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温陵集卷之十

译先生的语录很多，这里不过是其中十分之一。然而先生的学问已经全在这里了，学问到了先生这里才大为彰明。我国以“大明”为国号，难道不是真的吗？先生年轻时拜阳明为师，很早便闻道，享年九十岁，所传授的学问广博了。孔子是开创圣学的至人，然而颜氏去世以后，再没有听说谁好学，孔子本来已经用一句话作了判断。为此悲恸了好几个纪年，是有缘故的啊。阳明是中兴圣学的至人，当时得道的人多得不能一一计数。只有淮南一派，其中传承下来的是波石、山农几位先生。波石之后是赵大洲，大洲之后是邓太湖；山农之后是罗近溪、何心隐；心隐之后是钱怀苏、程后台，都光明显赫，不愧于父祖的传承。只有先生纯粹地接续了颜氏断绝的传统，看不出一点痕迹。虽然先生所达到的境界深远，但我也因此知道，人不能没有长久的寿命。所有祭文都抄录在后面，等待了解先生的人共同阅览。○《儒林考》引 庄生称孔夫子为鲁国的儒者，所以后来愿意学习孔子的人，都称为儒者。“儒”这个名称由来已久。宋子是愿意学习孔子的人，而我实际学习禅学，哪里足以了解它呢？不过我曾经说过：凡是谈论学问，必须有实际验证，然后才能使人乐于趋向而不感厌倦。如今从事举业的人，前面有出身的道路，所以期望达到它，必须取得出身才停止。一旦取得出身，举业所能做的事就完成了。佛以出世为宗旨，所以说“世出世间”；所谓“世出世间”，就是诸佛出离世俗、取得出身的意思。因此一旦出世，诸佛所能做的事就不同了。至于圣人，是做什么的呢？没有实际内容，只空有圣人的名声；如果他们只致力于道德而不计功利，就已经足以使人厌倦了。对取得实际成效没有帮助，所以我不这样做。宋子变了脸色说：“有这种道理吗？圣人开头就说学习，接着便说喜悦、快乐、不因别人不了解而生气。你只知道佛教以常乐我净为极乐世界，却不知道圣人的快乐就在其中，所以一生都不能停止求学。这难道不是明显的成效、巨大的验证吗？难道因为对取得成效没有帮助，圣人才去做它吗？你真是个痴人。”我惊醒似的站起来说：“是，是，我错了，我错了，我说错话也太严重了。” 我和宋子相聚已经很久了。宋子所说的话全都是经典的大义，只有我纵情发表激烈的议论，滔滔不绝地说上千百句话也不厌倦。如果把它们取来写下，恐怕要用尽南山的竹子作简册，刮尽东海的墨汁才够。可惜这些话没有流传下来。然而现在看来，大体都只是阐发禅宗之事，不值得再说。宋子深深思念我沉溺禅学，所以特意编成《儒林考》给我看，实际上是想挽回我，使我返回儒学，因此让我在书首再写几句话。这样看来，宋子对我的眷恋确实是真诚的，所以我恭敬地写下几句话作为《儒林考》引，也借此表明宋子和我虽然所学不同，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不同。既然没有不同，那么所学难道还会有不同吗？这样说来，宋子所得的是《儒林考》，我所得的是禅学，虽然道路不同，归宿却相同，难道不是一个道理吗？那么求学的人也只须谨慎选择自己用来达到目的的方法吗？所谓致，就是达到。○《忠义水浒传》序 太史公说：“《说难》《孤愤》，是贤人圣人发愤而创作的。”由此看来，古代的贤人圣人，不发愤就不会创作。不发愤却创作，就像不冷却发抖、不生病却呻吟一样。即使创作了，又有什么可看的呢？《水浒传》是发愤而创作的。大概自宋朝衰弱以后，冠帽和鞋履的位置颠倒，大贤居于下位，不肖之人居于上位，后来甚至夷狄居于上位，中原居于下位。当时的君主和宰相，仍然像处在堂上的燕雀一样安然自得，纳贡称臣，甘心向犬羊屈膝罢了。施耐庵、罗贯中二位先生身处元朝，心却在宋朝；虽然生在元朝时代，实际上是为宋朝的事情愤懑。因此他们为徽钦二帝被掳往北方而愤怒，就说大破辽国来发泄这种愤怒；为南渡以后苟且偷安而愤怒，就说消灭方腊来发泄这种愤怒。敢问发泄愤怒的是谁呢？就是从前聚集在水泊梁山的强人。要说他们不是忠义之士，是不可能的。因此施、罗二公写《水浒传》，又用“忠义”来命名这部传。忠义为什么归于水浒之众？其中的缘故是可以知道的。水浒中的众人为什么一个个都是忠义之士？使他们成为这样的人，其原因也是可以知道的。如今小德之人役使大德之人，小贤之人役使大贤之人，这是常理。假如让小贤之人役使别人，却让大贤之人被小贤之人役使，他们难道肯甘心受役使而不以为耻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这就像用小力气捆绑别人，却让力气大的人被别人捆绑；他难道肯束手就缚而不辞反抗吗？情势必然会发展到把天下有大力量、大才德的人全部赶进水泊梁山。这样说水泊中的人都是大力大贤、具有忠义的人，是可以的。然而没有谁像宋公明那样忠义。如今看这一百零八人，同功同过，同死同生，他们的忠义之心，和宋公明一样。只有宋公明身处水泊中心，心却在朝廷之上，一心只想接受招安，专门谋求报国，最终遭遇大难、成就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推辞，这就是忠义的刚烈，真正足以使一百零八人的心悦服，所以能够在梁山结义，成为一百零八人的首领。最后南征方腊时，一百零八人中已经有一半以上阵亡；鲁智深在六和寺坐化，燕青哭泣着辞别主人，两个童子又在混江那里按计行事。宋公明不是不知道这些事；但他认为见机而退、明哲保身，不过是小丈夫保全自己的计策，绝不是忠于君主、对朋友讲义气的人所屑于做的。因此这才是宋公明，这才称得上忠义。这部传记难道可以不写吗？难道可以不读吗？所以有国家的人不能不读；一读这部传记，就会知道忠义不在水泊梁山，而都在君主身边。贤明的宰相不能不读；一读这部传记，就会知道忠义不在水泊梁山，而都在朝廷。兵部掌管军国的枢要，督府专门承担镇守边外的职责，这些人更不能不读。假如一天之内读完这部传记，就会知道忠义不在水泊梁山，而全都是保卫国家、担任心腹的可选人才。否则忠义不在朝廷，不在君主身边，不在保卫国家的心腹之臣，又在哪里呢？在水泊梁山——这正是这部传记发愤创作的原因。至于好事之人把它当作谈资，用兵之人借它谋划策略，也不过是各自看到其中的长处，哪里能看见所谓的忠义呢？○《子由解老》序

