大概与荀卿相似。
古时候，没有一个百姓不学习的。二十五家为闾，闾共用一条巷子。巷子有门，门有两座塾。年长的老人坐在右塾，称为右师；普通的老人坐在左塾，称为左师。出入时，里胥坐在右塾，邻长坐在左塾，观察他们长幼揖让的顺序。新谷已经入仓，剩下的子弟都入学。距离冬至四十五天，开始从学校出来。这就是所说的家有塾。听先儒说：“先王时代，百姓分为四民，居住分为六乡、三采、五比、四闾，田地分为一井、二牧、三屋、九夫，官员分为三吏、六联、五侯、九伯，教化分为五典、十义、六德、六行，学习分为五礼、六乐、五射、六驭、六书、九数。年少时学习，内心安定。正岁孟月的吉日，党正社禜的集会，读法饮酒射箭，无不是教化。弟子的职责，整理衣服、洗手、拿着扫帚、洒水、准备食物、陈列膳食、拿着蜡烛、捧着席子，无不是学习。汉朝还有三老，掌管教化，父兄的教育，子弟的表率，余论未泯灭。清议在乡党，廉耻兴起；经学有师法，义理明白。唉，古道何时才能恢复呢！”
絜矩，是学者的事情。从心所欲而不越出规矩，是圣人的事情。
孔子在矍相之圃射箭，吕与叔说：“孔子温良恭让，在乡党中，似乎不善言辞，没听说拒绝人如此厉害，怀疑不是出自圣人，只是门人弟子推测圣人的心意而这样说。想要推崇圣人，却不知这不是圣人应当说的话。”这话可以激励浮薄的世俗，所以表而出之。
大戴礼记
《大戴礼》中的《哀公问》、《投壶》两篇，与小戴礼没有很大差异。《礼察篇》开头与《经解》相同，《曾子大孝篇》与《祭义》相似，而《曾子》十篇都在其中。《劝学》、《礼三本》见于《荀子》。《保傅篇》，则是《贾谊书》中的《保傅》、《傅职》、《胎教》、《容经》四篇，《汉书》称之为《保傅传》。
《易本命篇》与《家语》同，但《家语》谓：子夏问于孔子，孔子曰：“然。吾昔闻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闻《山书》曰。”云云。大戴以“子曰”冠其首，疑此篇子夏所著，而大戴取以为《记》。
《践阼篇》载武王十七铭，《后汉?朱穆传》注引《太公阴谋》，武王衣之铭曰：“桑蚕苦，女工难，得新捐故后必寒。”镜铭曰：“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觞铭曰：“乐极则悲，沉湎致非，社稷为危。”《崔骃传》注引《太公金匮》，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诫，随之以身。”几之书曰：“安无忘危，存无忘亡。熟惟二者，必后无凶。”杖之书曰：“辅人无苟，扶人无咎。”《太平御览》诸书引《太公阴谋》：笔之书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活。”箠之书曰：“马不可极，民不可剧。马极则踬，民剧则败。”又引《金匮》，其冠铭曰：“宠以著首，将身不正，遗为德咎。”书履曰：“行必虑正，无怀侥幸。”书剑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则福，废则覆。”书车曰：“自致者急，载人者缓。取欲无度，自致而反。”书镜曰：“以镜自照，则知吉凶。”门之书曰：“敬遇宾客，贵贱无二。”户之书曰：“出畏之，入惧之。”牖之书曰：“窥望审，且念所得，可思所忘。”钥之书曰：“昏谨守，深察讹。”砚之书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谗言，无得汙白。”书锋曰：“忍之须臾，乃全汝躯。”书刀曰：“刀利硙硙，无为汝开。”书井曰：“原泉滑滑，连旱则绝。取事有常，赋敛有节。”蔡邕《铭论》谓：武王践阼，咨于太师。作席几、楹杖、器械之铭十有八章。参考《金匮》、《阴谋》之书，则不止于十八章矣。书于篇后，俾好古者有考。
武王东面而立，师尚父西面道丹书之言。皇氏曰：“王在宾位，师尚父在主位，此王廷之位。若寻常师徒之教，则师东面，弟子西面，与此异。”
山谷以太公所诵丹书及武王铭，书于坐之左右，以为息黥补劓之方。朱文公亦求程可久，写《武王践阼》一篇，以为左右观省之戒。《仪礼经传》删“且臣闻之”至“必及其世”。《大学或问》因汤盘铭及武王之铭。
《大戴记》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职》，《孔丛子》之《小尔雅》，古书之存者，三子之力也。
《诰志篇》孔子曰：“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圣人有国，则日月不食，星辰不孛。”慈湖谓：尧、舜、禹之时，历年多无日食。至太康失邦，始日食。历家谓日月薄食，可以术推者，衰世之术也，而亦不能一一皆中。一行归之君德，颇与孔子之言合。一行之术精矣，而有此论，则诚不可委之数。
