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温陵集卷之四

译近日得知下葬之事已经办完，可喜，可喜。人生一世，也不过如此而已。你们相聚四十多年，彼此情形非常熟悉，也像在并州作客久了，便自然把那里当作故乡一样，实在难以突然割舍。夫妇之间，恩情尤其深厚，不仅有枕席之间的私情，也因为共同辛勤劳苦、艰难度日，有内助之益。如果平日有像宾客一样的敬重、举案齐眉的诚意，孝顺友爱、忠实诚信，损己利人，胜过如今世上所谓求道之人徒有虚名而没有实际，那么临别时就更加难以割舍了。为什么呢？因为感情爱意之中，又兼有妇人的品行、妇人的功劳、妇人的言语、妇人的德行，更令人思念。你的岳母黄宜人就是这样的人。只有讲学这一件事，她不相信别人的话，稍稍令人遗憾；其余方面都是今人所没有的。我虽肝肠如铁，难道能不感慨吗？何况到了老年却各自分隔天地，不能永远诀别吗？算了，算了！自从听到讣告以后，没有一夜不梦见她，但梦中都不知道她已经死了，难道真的到了这种地步吗？还是我思念她，她的魂魄便自行来招引我呢？想来她平日持重谨慎，一定不会轻易走进僧堂；但既然到了僧堂，又有什么妨碍呢？总之，这些都还没有彻底洒脱。既然只有魂灵存在，又何分男女、远近，又有什么拘束和障碍呢？如果仍像往日那样受到拘束而不能通达，那么终究没有出头之日。既然这个魂灵还在，便知道真正的身体并没有死亡，自然就没有什么拘束；这样却又自己制造拘束，可以吗？没有拘束、没有障碍，这就是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并没有另一个所谓西方世界。纯夫，你可以把这封信焚烧后告诉你岳母的魂灵，使她知道这个道理：不要贪恋托生的快乐，一旦处在胎中就会有隔阴之昏；不要贪恋人间、天上的供养，一旦生到天上享受供养，便会顿时忘掉前生自由自在的旧念；等福报享尽、业力现前，又会重新轮回，六道永远没有穷尽。你的岳母平日为人如此，毫无疑问必定生在天上。一定要记住我的话，不要忘记；即使在天上，也要时时记住，等我寿终之时，前来迎接我，这样辗转相互依靠，就不会有差错了。或者暂时寄居在念佛道场中，那就更好了；或者见到我平生交往的人、平日敬爱的人，能够同他们一起归依，等待我到来，也可以说是幸运。千万不要贪恋投胎再生。纯夫，千万要焚香化纸钱，把这封信苦心诵读三五遍，对着魂灵把这些话明白地叮嘱、诵说，她自然就能知道。○答周二鲁

译士人最可贵的是把成就自己作为事务，使自己得到安适。如果不能使自己安适，却只使别人得到安适，那么即使是伯夷、叔齐，也同样是放纵邪僻；不知道把成就自己作为事务，只一味替别人做事，那么即使是尧、舜，也同样是尘垢秕糠。这就是儒者的作用最终被庄子排斥、被青牛所呵斥，并认为不如善于经商之人的原因。因为早晨听闻道理，晚上就可以死去，虽然没有别的道路；但说到治世、处身的方法，确实不是儒者所能企及的。后世稍微懂得其中大略的人，尚且能够造成清净安宁、专一的教化，如汉文帝、曹相国、汲长孺等。使自己受益、也使别人受益，都归于最顺遂、最理想的治理，那与黄帝、老子的时代相比又怎样呢？我确实喜欢这种境界，只是习气太重，不能希望达到万分之一。大概是嘴上说使自己安适，最终却还是喜欢使别人安适；嘴上说成就自己，最终却还是把自己看得太轻，原因就在这里。老子说：“挫折锋芒，解除纷扰，调和光芒，混同尘俗，处在众人所厌恶的地方”，这样才接近道。我在黄安时，整天闭门不出，不能同众人混同于尘俗；到了麻城，才进入游戏三昧，在花街柳巷之间出入游玩，开始能够同众人混同于尘俗了。但又还不能调和自己的光芒，为什么呢？因为同中丞之间还有辩学的书信往来。如今想来，辩论有什么益处？只看见纷纷扰扰，彼此的锋芒更加尖锐，光芒更加炽烈，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涉及吝惜、自骄，自己走上了宋儒攻击新法的旧路而不自知。难道不是因为不知道把不知当作自己的不知、不能使自己安适，所以不能调和光芒，反而务求炫耀自己的光芒吗？静下心来想想，实在可耻。因此我决意剃发，想要深入山中，免得同世人争长论短。大概还不能面对面忘情，形势上不得不再次采取闭门独处的办法。虽然生死大事不必做到这种地步，但我自己惭愧一生劳碌扰攘，年纪已经六十二岁，风前的烛火，剩下的时间没有多少了。何况从今以后，都是尚未死去的年月、等待死亡的身体，难道还要把岁月日时白白耗费吗？如果又不知道使自己安适，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安适呢？况且游戏玩乐是众人共同做的事，也是儒者所厌恶的事。如果剃发毁坏容貌，那么不仅儒生厌恶，连众人也会厌恶。调和光芒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我又何必吝惜这几根头发，而不处在众人所厌恶的地方呢？我不敢说自己接近道，只是因为处在卑下、屈辱、退处、下位、空虚和独处的境地。水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最善的，只是人不能像水罢了。我因此勉强采取这样的举动，大概年老而无用，尤其适合如此。此时白下，五台先生在刑曹，离这里很近；近溪先生也已经到了。我惭愧自己老了，不能匍匐前往侍奉。兄长既然在这里任职，幸好早些生起兴趣，去同五台先生会面。先生骨骼刚强、胆气激烈，经历世事已久，熟悉世故，通晓朝廷典章，不必再多说。