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温陵集卷之七

译除挑水、舂米、做杂务照常进行之外，其余时间不是礼佛，就是静坐；不是看经，就是经行念佛，都是整肃僧衣、接待来客之类的事情。难道可以仿效乡间老人，以为无事便放纵自在吗？与其嬉笑游荡，不如不要做出无耻之事；这一点正合乎实情。坐要像山一样稳，行要像蚂蚁一样缓，站要像柱子一样直，停要像钉子一样定，这样坐、止、行、立才合乎法度。我自己不轻慢自己，谁敢轻慢我？有饭就吃饭，没有饭就吃粥；有银钱就买米，没有银钱就化缘；化不到米就化饭，化不到饭就化粥，化不到粥就化菜，化不到菜就端坐着饿死。这是释迦的律仪。不效法释迦，却效法那些积攒财物的世俗僧人，可以吗？难道只是因为不肯饿死，日后就不会饱死、病死吗？总有一天会死，不必害怕饿死。既然不怕饿死，又何必故意整天奔波追逐呢？所以不许轻易出门。除去人家拜望的礼节与僧人无关，不必出门拜访之外，若说要到某庵某处去见我的师父、师兄、师弟，也一律不许。只允许师父暂时到院中相看；远处来的留宿一晚，近处来的吃一顿饭就请回。如果俗家父母兄弟不是来办斋，也不许轻易进门相见。如果没有缘故却经常请假，说要去黄栢山、东山、维摩庵等处，就立即把他驱逐出去。宁可没有人守塔，也不可容留一个不守戒约的僧人；宁可终身只有四五个人，也不可随意增加一个不接受约束的人。既然不许到师父住处去，何况俗家呢？这样一来，整天锁着门，出门也自然少了。不但身心安闲、志意专一，时间久了自己也会觉得这样便利，甚至不耐烦见世上的人了。这样还有什么西方去不了？什么大事不能明白？试着回头看看世间的僧人，天天在街市上游荡，应当羞愧得汗流浃背。靠化缘得来的钱米供养自己，却不以羞耻为意的和尚，出入官府和私人门户，装出一副狗脸行事的样子，和衙门口的老无赖有什么不同？他们做僧人是这样，我做僧人不这样。不只是修行所应当如此，体面也自然超越，能使人产生敬畏。何苦不肯闭门静坐呢？既然整天闭门，自然也没有客人。万一有官员或乡里的先生来，不能不开门，他们看到我这样，也自然会生出渴望仰慕。即使相见，又有什么妨碍呢？接待乡里的士大夫，就称他们为“老先生”；接待春元和文学，就称他们为“先生”，这才是对他们的尊重。如果称他们为“老爹”“相公”，反而是轻慢他们。况且既然做了佛的弟子，又怎么能和奴仆之类用同样的称呼呢？我自己尊重自己，别人自然尊重我；我自己轻视自己，别人也会轻视我，这是必然的道理。闭门静坐，寂静无声，终年如此。连神灵尚且敬仰，何况人呢？最高的目标是出世，成为真佛；退一步，至少也不被世人轻贱，我的愿望就满足了。这座小小的藏尸塔屋，有人守护可以，没有人守护也可以，哪里值得看重呢？如果本县有公务经过，自有下院的僧众迎接，不是守塔僧应当过问的。如果对方确实兴致很高，想来塔前礼拜，那就是佛的弟子，是大圣人，应当赶快开门请入，把他当圣人对待，煮茶、烧好香，像侍奉佛一样才相称。迎送务必尽到礼数：谈佛的人称为“佛爷”，讲道学的人称为“老先生”；不讲学、不谈佛，但有气概、想来见我的塔的人，就称为“老大人”。五众一起出来行礼，三众随即退下准备茶水，只留下常融、怀林二人安坐陪客。常融坐在角落，怀林坐在旁边，都用漆椅，不可用凳子。陪客坐时，客人问了才回答，不问就沉默，安闲自在，从容应对；不能怠慢客人，也不可过分敬奉客人。过分敬奉，就一定会使人以为我们有所求，这是非常不可以的。?一、早晚佛灯 灯是用来在昼夜之间延续光明，并与日月共同照明的。因此太阳能在白天发光，却不能照到重重阴暗之下；月亮能在夜间发光，却不能照到殿堂屋宇之中。用来补充日月照不到之处的，不就是灯吗？所以称作“日月灯明佛”。这是把佛比作日月，把灯说成佛像灯、像日月一样。日月有照不到的地方，只有灯来接续，才能无处不照；并不是说可以没有日月，唯独不能没有灯。如今奉事佛的人相沿成习，却不知道其中的意义，以为所谓常明灯只是灯光，不再谈日月。于是白天黑夜都不停地点灯，日月便都被废弃了。不但月亮成了无用的光，太阳也成了没有益处的明亮。所以现在只规定夜间点灯，白天不敢点，因为佛常常如同太阳。只规定在晦日、望日的前后十多夜点灯，其他时候不敢点，因为佛常常如同月亮。