《说苑》引子思曰：“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刃也。吾尝幽处而深思，不若学之速；吾尝跂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见。故顺风而呼，声不加疾，而闻者众；登丘而招，臂不加长，而见者远。故鱼乘于水，鸟乘于风，草木乘于时。”与《大戴礼》、《荀子?劝学篇》略同。《隋、唐志》又有蔡邕《劝学篇》一卷，《易正义》引之云：“鼫鼠五能，不成一伎术。”晋蔡谟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谓《劝学篇》也。《荀子》梧鼠，大戴云“鼫鼠”。蟹六跪二螯，大戴云“二螯八足”。
《曾子》曰：“与君子游，如长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董仲舒之言本于此。“行其所闻，则广大矣。”仲舒云：“行其所知，则光大矣。”
《曾子制言》曰：“良贾深藏如虚，君子有盛教如无。”与《史记》、《老子》之言略同。
《公符篇》载孝昭冠辞，其后氏曲台所记欤？《后汉?礼仪志》注引《博物记》云。迎日辞，亦见《尚书大传》。三句与《洛诰》同。
《哀公问五义》云：“穆穆纯纯，其莫之能循。”《荀子》云：“缪缪肫肫，其事不可循。”盖古字通用。杨倞注：缪，当为“胶”。“肫”与“訰”同。非也。
贾谊“审取舍”之
译《易·本命篇》与《家语》相同，只是《家语》记载：子夏向孔子提问，孔子说：“是的。我从前听老聃讲过，也和你说的意思一样。”子夏说：“我听说《山书》中说。”等等。大戴在篇首加上“子曰”，怀疑这篇是子夏所著，而大戴把它采录为《礼记》。
《践阼篇》记载了武王的十七条铭文，《后汉书·朱穆传》注引《太公阴谋》，武王衣服上的铭文说：“养蚕辛苦，女工艰难，喜新厌旧后必受寒。”镜子的铭文说：“用镜子照自己能看到容貌，用人来对照自己能看到吉凶。”酒杯的铭文说：“快乐到了极点就会悲伤，沉溺酒色会导致过失，国家就会危险。”《崔骃传》注引《太公金匮》，武王说：“我想制定日常起居的告诫，并把它刻在身上。”几案的铭文说：“平安时不要忘记危险，存在时不要忘记灭亡。反复思考这两点，以后就不会有凶险。”手杖的铭文说：“辅助他人不要苟且，扶持他人没有灾祸。”《太平御览》等书引《太公阴谋》：笔的铭文说：“笔毫茂盛，陷入水中可以脱身，陷入文字之中就不能存活。”鞭子的铭文说：“马不可过度驱使，民不可过度役使。马过度驱使就会跌倒，民过度役使就会败坏。”又引《金匮》，帽子的铭文说：“荣耀戴在头上，如果自身行为不正，就会留下道德的过失。”鞋的铭文说：“行动一定要考虑端正，不要心存侥幸。”剑的铭文说：“常用来制服兵器，而推行道德。实行就有福，废弃就会倾覆。”车的铭文说：“自己前往要快，载人要慢。索取欲望没有节制，自己前往反而回来。”镜子的铭文说：“用镜子照自己，就知道吉凶。”门的铭文说：“恭敬地接待宾客，不分贵贱。”户的铭文说：“出门要畏惧，进门要警惕。”窗的铭文说：“窥探要审慎，并且要思念所得，思考所忘。”钥匙的铭文说：“黄昏时要谨慎守卫，深入察辨讹误。”砚台的铭文说：“石墨相磨而黑，邪心谗言，不能污染洁白。”锋刃的铭文说：“忍耐片刻，才能保全你的身体。”刀的铭文说：“刀锋利磨擦，不要为你开启。”井的铭文说：“泉水滑润，连年干旱就会断绝。取用事物要有常规，赋税征收要有节制。”蔡邕《铭论》说：武王登基，咨询太师。制作席、几、楹、杖、器械的铭文共十八章。参考《金匮》、《阴谋》等书，就不止十八章了。把这些记载在篇后，使喜好古事的人有所考证。
武王面向东站立，师尚父面向西陈述丹书的话。皇氏说：“王在宾位，师尚父在主位，这是王廷的位置。如果是平常师徒之间的教导，那么老师面向东，弟子面向西，这与这里不同。”
山谷把太公所诵读的丹书以及武王的铭文，写在座位的左右，作为免除黥刑、补全劓刑的方法。朱文公也寻求程可久，抄写《武王践阼》一篇，作为左右观省警戒之用。《仪礼经传》删去了“且臣闻之”到“必及其世”。《大学或问》依据汤盘铭以及武王的铭文。
《大戴记》中的《夏小正》，《管子》中的《弟子职》，《孔丛子》中的《小尔雅》，这些古书的保存，是这三个人的功劳。
《诰志篇》孔子说：“古代治理天下的一定是圣人。圣人有国家，那么日月就不会发生食，星辰就不会出现孛星。”慈湖说：尧、舜、禹的时候，历年大多没有日食。到太康失去国家，才开始有日食。历法家说日月食，可以用术数推演的，是衰世的术数，而且也不能一一都准确。一行把它归因于君主的德行，颇与孔子的话相合。一行的术数很精妙，而有这样的论述，那么确实不能把它委之于数术。
