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十四

译李生说：天下一治一乱，像循环往复一样。自战国以来，不知有过多少次治世、多少次乱世了。正当天下混乱之时，能够保全性命已经是幸运。幸而天下安治，只要能吃饱就满足了，更不会计较吃的是粗粮；只要能安睡就安心了，更不知道自己没有住在高大的屋舍里。这是人性最质朴、社会最粗野而没有文饰的时代。并不是喜欢粗野，而是形势使人不得不粗野。即使达到质朴粗野的极点，人们自己也不知道。等到子孙后代，情形就不同了。他们耳朵听不到金鼓交战的声音，双脚不曾踏过行军作战的险地，只知道安稳、饱足、自我适意而已。这样一来，形势自然不能不趋于极度文饰。所谓开始时很简单，临结束时必定会变得巨大。即使神圣的君主在上，也不能把它重新扭转到质朴粗野的状态。然而文饰发展到极点，天下的祸乱又重新兴起。英雄纷纷出现，争夺天下不止，即使圣人也只能顺应这种趋势。儒者却把忠、质、文并列而谈，不知这是怎么说的？又说用忠来改变质，用质来挽救文，这尤其是毫无根由的说法。人活在这个世上，只有质与文这两种状态。这两种状态的产生，根源在于治乱。所谓质，是乱世结束而治世开始时的状态，是人心内部不得不质朴，并非故意做作。它逐渐积累而达到文饰，是治世发展到极点、乱世将要出现的征兆。这是人心内部不得不文饰的状态。二者都是真实的自然趋势。当秦朝之时，文饰已经发展到极点，所以天下于是大乱，汉朝兴起。汉初天子连四匹毛色相同的马都配不齐，即使想不质朴，能做到吗？等到仓库里的粮食和物资相继积累，钱串朽坏、粮食腐烂，自然就开启了汉武帝大有作为的事业。因此，汉高祖的神圣，自尧以来只有他一人；汉文帝采用柔和之道，自周文王被囚于羑里以来也只有他一人。西楚继蚩尤之后兴起而称霸，汉孝武帝继承黄帝的事业而扩充疆域，他们都是千古以来的大圣人，不可轻易议论。群雄没有死尽，祸乱就不会停止；乱离没有严重到极点，圣明神武的君主也不会产生。一文一质、一治一乱，在这里就可以看见了。田齐 汉文帝 魏 晋司马氏 宋齐梁陈 燕慕容氏 田齐 齐国灭亡得实在毫无意义，齐王建被饿死也实在可怜。然而像齐王建这样的人，不饿死，对天下也没有多大用处。饿死一个毫无用处的糊涂人，却可以使几十、几百人获得生存，尚且应该这样做，何况可以保全齐国数百万百姓的生命呢？战事持续了将近四十年，战国的百姓，难道只有齐国特别幸运吗？上天设立君主，本来就是为了百姓。由此看来，即使说齐王建对百姓有很大的功德，也可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汉文帝 历代诏令大多文饰过甚，只有孝文帝的诏书字字发自肺腑，读来令人非常痛快。所以我把它完整地载录下来。孝文帝深深懂得退让一步的道理，自然脚跟站得稳，所以他的诏令并不虚浮。学者不了解黄帝、老子的真实旨趣，便把它们说成异端。杨朱之学能够使天下遭受祸败，请仔细看看吧。不要只是哺食前人的糟粕。魏 建安十八年，曹操进献三个女儿，曹宪、曹节、曹华都被立为夫人。伏皇后被杀以后，曹节被立为皇后。曹丕接受禅让，派人来索取玉玺和绶带，皇后愤怒而不给。这样来索取了几批人，皇后才叫他们进来，亲自一一责骂，把玉玺扔到台阶下，因而哭泣着骂道：“上天不会保佑你！”唉，谁知道这句骂话后来竟成了预言呢？汉献帝被贬为公，曹节成为山阳公夫人。汉室相传到玄孙，秋季仍然是公爵，奉行汉朝正朔，使用天子的礼乐，汉祀并没有断绝。永嘉年间晋朝不能振作，氐、羌一同起兵，司马氏已经失去天下，何况魏呢？唉，又有谁知道汉室以公爵的身份相传，又延续了几百年，而魏朝不受上天保佑竟到了这种地步呢？西晋已经灭亡，后来汉室的祭祀才断绝；这样汉室的祭祀存在了五百多年，它的末代像周朝寄食于东西两周一样，却又超过了周朝。深厚仁德和恩泽所得到的报应，怎么样呢？所以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以急于夺取国家，任意施行剿灭扑杀的威势，以便独揽权力而替自己谋划后患。本来想替后代谋划，谁知后患反而来得更快呢？魏武帝、司马懿就是这样。魏武帝喜欢杀人，他的儿子曹丕先杀了自己的弟弟，禁锢曹氏宗族，其余的人又全被司马懿杀灭，一个也没有留下。司马懿也喜欢杀人，又杀了许多曹氏宗族的人来夺取国家。没过多久，司马炎的二十五个儿子全都互相残杀；没有被杀尽的，怀帝、愍帝两位君主又在羌人那里被作为奴隶、遭到斩截，这就是结果。上天的报应，究竟怎么样呢？天道喜欢循环报复，人不可以独自任意杀人，确实如此！所以我说，曹皇后“上天不会保佑你”这句话，是应验了的。魏朝前后五位皇帝，共享有国家四十一年。其中一人被杀，二人被废，只有曹丕和曹叡勉强得以善终。这样看来，魏武帝岂不是白费苦心了吗？他本来想灭吴并蜀，统一天下，谁知吴、蜀还没有灭掉，自己却先被灭了？又哪里料到俯仰之间，四十多年过去，魏朝竟荡然无存，再也不存在了？从别人手里夺取天下，是如此艰难；别人从自己手里夺取天下，又是如此容易。艰难与容易的原因，我知道即使凭曹公的多智，也一定不能预先谋划。难道不可悲吗？曹奂在位七年，只是空有皇帝的器名。曹髦在位七年，连自身都不能保全，想做一个空有名号的皇帝，也做不到。曹芳虽然在位六年，最终被废，但他实际上是别人的儿子，并不是魏朝真正的宗室。