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天道
于九，周天八十一万里。《洛书甄曜度》：一度千九百三十二里，天地相去十七万八千五百里。《孝经援神契》：周天七衡六间，相去万九千里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万九千里。从内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万九千五里。《关令内传》：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万里；东卯西酉，亦九千万里；四隅空相去九千万里；天去地四十千万里。天有五亿五万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为脉。《论衡》：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积凡七十三万里，天去地六万馀里。《灵宪》：自地至天一亿万六千二百五十里。垂天之晷，薄地之仪，皆千里而差一寸。《周髀》：天离地八万里。冬至之日，虽在外衡，常出极下地上二万里。《周礼疏》：案《考灵耀》从上临下八万里。天以圆覆，地以方载。《河图括地象》：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天门无上，地户无下，极广长，南北二亿三万一千五百里，东西二亿三万三千里。《广雅》：天圜南北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东西短减四步，周六亿十万七百里二十五步。从地至天亿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与天高等。《天度》云：“东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间相距，积百七万九百一十三里，径三十五万六千九百七十里。”《月令正义》：《考灵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万一千里，是天圆周之里数也。以围三径一言之，直径三十五万七千里，此二十八宿周回直径之数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东西，各有万五千里，是为四游之极，谓之四表。据四表之内，并星宿内总三十八万七千里。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处，一十九万三千五百里。地在于中，是地去天之数也。”安定胡先生云：“南枢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枢出地上三十六度，状如倚杵，此天形也。一昼一夜之间，凡行九十馀万里。人一呼一吸谓之一息，一息之间，天行八十馀里。人之一昼一夜，有一万三千六百馀息，是故一昼一夜而天行九十馀万里。”致堂胡氏谓：天虽对地而名，未易以智识窥，非地有方所可议之比也。
译于九，周天八十一万里。《洛书甄曜度》说：一度一千九百三十二里，天地相距十七万八千五百里。《孝经援神契》说：周天有七衡六间，彼此相距一万九千里八百三十三里又三分里之一，合计十一万九千里。从内衡到中衡，从中衡到外衡，各为五万九千五里。《关令内传》说：天地南午北子，相距九千万里；东卯西酉，也相距九千万里；四个角落的空隙相距九千万里；天离地四十千万里。天有五亿五万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也是如此。各自以四海为脉络。《论衡》说：天运行三百六十五度，累计共七十三万里，天离地六万多里。《灵宪》说：从地到天有一亿六千二百五十里。垂天之晷，薄地之仪，都是千里相差一寸。《周髀》说：天离地八万里。冬至那天，虽然在外衡，常常在极下地上二万里处出现。《周礼疏》说：查《考灵耀》从上往下八万里。天以圆形覆盖，地以方形承载。《河图括地象》说：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天门没有上方，地户没有下方，极其广阔漫长，南北二亿三万一千五百里，东西二亿三万三千里。《广雅》说：天圆南北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东西短减四步，周长六亿十万七百里二十五步。从地到天一亿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向下测量地的厚度，与天的高度相等。《天度》说：“东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四方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二十八宿之间相距，累计一百七万九百一十三里，直径三十五万六千九百七十里。”《月令正义》说：《考灵耀》说：“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一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一百七万一千里，这是天圆周里的数目。用围三径一来说，直径三十五万七千里，这是二十八宿周回直径的数目。然而二十八宿之外，上下东西，各有万五千里，这是四游的极限，称为四表。据四表之内，并星宿内总共三十八万七千里。天的中央上下正半之处，一十九万三千五百里。地处于中间，这是地离天的数目。”安定胡先生说：“南枢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枢出地上三十六度，形状像倚着的杵，这是天的形状。一昼一夜之间，共运行九十多万万里。人一呼一吸称为一息，一息之间，天运行八十多里。人一昼一夜，有一万三千六百多息，所以一昼一夜天运行九十多万万里。”致堂胡氏说：天虽然对着地而得名，却不容易用智慧知识去窥探，不像地有方所可以议论相比。
《河图括地象》云：“天左动起于牵牛，地右动起于毕。”《尸子》云：“天左舒而起牵牛，地右辟而起毕、昴。”《尔雅注》：牵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终始，故谓之星纪。
杨倞注《荀子》云：“天无实形，地之上空虚者，尽皆天也。”其说本于张湛《列子注》，谓自地而上则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离天也。