译食物使人达到饱腹，作用是一样的。南方人吃稻米觉得甘美，北方人吃黍米觉得甘美。南方和北方的人从来没有互相羡慕过。然而假如让两个人交换地方再吃食物，他们也从来不会互相嫌弃。道对于孔子和老子，就像稻米和黍米对于南方和北方一样。在这一方面得到满足的人，虽然不羡慕另一方面，难道就可以抛弃它吗？为什么呢？完全饱足的人各自都满足，真正饥饿的人却没有选择。我曾经到北方学习，在主人家吃饭。天气寒冷，又下大雪，三天没有粮食，七天处于饥饿、寒冷、困顿、跌倒之中，只能望着主人而心生向往。主人怜悯我，煮黍米给我吃，我张口大嚼，实在没有空闲分辨食物。撤去食案后才问道：“难道是稻米、粱米吗？为什么这样美味？”主人笑着说：“这是黍稷，和稻粱相当；而且就是今天的黍稷，并没有不同于先前的黍稷。只是因为你非常饥饿，所以觉得特别美；正因为特别美，所以吃得特别饱。你从今以后，不会再把它想成稻粱，也不会再把它想成黍稷了。”我听了这话，慨然叹息说：“假使我对待大道，像今天望着食物一样，那么我还会有闲暇选择孔子还是老子吗？”从此专心研究老子，并时时得到子由《老子解》的启发。解释《老子》的人很多，而子由应当称为其中最好的。子由引用《中庸》说：“喜怒哀乐没有发作，叫作中。” 喜怒哀乐未发的中，是万物的奥妙。宋代儒者自程明道以后，代代传授，总是让弟子观看这种气象究竟是什么样子。子由却独自在残篇断简中领悟了精微的言语；难怪他善于发明老子的深意，使老子五千多字如明亮的太阳一样灿然显现，求学者实在不能有一天离开手边。解书写成后，拿给道全看，符合道全的心意，也符合子瞻的心意。距离子由已经五百多年，没想到又能看到这样奇特的著作。唉，也只有真正饥饿的人，之后才能得到它。○《老子解》序 我曾经读韩非解释《老子》的书，从来没有不替韩非感到惋惜的。凭韩非的才华，最终却被秦国杀害，那么他的解释《老子》又体现在哪里呢？老子以柔弱为道，韩非以坚强为道；韩非勇于敢作敢为，老子则勇于不敢作，二者本来就像方与圆、冰与炭一样相反，却说申不害、韩非是道德的宗祖，可以吗？苏子瞻寻求答案却没有得到，于是勉强解释说：“老子的学说重视无为，轻视治理天下国家，所以仁不足以使人爱，礼不足以使人敬。韩非得到了轻视天下的办法，于是终于变得残忍刻薄而毫不犹疑。”唉！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老子就不能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了。老子的学说果真如此吗？老子并不是能够治理却不去治理，而是用不治理来治理。所以善于爱护自身的人不治理自身，善于爱护天下的人不治理天下。古代圣王所谓仁义礼乐，都不是用来治理天下的，何况一切刑名法术呢？因此他写书专门谈道德而不谈仁义。仁虽然属于无为，却免不了有所作为；义则是去作为并有所作为，就更加严重了。因此他的道，以虚为常道，以因循为纲领，以善于处下而不争为百谷之王，把好战看作快乐，把杀人用兵说成不得已，把胜利看作不美，把退让看作前进，把失败看作成功，把福看作祸，把得到看作失去，把无知看作知识，把无欲看作欲望，把无名看作名声。难道坚持认为无为不足以治理天下吗？世人本来就不知道无为的益处。既然如此，韩非为什么又赞赏它呢？他说：“顺势而行并且通达，是帝王的政治；违逆形势却能够忍耐，是黄老的术。顺势而行而通达，就用不能忍耐的心实行不能忍耐的政治，所以顺着事势施行宽恕，然后四□不受约束；这种成效不是可以在早晚之间要求得到的。违逆形势却能忍耐，就是不显现可欲之物；因此没有什么政事不能通达，也没有什么心意可以推行；没有哪个百姓不安定，也没有什么贤人可以特别尊崇。如此而已。这是最容易、最简约的道理，也是所有急于求取功利的人所崇尚的。然而所有追求功利的人想仿效它却做不到，所以不能忍受无欲，却能忍受好杀；不能忍受自己这样做，却能忍受让别人这样做；不能忍受忍耐，却能忍受不忍耐。学习者不加考察，于是怀疑它的源头，说：‘道德的祸患，后来就变成申不害、韩非了。’就是这样。道德之后成为申不害、韩非，当然可以这样说；难道偏偏不说仁义之后的祸患会成为篡夺和弑杀吗？古今学术也很多，一再传授便失去本意，其危害多得不可胜说，难道只有老子如此吗？由此看来，说申不害、韩非源出于道德的本意，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的性情刚强。假使任性使气的弊病在于坚强而不能自我克制，那么我喜欢读韩非的书，也不敢再次让道德的流弊造成祸害；而且并不是因为韩非合于道德，所以我深深体味道德，并为它作解释，同时作序说明我谈论道德的原因，以此自我反省。○《初潭集》序

