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见録卷十

译《闻见录》卷十

<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闻见录》>

钦定四库全书

《闻见录》卷十一 宋 邵伯温 撰

神宗皇帝初次从金陵召见王安石，一见便认为他非常奇特，让他担任知制诰，进而升任翰林学士。王安石想要变更祖宗的法度，推行新法，罢退旧有的老臣，任用新进的年轻人。司马光认为这样不对，极力争辩。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任用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因为意见不被采纳，辞谢不接受任命。枢密使吕公弼趁在殿上奏事的机会，对皇帝说：“陛下任用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他因为与王安石议论不同，极力推辞。今天一定会来决断去留。”当时司马光正站在庭下等候，皇帝指着他说：“已经来了。”皇帝又感叹道：“汲黯在朝廷，淮南王的阴谋就寝息了。”司马光坚决请求离去，皇帝不得已，于是任命他为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到任一个多月，上奏章说：“我的才能低下，最在群臣之下。先见之明不如吕诲，公正刚直不如范纯仁，敢于直言不如程颢，勇于决断不如范镇。吕诲在王安石刚开始参与政事的时候，就已经说王安石是奸邪之人，认为他一定会败坏扰乱天下。我认为王安石只是不通事理和固执己见罢了，不至于像吕诲所说的那样。现在看王安石拉拢亲信党羽，盘踞在要害职位，排挤异己，占据巩固权位宠幸，曾经擅自以自己的意思，暗中赞助陛下从宫内发出手诏来决断外朝的事务，使天下的威福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所有的诽谤议论都归于陛下。我这才知道自己在先见之明方面远远不如吕诲。范纯仁与程颢都和王安石向来交好，王安石从普通官员中提拔他们，让他们超升处于清贵重要的职位。范纯仁与程颢看到王安石的行为，不敢顾念私人的恩情，废弃公义，极力陈述他的短处。我与王安石南北异乡，取舍道路不同，我与王安石向来交往疏远，王安石对待我也向来淡薄，只是因为屡次同僚的缘故，私心里眷眷不舍，不忍心轻易断绝关系而公开指责，因循拖延直到今天，这是我辜负王安石而辜负陛下很多，这方面我远远不如范纯仁与程颢。我承蒙恩宠担任两制官职，侍奉了三朝，对于国家来说义理上是君臣关系，恩情如同骨肉。看到王安石专门逞其狂妄愚昧，使天下百姓遭受荼毒之苦，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我畏惧懦弱爱惜自身，不早点为陛下分别明白地陈述。苏轼与孔文仲都是疏远的小臣，却敢不避忌陛下的雷霆之威，王安石的虎狼之怒，上书对策，指陈他的过失，毁掉官职遭受谴责，无所顾虑，这方面我远远不如苏轼与孔文仲。人情谁不贪图富贵，留恋俸禄？范镇看到王安石迷惑陛下，把谄媚当作忠诚，把忠诚当作谄媚，把对当作错，把错当作对，不胜愤懑，上奏章极力陈述，因此自己请求退休，甘愿遭受丑恶的诋毁，闭门居家。我顾惜禄位，为妻子儿女打算，包羞忍耻，还担任方镇之职，这方面我远远不如范镇。我听说居于那个职位的人，必定担忧那件事；吃那份俸禄的人，必定承担那份祸患。如果不这样，这就是窃盗。我虽然不肖，曾经接受君子的教诲，不忍心让自己做出窃盗的行为。现在陛下只相信王安石的话，王安石认为贤能就是贤能，认为愚笨就是愚笨，认为对就是对，认为错就是错。谄媚依附王安石的人被称为忠良，诘难王安石的人被称为谗佞。我的才能见识，本来就是王安石所认为愚笨的；我的议论，本来就是王安石所认为错误的。今天所说的话，就是陛下所认为的谗佞。希望圣恩裁处我的罪过。如果我的罪过与范镇相同，就请求依照范镇的例子退休；如果罪过重于范镇，无论是流放还是诛杀，都不敢逃避。皇帝一定要任用司马光，召他知许州，让他路过京城上殿。刚下诏书，皇帝对监察御史里行程颢说：“我召司马光，你估计司马光来不来？”程颢回答说：“陛下能采纳他的言论，司马光一定来；不能采纳他的言论，司马光一定不来。”皇帝说：“还没论到采纳他的言论，像司马光这样的人常在身边，君主自然可以没有过错。”司马光果然辞谢召命，请求担任西京留司御史台，以编修《资治通鉴》。后来请求提举嵩山崇福宫，总共四次任职，历时十五年。皇帝取来所编修的《资治通鉴》，命令在经筵上诵读。所读将要结束时才进呈，没到时间就下诏催促。皇帝因此与左丞蒲宗孟谈论人才以及司马光，皇帝说：“像司马光这样的人，不论其他事，只辞谢枢密副使这一节，我自即位以来，只见到这一个人。”皇帝对司马光的眷顾礼遇不衰败到这种程度。只是司马光因为新法没有罢废，道义上不可以出仕。元丰官制制定完成，皇帝说：“御史大夫非用司马光不可。”蔡确进言说：“国家的政令刚刚确定，希望稍微等待一下。”到了元丰七年秋天，《资治通鉴》编修完成，进呈给皇帝时，任命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赐予的佩带如同二府官员的品级。修书官员都升迁官阶，召范祖禹以及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馆职。当时皇帝刚微微感到不适，安定后，对宰相说：“明年春天建立储君，以司马光、吕公着为师保。”皇帝心里认为非这两位不可托付圣子。到了明年三月，还没来得及建立储君，皇帝就去世了。神宗了解司马光之深到这种程度。当熙宁初年，王安石建立新法的议论，皇帝被迷惑。到了元丰初年，圣心感悟，罢退王安石不用达七年。想要任用司马光为御史大夫，为东宫师保，大概将要倚靠他担任宰相。唉！天下不幸，皇帝还没来得及任用司马光就去世了。这就是后世所以有朋党祸患的原因。