至于他的出世之学，心领神会，也已有多年，却闭口不谈，遇到人只说因果，使人鄙笑。遇到真正的儒者，他又装得如痴如梦，反而让人怀疑；那么这位老人欺骗人也太过分了，大概是自以为海内无人，所以才如此。他也由此显示出善于隐藏自己的作用，非一般人所能及。兄长有大丈夫的志愿，无论想用世还是出世，都不应错过这位老人。近老今年七十四岁，年轻时求道，大概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侠客，却能够收回光芒、收敛火焰，专心于般若之门。年老后把糟粕全部抛弃，使污秽丑恶聚集于自身，大概是和光同尘达到极点。世俗儒者不了解，都说他确实就是这样。不肖老子说：“天下人都认为我非常不像样，正因为我太广大，所以才像不像样的人。如果像某种固定样子，我早就渺小了；细微之处达到广大之极，便没有什么不包含。” 世人认为他不像样，本来就是应该的。”人人都把这位老人看作不像样的人，那么了解这位老人的人自然稀少；了解他的人既然稀少，这位老人也就更加尊贵了。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我确实知道这两位老人，是今天天下第一流的人物，也是后世第一流的人物。治世、处世、经世、出世，都已经达到极高境界。兄长只要细心听他们的话，一定会知道自己有大受用之处。不过这番话也正表现出我不能使自己安适、没有真正把自己当作根本的地方。为什么呢？兄长从未问过我这两个人，也从未想要会见这两个人，我为什么要把这两个人说到这种极高的地步呢？难道不是因为我的心肠太热了吗？一笑，一笑。○答复焦秣陵

译无念回信说得很详细。近来我之所以打算去投奔兄长，是因为我年老了，恐怕等不到以后。既然兄长身在官场，日夜没有闲暇，那么即使我想早晚不离左右向您请教，又怎么能够呢？如果不妨碍您做官，我可以蓄发，委屈自己随从您；即使白天没有空闲，难道就没有漫漫长夜吗？但听说兄长身心都不得闲，那么我决不能前往，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冲庵将赴南京任职，正是需要用人、任用人才的时候；像这样将被重用的人，南北中外还不知道最终在哪里停留，却约我到焦山去，这尤其荒谬。舍弃安稳便利而去跋山涉水，困守空山替侍郎看守院舍，那又哪里用得着李卓老呢？我暂且住在这里，和无念、凤里以及近城的几位朋友，早晚在龙湖边相聚；即使主人把我当作臭秽不洁之人而不加理会，也不在意，只希望兄长尽心供给费用。弟弟我曾说，世间有三等作怪的人，使世间不得太平，都是因为他们两头照顾。第一等人害怕做官受到束缚，心里却又舍不得官位，外在受苦，内心也受苦；这种人品格颇高而内心最苦，直到舍弃官场才能获得自在，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还有一等人，本来就是为了富贵，却在外表上矫饰言辞，说自己不愿意；其实是想把这作为荣耀自身的阶梯，同时又采撷道德仁义之类的说法来掩饰自己。这种人身心都劳苦，没有什么可说的。唯独还有一等人，害怕做官就舍弃官职，喜欢做官就去做官；喜欢讲学就讲学，不喜欢讲学就不肯讲学。这一等人的身心都安泰，手脚轻快安适，既没有两头照顾的忧患，也没有掩饰自己、表扬自己的丑态，所以可以称道。赵文肃先生说：“我这张嘴，张子这副脸，也做了阁老。”这才相信万事都有前定；只要能心闲一天，便算占了一天的便宜。世间的功名富贵以及道德性命，哪里曾经束缚过人？都是人人自己束缚自己罢了。这些狂妄的话，有可以采纳的吗？无念能够拜会顾冲庵，真是奇事，只是没有见到我。李渐庵也没有来，实在遗憾。邹公有教诲赐给我，杨公还有俸禄送给我，都应当向他们道谢。然而我已经老了，伏在枕上等死，笔墨也荒废很久了；况且以我这样衰老的乡野老人，向京城递名帖，恐怕他们会把我看作不祥之人。算了，算了，自己递上告免的文状，料想他们不会怪我。先前邹公经过古亭时，弟弟我恰好外出，没能趋前作礼侍奉，后悔了好几天。金马、玉堂这样的贵人所到之处，蓬门荜户也会增添光彩；他们离开三天了，余香还在，谁不争先一睹为快呢？唯独鄙人不能参与，这是缘分何等浅薄啊！有一篇《出门如见大宾》的文字，随信附上，请您指教。教诲中还有一道“精一”的题目，是圣贤所以穷尽自身本性的道理。题目还没有写出，容我以后抄录奉上。大体说来，圣人的言语最为切实，也最有用，并不是空洞的话。如果像通常那样只作批注，又哪里还用得着圣人的言语呢？世间讲学的各种书，明白爽快、透彻入骨，自古至今没有像龙溪先生的著作这样的。弟弟我过去收藏得相当齐全，如今全被人拿走了，一本也没有留下。在诸位朋友中，读经已经很难，读大慧的法语和中峯的《广录》也很难；唯独读龙溪先生的书，没有人不喜欢。由此可知，先生对天下后世的功劳实在不浅。听说有《水浒传》，无念想要，幸望寄给他。即使不是原本，也可以；不过若不是原本，确实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方讱庵至今还在滇地，这是为什么呢？怎么才能和他见上一面呢？无念此行十分得意，认为自己遇到了各位老先生。听说山东李先生非常殷切地想来，有些像要离群而行的意思。仔细想到这些，就使我日夜思念、辗转反侧，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袁公如果果真肯屈驾经过龙湖，明年初夏我当打扫馆舍、煮茶等候，希望不要失约。