他和司马晋之于牛氏、嬴秦之于吕氏相同，国家还没有灭绝，自己就先断绝了。这样看来，自魏明帝以后，所谓魏帝，只空有皇帝的名号，没有皇帝的实际。我又从这里看出：曹丕在位七年，曹叡在位十四年，这就是魏朝拥有天下的时期，实际上只有二十一年，也不过是两代人相继做皇帝罢了。魏武帝岂不是白费苦心了吗？岂不是徒然辛苦了吗？可悲啊。晋司马氏 李生说：“司马懿对于曹丕极其友善，曹叡对他尊重礼遇，司马懿也极受恩遇。他大概是两朝的顾命大臣，接受遗命和托付，不是孟德父子对汉朝所能相比的。既然接受了托付，却又杀死君主而夺取国家，把它据为己有。废掉曹芳，立曹髦；又杀死曹髦，立曹奂；再废掉曹奂而自己登上帝位。难道他的君主有刘禅那样的庸弱、孙皓那样的暴虐吗？即使像刘禅那样庸弱，蜀国的君臣关系仍然如旧；即使像孙皓那样暴虐，吴国的君臣关系仍然如旧。一定要像司马氏父子这样，才会把国家的高官重任全都变成盗取权柄的工具。君主把臣下看作大腿、臂膀和心腹，于是把他引进宫墙之内。一个普通士人尚且必定有亲密朋友，何况拥有国家的君主，将把国家托付给谁呢？因此，这件事不能不以篡夺和弑君来评论。” 宋齐梁陈

译卓吾子说：刘裕因为谶言的缘故杀死晋安帝司马德宗，立恭帝司马德文，又派傅亮暗示恭帝禅让帝位。恭帝欣然写下诏书说：“晋氏已经失去天下很久了，幸而又被刘公延续到今天。今天的事情，本来就是我甘心情愿的。”于是退居琅邪。只是刘裕的功德巍巍，四海归心已经很久了。晋氏衰弱到了极点，即使把琅邪一地封给恭帝，像汉献帝的故事一样，也自然不会有祸患。为什么一定还要让士兵越墙而入，把他杀死呢？即使司马懿那样的毒害，必然会遭到报应，但作为刘裕，也完全可以省去这一次毒手。连续杀死两个无罪的君主，给自己种下毒害，所以刘裕的儿子义符即位不久，又被傅亮杀死。其子孙相继即位，彼此互相残杀，一个也没有留下。萧道成于是带兵进入，毒害也终于发作了。萧道成到来时，还说自己功在社稷，志在救主，反而被苍梧王所害，是出于不得已，于是废掉苍梧王而立顺帝。后来又杀死苍梧王而登上帝位，封顺帝为汝阴王，这样就足够了。人心归向齐而怨恨宋，也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可是他又杀死顺帝，使宋室子孙无论年长年幼全都被杀，为什么呢？这又是无缘无故地给自己种下这种毒害。因此萧衍取代齐朝时，便把萧宝融废为巴陵□□，派郑伯禽带着生金进宫，把他勒死。这也是萧道成自己种下的毒害，后来不得不由他的子孙和萧衍之手发作，难道还逃得掉吗？假使道成的子孙没有互相残杀，到了萧衍手里，他也决不会留下他们的种嗣。最可笑的是，萧衍判处死刑便哭泣，把脸当作祭牲；但因为昭明太子的缘故，却把道士全部杀死，丝毫没有惨痛的神色，最后导致太子死亡，自己也被侯景杀死。他的儿子简文帝想死也死不成，最终在土袋堵塞口鼻之中断气。又把他的太子大器以及在建康的王侯全部杀死。这样的毒害不是更加惨烈吗？我用生金送给别人，别人也用土袋送给我，一施一报，本来就是常理。唯独陈霸先不忍杀死一个人来取代梁朝，所以他的后主虽然荒淫无度，遭到隋文帝杨坚极其严酷的对待时，杨坚反而怜悯并以礼相待，不演奏吴地音乐来使他安心。杨坚难道不是嗜好杀人的人吗？是因为陈霸先先没有杀人，所以我由此知道，毒害的发作，比种福所得到的报应强百倍，比施予所得到的报应强万倍。天道不会差错，既这样可怕，又拿它怎么办呢？却甘愿自己种下毒害而不悔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燕慕容氏 慕容儁病重将死，对太原王慕容恪说：“如今东西两方还没有平定，景茂年幼，社稷托付给你，你看怎么办？”慕容恪说：“太子虽然年幼，却是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君主。陛下如果认为臣有能力，臣请求辅佐少主。”慕容儁高兴地说：“你做周公，我还有什么忧虑！”于是召吴王慕容垂回到邺城，召慕容恪和司徒慕容评接受遗命辅政。后来慕容恪死去，慕容垂逃奔前秦，慕容暐被苻坚灭掉。李生说：“慕容儁说的‘怎么办’两个字，很像刘先生临终时的话。舍弃北地王刘谌不立为君，舍弃诸葛公不用，把国家提起来传给一个木偶，真可笑。” 大臣总论 做大臣的道理也很难。我观察古代大臣用心行事的情形，大略有这五等，所以分别加以论述。顺应时势的人，没有刻意作为的痕迹，境界深远高妙，实在不可企及。能够忍辱的人，也胜过一味迎合时势。致力于结交君主的人，尤其贵在能够包容污垢；这不是宽宏大量、能够容人的人做不到。归根究底，这些都以至诚为根本，哪里能够勉强做到呢？因此说，这五种能力可以算作一个大臣的全部本领。近世如李文正，同时代如旴江罗汝芳，难道不是这样的人吗？罗汝芳尤其难以了解，即使大贤人也难免怀疑和毁谤，何况庸俗众人呢？他年老将死，最终没有被世道任用，实在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大概世人的好尚各不相同，士人的志向和事业也各有差异；如果一定要五者兼备才可以治理国家，那么千古以来就不会有君臣了。只要各自遵从所好，在一个方面深入钻研，也足以承担栋梁之任；能够卓然自立而不改变，几乎就达到这种境界了。