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温陵集卷之十九

译舜喜欢询问，这已经很好了，但他又喜欢考察。喜欢考察是好的，但他所考察的又是极其浅近的话。说他喜欢询问，那么从四岳、九官、十二牧直到割草打柴的人、工匠、盲人乐师，没有不向他们询问的，这一点可以知道；但未必都是他所喜欢考察的。唯独街头巷尾的谈论、粗俗浅陋的乡野话语，最鄙俗、最浅近，是上位者不谈、君子不乐意听的东西，舜却偏偏喜欢考察它们。因此百姓的隐情没有听不到的，真情和虚伪没有看不清的；百姓喜欢什么、厌恶什么，都明白透彻。百姓之中所谓的善心和善言，就在这些浅近的话中，浅近的话怎么可以不考察呢？有人说：考察就不止于询问。回答说：喜欢考察就不止于喜欢询问。这样看来，圣人认为浅近的话是善的。既然唯独把浅近的话看作善，那么凡是不浅近的就一定是不善。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出自百姓之中，不符合百姓情感的愿望，所以认为它不善，认为它是恶；并不是像今天人们所说的妨碍政事、损害百姓的恶。既然知道它是恶，就隐藏起来弃置不用；既然知道它是善，就宣扬并举用它。圣人把中道施用于百姓，就是把隐藏恶、彰扬善这两端掌握好。把中道施用于百姓，是圣人没有预先设定的中道，而以百姓自身的中道为中道。百姓所希望的，上天一定会顺从，何况身居百姓之上而做天子的呢？上天树立君主，是为了百姓。舜只是日夜思考怎样采用百姓共同的中道，使他们没有一个失去自己所希望的东西，怎么能不惶惶不安而只考察浅近的话呢？浅近的话，就是切近百姓的话。考察言语只停留在浅近的话上，凭什么成就智慧？又凭什么成就大智慧？大概所谓“浅近”，说的是一时的民心，也就是千秋万代共同的人心，古今本来是一颗心；所谓“百姓之中”，说的是一个百姓心中的中道，也就是千千万万百姓心中的中道，天下本来是同一个百姓。大舜没有自己预先规定的中道，而以百姓心中的中道为中道；大舜没有自己预先规定的善，而以百姓浅近的话为善。因此，大舜并不是凭自己的智力，而是汇合天下、贯通古今来成就自己的智慧。智慧达到汇合天下、贯通古今的程度，这能叫小智慧吗？还是大智慧？自己应当明白。所以说：舜大概就是大智慧的人吧。刻意探求幽隐的人，是有智慧者想要超越自己的行为；故作怪异的人，是贤者想要超过常规。既然幽隐、怪异，自然与世俗不同，自然超出寻常之外，天下后世自然会有称道叙述他们的人。所以孔子说：“我不这样做，因为他们把心思用在没有必要用的地方，对百姓日常生活没有益处。”所谓日常生活，就是中庸。本来没有名声，又何必一定要有著述呢？然而天下的事情，如果没有名声，又有谁来称述？没有称述，又有谁来实行？所以君子虽然以学习道为事业，以遵循道为功劳，但既然没有显赫的名声，还能淡然不厌倦的人就少了。这又不免半途而废。所以孔子说：“我不能停止；用这个来自己学习，就不敢厌倦；用这个来教导别人，就不敢疲倦。”子贡希望停息，冉求自己给自己划定界限，我没有这样。我只是依循中庸罢了，遵循我未发时的中正，执守我不改变的常道。即使没有一个人称道我，直到避世而世人不知道我，我也不会因此自我悔恨而在半途中废弃。这是孔子的事情，但孔子不以此自居。所以又说：“只有圣人能够做到。”意思大概是说：“必须这样，然后才是君子能够依循中庸。”然而还不能因此就立刻责求一般君子。一定是圣人吧？所谓不是天下最精微的人，就不足以参与到这种境界中来；精微，就不会被隐晦怪异的事物所迷惑。不是天下最刚健的人，也不足以参与到这种境界中来；刚健，就不会半途而废。不是天下最神明的人，也不足以参与到这种境界中来；神明，就能出入于有无之间，窥见太初，从而能够先于天地而有所作为。这些道理虽然极其平常、极其简易，是百姓都能共同做到的，却不是圣人就绝对不可能做到，所以说：“只有圣人才能做到。” 既然说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就不必再说中庸是不可能做到的了。正因为中庸不可能做到，所以不是圣人就一定不能做到；圣人的能力，正在于能够做到常人不可能做到的事。