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温陵集卷之十七

译宋朝的国统像晋朝 王羲之的经世才干 孔北海 经书与史书互为表里 钟馗就是终葵 叚善本的琵琶 《樊敏碑》后记 诗与画 党籍碑 无所不佩带 荀卿、李斯、吴公 宋人讥议荀卿 季文子三思 陈恒弑君 王半山 为了赋税而相互转输 文公著书 《闇然堂类纂引》朋友篇 《阿寄传》诸葛孔明替后主抄写《申韩》《管子》《六韬》管宁与华歆 王戎 《初潭集·贤夫》李固的女儿 李昌夔的妻子 竹林 阴凤 《金縢》李克 道学 聚书 扬子云 陆士衡与宋处宗 梦 顾长康 祢正平 姜肱 张季鹰 梅 祖逖与戴渊 豪客 殷浩与谢安 知人 尹敏 孔融 笃厚重义 王维给魏居士的信 诋毁 交友 谢公 痴臣 强臣 范文正公 ○宋朝的国统像晋朝 先生说宋朝的国统像晋朝，我认为宋朝有许多贤明的君主，晋朝却没有一个这样的君主。即使把宋太祖和司马炎相比，又怎么样呢？只是因为宋朝君主仁慈柔弱，所以显得怯懦软弱。然而，他们爱护百姓、喜好士人的报应，上天也没有错失。宋徽宗、宋钦宗虽然被押着车驾向北而去，但与晋怀帝、晋愍帝穿着青衣给人斟酒、赤脚拿着伞相比，实在大不相同。上天厚待宋朝，也由此可以知道。唐朝虽然略有所得，但没有一个君主不造成混乱，个个都逃亡出走。自从五丁开通道路以来，巴蜀就成为唐朝皇帝逃窜的后门，已经远远不能与汉朝相比了。所以说宋朝比不上汉朝，可以；说宋朝比不上唐朝，却不可以，何况拿它与晋朝相比呢？晋朝的司马懿，不过是一个外柔内奸的家奴，又加上司马师的强悍、司马昭的弑杀和篡夺，怎么可以拿来与宋太祖相比？司马炎不过是一个得志的狭邪之人，又加上贾南风的淫乱嫉妒，以及把公私人物视作虾蟆的行径，怎么可以拿来与宋太宗相比？何况宋仁宗在位四十年，恭敬节俭呢？宋神宗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只可惜宋朝君主没有一个刚强的。因此我认为唐宋本来是一样的，拿它们与晋朝相比已经太过分了。至于邵康节没有回答国运长短的问题，只取下书架上的《晋纪》给人看，是说宋徽宗、宋钦宗的遭遇与晋怀帝、晋愍帝相合，南渡后的事情像东晋偏安江东，并不是因此就说宋朝等同于晋朝。○王逸少的经世才干 先生说王逸少见识深远，思虑精密，有经世济民的才能，却被书法的名声遮盖了，后世只把他称作书法家。技艺成为人的负累，影响真是太大了！卓吾子说：“技艺又怎么能成为人的负累？凡是某种技艺达到极精境界的人，都是神明般的人，何况书法这种技艺呢？”先生的看法偏颇了。有人说：“先生大概是在借此比拟自己。” ○孔北海 孔北海胸怀大志，直接承接东汉名士的传统，又与建安七子齐名。骆宾王文辞刚劲，充满忠愤，是唐代的义士，却与垂拱四杰并列。以文章这种末等的技艺，遮盖了他们立身处世的大节，实在可惜。卓吾子说：“文章并不是末等技艺，大节难道容许被遮盖吗？”先生说错了。有人说：“先生是在拿这些话比拟自己。” ○经书与史书互为表里 经书和史书本来是一回事。史书如果没有经义，就会成为污秽的史书，又凭什么给后人留下警戒和借鉴呢？经书如果脱离史实，就会成为空泛的说教，又凭什么彰明事实呢？所以《春秋》是一部经书，《经春秋》则是一个时代的史书。《诗经》和《尚书》是记载二帝三王以来历史的经书。《易经》则又向人显示经义的来源、史事的由来。道理屡次迁移变化，变化并不恒常，不能执守某一种固定的说法。因此说六经全都是史书，也可以。○钟馗就是终葵 杨升庵说：《考工记》说“大圭的首端叫终葵”。注释说：终葵，就是椎。齐人把椎叫作终葵。大概是说大圭的首端像椎。赵明诚《金石录》把终葵称作晋、宋人的人名，既然终葵可以作为人名，后来又讹变成了钟馗。民间又画一个神像贴在门首，手拿椎来击打鬼怪。喜欢怪异的人便附会说钟馗能够吃鬼。画家又画《钟馗元夕出游图》，又画《钟馗嫁妹图》。文人又戏作《钟馗传》，说钟馗是开元年间的进士，唐明皇梦见他，命工匠把他画出来。考察孙逖、张说的文集，其中已有谢皇帝赐钟馗画像的表文，时间还早于开元年间。这也如同石敢当、《急就章》中的虚构人名一样。民间于是就在门边立石，写着“太山石敢当”。文人也作《石敢当传》。不明白其中道理的人相互传说，便认为真有这样一个人。卓吾子说：不要怪他们认为真有这个人，这个东西比真人还要长久。况且先生又怎么知道世上不曾有过钟馗这个人呢？“终葵”二字也是后人给它取的名字。后人可以把“终葵”作为人名，难道后人偏偏不可以把“钟馗”作为人名吗？假的全都可以说是假，真的全都可以说是真。先生不要过于认真。先生又说：苏易简《文房四谱》说，虢州每年进贡钟馗二十枚。慎按：砚台以“钟馗”为名，也就是《考工记》中“终葵大圭”的意思，大概是因为砚台的形状像大圭。李卓吾说：苏易简又因为有钟馗这个进士的说法，错误地把石头称作钟馗了。砚石叫钟馗，钟馗成为进士，进士成为大圭首，大圭首又成为椎，总而言之不过是一把椎罢了。请先王不要费心了。○叚善本的琵琶 唐德宗贞元年间，长安大旱，诏令在两个地方祈雨。街东有个叫康昆仑的人弹琵琶，号称天下第一，他自己认为街西没有敌手。他登楼弹奏新创的曲调《绿腰》，等到曲调演奏完，街西也出来一位女子，抱着乐器登楼弹奏，把曲调移入《枫香调》中，技艺精妙入神。康昆仑大为惊讶，请求与她相见，想拜她为师。女子换好衣服出来，原来是庄严寺的段师善本。德宗听说后，召见她并加以奖赏，随即命康昆仑弹奏一曲。段师说：“你的本领怎么这样杂乱？还夹杂着邪声。”康昆仑拜谢说：“段师真是神人。”德宗下诏授予康昆仑官职，段师上奏说：“请让康昆仑十几年不要接近乐器，忘掉原来的本领，然后才可以传授给他。”卓吾子说：“这话说得太好了！求学问道也是这样，所有事情都是这样。读书若不能如此，还不如不读；作文若不能如此，还不如不作；功业若不能如此，就不能谈什么功业；人品若不能如此，又怎么能称作人品呢？总而言之，不过是像老鼠偷窃、狗盗窃一样罢了。在没有佛的地方称尊，不过是康昆仑一类的人，哪里值得谈论？哪里值得谈论？” ○《樊敏碑》后记