《说苑》引子思说：“学习用来增加才能，磨刀石用来使刀刃锋利。我曾经独自处在幽静之处而深思，不如学习来得快；我曾经踮起脚远望，不如登上高处看得广阔。所以顺着风呼喊，声音并不加快，但听到的人多；登上山丘招手，手臂并不加长，但看到的人远。所以鱼凭借水，鸟凭借风，草木凭借时运。”与《大戴礼》、《荀子·劝学篇》大致相同。《隋书、唐书·经籍志》又有蔡邕《劝学篇》一卷，《周易正义》引它说：“鼫鼠有五种技能，不能成为一种技艺。”晋代蔡谟读《尔雅》不熟，几乎因为《劝学》而死。说的是《劝学篇》。《荀子》说梧鼠，大戴说“鼫鼠”。蟹有六条腿两个钳子，大戴说“两个钳子八条腿”。
《曾子》说：“与君子交往，就像日子一天天增加而自己不知道。”董仲舒的话本于此。“实行所听到的，就广大了。”仲舒说：“实行所知道的，就光大了。”
《曾子制言》说：“好的商人深藏宝物好像空虚，君子有盛大的教化好像没有。”与《史记》、《老子》的话大致相同。
《公符篇》记载孝昭的冠辞，这是后氏曲台所记载的吗？《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博物记》说。迎日的辞，也见于《尚书大传》。三句与《洛诰》相同。
《哀公问五义》说：“穆穆纯纯，没有人能够遵循。”《荀子》说：“缪缪肫肫，其事不可循。”大概是古字通用。杨倞注：缪，应当是“胶”。“肫”与“訰”相同。不对。
贾谊“审取舍”之
言，见《礼察篇》。
《四代篇》引《诗》云：“‘东有开明’，避景帝讳也。于时鸡三号，以兴庶虞，庶虞动，蜚征作。啬民执功，百草咸淳。”庶虞，盖山虞、泽虞之属。马融《广成颂》用“飞征”。
译“言”字，见于《礼察篇》。
《四代篇》引用《诗经》说：“‘东有开明’，这是为了避汉景帝的名讳。当时鸡叫了三次，用来唤醒庶虞，庶虞被唤醒，飞征便振翅起飞。啬民手持农具，百草都变得茂盛。”庶虞，大概是山虞、泽虞这一类官职。马融在《广成颂》中使用了“飞征”一词。
《虞戴德篇》：昔商老彭及仲隗，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仲隗当考。
《小辨篇》子曰：“缀学之徒，安知忠信？”刘歆书“缀学之士”，本此。
传言以象，反舌皆至。象者，象胥，舌人之官也。
《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注谓：依于《雅》、《颂》。张揖云：即《尔雅》也。《尔雅》之名，始见于此。
《保傅篇》：灵公杀洩冶，而邓元去陈以族从。[邓元事唯见于此，当考。]
《文王官人篇》：其少不讽诵，其壮不论议，其老不教诲，亦可谓无业之人矣。此言可以儆学者。
傅氏《夏小正序》：郑注《月令》引《小正》者八。今按《月令》孟冬讲武，注引《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凡引《小正》者九。《诗?七月》笺引《小正》者一。朱子发曰：“《夏小正》具十二月而无中气，有候应而无日数。至《时训》乃五日为候，三候为气，六十日为节。岂《时训》因《小正》而加详欤？”
孔子《三朝》七篇，《艺文志注》：孔子对鲁哀公语也。三朝见公，故曰三朝。《大戴礼记》《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间》，凡七篇。
乐
《乐纬动声仪》颛顼之乐曰《五茎》，帝喾之乐曰《六英》，《汉志》、《白虎通》云：“《六茎》、《五英》。”《帝王世纪》：高阳作《五英》、高辛作《六茎》。《列子注》以《六莹》为帝喾乐，《淮南子注》以《六莹》为颛顼乐。《通鉴外纪》云：“《汉志》、《世纪》仿六乐撰其名，故多异。”
徐景安《乐章文谱》曰：“五音合数，而乐未成文。案旋宫以明均律，迭生二变，方协七音。乃以变徵之声，循环正徵；复以变宫之律，回演清宫。其变徵以变字为文，其变宫以均字为谱。唯清之一字，生自正宫，倍应声同，终归一律。”陈晋之《乐书》谓：二变四清，乐之蠹也。四清之名，起于钟磬二八之文；二变之名，起于六十律旋宫之言，非古制也。朱文公曰：“半律，《通典》谓之子声，此是古法。但后人失之，而唯存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四律，有四清声，即半声是也。变宫、变徵，始见于《国语注》。《后汉志》乃十二律之本声，自宫而下，六变七变而得之者，非清声也。凡十二律皆有二变，一律之内通五声，合为七均。祖孝孙、王朴之乐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调者，每律各添二声而得之也。”正声是全律之声，如黄钟九寸是也。子声是半律之声，如黄钟四寸半是也。