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见録卷五

译《闻见录》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闻见录》卷六 宋 邵伯温 撰

邵伯温在崇宁年间居住于洛阳，因为经过仁王寺僧舍，得到一册叶子（古代一种纸）上抄录的旧书，其中有赵普在中书令任上，于雍熙三年担任邓州节度使时，劝谏太宗皇帝征伐燕地的奏疏和札子各一道。他忧国爱君之深，言语超出一般文章之外，即使混杂在陆贽的论事奏章中，也难以分辨。奏疏说：“武胜军节度使臣赵普右：臣自从二月份以来，目睹陛下突然派遣使臣，调拨船只粮草，并详细考察教令，得知要攻取幽州。既然奉到指挥，随即进行科配征发，不合时宜的举动，让人莫测其缘由。此后虽然听说有防备之音，却未闻有成事，稍加稽留克复之事，不久便到了炎热蒸腾的季节，运送粮草依然繁杂，披甲持戈尚未停止，百姓疲惫、军队衰老，渐渐恐怕会出现这种情况。臣自从这个月以来，疑虑转增，暗自思忖陛下将万机挂在心头，以百姓为念，圣略神功，举无遗算。至于平定浙右，攻取河东，垂示后代的英明奇伟，洗雪前朝的愤懑之气，四海都归于掌握之中，十年间达到了雍熙之治。唯独那些蕃戎，岂能成为敌手？他们迁徙如鸟飞起，自古以来难以制服，前代圣帝明王，无不将他们置于教化之外，任其追逐水草，都是以不治来治理他们。此时官家何必挂心？必定是有人附和谄媚，欺骗迷惑圣聪，因此发动不急之兵，稍涉无名之议。不论曲直，只觉得拖延日久，将成六月之征，颇有千金之费。以此揣度，深怀忧虑。私下念想臣虽然才智浅薄，但粗略亲近坟典，千古兴亡之理，从简编中获得；百王善恶之征，从经史中听闻。其中祸淫福善，没有不像影子跟随形体一样，鲜明如丹青，明亮如日月，曾作为大训，历代珍视它。臣读《史记》，见到汉武帝时主父偃、徐乐、严安等人所上的书，以及唐玄宗时宰相姚元崇直奏十事，可以坐销患害，立致升平。只担心至尊未能留意，医时救弊，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又听说前事是后事的老师，古人是今人的准则。根据年代虽然不同，衡量是非必然无异，于是想抄录，专门具呈。伏望圣慈特别垂览，谨具逐件如下【云云】。伏念臣谬以庸材，叨居显位，幸遇千年之运，深承二圣之知，从白屋而上青霄，不是由于智略，出卑僚而登极位，只是遭逢恩私，何止于车鱼之赐，报效不如犬马，粗怀性识，常积惊惶。所恨的是齿发衰残，精神减耗，既不能献谋阙下，又不能效命军前，惟有微诚书章上奏。现在朝廷大兴禁旅，远伐山戎，驱百万户之生灵，都当辇运，致使数十州之地土，半失耕桑，则何异为鼷鼠而发机，将明珠而弹雀？所得者少，所失者多。只于得少之中，尤难入手；更向失多之外，别有关心。前未见于便宜，可垂兴于详酌。臣又闻圣人不凝滞于物，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理有变通，情无拘执。故前所谓事久则虑易，兵久则变生，臣之愚诚，深惧于此。秦始皇之拒谏，终累子孙；汉武帝之回心，转延宗社。如忽迟晚，恐失机宜。而况旬朔之间，便为一月，私下忧虑内地先困，边廷荒凉，北敌则弓硬马肥，转难擒制；中国则民疲师老，应误指呼。臣今独兴沮众之言，深负弥天之过，辄陈狂瞽，抑有其由。私下以为暮景残光，能余几日？酬恩报义，正在今时。恐劳宵旰之忧，宁避僭逾之罪，防希圣德，早议抽军，聊为一纵之谋，别有万全之防。伏望皇帝陛下安和寝膳，惠养疲羸，长令户外不扃，永使边烽罢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归仁。既四夷以来，王料契丹而安往？又何必劳民动众，卖犊买刀？有道之事易行，无为之功最大。如斯吊伐，是又万全。臣又私下料想陛下非次兴兵，恐因偏听，其奈人多献佞，事久阳微，大凡小辈各务身谋，谁思国计？或承宣问，皆不实言，尽解欺君，尝忧败事。得之则奸邪获利，失之则社稷怀忧。昨者直取幽州，未审谁为谋者？必无成算，俱是诳言。其于虚实之间，此际总应彰露。臣既不知头主，无以指射姓名。伏望官家寻其尤者，特正奸人之罪，免伤圣主之明。所贵诈伪悛心，忠臣尽力，共畏三千之法，同坚八百之基。臣于此时欲吐肺肝，先寒毛发，惊疑犹豫，数日沉思。又念往哲临终尚能尸谏，微臣未死，争忍面谀？明知逆耳之言，不是全身之计，但缘恩同卵翼，命直鸿毛，将酬国士之知，岂比众人之报。投荒弃市，甘当此日之诛；窃禄偷安，不造来生之业。惟祈圣明，特赐察量，更存细微。别具札子，冒犯冕旒。臣无任倾

