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见録卷十一

译悦说，认为晦叔有驩兜、共工那样的奸邪。

译王安石与吕公著向来交情深厚。王安石曾说：“吕公著如果不做宰相，天下就不能太平。”又说：“吕公著做了宰相，我们这些人就可以谈论出仕了。”他看重吕公著到了这样的地步。王安石推荐吕公著担任御史中丞，希望他能作为自己的助手。所以吕公著起初多任用条例司的人担任台谏官。不久，天下苦于条例司成为百姓的祸害，吕公著于是进言新法不便。王安石愤怒他背叛自己，才开始有了驱逐吕公著的念头。当初他推荐吕公著担任御史中丞时，言辞中称吕公著有八元八凯那样的贤德。不到半年，因为政见不同，又说他像驩兜、共工那样奸邪。王安石的喜怒无常到了这样的地步。起初也没有用来定罪吕公著的借口。后来神宗对执政大臣吕公著说，曾经有人提到韩琦请求罢免青苗钱数额，被当权者所阻挠，将兴起晋阳的军队来清除君主身边的恶人。王安石便用这个作为吕公著的罪状，将他外调为侍读学士，知颍州。宋次道负责起草制词，王安石让他明确写出这些话。陈襄认为不可以，宋次道只说“敷奏失实，援据非宜”。王安石发怒，亲自修改为：“比大臣之抗章，因便殿之与对，辄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无事理之实。”吕公著向来谨慎周密，实际上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有人说孙觉曾经对皇上说：“如今藩镇大臣这样议论而遭受挫折，如果处在唐末五代之际，必定会有兴起晋阳军队来清除君主身边恶人的人了。”皇上已经忘记了说话的人，只记得胡须漂亮，误以为是吕公著。熙宁四年，吕公著以提举嵩山崇福宫的身份居住在洛阳，寄居在兴教寺的僧舍，想买宅第，向邵雍先生咨询。邵雍问：“选择土地吗？”吕公著说：“不选择材料吗？”邵雍说：“不。”邵雍说：“您已经有宅第了。”不久在白师子巷得到一块地，在张文节相宅的西侧，随着地势高低建造园宅，并不十分宏大。邵雍、司马光、吕公著时常互相往来。吕公著话少，见到邵雍必定从容终日，也不过说几句话而已。一天对着邵雍长叹说：“百姓无法忍受政令了。”当时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的人都是新进险薄之士，天下骚动，这是吕公著所感叹的。邵雍说：“王安石是疏远的人。您和司马光引荐他到这个位置，还有什么可说的？”吕公著说：“这是吕公著的罪过。”十年春，吕公著起用为知河阳，河阳尹贾昌衡率领司马光、程伯淳在福先寺上东院为他饯行，邵雍因病没有赴宴。第二天，程伯淳对邵雍说：“司马光与吕公著在席上各自辩论出仕与隐退不止，我用诗来化解说：‘二龙闲卧洛波清，几岁优游在洛城，愿得二公齐出处，一时同起为苍生。’”吕公著镇守河阳。一年多后，召拜为枢密副使。后来以资政殿学士知定州，又以大学士知扬州。哲宗即位，拜左丞，迁门下侍郎，与司马光并相。元祐年间如程伯淳的诗所说：“吕公著以经明行修，命官在东府见到吕公著。吕公著谈到邵雍，咨叹很久。对吕公著说：‘科名只是入仕的门路，高低不要在意，立身行道不可不努力。’吕公著起身谢恩。”吕公著三个儿子希哲、希积、希纯，都师事邵雍，所以吕公著与他们交游很深厚。三年，吕公著辞位，拜司空平章军国事。次年去世。王安石与苏轼起初没有嫌隙。吕惠卿忌恨苏轼才高，就离间他们。神宗想任命苏轼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为难他。又认为苏轼是文士不懂吏事，所以任用为开封府推官来困住他。苏轼更加议论事情无所忌讳，拟廷试策，献万言书议论时政非常危切。王安石更加不高兴。苏轼外补官，中丞李定，是王安石的门客。李定不服母丧，苏轼认为他不孝，厌恶他。李定以为恨，弹劾苏轼作诗诽谤讥讽。苏轼自知湖州，下御史狱，想要杀他。神宗终究不忍心，贬为散官黄州安置，移汝州。路过金陵见王安石，非常高兴。苏轼说：“我有话要对您说。”王安石脸色变动，以为苏轼辩白前日的事。苏轼说：“我所说的是天下事。”王安石脸色安定，说：“姑且说说。”苏轼说：“大兵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征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想革除这些。现在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您难道没有一句话来救止吗？”王安石举起手两个手指给苏轼看说：“两件事都是吕惠卿启发的。我在外怎么敢说话？”苏轼说：“固然，然而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是事君的常礼。皇上对待您的不是常礼，您事奉皇上，难道可以用常礼吗？”王安石厉声说：“我必须说。”又说：“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大概王安石曾经为吕惠卿发出不要使皇上知道的私书，还畏惧吕惠卿，怕苏轼泄露他的话。王安石又对苏轼说：“人必须知道，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得到天下也不做，才可以。”苏轼戏说：“现在的君子争着减少半年磨勘，即使杀人也做。”王安石笑而不语。

