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温陵集卷之十五

译孟氏的学说，能够认识其中大体的人，真好像登上孔子的殿堂，接受了衣钵传承一样。他足以继承孔圣人的传承，这是没有疑问的。他说人性本善，也很正确。然而到了完全排斥众家学说，仍不免执守一个固定说法来放纵自己的见解，想用死板的话语使活人受其约束。人本来是最有活力的，所以人的善才成为至善，人的德才成为明德。所谓至善，就是无所谓善、也无所谓不善；只有不执着于善或不善，才是至善。只有无可无不可，才真正恰当。如果执守一个固定说法，坚持刻定的死本，想把它印行来通行于天下后世，这就是执一。执一便是损害道。孟氏自己已经说过这一点了。他的意思不过是想急切地使人觉悟罢了。假如人可以这样被觉悟，那么乐正子一类的人应当最先觉悟了；可是他的门徒最终没有一个相信性善之说，为什么呢？假如天下人可以被觉悟，那么战国时代应当最先觉悟了；可是战国的君臣也没有一个肯相信性善之说，为什么呢？假如后世可以被觉悟，那么后人诵读性善之说，没有不喜欢谈论、乐于称道的；可是善人为什么这样少呢？由此看来，使人觉悟这件事值得思考。只有孔夫子善于谈论人性，他说：‘人的本性彼此相近，后天习染使彼此相距遥远。’ 上等的智慧和下等的愚昧，都是不能改变的。不执着于一种说法，就可以通行；不规定死板的法则，就足以使世道活起来。所以说：‘孔子大概就是太极吧？’万世之人把他奉为老师，是应该的。孟氏懂得尊崇孔子而愿意向他学习，也应该如此。然而说孔子贤于尧舜，说百姓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人，那也就不知道自己的话过分了。孔子自己说喜好古道、敏于求知，是学习以后才知道的。尧舜却是天性如此，怎么能轻易说孔子胜过他们呢？如果从举止行为来说，孔子的举措，分明是舜以下圣人的举措，这从他梦中都思念周公便可看出。周公尚且不能与舜相比，更何况尧呢？在尧的时代，洪水灾害极其严重，众人正推举鲧，尧明知鲧并不合适，却仍顺从众意任用他；不只是任用，还任用了九年，直到九年后功绩没有成效，才停止。至于举用禹、稷、皋陶、伯益，举用十六位辅相，诛杀三名凶恶之人，并且放逐鲧，都是舜摄位以后发生的事。由此看来，尧只是端拱而天下自然化成，后世哪里能够知道呢？却说孔子贤于尧，这难道不只是感情用事吗？不过这一点还可以推说是弟子们互相把老师神圣化罢了。至于王道、霸道的辨析，却错误荒谬得完全说不通。称天下人归附而拥戴的为王；在此前称王的有三位，所以说三王是王者。不能使天下归附拥戴的，便由方伯、连帅履行职务，辅助王者安定诸侯、统一天下，于是才开始称为方伯的职责，所以叫作伯。自古以来从没有人真正懂得履行这种职责，齐桓公才开始实行。齐桓公自己也不懂得这样做，是管仲辅佐齐桓公，实际上首先承担了这一职责，而齐桓公并不知道。齐桓公想征伐西戎，管仲便顺势让燕国修治召公的政教；齐桓公想攻打蔡国，管仲便借机责备楚国不进贡包茅；曹沬劫持齐桓公，这件事本来失当，管仲便借此让齐国归还鲁国被侵占的土地，并向诸侯宣布大信。所谓转祸为福、因败为功，不动用兵车，诸侯便归附。齐桓公的愤怒得以雪除，名声又更加美好，所以当时的人不说他是在泄愤，而说他是在仗义。齐桓公在天下横行已经到了极点，而他的用兵之事却无人直说，所以当时的诸侯不说他横行霸道，而说是在订立盟誓。因此不只是周王得以保住王位、各国逐渐停战、百姓得到休息，就连齐桓公自己也庆幸晚年得到管仲，能够专任他。为什么呢？本来是以私意出发，结果却以公道收场；本来想从取得小利出发，结果却以使大国归服收场；本来从侥幸取胜出发，结果却以完全胜利收场；本来是为了给别人造成困难出发，结果却以使别人归附收场；本来从争斗出发，结果却以归顺收场；本来是为齐侯出发，结果却以尊崇周王收场。齐桓公即使想不信任管仲，也不可能了。这借助管仲的力量，本来就是履行方伯职责，并非额外的举动。怎么会得罪三王呢？我认为这正是对王者有功，所以说，三王容易理解，五伯却难以理解。孔夫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恐怕已经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了。’他使天下归于统一，百姓直到今天还享受他的恩赐；多次会合诸侯而不用兵车，这是管仲的力量。‘像他的仁德，像他的仁德！’所以修治方伯之事，实在是管仲首先开始的。此后秦穆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相继仿效，最终形成五伯。这就是五伯得名的由来。周朝凭借这件事延长二百多年而没有灭亡，这是谁的功劳呢？却说齐桓公、晋文公的作为不合道义，难道可以吗？大概孟氏只知道孔夫子认为管仲器量小，却不知道孔夫子内心实在佩服管仲的功劳。他说管仲器量小，大概只是对门弟子随口说说罢了。当时的门弟子如子贡，也不免希望孔夫子取得一个国家来治理。所以孔夫子说：‘要等到形势显著以后才显露才能，他的器量就小了。’人难道一定要等到功业显赫以后，才足以立身于世吗？这并不是说孔夫子的事功能够超过管仲。乐正子