译司马温公担任西京留台时，每次出行，前导的仪仗不过三节。后来他担任宫祠官骑马出行，有时不张伞盖，自己拿着扇子遮挡阳光。程伊川对他说：“您出行没有随从骑吏，市井百姓可能不认识您，有不便之处。”温公说：“我只是希望人们不认识我罢了。”王安石辞去宰相职位，居住在钟山，只骑驴出行。有人劝他让人抬轿子，王安石严肃地说：“自古以来的王公贵族，即使不仁道，也不敢用人来代替牲畜。”唉！两位先生的贤德多有相同之处，却因为对新法的意见不合而断绝交往，真是可惜啊。

译司马温公闲居西洛，著书之余，记录本朝事迹为多。有《斋记》、《日记》、《记闻》等，不一而足。如今已散佚。当时他与王介甫已断绝往来，其记载中，王介甫则直书善恶，毫不隐讳。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考中进士，在当时很有名望。庆历二年，以第五名登科。起初，签署扬州判官，后任鄞县知县。喜爱读书，记忆力极强。即使是后辈投献的才艺文章及科举程式文章中有写得好的，读一遍就能背诵，终身不忘。他写文章动笔如飞，起初好像不费心思，文章写成后，观看的人都佩服其精妙。友爱诸弟，俸禄收入家中，没几天就被诸弟花费殆尽，家道屡次空乏，他从不问津。议论高深奇特，能以辩才广博来辅助自己的学说，无人能驳倒他。起初任小官时，不急于仕途进取。皇祐年间，文潞公任宰相，推荐王安石及张瑰、曾公定、韩维四人，因他们恬淡退让，请求朝廷不拘常规提拔任用，以激励浮躁竞逐的风气。皇帝下旨，都登记了他们的名字。至和年间，召试馆职，他坚决推辞不就任。于是任命为群牧判官，又推辞不被允许，才就职。年轻时恳求外放，得知常州，从此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能识其面。朝廷曾想授予他美官，只担心他不肯就任。从常州调任提点江南西路刑狱。嘉祐年间，任命为馆职、三司度支判官，坚决推辞不被允许。不久，命令修撰起居注，他以新入馆职、前辈很多、不当越级位居其右为由推辞。奏章上了十余次，皇帝下旨让阁门吏拿着敕书到三司授予他。王安石不接受，吏跟随他拜见，王安石躲到厕所里，吏把敕书放在案上离去。王安石派人追吏把敕书还给他，朝廷最终不能强迫他。一年多后，再次重申前命，王安石又推辞七八次才接受。不久任命为知制诰，从此不再推辞官职了。伯温惋惜他不为当世所用，所以表彰他。