这就是古人对于学术特别谨慎的原因。只是有些人不研究学术，却冒然亲身去试验，所以结果正如预料的那样，绝对不可行。况且放纵自己的才智，任意发挥心意，拘泥于见闻，追逐虚名，即使侥幸成功，也和在野外混战一样。又怎么知道天下的重任不可以轻易掷下，侥幸之事不可以随意尝试呢？” 轻率地把国家重任掷下，屡次尝试，屡次失败却始终不悔改，那些所谓大贤君子都是这样的人。王介甫、张德远尤其严重。王介甫不懂得使国家富强的方法，却偏偏一定要使国家富强；张德远不懂得恢复中原的谋略，却只是一味谋求恢复。可悲啊，这简直是把君主和父亲当作儿戏了。叔孙通 王导、谢安 狄仁杰 公孙弘 卢怀慎 叔孙通 曹参尊重何种约束，丙吉遵守魏相的规矩，叔孙通因陋就简，根据现有条件制作礼乐来粉饰太平，这些人都是把看似无用的东西变成有用。礼乐哪里会没有呢？如果一定要等到积累德政，又要等到一百年以后，那么人道早就灭亡了。况且世上没有延续百年的国运，人也没有百岁长存的国家。如果确实按照两位儒生的主张去做，那么即使贤人圣人也只能白费力气，哪里值得尊重呢？他们大概不知道那些击壤而歌的人，才是真正盛世的声音；挺着肚子悠闲游荡的人，才是真正盛世的形貌。汉朝当时君臣刚刚免除战争的苦难，在宫殿台阶之间大声欢呼庆幸，都自以为达到了最大的快乐。稍微把礼仪编排得整齐，与天地的节律相合，又何必等待呢？积累祸乱可以形成治理，积累暴虐可以形成德政；三章约法一颁布，那些安居的百姓一听到命令便安定下来。这些事情至此已经全都从猛烈的火焰中产生了。他们手舞足蹈，即使有伯夷、夔那样的圣贤，又怎么能够再超过呢？既然如此，叔孙通制定的礼乐，也不过就是这个道理罢了。他成为汉代儒者的宗师，不也很合适吗？”},{ 王导、谢安

译在晋代，当时是怎样的时代，晋朝的君主又是哪一位君主呢？中原已经成为胡虏占据的地区，晋朝的君臣也已经偏安于一隅。大将手握重兵驻守在外，本想拥护保卫朝廷，却反而从远处控制了朝廷的权力。在这种时候还能够有所作为吗？然而晋朝的国祚最终能够延续下来，难道不是依靠王导、谢安的力量吗？伟大啊，王、谢二公对于晋朝的作用！他们不要求一切都完美，不强求事情一定达到目的，也不敢侥幸求成。譬如有虚怯的病症，只要饮食还能进食，就让他进食；不能进食，就等待时机，不急忙试用金石药物和攻伐劫夺一类的药剂，不把无病当作有病来治，所以病反而没有经过治疗便自行痊愈了。为什么要忘掉它呢？天下的病患，因医治而失败的情况太多了。如果正当卧病之时，却能够忘掉自己的病，这种忘却自身而没有忧患的境界，本来就不是扁鹊、仓公所能惊扰的，何况世俗的医生呢？自从道德教化衰远以后，世间谈论治理国家，全都只是苟且敷衍罢了。不考虑顺应时势来施政，而想凭借“不治理”来应对，即使黄帝也不能违背时势，何况处在危如累卵的时代呢？王茂弘说得好：“人们说我昏愦，后世的人遇到这种情形，应当想到我的昏愦。”谢安也说：“不这样做，就不能成就京师。”这些话说得极其高明，其中所蕴含的道德之理深远极了。唯独令人奇怪的是，到了宋代，君臣都犯了虚怯的毛病，他们不能有所作为，已经很明显了。当时有贤能的大臣起身想要挽救局面，却一味务求周全，果断地强求必然成功，于是把各种药物混杂起来一齐试用，企图侥幸奏效，结果反而把局面彻底败坏了。可悲啊。狄仁杰 梁公起初几乎陷入危境，后来才得以从虎口逃生，于是领悟了黄帝、老子的旨意，和世俗同流合污，随世俯仰。面对君主时，他替君主脱下皮衣；在朝廷上，他参与蒲博游戏；这不但保全了唐朝，也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他的作为实在伟大。还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事：娄公实际上推荐了梁公，梁公却反过来说娄公不识人；梁公实际上敬重娄公，却又屡次把他排挤到朝廷之外。对于朋党的疑虑尚未消除，二张的交结已经形成。后来即使有嫉妒残忍之人，也不知道拨乱反正的权力已经掌握在这位老臣手中了。这就是所谓牺牲自身以成全君主，梁公便有这种品德。为什么修史的人往往还要在其中增添枝节，想替梁公隐讳呢？所以我把他畏惧、退让的事撮录出来，写在这一篇中，也是为了说明：在这样的时势下，只要还有能够有所作为的人，那么天下就绝没有不可治理的时代，也绝没有不可办成的事情。只是再没有像梁公这样善于学习黄帝、老子之道的人了，徒然使人扼腕叹息，遗憾不能把他从九原之下起用罢了。公孙弘 辕固认为公孙弘阿谀世俗，董仲舒认为公孙弘一味顺从谄媚，长孺认为公孙弘不忠，这些看法似乎都有道理。我认为，做臣子的能够忠诚当然是好事，只是难道不考虑这样做会使君上难以作为吗？君主想成为圣君，臣子想成为忠臣，那么谁会单独成为那个[原文“苶欲”疑误]欲求成功的人呢？如今臣子想尽忠，却不把成为圣君的责任归于君主；君主想成为圣君，却不把忠诚的责任交给臣子，因此双方越是相持，越是彼此不能相合。一定要做到极其忠诚吗？极其忠诚的人反而不能算作忠臣，平津侯就是这样。武帝一向忌惮汲黯，汲黯也一向当面直斥武帝，而武帝的多欲仍旧如故。汲黯以忠诚要求武帝，武帝反而因为汲黯戆直而对待他，所以汲黯没有得到忠臣所求的结果，淮阳太守的任命却下达了。