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温陵集卷之二

译昨天承蒙您教诲，深深切中了我狂妄愚昧的毛病。凭借人的天性真实，把它推展扩大，同天下人共同拥有，这才叫作道。既然想同这个时代的百姓共同遵行它，那么包容万物、成就万物的功效就大了。学习难道可以没有方法吗？这是您的高论，是您从孔子那里得到并深信不疑、奉为家法的道理。我又有什么可说的呢？然而这只是孔氏的话，不是我的话。上天生下一个人，自然有一个人的作用，不必取用孔子之后才算完备。如果一定要等到从孔子那里取得完备，那么千古以前没有孔子时，人最终就不能成为人了吗？所以，那种“愿意学习孔子”的说法，正是孟子只能成为孟子的原因。我正在痛恨它不是正确的说法，您却说我愿意这样做吗？况且孔子从未教人学习孔子。假使孔子教人学习孔子，那么颜渊问仁时，为什么回答说“实行仁德要靠自己，而不靠别人”呢？为什么又说“古代求学的人是为了自己”，又说“君子要求助于自己”呢？正因为要靠自己，所以诸子自然不必向孔子询问仁；正因为是为了自己，所以孔子自己也没有一种学术可以传授给门人。这是没有固定的‘他人’、也没有固定的‘自己’的学问；因为无所谓固定的自己，所以学习没有比克制自己更优先的；因为无所谓固定的他人，所以教导只在于因材施教。试举一两个例子来说：仲弓居心敬慎、行事简约，是这样的人，却来询问仁。孔子直接指出说：“敬慎和宽恕罢了。”冉雍聪明，所以领悟了，又请求把它付诸实践。司马牛遭逢兄弟的灾难，常常心怀忧惧，是谨言慎行的人，却也来询问仁。孔子同样直接指出说：“他的言语，……罢了。”司马牛不聪明，所以疑惑，反而认为这还不够。由此看来，孔子又何尝教人学习孔子呢？孔子从未教人学习孔子，而学习孔子的人却务必舍弃自己，非要把孔子当作学习对象，即使是您也一定会认为这实在可笑。正因为孔子从未以孔子自身教人学习，所以他得志以后，必不以自身作为榜样来教化天下。因此，圣人在上位时，天下万物和百姓长期都能各得其所。之所以不能各得其所，是贪婪暴虐的人扰乱了他们，仁厚之人又伤害了他们。仁厚的人因为天下失所而忧虑，急切地想把他们送到各得其所的境地。于是用德礼来纠正他们的内心，用政令刑罚来束缚他们的身体，人们才大大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天下的民众和万物如此众多，如果一定要使它们全都符合我的条理，那么天地也将做不到。所以寒冷能够折断胶，却不能折服朝市中的人；炎热能够熔化金属，却不能制服竞相奔走的年轻人。为什么呢？富贵利达正是用来增强我们天生五官的东西，形势本来如此。因此圣人顺应它，顺应它就能使人安定。所以贪财的人就给他俸禄，趋附权势的人就给他爵位，强悍有力的人就给他权力，有才能的人就让他主持事务并授予官职，软弱的人就扶持利用他，有德行的人就尊崇他，虚设职位只为使人有所瞻仰，有高才的人就让他担任重任。不论出仕还是退处，都各随所好，各展所长，没有一个人不能发挥作用，这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即使想用虚伪来迎合他的爱好，我自己也没有可供他迎合的私好；即使想掩盖丑处来显扬美处，我自己也没有丑处可供掩盖。这番说法是多么难以做到！这难道不是真能把光明的德性彰明于天下、安坐而达到太平吗？这难道不是真能看不见一丝一毫人为作为的痕迹，自己享受心情安逸、日益美好的功效吗？既然如此，孔氏的学术也很奇妙了。这样，即使说孔子有学问、有方法来教人，也可以。然而，正因为没有固定的学问、没有固定的方法，这才是孔子的学术吗？您既然深信并切实行持它，那么即使说这是您自己的学术，也可以；只是没有必要人人都像您一样。因此，凡是您的作为，自然是好的；所运用的方法，自然广泛；所学习的内容，自然恰当。我自然敬重您，并不要求我一定像您。您自然应当爱护我，也不必认为您一定比我贤能。这样，您这次出行，人人都会有弹冠相庆的喜悦。否则，相同的人少而不同的人多，贤能的人少而愚昧不肖的人多，天下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太平呢？○再答耿中丞 内心想做的事，耳朵更不必去听别人怎么说。不是不想听，而是自然听不见。如果想做到不听，那么不如不做这两件事，听从您的裁决罢了。况且世间值得做的事很多，又怎么能一件件全都去做呢？而且，我这个人同天下所系甚大。