《黄帝书》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载地。”又曰：“地在太虚之中，大气举之。”道书谓：风泽洞虚，金刚乘天。佛书谓：地轮依水轮，水轮依风轮，风轮依虚空，虚空无所依。风泽洞虚者，风为风轮，所谓大气举之也。泽为水轮，所谓浮天载地也。金刚乘天者，道家谓之刚风，岐伯谓之大气。葛稚川云：“自地而上，四千里之外，其气刚劲者是也。”张湛解《列子?汤问》曰：“太虚无穷，天地有限。”朱文公曰：“天之形虽包于地之外，而其气常行乎地之中，则风轮依虚空可见矣。”
《三礼义宗》：天有四和。昆仑之四方，其气和暖，谓之和。天道左转，一日一夜，转过一度。日月左行于天，而转一日一夜，匝于四和。愚按：《周髀》云：“天地四极四和。”注：谓四和者，谓之极。子午卯酉，得东西南北之中。《义宗》之说本此。
《白虎通》曰：“日月径千里。”徐整《长历》曰：“大星径百里，中星五十，小星三十。”晋鲁胜《正天论》，谓以冬至之后，立晷测影，准度日月星。案日月裁径百里，无千里。星十里，不百里。未详其说。
《月令正义》引《前汉?律历志》：二十八宿之度，不载四分度之一。愚谓：天度列为二十八宿，唯斗有馀分。《续汉志》斗二十六，四分退二。《晋志》斗二十六，分四百五十五。皆有馀分。唐一行谓：《太初历》今赤道星度，其遗法也。《续汉志》黄道度与前志不同。贾逵论云：“五纪论日月循黄道，南至牵牛，北至东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今史官一以赤道为度，不与日月行同。”而沈存中谓：二十八宿度数，皆以赤道为法，唯黄道度有不全度者，盖黄道有斜有直，故度数与赤道不等。蔡伯静亦谓：历家欲求日月交会，故以赤道为起算之法。《月令正义》引赤道度，其以是欤？《淮南子?天文训》箕十一四分一，与《汉、晋志》不同。
日右转，星左转，约八十年差一度。汉文帝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唐兴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见李肇《国史补》。裴胄问董生云：“贞观三年己丑，冬至，日在斗十二度，每六十年馀差一度。此李淳风之说也。汉太初元年丁丑，冬至，日在斗二十度，至庆历甲申，《崇天历》冬至，日在斗五度八十四分，每八十五年退一度。每年不及者一分差。见《武经总要》。岁差之说不同。”贾逵云：“古历冬至日在建星，即今斗星。《太初历》冬至日在牵牛初。”何承天云：“尧冬至，日在须女十度。《太初历》冬至，在牵牛初四分。《景初历》在斗二十一。”祖冲之云：“汉初用《秦历》，冬至日在牛六度，《太初历》日在牛初，《四分法》日在斗二十二。晋姜岌以月蚀，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参以中星，课以蚀望，冬至日在斗十一。通而计之，未盈百载，所差二度。”沈存中云：“《颛帝历》冬至，日宿斗初，今宿斗六度。《尧典》日短星昴，今日短星东壁。”
信都芳曰：“浑天覆观，以《灵宪》为文；盖天仰观，以《周髀》为法。”刘智谓：黄帝为盖天，颛顼造浑仪。《春秋文曜钩》谓：帝尧时，羲和立浑仪。而本朝韩显苻《浑仪法要序》，以为伏羲立浑仪。未详所出。
《后汉?天文志》：黄帝始受《河图》，斗苞授规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书，自黄帝始。斗苞，似是人名氏，当考。
刻之长短，由日出之早晚。景之长短，由日行之南北。此语盖出于方氏《礼记解》。
《观象赋》，后
译《河图括地象》说：“天向左运动，从牵牛星开始；地向右运动，从毕宿开始。”《尸子》说：“天向左舒展，从牵牛星开始；地向右开辟，从毕宿和昴宿开始。”《尔雅注》说：牵牛星和斗宿，是日月五星运行终结和起始的地方，所以称为星纪。
杨倞注释《荀子》说：“天没有固定的形体，地上方空虚的地方，全都是天。”他的说法本于张湛的《列子注》，认为从地面向上全都是天，所以人们俯仰呼吸，从未离开过天。
《黄帝书》说：“天在地的外面，水在天和地的外面，水浮起天并承载地。”又说：“地处在太虚之中，被大气托举着。”道书说：风泽洞虚，金刚乘天。佛书说：地轮依托于水轮，水轮依托于风轮，风轮依托于虚空，虚空无所依托。所谓风泽洞虚，风就是风轮，也就是所说的大气托举着地。泽就是水轮，也就是所说的浮起天并承载地。所谓金刚乘天，道家称之为刚风，岐伯称之为大气。葛洪说：“从地面向上，四千里之外，那刚劲的气就是它。”张湛解释《列子·汤问》说：“太虚无穷尽，天地有限度。”朱熹说：“天的形体虽然包裹在地的外面，但它的气常常运行在地的内部，那么风轮依托于虚空就可以看出来了。”
《三礼义宗》说：天有四和。昆仑山的四方，那里的和气温暖，称为和。天道向左运转，一天一夜，转过一度。日月在天上向左运行，而运转一天一夜，环绕四和一圈。我认为：《周髀算经》说：“天地有四极四和。”注解说：所谓四和，就是四极。子午卯酉，处于东西南北的中间。《义宗》的说法本于此。
《白虎通》说：“太阳和月亮的直径是一千里。”徐整的《长历》说：“大星直径百里，中星五十里，小星三十里。”晋代鲁胜的《正天论》，认为在冬至之后，树立圭表测量日影，来测算日月星辰。考察太阳和月亮仅仅直径百里，没有一千里。星星直径十里，没有百里。其说法尚不清楚。
《月令正义》引用《前汉书·律历志》说：二十八宿的度数，不记载四分度之一。我认为：天度划分为二十八宿，只有斗宿有多余的分数。《后汉书·律历志》说斗宿二十六度，四分退二。《晋书·律历志》说斗宿二十六度，分四百五十五。都有多余的分数。唐代一行说：《太初历》现在的赤道星度，是其遗留的方法。《后汉书·律历志》的黄道度数与前志不同。贾逵论述说：“五纪论说日月沿着黄道运行，南到牵牛，北到东井。大致而言，太阳每天运行一度，月亮每天运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现在史官一律以赤道为度数，不与日月运行的轨迹相同。”而沈括说：二十八宿的度数，都以赤道为法则，只有黄道度数有不完整的度数，大概是因为黄道有斜有直，所以度数与赤道不相等。蔡伯静也说：历法家想要推求日月交会，所以以赤道作为起算的方法。《月令正义》引用赤道度数，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淮南子·天文训》说箕宿十一度四分度一，与《汉书》、《晋书》律历志不同。
