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见録卷二
岩叟者,父子为魏公之客,亦着《魏公遗事》一编,其记魏公言行甚详,至论光献权同听政事,亦为欺诞。谓太后还政之后,魏公劝英宗加仪卫,帝曰:「相公休奬纵母后。」又谓魏公对太后曰:「自家无子,不得不认业。」其意以为英宗非魏公不得立,既立非魏公不得安也。英宗受仁宗天下,贵为天子,思所以报光献之德者,何以为称?反惜仪卫末礼有无奬纵母后之语于英宗孝德,不无累乎?恭惟太皇太后,天下之母也,以其无子而令认业,为臣子者悖慢至此,不几于防扈老乎?前代奸人自称定防国老,以天子为门生,皆繇此以魏公之贤,使死者有知,其敢当也?故神宗尝曰:「如此恐非韩琦之意。」伯温尝论英宗之立,首建议者范蜀公也,继之者司马温公也,顺成仁宗光献意者韩魏公也。富公辞户部尚书,章吕诲中丞,魏公以下迁官疏,乃天下之公言也,具书之以俟史官采择。
译岩叟这个人,父子二人都是魏公的门客,也著有一部《魏公遗事》,其中记载魏公的言行非常详细,但谈到光献太后垂帘听政的事情,却也是欺诈荒诞的。说太后还政之后,魏公劝英宗增加仪仗护卫,皇帝说:“相公不要过分奖赏纵容母后。”又说魏公对太后说:“您自己没有儿子,不得不承认这既成事实。”他的意思是认为英宗如果没有魏公就不能即位,即位后如果没有魏公就不能安定。英宗承受仁宗的天下,尊贵为天子,思考用来报答光献太后恩德的方法,什么才能相称呢?反而吝惜仪仗护卫这些末节礼仪,有“奖赏纵容母后”这样的话,对于英宗的孝德,不是有所损害吗?恭敬地推想太皇太后,是天下的母亲,因为她没有儿子就让她承认这既成事实,作为臣子竟然悖逆轻慢到这种地步,不几乎等同于防扈老吗?前代奸人自称定策国老,把天子当作门生,都是由此而来。以魏公的贤德,如果死者有知,他敢承受这样的名声吗?所以神宗曾经说:“这样恐怕不是韩琦的本意。”伯温曾经议论英宗的即位,首先提出建议的是范蜀公,接着的是司马温公,顺应成全仁宗和光献太后心意的是韩魏公。富弼辞去户部尚书,章得象、吕诲任中丞,魏公以下官员上疏请求迁官,这是天下的公正言论,详细记载下来以等待史官采择。
英宗即位之初,感疾不能视朝,大臣请光献太后垂▯权同听政,后辞之不获,乃从。英宗才康复,后已下手书复辟。魏公奏台谏有章疏,请太后早还政,后闻之,遽起。魏公急令仪鸾司撤▯后犹未转御屏,尚见其衣也。时富韩公为枢密相,怪魏公不关报撤▯事,有“韩魏公欲致弼于族灭之地”之语。欧阳公为叅政,首议追尊濮安懿王。富公曰:“欧阳公读书知礼法,所以为此举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韩公耳。”富公因辞执政,例迁官,疏言甚危。三日不报,见英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陛下未报皇太后大功,先録臣之小劳,非仁宗之意也。方仁宗之世,宗属与陛下亲相等者尚多,必以陛下为子者,以陛下孝德彰闻也。今皇太后谓臣与胡宿、吴奎等曰:‘无夫妇人无所告,至不忍闻。’臣实痛之,岂仁宗之所望于陛下者哉?”以笏指御牀曰:“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富公求去益坚,遂出判河阳,自此与魏公、欧阳公絶。后富公致政居洛,每嵗生日,魏公不论逺近,必遣使致书币甚恭,富公但答以老病,无书。魏公之礼终不替,至薨乃已。岂魏公有愧于富公者乎?然天下两贤之,魏公、欧阳公之薨也,富公皆不祭吊。国史着富公以不预防立英宗与魏公至此,祭吊不通,非也。
