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患第五
墨子
卷一
亲士第一
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国而霸诸侯，越王句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三子之能达名成功于天下也，皆于其国抑而大丑也。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
吾闻之曰：“非无安居也，我无安心也；非无足财也，我无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难而易彼，众人自易而难彼。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虽杂庸民，终无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为其所难者，必得其所欲焉，未闻为其所欲，而免其所恶者也。是故偪臣伤君，谄下伤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议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长生保国。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则喑，远臣则吟，怨结于民心，谄谀在侧，善议障塞，则国危矣。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邪？杀其身而丧天下。故曰：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
今有五锥，此其铦，铦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错，错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
故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是故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圣人者，事无辞也，物无违也，故能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恶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尧尧者，乃千人之长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万物。是故溪陕者速涸，逝浅者速竭，硗埆者其地不育，王者淳泽，不出宫中，则不能流国矣。
修身第二
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近者不亲，无务来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事无终始，无务多业；举物而闇，无务博闻。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迩来远。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见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谮慝之言，无入之耳；批扞之声，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无存之心，虽有诋讦之民，无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强，愿欲日逾，设壮日盛。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无以竭爱，动于身者无以竭恭，出于口者无以竭驯。畅之四支，接之肌肤，华发隳颠，而犹弗舍者，其唯圣人乎！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本不固者末必几，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秏。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多力而伐功，虽劳必不图。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故彼智无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善无主于心者不留，行莫辩于身者不立。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寻焉，忘名忽焉，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
所染第三