译孟子认为乐正克是善人，是诚信的人。他说：‘善人就不必拘泥于前人的足迹。’又说：‘诚信的人，就有希望进入圣人的内室。’这是多么令人欣喜啊！人之所以始终不能成为真正的人，是因为他仿效别人的皱眉、学习别人的步伐，只知道羡慕前人的足迹；却不想前人已经过去了，他所经过的足迹也随他一同过去了，还怎么去踩着它走呢？比如婴儿刚出生时，不能行走站立，必须借助父母的怀抱、扶持和携带，才能有所前往；稍微长大便不再需要这些，何况已经长大成人呢？如今拘泥于前人足迹的人，都是婴儿一类，必须依赖有人在前面替他指引，这不是大人的事情。大人的学习，以达到至善为止。所谓至善，就是没有固定的善。没有固定的善便没有固定足迹，又到哪里去踩着它走呢？既然如此，不但不必踩，也不应当踩，即使想踩也无从踩起。孔子难道没有足迹吗？然而孔子留下了什么固定足迹呢？老聃难道没有足迹吗？释迦难道没有足迹吗？然而老子和释迦留下了什么固定足迹呢？如今三教的弟子，都是在踩着他们的足迹走，难道不是极大的悲哀吗？只有世间有一种善人，自然与至善的本体相契合，生来便不肯依循别人的脚印，去做车辕下的驹马。所以孔子多次称道这种人，却极力说这种人不可得见；孟子却突然把乐正克许为这样的人，那么乐正克也算是可取的人吗？我姑且把这件事说到底：凡人出生，背负阴而怀抱阳；阳气轻清而直升，所以人得到它便成为狂者；阴气坚凝而执固，所以人得到它便成为狷者。虽然阴阳有多有少，参差不一，不能纯粹到极点，大体情形就是这样。只有纯阳之刚健、纯阴之柔顺，才是难以见到的人，孔夫子因此思念他们。如今看来，圣人是合乎中道的狂狷；君子是宏大而尚未完全化成的圣人；善人是对狂士的美称；有恒者是狷士的别名。这些都是出于真诚信念的人。所以说：‘忠信的人可以学习礼。’又说：‘以忠信为主。’善人到了诚信的地步，就在不断进步了。诚信，是狂者和狷者成始成终的根本。只是因为还没有学习，所以称为善人；从事学习，便称为君子；由有学习而领悟到无须执着于学习，便称为中行，而诚信实际上是根基。学者不懂得善人的真实内涵，却把廉洁退让、笃实守行、谨慎沉默的人一概当作善人，这是进入乡愿的屋子冒充主人，还以为登上了善人的堂室，见识善人何其浅薄啊！孔子的门徒中，曾点以狂放而见到道，曾参以拘谨而相信道，这一点显明可见。向古人寻求，必须像伯夷、伊尹那样，宁可实行一件事，也不以杀死一个无辜者来取得天下，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狷者。至于士师一类的人，就是狂者一流。由此看来，放勋以狂放而成为帝，文王以狂放而成为王，泰伯以狂放而成为伯，他们都是狂者。至于舜、禹、汤、武，以及周公、召公这一类人，都是狷者。微子是狂者，所以离去；箕子是狂者，所以甘愿为奴；比干是狷者，所以赴死。孔夫子说：‘殷朝有三位仁人。’既然说是三位仁人，就没有彼此高下的区别。管夷吾是狂者中的首领，汉高帝是狂者中的神奇人物，汉文帝是狂者中的圣人；陶朱公狂放而有智慧，子房狂放而有义气，庄周、列御寇是道家所说的狂者。曹相国、汲长孺是道家所说的狷者，都能使刑罚无须施用，不费力而百姓自然安定。荀子和杨朱，是圣门所说的狂者、狷者。韩愈是什么人，竟然贸然评定他们的纯粹与瑕疵呢？至于陶渊明纵情于菊花，东方朔纵情于朝廷，阮嗣宗纵情于目光，刘伯伦、王无功一类人纵情于酒，淳于髡凭一句话安定国家、纵情于言辞，都是狂者中的上等人物。最难得的，大概就是东方生吧？他在金马门避世，却把万乘之尊当作同僚朋友，所谓古代的狂者，大概就在这个人身上吧？就在这个人身上吗？狂者又不可强求得到；不屑于同不洁之人交往的，就是狷者。孟氏所谓的次一等，仍是说志向达到极高境界，而气质次于它，并不是可以轻视的。只是天地所生的狂者并不多，所以古今豪杰中独属于狷者的稍多一些。我姑且略举一二。伍员以孝为狷，屈原以忠为狷，蔺相如以勇为狷，贯高以气节为狷，鲁仲连一类人以侠义为狷；天下后世只指认他们是偏于一端、拘曲于一隅的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修养。下至东汉有节义的人，大多也是如此。只有牛医儿这一支，很是贻误事情，甚至互相标榜，把自己看作鲁国的颜子，自称既明且哲，实际上却损害道德，贻祸后来的学习者。回头看看国家将要倾覆，贤人纷纷被杀，上面不能像孙登那样污身埋名，次一等也不能像皇甫规那样不参与，下面更不能激发狐兔之悲，却还沾沾自喜，借同道之人的死亡来抬高自己的名声，这究竟怎么忍心呢？这是乡愿之学与狂狷真实面目的区别，不能不及早辨明。不只是这样，文章也是如此：李谪仙、王摩诘，是诗人中的狂者；杜子美、孟浩然，是诗人中的狷者；韩退之，是文章中的狷者；柳宗元，是文章中的狂者。这一点也不能不知道。汉代两位司马，一位在前，可以称为狂者；一位在后，可以称为狷者，狂者不偏离道而又近于狷，简直圣明啊！虽然他的心源清莹透彻，却不知道究竟如何。我唯独惊异于他评论人物、判定是非，无论古今前后，都能一眼看透，如同太阳和明镜照见形影。如果死者复生，站在面前，彼此相对谈笑，又相互欷歔流泪，感慨万分，拍掌握腕而不能停止，那才会这样。使读者似醒似梦，似梦似忆，似醉似醒，恍惚之间，如同身处太阴之中、人在九泉之下，不知道是他死了而我活着，还是他活着而我死了，幽深昏暗而不能觉察，这才是奇异之处。苏氏一门父子兄弟三人，一个是狂者，一个是狷者，另一个是纵横家一流。苏轼评论议论和节操气概，虽然与李谪仙相似，只是仍有耿耿不忘的忠心和爱国情意，以至于困顿而死，也合乎他的情况。当时君主和宰相已经了解他，后世也了解他。但所谓了解苏公的人，也不过是认为他的才华奇异罢了；那么说他们并不了解苏公，也可以。他大概就是孔北海、祢正平那样的狂者吧？唉，世上没有孔子，古今天下就没有真正的是非；世上没有司马迁，又有谁来继承孔子呢？这就是我谈论狂者、狷者的原因。懂得狂狷，才懂得善人。既然如此，乐正克也算是可取的人吗？文中子

