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书
，务欲立异，依傍字部，改变经文。”然则今所传《古文尚书》，未必皆孔安国之本。宋景文《笔记》云：“杨备得《古文尚书释文》，读之大喜，书讯刺字皆用古文。”按《国史艺文志》唐孝明写以今字，藏其旧本。开宝五年，别定《今文音义》。咸平二年，孙奭请摹印《古文音义》，与新定《释文》并行。今亦不传。然汉至唐所谓古文者，孔安国以隶存古，非科斗书也。今有《古文尚书》，吕微仲得本于宋次道、王仲至家。郭忠恕定《古文尚书》并《释文》，今本岂忠恕所定欤？宣和六年，诏《洪范》复从旧文，以“陂”为“颇”，然监本未尝复旧也。
译（他们）一心想要标新立异，依附于字书部首，更改经文。”然而，如今所流传的《古文尚书》，未必都是孔安国的原本。宋祁《笔记》说：“杨备得到了《古文尚书释文》，读后非常高兴，书信、名刺上的字都使用古文。”查《国史艺文志》记载，唐代孝明用今字抄写，收藏了旧本。开宝五年，另外审定《今文音义》。咸平二年，孙奭请求摹印《古文音义》，与新定的《释文》同时流行。如今这些版本也都不传了。然而从汉代到唐代所谓的古文，是孔安国用隶书保存古字，并非蝌蚪文。现在有的《古文尚书》，吕惠卿从宋敏求、王仲至家中得到底本。郭忠恕审定《古文尚书》及《释文》，现在的版本难道是郭忠恕审定的吗？宣和六年，下诏《洪范》篇恢复旧文，将“陂”字改回“颇”字，然而官刻本却从未恢复旧文。
吴才老《书裨传?考异》云：“伏氏口传与经传所引，有文异而有益于经，有文异而无益于经，有文异而音同，有文异而义同。”才老所述者，今不复著。“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古文“定”作“正”，开元误作“定”。晁景迂云。“舜让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不台”。《史记自序》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记》作“来始滑”，《汉书》作“七始咏”。“忽”又或作“曶”[郑康成曰：“笏也。”]《大传?大诰》曰：“民仪有十夫。”王莽作《大诰》曰：“民献仪九万夫。”盖本于此。又《康诰》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俊德。”今无“俊”字。《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汉历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是朔旦冬至之岁。“高宗亮阴”，《礼记》作“谅闇”，注读为“梁韽”。《汉五行志》作“涼阴”，《大传》作“梁闇”。“予若观火”，《周礼注》谓今燕俗，名汤热为观。《微子》“我其发出狂”，《史记?宋世家》“狂”作“往”，注引郑康成曰：“我其起作出往也。”《君奭》“天难谌”，《王莽传》作“天应棐谌。”“钦明文思安安”，《考灵耀》作“晏晏”。郑氏注：“宽容覆载谓之晏。”冯衍《显志赋》：“思唐虞之晏晏。”第五伦上疏：“体晏晏之姿。”《无逸》“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石经》曰：“肆高宗之飨国百年。”汉杜钦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寿。”“费誓”，《说文》作“粊誓”，《史记》作“肹”，《大传》作“鲜”。“度作刑以诘四方”，《周礼注》云：“度作详刑。”“哀矜折狱”，《汉?于定国传》作“哀鳏哲狱”。《大传》：“哀矜哲狱。”“折民惟刑”，《汉刑法志》作“悊民”。“天齐于民，俾我一日”，杨赐封事作“假我一日”。赐通桓君章句，即欧阳《尚书》。刘恺引“上刑挟轻，下刑挟重。”《说文》“顾畏于民嵒”，多言也。尼辄切。
《书》始二《典》，犹《诗》之首二《南》；取费、秦之《誓》，犹《诗》之有《鲁颂》。
《大传》说《尧典》谓之《唐传》，则伏生不以是为《虞书》。
《夏小正》、《月令》、《时训》详矣，而《尧典》命羲和以数十言尽之；《天官书》、《天文志》详矣，而《舜典》玑衡以一言尽之。叙事当以《书》为法。《尧典》以日中、宵中为春秋之别，《月令》两言日夜分，无春秋之异。
《尧典》日月星辰，孔注谓：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会。《益稷》日月星辰，谓日、月、星为三辰。五礼一也，孔注于《舜典》，以为吉、凶、宾、军、嘉；于《皋陶谟》，则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礼。
《史记索隐》云：“春言东作，夏言南为，皆是耕作营为劝农之事。孔安国强读为‘讹’字，虽训化，解释纡回。”今《史记》作“南讹”。
《周礼注》引《书》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虞翻云：“郑玄所注《尚书》，古篆‘戼’字，反以为‘昧’。古大篆‘戼’字，读当为‘桺’。古‘桺’、‘戼’同字，而以为‘昧’。”裴松之谓：翻言为然。
宅堣夷，《释文》云：“《尚书考灵耀》及《史记》作‘禺铁’。”今按《史记?尧本纪》“居郁夷”，《正义》“郁”音“隅”。《夏本纪》“堣夷既略”，《索隐》云：“《今文尚书》及《帝命验》并作‘禺铁’。”古“夷”字。薛氏曰：“今登州之地。”
四岳，孔注云：“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诸侯。”按《周语》太子晋曰：“共之从孙四岳，佐禹胙国，命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左传》许，大岳之胤也。杜氏注谓大岳，神农之后，尧四岳也。当从《周语》之说。迂斋云：“申、吕、齐、许皆四岳之后。尧让许由，亦其一也。”
五典克从，孔安国《传》本于《左氏》，程子《解》本于《孟子》。《左氏》言五教，不及君臣、
译吴才老在《书裨传考异》中说：“伏氏口传的《尚书》与经传所引用的，有文字不同但对经文有益的，有文字不同但对经文无益的，有文字不同但读音相同的，有文字不同但意义相同的。”才老所叙述的这些，现在不再详细记载。“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古文中“定”字写作“正”，《开元》误作“定”。晁景迂说：“舜让位于有德之人，不继承帝位”，班固《典引》中写作“不台”。《史记·自序》中说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史记》作“来始滑”，《汉书》作“七始咏”。“忽”字又有时写作“曶”[郑康成说：“是笏的意思。”]《大传·大诰》说：“民众中有十个成年男子。”王莽作《大诰》说：“民众中有九万个贤人。”大概本于此。又《康诰》说：“只有你那显赫的父亲文王，能够彰明卓越的德行。”今本没有“俊”字。《伊训》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汉书·律历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这是指朔旦冬至的那一年。“高宗亮阴”，《礼记》作“谅闇”，注中读为“梁韽”。《汉书·五行志》作“涼阴”，《大传》作“梁闇”。“予若观火”，《周礼注》说现在燕地的风俗，把汤热称为观。《微子》中“我其发出狂”，《史记·宋世家》中“狂”字作“往”，注中引用郑康成的话说：“我其起作出往也。”《君奭》中“天难谌”，《王莽传》中作“天应棐谌”。“钦明文思安安”，《考灵耀》中作“晏晏”。郑氏注说：“宽容覆载叫做晏。”冯衍《显志赋》中说：“思唐虞之晏晏。”第五伦上疏说：“体晏晏之姿。”《无逸》中“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石经》说：“肆高宗之飨国百年。”汉代杜钦也说：“高宗享百年之寿。”“费誓”，《说文》中作“粊誓”，《史记》中作“肹”，《大传》中作“鲜”。“度作刑以诘四方”，《周礼注》说：“度作详刑。”“哀矜折狱”，《汉书·于定国传》中作“哀鳏哲狱”。《大传》说：“哀矜哲狱。”“折民惟刑”，《汉书·刑法志》中作“悊民”。“天齐于民，俾我一日”，杨赐封事中作“假我一日”。杨赐通晓桓君章句，即欧阳《尚书》。刘恺引用“上刑挟轻，下刑挟重”。《说文》中“顾畏于民嵒”，意思是多言。尼辄切。
《尚书》始于两篇《典》，就像《诗经》以两篇《南》为首；选取费、秦的《誓》，就像《诗经》中有《鲁颂》。
《大传》解说《尧典》称之为《唐传》，那么伏生不把这篇归为《虞书》。
《夏小正》、《月令》、《时训》记载得很详细，而《尧典》任命羲和只用几十句话就概括完了；《天官书》、《天文志》记载得很详细，而《舜典》中关于玑衡只用一句话就概括完了。叙事应当以《尚书》为法则。《尧典》以日中、宵中作为春、秋的区别，《月令》两次提到日夜平分，没有春、秋的差异。
《尧典》中的日月星辰，孔安国注说：星，是四方中星；辰，是日月交会之处。《益稷》中的日月星辰，说日、月、星为三辰。五礼是一样的，孔安国注在《舜典》中，认为是吉、凶、宾、军、嘉；在《皋陶谟》中，则说是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礼。
《史记索隐》说：“春天说东作，夏天说南为，都是耕作营为劝农之事。孔安国强行读为‘讹’字，虽然解释为教化，但解释迂回曲折。”现在《史记》作“南讹”。
《周礼注》引用《尚书》说：“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虞翻说：“郑玄所注《尚书》，古篆‘戼’字，反而认为是‘昧’。古大篆‘戼’字，读应当为‘桺’。古‘桺’、‘戼’同字，而认为是‘昧’。”裴松之认为：虞翻的话是对的。
宅堣夷，《释文》说：“《尚书考灵耀》及《史记》作‘禺铁’。”现在查考《史记·尧本纪》“居郁夷”，《正义》说“郁”音“隅”。《夏本纪》“堣夷既略”，《索隐》说：“《今文尚书》及《帝命验》并作‘禺铁’。”这是古“夷”字。薛氏说：“现在登州的地方。”
四岳，孔安国注说：“就是上面羲和的四个儿子，分别掌管四岳的诸侯。”查考《国语·周语》太子晋说：“共工的孙子四岳，辅佐禹分封诸侯，任命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左传》说许国，是大岳的后代。杜氏注说大岳，是神农的后代，尧时的四岳。应当遵从《国语》的说法。迂斋说：“申、吕、齐、许都是四岳的后代。尧让位给许由，也是其中之一。”
五典克从，孔安国《传》本于《左氏》，程子《解》本于《孟子》。《左氏》讲五教，不及君臣、
程子谓：共、兜之徒，及舜登庸之始，侧陋之人，顾居其上，此凶乱之人所不能堪，故其恶显而舜诛之。韩非曰：“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此可以证程子之说。韩非谓尧诛共、鲧，非也。
范蜀公《正书》曰：“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赎也，贼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刵、剕、宫、大辟也。”《皇王大纪》之说本诸此，而以墨、劓、剕、宫、大辟为贼刑之科目。
《书序》帝厘下土方，设居方，《释文》云：“一读至‘方’字绝句。”《商颂》“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朱文公亦以“方”字绝句，云《楚辞?天问》“禹降省下土方”，盖用此语。然《书序》已有此读矣。
郑康成读《舜典》云：“舜生三十，谓生三十年；登庸二十，谓历试二十年。”
《大禹谟》言“念哉”者二，《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舜之辞。心者治之本，心斯须不存，治忽分焉。“共惟千载心，秋月照寒水”，于此见之。
皋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曰：“庶常吉士。”召公曰：“吉士吉人。”帝王用人之法，一言以蔽之曰“吉”。舜所举曰“元”、曰“恺”，吉德之实也；所去曰“凶”，吉德之反也。议论相传，气脉相续。在春秋时谓之善人，在西汉时谓之长者。惟吉则仁，所谓元者善之长，为天地立心者也。
儆戒无虞，絜斋解云：“治安之时，危乱之萌已兆。汉宣帝渭上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篡汉已兆于极盛之日矣。无虞岂可不儆戒？愚谓匈奴衰而女戎兴，倚伏果可畏哉！”又解“七旬有苗格”，云：“舜耕历山之时，祗见厥父，惟知己之有罪而不见父之为顽，所以底豫。及其征苗也，自省未尝有过而惟见苗民之作慝，所以逆命。至班师之后，诞敷文德，无异负罪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满损谦益，捷于影响，人心岂可以自满哉？愚谓仲虺之诰成汤，召公之训武王，戒其满而自矜也。齐桓服楚，魏武得荆州，唐庄宗取汴，皆以满失之。”
九德，知人之法；三俊，用人之法。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尽天理而无人欲，得至善而止也。”尹之告太甲曰：“钦厥止，去人欲而复天理，求至善而止也。”
《虞书》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郑康成注周礼谓：周以日月星辰画于旌旗，而冕服九章。注《礼记?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谓：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鲁礼也。二礼之说自相背驰。鲁秉周礼，周、鲁之礼其有异乎？
《古文尚书》及《说文》璪火黺黹米黼黻，艾轩曰：“黺黹米黼黻，当各为一物。‘璪’当为‘玉璪’之‘璪’。‘璪’，圜物也，意其为‘璪’之状而以火旁饰之，火因物而后见耳。《考工记》谓火以圜，得非指璪火为一物乎？郑司农谓为圜形似火，此为近之。希冕，谓黺黹米黼黻皆从‘黹’，同谓之‘希冕’。陆德明‘希’与‘黹’同，盖有由来也。”
鸟兽跄跄，马融以为笋虡，《七经小传》用其说。《书裨传》以“凤凰来仪”为箫声之和，艾轩亦曰：“制器尚象。”
古文“箾瞉”，今文作“箫”，[《左氏》曰：“韶箾，舜乐名也。”]诸儒误以箫管解之。
《说文》“奡，嫚也”，引《虞书》“若丹朱、奡”、《论语》“奡荡舟”。按《书》有“罔水行舟”之语，则“奡荡舟”者，恐即谓丹朱。
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盖卫包所改，当从古。
若稽古，称尧、舜、禹三圣而皋陶与焉。舜以天下逊禹，禹独推皋陶。孟子论道之正传，亦曰：“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子夏亦云：“舜举皋陶，观于谟而见皋陶之学之粹也。”
蛮夷猾夏，明刑治之而有馀；四夷交侵，征伐制之而不足。虞、周之德天渊矣。
《淮南子》曰
译程子说：共工、驩兜这类人，等到舜被提拔任用之初，出身卑微的人反而位居他们之上，这是凶恶混乱之人所不能忍受的，所以他们的恶行显露出来，舜便诛杀了他们。韩非说：“尧想把天下传给舜，鲧进谏，共工又进谏说：‘谁会把天下传给一个平民百姓呢？’尧没有听从。”这可以用来证明程子的说法。韩非说尧诛杀了共工和鲧，这是不对的。
范祖禹《正书》说：“舜的五种刑罚：流放、官刑、教育、赎刑、贼刑。用流放来宽宥五刑，是指舜制定了五种流放，用来宽宥三苗的割鼻、割耳、断足、宫刑、死刑。”《皇王大纪》的说法源自于此，并把墨刑、割鼻、断足、宫刑、死刑作为贼刑的类别。
《尚书序》说“帝厘下土方，设居方”，《释文》说：“一种读法在‘方’字处断句。”《商颂》说“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朱熹也在“方”字处断句，说《楚辞·天问》中“禹降省下土方”，大概是用这个语意。然而《尚书序》中已经有这种读法了。