本朝自祖宗以俭德垂世,故艺祖之训曰:“当思在甲马营时可也。”其所用帏▯有青布縁者,仁宗生长太平,尤节俭。京城南愍贤寺,温成张妃坟院也。寺中有温成宫中故物,素朱漆牀,黄绢縁席,黄隔织褥。帝御飞白书“温成影帐”牌,才二尺,朱漆金字而已。以温成宠冠六宫,服用止此,故帝寝疾,大臣入问,见所御皆黄防。呜呼,恭俭之德不在此乎?英宗内无嫔御,王广渊以濮邸旧僚进待制,贫不能办仪物。韩魏公为言,帝曰:“无名以赐,不可。”后数日有防,令广渊书《无逸》篇于御屏,赐白金百两。呜呼,吾本朝祖宗以节俭为家法如此。
光献太皇太后元丰四年春感疾,以文字一函封鐍甚密,付神宗曰:“俟吾死开之,唯不可因此罪人。”帝泣受。后疾愈,帝复纳此函。后曰:“姑收之。”是年七月,后上仙。帝开函,皆仁宗欲立英宗为皇嗣时,臣僚异议之书也。神宗执书恸哭,以太皇太后遗训,不敢追咎其人,故帝宫中服三年之丧,尽礼尽孝者,知慈德之不可报也。
伯温侍长老言曰:「本朝惟真宗咸平、景德间为盛时,契丹通和,兵革不用,家给人足。以洛中言之,民以车载酒食,声乐游于通衢,谓之棚车,鼓笛。仁宗天圣、明道初尚如此,至寳元、康定间,元昊叛西方,用兵天下稍多事,无复有此风矣。元昊既称臣,帝絶口不言兵。庆厯以后,天下虽复太平,终不若天圣、明道之前也。呜呼!仁宗之兵应兵也,不得已而用之,事平不用,此所以为仁欤?」神宗开颍邸,英宗命韩魏公择宫僚,用王陶、韩维、陈荐、孙固、孙思恭、邵亢,皆名儒厚德之士。王陶、韩维进止有法。神宗内朝拜稍急,维曰:「维下拜,王当效之。」诸公一日侍神宗,王近侍以弓様靴进,维曰:「王安用武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毁去。其翊賛之功如此,故颍邸宾僚号天下▯云。
神宗初即位,中丞王陶言宰相韩魏公不押常朝班为跋扈,帝遣近侍以章疏示魏公,公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黄门至,则可防臣以去矣。”帝为之动,出王陶知陈州。神宗即位,锐意求治,初用吕溱为翰林学士,为开封府,溱死,又用滕甫为翰林学士,为御史中丞。甫性疎,上时遣小黄门持短封御札问事,甫夸示于人,或有见御札中误用字者,乃反谤甫以为▯上之短,上怒,疎斥之,以为逆人李逢亲党,不复用。时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丧,英宗屡召不至。安石在仁宗时论立英宗为皇子,与韩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虽髙科有文学,本逺人,未为中朝士夫所服,乃深交韩吕二家兄弟。韩吕朝廷之巨室也,天下之士不出于韩,即出于吕。韩氏
译英宗刚即位时,身患疾病不能临朝听政,大臣们请求光献太后垂帘听政,太后推辞未果,于是顺从了。英宗刚康复,太后已写下手诏准备归政。魏公上奏说台谏官员有章疏,请求太后早日还政,太后听说后,立刻起身。魏公急忙命令仪鸾司撤去帘幕,太后尚未转过御屏,还能看见她的衣饰。当时富韩公担任枢密使,对魏公不通报就撤帘的事感到奇怪,有“韩魏公想使富弼陷入灭族境地”的说法。欧阳公担任参知政事,首先提议追尊濮安懿王。富公说:“欧阳公读书懂礼法,之所以这样做,是忘记了仁宗多次主持此事,欺骗韩公罢了。”富公因此辞去执政职务,按例升官,上疏言辞非常激切。三天没有答复,富公面见英宗上奏说:“仁宗立陛下为帝,是皇太后的功劳。