只有在临近晦朔前后、约半个月的时间里，点灯直到天亮，因为佛常常如同灯。这样才恰当，才足以称为“日月灯明佛”。?一、早晚钟鼓 山中的钟鼓，就是军中的号令，也是天上的雷霆。雷电一振发，百谷草木都会像铠甲一样折断；号令一宣布，百万之众便齐声响应，山川震动，声势沸腾。山中的钟鼓也是如此。没有敲响以前，四周寂静无声，各种思虑全都停息；一敲响，便如蝴蝶从梦中醒来，耳目焕然一新，听觉也变得清明。即使有杂念，敲一下便忘了；即使有愁思，敲一下便消散；即使有狂妄的志气和贪恋声色的念头，一听到钟鼓声，也全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不仅如此，山寺里的僧众也是这样。远近之人，谁没有听见过呢？听见以后，自然会悲悯仰望，也会回转心意、改变志向，知道人生世事没有多少时日，悟到劳苦奔波本来没有必要。那么，山中钟鼓所关系到的事情，实在并非浅薄小事，难道可以让小沙弥们任意乱敲吗？轻重快慢，都自有尺度：轻敲能使人喜悦，重敲能使人畏惧，快敲能使人趋行，慢敲能使人止息，正与军中的号令、天上的雷霆相同，怎么可以轻视呢？虽然说远近之人所仰望而敬重的，是僧人的戒律操行，但声音之道，原本与人心相通。从来没有平素持戒修行、足为僧宝的僧人，而他的钟鼓声却不清越和平的。既然先以持戒修行使人产生敬畏，又在清晨和良宵之下听到和谐的钟鼓声，时时听见这些声音，便时时受到熏陶；早晚都听见这些声音，早晚都会感到感动喜悦。所以有人甚至不必进门礼佛、不必见到僧人，就暗中修行、顿然改变自己，这就是钟鼓声所起的作用。它所关系的事情，确实一点也不小！否则，我敲钟击鼓，就会像儿戏一样；他们反而会恼怒钟鼓惊扰睡眠、喧聒耳朵，反倒使他们生出躁乱之心。一、早晚守塔

译封塔以后，便祭祀木主，以一百天为期限；早晚都烧香，只有中午供一盏饭、一瓯清茶和少许豆豉，上方悬挂琉璃。我平生不喜欢人哭，哀哀哭泣，也不喜欢人闭眼皱眉，摆出妇人女子那种卑贱的姿态。大丈夫，喜悦时就应如清风朗月般明快，跳跃歌舞；愤怒时就应如迅雷呼风，鼓起巨浪、卷起飞沙，如同三军万马，声势沸腾。怎么能有这种俗气，何况是出家人呢？况且人生在世如同作客，死亡就是归去；归家了就应当欢喜庆贺，也应自认为得到了归宿而庆幸。何况到了七八十岁以后才归去，这种庆幸更是无穷无尽。如果反而悲伤感怀，就是不愿我得到归宿，这难道是出家人应有的态度吗？古人死后以念佛相送，就像今天人们出城唱歌为客人送行一样，生死一视同仁。如果送客时兴起悲哀，岂不是让客人更加难受吗？客人既不高兴，主人又有什么可高兴的呢？所以我再三叮咛，并不是怕你们哭，而是怕你们伤害我这位归客的心。你们只应当想着我的爱好。我喜欢书，四时祭祀时，必须把我亲自校正、批点以及纂集、抄录的书，陈列在供桌右边；把我平常穿的衣裳放在供桌左边。早上陈设，晚上便收起。每年共祭祀十三次，虽然名义上叫祭祀，其实也只是一饭、一茶和少许豆豉罢了。但是我爱香，就必须烧好香；我爱钱，就必须烧好纸钱；我爱书，就必须妥善收藏。我的书一卷也不要轻易借给别人，要时时搬出来晒太阳，晒干后便收好。即使庄纯甫近来因为教子的缘故，也肯看书、要书，但决不可给他；况且他也不知道我已经死了，即使他在别处听说我死了而来，也不可把我的书给他。李四官若来了，就叫他不要假装哭泣来装样子；你们也决不可派人报说我死了，我不是今天才死的。自从我遣散家眷回乡，独自在这里落发为僧时，我就已经是死人了，也早已要别人把我当死人看待了。因此直到今天，我再没有派一个人回家，因为既然已经死了，也就没有必要顾念家中。正因为如此，我曾自称能够做忠臣，正是以我能忘掉家庭、忘掉自身这一点来验证的，并不是欺骗夸诞、说大话。否则，晋江虽然遥远，不过三千多里，派一个僧人带一两金子，很快就能到达。我难道吝惜这点小费用吗？不过是把自己当作死人，也希望别人把我当作死人，这样彼此都没有牵挂，出家的人安心出家，在家的人安心过自己的日子，也免去道路上的劳费，省掉江湖上的风波。这样反而可以成全他们，而这也正是他们成全我的地方。为什么呢？