熙宁初年，朝廷派遣大理寺丞蔡天申为京西察访使，他是枢密使蔡挺的儿子。到达西京后，以南资福院作为行台，倚仗其父权势，妄作威福，震动一路。河南尹李中师待制、转运使李南公等人，早晚衙门参拜，非常恭敬。当时司马温公判留司御史台，因朝拜应天院神御殿，蔡天申独自站一班，大概是尹以下不敢压制他。等到报告班列整齐，温公呼叫知班说：“引蔡寺丞归入本班。”知班引蔡天申站在监竹木务官富赞善之下，大概是朝仪规定以官位高低排列，朝拜应天院留台职也。蔡天申当天启程。

司马温公既居洛阳，时常去夏院扫墓，探望其兄郎中公。为宗族乡人讲学，有时乘兴游历荆山、华山等山后归来，多游寿安山，买瓷窑畔作为休息之地。曾同范景仁过韩城，抵达登封，在峻极下院休息，登上嵩山顶峰，进入崇福宫、法善寺，由轘辕道到龙门，游历广爱、奉先等寺，登上华严阁，千佛岩，寻找高公堂，渡过潜溪，进入广化寺，观看唐郭汾阳铁像，渡过伊水到香山皇龛，在石楼休息，临八节滩，经过白公显堂。凡所经过，多有诗作，自作序曰《游山录》。士大夫争相传诵。公不喜欢坐轿，山中亦骑马，路险则拄杖而行，故嵩山题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则不困，措足于平稳之地则不跌，慎之哉！”其旨深远。当公退居洛阳时，齐同物我，一视穷通，好像将终身如此。一日出相天下，则功被社稷，泽及生灵。呜呼，真古所谓大丈夫矣。元丰四年，官制书成，神宗自禁中帖定图本，出先谓宰辅曰：“官制将行，欲取新旧人两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蔡确进曰：“国是方定，愿少迟之。”王珪亦助之。又有旨，范纯仁弟纯粹自京东提举常平移陕西转运判官，上殿，帝问纯仁无恙，纯粹曰：“臣兄纯仁无恙。”帝方悟，时纯仁为西京留台，寻除直龙图阁。

元丰变法之后，重以大兴大狱，天灾数见，盗贼纷起，民不聊生。神宗悔之，欲复祖宗旧制，更用旧人，遽厌代，未暇而德音诏墨，具在也。司马温公自与王荆公论不合，不拜枢宻使，退居西洛，〇天下重望，十五年矣。故哲宗即位，宣仁后同听政，首起公为宰相，其于政事，不容有回忌也。故公取其害民之尤甚者，罢之。王荆公尝有恙，叹曰：“终始谓新法为不便者，独司马君实耳。”盖贤其贤，而不敢怨也。或谓公曰：“元丰旧臣，如章惇、吕惠卿軰皆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义间上，则朋党之祸作矣，不可不惧。”公正色曰：“天若祚宋，当无此事。”遂改之不疑。呜呼，公之勇猛，孟轲不如也。若曰当叅用元丰旧臣，共变其法，以絶异时之祸，实公所不取也。自国朝治乱论曰：“元祐党者，岂非天哉！”后世得公之