如今天下的事情，凡是有可能容许我出力的，人没有不竭尽力量去做的。比如使天下的爵禄均平，辞让爵禄，踏向锋利的刀刃，这些都是世间第一等难以做到的事。然而，凭天下众人之力，能够使爵禄均平如一人所有；以天下之大来给予他，他却不屑接受，这固然困难，但还可以说他看重的只是自身。至于踏向锋利的刀刃，连生死都不顾，身体也已经置之度外了。仅凭这三件事，就可见天下没有做不到的人，也没有做不到的事；凡是稍微可以用力做到的，人们都争相勉力去做，正因为它们是可能做到的。至于中庸，它既费力又隐微；既然隐微，即使有神明般的眼睛也不能窥见其细微之处；它又显著，既然显著，即使有神明般的力量也无法阻止它。对此又能怎么办呢？所以说“不可能做到”。又说：“中庸大概是最高的境界了吧！百姓很少能够长久做到。”又说：“即使圣人，也有不能做到的事。”世人只知道百姓以及普通夫妇的不肖和不能做到，哪里知道圣人也有不能做到的地方呢？因此要告诉他们：不要以为圣人什么都能做到。按我所说，圣人所能做到的，只是普通夫妇和不肖之人也可以共同做到的事；不要把世间的普通夫妇看得太低。“与”这个字用得极妙。若说普通夫妇所不能做到的事，那么即使圣人也必定不能做到；不要把一切圣人看得过高。“虽”这个字用得更妙。大概道有最高境界，中庸就是道的最高境界；达到最高境界，就决不是凭智慧和力量勉强可以做到的，所以说没有什么能够承载它，也没有什么能够破坏它，上下都能明察。若说不只是圣人不能做到，即使天地也不能做到，那就是把它说到了极致；不把它说到极致，就会以为不只是普通夫妇可以共同做到，即使细微处的鸢鱼、明显处的飞跃，也都可以共同做到。由此看来，那些使天下爵禄均平、辞让爵禄、踏向锋刃的行为，不过都是竭尽力量所能做到的事，和鸢鱼一样，和普通夫妇相同，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这又哪里值得谈论呢？庄子说尘土、糟粕、秕糠都可以陶铸尧舜，难道是荒唐话吗？这正与先前所说尧舜的事业不过如一点浮云掠过眼前相合。

译圣人说：“说到认识，必定要说到实行，以显示认识必须落实在实行中，不能离开实行；说到实行，必定要说到认识，以显示实行不能离开认识。”又说：“道不能实行，我是知道原因的：聪明的人做过了头，愚笨的人又达不到，这是因为不明白道理，所以不能实行。道不能彰明，我是知道原因的：贤能的人做过了头，不肖的人又达不到，这是因为不能实行，所以不能彰明。”由此可知，认识和实行是相互依存的。那么，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宗旨，实际上就出自这里。世间一饮一食，没有不是如此的。虽然有美味佳肴，不亲自吃就不知道它的滋味；如果不是先实行，又从哪里能够认识呢？既然知道了它的滋味，怎么肯不去吃呢？只有两种人，坐在饭箩之中，却硬要装出聪明富贵的样子，以为这只是普通饭食；贫穷乞丐吃的东西，我怎么能吃？一心追求奇异珍味，可奇异之物最终又得不到，于是饿死了。这是一种人，就是所谓贤者、智者一类；他们也因为不实行，所以不能认识，因为不能认识，所以不肯实行，这是自己造成的过错，并不是饭食的罪过。另一种人，也坐在饭箩之中，妄以为里面留有毒物，宁可饿死，也不敢轻易尝试；这就叫极其愚昧、极其不肖。他们不认识，所以不实行；不实行，所以不认识，彼此相互蒙蔽。唉！假使没有这两种人，天下难道不就都是吃饱穿暖的人了吗？所以，中庸之道始终没有人实行、没有人明白，原因就在这里。圣人把能够选择中庸并牢牢记住、始终不失的人看作大贤上士；把选择了中庸却不能守满一个月的人，比作把人赶进罗网、捕获之具和陷阱中却不知道躲避，就像禽兽和贪生的人遇到死亡仍不顾一切。中庸究竟是什么呢？选择它并守住它就能生存，不知道选择并守住它，就会自行陷入死亡，难道不是荒谬吗？如今不知道中庸的人很多，他们为什么没有陷入陷阱呢？我实在想不明白。佛教动辄用生死来恐吓人，难道我们的圣人也谈生死吗？或许孔子十五岁便立志于学，五十岁还在学习《易》，正是说陷阱就在面前，应当思考怎样赶紧避开它吧？