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温陵集卷之十六

译海虞后学顾大韶仲恭校订 读史三 ◆读史三 曹公二首 杨修 反骚 《史记·屈原》渔父 招魂 诫子诗 非有先生论 子虚 贾谊 鼌错 绝交书 养生论 琴赋 幽愤诗 酒德颂 思旧赋 杨升庵集 蜻蛉谣 唐贵梅传 茶夹铭 李白诗题辞 伯夷传 岳王并施全 张千载 李涉赠盗 封使君 ○曹公二首 曹公想把爱女嫁给丁仪，五官中郎将说：“女人看重容貌，而丁仪一只眼睛有毛病，恐怕爱女不会高兴。”后来曹公同丁仪会面，趁着坐在一起畅谈，突然站起来说：“丁掾爱好士人，即使他的两只眼睛都瞎了，也应当把女儿嫁给他，何况只是有一只眼睛有毛病？这个孩子误了我！”唉！曹公爱惜人才而忘了丁仪眼睛有病，爱惜人才而忘了自己所爱的女儿，也爱惜人才而忘了女儿所不爱的人。像曹公这样，真可以说是爱才到了极点！然而丁掾又怎么当得起这种待遇呢？一般人把眼睛有病看作缺陷，唯独丁掾因为眼睛有病而被看作奇才。因此我知道曹公确实有识人之眼，所以独能用一只眼来看待丁掾。因此丁掾可以失去爱女，却不能失去岳父；即使不能称曹公为岳父，也不得不称他为了解自己的主人。魏武帝患头风病，正伏在枕上时，一看见陈琳的檄文，就跃然而起说：“这治好了我的病，这治好了我的病。”文章能够使病人起身，是天下的良药；它不从口中进入，而是从心中接受。病因为看到文章而痊愈，这是天下真正的药，不能从形迹上寻求，只能从精神上领会。天下优秀的文章，就像高明医生善于用药一样，古今天下也并不少见。所以难的不是出现陈琳，而是出现魏武帝。假使把陈琳的檄文拿给凡是有眼睛的人看，他们未必不会都认为好，却未必都能立即治愈疾病。只有能够治愈疾病，才看得出魏武帝爱惜人才最为深厚、契合仰慕最为独特。所以我不只是喜欢陈琳能写文章，更喜欢陈琳能够遇到知己；知己实在难遇，即使陈琳也不能不怀有遇到知己的感激。唐明皇难道不是能写文章的人吗？然而杜甫的《三大礼赋》气势浩然，唐明皇却没有赏识，已经把他弃置得像秦越人一样了。何况六朝那些庸主呢？何况沈约、谢朓彼此扬长避短，王僧虔用秃笔自我解免，刘孝标徒然续写《辨命论》呢？○杨修 史书称，丞相主簿杨修谋划拥立曹植为魏国继承人，曹丕对此忧虑，便用车装着废弃的竹笼，把吴质藏在其中带进去同他商议。杨修把这件事告诉曹操，曹丕大为恐惧，吴质说：“没有关系。”第二天，曹丕又用竹笼装绢帛带进去，曹操派人推查检验，没有发现有人，因此开始怀疑杨修。又因为杨修每当要去当值，担心有事情需要禀报，便揣测曹操的心意，预先写好十多条答复诏令，命令门下官员随时依问题作答；于是诏令刚发出，答复便送入宫中，曹操感到奇怪，于是逮捕并杀了杨修。这是实录。有人认为杨修聪明异常，又同袁氏结亲，所以曹公嫉恨他。曹公爱惜人才，是古今公认的；即使祢正平那样无礼，他尚且能够容忍，陈孔璋的檄文侮辱牵连到曹公的父祖，他还把陈琳收来任命为记室，怎么会因为这些原因呢？即使真有这种情况，他又怎么能够兼并群雄、统一天下呢？杨修想谋划拥立临淄侯曹植，是被曹丕等人诬陷的；确实是因为临淄侯本来凭才思敏捷而受到宠爱，又诚心投向杨修，所以杨修也把曹植当作知己。曹植多次给杨修写信，没有什么避忌；杨修也常常在曹操面前炫耀聪明。因此杨修不善于收敛隐藏自己，理应遭到失败。杨修同祢正平、孔北海彼此知交，都是同一类人，所以也都失败了。○反骚 杨雄年轻时喜爱辞赋，仰慕司马相如的作品，觉得屈原的文章胜过司马相如，却最终不能被容纳，作《离骚》后投江而死，便为他的文章悲伤，读来没有一次不流泪。他认为君子得志时就应当大有作为，不得志时就应当像龙蛇一样隐退，能否遇合，是命运罢了，何必投水而死呢？于是作书，往往摘取《离骚》的文辞反过来说，从崏山投到江中来凭吊屈原。李生说：“《离骚》就是离忧；《反骚》则是反过来写它的文辞，以使忧愁更加深重，正是说屈原反而把愁绪凝结起来了。他以世道不足为恨，所以对世道的愤怒更加深；以风俗不足为恨，所以嫉恨风俗更加深。他把神龙潜藏深渊看作美德，那么，他把世人看得多么卑下鄙劣，把屈原又看成什么，把世道又看成什么呢？”大概是深深地为此惋惜，又深深地为此怜悯：对屈原的悲痛转而更加深重，对世人的哭泣也转而更加剧烈。假如有伯夷那样的操行，就会把饿死看作快乐；假如有士师那样的刚直，就会把不受羞辱污损看作美德，不过是各自顺从自己的爱好罢了。若执守伯夷的情怀，却想兼有柳下惠的和顺；有了柳下惠的和顺，又想同时具备伯夷的清高，那么柳下惠就不成其为柳下惠，伯夷也不成其为伯夷，全都是虚假的了。屈原，是伯夷一类的人；杨雄，是柳下惠一类的人。两人虽然相反，实际上却彼此了解，实际上没有一次不互相痛惜怀念。那些假装作人的人，哪里只是不懂杨雄，难道也懂屈原吗？唐代柳柳州曾说：“舍弃故都而追随利益啊，我知道先生不忍站在那里看着它倾覆啊，这难道又是先生的志愿吗？困窘与显达都不改变啊，只是服从道而守持义。