王安石晚年于钟山书院多写“福建子”三字，大概悔恨于吕惠卿，恨被吕惠卿所陷害，悔被吕惠卿所误导。每次山行多恍惚独言若狂者。田画承君说：“王安石曾经对他的侄子说：‘我过去喜欢交游很多，都以国事

译彼此断绝往来。如今我闲居，又想要写信问候你。」王防高兴地在案上铺好纸笔，王安石屡次想要提笔写信，却总是长叹一声而作罢，神情好像有所愧疚似的。」王安石生病后，王和甫把邸吏的奏状拿给王安石看，恰逢有人报告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王安石怅然地说：「司马光十二次担任宰相了。」王安石所说的「日录」，他命令王防收藏起来。王安石病重时，让王防把它烧掉，王防用其他书籍代替了它。后来朝廷起用蔡卞，蔡卞请求从江宁府王防家中取来「日录」进献朝廷，蔡卞当时正在修史，害怕招致祸患，于是借「日录」删减事实，编造奸邪虚伪的内容，对上轻慢神宗皇帝，对下诬蔑毁谤旧臣，完全改写了元祐年间所修的神宗正史。大概王安石初次拜相时以师臣自居，神宗对待他的礼节非常优厚，再次拜相时皇帝更加不悦，议论多有分歧，所以后来蔡卞欺骗神宗将「日录」隐匿起来，如今流传于世只有七十多卷。这就是陈莹中所说的「尊崇私人史书以压制宗庙正史」啊。伯温私下认为，王安石听说司马光入朝为相就说：「司马光十二次担任宰相了。」大概两位公卿向来关系友好，王安石因推行新法而拜相，司马光因不推行新法而辞去枢密使，反复辩论三次书信后才断绝往来。王安石知道司马光是长者，不会记恨。等到王安石去世，司马光正在病假中听到消息，写信给吕申公说：「介甫没有别的过错，只是固执罢了。赠予王防的典仪应当丰厚。」伟大啊，司马光的美德真是不可及啊。