若不是这样戒慎恐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恐怕这个身体就无法摆脱苦难，所以才把它比作禽兽、比作贪夫、比作罗网、比作牢狱，使人早早依循中庸罢了。这并不是不合义理而把话说得过分，我实在不知道中庸是否可以使人免于死亡，因此写下来请教四方讲论道学的人。道本来并不远离人，却把远离人的东西当作道，因此不能同这种人谈道。由此可知，人就是道，道就是人；人的外面没有道，道的外面也没有人。所以君子用人来治理人，再也不敢用自己的标准去治理别人，因为人本来就能够自我治理。人能够自我治理，就不必等待禁令来制止他。若想用某种办法去制止他，却不能听任他自行治理，这就是伤害他。就像想用那一根树枝去替换这另一根树枝，表面很近，实际上很远；怎么能治理他，又哪里称得上是道呢？然而，之所以不能用人来治理人，是因为不能推己及人。所以说忠恕：中心为忠，就是自己不能容忍自己违背本心的真实诚意；像这样，把中心推及他人就是恕，就是自己不能容忍自己违背本心的最初念头。所谓“把自己不愿意的事施加给自己尚且不愿意，就不要把它施加给别人”，就是这个意思。“不愿意”是中心真实的情感；“不要施加”就是按照自己的内心推及别人。这样就自然能够用人来治理人，而不忍心拿着树枝去砍伐别人。忠恕不是道本身，却可以接近道，所以说“距离道不远”。道本身既没有别人，也没有自己，还用得着推己及人吗？既然还要推，就说明在道上仍然有一个自己，距离道还远，只是必须由此继续前进罢了。既然能够推己及人，实行我以强恕求道的功夫，就自然能够用人来治理人，自然达到无为而化的妙境。然而，世上又有不能推己及人的人，这是因为不知道反躬自省、自我责备的方法。所以孔子说：“君子的道，我孔丘还没有做到一件；历数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这些关系，我都说自己实在做不到，哪里敢责备别人呢？”求学的人既不知道平常的伦理关系本来很难完全做到，反而把圣人的话理解成过分谦逊，于是擅长责备别人，却不懂自我责备，陷入言行相违的过失而自己不知道，更何况还能推己及人、宽恕别人吗？他们不知道孔子说的是真实的话，所以不敢自满，只是每天勤勉努力，不敢放纵言论，只怕自己还有一点没有做到。这就是彼此照察，这就是谨慎笃实，这就是厚重真实。君子都是从一个念头返身自责的心开始做到这些的。因此内心平和宽恕，自然就有可以推及别人的基础。既然说用人来治理人，那么旁枝末节的教令、禁约全都不必使用圣人的强制手段，为什么又说要有修道的教化呢？回答说：修道就是教化，用人来治理人就是修道。《中庸》一书所讲的都是教化，都是担心人不知道道本来不离开人人、也不离开道，却偏要把远离人的东西当作道；这样一来，越修治反而越远离，越治理反而越不能治理，所以才说“道不远人”，要用人来治理人。然而，不知道道的人终究不能修道；不通过学习来认识人的人，终究不能治理人。有人说：如果这样，那么我和百姓都安然相处、彼此无事，岂不是天下大治的时代、无为政治的极致、垂衣而治的朝代吗？可是究竟怎样实行呢？百姓生活有欲望，没有君主就会混乱；强者欺凌众人，暴虐者压制能使社会安定的人。一天没有法度，一天就不能治理。即使以舜为君，端正自身面向南方而治，坐享无为，也一定要有九官、十二牧代替上天办理政务。如今怎么能说治理很容易呢？回答说：你只知道舜有九官、十二牧来代替上天办理政务，却不知道九官人才济济、彼此谦让，九官之臣也实行无为。禹掌管治水，三次经过家门都没有进去，听见孩子呱呱哭也不顾念孩子；那一年孩子八岁，禹能够顺应水势，疏导水流而不与水争地，顺其自然地办理事务，禹就是无为的。