译临川王撰写《世说》，只是记载从汉末到魏晋二百年间的人和事，上下古今本来就不完备。焦氏《类林》从伏羲、轩辕开始，直到前朝，已经很完备了，却又遗漏了《世说》所没有记载的内容，难道是因为把《世说》看成不可刊削的书吗？他的见识确实卓越。正因为见识卓越，《类林》也仍然成为不可刊削的书。如今看这两部书，虽然相隔千年、时代不同，却像散落的金玉一样，精神风貌完全相同。学者取来阅读，在这里赏心悦目，在这里愉悦心神，前后两书彼此映照生发，令人应接不暇。譬如在阿堵之中传神写照，只要点出眼睛一点，那个人就凛凛然自有生气；再添上三根胡须，更觉得神采飞扬。何况已经把那些本来不能流传的东西传下来了？即使说这是以无为有，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至于四肢形体的美丑，本来和神妙之处没有关系；千年以后，假如有传神的名师，我知道他也不会屑于此事，何况顾虎头呢？这样说来，世间并不是没有画师，只是他们徒然能够画出四肢形体的美丑罢了；神韵不能传达，已经很久了。这两部书之所以不可刊削，道理就在这里。李和尚说：这部书，合起来就是连璧，分开来就是双珠；《世说》和《类林》从此必定并行于世。如果说刘孝标给《世说》作注，这本身就是一部《世说》。有《世说》却没有为《世说》作注的人，就像还缺了一只眼睛，仍然不完备。那么刘氏为《世说》作注，也就是《世说》；《类林》扩充《世说》，也就是《世说》；这些都称为《世说》，而《类林》已经完备了。既然说它是扩充《世说》，假如把《世说》与《类林》合在一起，以少从多，以多显少，合成连□，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唉！这也是老人打开书卷的一种方便，并不是把自己附会为前贤，而是说我虽然老了，还能传述而不创作。《类林》完成于万历戊子年春天；我在这一年秋天于龙潭之上筑室，到达龙潭便阅读它，读了便高兴，高兴之后又把两书合在一起，赏心悦目，就在这里。如今两书仍然如旧，没有增加一根毫毛，所以不敢再给它另立书名，只称为《李氏初潭言》，因为我初到龙潭时首先读了这部书。唉！什么时代会没有人才，只是遗憾没有识别人才的人；什么世代会没有高妙的声音，只是遗憾没有欣赏声音的人。如今不考虑传达神韵的人难以遇到，却徒然羡慕魏晋时代人物兴盛，也是迷惑了。谢安石曾说：“顾长康的画，是自有苍生以来所没有的。” 如今千古以来的人物，也像魏晋人物一样；只是顾长康已经遥远了。因此我为此感叹。这样看来，《李氏初潭》虽然是记载喜悦，也同样是记载叹息。○又序 《初潭集》是什么书？意思是我刚剃发落发到龙潭时，就开始编纂这部书，所以称为《初潭集》。卓吾子剃发是有缘故的，因此虽然落发为僧，实际上仍是儒者。所以首先编纂儒家书籍。既然首先编纂儒书，又把德行列在篇首。那么，善于读儒书、善于谈论德行的人，实在没有超过卓吾子的。序文说：有德行，然后才有言语；没有德行，言语就不能成立。有德行，然后才有政事、文学；没有德行，政事、文学也不能成立。德行是根本的虚位，言语、政事、文学是它实际施行的内容。施行于内，就有夫妇、父子、兄弟；施行于外，就有朋友、君臣。哪一种能够缺少而仍然可以呢？现在姑且说夫妇，只举夫妇这一端，又只举许允和阮新妇这一个例子。看她想责备许允好色，却先用“士有百行之一”责问他，几句话就使许允改变心意、转变方向，前来彼此敬重，那么言语难道可以少吗？她又知道明主不能用感情去求取，应该用道理争取；知道这件事与孩子们无关，只教他们像平常一样。许允被收捕时，妻子还在织布，织机也没有放下。史书称赞她写给许允的信极为凄怆，那么她的政事、文学又怎么样呢？一个妇人的身上，尚且没有不具备这三方面的，何况士人呢？所以孔门分列四科而把德行放在首位，是说德行包含了这些内容。因此说到德行，三者都在其中；如果没有这三者，德行又从哪里表现出来呢？说到夫妇，五常就可以知道了。难道舍弃五常，还另有言语、政事、文学吗？这不是我的臆测，而是孔氏的学说。这是最容易明白、最容易实行的道理。我从小就学习孔氏之学，所以也依照这种学说编纂此书。书当然可以编，为什么可以呢？因为它简明。○《明灯道古录》引 晋川从前掌管楚藩时，开始与我相识并友善。到这时，他在山中读礼，我前去慰问他。晋川高兴我来，因此留住我，说我没有家属童仆，哪里不能暂且寄居呢？晋川是沁水人，家住沁冖坪上村。坪上距离沁水一百里，村中住户不足几十家，很是寂静。我喜欢它的寂静，于是也留了下来。天气寒冷，夜晚漫长，谈话也就越来越久。有时我问晋川回答，有时晋川问我应答。假如平子还在，不知要笑倒多少次了。可惜没有人记录下来。因此我每天也自己叹息。晋川的儿子用相、用健两人，有时坐在旁边听见这些话，心中欢喜，但所听到的也不过十分之一二。他们退下后，都记录自己听到的最亲切的话；那些不太亲切的又不记录，这样就更只剩百中之一二了。然而日子既久，积累起来也成了一册。我拿来反复阅读，不觉俯在案几上叹息说：“这部记录，正是我们二人借明灯谈论古道的真实记录，应当根据它的缘由题名为《明灯道古录》。远说不能接续周公、召公，近说不能接续陈王；然而这四位先生的精神魂魄令人敬畏，也一定会高兴地读它，说：‘这就是借明灯谈论古道的记录。’” 这就好比仍在门庭之内，确实没有错误地成为我家传承的子孙。那么晋川挽留我，果然没有白费。坪上如今已经不再寂静了。应当刊刻流传，使天下后世知道我们二人以及我们的两个儿子没有虚度时光，难道不是这样吗？晋川姓刘，名东星。我是一个来自四方的人，没有固定姓名。只要听见有人叫我李卓吾，我就自称李卓吾。到了坪上，又听见有人叫我七十一岁的李老子，于是就自称李老子罢了。○附刘晋川《道古录》卷首书