古代的君子，平日闲暇时，不但不能超过别人，甚至还不能帮助别人；一旦发生大变故，平日闲暇时显得很突出、想要自我表现的人，即使有千亿个也不敢站在前面，只有这种君子略微显露出自己的余力来整顿局面。功业成就而众人不知道，那么他超过别人就远了。譬如龙泉、太阿这样的宝剑，不斩蛟龙、割断犀角，就不会轻易试用。小试就没有意味，小用就没有余力，日后所能成就的事情也就可以预知了。世俗的议论、市井的谈话罢了，哪里值得再说呢？然而他之所以知道您，对您的责望也自然很深。他认为人与人相知，贵在知晓内心；假如四海之内有一个了解我的人，那么有钟子期一人就足够了，不在于多。以如今来看您，实在还不足以成为他所认为的知己。他想在形骸之外同您相从，您却偏偏在形骸之内寻找交往，喋喋不休地想用口舌争辩来说明他的对错，以为这样就足以加深彼此的了解、回应他对我的深切期望，这实在大错了。世人的是非，对他来说本来就不值得衡量轻重，这是很清楚的。而且他起初从未把世人的是非当作自己的是非。如果把世间的是非当作自己的标准，他的行事一定不会这样。这尤其是最容易明白的一点。他的学问以出世为主，所以常常直截了当地行动而无所忌讳。如今您的学问既以经世为主，就尤其应该收敛隐藏、牢牢闭守、深居简出；形迹虽相反，心意却可以相成，用这个来加深彼此了解，不也可以吗？只是因为您说到这里，所以顺带提及；不过这也是喋喋多言，我知道没有益处。○给杨定见

译这件事大大不可。世间的是非纷纷扰扰，人身处是非场中，哪里能够避免呢？在是非之外，又加上讨好、远离怨恨等事情，这也是小人的常态，不值得奇怪。古人把真情交付给别人，最终因此陷入困境的，不知有多少，只能一笑置之，当作没有发生。如今他谈论是非，我又同他谈论是非，谈个不停，终于争辩起来。旁听的人反而不认为最初谈论是非的人可厌，却反而厌恶后来争辩是非的人。这件事明明白白，只是陷在其中的人自己察觉不到罢了。既然厌恶别人谈论是非，我却又自己谈论是非；谈个不停，以至于争吵；争吵不止，以至于失声；失声不止，以至于结仇。失声就多伤气，争论就损伤身体，结仇就失去亲情，这样做实在非常不合算！人生在世，连一点便宜都不知道求取，难道能算聪明吗？况且我以信义同人交往，已经是不聪明了，又责怪别人背信背义，这是在不聪明上再加不聪明，在愚蠢上再加愚蠢。即使稍微懂得爱惜自己的人也不会这样做，我难道可以这样做吗？即使稍微知道趋利避害的人也一定会笑话，又怎么能坐在那里让人笑话我呢？这种地方，我向来常犯，只是能够时时反省自己并克服它，不肯把便宜让给别人。只要笑一笑，眼前就会安定妥帖，精神重新完整，胸襟又恢复原来的开朗。且不论读书、做举业的事，单是安稳地睡一觉，也算是自己得到受用了。这才是最值得叹息、最可耻的事情；而他们所争论、诬陷的事情，反倒看不出有什么可叹可耻。○给焦从吾 自从楚倥离开这里以后，此地实在太寂寥了。因而想起从前亲近善知识的时候，完全没有察觉自己身在何处，只是彼此相看度日，真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大概是因为真挚地把朋友的生死挂在心上，万分精进，自己也不知道罢了。从今以后，实在很难度日了。去年十月曾到亭州一次，因为没有地方住宿，没过几天就回来了。今年春天三月又来到这里，打算邀请无念同行。曾承蒙您在白下泛舟，我得以同兄长相从。兄长具有盖世的聪明，一生的全部力量都投入诗文、草书的领域，又不幸在其中取得了成就，所以对于生死的念头不过一分两分，微小而又微小。如今尚且正值困穷之时，未必能给我这个地主以方便，所以不敢决定前来。然而想到我实在不能不与兄长相会，兄长虽然强健，却也快到知命之年了。此时不来，到了将来功名到手，事务更加繁忙，精力渐渐衰退，求文字的人登门一天比一天多，恐怕更加没有闲暇做这件事。功名富贵之类，平生尽管都能说是身外之物，到了这里反而成了主人，性命反而成了宾客，又能怎么办呢？我同兄长相处，只在这一件事上，所以不知不觉说了这些。○再给从吾 无念回来，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承蒙得到您的教诲，却一点音信也没有，难道是科场事务繁忙，没有空闲写信吗？还是湖中没有鸿雁，江中缺少鲤鱼呢？都院的信使不断，也可以托他们捎来，不能说不方便。这里如同坐在井中，除了无念之外，没有可以交谈的人；虽然时时面对古人，终究也有眼睛昏花、气力疲倦的时候。想来白下的一封信价值万金，兄长为什么吝惜不给我呢？