太阳向右转，星辰向左转，大约八十年相差一度。汉文帝三年甲子，冬至，太阳在斗宿二十二度；唐兴元元年甲子，冬至，太阳在斗宿九度。九百六十一年相差十三度。见于李肇的《国史补》。裴胄问董生说：“贞观三年己丑，冬至，太阳在斗宿十二度，每六十年多相差一度。这是李淳风的说法。汉太初元年丁丑，冬至，太阳在斗宿二十度，到庆历甲申，《崇天历》冬至，太阳在斗宿五度八十四分，每八十五年退一度。每年不足一分的差数。见于《武经总要》。岁差的学说不同。”贾逵说：“古历冬至太阳在建星，就是现在的斗宿。《太初历》冬至太阳在牵牛初度。”何承天说：“尧帝时冬至，太阳在须女十度。《太初历》冬至，在牵牛初度四分。《景初历》在斗宿二十一。”祖冲之说：“汉朝初年使用《秦历》，冬至太阳在牛宿六度，《太初历》太阳在牛宿初度，《四分法》太阳在斗宿二十二。晋代姜岌通过月食，知道冬至在斗宿十七。现在参照中星，考核月食和望日，冬至太阳在斗宿十一。通盘计算，未满百年，所差两度。”沈括说：“《颛顼历》冬至，太阳宿在斗宿初度，现在宿在斗宿六度。《尧典》说日短星昴，现在日短星东壁。”
信都芳说：“浑天说是俯视观察，以《灵宪》为文辞；盖天说是仰视观察，以《周髀》为法则。”刘智说：黄帝创立盖天说，颛顼制造浑仪。《春秋文曜钩》说：帝尧时，羲和设立浑仪。而本朝韩显符《浑仪法要序》，认为伏羲设立浑仪。出处不详。
《后汉书·天文志》说：黄帝开始接受《河图》，斗苞传授规画日月星辰的图像。所以星官的书籍，从黄帝开始。斗苞，似乎是人名姓氏，应当考证。
刻度的长短，由日出早晚决定。日影的长短，由太阳运行的南北决定。这话大概出自方氏的《礼记解》。
《观象赋》，后
《大象赋》，《唐志》谓黄冠子李播撰。李台《集解》：播，淳风之父也。今本题杨炯撰，毕怀亮注。《馆阁书目》题张衡撰，李淳风注。薛士龙书其后曰：“专本巫咸星赞，旁览不及《隋书》。时君能致之兰台，坐卧浑仪之下，其所论著，何止此耶？”愚观赋之末曰：“有少微之养寂，无进贤之见誉。耻附耳以求达，方卷舌以幽居。”则为李播撰无疑矣。播仕隋高祖时，弃官为道士。时未有《隋志》，非旁览不及也。张衡著《灵宪》，杨炯作《浑天赋》，后人因以此赋附之，非也。
《步天歌》，《唐志》谓：王希明丹元子。今本司天、右拾遗、内供奉王希明撰，乔令来注。《二十八舍歌》、《三垣颂》、《五行吟》，总为一卷。郑渔仲曰：“隋有丹元子，隐者之流也，不知名氏，作《步天歌》，句中有图，言下见象。王希明纂《汉、晋志》释之。”然则王希明、丹元子，盖二人也。
沈约《宋志》：五星聚者有三：周将伐殷，聚房；齐桓将霸，聚箕；汉高入秦，聚东井。周、汉以王，齐以霸。襄陵许氏谓：恒星不见，星陨如雨，齐桓之祥也。沙鹿崩，晋文之祥也。桓将兴而天文隳，文欲作而地理决，王道之革也。
后汉永建初，李郃上书曰：“赵有尹史，见月生齿龁毕大星，占有兵变。赵君曰：‘天下共一毕，知为何国也？’下史于狱。其后公子牙谋杀君，如史所言。”《天文志》注：《李氏家书》。按太史公《天官书》：昔之传天数者，赵尹皋。又谓：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尹史，即尹皋也。其占验，仅见于此。《赵世家》不载。
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太史公谓殷商巫咸。考之《书》：伊陟赞于巫咸，作《咸睭》四篇。又曰：“在太戊，巫咸睭王家。”孔安国云：“巫氏也。”马融谓殷之巫也，郑康成谓巫官。孔颖达云：“咸、贤父子并为大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后汉?天文志》乃云：“汤则巫咸。”当以《书》为正。《史记正义》：巫咸，吴人。今苏州常熟县西海隅山上有巫咸、巫贤冢，并识之以广异闻。郭璞《巫咸山赋序》：巫咸以鸿术为帝尧之医。此又一巫咸也。
《庄子》言傅说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古赋有云：“傅说奉中闱之祠。”注云：“傅说一星，在尾北后河中，盖后宫女巫也。”说为商良相，岂为后宫女巫祈子而祷祠哉？此天官之难明者也。
《春秋繁露》云：“天不刚，则列星乱其行；君不坚，则邪臣乱其官。故为天者务刚其气，为君者务坚其政。”丁鸿《日食封事》：天不可以不刚，不刚则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强，不强则宰牧纵横。其言出于此。
元祐末，日食不尽如钩。元符末，日食正阳之朔。此皆有阴慝见于祲象，志壹之动气也。
元祐七年三月望，月食既。王岩叟言：《汉?历志》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复既。按元丰八年八月望，食之既，今未及二十三食而复既，则是不当既而既也。愚谓：月食之既，犹儆戒如此，况日食乎！
医书《素问》之中，亦尝有九星之言。王冰注云：“上古世质人淳，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标星藏曜，故星之见者七焉。九星谓：天蓬、天内、天冲、天辅、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盖从标而为始，所谓九星者此是也。”《楚辞》刘向《九叹》云：“讯九鬿音祈。与六神。”注：九鬿，谓北斗九星也。《补注》谓：北斗七星，辅一星在第六星旁，又招摇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经疏》云：“不止于七而全于九，加辅、弼二星故也。”与《素问注》不同。《曲礼》招摇在上，注：招摇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义》引《春秋运斗枢》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机，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摇光则招摇也。”《淮南?时则训》注：招摇，斗建也。《楚辞补注》以招摇在七星之外，恐误。徐整《长历》曰：“北斗七星间，相去九千里
译《大象赋》，《唐志》说它是黄冠子李播所撰。李台《集解》说：李播是李淳风的父亲。现在这个版本的题目说是杨炯撰，毕怀亮注。《馆阁书目》题目说是张衡撰，李淳风注。薛士龙在后面写道：“专门依据巫咸的星赞，旁征博引却不及《隋书》。当时的君主能够让他进入兰台，坐卧在浑仪之下，他所论述著述的，哪里只是这些呢？”我看赋的末尾说：“有少微星的清静修养，没有进贤冠的显达赞誉。以附耳谄媚来求得通达为耻，于是缄默不语而幽居。”那么这是李播所撰无疑了。李播在隋高祖时做官，后来弃官做了道士。当时还没有《隋志》，并不是他旁征博引不及。张衡著有《灵宪》，杨炯作《浑天赋》，后人因此把这篇赋附在他们名下，这是错误的。