可叹先生的容貌已经无法见到啊，还依稀可见于他的文章；寄托在遗留下来的篇章上叹息啊，我的眼泪涌满眼眶。悲哀如今的人啊，难道有人忧虑时世的好坏吗？退居一旁默默地自我约束啊，只说我的话即使说了也不会实行。”他那种伤感当今、怀念古人的情怀，也很令人感动。只有太史公的《屈原传》最能理解屈原。○史记屈原 挖井的人，把淤泥排除掉，使清泉变得明净，就可以汲水了；可是竟然不去汲取，实在不能不令人心中悲痛。因此可知，君主英明，君臣都能共同受福；君主不明，君臣也共同受辱。这样还能得到什么福呢？那么，怀王客死在秦国，屈原沉没于深渊，正是共同受辱罢了，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张仪侮弄楚怀王，简直像儿戏一样。屈原竟想把怀王托付成天下的元首，把他期望成尧、舜、三王那样的人，虽说忠诚，却也痴心。读者只须取其忠心罢了。昏庸愚蠢的平庸君主，哪里有什么可以草拟制定的制度？左右近侍中，完全没有一个人与屈原同心，那么屈原也太孤独无助了。况且草拟的稿子既然还没有定稿，上官大夫等人怎么能够看见？既然已经让他们看见，那就是我把公事公开给天下人了。公开了就没有所谓我的、他的分别，又何必等待夺取？又怎么会夺取而不给他呢？即使推说这是上官大夫的才能也可以；不等到他产生夺取的意图，这才是好的。这就是以人事奉君主的道理，也是臣下广泛增进忠诚和利益的办法，实在是大忠，千万不可不加察看。○渔父

译仔细玩味这篇文章，毕竟确实有这样一个渔父，并不是假设出来的话。看他划船时唱的歌，格调迥然清越，和屈原完全不同。篇末立即显露出拒绝的迹象，于是离去，不再同屈原说话，由此就可以看出来了。如果屈原确实有这样的见解，难道肯投汨罗江而死吗？两者实在互相矛盾，只是各自坚持一家之言罢了。不过，做渔父容易，做屈子却困难。屈子所说的“国家无道，就装作愚钝来冒险犯难”，正是这个意思。谁不能表现聪明？唯有这种愚钝是别人无法企及的。渔父的见解，屈原也知道，屈原也能说出来；所以说这是屈原假设的言辞，也可以。○招魂 朱子说：“古人死后，就拿着死者的上衣登上屋顶，站在高处面向北方呼喊：‘皋，某人回来吧！’于是拿着这件衣服连续招魂三次，再下来用衣服覆盖尸体，这就是礼书所说的‘复’。”解说的人认为，招魂使魂魄回来，是祷告祭祀的方式，是爱护死者之心的极致，大概还希望他能够复生。这样做了仍不能复生，那就确实不能复生了。于是才办理死者之事，而荆楚的风俗竟有时把这种做法施用于活人。所以宋玉哀怜屈原被放逐，担心他的魂魄离散，便顺应本国风俗，假托上帝的命令，借巫者的话来招魂。他尽力表达爱护并进行祈祷，仍然留有古礼的意味，因此太史公读到它而哀叹宋玉的心志。李生说：“上帝命令巫阳占卜屈平所在之处，好把他的魂魄召回来。巫阳认为屈原被放逐到江南，魂魄已经不再回来，时间既久，不必占卜之后才知道，也不必筮问之后才把魂魄召回；只应立即派掌梦之官前去招他的魂魄，催促它赶快回来罢了。”返魂还魄、使死人复生，这是天帝所专有的权力，却让巫阳来占卜，这说明天帝也算不上明智。因此巫阳说天帝的命令难以遵从，而自己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招引屈原。天帝于是也推辞巫阳，表示不能再任用屈原了。大概宋玉是把自己比作巫阳，把上官、柔兰等人比作掌梦之官，把怀王、襄王比作天帝，其中的言辞意旨是隐含的。招魂的辞句，只叙说上天下地、四面八方都不可长久居住，却只说故国土地、饮食、宫室、声妓、宴游的快乐，以及宗族的美好，完全不说当日的事情，可以说是极其精妙，极其精妙！好啊，这招魂！痛啊，这招魂！快乐啊，这招魂！同时景差也有《大招》的辞句。到了汉代，淮南小山作《招隐士》。朱子说：“淮南王刘安喜爱招致宾客，宾客中有八公一类的人，分别创作辞赋，依类别相从，有的称为大山，有的称为小山。《汉书·艺文志》中有《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就是这个。”王逸说：“小山一类的人怜悯屈原，屈原虽然沉没，名声德行却显著流传，和隐居山泽没有不同，所以作《招隐士》这篇赋，用来彰明他的志向。” ○诫子诗 明智的人处世，没有比中道更高尚的。安闲自得地生活，依循大道而行。首阳伯夷显得笨拙，柳下惠却显得圆通。吃饱饭，安稳行走，以做官代替务农。依托隐逸而玩世，违背时俗；若不遇时，才能尽失，身体也危险。喜好名声而得到虚荣，便会产生群体性的牵累。孤高而尊贵便失去和谐，遗留下来的东西也不会匮乏。自行了结也没有多少可取之处。圣人的道路，时而如龙显现，时而如蛇潜藏；形迹显露而精神隐藏，随着万物变化，顺应时势的需要，没有固定的处世方式。卓吾子说：“既然说要顺应时势的需要，那么首阳伯夷就不是笨拙；既然说没有固定的处世方式，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像柳下惠才算圆通？”