郑玄读《舜典》说：“舜生三十，意思是出生三十年；登庸二十，意思是经过二十年试用。”
《大禹谟》中说“念哉”的有两处，《益稷》中说“念哉”的有一处，都是禹告诫舜的话。心是治理的根本，心片刻不存，治与乱就分开了。“共惟千载心，秋月照寒水”，在这里可以看出来。
皋陶说：“彰显那些有常道的人，吉祥啊！”周公说：“众多常吉的士人。”召公说：“吉士吉人。”帝王用人的方法，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吉”。舜所举荐的称为“元”、称为“恺”，是吉德的实质；所罢黜的称为“凶”，是吉德的相反。议论相互传承，气脉相互延续。在春秋时称为善人，在西汉时称为长者。只有吉才仁，所谓元是善的首领，是为天地立心的。
警戒没有忧患，絜斋解释说：“治安的时候，危乱的萌芽已经显现。汉宣帝在渭水上的朝会，这一年王政君生下成帝，王莽篡汉已经在极盛之日显现征兆了。没有忧患难道可以不警戒吗？我认为匈奴衰落而女戎兴起，祸福相依确实可怕啊！”又解释“七旬有苗格”，说：“舜在历山耕种的时候，恭敬地对待他的父亲，只知道自己有罪而不见父亲的顽固，所以父亲高兴。等到征伐三苗时，反省自己不曾有过错而只见到苗民作恶，所以违抗命令。等到班师之后，广泛传播文德，没有不同于负罪引慝的心，于是三苗归服。满招损谦受益，快如影随形，人心难道可以自满吗？我认为仲虺告诫成汤，召公训诫武王，都是告诫他们不要自满自傲。齐桓公征服楚国，曹操得到荆州，唐庄宗夺取汴州，都是因为自满而失败的。”
九德，是知人的方法；三俊，是用人的方法。
禹告诫舜说：“安汝止，尽天理而无人欲，得到至善而停止。”尹吉甫告诫太甲说：“钦厥止，去除人欲而恢复天理，追求至善而停止。”
《虞书》说作服，天子从日月以下有十二章，郑玄注《周礼》说：周朝把日月星辰画在旌旗上，而冕服只有九章。注《礼记·郊特牲》祭祀之日，王穿衮衣以象天，说：有日月星辰的纹章，这是鲁国的礼仪。两种礼仪的说法自相矛盾。鲁国遵循周礼，周、鲁的礼仪难道有差异吗？
《古文尚书》及《说文》中的璪火黺黹米黼黻，艾轩说：“黺黹米黼黻，应当各为一物。‘璪’应当是‘玉璪’的‘璪’。‘璪’，是圆形的物体，推测它是‘璪’的形状而以火旁装饰，火因物体而后显现。《考工记》说火以圆形，难道不是指璪火为一物吗？郑司农说为圆形似火，这比较接近。希冕，说黺黹米黼黻都从‘黹’，同称为‘希冕’。陆德明‘希’与‘黹’同，大概是有来由的。”
鸟兽跄跄，马融认为是笋虡，《七经小传》采用他的说法。《书裨传》把“凤凰来仪”作为箫声的和声，艾轩也说：“制器尚象。”
古文“箾瞉”，今文作“箫”，[《左氏》说：“韶箾，舜乐名也。”]诸儒误以箫管解释。
《说文》“奡，嫚也”，引用《虞书》“若丹朱、奡”、《论语》“奡荡舟”。按《书》有“罔水行舟”的话，那么“奡荡舟”，恐怕就是指丹朱。
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大概是卫包所改，应当遵从古文。
若稽古，称尧、舜、禹三圣而皋陶也在其中。舜把天下让给禹，禹独自推举皋陶。孟子论道的正传，也说：“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又说：“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子夏也说：“舜举皋陶，观于谟而见皋陶之学之粹也。”
蛮夷扰乱华夏，明刑治理而有馀；四夷交相侵犯，征伐制止而不足。虞、周的德行相差天渊了。
《淮南子》说
：“皋陶喑而为大理。”此犹夔一足之说也。皋陶陈谟赓歌谓之喑可乎？司马公诗云：“法官由来少和泰，皋陶之面如削瓜。”然《荀子?非相》之言，亦未必然。
译“皋陶哑巴却担任大理。”这就像“夔只有一只脚”的说法一样。皋陶陈述谋略、继唱雅歌，能说他是哑巴吗？司马光的诗说：“法官向来少有和顺安泰，皋陶的脸庞像削过的瓜。”然而《荀子·非相》中的说法，也未必正确。
《史记?秦本纪》：大费佐舜，调驯鸟兽，是为柏翳。《索隐》云：“《尚书》谓之‘伯益’。”而《陈杞世家》谓：伯翳之后，封为秦，垂益夔龙，其后不知所封不见也，则“伯翳”非“伯益”矣。《水经注》偃师九山有百虫将军，《显灵碑》云：“将军姓伊氏，讳益，字隤敳，帝高阳之第二子伯益者也。”[黄度文叔《书说》“益”即“隤敳”，本于此。]
《郑语》史伯曰：“姜，伯夷之后也。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注谓：四岳之族。《大戴礼?诰志篇》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史记?历书》引之而其文小异，“虞夏之历”为“昔在古历”，“百草权舆，瑞雉无释”为“百草奋兴，秭规先滜”。]
《吕氏春秋》云：“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吕刑》乃命重黎，即羲和也。《楚语》尧育重黎之后，重黎举夔见于此。
汉董贤册文，言“允执其中”，萧咸谓：此尧禅舜之文，非三公故事，班固笔之于史矣。而固纪窦宪之功曰：“纳于大麓，惟清缉熙。”其谀甚于董贤之册。当宪气焰方张，有议欲拜之伏称万岁者，微韩棱正色，则无君之恶肆矣。此固所以文奸言而无忌惮也。倪正父驳“昆命元龟”之制，有以也夫。
五行，《大禹谟》以相克为次，《洪范》以生数为次。五德，邹衍以相胜为义，刘向以相生为义。
柔而立，无立为懦。柔惠且直，不直为谄。柔嘉维则，失其则非嘉也。
《贾谊书?君道篇》引《书》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远；人皆有之，舜独以之。”此《逸书》也。
《禹贡释文》：《周公职录》云：“黄帝受命，风后受图，割地布九州。”《隋、唐志》无此书，《太平御览》引《太一式占》，《周公城名录》有此三句。夹漈《通志?艺文略》：《周公城名录》一卷。“城”、“职”字相似，恐传写之误。[《世说注》云：“推《周公城录》，冶城宜是金陵本里。”《抱朴子?内篇?登涉》引《周公城名录》。]
《大传》曰：“歌大化、大训、六府、九原而夏道兴。”注谓：四章皆歌禹之功。所谓“九叙惟歌”，“九德之歌”，于此犹可考。
《说文》引《虞书》曰：“仁闵覆下，则称旻天。”盖《虞书》说也。
豫州，荥波既猪，古文云：“荥嶓既都。”《职方氏》豫州，其浸波溠，郑注云：“‘波’读为‘播’，《禹贡》曰：‘荥播既都’。”贾公彦疏云：“《禹贡》有播水无波。”然则《汉、唐书》本皆作“荥播”也。《史记?夏本纪》作“播”，音“波”。
《史记》引《禹贡》二百里任国，《书》男邦，孔注：男，任也，任王者事。音壬。王莽封王氏女皆为任。注：任，充也，男服之义，男亦任也。“男”、“任”二字盖通用。
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东坡《书传》云：“吴王夫差阙沟通水，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时则无之。”愚按：吴之通水有二焉：《左氏传?哀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注云：“今广陵韩江。”此自江入淮之道也。《吴语》夫差起师北征，阙为深沟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左氏传?哀十三年》会黄池，注云：“陈留封丘县南，有黄亭，近济水。”此自淮入汴之道也。
百川东注，弱水独西，故《洪范》弱为六极。弱与柔异，柔如汉文帝，弱如元帝。
过九江至于东陵，曾彦和谓：东陵，今之巴陵。余按：《史记正义》岳州有巴陵，盖是东陵。曾说本此。
“朔南暨”为句，下云“声教讫于四海”。《史记注》本如此。
《说苑》子贡曰：“禹与有扈氏战，三陈而不服。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请服。”《庄子》谓“禹攻有扈，国为虚厉”，皆与《书》异。《楚辞?天问》云：“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毙于有扈，牧夫牛羊？”又云：“有扈牧竖，云
译《史记·秦本纪》记载：大费辅佐舜帝，调教驯服鸟兽，这就是柏翳。《索隐》说：“《尚书》称他为‘伯益’。”而《陈杞世家》说：伯翳的后代，被封为秦，至于垂、益、夔、龙的后代，不知被封在哪里，没有记载，那么“伯翳”就不是“伯益”了。《水经注》记载偃师九山有百虫将军，《显灵碑》说：“将军姓伊，名益，字隤敳，是帝高阳的第二个儿子伯益。”[黄度字文叔在《书说》中说“益”就是“隤敳”，依据就在于此。]
《郑语》中史伯说：“姜姓，是伯夷的后代。伯夷能够以礼事神，以此辅佐尧帝。”注解说：这是四岳的族类。《大戴礼记·诰志篇》中虞史伯夷说：“明，就是孟（长）。幽，就是幼（少）。”[《史记·历书》引用了这段话但文字略有不同，“虞夏之历”作“昔在古历”，“百草权舆，瑞雉无释”作“百草奋兴，秭规先滜”。]
《吕氏春秋》说：“舜想用音乐来教化天下，于是命令重黎从草野之中举荐夔并引荐给他，舜任命夔为乐正。”《吕刑》中说“乃命重黎”，指的就是羲和。《楚语》中说尧养育重黎的后代，重黎举荐夔，在此处可见。
汉代董贤的册文中，提到“允执其中”，萧咸说：这是尧禅让给舜的文字，不是三公的旧例，班固把它写进了史书。而班固记载窦宪的功劳时说：“纳于大麓，惟清缉熙。”他的阿谀奉承比董贤的册文还要厉害。当时窦宪气焰嚣张，有人提议要拜他并高呼万岁，如果不是韩棱正色反对，那么无君无父的恶行就要肆意妄为了。这就是班固粉饰奸佞之言而毫无顾忌的原因。倪正父驳斥“昆命元龟”的制度，是有道理的。
五行，《大禹谟》以相克的顺序排列，《洪范》以生数的顺序排列。五德，邹衍以相胜为义，刘向以相生为义。
柔顺而能立，没有立就是懦弱。柔惠且直，不直就是谄媚。柔嘉维则，失去了准则就不是嘉美。
《贾谊书·君道篇》引用《尚书》说：“大道亶亶，其去身不远；人皆有之，舜独以之。”这是《逸书》的内容。
《禹贡释文》说：《周公职录》记载：“黄帝受命，风后受图，割地布九州。”《隋书》、《唐书》的经籍志中没有这本书，《太平御览》引用《太一式占》，《周公城名录》中有这三句话。夹漈郑樵《通志·艺文略》记载：《周公城名录》一卷。“城”、“职”字形相似，恐怕是传抄错误。[《世说新语注》说：“推究《周公城录》，冶城应当是金陵的本里。”《抱朴子·内篇·登涉》引用了《周公城名录》。]
《大传》说：“歌颂大化、大训、六府、九原，于是夏道兴盛。”注解说：这四章都是歌颂禹的功绩。所谓的“九叙惟歌”，“九德之歌”，在这里还可以考证。
《说文解字》引用《虞书》说：“仁闵覆下，则称旻天。”大概是《虞书》的说法。
豫州，荥波既猪，古文说：“荥嶓既都。”《职方氏》记载豫州，其浸波溠，郑玄注说：“‘波’读为‘播’，《禹贡》说：‘荥播既都’。”贾公彦疏说：“《禹贡》有播水没有波水。”那么《汉书》、《唐书》原本都写作“荥播”。《史记·夏本纪》写作“播”，音“波”。
《史记》引用《禹贡》二百里任国，《尚书》作男邦，孔安国注：男，就是任，承担王者之事。音壬。王莽封王氏的女儿都为任。注：任，就是充，男服的意义，男也就是任。“男”、“任”二字大概通用。
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苏轼《书传》说：“吴王夫差开凿沟渠沟通水系，江才开始有流入淮河的通道，禹的时候是没有的。”我按：吴国沟通水系有两处：《左传·哀公九年》吴国修筑邗沟沟通江淮，注说：“今广陵韩江。”这是从江入淮的通道。《吴语》记载夫差起兵北征，在商、鲁之间开凿深沟，北边连接沂水，西边连接济水，以便在黄池会见晋公午。《左传·哀公十三年》记载会盟黄池，注说：“陈留封丘县南，有黄亭，靠近济水。”这是从淮入汴的通道。
百川向东流，只有弱水向西流，所以《洪范》中弱是六极之一。弱与柔不同，柔像汉文帝，弱像汉元帝。
过九江至于东陵，曾彦和说：东陵，就是现在的巴陵。我按：《史记正义》说岳州有巴陵，大概就是东陵。曾彦和的说法本于此。
“朔南暨”为一句，下面说“声教讫于四海”。《史记注》原本就是这样。
《说苑》中子贡说：“禹与有扈氏作战，三次陈列军队都不服从。禹于是修养教化一年，有扈氏请求归服。”《庄子》说“禹攻打有扈，国家变成废墟”，都与《尚书》不同。《楚辞·天问》说：“该秉承季德的德行，他的父亲是善人。为什么最终死在有扈，放牧牛羊？”又说：“有扈的牧童，云”
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古事茫昧不可考矣。《吕氏春秋》曰：“夏后相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六卿请复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不教不善也。’于是乎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钟鼓不修，子女不饬，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愚谓：伐扈战甘者，夏后启也，误以为相。然其事可以补《夏书》之阙。
译为何遭遇此祸？击打床榻率先出来，他的命运从何而来？”古代的事情模糊不清，无法考证了。《吕氏春秋》说：“夏后相与有扈氏在甘泽交战而未能取胜，六位卿大夫请求再次出兵，夏后相说：‘不可以。我的土地并不狭小，我的百姓并不稀少，作战却未能取胜，这是因为我的德行浅薄而教化不善啊。’于是他在位时不铺重席，吃饭不吃两种菜肴，琴瑟不弹奏，钟鼓不修缮，女子不修饰容貌，亲近亲人、尊重长辈，尊崇贤人、任用能人，过了一年有扈氏就归服了。”我认为：讨伐有扈、在甘泽作战的，是夏后启，误以为是夏后相。然而这件事可以用来补全《夏书》的缺失。
《甘誓》予则孥戮汝，《孔传》谓“辱及汝子”，《王莽传》作“奴”，颜注谓：“戮之以为奴也。”《泰誓》云：“囚奴正士。”岂及子之谓乎？
蔡邕《铭论》：殷汤有《甘誓》之勒。
《五子之歌》其二章皆述禹之训。蔡氏自“予视天下”以后，谓“予”，五子自称也，然“予临兆民”之语，恐非五子自称。
《周语》单穆公引《夏书》曰：“关石和均，王府则有。”韦昭注云：“《逸书》也。关，门关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赋调均，则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关，衡也。”时未见古文，故云《逸书》。左思《魏都赋》关石之所和钧，财赋之所厎慎，盖亦用韦说。李善引贾逵《国语注》曰：“关，通也。”孔安国谓“金铁曰石”，未详。
《左氏传》夏有观、扈，汉东郡有畔观县。今开德府观城。《楚语》士亹曰：“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汤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奸子。”韦昭注谓：五观，启子，太康昆弟也。观，洛汭之地。《书序》曰：“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水经注》亦云：“太康弟曰五观。”愚谓：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岂朱、均、管、蔡之比？韦氏说非也。
《史记》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索隐》云：“一作俈。从先王居，故作《帝俈》。”
《史记》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岂孔壁逸篇，太史公亦见之乎！后有补《汤征》者，盖未之考。
辰弗集于房，《大衍历议》云：“《新历》仲康五年癸巳岁，九月庚戌朔，日蚀在房二度。”按《皇极经世》仲康元年壬戌；征羲、和，五年丙寅。与《历》不同。
君子之去留，国之存亡系焉，故《夏书》终于《汝鸠》、《汝方》，《商书》终于《微子》。