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夏桀染于干辛、推哆，殷纣染于崇侯、恶来，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谷。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句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范吉射染于长柳朔、王胜，中行寅染于籍秦、高强，吴夫差染于王孙雒﹑太宰嚭，知伯摇染于智国、张武，中山尚染于魏义、偃长，宋康染于唐鞅、佃不礼。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苛扰者，必称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于染当。故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
译墨子
卷一
亲士第一
进入一个国家却不关心那里的贤士，就会使国家灭亡。见到贤才却不急于任用，就会使君主怠慢。不尊重贤才就不会急于求成，没有贤士就没有人可以共同谋划国事。怠慢贤才、遗忘士人，而能使国家得以保存的，从来没有过。
从前，晋文公流亡在外却最终匡正了天下，齐桓公离开故国却称霸于诸侯，越王勾践遭受吴王的羞辱，却仍然能成为中原地区的贤明君主。这三位能够成就盛名、建立功业于天下，都是因为他们在国内受到压抑并遭受巨大的耻辱。最高明的是没有失败，其次则是失败后却能有所成就，这就叫做善于用人。
我听说这样的话：“不是没有安居的地方，而是我没有安定的心；不是没有足够的财物，而是我没有知足的心。”因此，君子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对别人要求宽松，普通人对自己要求宽松而对别人要求严格。君子进取时不挫败自己的志向，内心探究事物的真情，即使混杂在平庸的民众中，最终也没有怨恨之心，这是因为他们有自信。因此，去做那些艰难的事情，必定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没听说过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却能免除自己厌恶的事情的。因此，逼迫臣下会伤害君主，阿谀下属会伤害上级。君主一定要有敢于直言规劝的臣子，上级一定要有直言敢谏的下属。议论分歧时能从容不迫，而固执己见的人则直言不讳，这样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如果臣下看重爵位而不敢进言，近臣沉默不语，远臣叹息抱怨，怨恨积聚在民心，谄媚阿谀之人在侧，好的建议被阻塞，那么国家就危险了。夏桀、商纣难道不是因为缺少天下的贤士吗？他们杀死了贤士而丧失了天下。所以说，归还国宝不如进献贤才和提拔士人。
现在有五个锥子，其中最锋利的，必定最先磨损；有五把刀，其中最锋利的，必定最先钝坏。因此，甜美的井水容易枯竭，高大的树木容易遭砍伐，灵验的龟甲容易遭火灼，神奇的蛇容易遭暴晒。所以，比干被杀害，是因为他刚直；孟贲被杀死，是因为他勇猛；西施被沉水，是因为她美丽；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办事。所以那些人，很少有不死在自己长处上的，所以说：过于兴盛难以保持。
因此，虽然有贤明的君主，也不会喜爱没有功劳的臣子；虽然有慈爱的父亲，也不会喜爱没有益处的儿子。所以，不能胜任职位却占据那个位置，就不是适合这个位置的人；不能胜任爵位却享受那份俸禄，就不是这份俸禄的主人。良弓难以拉开，但可以射得高、射得深；良马难以驾驭，但可以承载重物、行走远方；良才难以命令，但可以使君主受到尊敬。因此，江河不嫌弃小水沟的汇入，所以能变得宏大。圣人做事不推辞，对事物不违背，所以能成为天下的栋梁。因此，江河的水，不是来自一个源头；价值千镒的皮衣，不是来自一只狐狸的白毛。哪有只取相同、不取不同的道理呢？这大概不是兼爱天下的王道。因此，天地不显耀，大水不泛滥，大火不猛烈，君王的德行不张扬，这才是千人之长。正直得像箭一样，平坦得像磨刀石一样，不足以覆盖万物。因此，狭窄的山溪容易干涸，浅薄的河流容易枯竭，贫瘠的土地不能养育万物，君王的恩泽如果不流出宫墙，就不能流布全国了。
修身第二
君子作战虽然有阵势，但勇敢是根本；治丧虽然有礼仪，但悲哀是根本；士人虽然有学问，但行为是根本。因此，根本不安定，就不要致力于繁茂的末节；亲近的人不亲附，就不要致力于招揽远方的人；亲戚不依附，就不要致力于外交；做事没有始终，就不要致力于多业；对事物认识昏暗，就不要致力于广博的见闻。因此，先王治理天下，必定考察近处而招揽远方。君子考察近处，近处的人就修善了。看到别人不修善，受到毁谤，就反省自身，这样怨恨就减少了，行为就修善了。谗言邪语，不进入耳朵；抵触之声，不出口说出；伤害人的念头，不存于心，即使有诋毁攻击的人，也没有依托之处了。所以君子努力做事日益强大，愿望日益实现，壮盛日益增加。君子的道，贫穷时表现廉洁，富贵时表现正义，活着时表现仁爱，死后表现哀悼，这四种品行不可虚假，要反省自身。藏于心中的爱没有穷尽，表现于身的恭敬没有穷尽，出于口的言语没有穷尽。畅达于四肢，接触于肌肤，头发花白、头顶秃落，仍然不放弃的，大概只有圣人吧！
意志不坚强的人，智慧就不能通达；言语不诚信的人，行为就不能果断。据有财物不能与人分享的人，不值得与他交友；坚守道义不坚定、见识事物不广博、辨别是非不明了的人，不值得与他交往。根本不牢固，末节必定危险；雄健而不修善，其后必定懒惰；源头浑浊，水流就不清澈；行为不诚信，名声必定消耗。名声不会凭空产生，赞誉不会自然增长，功成名就，名誉不可虚假，要反省自身。致力于言语而怠慢行动，即使善辩也不会被听从；多出力而夸耀功劳，即使辛劳也不会被考虑。聪明人心思敏捷但不多说话，多出力但不夸耀功劳，因此名誉传扬天下。言语不致力于多而致力于智慧，不致力于文采而致力于明察。所以那些智慧不明察的人，在身而情，是走回头路的人。善行不主宰于心就不会停留，行为不辨别于身就不会确立。名声不可简略而成，赞誉不可巧立而立，君子是以自身践行道义的人。思考利益长久，忘记名声短暂，能在天下成为士人的，从来没有过。