译范纯仁以侍从的身份侍奉仁宗，首先建立了关于立皇子的议事制度。英宗时，他又进言，称英宗称濮安懿王为父是不合礼制的，因此名望重于天下。熙宁初年，王安石开始掌权，范纯仁用正直的言论反驳他，未能取胜，于是上奏章请求退休，说：“陛下有爱护百姓的本性，大臣却使用残害百姓的手段。”王安石看到奏章，非常愤怒，拿着奏章的手都在发抖。冯京劝解他说：“参政何必这样呢？”于是范纯仁被免去翰林学士的职务，以原官户部侍郎的身份退休。舍人蔡延庆起草他的任命文书，王安石对此很不高兴，亲自起草制书，极尽丑恶诋毁之能事。第二天，蔡延庆借祝贺范纯仁的机会，把制书是王安石亲自起草的事向他解释。范纯仁笑着诵读制书中的话：“才能没有胜任职务的能力，某人袒露胸怀处于其中，有贪图利益的实际，那么这是夫子自道啊。”范纯仁上表谢恩，大意说：“虽然说是请求辞官离去，怎敢忘记忧国之心？又说：‘希望陛下聚集众人的议论作为耳目，以清除堵塞蒙蔽的奸邪；任用老成持重的人作为心腹，以培养太平和睦的福气。’天下人听说后都称赞他壮烈。范纯仁退居之后，专门以读书赋诗自娱，客人来了就摆酒尽情欢乐。有人劝范纯仁称病闭门不出，范纯仁说：“死生祸福，是天意，我能把天怎么样呢？”过了很久，他坐着两人抬的轿子回到蜀地，极尽江山登临的胜景，救济宗族中贫穷的人，满一年后才回来。元祐初年，哲宗即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首先下诏特别起用范纯仁，诏书说：“西伯善于供养两位老人，使他们归附汉室；用谦卑的言辞招致四位贤臣，入朝侍奉我，强行起用不要畏惧辛劳。”天下人都期望范纯仁与司马光一同升任高官。范纯仁推辞说：“六十三岁请求离去，大概是因为年老；七十九岁又回来，难道符合礼仪吗？”最终没有出仕。在此之前，神宗下葬，范纯仁在陵下守丧。蔡京对范纯仁说：“皇上将要起用您了。”范纯仁严肃地说：“我因为议论新法不合先帝心意而获罪，一旦先帝去世，难道可以借此谋取利益吗？”所以范纯仁最终没有因为元祐两位圣人的起用而出仕。绍圣初年，章惇、蔡卞想一并排斥范纯仁为元祐党人，将要追加贬谪。蔡京说：“我亲耳听到范蜀公这样的话，他不是党人。”章惇、蔡卞于是作罢。有人说：“司马温公、范蜀公都以清高的德行闻名天下，起初议论新法不便，好像出于同一人之口，而晚年出处不同，为什么呢？”伯温说：“熙宁初年，温公、蜀公因议论新法获罪，蜀公退休，温公不拜枢密副使，请求担任宫观职务十五年。元丰末年，神宗去世，哲宗和宣仁太后首先起用温公为宰相，蜀公既然在熙宁初年已经退休，道义上不为元祐起用。”这两位公卿出处不同，但他们的道义是相同的。

眉山的苏明允先生在嘉祐初年到京城游历，当时王安石的名声开始显赫，党羽倾动一时，欧阳文忠公也对他很好。先生是文忠公的门客，文忠公劝先生去见王安石，王安石也愿意与先生结交。先生说：“我了解这个人了，这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成为天下的祸患。”写了一篇《辨奸论》，是为王安石而发的。文章说：“事情有必然到达的结局，道理有本来如此的情况。只有天下安静的人，才能见微知著。月亮出现光环就要刮风，柱石湿润就要下雨，人人都知道。事情的推移，形势的相因，那些疏阔而难以知晓，变化而不可预测的，哪里比得上天地阴阳的事情，而贤者有不知道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好恶扰乱了内心，而利害夺取了外物。从前山涛见到王衍说：‘误天下苍生的，一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说：‘这个人得志，我的子孙就没有遗类了。’从现在来说，其中的道理本来就有可见的。以我看来，王衍为人，容貌言语，本来就有欺骗世人而盗取名声的地方，然而不嫉妒不贪求，随波逐流。假使晋朝没有惠帝，仅仅得到中等君主，即使有千百个王衍，从哪里去扰乱天下呢？卢杞的奸邪，本来足以败坏国家，然而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欺骗世人，如果不是德宗的鄙陋昏庸，又从哪里去任用他呢？由此说来，两位公卿预料这两个人，也许有不一定如此的地方。现在有人，口中诵读孔老的话，身上践行伯夷、叔齐的行为，招收好名之士，不得志的人，互相交谈，私下树立名声，认为颜渊、孟轲复出，而内心阴险狠毒，与人志趣不同，这是王衍、卢杞合为一人了。他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呢？脸上脏了不忘洗，衣服脏了不忘洗，这是人的至情。现在却不是这样，穿不合身的衣服，吃猪狗的食物，蓬头垢面而谈论诗书，这难道是人的至情吗？凡是那些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成为大奸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用盖世的名声来助长尚未显露的恶行，虽然有愿意治理国家的君主，喜好贤才的宰相，还应当举荐任用他，那么他成为天下的祸患，必然无疑，不仅仅是这两个人能比的。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绩。’假使这个人不被任用，那么我的话就错了，而这个人有怀才不遇的感叹，谁知道祸患竟然到了这个地步呢？不然的话，天下将遭受他的祸患，而我获得知言的名声，可悲啊！”这篇文章一出，当时的评论者大多认为不对，即使他的两个儿子也有“嘻，太过分了”的感叹。十多年后，王安石开始得位为奸，没有一件不像先生所说的那样。吕献可做中丞，在熙宁初年，王安石拜参知政事时，极力进言他的奸邪，每