宫与羽，角与徵，相去独远，故于其间制变宫、变徵二声。《仁宗实录?叙皇祐新乐》云：“古者黄钟为万事根本，故尺量权衡，皆起于黄钟。至晋、隋间，累黍为尺而以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陈得古乐，遂用之。唐兴，因其声以制乐，其器虽无法，而其声犹不失于古。王朴始用尺定律，而声与器皆失之。太祖患其声高，特减一律，至是又减半律。然太常乐比唐之声犹高五律，比今燕乐高三律，失之于以尺而生律也。”其言皆见于范蜀公《乐书实录》，盖蜀公之笔也。房庶言以律生尺，蜀公谓黄帝之法也。司马公谓：胡、李之律生于尺，房庶之律生于量，皆难以定是非。蔡季通谓：律度量衡言盖有叙，若以尺寸求之，是律生于度；若以累黍为之，是律生于量，皆非也。故自为律吹之而得其声。蜀公父名度，故以度量为尺量。然《实录》不宜避私讳。
《淮南子?天文训》云：“律以当辰，音以当日。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京房六十律，钱乐之三百六十律，本于此。
《考工记?磬氏疏》：案《乐》云：“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尺八寸。”朱文公问蔡季通，不知所谓“乐”云者是何书？今考《三礼图》，以为《乐经》。《书大传》亦引《乐》曰：“舟张辟雍，鸧鸧相从。”汉元始四年，立《乐经》。《续汉志》鲍
译《虞戴德篇》：从前商朝的彭祖和仲隗，用政事来教导大夫，用职官来教导士人，用技艺来教导平民。仲隗其人尚待考证。
《小辨篇》孔子说：“那些缀学之徒，哪里懂得忠信？”刘歆书中写“缀学之士”，即源于此。
传言依靠象胥，反舌人都能到来。象，指象胥，是翻译官的职名。
《尔雅》用来观察古事，足以辨别言辞了。注解说：依据《雅》、《颂》。张揖说：就是《尔雅》。《尔雅》这个书名，初次见于此处。
《保傅篇》：卫灵公杀了泄冶，而邓元离开陈国，带着宗族跟随他。[邓元的事迹仅见于此处，尚待考证。]
《文王官人篇》：他年少时不讽诵诗书，壮年时不议论政事，年老时不教诲后人，也可以说是没有学业的人了。这话可以用来警戒求学的人。
傅氏《夏小正序》：郑玄注《月令》引用《夏小正》的地方有八处。现在考察《月令》孟冬讲武，注中引用《夏小正》十一月王狩，总共引用《夏小正》的地方有九处。《诗经·七月》的笺注引用《夏小正》一处。朱子发说：“《夏小正》具备十二个月而没有中气，有物候应验而没有具体日数。到了《时训》才规定五天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十天为一节。难道《时训》是依据《夏小正》而加以详备的吗？”
孔子《三朝》七篇，《艺文志注》：这是孔子回答鲁哀公问话的记录。因为三次朝见鲁公，所以叫三朝。《大戴礼记》中的《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间》，总共七篇。
乐
《乐纬动声仪》说颛顼的音乐叫《五茎》，帝喾的音乐叫《六英》，《汉书·艺文志》、《白虎通》说：“《六茎》、《五英》。”《帝王世纪》说：高阳创作《五英》，高辛创作《六茎》。《列子注》把《六莹》当作帝喾的音乐，《淮南子注》把《六莹》当作颛顼的音乐。《通鉴外纪》说：“《汉志》、《世纪》仿照六乐来拟定名称，所以多有差异。”
徐景安《乐章文谱》说：“五音配合数目，但音乐尚未形成文辞。考察旋宫法以明确均律，交替产生两个变声，才协调七音。于是用变徵的声音，循环正徵；再用变宫的律吕，回演清宫。那变徵以‘变’字作为文辞，那变宫以‘均’字作为谱式。只有‘清’这个字，产生于正宫，倍应声相同，最终归于一律。”陈晋之《乐书》说：二变四清，是音乐的弊病。四清的名称，起于钟磬二八的记载；二变的名称，起于六十律旋宫的说法，都不是古制。朱文公说：“半律，《通典》称为子声，这是古法。但后人失传了，只保留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四律，有四清声，也就是半声。变宫、变徵，初次见于《国语注》。《后汉书·律历志》说是十二律的本声，从宫往下，六变七变而得到的，不是清声。凡是十二律都有二变，一律之内贯通五声，合为七均。祖孝孙、王朴的音乐都相同。之所以有八十四调，是每律各添加二声而得到的。”正声是全律的声音，如黄钟九寸就是。子声是半律的声音，如黄钟四寸半就是。宫与羽，角与徵，相距特别远，所以在它们中间制定变宫、变徵二声。《仁宗实录·叙皇祐新乐》说：“古时候黄钟是万事的根本，所以尺量权衡，都起于黄钟。到了晋、隋之间，用累黍定尺来制定律吕，容量终究不能吻合。等到平定陈国得到古乐，于是使用它。唐朝兴起，依据它的声音来制定音乐，它的乐器虽然无法度，但它的声音还不失于古法。王朴开始用尺定律，声音和乐器都失准了。太祖嫌它的声音太高，特意减低一律，到这里又减半律。然而太常乐比唐代的乐声还高五律，比现在的燕乐高三律，失之于用尺来生律。”这些话都见于范蜀公《乐书实录》，大概是蜀公的手笔。房庶说用律生尺，蜀公说是黄帝的法度。司马光说：胡、李的律生于尺，房庶的律生于量，都难以断定是非。蔡季通说：律度量衡的话大概有次序，如果用尺寸去求，是律生于度；如果用累黍去做，是律生于量，都不对。所以自己制作律管吹奏而得到它的声音。蜀公父亲名度，所以把度量当作尺量。然而《实录》不应该避私讳。