杨复所遗憾的是，和兄长居住得稍远；弟弟我过去在桠老那里，见到他的心地像谷种一样。谈到惠回归顺而跟从逆者居住，他是大作家。文章开头三五转十分透彻明白，可惜末尾写成了“道堙”，议论稍稍不相称。不过如今世上恐怕还没有能够写出这种文章的人，这就是所谓“学从信门入”。从此便有道路可以行走，有大门可以开启，堂堂正正地日益深入，近溪先生的期望没有落空，而兄长等人也得到良好的伴侣了。弟弟我虽然衰老朽败，不堪雕琢，难道敢把自己排除在法席之外吗？听说这位老人求友不止，决不是肯以一点小成就自我满足的人，真令人欣喜。我已经决定住在湖上，只要花五十金修理一座小塔，冬天结束就搬到那里去。祝无功经过这里，这次相会即使超过预期，也不过让人说他好学不倦、这样求友罢了。大体说来，如今求道的人把官位看得重，把名声看得更重；以学问求名，以名声求官。如果学问不能用来求名，名声不能用来求官，他们就把舍弃名声看得像扔掉破扫帚一样。难怪有志之士多不肯学习，许多人把我们这一辈看成真正的光棍。在这件事上若有羞耻，羞恶之心自然就会存在。如今对于只说不做的地方，却不知道羞恶，反而把恶人当作玩笑游戏；这正是所谓不能守三年之丧，却能守小功之丧的情形，真可悲啊。近来有一篇题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的说书。世间人谁不说自己能够知人？然而孔夫子偏偏把知人看作忧患，帝尧也独自把它看作困难，那么世间那些自称知人的说法，都是妄说。就求学而言，若能切实亲近学问，就能够知人；能够知人，就能够自知。因此，知人是自知的重要事务。所以说：“我能辨识言语。”又说：“不能辨识言语，就无法知人。”就经世而言，若能切实而不虚浮，就自然能够知人；能够知人，是由于能够自知。因此，自知是知人的重要事务。所以说：“知人就聪明。”能够任用官员，是尧舜的知人之明，而且没有偏失。这是万事中最急迫的事务。所谓当务之急，就是亲近贤人。亲近贤人，就是要知晓谁是贤人。自古以来的明君贤相，谁不想得到贤人并亲近他们？可是最终所亲近的却都不是贤人，这是因为不知道那些人并非贤人，反而妄以为贤而亲近他们。所以又说：“不了解那个人，怎么可以呢？”知人就不会错失人才；不失去人才，天下就会安定。这是尧所认为困难的事，也是孔夫子这位大圣人深深忧虑的事，世人却把它看得很容易。唉，世人是多么猖狂而不加思考啊！何况还想凭一时的喜怒、一个人的爱憎，去判断天下那些高蹈远引之士、混同世俗而敛藏光芒的人，以及像周丘那样皮毛粗陋、气味污秽的人吗？

译所以得到职位并不难，守住职位才最难。如果只是选择一概顺从自己的人、尊奉自己的人，那么天下的士人就不会来了。如今诵诗读书的人是有的，但他们果真懂得知人论世吗？平日里把孟轲看得似乎还不够，等到临事时心里又佩服他，反而害怕自己还不如他；这种评论是切实而有用的。我非常知道世上的学者会把我的这些话看作荒诞、逆耳的话；但如果逆耳之言也不肯接受，将来恐怕仍免不了重蹈同心商证的旧路。既然如此，又何必使用这样的大官职来欺骗朝廷、欺骗天下士人呢？毒药能够治病，刮骨刺血，不是像关云长那样的大勇之人不能承受。不能自负为孔子、孟轲，却反而还不如一位关义勇武安王吗？只在这一封书信中，终身交往的关系在这里，半途绝交的关系也在这里。不要拿状元的身份来吓唬人。世间像我这样的朋友，绝不会再有了。苏长公是怎样的人？所以他的文章自然惊天动地。世人不了解这一点，只以文章来称赞他，却不知道文章只是他的余事罢了。世上从来没有本人不能卓然自立，却能仅凭文章流传不朽的。弟弟我从他的全集中抄出四册，都是世人从未选取过的篇章。世人所选取的，只是世人所知道的；那也不过是长公俯就世人而写的作品。至于那些真正如洪钟大吕一样的文章，大力敲击便发出大声，轻轻敲击便作小小回应，全都体现着他精神的精髓和骨力。弟弟我如今把它们全部抄录出来，闲暇时翻阅一遍，平生的心事仿佛都能看见、面对面相谈。仿佛长公敞开衣襟当面同我说话，早晚与我同游。我只遗憾不能再抄写一部送去请您指教。如果刊印出来，让学生放在案头，初场、二场、三场的功课就都完备了。龙溪先生的全集，千万记在心上，留一部给我。近溪先生的刻本就不值得看了。因为近溪的语录，必须有所领悟，才能从语言文字之外看出道理；否则不免反而受到束缚。它不像王先生的著作，每一句都打开了解脱之门；有所领悟的人读它，足以印证自己的内心；尚未领悟的人读它，也足以获得印证而进入其中。弟弟我今年六十三岁了，疾病又多，在世的日子已经不长，所以所说的话都直截了当，不再委曲。虽然看起来像是倚仗年老而无所顾忌，但在知心朋友面前，又哪里用得着委曲呢？如果说是知心朋友，却还必须委曲，那就不能称为知心朋友了。既然如此，难道弟弟我终究没有一个知心朋友吗？照现在看来，我恐怕到死也不会有一个知心朋友。又写给焦秣陵。李氏的藏书，我又重读了一遍，改定了许多地方。完稿后当送给您阅览，再请您校订。原稿请您查找后交给可靠的人还给我，因为我这里已经没有别的副本了。郑子玄，是丘长孺父子的文学会友。他的文章虽然比不上父子二人，但为人质朴实在而知羞，不肯讲学，所以我喜欢他。大概他从来没有亲眼见过颜、曾、思、孟，也没有亲眼见过周、程、张、朱，只见到今天那些讲周、程、张、朱的人，便以为周、程、张、朱本人确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感到羞耻而不肯讲学。不讲学虽然是过错，但如果能使求学的人感到羞耻，不肯讲学，以为周、程、张、朱最终不过如此，那么今天那些讲周、程、张、朱的人就该受诛责了。