译在石头上镌刻文字，是一种技艺，也是一种道。文惠君说：“啊，技艺竟然达到这种境界吗？”庖丁回答说：“我所喜爱的，是道，已经超过技艺了。”因此把道和技艺看成两回事，是不对的。达到圣境就是圣，进入神妙境界就是神，技艺就是道。技艺达到神圣的境界，所在之处一定有神灵护持，何况有见识的人呢？况且千百年以后，人们仍然爱惜这些作品，难道亲手制作它的人反而不会自我爱惜吗？石工在碑上署名，是因为珍爱自己的作品，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职业也是石工。神圣存在于我自身，技艺就不能被轻视。否则读书作文也都是低贱的，难道唯独镌石的工匠低贱吗？不过，刘武良因为镌刻精美而在碑上署名，是可以的。如今世上的镌刻工匠又都一个个署名，碑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学人学步而失去本来意义，大家都沿袭着做并认为理所当然，实在可笑。所以雕刻者如果技艺精湛，镌刻者就署上姓名；碑文正是借助镌刻而流传。镌刻者有时未必十分高明，但所镌的文字和文章，或者碑主本人的贤德，确实一定会流传于世，那么镌石的工匠也一定会把自己的名字镌在碑上附带流传，这就是所谓彼此附着、彼此流传。大概技巧达到神圣境界，人们自然会尊重它；能够使别人尊重自己，就一定会借助他人的尊重而受到重视。然而元祐奸党碑的石工常安民，却恳求不要在碑后镌刻自己的姓名，这又是为什么呢？○诗与画 东坡先生说：“用形似来评论绘画，见识就接近儿童；作诗如果只求字句成为这首诗，必定知道他不是诗人。”升庵说：“这句话是说绘画贵在传神，诗歌贵在韵味。但这话说得偏颇，还没有达到最恰当的程度。”鼌以道和诗说：“绘画描写物象之外的形态，关键在于物象的形态不能改变；诗歌传达画面之外的意味，贵在具有画中的姿态。”他的论说才算确定下来。卓吾子说：“如果改变形态，就不能成为画；如果只得到意趣，也不能说是画外。”于是又和诗说：“画不只是描写形态，正要使形与神都存在；诗不在画外，正是描写画中的姿态。”杜甫说：“花远处是重重树木，云轻处是处处山峦。”这是诗中的画，可以拿来作为画稿。唐人画《桃源图》，舒元舆为它作记说：“烟霭山岚和草木仿佛带着香气。仔细观看、反复玩味，自己仿佛觉得骨骼插入青玉之中，身体进入镜子里面。”这是画中的诗，绝妙的技艺达到了神境。吴道子初次看见张僧繇的画，说：“只是徒然获得名声罢了。”不久却坐卧在画作下面，三天不能离去。庾翼起初不服王逸少，有“家鸡野鹜”的评论，后来才认为王羲之是张伯英再生。由此看来，一看入眼就称赞好的，肯定不是真好，也肯定不是能够辨识事物优劣的人。何况未必只有吴道子和庾翼会这样，又怎么可以轻易辨识呢？唉！千百世以来的人物，难以辨识，大多都像这样。○党籍碑 王安石误国的罪过，本来罪不可诛；但王安石并没有误国的心，天地可以作证。存心要误国却造成误国的，是残暴奸邪的小人，不必等到诛杀；存心要使国家获利却造成误国的，是固执的君子，还可以怜悯。卓吾说：“您只知道小人能够误国，却不知道君子尤其能够误国。小人误国，尚且可以挽救；如果君子误国，那就无可奈何了。为什么？因为他自认为是君子，本心没有惭愧，所以胆子更加壮，意志更加坚决，谁能阻止他呢？”即使朱夫子也还是这样。因此我常常说：“贪官的祸害小，清官的祸害大；贪官的祸害只涉及百姓，清官的祸害还会涉及子孙。”我每每仔细考察这件事，百次之中没有一次不是这样。○无所不佩带 王逸说：“行为清白纯洁的人佩带香草，德行光明的人佩带玉，能够解开结的人佩带觹，能够决断疑难的人佩带玦。所以孔子没有不佩带的东西。”李卓吾说：“道学本来重视外在装饰，大概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但他们哪里知道圣人并不是这样呢？古代男子出行不能离开剑佩，远行不能离开弓箭，日常生活不能离开觹、玦。佩玉名义上说是随身使用、侍奉父母的物品，实际上是考虑祸患、预先防备，文武兼备，是一种可以让人照着做却不让人知道其用意的办法，与井田制度中寓兵于农的做法相互贯通。它的用意不在文饰，只是假借文饰的名义罢了。后人不明白它的实际意义，把它当作美观的装饰而夸耀，专务内在修养的人便因此厌恶，说：‘这些都是想要制造奢侈外观的人，有什么用处？’所以到了今天，连这些装备也不设置了，文武于是分裂开来。不仅文士不知道武备，就连武人平时出门拜访，也仿效文人的装束。宽衣博带，显得温和庄重、整肃恭敬。一旦有警报，难道不仅文人会束手无策，武人就真的可以使用吗？” ○荀卿、李斯、吴公 升庵先生说：“荀卿是大儒，他的弟子中却有焚书坑儒的李斯；李斯的老师是荀卿，而李斯的弟子中却有治政才能天下第一的吴公。人的贤能或不肖，确实在于自己立身自立，并不取决于老师和朋友。”卓吾子说：“能够自立的人，必定有骨气；有骨气，才可以凭借它站立行走。如果没有骨气，即使有一百位老师朋友从旁扶持，又能把他怎么样呢？一刻没有别人，他一刻也站立不住。然而一旦能够站立行走，就会自己奔走求师，正如颜回、曾参之于孔子一样。说人的成败不取决于老师朋友，也不完全对。” ○宋人讥议荀卿 宋人说荀卿的学问不纯正，所以一传给李斯，就发生了坑儒焚书的灾祸。弟子做了恶事，罪过却牵连老师，有这样的道理吗？如果李斯可以牵累荀卿，那么吴起也可以牵累曾子了。《盐铁论》说：李斯与苞丘子一同师事荀卿，而苞丘子却在贫寒的屋舍下修道。卓吾子说：假使李斯可以牵累荀卿，那么苞丘子也应当请求给荀子封爵了。○季文子三思