班固赞说：“刘向说，东方朔年轻时，曾多次询问年长者和贤人，那些通晓世事、在东方朔时代生活过的人都说，东方朔口才诙谐，善于倡导和辩说，不能持守自己的论点，喜欢给庸人讲诵说解，所以后世流传的传闻很多。杨雄也认为东方朔的言论不能完全作为师法，行为也不能完全作为榜样，德行也不纯正，他流传下来的风气和著作微不足道。然而东方朔名声超过实际，是因为他诙谐通达、才艺多端，不专以一种行为自许；应答诙谐，像是有余裕；不陷困窘，像是有智慧；直言规谏，像是正直；德行污秽，像是隐士；不是伯夷、叔齐，却推重柳下惠。他告诫儿子要崇尚宽容，这难道是滑稽家的雄杰吗？”卓吾子说：“刘向既然称东方朔口才诙谐、善辩、善于倡说，这就是辩论能力胜过他人；却又说他不能持守论点，为什么？” 刘向所谓的“论”，是说他离东方朔的时代还不远，相隔千年之上，仿佛仍能看见东方朔，于是向那些在东方朔时代生活过的长者询问；这怎么可能呢？东方朔当时，朝廷内外没有一半人了解他，只有汉武帝了解他，所以东方朔进谏，汉武帝一定听从。当时那些长者中，谁是了解东方朔的人，刘向又向谁询问东方朔呢？难道没有看见《答客难》吗？唉！说东方朔行为不能完全作为师法、德行不能完全作为榜样，说他的流风遗著微不足道吗？不是这样。杨雄这个人的为人，就更加可以看清了。他低声下气地玩弄唇舌，想借此博得万世的名声；与东方朔相比，哪里只是云泥之别！我这些辨析驳正，应当成为东方朔和杨雄的实录。○非有先生论 遇到合适的人，一句话就能使事业兴起；遇不到合适的人，一句话也会在千年之后归于消亡。遇合的时候少而不遇合的时候多，这就是志士居于山林、仁人尽力保养生命的原因。正因为不忍心去做，所以没有人肯作歌咏；弹琴取乐而忘记死亡，正是合宜的。然而这样说来，东方生大概也是幸运地遇到了汉武帝。人们说大隐士居住在朝廷市朝之中，把东方朔看作朝隐。唉！假使不是武帝爱惜人才、像这样了解东方朔，他难道敢有一天居住在朝廷市朝之间吗？最先避世而歌唱的，是德行衰微的东方朔。○子虚 班固说：“司马迁称《春秋》能够推究显见之事而达到隐微之理，《易》从隐微之理出发而达到显明。《大雅》讲王公大人，而德行能够惠及百姓；《小雅》讥刺小人物自身的得失，而它的流弊又涉及上层所说的事情。虽然两者不同，但归结起来，都是以德为一。司马相如虽然有很多虚浮的言辞和泛滥的铺陈，但他的要旨归结于崇尚节俭，这同《诗经》的讽谏有什么不同？杨雄认为这种铺陈华丽的辞赋，是百般劝诱而只有一分讽谏，犹如放纵地演奏郑、卫之音，曲子结束时才奏一段雅乐，岂不是太戏谑了吗？”我认为杨雄这番话不只是不了解人，也不了解文章；不只是不了解文章，也不了解言语；不只是不了解言语，也不了解讽谏。他既然不懂讽谏，难怪会作《剧秦而美新》。○贾谊

译班固赞说：刘向称赞贾谊论述三代以及秦朝到汉初乱局的原因，他的议论非常美善，通晓国家体制，即使古代的伊尹、管仲，也未必能远远超过他。假如当时得到任用，功业教化一定会很盛大；却被庸臣所害，实在令人哀悼痛惜。回头看孝文帝沉静无为、亲自实行，以此移易风俗，贾谊所陈述的主张已经略有施行。至于他想改定制度，把汉朝定为土德，崇尚黄色，数目采用五；以及想试行属国制度，施行五饵三表以羁縻单于，那些办法确实已经疏阔了。贾谊又早年夭折，虽然没有做到公卿，也不能说没有遇合。他所著的文章共五十八篇，选取其中切合政事要旨的，写在本传中。李卓吾说：班固只是文士儒者罢了，只适宜依照司马迁的旧例，完成一代史书，不适宜自己另立评论。自己立论，就免不了掺入其他经史中的见闻，反而成为污杂之物。班固的文才很美，他对于孝武帝以前的人物，完全依照司马迁的旧文，又很有见识，只是不应当再在后面增加论赞。为什么呢？论赞必须具备旷古以来的眼光，并不是区区具有文才的人所能做到的。刘向也是文士儒者，然而他的筋骨更强，肝肠更深，人品不同，所以见识也不同。他是把儒学化为自己的文章的人，虽然不能超越文章本身，却和班固相差很远。汉代的儒者，都把董仲舒推为首位。如今看董仲舒所谓不计较功劳、不谋求利益的话，似乎如此；但他又借说明灾异来求得免祸，还说仁人不计利益，说越国没有一个仁人，这又是为什么？他所说的话自相矛盾。而且天下哪里曾有不计功劳、不谋求利益的人呢？如果不是真实地知道某件事对我有利益，能够成就我的大功，那为什么还要端正义理、阐明大道呢？把他同贾谊通晓国家体制、真实切合实用的言论相比，怎么样呢？班固懂得什么，不过是知道一些旧日传闻罢了，却想借此贬低贾谊，难道不可笑吗？董仲舒是拘泥章句的儒者，他腐朽固然应该如此。然而董仲舒只是腐朽，并不是欺诈；到了今天，却成了穿墙盗窃的小偷。他没有得到富贵时，便豢养自己的声名来求取朝廷的富贵，凡是可以欺世盗名的事，无所不做；已经得到富贵后，又用朝廷的富贵来养护自己的声名，凡是遇到灾难可以苟且免除的事，无所不为。难道不是一个真正的穿墙盗窃之人吗？