译文中子对道稍有见识，他的自负也不小，大概是把成为圣人当作自己的责任。然而他的学问没有脱离门户之见，教诲没有超出墙垣范围，却责怪房玄龄、魏征不能施行礼乐，这就错了。唐太宗时，他的门徒排列在将相之中，不能说没有得到际遇；可是他却说‘有君无臣’，又说‘一定要等到董仲舒、薛宣传那样的人’，那么仲淹的教诲也就可知了。他只是想用周公的礼乐治理当时天下，认为井田、封建、肉刑是后世必然要恢复的制度，每一步都仿效孔子，除了孔子没有什么值得取法。既然他本人即使通达地处在当时，也未必能实现天下大治，何况他的门徒呢？谢良佐 朱熹说：‘孔门只说行仁，上蔡却说认识仁。人能够看见这颗心，便是在行仁。上蔡的说法一转而成为张子韶的说法，再传而成为陆子静的说法。上蔡不敢冲撞的地方，子韶全都冲撞了；子韶不敢冲撞的地方，子静全都冲撞了。上蔡说仁、说觉，分明就是禅学，比如说“看见这个消息，便不必下工夫”之类的话。’卓吾说：‘不是因为文公这番话，哪里能知道显道呢？’ ○有德行有事功的儒臣 有人问我：‘德行可以分成两种吗？’李先生说：‘怎么可以分成两种呢？圣人在上，教化出于一体；成就德性就是实行，若把它分成两件事就不对了。’既然如此，那么您把德、行分成两种，又是为什么呢？我说：‘距离圣人已经很远了，学习专门追逐名声，不是名声便不学习，不学习便没有名声，把求取名声当作学习，就丧失根本了。德与行即使想不分开，又怎么做得到呢？况且充足于自身、不依待外物，才叫德。韩愈本来是重视文章学问的儒者，但他谈到德，谈的是圣门所谓德行，是君子的儒学，也就是所谓由仁义而行，是积累义理。如今内心没有真正所得，却每天向人宣称：“我能够行道。”这也不过是小人之儒罢了，也就是所谓行仁义，是把外在行为袭取为己有。由此看来，连子夏也已经不免成为小人之儒了，何况其他人呢？子夏当时亲自受业于圣门，是高足弟子，尚且如此，何况千百年以后的人呢？圣人已经知道后世弟子学习成为儒者、学习成为有德行的人，必然会达到这种地步。所以把德行合起来说，更担心他们成为小人而不肯成为君子。大概合起来说便是君子，分开来说便是小人。’ 放到今天来说，那些教人做君子的人，已经不知道自己归入小人的行列了，何况学习的人呢？因此要把它分开，使人知道德自为德、行自为行，确实不能用这种说法自我欺骗。大概分开来说便是君子，合起来说便是小人，也只是不得已罢了。唉！这是什么事情呢？天地的本心、百姓的性命、万世的太平，都在这里，怎么可以轻视呢？所以我不避讳忌，痛切地论说这件事，务必要使人致力于真实的学问，把得道落实在内心，顺应身体、摒弃聪明机巧，清心静坐、忘却外物，这样或许可以不愧为君子之儒，列入德行一科。否则只顾矜夸名誉而误导后来的儒者，就是圣门的罪人，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司马光 朱子 司马相如 吕惠卿 章惇 苏轼 司马迁 司马光 毕仲游进纳忠言，真好啊！唐肃宗对房管说：‘六军和百姓合在一起，正当危急时没有钱财，军民就会离散，你认为第五琦不好可以，但到哪里去取得钱财呢？’房管不能回答。唉！司马光说王安石不懂得理财，可以；但说不增加赋税而使财用充足，不过是设法暗中夺取民间利益，其危害比增加赋税还严重，把这说成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就太可笑了。汉武帝难道是容易欺骗的吗？况且司马光既然知道钱财和各种物品都是天地所生，既然能生产，就不能停止生产，怎么可以只用数字来计算呢？如今山海中的资源、丽水的黄金、昆山的玉璧、铜铅银锡以及各种金属和百宝的产物，每天流入商人的店铺，时时充满贪官污吏的囊袋，不知有多少。尊重并长养国家的人，只是借助天地的利益来生产财物罢了。《大学》不是明白说‘生财有大道’吗？又说‘生产财物的人多，才是治理的急务’，并不是专门只说节省用度。假如只说节用，那么一定要穿黑色粗绸衣，爱惜露台的费用，然后才可以凭借拥有天下而做天子了。汉文帝的恭敬节俭，确实是千古圣主。古今做天子的很多，如果一定都要像汉文帝才可以，那么富有天下反而不如拥有千金的平民了。人们又何必害怕不做平民，为什么羡慕而一定要做天子呢？这样一来，司马光的说法当然不足以使王安石稍稍动容，却开启了宋神宗停止生财之法的念头。这与程明道所说的‘应当分担其中的过错’，确实和毕仲游的忠言互相发明。朱子

译自从韩侂冑当权十四年，威势遍行宫省，权力震动内廷。当时有由窦尚书向他屈膝执政，南园山庄、竹篱犬吠，大家都把这事传为笑谈。然而韩侂冑并没有秦桧那样的奸恶，也不过是贪图富贵、害怕得失的小人罢了。如果都把他视为奸臣，非要除掉不可，那也太过分了。他酿成声势，流毒国家，是因为自负为有道学问的尹氏之子受到刺激而造成的，这实在很奇怪。李先生说：‘韩侂冑得志，是汝愚推荐他的；道学遭受祸害，是晦翁引导造成的。当时如果汝愚只把节度使的官职授给韩侂冑，也就罢了；不授节度使，却授给太师，可以吗？朝廷赏赐功臣的时候，应当以赏功为重，不能夹杂丝毫个人成见。却说：“我是宗室大臣，你是外戚，这样可以吗？”我想取得宗臣不接受赏赐的名声，又想压制韩侂冑以求同道，这也可以吗？即使说这个人不行，我姑且借此压制他，那么这件事是赏功，而不是评论人物。我又怎么能在其中制造个人的好恶呢？