他们劳苦，我的心也会跟着忧愁劳苦；他们惊惧，我的心也会跟着疑惧不安；他们不能安心在家过日子，我也一定会认为，是我使他们不能安居，是我陷害了他们。因此我不愿派人去问候他们。他们之所以不肯派人来问候我，正是为了断绝关系，使他们不再来。庄纯甫不明白我的心意，还用世俗的情感礼数对待我。如今已经到这里三次了。他家里本来贫穷，来时必定要借路费、借用家人帮忙；不到四十多天到不了这里，住不到一个月也不能匆忙回去，而且四五十天也未必容易到家。如果果真如此，我只应该在家里出家，何必这样来损害庄纯甫呢？所以他每次到这里，我都很不高兴，也正是为了使他不敢再来。既然不肯让他来这里，又怎么肯派人到他那里去呢？既然一直不肯派人到他那里去，今天又怎么可以派人去报说我死了呢？为什么？总之，我不是今天才死的。我既然不是今天才死的，那为什么要封塔？又为什么把我当作死人来对待呢？这样，你们应当像平日一样行事，也就明白了。要像平日一样对待我，像我生前一样侍奉我；说话不可苟且，做事不可苟且，比过去更加谨慎，使人人都说：‘龙湖僧人守持禁戒竟然这样严谨，龙湖僧人不愧是卓吾的侍者。’ 这样做也就足以使我非常喜悦了。又何必因为今后再也见不到我而痛苦悲伤呢？我的形体虽然不能再见到，但我的心志一打开书就在那里。读我的书，就像见到我的人；我的精神比我的形骸外在之身还要强盛千万倍，又有什么能超过我的书呢？何况读我的遗嘱、遵守我的戒禁，那么卓吾老人便终日和你们面对面，没有什么比十双眼睛注视他更显明的，也没有什么比十双手指着他更亲近的。又何必悲伤眷恋这一具瘦骨柴头，以为这样才能不忘记老人呢？要努力，要戒慎！我初到麻城时，曾承蒙庵创建并购置县城下面如今增建的楼屋，所谓维摩庵，都是周友山的财物。我已经另写了《维摩庵创建始末》一书，寄到北京给周友山。书中关于布施之事记载得很详细；其中尚未详尽的，又列在缘簿中，先寄给周友山在川中的两项。连同查考，维摩庵布施功德主的姓名也都清清楚楚，可以按案查核，不得埋没事实。创建始末还有两册，一册留在龙湖上院作为凭证，一册等到有笃实的僧人能够坚守楼屋静室时，再当着友山的面交给他。世间风俗日益偷薄，人不守本分，连百姓也难以做到，何况出家人呢？你们要谨慎遵守清规，不要胡乱收徒。即使自认为能够放纵，也不能学到我一分半分，至少也应当学我一厘两厘。何苦劳劳碌碌，日夜不停呢？在家的人尚且有妻子儿女、亲戚眷属以及衣食人情的逼迫，弄得无可奈何；我这个出家人独自一身，也从来没有多花一丁银、一粒米。如果不知道休止，不仅人祸会降临，天刑也一定难逃。周友山既然舍出这座庵，不是小事。这座庵如今已经交给曾、刘两家银子七十二两，难道可以轻视吗？友山之所以敬重我，是因为我稍稍成了一个人；我之所以不回家、不往别处去，是因为友山了解我。我从小交游少、知己少，稍长以后在外做小官，虽然时时有人敬重我，但也只是从表面和浅层看待我罢了。真正深知我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周友山。因此我不回家，也不再另寻朋友。想来即使走遍天下，也不过如此罢了。况且友山不只是了解我，也非常看重我。士人为知己而死，为什么？因为知己难遇。如今士人考中一科，便把取中的座主当作亲生父母，一生也不能忘记。提学官录取他为案首，他便把提学官当作恩师，像侍奉父兄一样侍奉他，因为提学官了解他的才学。

译仅仅因为文章相知尚且如此，何况心意相知呢？所以天下没有人不喜欢别人了解自己；由此也就可以知道我为什么不回家了。如今世人不明白这一点，既因为我不回家而责怪我家乡的人，又因为我不回家而责怪我自己心里，只好自己问自己、回答说：‘你如果了解我，取我为案首，我自然就回去了。何必苦苦劝我回家呢？’然而友山确实是我的老师，不只是了解我罢了。他隐退深藏的境界，实在是老子以后第一人；我仰望他还来不及，更不愿回去了。你们要谨慎守护我的塔，长久守持清规。友山在世，一定会保护你们，你们尽管不用害怕。刘近城是确实信任爱护我的人，和杨凤里相同；梅澹然是出世的大丈夫，虽然是女子，男子也不容易赶得上她。如今她学道已经有明确的见解，我没有忧虑了。她虽然没有拜我为师，但她知道我不肯做人之师；不过她已经时时派人走三十里来向我问法。我即使想不回答，又能做到吗？