译稷掌管教导农耕，顺应土地的优势，稷就是无为的。契掌管五教，恭敬地施行教化而以宽厚为本，契就是无为的。益掌管山林川泽的事务，能够使草木鸟兽都各得其所，益也就是无为的。唯独皋陶明定五刑，用来辅助五教，并说以刑罚制止犯罪，似乎不能免于残害百姓。如今看舜称赞皋陶说：“皋□广泛地培植德行，放置刑罚而不用，百姓都怀念他。”那么皋陶又有什么作为呢？由此看来，舜和他的群臣都安乐地享受无为之治；只有谈论四凶的人说舜远远比不上尧，这也很有道理。所以孔子把尧比作天，把舜称为君；称为君，就只是说他拥有天下，并不把他等同于天。如此广大无边，百姓无法用言语形容了。他们之间确实相差极远，就像天与深渊那样。如今看鲧被诛杀，实在没有道理。禹作为他的儿子，又有平治水土的巨大功劳；禹的功绩是万世永远赖以受益的。鲧的罪过，不过是九年治水而功绩没有完成。难道不能因为禹万世的功劳，就原谅鲧九年治水未成的功绩吗？尧既然能够从容地等待九年，舜难道不能替禹念及他的父亲吗？若不能，就是不合人情。然而这样看来，尧的教化确实深远。所以孔子说：“笃实恭敬，达到声音和气味都无从察觉，然后才算达到最高境界；然后才算是不显露的德行；然后才能用来刑正百官、使天下太平。” 如果仍然有声色形迹存在，那么即使说不上宏大，也只是末节罢了。这样才可以谈治理人的道理。因此，不显现而能彰明，关键在于不妄自发动；能够使人敬畏，关键在于不多言；能够使人信服，关键在于不靠赏赐；能够劝勉人，关键在于不发怒；能够形成威严，关键在于不显露；能够成为仪范法式，关键在于不以声色表现；能够教化百姓，则教化自然存在。这叫作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不是玄妙之学，也不是禅学，而是我们夫子所说的话。假如这些话出自我的口、进入你的耳朵，你们一定会笑骂叫喊，把它看作玄言禅语，认为不可以作为垂示教诲。有人说：你所说的用人来治理人，似乎有道理。但为什么从舜以下，孔子都不把他们称作无为而治呢？夏、商、周三代以来，有几个人明白这个宗旨，又凭什么能够治理呢？难道只是有些人的天资偶然与它相合吗？如今的学者整天谈论学问，为什么从来听不到他们谈到这里？我说，百世没有好的治理，千年没有真正的儒者，这两句话古人已经谈论得十分透彻了。只是谈论的人未必实行，实行的人未必明白；谈论和实行因此彼此错失，辜负了圣人的《学》《庸》等书。并不是完全没有人谈到这些。像汉高祖那样神圣，汉文帝那样明圣，实际上都暗合尧的作为，却未曾懂得学问。即使让那些极力求学问的人来做，又怎么能够赶得上他们呢？这叫作天性达到极高境界，聪明卓越非凡，是非常难得的遭遇。曹相国放下正堂来侍奉盖公，九年之后齐国安定；汲长孺身患疾病，居于内室，不毁坏一个炉子，七年之后淮阳政事清明；他们的天资接近于道，实行无为而得到治理，这不是学习所能增加的，也同样值得珍视。栽培或倾覆万物，上天一定根据它们的材质，更何况是人呢？强弱、众寡，它们的材质已经确定。强者是否归附弱者，弱者若不归附，强者必定兼并它；众者中少数是否归附多数，少数若不归附，多数就会吞并它。这是天道。即使是圣人，难道能够违背天道吗？如今你却凭强力欺凌众人，把暴虐作为法律所禁止的事情来治理，这就是违背天道的常理，反而助长材质之间的强弱差异；这就是所谓违逆人的本性，灾祸必定殃及自身。这样还能治理人吗？所以诚意十分可贵。诚意能够使人的好恶合乎天意，因此不能不懂得天。使自身真实诚敬也很重要；自身真实诚敬，就能使天与人归于一道，因此不能不懂得人。所以《大学》讲诚意，一定先讲致知；《中庸》讲诚身，一定先讲明善。善理明白了，自身自然诚实，成就自己、成就万物，随时施行都合宜，不需要借助外力。认识达到极致，意念自然诚实；该喜爱的喜爱，该厌恶的厌恶，到任何地方都自然而然地心安理得，不造作。因此想要治理人的人，必须先以懂得道、懂得人为根本；不懂得人而能够治理人的人，是很少的。从来没有不能治理别人却能够治理好自己的人。古人说不出门就能知道天下的事，不用从窗户缝里窥看就能看见星斗，这不是妄言。星斗高悬天空，不必窥视窗户就能看见；天下极其遥远，也不必走出门户就自然能够知晓。这就是说，近处未必不远，远处未尝不近；低处未必不高，高处也未尝不低。假如近处就是近处而不远，那只是真近，又何必取法于近呢？远处如果只是远处而不近，那只是空远，又有什么可贵呢？正因为近而又远，远而即近；低处又高，高处即低，这就是从近处、从低处开始的道理。它所说的是，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的远与近、高与低。