译季文子辅佐三位国君，到他死时，家中没有穿丝绸衣服的妾，没有吃粟米的马，也没有多余贵重的器物。左氏却夸张地称赞他。黄东发说：行父怨恨归父谋划除掉三家，竟至于扫集四位大夫的军队来攻打齐国。等到公子遂弑杀国君、拥立宣公时，行父不能讨伐他，反而两次到齐国去送纳贿赂。他又率军在莒国修筑诸郓等两个城邑，以扩充自己的势力。他所拥有的妾、马、金玉，实在太多了。这正如王莽的谦恭一样，当时人都相信他。所以说：“季文子遇事思考三次才行动。”孔子不以为然，便说：“思考两次就可以了。”如果连两次思考都还不够，为什么要说三思呢？假使他能思考两次，就不会结党篡夺、收受贿赂，不会专擅权力、发动军队，也不会扩张势力来肥厚自己了。朱文公无法得到其中的真实含义，便说：“思考达到三次，私意就会产生，反而会迷惑。”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那么《中庸》所说的“思考而得不到，就不能放弃”，管子所说的“思考它，再思考它，又加重思考；思考不通，鬼神也将使它通晓”，以及吴国大臣劝诸葛恪“十思”的说法，岂不都错了吗？卓吾说：周公的圣明，正在于善于思考；即使兼加思考仍不能合于道理，也要昼夜不停地想，一夜一天地思考，又哪里只是三次呢？朱子大概被圣人谨慎思考的说法迷惑，于是把“三思”当作戒条。正因为他告诫人不要三思，所以终身不明白圣人谨慎思考的意义。我希望求学的人千思万思，都思考“慎思”这两个字。如果能在千思万思之中领会慎思的旨趣，就可以谈论思诚之道了。区区一个季文子，哪里值得烦劳思虑呢？○陈恒弑君 升庵先生说：“孔子沐浴后请求入朝，在义理上已经尽到了本分。胡氏却说孔子这次行动是先行动而后报告，也可以。这样是在责怪圣人没有做到极致。假如真像胡氏说的那样，不向国君报告就擅自发动军队，便是孔子先背叛了，又凭什么去讨伐别人呢？”胡氏在《春秋》中解释了这件事，朱子又在《论语》中引用了他的说法，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岳飞接到金国发来的金牌召令时，有人劝他不要班师，岳飞说：“这样做就是我岳飞反叛，不是秦桧反叛。”这才算合乎义理。李卓吾说：“世上本来就有因为受到激发而行动的人，不必追问他的行动最终是否恰当；也有因为受到激发而发言的人，不必追问他是否能够实践自己的话。可以哀怜他的志向，可以推究他的本心，可以把这件事留下来，使天下后世的乱臣贼子感到恐惧。为什么一定要把道理说尽，反而助长乱臣贼子的心吗？如果说这不是义，那么孔子沐浴后请求入朝也不是义了。为什么呢？齐国人弑杀国君，与鲁国有什么关系？鲁国人尚且没有参与，又与在家闲居、不能参与政事的孔子有什么关系？本来不得参与却强行参与，是超越职位的僭越。明知道鲁哀公的三个宠臣都不能与之谈论，却偏要去说，是多言而陷入穷困。总之，这就是不合乎义。总之，事情本身虽不合乎义，却终究是由于义受到激发才做出的；总之，它能够使乱臣贼子感到恐惧。这就是孔子当时亲自写成的一大部《春秋》，哪里还要等到后来删定鲁国史书之后才称为《春秋》呢？”前代正直的蔡虚斋曾写过一篇《岳飞班师》的论说，直到今天读它，仍然使人怒发冲冠、双目欲裂，恨不得代替岳侯杀死秦桧、消灭金虏，然后才痛快。怎么可以没有这样的议论呢？明明知道这种事做不到、这种话也说不得，然而怎么可以没有这样的议论呢？怎么能没有这样的议论呢？○王半山 王半山说荆轲受燕国豢养，所以替燕太子丹报复秦国。这种说法，难道也可以说吕尚受到周国豢养，所以替周伐纣吗？彼此相知在于内心，难道在于是否受豢养吗？王半山的见识太鄙陋了！况且荆卿又何曾真正认识燕太子丹呢？只是没有田光这样与他相知的人，先向燕太子推荐他，后来又以刎颈自杀来送他罢了。荆卿到了这个地步，即使想不死，也不可能了。所以我有一首咏荆卿的诗说：“荆卿原本并不认识燕丹，只是因为田光以死相托难以推辞。慷慨悲歌，为他击筑，萧萧易水至今仍然寒冷。”又有两首咏侯生的诗说：“在夷门筹划计策退秦兵，公子夺取兵符走出魏城。上客功成名就后安心赴死，千秋万代都留下侯赢的名声。”“晋鄙合上兵符果然心生疑惧，屠夫挥动铁锤运臂击杀。明知并不是信陵君的宾客，仍然迎风割颈送他一程。”大概朱亥对于公子，明知彼此交情并不深厚，又正逢侯生功成名立之时，于是用死来送别他。虽然说是用死送公子，实际上是用死送朱亥自己。宋儒的见识真鄙陋啊！他们哪里知道英雄的内心呢？古人看重成就事情，必定杀身以成事；舍不得自己的性命，就成就不了事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岁〕 ○为了赋税而相互转输 “为赋”这两个字意思非常明白，还有什么可说不明白的呢？这是说为了赋税而使各地相互转输，不是为了经商而相互转输。为了赋税而相互转输，就如同今天按户征粮、运送租税一类的事；为了经商而相互转输，则是驱使农民去做商贾的事情。既然把农民驱使去从事商业，又将驱使什么人来从事农业呢？如果农民全都去经商，田地全都不耕种，又将拿什么东西作为赋税来转输呢？为什么不让商人自己去做，再征收他们的税，这不是更方便吗？农民得到租赋收入，商人带来征税利益，两方面都得到好处，连愚人也知道，难道汉武帝反而不知道吗？大概当时霍子孟一类的人已经不懂桑弘羊均输法的好处了，何况班孟坚呢？不能和庸俗之士谈论政事，确实如此。○文公著书

