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温陵集卷之八

译孔若谷说：“我还来得及见到卓吾居士，可以大略谈谈他的情况。听说居士的别号不止一个，‘卓吾’只是其中一个罢了。‘卓’字也不止一种写法，居士自称为‘卓’，载入仕宦名册的写作‘笃’。即使是他的同乡，也有人称‘笃’，有人称‘卓’，并不一致。居士说：‘卓和笃，在我的乡音中是同一个音，所以乡人不加辨别而有两种称呼。’我说：‘这很容易解决，只要拿五千丝交给铁匠胡衕，叫刻字匠改正就行了。’居士笑道：‘有这种道理吗？您想让我用有用的东西去换无用的东西吗？况且卓本来就是我，笃也就是我。称我为卓，我尚且不能做到；称我为笃，也同样不能做到。我怎么能用“不能”去替换另一个“不能”呢？所以直到今天，卓、笃两种称呼并用。’居士生于大明嘉靖丁亥年，正值十月，恰好得到了完整的年月数。他出生后，母亲太宜人徐氏便去世了；幼年丧父，没人知道他将来会有什么成就。七岁时，他跟随父亲白斋公读书作诗，学习礼仪文章。十二岁时，参加《老农老圃论》的考试。居士说：‘我那时已经知道，樊迟所问的道理就在荷蒉丈人那里。然而对于“上大人丘乙己”这类启蒙文字，我实在不忍学习。所以说“樊须这个人真是小人”，这样就可以知道我的意思了。’文章写成后，便受到同学们的称赞。众人都说白斋公有了一个好儿子。居士说：“我当时虽然年幼，早已知道事情会这样。仅凭臆测还不足以向我的父亲祝贺有了儿子，而且他们的祝贺之意也太鄙陋浅薄，不合道理。他们认为我能说会道，长大后或许能写出文辞，在世间争得名声，取得富贵后用来救济贫贱的人。却不知道我父亲根本不这样做。我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身高七尺，目光从不随便斜视；即使极其贫困，也常常摘下我董母太宜人的簪子耳饰，拿去救济朋友婚嫁的急难。我董母也不禁止他。这哪里是可以用世俗的心思揣测、预先祝贺的呢？稍稍长大后，我又昏昏沉沉地读经传注疏，不能领会朱夫子的深意，因此自己感到奇怪，想要放弃学业而闲居，又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消磨岁月。于是叹道：‘这不过是一场游戏罢了，只要抄袭一些文字混个名次就够了。主考官难道个个都能通晓孔圣人的精微义理吗？’于是选取当时文章中尖新可爱、值得玩味的篇章，每天诵读几篇。到考场上，遇到五百道题目，只要题意一出，便只管缮写誊录，一定能高中。居士说：‘我这次的幸运不能再侥幸重来了。’况且我的父亲年老，弟弟妹妹也到了婚嫁年龄，于是我就出仕取禄，迎养父亲，并把弟弟妹妹的婚事全部办妥。居士说：‘我起初只想求得一个江南的闲便官职，没想到奔走到万里之外的共城，反而使父亲留下忧患。’ 不过，共城是宋代李之才宦游之地，那里还有邵尧夫的安乐窝。邵尧夫居住在洛阳，却不远千里去向李之才问道；我们父子如果也能在这里听闻道理，即使相隔万里也值得。况且听说邵氏苦心求学，晚年才有所收获，于是归居洛阳，开始婚娶，那时也已经四十岁了。假如他没有听闻道理，便终身不娶。我二十九岁时失去长子，十分悲痛。如果不为求道而忧苦，只顾眷恋亲情，与康节相比，难道不更加惭愧吗？安乐窝在苏门山百泉之上。居士出生在百泉，百泉又是温陵禅师的福地。居士说：‘我是温陵人，应当号称温陵居士。’后来他每天在百泉之上游览，说：‘我出生在泉边，又在泉边做官，泉水与我难道有宿世的缘分吗？’所以又自称百泉人，号百泉居士。在百泉任职五年，始终落落寡合，最终也没有闻道，终于调任南雍而离开。几个月后，听到白斋公去世的消息，便服丧东归。当时倭寇在海上肆虐，各地都遭受战火，居士一路艰难跋涉，夜间赶路，白天躲藏，过了六个月才到家。到家后又顾不上试行孝子的事务，便穿着墨衰，率领弟弟和侄子，日夜登城守望、击柝巡更，承担守城防备。城下箭石交错，米一斗要十千钱，而且没有可以买粮的地方。居士家里有三十多人，衣食无着，无法自活。服丧三年期满后，全家进京，大概是希望借此免除灾难。住在京城一个月，仍没有得到官缺，钱袋也快空了，于是租馆授徒。这样过了十多个月，才得到官缺，仍以国子先生的官职任用。不久，竹轩大父的讣告又到了。就在这一天，居士的次子也因病死在京城住所。我听说后叹道：‘唉，人生难道不是苦吗？谁说做官快乐？做官像居士这样，难道反而更苦吗？’我进门去吊唁，看见居士神色和平时没有不同。居士说：‘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我先曾祖父母去世已经五十多年了，之所以至今没有入土，是因为贫穷，无法求得葬地；又不愿违背习俗，怕被讥为不孝。作为人的子孙，以使亲人安葬为孝，我从没听说以占卜吉地而让亲人暴露在外才算孝。天道神明，我恐怕绝不会把吉地留给不孝之人。我不孝的罪过已经无法赎补了。这次回去，一定要让三代先人入土，暂且把家属安置在河内，把一半赙金买田耕种，自给衣食；把另一半带回来，就可以办成这件事了。只是怕家里人不听从。我进去劝说，如果不能成功，请你接着劝。’居士进去后，反复把这些话告诉黄宜人，说：‘这件事不是不好，只是我母亲年老守寡，靠我生活；我如今有幸在这里，她还早晚哭着思念我，双眼都哭瞎了。