《汤誓》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国以为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者，权以胁之，使勿犯。《酒诰》予其杀，安国以为择罪重者而杀之。吕居仁谓：安国能明圣人未尽之意，实有大功于圣人者。
郑康成注《禹贡》九河云：“齐桓公塞之，同为一。”《诗正义》云：“不知所出何书。”愚按：《书正义》引《春秋纬宝乾图》云：“移河为界，在齐吕，填阏八流以自广。”郑盖据此文。九峰蔡氏曰：“曲防，齐之所禁，塞河非桓公所为也。”
郑康成《书》注，间见于疏义，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师，孔注皆所不及。
《吕氏春秋》引《夏书》曰：“天子之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又曰：“仲虺有言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为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又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其舛异如此。
《仲虺之诰》言仁之始也，《汤诰》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诚之始也，《说命》言学之始也。皆见于《商书》。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先圣王之传恭也。亦见于《商颂》，孔子之传有自来矣。
孟子云：“伊尹、莱朱。”注：莱朱，亦汤贤臣，一曰仲虺是也。《春秋传》曰：“仲虺居薛，为汤左相。”是则伊尹为右相。《唐宰相世系表》：仲虺为汤左相，臣扈祖己皆其胄裔也。未详所据。
孔安国谓汤始改正朔，郑康成谓自古改正朔。叶少蕴云：“《甘誓》已言三正，则子、丑、寅迭以为正者，尚矣。”爰革夏正，林少颖谓：革正之事，古未尝有，盖始于汤，而武王因之。
《汉律历志》引《伊训》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说者谓祀先王于方明。朱文
译《甘誓》说“我就把你的家属抓来处死”，《孔传》解释说“羞辱波及你的子孙”，《王莽传》里写作“奴”，颜师古注解说：“处死他们并让他们做奴隶。”《泰誓》说：“囚禁并奴役正直的士人。”这难道说的就是波及子孙的意思吗？
蔡邕《铭论》说：殷汤有《甘誓》的刻石。
《五子之歌》第二章都叙述大禹的训诫。蔡氏从“予视天下”以后，认为“予”是五子自称，然而“予临兆民”这样的话，恐怕不是五子自称。
《周语》单穆公引用《夏书》说：“关卡的度量衡标准统一，王府的储备就会充足。”韦昭注解说：“这是《逸书》的内容。关，是关卡征收的赋税。石，就是现在的斛。说赋税征收调拨均匀，那么王的府库就会常有积蓄。另一种说法：关，是秤。”当时还没有见到古文，所以说这是《逸书》。左思《魏都赋》说“关石之所和钧，财赋之所厎慎”，大概也是采用韦昭的说法。李善引用贾逵《国语注》说：“关，是通达的意思。”孔安国说“金铁叫石”，不详其意。
《左氏传》说夏朝有观、扈，汉代东郡有畔观县。就是现在的开德府观城县。《楚语》士亹说：“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汤有太甲，文王有管叔、蔡叔，这五位君王都有大德，却有奸恶的儿子。”韦昭注解说：五观，是启的儿子，太康的兄弟。观，是洛水弯曲处的地方。《书序》说：“太康失去国家，五个兄弟在洛水弯曲处等待。”《水经注》也说：“太康的弟弟叫五观。”我认为：五子叙述大禹的戒训而作歌，仁义的人，他们的言辞温和，怎么是丹朱、商均、管叔、蔡叔那样的呢？韦昭的说法不对。
《史记》说汤开始居住在亳，跟随先王的居所，作《帝诰》，《索隐》说：“一作俈。跟随先王的居所，所以作《帝俈》。”
《史记》说汤征讨诸侯，葛伯不祭祀，汤开始讨伐他。汤说：“我有话说：人看水能看见自己的形象，看百姓能知道政治是否清明。”伊尹说：“高明啊！言论能被听取，道义就能前进。治理国家养育百姓，行善的人都在王官之中。努力吧，努力吧！”汤说：“你不能敬奉天命，我就大加惩罚处死你，没有可以赦免的！”于是作《汤征》。这难道是孔壁中逸出的篇章，太史公也见到了吗？后来有人补写《汤征》，大概没有考证过。
星辰不聚集在房宿，《大衍历议》说：“《新历》仲康五年癸巳年，九月庚戌初一，日食在房宿二度。”按照《皇极经世》仲康元年壬戌；征讨羲、和，五年丙寅。与《历议》不同。
君子离去或留下，国家的存亡系于其中，所以《夏书》终于《汝鸠》、《汝方》，《商书》终于《微子》。
《汤誓》说“我就把你的家属抓来处死，没有可以赦免的”，孔安国认为古代用刑，父子兄弟的罪责不相牵连，现在这样说，是权宜之计用来胁迫他们，使他们不要犯法。《酒诰》说“我就杀了他”，安国认为是选择罪重的人而杀之。吕居仁说：安国能阐明圣人未尽的意思，实在是对圣人大有功劳的人。
郑康成注《禹贡》九河说：“齐桓公堵塞它们，合而为一。”《诗正义》说：“不知道出自哪本书。”我认为：《书正义》引用《春秋纬宝乾图》说：“移河为界，在齐吕，填塞八条河流以扩大自己的土地。”郑康成大概是根据这段文字。九峰蔡氏说：“弯曲的堤防，是齐国所禁止的，堵塞河流不是桓公所为。”
郑康成《书》注，偶尔见于疏义，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师，孔注都未能涉及。
《吕氏春秋》引用《夏书》说：“天子的德行广大运行，既圣又神，既武又文。”《商书》说：“五世之庙可以观察怪异，万夫之长可以产生谋略。”又说：“仲虺有话说：‘诸侯的德行，能自己为自己选取老师的称王，能自己为自己选取朋友的生存。他所选择的人没有谁比自己强的就灭亡’”又说：“刑罚三百条，罪没有比不孝更重的。”《周书》说：“如同面临深渊，如同踩在薄冰上。”其错乱差异如此。
《仲虺之诰》讲仁的开端，《汤诰》讲性的开端，《太甲》讲诚的开端，《说命》讲学的开端。都见于《商书》。自古在昔，先民有所作为，早晚温顺恭敬，做事谨慎恭敬，先圣王传承恭敬。也见于《商颂》，孔子的传承有由来。
孟子说：“伊尹、莱朱。”注：莱朱，也是汤的贤臣，一说就是仲虺。《春秋传》说：“仲虺居住在薛，做汤的左相。”那么伊尹就是右相。《唐宰相世系表》：仲虺做汤的左相，臣扈、祖己都是他的后代。不详其所依据。
孔安国说汤开始改正朔，郑康成说自古改正朔。叶少蕴说：“《甘誓》已经提到三正，那么子、丑、寅交替作为正月的，已经很早了。”于是改变夏正，林少颖说：改变正朔的事，古代未曾有过，大概始于汤，而武王沿袭它。
《汉律历志》引用《伊训》伊尹祭祀先王，诞资有牧方明，解说的人认为在方明祭祀先王。朱文
郑康成云：“祖乙居耿后，奢侈逾礼，土地迫近山川，尝圯焉。至阳甲立，盘庚为之臣，乃谋徙居汤旧都。上篇是盘庚为臣时事，中篇、下篇是盘庚为君时事。”《正义》以为谬妄，《书裨传》云：“郑大儒必有所据而言。”
《书序》祖乙圯于耿，孔氏注云：“圯于相，迁于耿。”《殷本纪》谓祖乙迁于邢。《皇极经世》祖乙践位，圯于耿，徙居邢，盖从《史记》。以《书序》考之，孔氏以“圯于耿”为“圯于相”，恐未通。苏氏《书传》云：“祖乙圯于耿，盘庚不得不迁。”以《经世》、《纪年》考之，祖乙以乙未践位，后有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而后盘庚立。祖乙曾孙。盘庚之立，以己亥，自祖乙践位至此一百二十五年。若谓民荡析离居，因耿之圯，不应如是之久也。当阙所疑。
盘庚之迁也，曰：“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消息盈虚之运，哲王其知之矣。唐朱朴议迁都以观天地兴衰为言，谓：关中文物，奢侈皆极焉，已盛而衰，难可兴矣，而以襄、邓为建都极选。陈同父上书孝庙，亦谓：钱塘山川之气，发泄无馀，而以荆、襄为进取之机。其言与朴略同。朴不足道也，岂亦有闻于气运之说乎？
《大传》引《盘庚》“若德明哉！汤任父言卑应言”，皆古文所无。
《论语》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国注云：“《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疏云：“《尚书?汤誓》无此文，而《汤诰》有之，又与此小异。唯《墨子》引《汤誓》，其辞与此正同。”
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汉。昭烈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盖得此意。
桑穀之祥，大戊问伊陟，《韩诗外传》以为“穀生汤之廷，三日而大拱，汤问伊尹”，误也；《汉?五行志》刘向以为“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怠于政事，故桑穀之异见”，又误也；《书大传》谓“武丁之时，先王道亏，刑罚犯，桑俱生于朝，武丁问诸祖己”，刘向盖袭《大传》之误。
说筑傅岩之野，吴氏《裨传》、蔡氏《集传》以筑为居。愚按：《孟子》曰：“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当从古注。傅岩在陕州平陆县北。]
《鲁语》展禽曰：“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孔丛子》引《书》曰：“维高宗报上甲微。”盖《逸书》也。
学立志而后成，逊志而后得。立志，刚也；逊志，柔也。
西伯戡黎，孔注云：“文王貌虽事纣，内秉王心。”岂知文王之心哉！文王之德之纯，心与貌异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商都朝歌，黎在上党壶关，乃河朔险要之地。朝歌之西境，密迩王畿，黎亡则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御。周以商墟封卫，狄人迫逐黎侯，卫为方伯连率，不能救，而《式微》、《旄丘》之诗作。唇亡齿寒，卫终为狄所灭。卫之亡，犹商之亡也。秦拔上党而韩、赵危，唐平泽潞而三镇服，形势其可忽哉！
《泰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会以誓众。”晁氏曰：“开元间，卫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为说，真燕书哉！或说谓新经以“泰”为“否泰”之“泰”，纣时上下不交，天下无邦，武王大会诸侯往伐，以倾纣之否。非经意也。《大誓》与《大诰》同。音“泰”者，非。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孔安国注《论语》，言“虽有管、蔡为周亲，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与注《尚书》异。《书传》云：“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朱文公《集注》从《书传》。
《论语释文》：予有乱十人。《左传》叔孙穆子亦曰：“武王有乱十人。”刘原父谓：子无臣母之理，妇人盖邑姜。然本无“臣”字，旧说不必改。
《左氏传》云：“太伯不从。”《楚辞?天问》云：“叔旦不嘉。”与夷、齐之心一也。此武所以未尽善。
《武成》式商容闾，《正义》引《帝王世纪》云：“商容
译郑玄说：“祖乙居住在耿地之后，奢侈逾越礼制，土地逼近山川，曾经发生灾害。等到阳甲即位，盘庚作为他的臣子，于是谋划迁居到商汤的旧都。《盘庚》上篇是盘庚作为臣子时的事，中篇、下篇是盘庚作为君主时的事。”《正义》认为这种说法荒谬，《书裨传》说：“郑玄这样的大儒必定有所依据才这样说。”
《书序》说祖乙在耿地遭遇水灾，孔安国注解说：“在相地遭遇水灾，迁居到耿地。”《殷本纪》说祖乙迁居到邢地。《皇极经世》说祖乙即位，在耿地遭遇水灾，迁居到邢地，大概是依据《史记》。用《书序》来考证，孔安国把“在耿地遭遇水灾”解释为“在相地遭遇水灾”，恐怕不通。苏轼《书传》说：“祖乙在耿地遭遇水灾，盘庚不得不迁居。”用《皇极经世》、《竹书纪年》来考证，祖乙在乙未年即位，之后有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然后盘庚即位。盘庚是祖乙的曾孙。盘庚即位是在己亥年，从祖乙即位到这里相隔一百二十五年。如果说百姓流离失所，是因为耿地遭遇水灾，不应该隔这么久。对此应当存疑。
盘庚迁都时，说：“上天将在这座新都永远延长我们的国运。”天道消长盈虚的规律，圣明的君王是知道的。唐代朱朴建议迁都，以观察天地兴衰为由，说：关中地区的文化事物，奢侈都达到了极点，已经由盛转衰，难以振兴了，而把襄阳、邓州作为建都的最佳选择。陈亮上书宋孝宗，也说：钱塘的山川之气，已经发泄无余，而把荆州、襄阳作为进取的契机。他们的言论与朱朴大致相同。朱朴不值得称道，难道也听说过气运的说法吗？
《大传》引用《盘庚》中的“若德明哉！汤任父言卑应言”，这些在古文中都没有。
《论语》中“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国注解说：“《墨子》引用《汤誓》，其辞句像这样。”疏解说：“《尚书·汤誓》没有这些文字，而《汤诰》中有，又与这里略有不同。只有《墨子》引用《汤誓》，其辞句与这里完全相同。”
你只要有德行，无论多小，万邦都会庆祝；你如果没有德行，无论多大，都会败坏你的宗庙。刘备说：“不要因为恶事小就去做，不要因为善事小就不去做。”大概得到了这个意思。
桑树和穀树生长的祥瑞，太戊询问伊陟，《韩诗外传》认为是“穀树生长在商汤的庭院，三天长到两手合抱那么粗，商汤询问伊尹”，这是错误的；《汉书·五行志》刘向认为是“殷道已经衰微，高宗继承弊政而起，怠于政事，所以桑穀的异象出现”，这也是错误的；《书大传》说“武丁之时，先王的道义亏损，刑罚违犯，桑树和穀树都生长在朝廷，武丁询问祖己”，刘向大概是沿袭了《大传》的错误。
傅说在傅岩的野外筑墙，吴氏《裨传》、蔡氏《集传》把筑解释为居住。我认为：《孟子》说：“傅说从筑墙的工匠中被举用。”应当遵循古注。傅岩在陕州平陆县北。
《鲁语》展禽说：“上甲微能够率领契的后人，商人祭祀他。”《孔丛子》引用《书》说：“维高宗报上甲微。”大概是《逸书》中的内容。
学习要立志然后才能成功，谦逊然后才能有所得。立志，是刚强；谦逊，是柔和。
西伯讨伐黎国，孔安国注解说：“文王表面上虽然侍奉纣王，内心秉持王者之心。”哪里知道文王的心呢？文王的德行纯粹，内心和外表不同吗？
西伯已经讨伐黎国，祖伊恐惧。商都朝歌，黎国在上党壶关，是河朔险要之地。朝歌的西境，紧邻王畿，黎国灭亡则商朝震动。所以武王渡过孟津，没有人抵御。周朝把商朝废墟封给卫国，狄人逼迫驱逐黎侯，卫国作为方伯连率，不能救援，于是《式微》、《旄丘》的诗篇产生。唇亡齿寒，卫国最终被狄人所灭。卫国的灭亡，就像商朝的灭亡一样。秦国夺取上党而韩、赵危在旦夕，唐朝平定泽潞而三镇臣服，形势怎么能忽视呢！
《泰誓》古文作《大誓》，孔安国注解说：“大会以誓众。”晁氏说：“开元年间，卫包确定今文，才写作‘泰’。”有人用交泰来解释，真是荒谬的书啊！有人说新经以“泰”为“否泰”的“泰”，纣王时上下不交，天下无邦，武王大会诸侯前往讨伐，以倾覆纣王的否运。这不是经文的本意。《大誓》与《大诰》相同。读“泰”音的，不对。
虽然有至亲，不如仁人。孔安国注《论语》，说“虽然有管叔、蔡叔作为至亲，不如箕子、微子这样的仁人”，与注《尚书》不同。《书传》说：“纣王的至亲虽然多，不如周家少有的仁人。”朱熹《集注》遵循《书传》。
《论语释文》：我有治国的十人。《左传》叔孙穆子也说：“武王有治国的十人。”刘敞说：儿子没有臣服母亲的道理，妇人大概是邑姜。然而本来没有“臣”字，旧说不必更改。
《左氏传》说：“太伯不从。”《楚辞·天问》说：“叔旦不嘉。”与伯夷、叔齐的心是一样的。这是武王之所以未尽善的原因。
《武成》篇说在商容居住的里巷表示敬意，《正义》引用《帝王世纪》说：“商容