想到弟弟实在应当同兄长相会，古人的言语多有出处，有的可以贯通千古，却未必能贯通于今天。时时面对书本，就时时想念兄长，希望能够侍奉在兄长身边。这是弟弟不能少兄长的第一点，如同山一样重要。学问一事至今没有解决，这是弟弟不能少兄长的第二点。年老虽已无用，却时时对三位圣人经营天下的大作用有疑惑，觉得彼此黑白分明，距离不止千里万里，但他们都同为至圣，不可轻率议论。这又是弟弟不能少兄长的第三点。至于亲眼看见大道、当面交谈以消除忧愁，那么片刻也离不开兄长，这就是弟弟每天盼望兄长寄来佳信的原因。听说霍丘有高中门生，便去祝贺一趟，顺路到这里安慰我渴望相见的心，然后再赴京，不也可以吗？千万不要以事务繁多为借口推托。福建录取的孝弟策文章冠绝一时，应当同阳明、山东试录并传于后世。朱紫阳的断案直到这里，引用伯玉四十九岁、孔子七十岁从心所欲，真是大手段、大见识。弟弟以前说，善于写作的人，纯粹贬斥而实际褒扬，心意寄托其中；纯粹褒扬而实际贬斥，心意自然存在，正是如此。兄长写大文章尤其好，像碑记一类等待撰作的文章，完全可以用苏长公片言只字般的文字，与金玉同声；即使千古以来也未必见过能与之相比的，正是因为您胸中绝无俗气，下笔不写寻常话，也不踏着别人的脚步走。至于大文章最终难免有所仿效，对于后辈有志向的人，谁有空闲就逐一指示给我，我也愿意知道。世间没有根器的人，不要引导他谈论学问；他不是为了名，就是为了利，没有益处。○再给从吾孝廉

译经书说：“尘劳之辈，是如来种子。”那些真正具备五力的人，在三界之中做随心所欲的事，进入魔王的同伴之列，成为魔王的伙伴，却全然没有察觉，这就是魔，也是佛。希望兄长早日了结世间业缘，迅速考中，完成世间人的事业，通达出世之法，这才算发挥全部力量。听说您近来居住在龙湖，逐渐远离城市，比从前更觉得寂寞，这更是弟弟晚年便宜安适的地方。我曾说百姓到了六十岁，就可以免除差役，大概朝廷也知道他们精力已经衰退，让他们闲居度日，不再拿世间事务责问他们。然而自己却不知道，难道可以安于闲逸吗？《夕明集》中没有什么可看的，只有一件最令我得意的事。从前读谢康乐，自负为有慧业的文人，很怀疑他是在夸大自己。后来每天在他的文集中看到他辨析学问的文章，才知道极其精细。他从自己立志求学的年纪起，就侍奉远公，得以会见道生等名僧，他的自负本来就应当如此。那么陶公虽然同他同时，却实在不了解康乐，何况遗民中的诸位贤者呢？谢公确实敬重远公，远公也确实很喜爱谢公。有人说远公嫌他的心思驳杂，不许他加入莲社，那只是俗人的妄说。远公非常爱惜贤才，见识也很高明。看他给别人写的信，委曲详尽，唯恐稍有不慎伤害对方。何况谢公如此聪慧领悟，又以弟子事师的礼法写信给远公，远公怎么忍心拒绝他呢？千百年来被埋没的高贤，到如今因我才得以显现于世，这是第一件可喜之事。王摩诘以诗著名，评论者虽然说他的诗通达禅理，却还没有立即把他归入真正的禅门，何况知道他的文章精妙呢？大概是禅理被诗才遮蔽，文章又被禅理遮蔽，所以人们不愿去看它。如今看《六祖塔铭》等篇，文章清新精妙，难道比诗才逊色吗？这是第二件可喜之事。我想另编一部《儒禅》书，凡是谈论禅理的文章，依照时代先后汇编进去；但苦于有些书已经散佚，又有许多篇章分散失存。如杨亿、张子韶、王荆公、文文山的文集，都已分散而不完整。至于僧人论禅的文字，则专门汇集僧人的话，另编一集，与《儒禅》并行。大致以精确、切实、简明、扼要为贵，使读者一打开书就能明白，如同醍醐一味，使人更容易入道。《华严合论》精妙无比，一个字也不能改动，简直又是一部《华严经》。这就像向秀、郭象注《庄子》，不能因此便把《庄子》看作经、把向秀郭象看作注；又像左丘明传《春秋》，不能因此便把《春秋》看作经、把《左氏传》看作传。为什么呢？假使没有《春秋》，左氏之书也自然可以流行，因为《左氏》本身又是一部经。假使没有《庄子》，向秀、郭象的著作也自然可以流行，因为向秀、郭象的著作本身又是一部经。既然如此，执守向秀、郭象之书来解释《庄子》，依据《左氏传》来评论《春秋》的人，就是不聪明了。○再复耿中丞 天下虽然广大，朋友实在难得；豪杰不多，喜好学习的人更少。至于一心一意前去参访求教，以求自己有所领悟，直到不被人认为正确也不苦闷、不被人了解也不后悔的人，那么令弟子庸一人确实当得上这样的人。然而如今不幸已经去世了。我遍交四方，愿意把生死托付给朋友，却没有机会；所以一见到子庸，就自以为可以死而无憾了。哪里料到子庸竟然先我而死呢？一想到这些，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啊？