《淮南子·天文训》说：“律对应时辰，音对应日期。一律产生五音，十二律产生六十音。再乘以六，所以有三百六十音，来对应一年的天数。”京房六十律，钱乐之三百六十律，本源于此。
《考工记·磬氏疏》：考察《乐》说：“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尺八寸。”朱文公问蔡季通，不知道所谓“乐”的是什么书？现在考察《三礼图》，认为是《乐经》。《书大传》也引用《乐》说：“舟张辟雍，鸧鸧相从。”汉元始四年，设立《乐经》。《续汉书·律历志》鲍
晋戴邈上表曰：“上之所好，下必有过之者焉。是故双剑之节崇，而飞白之俗成；挟琴之容饰，而赴曲之和作。”盖用阮籍《乐论》之语。《乐论》云：“吴有双剑之节，赵有挟琴之容。”
乐名，周以“夏”，宋以“永”，梁以“雅”，周、隋以“夏”，唐以“和”，本朝以“安”。
傅玄《琴赋》：齐桓曰“号钟”，楚庄曰“绕梁”，相如曰“燋尾”，伯喈曰“绿绮”。《宋书?乐志》曰：“世云燋尾，伯喈琴。以傅氏言之，非伯喈也。”今按《蔡邕传》注引《琴赋序》：相如“绿绮”，蔡邕“焦尾”。《宋志》恐误。
嵇叔夜《琴赋》：曲引所宜，则《广陵》、《止息》。李善注：应璩《与刘孔才书》曰：“听《广陵》之清散。”傅玄《琴赋》曰：“马融谭思于《止息》。”明古有此曲。韩皋谓：嵇康为是曲，当晋、魏之际，以魏文武大臣败散于广陵始；晋虽暴兴，终止息于此。今以《选》注考之，《广陵散》、《止息》，皆古曲，非叔夜始撰也。魏扬州刺史治寿春，亦非广陵。顾况《广陵散记》云：“曲有《日宫散》、《月宫散》、《归云引》、《华岳引》，然则‘散’犹‘引’也，败散之说非矣。”
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世说注》引东方朔樊英事。《乐纂》又谓：晋人有铜澡盘自鸣，张茂先曰：“此器与洛阳钟声谐，宫中撞钟，故鸣。”
《朱子语录》云：“《汉?礼乐志》刘歆说乐处亦好。”《汉志》无刘歆说乐，此记录之误。《近思续录》亦误取之。隋牛弘引刘歆《钟律书》，出《风俗通》。
周无射之钟，至隋乃毁。唐显庆之辂，至本朝犹存。物之寿亦有数邪！
徐氏之礼，善盘辟之容，而不能明其本；制氏之乐，纪铿枪之声，而不能言其义。汉世所谓礼乐者，叔孙通之仪，李延年之律尔。礼缺而乐遂亡，徐氏之容，制氏之声，亦不复传矣。
夏侯太初《辩乐论》：伏羲有《网罟》之歌，神农有《丰年》之咏，黄帝有《龙衮》之颂。元次山《补乐歌》有《网罟》、《丰年》二篇。《文心雕龙》云：“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竹弹歌》见《吴越春秋》。
韩文公《琴操》十首，琴有十二操，不取《水仙》、《坏陵》二操。
范蜀公《议乐》曰：“秬一稃二米，今秬黍皆一米。”杨次公非之曰：“《尔雅》秬，黑黍。秠，一稃二米。其种异。以为必得秠然后制律，未之前闻也。”晁子止曰：“纵黍为之则尺长，律管容黍为有馀，王朴是也。横黍为之则尺短，律管容黍为不足，胡瑗是也。”
《新唐书?乐志》多取刘贶《太乐令壁记》。
《吕才传》云：“制尺八，凡十二枚，长短不同，与律谐契。”尺八，乐器之名见《摭言》、《逸史》。《仙隐传》：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尺八”。
《文子》曰：“听其音则知其风，观其乐即知其俗，见其俗即知其化。”与《乐记》意同。
《吕氏春秋》“齐之衰也，作为大吕。”即《乐毅书》所云“大吕陈于元英”者。
孔子鼓瑟，有鼠出游，狸微行造焉，获而不得，而曾子以为有贪狼之志。客有弹琴，见螳螂方向鸣蝉，惟恐螳螂之失也，而蔡邕以为有杀心。二事相类。
《琴操》曰：“聂政父为韩王治剑不成，王杀之。时，政未生。及长，入太山，遇仙人，学鼓琴。七年，琴成入韩。”岂韩有两聂政与？