所染第三
墨子看见染丝的人而感叹，说：“染成青色就是青色，染成黄色就是黄色，所进入的颜色变了，丝的颜色也随之改变，五次染色完毕，就变成五种颜色了！所以染色不可不慎重啊！”
不只是染丝如此，国家也有染。舜受到许由、伯阳的影响，禹受到皋陶、伯益的影响，汤受到伊尹、仲虺的影响，武王受到太公、周公的影响。这四位君王所受到的影响得当，所以称王天下，被立为天子，功名覆盖天地。举天下仁义显赫的人，必定称颂这四位君王。夏桀受到干辛、推哆的影响，殷纣受到崇侯、恶来的影响，周厉王受到厉公长父、荣夷终的影响，周幽王受到傅公夷、蔡公谷的影响。这四位君王所受到的影响不当，所以国家残破、自身死亡，被天下人羞辱。举天下不义受辱的人，必定称颂这四位君王。齐桓公受到管仲、鲍叔的影响，晋文公受到舅犯、高偃的影响，楚庄王受到孙叔、沈尹的影响，吴王阖闾受到伍员、文义的影响，越王勾践受到范蠡、大夫种的影响。这五位君主所受到的影响得当，所以称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范吉射受到长柳朔、王胜的影响，中行寅受到籍秦、高强的影响，吴王夫差受到王孙雒、太宰嚭的影响，知伯瑶受到智国、张武的影响，中山尚受到魏义、偃长的影响，宋康王受到唐鞅、佃不礼的影响。这六位君主所受到的影响不当，所以国家残破灭亡，自身受刑被杀，宗庙破灭，断绝后代，君臣离散，百姓流亡，举天下贪婪暴虐、苛刻扰民的人，必定称颂这六位君主。凡是君主之所以安定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行为合理，行为合理源于所受到的影响得当。所以善于为君的人，在选拔人才上辛劳，而在治理官吏上安逸。不善于为君的人，损伤形体、耗费精神，忧愁心思、劳累意志，然而国家更加危险，自身更加受辱。这六位君主，不是不重视他们的国家、爱护他们的自身，是因为不知道关键缘故。不知道关键的人，是因为所受到的影响不当。
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奋，创作比周，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则子西、易牙、竖刀之徒是也。诗曰“必择所堪。必谨所堪”者，此之谓也。
法仪第四
子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己。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辩也。”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当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学奚若？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学，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当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
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犓羊、豢犬猪，絜为酒醴粢盛，以敬事天，此不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说以不欲人之相爱相利也！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曰杀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说人为其相杀而天与祸乎！是以知天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
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僇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故为不善以得祸者，桀、纣、幽、厉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汤文武是也。爱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恶人贼人以得祸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爱佼，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不尽收则不尽御。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五谷不收谓之饥。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彻县，士不入学，君朝之衣不革制，诸侯之客，四邻之使，雍食而不盛，彻骖騑，涂不芸，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