您一向重视天伦亲情，五脏如被割裂的痛苦，不说也可以知道；而且不必到远方寻找，您在家庭之中自然就得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为子庸而发出的叹息，难道是虚假的吗？我多次想附上一封信来安慰您，只是精神恍惚，自己心中尚且不能平静，又怎么敢贸然用世俗的套话来劝慰您呢？如今事情已经这样了，只是想到求学问道这件事，根器浅小的人不能达到。古人明确把这种学问称为大学，能做到这种学问的人就是大人。大人又岂是寻常人所能认识的呢？在老子那个时代，认识老子的只有孔子一人；在孔子那个时代，认识孔子的又只有颜子一人。可见知己是多么难得。假使令弟子庸在世时，再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那也就不足以成为子庸了。唉，唉，不要再说了！如今遗憾的是，我跋涉数千里而来，正是为了您兄弟二人。如今您又在朝廷，空旷寂寞、离群索居，谁来陶铸我呢？求学却不寻找朋友，寻找朋友却不以胜过自己为目标，不能屈服、忍辱、忍受痛苦，甘愿接受天下这个大熔炉、大铁锤的锻炼，虽说爱好学习，我也不相信。想要成就大器，成为大人，称得上大学，难道可以吗？○再复京中朋友

译来信说：“不求吃饱，不求安逸，这颗心没有任何系着牵挂，便是学习。”注释说：“心中有所专注而无暇顾及其他；如果另有一种学习存在，就不是这样。接近有道之人，精神自然相互感应，这颗心自然端正。如果说还要另外产生某种知识见解来使它端正，就浅薄了。”又说：“如果立志于仁，就没有厌恶。”这里的“恶”应读去声，就是《候明挞记》中所说的“欲并生谗说殄行，犹不愤疾于顽”，可见自古圣贤原本没有厌恶。又说：“举直错诸枉”，这里的“错”不是舍弃、放弃之意，而是错置之“错”。即使是那些邪曲的人，也要把他们安置到适当位置，不能忍心始终放弃他们。又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仅仅这个“亲”字，便是孔门的学脉；能够亲近他人，便是生命的活力。这一点意思人人都有，只是要懂得体察、取用它，也就是守护它、扩充它罢了。来信说到这里，我敢于据实回答。所谓“不求安逸饱食”，并不是他的天性与别人不同。人活在世上，只有求学这一件事，因此时刻勤勉地追求它，自然顾不上安逸饱食，并不是有意不去追求。如果没有时时勤勉的学习，却只是把心思用在安逸饱食之间，那就是虚伪。既然时时勤勉地学习，就自然不得不谨慎说话。为什么呢？我的学问还没有真正到手，又怎么敢开口说呢？这也不是有意把其中的内容谨慎隐秘起来，故意谨言慎行以求取别人的赞誉。如今那些敢说大话、安然高坐其上、一定要做别人老师的人，都是因为没有勤勉做事。真正勤勉于实事的人，哪里只是话不敢说出口、吃饭不知道饱、居住不知道安逸罢了？他自然会奔走四方，寻求有道之人来纠正自己。有道之人是爱好学习而自己已有所得、重大事业已经掌握在手的人。这件事虽然重大，但道路有千万条，有顿悟进入的，也有逐渐进入的。渐进的道路虽然迂回遥远、费力，仍然可以希望深入造诣。如果向北走却把车辙引向南方，想进入大海却向太行山上走，那又有什么益处呢？这还只是没有益处，并没有害处。如果一旦走入邪路，岂不是求取益处反而受到损害，所谓不但没有益处，反而加以损害吗？因此不敢不去求正。这样求正，才叫作好学；才能得到道；才是重大事业已经掌握在手；才可以说没有辜负时时勤勉学习的劝告。这样，我就能够彰明光明的德性；既然能够彰明德性，就自然能够亲近百姓。像从前四方有道之人被我求教、为我指正一样，我既然真切地向往大道，他们决没有厌恶我的道理，决不会不相亲相爱的，决不会不向我吐露肝胆、同我共同验证的意思。为什么呢？彰明光明的德性，是自然发挥出来的作用，本来就是这样，并不是把它当作题目、当作学脉，故意用心去做。如今没有彰明德性的功夫，却突然说“亲近百姓”，就像还没有站立便想行走、还没有行走便想飞翔。而且假使圣人彰明德性这样紧要的一句话全成了空谈，那么立志于仁就自然不会有厌恶，又是为什么呢？天下人本来同仁者一样，圣人并不高高在上，众人也不低下，自然不容许有厌恶。之所以会有厌恶，是厌恶乡愿扰乱德性，厌恶长期借用而不归还，厌恶那些名义上喜好学习、实际上并不学习的人罢了。至于世间的人、圣人和仁人，为什么要彼此厌恶呢？已经达到仁，就自然没有厌恶；已经能够彰明德性，就自然能够亲近百姓；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不容许刻意思考、勉强去做。