她默默地以师礼侍奉我，我即使不收世间哪怕半个徒弟，也难以不回答她的请求。因此凡是回答她请教的书信，她称我为老师，我也以‘澹然师’称呼她作答。她这样称呼，终究是不愿违犯我不做人之师的戒条。唉！彼此不相见却互相以师相待，不只是她拜我为师，而且彼此都称对方为师，也很奇异。称澹然为师，是因为澹然已经落发成为佛门弟子。称众位为菩萨，是因为众位都是在家人，所以称作菩萨。然而她们确实是菩萨之家，家业殷实，门户事务繁重；即使是亲戚往来的常礼，也没有多少空闲时间，哪里能时时聚在一起共同谈论佛法呢？不能聚在一起谈论，就退下来读经教，时时问答，都是有根据的。这难道可以只用‘好名’来称说吗？即使是为了好名声才这样做，也已经是天下少有的奇男子才可能做出的事。何况她们确实在为生死发心，早晚只向佛门中勤恳礼拜请教呢？应当敬重她们，应当敬重她们！又因为众位都是女子，亲戚之间还有爱憎不一之处，容易产生闲话长舌，实在不应当让这些话传入耳中。她们仍然不去理会，只知道埋头学习佛道，做出世之人。何况你们这些出家人，本来没有俗世事务，怎么可以不尽心究学？怎么可以不念佛呢？我有《西方诀》，其中说得最为亲切。念佛求生西方的人，必须知道这个趋向，才有明确真实的志向；否则虽然说是在修西方，也只是一句现成套话。所以念佛的人，一定要把《西方诀》彻底弄明白，才算是真正修习西方净土的人。念佛，是想见西方的阿弥陀佛。见到阿弥陀佛了，就是生到西方了，并没有另外一个西方可以往生。所谓见性，就是见到自己的自性阿弥陀佛；见到自性阿弥陀佛了，就是成佛了，也没有另外一个佛可以成就。所以修西方，总是为了见佛。即使只是亲眼见到那位阿弥陀佛，既然常在佛的身边，又哪里会有不能见到自己佛的道理呢？时时亲眼看见，时时亲耳听闻，时时在心中领会、在意念中通晓，没有杂学，也没有杂事。一天听佛教诲，百天也听；一劫陪伴佛，百万劫也与佛相伴。心志纯一，再没有别的往生念头了。这样还不成佛，又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所以成佛的道路虽然很多，却没有一种像念佛这样直接而不走偏的。因此大地众生都知道修习这一念。然而拿最聪明伶俐、肯念佛的人来问，竟没有一个明白这个意思。那么即使念佛又有什么益处呢？既然不把成佛当作目标，却妄说佛是绝不可能成就的，那么即使生到西方，又想用它来做什么呢？即使真的到了那里，也自然不会相信佛的话，仍会生出别的念头，想再到别处去。这样即使见到了佛，也仍然等于没有见到。所以世上那些念佛修西方净土的人，实在可笑；也万万没有生到西方的道理。即使一天念佛百万声，什么事都不管，专心如此，我也知道那不是往生的道路。必须发愿求生西方，见到佛以后时时听从佛的教旨，一句半句话也不敢不信、不敢不认真领会，这才是求往生的根本愿心和真正宗旨。以上虽然说的是守塔之事，最后却以修净土的要诀作结，因为这些都是前代贤者没有阐发过的，所以详细列出，作为早晚念佛的依据。一、感慨平生

译善因等众位菩萨见我涅槃，必定会派人来看我。众位菩萨实在难得。像善因这样，以一身总理数家的事务，细微之处没有遗漏；作为家中妇人奉养各位婆母，婚嫁之事也都尽到礼数。不仅彼此没有隔阂怨言，而且都能得到欢心。如果不是她本性平和、真心孝顺友爱，怎么能做到这样？我听说她的才力和见识都非常不寻常，而善因自己却把这些看得好像一无所有。她时时到绣佛精舍，和她的妹妹澹师穷究佛法真理，一定要见佛才肯罢休。因此我仍然真心敬重她。这些都是你们熟知的事情，不是千里之外的人、百年以前的事，也不是出自传说而不可信。你们只说出家便是成佛，便超过在家人了。如今我也出家，难道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吗？只是有很大的不得已罢了。不是因为出家好才出家，也不是因为只有出家才能修道才出家。在家难道不能修道吗？只是我平生不喜欢受人管束。人一生到世上，这个身体便属于别人管束了。幼年时不必说，从接受启蒙老师教导时也不必说；长大入学，就属于师父和提学宗师管辖；做官，就受官府管束；弃官回家，就属于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辖。