译朱文公谈论道学、著书立说，百世以来都尊奉他为宗师。然而看他评论古今人物，确实有违背公正是非、远离人情之处。王安石引用奸邪之徒，倾覆宗庙社稷，却被列入《名臣录》，还称赞他的道德文章。苏文忠的道德文章，是古今共同仰望的，却竭力诋毁他，说如果让他实现自己的志愿，造成的祸害反而比王安石更严重。按照王安石的奸邪，文公反而减轻了他已经显露的罪过；按照苏轼的贤能，文公却巧妙搜寻他尚未显露的短处。这是什么用心呢？李卓吾说：文公并不是不了解苏轼。苏轼喜欢讥笑道学，文公憎恨他，只是想替洛党出气罢了。难道他真的没有人心吗？至于王安石，本来就应该取缔；先生又说：秦桧的奸邪，人人都想吃他的肉，文公却称赞他有骨气和力量。岳飞之死，古今人心会怎样看？文公却讥讽他横暴，讥讽他耿直，说他只知道向前厮杀。汉儒如董仲舒、贾谊，也都逐一议论他们言论中的瑕疵。对诸葛孔明，竟称他为盗，又议论他近于申不害、韩非。对于韩文公，则文饰铺陈韩大颠的过错；他们往来的书信洋洋洒洒一千多字，非要把韩大颠说成不是一个完人不可。大概自周公、孔子以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想起文公注释《毁誉》章时说：圣人对于善人善事很快褒扬，对于恶人恶事却总是较为迟缓。他又说：只是先褒扬善行，不要预先诋毁恶行。如果这话可信，那么文公在这里哪里算得上迟缓呢？难道不是自己践行了预先诋毁别人的恶行吗？李卓吾说：这些都不妨，关键是说得对。一位苏文忠尚且不了解，又凭什么评论天下士人呢？苏文忠一生困厄，却尽心尽力办理国家事务；据他一生的经历看，没有什么事是他不曾干预的，却也看不见他有干办事务的名声，只看见他的嬉笑游玩和满天下的翰墨文章。文公既然不了解他，那么文公也就不必评论人物了。《闇然堂类纂》序引 《闇然堂类纂》这部书，是潘氏所编纂、用来作为自我鉴戒的书。我读后很赞赏它。只是我生性健忘，而且已经老了，视力渐渐衰竭，不能广泛抄取，所以又把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录下来，用来自我鉴戒。我同潘氏分别已经多年了，当初只以为他是个木讷的人，没想到他竟然如此刚强。大约二十多年来，天下的朋友凋零得像早晨的星星；还在世的，有的年岁已高、志向已尽，到了暮年便自行倒下；有的不是因为有道而被阻塞改变，就是到死仍不能确定其为人。他的行为不违背自己的言论，往往和李卓吾相似。如今去华的志向更加坚定，气质更加充实，学问更加精进，品行也更加修养完善，确实可以把国家、家庭和自身托付给他。若不是在独处幽暗之处、屋漏之下默默修养自己，不忘自我鉴戒，哪里能够做到这样呢？假如我没有认识去华，几乎就要错过他了。因此我见到他便高兴，离开他便思念；思念而不能相见，就读他的书来见他，同时也借此表示我没有忘记自我鉴戒，并且希望自己也能像去华一样。用来鉴戒自己的书，自古以来就有，为什么只有去华才编纂呢？因为去华这部编纂，所记都是耳闻目见的近事，时间还很新，平常很少有人接触，不是当今士人惯常谈论的内容。这好比时文，当时流行便趋之若鹜，过时以后便显得顽旧；又好比曲，是新腔；好比词，是别调；好比音律，是切合时宜的声响。谁会不侧耳倾听呢？所以我喜欢它。喜欢就一定会阅读，阅读就一定会自我鉴察，并且有所警戒。朋友篇 去华一生最重朋友之义，所以把这一篇放在开头，编纂的正是深厚的友谊。天下已经很久没有真正的朋友了，为什么呢？全世界都嗜好利益，没有嗜好道义的人。嗜好道义，就把死亡看得如同生存，更何况托付幼儿孤儿、寄托身家性命，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嗜好利益，就算活着也如同死去；凡是挽起袖子夺走别人的食物、落井下石堵住别人嘴巴，都是他们所能做的事。如今天下所称为朋友的，都是那些活着却如同死去的人。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嗜好利益，而不是嗜好朋友。如今天下哪里曾有嗜好朋友之义的人呢？既然从来没有嗜好道义的朋友，那么说天下无朋友也是可以的。用这样的人来侍奉君主，又有什么可依赖的呢？《阿寄传》钱塘人田豫阳，名汝成，有一篇《阿寄传》。阿寄是淳安徐家的仆人。徐家兄弟分开产业，各自居住。长兄得到一匹马，二兄得到一头牛，最小的弟弟的寡妇得到阿寄。阿寄已经五十多岁了。寡妇哭着说：“马可以骑，牛可以耕，这个步履蹒跚的老仆人，却要白白耗费粗茶淡饭。”阿寄叹息说：“唉！主人是认为我的力气不如牛马吗？”于是设法经营生计，显示自己可以发挥作用。寡妇把所有簪子、耳环之类的首饰拿出来，得到十二两金子交给阿寄。阿寄便进山贩卖漆，一年后使本金增加到三倍。他对寡妇说：“主人不必忧虑，富裕很快就可以实现了。”又过了二十年，积累财产达到数万金，替寡妇嫁了三个女儿，娶进两个女婿，给他们的聘礼都各有千金。又请老师教两个女婿，二人都交纳粮食进入太学。寡妇于是财产丰厚，成为全县最富有的人。不久，阿寄病重将死，对寡妇说：“老奴报答马牛般劳作的责任已经尽了。”他从枕头中取出两张纸，上面把家中财产大小事务全都平均分配，说：“把这些留给两位郎君。”说完便死了。徐家的孙辈有人怀疑阿寄私下积蓄了财物，偷偷打开他的箱子，却没有一丝布帛、一粒粮食的储藏。他只有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孩子，仅仅靠破旧的衣被遮体而已。我大概是听俞鸣和说的，他又说：“阿寄老了，见到徐氏族人，即使年幼也一定行礼；骑马在路上遇到他们，也一定勒住马缰，后退数百步，作为日常的礼数。” 主人母亲不看他一眼，女儿即使年幼也一定替他传话，并且不离开站立的位置。像这样的人，那么读书明白礼义的士大夫，凭什么超过他呢？凭着这样的心意侍奉君亲，即使称他为大忠大孝，也可以了。”去华说：“阿寄侍奉主人母亲，和李元报答主人父亲有什么不同？我尤其赞赏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仆人。”我把这篇传记读了三遍，既爱又敬，认为臣子奉事君亲如果都能这样，我还有什么忧虑呢？李卓吾说：“父子之情是天性。儿子如果违逆上天所赋予的本性，哪里还有天性呢？孩子尚且不知道有父母，也不思念从前父母哺乳抚养的恩德，奴仆反而能够尽孝侍奉主人。那么，天性所决定的事情，即使奴仆也可以托付，何况朋友呢？即使奴仆也能尽孝，何况父子呢？那些所谓天性，不过是推测之辞。所谓读书便懂得孝悌，也不过是一时无可奈何的说法罢了。奴仆和主人有什么亲情？奴仆又何曾认识一个字？因此我唯独对奴仆发出三声叹息。所以我不敢称他为奴仆，径直称他说：‘我以他为上等之人。’而且不只是‘我以他为上等之人’罢了。难道他把我看得正如奴仆一样吗？为什么呢？因为他所做的事，我实在做不到。” 孔明替后主书写《申韩》《管子》《六韬》。