这正是圣人之学奇妙的地方。所以说：“学习而不厌倦，是智慧；教人而不疲倦，是仁。是本性的德性，是合内外为一的道，所以能够随时施行而合宜。”多么自然，多么不由自己停止啊！如今人们把“不厌倦”“不疲倦”当作题目，拿在手里刻意去做，怎么能做成？怎么能真正做到不厌倦、不疲倦呢？圣人只是教人求学罢了；真正能够爱好学习，自然就会达到这种境界。如果不肯学习，只说自己“不厌倦、不疲倦”，那么孔门的弟子就都能够这样学习了，为什么唯独称颜子为好学呢？既然称颜子好学是“不厌”，却从未说颜子“教人不倦”，可知“彰明德性、亲近民众，建立教化而推行大道”这些事，只有孔子能够担当，即使颜子也不敢当此重任。如今的人还没有彰明自己的德性，便急着亲近民众；还不能做到不厌，却先学习不倦；还不能慎重言语、勤敏办事，却自称已经得道；放肆妄言而不以为耻；还不能一日接近有道之人以求匡正，便以有道自居，想用这种姿态来引导、匡正别人。我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说法。所以，没有彰明德性，就不能谈亲近民众；没有达到仁，就不能谈无所厌恶。因此说：“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友，要以此慎重选择朋友，还恐怕会有谄媚逢迎的朋友、柔顺取容的朋友。”又说：“赐啊，你每天都在减少自己的毛病，只是因为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罢了。”怎么可以妄自亲近别人，而把自己置于听不到过错的位置呢？所以想勤敏办事并使自己的德性彰明，就必须像颜子一样终身以孔子为归依，这样或许可以免于失身的悔恨，而真正得到好学的实质。至于其他弟子，则不过是学习孔子不厌倦罢了，学习孔子不疲倦罢了，终究不知道孔子所学的究竟是什么，自己应当做的究竟是什么。虽然同样拜圣人为师，最终却一无所得，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吗？唉！在孔子当时，他门下的弟子已经如此了，何必奇怪于今天？何必奇怪于今天！唉，这也是我的期望太高了，实在令人深恶痛绝。○又答京友

译善与恶相对，就像阴与阳相对、柔与刚相对、男与女相对一样。凡是有两个方面，就会有相对的双方；既然有两个方面，势必不得不设立一些虚假的名称来加以区别，例如张三、李四之类。若说张三是人，而李四不是人，可以说有是与不是的区别，但二者同样都是一个人。刚出生时有乳名，稍稍长大有正式名字，成年后有字，又有别号，这一个人竟有三四种称呼。然而直呼其名，就被认为犯讳，所以长辈都避讳他的名而称他的字；同辈又嫌称字不合适，于是称号，仿佛号就不是名。若认为号不是名，那么不只是号不是名，字也不是名，避讳的名也不是名。这样一来，从这个人出生时起，就从未带着一个名字来到世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名称？又为什么会有可以称名与不可以称名的区别呢？如果直说都只是名，那么避讳的名固然是名，字也是名，号也是名，与这个人的本来情形并无关系。那又为什么要避讳？为什么又有不避讳的呢？世人的迷惑实在太深了。不过还可以勉强说：号的称呼较美，而本名有时不美罢了。然而朱晦翁的号并不美，朱熹的名反而很美。“熹”是光明的称谓，“晦”是昏暗不明的形象；朱子以“晦”为号，是自谦。如今您称他为“晦庵”，学者都高兴；如果称他为“朱熹”，他们反而一定会非常恼怒，甚至按剑相向。称呼他最美的名称，反而认为犯讳；举出他不美的名称，却反而高兴。这岂不是不愿朱子美，而愿朱子不美，颠倒得太厉害了吗？近世又把号也当作需要避讳的称呼，直接称“翁”、称“老”了。假如“翁”可以用来尊称人，那么称“爷”、称“爹”也可以用来尊称人。若认为“爷”是奴仆的称呼，那么如今儿子称父亲为爹、孙子称祖父为爷的人，并不是奴仆。爷的极称是翁，爹的极称是老；称翁、称老不是奴仆的事，难道独独不是儿孙的事吗？又为什么全天下人都要把自己当作我的儿孙呢？近世稍稍知道返本复古的人，甚至同辈之间互相称字，以为这样不俗。唉！如果真要不俗，称字固然不俗，称号也未尝俗。既然直说都只是名称，又为什么偏偏不能同样归入俗称呢？我认为，称爹、称爷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由此看来，所谓善恶的名称大多就是这样。