这样，他既是董仲舒的罪人，也是班固的罪人，却还敢随声附和、雷同议论来批评贾谊。因此我因为读了贾谊、鼌错二人的经世论策，痛惜班固沉溺于传闻见闻却敢于妄加评论，于是作歌说：四匹马也追不回说出的话，千万谨慎不要作孽；通晓国家体制，刘向自然与众不同，胜过那三条标准。五种诱导办法并不疏阔，也不笨拙，那些人究竟是什么人？相隔千里，汉廷诸子，贾谊实在远远超过他们。若说不能谋求利益，何其迂腐空疏？这样的办法怎么能采用？须发斑白、白发如鹤，安闲地立在朝廷廊庙之间，戴着冠冕，佩着玉玦。世间儒者拱手而立，却不知道该说什么。○鼌错 班固赞说：鼌错锐意为国家作长远谋划，却没有看见自身将受祸害。他的父亲鼌暒预先知道这件事，便在沟渠中自杀；死了也无益于挽救败局，不如赵母劝说赵括以保全宗族。可悲啊！鼌错没有活完一生，我怜惜他的忠心，所以把他施行政事的言论论述出来，写在篇中。卓吾说：鼌错在对策中直接把汉文帝推到五帝的位置上，并不是阿谀，因为他的臣子都比不上他。所以说：五帝神圣，他们的臣子都比不上，却亲自处理政事。既然亲自处理政事，就不能不知道治国的术数。如今看当时朝廷中的诸臣，只有贾谊罢了。贾谊虽是千古英才，然而和汉文帝相比仍相距很远。这难道是汉文帝所有臣子都与他同具一种德行吗？既不能像五霸那样有贤能胜过自己的君主的辅佐者，也不能像三王那样君臣共同贤明，那么孝文帝真是孤立无助的君主了。因此鼌错为此悲伤，把汉文帝推举到与五帝并列的位置。然而说汉文帝没有辅佐可以，说他不知道治国术数却不可以。治国的办法很多；如果说人人都不知道术数，非要他们全都采用自己的术数，那又怎么能说自己懂得术数呢？汉文帝有汉文帝的术数，汉高祖有汉高祖的术数，五帝、五霸又各有五帝、五霸的术数。以至于六家九流，凡是凭借某种东西而成就大功的人，无不都有真实而确定的术数。只有儒者不懂，所以不能和他们谈论治理。即使其中偶然有一两处相合，也都不是本性确定、精神契合、心意融通、才智会合，像拿着左券之后才去做那样。因而顺应时代，采用相应的方法，世上没有固定不变的时代，我也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这就叫作随时进退，不必劳烦君主。掌握某种方法来驾驭时代；时代本来没有固定的方法，自己却有固定的方法，这就叫执守一端来应对无穷变化。至于看不见时代、不知道方法，时代存在时方法也随之存在，方法不能违背时代；方法存在时时代也随之存在，时代也不能违背方法。这就是管夷吾等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像鼌错这样，不过是刑名家中的一派、申不害和商鞅的一种方法，却反过来认为汉文帝不懂学术，想强行牵引他跟从自己，实在糊涂。申不害、商鞅的办法，并不是不能使天下得到平均治理，也不是能让每个人都把天下事务看得如同掌上指纹一样清楚；然而祸患却要由自己承担。因此鼌错用残忍刻薄的办法辅佐太子成就事业，而太子最终也采用了他那种残忍刻薄的办法，反过来害死了自己。唉！谁知道鼌错为汉文帝没有辅佐而悲伤，他的父亲反而因为鼌错没有父亲而悲伤呢？因此鼌错为了国家忘掉家庭，只知道日日夜夜为刘氏不能尊显而悲伤。他的父亲为了公事忘掉私情，也只知道日日夜夜为鼌氏不能安宁而悲伤。千年以后读来，实在令人悲痛而不能停止。可是班固反而讥讽他的父亲不能学习，赵母也荒谬啊！○绝交书 这封信如果出自别人，是相知者代替嵇康作这样的辞说，还可以；如果是嵇康亲自作这样的言辞，恐怕没有这个道理。山涛举荐嵇康，大概正是所谓真正了解他的人；而嵇康的才华也确实配得上山涛的举荐。嵇康说自己的性情不能忍受做官，做官必然招来祸患，这话是对的；但说山涛不了解自己，故意想把祸患送给自己，这就不对了。把自己比作鸳雏，把山涛比作死老鼠，也不对。把举荐自己的人说成不了解自己，直接同他绝交；又把自己说成真正不爱做官，把山涛说成爱做官，抬高自己而贬低别人，极不合乎实情，这就更加不对了。唉！像嵇康这样的天才，如果再稍微加以学习，那又会达到怎样的境界呢？难道肯袭用前人的口吻，写出这种不合情理的遁词吗？然而这封信确实严峻决绝，令人畏惧；千年以后，仍然可以想见他的为人。母亲说：我这是贬斥嵇康，只是说给上等人听的。○养生论