译唐子西说：“君主无论是平定乱世还是守成治国，总要以谋略为贵。”《六韬》讲兵权，多有奇谋；《管子》慎重权衡，重视轻重；《申韩》考核名实，处理事务。把这些施用于后主，正好对症下药。药物本身没有高下，关键在于是否对症。即使是万全的良药，和病症不相合，又有什么补益呢？又看《古文苑》记载先生临终告诫后主的话：“《申韩》的书能增长人的意志和智慧，可以读来观览诵习。”《三国志》记载，孟孝裕问太子却正，问他如何辅佐太子；却正以恭敬、仁慈、宽恕回答孟孝裕说：“像您所说的那些，都是我们家门中本来就有的。我现在问的是，想知道他的权谋方略，想知道他的调度如何。”由此看来，孔明喜爱《申韩》是确实的。然而说它是对症之药，我还不敢赞同。病既然可以用药治疗，那么用药对症才算有功；如果用药不得其法，又哪里谈得上针对病症呢？刘禅的病，是牙关紧闭、口不能言，根本没有可以施用的药物；在这种情况下还问药是否对症，可以吗？况且申不害、韩非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原本从儒家分出，成为六家之一；既然分为六家，就各自形成一家学说；各自成家，就各有确定的学术，也各有必然达到的功业。一旦施行，就像用印章盖在泥上，丝毫不能偏移。唯独儒家这一流派，广泛铺陈却没有明确归宿，只是因为他们想要的东西太多。因此汲黯说他们内心欲望很多，外表却施行仁义；而评论六家要旨的人，又用“广博却少有要领，劳苦却功效很少”八个字概括，这可以说是极其恰当、不可改变的定论了。孔明对后主说：“如果不讨伐敌人，王业也会灭亡；与其坐着等待灭亡，哪里比得上讨伐敌人呢？”可见孔明已经知道后主必然灭亡，却又想用速战来侥幸使他不亡，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认为病情即使加重也没有药可用，但药终究不能不服，因此还想侥幸一战取胜吗？我恐怕司马懿、曹真等人还在，不能靠侥幸。六出祁山，连年调动军队，驱使无辜百姓，把战斗物资运到数千里之外；既想爱护百姓，又想报答君主，自认为判断敌情很周密，却又免不了贪求侥幸取胜。最终胜利不可能靠侥幸得到，诸葛亮的将星也在这里陨落了。大概正因为欲望太多，所以想把仁义兼施；正因为博取太多，所以没有功效而徒然劳苦。这八个字，即使孔明这样的大圣人，也不能避免。我的看法是，成就大功的人必定不顾后患，所以没有不成功的。商君对于秦国，吴起对于楚国，就是如此。然而儒者都想兼得功名和后患，却不知道天下的大功业，究竟能不能用顾虑后患的心来完成？不能。我无法知道吗？顾虑后患的人，必定不肯成就天下的大功业，庄周一类人就是这样。因此他们宁可做拖着尾巴的乌龟，也不肯接受千金的聘礼；宁可享受濠水之上的快乐，也不肯承担楚国的忧患。然而儒者都想兼得，于是又有“身居朝廷便忧虑百姓，身处江湖便忧虑君主”的说法。不知道天下究竟有没有两头的马？没有吗？我又无法知道。墨子的学术重视节俭，即使天下人认为我连一根毛也不肯拔，我也不在意。商子的学术重视法，申子的学术重视权术，韩非子的学术兼重法与术，即使天下人认为我残忍刻薄，我也不在意。陈平的学术重视诈术，张仪、苏秦的学术重视纵横，即使天下人认为我反复无信，我也不在意。不怕五次前往的劳苦，以成就夏、商的功绩；即使天下后世认为我侍奉两个君主而兼取利益，割牲烹肉来试验功效，拥立太甲后又让他重新归位，也都可以。这又是伊尹所采用的学术，只是有人把它说成能够忍耐，并向他询问罢了。以至于谯周、冯道这些人，宁可承受把祭器送还晋国的诽谤、历事五代的羞耻，也不忍心看无辜百姓遭受涂炭。他们全都有确定的学术，并非苟且敷衍；各自都能充分发挥作用，足以处理事务。那些拘拘小节、想选择名声和实际利益都得到而兼而有之的人，能做到吗？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名教束缚了他们。因此他们瞻前顾后、左顾右盼，自己既没有确定的学术，将来又哪里会有必定成功的功业呢？他们又喜欢说些符合时宜的话来文饰自己，更何况依傍陈旧言论、模仿过去事迹，连半步也不敢越出呢？所以我因谈论申不害、韩非而进一步说这些话，读者幸勿以为我的话都是经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管宁与华歆 挥锄时不必故意做出投掷的姿态，也可以看出他是否真诚。内心忘却了这些事情，又有什么不可以做呢？我还没有看出究竟谁优谁劣。然而伏皇后被杀，华歆也太过分了。管宁大概预先知道华歆最终会走到哪一步，所以说他不是自己的朋友。并不是因为华歆没有做出割席或乘轩那样的姿态，才说他没有做；这些事情确实可以看出他所忽略的地方。即便如此，华歆的才识也属于管宁这一类，怎么可以轻视呢？像管宁避乱到辽东，才识如此，气节如此，古今又容易有多少这样的人呢？所以我敬重管宁，也不敢轻视华歆。王戎 戴逵评论说：“王戎在危乱之际深藏不露，得以免除忧患祸害，既明智又通达，这种品德究竟在哪里呢？”李生说：“王戎因为吝啬鄙陋，拒绝阮籍到他家酒垆饮酒，所以阮籍不给他青眼。如果说这是善于藏拙，那就是把吝啬说成王戎的高明，曲意替他解脱。”当时晋武帝还没有平定吴国，朝廷仍在治理时期，并不是应当藏拙的时候。世间的病痛之事，即使大贤也不能免除；只是如果不自己掩饰，人人都能看见，那就如同青天白日一样明白。他不自己掩饰，而我却曲意替他遮护，这是为什么呢？世上虚伪装善的人何其多啊！连一根毛也不肯拔的人，又哪里少呢？然而他们都厌恶吝啬的名声，鄙视这种行为，却偏偏偷取古人不轻易给予的东西来文饰自己，最终像董卓那样分香卖履，像曹操那样狐媚欺孤，想要自我遮掩却做不到，何苦如此劳心呢？王戎难道会这样做吗？但是王戎的父亲去世后，九郡中感念他父亲恩德的人相继送来数百万丧葬礼金，王戎全部不接受。唉！一文钱也不肯给，所以被说成钻研钱眼；一文钱也不取，所以连数百万也不接受。这是伊尹的教诲，道学先生却把它当作口头谈资了。《初潭集·贤夫》