如果看见我不回来，她一定会死。’话还没有说完，眼泪便如雨落下。居士神色严肃，不去顾念她的悲伤；宜人也知道终究无法违抗他，便收住眼泪，改变脸色道谢说：‘好吧，只要看见我的母亲平日安然无恙，不要过于忧愁思念，将来自然还能见到我；你尽力办理丧事吧，即使我不回来，我也不敢怨你。’于是收拾行李，托付家人买田耕种，依照他的愿望办理。当时有个专横贪墨的官吏，威吓富人索取财物，未能得逞，便借漕河的名义，把泉水全部引入漕渠，不许沟渠间留下一滴水。居士多次去见他，竭尽情意代人请求，也不获允许。有人估计，只要替自己请求几亩田的灌溉，官府一定会答应。居士说：‘唉，苍天啊！我怎么忍心坐视全县万顷土地无水，却只让我的几亩田得到灌溉、获得丰收呢？即使给我，我也一定不接受，哪里肯去求呢？’于是回去了，年成果然大荒；居士所置的田地，只收获了几斛粮食。大女儿长期随家中艰难度日，吃稗子像吃粟米一样；二女儿、三女儿终于无法下咽，因病相继夭折。有个老妇人来告诉黄宜人说：‘人人都在挨饿，官府想要发放粮食。听说负责这件事的是邓石阳推官，他同居士有旧，可以去求他一次。’宜人说：‘妇人不应干预外事，不可以这样做；况且他如果同居士有旧，又何必等人去求呢？’

译邓君果然拿出自己的俸禄二星，又赶快写信给同僚和长官，各送二两银子。两笔钱送到后，黄宜人拿一半买粮，另一半买花纺织布，三年之中衣食没有缺乏，这是邓君的力量。居士说：‘我当时回家办完葬事，有幸了结三代人的业缘，从此不再有做官的心思。回头想到天涯相隔，十分思念万里之外的妻子儿女，于是又到了共城。进门见到家人十分欢喜，问起两个女儿，又知道她们回去后几个月都没有生育。’这时黄宜人的眼泪一直含在眼眶里；见居士脸色变了，便行礼询问葬事以及他母亲是否安康。居士说：‘那天晚上，我和妻子秉烛相对，真如同在梦中一样。这才知道妇人是形势所逼而情意真切；我故意装作冷酷来压制她们，到这里才感到自己的心像鞋底一样折裂了。’后来到京城补任礼部司务，有人对居士说：‘司务的贫穷，比国子先生还甚；即使您能够忍受，难道没听说到哪里都免不了贫贱之语吗？’这是讥笑他不知适可而止。居士说：‘我所说的穷，不是世俗意义上的贫穷。没有比不闻道更穷的了，没有比安于自己的归宿更快乐的了。我十多年奔走南北，只为了家事，完全忘记了温陵、百泉和安乐窝的追求。我听说京师是士人汇聚之地，大概可以在那里访求并学习道理。’ 有人说：‘您的性情太狭窄，常常只看见自己的过错，也时时看见别人的过错；如果真正闻道，就应当心胸宏阔。’居士说：‘是的，我确实狭窄，所以自命为宏父，因此又号宏父居士。’居士在春官任职五年，潜心探究道的奥妙；遗憾不能使白斋公从九泉之下复生，因此更加思念白斋公，又自号思斋居士。一天，他告诉我说：‘你认识我很久了。我死后，请把志铭一事托付给你。不过，如果我死在五位朋友手里，就任凭朋友们处置；如果死在路上，一定用水火焚化，绝不把我的遗骨留给外地，给别人添麻烦。墓志可以不写，但传记可以写吗？’我回答说：‘我哪里足以了解居士呢？’后来会有顾虎头那样的人了解居士。于是我写了一篇论，谈论他的主要事迹。后来我游历四方，很久没有见到居士，因此自金陵以后便没有再撰述。有人说居士死在白下，有人说他还在滇南，并没有死。○《论政篇》，为罗姚州所作。在这以前，杨东淇任郡守时，南充陈君实担任本州长官，与别驾张马平、博士陈名山都是当时卓越的人才，可以说盛况空前。如今三十多年过去，您来担任州守，我和周君、张君也先后相继来到这里。有些父老从旁私下感叹说：‘如今的情形难道很像从前吗？为什么人才如此济济，反而更加盛大了！’不久唐公到任，又来询问这件事，我便夸张地说：‘这里的官员，都是几十年才难得一见的人才。希望您在上面多加意培养，不要产生疑忌和离心，这就够了。’只有我知道府中一人不相称；不过有许多贤者足以胜过上等人才，替我从旁辅佐，即使我不相称，又有什么妨碍呢？唐公听到这番话，认为我说得壮盛可喜。这年春天，两台复命，您和诸位也都受到礼遇；即使我不相称，也暗自庆幸前年的话终于应验了。我本来是因此汇集整理这些话，向您和诸位道贺；却特意说自己不相称，是想拿这件事向您请教。我曾听有道之人说过，因此对‘因循人的本性来治理百姓’这句话深有感触。所谓道，就是道路，不止一条；所谓性，就是心中生出的本性，也不止一种。有人在地方做官，便拿自己亲身经历的道路要求别人一同走，拿自己种植灌溉的方法要求别人一同灌溉，用有固定方法的治理去驾驭没有固定模式的百姓，这不是也昧于事理吗？君子的治理，以自身作为根本；至人的治理，则顺应人民。以自身为根本，就是一切要求都取决于自己；顺应人民，就是始终顺着百姓的本性。二者的治理效果本来就不同。人与自己并不相同。自己有某种长处，就希望别人也有；自己没有某种缺点，就希望别人也没有。这种心情不能说不宽厚，然而这只是一个人自身的有无，并不是通行于天下的有无。想制定一套适用于一切有无的法则来整齐百姓，这是迷惑。于是条令教化越来越繁多，刑法也不断施行，百姓每天要应付的事情便越来越多。那些聪明贤能的人相继归附我的教令，愚昧不肖的人却因此远离。于是又有表彰善人、区别恶人的命令，从此君子和小人便分裂开来。