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见録卷十二

译闻见录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闻见录卷十三 宋 邵伯温 撰

刘仲通仰慕司马温公、吕献可的贤德，正当温公想要为吕献可撰写墓志铭时，仲通主动请求书写石碑。温公的文章写成后，直接记载了王介甫的罪过，毫不隐讳。仲通这才产生了恐惧之心。他的儿子刘安世，字器之，出入于温公门下，代替父亲书写碑文，从此更加知名。等到温公入朝为相，在元祐年间推荐器之担任馆阁职务，对器之说：“您知道我为何推荐您吗？”器之说：“我有幸跟随您交游已经很久了。”温公说：“不是这样。我闲居在家时，您按时节问候不断；我身居政府高位时，您唯独没有书信往来，这正是我推荐您的原因。”等到温公去世，器之的官位逐渐显赫，对温公的学问更加笃信，因此在台谏官任上以忠直敢言闻名于当时。绍圣初年，党争祸患兴起，器之尤其被章惇、蔡卞所忌恨，被远远贬谪到岭南之外。盛夏时节，他奉养老母亲同行，路人皆怜悯他，器之却毫不屈服。抵达一个郡时，听说有使者从京师前来，人们为器之担忧。郡守派遣他的门客来劝说器之料理后事，门客哭着说话，器之神色不变，留门客吃饭，谈笑自若。面对门客，他取笔写下几个圆圈，慢慢呼唤他掌管家务的仆人，从容地对他说：“听说朝廷赐我死，那就死吧，依照这几个圆圈行事。”笑着对门客说：“死并不困难。”门客从仆人那里取来他写的纸观看，原来都是详细安排自己家以及一同被贬且将被处死者的家事。门客惊叹认为他不可企及。器之停留了几天，使者进入海岛，将他杖杀。内臣陈衍，章惇、蔡卞坚决命令他迂回前往各郡，逼迫流放的人自尽罢了。器之有一天在山中行走，扶着母亲，用竹轿抬着，在树下休息，有一条大蛇缓缓而来，草木都为之倒伏，抬轿的人惊恐逃走，器之却不动。蛇好像对着他看了很久，才离去。村民罗列跪拜器之说：“您是异人，蛇是我们山中的神，见到您欢喜相迎罢了。您远行平安吗？”建中靖国初年，凭借太上皇登基赦免的恩泽得以回归，居住在南京。不久又担任官职，统帅定武军，蔡京掌权，再次被罢免官职而死。唉！温公门下的士人很多，像器之这样的人，所坚守的凛然不可侵犯，生死祸福不能改变，真是元祐年间的人啊。器之平生喜欢读《孟子》，所以他刚大不屈的气概与之相似。

熙宁年间，上书的人说泰州有万余顷闲田，分给百姓耕种，每年可以得到粮食三万石，于是将受田的人登记为弓箭手，边境有多年积压不用的钞引，用它来换取蜀地的货物并在边州出售，官府在古渭寨设置市易务，借此可以开辟河湟，收复故土，切断匈奴的右臂。宰相大力推行这个建议，知秦州事李师中极力陈述不可行，于是命令开封府推官王尧臣会同内侍押班李若愚查访实情。尧臣回来上奏说：“臣查访所谓闲田，都没有，况且兴办货利以积聚在边境，实际上是开启戎狄的野心，打开边界的缺口成为后患。臣私下认为不可。”听到这话的人认为他的话很难办。尧臣后来成为贤能的从官，他的墓志铭所记载的就是这样。伯温说：“上书的人是王韶，大力推行建议的宰相是王介甫，知秦州的李师中，是郓州名臣李诚之待制。王介甫主张王韶的说法，发动了熙河之战，天下的士人没有敢说不可以的，王公独自能够说出来，难啊！”