今有负其子而汲者，队其子于井中，其母必从而道之。今岁凶、民饥、道饿，重其子此疚于队，其可无察邪？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夫民何常此之有？为者疾，食者众，则岁无丰。故曰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故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故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此其离凶饿甚矣，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
译不只是国家有沾染（不良风气），士人也有沾染。如果他的朋友都喜欢仁义，淳朴谨慎、敬畏法令，那么家庭日益富裕，自身日益平安，名声日益显荣，做官也能合乎道理，像段干木、禽滑厘、傅说这些人就是这样。如果他的朋友都喜欢夸耀逞强，结党营私、互相勾结，那么家庭日益贫困，自身日益危险，名声日益受辱，做官也不合乎道理，像子西、易牙、竖刀这些人就是这样。《诗经》说“一定要选择可以共事的人，一定要谨慎对待可以共事的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法仪第四
墨子说：“天下的做事者不可以没有法度准则，没有法度准则而事情能成功的，是没有的。即使是最高尚的士人担任将相，都有法度；即使是所有的工匠从事工作，也都有法度。工匠画方形用矩尺，画圆形用圆规，取直线用墨线，取垂直用悬锤。无论工匠灵巧还是不灵巧，都以这五种工具作为法度。灵巧的工匠能符合标准，不灵巧的工匠虽然不能完全符合，但依靠这些工具来做事，也还是超过自己（徒手操作）。所以工匠从事工作，都有法度作为衡量。现在做大事的治理天下，次一等的治理大国，却没有法度作为衡量，这还不如工匠，这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用什么作为治理的法度才可以呢？都效法他们的父母怎么样？天下做父母的很多，而仁爱的人很少，如果都效法他们的父母，这就是效法不仁爱。效法不仁爱，不可以作为法度。都效法他们的老师怎么样？天下做老师的很多，而仁爱的人很少，如果都效法他们的老师，这就是效法不仁爱。效法不仁爱，不可以作为法度。都效法他们的君主怎么样？天下做君主的很多，而仁爱的人很少，如果都效法他们的君主，这就是效法不仁爱。效法不仁爱，不可以作为法度。所以父母、老师、君主这三者，都不能作为治理的法度。
那么用什么作为治理的法度才可以呢？所以说没有比效法天更好的了。天的运行广大而没有私心，它的恩赐丰厚而不求回报，它的光明长久而不衰退，所以圣王效法它。既然以天作为法度，行动做事一定要以天为标准，天所希望的就去做，天所不希望的就停止。然而天希望什么、厌恶什么呢？天一定希望人们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们相恶相害。怎么知道天希望人们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们相恶相害呢？因为天兼爱众人、兼利众人。怎么知道天兼爱众人、兼利众人呢？因为天兼有众人、兼食众人。现在天下没有大小国家，都是天的城邑。人没有年幼年长、尊贵卑贱，都是天的臣民。因此没有人不杀羊、养狗猪，洁净地准备酒醴和祭品，来恭敬地侍奉天，这不就是兼有众人、兼食众人吗！天既然兼有并食用众人，那么有什么理由不希望人们相爱相利呢！所以说爱人利人的人，天一定会赐福给他；恶人害人的人，天一定会降祸给他。说杀害无辜的人，会得到不祥。那么有什么理由人们互相杀害而天却给予祸害呢！由此知道天希望人们相爱相利，而不希望人们相恶相害。
以前的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的百姓，率领百姓尊崇天、侍奉鬼神，他们使百姓得利很多，所以天赐福给他们，让他们立为天子，天下的诸侯都宾服侍奉他们。暴君桀、纣、幽、厉，兼恶天下的百姓，率领百姓辱骂天、轻慢鬼神，他们害死的人很多，所以天降祸给他们，让他们最终失去国家，自身死在天下人手中，后世的子孙毁谤他们，至今不停止。所以做不善之事而得到祸患的，桀、纣、幽、厉就是这样；爱人利人而得到福气的，禹、汤、文、武就是这样。爱人利人而得到福气的有这样的人，恶人害人而得到祸患的也有这样的人。
七患第五
墨子说：“国家有七种祸患。七种祸患是什么？城墙护城河不可守御，却去修造宫室，这是第一种祸患；敌国兵临边境，四邻没有救援，这是第二种祸患；先耗尽民力去做无用的工程，奖赏无能的人，民力耗尽于无用之处，财宝虚耗于接待宾客，这是第三种祸患；做官的人只图保住俸禄，游说的人只图讨好君主，君主修法度来讨伐臣下，臣下恐惧而不敢违抗，这是第四种祸患；君主自认为圣明智慧而不问政事，自认为安定强盛而没有守备，四邻图谋自己却不知道警戒，这是第五种祸患；所信任的人不忠诚，所忠诚的人不被信任，这是第六种祸患；储存的粮食不足以食用，大臣不足以侍奉君主，奖赏不能使人喜悦，诛罚不能使人畏惧，这是第七种祸患。带着这七种祸患治理国家，必定没有社稷；带着这七种祸患守城，敌人到来国家就会倾覆。七种祸患所对应的，国家必定有灾殃。