掌握国政的枢纽，却不能公平处理，算什么呢？正当分割肉食的时候，却凭个人见解裁抑不平，这种事陈孺子都不会做，何况学习孔氏的人呢？’ 当时赵汝愚做丞相，朱熹做讲官，韩侂冑还没有得志，朱先生在侍讲时却首先把韩侂冑作为话题，这是为什么呢？他已经约定彭龟年共同攻击韩侂冑了。后来有一天在经筵中又留下来单独论奏，达到两千次、三千次，一定要把韩侂冑彻底赶走才罢休。我恐怕天下人的耳朵都聋了、眼睛都瞎了，也一定会认为我是阿附丞相的人。即使每家都派一个人来为我辩解，说我不结党、不标新立异、不以道学自称、不是伪学，人们也一定不会相信。原来我把他看作小人，他也把我看作小人，这是确定的道理。他把我看作伪学，我既然认为这不对，那么我把他看作小人，他又怎么肯认为我对呢？彼此都不认为对方正确，又将凭什么来裁定呢？况且我本来想彻底除掉小人，小人却始终除不掉，这是没有办法；如果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学问；既然没有学问，又凭什么从政而使百姓安定呢？那么别人说我是伪学，也可以了。浙东刚开始任命官员时，先生就把唐仲友看作奇货；刚刚入朝奏事，先生又把甘升说成首恶。假如真如他所说，那么凡是在君主身边的人，都必须像先生这样才行，又哪里找得到呢？孝宗是有志于治理的君主，治理贵在适合时势，学问必须能够经世。在那个时候，做臣子的人触目所见都激动于内心，悲哀号哭、痛恨不已，当然不只是因为甘升这样一个小人。我料想先生一定有奇谋秘策，能够使宋室重新建立，免于屈辱，在顷刻之间转危为安、由弱变强；正是让年幼者学习、成年后实行的时候。可是后来从未听到他把嘉谋嘉猷上报给君主，只是直接把宦官作为论题，这就是当务之急吗？难道有一种圣人正心诚意的学问，只为宦官一个人设置，而不考虑夷狄与中国的强弱吗？这样一来，正心诚意又有什么可贵呢？皇上即使想不厌其烦地听，也办不到了。因此我说，如今的学者只要能够不讲学，天下就太平了；只要能够看见自己的小人而看不见别人的小人，即使说他不讲学，我也一定说他是在讲学。然而从古到今，因为能够除去小人而被称为君子的人很多，难道只有先生吗？满足一己的喜恶，却流下无穷的毒害，伪学之禁也就有其原因了。司马相如 评论者把司马相如的词赋称为千古绝唱；如果不是遇到汉武帝，也将徒然无用。所以说：‘谁来替我写作？谁让他听到呢？’听到的人少，写作的人即使技巧高超，志向也不会快乐。何况有天子了解并喜爱它，这就是司马相如的际遇之所以极其奇特。从此以后，赋没有比扬雄更盛的，文章没有超过韩愈的。然而扬雄已经不被汉朝知遇，韩愈也已经不被唐朝知遇了。何况他们所处的时代正以此取士，天子喜爱声律，君臣相互知遇，接连唱和，正是文章极盛的时代呢？如今看韩愈的文章，也没有难读的地方，为什么寥寥百余年，偏偏要等到穆伯长以后才有人知道它的好呢？假使读《子虚赋》《上林赋》，又会怎么样呢？所以我说汉武帝确实是世间罕见的雄主，这并不过分。不过还有一件奇事：当司马相如客居临卭时，临卭的富人如程郑、卓王孙等，家财足以倾尽东南的物产，却连一个丁字也不认识。即使演奏琴曲，也只是徒然拨弄琴弦，谁懂得琴声中所寄托的心意呢？他们列在宾客席中的人，衣冠整齐华美，多么显赫啊！他们只看见金钱，却看不见人；只看见司马相如的贫穷，却看不见司马相如的富贵。若没有卓氏，谁能听到他的琴声呢？既然如此，司马相如和卓氏的关系，就像梁鸿与孟光一样。假使当时的卓氏像孟光，那么她一定会向卓王孙请求；我知道卓王孙一定不会答应。唉，斗筲般狭小的人，哪里值得谋划事情呢？只是白白失去佳偶，空负美好姻缘，不如早早自己作出选择，忍受小小的耻辱来成就大计。《易经》不是说过：‘声音相同就彼此响应，气息相同就彼此求合，同样明亮的彼此照耀，同类的彼此招引。云跟随龙，风跟随虎，凤凰归来而求配凰鸟，怎么可以诬蔑呢？’这又是一件奇事。可悲啊！古今才士的命运多有坎坷，知音又少，为什么只有司马相如一人怀抱两种奇遇而游走于世间？我因此感慨而私下评论这件事，不敢把它告诉别人。吕惠卿 吕惠卿才华优美，王雱千方百计地陷害他。吕惠卿认为这一切都是王安石教唆的，于是揭发了王安石的私信。世人互相报复、洗刷旧恨，本来就是常态。爱生怕死，人人都有同样的心情；急于求取功名，害怕祸败，畏惧讥刺诋毁，难道只是吕惠卿一个人如此吗？苏辙的奏疏说得过分了，使人怎么承受得了呢？章惇 章惇性情刚烈狠毒，胆量粗大，才华充足；由于受到众人的攻击，不能伸展自己的意气，便常常趁机报复。如果有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宰相，能够爱惜并任用他，他也足以建立功业、安定国家，并不是邢恕、蔡确之流可以相比的。苏轼