平津侯却不是这样，天子让吾丘寿王等人诘难公孙弘，公孙弘屈服认错；又让朱买臣等人诘难公孙弘，公孙弘便说：“山东的鄙陋之人，不知道事情的便利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这实际上是把才能归给君主，而把无能归于自己，君臣相处之道本来就应当如此。然而天子最终采纳了平津侯的意见，没有设置沧海郡，也没有打通通往西南夷的道路；对于郭解却加以宽免，而舍弃卜式，这不合乎人情。对于那些行为不合轨法的臣子，武帝从平津侯那里得到的益处也就不过如此了。修史的人却迎合武帝的心意，因忌恨公孙弘而又引用辕固、董仲舒二人作为证据。主父偃的专横超过郭解，难道可以不诛杀吗？董仲舒因为阐明灾异而下狱，被判死罪，这与公孙弘有什么关系呢？何况胶西国相一职，只有董仲舒能够用礼义匡正胶西王，并且受到胶西王的敬重；把这样的人举荐到适合他的官职上，又有什么过错可说呢？卢怀慎 怀慎自认为才能比不上姚崇，所以每件事都把功劳推让给姚崇。这与看待别人的技能就像自己拥有一样，见到别人的美德和才干，确实能够容纳，又有什么不同呢？他真是一位大臣。世上那些以清白自守、却把别人看得污浊的人，都是如此。何况卢公难道真的没有才能吗？身居其位时却能谦让，姚崇退身之后又推荐宋璟。他们执手相别时所说的几句话，到了天宝以后看来，仿佛亲眼见到一位才干和见识都胜过常人的人一样。能够容人的大臣 结交君主的人，仰慕能够获得君主信任的忠诚；能够容人的人，羡慕《秦誓》中所赞美的美德。这种道理由来已久。自从秦穆公作《秦誓》，孔子取它作为平定天下的要诀以后，选择一个大臣就不难了。所谓一个大臣，没有别的技巧，大概就是确实没有其他技巧。并不是有才能却把它藏起来不用。一个人如果有才能，必然会让才能为天下效力；他自己如果没有才能，天下人的才能自然就会归附于他。这是自然的趋势。所以做君主的，只要选择一位宰相。选择宰相，并不是因为他有才能，而是因为他喜爱别人的才能。君主能够做到这一点，天下就太平了。然而从古到今，多才多艺的人从来不少，唯独喜爱别人才能的人为什么这样难呢？因为他自己从来不是没有别的才能。后世儒者不懂得好恶的道理，一旦掌握国家政事，便选择君子、排斥小人，以为这样就是掌握了正确的好恶。天有阴阳，地有刚柔，人有君子、小人，怎么可以缺少其中任何一种呢？君子固然有才能，小人难道就没有才能吗？君子固然乐于得到任用，小人难道愿意甘心老死而面色憔悴吗？这些人都不可以不给他们安排去处、不给他们使用，否则就会产生不平的怨恨。假使小人可以无所事事，那就是天地有遗弃的东西，慈母有遗弃的孩子了。除非天地根本不生出这种东西，父母根本不生下这种孩子，然后才可以这样做。否则，就没有不让自己的才能为天下效力的人。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要排斥他们呢？我恐怕仁人所要放逐的，恰恰就在这里，而不在他们所谓的另一边。所以我列举古代的大臣，又选取其中能够容人的人，作为世人的借鉴。蔺相如 张良 吕好问 鼌错 张骞 王曾 赵鼎 陈亮 蔺相如 卓吾说：“言语有比泰山还重的，蔺相如就是这样。蔺相如是真正的大丈夫、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的大圣人、真正的大阿罗汉、真正的菩萨、真正的佛祖，真是使人千年之后仍仿佛能够见到他。” 张良

译汉朝的三位杰出人物都受到皇帝的猜疑，唯独不怀疑子房张良，是因为子房始终如一的心迹十分明白。过去有人说子房善于隐藏自己的才能。秦朝、项羽都灭亡以后，英雄的遗恨已经消除，他本来可以辟谷隐居、辞世而去，哪里还需要隐藏才能呢？假使子房是追求功名富贵的人，就不会停止于喜好谋略、运用智谋的私心；即使想隐藏才能来求得免除皇帝猜疑，又怎么能够做到呢？韩信就是这样。韩信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看看萧何，他日夜求得免除猜疑，已经把能做的谋略全都用尽了。萧何难道也自以为掌握了隐藏自身的智慧吗？然而皇帝猜疑萧何的心意，始终没有改变；他能够免于被拘禁，只不过是侥幸罢了。由此可知，只要心迹明白，即使智慧像子房一样的人，也从来没有真正隐藏过自己的才能。范蠡只是不能胜过喜好谋略、运用智谋的私心，所以最终灭吴、称霸越国，成就了万世之名。会稽的退守，是为了报父仇，并不是无罪而发动战争。吴王赦免而不杀越王，范蠡的君臣本应把这当作恩德。谋划二十多年，可以说是自强，也可以说是雪耻。可是越王勾践已经答应吴国讲和，范蠡却独自鼓动进兵，为什么呢？长颈、乌喙这样的人，即使含泪也不忍心看着吴王死去，范蠡为什么偏偏忍心呢？太伯的祭祀忽然很快断绝了，勾践对他的猜疑从此更加严重。与其逃到海上躲避诛杀，以显示自己有智慧而求得脱身，哪里比得上悠闲地居于朝廷，使凶悍的君主、嫉妒的君主都信任自己而不加猜疑呢？所以后来成为陶朱公的范蠡，离开越国到齐国，又离开齐国到陶地，终身奔波于利禄名声的场合，直到老死也没有停止，这是运用智慧过度的结果。若说留侯张良善于隐藏自己的才能，也可以这样说。吕好问 李纲身处这个时候，不想多方访求德高望重的老臣来帮助应对时局艰难，却只任用吕好问，而且不肯容纳他，真可惜！王业艰难之时，本来正应当包容污垢；如果一味用法令绳治，害怕的人就会很多，这不是空话。吕好问，夸父越祖，不被任用，真是可惜！