熙宁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的说法。当时王荆公改革新法，每天制造事端。曾鲁公因为年老，在其中模棱两可。富韩公称病不出。唐参政与荆公争论，被审问想要举荐正直的人，没能取胜，背上生疽而死。赵清献只喊苦，当时范忠宣公担任侍御史，都弹劾他们。弹劾荆公的章奏说：“志向在于近功，忘记了旧学。”弹劾富公的章奏说：“谋身过于谋国。”弹劾曾公、赵公的章奏说：“模棱两可，不能决断可否。”忠宣常说：“把王介甫比作王莽、董卓，太过分了！只是急于功利，于是忘记了平素的操守。”荆公还想任用忠宣为同修起居注，忠宣不从，出任陕西转运使，又调任成都转运使。荆公不高兴，终于借事罢免了他。元丰初年，蔡确排挤吴充，罢免其宰相职务，指认王珪是吴充的党羽，想要一并驱逐他。王珪畏惧蔡确，引荐他担任执政。当时王珪独相很久，神宗厌恶轻视他。王珪不醒悟，蔡确机警地警示他。一天秘密问王珪说：“近来皇上对您的厚薄如何？”王珪说：“没有别的。”蔡确说：“皇上厌恶您了。”王珪说：“怎么办？”蔡确说：“皇上长久想要收复灵武，担心没有承担责任的人，您能承担责任，那么相位就可以保全了。”王珪高兴并感谢他。恰逢江东转运使张琬有违法之事，皇帝告诉王珪想要派遣官员查办。王珪把皇上的意思告诉都检正俞充，俞充与张琬交好，写信告知张琬。张琬上章自我辩白。皇帝问王珪说：“张琬的事我只告诉了你，张琬从哪里知道？”王珪因为泄露皇上的话，退朝后非常忧虑。召来俞充询问，俞充如实回答。王珪说：“我和你都要获罪了。然而有一个计策，应当任命你为环庆路帅，赶快上奏取灵武的章奏。”皇上高兴，罪过可以免除。于是任命俞充为待制统帅环庆路，俞充果然上奏取灵武的章奏。不久，俞充突然去世，由高遵裕代替他。有旨令高遵裕节制五路大军，进行灵武之战。泾原副帅刘昌祚率领大部分军队，先到达灵武城下，因为高遵裕未到，不

译我冒昧进言。熙河路经略使李宪的援军没有到达，鄜延路副帅种谔独自请求班师回朝。王韶（遵裕）到达后，西夏军队大规模集结，决开黄河水来淹没我军，士兵因寒冷、饥饿、溺水而死，未战而死者多达十余万人。王韶狼狈逃窜，西夏军队追击袭击他。种谔拥兵不救，以此证实自己班师的说法，并推脱说战争的起因是由于王珪泄露皇上话语的罪过所致。绍圣初年，有人指责王珪在拥立哲宗即位时有异议，认为他作为臣子不忠诚，追贬他其实并非他的罪过，而灵武的灾祸，才是他的罪过。蔡确的罪过尤其重大，被贬死在新州，这是有原因的啊。蔡确审理相州案件时，被拘押的朝廷官员，蔡确命令狱卒与他们同住一室，同席而睡，饮食污秽混在一起。他在室内放置一个大盆，凡是送来的食物，无论是羹汤、米饭还是饼饵，都全部投入盆中，用勺子自行搅拌，然后分给囚犯食用，如同对待猪狗一般。蔡确对此置之不理，所以被拘押的人庆幸能受到审问，即使无罪也不得不承认，蔡确专门依靠制造案件，从而升任宰相。

译章惇是郇公的远房族人，考中进士后，在京师居住在郇公的宅第。他私通族父的妾室，被人发觉，翻墙逃跑时，误踩了街上的一位老妇人，被老妇人告发。当时包公任开封府尹，不再深究，只让他缴纳罚金了事。章惇后来考中进士，名次在五六甲之间，非常不满意，讥讽责骂主考官，有人想看看他的任命诏书，他就扔在地上给人看。士人议论纷纷，愤恨他的不恭敬。熙宁初年，他参加馆职考试，御史弹劾他品行不端，被罢免。等到王安石执政，张方平、李承之推荐章惇可以任用。王安石说：“听说章惇品行极差。”李承之说：“我所推荐的是他的才能，况且章惇的才能正可用于今日，他平素的品行有什么妨碍呢？您试着和他谈谈，自然就会喜爱他。”王安石召见章惇，章惇向来能言善辩，又善于迎合，王安石大喜，恨得到他太晚，几年间提拔他，直至担任两制、三司使。右司马司马光如此记载章惇。伯温撰写《章惇传》，辨明诬蔑十分详细。杨元素任御史中丞，对刘挚说助役法有十大害处。王安石派张琥作十难来驳斥他们，张琥推辞不写。曾布说：“请让我来写，并且质问二人倾向哪方、喜好厌恶之情，究竟在哪里？”杨元素惶恐，请求说：“臣愚昧，不知助役法的好处竟然如此，应当伏受妄言之罪。”刘挚激昂地说：“作为臣子，怎能被权势压制，让君主不知道利害的真实情况？”随即逐条回答曾布的质问，以伸张之前的议论，并且说：“臣所倾向的是陛下，所背离的是权臣，所喜好的是忠直，所厌恶的是奸邪。臣如今获罪被贬斥，本是分内之事，只是助役法终究会成为天下的祸害，希望陛下不要忘记臣的话。”于是杨元素出任郑州知州，刘挚被贬任衡州盐仓监，张琥也因此违背王安石的心意，因事被免去修注官职。