译子瞻自己说‘嬉笑怒骂都可以写成文章来诵读’，确实如此吗？假如嬉笑怒骂都是文章，那么风流戏谑也总会成为美好的谈资了。既然如此，吹箎、舞剑都可以收入我的画笥，雀鸟的喧噪、青蛙的鸣叫也全都是鼓吹。苏公懂得这一点，所以达到极高的妙境。奇与正相互生发，如圆环没有开端，颠倒豪杰，使人无法摸清头绪，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然而没有苏公的内心，却仿效他的皱眉；没有苏公那样的人，却学习他的步伐，还自称：‘我能嬉笑怒骂，我能风流戏谑。’这又怎么可以呢？古今风流人物，宋朝有子瞻，唐朝有太白，晋朝有东山，本来就没有几个。一定要像这三个人，才可以称为人中之龙，才可以称为国家的杰出人才，才可以称为万人之雄。任用他们，就像老虎一样，能使国家稳如磐石；不任用他们，就像祥麟、威凤一样，天下后世只能悲伤感叹，悔恨没有与他们同时存在。谁说风流才情是容易得到的呢？司马迁 看班固、班昭父子讥刺司马迁的话，似乎真足以讥刺司马迁了，却不知道这反而彰显了司马迁的不朽。假使司马迁不浅陋、不疏略、不轻信，不在圣人的是非上判断错误，又哪里还足以成为司马迁呢？那么，这部史书本来就不必写了。司马迁和班固的高下悬殊，正在这里。所谓作者，是说他因有所感而兴起，心志不能自已；或者感情受到激发，言辞不能迟缓，这才叫作者。若一定要求他的褒贬是非全部符合圣人，那么圣人既然已经有了自己的是非，又还要等待我们做什么？如果依据圣人来判定是非，那么所说的就是圣人的话，而不是我内心独自得到的话。言语不是发自衷心，感情不是由于受到激发，就没有意味了。有言论的人未必有德行，那么言论又有什么可贵呢？这就是司马迁的史书能够接续《麟经》而作，后来即使有作者也终究无法赶上的原因。《春秋》是孔子的史书。该记的就记，该删的就删，从来没有援引古代圣人来作为自己的是非标准。所以子游、子夏虽然以文学著称，最终也不能说出一句话来赞述《春秋》，更何况替它作传、作注呢？孔子的心意，天下后世自然会明白；至于他的言辞中有些无法完全明白的地方，原本也不妨碍它可以被理解，又何必穿凿附会，力求在一字一句之间牵强吻合呢？当时只有左氏直接传述事情本身，使人详细了解事情，阅读他的文辞，其中的高下、浅深，各人自然能够有所领会。所以古人说：“《左氏传》本来是为经书而作的，但《左氏传》实际上是独自流传的。”这话确实有见地。假使它一味迎合孔子，句句都强行牵合，那么文章必定写得不好；即使勉强写得工巧，也会没有意味，谁还会重视它呢？史书，是司马迁发愤而写成的。他不是为了迎合后世的是非而写，这一点很清楚。他作为一个人的独到见解，确实不是班固所能窥见的吧？如果责备他不懂明哲保身，那么他死在窦固的狱中，又是谁造成的呢？那么，那些冒犯皇帝、敢于进谏的人，又有谁是不明哲保身呢？○武臣总论 战争并不是圣人愿意做的事。最高明的用兵是攻破敌人的谋略，不交战就使对方自行屈服。如今楚人百战百胜，汉人百战百败，但最后却被汉人兼并了，这是因为汉人攻破了楚人的谋略。既然如此，楚人即使善于作战，又将把这种本领施展在哪里呢？明白这个道理，就明白大将的职责了。那些只根据胜败来评论将领的人，并不懂得大将之道。至于谋略确定以后才交战，交战就必定取胜，也都没有超出这个道理。这些话可以对普通将领说，却还不能对天下的大将说；可以对一般用兵说，却还不能对天下最高明的用兵说。我又到哪里去找到深谋远虑、早有先见，并且明白坚忍以制伏敌人的方法的人，来同他谈论不战而胜的宗旨呢？司马仲达就是这样的人。仲达受到诸葛亮送妇人衣服的羞辱，又听到别人讥笑他畏蜀如虎，最终却始终没有被诸葛亮引诱出战。诸葛亮六出祁山，因粮运接济不上，只是徒然自苦罢了。司马氏没有损失兵力、耗费粮食的过失，而诸葛亮已经陷入困境。最后在渭水之滨屯兵戍守时，诸葛亮自以为谋算周全、没有遗漏，却不知道仲达早已预料到他必定不能长久坚持。他本来想引诱敌人出战，反而被敌人牵制，这难道能算谋略高明吗？那么陈寿说将帅谋略不是诸葛亮的长处，并不过分。太上老君说：“柔弱胜过刚强，弱小胜过强大。” 鱼不能脱离深渊，国家的利器不能拿来给人看。这话说得极其透彻啊！做将领的人应当潜心体会。吴起 韩信 赵充国 陈汤 曹玮 范仲淹 吴起 李卓吾说：“吴起能够判断敌情、制胜，号称懂得用兵，却最终困厄于公叔之仆，这是为什么呢？他废除疏远的公族，以此来供养战士；楚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这个办法，他之所以丧命，也正是因为这个办法。他同鼌错一类，是任事担当的人，必然要承担怨恨，即使因此丧命也无妨。”又说：“李克也是个难得的人啊！假使去问程正叔一类的人，他们一定会以贪财好色的罪名杀掉李克；但这样做同富国强兵相比，哪个更好呢？” 韩信 蒯通替韩信谋划封侯之策，写得多么精妙啊！但他不知道韩信最终不会听从，为什么呢？然而后来事情终究还是按照他的计策实现了。韩信本来没有辜负汉高祖。起初筑坛拜将时，全军都感到惊异；最后，少年时代的耻辱得以洗雪，漂母的恩情得到报答，自己的志愿也实现了。堂堂的汉军赤旗，渡河时以沙囊堵水，在垓下挫败项羽，用木罂渡水攻破魏国，即使西楚霸王也感到恐惧。武涉已经被派去了；英雄名声流传万古，难道会因为没有成为君王就失去光彩吗？谚语说：“害怕头，也害怕尾，身体还剩下多少呢？”当今世人很少懂得自爱，却还能够把性命置之度外来成就功名，何况壮烈丈夫的事业呢？反正都是一死，死在窗下也是死，死在汤镬中也是死，既然如此，本来就不必过分计较。唉！假如天地间还存在三杰，只要酇侯的寿命不延长，淮阴侯的寿命不缩短，那些微不足道的人还会对韩信抱有冤恨和痛惜吗？他们还剩下多少人呢？赵充国 赵充国、吴起、赵充国文中所说的武、贤虽然一同恢复原来的官职，但公爵的爵位已经达到最高，怎么能够完全不替辛子谋划呢？浩星赐的话，千百年也不可更改。军务不必全都说尽；武、贤二人一定应当推荐任用，绝不应让他们白白劳苦而得不到赏赐。这些都是公爵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别人的地方，所以还不完善。陈汤 详细读刘向、谷永、耿育三封书信，就知道像匡衡一类的腐儒，徇私忘国、嫉妒贤能，大概从古到今都是一个样子。因此有志之士长期守着贫贱，即使守关击柝也不后悔。曹玮