《步天歌》，《唐志》说作者是王希明丹元子。现在这个版本说是司天监、右拾遗、内供奉王希明撰，乔令来注。《二十八舍歌》、《三垣颂》、《五行吟》，总共为一卷。郑渔仲说：“隋朝有位丹元子，是隐士一流的人，不知道姓名，作了《步天歌》，诗句中有图，言语下可见星象。王希明编纂《汉志》、《晋志》来解释它。”那么王希明和丹元子，大概是两个人。
沈约《宋志》说：五星聚合的情况有三种：周朝将要讨伐殷商时，聚于房宿；齐桓公将要称霸时，聚于箕宿；汉高祖进入秦地时，聚于东井。周、汉因此称王，齐因此称霸。襄陵许氏说：恒星看不见，星星坠落像雨一样，这是齐桓公的祥瑞。沙鹿山崩塌，这是晋文公的祥瑞。桓公将要兴起而天文出现灾异，文公想要作为而地理出现决裂，这是王道变革的征兆。
后汉永建初年，李郃上书说：“赵国有尹史，看见月亮生出牙齿咬住毕宿的大星，占卜说有兵变。赵君说：‘天下共用一个毕宿，知道是哪个国家呢？’把尹史下狱。后来公子牙谋杀国君，正如尹史所说。”《天文志》注：出自《李氏家书》。查考太史公《天官书》：从前传授天数的，有赵国的尹皋。又说：尹皋，是唐代的甘德、石申根据时务论述他们的书传。尹史，就是尹皋。他的占卜验证，仅见于此。《赵世家》没有记载。
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太史公说殷商有巫咸。查考《尚书》：伊陟赞颂巫咸，作了《咸睭》四篇。又说：“在太戊时，巫咸睭王家。”孔安国说：“是巫氏。”马融说是殷朝的巫师，郑康成说是巫官。孔颖达说：“巫咸、巫贤父子都做大臣，必定不会世代做巫官，说他们是巫氏是对的。”《后汉书·天文志》却说：“商汤时有巫咸。”应当以《尚书》为准。《史记正义》说：巫咸，是吴国人。现在苏州常熟县西海隅山上有巫咸、巫贤的坟墓，一并标记下来以广异闻。郭璞《巫咸山赋序》说：巫咸以高深的术数为帝尧的医生。这又是另一个巫咸了。
《庄子》说傅说乘着东维，骑着箕尾，而比附于列星。古赋有云：“傅说奉中闱之祠。”注说：“傅说是一颗星，在尾宿北后河中，大概是后宫女巫。”傅说是商朝贤良的宰相，难道是为了后宫女巫求子而祈祷祭祀吗？这是天官难以弄明白的地方。
《春秋繁露》说：“天不刚强，那么列星就会扰乱它们的运行；君不坚定，那么邪臣就会扰乱他们的官职。所以做天的要务求刚强其气，做君主的要务求坚定其政。”丁鸿《日食封事》说：天不可以不刚强，不刚强那么三光就不明亮；王不可以不强，不强那么宰牧就纵横不法。他的话出于这里。
元祐末年，日食没有像钩子那样完全遮住。元符末年，日食发生在正阳之朔。这都有阴邪之气显现在祲象中，是意志专一而感动气机的表现。
元祐七年三月望日，月食既。王岩叟说：《汉书·历志》月食既的情况，大抵是每二十三食才复既。查考元丰八年八月望日，月食既，现在不到二十三食又复既，那么这是不当既而既了。我认为：月食既尚且如此儆戒，何况日食呢！
医书《素问》之中，也曾有九星的说法。王冰注说：“上古世道质朴，人心淳厚，九星垂明。中古道德稍衰，标星隐藏光芒，所以显现的星只有七颗。九星指的是：天蓬、天内、天冲、天辅、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这大概是从标星开始，所谓九星就是这个。”《楚辞》刘向《九叹》说：“讯九鬿音祈。与六神。”注：九鬿，指的是北斗九星。《补注》说：北斗七星，辅一星在第六星旁，又招摇一星在北斗杓端。《北斗经疏》说：“不止于七而全于九，加上辅、弼二星所以如此。”与《素问注》不同。《曲礼》招摇在上，注：招摇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正义》引《春秋运斗枢》说：“北斗七星：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机，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摇光就是招摇。”《淮南子·时则训》注：招摇，是斗建。《楚辞补注》认为招摇在七星之外，恐怕错了。徐整《长历》说：“北斗七星之间，相距九千里
王介甫云：“云，阴中之阳。风，阳中之阴。”朱文公云：“纬星，阴中之阳。经星，阳中之阴。”按《素问?天元纪大论》：天有阴阳，地亦有阴阳，故阳中有阴，阴中有阳。
颜之推《归心篇》：孔毅父《星说》，皆仿屈子《天问》之意。然《天问》不若《庄子?天运》之简妙。巫咸祒之言，不对之对，过柳子《天对》矣。傅玄《拟天问》，见《太平御览》。
古诗“黄姑织女时相见”之句，此所云“黄姑”，即“河鼓”也，吴音讹而然。
《黄帝风经》曰：“调长祥和，天之善风也。折扬奔厉，天之怒风也。”见《御览》。《周官》：小祝宁风旱。汉代田之法，能风与旱。此昌黎所以讼风伯也。
《太平御览》以五色云列于咎征。宋景平元年，有云五色如锦，而徐羡之废帝。韩魏公五色云见之事，不见于国史，疑家传之增饰也。
《龙城录》“月落参横”之语，《容斋随笔》辨其误，然古乐府《善哉行》云：“月没参横，北斗阑干。亲友在门，忘寝与餐。”《龙城录》语本此，而未尝考参星见之时也。
《天经》，绍兴三十年王及甫上。朱文公谓：类集古今言天者，极为该备。
星始则见于辰，终则伏于戌。自辰至戌正于午，中于未。《尧典》举四时之正，以午为中；《月令》举十二时之中，以未为中。以火星论之，以午为正，故《尧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以未为中，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至申为流，故《诗》曰“七月流火”。以辰为见，以戌为伏，故《传》曰：“火见于辰，火伏而蛰者毕。”诸星亦然。《诗?定之方中》亦以十月中于未也。朱子曰：“尧时昏旦星中于午。《月令》差于未，汉、晋以来又差。今比尧时似差及四分之一。”
《后魏?天象志》曰：“班史以日晕五星之属，列《天文志》。薄蚀慧孛之比，入《五行说》。七曜一也，而分为二《志》，故陆机云：‘学者所疑。’”
凡星皆出辰没戌，故五星为五辰。十二舍亦为十二辰。
弧与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举之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月令正义》。二十八宿连四方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诗正义》。
《唐?天文志》：咸通中，荧惑镇太白，辰星聚于毕、昴，在赵、魏之分。诏镇州王景崇被衮冕，军府称臣以厌之。衰世之政，其怪如此。是谓人妖，何以弭变？