只有立志于仁的人，才没有可以称名的恶；这大概是从善恶尚未分开以前来说的。在这个时候，善尚且不存在，哪里还谈得上恶呢？唉！如果不是确实立志于仁的人，谁能够知道这一点？“苟”就是诚实、确实；仁就是生命的根本道理。学者想知道怎样才能无恶吗？像这样立志于仁的学问，我还没有见到有谁真正做到啊！○复宋太守 千圣同心，至理至言没有两样。纸面上陈旧的话，都是千圣苦心苦口留下来给后世贤人、后世之人的，只是根据时机和对象说法不同，有大乘、小乘，以适应上等和下等的根器罢了。如果是上等之士，就应当究明圣人的高深言语；如果甘愿做下等之士，只求成为世间的完人，那么不但孔圣以及上古经典应当铭记在心而不失，即使近世有见识的名士，他们的一言一句，也都有切合身心之处，都不能把它们只看作陈旧的话。况且，没有验证就不能取信，这是很久以来的道理。如果不取陈旧的话来互相印证，恐怕听的人更加惊骇疑惑。所以凡是论说，必定依据经书、引用传文，也是不得已罢了。如今依据经书，就被认为是在说陈旧话；任意从胸中发出，就被认为不切实际。这样一来，说话的人也很困难。凡是说话，都是说自己不得不说的话，是自己本分上的事。只是因为还没有亲切体会，所以取陈旧的话来考验验证，希望能够与圣贤之言相合。并不是有闲心、闲工夫，想替古人担忧。古人已经过去了，自然没有什么忧患可由我们来承担。我之所以忧虑，是因为对于古人上乘的学说，还没有发现自己与它相契合的地方，因此日夜焦心。见到朋友，就共同讨论；何况兄长是真切的朋友，怎么能够泛泛相交而不互相探讨呢？如果只求做一世的完人，那么千古格言已经完全够用了，连半个字也不必再说。所以我们一见面就互相订正、验证，是因为心志颇大，不甘心只做一世中的人物罢了。兄长如果能宽恕我的罪过而体察我的本心，那么弟弟还可以免于责罚；如果认为弟弟是大言不惭、贡高自负，那么弟弟从此闭口不言，也很容易。○答耿中丞论淡

译世人白天说梦话，您却在梦中说白天的话，可以说总是清醒警觉。周子所谓在此清除、磨炼功夫，我也看出其中有些道理，只是不知道所谓洗濯磨炼、刷洗涤除，究竟指什么。古代圣人也曾经下过洗刷的功夫。但所谓洗磨，是洗磨自己的意识；所谓刷涤，是刷涤自己的见闻。如果当下意识不发生作用，见闻不在心中树立，那么这些话就都成了梦话。只要还有一丝一毫的意识和见闻作用，就不是淡，也不是始终清醒警觉的方法。必须先做到不厌，然后才可以谈淡，所以说：“君子之道，淡而不厌。”如果心中果真有所欣喜羡慕，就必然有所厌弃，便不能算淡。又只有淡，才会自然不厌，所以说：“我学习而不厌。”如果把“不厌”当作学习的目标，专门努力学习以达到不厌，最终仍不免有厌倦的时候，那就不是淡，也不是虞廷精一的宗旨。精就能专一，专一就纯粹；不精就不能专一，不专一就驳杂，驳杂就不淡。由此看来，淡岂是可以轻易谈论的吗？所以古代圣人终身处在问学之中，讲习讨论，心中理解而努力实行，甚至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正是因为淡。淡也不是凭智力可以求得的，淡也不是有了某种心得便可以得到的；而人之所以得不到它，是有原因的。世上的君子，厌恶平常的必定喜欢新奇；厌恶怪异的又不愿谈论怪异。他们不知道，只要人能放开眼界，本来没有平常而不奇异的，也没有奇异而不平常的。经世之道以外，难道另有出世的方法吗？出世的宗旨，难道又有超出经世事务之外的吗？想到那些通达之士、见识宏大的人，他们一见到虞廷揖让的礼仪，便把它同三杯酒看作一样；尧舜巍巍的事业，便把它同太虚中的浮云看作同样长久，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见识宏大。见识宏大，所以心中安泰；心中安泰，所以没有不足。既然没有不足，又羡慕什么呢？如果只把平日听惯、见惯的当作平常，把少听骤见的当作怪异，那么怪异和平常便成了两回事，经世与出世便成了两种心。勋华盛大的功业、揖让隆重的礼仪，同三家村里以破瓮作窗的酒徒相比，真不止相差几千万里。即使想做到淡，即使想不产生羡慕，又怎么能做到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见识太小。希望您以后不必再谈洗磨刷涤的功夫，只直说问学、开阔见识的益处；也不必再忧虑虚浮见解和积习太深，只切实探究师友渊源的根本，那么康节所说“玄酒的滋味才是真淡，宏大的声音反而近于无声”，自然可以由自己体会到，不期望淡却自然淡了，岂不是差不多可以契合您的作为了吗？