他以为，那些讲周、程、张、朱的人，全都是嘴上谈道德，心里想着高官，志向在于巨富罢了。已经得到高官巨富后，仍旧讲道德、说仁义，和平常一样；还喋喋不休地告诉别人说：“我想要劝戒世俗、教化社会。”他认为败坏风俗、损伤世道的，没有比讲周、程、张、朱的人更厉害的了，因此更加不相信他们。不相信，所以不讲学；如此说来，他不讲学也未必是过错。黄生经过这里时，听说他从京师前往长芦抽取丰厚馈赠，又跟随长芦长官另赴新任，到了九江，遇见一位显贵之人，便舍弃旧的而投靠新的，跟着对方转向北方，冒着强风严寒，不顾年老和生死；到了麻城，就不能不去见他。我曾对他说：“我想游历嵩山、少室山。”那位显贵也想游历嵩山、少室山，便拉我同行，所以到了这里，幸而得以相会。不过那位显贵在城中等我，按情势不能住一夜，回来时还会再经过这里。经过这里，就会多停留三五天再分别；如今匆匆忙忙，实在难以割舍。他的话是这样，他的真实情意又是怎样呢？我猜想，他其实是舍不得林汝宁那里的一顿好饭，难以割舍罢了。林汝宁先前任职三次，他没有一次不常常前往，而且必定满载而归；如今还没有满足，像饿狗思念食物一样，隔日屎才敢欺骗我，说自己是要游嵩山、少室山。他用游嵩山、少室山来掩藏向林汝宁抽取馈赠的事实，来讨好我；我又担心林汝宁怀疑他是为了再次寻找自己，于是又说舍不得李卓老，还要再来拜访李卓老，以此讨好林汝宁。这样名利两得，行止都周全，我和林汝宁几乎都陷在他的计策中而没有察觉，难道不可以说他巧妙吗？今天的道学，和这有什么不同？由此看来，今天所谓的圣人，和今天所谓的山人是一样的，只是幸运与不幸不同罢了。幸运而能作诗，就自称“山人”；不幸而不能作诗，就推辞山人的称号而以“圣人”自命；幸运而能讲良知，就自称“圣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不幸而不能讲良知，就推辞圣人的称号而自称“山人”。这样辗转反复，都是欺骗世人、盗取名声的人。名义上是山人，内心却和商人一样；口头谈道德，志向却在于钻墙打洞。以山人为名而内心像商人，已经很可鄙了；竟然反过来掩饰抽取馈赠的行为，显耀自己是去嵩山、少室山，还以为可以欺骗别人，那就更可鄙了。如今讲道德性命的人，全都是游嵩山、少室山的人。如今那些患得患失、志在高官厚禄、喜欢田宅和美好风水、想以此荫庇子孙的人，都是把名义寄托在林汝宁身上，以舍不得李卓老为借口的人。这样看来，郑子玄不肯讲学，确实没有什么可怪的。况且商人又有什么可鄙的呢？他们带着数万钱财，经历风涛的危险，在关吏面前受辱，在市场交易中忍受责骂，历尽种种辛苦；所带的本钱很重，所得的利润却很少。然而他们一定要和卿大夫的门客结交，然后才能收取利益、远离祸害，哪里能够傲然坐在公卿大夫之上呢？如今所谓山人，若称他为商人，实际上却连一文钱也不带；若称他为山人，却没有公卿大夫的门第就不肯迈步，所以才可鄙。即便如此，难道我就没有这种情形吗？又怎么知道我不是怀着商人的行为和心思，披上释迦的衣服，借此欺骗世人、盗取名声呢？如果真有这种情形，幸望您替我严厉斥责，我不会回护自己的痛处。不过，如果他既患得又患失，购买田宅、寻求风水之类的事情，我断定自己一定能够避免。又答邓鼎石。

译杜甫如果不是在耒阳遇到贤者，就免不了遭受大水之灾；司马相如如果不是到了临邛，程郑、卓王孙之类的人就会把他看得如同粪土。形势到了逼迫的时候，一粒粮食、一两黄金、一次青眼相看，价格便会突然增加十倍，这是情势和道理使然。弟弟我在此时此刻，实在难以处置。谨此致谢，谨此致谢。我焦虑劳心，虽然知道这件事在情理上不能不做，却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尽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天气炎热至此，您的身体十分贵重，不可过于操劳。听说长沙、衡阳、永州一带大丰收，襄阳也很好；只要得到官府作籴买粮食的本钱，并且把事情托付给可靠的人，不论上游下游，或买麦或买米，让熟悉籴买的富户各自带着银两，前往产粮的地方购买，使购粮的活动源源不断；运到水边后，官府再定为平价。贫民前来买粮，不论银钱多少，少到二钱、三钱，也给他们方便；只要有银子送来，就不断收银、发给票据，让他们自己到水边搬取所买粮食。这样他们有利可图，就乐于办理此事，而购粮的本钱自然不会损失。贫民前来转买粮食，既有粮、有米、有谷、有麦，自然也就不慌乱了。至于发票、发放谷物之间，只要手续简便而周全，使人不受阻碍、不被拖延，自然就有仁慈的父母官在了。况且在这种时候，即使实际得到一分救济、一分赏赐，他们感激父母官的心情，也自然不同。我认为在今天，所应当做的事情，以及能够做而最急于做的事情，不过就是这些罢了。如果说救济灾荒没有奇策，那只是庸俗儒生的妄谈，怎么可以听信呢？世间有什么事情不能处置，什么时候不能救济呢？尧没有遭遇九年的洪水，是因为有救水的奇策；汤没有遭遇七年的旱灾，是因为有救旱的奇策。那些说只要积蓄多、预先准备好就行的人，不过是在说预先准备这一件事，并不是说临时救济的办法。只是世人没有才干、没有办法；即使有才干和办法，又害怕利害牵涉自身，百般趋避，所以也就因循不理，安坐着等死罢了。然而他们即使自称不能做到，也不敢马上说别人全都不能做到。偏偏有些庸俗儒生，自己不能做的事情，便说别人决不能做，又敢倡言大话说：“救荒没有奇策。”唉！这种话一说出来，阻碍天下救荒的，必定就是这种人。