译内心诚恳至极，忧国忘家，涕泪纵横，彷徨不安，激切惶恐到了极点。他的奏札说：臣滥居藩镇守臣之位，略知农事艰辛。私下看见本州管辖境内，沿袭从前大多荒凉，户小民贫，路程遥远，道路偏僻。衡量其地域，五县之中有四县位于山区；查验当地人家，三分之内有三分之二是客居之人。近来征发徭役，深感艰辛。因为从这里直到莫州，往返四千余里。有的家庭没有壮丁却有赋税，必须雇人搬运。每次雇佣的费用，便宜的也不下五百元。配运两万石粮食，大约耗费十万贯钱。即使如同本户自行花费，也相差不大，实际上是两万户贫苦人家，拿出这十万贯现钱。因此典当产业、耗费牛只的占十之六七，其中兼有卖儿卖女的，也有舍弃性命的。如果还能善加诱导，或许能勉强符合严急的期限。自从出发以来，已经八十多天了。近来知道有人私下抱怨，回到乡村，都说装运军粮，却没有送纳的地方。因为没有口粮，再次索取盘缠，虽然不能辨别真假，也难以进行核查。访闻街坊私下议论，前后说法多种多样。声称被契丹围困了军都，并且粮草被劫。等到派人查访，却都隐藏不说。大概因为臣无法知晓军前事宜，只听到外面的消息。况且宫廷机密之事，应当不会泄露于朝廷。奈何百姓的流言，已经在道路上相传。推详其滞留不前，必定有艰难之处。恳请圣上慈爱，命令停止罢免。如果再拖延日久，反而耗费粮储。深思今日，人情不可再行征发。如果再次施行徭役，必定广泛出现逃亡迁移。假使收复幽州，边境反而扩大，战事未息，忽然生出事端，未见有利之处。必定因为有僭越泛滥之徒，奸邪之党，只说契丹正值幼主，地有灾星，以此作为说辞，迎合圣意。不审察戎狄实情，上下幽州都导致其生涯土宿照临外处，不可以征讨。如果彼方能同众意，纵然幼主难以轻易顺从；群情无灾星也会失败。确实应当守道，行事无私。如果乐于祸乱以求功，私下忧虑得到却并不威武。这大概是因为两省缺少直言敢谏之士，灵台没有精通天文历算之人。况且补阙拾遗，应当专司规谏；天文历算，必须预先判定吉凶。造成这次失误的原因，各自负有疏忽遗漏之罪。如果没有责罚，如何警戒后来者？臣因为久居近职，备见人情。至于后殿三班，前朝百官文武，虽然是非各异，大致相同，才奉命差遣，便思侥幸。虽然询问利害，各自避嫌，况且毁誉生心，贪求恣意，附和狂妄，率以为常。其中久经历事者，明知却假装不知；初为官者，不防备却兼有诈伪。大多不允当，少有纯良。而且凡是关涉宣敕差遣，便是帝王心腹，正资视听，切要精详。其中同军不同闲事，必定预料曹使沿边相度，往返参详，不知能有几人应得当时言语，如今比较，并见直虚。乞诛灭欺罔皇上之辈，流放便作为抽军的题目。从此则暗中消除谄媚奸佞，避免误朝廷。唯有此区分，作为激劝。一唯有勾抽不同举发，一则我无斗志，一则彼有仇心。况且契丹怀吞并之心，恃戎马之力，垂慈恕舍，却虑追奔，须作提防，免输奸便。恳请皇帝陛下密授成算，远宣睿谋。但令硬弩长枪，周施御捍，前歌后舞，小作程途。纵逼交锋，何忧乏力？只应信宿寻达城池，便可使战士解鞍，且作防边之旅；耕夫归舍，重为乐业之人。是知多难兴王，已垂芳于往昔；从谏则圣，宜颂美于当今。此事既行，天下幸甚。一臣今将本末细具敷陈，尝思发迹之由，实有殊常之幸。其于际遇，近代无伦。伏自宣宗皇帝滁州不安之时，臣被召入卧内；昭宪太后在宅寝疾之日，陛下唤至床前，念以倾心，皆曾执手温存抚谕，不异家人。惟怀竭节尽忠，以至变家为国，惭亏德望，有此遭逢。先皇开创之初，寻居密地；陛下纂承之后，再入中书。蒙二圣之深知，当两朝之大用。不惟此世应系前生，礼虽限于君臣，恩实同于骨肉。是以凡开启沃，罔避危亡。盖缘每认陛下本是天人，暂来人世，是以生知福业，性禀仁慈。潜闻内里看经，盘中戒肉。今者愿忍一朝之忿，尝隆万劫之因。如或未止干戈，必恐渐多杀害。即因民愁未定，战势方摇，仍于梦幻之中，大作烦劳之事。是何微类误我至尊？乞明验于奸人，愿不容于首恶。兴言及此，涕泪交流，又念臣虽寡智谋，实同荣辱，都缘意切，不觉辞烦冒犯宸严，不胜战越。其疏与国史所载大略相似，有不同者，札子则惟见于此。太宗晚年喜好佛教，中令因其所喜以谏云。