这岂不是区别得太过分，反而引导人们争斗吗？至人却不是这样：根据原有的政教治理，不改变当地习俗；顺着人的本性，不违背人的才能。百姓对耳目所见所闻已经熟悉了，就不强求他们从耳目之外求取新知，怕他们尚未觉悟便受到惊扰；人的行动起居已经安定了，就不再用桎梏加重他们的负担，怕他们被束缚而跌倒。如今我治理郡县，选取善行过于宽恕，而憎恶恶行又过于严厉。选取善行过于宽恕，似乎还说得过去；但憎恨别人的恶，又怎么知道自己没有恶呢？至于反省自身来治理，尚且还做不到，何况希望能够顺应人的本性来引导百姓呢？因此我更加害怕自己不相称，而切切倚重于您。我听说您生长在剑门，成年后出仕，经过太华山，又独自在衡岳之巅见到开阔明朗的景象；其中难道没有可能遇到而不能强求的至人吗？您是否曾与他谈论过这些道理？不然，为什么您两次治理疲弊的县，又一次判理衡州，而百姓至今还在传诵您的事迹呢？想来您或许曾经有所遇合，那么我的话就是多余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从有道之人那里听来的道理就很详细了。您心中果真有所契合吗？还是没有呢？如果您果真心有所契合，那么即使我不相称，又有什么妨碍呢？○《何心隐论》。

译何心隐就是梁汝元。我不认识何心隐，又凭什么了解梁汝元呢？姑且从心隐这个称号来谈。世上议论心隐的人，推崇他的有三点，不满他的也有三点。推崇心隐的人说：世上的人没有不加厚自己的生命的，唯独您不肯经营生计。您家世富裕，唯独您抛弃家业不去经营，只想与天下一切贤人圣人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这就是您珍重生命的方式与世人不同。人没有不怕死的，唯独您不怕，反而想以一死来成就名声。世人全都要死，有的人百般忧愁悲伤，内心受到折磨；有的人万事劳苦，形体憔悴，甚至五脏六腑都像要裂开，想死却死不了，这些都是死。被人杀死、被鬼杀死，难道有什么区别吗？砍头会死，断肠也会死，哪一种更痛快？百药合在一起会成为毒，一种毒药也可以治病，哪一种才算毒？轰轰烈烈地死，默默无闻地死，都是死，哪一种更壮烈？您本来已经把这些问题审察得很透彻了，难怪您不怕死。又有人推崇您说：您是诵读并效法孔子的人。世上效法孔子的人，只效法孔子容易效法的地方。孔子的道，难处在于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家，却不把自己的家当作私有；以众多贤人作为生命的寄托，而不以田宅作为生命的寄托。所以他能成为超出常人的人、万物之首出的人，成为鲁国唯一的儒者、天下唯一的儒者、万世唯一的儒者。您既然独自承担了孔子最难做到的事情，那么您超出众人的地方正由此而来，也正因此最先遭到众人的愤怒。您怎么能免于死亡呢？孔子曾被削去车迹、砍伐树木而困厄，也曾在陈国、匡地陷入危难，几乎死亡的情况多次发生。他没有死，只是侥幸；即使侥幸不死，人们也一定会认为他得正道而死。如果不幸死去，难道不能说仁人志士有舍生取义的吗？死得合乎其死，您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所以您既不是怕死，也不是不怕死，只是听任命运罢了。况且您既然这样活着，又怎么能不这样死去呢？那些说您想求死以成名的人，是不对的。死就是死了，这里面有什么名声？难道您想求取死亡吗？又有人推崇您说：您独来独往，是自我作古、前无古人的人。然而孔子虽然圣明，模仿他就会成为东施效颦，学习他的步伐就会像邯郸学步，成为丑妇的卑贱姿态；您不会这样做。您认为世人一旦听见您的作为，就会把它看作极大的怪事，没有不想起身杀您的，却不知道孔子早已这样做过了。因此我借孔子作为法则，才可以免得别人入室操戈。然而贤者怀疑您，不贤者伤害您，志同道合的人始终很少，您最终也不幸为了道而死。忠孝节义，是世人用来赴死的东西，因为它们有名声。所谓死得重于泰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却没有听说有人为了道而死。道本来没有名声，为什么要为它去死呢？您如今已经死了，我恐怕您一死便湮没无闻。现在看当时的情形，武昌上下几万人，没有一个人认识您，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您死得冤屈。当他们在大街上张榜公布您的罪状时，聚集观看的人都指责那是诬陷，甚至有人嘘声、呼喊、叱骂，不愿观看；由此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人心了。从祁门到江西，又从江西到南安、湖广，沿途三千多里，那些不曾见过您的面孔却了解您的心志的人，三千多里处处都是这样。不只是那些因得罪张相而对张相有所怨恨的人这样说，即使那些深信您、认为您对国家社稷大有功劳的人，也都认为这次举动是不对的，并一致说杀您来讨好张相的人不是人。可见这种道义存在于人心，真如日月星辰，无法遮蔽。即使您的死没有可以称名的名声，但人心既然如此，道义的力量谁能阻挡呢？然而您难道真的不怕死吗？那时没有张子房，谁来救活项伯？没有鲁朱家，谁来使季布脱身？