译我是西部边鄙之人，拘守章句，不知道性命究竟是什么。进入楚地一年后，暑病发作，思念亲人的心情更加急迫。想停下这种思念却不能，想顺从这种思念也不能，实在令人彷徨而无所归依。听说有位李卓吾先生，弃官弃家隐居在龙湖。龙湖在麻城以东，距离会城稍远。我虽然想与他相会，却不能如愿。又听见有人讥讽他，我也半信半疑。然而内心始终认为辞官已经很难，离家更难，其中一定有他的道理。想与他相会的念头从未放下。后来遇到公安人袁生，就是如今的吴县令，便与他一同游黄鹄矶，寄居在二十里外的洪山寺。我前去拜访他，这才知道他果然是有道之人；即使弃发出家，也一定是有所作为。唉，既然连自身都可以舍弃，又还把家放在心上做什么？还把官职放在心上做什么？那些只从外在形迹议论他、只从表面皮毛看待他的人，错得太远了。此后有时迎接他到别院奉养，有时让他在官署休息，早晚交谈，这才开始悔恨相识太晚。云儿相当时也在旁边，听见他的话，仿佛心中有所默契。一时间，我乡里的赵新盘、王正吾参政以及楚藩，都得以见到他的面。李克庵当时巡抚三楚，也得以读到他的书。三位公于是都相信他，认为他是真人。分别以后，我在燕赵一带做官，虽然彼此消息不断，却没有机会前往相从。近来我在山中读礼，吃着草土余粮过日子，担心有所颠覆坠落，特意派儿子相到龙湖向先生请教。先生欣然不以千余里的路程为远，和我儿子一同前来。从此在山中由秋到春，夜夜相对。侄子用健又夜夜进入房中，询问《大学》《中庸》的大义。先生不喜欢纷杂，只是整日闭门读书；每次见他手不释卷地抄写，即使是新入学的小生，也不能比得上他的勤苦。那些诽谤先生的人，也许还没有见过先生；假如一见先生，即使是凶暴强悍的人也会放下武器来拜服，又怎么忍心诽谤？又怎么能够诽谤他呢？相和用健等人既然记录了所听到的百中之一二，我便赶紧命人刊刻流行。这既是先生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也是相、用健等人的共同意思。○《孙子参同》序 蒙溪张鏊先生为《武经七书》作序，大意说：文事和武备，是士君子的本分。周代鼎器建立、天下安定之后，尚父的功勋可以记载；群雄争战之时，孙武、吴起的谋略被称为强盛。上天若不生仲尼，斯文的传承就会断绝；上天若不生尚父，平定乱世的武功怎么能够发扬？《七书》和《六经》，本来都是仁义一源的道理，是阴阳相互制胜的符验。如今的士大夫为什么偏偏不是这样呢？给他们高爵来尊崇，给他们厚禄来供养，他们从君主那里接受的恩宠已经很重了。一旦边疆夷狄猖獗、小人跳梁，他们便战栗着手臂、颤抖着双腿，摸着大腿、捻着胡须，瞻前顾后，惊慌失措，又借口说：儒者专门学习文，武将专门使用武力，本来就是两条道路。即使儒者中有懂兵法的，然而也不能射穿铠甲，骑马也不能快到扬尘。不想想张良没有三尺高的身躯，淮阴侯没有捆鸡的力气，却只凭纶巾羽扇，指顾之间便挫败敌人的锋芒；单骑一匹马，谈笑之间便使戎虏退却。士人所可贵的，只在于专心研究罢了。如果能够把卧榻之侧当作边防，把奔走传使命当作行伍之事，那么在酒席上折冲，凭几席之间决胜，也不难了。严整的旗帜、堂堂的阵势，难道只属于孙武、吴起和太公吗？李卓吾说：这话固然知道武事的重要，却仍然不免把武与文士分成两件事。它仍然把太平之世崇尚文治、乱世使用武力看成两回事，把治世和乱世分成两个时代；仍然认为太公似乎不能继承斯文的传统，而孔子似乎不能谋划军旅之事。军旅之事，连孔子都不曾学习，难道可以责备那些无知的小子吗？况且世间儒者不如郭令公、诸葛武侯的本来很多，难道只有我一个吗？我能够通晓经学、体悟道理，能写四六文，就可以称为名士，不愧为名儒了。至于吴起、淮阴侯等人，有才而无德，更何况他们都不是我所看得起的。这样看来，蒙溪这番话未免使人难以相信。然而他说仁义同出一源、阴阳以正道相胜，这却是确切的论断。天下哪里有具备仁而没有义的，难道又有具备阳而没有阴的？只有阳不能生长，只有阴不能成就。假如说文专属于阳、武专属于阴，那么不但武不能成立，文也不能成立。所以我曾把它比作人的身体：人的身体有手有脚，都是用来供养、保卫身体的。因此，凡是眼睛想看的、耳朵想听的、舌头想尝的、身体想安适的，如果没有手脚，就无法实现。若身体没有手脚，想喝水由谁来拿？想吃饭由谁来供给？想穿衣由谁来穿？想远行由谁到达？我想尊重自己，由谁跪拜来表达恭敬？我想爱护自己，由谁奔走办事？奔走办事、趋前侍奉，就是文的作用，正是这双手脚的作用。一旦有外来侮辱，有人想使我跌倒，估量不能抵挡，双脚自然会逃走；估量能够抵挡，双脚自然会与他交战。有人想与我搏斗，估量不能抵挡，双手自然会举起遮蔽自己；估量能够抵挡，双手自然会反过来推击他，这就是武的作用，也还是这双手脚的作用，并不是别的东西。平常无事时，手用来拿取，脚用来行走；遇到缓急之事，手用来抵挡，脚用来踢打。拿七箸的是这双手，拿棍棒的也是这双手；拿茶挑的是这双手，拿刀剑的也是这双手。伸开它就是手掌，可以恭敬地奉持、将迎；捏紧它就是拳头，可以抵抗愤怒、抵御侮辱。即使是手脚本身，也不知道哪个是用来发挥文的作用、哪个是用来发挥武的作用，因为它们都是保养生命的器官，是上天实际赋予的，难道只在人身上如此吗？禽兽也是这样罢了。它们的牙齿、爪子、角，各有相应的器官，各自适合其用途，从来没有稍有缺少。只有那些痿弱麻痹、没有知觉的，文武两方面都废弃，显然不能列入人的行列。这些人都要依靠别人才能勉强延续生命，连文的作用都没有，更何况武的作用呢？既然如此，儒者自称能文而不能武，有这样的道理吗？既然不能武，又哪里还有能文的道理呢？那也不过是从见闻中取得一点供自己使用的东西，借助古代贤人的功劳罢了，这是自己已经痿痹却自己不知道。这样的人要等别人来才能起居饮食，却还硬说自己不屑于此，我是不相信的。我只是遗憾没有把《七书》和《六经合并为一部，用来教导天下后世。所以我因读《孙武子》，认为魏武帝的注解精确恰当，又参考六经来穷尽其中的变化，并在各篇后面重新加以论述，感慨很深。○附梅衡湘序