译说到这些，真让人痛哭流涕。王安石任明州鄞县知县时，读书写文章，每两天处理一次县政，修筑堤坝，疏浚池塘，兴修水利和陆路交通，借谷给百姓，规定利息偿还，使新旧粮食得以轮换，兴办学校，严格保甲制度，当地百姓觉得便利。所以熙宁初年他担任执政官，所推行的法令，都源于此。然而王安石知道在一個县推行可以，却不知道在天下推行不可以。又他所派遣的新法使者，多是刻薄小人，急于追求功利，以至于决开黄河河道造田，毁坏百姓的坟墓房屋，肥沃的土地，多得无法计算。青苗法虽然收取两成的利息，百姓请求缴纳，但费用高达十成中的七八成，再加上官吏冒名顶替，新旧弊端相因，其弊病更加繁多。保甲法、保马法尤其有害，天下骚动不安，百姓不得休息。大概祖宗的法度，完全改变了。只有役法的新旧，差役和募役两种议论，都有弊端。吴蜀地区的百姓以雇役为便利，秦晋地区的百姓以差役为便利。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早年显贵，很少经历州县事务，不能全面了解各地的风俗。所以王安石主张雇役，司马光主张差役，即使旧法也有弊端。苏东坡、范纯仁、司马光门下的士人，又认为差役不便。章惇、王安石门下的士人，又认为雇役未尽善。苏东坡、范纯仁、章惇虽然贤与不贤不同，都聪明通晓吏治，兼知南北风俗，他们的议论很公正，各自不偏私于自己所支持的一方。元祐初年，司马光恢复差役，将雇役改为差役，章惇议论说：保甲、保马，一天不废除，就有一天的危害。至于役法，熙宁初年用雇役代替差役，议论不详细，推行太迅速，所以后来有弊端。现在又用差役代替雇役，应当详细议论、充分讨论，才可能施行。而限定五天时间，太迅速，后来一定有弊端。司马光不认为正确。章惇在太皇太后帘前应对，与司马光争辩，甚至说“以后难以陪您吃剑”，太后怒其不敬，章惇获罪离职。蔡京任开封府知府，用五天的期限将京城各县的雇役法全部改为差役。到政事堂禀报司马光，司马光高兴地说：“如果人人都像待制那样，还担心法令不能施行吗？”绍圣初年，章惇入朝为相，又议论用雇役改差役，设立机构讨论，很久没有决定。蔡京兼任提举，对章惇说：“采用熙宁、元丰的法令施行罢了，还讨论什么？”章惇相信了他，雇役于是确定。蔡京前后观望，反复无常。贤如司马光，暴如章惇，都能被他欺骗，真是小人啊。司马光已经病重，改变役法限定五天，想要迅速施行，所以利弊没有完全考虑周全。议论的人说差役、雇役两种方法兼用就可以施行。雇役的法令，凡是家产达到三百千的允许充当，又允许借用府史胥徒雇佣他们，没有危害。衙前如果不是雇佣有物力、肯尽力的人，那么主管官物、防备纲运，就有侵吞盗窃的祸患了。只应当革除管理公库、公防等事务，即使不用坊场河渡的收入来酬谢他们的劳苦，也可以。雇役则都是无赖少年应募，不自爱惜，其弊端说不完。所以说：差役、雇役两种方法并行使用就可以施行。王安石的新法，农田水利，当时自己就不能长久施行。保甲、保马等相继也废除了。只有青苗法的发放和收回，直到建炎年间国家动乱才废除。唉！王安石因为不推行新法不做宰相，司马光因为推行新法不做枢密副使。神宗罢免司马光而任用王安石，两位公从此断绝关系。

译王安石天性孝顺友爱，俸禄刚进门，各位弟弟就全部取走，从不问他的儿子王雱。等王雱长大后，专管家中事务，情况就不是这样了。王安石的各位弟弟都有文学才华，王安礼，字和甫，侍奉神宗皇帝担任右丞，气概豪迈，玩世不恭，在君主面前也不肯屈从。有一天，宰相和执政大臣一同接受皇帝召对，皇帝发出缺乏人才的感叹。左丞蒲宗孟回答说：“人才有一半被司马光用邪说败坏了。”皇帝不说话，直视蒲宗孟很久。蒲宗孟非常害怕，无地自容。皇帝又说：“蒲宗孟竟然不采纳司马光的意见吗？”关于司马光，不论其他事，单就他辞去枢密使一职而言，我自即位以来，只见到这一个人，其他人即使逼迫他离开，他也不肯。又借机泛论古今人物，蒲宗孟极力称赞扬雄的贤能。皇帝起身说：“扬雄撰写《剧秦美新》不好。”皇帝很不高兴。蒲宗孟又借机奏请给予修书官员恩赏，皇帝说：“所修的书谬误很多，没有恩赏。”蒲宗孟又援引条例，说书局、仪鸾司等应当赐给丝帛，皇帝因小事没有回答。王安礼进言说：“修书谬误，仪鸾司恐怕不在此列。”皇帝为此笑了，结束朝会。王安礼戏弄蒲宗孟说：“扬雄给您带来连累了。”当时苏轼被关进御史台监狱，小人劝皇帝杀他，王安礼说不可杀。王安国，字平甫，尤其正直且有文采。有一天，王安石与吕惠卿议论新法，平甫在屋内吹笛子。王安石派人传话说：“请学士放弃郑国的靡靡之音。”平甫立刻回答说：“希望相公远离奸佞之人。”吕惠卿深深怀恨在心。后来王安石罢相，最终被吕惠卿陷害，放归田里，最终穷困而死。王雱，字元泽，性情阴险恶毒。凡是王安石所做不合人情的事，都是王雱教唆的。吕惠卿等人像奴仆一样侍奉他。王安石设置条例司，起初任用程颢字伯淳为属官。伯淳是贤士，有一天盛夏酷暑，王安石与伯淳对话。王雱头发散乱，赤脚，手遮着妇人的帽子出来，问王安石说：“在谈论什么事？”王安石说：“因为新法屡次被人阻挠，正与程君商议。”王雱伸开两腿坐着，大声说：“把韩琦、富弼的头砍下来挂在市上，新法就能推行了。”王安石急忙说：“孩子错了。”伯淳严肃地说：“正与参政讨论国家大事，子弟不可以参与，暂且退下。”王雱不高兴地离开，伯淳从此与王安石不和。祖宗的制度，宰相的儿子不带职衔，神宗特别任命王雱为从官。然而王雱已经生病，不能上朝了。王雱死后，王安石罢相，哀悼不忘。有一天，凤鸟离去，千年的梁木摧折，这诗大概是用来比喻孔子的。王安石在钟山，曾经恍惚看见王雱戴着铁枷手铐，像重囚一样，王安石于是把所住的半山园施舍为寺庙，来为他祈福。后来王安石生疮非常痛苦，曾经对他的侄子说：“赶快烧掉我所谓的日记。”侄子欺骗他烧了其他书代替，王安石于是去世。有人说，又有所见。