及殷民观周军之入，见毕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视其为人，严乎将有急色，故君子临事而惧。’见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视其为人，虎据而鹰趾；当敌将众，威怒自倍；见利即前，不顾其后。故君子临众，果于进退。’见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视其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贼。是非天子，则周之相国也。故圣人临众知之。’见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圣人为海内讨恶，见恶不怒，见善不喜，颜色相副，是以知之。’”愚按：《韩诗外传》云：“商容尝执羽龠，冯于马徒，欲以伐纣而不能。遂去，伏于太行。及武王克殷，立为天子，欲以为三公。商容辞曰：‘吾尝冯于马徒，欲以伐纣而不能，愚也；不争而隐，无勇也。愚且无勇，不足以备乎三公。’固辞不受命。君子闻之曰：‘商容可谓内省而不诬能矣。君子哉！去素餐远矣。’”《史记》燕王《遗乐间书》曰：“纣之时，商容不达，身祗辱焉，以冀其变。”《乐记》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郑注乃谓：使箕子视商礼乐之官，贤者所处，皆令反其居。盖康成不见古文《武成》，故以容为礼乐。张良云：“武王入殷，表商容闾。”《史记?周纪》云：“表商容之闾。”皆与《书》合。
译等到殷朝的百姓观看周军进入都城，看见毕公到来，殷民说：“这就是我们的新君主了。”商容说：“不是。看他的为人，严厉且带有急切的神色，所以君子面临事务时会感到畏惧。”看见太公到来，百姓说：“这就是我们的新君主了。”商容说：“不是。看他的为人，像老虎蹲伏，像鹰爪抓地；面对敌人统领军队时，威严愤怒加倍；见到利益就向前，不顾及后方。所以君子统领军队，在进退上果断坚决。”看见周公到来，百姓说：“这就是我们的新君主了。”商容说：“不是。看他的为人，温和宽厚，志向在于铲除贼寇。他如果不是天子，就是周朝的相国。所以圣人统领众人时，能了解其才能。”看见武王到来，百姓说：“这就是我们的新君主了。”商容说：“是的。圣人为天下讨伐恶人，见到恶人不发怒，见到善人不欣喜，神色与内心相符，因此我知道他是。”
我按：《韩诗外传》说：“商容曾经手持羽龠，依附于马队，想要讨伐纣王却未能成功。于是离去，隐居在太行山。等到武王攻克殷朝，立为天子，想任命他为三公。商容推辞说：‘我曾经依附马队，想要讨伐纣王却未能成功，这是愚笨；不争辩而隐居，这是没有勇气。愚笨且没有勇气，不足以担任三公之职。’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君子听说后说：‘商容可以说内心反省而不虚夸自己的能力了。真是君子啊！远离了白吃饭的人。’”《史记》燕王给乐间的信中说：“纣王的时候，商容不被重用，自身只受辱，以此希望纣王有所改变。”《乐记》解释释放箕子的囚禁，让他施行商容的礼乐并恢复其职位，郑玄的注解说：让箕子视察商朝的礼乐官员，贤者所在的地方，都让他们返回原来的居所。大概郑康成没有看到古文《武成》，所以把商容当作礼乐之官。张良说：“武王进入殷朝，表彰商容居住的里巷。”《史记·周本纪》说：“表彰商容的里巷。”都与《尚书》相符。
颜师古《刊谬正俗》云：“《武成序》往伐归兽，当依‘兽’字。《费誓序》东郊不開，案《说文》及《古今字诂》開，古‘辟’字，辟训开，故孔氏释云：‘东郊不开。’不得径读‘辟’为‘开’。”愚按：《古文尚书》，师古之说是也。虞翻谓“分北三苗”，“北”古“别”字。
《大传?洪范》曰：“不叶于极，不丽于咎，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史记?宋世家》亦云：“毋侮鳏寡。”
《周礼?大卜》注引《洪范》曰雨，曰济，曰圛，曰蟊，曰克，《诗》“齐子岂弟”笺：《古文尚书》以“弟”为“圛”。《正义》云：“《洪范稽疑》论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泽光明。’盖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贾逵以今文校之，定以为‘圛’。郑依贾氏所奏。”[《说文》引《书》“圛圛升云，半有半无”，今按“圛”即《洪范》“曰驿”，其下乃注文。]《古文尚书》曰滲，曰圛，与《周礼注》同。
《诗》“或圣或否，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庄子》“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皆为《洪范》之学。
曾子固奏疏曰：“《洪范》所以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而要其所以为始者，思也。《大学》所以诚意正心修身治其国家天下，而要其所以为始者，致其知也。正其本者，在得之于心而已。得之于心者，其术非他，学焉而已矣。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于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学而积之，至于从心不逾矩，岂他道哉？由是而已矣。”二程子以前，告君未有及此者。
《韩非》谓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从王之指。无或作恶，从王之路。”盖述《洪范》之言而失之也。
天命有德，天讨有罪，故无作好恶。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故无作聪明。以天之德，行天之权，故惟辟作福威。
司马彪注《庄子》云：“箕子名胥馀。”《史记正义》：《尸子》云。
巢伯来朝，注云：“南方之远国。”《正义》谓“南巢”，李杞解曰：“成汤放桀于南巢，巢人纳之。意者终商之世，义不朝商乎？诚如是，亦足以见巢之忠，商之盛德矣。商亡而周兴，于是巢始来朝。”其说美矣，然无所据。
金縢之书，其异说有二焉：《鲁世家》云：“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雨，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梅福传》云：“昔成王以诸侯礼葬周公，而皇天动威，雷风著灾。”此皆《尚书大传》之说，盖伏生不见古文故也。《蒙恬传》云：“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沉于河，乃书而藏之记府。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欲为乱，周公走而奔于楚。成王观于记府，得周公沉书，乃流涕曰：‘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此又以武王有疾为成王。《索隐》曰：“不知出何书？”《鲁世家》亦与《恬传》同。谯周云：“秦既燔书，时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南轩曰：“至诚可以回造化，若金縢策祝之辞，则不无妄传者。”
我之弗辟，朱文公谓：当从郑氏，以“辟”为“避”。
《武成》惟九年大统未集，《通鉴外纪》引《尚书大传》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质；《帝王世纪》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更为受命之元年；《周书?文传》：文王受命九年，时惟暮春，在镐召太子发。按《史记》秦惠王十四年，更为元年；《汲冢纪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或有因于古也。
文公赏雍季以义而不以谋，襄子赏高共以礼而不以功，故曰“崇德报功”。
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史记》以“丕”为“负”，《索隐》引郑玄曰：“‘丕’读曰‘负’。”隗嚣《移檄》曰：“庶无负子之责。”盖本此。晁以道解“丕子之责”，如《史传》中“责其侍子”之“责”，盖云“上帝责三王之侍子”，指武王也。
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
译颜师古在《刊谬正俗》中说：“《武成》篇序言中的‘往伐归兽’，应当依据‘兽’字。《费誓》篇序言中的‘东郊不開’，查考《说文解字》及《古今字诂》，‘開’是古‘辟’字，‘辟’训释为‘开’，所以孔氏解释说：‘东郊不开。’不能直接读‘辟’为‘开’。”我按：关于《古文尚书》，师古的说法是正确的。虞翻认为“分北三苗”中的“北”是古“别”字。
《大传·洪范》说：“不叶于极，不丽于咎，毋侮矜寡，而畏高明。”《史记·宋世家》也说：“毋侮鳏寡。”
《周礼·大卜》注引用《洪范》说：曰雨，曰济，曰圛，曰蟊，曰克。《诗经》“齐子岂弟”的笺注说：《古文尚书》以“弟”为“圛”。《正义》说：“《洪范·稽疑》论述卜兆有五种，‘曰圛’的注解说：‘圛，色泽光明。’大概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贾逵用今文校勘，确定应为‘圛’。郑玄依据贾氏所奏。”[《说文》引用《尚书》“圛圛升云，半有半无”，现在按“圛”就是《洪范》中的“曰驿”，其下乃是注文。]《古文尚书》说：曰滲，曰圛，与《周礼注》相同。
《诗经》说：“或圣或否，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庄子》说：“天有六极五常，帝王顺之则治，逆之则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备”，这都是《洪范》的学问。
曾子固上奏疏说：“《洪范》用来调和天人之间的关系，使之没有间隙，而探究其开始的根本，在于‘思’。《大学》用来诚意、正心、修身、治理国家天下，而探究其开始的根本，在于‘致知’。端正根本，在于心得而已。心得的方法没有别的，就是学习罢了。古人从可欲的善行开始扩充，直到达到不可知的神妙境界。从十五岁开始学习积累，直到从心所欲不越规矩，难道有别的道路吗？由此而已。”在二程子以前，向君主进言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
《韩非子》说先王的法令是：“臣下不要擅自作威，不要擅自谋利，要顺从君王的旨意。不要擅自作恶，要顺从君王的路径。”这大概是叙述《洪范》的话而有所失误。
天命有德之人，天讨有罪之人，所以不要自作好恶。只有天是聪明的，只有圣人能适时效法，所以不要自作聪明。以天的德行，行使天的权柄，所以只有君主能作福作威。
司马彪注《庄子》说：“箕子名胥馀。”《史记正义》说：《尸子》说。
巢伯来朝见，注解说：“南方的偏远国家。”《正义》说是“南巢”，李杞解释说：“成汤把桀放逐到南巢，巢人接纳了他。大概意思是，终商朝一世，巢国出于义理不朝见商朝吗？如果真是这样，也足以看出巢国的忠诚和商朝的盛德了。商朝灭亡而周朝兴起，这时巢国才开始来朝见。”这种说法很美，但没有依据。
金縢之书，其不同的说法有两种：《鲁世家》说：“周公死后，秋天庄稼还没收获，暴风雷雨，禾苗全部倒伏，大树全部被拔起。周国非常恐惧，成王和大夫穿着朝服打开金縢之书。”《梅福传》说：“过去成王用诸侯的礼仪安葬周公，而皇天动怒，雷风显现灾异。”这都是《尚书大传》的说法，大概是伏生没见到古文的原因。《蒙恬传》说：“成王有病，非常危险，公旦自己剪下指甲，沉入河中，于是写下文书藏在记府。等到成王能治理国家，有贼臣说周公想要作乱，周公逃跑投奔楚国。成王查看记府，得到周公沉水的文书，于是流泪说：‘谁说周公旦想要作乱呢？’”这又把武王有病说成是成王。《索隐》说：“不知道出自什么书？”《鲁世家》也与《恬传》相同。谯周说：“秦朝焚烧书籍后，当时人想谈论金縢的事，失去了本末。”南轩说：“至诚可以挽回造化，如果像金縢策祝的言辞，就不免有妄传之处。”
我之弗辟，朱文公说：应当从郑氏的说法，以“辟”为“避”。
《武成》篇说“惟九年大统未集”，《通鉴外纪》引用《尚书大传》说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质；《帝王世纪》说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改为受命的元年；《周书·文传》说：文王受命九年，时值暮春，在镐京召见太子发。按《史记》秦惠王十四年，改为元年；《汲冢纪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或许有沿袭古制的情况。
文公赏赐雍季以义而不以谋，襄子赏赐高共以礼而不以功，所以说“崇德报功”。
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史记》以“丕”为“负”，《索隐》引用郑玄说：“‘丕’读曰‘负’。”隗嚣《移檄》说：“庶无负子之责。”大概本于此。晁以道解释“丕子之责”，如《史传》中“责其侍子”的“责”，大概是说“上帝责问三王的侍子”，指武王。
唐叔得到禾苗，成王命令唐叔以
馈周公于东土，作《馈禾》。《史记》以“归”为“馈”。二字通用，见《论语》。
译把粮食送给在东土的周公，于是作了《馈禾》这篇诗。《史记》把“馈”写作“归”。“馈”和“归”二字通用，这在《论语》中可以看到。
三监，孔氏谓管、蔡、商。《汉?地理志》：殷畿内为三国，邶、鄘、卫是也。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唯郑康成以三监为管、蔡、霍。苏氏从孔说，林氏、蔡氏从郑说。三亳，孔氏谓亳人之归文王者三所，为之立监。康成云：“汤旧都之民，服文王者分为三邑：其长居险，故言阪尹，盖东成皋，南盝辕，西降谷也。”皇甫谧以蒙为北亳，穀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林氏从郑说，吕氏从皇甫说。《诗谱》以三叔为三监。孙毓云：“三监当有霍叔，郑义为长。”
“民献有十夫，予翼”，“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周公以贤人卜天意。史失其名，不独鲁两生也。
《周书?作雒》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注云：“东谓卫、殷、邶、鄘。”《诗谱》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康叔宇于殷，即卫也。注以殷为邶、鄘，非是。殷地在周之东，故曰东征。邶、鄘、卫皆东也。《康诰》曰：“在兹东土。”中旄父其邶、鄘之一欤？《顾命》有南宫毛。
《法言》谓：《酒诰》之篇，“俄空焉”。愚按：《酒诰》古今文皆有之，岂扬子未之见欤？《艺文志》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而《大传》引《酒诰》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无此句，岂即脱简欤？
“矧惟若畴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荆公以“违”、“保”、“辟”绝句，朱文公以为夐出诸儒之表。《洛诰》复子明辟，荆公谓：周公得卜，复命于成王也。汉儒“居摄还政”之说，于是一洗矣。山谷云：“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信夫！