《月令》凡二傩：一以季春，一以仲秋。郑康成谓：阴气右行，季春之中，日行历昴；阳气左行，仲秋之月，宿直昴、毕。昴有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随而出行，于是索室驱疫以逐之。王居明堂礼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气。仲秋九门磔攘，以发陈气，御止疾疫。”然则民之疾，系乎日星之行度。古者，圣君范围于上，贤相变理于下，是为天地之良医。皇建有极，五福锡民，莫不寿考且宁。傩所以存爱民之意而已。
《唐志》：测景在浚仪岳台。按宋次道《东京记》：宣德门前天街西第一岳台坊，今祥符县西九里有岳台。《图经》云：“昔魏主遥事霍山神，筑此台祷于其上，因以为名。”
历数
《太初历》以前，历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孟康注：此为甲寅之岁。《大事记解题》：按《通鉴目录》、《皇极经世》，太初元年，岁次丁丑，当考。愚按：《大衍历议》云：“《洪范传》曰：‘历记始于颛顼，上元太始，阏蒙摄提格之岁，毕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营室五度。’秦《颛顼历》元起乙卯，汉《太初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犹以日月五纬，复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阏蒙摄提格之岁，而实非甲寅。”其说可以补《解题》之遗。
《大衍历议》曰：“《考灵曜》、《命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历》。庚申元后百十四岁，纬所载壬子冬至，则其遗术也。”按《汉志》鲁釐
译王安石说：“云，是阴中之阳。风，是阳中之阴。”朱熹说：“纬星，是阴中之阳。经星，是阳中之阴。”查考《素问·天元纪大论》：天有阴阳，地也有阴阳，所以阳中有阴，阴中有阳。
颜之推《归心篇》说：孔毅父的《星说》，都模仿屈原《天问》的意旨。然而《天问》不如《庄子·天运》简洁精妙。巫咸祒的话，是不答之答，超过了柳宗元《天对》的水平。傅玄的《拟天问》，见于《太平御览》。
古诗中“黄姑织女时相见”的诗句，这里所说的“黄姑”，就是“河鼓”，是吴地口音讹传所致。
《黄帝风经》说：“调长祥和，是天之善风。折扬奔厉，是天之怒风。”见于《太平御览》。《周礼》记载：小祝安抚风旱。汉代田猎之法，能应对风与旱。这就是韩愈之所以讼风伯的原因。
《太平御览》将五色云列为灾异征兆。宋景平元年，有五色云如锦缎，而徐羡之废黜了皇帝。韩琦五色云出现的事，不见于国史，怀疑是家传中的增饰。
《龙城录》中“月落参横”的话，《容斋随笔》辨正其误，然而古乐府《善哉行》说：“月没参横，北斗阑干。亲友在门，忘寝与餐。”《龙城录》的话本于此，却没有考证参星出现的时间。
《天经》，绍兴三十年王及甫进献。朱熹说：这类汇集古今论天者，极为完备。
星星开始出现在辰位，最终隐没在戌位。从辰到戌正于午位，中于未位。《尧典》举四时的正位，以午为中；《月令》举十二时的中位，以未为中。以火星论之，以午为正，所以《尧典》说日长星火，以正仲夏。以未为中，所以《月令》说季夏黄昏火星居中。到申位为流，所以《诗经》说“七月流火”。以辰为见，以戌为伏，所以《左传》说：“火星见于辰，火星伏而蛰虫毕藏。”其他星星也是如此。《诗经·定之方中》也以十月火星中于未位。朱熹说：“尧时黄昏和清晨火星中于午位。《月令》差于未位，汉、晋以来又差。现在比尧时似乎差及四分之一。”
《后魏书·天象志》说：“班固的《汉书》把日晕五星之类，列入《天文志》。日食月食彗星孛星之类，归入《五行志》。七曜是一回事，却分为两《志》，所以陆机说：‘这是学者所疑惑的。’”
所有星星都从辰位升起在戌位落下，所以五星称为五辰。十二舍也称为十二辰。
弧星与建星，不属于二十八宿，而在黄昏和黎明时提及它们，是因为弧星靠近井宿，建星靠近斗宿。《月令正义》。二十八宿连四方命名的，只有箕、斗、井、壁四星。《诗经正义》。
《唐书·天文志》：咸通年间，荧惑、镇星、太白星，辰星聚于毕、昴，在赵、魏的分野。诏令镇州王景崇穿戴衮冕，军府称臣以厌胜之。衰世的政治，怪异如此。这叫做人妖，怎么消除灾变？
《月令》凡两次傩祭：一次在季春，一次在仲秋。郑康成说：阴气向右行，季春之中，日行历昴宿；阳气向左行，仲秋之月，宿直昴、毕。昴宿有大陵积尸之气，气佚则厉鬼随而出行，于是索室驱疫以逐之。《王居明堂礼》说：“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气。仲秋九门磔攘，以发陈气，御止疾疫。”那么百姓的疾病，系乎日星的行度。古代，圣君在上范围，贤相在下变理，这是天地的良医。皇建有极，五福赐民，无不长寿且安宁。傩祭所以存有爱民之意而已。
《唐书》：测景在浚仪岳台。查考宋次道《东京记》：宣德门前天街西第一岳台坊，今祥符县西九里有岳台。《图经》说：“昔日魏主遥事霍山神，筑此台祷于其上，因此得名。”
历数
《太初历》以前，历法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到元封七年，又得阏逢摄提格之年。孟康注：这是甲寅之年。《大事记解题》：查考《通鉴目录》、《皇极经世》，太初元年，岁次丁丑，应当考证。我查考：《大衍历议》说：“《洪范传》说：‘历法始于颛顼，上元太始，阏蒙摄提格之年，毕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都在营室五度。’秦《颛顼历》元起乙卯，汉《太初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都不值甲寅。仍然以日月五纬，复得上元本星度，所以命名为阏蒙摄提格之年，而实际上不是甲寅。”这个说法可以补《解题》的遗漏。
《大衍历议》说：“《考灵曜》、《命历序》都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历》。庚申元后一百一十四岁，纬书所载壬子冬至，就是其遗术。”查考《汉书·律历志》鲁釐
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历》以为壬子。《隋志》：《春秋纬命历序》云：“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然则纬与《殷历》同，故刘洪曰：“《甲寅历》于孔子时效。”即《命历序》所谓孔子修《春秋》用《殷历》也。《晋志》姜岌曰：“考其交会不与《殷历》相应。”《春秋分记》曰：“周正皆建子也，今推之历法，积之气候验之日食，则春秋隐、桓之正，皆建丑。庄、闵、僖、文、宣之正，建子及丑者相半。至成、襄、昭、定、哀之正，而后建子，间亦有建亥者，非一代正朔，自异尚也，历乱而不之正也。”