那么，庸俗儒生对天下造成的虐害，毒害难道还不严重吗？寄信答复京城的朋友。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如今人人都知道人才难得，人人都能谈论人才难得，却不知道真正爱惜人才的艰难。人才到了面前，竟不知道珍爱；幸而知道珍爱，又竟然看不出有把人才当作自己所有的那种心情，看不出有称赞欢喜、仿佛这些话出自自己口中的那种真诚，如同孔北海推荐祢正平、赤脚前去救扬彪那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爱惜人才。即使爱惜人才，也只是因为爱惜人才这个名声好、借此求取名声好，所以才爱惜罢了。这样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像对待自己所有的东西一样，不惜赞美之辞、仿佛由自己口中说出那样，像孔北海一样呢？唉，我已经不再指望了！纵观《春秋》时代的天下，没有一个人能够爱惜圣人的才华，所以圣人才特别发出这样的感叹，并深深羡慕唐尧、虞舜时代的盛隆。如此说来，人才固然难得，却还时时会有；至于爱惜人才的人，千古以来却没有见到一个。孔子爱惜人才，也懂得辨识人才，却没有处在适当的职位上。他进入齐国便知道晏平仲，居住在郑国便知道公孙子产，听说吴国有季子，竟径直前去观看他的葬礼；他爱惜人才就是这样。如果让他得志，他难道肯让人才湮没而不被发现吗？那么孔子的感叹人才难得，并不只是感叹人才难得，实际上是在感叹爱惜人才的人难得。人才有大小，具有大才的才可以称为人才。有了大才，却肯担当事务的人尤其难得。既有大才，又能不躲避祸害，亲自承担职责，勇敢地去实行，却没有取得一第，便没有凭借；即使有人爱惜他的才华，又能把他怎么样呢？幸而考中高第，有了可以凭借、出面推荐他的依据；但如果年纪已经过了适宜的时期，那么即使才华如张襄阳，谁知道听取推荐的人不会因为他年过时而干脆弃置被推荐者呢？又谁知道他不会因为已经老了而自己懈怠呢？凡是有大才的人，能够用小才智来处理的事情必定很少，显露的瑕疵也必定很多；如果不是确实具有眼力的人同他交谈，就一定不会相信他。在这几种情形下，即使有大才，又能在哪里施展呢？所以，如果不是自身德望超过常人、才学冠绝当世，并且得到当事者倚重信任，就不容易使人相信而任用他。然而如果不能委曲求全、竭尽忠诚，不能真正把人才当作自己所有，不能真诚到仿佛赞美之言出自自己口中，即使别人相信我，也未必能够相信我所相信的人。遗憾不能和他同时在世，早晨听说，晚上就任用他。唉，真可叹啊！答周柳塘。

译耿老给周先生的信中说：“过去曾听说卓吾狎妓的事情，那封信还保存着。可是最近来信，却说弟弟我不能参透、会通卓吾的禅机。昔日颜山农在讲学会中，忽然起身在地上打滚，说：‘请看我的良知。’士人朋友至今还把这件事传为笑柄。卓吾种种作为，无非就是打滚的意思，只可惜他表现出来的并不合乎机锋，实在不高妙。”他又说，鲁桥诸公的聚会，是为了宴请邓令君。卓吾将优伶旦角调戏玩弄，这也是禅机，也是打滚的意思。大概他认为鲁桥的学问，随身携带的规矩太严，是想替他们解开枷锁罢了。然而鲁桥的学问原本是以恭敬来求仁，已经形成体系了。如今见到卓吾的举动如此，只更加重了他轻薄主人、侮辱客人的遗憾。尚未相信他就先横加指责，怎么能使他觉悟而获得解脱呢？他又说，卓吾曾经强迫他的弟弟狎妓，这也是禅机。又说，卓吾曾经带领众僧进入一位寡妇的房间乞求斋食，最终使这位妇人承受了冒犯帷帐的羞辱，士绅大多对此感到遗憾；这也是禅机。孔夫子会见南子，就是这个道理。南子听到车声便知道蘧伯玉贤明，必定是因为那个人可以交谈。卓吾轻视我们这些人，认为我们没有能力理解他的意思，所以到妇人之中去寻求理解。我们这些人不能自我反省的遗憾，卓吾的遗憾又超过了我们。弟弟我担心这位妇人的聪明还不及南子，那么这种机锋又发得不合时宜了。我看侗老这封信，无非是想替我遮掩丑处，所以造出这样一个极好听的名目，来代替我的丑处。他不知道我平生吃亏，正是吃亏在遮掩丑处、装饰成美好，掩盖不善而显扬善行，陷入小人独处时无所不为的境地，还自以为可以欺骗别人，最终却陷入自欺。幸亏真正亲切的朋友针砭我的病根，毫不宽贷，我才开始觉悟，知道自己不对，痛惜反省，逐渐显露真实本性，不敢再介意世人所说的丑名。如今我正担心自己仍在诈称善良、掩盖罪恶的道路上，还没有完全返归真实本性，侗老却直接说我丑，委曲地替我掩饰，这实在不是我从朋友那里所学的东西，也不是我千里求教的本意。考察他的用心，不能说不忠厚诚恳，但我的病却无法治愈了。所谓丑，也只是根据世俗的眼光来说的。俗人认为丑，人们便共同认为丑；俗人认为美，人们便共同认为美。世俗之人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丑、什么是美，只是习惯所见如此，习惯所闻如此；所闻所见在内心占据主导，于是丑美便在外部确定下来，坚固得像胶脂一样，严密而无法解开。所以即使有贤能明智的人，也不能指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更何况那些顽固愚昧、执迷不悟的不肖之人呢？然而世俗之人虽然把这些当作固定见解，贤人君子虽然也把这些当作固定论断，但考察他们的本心，其中有一种真正不可欺骗的东西。既然不可欺骗，就不能不在暗室屋漏之中显露出来；只是因为世人把它看作丑，所以不得不在朝廷和大众面前明白地申辩彰显出来，这也是情势所然。孔夫子所说“独处时不可不谨慎”，正是说的这个道理。