“厥或告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无隐。”张氏以为此告者之词云尔。劝汝执而尽杀之也，汝当思之曰：“是商之诸臣，化纣为淫湎者，而可遽杀乎？亦姑惟教之而已。若不教而使陷于罪，是亦我杀之也。周公戒康叔，皆止杀之词，奈何以为劝哉！”愚谓：此说得忠厚之意。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达大家。”周封建诸侯与大家臣室共守之，以为社稷之镇。九两，所谓宗以族得民。公刘之雅，所谓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鲁之封有六族焉，卫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正焉，皆所以系人心，维国势。不特诸侯为然，周公作《皇门》之书曰：“维其有大门宗子，茂扬肃德，勤王国王家，乃方求论择元圣。武夫羞于王所，咸献言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用能承天嘏命。先人神祇报职用休，俾嗣在王家，万子孙用末被先王之灵光。”然则王室之不坏，繄大门宗子是赖。自封建之法废，国如木之无根，其亡也忽焉。然古者，世臣必有家学，内有师保氏之教，外有外庶子之训。国子之贤者，命之导训诸侯，若鲁孝公是也。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谂之，镇靖者修之，若晋公族大夫是也。教行而俗美，然后托以安危存亡之寄，而国有与立矣。
商之泽深矣，周既翦商，历三纪而民思商不衰。考之《周书》，《梓材》谓之“迷民”，《召诰》谓之“雠民”，不敢有忿疾之心焉，盖皆商之忠臣义士也。至《毕命》始谓之“顽民”，然犹曰：“邦之安危，惟兹殷士。”兢兢不敢忽也。孔子删《诗》，存邶、鄘于《风》，系商于《颂》。吁，商之泽深矣。
《召诰正义》引《周书?月令》云：“三日粤朏。”《汉?律历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昢。”颜注：谓说月之光采。愚以《书正义》考之，“采”字疑当作“令”。
娄敬曰：“成王即位，周公营成周，以为此天下中，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吕氏春秋》南宫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辞曰：‘惟余一人，营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见也，有不善易得而诛也。’”《说苑》南宫边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龟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
译三监，孔安国认为是管叔、蔡叔、霍叔。《汉书·地理志》记载：殷商王畿之内分为三国，即邶、鄘、卫。邶封给武庚；鄘由管叔治理；卫由蔡叔治理，用以监视殷商遗民。只有郑玄认为三监是管叔、蔡叔、霍叔。苏氏跟随孔安国的说法，林氏、蔡氏跟随郑玄的说法。三亳，孔安国认为是归附周文王的亳地民众有三个地方，为此设立监官。郑玄说：“商汤旧都的民众，归顺文王的分为三个邑：其首领居住在险要之地，所以称‘阪尹’，大概东有成皋，南有盝辕，西有降谷。”皇甫谧认为蒙是北亳，穀熟是南亳，偃师是西亳。林氏跟随郑玄的说法，吕氏跟随皇甫谧的说法。《毛诗谱》认为三叔就是三监。孙毓说：“三监当中应该有霍叔，郑玄的解释最为精当。”
“民众中有十个贤人，我辅佐他们”，“也只有这十个人，能引导我知晓上天的旨意”，周公凭借贤人来占卜天意。史书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不只是鲁国的两位先生那样默默无闻。
《周书·作雒》说：“让康叔在殷地建都，让中旄父在东边建都。”注解说：“东边指的是卫、殷、邶、鄘。”《毛诗谱》说从纣王都城往北叫邶，往南叫鄘，往东叫卫。康叔在殷地建都，就是卫地。注解说殷地是邶、鄘，这是不对的。殷地在周朝的东边，所以说东征。邶、鄘、卫都在东边。《康诰》说：“在这东方的土地上。”中旄父大概是邶、鄘中的一位吧？《顾命》中有南宫毛。
《法言》说：《酒诰》这一篇，“中间空缺了”。我认为：《酒诰》古文和今文都有，难道是扬雄没有见到吗？《汉书·艺文志》说：“刘用中古文校对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漏了一简。”而《大传》引用《酒诰》说：“王说：封，只说像圭璧一样。”现在没有这句话，难道就是脱漏的那一简吗？
“况且像畴父、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王安石以“违”、“保”、“辟”断句，朱熹认为这远远超出其他儒者的见解。《洛诰》中“复子明辟”，王安石说：周公得到占卜结果，向成王报告。汉代儒者“周公摄政还政”的说法，因此被彻底洗刷了。黄庭坚说：“王安石对六艺的学问，精妙之处确实不朽。”确实如此！
“如果有人报告说：‘有人聚众饮酒。’你不要放过，全部抓起来押送到周京，我要杀掉他们，不留情面。”张氏认为这是报告者的话罢了。是劝你抓住他们并全部杀掉，你应该思考说：“这些是商朝的各位臣子，受纣王影响而沉溺于酒色的人，可以立刻杀掉吗？还是姑且只教育他们罢了。如果不教育而让他们陷入罪责，这也是我杀了他们。周公告诫康叔，都是停止杀戮的话，怎么能认为是劝杀呢！”我认为：这种说法体现了忠厚之意。
《梓材》说：“用他的百姓和臣子，通达于大家。”周朝分封诸侯，与大家臣室共同守护，作为社稷的支柱。九两，所谓用宗族来凝聚民众。公刘的雅乐，所谓君主的宗族。这是分封制的根本。鲁国的封地有六个家族，卫国的封地有七个家族，唐国的封地有九个大宗、五个正卿，都是为了维系人心，巩固国势。不只是诸侯如此，周公作《皇门》一书说：“因为有大门宗子，发扬肃敬的德行，勤勉于王室的政务，于是四方寻求并选拔大圣之人。勇武之士在王所感到羞耻，都进言帮助君王恭敬地祭祀，阐明刑罚，因此能够承受上天美好的命数。祖先神灵报答职事而美好，使继承者在王室，万代子孙得以蒙受先王的灵光。”那么王室的没有败坏，依靠的就是大门宗子。自从分封制废除后，国家就像树木没有根，灭亡也就很快了。然而古代世袭的臣子必定有家学，内部有师保的教育，外部有外庶子的训导。国子中贤能的人，被任命去引导训诫诸侯，像鲁孝公就是这样。让敦厚慈惠的人教育他们，让文雅敏捷的人开导他们，让果敢的人劝谏他们，让镇静的人修养他们，像晋国的公族大夫就是这样。教化施行而风俗美好，然后托付以安危存亡的重任，国家才能有所立足。
商朝的恩泽深厚啊，周朝灭掉商朝后，过了三纪而民众思念商朝的热情不衰。考察《周书》，《梓材》称他们为“迷民”，《召诰》称他们为“雠民”，不敢有怨恨愤怒之心，大概都是商朝的忠臣义士。到了《毕命》才开始称他们为“顽民”，但还是说：“国家的安危，只在于这些殷商士人。”兢兢业业不敢忽视。孔子删定《诗经》，保留邶、鄘在《国风》中，将商朝系于《颂》中。唉，商朝的恩泽深厚啊。
《召诰正义》引用《周书·月令》说：“三日叫朏。”《汉书·律历志》引用古文《月采篇》说：“三日叫昢。”颜师古注解说：是说月亮的光彩。我认为根据《尚书正义》考证，“采”字大概应当作“令”。
娄敬说：“成王即位，周公营造成周，认为这里是天下的中心，有德行就容易称王，无德行就容易灭亡。”《吕氏春秋》南宫括说：“成王定都成周，他的辞令说：‘我一人，营造居住在成周。我一人，有善行容易被人看见，有恶行容易被人诛罚。’”《说苑》南宫边子说：“从前周成王占卜居住在成周时，他的命龟说：‘我一人兼有天下，避开百姓
周公为师，召公为保。郑康成不见《周官》之篇，以师保为《周礼》师氏、保氏，大夫之职。《师氏、保氏注》亦引《书叙》云：“圣贤兼此官。”《礼记?文王世子注》谓大司成、司徒之属师氏也。两注自不同。
有若散宜生，《孔氏传》云：“散氏，宜生名。”愚按：《汉书?古今人表》：女皇尧妃，散宜氏女。当以“散宜”为氏。
《多方》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大传》云：“古者，十税一，多于十税一谓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税一谓之大貊小貊。王者十一而税，而颂声作矣。故《书》曰：‘越维有胥赋小大多政。’”古今文之异如此。
《无逸》，《大传》作“毋逸”。毋者，禁止之辞，其义尤切。
《无逸》中宗、高宗、祖甲、文王之享国，以在位言；《吕刑》穆王享国百年，以寿数言。
祖甲，孔安国、王肃云：“汤孙太甲也。”马融、郑玄云：“武丁子帝甲也。”《书正义》以郑为妄。《史记正义》按帝王年代，历帝甲十六年，太甲三十三年，明王、孔说是。王肃云：“先中宗，后祖甲，先盛德，后有过。”蔡氏《书传》从郑说，谓非太甲。按邵子《经世书》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历年皆与《书》合，亦不以太甲为祖甲。
《无逸》多言不敢，《孝经》亦多言不敢，尧、舜之兢业，曾子之战兢，皆所以存此心也。
天命自度，天与我一；自作元命，我与天一。
民之疾苦常在目，故曰：“顾畏于民碞，天之监临常在目。”故曰：“顾諟天之明命。”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司马公曰：“人君急于知人，缓于知事。”愚谓：汉宣帝综核名实，非不明也，而不能知弘、石之奸；唐宣宗抉擿细微，非不察也，而不能知令狐綯之佞，明于小而闇于大也。故尧、舜之知，不遍物而急先务。
观蔡仲之命，知周所以兴；观中山靖王之对，知汉所以亡。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汉惩七国之难，抑损诸侯，以成外戚之篡。心有公私之殊，而国之兴亡决焉。
君陈，盖周公之子，伯禽弟，见《坊记注》，它无所考。《传》有“凡、蒋、邢、茅、胙、祭”，岂君陈其一人欤？凡伯、祭公、谋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学之传远矣。
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郑注：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阳相去则然。郑以目验知之。《仪礼疏》。
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谓：成王失言。盖将顺其美，善则称君，固事君之法，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顺”之一字，其弊为谀。有善归主，李斯所以亡秦也，曾是以为良显乎？闇愎之君，诵斯言则归过，求名之疑不可解矣。承弼昭事，称文武而不及成王，其有以夫。
推诚以待士，则栾氏之勇，亦子之勇；用贤以及民，则田单之善，亦王之善。故曰：“有容德乃大。”
史伯论周之敝曰：“去和而取同。”与晏子之论齐，子思之论卫，一也。西汉之亡，亦以群臣同声，故曰：“庶言同则绎。”
《周官》“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黜陟明而后封建定。柳子谓天子不得变其君，殆未考周制也。
康王释丧服而被衮冕，且受黄朱圭币之献，诸儒以为礼之变，苏氏以为失礼。朱文公谓：天子诸侯之礼与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学”之语。如《伊训》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祗见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汉、唐即位行册礼，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盖易世传授，国之大事，当严其礼也。蔡氏《书传》取苏氏而不用文公之说。愚观孝宗初上太上帝后尊号，有欲俟钦宗服除奉册者，林黄中议：唐宪宗上顺宗册，在德宗服中，谓行礼无害，第备乐而不作可也。刘韶美议曰：“唐自武德以来，皆用易月之制，既葬之后，谓之无服。群臣上尊号，亦多在即位之年。与本朝事体大相远也。”观韶美之言
译周公担任太师，召公担任太保。郑康成没有见到《周官》的篇章，便把太师、太保当作《周礼》中的师氏、保氏，认为这是大夫的职事。《师氏、保氏注》也引用《尚书序》说：“圣贤兼任这些官职。”《礼记·文王世子注》说大司成、司徒所属的师氏就是太师。这两处注解自然不同。
有散宜生这个人，《孔氏传》说：“散是氏，宜生是名。”我按：《汉书·古今人表》记载女皇尧的妃子，是散宜氏的女儿。应当以“散宜”为氏。
《多方》篇说“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大传》说：“古时候，十分税一，多于十分税一称为大桀小桀，少于十分税一称为大貊小貊。君王十一税一，颂声就兴起了。所以《尚书》说：‘越维有胥赋小大多政。’”今文和古文的不同就像这样。
《无逸》篇，《大传》写作“毋逸”。“毋”是禁止的辞令，其意义更加切要。
《无逸》篇中宗、高宗、祖甲、文王的享国，是从在位时间来说的；《吕刑》篇穆王享国百年，是从寿命岁数来说的。
祖甲，孔安国、王肃说：“是汤的孙子太甲。”马融、郑玄说：“是武丁的儿子帝甲。”《尚书正义》认为郑玄的说法是妄说。《史记正义》根据帝王年代推算，经历帝甲十六年，太甲三十三年，证明王肃、孔安国的说法是对的。王肃说：“先中宗，后祖甲，先盛德，后有过。”蔡氏《书传》跟随郑玄的说法，认为不是太甲。按邵雍《经世书》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和历年都与《尚书》相合，也不把太甲当作祖甲。
《无逸》篇多讲“不敢”，《孝经》也多讲“不敢”，尧、舜的兢兢业业，曾子的战战兢兢，都是用来保存这颗敬畏之心的。
天命自我衡量，天与我合一；自己创造伟大的命运，我与天合一。
百姓的疾苦常在眼前，所以说：“顾畏于民碞”，天的监视常在眼前。所以说：“顾諟天之明命。”
文王不兼听庶言、庶狱、庶慎，司马光说：“人君急于知人，缓于知事。”我认为：汉宣帝综核名实，并非不明察，却不能知道弘恭、石显的奸邪；唐宣宗抉擿细微，并非不审察，却不能知道令狐綯的谄佞，这是明于小而闇于大。所以尧、舜的智慧，不遍知万物而急于先务。
看蔡仲的任命，知道周朝所以兴盛；看中山靖王的对答，知道汉朝所以灭亡。周公哀悼二叔的不和，正要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汉朝惩戒七国之难，抑制削弱诸侯，以致造成外戚的篡位。心有公私的不同，国家的兴亡就决定了。
君陈，大概是周公的儿子，伯禽的弟弟，见于《坊记注》，其他没有考证。《传》中有“凡、蒋、邢、茅、胙、祭”，难道君陈是其中一人吗？凡伯、祭公、谋父，都是周公的后裔，世代有人，家学的传承很远了。
任命君陈分别治理东郊、成周，郑玄注：周的近郊五十里，现在河南、洛阳相距就是这样。郑玄是用目验知道的。《仪礼疏》。
你于是在外面顺从，说：“这些谋略，都是我们君王的德行。”先儒认为：成王失言。大概是将顺其美，善则称君，固然是事君的法度，然而君王不可以这样告诉臣下。“顺”这一个字，其弊端就是谄谀。有善归主，李斯所以亡秦，这难道是良策吗？闇愎的君王，诵读此言就会归过，求名的疑惑不可解了。承弼昭事，称颂文武而不及成王，是有原因的。
推诚以待士，那么栾氏的勇敢，也是你的勇敢；用贤以及民，那么田单的善政，也是君王的善政。所以说：“有容德乃大。”
史伯论周的弊病说：“去和而取同。”与晏子论齐，子思论卫，是一样的。西汉的灭亡，也是因为群臣同声，所以说：“庶言同则绎。”
《周官》“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黜陟明而后封建定。柳宗元说天子不得变其君，大概没有考证周制。