我们因此更加相信，那些空谈道理的人都是虚假的。”}], 从今天看来，那些含怒称冤的人，都是从未见过您面孔的人；那些坐视您死亡，反而落井下石的人，却全都是聚众讲学的人。这样看来，普通人没有虚伪，所以不能掩盖本心；空谈道理的人没有真实，所以一定要打击那些出类拔萃的人，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正因为世上没有真正谈道的人，所以您一死，斯文便随之丧失；您的死难道不更为重大吗？岂只是可以同泰山相比而已吗？这三种人都是世上的贤人君子，尚且能够同普通人一样保持真实，这正是他们推崇心隐的原因。批评心隐的人说：人伦有五种，您舍弃其中四种，只把自己置身于老师、朋友、贤人、圣人之间；这是一种偏枯，不能作为规范，也违背了对上恭敬、对下和悦委蛇的处世之道。您独自说危险的话、做危险的事，自找灾祸，那么明哲之人就不能保全自身。况且道以人情为根本，求学贵在平易；用过于困难的标准要求人，反叛的人必定很多；在道路上责备人，居家的人就不得安宁；用财货聚集人，贪婪的人就会竞相兴起。您的灭亡本来就是自取的。这三点又是世上求学之人批评心隐的理由。我认为这些都不值得议论。这不过是世上的庸人俗子，只顾沉溺于衣食，急于满足身体和口腹，完全不知道道是什么、求学是什么，却敢放肆地妄加讥讽；这样的人又哪里值得挂在嘴边呢？唯独那些推崇心隐的人，似乎也有几分道理，但仍然不能没有过失。不过，我从未亲眼见过他的仪容，没有当面听过他的言论，也没有详细考察过他的学问，便贸然认为他有过错，或许也未必可以吧？我姑且凭自己的意思来议论，等待世上万一有真正了解他的人出现，可以吗？我认为，心隐把自己看作已经显现的龙，整天处在显现状态而不知道潜藏，那么形势必然会发展到亢极。他遭遇这样的结局，是应该的。然而亢龙毕竟也是龙，并不是其他事物可以相比的。龙如果不亢进，《易经》上九的位置就会成为空位；这个位置不能空缺，所以龙不能不处于亢极。心隐应该独自承担这一爻，因此称他为上九的大人也是可以的。这就是我议论心隐的又一个原因。○《夫妇》【因畜有感】

译夫妇是人伦的起始，有了夫妇才有父子；有了父子，才有兄弟；有了兄弟，才有上下尊卑。夫妇关系端正，那么天下万事没有不由正道产生的。夫妇这种关系，开端就是如此。推到极致来说，天地就是一对夫妇。因此有了天地，才有万物。然而天下万物都是由两者产生，而不是由一个产生的，这一点很清楚。可是又说一个能够生出两个，理能够生出气，太极能够生出两仪，这是什么道理呢？最初产生人时，只有阴阳二气、男女二命，根本没有所谓‘一’和‘理’，又哪里有太极呢？从今天看来，所谓‘一’究竟是什么东西？所谓‘理’究竟在哪里？所谓‘太极’究竟指什么？如果说二产生于一，那么一又是从哪里产生的？一和二是两个，理和气是两个，阴阳和太极是两个，太极和无极也是两个。反复追问到底，没有一处不是两个；既然如此，又哪里能看见所谓的‘一’，竟然就轻率地妄加谈论呢？所以我考察万物的起源，发现夫妇是创始的端绪。因此只说夫妇二者，不再说一，也不说理。一尚且不说，何况说无；无尚且不说，何况说无无，为什么这样呢？是怕天下人受到迷惑。既然多说话会使道理越来越穷尽，反而增加人的疑惑，那么还不如彼此忘却、不说这些话，只和天地万物共同从夫妇之间开始，在这里饮食休息，在这里交谈罢了。《易经》说：‘伟大啊，乾元，万物凭借它开始；至高啊，坤元，万物凭借它生长。’凭借它开始，凭借它生长，变化无穷，保持并合成太和之气，使万物各自端正自己的性命。性命之所以端正，是因为端正于太和；太和之所以和合，是因为和合于乾坤。乾为夫，坤为妇，所以性命各自端正，自然没有不端正的。那么夫妇关系所关联的事情是多么重大，竟然能够达到这样的境地呢？是的，正是夫妇能够达到这样的境地。○《鬼神论》《生民》一篇说：‘当初生下人民，正是姜嫄。姜嫄怎样生民？能够洁净身心，能够举行祭祀，以求除去不孕。她踩到上帝足迹的大拇趾，心中欣喜，仿佛得到神灵帮助而停留，于是怀孕并早早生下、抚养孩子。这就是后稷。足月以后，第一次生产像排出羊羔一样顺利，不破裂，不损伤，没有灾祸。为了彰显他的神灵，上帝大概不安，不满意这次祭祀，竟然让她生下了孩子。她把孩子丢在狭窄的巷子里，牛羊用后腿保护、养育他；又把他丢在平坦的树林里，正赶上有人砍伐树林；又把他丢在寒冷的冰面上，鸟儿用翅膀覆盖他。鸟儿离开后，后稷才哇哇哭泣。他的哭声绵延而高亢，传遍了道路。’朱子说：‘姜嫄出郊祭祀禖神，看见巨人的足迹，便踩上它的大拇趾，随后欣喜地仿佛受到男女交感，于是怀孕。这就是周人由此产生的开端。周公制定祭祀典礼，尊奉后稷配享上天，所以作这首诗来推究他最初诞生的祥瑞。由此看来，后稷是鬼神之子；在周公以上，都是鬼神的后代。周公不但不避讳，反而认为这是最大的祥瑞，在郊祭、禘祭时歌咏它来享祭，还自称为文王之子、文王之孙。可是后世为什么偏偏忌讳谈鬼呢？不是因为忌讳，而是因为从未通晓幽明的缘故，也不知道鬼神的情状。’孔子说：‘鬼神所表现的德行，盛大极了！能使天下人斋戒、明洁身心、穿着盛服来承受祭祀，神灵浩浩荡荡，仿佛就在他们头顶，仿佛就在他们左右。我如果没有亲自参加祭祀，就如同没有祭祀；祭祀时要像神明真的在场，祭神要像神明真的在场。’