译刘伯温私下听说，太祖皇帝有一天把幽燕地区的地图给中书令看，询问攻取幽燕的防守策略。中书令说：“这地图一定是曹翰画的。”皇帝说：“是的。”又问：“曹翰可以攻取幽燕吗？”中书令说：“曹翰可以攻取，但谁能守住呢？”皇帝说：“让曹翰去守。”中书令说：“曹翰死后，谁能替代他？”皇帝不说话，过了很久说：“你可谓考虑深远了。”皇帝从此绝口不再谈论攻打幽燕的事。到了太宗时期，因为平定河东，乘着胜势想要直捣燕蓟，当时中书令镇守邓州，所以有了这道奏章。皇帝下诏褒奖他的话。唉！中书令跟随祖宗平定天下，尚且认为攻取幽燕是难事；近来那些窃据大臣职位的小人，却提出联合女真、消灭大辽、攻取幽蓟的建议，最终导致天下的动乱。可悲啊！

王晋公王祐侍奉太祖时担任知制诰，太祖派他出使魏州，把随机处置的权力交给他，并告诉他：“使者回来，就给你王溥那样的官职。”当时王溥正担任宰相。这是因为魏州节度使符彦卿，是太宗夫人的父亲，有流言蜚语传到皇帝耳中。王祐到晋王府向太宗辞行，太宗屏退左右，想和他说话，王祐径直快步走出。王祐到了魏州，抓到符彦卿的两个家奴，他们倚仗权势横行霸道，王祐就凭借随机处置的权力将他们发配罢了。等到回朝，太祖问：“你敢保证符彦卿没有异心吗？”王祐说：“臣与符彦卿家各有百口人，愿意用臣的家来担保符彦卿家。”又说：“五代的君主，多因猜忌杀害无辜，所以享国不长，希望陛下以此为戒。”皇帝恼怒他言语直率，贬他为房州行军司马，安置在叶州，七年没有召还。太宗即位，对辅政大臣说：“王祐除了文章之外，还有清高的节操，我心里清楚。”召他任兵部侍郎，还没见到他就去世了。起初，王祐笑着说：“我不做儿子，二郎必定做。”二郎指的是文正公王旦。王祐素来知道他必定显贵，亲手在庭院种下三棵槐树，说：“我的子孙中必定有做三公的人。”后来果然如此，天下人称他们为三槐王氏。建国初期，赵普任中书令在房州做宰相，坐在屏风后面，放置两个大瓮，凡是有人投递涉及利害关系的文书，都放在里面，满了就在大街上烧掉。李沆任宰相，正值太平时期，凡是建议务必改革、喜欢激昂慷慨的人，一概不任用，说：“以此来报效国家罢了。”唉，贤能的宰相考虑深远啊。到了熙宁初年，王安石任宰相，寝食不安，设置条例司，暗中议论天下的利害，贤能和不贤能的人混杂任用，贤能的人意见不合而离开，不贤能的人贪图利益独自留下，完全改变了祖宗的法度，天下纷乱导致今天的动乱，更加知道赵中令、李文靖懂得做宰相的体统。太宗有一天对宰相说：“我怎么样比得上唐太宗？”众人都说：“陛下是尧舜，哪里是唐太宗能比的？”丞相文正公李昉独自不说话，缓缓吟诵白居易的诗说：“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八百来归狱。”太宗说：“我不如他。”神宗为温公《资治通鉴》作序说：“像唐太宗那样，是孔子所说的‘对于禹，我没有话可说’的人。”神宗可以说无愧于太宗了。到了召见王安石，首先建立每件事都要效法尧舜的理论，神宗相信他，王安石和他的党羽开始致力于高谈阔论，甚至厌恶轻视祖宗认为不值得效法，何况唐太宗呢？文正公的话值得拜服。