译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日初一早晨冬至，《殷历》认为是壬子日。《隋书·经籍志》记载：《春秋纬·命历序》说：“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日初一早晨冬至。”那么纬书与《殷历》相同，所以刘洪说：“《甲寅历》在孔子时代有效。”这就是《命历序》所说的孔子修订《春秋》时使用《殷历》的意思。《晋书·律历志》中姜岌说：“考察其日月交会，不与《殷历》相符合。”《春秋分记》说：“周历的正月都建子，如今推算历法，积累气候验证日食，那么春秋时期隐公、桓公的正月，都建丑。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的正月，建子和建丑的各占一半。到了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的正月，才建子，其间也有建亥的，并非一代的正朔各自不同崇尚，而是历法混乱而没有加以纠正。”
历有小历，有大历。唐曹士瞂《七曜符天历》，一云《合元万分历》，本天竺历法，以显庆五年庚申为历元，雨水为岁首，世谓之小历，行于民间。石晋《调元历》用之。后周王朴校定大历，削去符天之学，为《钦天历》。
刘贶曰：“历动而右移，律动而左转。”
刘洪曰：“历不差不改，不验不用。未差无以知其失，未验无以知其是。失然后改之，是然后用之。”李文简以为至论。
蓂荚谓之历草，田俅子曰：“尧为天子，蓂荚生于庭，为帝成历。”而《大戴?明堂篇》谓：朱草日生一叶，至十五日生十五叶，十六日一叶落，终而复始。唐《律赋》有“朱草合朔”。古有云：“梧桐不生，则九州异。”注：谓一叶为一月，有闰十三叶。平园《闰月表》：用梧桐之叶十三。
纳甲之法，朱文公谓：今所传京房占法，见于《火珠林》者，是其遗说。《参同契》借以寓行持进退之候。虞翻云：“日月垂天，成八卦象：三日暮震象；月出庚八日兑象；月见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灭乙晦夕朔旦坎象；水流戊日中离象，火就巳。”虞与魏伯阳皆会稽人，其传盖有所自。汉上朱氏云：“乾纳甲、壬，坤纳乙、癸，震纳庚，巽纳辛，坎纳戊，离纳己，艮纳丙，兑纳丁。庚、戊、丙三者，得于乾。辛、己、丁三者，得于坤。始于甲、乙，终于壬、癸，而天地五十五数具焉。又有九天九地之数，乾纳甲壬，坤纳乙癸，自甲至壬，其数九，故曰九天。自乙至癸，其数九，故曰九地。九天九地之说者，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
五运六气，一岁五行主运各七十二日。少阴君火，太阴湿土，少阳相火，阳明燥金，太阳寒水，厥阴风木。而火独有二。天以六为节，故气以六期为一备。地以五为制，故运以五岁为一周。《左氏》载医和之言曰：“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即《素问》五六之数。《易》、《洪范》、《月令》其致一也。杨退修谓：五运六气，通之者唯王冰，然迁变行度，莫知其始终次序。程子曰：“气运之说，尧、舜时十日一雨，五日一风，始用得。”
朱文公尝问蔡季通，十二相属起于何时？首见何书？又谓：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龙与牛为合，而他皆不类。至于虎当在西，而反居寅；鸡为鸟属，而反居西，又舛之甚者。《韩文考异》：《毛颖传》封卯地谓十二物，未见所从来。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午为马之证也。“季冬出土牛”，丑为牛之证也。蔡邕《月令论》云：“十二辰之会，五时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鸡、亥豕而已。其馀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义》云：“鸡为木，羊为火，牛为土，犬为金，豕为水。但阴阳取象多涂，故午为马，酉为鸡，不可一定也。”十二物，见《论衡?物势篇》。《说文》亦谓巳为蛇象形。
自帝尧元年甲辰至宋德祐丙子，凡三千六百三十三年。帝尧而上，六阏逢无纪。致堂云：“有书契以来，凡几鸿荒，几至德矣。《广雅》自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分为十纪，盖茫诞之说。”刘道原《疑年谱》谓：大庭至无怀氏，无年而有总数。尧、舜之年，众说不同。《三统历》次夏、商、西周，与《汲冢纪年》及《商历》差异，况开辟之初乎？王质景文云：“浑沦以前，其略见于释氏之《长含经》。开辟以后，其详见于邵氏之《皇极经世》。”
以十一星行历，推人命贵贱，始于唐贞元初，都利术士李弥乾。《聿斯经》本梵书。程子谓：三命是律，五星是历。晁氏谓：冷州鸠曰：“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五星之术，其来尚矣。
《定之方中》，公刘之诗，择地之法也。“我辰安在？”论命之说也。《传》云：“不利子商。”则见姓之有五音。《诗?吉日》“维戊”、“庚午”，则见
译历法有小历，也有大历。唐代曹士瞂的《七曜符天历》，一说是《合元万分历》，本源于天竺历法，以显庆五年庚申年为历法起点，以雨水节气作为岁首，世人称之为小历，在民间流行。石晋的《调元历》采用了它。后周王朴校订大历，删去了符天的学说，编成《钦天历》。
刘贶说：“历法变动而向右移，律吕变动而向左转。”
刘洪说：“历法没有差错就不修改，没有验证就不使用。没有差错就无法知道它的失误，没有验证就无法知道它的正确。有了失误然后才修改它，正确了然后才使用它。”李文简认为这是极精辟的议论。
蓂荚被称为历草，田俅子说：“尧做天子时，蓂荚生长在庭院中，为帝王制定历法。”而《大戴礼记·明堂篇》说：朱草每天长出一片叶子，到十五天长出十五片叶子，十六天落下一片叶子，终而复始。唐代《律赋》中有“朱草合朔”的说法。古语说：“梧桐不生长，那么九州就会不同。”注解说：一片叶子代表一个月，有闰月时就有十三片叶子。平园的《闰月表》：使用梧桐的叶子十三片。