有人来就要迎接，有人离去就要送行，要拿出金钱、摆酒设宴，还要拿出轴金祝贺寿诞；只要有一丝一毫不谨慎，使他们不高兴，祸患立刻就会到来。这种管束直到入棺埋入地下也不会停止，甚至会管束得更加痛苦。因此我宁愿漂泊四方，也不回家。虽然我访求朋友、寻求知己的心情很迫切，但我已经明白天下没有真正了解我的人。我只是因为不愿受人管束这一点，既辞去官职，又不肯回家，这才是我的本心实意。只是世人难以相信，所以一直不肯说出来。然而出家后游历，所到的地方也自有父母官可以管束我。因此邓鼎石刚任县令时，我虽然不敢亲自到县衙，但他依礼送来名帖，我难道能没有名帖答复吗？所以我写名帖，不敢称‘侍生’；称侍生，则太尊便不敢称我为‘治生’；称治生，就等于自己受了束缚。我想了想，用四个字答复他说：‘流寓客子。’流寓这种情况，古今时时都有。如今郡邑志书记载名宦之后，必定接着记载流寓。名宦，是贤能的公祖父母；流寓，是贤能的隐逸名流。有贤能的公祖父母，必定也有贤能的隐逸名流。把我记作流寓，就和公祖父母一样被称为贤者了。官员必须有名望才会被记载，不是名宦就不会记载。因此说‘名宦若流寓’，不必询问也知道其贤能，所以只称作流寓。世上从来没有不是大贤高品而能流寓的人。晦庵是婺源人，却终身居于延平；苏子瞻兄弟只是眉州人，一个葬在郏县，一个葬在颖州。不仅如此，邵康节是范阳人，司马君实是陕西夏县人，却都终身流寓洛阳；白乐天本是太原人，也流寓居住在洛阳。谁能说他们不是大贤上圣，却能随遇而安呢？因此不必询问，就知道他们贤能。可是既然已经写作‘流寓’，又写‘客子’，不是多余了吗？这是因为既然流转寄寓，如果不在当地筑屋居住，就得在当地种地取食；想不受当地管束，也就做不到了。因此兼称‘客子’，就知道这是旅居而不是真正定居，如同司马公、邵康节一类人。离开或居住的时间长短，都还不能确定。县公即使想以父母官的身份来对待我，也未必做得到；既然不能以父母官的身份临管我，那么父母官虽尊，又怎么能管束我呢？所以兼写这四个字，然后作客的意思和不受管束的情怀才完全明白。不过终究还是不如落发出家更好。落发以后，即使是麻城本地人，也自然不受父母管束，何况是别省的人呢？有人说：既然如此，在本乡也可以落发，又何必到麻城来？唉！我在这里落发，还必须设尽计谋，之后才使剃刀落到头上。邓鼎石见我落发，哭泣得十分悲哀，又转述他母亲的话说：‘你如果能劝我，让我听到这件事，突然听见时我就会一整天不吃饭，饭送来我也咽不下去。李老伯一定会留着头发。况且你若能劝李老伯蓄发，我就说你是个真正的孝子，是第一等的好官。’唉！我落发难道容易吗？我正是因为不肯受人管束，才落发的，这难道又容易吗？写到这里，我自己也感到鼻酸。你们千万不要把落发看成好事，便轻易接受别人的布施。可是，我惹出的事情也已经太多了。我只是因为不受管束，受尽了磨难，一生坎坷，即使用大地作墨，也难以写尽。做县博士时，就和县令、提学官发生冲突；做太学博士时，就和祭酒、司业发生冲突。像秦、陈、潘、吕这些人，不止一个。任司礼曹事务时，又和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全都发生冲突。高尚书、殷尚书都入了内阁，潘、陈、吕也都入了内阁。高尚书所排斥清除的，少年英俊、著名进士不知有多少。只有我因为触犯忤逆而得以保全，高尚书也真是人杰啊！最苦的时候是做员外郎，不能向尚书谢大理卿董某，以及汪意致谢；谢大理卿没有什么可说的。汪意和董某都是正人，不应当和我抵牾。然而他们二人都急于功名，清白未能超过常人，自认为贤能却胜过常人十倍。我怎么能免于和他们冲突呢？后来又最苦地遇到了尚书赵某。赵某在道学方面有名，谁知他越以道学著名，我和他的冲突也越厉害。最后做郡守时，又和巡抚王某冲突，和守道骆某冲突。王某本来就是下流之人，不必说了。骆某最了解我，他最被称道的是有才干、有操守、有文学、有实干，最终却也免不了和我发生冲突。为什么呢？他过于严苛，所以终于不能不形成冲突。他起初认为我清苦而敬重我，后来反而认为我没有用心，故意加害我。这就说明他只知道有自己，不知道有别人。古今被称为大贤君子的，往往都是这样。我记得曾经苦苦劝骆某说：边地杂处夷人，法律不能全部拘泥执行。一天接一天，只要和军队、夷人共同享有太平就足够了。在这里做官的人，没有家属就难以久住，带着家属则要跋涉万里，狼狈而来，狼狈而去，更不可不体恤他们。