难道反而要把人的微妙宗旨，错误地说成始终清醒警觉的话吗？○答刘宪长 孔子以后，学习孔子的人便把为人师表自任，从未有一天做别人的弟子，便终身去做别人的老师，认为这就是孔子的家法；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成其为孔子。他们不知道，一旦做了别人的老师，便只有我去教别人，再没有人肯来教我了。况且在孔子以前，难道没有圣人吗？他们大多遇到清明的时代，获得职位而施展志向；那些没有得到机会的，如太公在八十岁以前、傅说在贩卖和筑墙之前，如果没有遇到文王、高宗，终身不过是渭水边的老翁、穴居服役之徒罢了，谁知道他们呢？他们大概也不求人知。直到孔子，才开始有师生的名分。这并不是孔子喜欢做老师，而是被逼得没有办法，就像关令尹遇到老子，拦住关口不肯放他出去，老子不得已才传给他五千言文字罢了。但老子最终还是向西出游，不知去向；只有孔子顺应世间，周游广泛，门下弟子逐渐增多，又得到天生聪明的颜子同他辨论，东西遨游。既没有什么好兴致，又有贤弟子相伴，也足以畅怀，于是形成师弟子的名目，也只是偶然罢了。然而颜子去世后，好学之风也就消失了；虽然有弟子的名分，却也没有弟子的实际了。我常常嘲笑这类人，所以情愿终身做别人的弟子，不肯有一天做别人的老师。近日承蒙您派远方来的童子前来出家，我说剃发并不是容易的事，姑且让他先观察政事一段时间，果真发下愿心，然后再落发也不晚；即使不落发，也没有妨碍，在那里或在这里，都可以任意选择。这只是权宜方便，不必预先决定终身跟随的道路。生死大事，不具备铁石般的心肠，实在不容易轻率进入。如果真怕生死，在家或出家并没有区别。如今戴着高冠、穿着宽带的人中，世上有多少肉身菩萨，难道一定要抛弃家庭、剃发之后才办成佛之事吗？像弟弟这样没有才能，资质鲁钝，性情又偏僻懒惰，厌倦应酬，所以借这个说法来逃避，并不是说事情最终真的应当如此。像您这样朴实而英发，不是再来的菩萨又是什么？如果一定要等功成名就以后才去整顿身心，就太晚了。现在不必说别人，单说如今友山正在西川，他何曾把做官和成佛看作两件事？如果能够做到，顿时就同诸佛一样；如果不去理会，就会当面错过，只是不应把空谈当作事情。○答周友山 刘玉屏回来，说夔府很有些当面得到的收获，只是甘美的话不多。您所说的，难道不是各人各自都有赖以生活的东西吗？把酒当作快乐的人，靠酒为生，某人就是这样；把美色当作快乐的人，把美色看作生命，某人就是这样。至于其他种种，有的靠赌博下棋，有的靠妻子儿女，有的靠功名事业，有的靠文章，有的靠富贵，随着其中一件，都可以度日。唯独我不知道该怎样说，我专靠良友生活，所以有良友就快乐，失去良友就忧愁。严重时，精神飞驰到数千里之外，明知未必能够得到，心神却奔逸而出，无法控制。这难道不是上天独独用来苦我的东西吗？不说过去的事了，南京庵中近来很清静。楚侗回来了，虽然没有与他相会，却觉得他似乎有了变化，遗憾的是不能同他仔细商量确认一番。我们彼此都老了。县中一个月内接到阎王召唤、死去的人竟有四五个，年纪都不到五十，令我惊惧忧虑，也不免再次为楚侗老子担忧。如今的道学，也没有谁胜过楚侗老子。叔台想必会经过家乡，经过家乡必定到旧县，那时就能相聚了。○答周柳塘

译盛夏之中略有一点油润，到了秋天自然会清爽安泰。弟弟只是苦于不能小小地发泄一下，所以火气旺盛，也没有办法。楼下仅仅能够喘息，我想到上天降下灾祸，只是因为大地上的人作恶，所以重重责罚他们。如果不勉力承受严酷的责罚，就是更加加重上帝的愤怒。有饭吃却承受炎热，和空着肚子承受炎热相比怎么样？这样想来，所以虽然炎热也感觉不到热。况且天灾发生时，行路的人也很难逃避，人人自然也各有维持生活的办法。所谓君子用智慧，小人用力气，强者有搬运的能力，弱者有寻找食物的策略，自然会产生许多计策。至于最下等的人，既没有力气也没有办法，又各自承担着供养父母的忧患，那些为他们大力设法安排的人，并不是我们这些共同生活、共同养育的百姓所能参与谋划的。自有受命治理洪水的禹、奉命教人稼穑的稷，自然应当承担百姓饥饿、溺水之事，解救焚烧之灾、拯救溺水之忧。我们怎么能代替大匠挥斧呢？我们只能各自亲爱自己的亲人，各自友爱自己的朋友，各自有亲友，彼此互相告知；每个人都尽心尽力、量力而行，互相救助，以度过这段艰难时日。如果不是我的亲友，不是我能够谋划的事，也不是我应当谋划的事。为什么？越过本分的思虑，就是越位的讥责。