译兵法就像禅，若穷尽它的作用，即使用海那么多的墨来书写，也不能完全探究它的精微，甚至连一句话也无法说尽。古今兵法大概有几十上百家，世人尊奉为经典的有七部，而以《孙子》为首。《孙子》说：“奇正的变化，无法穷尽。”又说：“微妙啊，微妙啊，达到了无形；神妙啊，神妙啊，达到了无声。”把这些话合起来说，意思已经大半明白了。我的朋友秃翁先生，深通禅学，在兵法中独取《孙子》，在注释《孙子》的人中独取魏武帝，并把其余六经附在各篇之后；注释没有说尽的，都用自己的见解阐明，可以说集中了兵家之大成，领会了《孙子》的神髓。我在云中时，才开始读到这部书。云中对于兵法，正如齐鲁对于文学，是它的天性，所以我替它广泛传播，使人知道古今兵法都包含在七经之中，而七经的精华都集中在《孙子》中。如果善于读它，那么十三篇也都只是糟粕，何况其他兵书呢？我住在家中时，与秃翁没有见过几次面，即使见面也没有深入交谈，而且不知道禅学，更不用说兵法了。等到我身在军中，没有可以交谈的人，想找一个能够共同做事的人，没有谁比得上秃翁。秃翁寄居楚地，楚地诸大夫正在忧虑盗贼，秃翁说：“不要忧虑，梅先生已经去了，他一定是能办平盗贼的人。” 我们两人还没有交谈，心里却已经彼此信任；其中的缘故，即使让我们两人自己说，也未必说得出来。秃翁就是李贽，号卓吾子。○《墨子批选》序 古代圣人，说出的话一定可以实行，实行的事也一定符合他所说的话。虽然所说的各不相同，却从来没有一句不可实行；虽然所实行的各不相同，却从来没有想实行而不如其言的。吴起、申不害、韩非就是其中最著名的。所谓《吴子》，就是吴起的言论。当时魏国采用它，魏国便强盛；楚国采用它，楚国便称霸。韩非评论申不害、商鞅说：“申子专门任用权术，商君纯粹使用法令。”韩非这样评论二人，也正是二人各自的自我定位。如今看商君辅佐秦国，不过十年，秦国最终富强起来，成就帝王大业。虽然秦国能杀死他自己，却始终不能不用他的法令。申不害辅佐弱小的韩国，抵挡暴秦的冲击，终其一生使韩国政治清明、军力强盛，秦国竟有十五年不敢出兵侵犯。三人的言论被实行，效果怎么样呢？何况不是三人中的人呢？何况不是刑名法术一家的呢？从今天看，最高一等的人，是学习却无所学、作为却无所作为、办事却无所办事的人。所以他的道不是可称说的道，他的德也不是可称说的德；别人不任用我，我本来就不任用别人；有人任用我，我也不去任用别人。这就是那种人的人品、言论和作用，情形就是如此。我哪里能够知道呢？我又哪里能够说出来，又哪里敢说出来呢？姑且放下这些不说。管夷吾是无学而以学为学、无为而以为为、无用而以用为用的人。所以合乎道便顺应道，合乎德便顺应德；任用我时我未必真正任用， 不任用我时我也未必不任用。这种道理微妙难知，他所施行的术明白却难以测度，他所建立的法则圆转自如，无法窥见边际。我又哪里能够知道呢？我又哪里能够说出来，又哪里敢说出来呢？从上至像仲父那样无为，往下到像申不害、吴起那样有为，其中言论一定可以实行、实行一定符合言论的人，为什么这样多呢？即使是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之流，他们为人虽然反复多变、诡诈而难以相信，但他们所说的利害关系却清楚明白，可以审察。只要不是无用的话，就是有德之言，就是圣人之言，不能因为出自苏秦、张仪之口就把它看低。这是明白的，何况申不害、商鞅、吴起几个人呢？何况那些不属于申、商、吴起一类的人呢？墨子就是这样。我读《墨子》，错误地加以批评选编，认为其中可以实行的言论就是这样。即便如此，我又哪里敢说出来呢？说出来，我的罪过就大了。○《因果录》序 佛教所谓因果之说，就是儒者所谓感应之说。我在白下时，听说嘉禾有位慕空居士，说《太上感应篇》最为肤浅，所以我便和一两位志同道合者把它刊刻出来并作序，以表明它并不肤浅。近的可以延长年寿，远的可以使后代昌盛；再往后可以升天，最高甚至可以直接生于净土，这难道肤浅吗？从前我曾用这篇序为《感应篇》作序，所以现在又用它为《因果录》作序。感应和因果，名称不同而道理相同，因此不妨重复出现。序文说：“天下的道理，不过是感应罢了。有感必有应，有应又成为感。儒者把这个道理说得极为充分。况且上帝哪里有固定不变的作为？行善就降下各种祥瑞，行不善就降下各种灾祸，所以说‘得罪了上天，就没有地方可以祈祷’。天人感应的道理，已经明白地显示给人了。那些谈论性命的人，把福禄寿看成幻梦；纵情享乐的人，把杀生、盗窃、淫乱看成天性，不能修治邪恶、辨明迷惑，却说报应不是圣人的经典；不能爱护万物、仁爱百姓，却说戒除杀生是惑乱世人的言论。唉！看见它活着就不忍心看见它死去，听见它的叫声就不忍心吃它的肉；即使祭祀宴享的礼仪不能废除，也一定要把它送到厨下处理。圣贤难道会引导人去杀生吗？” 爱护万物能够做到这样，仁爱百姓也就可以知道了。这正是具有大德的人必定得到职位、俸禄、名声和长寿的原因。如果感应的道理是欺骗人的，圣人为什么还要反复恳切地说明呢？为什么要明白列举五福来劝导人，并说出这种断然必然得到福报的话呢？”这篇文章言语简洁而旨意严正，容易读懂，足以打破小人铤而走险、侥幸求利的心理，暗中弥补刑罚和赏赐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凡是做官的君子、讲道学的先生，只要知道赞成善行是天下公理，不拘泥于异同的看法，那么话一说出人们就会相信，没有感应不能相通，难道只是愚民得到福报吗？我本人受到的赐益已经很多了。○《净土决》前引

译维摩大士说：“随着自己的心清净，佛土就清净。”阿弥陀佛的极乐国土，是国土的清净；念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是心的清净。念阿弥陀佛极乐国土，便生到阿弥陀佛极乐国土，就是随着心清净而佛土清净。那么念佛，是念这个净土；参禅，也是参这个净土。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念佛的人一定往生净土；参禅的人难道也能舍弃这个净土，另有一个去处吗？如果另有去处，就是两个土，不是清净土了。阿弥陀佛的极乐国土不容许这样。参禅的人本来就不必等待往生；念佛的人难道也要等到有所往生之后才算生于净土吗？如果必须等到有所往生之后才出生，就是我凭念佛前往那里、那里凭念我来到这里，一来一往，也是两个土，不是清净土。阿弥陀佛的极乐国土也不容许这样。因此应当知道，阿弥陀佛净土就是自己的心净土；念佛、参禅，正是用来使自己的心清净。奉劝各位学佛者，不要把参禅者看得高而轻视净土法门。