译只要有一项才能，就可以算作贤者，哪里能要求样样完备呢？只要没有人告发，就装聋作哑，何必细细追究？清廉谨慎、勇于任事，只能用来要求自己，不能用来要求别人。如果一味要求别人，那么我的清廉和才能也不足以称美了。何况天下的事情，难道不也只应当这样处理吗？唉！谁知道我竟会因为这些话和他发生冲突呢？虽然发生了冲突，但如果让我推荐人才，我一定把骆某列为首位。这就是我一生的大概。向上不能像东方生那样避世，却在金马门中和拥有万乘之尊的人做同僚，忍受污辱、含垢忍耻，在仕途上游戏，这是最高的选择；又不能像胡广那样采取中庸之道，像梁江总那样直到老年仍保全黑发，像冯道那样在五代贪恋俸禄而不能忍受耻辱；能够避开虎口，也只是上天的幸运罢了。年老以后才想着求取胜算，选择这一步，已经不是上策。你们哪里知道呢？因此我曾说，世间有三种人，确实应该出家。不是这三种人而出家，不是为了躲避灾难，就是没有谋生之计，贪图清闲，借此成全自己的懒惰，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哪三种人呢？世上有一种人，如梅福一类，把活着看作自己的酷刑，把形体看作自己的耻辱，把才智看作自己的毒害，把身体看作自己的桎梏；既然看出身世只是累赘，就不得不辞官隐居。洪崖、玉笥之间的隐居者，就是第一种。又有一种人，如严光、阮籍、陈搏、邵雍一类，如果不能像吕尚遇到文王、管仲遇到齐桓公、孔明遇到刘备、傅说遇到高宗那样得到知遇，那么宁可隐居也不出仕。所以孔子说：‘居处时便说没有人了解我；如果有人了解你，你将怎样做呢？’又说：‘把自己卖出去吧。’我是等待合适身价的人，因此孔子终身不仕而隐居。他说‘有道则仕，无道则怀’，不过是用来赞许蘧伯玉等人罢了。至于孔子，如果始终遇不到知己、得不到善价，那么即使处在有道的时代，也不肯出仕；这又是一种人。天下哪里曾有真正了解自己的人呢？何况真正成为天下知己的君主呢？他们不得不隐居在岩穴、钓台、苏门山，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又有一种人，则是陶渊明一类。他们既贪恋富贵，又苦于贫穷。因为苦于贫穷，所以以乞食为耻，便说：‘敲门时不善于说话。’因为爱慕富贵，所以求做彭泽令，又派一个仆人给儿子送去，说：‘帮助你担负砍柴汲水的劳苦。’然而又不能忍受向人折腰，所以只做了八十天，便写下《归去来兮》。这又是一种人。恰好怀林在旁边研墨，问道：‘不知和尚在这三种人中属于哪一种？’我说：‘高明啊！梅福、庄周的见解，我没有。一定要遇到知己的君主以后才出仕，一定要有盖世的真实才能；我没有这样的才能，所以也没有这样的见解。大概只有陶公与我相近吧？陶公的清风流传千古，我又是什么人，敢说自己可以接近他呢？不过有一点真实相同：都受不了世间的管束，所以偶然相同罢了，哪里敢攀附骥尾呢？’ 以上六条，最后一条又潦倒哀鸣，可见我的话并没有顾及前面劝你们不要哭、不要悲哀的意思。唉，真实的情感和心意，本来就不能勉强。我希望你们不要悲哀，又希望你们心中悲哀。心中悲哀，才是真正的悲哀。真实的悲哀自然难以止住，人怎么能强行止住它呢？《寒灯小话》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一、第一段 九月十三日夜里，大人患有气急之症，独自坐到深夜，对我们这些人说：‘丘坦这次离去，不会再回来了。’话还没有说完，眼泪便如下雨一般落下。有人劝大人说：‘不要过分感伤，我用鄙俗的话来劝慰您。’说：‘这个世界实在可悲，天地这样广大，却难以容纳好人。我劝大人不要太伤心，自古以来都是如此，今天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我料想他走遍天下，找不到知己，过一段时间一定还会回来胡闹。’大人说：‘这话不对。