陛下没有报答皇太后的大恩,先记录臣下的小劳,这不是仁宗的本意。在仁宗时期,宗室中与陛下亲疏相等的人还很多,一定选陛下为儿子,是因为陛下的孝德显著闻名。现在皇太后对我说和胡宿、吴奎等人说:‘没有丈夫的妇人无处诉说,甚至不忍听闻。’我实在痛心,这难道是仁宗对陛下的期望吗?”用笏板指着御床说:“如果不是陛下有孝德,谁能坐在这里?”英宗俯身说:“不敢。”富公请求离开的决心更加坚定,于是出任河阳知府,从此与魏公、欧阳公断绝往来。后来富公退休住在洛阳,每年生日,魏公不论远近,必定派遣使者送去书信和礼物,非常恭敬,富公只以年老多病回复,没有书信往来。魏公的礼节始终没有废弃,直到去世才停止。难道魏公对富公有愧吗?然而天下人都认为他们两位是贤人,魏公、欧阳公去世时,富公都没有去祭奠吊唁。国史记载富公因为不预先防备英宗被立为皇子而与魏公产生隔阂,导致祭奠吊唁不通,这是不对的。
本朝自祖宗以节俭的品德垂范后世,所以太祖的训诫说:“应当想着在甲马营时的情况。”他所用的帷帐有青布镶边的,仁宗生长在太平盛世,尤其节俭。京城南面的愍贤寺,是温成张妃的坟院。寺中有温成宫中的旧物,素色朱漆床,黄绢镶边的席子,黄隔织的褥子。皇帝用飞白书写的“温成影帐”牌匾,才二尺大小,只是朱漆金字罢了。因为温成妃宠爱冠绝六宫,使用的器物仅此而已,所以皇帝卧病时,大臣入内问安,看见所用的都是黄绢。唉,恭俭的品德不就在于此吗?英宗宫内没有嫔妃,王广渊凭借濮王府旧僚的身份晋升为待制,贫穷不能置办仪仗器物。韩魏公为他说话,皇帝说:“没有名目赏赐,不可以。”几天后有个机会,命令王广渊在御屏上书写《无逸》篇,赏赐白金百两。唉,我们本朝祖宗以节俭为家法就是这样。
光献太皇太后元丰四年春天患病,将一函文字密封得很严密,交给神宗说:“等我死后打开,只是不可因此怪罪人。”神宗哭着接受。太后病愈,神宗又把这函交还。太后说:“暂且收着。”这年七月,太后去世。神宗打开函件,都是仁宗想立英宗为皇嗣时,臣僚提出异议的文书。神宗拿着文书痛哭,因为太皇太后的遗训,不敢追究那些人,所以皇帝在宫中服三年丧,尽礼尽孝,是知道慈德的恩情无法报答。
伯温侍奉长老时曾说:“本朝只有真宗咸平、景德年间是盛世,契丹通好,战争不用,家家给人足。以洛阳来说,百姓用车载着酒食,声乐在通衢游玩,叫做棚车,鼓笛。仁宗天圣、明道初年还像这样,到了宝元、康定年间,元昊在西方叛乱,用兵,天下稍微多事,不再有这种风气了。元昊称臣后,皇帝绝口不谈兵事。庆历以后,天下虽然恢复太平,终究不如天圣、明道之前。唉!仁宗的兵是应战之兵,不得已而用之,事平不用,这就是所谓的仁吧?”神宗开建颍王府,英宗命令韩魏公选择王府属官,任用王陶、韩维、陈荐、孙固、孙思恭、邵亢,都是名儒厚德之士。王陶、韩维进退有法度。神宗在内朝拜礼稍急,韩维说:“韩维下拜,王应当效仿。”各位公有一天侍奉神宗,王近侍进献弓样靴,韩维说:“王安用武靴?”神宗有愧色,急忙命令毁去。他们辅佐的功劳就是这样,所以颍王府的宾客号称天下最优秀。
神宗刚即位,中丞王陶说宰相韩魏公不押常朝班是跋扈,皇帝派近侍把章疏给魏公看,魏公上奏说:“臣不是跋扈的人,陛下派一个小黄门来,就可以防备臣离去了。”皇帝被感动,让王陶出任陈州知州。神宗即位,锐意求治,起初任用吕溱为翰林学士,担任开封府尹,吕溱死后,又任用滕甫为翰林学士,担任御史中丞。滕甫性格粗疏,皇帝时常派小黄门拿着短封御札问事,滕甫向人夸示,有人看见御札中误用了字,反而诽谤滕甫,认为是皇帝的短处,皇帝发怒,疏远斥责他,认为是逆人李逢的亲党,不再任用。当时王安石住在金陵,刚除母丧,英宗屡次召见他不来。王安石在仁宗时议论立英宗为皇子,与韩魏公不合,所以不敢入朝。王安石虽然高科有文学,本是远方人,未被中朝士大夫信服,于是深交韩、吕两家兄弟。韩、吕是朝廷的巨室,天下的士人不出于韩,就出于吕。韩氏