译宝元年间，王鬷任枢密使。河西首领赵元昊反叛，仁宗询问边境防备，辅臣都不能回答。第二天，四名枢密使全部被罢免，王鬷被贬为虢州知州。他对人说：“从前我奉命出使到河北，当时曹南院任定州统帅。我到定州，办完公事，曹玮对我说：‘公事已经办完了，明天请稍微留一留。’第二天吃完饭，曹玮屏退左右，对我说：‘您满脸显露权贵之相，不到十年一定会总领枢密院。那时西方应当会有警报，您应该预先讲求边防，搜罗查阅人才；否则无法应付突然发生的事。’我说：‘四境的事情，只有您最了解，为什么还要教导我？’曹玮说：‘我在陕西任职时，河西的赵德明曾经派人用马匹到中原交换货物，因为嫌所得利息微薄，想杀掉使者，没有人能劝止他。赵德明有一个儿子，当时才十多岁，极力劝谏父亲，说用战马资助邻国已经是失策，如今又因为货物而杀害边地的人，那么还有谁肯替我们效力呢？’我听说后私下想道：‘这个孩子已经想要使用人才了，他一定有非同寻常的志向。’听说他经常往来于牙市之中，想要亲自见他一面，最终却没能见到，于是便让善于画像的人把他画下来给我看，果然是杰出人物，必定会成为边境的祸患。您可要努力啊。” 李卓吾说：“王鬷听曹玮谈论兵事，就像对假道学谈论学问一样：只是听见了，却没有真正听进去，何况在掌握兵权以后能够运用它呢？等到已经丢了官，才又想起从前的话；这种滔滔不绝而事后后悔的人，天下到处都是。” 范仲淹 李生说：“假使张睢阳不爱惜自己的生命，那么郭令公就不能羡慕他收复京城的功勋；假使段司农不迅速死去，那么李太尉就不能取得收复失地的功绩；假使范文正不贪图‘宋朝人物第一’的名声，那么崇高的宰相功业，又哪里是潞公、魏公等贤者敢于企望的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位公的才智本来就远远胜过常人。只是有某些因素牵累他们，所以他们的智慧不能隐藏，才能也不能稍稍收敛罢了。然而他们仍然是古今的杰出人物。我实在不忍心把他们只列在名臣之中，所以特意附在大将一类里。为什么呢？天下最难得到的，只有宰相之才和将帅之才。得到宰相之才，朝廷才尊贵；得到将帅之才，朝廷就更加尊贵。至于其他技能，都可以在将相门下搜罗齐备，怎么能同将相相提并论呢？读者不要说：范文正贤明，应当列在德行一类。若果真这样看，不仅是不懂范文正，也是不了解德行。世上本来有行为可以表率风俗、言语可以规范世人，却对国家成败没有帮助的人，像尾生、孝己那样的，难道还少吗？” ○贤将论 大将所承担的事情，不是一般贤将所能承担的。称为大将的人，不必询问就知道他是贤者。大将所做的事，不是天下最神妙的智慧不能胜任。开始谋划时说：“将领要有智、信、仁、勇、严五种品德。”岳忠武侯说：“五者缺一不可。”但这五种品德中，智慧居于首位。有智慧，他的见识就宏大，眼光就长远，能洞察微妙的先机，遇事看得敏锐而果断；内心虚静，能够听取意见，能够接受建议；能够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知道什么可以取胜、什么不可取胜，这就达到最高境界了。守信要像四时运行一样不可改变，勇敢要像雷霆一样不可侵犯，仁爱就是把士卒看作自己的孩子，不忍伤害他们，严厉就是把自己的孩子看作士卒，有人犯禁便处死，绝不姑息。将领具备这五点，即使不说他贤明，贤明也显而易见了。假如不是大贤人、上圣人，又怎么可以同他谈论大将的事情呢？天下太平时，人们安逸迟缓，家家讲诗书，户户习礼乐；那些只知糟粕的人戴冠佩玉站在朝廷上，把穿甲胄的将士都看成武夫、粗人，遇到一点小小的警戒事务，就推给一两个粗人去做，而看着自己说：‘我是伊尹、傅说、周公、召公，我是皋陶、夔、后稷、契，怎么能懂这些粗人的事情呢？’原来，吃肉的人才是小人，而那些奔赴火场的人全都是粗人。” 唉！古今天下，又到哪里去找到这样具有智、信、仁、勇、严五种品德的粗人，并任用他们呢？马援 皇甫嵩 李绩 马援 马援起初写信给隗嚣的部将杨广，让他晓谕并劝说隗嚣，信中言辞非常优美。朱勃上书说明马援无罪，言辞也很优美。然而马援实际上是任侠的豪杰，他写信给严敦，反而让严敦效法龙伯高，不要效法杜季良，这是为什么呢？但最终正因为这封信，马援得以改葬，那么这封信确实不能说没有用意。范晔说马援告诫别人祸患，显得聪明，却不能使自己免于谗毁和嫌隙，这话不对。伏波将军是任侠守节的人，既然已经自许死后用马革裹尸，又何必害怕小人？又何必害怕谗言呢？唉，在功名得失之际，事情本来就应当如此。皇甫嵩

译范晔评论说：“皇甫嵩、朱隽都凭借上将的谋略，在仓促危急之时接受统军的符节；等到功业完成、军队取胜，威名声望传遍天下。正赶上君主软弱、蒙受尘辱，凶暴的贼人肆意妄为，这正是叶公投袂而起的时机，翟义聚集军队的日子。因此梁衍献上谋略，山东一带结盟，他们却舍弃足以感动上天的大业，去履行匹夫的小节，最终狼狈地落入虎口，成为智士的笑柄。难道上天要使这种混乱长久吗？为什么他们的智勇竟不能坚持到底呢？”前史记载平原、华峤的话，称他们的父亲光禄大夫华表每每谈到他的祖父魏太尉华歆，赞叹当时人所说的皇甫嵩不夸耀功劳：“汝南、豫州之战，把功劳归于朱隽；击败张角，也归功于卢植。他只是收敛名声、隐藏谋略罢了。功名是世人最为看重的东西，确实能够不争夺天下最看重的东西，那么怨恨和祸患就不会深重。像皇甫公这样投身危乱之中，最终又能保全自己、完成志业，不也是可贵的吗？”