大凡五谷，是百姓所依赖的，是君主用来供养自己的，所以百姓没有依赖，君主就没有供养；百姓没有食物，就不能做事，所以粮食不能不致力生产，土地不能不尽力耕种，用度不能不节约。五谷全部收获，那么五味就全部供君主享用；不能全部收获，就不能全部享用。一种谷物不收叫作‘馑’，两种谷物不收叫作‘旱’，三种谷物不收叫作‘凶’，四种谷物不收叫作‘馈’，五种谷物不收叫作‘饥’。年成馑，那么做官的大夫以下都减少五分之一俸禄。年成旱，就减少五分之二。年成凶，就减少五分之三。年成馈，就减少五分之四。年成饥，就完全没有俸禄和粮食供应了。所以凶年饥荒存在于国家，君主撤去鼎食的五分之五（即全部撤去），大夫撤去悬挂的乐器，士人不进入学校，君王朝廷的衣服不更换新制，诸侯的客人，四邻的使者，只给粗食而不丰盛，撤去驾车旁边的马，道路不除草，马不吃粟米，婢妾不穿丝帛，这是宣告不足到了极点。
现在有背着孩子去打水的人，把孩子掉进井里，他的母亲一定会跟着去救他。现在年成凶荒、百姓饥饿、路上有饿死的人，加重孩子的痛苦比掉进井里更严重，难道可以不察觉吗？所以年成好的时候，百姓仁爱而且善良；年成凶荒的时候，百姓吝啬而且恶劣。百姓有什么固定的本性呢？生产的人少，吃饭的人多，那么年成就没有丰收。所以说财物不足就反过来考察时节，粮食不足就反过来考察用度。所以古代的人按时令生产财物。稳固根本而节约用度，那么财物就充足。所以即使是上古的圣王，难道能使五谷经常丰收，而旱灾水灾不到来吗？然而没有受冻挨饿的百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努力顺应时令，而自我供养节俭。所以夏书说：‘禹时七年水灾’，殷书说：‘汤时五年旱灾’，这遭遇凶荒饥饿很严重了，然而百姓没有受冻挨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生产财物周密，而使用节约。
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是若庆忌无去之心，不能轻出。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之备，故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故曰以其极赏，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为棺椁，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单于内，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故国离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此皆备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圣人之所宝也。故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
辞过第六
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役，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是故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以为观乐也；作为衣服带履，便于身，不以为辟怪也。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宫室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凊。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诲妇人治丝麻捆布绢，以为民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絺绤之中，足以为轻且凊。’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何则？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财，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何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而不感于外也。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暖，夏则轻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此非云益暖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今则不然，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饐。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为知舟车时，重任不移，远道不至，故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用，故民归之。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奸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