译嵇康、阮籍被称为同心之友，而阮籍形体玄妙、心神幽深，仿佛有所领悟，从他放达的言论以及对孙登长啸的描写中可以看出来。至于向秀为《庄子》作注，更是已经领会大意的人，真可以说是庄周的惠施。嵇康同这两个人交游，为什么不向他们求问道理？如今读《养生论》，完全不懂神仙之事，不仅不认识真正的神仙，也不懂得养生。为什么竟然当面错过到这种地步？凭嵇康这样聪明出尘的好汉，即使向秀、阮籍也对他无可奈何，实在令人遗憾。不过，若论他的人品高尚、文辞美妙，难道又是竹林七贤所能比得上的吗？○琴赋 《白虎通》说：“琴，就是禁止的意思。禁止人做邪恶之事，使人归于正道，所以称作琴。”我认为，琴就是心；琴也是吟咏，是用来吟咏人的内心的。人们知道嘴能够吟咏，却不知道手也能够吟咏；知道嘴有声音，却不知道手也有声音。比如风摇动树木，只看见树在鸣响，便说树不会鸣响，这是不对的；说树自己能够鸣响，也不对。这件事可以让我们知道手是有声音的。听琴的人指着琴声说这就是声音，就如同指着树木的鸣响一样，不也是拘泥了吗？《尸子》说：舜制作五弦琴，用来歌唱《南风》，歌词说：“南风温和啊，可以解除我百姓的怨愤啊。”因为风而想到百姓的怨愤，这就是舜的心，也是舜的吟咏。微子为殷朝将要灭亡而悲伤，看见鸿雁高飞，拿起琴创作琴曲，不敢用口唱出，只用手弹奏。这就是微子的心，也是微子的吟咏。文王得到贤妃之后，就弹琴鼓瑟同她亲爱，以钟鼓使她快乐。从前辗转反侧、醒时梦中都在思念的人，终于不再有了。因此他所作的琴曲名为《关雎》，孔子读后赞美说：“《关雎》快乐却不过度，虽然说它快乐超过了一般，却不能认为是过分。”这不正是文王的心吗？不是文王，谁能吟咏出这样的琴曲？汉高祖凭借雄才大略取得天下，喜爱仁厚柔和的太子；太子既已有羽翼，可以安定汉室，而赵王母子又隶属于吕后，无法保全自己。因此汉高祖倚着瑟歌唱《鸿鹄》，虽然眼泪流下来沾湿衣襟，但声音慷慨激越，实际上含有安慰之意。这不是汉高祖的心吗？不是汉高祖，又有谁能吟咏出这样的曲子？由此看来，心是同一个心，吟咏也是同一种吟咏。可是为什么又说丝弦不如竹管，竹管不如人声呢？心相同、吟咏相同，那么声音自然也相同。却又说越接近自然越好，这又是为什么？难道不是叔夜所谓没有通晓礼乐的真情吗？所以说：“言语不足以表达，便用歌咏来表达；歌咏仍不足以表达，便不知不觉手舞足蹈。”《康》也说：“恢复原状仍不足以尽意，就用吟咏来放纵心志；吟咏仍不足以尽意，就寄托于言辞来扩大意义。”傅仲武《舞赋》说：“歌唱用来咏叹言语，舞蹈用来充分表达心意。”评论诗歌，不如听它的声音；听它的声音，不如观察它的形态。因为心意在舞蹈中得到充分表达，形态又可以从声音中得到察知。由此说来，有声不如无声，这一点很清楚；把话说尽不如把心意表达尽，也很清楚。这样看来，说手没有声音，说手不能吟咏，也可以。正因为手不能像口那样吟咏，所以善于聆听的人反而能独自得到它的心意，知道它的深处。它作为自然之声，还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呢？又有谁说它不如人声呢？我再由此观察，同样是一张琴：在袁孝尼面前弹奏，声音何等夸张；在临近死亡之际弹奏，声音又何等悲惨。琴本来只有一张，心境却本来不同；心境不同，手法就不同；手法不同，声音就不同。哪一种不是自然流露的呢？难道可以说手不能发出两种声音吗？难道可以说那一种声音是自然的，而这一种声音不是出于自然吗？所以蔡邕听到琴弦之声，便知道其中有杀伐之心；锺子期听琴弦，便知道高山流水之意；师旷听琴弦，便辨识出《南风》不够强盛。大概自然的道德，就是手应合内心，其精妙本来就达到这种程度。○幽愤诗 嵇康到狱中，是为了证明吕安无罪，这是义行中极其艰难的事。诗中却有许多自我责备的话，这是为什么？如果果真应当自责，到了这个时候才自责，已经晚了，那就是害怕死亡。既然不怕死，能够证明朋友无罪，却又害怕死亡而自责，我就不能理解了。天下本来确实有不怕死而实行义的人，他们一生以行义为乐而忘记死亡，那么这种死亡本来就是嵇康所乐意接受的，为什么还要自责呢？这也像世上那些害怕死亡、不敢行义的人，他们一生宁可没有义，也不肯因义而为朋友去死，那么同样也没有自责的时机。朋友之间、君臣之间，无不如此。世上从来没有托付孤儿、寄托国家命运的臣子，已经答应以死报国，却临死时反而自责的。所谓喜欢善行却蒙昧无知的人，难道另有所指，而不是指吕安吗？不是这样吗？当时三千名太学生同一天到宫阙前伏地上书，为嵇康请求，那么嵇康就更加可以安心赴死而无所自责了。锺会凭借反叛之人的势力乘机害死嵇康，难道嵇康还不知道，仍想保养性情、延年益寿，在山谷岩穴之间改弦更张吗？这难道是嵇康保养性情、延长寿命的时候吗？我认为叔夜是什么样的人？临终弹奏《广陵散》，一定不会有这种纷繁自责、错误荒谬、侥幸求生的卑贱姿态。或者只是喜欢猎奇的人在其中增饰了这些内容，阅读者自然能够辨别。○酒德颂 《法言》说：“螟蛉的幼虫，蜾蠃祝告它说：‘像我，像我！’时间久了就会像我了。多么快啊，七十名弟子像仲尼！”李轨说：“螟蛉是桑虫，蜾蠃是蜂虫。蜂虫没有子女，便捉来桑虫，遮蔽起来弄死它，幽闭着养它，祝告说：‘像我，时间久了就会变成蜂虫了。’”这篇颂文只有结尾独创新奇、精妙，并不是引用《法言》的原意，读者应当仔细体会。如今人们称养子为“螟蛉子”，就是这个意思。那么，道学先生和礼法俗士，难道全都是蜂虫所养的螟蛉子吗？还自称为二豪，岂不可悲吗？○思旧赋 向秀《思旧赋》只说嵇康才华高、技艺精罢了。嵇康的才华和技艺，也是古今都有的；但他的人品和气节，却是古今少有的。难道向秀当时正谋求保全自己，不敢把话说尽吗？如果这样，这篇赋本来可以不作，旧友也本来不值得这样思念。向秀在嵇康死后，又不知活了多少年。今天他们都在哪里呢？嵇康还在千古以来被豪杰叹赏，而向秀却已经如此了。还有谁会再思念向秀呢？他竟然还要作这种没完没了的算计吗？况且李斯感叹东门之事，拿来相比也很不伦不类。竹林七贤中，这是最没有骨气的人。不要说前辈从来没有褒贬七贤的话。○杨升庵集