译声色对人的迷惑太厉害了！破国亡家、丧身失志、伤风败俗，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难道可以不谨慎吗？然而汉武帝凭雄才大略开拓土地一万多里，魏武帝凭英雄气概占有中原，他们又何尝不是从声色之中走来？阮籍、阮咸之所以声名流传后世，本来也是因为这一点。难道他们所破坏败亡的东西各有所在，有的在声色而未必在此处吗？我据此看来，即使夏桀没有妹喜，吴王没有西施，也一定会自立而走向败亡。周天子这个共主，寄食于东西诸侯之间，和贫穷乞丐有什么不同？连一顿饭都不能供给自己，又有什么声色之乐可享呢？由此可知，成就自身的道理，范围极其广大；建立功业的根本，在于英雄人物。那些琐屑之人，并不是仗恃才智而肆意妄为，就是果断杀戮；如果没有才能和决断，威权和福禄就会落在臣下手中。这才是兴亡的关键，不可不慎。李固的女儿 李姬和赵娥，本质上是一样的。赵娥以报仇为主，所以不顾性命；李姬以延续后代为主，所以委曲求全，设法保全自己。她们所看重的都是父亲。只是她们的才智确实远远超过常人，别人又何必因为她们是女人的父亲，便一定把她们当作女子看待呢？如果只是喜爱名声，那才智又有什么用呢？李昌夔的妻子 李昌夔在荆州打猎，大肆整顿装束。其妻独孤氏也带出女队二千人，她们都穿着红紫色绣花短袄，骑着配有锦鞍和障泥的马。李卓吾说：“这和夫人筑城的事是一样的，可以说是真正的男子汉。天下都是男子，那么谁不是真男子呢？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说真男子呢？然而天下有多少男子，究竟谁是真男子？如果不说‘真’，我恐怕天下男子都会把自己当作男子，所以说到男子，必定要在前面加上‘真’字。” 竹林 竹林七贤的风格虽然高逸，但礼教仍然严峻。到了元康年间，终于放纵不羁、逾越礼法。乐广讥讽说：“名教之中自有快乐之地，何至于此呢？”乐令的话很有深意啊！意思是说，那些人并没有玄远的心，只是贪图放纵恣肆罢了。李卓吾说：“不是没有通达的意思，只是没有玄远的心；不遗憾没有风韵，只遗憾没有骨气。” 阴凤 贾思伯和弟弟贾思同，一同拜北海阴凤为师。学业完成后没有钱财酬谢老师，只能拿自己的衣服作为资助。当时人说：“阴先生教人读书，免不了显得痴呆；不认识双凤，却脱下别人的衣服。”李卓吾说：“这不是痴呆，而是他的志向所在。他大概真正知道孔圣人留下这一钵衣食饭，是要传给后人的。贫穷时就开门收徒，计算束脩所得；远大的时候则乘四马高盖的车，选择美好的田宅，兼善天下，怎么能说是痴呆呢！” 《金縢》周公想用自己的生命代替兄长去死，既然已经明确告诉了神明，最终却没有死，这是为什么呢？但仍然可以推说：“神明不允许我以死代兄，我哪里敢自行去死呢？我只是明确说明自己想代兄长去死的心意罢了。”如果不是为了祈求别人知道自己想代兄长去死，那么记录祝祷的文册、准备禅让的安排、手持圭璧、收藏在金匮之中，又是为了什么呢？俗语说：“平地上堆起一堆白骨”，说的就是这种事。无风而掀起波澜，无事而制造事端；一个人喜欢求名，毒害流传万世，最终使管叔能够散布流言，使新莽找到借口。圣人的作为，道学先生的举动，我就不知道了。陈贾所说的那些话，是千古以来的定论。李克 李克兄弟二人贫穷，连一担一石的储粮也没有。李克的妻子对他说：“如今贫穷到这个地步，我有一些私房财产，可以把它分出来，和兄弟分家各自居住。”李克听后，便请邻里亲戚到场，跪在母亲面前禀告，又回头看着妻子，呵斥着把她遣走。李卓吾说：“李克喜欢求名，妻子愚蠢，却偏偏撞上了伊??霸柄这一类的事情。与其无罪把妻子遣走，哪里比得上把私房财产分给兄弟呢？” 道学 世上不讲道学却获得荣华富贵的人并不少，何必一定要讲道学之后才能把它作为取得富贵的资本呢？这没有别的原因：那些不必讲道学便自然富贵的人，大概都有学问、有才干、有作为、有操守，即使想不给他们富贵，也做不到。至于那些没有才干、没有学问的人，如果不借讲圣人道学之名来求取富贵，就会终身贫贱，实在可耻。因此他们必定要讲道学，把它作为求取富贵的资本。既然如此，如今那些没有才干、没有学问、没有作为、没有见识，却想获得大富贵的人，确实不能不讲道学。如今想真正讲道学，以求儒、释、道三家出世的宗旨、免受富贵之苦的人，确实不能不剃头做和尚。聚书 孙蔚家世代喜好学习，藏书七千多卷，远近来读书的人常有一百多人，孙蔚总是替他们解决衣食。倪若水藏书很多，书架不够用，就层层叠放在窗边，以至于不见天日。他让子弟轮流值日，借书、看书的人先交束脩羊。李卓吾说：“先交束脩羊，然后才准许借书，那么就不会有借书的人了。如果都替人解决衣食，谁还不来呢？” 杨子云 杨子撰写《法言》。蜀地有个富人带着十万钱，希望把自己的名字载入书中。子云说：“富人没有仁义，正如圈中的鹿、栏里的牛，怎么能妄自载入呢？”李卓吾说：“奇怪啊！富人只恨子云年老、不懂世事，以致自己的姓名不能流传。” 陆士衡与宋处宗 世上没有值得谈论的人，我发誓要做一只长鸣鸡，来发泄自己的愤懑，于是得以进入宋处宗手中，被放在窗前，真痛快啊。梦