译指着王安石说：“扰乱天下的一定是这个人。”又说：“天下本来没有事，只是庸人搅扰罢了。”司马光起初也认为不是这样，等到王安石虐待百姓、扰乱政事，司马光才向皇帝深切进言，皇帝不听从，司马光不接受枢密副使的任命而离去，又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言辞非常恳切，希望王安石或许能听从。王安石不听从，于是与他断绝往来。司马光惆怅地说：“吕献可的先见之明，我不如他。”如果说明允先生，他了解王安石，又在吕献可之前十多年，难道司马光没有看到《辨奸论》吗？只有张文定公在表彰先生墓的碑文中，详细记载了这件事。

译钱朝请，名景谌，是忠懿王的孙子。嘉祐年间，担任殿直，管辖西京的马递铺。后来考中进士。他拜康节先生为师。他的二叔与他同场应试。二叔下葬时，康节先生嘱托他撰写墓志铭。熙宁八年，他与王十三丈诏景猷一同，跟随瀛州长官、张谏议八丈景宪定国，被辟为属官。康节先生寄给钱丈、王丈的诗，张丈看到后，寄诗给康节先生说：“桥边处士文如锦，塞上将军发似霜。”钱丈与王荆公交好，后来荆公掌权，因议论新法意见不合，于是互相断绝往来，钱丈终身担任地方官。他的家集中有回复兖州知州赵度支的书信，自序非常详细，其中“彼者”指的就是荆公，足以看出钱丈的贤德。那封信写道：“景谌再拜，致书于督府度支器之八兄执事：专使到来，赐下书信详尽周到，既感激又欣慰。兼且得知府政清闲，安坐多有闲暇，很好，很好。我与兄长分别已有八九年，其间悲哀离忧，家事层出不穷，患难多而欢乐少，全无眼前的乐趣。虽然人事使然，也是因为年岁将老，心情不佳罢了。每当遇到美景乐事，群居众处的快乐，反而戚戚感伤，以致终日惨然离去。不知兄长的怀抱又如何呢？等到承蒙垂问，八九年间所得所失，并问及拒绝当时宰相的事，于是劝我以此远离祸辱。兄长因听到人言，未判断其是非，所以提及此事。我也不自知自己是对是错，只是衡量自己的力量，践行自己的见解罢了。试着为兄长陈述一二：起初我考进士时，他任太常博士，主持别头试，从数百人中录取我，认为我懂道理，得以推荐送交礼部。他又在公卿间受尊重，此后我常游历其间，执弟子礼，授经论文，非二帝三王之道、孔子孟子之言则不言。等到他提防畿内，我任畿簿，当时学士大夫趋附他的不一而足，唯独以文章称荐，则亲近其人，也已熟识了。等到我调任荥阳、泽县令，接连遭遇家难，听说他参预大政，天下之人无不欢喜鼓舞，认为他必能恢复三代之风，实现太平。这时我从许昌因私事来到京师，于是在私宅见到他，正值盛夏，他与僧人智缘并卧于地，又与他关系最亲密的一人袒露而坐于旁，看我脱下防暑服装，起初不及其他，突然问道：‘青苗助役如何？’我回答说：‘利少而害多，日后必为平民之患。’又问：‘谁是可用之人？’则回答因居丧不交人事，而知人之难，尤其不是浅显的事。他不高兴我，私下认为大贤为政于天下，必有奇谋远业，出人意表，也不敢肯定其无乱。等到回到许昌，见变易祖宗法度，专以聚敛苛刻为政，而务求新奇，称为新法，而天下好进之人，纷纷以利进身，全然不同于前日所讲。又过了二三年，我因调官来到京师，当他作相当国时，又去见他。他喜我到来，令我先见其弟平甫。平甫固然是故人知我者，也喜道：‘相君欲以馆阁安置你，而任以事。’我戏与平甫相讥，说百事皆可，所不知者唯新书役法耳。平甫虽认为我太固执，击节赏叹，认为我知言。等到见他，首先说想让我治理峡路役书，又以戎泸蛮事见委。我以不知峡路民情，而戎泸用兵，系朝廷举动，一路生灵休戚，愿择知兵爱人者。他大怒。这时坐客数十人，无不为仆寒心者。等到退到谒舍，有为仆赏激者，有指以为矫而诋者。我固已自得于胸中，也不屑人言之是非。我每观自古以来，好利者众，顾义者寡。天下万事，率皆由人，而不在于己，何也？利胜于义也。是以君子置其由人者，而行其在己者。故出处去就，我固有者也，必本义而行之。在我则有所不为，曷为利所动？而亦由于人，则盗亦可为也。夫盗之所以为盗者，利胜于义，而不知所以为之者。我尝病此风行之于天下也，甚久。历千百年，无一人正其弊而晓其俗者，以是行之于世，愈益自信而不疑，又何人言之防哉？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内不愧于心，我之所得如此。当时虽私自喜，得不致于祸，以为厚幸，然又以哀其人识浅而虑困，不知治乱兴亡之本，而暗于治体。自国朝以来，得君未有如此之专者。方天子聪明神圣，祖宗积德百年，仁恩灵泽沦人骨髓，而未有享之者。正当辅天子以道德施忠厚之化，以承列圣之休，享百年之泽，安养元元之民，与天下共之，致太平之业成，万世不可拔之基，以贻子孙于无穷，而反玩兵黩刑，变乱天常，以祖宗为不足法，蔽塞人主聪明，离天下之心，以基乱阶，此忠臣义士尤所痛惜也。后我官繁邓，他益任政用事，而一代成