兄弟綘字子华,与安石同年高科,维字持国,学术尤高,不出仕,用大臣荐入馆。吕氏公着字晦叔,最贤,亦与安石为同年进士。子华、持国、晦叔争扬于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结一时名德之士,如司马君实辈,皆相善。先是治平间,神宗为颍王,持国翊善,每讲论经义,神宗称善,持国曰:“非某之说,某之友王安石之说。”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
译王安石的弟弟王绛,字子华,与王安石同年考中高科;王雱,字持国,学术造诣尤其高深,不肯出仕做官,因大臣推荐进入馆阁任职。吕公著,字晦叔,最为贤能,也与王安石是同榜进士。王绛、王雱、吕公著在朝廷上争相宣扬,王安石的名声才开始显赫。王安石又结交当时有名望和德行的人士,如司马光等人,都与他交好。在此之前,治平年间,宋神宗还是颍王时,王雱担任他的翊善(辅导官),每次讲解讨论经书义理,神宗都称赞说好,王雱说:“这不是我的见解,而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见解。”等到神宗即位,便召见王安石,给予极大的重用。
神宗既退,司马温公一时正人皆引去,独用王荆公,尽变更祖宗法度,用兵言利,天下始纷然矣。帝一日侍太后同祁王至太皇太后宫,时宗祀前数日,太皇太后曰:“天气晴和,行礼日亦如此,大庆也。”帝曰:“然。”太皇太后曰:“吾昔闻民间疾苦,必以告仁宗,尝因赦行之,今亦当尔。”帝曰:“今无它事。”太皇太后曰:“吾闻民间甚苦,青苗助役钱宜因赦罢之。”帝不怿曰:“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诚有才学,然怨之者甚众。”帝欲爱惜保全,不若暂出之于外,嵗余复召用可也。帝曰:“羣臣中惟安石能横身为国家当事耳。”祁王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帝因发怒曰:“是我败壊天下耶,汝自为之。”祁王泣曰:“何至是也。”皆不乐而罢。温公尝私记富韩公之语如此,而世无知者。崇宁中,蔡京等修哲宗史,以王安石为圣人,然亦书慈圣光献后、宣仁圣烈后,因间见上流涕为言安石变乱天下,已而安石罢相,岂安石之罪,虽其党竟不能文耶?抑天欲彰吾本朝母后之贤,自不得而删也。帝退,安石十年不用。元丰末,帝属疾,念可以托圣子者,独曰:“将以司马光、吕公着为师傅,王安石不预也。”呜呼,圣矣哉!神宗元丰四年,召北京留守文潞公陪祀南郊,防更官制,自司徒、侍中拜太尉,罢侍中为开府仪同三司,判河南府。陛辞,先是故叅知政事王尧臣之子国老,以至和中潞公与刘沆、富韩公、王叅政尧臣共乞立英宗为皇嗣,章草进明其父功,帝留之禁中,面问潞公,公对与国老合,乃加潞公两镇节度使,官其子宗道为承事郎。潞公力辞两镇,止受食邑。刘沆赠太师、中书令、兖国公,子仅自祠部员外郎为天章阁待制。王尧臣赠太师、中书令、諡文忠,子国老自水部员外郎充秘阁校理。富公进司徒,子绍京除閤门祗候。富公之客李偲问公曰:“公治平初进户部尚书,屡辞。今进司徒,一辞而拜,何也?公曰:“治平初,乃某自辞官。今日潞公以下皆迁,某岂敢坚辞,妨他人也?”盖潞公与荆公论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不召。自此帝眷礼复厚矣。神宗初欲破夏国,遂亲征大辽。御营兵甲器械旗帜皆备,分河北诸路兵,逐将置保甲民兵,诸路骚动。一日,帝衣黄金甲以见光献太后,后曰:“官家着此,天下人如何脱去?不祥。”又欲京城安楼橹,后亦不许。但以库贮于诸门。