如果果真有像四方上下那样不可改变的高低远近，那也不过只是四方上下而已，并不是用来讨论君子之道的。所以孔子引用《诗》之后，又用“父母其顺乎”作结。夫妇妻子的快乐、兄弟之间的和睦，本来并不是为了谋求使父母顺心；但父母自然顺心，那么道就有不必勉强实行便能达到、不必设阶梯便能升高的地方，读一读《诗》就可以知道。难道能说父母是远处，必须从兄弟、妻子这些近处逐步达到父母那里吗？这是不通的说法。又难道必须先使自己的妻子和谐，再使自己的兄弟和谐，然后才谋求使自己的父母顺心，按照次序一步步前进吗？这又是不通的说法。这就是从近处、从低处开始的道理。大意是说，近处可以通达远处，近处就是远处；君子的道从近处开始就足够了，不必穷极遥远之处；从低处开始就足够了，不必穷尽最高之处。记述者说，孔子不谈神，而《中庸》却极力讲鬼神之德的盛大。鬼神虽然看不见、听不见，却实实在在地充塞万物而无所遗漏，所以能够使天下人斋戒清明、穿戴盛装来承奉祭祀，急速奔走，手执豆笾；鬼神洋洋然仿佛就在祭品之上、就在人的左右，使人俨然如面对神明，肃然如同神明升降，而有时还仿佛可以看见它们。不见不闻，是极其微妙的；却能使天下历经万古的人自然畏敬、奉承，跪拜以行礼，祭祀以奉献，这就是它充塞万物而无所遗漏的证验，也显得十分明显。微妙而又显著，显著而实在微妙，鬼神所表现的德行，不是很盛大吗？所以《诗》说：“神的来临没有固定的方所。”既不可以凭私心揣度，仓促地认定神一定存在；而神的感应又如同回声一样迅速，自然又使人不能因为厌弃、不敬而断定神不存在。这样看来，鬼神确实不是虚妄，鬼神确实不是欺骗。孔子谈神就是这样；那些说孔子不谈神的人，只是记述者自己的说法。记录《鲁论语》的人又是什么人呢？多半出自曾子和有子的门人。神的作用深不可测，所以缓慢含混的言辞不足以穷尽神；鬼的情状难以知晓，所以直白显露的言辞不足以说明鬼。这些道理只有曾子听到过；即使有子，也不知道他究竟听到过还是没有听到过，又怎么能让他的门人弟子听到呢？又怎么能把这些不应当说给他们听的话说给他们听呢？所以，他们说孔子不谈神，本来就是合宜的。

译有人说：“鬼神之道幽深遥远，难以明白，不只是有子没有听到，连子路也没有听到。”季路询问侍奉鬼神的事，孔子没有直接谈鬼神，只告诉他说：“你还不能侍奉人，怎么能侍奉鬼呢？”那么，当时所谓的人，谁能超过孔子呢？孔子告诫人要端正名分，季路却只把孔子看作迂腐而不肯听从；这样看来，他不敬畏天命、轻慢大人、侮慢圣人言语，实在太过分了。这样的人哪里谈得上能够侍奉人呢？既然连人都不能侍奉，又怎么能侍奉鬼呢？这就是直截了当的话，其中并不是不谈侍奉鬼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人与鬼的道理是一致的，不能侍奉人，所以也不能侍奉鬼。那么，凡是不能侍奉鬼的人，就是虽然知道有鬼神，却不相信鬼神赫然临于上方、实在在于身旁；这样的人又哪里有能够侍奉人的道理呢？然而，如今所谓能够侍奉人的人，侍奉的其实是权势形势，并不是侍奉人。真正能够侍奉人的人，自然也能够侍奉鬼。因此，只有大圣人才能侍奉鬼，是因为大圣人能够真正侍奉人。如今看孔子说：“我如果有别的妨碍，不能参加祭祀，这就等于没有祭祀，这就是怠慢神明，我不敢这样做。”所以，祭祀祖先时祖先仿佛在面前，祭祀神明时神明仿佛在面前。《乡党》一篇所记载的圣人侍奉神明的事情，已经很详细了。即使是乡里人举行的驱傩仪式，鄙俗粗陋，圣人也一定穿着朝服前往，从东阶面对它，好像说：“这些事都有神明在其中，是乡里人用来祷告祭祀、祈求消灾的，怎么敢不敬重呢？”只是这种祭祀不宜太频繁，频繁了就会因烦扰神明而更加轻慢神明；也不宜亵渎，亵渎了就会因谄媚神明而更加轻慢神明。所以说：“敬重鬼神，却要远离它们。”只是春秋两季，才修整祖庙，陈列宗庙礼器，设置祭服，进献应时食物，大概是为了敬神，又怕烦扰神明。又说：“不是自己应当祭祀的鬼神却去祭祀，这是谄媚。”像鲁国举行郊祭、禘祭，季氏祭祀泰山，王孙贾想讨好灶神，都是谄媚，都是极大的不敬。神会享用这种祭祀吗？所以又说：“难道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吗？”