吕惠卿遭父丧离职。王安石不知心腹可以托付，能与之谋划大事的人，曾布当时以著作佐郎编修敕令，巧言善辩，善于迎合王安石的心意，王安石喜欢他。几天间相继任命他为中允、馆职、判司农寺，告谢之日，抱着五六道任命诏书。曾布担任都检正官，按惯例禀报王安石即可执行。当时冯京、王珪都任参知政事，有人说应当再禀报二人，曾布说：“丞相已决定，何必问他们？等诏书发出，让他们签字而已。”所以唐询在两府弹劾王安石的奏文中说：“吕惠卿、曾布，是王安石的心腹；王珪、元绛，是王安石的仆从。”又说：“王珪像奴仆一样侍奉王安石，还怕做不好呢。”

吐蕃在唐代最为兴盛，到本朝才开始衰落。如今河州、奉州、邈川、青唐、洮州、岷州，以至阶州、利州、文州、政州、绵州、威州、茂州、黎州、移州的夷人，都是他们的遗种。唯独勒斯赉一族最兴盛，即使是西夏也畏惧他们。朝廷封他为西平王，任用为藩屏。陕西州县时常设置驿站，称为置家位，每年进奉不绝。未开拓熙河之前，关中士人多谈论其利害，即使是张横渠先生这样的贤人，年轻时也想结交宾客去夺取。范文正公任延安主帅，将他招致府第，让他修习制科，直到考中进士，他的志向才停止。仁宗皇帝朝，韩琦、富弼二公任宰相，凡是主张开拓边疆的言论都不采纳。熙宁初年，王安石执政，才开始有开拓边疆的议论。王韶是新安县主簿，游历边境得到其说法，于是上呈开拓河州的策略。王安石认为是奇谋，于是有了熙河之战。只有河州、白石、大潭、秦州属县有赋税，其余没有一粟一布，全靠陕西州县和朝廷国库供给。所以自从开拓熙河以来，陕西百姓日益困苦，朝廷财用更加消耗。起初，勒斯赉分封诸子于熙河、洮、岷之地。勒斯赉死后，诸子都衰弱，所以王韶能夺取他们。勒斯赉诸子中只有栋戬在湟、鄯最兴盛，王韶的势力只能夺取河州。王韶暂时入朝，果庄已举兵攻打河州，于是有塔布之败，景思立战死。绍圣初年，章惇任宰相，曾布任枢密使，栋戬已自立为强臣，被鄂特凌古篡位，国人畏惧他。鄂特凌古死后，其子辖沁即位，国人思念旧主，不忘辖沁懦弱，想出家为僧，国人又想杀他。辖沁于是请求献土归附朝廷，当时统帅熙河的童贯初领边事，于是接受，送往朝廷，封官爵，遣居熙州。建中靖国初年，韩忠彦任宰相，安焘任枢密使，于是放弃鄯州，寻求勒斯赉氏后裔立之。韩忠彦罢相，蔡京任宰相，恢复鄯州，责罚安焘与熙河统帅姚师雄及所有主张放弃的人，边事又兴盛了。唉，朝廷接受小国叛臣所献的土地，不能纠正其罪，又赏赐官爵，在理上是不顺的。靖康初年，言官请求寻求青唐种族，将鄯州之地赐给他们，朝廷下诏熙河统帅商议上报，无人敢承担责任，于是作罢。直到大金陷落陕西六路，军队进入熙河，就寻求勒斯赉氏旧族，将全部土地给他们。唉，那些夷狄也能知道行正道如此。