康王释丧服而被衮冕，且受黄朱圭币之献，诸儒以为礼之变，苏氏以为失礼。朱文公说：天子诸侯之礼与士庶人不同，所以孟子有“吾未之学”的话。如《伊训》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祗见厥祖，固不可用凶服了。汉、唐即位行册礼，君臣也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大概易世传授，国之大事，当严其礼也。蔡氏《书传》取苏氏而不用文公之说。我观孝宗初上太上帝后尊号，有欲俟钦宗服除奉册者，林黄中议：唐宪宗上顺宗册，在德宗服中，谓行礼无害，第备乐而不作可也。刘韶美议曰：“唐自武德以来，皆用易月之制，既葬之后，谓之无服。群臣上尊号，亦多在即位之年。与本朝事体大相远也。”观韶美之言
《史记?周纪》：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书序》缺“公”字。
《毕命》一篇，以风俗为本。殷民既化，其效见于东迁之后，盟向之民不肯归郑，阳樊之民不肯从晋。及其末也，周民东亡而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唐贾至议取士，以安史之乱为鉴，谓：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生焉。盖国之存亡在风俗。四维不张而秦历促，耻尚失所而晋祚覆。至其知本之言哉！
周之兴也，商民后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卫风先变，一日移之而有馀。
“虽收放心，闲之惟艰”，孟子求放心之说也。“绳愆纠谬，格其非心”，孟子格君心之说也。
卫石碏以义厉一国，而宁、蘧之类萃焉；晋赵衰以逊化一国，而知、范之贤继焉。故曰：“树之风声。”
齐大史之守官，尚父之德远矣；鲁宗人之守礼，周、孔之泽深矣。故曰：“惟德惟义，时乃大训。”
皇帝，始见于《吕刑》。赵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问下民。”无“皇”字。然岐以“帝”为“天”，则非。
兵以恭行天罚，谓之天吏。刑以具严天威，谓之天牧。
《中说》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阮逸注云：“《元命包》，《易书》也。”愚按：《春秋纬》有《元命包》，《易书》有《元包》。薛收盖谓“自作元命”，其言见于《吕刑》，阮注误矣。
张子韶《书说》于《君牙》、《冏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厉激发，读之使人愤慨，其有感于靖康之变乎？胡文定《春秋传》于夫椒之事，亦致意焉。朱子《诗传》，其说《王风?扬之水》，亦然。
子夏问金革之事无辟，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郑注云：“有徐戎作难，丧，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粊誓》。”后世起复者，皆以伯禽藉口。尝考《书?多方》王来自奄，孔注云：“周公归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鲁征淮夷，作《费誓》。”《鲁世家》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并兴，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据此则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没之时，非居丧即戎也。《左传》“殽之役，晋始墨”，若伯禽行之，则晋不言“始”矣。记《礼》之言，恐非谓《费誓》也。
魏觞诸侯于范台，鲁共公举觞择言，以酒、味、色、台池为戒。汉高帝围鲁，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周公、伯禽之化，历战国秦、楚，犹一日也。
周益公谓：《文苑英华》赋多用“员来”，非读《秦誓正义》，安知今之“云”字，乃“员”之省文。愚按：《汉书》韦孟谏诗，颜师古注引《秦誓》：虽则员然。古文作“员”。
《文心雕龙》云：“《书》摽七观。”孔子曰：“《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诚，《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见《大传》。《孔丛子》云：“《帝典》观美，《大禹谟》、《禹贡》观事，《皋陶谟》、《益稷》观政，《泰誓》观义。”此其略略异者。
春秋时，郤缺之言“九功《九歌》”，穆姜之言“元亨利贞”，子服惠伯之言“黄裳元吉”，叔向之言“《昊天有成命》”，单穆公之言“《旱鹿》”，叔孙穆子之言“《鹿鸣》之三”，成鱄之言“《皇矣》之《雅》”，闵马父之言“商《那》之《颂》”，左史倚相之言“《懿》戒”，观射父之言“重、黎”，白公子张之言“《说命》”，其有功于经学，在汉儒训故之先。盖自迟任、史佚以来，统绪相承，气脉未尝绝也。
《颜氏家训》云：《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今仅见于唐元行冲《释疑》。王粲曰：“世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粲窃嗟怪，因求所学，得《尚书注》。退思其意，意皆尽矣
译《史记·周本纪》记载：康王命令制作策命毕公的文书，安排百姓分居里巷，在成周的郊外。《尚书序》中缺少了“公”字。
《毕命》这一篇，以风俗教化为本。殷商遗民既已感化，其成效在东迁之后得以显现，盟向的百姓不肯归附郑国，阳樊的百姓不肯顺从晋国。到了最后，周朝的百姓向东逃亡也不肯侍奉秦国，可见王道教化深入人心啊。唐代贾至议论选拔人才，以安史之乱为鉴戒，说：先王的正道衰微，小人的邪道就会滋长；小人的邪道滋长，乱臣贼子就会产生。大抵国家的存亡在于风俗。四维不张导致秦朝国运短促，耻尚失所导致晋朝国祚覆灭。贾至真是懂得根本的言论啊！
周朝兴起时，商朝遗民后来才改变，用百年时间教化尚且不足；周朝衰败时，卫国风俗率先改变，一日之间转移便绰绰有余。
“即使收回放纵的心，约束它也是艰难的”，这是孟子“求放心”的说法。“纠正过失谬误，匡正其不正之心”，这是孟子“格君心”的说法。
卫国石碏以义理激励一国，于是宁殖、蘧瑗这类人聚集而来；晋国赵衰以谦让教化一国，于是知罃、范武子等贤人相继出现。所以说：“树立风俗教化。”
齐国大史坚守官职，尚父（姜太公）的德行深远啊；鲁国宗人坚守礼制，周公、孔子的恩泽深厚啊。所以说：“唯有德行和义理，才是你们重大的训诫。”
“皇帝”一词，最早见于《吕刑》。赵岐注解《孟子》引用《甫刑》说：“帝清问下民。”没有“皇”字。然而赵岐把“帝”解释为“天”，这是不对的。
军队用来恭敬地执行天罚，称为天吏。刑罚用来具备并彰显天威，称为天牧。
《中说》里薛收说：“古人说‘自作元命’，难道能达到这种境界吗？”阮逸注解说：“《元命包》，是《易书》。”我按：《春秋纬》中有《元命包》，《易书》中有《元包》。薛收大概是说“自作元命”，这句话见于《吕刑》，阮逸的注解错了。
张子韶的《书说》在论述《君牙》、《冏命》、《文侯之命》时，言辞峻厉激发，读来使人愤慨，他是对靖康之变有所感触吧？胡文定的《春秋传》在论述夫椒之战时，也寄托了深意。朱子的《诗传》，在解说《王风·扬之水》时，也是如此。
子夏问关于金革（战争）之事没有避讳，孔子说：“我从老聃那里听说：‘从前，鲁公伯禽有为而为之。’”郑玄注解说：“有徐戎作乱，伯禽在丧期刚哭完就出征，是因为紧急的王事。出征时作了《费誓》。”后世起复（守丧期间被起用）的人，都拿伯禽作为借口。我曾考证《尚书·多方》中“王来自奄”，孔安国注解说：“周公归政的次年，淮夷和奄国又叛乱。鲁国征讨淮夷，作了《费誓》。”《鲁世家》记载伯禽即位之后，有管叔、蔡叔等反叛，淮夷、徐戎同时兴起，于是伯禽率领军队在肸地讨伐他们，作了《肸誓》。据此可知，伯禽征讨淮夷、徐戎，是在周公去世之前，并非在守丧期间从戎。《左传》记载“殽之战，晋国开始穿黑色丧服”，如果伯禽已经这样做，那么晋国就不会说“始”了。记载《礼》的话，恐怕不是指《费誓》吧。
魏国在范台宴请诸侯，鲁共公举杯选择言辞，以酒、美味、美色、台池为戒。汉高帝围困鲁国时，儒生们还在讲诵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周公、伯禽的教化，历经战国、秦、楚，依然如一日般不变。
周益公说：《文苑英华》中的赋多用“员来”，如果不读《秦誓正义》，怎么知道今天的“云”字，是“员”字的省文。我按：《汉书》中韦孟的谏诗，颜师古注解引用《秦誓》：虽则员然。古文写作“员”。
《文心雕龙》说：“《尚书》标举七观。”孔子说：“《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诚，《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见于《大传》。《孔丛子》说：“《帝典》观美，《大禹谟》、《禹贡》观事，《皋陶谟》、《益稷》观政，《泰誓》观义。”这里略有不同。
春秋时，郤缺所说的“九功《九歌》”，穆姜所说的“元亨利贞”，子服惠伯所说的“黄裳元吉”，叔向所说的“《昊天有成命》”，单穆公所说的“《旱麓》”，叔孙穆子所说的“《鹿鸣》之三”，成鱄所说的“《皇矣》之《雅》”，闵马父所说的“商《那》之《颂》”，左史倚相所说的“《懿》戒”，观射父所说的“重、黎”，白公子张所说的“《说命》”，他们对经学的功劳，在汉代儒生训诂之前。大概自从迟任、史佚以来，统绪相承，气脉未曾断绝。
《颜氏家训》说：《王粲集》中驳难郑玄《尚书》的事，现在仅见于唐代元行冲的《释疑》。王粲说：“世人称伊水、洛水以东，淮水、汉水以北，康成（郑玄）一人而已。都说前代儒生多有缺失，郑氏道理完备，我私下感叹奇怪，于是寻求所学，得到《尚书注》。退而思考其意，意思都穷尽了。”
官师相规，注谓：官众。《左传》官师从单靖公，注：天子官师，非卿也。《汉?贾谊传》官师小吏，注云：“一官之长。”愚谓：汉注得之。周官皆有师。
王景文谓：“文章根本在《六经》”，张安国欲记《考古图》，曰：“宜用《顾命》。”游庐山序所历，曰：“当用《禹贡》。”
伊尹之始终，《书序》备矣。陆士衡《豪士赋序》伊生抱明，允以婴戮，盖惑于《汲冢纪年》之妄说也。皇甫谧云：“伊尹百有馀岁。”应劭云：“周公年九十九。”王充《论衡》云：“召公百八十。”故赵岐注《孟子》云：“寿若召公。”
《吕氏春秋?孝行览》云：“《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注：商汤所制法也。三百，商之刑。三千，周之刑。其繁简可见。
《周礼?大司马注》引《书》曰：“前师乃鼓譟。”疏谓：《书传》说武王伐纣时事。《二礼疏》引《书传?略说》，皆书“《大传》”也。
《洪范》五者来备，《史记》云：“五是来备。”荀爽谓之“五韪”，李云谓之“五氏”，传习之差如此，近于郢书燕说矣。
土气为风，水气为雨。箕属东方木，克土，土为妃，故好风。毕属西方金，克木，木为妃，故好雨。此郑康成说也。吴仁杰谓：《易》以坎为水，北方之卦。又曰“雨以润之”，则雨属水。《汉志》：轸星亦好雨。
五福不言贵而言富，先王之制。贵者始富，贱者不富也。
赵岐注《孟子》，不见古文，以“其助上帝宠之”断句。又“我武惟扬”，注云：“古《尚书》百二十篇之时《太誓》也。”又“帝使其子九男二女”，注云：“《尧典》曰‘釐降二女’，不见九男，孟子时《尚书》凡百二十篇。《逸书》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诸所言舜事，皆《尧典》及《逸书》所载。”又“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谓皆逸篇之辞。又引《书》：禹拜谠言。
葛伯仇饷，非《孟子》详述其事，则异说不胜其繁矣。孟子之时，古书犹可考，今有不可强通者。
《易乾凿度》曰：“《易》之帝乙为汤，《书》之帝乙六世王，名同不害以明功。”帝乙，汤玄孙之孙也。按《史记》汤至帝乙二十九王，谓六世王，未详。唐陈正节曰：“殷自成汤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谓十二君，亦未详。
林少颖《书说》至《洛诰》而终，吕成公《书说》自《洛诰》而始。朱文公曰：“苏氏伤于简，林氏伤于繁，王氏伤于凿，吕氏伤于巧，然其间尽有好处。”
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泰之极，则城复于隍；既济之极，则濡其首。不于其未，而于其极，则无及矣。
伊尹以辩言乱政戒其君，盘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俗利口，其敝久矣。邵子曰：“天下将治，则人必尚行；天下将乱，则人必尚言。”周公训成王，勿以憸人，所以反商之敝也。张释之谏文帝，超迁啬夫，所以监秦之失也。《周官》曰：“无以利口。”《冏命》曰：“无以巧言。”此周之家法。将相功臣，少文多质；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此汉之家法。
恭在貌，敬在心，《书正义》之说也。中心为忠，如心为恕，《诗、春秋正义》之说也。
尧、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仲尼之门，高第皆为一科。故曰：“无求备于一夫。”
强恕而行，忍也，原宪之克伐怨欲，不行焉也。一视同仁，容也，颜子之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忍言事，容言德。习忍则至于容。
式和民则，顺帝之则，有物有则，动作、礼义、威仪之则，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圣贤传心之学，唯一“则”字。
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故民生在勤则不匮。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故君子能劳则有继。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则入于夷狄禽兽，虽有土不得而居，虽有谷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后及禹、稷。”此说得孔子“去食”、孟子“正人心”之意。《
译官吏之间互相规劝，注解说：“官”指众多的官员。《左传》记载官师跟随单靖公，注解说：“天子的官师，并非卿大夫。”《汉书·贾谊传》中提到“官师小吏”，注解说：“是一个官署的首长。”我认为汉代的注解是正确的。周代的官职都有师。
王景文说：“文章的根本在于《六经》。”张安国想要编撰《考古图》，说：“应当采用《顾命》的体例。”游览庐山时叙述所经过的地方，说：“应当采用《禹贡》的体例。”
伊尹一生的始末，《书序》记载得很完备。陆机在《豪士赋序》中说伊尹怀抱光明之志，却遭受杀戮，大概是受《汲冢纪年》中荒诞说法的迷惑。皇甫谧说：“伊尹活了一百多岁。”应劭说：“周公享年九十九岁。”王充在《论衡》中说：“召公享年一百八十岁。”所以赵岐注解《孟子》时说：“寿命像召公那样长。”
《吕氏春秋·孝行览》说：“《商书》说：‘刑罚有三百条，罪行没有比不孝更重的。’”注解说：这是商汤制定的法律。三百条是商朝的刑罚，三千条是周朝的刑罚。其繁简程度由此可见。
《周礼·大司马》注引《尚书》说：“前面的军队于是鼓噪呐喊。”疏解说：《书传》讲述的是武王伐纣时的事情。《二礼疏》引《书传·略说》，都写作“《大传》”。
《洪范》中说“五者来备”，《史记》说：“五是来备。”荀爽称之为“五韪”，李固称之为“五氏”，传习中的差异如此之大，近乎郢书燕说的谬误了。
土气形成风，水气形成雨。箕星属于东方木，木克土，土为木的配偶，所以箕星喜好风。毕星属于西方金，金克木，木为金的配偶，所以毕星喜好雨。这是郑玄的说法。吴仁杰说：《易经》以坎卦为水，是北方的卦象。又说“雨水滋润万物”，那么雨属于水。《汉书·天文志》说：轸星也喜好雨。