李卓吾说：“范氏这番评论是对的。退让，是盛大德行的事情。把这种态度用于君主，汉文帝就是其中的代表；用于将领和宰相，天下就会归心，众人的谋略也会全部聚集。这样国家的形势确实有所依赖，又哪里只是顾及一家呢？这正是古今天下建立功业、成就德行、保卫国家、安定家室的第一等好棋。可惜人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却不能真正实行。古今天下只有留侯张良懂得这一点，所以功成之后就退隐辟谷，不再做官。假使淮阴侯韩信早知道这个道理，他的宗族哪里会被诛灭呢？那么，韩信不听蒯彻的劝说，并不能说是不对；只是他后来居功自守的做法不对。功业显赫之时，封爵就在眼前，富贵随后而来，只有能够退让不居功，把功劳推给别人，看起来好像不知道有自身和家族、子孙的利益，却不知道这正是深切考虑自身和家族、长远为子孙打算。所以说：‘世人都把危险留给子孙，唯独我把安宁留给子孙。’虽然留下的东西不同，却不能说没有留下什么。这是当时隐士的话，正是说的这一着棋。古今天下，只有贫穷而隐居的人不会忘记这一着，所以终身也能守住它。然而这一着并不只是贫穷隐居者懂得，富贵者也未尝不自以为懂得并且能够实行。平常都自以为明白，等到功业已经建立、名利可以占有，便立刻迷惑错误而不能回头。我因此知道贪欲造成的祸患，也知道功名富贵对人的迷惑实在太深。像皇甫义真这样，独能懂得并实行退让，难道不确实可贵吗？” 范晔推重皇甫义真，本来是应当的。不过，义真不接受阎忠的建议，也是应当的。如果子郦的建议、梁衍的建议都弃置不用，那就是顾念自身和家族的念头产生了。这是退缩怯懦，不是退让，又哪里值得尊贵呢？所以我根据范晔的评论进一步说明说：‘你以为自身和家族不值得挂念吗？并不是不值得挂念。爱惜自身和家族的人未必能够保全自身和家族，不爱惜自身和家族的人，才正是所谓善于保全自身、善于保全家族的人。’唉！皇甫义真没有死在董卓手中，是幸运。至于朱隽，没有响应陶谦等人倡导义举的招呼，却赶赴段颎、张让等人的阵营，最终被其所留，死在郭汜手中。唉！这有什么不同呢？李绩 李绩一句话导致国家丧亡，是什么意思呢？农夫多收了十斛麦子，尚且想要换妻，何况天子呢？这只是平常的说法。平常之情出于人情，而名教却高于责备别人。然而怎么知道那些专门讲名教的人，平生果真没有三房五室以及帷帐之中的私事呢？我恐怕他们免不了责备君主时明察，宽恕自己时昏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说足以祸害天下，实在太厉害了。并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对，而是把它讲成只靠诚意正心的学说不对。这姑且还来不及讨论；唐高宗昏庸，他难道能够割舍枕席之爱的武氏，拱手听从诸公吗？武氏如此嫉妒凶悍，难道肯低头回心，终身屈居人下吗？诸公在这里也不聪明。他们只看见冒犯君颜、敢于进谏是忠诚，舍身成仁的名声美好，尊奉名教是贤德，却不知道这恰恰增加了武氏的暴虐火焰，使它终于滔天。直到武氏改易国姓、接受天命，把唐改为周，才知道罪过不在李绩、许敬宗，而在褚遂良、长孙无忌等人。他们敢于肆意施毒、兴起罗织罪名、诛杀宗室大臣，不过是想箝制天下人的口，使人不敢违抗和异议。假使当时有人像陈平、绛侯那样行事，丝毫没有违逆的嫌疑，那么武氏本来就是聪明的君主，并不是吕氏可以相比的。试试看近古的君主，有像武氏这样知人的吗？有专心爱护培养人才、以安定百姓为念，像武氏这样的吗？这当然不能逃脱万世公正的鉴察。君主之所以可贵，不过是因为不知人会成为祸患罢了。如今看娄师德、郝处俊、姚崇、宋璟等贤人，都罗列在武则天的朝廷中；到了开元年间，仍然没有把他们任用尽。像狄仁杰这样的，受到特别的眷顾和不同寻常的礼遇，直到终身也没有改变。宋璟刚正而嫉恶如仇，每天同张易之、张昌宗为敌，武氏也没有因此怪罪他。为什么呢？贤人君子本来就是武氏深深信任、敬重礼遇的人；至于庐陵王李显一类，她认为他们懦弱而不足为患，不必等到以后拥有天下才看出来。既然如此，难道应当只把武氏看作女主吗？贾谊说得好：‘君主的行为不同于平民，平民争的是小廉洁、夸耀的是小节行；君主只求天下安定、社稷巩固罢了。’由此看来，帝王卿相所承担的责任本来就重大。如果说李绩一句话使国家丧亡，那么陈平、周勃迎合心意、顺从旨意，狄仁杰始终处在浑浊混乱的朝廷中，脱下皮衣纵情赌博，每天同淫荡的奴仆为伍，这些人都是万世的罪人了。○贼臣

译所谓贪贼，是说他的志向在于求取得失，还可以用利诱他、笼络他并驱使他。像林甫、秦桧这样的人，正自以为凭才智驾驭一世之人；如果不是汉高祖那样神圣、魏武帝那样雄杰，哪里能够驾驭他们呢？所以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不谨慎。像对蔡京，可以利用他的贪婪；对陈平，可以利用他的诡诈；对周兴、来俊臣等人，可以让他们用残酷刑法来逞威。至于吕不韦、司马仲达这些人，即使凭秦始皇的威势、魏武帝的狡诈，也不能蓄养并驱使他们。为什么呢？他们本来就是要蓄养秦始皇、魏武帝并反过来驾驭他们的。一个在前面灭亡秦国，能使秦始皇成为他的儿子；一个在后面消灭魏国，能使魏武帝不能保全自身。他们都是千古的大奸雄，不可以轻易对待。除此之外，即使像王敦、桓温那样狠毒，像安禄山、史思明那样叛逆，也都可以得到并驱使、蓄养起来，不必舍弃。为什么呢？因为天下只有小人最有才干。