真是可惜！鼌错 鼌错小心翼翼地想谋害袁盎，自己招来反噬，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然而汉景帝的愚昧，也实在太过分了。鼌错只能说是不善于为自身谋划，不能说是不善于为国家谋划。鼌错对父亲说：“本来就是这样！如果不这样做，宗庙就不能尊崇，刘氏就不能安定。”他的父亲说：“刘氏安定了，鼌氏却危险了。”我曾经为这句话痛哭，说：“鼌错真冤啊，竟因忠诚而受杀戮。”鼌错、贾谊是同时代的人，世人都认为贾谊通晓国家大体。如今看贾谊的谋略，其中迂远而不切实际的，常常十条中有一两条；哪里比得上鼌错那些明确可行的谋略呢？所以魏相以及其他贤臣，多采用鼌错、贾谊的主张来实现中兴，本来是适宜的。然而一说到鼌错，贾谊就紧跟着被提及；我没有能力超出贾谊之上。张骞 张骞持着汉朝的符节进入匈奴，十三年没有丢失符节，这和苏武子卿有什么不同？同时出发的八十多人都陷没在那里，只有张骞和堂邑父两人留下。他亲身经历过大夏、大宛、乌孙、康居、大月氏、小月氏等地，路程不下三万余里。他所到之处，戎人都爱戴并信任他，因此两次得以逃脱，没有陷入困迫忧患。可见他的才能和力量本来就远远超过常人。我既取重他的气节，也看重他的才能，更加相信汉武帝确实善于得到人才。王曾 王孝先的人品很高，事业也很伟大；但从今天看来，这些都不值得议论。我唯独喜欢他能够用计谋除掉丁谓。丁谓是奸臣，身居宰相而交结势力正深，一旦把他除掉，却像捆一只鸡那样容易，最终使他一点也动弹不得，这可以说是有用的学术。除掉凶恶之人，安定国家，安抚善良之士，事情稍有不周密就会使自己丧失性命；对付盘踞城中的狐狸、社坛旁的老鼠，祸患一旦蔓延必定加重，自古以来误国之事最难处理。我说王公在这件事上已经学会了这个道理。假使凭王公的才能，能够进一步懂得这样的学术，那么当仁宗年幼、刘太后垂帘听政、丁谓已经被罢免、社稷的重任寄托在自己身上时，为什么反而压制刘氏，使她不能实行自己的意志，便把这当作辅相的能耐呢？后来吕夷简接任宰相，最终安定刘氏，成就仁宗四十年恭敬节俭的德政，王公难道没有明白这一点吗？为什么又重新做宰相，又攻击吕夷简的短处，最终也不能使自己容身于明君贤臣共治的朝廷呢？史臣没有认识到王公除掉丁谓的意义，既然已经说明丁谓被除掉并不是他的罪过，却又替王公讳饰说：“只是众人的舆论都称快。”丁谓如果确实应当除掉，不一定就应当治罪；除掉丁谓如果确实正确，也不一定要让众人称快。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做天子的大臣了。赵鼎 赵鼎去世后，他的儿子赵汾护送灵柩回乡安葬。衢州守臣章杰知道中外士大夫当天都带着酒来参加葬礼，暗中派县尉翁蒙之，以搜查私酿酒为名，想迅速前往掩袭搜取，把这些东西当作奇货，却不知道翁蒙之本来就是正直的人。翁蒙之急忙写了一张纸条，派仆人从后墙出去，秘密告知赵汾，让他把箱子里的书信以及弓刀之类全部烧掉。等到官兵到来，搜索却什么也没有得到，赵鼎一家能够免除祸患，全靠翁蒙之的力量。李生说：“守臣枉自设出奇计，县尉自有翁蒙之这样的人。人的品格一旦养成，难道在于官爵的高低吗？” 陈亮 陈亮去世后，叶适向朝廷请求，朝廷下令补授他的一个儿子为官，这并不是旧有的典制。李卓吾说：“始终了解陈公的人，是叶适；朱文公虽然同他交游，朱文公却不了解他。”还有郡守周散，早年便了解陈亮，真是奇异啊！堂堂朱夫子，反而用章句之学来约束陈亮，把陈亮看作粗疏豪放之人，可悲啊！士人只怕没有粗豪之气；有粗有豪，然后真正的精细才能显露出来，否则全都是虚假的。富国名臣论

译司马迁写《货殖列传》，便以贫贱为可羞；写《平准书》，便厌恶功利。利，难道本来就是拥有国家的人所忌讳的吗？如果这样，那么太公的九府之法、管子的轻重之术，难道不对吗？国家的财用和士民的财用，哪一个更大？国家的贫困和士民的贫困，哪一个更紧急？汉高帝曾被冒顿围困，吕太后受到冒顿傲慢书信的侮辱，汉文帝又被中行说困扰，堂堂天朝受到犬戎侮辱，甚至把公主嫁给他们并送去财物，仍然不能免除困境。烽火一直传到甘泉宫，边城白天也戒备；向边塞输送粮食，招募百姓迁往边地，积粮屯田，几乎没有一年停止过。汉武帝本来就是大有作为、世间少有的君主，在这种情势下难道肯就此罢休吗？现在富裕的人从事农本事业，拿出粮食丝帛供给国家；贫困的人制造器物，出劳力来帮助国家使用，辅助征战戍守，这些对国家的帮助很大。唯独富商大贾，贪图天子山林海泽的利益，把自己比作列侯和国都的贵族，却不帮助国家应急，这究竟怎么说呢？假使国家没有这类人的财物，本来没有什么损失；既然有了他们，却从来没有得到益处，那么没有他们，也自然没有损失。这就是桑弘羊均输法之所以成为国家的大事业、控制四海、安定边疆、使财用充足的根本，不能废除。而且它最初也不是有意要把商人的财物全部夺走。既已授予爵位来鼓励他们，又大规模赏赐卜式，以此夸耀和劝勉他们，可是商人最终还是不听。因此加重商税，使他们无利可图而自行停止，然后由官府亲自经营。又在京师设置平准官，调节物价，使物价不至于暴涨；这样一来，那些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人就没有地方出售，商人的盈利在形势上自然停止，不必等到用刑罚驱迫，势头就被禁止了。