林放懂得礼的根本，孔子非常推重他，因此用抑扬的语气这样说。意思是说，不能越分去求泰山之神；本来想求福，我恐怕反而会招来灾祸，那是万万不可的。这也不是把林放同泰山相比。由孔子这句话看来，泰山究竟有神还是没有神？如果没有神，祭祀它有什么益处？如果有神，难道可以任意祭祀吗？所以孔子说：“我若作战就能取胜，祭祀就能得到福佑。” 既然如此，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这个道理大概从天地生成以来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有这样的天地，就有这样的人神；有这样的世界，就有这样的贤人圣人；有贤人圣人，就有祭祀的典制。假使没有神圣之人，为什么要制定这些祭祀典制，留给万世呢？假使有一位圣人兴起，凭聪明才智在前代创立了它，后来一代代有千位圣人相继出现，难道竟没有一人看出它不可行吗？即使有人公开说它是惑乱世人、欺骗百姓的事，也正好说明并非人人都会苟同。为什么越经过后世君王，祭祀典制反而越完备呢？如今的学者一谈到鬼神，就认为是异端，是释、老之教；往小说觉得可耻，往大说就断定是狂妄。然而自从做官以来，一进入官府，就必先祭祀门神然后才敢进去；祭祀土地神之后才敢坐下；若不先在城隍庙斋戒住宿，仍写文告知城隍之神，就不敢立即坐在政事堂处理政务。于是从九卿、百官以下，直到郡守、县令等大小官员，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为什么偏偏没有一人说明这种做法不对？难道是因为毁掉神像后舍不得这些甘美醴酒的供品吗？还不只是这样，春秋两季的丁日，祭祀先圣先贤，以报答本源、返回根本，似乎还说得过去。至于山川、社稷之坛，风云雷雨之坛，以及祭祀无祀厉鬼之坛，从上元、清明一直到初秋霜降、冬寒阴气惨烈之时，没有不举行祭祀的。祭祀又必定遍及各里、各乡、各村、各社，难道不太烦琐吗？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如今的官员虽然不敢废止祭祀，但也不过是敷衍旧典罢了。不但在灌祭之后便没有什么可看的，甚至斜靠着身子临祭，神也会厌弃他们。哪里只是各坛如此？即使是孔子的言语，孩童时学习它，不过是为了取得功名富贵，而孔庙两庑成了马粪充斥的小巷，牌位旁成了厨房的木板，却漠然置之、不加理会，这样的人难道还能够侍奉人吗？其中有真正爱护百姓的人，洁净祭牲和醴酒，斋戒也十分严明，于是山川鬼神自然降下福佑，使灾祸化为祥瑞，厉鬼不作祟为害，年岁丰收，百姓一天天安宁。这些人反而讥笑他们，认为他们愚拙痴呆，讥称他们过于认真。然而这些人平日无事时轻慢神明、虐待百姓，稍有小病小灾就惊慌失措，求神问鬼，祷告祭祀一齐进行；即使是淫祠妖魔、祭祀典籍中没有记载的，也千方百计哀求。那些最相信神鬼的人，反而没有超过这些人的，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所以圣人的祭祀，是为了接受福佑；世人的祭祀，却招致灾祸，由此可知他们不能侍奉神明的缘故了。只有圣人能够侍奉神明，所以他们敬神专一。上天命令玄鸟降临而生下商族，这件事多么荒诞啊！可是圣人却认为这是最吉祥、最瑞应的事，把它写入经书而不删去。如果换作今天的人，一定会呕吐着把它丢弃。帝尧赐给良弼，傅说筑墙而容貌相似，这又多么荒诞不实啊！可是武丁立即把他当作至高的圣人、大贤人，任命他为相而不加疑问；如果换作今天的人，一定会接连上章弹劾，甚至以死相谏。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不懂得识人。不懂得识人，是由于不懂得天。所以说：“拿鬼神来验证而没有疑惑，这就是知天。”如果不是至诚如神的人，又有谁能知晓这些？所以又说：“神明能够预知未来”；又说：“推究事物的起始，返回考察事物的终结”，因此懂得死生的道理，懂得幽明的缘故，懂得鬼神的情状。这是一种真实道理的自然呈现，也是一片真诚而不可掩盖的心。这样看来，并不是荒诞，也不是欺诬。只是内心不够至诚，见识拘滞于凡近之事，于是感到奇怪而不相信，执意认为它荒诞、欺诬罢了。唉！坚持“没有鬼”的说法的人，最终被鬼拷问却不知道；提出“没有佛”论说的人，后来因为被妇人讥笑才醒悟。古今迷惑的人，大多都是这样。又哪里值得我费口舌呢？