范蜀公曰：“清声不见于经，唯《小胥注》云：‘钟磬者编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谓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高。国朝旧有四清声，置而弗用。至刘几用之，与郑、卫无异。”今考皇祐二年，王尧臣等言：准正声之半，以为十二子声之钟，故有正声、子声各十二。子声即清声也。唐制以十六为小架，二十四为大架，今太常钟垂十六。旧传正声之外，有黄钟至夹钟四清声。又乐工所陈，自磬、箫、琴、龠、巢笙五器，本有清声。埙
译晋代戴邈上奏章说：“君主所喜好之事，臣下必定会有做得更过分的人。因此，崇尚双剑的节操，便形成了轻浮虚华的习俗；修饰携带琴瑟的姿态，便兴起了迎合曲调的风气。”这大概是引用了阮籍《乐论》中的话。《乐论》中说：“吴地有双剑的节操，赵地有挟琴的姿态。”
乐曲的名称，周朝称为“夏”，宋朝称为“永”，梁朝称为“雅”，周、隋两代称为“夏”，唐朝称为“和”，本朝称为“安”。
傅玄《琴赋》记载：齐桓公的琴叫“号钟”，楚庄王的琴叫“绕梁”，司马相如的琴叫“焦尾”，蔡邕的琴叫“绿绮”。《宋书·乐志》说：“世人传说焦尾琴是蔡邕的琴。按照傅玄的说法，焦尾琴并非蔡邕所有。”现在查考《蔡邕传》注引《琴赋序》：司马相如的琴是“绿绮”，蔡邕的琴是“焦尾”。《宋志》恐怕弄错了。
嵇康《琴赋》说：适合琴曲引奏的，有《广陵》、《止息》。李善注引应璩《与刘孔才书》说：“听《广陵》的清散之音。”傅玄《琴赋》说：“马融在《止息》中深思。”说明古代就有这些曲调。韩皋认为：嵇康创作此曲，正值晋、魏交替之际，因魏国文武大臣在广陵败散而开始；晋朝虽然突然兴起，最终也在此止息。现在根据《文选》注考证，《广陵散》、《止息》都是古曲，并非嵇康首创。魏国扬州刺史治所在寿春，也并非广陵。顾况《广陵散记》说：“曲中有《日宫散》、《月宫散》、《归云引》、《华岳引》，那么‘散’也就相当于‘引’，败散的说法是错误的。”
铜山在西边崩塌，灵钟在东边响应，《世说新语注》引用了东方朔和樊英的事例。《乐纂》又说：晋朝有人家的铜澡盘自行鸣响，张华说：“这件器物与洛阳的钟声相谐，宫中撞钟，所以它鸣响。”
《朱子语录》说：“《汉书·礼乐志》中刘歆论述音乐的地方也很好。”《汉书》中没有刘歆论述音乐的内容，这是记录的错误。《近思续录》也错误地采纳了它。隋朝牛弘引用刘歆《钟律书》，出自《风俗通义》。
周朝无射之钟，到隋朝才被毁坏。唐朝显庆年间的车驾，到本朝还存在。事物的寿命也有定数吗！
徐氏的礼仪，擅长盘辟的仪容，却不能阐明其根本；制氏的音乐，记载铿锵的声音，却不能说明其意义。汉朝所谓的礼乐，不过是叔孙通的仪节，李延年的音律罢了。礼仪缺失而音乐随之消亡，徐氏的仪容，制氏的声音，也不再传于世了。
夏侯玄《辩乐论》：伏羲有《网罟》之歌，神农有《丰年》之咏，黄帝有《龙衮》之颂。元结《补乐歌》有《网罟》、《丰年》两篇。《文心雕龙》说：“二言诗始于黄帝时代，《竹弹》之谣就是。”《竹弹歌》见于《吴越春秋》。
韩愈《琴操》十首，琴有十二操，不取《水仙》、《坏陵》两操。
范镇《议乐》说：“秬一稃二米，现在秬黍都是一米。”杨亿反驳说：“《尔雅》说秬是黑黍。秠是一稃二米。它们的品种不同。认为必须得到秠才能制定音律，未曾听说过。”晁说之说：“即使以黍来定尺，也是尺长，律管容纳黍数有余，王朴就是这样。横着以黍定尺，则尺短，律管容纳黍数不足，胡瑗就是这样。”
《新唐书·乐志》多采用刘贶《太乐令壁记》。
《吕才传》说：“制作尺八，共十二支，长短不同，与音律相谐契。”尺八，作为乐器名称见于《摭言》、《逸史》。《仙隐传》：房介然善于吹竹笛，名叫“尺八”。
《文子》说：“听其音乐就知道其风气，观其乐舞就知道其风俗，见其风俗就知道其教化。”与《乐记》意思相同。
《吕氏春秋》“齐国衰败时，创作了大吕。”即《乐毅书》所说的“大吕陈于元英”。
孔子弹瑟，有老鼠出来游荡，狸猫悄悄靠近，捕获却未能得手，曾子认为孔子有贪婪狠毒之心。有客人弹琴，看见螳螂正对着鸣蝉，只怕螳螂失手，蔡邕认为客人有杀心。这两件事相似。
《琴操》说：“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没有成功，韩王杀了他。当时，聂政还未出生。等到长大，进入泰山，遇见仙人，学习弹琴。七年，琴艺学成进入韩国。”难道韩国有两个聂政吗？
范镇说：“清声不见于经典，只有《小胥注》说：‘钟磬编次为二八十六枚，在一簴上，称为堵。’到唐朝又有十二清声，声音更高。本朝旧有四清声，放置不用。到刘几使用它，与郑、卫之音没有区别。”现在查考皇祐二年，王尧臣等人说：按照正声的一半，制作十二子声的钟，所以有正声、子声各十二。子声就是清声。唐朝制度以十六为小架，二十四为大架，现在太常钟垂十六。旧传正声之外，有黄钟至夹钟四清声。又乐工所陈列的，自磬、箫、琴、龠、巢笙五器，本来就有清声。埙