桑弘羊既有谋划财利的才能，又善于用人；他所任用的人，前面有爵位赏赐的鼓励，后面有诛罚的威势，所以即使极微小的利益也全部进入朝廷，奸吏没有机会施展手脚，不增加赋税而国家财用充足。太仓、甘泉仓一年之内都装满了，边地多余的粮食和赏赐每天以巨万计算，全都由大农供给，大农的财帛仍然充盈。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怎么样啊？太厉害了！孝武帝是不能轻易议论的。宋朝的王安石，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却也想仿效桑弘羊，行得通吗？王安石不知道自己的才能不足，却冒然承担天下的重任；评论者不说他的才能不足以创造财富，反而责怪他想夺取百姓的财物，那么这些人的见识又在王安石之下了。王安石遇到神宗，就像管仲遇到齐国、商鞅遇到秦国一样，他所说的话都被听取，所谋划的事都被采用。然而管仲推行这些政策，经过二百多年直到齐威王、齐宣王时期，国家仍然享受其利益；商鞅辅佐秦国，不过十多年就使秦国迅速富强，成就帝王事业。王安石却想增加财富反而造成损失，想使国家强盛反而使国家衰弱，使神宗大有作为的志向反而变成纷乱更改、无法振作的弊病，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问题不在于创造财富本身有罪，而在于不知道应当用什么方法创造财富有罪。唉，桑弘羊这样的人才，是不可缺少的。卓茂 徐有功 卓茂 李生说：“伟大啊！‘法律设置大的原则，礼制顺应人的情理’，这是说得很好的话。如果用礼来教导你，你一定不会怨恨我；如果用法律来治理你，那么一家人之中，小的罪过可以论处，大的罪过可以处死，将会使人手足无措。为什么做百姓父母官的人不想想这些呢？如果一天之内把这句话反复念三遍，哪里会有不产生怜悯恻隐之心的人？哪里会有无所措手足的百姓呢？然而卓茂做密县县令，恐怕也是多年以后教化才大为推行；如果不是长期任职而不升迁，也应当因为政绩不及而被降调、罢免、软禁或斥退。他哪里能够恩泽遍及密县百姓，声名流传后世呢？” 徐有功 巨鹿主簿潘好礼称赞徐有功，说他的仁慈宽恕超过汉代的人。他在张起居舍人卢若虚面前谈论说：“徐公身处雷霆震怒之下，却能够曲意保全仁恕，即使千年之中也没有见过可以和他相比的人。”李生说：“果然如此！平和地对待下属，以正直侍奉上司，刚正而又能宽恕，尤其是难做到的事情。”张文成给徐有功写赞语说：“踩着老虎的尾巴却不惊慌，触犯龙的逆鳞却不恐惧；像凤凰一样矗立在鸱枭之中，凭正直来保全自身；像豹子一样变化在豺狼之间，凭忠诚来远离祸害，可以说很善于刻画他的品格了。” 谋臣 士人有智谋的，未必正直；正直的，也未必有智谋。这是自然的道理。世人尊重正直，已经很久了。我认为，只有智谋之士不被任用以后，正直之臣的节义行为才会显现出来。节义，是国家败亡的征兆。东汉末年的事情已经可以看见这一点。等到国家败亡以后，正直守节守义的士人才收获声名，受到后世尊重，又有什么用呢？纵观近古，嬴氏兴起，六国的谋臣纷纷逃走；秦都咸阳陷落以后，屈原以死谏而在楚国显名，李牧以死战而在赵国显名，荆轲以持匕首进入秦国而在燕国显名。虽然这几个人的名声很美好，那些列国又曾经依靠他们得到什么呢？汉朝兴起以后，陈平的谋略起了很大作用；陈平不但有平定天下的功勋，也有安定社稷的功劳。假使当时没有周昌、王陵等几十个人，对汉朝又有什么损害呢？由此看来，创业和中兴的君主所任用、所培养的人才，就可以知道了。我认为有智谋的士人是可贵的。至于敦厚、清廉、谨慎，是士人自我修养的长处，用来保全自己，虽有余裕；但用来应对天下国家的缓急事务，就不够了，这又不足以称贵。因此敦厚谨慎的士人在这里属于下等；循良的官吏，诚恳朴实而没有华饰，和能干的官吏相比，京兆的赵、张二人才能资质固然不同，但对百姓有利这一点，他们实际上是相同的。厮养卒 荀彧 屈原 伍员、申包胥 侯生 王章 龚胜等 朱穆 范式、孔嵩 田畴 厮养卒 可惜这个厮养卒，他的姓名没有被记载。卓吾子说：“‘厮’就是姓，‘养卒’就是名，他的姓名即使这样也已经千载不朽了。哪里像世上那些自负有姓、有名望的人，实际上却和草木一起腐朽呢？” 荀彧 荀彧既然多次拿汉高祖、汉光武帝与刘邦、项羽争夺天下的事情来赞许曹操，却又拒绝董昭的请求，为什么呢？世间的道学先生喜欢骑两头马、两脚同时踏两只船，专门想要贪得无厌、两方面都得到，却不知道人是不能欺骗的，最终两方面都得不到，反而两头丧失。难道只有荀令君是这样吗？裴松之等人取唐衡的生卒年月来替荀彧辩解，又说他是出于不得已，都是极其没有见识。要知道，即使没有这件事，也不足以使荀彧奇特；有了这件事，也不足以成为荀彧的累赘，哪里用得着辩解呢？” 屈原