○与耿司寇告别 新邑明睿，只有您家中的一两个侄子可以同他们谈论高深的道理；可以同他们说却不说，是错失人才，这是我的罪过。其余那些年轻人，有的聪明还未[缺字]，有的志向还不专一；所谓不可以同他说却偏偏同他说，就是说错了话，这一点我没有犯。即使如此，宁可说错话，也不可错失人才。说错话还可以，错失人才怎么可以呢？人才自古以来就是难得的。人才既然这样难得，幸而得到一个却又失去，难道不可惜吗？唉，颜子去世后，再没有听说有人好学；在孔子当时，他已经苦于人才难得，何况今天呢？所以孔子先在七十子中寻找而没有找到，便又在三千弟子中寻找；在三千人中仍找不到，便不得已周游四方来寻找。后来上上下下、四面八方都寻找，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于是动身归去时发出叹息说：“回去吧，回去吧！我的同党弟子中也有可以裁成的人了；他们这样恳切，正是因为唯恐错失人才。”由此可知，中行之士确实不能指望一定得到。狂者不沿袭旧习，不踩着前人的足迹走，见识很高。所谓像凤凰飞翔在[缺字]之上，谁能抵挡它却不相信呢？普通鸟类平常都同万物一样，所以虽然见识高，却没有真实内容。没有真实内容，就不能成为中行之士。狷者即使行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罪之人便能得到天下，也不肯去做，像伯夷、叔齐这一类人，他们的操守坚定不移。所谓虎豹在山中，百兽震惊恐惧，谁敢冒犯它而不相信呢？普通奔走的也都是兽类，所以操守虽然坚定，却并不虚浮。没有虚浮，就不能成为中行之士。因此，曾点最终停留在狂者一边而没有真实内容；曾参在相信大道之后，才能以中正充实自己，终身不改变坚定的操守；孔子正是在曾参归附之后，才得到这样的人。不然，难道不会因为失去这个人才而遗憾吗？至于损害德性的乡愿，即使他经过门口，我也不愿让他进入室内，可见拒绝得多么深，哪里肯马上把他看作同类呢？如今事情不得已，也只好同乡愿为伴，暂且竭尽忠告的诚意，想把他纳入大道；因此被他仇恨厌恶，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过是说错话罢了。即使如此，说错话又有什么妨害？我所忧虑的只是恐怕错失人才。如果万一有了错失人才的悔恨，我终身都会抱痛，即使死了也不能闭眼。若论好人是否容易相处，乡愿是第一等；若论承载大道、承继千圣绝学，除了狂者、狷者又能到哪里去呢？您如今做官游历几乎遍及天下，两京又是人物汇聚之地，您四处寻访、招引接纳，曾经得到这样的人吗？还是您寻找过却没有得到呢？还是根本不曾寻找过呢？如果是您所求得的人，他们都不是狂者、狷者。即使有狂者，最终也会因为没有真实内容而被轻视；而清廉如伯夷的人，反而会因为行为像廉洁之士而被当作普通的廉洁者。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您终究免不了有错失人才的悔恨。伯夷、叔齐接受西伯的供养，却不忍心苟且活在武王的时代。父亲是西伯时，他们可以行走千里去求食，甘愿做西伯门下的宾客，因为西伯还能侍奉殷；儿子成了周王，他们却宁可饿死，也不肯吃周土上的薇菜，因为周是以暴力取代暴力。曾元告诉曾子说：“老师的病很危急了，如果幸而能拖到天亮，就换一张席子吧。”曾子说：“君子用德来爱人，世俗之人用姑息来爱人。我还求什么呢？我能够守正而死，这就够了。”曾元起来更换席子，曾子回到席上还未安稳便去世了。这同伯夷饿死有什么不同？难道可以就此把他们当作乡愿式的廉洁吗？所以学习大道而不是这类人，终究不可能得道；传授大道而不是这类人，终究不能谈论大道。有狂者、狷者却没有听闻大道的，确实有；但从未有不是狂者、狷者却能听闻大道的人。我不久就要告别了。多年来承蒙您的爱护，这份恩情难以报答，所以再次谈到狂者、狷者以及错失人才、说错话轻重的问题，也只是认为这样可以稍稍报答万分之一罢了。我的家眷思念归乡已经非常迫切，不得已想先送她们回去。我则将游历四方，效法古人寻求朋友。孔子寻找胜过自己的人，是想传授大道；所谓智慧超过老师，才足以接受传授。我们这些人寻找胜过自己的朋友，是想用来印证大道；所谓三次登上洞山、九次到投子山，正是这个意思。《李温陵集》卷之二 ●《李温陵集》卷之三 海虞后学顾大韶仲恭校 书答三 ◆书答三 答耿司寇 答邓明府 复周柳塘 寄答大中丞 ○答耿司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