真宗身体不适，临终前夜，李文定公与宰相执政在宫殿内殿住宿祈祷驱邪。当时仁宗年幼，八大王赵元俨有威名，以探病为由留在宫中多日，不肯出去。执政们为此担忧，没有办法。恰好翰林司用金盂盛着热水，说是大王所需要的。李文定取案上的墨笔搅动水中，水全变黑了，让人端去。大王见了大惊，以为有毒，立即上马离去。李文定处理事情大体都像这样。

太祖平定江南后，任命贾黄中管理金陵。一天，贾黄中巡视府第，看见库房锁闭得很严密，召集僚属打开，得到几十个大箱子宝物，都是李氏宫廷中没有登记在册的物品。贾黄中全部上表献给朝廷。太祖感叹说：“我府库中的物品有登记，贪婪的人尚且冒犯禁令盗窃，何况这些亡国的遗物呢？”赏赐贾黄中钱三百万，以表彰他的廉洁。贾黄中是唐代宰相贾耽的四世孙。七岁时，以童子科考中。李文公李昉赠诗给他说：“七岁神童古所难，贾家门户有衣冠。十人科第排头上，五部经书诵舌端。见榜不知名字贵，登筵未识管弦欢。从今稳上青云去，万里谁能测羽翰。”到了太平兴国年间，于是参与国家大政。五十六岁去世。太宗厚待他的家人，对他的母亲说：“不要因孙子们及私家的困窘而自扰，我常记挂着。”贾黄中的孙子贾种民，在元丰年间被宰相蔡确重用，官至大理寺丞。他构陷故相陈恭公陈执中的儿子陈世孺和他的妻子，判处极刑，天下人都认为冤枉。又借蔡确的威势，到府第询问同知枢密院吕公著，叫吕公著的儿子吕希纯及老妇站在庭下，询问陈世孺妻子吕氏请求的事，用枷锁捶打胁迫他们。吕希纯等人说：“吕氏因为枢密院的侄子曾以此事来告诉枢密院，枢密院不说话只是流泪罢了，最终没有定罪。”神宗知道后，愤怒地说：“原本没有旨意就问吕公著，贾种民这个小臣，竟敢凌辱执政，特别罢免他的官职。”贾黄中的后代衰落了。贾黄中，字娲民，沧州人。唐代宰相贾耽的

译窦仪，十五岁考中进士，被授予校书郎、集贤校理、左拾遗补阙等职。岭南平定后，担任采访使。江南平定后，任升州知州。被召回朝廷，任知制诰，升任翰林学士。太宗多次召见他，询问时政的得失。他回答说：“我的职责是起草诏令，所思所想不越出本分。”太宗更加器重他。授任给事中，参知政事。太宗召见他的母亲王氏，让她坐下，对她说：“您教子有方，是当今的孟母啊。”他性格端庄持重，恪守家法，熟悉朝廷典章制度，朝廷的礼仪制度都依靠他来增删修订。当时的名士都出自他的门下，有文集流传于世，共三十卷。我与宋白、李至、吕端、苏易简五人一同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当时承蒙扈蒙赠诗说：“五凤齐飞入翰林。”后来他们都成为了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