元丰八年三月五日，神宗驾崩，诏书到达洛阳，故相韩康公任留守。程宗丞伯淳自御史出任汝州酒官，恰逢以檄文到来，在府中举哀。丧礼结束后，对康公之子兵部郎中宗师说：“我因进言新法不便，忤逆大臣，同列都被贬官，我独被任命为监司，我不敢接受，推辞它。”念及先帝知遇之恩，终无以为报，随即哭泣。兵部说：“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说

译“司马君实、吕晦叔要当宰相了。”兵部说：“两位公侯如果真当宰相，会怎么样？”宗丞说：“应当与元丰年间的大臣相同，如果先划分派系，将来值得忧虑。”兵部说：“忧虑什么？”宗丞说：“元丰年间的大臣都是贪图利益的人，如果让他们自己变革，已经严重危害百姓的法令，那倒是好事；否则，士大夫阶层的灾祸就不会停止。君实忠诚正直，难以与他商议；晦叔通晓事理，恐怕力量不足罢了。”不久，两位公侯果然同时担任宰相，召宗丞赴任，他还未出发，就因病去世。温公、申公也相继去世。吕汲公微仲、范忠宣公尧夫同时担任宰相，忠宣的看法与宗丞相同。所以蔡确被贬到新州，只有忠宣认为不可以，甚至对汲公说：“您如果重新开启这条道路，我们这些人将难免受害。”忠宣最终被罢免离去。唉！宗丞被温公、申公所器重，假如他不早死，名望地位必定与忠宣相当，互相协调防范，在朝廷上协力辅佐，那么元祐年间朋党的议论就没有由头兴起了。宗丞可以说是有先见之明了。与韩兵部讨论这件事时，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锡伯温一同听到了。如今四十年过去了，他的话更加应验，所以把它表露出来。

译哲宗即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群贤汇聚朝廷，专以忠厚不扰民为治国方针，与敌国和好、停止战争，爱护百姓、重视粮食，几乎恢复了嘉祐年间的治世风气。然而即使是贤能之人，也难免按类别相互结党，所以当时有“洛党”、“川党”、“朔党”的说法。洛党以程正叔（程颐）侍讲为领袖，朱光庭、贾易等人为羽翼；川党以苏子瞻（苏轼）为领袖，吕陶等人为羽翼；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追随者尤其众多。各党派之间只是互相攻击罢了。程正叔多引用古礼，苏子瞻认为他不通人情，就像王安石深深憎恶他一样，有时加以抗辩侮辱，所以朱光庭、贾易心中不平，都借诽谤讥讽来诬陷苏子瞻，执政大臣双方持平处理。这时既然已将元丰年间的大臣贬谪到闲散之地，他们都怨恨入骨，暗中窥探空隙，而各位贤臣却不醒悟，自己分派别互相诋毁。到了绍圣初年，章惇担任宰相，将元祐党人全部流放到岭南海外，实在令人悲哀。吕微仲（吕公著），秦地人，刚直无党派；范醇夫（范纯夫），蜀地人，师从司马温公，不结党，也不免被流放致死，尤其令人悲哀。

熙宁年间，梁丞相梁适去世，听说光献皇后有旨意，在相国寺设斋饭供养僧人来超度荐福。神宗问道：“难道是因为梁适是仁宗朝的旧相吗？”皇后说：“如果没有梁适，我就没有今天了。”皇帝问其原因，皇后说：“我当初被册立为皇后时，仁宗一天对宰相们说：‘我住在宫中，左右前后都是皇后的党羽。’宰相陈执中请求将此事交付外朝施行。梁适进言说：‘街巷平民，今天休一个妻子，明天又休一个妻子，尚且被认为不可，何况天子呢？’陈执中的话是不对的。仁宗不说话，过了很久说：‘梁适说的是忠言。’唉！只有仁宗的圣明，梁公的贤德，我们的光献皇后才能成为宋代的任姒（指贤德的后妃）啊？