译我读杨先生的文集，产生了一些感想。古代的圣贤，活着不容易，死去也不容易。活着不容易，所以活着时人人都仰望；死去不容易，所以死后人们还会思念。于是，先于后世而生的人，仍希望在后世有所期待；后于先贤而生的人，又常常为错过先贤的时代而叹恨；同时代出生的人，又往往把自己同他们相比，说自己如同附着骏马而行，如同登上青云。这样看来，圣贤的生死本来意义重大。我读杨先生的文集，想考求他的生卒年月，却没有找到。遍读各篇序文，而序文也不记载。那些人大概认为，为他人的文章作序，只应称赞他的文章罢了。这也像为求学修道的人作序，必定要夸大道；为功业作传，必定要夸大功业；叙述人物品德，必定要表扬其大概。哪里知道事实并不是这样？所谓文集，是说这个人的文章确实一定可以流传后世，然后才将它们汇集起来刊行。那么这个人的文章，应当像日月星辰一样光明显著，凡是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又何必借助序赞呢？那些序赞岂不是多余的吗？何况这个人有时未必能写文章，那么又凭什么知道他的文章一定能够流传，便替他作序赞扬而刊行呢？所以我曾认为，世上给文章作序的人很多，却大多没有见识。孙子大概只是想借助别人的地位声望来光耀显扬自己的父祖罢了。不然，就是形势使他不能不请求，又不能不请人作序文。文章要等待别人来使它流传，那么文章本身也就可想而知了。将来谁来传它呢？如果既不敢不请求，又不敢推辞，那么作序的人也只应当直截了当地记述他的卒日和一生经历的次序，使读者有所考察，这样就好了。唉！先生的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华声望如此，却终身没有得到施展，所以把它们发露在文章中；没有哪一种文体不具备，也没有哪一种文章不能创作。即使曾经登门求教的人，尚且不能替他说出一句赞语，何况后人呢？我因此私下依托仰慕之情，想考察他的生卒始末和履历详情，像古人所说的年谱那样，时时放在案头，仿佛亲自到他门下，跟随在他身后。然而各篇序文都没有记载，因此感到遗憾。何况又有矮子之类的人，随风附和，只说先生不过是一个博学的人，更加可笑。○蜻蛉谣 古今人的人情是一样的，古今天下的形势也是一样的。我从年轻到老年，推究人情、评论形势，没有见过一个人与我相同，所以常常惊讶，认为上天为什么把我生得如此不祥呢？人的本性彼此相差不远，偏偏只有我不同，这不是不祥又是什么？我最初做官时，亲眼见过南方倭寇和北方虏患的动乱；最后进入滇地，又熟悉听闻土官、猺獞的变乱。大体上，读书食禄之家，见解都相同。拿我所见的事实去询问他们，他们不是认为我狂妄，便认为我该杀。生取用先生的见解竟然如此，这就知道先生只是没有被任用，一旦任用，必定会成为姜公那样的人。生虽然出生较晚，所见却符合前代贤哲，也可以证明我并非不祥。因此高兴地把这篇文章抄录下来。○唐贵梅传

译升庵先生《孝烈妇唐贵梅传》说：烈妇姓唐，名贵梅，是池州贵池人。到了笄年，嫁给朱氏。丈夫贫穷而且体弱，有一个凶悍淫荡的婆婆，年轻时曾同徽州富商私通。弘治年间，富商又来到池州，看见贵梅很喜欢她，暗中用金帛贿赂婆婆。婆婆贪图这些财物，几十次教唆贵梅淫乱，她不听；逼迫她，她也不听；又加以鞭打，她仍不听；接着用炮烙之刑，打得她体无完肤，她始终不听。婆婆于是以贵梅不孝为名向官府告状。通判慈溪的毛玉收受贿赂，加倍给她施刑。贵梅几乎被打死，却始终不听从。富商仍然贪恋她的美色，叫婆婆作保把她释放出来。亲戚都劝她说：‘你为什么不把实情说出来？’贵梅说：‘如果那样做，虽然保全了我的名声，却不是玷污了我的婆婆吗？’于是夜里换上袿襡，在后园古梅树下自缢。婆婆并不知道。到了早晨，她手持桑木杖，准备进屋，挺着杖一边骂一边走，说：‘恶奴，早听我的话，得到金帛享受快乐，如今怎么样了！’进屋没有看见她，随后来到树下，才知道她已经死了，于是大声痛哭。亲戚责骂说：‘活着时已经因为她不孝而告了她，死后却称了你的心，为什么还要痛哭呢？’婆婆说：‘她活着时，我还有希望得到好处；她死了，商人一定会追回赃物，我正是因此哭，不是为这个恶奴哭。’ 尸体悬挂在树上三天，面色仍像活着一样。樵夫牧童看见的都流下眼泪。每年梅花盛开时，在梅树下隐约可以看见她的身影。有关官员因为府官的缘故，始终不敢上报表彰节烈。我舅父喻士积偶然游历到池州，听说这件事，作诗凭吊她；回来后嘱咐我慎重地为她作传。唉！贵梅生不逢时，遭遇了这样的悍妇。活着以梅为名，死在梅树下。