孔子敬畏鬼神到了这种程度。假如把这些说成是欺骗，认为鬼神不存在，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小人的无所顾忌，都是由于不敬鬼神；所以不能努力行民间的义务，以达到明白地侍奉神灵的劝勉，不能做到像面对神灵一样祈求神灵降临、享受祭祀。因此孔子又告诫说：‘专心致力于百姓的义务，敬鬼神而远离它们。’有了鬼神而后有人，所以不能不敬鬼神；侍奉人正是侍奉鬼神，因此不能不致力于人道。凡是频繁祭祀而轻慢亵渎，向鬼神求取而谄媚，都不是敬鬼神的道理。神道遥远，人道切近；对遥远的神道应当敬重而疏远，因为知道它虽远却能影响近处。因此只应致力于百姓的义务，不敢向遥远的鬼神求取；对切近的人道应当亲近而努力，因为知道它虽近却可以通达远方。因此不事谄媚亵渎，只使自己的心意恭敬谨慎。如今那些不敬鬼神的人都是如此，却没有见过一个人真正能够远离鬼神，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占筮布卦、占卜地势、选择名胜、择日请时，竭力在冥冥之中搜求，企图求得没有边际的福报，想把它留给自己也不知道是谁的人。他们的谄媚亵渎已经极其严重，却还故意说大话欺骗人：‘佛是异端，鬼神不过是淫祀的对象，应当轻慢、侮辱、不要相信，似乎永远没有悔意。可是突然遇到紧急事情，手脚慌乱，祈祷祭祀、祈求禳解时，这些人却总是首先奔去。’他们反而比普通百姓敬鬼神更厉害，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可见他们不能远离鬼神，正是因为他们不能敬鬼神。如果真正知道鬼神应当敬畏，那么不能致力于百姓事务的人就很少了。朱子说：‘天就是理。’又说：‘鬼神是阴阳二气的良能。’把天看作理，可以；但说祭天就是祭理，可以吗？把鬼神看作阴阳二气的良能，可以；但说祭鬼神就是祭良能，乭与？况且理是人人都共同具备的。如果一定要天子才能祭祀天地，那就是一定要天子才能祭祀理。凡是臣民百姓，难道唯独不能参加祭理的祭祀吗？既然如此，所谓理，也不过是大大损耗民财、劳累民力，不如没有这个理反而更好。设置圜丘方泽，陈列牲礼、币帛、爵号，举行大祀的典礼，也太不合常理了。那些快步奔走、执掌祭器的人，也太没有意义了。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如果果真如此，那么祭祀又哪里称得上国家的大事呢？‘我献上祭品，我来享祭，只有羊和牛’，难道不太可惜了吗？钟鼓发出洪亮的声音，磬和管乐器铿锵作响，又怎么能看出它们能够降下丰厚的福气，使百神以及河神、山岳神受到安抚呢？《周颂》说：‘想念这位伟大的祖先，他升降往来于庭中。’如果衣服本身不能使神灵显现，那么皇祖升降往来时，谁给他提供衣服？说恭敬谨慎地侍奉神灵，庄严地仿佛神灵就在上方，应当依据裸体灌祭的形态。既然自称文王之子、文王之孙，又何必还要说自己能够对越、承奉天命呢？《尚书·商书》说：‘如今我举行大祭祀于先王，您的祖先也将跟随我来享祭。’周公告诉太王、王季、文王说：‘您的长孙不如我旦多才多艺，能够侍奉鬼神。’如果不是祖先的神灵赫然降临在您面前，那么您的祖先和我的祖先岂不真成了儿戏？《金縢》中的策书祝辞与新室的符命相同，在上欺骗武王，在下欺骗召公、毕公，近处欺骗长孙，远处欺骗太王、王季、文王。所谓多才多艺，真是矫饰欺诬啊！《玄鸟》的颂诗说：‘上天命令玄鸟，降下来生育商人；居住在殷土之上，广大无边。古代的帝王命令武王、成汤，使他端正统治四方。’又说：‘显明的商人啊，长久地发扬它的祥瑞。’而朱子又解释说：‘春分时玄鸟降临，有戎氏的女儿简狄，是高辛氏的妃子。她在郊外向禖神祈祷，鸟遗下一枚卵，简狄吞下它而生契；契的后代于是建立有商氏并拥有天下。唉！周朝拥有天下，历经八百年，厚重的恩泽、深厚的仁德，竟是鬼神的后代；商朝拥有天下，享国祭祀六百年，贤圣之王接连出现了六七位，竟是鸟卵的遗种。一边把鸟作为祖先，一边把鸟卵作为祖先。后世君子敬畏鬼神就可以了。

译○《战国论》我读《战国策》，由此知道刘子政见识浅陋。春秋以后进入战国；既然处于战国时代，自然会有战国时代的谋略，这就是随着时代推移而变化，道理必然如此。既然如此，当然不能用春秋时代的治理方式来治理战国，这一点很明白。何况三王时代和五霸时代，都是《春秋》所记述的事情。五霸为什么偏偏在春秋时期最为强盛呢？大概是因为当时周王室已经衰落，天子不能掌握礼乐、征伐的权力来号令诸侯，所以诸侯中有不服从命令的，方伯、连帅便率领诸侯去讨伐；诸侯共同尊奉天子，协同结盟，于是原来分散的力量又重新合为一体。这就像父母卧病在床，不能处理一切事务，几个小辈互相争斗，没有人能够禁止；其中有贤能的儿子自行成为家中的主持者，于是起来承担父母的责任。因此名义上是兄弟，实际上却成了父母。虽然看起来像侵犯了父母的权力，实际上父母依靠他而获得安定，兄弟依靠他而和睦，左右童仆等人依靠他而得以立身，所以他对这个家庭的功劳很大。管仲辅佐齐桓公，就是首先承担这种责任的人。从此五霸交替更迭，互相争雄称长，夹辅王室，成为周室的屏障；周王朝这条百足之虫能够迟迟延续二百四十多年，都是管仲的功劳和五霸的力量。