五福不提及尊贵而提及富有，这是先王的制度。尊贵的人起初富有，卑贱的人不富有。
赵岐注解《孟子》，没有见到古文《尚书》，将“其助上帝宠之”断句。又“我武惟扬”，注解说：“这是古《尚书》百二十篇时的《太誓》。”又“帝使其子九男二女”，注解说：“《尧典》说‘降嫁二女’，没有提到九男，孟子时的《尚书》共有百二十篇。《逸书》中有《舜典》的序言，但正文亡失了。孟子所说的舜的事情，都是《尧典》及《逸书》所载。”又“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说这些都是逸篇中的言辞。又引《尚书》：禹拜谢正直之言。
葛伯仇视送饭的人，如果不是《孟子》详细叙述其事，那么异说就会繁杂得不胜枚举了。孟子的时候，古书还可以考证，现在有些无法强行贯通的地方。
《易乾凿度》说：“《易经》中的帝乙是商汤，《尚书》中的帝乙是第六代王，名字相同不妨碍彰显功业。”帝乙是商汤玄孙的孙子。查考《史记》，从商汤到帝乙共二十九位王，说是第六代王，不详其故。唐代陈正节说：“殷朝从商汤到帝乙共十二位君主，父子相承六次更替。”说十二位君主，也不详其故。
林少颖的《书说》到《洛诰》为止，吕成公的《书说》从《洛诰》开始。朱熹说：“苏氏的注解过于简略，林氏的注解过于繁琐，王氏的注解过于穿凿，吕氏的注解过于巧饰，但其中尽有好的地方。”
在混乱之前治理好国家，在危险之前保卫好邦国。安泰到了极点，城墙就会倒塌回到护城河中；既济到了极点，就会浸湿头部。不在事情未发生之前防范，而在事情达到极点时才去应对，那就来不及了。
伊尹用巧言乱政来告诫他的君主，盘庚用衡量言辞来告诫他的百姓。商朝的风俗崇尚利口，这种弊端已经很久了。邵雍说：“天下将要安定，人们必定崇尚德行；天下将要动乱，人们必定崇尚言辞。”周公训诫成王，不要任用奸佞之人，就是为了扭转商朝的弊端。张释之劝谏汉文帝，越级提拔啬夫，就是为了借鉴秦朝的过失。《周官》说：“不要以利口。”《冏命》说：“不要以巧言。”这是周朝的家法。将相功臣，少文采多质朴；安静的官吏，诚恳朴实无华。这是汉朝的家法。
恭顺表现在容貌上，敬意存于心中，这是《尚书正义》的说法。中心为忠，如心为恕，这是《诗经》、《春秋》正义的说法。
尧、舜的时代，名臣只担任一件事；孔子的门下，高材生都专攻一门。所以说：“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
努力践行恕道而行事，是忍耐，原宪克制了克伐怨欲，不实行它们。一视同仁，是宽容，颜回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天下归仁。忍耐体现在行事上，宽容体现在德行上。习惯忍耐就能达到宽容。
和谐地遵循民众的准则，顺从帝王的准则，万物都有其准则，动作、礼义、威仪的准则，都是天理的自然，有一定的成法。圣贤传心的学问，只有一个“则”字。
如果农夫努力耕种，就会有秋天的收获，所以民生在于勤劳就不会匮乏。先知道耕种的艰难，然后才能安逸，所以君子能够勤劳就有后继者。
于是任命三位后稷，先儒说：“人心不正，就会沦为夷狄禽兽，虽然有土地也无法居住，虽然有谷物也无法食用，所以先任命伯夷，然后才任命禹、稷。”这个说法符合孔子“去食”、孟子“正人心”的意思。
《周礼?司刑》五刑之属二千五百，穆王虽多五百章，而轻刑增，重刑减。班固以《周礼》为中典，《甫刑》为重典，非也。
舜、皋陶曰“钦”、曰“中”，苏公曰“敬”、曰“中”，此心法之要也。《吕刑》言“敬”者七，言“中”者十，所谓“惟克天德”，在此二字。
禹有典则贻厥子孙，而有盘游无度者；汤以义礼垂裕后昆，而有颠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之难也。宋武帝留葛灯笼、麻蝇拂于阴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篦于寝宫。作法于俭，其敝犹侈，况以侈示后乎！
因岱柴而封禅，因时巡而逸游，因《洛书》而崇饰符瑞，因建极而杂糅正邪，因享多仪而立享上之说。塞忠谏，谓之浮言；锢君子，谓之朋比。惨礉少恩，曰威克厥爱；违众妄动，曰惟克果断。其甚焉者，丕之夺汉，托之舜、禹；衍之篡齐，托之汤、武。邵陵海西之废，托之伊尹；新都之摄，临湖之变，托之周公。侮圣言以文奸慝，岂经之过哉！
苏绰《大诰》近于莽矣，《太玄》所谓童牛角马，不今不古者欤？苏威《五教》，绰之遗风也。
《史记?秦纪》：缪公三十三年，败于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乃誓于军。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谋，令后世以记余过。君子闻之，皆为垂涕，曰：“嗟乎！秦缪公之与人周也，卒得孟明之庆。”《书序》云：“败崤归，作《誓》。”与《史》不同。邵子谓：修夫圣者，秦穆之谓也。穆公是霸者第一，悔过自誓之言，几于王道。此圣人所以录于书末。
《大传》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于四方诸侯来朝，迎于郊者，问其所不知。唐《册太子文》云：“尽谦恭于齿胄，审方俗于迎郊。”愚谓：孟侯见《康诰》，谓诸侯之长，盖方伯也。《大传》说非。
《汉?艺文志》：《周书》七十一篇。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盖孔子所论百篇之馀。”《隋、唐志》系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简书在晋咸宁五年，而两汉已有《周书》矣。太史公引“克殷度邑”，郑康成注《周礼》云：“《周书?王会》备焉。”注《仪礼》云：“《周书》北唐以闾。”许叔重《说文》引《逸周书》“大翰若翚雉”，又引“豲有爪而不敢以撅”，马融注《论语》引《周书?月令》，皆在汉世。杜元凯解《左传》时，汲冢书未出也，“千里百县”、“辔之柔矣”，皆以《周书》为据，则此书非始出于汲冢也。按《晋?束皙传》：太康二年，汲郡得竹书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书》。纪云：“咸宁五年，《左传后序》云太康元年。当考。”《左传正义》引王隐《晋书》云：“竹书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题，七卷不可名题。”其目录亦无《周书》。然则系《周书》于汲冢，其误明矣。
《书大传》载四海、河江、五湖、钜野、钜定、济中、孟诸、隆谷、大都之贡物，此禹时也。《周书》载伊尹为四方献令，此汤时也。《王会》载八方会同，各以其职来献。自稷慎以下，其贽物二十一；自义渠以下，其贽物二十；自高夷以下，其贽物十四；自权扶以下，其贽物九。此成王时也。愚谓：《旅獒》之训曰：“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珍异之贡。”恐非三代之制。
《王会》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唐公、虞公，《乐记》所谓祝陈也。殷公、夏公，《乐记》所谓杞宋也。然则《郊特牲》云：“尊贤不过二代。”其说非矣。
《周书?史记篇》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言皮氏、华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质沙、三苗、扈氏、义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郐、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毕程氏、阳氏、榖平、阪泉、县宗、玄都、西夏、绩阳、有洛之亡。国名多传记所未见。
《周书?大聚篇》“若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不召而民自来”，亦见《文子》。张文潜《祭司马公文》“冬阳夏冰，赴者争先”，盖本于此。
《周
译《周礼·司刑》篇中，五刑所属的条目有两千五百条，周穆王虽然增加了五百条，但却是增加了轻刑，减少了重刑。班固认为《周礼》是中等的法典，《甫刑》是严厉的法典，这是不对的。
舜和皋陶说“钦”、说“中”，苏公说“敬”、说“中”，这是心法的关键。《吕刑》中提到“敬”有七处，提到“中”有十处，所谓“能够践行上天的德行”，就体现在这两个字上。
大禹有典章制度留给子孙，却出现了放纵游乐没有节制的人；商汤以义礼垂范后世，却出现了颠覆法度的人。由此可知继承德行的艰难。宋武帝在阴室留下葛灯笼、麻蝇拂；唐太宗在寝宫留下柞木梳、黑角篦。制定法度崇尚节俭，其弊端尚且会导致奢侈，何况用奢侈来示范后世呢！
借着在泰山柴祭而举行封禅，借着按时巡视而安逸游乐，借着《洛书》而崇尚修饰符瑞，借着建立极则而混杂正邪，借着享礼多仪而确立享礼在上的说法。堵塞忠直的谏言，称之为浮言；禁锢君子，称之为结党。残酷刻薄少恩，称之为威严克制了仁爱；违背众意妄动，称之为能够果断。更严重的，曹丕夺取汉朝政权，假托于舜、禹；刘衍篡夺齐国政权，假托于汤、武。废黜邵陵王和海西公，假托于伊尹；王莽摄政，临湖之变，假托于周公。侮辱圣人的言语来文饰奸恶，难道是经典的过错吗！
苏绰的《大诰》接近于王莽了，《太玄》所说的童牛角马，不今不古，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吧？苏威的《五教》，是苏绰遗留的风气。
《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三十三年，在殽地战败。三十六年，从茅津渡河，于是向军队发誓。申明思考不采纳蹇叔、百里奚的谋略，让后世来记录我的过错。君子听到这话，都为之流泪，说：“唉！秦穆公待人周全，最终得到了孟明的福庆。”《尚书序》说：“在崤地战败归来，作了《誓》。”与《史记》不同。邵雍说：修养达到圣人境界的，说的是秦穆公。秦穆公是霸主中的第一，悔过自誓的言语，几乎达到了王道。这就是圣人将其收录在《尚书》末尾的原因。
《书大传》说太子十八岁称为“孟侯”，对于四方诸侯来朝见，在郊外迎接的，询问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唐代《册太子文》说：“在齿胄时尽到谦恭，在郊外迎接时审察方俗。”我认为：孟侯见于《康诰》，指的是诸侯之长，大概是方伯。《书大传》的说法不对。
《汉书·艺文志》记载：《周书》七十一篇。刘向说：“周时的诰誓号令，大概是孔子所论述的百篇之余。”《隋书》、《唐书》将其归入汲冢，然而汲冢得到竹简书籍是在晋咸宁五年，而两汉时已经有《周书》了。司马迁引用“克殷度邑”，郑玄注释《周礼》说：“《周书·王会》记载完备。”注释《仪礼》说：“《周书》北唐以闾。”许慎《说文解字》引用《逸周书》“大翰若翚雉”，又引用“豲有爪而不敢以撅”，马融注释《论语》引用《周书·月令》，都在汉代。杜预解释《左传》时，汲冢的书尚未出土，“千里百县”、“辔之柔矣”，都以《周书》为依据，那么这本书并非开始出于汲冢。查阅《晋书·束皙传》：太康二年，汲郡得到竹书七十五篇。其目录没有提到《周书》。纪事说：“咸宁五年，《左传后序》说是太康元年。应当考证。”《左传正义》引用王隐《晋书》说：“竹书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题，七卷不可名题。”其目录也没有《周书》。那么将《周书》归入汲冢，其错误是明显的。
《书大传》记载四海、河江、五湖、钜野、钜定、济中、孟诸、隆谷、大都的贡物，这是禹时的情况。《周书》记载伊尹为四方制定献令，这是汤时的情况。《王会》记载八方会合，各自以其职事来进献。从稷慎以下，其贽物有二十一种；从义渠以下，其贽物有二十种；从高夷以下，其贽物有十四种；从权扶以下，其贽物有九种。这是成王时的情况。我认为：《旅獒》的训诫说：“全部进献方物，只有服食器用珍异之贡。”恐怕不是三代的制度。
《王会》说：“堂下右边，唐公、虞公面向南站立。堂下左边，殷公、夏公站立。”唐公、虞公，是《乐记》所说的祝陈。殷公、夏公，是《乐记》所说的杞宋。那么《郊特牲》说：“尊崇贤人不超过前两代。”这种说法就不对了。
《周书·史记篇》穆王召见左史戎夫，取遂事的要戒，言及皮氏、华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质沙、三苗、扈氏、义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郐、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毕程氏、阳氏、榖平、阪泉、县宗、玄都、西夏、绩阳、有洛的灭亡。国名多传记所未见。
《周书·大聚篇》“像冬天的太阳，夏天的阴凉，不召唤而百姓自然前来”，也见于《文子》。张文潜《祭司马公文》“冬阳夏冰，赴者争先”，大概本于此。
《周
书?谥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师望相嗣王发既赋宪，受胪于牧之野。将葬，乃制作谥。今所传《周书》云：“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之野。终葬，乃制谥。”与《六家谥法》所载不同。[盖今本缺误，《文心雕龙》云“赋宪之谥”出于此。吕成公《策问》旦以文名，奭以康名，闳夭以尊显。闳夭谥当考。]
译《谥法》记载：“在三月既生魄之日，周公旦、太师姜望辅佐嗣王姬发，在牧野接受诸侯的朝见。将要安葬时，才制定谥号。”现在流传的《周书》说：“周公旦、太公望开创嗣王的基业，在牧野建立功勋。最终安葬时，才制定谥号。”这与《六家谥法》所记载的不同。（大概是因为现在的版本有缺失和错误，《文心雕龙》说“赋宪”这个谥号就出自这里。吕祖谦在《策问》中说：周公旦以“文”命名，召公奭以“康”命名，闳夭以“尊”显扬。闳夭的谥号应当考证。）
《文心雕龙》夏、商二《箴》，馀句颇存。《夏箴》见《周书?文传篇》，《商箴》见《吕氏春秋?名类篇》。
《周书?小武开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顺道九纪：一辰以纪日，二宿以纪月，三日以纪德，四月以纪刑，五春以纪生，六夏以纪长，七秋以纪杀，八冬以纪藏，九岁以纪终。”“九纪”与《洪范》“五纪”相表里。《文选》任彦升曰：“不改参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书》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时、岁，是谓九星。”九星即九纪也。
任章引《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战国策》。萧何引《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此岂苏秦所读《周书?阴符》者欤！老氏之言，范蠡、张良之谋，皆出于此。朱子云：“老子为柱下史，故见此书。”
《三坟》书无传，宓牺唯《易》存，而商高所云“周天历度”，《周髀》。《管子》所云“造六峜以迎阴阳者”，不复见。《管子?轻重戊篇》：虑戏作造六峜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峜，行阴阳。“峜”字，未详。许行为神农之言，晁错述神农之教，列子称黄帝之书。阴阳五行，兵法医方，皆托之农、黄而大道隐矣。今有山气形之书，谓之《连山》、《归藏》、《坤乾》。元丰中，毛渐得之西京。或云：“张天觉得之比阳民家，非古也。”《列子》引黄帝书，即《老子》谷神不死章。
有言逊于汝志，艮之不拯其随也；惟学逊志，谦之卑以自牧也。逊一也，而善恶异。君体刚而用柔，臣体柔而用刚。君不逊志，则为唐德宗之强明；臣而逊言，则为梁丘据之苟同。
周人乘黎，祖伊恐。商受能如《震》上六之“畏邻戒”，则无咎矣。蜀汉之亡也，吴华核诣宫门上表曰：“成都不守，社稷倾覆。臣以草芥，窃怀不宁。陛下至仁，必垂哀悼。臣不胜忡怅之情，谨拜表以闻。”吁，华核亦吴之祖伊欤！