译君子之所以没有向外追求的念头，是因为能够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之所以能够安于本位，是因为无论处在什么环境，都能从自身获得满足。如果不能从自身获得满足，就会轻视内在而看重外在，能够不向外追求的人是没有的。既然想向外追求，又怎么能够安于本位呢？所以君子的内心在于自得。如今处在贫贱地位，这是我一向就有的。一旦处在富贵地位，就把富贵看作仿佛一向拥有；然而只做富贵地位所允许做的事，看不出自己是从贫贱中来的。如今处在富贵地位，这是我一向就有的。一旦处在贫贱地位，就把贫贱看作仿佛一向拥有；然而只做贫贱地位所适宜做的事，完全看不出自己曾从富贵中来。处在患难、夷狄之地，也无不如此。平日安居无事，根本不知道有患难；突然处于患难之地，就把患难当作一向经历过的患难，与它相处而不觉得奇异。平日居住在中原，根本不知道有夷狄；突然进入夷狄之乡，就把与夷狄相处看作仿佛一向就是夷狄，起初也不知道自己是中原人。富贵、贫贱、患难、夷狄，都是所处的地位；把它们看作一向如此，就能变换地位而安处，自然没有向外追求的念头。富贵、贫贱、患难、夷狄，都是外在之物。外在之物不能进入内心，处在什么环境都能自得，自然没有离开本位另求境遇的想法。所以君子贵在能够自得。只要能够自得，又有什么地方不能去呢？处在上位、处在下位，处置自己、对待他人，都可以由此明白。有人说：古人把光阴比作百代的过客，又说人生如同寄居，何必有那么多忧愁？这是庄子所谓通达的境界。如今孔子说安于本位，步步都落在实际处，似乎与庄子的见解不同。我认为前代圣人和后世贤人都重视自得；他们自得的境界相同，所说的话自然没有不同。如果没有自得的妙处，把世界看作旅舍，也只是暂时的、如影随形的见解，是自我解脱的说法；把世界当作实地去践履，也只是暂时的意气刚强和好胜私心，并非孔子、庄子的本旨。如今看孔子把富贵看作浮云，岂只是把它看作旅舍？庄子在濠梁之上谈鱼之乐，把贫贱看作曳尾泥中的乌龟，他安于本位也已经达到极致。扶杖逍遥，与御风而行的逍遥有什么不同？说人生是百代过客吗？《人间世》讲顺应帝王，步步都是真实的践履，难道只有孔子教人安于本位吗？所以学习者必须得到圣贤自得的益处；只要能够自得，即使彼此不同，又有什么妨碍呢？哀公是一个小国的君主，又是一个昏庸软弱到了极点的君主，实在不值得同他谈论。即使他有所询问而应答，难道没有其他方便引导的话可说，却立刻把九经告诉他，把诚明告诉他吗？九经是从修身、尊贤、亲爱亲族推展开来，直到安抚远方之人、安定诸侯；诚明则详细讲到博学、审问、知天、知人，以至于一人能做到，便使百人、十人去做；自己做到千次，若做不到便不停止。这些都是圣人治理天下的功夫和事业，难道是哀公所能辨明的吗？我认为孔子并不是只告诉哀公，而是借此告诉弟子，正是教导天下万世所有做人君的人，只因哀公发问而把它说出来罢了。即使春秋时代的天下没有一人能够理解并实行，万世之后的天下难道终究没有一人能够理解并实行吗？孔子的教诲仍然存在。如今看《大学》一书，其中所说治理天下的道理已经完备。这些话都是自己发问、自己回答，自己唱起、自己应和，即使弟子也不必等他们发问便自行说出，何况因君主发问而说，难道还要说它是偶然有了开端吗？孔子怎么能自我停止呢？大体说来，圣人是千万世合起来成为一个人的人，所以当世没有机会施行，便施行于万世；不是世间普通一个人可以相比的。既然不能拿普通人来相比，又哪里能真正了解他呢？《大学》说古人想把光明的德性彰明于天下，我认为孔子是想把光明的德性彰明于万世。穷尽本性的道理，只有至诚的人能够做到。因为本性一旦穷尽，就彻底洞明，不留一丝尘垢。所以说穷尽本性；本性穷尽了，人的本性也穷尽，万物的本性也穷尽。为什么呢？因为人与万物同一性。若仍然看见有一个人与我相对，仍然看见有一物与我相对，就还不能说已经穷尽其性。