后来诸侯又不能承担五霸所做的事情，于是有人立志吞并周室，心中谋求统一天下，就像齐宣王所想做的那样。晋国被分成三家，吕氏取代田氏成为齐国国君，诸侯却没有人纠正这种行为。这样一来，怎么能不终于进入战国，而使谋臣策士奔走于千里之外呢？形势没有发展到统一，所以战争和谋略不能停止。刘子政处在西汉末年，感到王室将要毁灭，只知道羡慕三王时代的盛况，却不知道战国时代有其适宜的形势，他的见解本来就错了。至于鲍照、吴起等人，生在宋元之际，见闻闭塞，满口仁义；这种区区的褒贬，又哪里值得一提？曾子固却自负不小，人人都说他的文章本于六经。他竟然讥讽刘向自信不坚定、邪说应当纠正吗？这也说明他不知道六经究竟是什么，只是偷取褒贬之权来约束世人；这样看来，他与鲍照、吴起，也不过是鲁国、卫国一类的人罢了。○兵食

译人民刚开始产生时，像禽兽一样，杂乱地居住在野外，拾取草木的果实作为食物；又没有爪牙可以搏斗吞食，没有羽毛可以借以飞翔遮蔽，不被禽兽吃掉的人很少。上天生育人，是因为人比万物尊贵；如果反而不给人食物，还不如不让人生存。因此人势必不得不借助外物来使用，于是便有了弓、箭、戈、矛、铠、胄、剑、盾等装备。既然有了生命，就必须有养活生命的东西，这就是食物；既然有了身体，就必须有保护身体的东西，这就是兵器。食物紧迫，所以创制井田；防卫紧迫，所以兴起弓箭铠胄。这些铠胄弓箭，是用来代替爪牙、羽毛的，使虎豹犀象迅速逃离、远离人群。百姓能够安居，不正是靠这些吗？孔子说：‘使粮食充足，使兵力充足，人民就会信任政府。’作为在上位的人，能使百姓粮食充足、兵力充足，那么百姓信任并拥戴他，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即使到了不得已的地步，百姓仍宁愿死去也不离开，也是因为在上位者平时已经使兵食充足。他说‘去掉粮食，去掉兵力’，不是想真正去掉它们，而是迫不得已。既然形势已经出于不得已，处在下位的人自然不忍因为上位者的不得已，就因此不再信任上位者。儒者反而说信任比兵食更重要，这也是没有通达圣人立言的本意。那么，兵和食果真是两回事吗？回答说：‘如果没有兵力和粮食，本来就不可能拥有其他一切。’然而兵是死亡之地，名称不好听、形式也令人厌恶；但没有它就无法自卫，所以它的实际作用是好的。好的作用不容易被看见，坏的名声却不是人愿意听的。只是下层百姓不愿听，因此上层也不肯把这些话说出口，更何况反复下令、再三申明呢？所以平时没有战事而训练兵力，百姓就说：‘现在正太平，为什么要来扰乱我们？’谁会说：‘这是用安逸的方式役使我，即使劳苦我也不会怨恨’呢？有了战事而征调兵力，百姓就说：‘现在事情已经够多了，为什么还要让我送死？’谁会说：‘这是用使我生存的方式让我去死，即使死了也不会怨恨杀我的人’呢？这些说法都是矫饰欺诬的话，不过是想粉饰王道罢了。却不知道圣王用道来教化百姓，难道还能违背道理来求取百姓的赞誉吗？一定要有神妙而明彻的安排，使百姓自然而然地认为适宜；不用赏赐而自行勉励，不必谋划而共同趋向，默默地把事情完成，却没有人知道其中缘故，这才是圣人笃实恭敬而不显露的最高德行。三王的治理以五帝为根本，而帝轩辕氏的时代更为久远。轩辕氏称王时，经过七十次战争才拥有天下，在涿鹿之野杀死蚩尤，在阪泉之原与炎帝交战；他也深知养护生命的艰难，既然已经竭尽心思来思考这件事。他认为百姓最为愚笨，可以用利益诱导，却最为神明，不能只用忠言劝告。于是为他们设置井田，并把土地分成八份，使百姓都知道上位者在养活自己。然而如果不举行春搜、夏苗、秋狝、冬狩的田猎礼，难道不会有人伤害我们的庄稼吗？又凭什么祭祀田祖、报告一年的收成呢？因此四时都有田猎，四时都有祭祀；四时有祭祀，四时也就有田猎。田猎就是耕田，所以名称叫田猎。这样，国家从来没有养兵的费用负担，而家家户户都有捕获禽兽的功劳；上位者从来没有训练军队的名义，而人人都具备三驱之礼所要求的能力。戈矛锋利、铠胄坚固，不需要上位者另行给予；箭能射中疏远目标并达到远处，手臂轻捷、脚步灵便，不需要上位者另行考验；进攻、杀伐、击打、刺杀，从儿童时期就学习，到白头也不互相替代，不需要上位者亲自操练。他们把搏击猛兽看作搏击田兔，那么参加战争又有什么困难呢？因此入内相互拜访，出门相互呼唤；有疾病相互探视，有患难相互守望，不需要上位者再教他们人伦；折合符合矩，旋转符合规，坐、起、前进、后退，无不如同心意，不需要上位者再教礼仪；欢乐宴饮，鼓舞不倦，不需要用旌旗来炫耀、用金鼓来宣示；献上俘虏、交付俘获的首级之后，欢乐的心情自然产生。把土地分成八家，布置成八个阵势，中间设为中军，八个阵首和八个阵尾相互协力呼应，不需要先用六种阵法指示，也不需要用某种【原文疑误】的美好法则加以贯串，然后才使编制数目清楚。这些都是六艺的技能，是上位者用来保卫百姓生命的办法。然而圣人起初并没有专门教百姓六艺。文事和武备一起具备，又何必等待设立学校、反复申明孝悌，像孟子所说的画蛇添足一样呢？他们在十五岁以前，就已经熟练试习并闲暇练习这些事情了，却实际不知道这是上位者在役使他们。他们只认为上位者是在养活自己，等到各家自行作战、人人自行成为士兵时，礼乐用来彰明人伦、兴起教化，到了今天已经有几千年了，百姓尚且不了解，更何况当时的人民呢？