所以《大学》多次说要慎独；不自欺，才能自我满足；能够自我满足，才能使意念真诚；意念真诚，才能走出鬼门关。人与鬼的区别，实在就在这里，所以我始终不敢掩盖世俗所谓的丑处，而使自己沉沦在鬼窟之下。假使侗老知道这个道理，决不会忍心替我粉饰遮护到这种地步。信中所说的禅机，也大多不对。祖师在四方学者刚入门、尚未辨别深浅时，只用片言只语，或者用棒，或者用喝来试探他们，这就叫作探水竿。学者不知道应当放下，反而黏着竿头不肯舍弃，祖师便用一棒把他赶出去；如果稍微显露出一点生机，然后才略微显示鞭子的影子，于是真实和虚妄就分开了。后世学者不知道其中意义，反而把它称为机锋，已经很可笑了，何况我的行为都是真实的行事，并不是禅；只是为了自取快乐，也不是机锋。我在丙戌年春天，脾病已经一年多，几乎成为衰废老人；百般调理，药物反而没有效果。等到家属回去以后，我独自一人在楚地，时时外出游玩，任意到自己想去的地方，之后饱食，闷气自然消散，不需要山楂等消导之剂；郁积的火气自然下降，也不必使用人参、黄芪等扶助元气的药物。不到半年，原来的我就恢复了。这才知道真正的药并不在虚假的金石药物之中，疾病多半是由于勉强而来；既然到处随从众人，携手听歌，自然就是我自己求取适意，极大的快乐才是真正的机锋，其中没有一丝虚假掩饰的病，所以假病自然痊愈了。我已经这样做了，我的疾病和禅机有什么关系呢？我既然在外面，就不得不使用人手，弟弟们便跟随我。弟弟们因为我而跟随我，我也得到了可以依托的人。弟弟们为什么抛下妻子儿女，跟随我到数千里之外呢？我心里实在怜惜他们，所以自己体察他们的心情罢了，又有什么禅机呢？至于那位寡妇，兄长一向是知道的。自从我进入县城以来，遣回家属之后，她常常送茶送果，供奉我这位肉身菩萨，极其虔敬。我起初并不追问，只把她和各方供佛的人同等看待，只接受供奉而不作答谢。后来因事情听到县中的议论很杂，我也觉得奇怪，便斥责她离开，不再接受她的供奉；这又是县城中各位朋友所知道的。然而我心里始终有一点疑惑，认为她既然发誓不再嫁给第二个丈夫，即使有人强迫她，她也发誓不答应，专心供佛，希望来世得到回报；既然如此真诚，为什么又会有这样的传闻？所以才和大众一起去拜访她。她有一个继子，三十多岁，请他主持陪伴客人，自然有主人在。一经拜访，才知道她孤苦寡居、无聊无依，确实是受了别人欺吓。她的年纪已经不能说还在盛年之外了，年老而守寡，是秣陵人，亲属中没有可以依靠的人，也没有子女。她的处境是怎样的呢？流言在有智慧的人那里就会停止，所以我更加不相信那些传闻，反而怜悯她。这件事又和求道有什么关系呢？想到我进入麻城以来，已经三年了，除了几位彼此相爱的人以外，谁肯拿一升一合的东西赠送给我？她始终如一，敬礼从未废止，我自然要报答她的恩德并更加挂念她；有冤屈就替她申雪，有委屈就替她伸张，这也是情理使然，又有什么禅机呢？还拿孔子会见南子的事情来相互印证。大体说来，我一生只是世俗庸众的心肠罢了，即使孔夫子也属于庸众之人。人人都可以会见南子，我也可以会见南子，这和禅、机锋有什么关系呢？子路不知道其中道理，所以不喜欢孔夫子会见南子，也不足为怪，何况相隔千年以后的人呢？人人都可以见南子，唯独孔夫子不能见，那才是孔夫子有不可为之处。孔夫子没有什么不可为的，又有什么不能见南子的呢？如果说是礼，如果说是禅机，那都是像子路一类的人可以不必争辩的问题。至于所说山农打滚的事情，我这种浅薄的学者从未听说过。如果果真有此事，那就是山农自己获得了良知的真实趣味，自己打滚、自己翻滚罢了，和其他人有什么关系呢？

译凭什么把这看作禅机呢？世间打滚的人有多少，日夜都不停。时时刻刻在朝廷和大众之中谄媚权贵，以保住一时的荣耀；在暗室屋漏之内，又奴颜婢膝地服侍人，以求一时的宠爱。没有人不是这样，没有时候不是这样，没有一刻不在打滚，却偏偏山农一打滚就成为笑柄。侗老恐怕别人仿效他，于是便说他天天滚下去。我认为山农也只是偶尔打滚，后来绝没有听说他再讲什么道。山农只是滚过一阵子，即使是山农也不能终身滚下去，何况别人呢？即使别人，也从未听说有谁学习山农打滚，又何必担心别人学山农打滚呢？这都是平日里杞人忧天太过的缘故。我独自遗憾山农不能终身滚滚而行。打滚的时候，内心看不见自己，外在看不见别人，内心没有美，外在没有丑，不背负自身，不在庭院中行走而被人看见，内外两忘，身心如一，这是很难很难的。不知道山农果真达到过这种境界吗？不知道山农果真能够终身滚滚而行吗？我恐怕他也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如果果真能够达到，这便是我的老师，我哪里敢因为别人发笑就怀疑这位老人呢？如果不以自己来考察，反而被别人的嘲笑迷惑，那就不是自己获得的学问，而是追求别人的志向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然而这也只是山农自己获得的境界，和禅机完全没有关系。山农以成就自己为极致，所以能够这样。假如有一丝为别人的心，就做不到了。成就自己就是成就别人，自己有所获得就能使别人有所获得，并不是在成就自己之外另有一种成就别人的学问。山农并不是想在大众之中试验这种机锋，也不是想让人人都相信自己；别人信不信又有什么妨碍？不过如果有上根大器的人，默默领会而深深契合，山农也未尝不会高兴。我又怎么知道其中没有像罗公那样聪明善悟的人，故意作出这种丑态来和他参究呢？这些都无法知道。然而假如真有像罗公这样的人在场，那么山农一打滚，其中西来大意也就会默默传授、领受了。