因此我辑录各位上圣劝人修净土的话，把它们合编为《净土决》。○《三教品》序 三教圣人顶天立地，不容许把他们区别对待，这是明白的。所以说：天下没有两种道，圣贤没有两颗心。我的高皇帝统一天下，极力治理华夏，敬重孔子、老子、释迦佛，像敬重一个人一样。然而他的御制文集凡是论说三教圣人，往往都用这两句话作结，以显示三教并无不同。既然称为道、称为心，又怎么会有差异呢？既然如此，即使愚夫愚妇，以及昆虫草木，也不能超出这道、这心之外，何况三教圣人呢？并不是不想分成两种，而是即使想分成两种也做不到；并不是不想分成两边，而是即使想分成两边也不能。如今天下车书统一，修行遵循同一轨道，有不遵从的，就施以通常的刑罚。大家都以高皇帝为老师，以高皇帝的教诲为法则。可是那些像观场矮子一样的人，竟敢侮辱圣人的言论，不遵守、抛弃圣人的教训，不顾一切地诋毁老子和佛，轻慢诽谤仙道与佛教，只会抄袭胡元的污秽说法，附和宋末浅薄的见解，这是生在今天却反对古代、身居下位却背叛上位，是应受重罚的人民。因此我恭敬阅读高皇帝文皇帝御制文集，摘录其中内容，编成《三教品》。唉！圣人有教训，明白的征验足以确定并保全人们；这部书的说明就是如此明白切实。生在当今时代，做当今的臣民，却敢把它视为尘土，束起放在那里不再看，搁置起来不再读，我恐怕国家法令是可畏的，难道不应该避免自己甘愿受刑戮吗？○《高同知奖劝序》【高氏的父祖曾起兵作乱】

译我曾经对高子说：“我国统一天下，恩泽流布境内，威势控制六合，并不刻意扩张土地而土地自然扩大。秦始皇不能使之臣服、汉武帝不能使之归服的地方，全都纳入版图。像羽旄所到之处，东边远及、西边遍及，北至南方都受到覆盖，今天看来，岂止多出千百倍吗？这些事情别人都能谈，我姑且谈谈我国设置官职、划分职守、把它作为百姓准则的事情，和你一起发扬它，可以吗？”滇南迤西一带，流官和土官并设，文教普遍施行、融洽相处已经二百多年了。这大概是上面取法前代封建的盛制，下面又没有失去后代郡县制良规的结果。前代实行封建，恩德深厚，但制度不周全；后代实行郡县，制度完美，但恩德不够深厚。只有我朝，上下贯通古今，俯仰考察历代帝王，兼收并包，伦理制度全都具备，功德盛大隆厚，确实是自有人民以来圣王所未曾有过的。因此我说，像我这样圣明的朝代，计算世代和年数，哪里只是像夏代那样盛大、像般那样永不衰替，还兼有成周有道的长久，延续汉唐宋无疆的国运，亿万年也没有尽头呢？这难道只是我这个小臣私下的祝愿吗？根本茂盛，枝叶自然无穷，道理本来就是这样。你们高氏的先世，我不知道详情。自从高氏成为内臣以来，我高皇帝怜悯他们前来归顺，不忍心迁徙他们，于是让他们仍然拥有土官的产业；因为他们帮助顺从，不忍心断绝他们的世袭，于是让他们参与世代承袭的典制；又想到他们的先世曾对百姓有功德，而我军当初也没有经过血战，便授予他们大夫的品秩，以延续他们的子孙，厚待他们的家族。当天下统一、扫清混乱、摧枯拉朽之时，谋臣猛将云集。假使遵循汉唐旧例，只因他们归顺就让他们免死，又能怎样？或者因他们效忠顺从，就把他们迁到内地，使他们不能享用故土的土地，又能怎样？即使他们的先世曾有功德，也一概不论后世，那又能怎样？所以我认为我朝祖宗的恩德极其深厚。况且如今来到这里担任郡守、州正、县令的人，难道容易吗？他们读书曾经超过万卷，胸中也有数十万兵甲，长期积累勤苦。如果万分之一的机会被选中，也一定要在郎署中徘徊十多年，跋涉山川万余里；看起来职位并不比你的爵位高多少，但亲戚坟墓却远在他乡。然而他们仍然每天惶恐不安，害怕不能称职；一旦有过错，论罪贬斥随即而来，便与普通编户相同了。他们来得遥远，离去迅速，得到它极其困难而失去它极其容易。这样回头看看你，安步而行，骑着……马奔驰，脚不必走下堂阶，终身安逸享乐，世代富贵不断，从未向朝廷叩头，而子孙的品秩爵位又与流官相等，难道可以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吗？况且那些建立汗马功劳的功臣，他们特殊的功勋和显赫的功绩，早已记载在盟府中。可是他们的后代如果不像先人，有的因骄奢而败坏，即使属于八议，也不会稍加宽免。至于卫所方面，如果他们的先世没有参与攻城陷阵的功勋，就不容易赏给千户，更何况万户呢？如今保留下来的已经没有多少了；即使侥幸保留，如果不是箭能命中目标、力能搏虎，也不能破格升调。他们平日若不敬礼君子、爱护体恤军人，也不能长久安稳，如今也已经岌岌可危了。只有土官不是这样，若有细小过失，往往替他们遮掩；若有一点微小功劳，往往唯恐给得太迟。郡守替他们上报监司，监司替他们上报台院，于是赏格便下来了。同样是臣子，同样是世袭官员，可如今郡守不能与之相比，卫所主官不能与之相比，功臣子孙又不能与之相比，为什么呢？因为功臣子孙恐怕倚仗功劳而骄纵，便难以控制，所以法令不得不详细，并不是故意薄待他们。郡守是节制这些人的，非大贤不能担任；卫所世袭官员是拥护守卫这些人的，若不强干有力而又懂礼义，也不能担任，所以对他们的要求本来就应当完备。既有拥护守卫来防止事态蔓延，又有节制管理来杜绝祸患开端，就没有事情了。因此高子能够安心纵情，以世代承受有爵位的荣耀，难道不应该知道恩德吗？知道恩德就会想到报答，想到报答就能谨慎守礼、重视犯法的后果，将与我国相始终，没有穷尽，这不是最大的幸运吗？我已经多次把这些话对高子说过。今年春天，巡按刘公直接巡察，大肆整肃群吏，高子也得到奖赏；那么高子难道不是贤能的吗？高子年轻，资质美好，深沉而有智慧，循序谨慎而文雅端正，颇有儒生的风度。他努力使家世延续，以求超过前人，尤其值得嘉奖。唉！我已经如实写下奖劝的话，悬挂在高氏大门上，以此作为高氏的光荣。因同僚请求，又依照前面的话加以编次来祝贺他；希望他能够知恩报恩，不要辜负我的话，也不要辜负我国才好。○《送郑大姚序》