译我读《渔父》的词，才知道屈大夫不是能说却不能实行，而是自己不肯实行。世上本来有些人，满怀怨气，胸中郁结，如醉如梦，寻找死亡而不停止，屈原就是这种人。祖国覆亡，姑且不必说；他看见自己的君主日夜被奸臣玩弄于掌中，怎么忍心坐视呢？形势使他无法使国家活下去，感情又使他不忍心让国家苟活。他和顾念名节道义而死的人不同。虽然同样列在节义之士中，但他起初并不是看到了节义的重要，想用一死来博取名声。说的不就是屈大夫吗？” 伍员、申包胥 伍员死后，楚国才有了屈原。二人虽然生不同时，但都是楚国的忠烈之士。只是屈原自己选择了死亡，而伍员是被别人逼死的。屈原在生死关头作出选择，认为只有死才是可行的，所以最终走向死亡，以表明自己的生存确实不如死亡。伍员知道吴国必然灭亡，却不知道自己会先于吴国灭亡。吴国还没有灭亡，他却先死在太宰嚭手中。他和屈大夫相比，实在相差很远。我因此推重屈原。虽然如此，伍子胥一定要覆灭楚国，申包胥一定要恢复楚国，他们绝对孝顺、纯粹忠诚，惊天动地。在这些事情上如果妄自褒贬，那真是灭掉一只眼睛了。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 侯生 侯生割颈自杀来帮助公子，是因为感激公子了解自己，这固然是一个原因。然而这只是其中一点。我曾经作过《侯生咏》，现在把它录下：“夷门献策击退秦兵，公子夺取兵符走出魏城。上客功成心愿已遂便死去，千秋万岁仍有侯嬴。”这也说到了，但还没有说尽。我又作过《荆卿咏》，再把它录下：“荆轲本来不认识燕太子丹，只因田光一死而难以推辞。慷慨悲歌，为他击筑，萧萧易水至今仍然寒冷。”假使田光没有死，荆轲一定不会去见燕丹，更何况肯进入秦国吗？所以田光以死激励荆轲，荆轲才发出匕首；侯生以死激励朱亥，朱亥才用铁椎击杀晋鄙。为什么呢？荆轲和太子本来没有相知的交情，朱亥和公子也没有深厚的交谊。公子亲自迎接侯生时，侯生故意经过朱亥家，却让公子的车骑停在市中，难道真的不知道公子会退让，反而借此来考察他吗？公子最终始终没有过问，侯生于是才用权宜之辞来称赞他。假使公子当天果真能够请求屠夫和自己同车回去，那么这个屠夫当时就会成为公子的门客，自然能够为公子而死，哪里还用等到窃取兵符那天，才对公子说：‘我的门客屠夫朱亥，可以和我们一起去；这个人是大力士，可以让他去击杀晋鄙吗？’ 朱亥到这里为止还只是侯生的门客，从来没有做过公子的门客。不是公子的门客，又凭什么能让他竭尽死力来使用他呢？所以侯生一死，朱亥便决意行动了。古代君子看重把事情办成，急于兑现诺言，不过如此罢了。事情如果可以办成，诺言如果可以不失信，那么即使赴鼎镬也甘之如饴，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侯生本来凭智谋出奇，而我却特意把他列在节操正直一类，是因为他视死如归，不以报答恩德来成就事情为难。唉！像侯生这样的人，难道只是节操正直之士中的雄杰吗？即使做天子的大臣，也完全可以了。王章 治理京兆的人，前有赵广汉、张敞，后有三位王氏人物。所谓三王，就是王尊、王章、王骏。王骏是王阳的儿子。说王阳是孝子、王尊是忠臣，确实如此！王尊曾说愿以自身填塞金堤，于是停止住宿在庐舍，住在堤上。王章被王凤举荐，却没有专门依附王凤，反而说王凤不应该被任用，后来被王凤陷害，最终竟忘了自己贫困时与妻子同卧牛衣、相对流泪的情景，这是为什么呢？然而他起初与赵广汉一同办理霍氏之事，后来揣摩到皇上的意旨，径直带领兵吏进入霍氏宅门，搜查并攻破宅院，用斧头砍断门闩，这又很奇特。我认为王章值得敬重，班固讥讽他，是不对的。他虽然没有听从妻子的劝告而死，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两位贤者之一。唉！王章是贤者，有妻子有女儿，而且妻女也贤，这样的人是可以为之而死的。龚胜等 人们说西汉明白经术，东汉看重节义。依今天看来，西汉的节义为什么竟这样多呢？只是西汉正直有节操的人隐伏在下层，东汉正直有节操的人则在上层发愤抗争。隐伏在下层的人，本来是谋求免死，但有的仍免不了一死，有的甚至免不了全家同死；在上层发愤抗争的人，自知必死，是为了救同类免死，希望恶党不敢肆意妄为，可恶党终于肆虐，同类终于死亡，更何况自己一身一家呢？我由此看来，处在衰败动乱的时代，面对危亡的朝廷，无论在上层还是下层，都没有什么真正可取的办法。既然这样，也只有任其如此罢了。况且汉朝从孝安帝以后，国家本来应该灭亡了，但最终没有灭亡，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贤人充满朝廷，君子接连不断；老虎虽然张望逡巡，虎口却常常有人探入；蛟龙交战虽然受伤，但龙鳞屡屡被触逆，百折不回，九死也不后悔。李固、杜乔死了，又有李固、杜乔式的人接续起来，始终没有因为野外流血，玄黑、黄黑的可怖景象，和令人害怕的声势，就退缩下来。假如何进能够听从太后的话，不胡乱召来外兵讨伐宦官，那么袁绍、曹操即使强大，又凭什么借口而起兵呢？即使到了曹操这个老瞒专擅国政二十五年，他最终也不敢篡夺汉朝自立，那么孔融即使死了，他对于汉帝的帮助也实在太大了。杀死自己，对君主没有好处，但已经比老死在窗下强上万万倍了，何况还对君主有益呢？西汉的哀帝、平帝并没有严重失德，王莽却从容地以此为机会，装作聪明、假装廉洁来取得帝位。假使他始终谦恭下士，不改变汉家的旧制度，那么暗中移易、默默运转，人们将不会察觉。所以说虎豹在山中，藜藿便无人采食，并不是空话。我又由此看来，东汉诸贤在上层发愤抗争，并非出于不得已。处在上位本来可以，发愤抗争却未必可以。端正自己而不求别人，便能暗中消除他们邪僻的心；端正自己，外物自然会端正，便可以坐收那些不显露的好处，这才是好的。虽然如此，这一定要经过学习以后才能做到。世上学习以后才进入政界的人，能有几人呢？唉！不愤发就不启发，孔夫子曾说：‘杀身以成仁。’孟子也说：‘舍生而取义。’侍奉君主而献出自身，这是万世不变的法则。到了这种时候还不发愤，更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发愤呢？至于所谓‘明哲保身’，只是说不在那个职位上的人应当这样做，并不是说身居高位、享受厚禄的人也应当这样做。道学先生千万不要错引圣人的话来贻误后世，那就好了。朱穆