此人聪明而且才华很大，到处遇到的人大多喜爱他，只是恨他一去太无情，不顾念老人日夜等待。’十五日夜里，又听人说，有一位老先生特意到丘家拜访，荆州袁生还亲自写下请书邀请他。袁生拜访，他不回答；召请他，他也不应。丘生又是另一位老先生，是世交之家的人，竟然也不和袁生商量。旁边的人面面相觑，没有不惊骇的，认为这些都是人世间从未有过的事。大人说，袁生只是因为不懂人间礼数，触怒了别人，所以才游历到这里；如今又这样责备袁生，他到哪里去逃避死罪呢？唉！袁生的处境真难，怎么能没有罪呢？怀林小沙弥在旁边笑着说：‘袁家、丘家一定是天上的人刚刚降到人间，所以不懂人世间的事情。’ ‘如果是世间人，哪里有不懂世间礼数的道理？’我说怀林的话很有辩才。大人说：‘怀林说得对。正因为是真正的天上人，所以不知道人世间的事情。世间人所能知道的，天人不知道；世间人所能做的，天人不能做，所以称作天人。世间人所能知、所能行的，天人既然不知道、不能做，那么天人所知道的，世间人也一定不知道；天人所能做的，世间人也一定不能做。如果仰慕天人，却因为天人有所不知、不能，而反过来责备天人没有世间人共同知道、共同做到的本领，这就像责备人世间的人要有天人的无知和无能一样，不也很难吗？这样不但天人失去了成为天人的本性，连世间人也会失去成为世间人的本性。这就是求全责备的过错。我认为，不如取天人独自知道、独自能做的事情来亲近他、赞许他，而对于他所不知道、不能做、不如世间人的地方，不要求他样样完备，这就好了。’于是有感而作诗三章，来消除求全责备者的疑惑：‘若不是天人刚刚降临人世，怎么会不懂世间人的礼数？懂得世间人的礼数并不难，你来我往，便知道礼数了。’ ‘既然不能懂得人世间的礼数，怎么敢来到人间呢？’任凭你胸中藏有万斛珍珠，也不如向人拜上百拜、头叩到地。去年曾有一个新郎，在两处之间来回奔波，辛苦忙碌。粪扫堆旁边到处都是他，痴人却说这个郎君非同寻常。二、第二段

译这天夜里，怀林侍奉在旁，看见一只猫伏在禅椅下面。怀林说：‘有人说猫儿最没有义气，只捡到几块带肉的骨头吃，就知道疼痛；这只猫却是和尚养的，常常伏在和尚座下不肯离去。’和尚叹息说：‘人们说最没有义气的是猫，如今看他，在养它、照顾它的时候，它就恋着这里不肯离去。这样看来，猫倒是有义气的。’怀林说：‘现在骂人时，动不动就用禽兽、奴才、狗、强盗来骂人。骂人的人以为这是最重的话，被骂的人也认为这是最重的侮辱。唉！谁知道这哪里是骂人的话呢？世间所称有义气的，没有超过人的。你看人们的仪态礼貌、说话吐气，多么和善美好；怜悯别人、爱护别人的样子，多么真切周到。只是人还有一件不如禽兽、奴、狗、强盗的地方。世上做强盗的有两种：一种是被官府逼迫，怨气无从伸张，于是逃亡；一种是才力很强，不甘心处在人下。如果有一个或半个怜惜他才能的人，使他能够发挥作用，他一定会舍生图报，不应忘恩。既然如此，用强盗来骂人，就不是骂人，反而是在赞叹、称美这个人了。’ 狗虽然是人的奴仆，但义性尤其重，守护主人，即使被驱逐也不离去；不给它食物，它也不怨恨，自己去吃粪，勉强度日。这就是所谓‘狗不嫌家贫’。如今用奴、狗来骂人，难道合适吗？我恐怕这不是用狗来骂人，反而是用人来骂狗了。至于‘奴’这个字，只要是被人使唤却不足以役使别人，都称为奴。世间哪里曾有真正役使别人的人呢？做君主的，汉代只有孝高、孝文、孝武、孝宣几位，其余全都是奴。这样用‘奴’来称人，正是他的本来等级和名号，他反而为什么要发怒呢？和尚说：‘禽兽、畜生、强盗、奴、狗，既然都不足以骂人，那么应该用什么骂人，才算恰当呢？’怀林于是自己列举了上千种，如蛇、如虎之类，都是不能用来骂人的；一直商量到半夜，最终也没有结果。于是叹息说：‘唉！外表好看的是人，容易相处的也是人，只是那副肚肠实在不可看、不可相处。’怀林说：‘果真如此，那么人真难以形容了！世人说是人皮包着倒置的狗骨头，我说是狗皮包着倒置的人骨头。不知用这句话骂人怎么样？’ 和尚说：‘这也不足以骂人。’于是离开去睡觉了。三、第三段 守庵僧每天的斋饭都取给于城内外各家施舍的一盏饭；推算有余下的，才拿饭供给往来的僧人道侣。这天，道侣中有一人第二次来索取食物，守僧便愤怒地不停辱骂他。大人听见后对我们说：‘不给他食物也就罢了，为什么要这样辱骂呢？