译从前曹参凭三尺剑辅佐汉高祖平定天下，后来担任齐国相国九年，齐国便安定了。严助说汲长孺任职做官，没有人能超过他；直到他出任东海，东海便大治。如今考察他们治理齐国、东海的方式，实在很不相同。史书称汲黯性情刚直，傲慢而少礼；起初授任荥阳令，因不肯接受羞辱，后来出任东海太守，病卧在内室，一年多不出门。曹参则日夜饮用醇酒，不处理政事，官吏们在官舍中每月饮酒歌呼。曹参听见后，也取酒设座，饮酒歌呼，与他们相互应和。这哪里有什么规矩道路呢？这同治理郡国有什么关系，却能使郡国得到治理呢？古语说：自身端正，不下命令百姓也会实行。庄重地临莅百姓，却不用礼来感化他们，仍然不完善。依我所听到的情况，这两个人恐怕都免不了以不端正的自身处在百姓之上，既不庄重又不端正，严重违背名教；然而最终却成了汉代的名相。古代所谓社稷之臣，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难道他们使天下得到治理的办法，或许另有所在？他们是不是根本不屑于一切表面上的美好形式？还是只要能够在这里实现治理，就不计较其他呢？或者百姓其实能够自行治理，不需要另设治理他们的方法？所以他们安然嬉游，逍遥游玩，而百姓自然得到治理。黄帝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即使是老子的学说，他们大概也没有听说过。难道这两个人另有黄老之术，不应因为他们偏离我们的教法就诋毁他们吗？我听说最高的道是无为，最高的治理是不发声，最高的教化是不言说。即使是子贡，也自认为不能听闻到这样的道理。难道他们实际上没有听闻过这些，因而不知道到规矩准绳之外去求取吗？我对此十分疑惑，却不敢告诉别人。适逢郑君担任大姚县令，我便拿平日的疑问向他请教。大姚是滇地的下等县，偏僻、狭小而鄙陋。我认识郑君很久，知道他不会接受这种说法。看他的容貌高大魁梧，气度充沛，胸怀洞达而不设心机。他与上大夫交谈，就像面对众多属吏；处在公堂之上，就像身在私下宴饮之中。他像汲黯一样放纵倨傲，像曹参一样酣畅自得。这难道是儒者耳目所曾见过、记载过的人吗？郑君独自神色自若，饮酒吃饭不停。醉后耳朵发热，有时唱诗、写大字来自我娱乐，陶然自得，仿佛不把县中事务放在心上，而县中也自然无事。唉！郑君难道也是学习黄老之术而有所心得的人吗？还是天资暗中与道相合、与真实契合，不自知已经达到这种境界呢？否则，就会害怕儒者暗中讥笑并共同指责他，难道还能一下子达到这种境地吗？我和您相聚两年多了，也了解您的为人。如今您要归去，难道会有什么不得意的吗？陶渊明辞去彭泽令而写《归去来辞》，在东篱下采菊，其中有深意。可是刺史王弘一旦拿出二万钱，扔给酒家，难道就可以说世上没有像他这样的人了吗？难道这不是因为知道陶令贤能吗？阮嗣宗旷达而不出仕，听说步兵厨中有酒，便请求担任步兵校尉。您既然以做县令为耻，即使有步兵校尉那样的旷达，也没有办法告诉您。何况希望有了解您并重用您的人，也只有归去罢了。行李萧条，童仆没有欢容，直说已经穷困了，能不悲痛吗？如果您像他们那样旷达，这些都可以不必忧虑。您只管上路，我替您屈指计算，算来经过家乡的日期，正是菊花开放的时候。饮酒却没有钱，一定会有穿白衣的人送酒来；像贤能的刺史王公这样的人，也只能使您痛饮一醉罢了。○《李中丞奏议》序（代作） 傅氏说：能够认识时势和当务之急的人，在于俊杰。时务也容易认识，为什么偏偏只许俊杰才能认识呢？况且俊杰的出生并不常有，但当时应当办理的事务却没有一个时代会完全没有。如果一定要等俊杰出现之后才认识，那么世人所谓的时务难道都不是时务吗？还是只有俊杰所认识的东西，必须成为俊杰之后才能认识，非俊杰终究不能认识呢？由此我知道时务的重要。奏议，是议论一时的事务，把它奏报朝廷，在国家施行，是确实不能片刻延缓的事。奏议很多，而唐代唯独称许陆宣公，是因为此公的学问有根本，对千万人情和万物事理没有不周知的；他的言词温厚和平，深得向君主进言的体要，使人读他的文章便自然心开目明，只怕他的言语容易读完，这才真正称得上奏议。然而那也不过是德宗皇帝时期一时的事务罢了。德宗时期艰难之事很多，又喜欢把猜忌当作聪明，所以陆公委婉曲折地涉及这些问题，分辨长短、缓急，务求击中关键，远远避开病灶，直要追究到受病之处和弊病的根源，使君主读它时不知不觉进入其中而不感到愤怒，这才是奏议中的最高境界。如果不是德宗的时代，又哪里用得上这些话呢？汉代有晁错和贾谊，晁错有政论，贾谊有策论。如今看贾谊的策论，如更改正朔、变易服色、早期辅导教化等，都是依照《周官》来谈的，这些只能讲给世俗儒生听，怎么能拿去向孝文皇帝这样的神圣君主进言呢？然而三表五饵之策、推恩分王之策，以及把梁国作为齐、赵、吴、楚的屏障，分割淮南诸国来增益梁国并分封梁王的儿子，梁地有二千余里，最终消灭七国，靠的就是梁王的力量。谁能说洛阳少年竟能如此通达国体、认识时势和当务之急呢？直到今天读他的书，还仿佛看见他的为人，想不称他为千古俊杰也不可能。至于晁错关于兵事的论说，以及招募百姓迁往边地、在塞下屯田、削平七国等，都是当时的急务，是千百年后的远谋，不能根据一时成败来评论人物，妄加褒贬。时势就像猛禽飞行般迅疾，当务之急就像《易》中所说的交替变化；使事务稍微错过时机，不知道当务之急，就危险了。谁说时务可以轻易谈论呢？形势如果不是天下的俊杰，确实不能认识。宋人议论太多，即使说他们没有奏议也可以。然而苏文忠公确实推重陆忠宣公的奏议。如今看他上给皇帝的各篇书信以及其他奏议，真是忠肝义胆，读来使人自然痛哭流涕，也不用等他自己说“痛哭流涕”。然而这也只适用于坡公所处时代的当务之急；过了那个时代，到徽宗、钦宗时就没有用了。也正如晁错、贾谊的言论，只能对文帝、景帝、武帝三位皇帝说；过了这些时代，时势已不是原来的时势，当务之急也变了，便不适用。我读先贤的奏议，之所以这样评价它们，就是这个原因。如今得到中丞李公的奏议来读，虽然不知道与晁错、贾谊相比如何，但陆敬舆、苏子瞻也不能超过它。因此我借写下从前的话，来向公请教。公啊，您相信这不是妄言吗？如果不是妄言，希望把它载入未刊的稿本。公啊，您相信这不是妄言吗？如果不是妄言，希望把它载入未刊的稿本。○《自刻说书》序