译法令没有一条留存下来的，百姓愁苦，郡县官吏战战兢兢、忧虑恐惧，担心因获罪而被罢免的，不仅仅是改变了法律制度而已。至于教化人的道理、治理人的方法，以及经义文章，各自标榜为一家之学，而官员施政都抛弃旧制崇尚新奇，天下人纷纷效仿这种风气。于是，那些穿凿附会、不合常理、陷入虚无，牵强附会主观臆测，用来解释字义的人，被称为“时学”；而《春秋》中一王之法唯独被废弃不用，又那些荒唐怪异、否定过去肯定现在、没有条理纲纪的东西，被称为“时文”；那些阴险狡诈、趋炎附势、残害百姓且不知羞耻的人，被称为“时官”。驱使天下人致力于时学，用时文去谋求时官。我既然已经列入仕籍，而所学的却是圣贤的事业，专门以《春秋》为主，都是大中至正、三纲五常的道理。我所做的文学，以六经为根本，必定本源于道德性命，而最终归结于仁义。我施用于官职上的，则是忠厚爱人、兼善天下的道理。自顾与当时风气不合，而学问又不能变得圆滑，惶惶不安无处容身。而老朋友张谏议正国征召我担任高阳帅幕，到任已经超过一年了，幸而主人仁厚镇静，边境无事，得以在文史中悠闲自得。而刚到不久又生了一个儿子，现在已三岁，一个女儿早早就嫁给了良善的家族，顾念自己一身都没有什么牵累。然而有贫困年老的大哥，还有一个弟弟早逝，遗孤弱小，婚嫁之事尚未完成。即使主人罢免府职，我也应当谋求守门打更的小官，以此安身避祸，躲避当权者的怒气。今年春天邵尧夫先生也有书信招我去洛阳游玩，兼有诗说：“年光空自流逝，人事转而萧条。只等待贫困年老的人，生计粗足，年幼孤苦的人有所归属。也西归洛阳，守护先人坟墓，徜徉在洛水之畔，我的愿望就满足了。”我的兄长一向很爱我，知道我的志向，所以我将内心所想全部倾诉，看完后撕掉，不给人看，以远离我的仇敌。听说兄长也在明水修建居所，不知何时能定下来回去，因此写信告知。相距甚远，没有占卜归期的时间，只愿兄长爱民自厚，其他没有什么可祈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