这就是圣人鼓舞万民的方法：可以让百姓实行却不能让他们知道其中道理的，是共同使用井田；不可以让百姓明白其深意的，则是六艺的精微以及孝悌忠信的实践。儒者没有考察这一点，认为圣人都是在农闲时讲习武事。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四时都在田猎，哪里有什么所谓田猎间隙？而且只是田猎罢了，什么时候以武事命名？什么时候讲习武事了？范仲淹竟说儒者自有名教，兵事有什么关系？这已经是不知道兵事的紧迫了。张子厚又想买一方田地，自称井田；这又是不知道井田究竟是什么，只是仰慕古制而借它取名，反而更加丑陋。商鞅知道这一点，慨然请求前往，专心致力于攻战，并以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来决断一切；这不是不能使秦国迅速强盛，只是车裂之惨，秦国百姓没有人哀怜他。这是因为不能让百姓知道的事，却想让他们知道，本来就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圣人的治道，不是为了使百姓明白，而是要使他们愚朴。鱼不能离开深渊，国家的利器不能拿给人看。”这道理深奥到了极点！历代都把它当作珍宝：太公望实行它，管夷吾修明它，柱下史阐明它；到姬公以后，流传下来便成为儒学，纷纷创制各种制度，专门致力于使百姓明白，琐碎烦杂，反复宣誓周全应酬，于是轩辕氏的政治便衰落了。○杂说

译《拜月》《西厢》属于造化之工，《琵琶》属于绘画之工。所谓绘画之工，是因为它能够夺取天地的造化之工；但谁知道天地本来是无工可见的呢？如今上天所生、土地所长的各种花卉都在那里，人们看见便喜爱它们了。至于寻找其中的工巧，却完全找不到，难道是人的智慧本来就不能找到它吗？应当知道，造化本来没有工巧，即使有神圣之人，也不能辨识造化的工巧究竟在哪里，又有谁能够找到它呢？由此看来，画工即使巧妙，也已经落入第二层了。文章的事情，方寸之心可以流传千古，真令人悲叹啊！况且我听说：能够追风逐电的骏足，绝不在于辨别牝牡骊黄；能够声气相应、彼此求合的人，绝不在于逐行数墨地寻章摘句；像风吹水面一样自然流动的文章，绝不在于某一字某一句的奇巧。至于结构严密、对偶工切、依循义理、合乎法度、首尾照应、虚实相生以及种种文章弊病，这些都只是谈论文章的说法，却都不能用来谈论天下最好的文章。杂剧院本，是游戏之中的上乘作品。《西厢》《拜月》哪里有什么工巧？大概再没有比《琵琶》更工巧的了。那位高生，确实已经竭尽了他所能达到的工巧，把我的才力也发挥到了穷尽之处。作者既然穷尽技巧、极尽工巧，不遗余力，所以言语说尽了，意思也就说尽了；词句用尽了，意味便索然无味，也随之穷尽。我曾拿起《琵琶》来弹奏：弹奏一次便叹息，再弹一次便怨恨，弹到第三次，先前的怨叹便再也没有了。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是因为它似真而非真，所以不能深入人心吗？大概即使工巧到了极点，它的气力也有一定限度，只能达到皮肤、骨骼、血肉之间，所以感动人的程度仅仅如此，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西厢》《拜月》却不是这样。我想，宇宙之中本来就有这样可喜可爱的人物，正如造化对于万物一样，其工巧自然不可思议。况且世上真正善于写文章的人，和他们最初相比，都不是有意要写文章的。他们胸中有许多无形而奇怪的事情，喉间有许多想吐露却不敢吐露的东西，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想说却无从告诉别人的地方；积蓄得太久，势必不能遏制。一天忽然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过别人的酒杯，浇灌自己胸中的块垒，倾诉心中的不平，感叹自己千载难逢的命运。既已喷吐珠玉般的言辞，光彩回旋于云汉之间，文章已经写成而上达于天，于是又自负起来，发狂大叫，流泪痛哭，不能自己停止。宁可使看见它、听见它的人咬牙切齿，想杀想割，也终究不忍把它藏到名山，或投入水火。我读这篇记，想见作者的为人；他当时在君臣、朋友之间一定有极大的不得意，所以借夫妇离合的因缘来发端。于是，他为佳人难得而欢喜，羡慕张生的奇遇，把它比作云雨翻覆，感叹今人卑贱如土。其中尤其可笑的，只是一件小小的风流事罢了。他却把它比作张旭、张颠、王羲之、王献之，而且还认为超过了他们。尧夫说：“唐虞时代的揖让，不过三杯酒；商汤、周武的征伐诛讨，不过一局棋。”征伐诛讨、揖让禅让，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却把它们看作一杯酒、一局棋，实在缩小到了极点。唉，古今豪杰，大多都是这样。在小处可以见大，在大处也可以见小；举起一根毫毛的尖端，就能建立宝王佛刹；坐在微尘之中，也能转动大法轮。这本来就是最深的道理，并非戏论。假如你不信，试想中庭月下、木叶凋落的秋空、寂寞的书斋，独自无聊时，拿起琴来，弹奏一次，再鼓弄一次，其中无穷的宝藏，真是不可思议。