李承之任待制，是奇士，苏子瞻所说的“李六丈人真豪爽”。他做孩童时，在朝廷上议论他父亲李纬的功劳，很久没有得到回报，自己前往漏舍（值班房），用状纸向丞相韩魏公陈述。韩公说：“你如果真的读书，自然应当考取功名，不用纷纷议论赏赐。”李承之说：“先父的功过尚未辨明，深恐我先于犬马死于沟壑，无法在地下见到他，所以忍痛自己陈述。如果我想求官，稍识字的第二人及第，本来不难。”魏公主持王尧臣榜考试，第二人登科，李承之因此这样说。韩公听了他的话，惊视的样子。有人说韩魏公的德行度量使一世信服，唯独对李承之终身不能平息。李承之考中进士后，官职逐渐显贵，更有刚直的名声。唐介任参政兼台官时，弹劾文潞公进献灯笼锦给张贵妃的事，皇上非常愤怒，将唐介贬谪到春州。李承之送诗给他：“有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如山。并游英俊颜何厚，未死奸谀骨已寒。”后来唐介凭借文潞公的推荐，在朝廷做官却无所进言。李承之后来跟随唐介索要所送的诗，唐介无法回报，取回诗稿说：“我本来就不使用落韵的诗。”因为“山”、“寒”二字韵脚不同，所以这样说。可见李承之的刚正。李承之在仁宗朝，在州县做官，因为邸吏报告包拯拜为参政，有人说：“朝廷从此多事了。”李承之严肃地说：“包公无能。”现在知道鄞县的王安石，眼白很多，很像王敦。将来扰乱天下的人，就是这个人。后来王安石任神宗朝的宰相，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信条，李承之深深诋毁他。等到吕献可（吕诲）任中丞去世，李承之作诗哭悼他：“有好进贤须退，忠臣死国忧。吾生竟何益，愿卜九泉游。”王安石的党羽吕惠卿更加怨恨他，没有机会发作。恰逢李承之上章自述，神宗将奏章留在宫中，吕惠卿坚决请求领取。吕惠卿于是删节文意，用“天生微臣，实为陛下”等语，所以皇上于是有了愚弄君主的责备，李承之终身没有得到重用。唉，像李承之这样的士人，难道是孔子所说的刚强者吗？

朱寿昌，小时候不知道母亲在哪里，弃官走遍天下寻找她，刺血书写佛经，意志非常刻苦。熙宁初年，在同州见到母亲，迎接回家。朝中士人多作诗赞美他。苏内翰（苏轼）的诗说：“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王荆公（王安石）推荐李定为台官，李定曾经不为母亲服丧，台谏给舍都议论他不孝，不可任用。苏内翰因为朱寿昌的事作诗，贬斥李定，所以说“此事今无古或闻”。后来李定任御史中丞，弹劾苏内翰多作诗贬低，皇上自己从湖州赴诏狱，小人一定想杀他。张文定（张方平）、范文忠（范镇）两位公上疏救援，没有得到回复，天下人知道他不能免祸了。苏内翰在狱中作诗寄给黄门公子由（苏辙）说：“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断。”因此有人上报，皇上看了凄然动容，最终赦免了他，只以团练副使的身份安置在黄州。

元丰七年甲子六月二十六日，洛阳下大雨，伊水、洛水上涨冲毁了天津桥，波浪与上阳宫的墙齐平。夜里西南城墙倒塌，伊水、洛水南北合流成为一体，水深一丈多。公卿士庶的宅第房屋都被毁坏，只有伊水东渠有堆积的柴草堵塞水口，所以水没有进入府第。韩丞相韩康公（韩琦）治理洛阳，安抚赈济，没有盗贼的警报，人们稍微安定。两天后，有几个恶少声称水再次到来，人们都号哭。韩公命令将他们抓获，决断发配，才安定下来。上报朝廷，修筑水南新城，新堤加高修筑。

译南面修筑罗城。第二年夏天，洛水再次上涨到新城堤下，却无法进入城内。洛水百姓因此感激他。康公在洛阳任尹时有不同寻常的政绩，这是其中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