她的操守像冰一样清、像霜一样洁，同梅花有什么不同？既孝且烈，应当写入史册。有关官员失职，实在令人叹息！于是作这篇传，附在《露筋碑》的碑座上。卓吾子说：“先王的教化，只能施行于穷乡下邑，却不能施行于冠服整齐、人才济济的名区；只能施行于三家村里不识字的女子，却不能施行于一向读书、居于人上之位的君子。池州通判毛玉，难道不是一向读书、居于人上之位的君子吗？慈溪县作为县城，难道不是毛玉所处的繁华大邑、著名区域吗？如今通判贪受贿赂，以淫乱逼迫孝烈妇；一向读书、沐浴教化的人竟如此。孝烈妇唐贵梅宁愿去死也不受辱，从未读书却沐浴圣教的人反而如此。那么先王的教化，也只是徒然罢了！”“孝烈”二字，是杨太史特意使用的笔法。贵梅的死确实刚烈，但同孝有什么关系呢？大概贵梅宁愿死去也不为自己辩白，是因为婆婆的缘故；不然，她难道不会对受贿指使的商人咬牙切齿、深恶痛绝，却故意忍死为他隐讳吗？书中说：“孝烈妇”这个称号是恰当的。她死后三天，尸体仍悬挂着，面色像活人一样；众人虽然都知道，却始终不敢上报表彰。每年岁末，明亮的月光照在梅树上，隐约如同还能看见她，难道还希望有知情者吗？唉！如今的官府不但不肯替这类死者申明真相，即使有其他容易申明的事情，也一定要有权势和力量之后才肯做。谁知道在数千里之外，一个与此事无关的人，不用请求，竟然把她的事写成孝烈传呢？杨太史是当代名流，有权势的人想尽办法想借他一句话来增加声望，却不能得到；如今孝烈妇独能得到太史的传记，凭此使自己在百世之后显明，孝烈妇可以无憾而死了。假使当时贵池有贤人，果真能够慨然向当道申明这件事，也不过赐一块匾额、悬挂一块牌匾，成为一件旧故事罢了，又有谁知道它的价值呢？这篇传流传以后，我知道孝烈妇的身影不会再在月光下梅树旁反复出现了。升庵听到这件事，是听他的舅父喻士积说的；喻士积早年游历贵池，亲眼见过这件事，曾作诗凭吊。所以升庵作传，详细记载士积所见所闻的始末，是因为认为士积可信。这样说来，这篇传不只是孝烈妇借它显扬，士积也借它附带获得了名声，传记难道是白作的吗？唉！毛通判当日所作所为，只以为贪图他的贿赂而不会有人知道；贵梅已经死了，又有谁替她申明呢？哪里知道在贵池没有申明的事，最终却在新都得到了申明呢？如今升庵文集盛行于世，谁不知道在这部文集中记载了贵池人士都知道的事实：赃吏毛玉受贿，逼迫孝烈妇行淫；慈溪人士也都知道有一个乡官毛玉受贿，逼迫孝烈妇行淫。毛玉只要没有孙子便罢了；如果有儿子，儿子必定不敢承认毛玉是父亲；如果有孙子，孙子必定不敢承认毛玉是祖父。大概同乡少年仰慕太史已经很久了，读他的书、看他的事，必定会私下相互传告；私下相互传告，没有不暗自嘲笑、背后辱骂的。毛玉本来想多积累金钱留给孙子，使孙子感激自己，又哪里知道反而使孙子不敢承认自己呢？太史的传记比先王的教化更严厉、更明白。我认为这篇传对于世间教化的帮助很大，所以再次急切地阅读并详细抄录下来，作为孝烈传以外的一篇外传。○茶夹铭 唐代右补阙綦毋旻作《代茶饮序》说：“疏通滞塞、消除壅积，一天之内的利益暂且很好；使气血衰弱、耗损精气，终身的祸害就大了。得到好处便归功于茶的力量，带来祸害却不说是茶的灾害。”我读后笑着说：“疏通滞塞、消除壅积，清苦之味的益处实在很多；使气血衰弱、耗损精气，是情欲的危害最大。得到好处便不说是茶的力量，自己受害反而说是茶的祸殃。唉！这就是宽恕自己、责备别人的说法。”于是作铭说：“我年老而没有朋友，早晚只有你相伴。世间的清苦，谁能比得上你？每天饮你，不辨有几钟；每晚斟酌你，不问有多少。早起晚睡，我愿同你始终相伴。你不姓汤，我不姓李。总而言之，始终都是一味清苦。” ○李白诗题辞

译升庵说：“李白仰慕谢东山，所以自号东山。李白、杜子美说：‘你同东山李白交好’，就是这个意思。刘昫修撰《唐书》，却把李白说成山东人，于是造成纷纷争论。”于是引用曾子固称李白为蜀郡人，又取《成都志》所说李白出生于彰明县青莲乡的记载来证实。卓吾说：“蜀人就把李白说成蜀地所产，陇西人就把李白说成陇西所产，山东人又借此说成山东所产，并把它编入《一统志》，大概从唐代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如今王元美根据范传正的墓志断定其说为正确，说：“李白的父亲客居西域，逃居到绵州的巴西，李白在那里出生，这才是实录。”唉！一个李白，活着时没有容身之处，死后却被千百年来的人仰慕争夺，始终没有停止。我认为，李白无时不是他出生的年代，无处不是他出生的地方；他既是天上的星辰，也是地上的英杰；既是巴西人，也是陇西人、山东人、会稽人、浔阳人、夜郎人。死去的地方也荣耀，出生的地方也荣耀，被流放的地方也荣耀，被囚禁的地方也荣耀；没有游历、没有被囚、没有被流放、没有到过的地方，只要读到他的书、见到他这个人，也同样荣耀。荣耀，荣耀，不要争，不要争。○伯夷传 真西山说：这篇传姑且只从文章上取其价值。杨升庵说：这话很荒谬。