纳甲的方法，朱文公说：现在所传的京房占卜法，见于《火珠林》的，是它的遗留学说。《参同契》借用来寄托修行进退的时机。虞翻说：“日月垂挂于天，形成八卦的象：三日暮为震象；月出庚八日为兑象；月见丁十五日为乾象。月盈甲壬十六日旦为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为艮象；月消丙三十日为坤象；月灭乙晦夕朔旦为坎象；水流戊日中为离象，火就巳。”虞翻和魏伯阳都是会稽人，他们的传承大概有所本。汉上朱氏说：“乾纳甲、壬，坤纳乙、癸，震纳庚，巽纳辛，坎纳戊，离纳己，艮纳丙，兑纳丁。庚、戊、丙三者，得于乾。辛、己、丁三者，得于坤。始于甲、乙，终于壬、癸，而天地五十五数就具备了。又有九天九地的数，乾纳甲壬，坤纳乙癸，从甲到壬，其数为九，所以叫九天。从乙到癸，其数为九，所以叫九地。说九天九地的人，九天之上，是六甲子；九地之下，是六癸、酉。”
五运六气，一年五行主运各七十二日。少阴君火，太阴湿土，少阳相火，阳明燥金，太阳寒水，厥阴风木。而火独有二。天以六为节，所以气以六期为一备。地以五为制，所以运以五岁为一周。《左传》记载医和的话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就是《素问》五六之数。《易经》、《洪范》、《月令》其道理是一致的。杨退修说：五运六气，通晓它的只有王冰，然而变迁运行的度数，没有人知道它的始终次序。程子说：“气运的说法，尧、舜时十日一雨，五日一风，才开始用得着。”
朱文公曾经问蔡季通，十二属相起源于何时？首先见于什么书？又说：以二十八宿的象来说，只有龙与牛相合，其他的都不类似。至于虎应当在西，反而居在寅；鸡属于鸟类，反而居在西，又是错得严重的。《韩文考异》：《毛颖传》封卯地指十二物，未见所从来。我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午为马的证据。“季冬出土牛”，丑为牛的证据。蔡邕《月令论》说：“十二辰的会合，五时所食的，一定是家人所畜养的，丑牛、未羊、戌犬、酉鸡、亥豕而已。其余虎以下不是食用的。”《月令正义》说：“鸡为木，羊为火，牛为土，犬为金，豕为水。但阴阳取象途径多，所以午为马，酉为鸡，不能一定。”十二物，见于《论衡·物势篇》。《说文》也说巳为蛇的象形。
从帝尧元年甲辰到宋德祐丙子，共三千六百三十三年。帝尧以前，六阏逢没有纪年。致堂说：“有书契以来，经过几个鸿荒时代，几乎达到至德了。《广雅》从开辟到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分为十纪，大概是荒诞的说法。”刘道原《疑年谱》说：大庭到无怀氏，没有年份而有总数。尧、舜的年份，众说不同。《三统历》次夏、商、西周，与《汲冢纪年》及《商历》差异，何况开辟之初呢？王质景文说：“浑沦以前，其略见于释氏的《长含经》。开辟以后，其详见于邵氏的《皇极经世》。”
用十一星行历，推算人命贵贱，始于唐贞元初，都利术士李弥乾。《聿斯经》本为梵书。程子说：三命是律，五星是历。晁氏说：冷州鸠说：“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五星之术，其来源尚早。
《定之方中》，是公刘的诗，是择地的方法。“我辰安在？”是论命的说法。《传》说：“不利子商。”则见到姓有五音。《诗经·吉日》“维戊”、“庚午”，则见到
支干之有吉凶。
《五代史?马重绩传》：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昼夜为一百刻，六十分刻之二十为一时，时以四刻十分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考《五代会要》：晋天福三年，司天台奏《漏刻经》云：“昼夜一百刻，分为十二时，每时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为一刻，一时有八刻二十分。四刻十分为正前，十分四刻为正后，二十分中心为时正。”上古以来，皆依此法。欧阳公作史，于“六十分”之上，阙“八刻”二字，不若《会要》之明白。
译天干地支有吉凶之分。
《五代史·马重绩传》记载：漏刻的方法，以中星来测定昼夜，将一夜分为一百刻，六十刻中的二十刻为一时，每时以四刻十分作为正点，这是自古以来所用的方法。现在考证《五代会要》：后晋天福三年，司天台上奏《漏刻经》说：“昼夜一百刻，分为十二时，每时有八刻又三分之一。六十分为一刻，一时有八刻二十分。四刻十分为正点之前，十分四刻为正点之后，二十分居中为时正。”上古以来，都依照这种方法。欧阳修修史，在“六十分”之上，漏掉了“八刻”二字，不如《会要》那样明白清楚。
《数术记遗》云：“世人言‘三不能比两’，乃云‘捐闷’与‘四维’。”甄鸾注《艺经》曰：“‘捐闷’者，周公作。先布本位，以十二时相从。徐援称‘捐闷’是奇两之术。”《御览》引《艺经》作“悁闷”。“三不能比两”者，孔子所造，布十干于其方，戊己在西南。“四维”，东莱子所造，布十二时四维。
桓谭《新论》曰：“老子谓之玄，杨子谓之太玄。”石林谓：《太玄》皆《老子》绪馀。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之为九，故九而九之为八十一章。《太玄》以一玄为三方，自是为九，而积之为八十一首。《金楼子》云：“扬雄有《太玄经》，杨泉有《太元经》。”
《潜虚》，心学也，以元为首，心法也。人心其神乎，潜天而天，潜地而地。温公之学，子云之学也。《先天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乎心，岂惟先天哉！《连山》始《艮》，终而始也。《归藏》先《坤》，阖而辟也。《易》之《乾》，太极之动也，《玄》之中，一阳之初也。皆心之体，一心正而万事正，谨始之义在其中矣。邵子曰：“《玄》其见天地之心乎？”愚于《虚》亦云：“《虚》之元，即《乾》、《坤》之元，即《春秋》之元，一心法之妙也。”张文饶《衍义》以养气释元，似未尽本旨。
《管子?幼官篇》：冬十二始寒尽刑，十二小榆赐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静，十二大寒之阴。注云：“阴阳之数，日辰之名。”盘洲于闰十一月，用中榆立闰，盖出于此。
《国史志》云：“历为算本。治历之善，积算远，其验难而差迟；治历之不善，积算近，其验易而差亦速。”
历元始于冬至，卦气起于《中孚》。《豳诗》于十月，“曰为改岁”。周以十一月为正，盖本此。“曰为改岁”，用周正。“何以卒岁”，乃夏正。
卷十 地理
《三礼义宗》引《禹受地记》，王逸注《离骚》引《禹大传》，岂即太史公所谓《禹本纪》者欤？
《盐铁论》大夫曰：“邹子推终始之运，谓中国，天下八十分之一，名赤县神州，而分为九州。绝陵陆不通，乃为一州，有大瀛海圜其外。所谓八极，而天下际焉。故秦欲达九州，方瀛海，朝万国。”文学曰：“邹衍怪说，荧惑诸侯。秦欲达瀛海，而失其州县。”愚谓：秦皇穷兵胡粤，流毒天下。邹衍迂诞之说实启之。异端之害如此。