译所以仓库里没有储备粮食，就不能应对灾荒饥馑。库房里没有储备兵器，即使有正义也不能征讨不义。城墙不坚固完备，就不能自我防守。心中没有预先的思虑，就不能应对突发事变。这就像庆忌没有离去的心思，就不能轻易出动。夏桀没有防备商汤的准备，所以被流放；商纣没有防备周武王的准备，所以被杀死。夏桀、商纣尊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都被百里之地的君主所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拥有富贵却不做准备。所以准备是国家的重要事务，粮食是国家的宝物，兵器是国家的爪牙，城墙是用来自我防守的，这三样是国家的必备条件。所以说，用极致的赏赐，去奖赏没有功劳的人，掏空府库，去准备车马、衣裘和奇珍异宝，使服劳役的人受苦，去修建宫室和观赏娱乐的场所，死后又厚葬棺椁，多做衣裘，生前修建台榭，死后又修筑坟墓，所以百姓在外受苦，府库在内空虚，君主不满足于享乐，百姓承受不了苦难。所以国家遭遇敌寇就会受损，百姓遇到灾荒就会死亡，这都是因为准备不周全的罪过。况且粮食，是圣人所珍视的。所以《周书》说：“国家没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国家就不再是它的国家；家庭没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儿子就不再是他的儿子。”这就是所说的国家准备。
辞过第六
墨子说：“古代百姓不知道建造房屋的时候，就住在山丘上。挖洞穴居住，下面潮湿损害百姓，所以圣王建造房屋。建造房屋的法度，说：‘房屋高度足以避开潮湿，墙壁足以抵御风寒，屋顶足以抵挡雪霜雨露，宫墙的高度足以区分男女的礼仪。’谨慎做到这些就停止，凡是耗费财力劳力，不能增加利益的，都不做。役使百姓，修缮城墙，那么百姓劳苦而不受伤；按照正常的赋税，征收租税，那么百姓花费而不生病。百姓所苦的不是这些，苦于对百姓厚加征收。所以圣王建造房屋，是为了便于生活，不是为了观赏娱乐；制作衣服带履，是为了便于身体，不是为了追求奇异。所以在自身节制，教诲百姓，因此天下的百姓可以治理，财用可以充足。当今的君主，他们建造房屋就和这不同了。必定厚加征收百姓，掠夺百姓衣食的财物，用来建造宫室台榭曲折的眺望、青黄刻镂的装饰。建造房屋像这样，所以左右都效法模仿。因此他们的财力不足以应对灾荒饥馑，救济孤寡，所以国家贫穷而百姓难以治理。君主如果真的想要天下治理而厌恶它的混乱，应当建造房屋不可不节制。
古代百姓不知道制作衣服的时候，穿皮带裹草，冬天不轻便而温暖，夏天不轻便而凉爽。圣王认为这不符合人的情理，所以教导妇女治丝麻织布绢，用来做百姓的衣服。制作衣服的法度：‘冬天用细帛之中，足以轻便且温暖；夏天用细葛之中，足以轻便且凉爽。’谨慎做到这些就停止。所以圣人制作衣服，适合身体，调和肌肤就足够了，不是为了荣耀耳目而观看愚民。在这个时候，坚固的车良马不知道珍贵，刻镂文采不知道欢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遵循的道理如此。所以百姓衣食的财物，家家足以应对旱涝灾荒饥馑，这是什么原因呢？得到了自我供养的情理，而不被外物迷惑。因此他们的百姓节俭而容易治理，他们的君主用财节制而容易赡养。府库充实，足以应对意外，兵器不钝，士民不劳，足以征讨不服从的，所以霸王的事业可以在天下实行了。当今的君主，他们制作衣服，就和这不同了。冬天轻便温暖，夏天轻便凉爽，都已经具备了，必定厚加征收百姓，掠夺百姓衣食的财物，用来制作锦绣文采靡丽的衣服，铸造金属做成钩，珠玉做成佩饰，女工制作文采，男工制作刻镂，作为身上的服饰。这并不是说增加温暖的情理，而是耗费财力劳力都归于无用。由此看来，他们制作衣服，不是为了身体，都是为了观赏喜好。因此他们的百姓淫邪而难以治理，他们的君主奢侈而难以劝谏。用奢侈的君主驾驭喜好淫邪的百姓，想要国家不乱是不可能的。君主如果真的想要天下治理而厌恶它的混乱，应当制作衣服不可不节制。
古代百姓不知道制作饮食的时候，吃素食而分散居住，所以圣人教导，男子耕种庄稼种植作物，用来做百姓的食物。他们制作食物，足以增加气力充实空虚，强壮身体满足腹部罢了。所以他们用财节制，自我供养节俭，百姓富裕国家治理。现在却不是这样，厚加征收百姓，用来制作美食牛羊，蒸煮烤炙鱼鳖，大国累积上百种器具，小国累积十种器具，前面摆满一丈，眼睛不能看遍，手不能拿遍，嘴不能尝遍，冬天冻成冰，夏天腐烂变质。君主制作饮食像这样，所以左右效法模仿，因此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饿，虽然想要不乱，是不可能的。君主如果真的想要天下治理而厌恶它的混乱，应当制作饮食不可不节制。
古代百姓不知道制作舟车的时候，重物不能移动，远道不能到达，所以圣王制作舟车，以便百姓的事务。他们制作舟车，坚固轻便锋利，可以承载重物到达远方，他们使用财力少，而获得的利益多，因此百姓快乐而利于他们。法令不紧急而能实行，百姓不劳苦而君主足够使用，所以百姓归附他。当今的君主，他们制作舟车就和这不同了。坚固轻便锋利都已经具备，必定厚加征收百姓，用来装饰舟车，装饰车用文采，装饰船用刻镂。女子废弃她的纺织而修习文采，所以百姓寒冷，男子离开他的耕种而修习刻镂，所以百姓饥饿。君主制作舟车像这样，所以左右效法模仿，因此他们的百姓饥寒交迫，所以做奸邪的事。奸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家混乱。君主如果真的想要天下治理而厌恶它的混乱，应当制作舟车不可不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