难道能因为害怕别人传为笑谈，就停止不做吗？发笑的人只管发笑，领会的人自会领会；幸而有领会的人，即使千人笑、万人笑，笑一百年、笑一千年，山农也不会理会。为什么呢？佛法本来就不是对庸常大众说的，也不是对那些不能和他谈论上乘道理的人说的，更不会因为害怕别人嘲笑、不敢说出来就停止。如今只忧虑别人的嘲笑，却不急切于有人领会的喜悦，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了。这也太顺从外界、太替别人着想了。至于把刘鲁桥说成恭敬之人，那就更加悖谬了。侗老粗疏浮浅，有值得怜悯的地方；不妨让我多说几句，再为他解释清楚，怎么样？恭敬难道是容易做到的吗？古人一向笃实恭敬，天下就太平；一旦恭敬自己，面南而立也会端正。这果真是鲁桥的恭敬吗？我只遗憾鲁桥还没有做到恭敬，何曾把恭敬当作鲁桥的毛病呢？古人修养敬意，百姓就安宁；处处存敬，面南而立也能端正。这果真是鲁桥的敬吗？我只遗憾鲁桥还没有做到敬，何曾把敬当作鲁桥的毛病呢？我的痛苦实在太深了！如果真像鲁桥那样，便认为恭敬就是临朝时端正沉默、像神一样，那么卫士传送膳食，衡量石数、按时完成文书，像这样恭敬而勤勉，怎么过了一两代就灭亡了呢？所以可知，恭敬是不容易谈论的。不是恭敬本身难以谈论，而是恭敬的意义难以认识。认识了恭敬而能说明它，就是圣人；不认识却还要谈论、学习它，就成了赵括。只会读父亲留下的兵书，像优孟模仿孙叔敖，难道就是真的吗？难道不可以说是假的吗？真是可笑。弟弟我非常知道兄长的痛苦，也知道侗老思念我；但我终究不敢用庸俗大众的心态来对待兄长。和侗老相处，也只是因为他的禀性本来如此。又因为侗老既然肯说出这些话来教导我，我怎么敢默默把是非放在一边，假装说些世间奉承的话来彼此奉承，只为取得两位先生一时的欢喜呢？寄信答复留都的朋友。

译看了兄长给我看的信，那封信所说的各种事情，全都是依赖别人来获得的；这种话是在欺骗谁呢？不过其中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切中我的毛病。不只是我常常供认招认，和我相处的人也都清楚地知道我所患的症候就是这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用自私自利的心来做自私自利的学问，只求自己痛快称意，不顾别人非难批评；所以即使多次承受诸公的爱护、教诲和劝告，最终仍不能改变，正是害怕那会妨碍晚年的快乐。自私自利，就和万物一体的仁心区别开了；纵情放任，就和谨言慎行不同了；千般万般的丑态，根源全都从这里产生。他责备我是对的，不过已经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了。为什么呢？我已经供认招供到官府受审问治罪，归结起来不过是把我当作化外之民罢了。如果还无休止地责备我，便是过分了，不合万物一体的尺度。并不是我没有做过恶，并不是我的心肝五脏都储藏着仁心，并不是爱人无穷的圣贤，也不是言语足为世间法则、行为足为世间榜样、可以成为百世之师的人。所以我每每反过来说：我所缺少的，是万物一体的仁心；我所做的，就是作恶。如今他连对我一个人都不能体察，怎么能够体察万物呢？他对我一个人尚且如此憎恶，哪里能说他没有作恶呢？屡次反过来责备他，他却不知道痛心，哪里能说他有恻隐的仁心呢？他责备我的事情，我件件都有；我反过来责备他的事情，也件件都有；但他却断然认为我的话全是妄说，所以我更不敢说了。不过，即使我所说的未必合乎他的心意，其中难道没有一两句接近道理的话吗？他却都视为狂妄虚妄，这是因为作恶之心在他心中牢固结聚，难以立即解开；所以即使有中肯入耳的话，他也一并抛弃而不理会，这样一来，他的毛病和我相同。他的言语难道不也同我一样虚假吗？他的心中难道没有与我相同的东西吗？至于那种喋喋不休地争辩，只求自己获胜，想借此成全师道的做法，更是我所不屑的。可是他竟反过来责备我，所以我不服。若是凭建昌先生这样的人的确责备我，我敢不接受责备吗？为什么呢？因为他真正没有作恶，真正做到了万物一体。如今我未尝不说孝、弟、忠、信，他却说我把孝弟当作多余的话，这是什么道理？责备别人的人，必须自己没有某种缺点，才可以责备别人没有；自己已有某种品德，才可以责备别人没有。如今自己没有，却反过来责备别人要有；自己已有，却反过来责备别人要没有，这又是什么道理呢？不过这也是一番好意，我只接受他的好意，不再追问他究竟有没有做到。我只需虚心，不管他是否虚心；我只接受教诲，不管他是否善于教诲。我只按他所教的去做，不敢伤害别人，不管他怎样议论我。伤害别人，就同时处置自己和别人，两方面都得到恰当处理。纷纷扰扰的言论，自然就会像冰一样消融。怎么样？怎么样？不过弟弟我终究有些话不能沉默。兄长固然纯粹体现了仁心，全县的士大夫也都具有仁心；如今只称兄长为具有仁心的人，恐怕全县士大夫都会把我看成麻木不仁的人。这实在不是长者的言论，也不是万物一体的意思。分别看得太重，自视太高；对于亲近百姓、不得作恶的宗旨，也太有欠缺。先前给杨太史的信中，我也有批评的话，如果把这些一一寄去，才足以看出兄长和他相处得深厚；否则便是在敬重大官，而不是真正做他的益友。况且他的来信时时怨恨邓和尚，难道因为他所憎恶的人，就一定要让人人都憎恶吗？只要有一个人不憎恶，他便时时怨恨这个人吗？不然，他为什么千封信、万封信都骂邓和尚，从来没有停止呢？仅仅这一件事，他作恶如何？他的嫉妒刻薄和不仁又如何？有人说邓和尚从未害过县中的一个人，真正害县中人的，正是他。