《管子》曰：“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圩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圩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而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此即《汉志》所谓系水土之风气也。杜牧亦云：“山东之地，程其水土与河南等，常重十三，故其人沈鸷多材力，重许可，能辛苦。”
太史公、班孟坚谓：禹酾二渠以引其河，一贝丘，一漯川。李垂《导河书》曰：“东为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北出贝丘者，乃今王莽故渎，而汉塞宣房所行二渠，盖独漯川，其一则汉决之，起观城，入蒲台，所谓武河者也。”晁补之《河议》曰：“二渠于《禹贡》无见。禹时河入海，盖在碣石。”《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骊城县西南，计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馀里。而河入勃海，盖汉元光三年，河徙东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时河入勃海，何哉？
蔡氏《禹贡传》曰：“鸟鼠，《地志》在陇西郡首阳县西南，今渭州渭源县西也。”此以唐之州县言，若本朝舆地，当云今熙州渭源堡。又曰：“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县南，今秦州大潭县也。”按《九域志》：建隆三年，秦州置大潭县。熙宁七年，以大潭隶岷州，今为西和州，当云：“今西和州大潭县。”朱
译《数术记遗》说：“世人常说‘三不能比两’，于是提到‘捐闷’与‘四维’。”甄鸾在注释《艺经》时说：“‘捐闷’是周公所作。先布置本位，用十二时辰依次相配。徐援称‘捐闷’是奇两之术。”《太平御览》引用《艺经》时写作“悁闷”。“三不能比两”是孔子所创，将十天干布置在四方，戊己位于西南。“四维”是东莱子所创，将十二时辰布置在四维。
桓谭在《新论》中说：“老子称之为玄，杨子称之为太玄。”石林认为：《太玄》都是《老子》的余绪。老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变成九，所以九乘以九成为八十一章。《太玄》以一个玄分为三方，从此变成九，再累积成为八十一首。《金楼子》说：“扬雄有《太玄经》，杨泉有《太元经》。”
《潜虚》是心学，以元为首，是心法。人心难道不神奇吗？潜通于天就是天，潜通于地就是地。司马光的学问，就是扬雄的学问。《先天图》都从中间开始，万化万事都产生于心，难道只是先天吗！《连山》以《艮》卦开始，这是终而又始。《归藏》以《坤》卦为先，这是闭合而又开启。《易》中的《乾》卦，是太极的动象；《玄》中的中，是一阳的初象。这都是心的本体，一心端正则万事端正，谨慎开端的意义就在其中了。邵雍说：“《玄》难道体现了天地的心吗？”我在《虚》中也说：“《虚》的元，就是《乾》、《坤》的元，就是《春秋》的元，这是一心法的妙处。”张文饶在《衍义》中用养气来解释元，似乎没有完全领会本旨。
《管子·幼官篇》说：冬至后十二天开始寒冷，刑罚用尽；十二天小榆，进行赏赐；十二天中寒，收敛积聚；十二天中榆，大量收获；十二天寒至，安静；十二天大寒，阴气极盛。注释说：“这是阴阳的数目，日辰的名称。”盘洲在闰十一月，用中榆来确立闰月，大概出于此。
《国史志》说：“历法是计算的根基。历法治理得好，积算久远，其验证困难而误差缓慢；历法治理得不好，积算短暂，其验证容易而误差也迅速。”
历法的元始始于冬至，卦气起于《中孚》卦。《豳诗》在十月，“说这是改换岁首”。周朝以十一月为正月，大概本于此。“说这是改换岁首”，使用的是周正。“如何度过这一年”，使用的是夏正。
卷十 地理
《三礼义宗》引用《禹受地记》，王逸注释《离骚》引用《禹大传》，这难道就是太史公所说的《禹本纪》吗？
《盐铁论》中大夫说：“邹衍推演终始的运数，说中国是天下八十分之一，名叫赤县神州，又分为九州。隔绝的山陵陆地不通，才称为一州，有大瀛海环绕其外。这就是所谓的八极，天下的边界就在这里。所以秦朝想要通达九州，面向瀛海，使万国来朝。”文学说：“邹衍的怪诞言论，迷惑了诸侯。秦朝想要通达瀛海，却失去了它的州县。”我认为：秦始皇对胡地和越地穷兵黩武，流毒天下。邹衍迂腐荒诞的言论实际上开启了这种风气。异端之害竟然如此。
《管子》说：“齐国的水流急躁且反复，所以那里的百姓贪婪粗鲁而好勇；楚国的水流柔弱而清澈，所以那里的百姓轻率果敢而凶狠；越国的水流浑浊沉重且滞涩，所以那里的百姓愚钝疾速而肮脏；秦国的水流浑浊且稽留，淤滞而混杂，所以那里的百姓贪婪暴戾、欺骗且喜欢多事；齐、晋的水流干枯干旱且流动，淤滞而混杂，所以那里的百姓谄媚欺诈，巧言令色而好利；燕国的水流汇聚低下而柔弱，沉滞而混杂，所以那里的百姓愚钝刚直而好贞节，轻率疾速而容易死亡；宋国的水流轻劲而清澈，所以那里的百姓闲适平易而好正道。因此圣人教化世人，其关键在水。所以水统一则人心端正，水清澈则民心平易。”这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说的系于水土的风气。杜牧也说：“山东之地，衡量其水土与河南相当，常常重十三，所以那里的人深沉鸷猛多材力，重视承诺，能吃苦。”
太史公、班固说：大禹疏导两条渠道来引导黄河，一条在贝丘，一条在漯川。李垂在《导河书》中说：“向东为漯川的，就是现在的泉源赤河。向北出自贝丘的，就是现在的王莽故渎，而汉代堵塞宣房所行的两条渠道，大概只有漯川，另一条则是汉代决口形成的，从观城起，流入蒲台，就是所谓的武河。”晁补之在《河议》中说：“两条渠道在《禹贡》中没有记载。大禹时代黄河入海，大概在碣石。”《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骊城县西南，计算渤海北距离碣石五百多里。而黄河注入渤海，大概是汉元光三年，黄河改道东郡后所注入的。那么说大禹时代黄河注入渤海，为什么呢？
蔡氏在《禹贡传》中说：“鸟鼠山，《地志》在陇西郡首阳县西南，就是现在渭州渭源县西。”这是用唐代的州县来说，如果是本朝的舆地，应当说现在熙州渭源堡。又说：“朱圉山，《地志》在天水郡冀县南，就是现在秦州大潭县。”查《九域志》：建隆三年，秦州设置大潭县。熙宁七年，将大潭县隶属岷州，现在是西和州，应当说：“现在西和州大潭县。”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