西山先生曰：“礼中有乐，乐中有礼。朱文公谓：严而泰，和而节。礼胜则离，以其太严，须用有乐。乐胜则流，以其太和，须用有礼。”
致堂胡氏曰：“礼、乐之书，其不知者，指《周官》、《戴记》为《礼经》，指《乐记》为《乐经》。其知者曰：‘礼、乐无全书。’此考之未深者。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诗》与《乐》相须，不可谓乐无书。《乐记》则子夏所述也。至于礼，夫子欲为一书而不果成，夏杞、殷宋之叹是也。”
鲁虽赐以天子之礼乐，其实与天子固有隆杀也。乐有夷蛮而无戎狄也；门有雉、库而无皋、应也。尊用四代之尊，而爵无虞氏之爵也；俎用四代之俎，而豆无虞氏之豆也。其后鲁公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鲁公之制，陪臣僭三家之制。然鲁有郊庙之礼，始于惠公之请，在平王东迁之后。说见前。
乡饮酒，升歌三终，《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三终，《南陔》、《白华》、《华黍》。间歌三终，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合乐三终。《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盿》。《周南》、《召南》，《燕礼》谓之乡乐，亦曰“房中之乐”。大射，歌《鹿鸣》三终，《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管《新宫》三终。其篇亡。笙诗无辞，则管诗亦无辞。《左传》：宋公享昭子，赋《新宫》。则《新宫》有辞。
卷六 春秋
《春秋》之法，韩文公“谨严”二字尽之。学《春秋》之法，吕成公“切近”二字尽之。
《诗》亡然后《春秋》作。《诗》、《春秋》相表里，《诗》之所刺，《春秋》之所贬也。《小雅》尽废，有宣王焉，《春秋》可以无作也。《王风》不复《雅》，君子绝望于平王矣。然《雅》亡而《风》未亡，清议盖凛凛焉。《击鼓》之诗，以从孙子仲为怨，则乱贼之党犹未盛也。《无衣》之诗，待天子之命然后安，则篡夺之恶犹有惧也。更齐、宋、晋、秦之伯，未尝无《诗》，礼义之维持人心如此。鲁有《颂》而周益衰，变风终于陈灵而《诗》遂亡。夏南之乱，诸侯不讨而楚讨之，中国为无人矣。《春秋》所为作与。
春王正月，程氏《传》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时以立义耳。”胡氏《传》曰：“以夏时冠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示无其位，不敢自专。”朱文公谓：以《书》考之，凡书月皆不著时，疑古史记事例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后以天时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时，下正王朔之义。而加春于建子之月，则行夏时之意亦在其中。以程子“假天时以立义”考之，则是夫子作《春秋》时，特加此四字以系年，见行夏时之意。如胡氏之说，则周亦未尝改月，而夫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月下所书之事，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后，月与事常差两月，恐圣人制作，不如是错乱无章也。刘质夫说，似亦以“春”字为夫子所加，但《鲁史》谓之《春秋》，似元有此字。石林叶氏考《左传》“祭足取麦，谷邓来朝”，以为《经》、《传》所记，有例差两月者，是《经》用周正，而《传》取国史。有自用夏正者，失于更改也。陈氏《后传》曰：“以夏时冠周月，则《鲁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孟月书时，以见《鲁史》每正月书王以存周正，盖尊周而罪鲁也。”张氏《集传》曰：“周官布治，言正月之吉，此周正也，而以夏正为正岁。《诗?七月》言月，皆夏时，而以周正为一之日。可见兼存之法。”沙随程氏曰：“周正之春，包子、丑、寅月。吕成公《讲义》，于春字略焉，盖阙疑之意。”
胡文定《春秋传》曰：“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龟山谓：其说似太支离，恐改元初无此意。东莱《集解》亦不取。
隐元年有正月，后十年皆无正月。陆淳曰：“元年有正，言