王安石任知制诰时，吴夫人为他买了一个妾。王安石见到她，说：“这是什么女子？”回答说：“夫人让我服侍您。”王安石说：“你是谁家的？”回答说：“我的丈夫是军队大将，运输粮食的船失事，家产全部赔光，还不够，又卖我抵债。”王安石脸色变得严肃说：“夫人花多少钱得到你？”回答说：“九十万。”王安石叫来她的丈夫，让他们像以前一样做夫妻，把全部钱赐给他们。司马光跟随庞籍的征召担任太原府通判，还没有儿子。庞籍夫人提到这事，为他买了一个妾。司马光完全不在意，夫人怀疑他有所忌讳。有一天教那个妾说：“等我出去，你自己打扮好到书院中，希望引起他的注意。”妾照她说的做。司马光惊讶地说：“夫人出去了，你怎么能到这里？”急忙让她离开。庞籍知道了，对同僚称赞他的贤德。王安石、司马光不喜欢声色，不爱官职，不积累财利，都相同。两公被任命为修注，都推辞到六七次，不得已，才接受。司马光被任命为知制诰，因为不擅长写辞令，屡次推辞免职，改任待制。王安石官位逐渐显赫，俸禄进门，任凭各位弟弟取走，全不过问。司马光任太原通判时，每月供给的酒食招待宾客之外，就不再请求。晚年居住在洛阳，买园宅，还以元郎中的名义作为户主。所以两公平生关系很好，直到议论新法不合，才开始著书绝交。

《闻见录》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闻见录》卷十二 宋 邵伯温 撰

吕诲字晦叔、王安石字介甫同为馆阁职官，当时馆阁中都是知名人士，每次评论古今人物治乱，众人的议论必定以介甫为终点，介甫的议论又以晦叔为终点。有一天议论刘向在汉末，说天下事反复不休，有人认为他懂得忠义，有人认为他不通达时势变化，议论未决。介甫来了，众人问他，介甫最终回答说：“刘向强聒人耳。”众人意犹未尽。晦叔来了，又问他，他说：“同姓之卿吗？”众人才信服。所以介甫平生对待晦叔非常恭敬，曾经写信给晦叔说：“在京师两年，鄙吝之心积于心中，常常不能自制，一见到长者，就废然而返。”所谓德人的容貌，使人的邪念消散，在晦叔身上得到了。以安石的不肖，不能长久跟随在左右，以求于心而稍近于道。又说：“师友之义，实在对晦叔有所期望。”所以介甫做宰相，推荐晦叔为中丞。晦叔迫于天下公议，反而说新法不便，介甫开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