译我虽然自以为是，却厌恶自我表扬，也不肯借助别人来抬高自己。既然厌恶自我表扬，就应该厌恶刻书，可是最终还是亲自犯了这个禁忌，为什么呢？因为这部书关系到圣学，关系到治理天下、使天下太平的大道，不愿因为厌恶自我表扬就因此停止。既然已经自己刻书，已经自我表扬，却始终不借助别人来增加分量，那么别人不相信、不听从，显然是必然的。不相信还可以，假如有人因此责怪我，那将怎么办呢？这又是我自以为是的毛病，终究无法破除。我宁愿让天下后世认为我是罪大恶极的人，也终究不肯借助别人的力量来求取别人的信任。我只依从我自己。即使如此，假如有大贤君子想讲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学，那么我的说书难道可以一天不呈现在他们眼前吗？这就是《自刻说书序》。《李温陵集》卷之十 ●《李温陵集》卷之十一 海虞后学顾大韶仲恭校订 杂述五 ◆杂述五 《先行录》序（代作） 《时文后序》（代作） 《张横渠易说》序（代作） 《龙溪先生文录抄》序 《易因》小序 《读易要语》《关王告文》《李中溪告文》《王龙溪先生告文》《罗近溪先生告文》《祭无祀文》（代作） 《篁山碑文》（代作） 《李生十交》《自赞》《赞刘谐》○《先行录序》【代作】言论只有一种，但有先于行动的言论，有可以实行的言论，还有应当实行的言论。我曾经用这三种言论来评定君子的是非，也更加看出立言的困难。什么叫先于行动的言论？孔子告诫子贡的话就是。既然已经先实行了自己的言论，哪里还会有言语超过行动的过失呢？什么叫可以实行的言论？《易》和《中庸》就是。《易》说：“说到远处，就没有什么可以抵御。”这就是说，关于远方的言论都可以实行；又说：“说到近处，就安静而端正。”这就是说，关于近处的言论都可以实行；又说：“说到天地之间，就无不完备。”这就是说，关于天地之间的言论都可以实行。《中庸》说：“夫妇中的不肖者，也能够实行。”既然普通夫妇都能实行，那么愚笨不肖的人自认为赶不上贤者智者，贤者智者自认为超过愚笨不肖者，也都不可能了。这大概就是所谓可以实行的言论吧？既然称为可以实行的言论，那么在千百世以前说出它，并不算先于行动；在千百世以后说出它，也不算落后。因为言语和行动相合为一，先后同时存在，即使圣人也不能在其中强行安排先后。至于应当实行的言论，即使今天说出，明天也可能有不应当实行的地方，更何况相隔千百世的前后呢？不只是这一件事，即使只举一个人来说，在仲由那里是应当实行的，在冉求那里却是不应当实行的。大概时势不同，处境有异，说法也就会改变。因此，实行要随着事情而变，说这话的人也就不同了，怎么能根据过去的做法把它当作定规，拘守从前的话而像尾生那样死守约定呢？这又说明，关于应当实行的说法，不能执守一端。应当实行之后才发言，不是通晓道理的人做不到；可以实行之后才发言，不是学问深厚的人也做不到。像中丞李公，真可以说是通晓道理、学问深厚的人。因此他能够使自己清正，使别人宽裕，公正和宽厚并用。他所说的，难道不是应当实行而且可以实行的吗？如今又有幸读到他所作的《从政集》，于是又看见他在朝廷、在地方，处于乡里、居于家中，过去的作为全都如此。这就是所谓先实行自己的言论。由此我知道，李公的学问是真学问，他的政绩是真政绩。把它题作《先行录》，不也是很合适吗？既然他已经先实行了自己的言论，那么还有什么是不应当实行的呢？又有什么是不能实行的呢？○《时文后序》【代作】所谓时文，就是当今选取士人的文章，不是古文。然而从今天看古代，古代本来就不是今天；从后世看今天，今天又会成为古代。所以说：“文章随着时代而有高下，所谓高下，说的就是权衡。”权衡在一个时代确定，精华光辉流传到后世，怎么可以苟且对待呢？千古之人的伦类相同，千古的文章也相同；不同的，只是一个时代的制度罢了。因此，五言兴盛，四言就成为古体；唐律兴盛，五言又成为古体。如今的近体诗，既然把唐代看作古代，那么可以知道，万世以后必定也会把我们看作唐代，这是毫无疑问的。何况是选取士人的文章呢？那些说时文可以用来取士、却不能流传久远的人，不仅不懂文章，也不懂时代。文章不能流传久远却能用来取士，这种事从来没有。国家名臣接连出现，他们的道德、功业、文章、气节，如今灿然可见，难道不是由时文选拔出来的吗？所以“棘围三日”这句话，正足以成为对这些人一生的定论。如果一个人的作为不能流传久远，他的言论必定没有文采，不能入选。然而大中丞李公所选的时文，根本目的就是希望它能够流传久远罢了。我希望各位士人留心阅读它。○《张横渠易说序》【代作】横渠先生同学者讨论《易》很久了，后来见到二程论说《易》，便对弟子说：“二程深刻明白《易》的道理，我比不上。”于是勇敢地撤下坐具，改变自己的说法而跟从二程，他的勇气就是这样。我说，先生仅凭这一点，就是《易》了。晋人谈论《易》，常用三个“易”字概括它，说：“简易而天下的道理就能获得，这是简易的一个‘易’。”又说：“不因世俗而改变，这是不易的一个‘易’。”又说：“变化运动不停止，周遍流转于六虚之间，不能拘泥于固定准则，只随着变化所趋而行，这是变易的又一个‘易’。”正因为极其简易，所以容易领会；正因为不变，所以深厚；正因为变化，所以神妙。虽然说的是三个方面，实际却是一个道理。深厚了就没有不神妙的，神妙了就没有不变化的。先生改变得这样迅速，像反掌一样容易，这是多么神妙啊！所以我说，先生仅凭这一点，就是《易》了。○《龙溪先生文录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