译西山先生说：“礼中包含着乐，乐中也包含着礼。朱文公说：严肃而安泰，和谐而有节制。礼过于严苛就会使人疏离，因为太严肃了，所以需要用乐来调和。乐过于放纵就会使人流于轻浮，因为太和谐了，所以需要用礼来节制。”
致堂胡氏说：“关于礼、乐的典籍，不了解的人，把《周官》、《戴记》当作《礼经》，把《乐记》当作《乐经》。了解的人说：‘礼、乐没有完整的典籍。’这是考察得不深入的人。孔子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校正了音乐，使雅、颂各归其位。’这说明《诗》与《乐》是相互依存的，不能说乐没有典籍。《乐记》是子夏所记述的。至于礼，孔子想编撰一部书但没有完成，夏、杞、殷、宋的感叹就是证明。”
鲁国虽然被赐予天子的礼乐，但实际上与天子固有的礼乐在隆重与简省上是有区别的。乐舞中有夷、蛮之乐而没有戎、狄之乐；宫门有雉门、库门而没有皋门、应门；酒器使用四代的尊，而没有虞氏的爵；祭器使用四代的俎，而没有虞氏的豆。后来鲁公僭越天子的制度，三家僭越鲁公的制度，陪臣僭越三家的制度。然而鲁国有郊祀和宗庙的礼仪，始于惠公的请求，是在平王东迁之后。说法见前文。
乡饮酒礼，升堂歌唱三终，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乐进入三终，吹《南陔》、《白华》、《华黍》。间歌三终，歌唱《鱼丽》，笙吹《由庚》。歌唱《南有嘉鱼》，笙吹《崇丘》。歌唱《南山有台》，笙吹《由仪》。合乐三终，演奏《周南》、《关雎》、《葛覃》、《卷耳》；演奏《召南》、《鹊巢》、《采蘩》、《采蘩》。《周南》、《召南》，《燕礼》称为乡乐，也叫“房中之乐”。大射礼，歌唱《鹿鸣》三终，即《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管乐演奏《新宫》三终，其篇章已失传。笙诗没有歌词，那么管诗也没有歌词。《左传》记载：宋公宴请昭子，赋《新宫》。则《新宫》是有歌词的。
卷六 春秋
《春秋》的法则，韩文公的“谨严”二字概括尽了。学习《春秋》的法则，吕成公的“切近”二字概括尽了。
《诗》亡然后《春秋》作。《诗》与《春秋》互为表里，《诗》所讽刺的，就是《春秋》所贬斥的。《小雅》虽然全部废弛，但有宣王在，《春秋》可以不作。《王风》不再恢复《雅》的正统，君子对平王绝望了。然而《雅》虽亡而《风》未亡，清议依然凛然。《击鼓》这首诗，以跟随孙子仲出征为怨恨，说明乱贼的党羽还不兴盛。《无衣》这首诗，等待天子的命令然后心安，说明篡夺的恶行还存有畏惧。经过齐、宋、晋、秦的霸主，未曾没有《诗》，礼义维持人心就是如此。鲁国有《颂》而周朝更加衰微，变风终于陈灵公而《诗》遂亡。夏南之乱，诸侯不讨伐而楚国讨伐它，中原地区算是没有人才了。这就是《春秋》所作的原因吧。
春王正月，程氏《传》说：“周朝的正月，不是春季，是假借天时来确立义理罢了。”胡氏《传》说：“用夏历的时节冠于月份之上，垂示法度给后世。用周历的正月记载事件，表示没有那个地位，不敢自专。”朱文公说：根据《尚书》考察，凡是记载月份都不注明时节，怀疑古代史官记事就是这样。到了孔子作《春秋》，然后以天时加在王月之上，以表明上奉天时，下正王朔的意义。而在建子之月加上“春”字，那么实行夏时的意思也包含在其中。根据程子“假借天时来确立义理”来考察，那么是夫子作《春秋》时，特意加上这四个字来系年，显示实行夏时的意思。如果按照胡氏的说法，那么周朝也未尝改变月份，而夫子特意以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月下所记载的事件，是周正建子月的事件。从此以后，月份与事件常相差两个月，恐怕圣人制作，不会如此错乱无章。刘质夫的说法，似乎也以“春”字为夫子所加，但《鲁史》称为《春秋》，似乎原本就有这个字。石林叶氏考察《左传》“祭足取麦，谷邓来朝”，认为《经》、《传》所记载的，有例差两个月的，是《经》用周正，而《传》取国史。有自用夏正的，是更改失误。陈氏《后传》说：“以夏时冠周月，是《鲁史》。夫子修《春秋》，每孟月书时，以显示《鲁史》每正月书王以存周正，大概是尊周而罪鲁。”张氏《集传》说：“《周官》布治，说正月之吉，这是周正，而以夏正为正岁。《诗·七月》言月，都是夏时，而以周正为一之日。可见兼存的方法。”沙随程氏说：“周正的春季，包含子、丑、寅月。吕成公《讲义》，对春字略而不提，大概是阙疑的意思。”
胡文定《春秋传》说：“元，就是仁。仁，是人心。”龟山说：这种说法似乎太支离破碎，恐怕改元最初没有这个意思。东莱《集解》也不采纳。
隐元年有正月，后十年都没有正月。陆淳说：“元年有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