工巧固然可以思量，至于那位作者，我哪里能够看见他的境界呢？○玉合 这篇记也有许多曲折，但到了关键之处却写得迟缓、散漫，因此没有完全发挥它的美处。然而也不能不说它很懂得情趣。韩君平遇到柳姬，事情非常奇异。假使没有遇到这两个奇人，即使事情奇异，也不过徒然罢了。这就是前人感叹遗憾没有机缘的原因。韩君平还没有得到柳姬时，竟没有费一点力气就得到了她，那么李王孙的奇异，千百年来没有可以匹敌的。等到君平已经失去柳姬，又没有费一时之力便重新得到她，那么许中丞的奇异，只有昆仑奴可以和他相比，千百年来也不过如此。唉，世上像君平这样遭遇奇事的人，难道很少吗？只是没有遇到奇人，终于使两地之人含冤抱恨而死，真可悲啊！不过君平只是得到得太容易，所以失去也容易；若不是许中丞这样的俊杰，怎么能够重新得到她呢？这正是许中丞更加奇异的地方。○昆仑奴

译许中丞在片刻之间设法夺回柳姬，使玉合重新团圆；昆仑奴当时用力夺取红绡，使重重关门不能阻挡。这些都是天地之间在紧急关头有用的人，所以称他们为侠。忠臣以忠为侠，便能扶持危局、挽救倾覆，九死也不后悔；志士以义为侠，便能面对灾难而奋发自救，至死也不改变。古今天下，如果没有遇到侠士，却妄自把事情托付给人，最终一定不能任用成功；或者不知道他是侠士而轻视、安置他，他也不会肯为我而死、为我效力。侠士之所以可贵，是因为才智兼备；难处不在于为事情去死，而在于成就事情。假使死了就能够成事，那么死确实没有什么困难；假使死了也不足以成事，那么他又哪里肯轻易去死呢？贯高一定要救出张王，审慎地救出张王以后才割断喉咙而死，就是这个道理。昆仑奴既然能够成全主人的事情，又能够保全主人的身体，那么奴仆的愿望已经完成了。即使死了又有什么困难？只是郭家本来就奈何不了昆仑奴。剑术即使精妙，起初又哪里值得依靠？假使没有剑术，郭家四五十个人又能把他怎么样呢？从他应答的话中就可以看出来。何况那五十个人自以为他只是囊中之物，没料到他竟能逃出这张网。一个人敢于舍命，千万人也不能抵挡；何况仅仅五十个人，难道肯拿活命去换死命吗？他径直冲破包围逃出，本来就没有阻碍，为什么偏偏把这看作剑术呢？称作剑术尚且不对，却又称作剑侠，不是更加可悲吗？剑怎么能有侠义？人能够使剑成为侠，剑又怎么能使人成为侠？人如果只是逞强于剑，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西楚霸王所说的学剑不成，便去学习能抵挡万人的本领，就是这个道理。能抵挡万人，难道是一把剑所能担负的吗？那些把以剑为侠的人称作烈士的，真可以说是不懂侠了。唉，“侠”这个字，哪里容易说清呢？自古以来的忠臣、孝子、义夫、节妇，都是同一种侠。剑术这种东西，也并非真正英雄所愿意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天下没有不可破解的技艺。我凭技艺自以为神圣，对方也一定凭技艺自以为神妙；技艺遇到技艺，技艺就穷尽了。难道荆轲不曾听说过这个道理吗？张良袭击秦王时，当时没有剑术之士，所以子房能够全身逃脱；假如遇到剑术高手，立即就会被剁成肉酱。因此黄石老人当年在圯桥下大为嗔怪。后来张良不使用任何一种具体技艺，只用无穷的、神妙而不可测知的办法应对，灭秦兴汉，灭项兴刘，使韩信、彭越免遭剁醢之祸，使萧何免遭械系之祸，使吕后免遭嫉妒悍暴之害；功成名就便退身而去，这是堂堂正道，哪里有什么神奇呢？哪里有什么技艺呢？何况是剑术！我因此深深悲叹鲁句践的浅陋。他那一点见识，又哪里足以了解荆卿呢？荆卿，大概是真正的侠士，并不是凭剑术成为侠士。○拜月 这篇传奇的关目安排极好，说得好，曲子也好，真是元人的手笔。开头似乎散漫，结尾却达到奇绝；拿来和《西厢》相配，也足以彼此追逐。它本应与天地同存；只要有这个世界，就不能缺少这篇传奇，你认为对不对？即使你不认为对，我也要自然地让它成为如此；详细读一读，一定会使人产生兄兄妹妹、义夫节妇的情思。兰比崔重情，名字尤其闲雅；事情出于无奈，却还一定要对天盟誓，愿意始终不彼此背弃，可以说是贞正到了极点。兴福投身□林莾，知恩报恩，本来就是常理；最终又把良缘许给他，让归妹成为兴福的妹丈，让世隆成为兴福的妻兄，有德没有不酬答的，有恩没有不报答的。上天报答施恩于善人，真是多么巧妙啊！○红拂 这篇传奇的关目好，曲子好，宾白好，故事好。乐昌破镜重圆，红拂的慧眼，无双、虬髯弃家入海，越公同时遣送两名歌妓，这些事情都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可以效法，可以敬佩，可以羡慕。谁说传奇不能用来振兴教化、观察世情、协调人群、抒发怨愤呢？在饮食宴乐之间，兴起义举、触动气概的事情很多。今天的音乐仍然如同古代的音乐，幸好没有差别地看待它，可以吗？李温陵集卷之八 ●李温陵集卷之九 海虞后学顾大韶仲恭校 杂述三 ◆杂述三 《童心说》《心经提纲》《提纲说》《无为说》《四勿说》《虚实说》《定林庵记》《高洁说》《为黄安二上人三首》《三蠢记》《三叛记》○童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