何况还有施主供饭的余下部分呢？’于是谈到常志等人，说常志每次借得银钱财物，随手就花光；与守僧辱骂道人的行为相比，这还算稍好一些。况且常志等平日也自称轻财好施，应该比守僧强十倍。我说这话不恰当，他们不过是在伯仲之间。守僧辱骂道人，是过于俭省，只知道替施主珍惜剩饭，却不知道替施主广积福德；只知道募化饭食困难，想让自己的徒众吃饱，却不知道受辱骂的痛苦，反而因此伤害佛心，这就是过于俭省的过错。至于常志一类，只看见借个名目就能得到别人的银钱，似乎十分容易，却不知道屡次借名目向人索取银钱，别人实在难以承受；何况慷慨使用别人的情面，花费别姓的财物，对别人无情，对自己也十分无谓，这就是过于奢侈的过错。奢侈和俭省都不对，又凭什么说常志胜过守僧呢？大人说：‘如果像你说的这样，那么轻财的名声难道不好吗？’ ‘他本来就是仰慕轻财的名声以后才这样做的。’大人说：‘唉，这是什么话？’古人说轻财，必定还要说重义；从来没有无缘无故轻视钱财的。所以重义的人必定轻财，轻财的人也是因为重义，因而才有轻财重义、散财结客的说法。范纯佑把麦舟送给石曼卿，正是因为对象是石曼卿，否则一粒麦子也不肯随便浪费。鲁子敬有一仓三千石米送给周公瑾，也正是因为对象是周公瑾，否则一粒米也不肯随便浪费。为了周公瑾，是为了结交宾客而散财；为了石曼卿，是因为看重义气而轻财。如今得到别人的钱财，把它看得如同粪土，难道是为了谋王图霸、用来结交宾客吗？还是为了救灾济难，受到义气激发而不能停止呢？其实不过是放纵酒色之欲，滋长豪奴的贪婪和扰乱，却借口说自己轻财；对于贫弱怯懦而不敢明说的人，也不过如此。何曾有一文钱施给那些等待朝食的大贤呢？这不过是浪费钱财、放纵欲望，却借‘轻财’作为口实；这样一来，天下的浪荡子弟都成了轻财之人，反而还不如过于俭省的人。因此说：‘与其奢侈，宁可俭省。’ 四、第四段

译九月二十七日，怀林跟随长者游览到西城，起脚准备前往万寿寺。寺里有一位僧人，长者每次游览都一定去拜访。当天忽然下起暴雨，雨势仿佛从天上倾泻下来。长者和同来的人在秀士门下避雨，不到一盏茶的时间，雨便停了；然而平地全都是水，仿佛可以行船。怀林启禀长者说：‘这场骤雨形成的积水还没有退，不如登堂坐一会儿，等水退了再去。’长者登堂，坐在正堂上。当时有个老仆人正要进去通报，长者连忙制止他说：‘不要通报。我是躲雨来到这里，暂且坐一会儿，千万不要通报。不通报，我还可以多坐一会儿；如果通报，主人出来，我不过喝一盏茶就要起身了。’恰好宅中有个老妇人从里面出来，看见是长者，不觉出声说：‘是卓吾老爹，为什么不赶快通报！’便转身进去，口中说道：‘卓吾老爹在堂上，快通报！快通报！’这时主人出来，刚安置好座位，还没有喝完一盏茶，长者果然就起身走到路上，问怀林说：‘为什么这家中的妇人女子全都认识李卓吾？’怀林说：‘偏偏是妇人女子认识他，具有男子气概的人反而不认识。’这里的男子见到长者，个个都皱眉。长者说：‘照你这样说，难道反而比不上妇人吗？’怀林说：‘不是这样。男子习惯见到长者，所以把他当作寻常人物；这些老妇人是突然见到他，突然看见，便生出稀有之想和欢喜之想。’长者只是自己思量：‘究竟是寻常，还是稀有？不必问怀林了。’如果说男子不如妇人，那是不对的。长者说：‘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于是快步走到万寿寺，等候那位僧人。那僧人索要书法，长者写了几张纸，他的徒弟又索要联句。联句说：‘僧就是俗，俗就是僧；好一个道场，你是你，我是我，大家自在游戏。’这天夜里雨仍不停，雨点大如车轮，长者乘坐轿子，淋得浑身带雨而归，在轿上大声喊道：‘你看我和你一起作雨中游，怎么样？’怀林回答：‘真可以称作游戏三昧、大神通自在的长者了。’ 《李温陵集》卷之七 ●《李温陵集》卷之八 海虞后学顾大韶仲恭校 杂述二 ◆杂述二 《卓吾论略》《论政篇》，为罗姚州所作 《何心隐论》《夫妇》《鬼神论》《战国论》《兵食》《杂说》《玉合》《昆仑奴》《拜月》《红拂》《卓吾论略》【在滇中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