神宗友爱二弟,不听出于外。至元祐初,宣仁太后始命筑宅于天波门外。既就馆,哲宗奉宣仁后临幸,有防。二王诸子各进官一等。舍人苏轼行制辞曰:「先皇帝笃兄弟之好,以恩胜义,不许二叔出居于外,盖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严朝廷之礼,以义制恩,始从其请,出就外宅,得孔子逺其子之义。二圣不同,同归于道,可以为万世法。」朕奉侍两宫,按行新第,顾瞻懐思,澘然出涕。昔汉明帝问东平王在家何等为乐,王言「为善最乐」,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诸子年十五以上,悉带之,着之简册,天下不以为私。今王诸子性于忠爱,渐于礼义,自胜衣以上,颀然皆有成人之风,朕甚嘉之。其各进一官,以助其为善之乐,尚勉之哉,毋忝父祖,以为▯家之光。次日,丞相吕大防、范纯仁二夫人入见宣仁后,曰:「昨同皇帝幸二王府,二王侍立尚食甚恭,皇帝待之亦尽礼。吾老矣,深以此为喜。」又曰:「仁宗事燕王尽子侄礼,王颇自重,但以行第呼仁宗,虽禁中服用,王辄取之,仁宗不敢吝。吾二儿岂敢如此?」呜呼,后之言其防深矣。不幸后上仙,小人谤毁,靡所不至,天下寃之。其详,伯温着之《辨诬》云。
闻见録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闻见録卷四 宋 邵伯温 撰
熙宁七年春,契丹遣泛使萧禧来,言代北对境有侵地,请遣使分画。神宗许之,而难其人。执政议遣太常少卿、判三司开拆司刘公忱为使。忱对便殿曰:“臣受命以来,在枢府考核文据,未见本朝有尺寸
译神宗退位后,司马光及当时的正直之士都相继离职,朝廷只任用王安石,完全改变了祖宗的法度,致力于用兵和追求财利,天下开始纷乱不安。有一天,皇帝侍奉太后,与祁王一同前往太皇太后宫中。当时距离宗庙祭祀还有几天,太皇太后说:“天气晴朗温和,祭祀那天如果也这样,就是大喜事。”皇帝说:“是的。”太皇太后说:“我过去听说民间疾苦,一定告诉仁宗,曾经借赦免的机会施行救济,现在也应当如此。”皇帝说:“现在没有其他事情。”太皇太后说:“我听说民间非常困苦,青苗法和助役法的钱款,应该借赦免的机会废除。”皇帝不高兴地说:“这是为了利于百姓,并不是使他们困苦。”太皇太后说:“王安石确实有才能学问,但怨恨他的人非常多。”皇帝想要爱惜保全他,不如暂时让他外放,过一年多再召回来任用也可以。皇帝说:“群臣中只有王安石能挺身而出为国家担当大事。”祁王说:“太皇太后的话是至理名言,陛下不可不思考。”皇帝因此发怒说:“是我败坏天下吗?你自己去做吧。”祁王哭着说:“何必到这种地步呢。”大家都不高兴地结束了谈话。司马光曾经私下记录富弼的话是这样的,而世人不知道。崇宁年间,蔡京等人修撰哲宗的史书,把王安石当作圣人,但也记载了慈圣光献太后、宣仁圣烈太后,趁机在皇帝面前流泪诉说王安石变乱天下,不久王安石罢相,难道是王安石的罪过,即使他的党羽最终也不能掩饰吗?还是上天想要彰显我们本朝母后的贤德,自然不能删去呢?皇帝退位后,王安石十年不被任用。元丰末年,皇帝病重,想到可以托付圣子的人,只说:“将任用司马光、吕公著为师傅,王安石不参与。”