译范晔评论说：‘朱穆写《绝交论》，蔡邕认为这使他正直而孤立，于是他又作《正交》来扩大自己的志向。古代善于交友的人很少。汉朝兴起时称道王阳、禹贡、陈遵、张竦，中期有廉范、庆鸿、陈重、雷义。’范晔大概是在讥刺《绝交论》吧，这难道是懂得公叔写这篇文章的本意吗？何况荆轲、豫让，经历万世才出现一个，能够遇到尚且不可得，又怎么可以断绝交往呢？范晔的见识更加鄙陋了。况且弹冠结绶，彼此依靠时势，本来正是当今士人的弊病，范晔却偏偏把这种关系看成至交，可悲啊！这更足以说明世上根本没有真正的交友关系，不用等到断绝，它也自然已经断绝了。’ 不必断绝交情，交情自然会断绝。我与人交往的关系已经断绝，也就没有交情可以再断绝了。还有刘峻，把这件事广泛加以论述，值得欣喜。范晔没有看到他的文章。假如范晔还活着，一定会有所褒贬。他著书立说，只有嘴而没有眼睛。荆轲、豫让，千年才有一对；朱晖、朱穆，祖孙二人略微相同。范晔是什么人？他的胆子实在太大，没有见识，也没有品行，嘴里反复谈论利害。想要断绝交游，先断绝这个囚徒。伯宗、刘溉，还不值得结下深仇。范式、孔嵩 李先生说：‘看这两个人后来官位都做到刺史、郡守，那么他们此前的举动都是欺骗，不能同虞卿真正的节义相比。称他们为局骗之徒，不也是恰当的吗？然而这两个人也实在难以评价。假如他们确实像巨卿那样，那么即使是欺骗，我也甘愿奉他们为人。’ 田畴 陶渊明《拟古》说：‘辞别家门早早整备车马，既然要去，志向就不会终止。问你如今要到哪里去？不是经商，也不是从军。’听到这首诗的人，是田子春；他以节义成为士人中的雄杰。这个人早已死去，但乡里仍习染他的风尚。他活着时有高出世人的声名，死后声名流传无穷。不要学那些狂奔驰逐的人，正直地活在百年之中。由此看陶公这首诗，那么田子春始终效忠汉朝，也就可以知道了。他不接受爵禄，是有原因的。《李温陵集》卷十四 ●《李温陵集》卷十五 海虞后学顾大韶仲恭校订 读史二 ◆读史二 道学 有德行有事功的儒臣 武臣总论 贤将论 贼臣 外臣总论 ○道学 道存在于人身上，就像水存在于大地上一样。人寻求道，就像挖掘土地寻找水一样。既然如此，水没有不在土地中的地方，人没有不承载道理的，这一点已经很明白了。那么说水有不流动的，道有不传承的，可以吗？只是挖地的人，有的放弃水井而逃走，有的甘愿处在混浊污秽之中，终身见不到甘泉便停止了，这样的人是有的。然而得到泉水的人也已经很多了。那些说孟轲死后道统没有得到传承的人，实在是大错特错。正是这种说法出现以后，宋人才径直说濂洛关闽承接了孟氏的传承，并认为这才是懂得道理的话。唉！从秦到汉到唐，后来又到宋，中间经历晋以及五代，大约有一千数百年。如果说土地都不出泉水，那么人全都渴死了；如果说人全都不能得到道，那么人道就灭亡了。怎么能够长久存在于世呢？如果说道最终都沉没不见，混沌无闻，直到有宋才开始开辟，这才可以吗？为什么宋室反而越来越不振作，奄奄一息如将死之人，竟还不如那些被说成失去传承的人呢？喜欢自尊自大，只是树立旗帜，却不知道这是诋毁和诬陷，也太过分了。如今制造诽谤的话，诬陷伤害一家人，罪当诛杀。现在却用一句话诬蔑千百年来的君臣，那么不只是百姓没有道，臣子没有道，连君主也将没有道。一句话使千古以来的君臣都免不了遭受不合道义的诛责，如此诬蔑欺罔，假如圣王出现，按照反坐之刑，该当如何处置呢？难道可以这样轻易地说吗？我对此非常痛恨，所以不能不长声叹息。晚年空闲多了，本想洗刷千古以来的诽谤，但力量不足以完成一部完整的书。年老以后又喜爱读书，眼力已经耗尽，本来打算出游四方，向有道之人求正，每天听到过去未曾听到的道理，或许可以因此快意，但筋力又衰退了。出门更加困难，求教于人也不容易。唉！耳目没有收到什么功效，听闻见识更加狭窄。我虽然想评论古人，以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又哪里能够做到呢？姑且把平生所知道的人记录下来，分别编列，题作《有德之儒》。虽然他们师友传授的源流和次序不能详尽，只保存了十分之一，也应当足以说明道统没有断绝或续接，只是每个人都各自具备一只慧眼罢了。荀子 孟子 乐正子 文中子 谢良佐 荀子 荀子与孟子处在同一时代，两人的才华都很好，荀子的文章更加雄奇杰出，他施行主张也更加通达而不迂腐。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偏偏压抑荀子而推崇孟子？荀子中间也尊崇周公、孔子，但不是世俗所谓的尊崇；也排斥墨子，也批评诸子，但也不是世俗所谓的批评。因此说：荀子和孟子，唉，算是得到其道理了！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