译卫玠年幼时问乐令梦是什么，乐令说：“梦就是思想。”卫玠说：“形体和精神并没有接触，梦怎么会是思想呢？”乐令说：“是有因由的。人从来不会梦见乘车进入老鼠洞，也不会梦见捣薤菜、吃铁杵；没有思想，也就没有因由。”卫玠思考这个问题整整一天都想不通，终于生病。乐令听说后，驾车前去为他剖析，卫玠的病才稍微好转。乐令感叹说：“这个孩子胸中将来一定不会有蒙昧闭塞的毛病。”按照《周礼》，梦有六种：正梦、噩梦、思梦、寤梦、喜梦、惧梦。苏东坡《梦斋铭》说：“有人放羊时睡觉，因为羊想到马，因为马想到车，因为车想到车盖，于是梦见曲柄车盖和鼓吹仪仗，自己成了王公。放羊和做王公相距也很远，思想有所凭借而产生梦境，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李温陵说：“周公、乐令、苏子说的都只是偏于一面的言论，是推测性的见解。他们各自在青天白日下谈论梦境，不足以相信。没有一时不在做梦，也没有一刻不在做梦；上天以春夏秋冬做梦，大地以山川土石做梦，人以六根、六尘、十二处、十八界做梦，梦见死亡，梦见出生，梦见痛苦，梦见快乐；飞翔的东西也是如此吗？即使至圣至神的人，也不能在这里逃避。如果在梦中追问梦的原因，也应当缩头卷舌，不敢出声。卫玠关于‘形神所不接’的发问，真好啊！假使他遇到达摩诸祖，难道不能超然越过梦与觉的关隘，哪里还只是使疾病稍微好转呢？可惜啊，他虽然好学，却没有遇到合适的老师，真令人遗憾。顾长康 顾长康说：“画工挥笔画五弦琴容易，用目光送走归雁却困难。”李卓吾说：“把这曲谱留给别人吧。” 祢正平 有人问祢正平：“荀令君、赵荡寇都足以盖世吗？”祢衡说：“荀文若可以借他的面容去吊丧，赵穉长可以派去掌管厨房、请客吃饭。”意思是说荀彧只有容貌，赵融只是能大口吃肉。李卓吾说：“是说荀彧有哀戚的容色，赵融却少有饮食。” 姜肱 桓帝曾征召姜肱，他不肯前往，于是桓帝下令到彭城，让画工去画姜肱的形貌。姜肱躺在昏暗的屋子里，用被子蒙住脸，说自己感到眩晕，不能见风。画工最终也没能见到他。李卓吾说：“与其躺在昏暗的屋子里，哪里比得上处在污秽之中？与其说自己感到眩晕，哪里比得上永远像风一样自由？” 张季鹰 张季鹰说：“即使让我得到死后的名声，也不如现在喝一杯酒。”李卓吾说：“这正是死后的名声。” 梅 袁丰住宅后面有六株梅树，他感叹说：“烟霭中的姿态、玉石般的骨格，是世外的佳人，只可惜没有倾城的笑容。”李卓吾说：“只是肉眼之人绕着屋檐搜寻，才看不见它们和梅花一起含笑。清冷的花蕊、稀疏的枝条，半点也不禁得住笑，什么时候不在笑呢？” 祖逖与戴渊 李卓吾说：“击楫渡江，发誓要清复中原，使石勒畏惧退避的人，是祖逖这样的盗跖。庸俗的儒生哪里懂得？又说：‘戴渊这样的人时时可以有，陆机这样的人世世都不会有。’” 豪客 李温陵说：“不豪迈，自然就不通达；不通达，自然就不是豪迈。正因为通达所以豪迈，这是同一个道理。” 殷浩与谢安 王氏、谢氏相互说道：“如果渊源不起用，我们把百姓怎么办？”刘惔说：“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在忧虑渊源不起用吗？”谢公在东山蓄养歌妓，简文帝说：“安石一定会出仕。”既然和别人共同享乐，也就不得不和别人共同忧患。李卓吾说：“谢安真率的性情显露在外，所以简文帝看见了他的真面目；而殷浩故意矫饰以显得高尚，所以刘真长识破了他的虚假。” 知人 刘峻《广绝交论》说：“顾盼之间就能使身价增加一倍，所以当时人称王夷甫为‘口中雌黄’，因为依赖他顾盼提携的人很多。唉！苍蝇飞行不过十步，依托骏马的鬃毛，却能腾越千里路程。我到哪里去依托骏马呢？即使侥幸飞越千里，终究也只是一只苍蝇，哪里值得计较呢？所以即使没有遇到伯乐，也不能因此就不是千里马。既然是千里马，就不必计较价格了。” 尹敏 尹敏和班彪关系深厚，每次相互交谈，常常到了晚间还顾不上吃饭。白天一到，便一直谈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班彪说：“我们长久交谈，会被俗人认为奇怪。不过钟子期死后，伯牙便摔破琴，为什么还要这样陶陶然呢？”李卓吾说：“想要长夜尽情欢乐，就难免被俗人惊怪辱骂；想免受俗人惊怪辱骂，又怎么能长夜尽情欢乐？陶陶的快乐是我自己享受的，别人惊怪辱骂又有什么妨碍？我如今也有遭人惊骂的时候，却没见陶陶的快乐因此受伤啊！” 孔融 《融家传》说：孔融兄弟七人，孔融排行第六。他从小就有自然的本性。李卓吾说：自然的本性，才是真正自然的道学。难道是讲道学的人所□学的吗？既然不能学，又冒充引用圣人的话来掩饰自己的不能。看看孔融六岁时，便能藏匿张俭；长大以后，便能写信营救盛孝章；像这样的人，他们一定会以“不懂事”为名目来诋毁祢正平。唉！事情对自己有利，想时时托付公事，就一定引用万物一体的说法；事情对自己有损，想远离怨恨、避开嫌疑，就一定引用明哲保身的说法。假如圣明的天子、贤能的宰相洞察并知晓他们的奸诈，想堵住这种伎俩，只是不许托付，不许借口远避嫌疑，也不许引用古语，那么道学的伎俩就穷尽了。笃义 道义本来就是发自内心的。张堪说过有知己的话，文季立即把它记在心里。只有王修能够冒着危险赶来，话还没有说完，王修就到了。道义本来就是发自内心的，哪里是那些喜好道义、故意做出道义行为的人所能达到的呢？因此，把别人看得如草芥，就会像对待仇敌一样报答他，不能责怪这种人说他不义；把别人看得如手足，就会像对待心腹一样报答他，也不能称这种人为喜好道义。所以豫让拼死求见赵襄子，而他在范氏、中行氏那里两次失节；无论相知还是不相知，他的内心本来都是出于道义。王维致魏居士书 王维给魏居士的信说：“嵇康说：‘马缨突然绷紧，人便狂乱回顾，越发思念长林而怀念丰草。马缨突然绷紧、狂乱回顾，难道和低头接受拘系有什么不同吗？长林丰草，难道和官署门阑有什么不同吗？’不同的见解一产生，正真的本性就隐没；外物和色相发生阻碍，智慧的作用就微弱。这难道不是同于虚空、无所不在、光明遍照而只有知见独存的道理吗？近世有陶潜不肯拿笏板，受到督邮催逼后贫困乞食，他的诗说：‘敲门时言辞笨拙’，这是说他多次乞讨而感到惭愧。他曾经见到督邮，却能够安然享用几顷公田的俸禄；难道他不能忍受一次惭愧，却要终身惭愧吗？这也是别人已经攻入要害，自己却忘记大节而只顾小节，没有考虑后来的牵累。”李卓吾说：“这也只是王维从一方面说的。”如果真正知道官署门阑和长林丰草没有不同，那么终身处在长林丰草中，也就等于终身处在官署门阑中。若同等看待虚空、无所不在之境，那么即使不见督邮，也不算高明；但既然不受阻碍，又有什么妨碍呢？如果王维肯定陶潜、否定自己，那么一个陶潜就足以成为王维的障碍了；又哪里谈得上无所障碍、无所不在呢？” 诋毁