如果道理有违背，就不能成为好文章。文章和道理，难道是两回事吗？这更加说明他不懂文章。本朝又有人补订《伯夷传》，真奇怪啊！又说：朱晦翁认为，孔子说伯夷求仁而得仁，又有什么可怨的？如今太史公作《伯夷传》，满篇都是怨意，这话很不公允。卓吾子说：有什么怨？这是孔夫子说伯夷求仁得仁，是司马子长说有怨；反而把不怨写成有怨，文章才达到极其精妙的境地。为什么说没有怨呢？把怨写出来，是因为暴政；怨恨暴政、怨恨虞夏没有兴起，宽恕最终归于恰当之处，也就没有什么可怨了。周朝土地上的薇菜不可食，于是含着怨愤饿死，这种怨愤怎么可以减少呢？如今的学者只是因为不敢怨，所以成不了事。○岳王并施全 宋朝追赠岳飞为鄂王，谥号忠武，诏文说：“李将军口中不发一言，听到的人都流泪。蔺相如虽然已经死了，却仍然令人凛然生畏，仿佛活着一样。”又说：“改定谥号的典章虽然已经施行，但议论礼制的意见尚未统一。起初定为忠愍的称号，不久又改为武穆。如今得以看到中兴时期的旧典章，清楚地知道皇祖的本意。于是取其舍身奉事君上的事实，又采用平定祸乱的文辞。合并这两层意义，节取其中一个恩惠之名。过去诸葛孔明的志向，是兴复汉室；郭子仪的光辉，是恢复唐朝都城。虽然二人的功业成效或有不同，但乘着忠心而行事，并没有差异。把这些写入典册，为什么要嫌弃古今使用同样的言辞呢？幸而惠及子孙，将与山河一样长久。”杨升庵说：“如今天下的岳飞祠都称武穆，这是尚未正式确定的谥号，应当称忠武才是。”又说：“朱文公说：‘全天下的忠义和正气，忽然从施全身上迸发出来。’所以《续资治通鉴纲目》记载施全刺杀秦桧未成功而死，也体现了朱文公的遗意。”近来有人说：“如今的岳飞祠大多铸造奸贼秦桧的铜像，反绑着跪在门外；还应当铸造施全的像立在左边，手持刀砍秦桧，这才好。”李卓吾说：“这个意见非常正确，对移风易俗很有益。倘若礼官、言官肯上奏一疏，那么忠武这个谥号在百世之后也会明白无疑，施全的忠诚也将在圣朝得到昭雪了。否则，人人都不会知道这件事。” ○张千载 庐陵人张千载，字毅甫，别号一鹗，是文山的朋友。文山显贵时，多次征召他，他都没有出仕。等到文山从广南战败回来，到了吉州城下，千载偷偷出来相见，说：“丞相要去燕地，我也要一同去。”于是他住在文山囚禁之处的附近，三年里供应和送去的饮食没有缺少过。又暗中制作了一只匣子，文山受命被杀的那天，就把他的首级藏在里面。他打听到文山夫人欧阳氏在俘虏中，便将文山的尸体焚烧，然后拾取骨骸放入袋中，把匣子带回南方，交给他的家人安葬。这一天，文山的儿子梦见父亲愤怒地说：“绳子还没有解开。”儿子惊醒后，立即打开匣子察看，果然有绳子束着父亲的头发。李卓吾已经记载了这件事，于是为他写赞说：“不食用他的俸禄，却肯承受他的束缚。一条绳子没有解开，如同锥子刺入腹中。活着应当指斥奸邪，死后应当怒目而视。张氏是什么人？真正把首级装入匣子，保存着生死不渝的交情。千载，号一鹗。” ○李涉赠盗 唐代李涉赠给盗贼的诗说：“相逢不必彼此回避，如今世上有一半人就是你们这样。”刘伯温咏梁山泊分赃台的诗说：“突兀的高台由层层泥土筑成，人们说强盗曾在这里分赃。饮泉的清白节操如今已经寥落，哪里只是梁山独自享有这个名声？”《汉书》说：“官吏全都像老虎一样戴着冠帽。”《史记》说：“这些人都是劫盗，只是不拿刀枪罢了。”李卓吾说：“这些人都是拿着刀枪、却不怕官兵捕盗的人。”我因此记得盗贼赠给官吏的诗也有一首，附录如下：“从未相见，心里却彼此相识，怎敢说相逢便不认识您？一切事情如今都不必依靠萧何，只要有赃物抬到后堂来分。难道不能怜悯我们夜间行走的辛苦吗？坐着的有十三人，行走的有十五人。若说私下行走不是公事，我说既然没有私心，公家又凭什么取得呢？您倚仗奉公的名义戴着虎冠，谁能像您这样行路宽阔？每月有俸钱，每天有禀米，我们这些人的衣食为什么还要奔波？您若连十五人、十三人都不肯答应，我就只好强行分取禀米离开；把我驱迫成盗贼，难道不是您造成的吗？” ○封使君 古代传记说：汉代宣城郡守封邵，有一天变成了老虎，吃郡中的百姓。百姓呼喊道：“封使君！”老虎便离去，再也没有回来。当地歌谣说：“不要学封使君，活着不能治理百姓，死了反而吃百姓。”张禺山有诗说：“从前的封使君，变成老虎才吃百姓。如今的使君们，穿着冠帽衣裳却吃人。”又说：“从前的老虎使君，一叫它就羞惭停止。如今的老虎使君，一叫它反而动起牙齿。”又说：“从前老虎伏在草丛中，如今老虎坐在衙门里。大的吞食人畜，小的连鱼虾也不放过。”有人说：“这诗未免太激烈了。”禺山说：“我的性情本来就是这样。”升庵戏笑他说：“苏东坡嬉笑怒骂都能成为诗，您的诗没有嬉笑，只有怒骂吗？”李卓吾又戏谑说：“果然如此，怒骂也成了诗。”升庵这句话，比怒骂还要厉害。《李温陵集》卷第十六 ●《李温陵集》卷第十七 海虞后学顾大韶仲恭校订 《读史》四 ◆《读史》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