才干不容易产生，所以尤其不能轻易舍弃；这只有真正聪明的君主才能明白。怀恩、怀光本来一心忠于王室，只是区区忠心无法自行表明，不能低头就死，甘心死在谗臣的口中，于是发愤而走到这一步罢了。他们不能同逆贼相提并论。这一点很清楚，他们都是能够赴死、建立功勋的臣子。至于王陵的几个儿子，不能忍心辞去官职，却忍心让母亲被杀；不只是母亲死了也不奔丧，连曾参也会与他们断绝关系。秦桧 太子宪 唐宦官 秦桧 假使秦桧不死，宋高宗就会感到寒心；假使秦桧有幸长寿，宋高宗就活不长。秦桧所图谋的不只是接受九锡而已。推究他竭力侍奉金国的原因，是希望将来仿照契丹拥立石敬瑭的旧事。他的用心，是自以为可以坐享张邦昌、刘豫那样的尊贵。赵鼎等人没有学问也没有才术，全都陷入他的谋术之中却没有觉察。可悲啊。太子宪 唐明皇这样对待各位弟弟，却那样对待各位儿子，为什么让皇帝李宪在这方面就远远不能相比了呢？如果不是让皇帝具有太伯、伯夷那样的贤德，那么唐明皇对待各位弟弟，也不会比对待各位儿子更难做到。唐宦官 元载也有权术，可以加以利用；然而唐代宗刚失去国家时，依靠鱼朝恩的力量，最终却受到鱼朝恩的控制。等到诛杀鱼朝恩，实际上是借助元载的力量，最终却又受到元载的控制。如此看来，作为君主也真困难啊！不用他们，就无法利用他们；用了他们，又不能不受他们控制。因此，即使郭令公的心迹如青天白日一般，人主也难以立即相信他，更何况像郭令公这样的人，古今天下又极其稀少呢？唉！不是大圣人，哪里能够承当九五之位呢？○外臣总论 所谓因时隐居，是时势应当隐居便隐居，也就是所说的国家无道便隐居。这种人固然有保全自身的智慧，然而稍有志向的人也能做到，并不值得称难。至于自身隐居，把隐居当作事业，不论时世如何都是如此。这类人大概有几等：有的志在深山密林、丰草茂木，厌恶喧嚣而喜欢寂静，因此隐居；有的懒散而不能耐烦，不能从事生产劳作，形势上不得不隐居。因为这些原因而隐居，又有什么可取呢？再高一等，难道没有志在神仙、愿意抛弃人世，像陶弘景一类的人吗？有身游于尘世之外、内心却急切想救济百姓，像鲁仲连那样的人吗？有志趣超绝、不肯屈居任何一人之下，像庄周、严光、陶潜、邵雍、陈搏诸位那样的人吗？他们的身体虽然隐居，内心其实从未隐退。这种隐居大概已经高尚了，但还不算伟大。一定要像阮嗣宗等人那样，才是身心都隐，没有什么可以称述的。唉！大隐居于朝廷和市井之中，东方朔就是这样的人。阮籍虽然境界很高，却还有逃避名声的牵累，仍未脱离隐居的形迹。我认为阮籍即使想做冯道那样的事也做不到；至于冯道，才真正没有什么事不能做。吏隐外臣总论 胡广 冯道 吏隐外臣总论 假使张子房不是为了韩国，那么他终身都会是辟谷隐士，甚至不知道有官吏，又怎么会知道身在官场而隐居呢？既然已经借助汉朝灭亡秦国、为韩国报仇，所以不能不在汉朝做官而隐居。他的行迹像是在官场中隐居，但内心并不是；我考察他最终的成就，又怎么能不称他为吏隐呢？假使侯嬴没有遇到公子，那么他终身只是守关的人；一遇到公子，便献出奇谋，出谋划策，愿意刎颈相随，把死看得像吃糖一样甘美。为什么呢？因为他找到了死得其所的地方。他的行迹像是在官场中隐居，内心却也不是；我考察他七十岁初年的情况，根据他一生寄身之处，所以也称他为吏隐。因此我说：这两个人都是吏隐。古今豪杰一生不得志，最后老死在守关岗位、死在窗下的，不知有多少。侯嬴能够死在公子身边，是幸运。假如不幸不能这样死去，那么他将终身守关，终身吏隐，自然不能不甘心如此。至于张子房，当日如果不能在一击之下刺死秦始皇，后来又不能实现消灭秦国的凶恶事业，他难道肯甘心只去辟谷吗？唉！国士得到知遇的感激，知己相逢的感动，灭国之恨，五世之冤，千载以来的豪杰，其内在道理都是一样的。做官还是不做官，隐居还是不隐居，都只是外在形迹，不是应当议论的根本。有眼光的人，或许认为我的话对吗？胡广 舍身赴死实在太难了！世上的人动不动就用舍身赴死来要求别人，这是过分的。假使一定要人人都舍身赴死才算可以，那么贤者之所以终身藏在岩穴中，不肯出现在世上，就是这个原因。胡广、赵诫虽然不能像李固、杜乔那样极力进谏、据理力争，但李固、杜乔死后，仍然又有李固、杜乔这样的人相继起来，列于朝廷，这是谁的力量呢？同那些自杀而事情就此结束的人相比，他们的功劳加倍了。所以说，天下的中庸之道，胡公确实做到了！他的中庸，难道能同张禹相比吗？张禹凭借皇帝老师的尊贵地位，皇帝言听计从，他却曲意逢迎王凤，专门替王莽谋划。正因为如此，我也把胡广称为吏隐。大概这就是隐于无名之中。冯道 冯道自称“长乐老子”，他确实是一个真正的长乐老子。孟子说：“社稷最重要，君主次之。”这话如果可信，冯道已经懂得了。社，是用来使百姓安定的；稷，是用来养活百姓的。百姓得到供养以后，君臣的责任才算尽到。君主不能供养百姓，臣子独自替他供养百姓，这样百姓得到安养，冯道的责任才算完成。如今看五代各朝相继，暗中转移、默默争夺，即使有战争，也没有听说争夺城池。五十年间，虽然经历了四个姓氏，侍奉了十二位君主，以及耶律氏、契丹等，百姓最终免受刀兵之苦，这是冯道致力于供养百姓的力量。谯周的见解也是如此。唉！从谯周仇视国家的言论来看，就知道后世人士都不知道把安定社稷当作乐事了。不过，也必须有刘禅那样的昏庸，有五代那样的沦陷，有东汉各帝年幼冲弱，有党锢诸贤彼此互相标榜，才可以这样说；否则，不能拿这些作为借口。《李温陵集》卷之十五 ●《李温陵集》卷之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