唉,圣明啊!神宗元丰四年,召北京留守文彦博陪祀南郊,恰逢更改官制,从司徒、侍中改拜太尉,罢免侍中改为开府仪同三司,判河南府。上朝辞别时,先前已故参知政事王尧臣的儿子王国老,在至和年间文彦博与刘沆、富弼、王尧臣共同请求立英宗为皇嗣,王尧臣起草奏章进献说明他父亲的功劳,皇帝留在宫中,当面询问文彦博,文彦博的回答与王尧臣相符,于是加封文彦博为两镇节度使,任命他的儿子宗道为承事郎。文彦博极力推辞两镇节度使,只接受食邑。刘沆追赠太师、中书令、兖国公,儿子刘仅从祠部员外郎升为天章阁待制。王尧臣追赠太师、中书令,谥号文忠,儿子王尧臣从水部员外郎充任秘阁校理。富弼晋升司徒,儿子富绍京任命为閤门祗候。富弼的门客李偲问富弼说:“您在治平初年晋升户部尚书,多次推辞。现在晋升司徒,推辞一次就接受了,为什么呢?”富弼说:“治平初年,是我自己推辞官职。今天文彦博以下都升迁,我怎么敢坚持推辞,妨碍别人呢?”因为文彦博与王安石在政事上意见不合,外放判北京七年没有被召回。从此皇帝对他的恩宠礼遇又加厚了。神宗起初想要攻破西夏,于是亲自征讨大辽。御营的兵甲器械旗帜都齐备,分派河北各路兵马,逐将设置保甲民兵,各路骚动不安。有一天,皇帝穿着黄金甲去见光献太后,太后说:“官家穿这个,天下人怎么脱去?不吉利。”又想京城安置楼橹,太后也不允许。只把库藏储存在各门。
神宗友爱两个弟弟,不让他们出宫居住。到元祐初年,宣仁太后才命令在天波门外建造宅第。刚入住,哲宗奉宣仁太后临幸,有诏令。二王的儿子们各晋升一级官职。舍人苏轼起草制辞说:“先皇帝笃行兄弟之好,以恩义胜过道义,不许两位叔叔出宫居住,这是武王对待周公、召公的意思。太皇太后严肃朝廷礼仪,以道义节制恩义,才听从他们的请求,出宫居住,符合孔子疏远其子的道义。两位圣人的做法不同,但都归于正道,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我侍奉两宫,巡视新宅,回顾瞻仰怀念思考,流泪不止。过去汉明帝问东平王在家做什么最快乐,王说“行善最快乐”,皇帝认为他的话很大气,于是送给他十九枚列侯印。儿子们年满十五以上的,都佩戴着,记载在简册上,天下人不认为是私心。现在王的儿子们本性忠爱,渐染礼义,从能穿衣以上,都显得有成年人的风范,我非常赞赏。他们各晋升一级官职,以助长他们行善的快乐,还要勉励他们,不要辱没父祖,成为国家的光耀。第二天,丞相吕大防、范纯仁两位夫人入见宣仁太后,说:“昨天同皇帝幸临二王府,二王侍立进食非常恭敬,皇帝对待他们也很尽礼。我老了,深深以此为喜。”又说:“仁宗对待燕王尽子侄之礼,燕王颇自重,只按排行称呼仁宗,即使宫中的服用物品,燕王随意取用,仁宗不敢吝惜。我的两个儿子岂敢这样?”唉,太后的话含义深远啊。不幸太后去世,小人诽谤诋毁,无所不至,天下人认为她冤枉。详情,邵伯温写在《辨诬》中。
闻见录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闻见录卷四 宋 邵伯温 撰
熙宁七年春,契丹派遣泛使萧禧来,说代北边境有侵占地,请求派遣使者划分。神宗答应,但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执政商议派遣太常少卿、判三司开拆司刘忱为使。刘忱在便殿对答说:“臣接受命令以来,在枢府考核文书证据,没有看到本朝有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