译彼此互相标榜，正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声望身价；预先暗中诋毁别人，正是为了杜绝别人讥刺。喜欢的就给他增添羽毛，厌恶的就给他制造疮疣，谁敢违背这种做法呢？世人多么愚昧，竟使这类人坐在那里掌握重权。交友 大概交往困难，分离也困难；交往容易，分离也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天下尽是市场交易式的交往。既然是交易，又怎么可以把它看成真正的交友？又怎么可以把容易分离视为疾病呢？那么它不过是利益交换的交往、相互通达关系的交往罢了。因此，凭利益交换的人，利益尽了就疏远；凭势力往来的人，势力失去就反目。早晨还肩挨肩，晚上就甩手不顾，原本就是如此。只有君子超然处在权势利益之外，寻求志同道合的快乐，交友才开始变得困难。何况学习圣人的学问，又深深以获得朋友的益处为乐，那么值得交往的人，必须是孔子这样的人才可以，也只有孔子才能使七十弟子服从。为什么呢？七十弟子所想要的东西，只有孔子拥有，别人没有；孔子所想要的东西，只有七十弟子想要，别人不想要。双方的欲求如此难得，所以七十弟子终身都不知道什么叫甩手离去。因此我说，孔子固然难以遇到，七十弟子更难以遇到。我又由此看来，把自身当作市场的人，自然应当有市场上的货物，所以不能因为圣人而责怪市场之病；自身是圣人的人，自然应当有圣人的货物，也不能把圣人与市场混为一谈。我唯独奇怪如今的学者，明明以圣人为名，却占据着市场上的货物。表面上装作圣人，那么炎汉宗室就已经把他当作篡位者而诛杀了；暗地里却是市井之徒，那么屠狗少年又会把他当作穿墙盗窃的人而捉拿。他不但在圣门中被灭族，而且还会在市井中像囚犯一样被拘禁；和那些以市井交往的人相比，又差得远了。我不知道这样的人在世间究竟应该称作什么。谢公 郝隆说：“退居时就是远志，出仕时就是小草。”李卓吾说：“参军说错了，出仕时才是远志，退居时反而是小草。” 痴臣 暴虐的君主滥施刑罚以满足自己，劝谏又怎么能够听得进去呢？早知道不可劝谏，便引身退避，这是上策；明知不可劝谏却一定要劝谏，劝谏而君主不听才离去，这是次一等。至于君主不听仍然劝谏，劝谏之后又以死相继，就是痴愚。为什么呢？君臣是以道义交往的，士人可以为知己而死；那无道的君主，什么时候把我当作国士来对待过呢？不过这只是说他痴愚罢了，还没有造成很大危害，仍然可以作为世人的鉴戒。如果他的君主并不暴虐，却故意诬陷君主暴虐；本来没有必要劝谏，却故意要强行劝谏，这难道不是把君父当作求取名声的资本，作为自己将来走终南捷径的途径吗？这类人假使遇到龙逢、比干所侍奉的君主，即使君主奖赏他让他劝谏，我也知道他决不敢劝谏。所以我由此对当今世道有所感慨。臣下不如君上，臣子的才干实在比不上君主，为什么不自量力，却让奏疏草稿天天纷纷而来呢？强臣 臣下之所以强，只是因为君主庸弱。如果不强，就免不了被舔痔疮以求宠幸的臣子进谗言，也会被弱者吞食。死就死，被吞食就被吞食，也可以；但眼睛又怎么能够闭上呢？因此是不得已才要强。颜鲁公正因为不够强，最终在八十岁时死于谗言。李怀光只是不得已才强，最终入朝奔赴王室之难，却又因谗言而反叛；这都是千百年来令人痛恨不已的事。君主庸弱，是可怕的。这样说来，所谓强臣，正是英明君主所谓的能臣，只怕对他的礼遇不够优厚。乔玄说：“在治世是能臣，在乱世是奸贼。”我由此看来，假使老瞒没有遇到汉献帝，难道会少了一项匡扶天下的功勋吗？假使遇到圣明君主，他就会成为三杰了。为什么舔痔求宠的人偏偏专用一切依附自己的人，天天从事谗毁，驱逐天下的能臣，使他们全都变成奸贼呢？敦的过错，王导说：“不听我的话，几乎到了灭族的地步。”晋元帝起初大概只是一个没有完全脱离奴虏身份的琅琊王罢了；若没有王导，便不可能有江左的显赫。一旦拥有江左，却立即把刁协作为心腹，反而想灭掉王氏，这是为什么呢？晋孝武帝也是年幼冲弱的君主，如果不是谢安从东山出仕，桓温的叛逆阴谋就必然成功了。后来谢安代替桓温的职位，担任他的职任，所以能够击退百万大军，杀死苻融并使苻朗投降。既然幸而无事，为什么后来又让道子进谗言呢？谢安唯恐不能免于谗贼的陷害，便带着全家步行到丘地，避开在广陵江下制造泛海船只的准备，想由此返回东方。还没有完成便发病了，真令人悲伤！于是桓玄篡位，刘裕取代晋朝；强者最终能够自我强大，不敢强大的人最终只能危险地死去。天下强国的臣子，能够使别人的国家强大，却终身不谋求使自己强大，甘愿危险地死去的人，本来就很少。因此英明君主多有能臣，庸弱君主多有强臣。所以谈强臣，必须先从庸君说起。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任将帅时，征召安排幕僚，多数选用被贬谪、尚未获得朝廷重新起用的人，有人对此感到疑惑。范文正公说：“一个人有才能而没有过失，朝廷自然会任用他。如果他确实有可用的才能，只是不幸陷入有关官吏的议论之中，又不因事情而起用他，就会成为废弃的人才。”因此范文正公所举荐的人大多得到任用。李卓吾说：“这是极其正确的话，极其正确的话！天下没有有才能而完全没有过错的人；然而范文正公做将帅时，爱护人才、选取人才到了这种程度，后来身居宰相之位，却不是这样，反而纷纷喜欢求名，这是为什么呢？”由此可见，做宰相很难。《李温陵集》卷之十七 《李温陵集》卷之十八 海虞后学顾大韶，字仲恭，校订 《道古录》上 《道古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