学古入官然后能议事以制，伯夷以《礼》折民，汉儒以《春秋》决狱。子产曰：“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荀卿始为法后王之说，李斯师之，谓诸生不师今而学古。太史公亦惑于流俗之见，《六国表》云：“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文帝谓：卑之毋甚高论。宣帝谓：俗儒好是古非今。秦既亡，而李斯之言犹行也。《孟子》曰：“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
舜之克艰，文王之无逸，心也。后之勤政者，事为而已。
勿以憸人，立政之戒也。爻辞，周公所作，《师》之上六、《既济》之九三，皆曰：“小人勿用。”
《左氏传》引《商书》曰：“沈渐刚克，高明柔克。”《洪范》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谓之《商书》。陶渊明于义熙后，但书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陈咸用汉腊亦然。
既获仁人，武所以克商也。养民以致贤人，兴汉在于一言。延揽英雄，务悦民心，复汉在于一言。
张文饶曰：“尧之历象，盖天法也。舜之玑衡，浑天法也。”
李仁父《宰相年表序》曰：“孔子序三代之《书》，其称相者，独伊尹、伊陟、傅说、周公、召公、毕公六人耳。”
尔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若沈劲之于充，张嵊之于稷，李湛之于义府，可谓能盖愆矣。
刑止于五，而《秋官?条狼氏》“誓驭曰车盝”，此春秋时尝有之，至秦用之，岂成周之法哉！
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乱，故以丛脞为戒。器久不用则蠹，政不常修则坏，故以屡省为戒。多事非也，不事事亦非也。
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苏氏虽以意言之，考之《书》，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皋陶所执之法也；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舜所操之权也。皋陶执法于下，而舜以其权济于上，刘颂所谓君臣之分，各有所司。《王制》曰：“王三又，
译《文心雕龙》中夏、商两篇《箴》，其余句子大多尚存。《夏箴》见于《周书·文传篇》，《商箴》见于《吕氏春秋·名类篇》。
《周书·小武开篇》中周公说：“在我文王考妣那里，顺应天道有九种纲纪：一用星辰来纪日，二用宿位来纪月，三用日子来纪德，四用月份来纪刑，五用春季来纪生，六用夏季来纪长，七用秋季来纪杀，八用冬季来纪藏，九用岁年来纪终。”这“九纪”与《洪范》中的“五纪”互为表里。《文选》中任彦升说：“不改参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书》王说：“我不了解九星的光辉。”周公说：“星、辰、日、月、四时、岁，这叫做九星。”九星就是九纪。
任章引用《周书》说：“想要败坏他，必定先暂时辅助他；想要夺取他，必定先暂时给予他。”《战国策》中，萧何引用《周书》说：“上天给予却不接受，反而会受到灾祸。”这难道就是苏秦所读的《周书·阴符》吗！老子的言论，范蠡、张良的谋略，都出自于此。朱子说：“老子担任柱下史，所以看到了这本书。”
《三坟》一书没有流传下来，伏羲只有《易》留存，而商高所说的“周天历度”，见于《周髀算经》。《管子》所说的“造六峜以迎阴阳者”，不再见到了。《管子·轻重戊篇》说：伏羲制作六峜来顺应阴阳，制作九九之数来契合天道，天下因此教化。周人称王，遵循六峜，推行阴阳。“峜”字，不详其义。许行宣扬神农的言论，晁错阐述神农的教化，列子称引黄帝的书籍。阴阳五行，兵法医方，都假托神农、黄帝，而大道因此隐没了。现在有山气形之类的书，称为《连山》、《归藏》、《坤乾》。元丰年间，毛渐在西京得到这些书。有人说：“张天觉在比阳百姓家中得到这些，并非古书。”《列子》引用黄帝书，即《老子》“谷神不死”章。
有话说“逊于汝志”，是艮卦中不拯救其随顺；只有“学逊志”，是谦卦中谦卑以自我约束。逊是一个字，但善恶不同。君主体刚而用柔，臣主体柔而用刚。君主不逊志，就会像唐德宗那样刚愎自用；臣子逊言，就会像梁丘据那样苟且附和。
周人乘黎，祖伊恐惧。如果商纣王能像《震》卦上六爻那样“畏惧邻国的警戒”，就没有灾祸了。蜀汉灭亡时，吴国华核到宫门上表说：“成都不守，社稷倾覆。臣身为草芥，私下怀着不安。陛下至仁，必定垂哀悼。臣不胜忧怅之情，谨拜表以闻。”唉，华核也是吴国的祖伊啊！
学习古制进入官场，然后才能议事制定法度，伯夷用《礼》来折服百姓，汉代儒生用《春秋》来决断狱讼。子产说：“学习然后进入政事，没听说过用政事来学习的。”荀卿开始提出法后王的学说，李斯师从他，说诸生不师法当今而学习古代。太史公也迷惑于流俗之见，《六国表》说：“传曰：法后王为什么呢？因为离自己近而风俗变化相似，议论卑下而容易实行。”汉文帝说：卑下些不要高谈阔论。汉宣帝说：俗儒喜欢是古非今。秦朝已经灭亡，而李斯的话还在施行。《孟子》说：“为政不依据先王之道，可以称为明智吗？”
舜能克服艰难，文王不贪图安逸，这是用心。后世的勤政者，只是做事罢了。
不要任用奸邪之人，这是立政的警戒。爻辞是周公所作，《师》卦上六、《既济》卦九三，都说：“小人勿用。”
《左氏传》引用《商书》说：“沈渐刚克，高明柔克。”《洪范》说：只有十三年祀，箕子不忘商朝，所以称为《商书》。陶渊明在义熙年后，只书写甲子，也是箕子的志向。陈咸使用汉腊也是如此。
既然获得了仁人，武王所以能攻克商朝。养育百姓以致贤人，复兴汉朝在于一句话。延揽英雄，务必取悦民心，复兴汉朝在于一句话。
张文饶说：“尧的历象，是盖天法。舜的玑衡，是浑天法。”
李仁父《宰相年表序》说：“孔子编序三代的《书》，其中称宰相的，只有伊尹、伊陟、傅说、周公、召公、毕公六人罢了。”
你尚且掩盖前人的过失，只有忠孝。像沈劲之于充，张嵊之于稷，李湛之于义府，可以说能掩盖过失了。
刑罚止于五刑，而《秋官·条狼氏》“誓驭曰车盝”，这在春秋时曾经有过，到秦朝使用它，难道是成周的法律吗！
煮鱼烦琐则碎，治理百姓烦琐则乱，所以以丛脞为戒。器物久不用则生虫，政事不常修则败坏，所以以屡省为戒。多事不对，不做事也不对。
皋陶说：“杀之三。”尧说：“宥之三。”苏氏虽然凭意推测，考察《书》，明于五刑以辅助五教，是皋陶所执掌的法律；与其杀无辜，宁可失不经，是舜所操持的权变。皋陶在下执法，而舜在上以其权变济助，刘颂所谓君臣之分，各有所司。《王制》说：“王三又，
格于皇天，格其非心，皆诚意感通而极其至。事君如事天。
玩物丧志，志为物所役也。李文饶《通犀带赋》曰：“美服珍玩，近于祸机。虞公灭而垂棘返，壮武残而龙剑飞。先哲所以闻义则服，防患则微。经侯委珮而去，宣子辞环以归。”此可为玩物之戒。
好问则裕，谓闻见广而德有馀也。《中庸》曰：“舜好问。”博学之，必审问之；学以聚之，必问以辨之；敏而好学，必不耻下问。《老子》亦云：“知而好问者圣，勇而好问者胜。”
舜咨十二牧，终于“难任人”；命九官，终于“堲谗说”；孔子答为邦之问，终于“远佞人”，一也。
南丰序《南齐书》曰：“唐、虞为二《典》者，所记岂独其迹邪？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又曰：“方是时，岂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盖执简操笔而随者，亦皆圣人之徒也。”后山《黄楼铭序》云：“昔之诗人，歌其政事，则并其道德而传之。”朱文公《诗?破斧传》云：“当是之时，虽披坚执锐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为心，而不自为一身一家之计，盖亦莫非圣人之徒也。”皆用南丰文法。
虞之《赓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权舆》也。《洪范》无偏无陂，至归其有极，蔡氏谓此章盖《诗》之体，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与《周礼?大师》教以六诗，同一机。《伊训》以三风十愆训《太甲》，自“圣谟洋洋”而下，亦叶其音，盖欲日诵是训，如卫武公之《抑》戒也。故曰：“《诗》可以兴。”
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凡两言之，或谓脱简重出。《东观汉记》王阜为重泉令。鸾鸟集学宫，阜击磬而舞，况舜乐所感乎！
汤之《诰》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万物之灵。”刘子所谓“天地之中”，子思所谓“天命之谓性”，孟子所谓“性善”，渊源远矣。
《文侯之命》其归视尔师，宁尔邦，此《觐礼》所谓“伯父无事归宁乃邦”。古者待诸侯之礼如此。平王能存西周礼文之旧，而不能雪君父之雠耻，岂知礼之本乎？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曰：“大为民荼毒也。”
宅西曰“昧谷”，虞翻谓当为“柳谷”，《周礼注》：度西曰“柳谷”。魏明帝时，张掖柳谷口水溢涌，宝石负图，即其地也。
周之盛也，内诸侯为伯，为周、召、毕公之任。周之衰也，外诸侯为伯，为齐、晋之霸，三公行二伯之职，以统诸侯，则霸者安得而窃王命？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为独夫之言，一为圣人之言。真文忠公曰：“命，一也，恃焉而弗修，贼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乐乎天者也。此圣、狂所以异。”
圣王畏天畏民。人有畏心，然后敬心生。谓天不足畏，民不足畏，为桀、纣、秦、隋。
詹元善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也。人能知此，则知观《书》之要，而无穿凿之患矣。”[吕成公已有此说。]
治梁及岐，若从古注，则雍州山距冀州甚远，壶口、太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经注》，以为吕梁、狐岐。
卷三 诗
《经典序录》：河间人大毛公为《诗故训传》，一云鲁人。失其名。《初学记》：荀卿授鲁国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大毛公之名，唯见于此。《正义》云：“《儒林传》毛公，赵人。”不言其名。《后汉书》赵人毛苌《序录》亦云“名长”，今《后汉书》作“苌”，此小毛公也。程子曰：“毛苌最得圣贤之意。”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即《诗序》及《孟子》所谓高子也。以《丝衣》绎宾尸为灵星之尸，以《小弁》为小人之诗，则已失其义矣。赵歧云：“高子，齐人。”谓禹之声尚文王之声，亦高子也。
《序录》：子夏传曾申，申传李克。《读诗记》引
译上达于皇天，端正其不正之心，都是凭借诚意的感通而达到极致。侍奉君主就像侍奉上天一样。
沉迷于玩赏器物会丧失志气，这是因为心志被外物所奴役。李文饶在《通犀带赋》中说：“华美的服饰和珍贵的玩物，接近祸患的根源。虞公灭亡而垂棘璧返回，壮武被残害而龙剑飞走。先哲们因此听到合乎道义的就服从，预防祸患就做得细微。经侯抛弃佩玉而离去，宣子推辞玉环而回归。”这可以作为沉迷玩物的警戒。
喜好提问就会宽裕，是说见闻广博而德行有余。《中庸》说：“舜喜好提问。”广泛地学习，一定要详细地询问；通过学习来积累，一定要通过提问来辨析；聪敏而好学，一定不以向地位低的人请教为耻。《老子》也说：“知道却喜好提问的人是圣人，勇敢而喜好提问的人是胜者。”
舜咨询十二州的长官，最终归结于“难以任用小人”；任命九位官员，最终归结于“厌恶谗言”；孔子回答关于治理国家的问题，最终归结于“远离奸佞之人”，道理是一样的。
南丰在《南齐书》序中说：“唐、虞被编入两篇《典》的，所记载的难道仅仅是他们的行迹吗？同时也把他们深微的意旨流传下来。”又说：“在那个时候，难道只是执政的都是天下的贤士吗？大概拿着简册、握着笔跟随记录的，也都是圣人的门徒。”后山在《黄楼铭序》中说：“以前的诗人，歌颂他们的政事，同时也把他们的道德流传下来。”朱文公在《诗·破斧传》中说：“在那个时候，即使是披甲执锐的士兵，也都能以周公的心为自己的心，而不为自己一家一身的利益打算，大概也都是圣人的门徒。”这些都是运用南丰的文章笔法。
虞的《赓歌》，夏的《五子之歌》，这是《诗经三百篇》的开端。《洪范》中“无偏无陂”，直到“归其有极”，蔡氏认为这一章大概是《诗》的体裁，让人吟咏从而获得性情，与《周礼·大师》用六诗来教导，是同一个机理。《伊训》用三风十愆来训诫《太甲》，从“圣谟洋洋”以下，也押韵，大概是想要每天诵读这些训诫，像卫武公的《抑》诗那样作为警戒。所以说：“《诗》可以激发志意。”
敲击石磬，百兽都跟着起舞。凡是两句话，有人认为是脱简重复。《东观汉记》记载王阜担任重泉令。鸾鸟聚集在学宫，王阜敲击石磬而起舞，何况舜的音乐所感化的呢！
汤的《诰》说：“只有伟大的上帝，降下善性给下民。”武王的《誓》说：“只有人是万物的灵长。”刘子所说的“天地之中”，子思所说的“天命之谓性”，孟子所说的“性善”，渊源深远。
《文侯之命》中说“回去视察你的军队，安定你的国家”，这是《觐礼》所说的“伯父无事，回去安定你的国家”。古代对待诸侯的礼节就是这样。平王能够保存西周礼制的旧文，却不能洗雪君父的仇恨耻辱，难道懂得礼的根本吗？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薛氏说：“是大为民荼毒的意思。”
住在西边叫“昧谷”，虞翻认为应当是“柳谷”，《周礼注》：西方叫“柳谷”。魏明帝时，张掖柳谷口水溢出涌起，宝石背负图谶，就是那个地方。
周朝兴盛时，内部的诸侯担任方伯，是周、召、毕公的职责。周朝衰微时，外部的诸侯担任方伯，是齐、晋的霸业，三公行使二伯的职权，来统领诸侯，那么霸主怎么能窃取王命呢？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个是独夫的话，一个是圣人的话。真文忠公说：“命，是一样的，依赖它而不修养，是贼害天道的人；安于它而不追求，是乐天知命的人。这就是圣人与狂人不同的原因。”
圣王敬畏上天敬畏百姓。人有敬畏之心，然后恭敬之心产生。说天不值得敬畏，百姓不值得敬畏，是桀、纣、秦、隋。
詹元善说：“只有伟大的上帝，降下善性给下民。如果有恒常的性，能够安顿其谋略的是君主。这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如果能知道这一点，就知道阅读《尚书》的要领，而没有穿凿附会的祸患了。”[吕成公已经有这种说法。]
治理梁地和岐地，如果依照古注，那么雍州的山距离冀州很远，壶口、太原不相干。晁以道采用《水经注》，认为是吕梁、狐岐。
卷三 诗
《经典序录》：河间人大毛公作《诗故训传》，一说他是鲁国人。失其名。《初学记》：荀卿传授给鲁国毛亨，作《诂训传》传授给赵国毛苌。当时人称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大毛公的名字，只见于此处。《正义》说：“《儒林传》中的毛公，是赵国人。”没有说他的名字。《后汉书》赵人毛苌《序录》也说“名长”，现在《后汉书》作“苌”，这是小毛公。程子说：“毛苌最得圣贤的意旨。”
徐整说：“子夏传授给高行子。”就是《诗序》和《孟子》所说的高子。把《丝衣》中绎宾尸解释为灵星的尸，把《小弁》解释为小人的诗，就已经失去其本义了。赵歧说：“高子，齐国人。”说禹的声音崇尚文王的声音，也是高子。
《序录》：子夏传授给曾申，曾申传授给李克。《读诗记》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