如今他已经回来了，试着虚心看一看：一时之间前呼后拥，挤满门口、堵塞道路，奔走奉承，口中不离“老师”二字的人，难道果真都是邓和尚教坏的吗？如果有一个人肯依照邓豁渠的教导去做，那么门前就可以张罗雀网了，谁还肯趋炎附势、假借师生的名义来争相奔走竞争呢？他憎恶邓豁渠，豁渠必定也以这种憎恶回报他，这是常理。但只要不作恶，就不必回敬。至此，至此。寄信答复留都。昨天见到您的信，您这样让我，积压了两个月的心事顿时像冰雪消融一样。我这才知道，先前劝我的人，只不过是在给我添油加柴罢了；而您完全没有一句殷勤周到的话，反而使我更加感受到您的情意，所以我不知不觉心醉了。罢了，罢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怨柳老了。世间所谓是与不是，哪里有什么恒常呢？那些诸公劝我的人，不曾在是非之外有所发明，却想让我藏起旧日的怨恨，表面上装作和好，这就是险诈小人对待我的方式。只要得到表面交往，他们便口头亲密、内心藏剑，我全都不再理会。因此，我所认定的道理更加坚定，也更加无法解脱罢了。朱仲晦说得好：“隐居的人，大多是性情刚强、意气负气的人。”我是隐居的人，也是意气用事的人。路上看见不平之事，尚且想拔刀相助，何况亲自遇到这样的事情呢？然而实际上我只是个痴人，都是被鬼迷住的人。如果没有贤良的朋友和高明的知交，我什么时候才能从迷误中回来呢？由此想到，胜过自己的朋友，一天也不能离开。唉，楚倥已经去世，再也听不到刺入骨髓的劝告；友山与我一天比一天疏远，苦口婆心的话也传不到我这里。我迷误的时间已经很久了，难道只是今天才这样吗？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怨柳老了。况且我们两人都已经六十四岁了，即使能够长寿，也明明不可能再有六十四年活在人世间。像我这样的人，不但将要化去，而且身体一天比一天衰败，哪里能够长久呢？死期已经逼近，而豪气仍然存在，真是可笑啊。与曾继泉

译听说您想剃发出家，这实在不可以。您有妻妾、田地和住宅，而且还没有儿子。没有儿子，那么妻妾、田宅将托付给谁呢？有妻妾、田宅，却无缘无故割舍抛弃，不但不仁，也很不义。如果您求生死之道的念头确实真切，那么在家修行反而比出家方便万倍。现在试问您，果真能托钵沿门乞食吗？果真能穷困饥饿数日而不向人求一餐饭吗？如果这些都做不到，却仍然要依靠田地耕作过活，那么在家修行不是更加方便吗？我当初学道时，不但有妻妾，而且还为官府奔走四方，往来数万里，只觉得自己的学问一天比一天有长进。后来因为寄居楚地，想亲自去接近良师益友，而我的妻子实在不肯留下，一心想回去，所以我让小女婿和小女儿送她回去。然而有亲生女儿、外甥等人早晚侍奉她；我做官的俸余，也全部交给她，只留下我一个人独自在外。这样，即使我的妻子黄宜人回去了，我实际上也不用牵挂，因此能够安心寄居在这里，和朋友游乐。至于我剃发，是因为家中那些闲杂人等时时盼望我回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逼迫我，用世俗事务强迫我，所以我剃发表示不再回去；世俗事务也决然不肯再过问。而且这里没有有见识的人，大多把我视为异端，所以我索性就做异端，以成全那些小子的说法。加上这些原因，我突然剃发，并不是真心要出家，实际上只是因为年纪老大，在人世间住不了多久罢了。像您正当壮年，正适合生子，正适合做人，正适合向上进取；况且田地不多，家业不大，正适合过日子，不像大富贵人家那样满眼都是家计，毫无半点闲暇。何必一定剃发出家以后才学道呢？我并不是剃发出家才开始学道的，这一点千万要记住。书写在常顺手卷上呈给顾冲庵 无念从京师回来，带来了顾冲庵的信。我已经十多年没有见到顾君了，听说他想把我接到焦山上去。我不喜欢焦山，却喜欢顾君做焦山的主人。即使如此，如果能够跟随顾君游历，那么无论四方南北都可以，何必一定要去焦山呢？如果一定要去焦山，那么焦山就显得重要了；如果是跟随顾君，那就再也不知道有山了，何况焦山不过是江边的一座小山罢了，实在没有必要。我在四方有朋友，但没有几个人。老了却没有朋友，整天读书，并不是老年人应有的生活。如今只有等死罢了。既不肯死在妻妾手里，又不肯死在假道学手里，那么将来要死在谁手里呢？顾君应当明白我，何必一定要去焦山呢？无论南北中外，只要他到了哪里，我都能跟随。替他执鞭，或跟在车后，或拿着拜帖匣，或捧着交床，都可以，这并不值得争论。过去季子把儿子葬在赢博之间，尚且希望儿子死得其所，何况他自己呢？梁鸿想把自己埋在要离墓旁，连死后的白骨都还欣然仰慕那里，何况是盖世的人杰、正应当出来为世所用的人呢？我的志向已经决定了。因为无念的高徒常顺拿着书卷来求我写信，我正想让他去见顾君，以订下这个盟约。就把这封信当作正式书信吧，不必再另写一封了。《李温陵集》卷之四 ●《李温陵集》卷之五 海虞后学顾大韶仲恭校订 书信答复五 ◆书信答复五 答刘方伯书 答庄纯夫书 与周友山书 又与周友山书 与焦漪园 与刘晋川书 与朋友书 答刘晋川书 送别刘肖川书 答友人书 答复认为女人学道是见识短浅者的书 复耿侗老书 与李惟清 与明因 与焦弱侯 与弱侯 给方伯雨的短信 与杨定见 与杨凤里 又与杨凤里 与梅衡湘（附答信二首） 复麻城人书 与河南吴中丞书 答陆思山 与周友山 与友山 寄京城朋友书 与焦弱侯书 ○答刘方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