本性穷尽了，化育万物的作用就在我身上，赞助天地的功用也由我参与。为什么呢？因为天地与我同一性。若化育不由我，赞助不由我，仍然不能说穷尽了本性。所以中和达到一致，天地便在我这里各得其位，万物便在我这里得到养育。唉，境界达到极点了，这不是空话。达到至诚，就没有事情可做了。还没有达到至诚时，一定有某种事物遮蔽它；一被遮蔽就不明亮，也免不了自欺。所以必须做到格物、致知，然后意念才诚。这就是《大学》讲格物的原因。诚还没有达到时，一定有某种事物阻遏它；一被阻遏就不直通，不能流通。所以必须致力于推究曲折微细之处，然后诚才能达到。这就是《中庸》讲致曲的原因。致力于曲折微细之处，就能疏通畅达、直达本源，诚自然存在。诚一旦显形，就不可阻遏；显形之后便显著，自然日益彰明；显著之后便明亮，终于光明显耀。然而显形时仍滞留在形象中，滞留便还没有活动起来；显著时仍然拘着于影迹，拘着便还没有变化通达；明亮时还似乎有光景可见，有光景便还有痕迹未融，诚仍然没有达到化境。达到化境，才可以说是至诚。所以说：“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化育万物。”只要有合宜的人，政事就能兴举，所以说人道在于敏于政事；人道在于敏于政事，所以治理政事关键在于用人。因此一定要敬重大臣，一定要体察群臣，一定要知道尊重贤人。懂得尊重贤人，自然就知道谁是应当敬重的大臣，谁是应当体察的群臣。等级和差等难道还会不清楚吗？但怎样知道谁是贤人呢？大概选用人才的根本在于自身，所以必须先修养自身，把它作为选用人才的根本。自身又应当怎样修养呢？

译要用天下共同遵行的五种达道来修养。道又应当怎样修养？要用我自身的三种达德中的仁来修养。仁并不是别的，就是反过来从自身寻求，眼前这个人便是仁。所以说：“仁就是人。”因此想修身，就不能不知道人。而仁的发端，没有比亲爱亲族更大的；有了人就有义，而义的作用，没有比尊重贤人更大的。这样，修身就是实行仁，尊贤就是实行义，本来都不在外部。有人就一定有礼，而礼的施行就是尊亲有序、亲贤有等级，也不在外部。仁就是眼前这个人，所以君子固然不能不知人，并且要把它表现为义、发用为礼。义实际上是上天的制度，礼实际上是上天的常经。因此君子尤其不能不知道天。既知人又知天，修身和选用人才的根本就预先具备了。修身以后能够顺从亲长，由此可知；选用人才以后能够尊贤、敬重大臣、体察群臣，也由此可知。由此推及爱护百姓、招来百工、安抚远人、安定诸侯，用来治理天下，哪里有容易而又容易的事呢？所以说：“治理政事在于用人。”选用人才以自身为根本，修身以道为依据，修道以仁为根本；而仁就是人，义和礼就是天。天从来没有不为人的一面，人从来没有不合于天的一面。所以懂得天、懂得人，修身以后自然就能选用人才。唉，道理已经说尽了！下文讲天道、人道，都说到知天知人以修身的事，所以详细说明。大概不担心他不能治理政事，而担心他不能选用人才；不担心他不能选用人才，而担心他不能修身。想要知人，不能不知道天；而天道不勉强、不思虑，自然而然地合于中正，这就是所谓诚。想要知天，又不能不知道人；而人道必须详细选择这种不勉强、不思虑、自然而然合于中正的善，并牢牢守持，不敢失去，这就是所谓使自己达到诚。所以，诚本来就自然如此，这叫至善，因此称它为天；使自己达到诚，就是使自己符合其自然，这叫选择善，因此称它为人。所以道以诚为最高境界，学习以思考如何达到诚为功夫。天本来从来没有不成全人的一面，也从来没有不合于天的一面；我去使自己达到诚，也就是成为诚者，修身的事就完成了。难道另有别的修养功夫吗？我自身就有天，只是由我自己去认识它；我自身就有人，只是由我自己去认识它。只是一诚，只是一善罢了。所以中间两处说到实行它，都是指这个诚、这个善。善就是诚，诚就是善，是一个真实的道理，没有比它更高的了。从它真实不虚来说叫诚，从万物不能超过它来说叫善，其实仍是同一个东西。所以接着说“明善诚身”，最后说“择善固执”。明白之后还要有所选择，选择之后就没有不明白的地方。然而善又怎样选择呢？下文“博学”五句，正是选择善、使自己达到诚的功夫。如今看来，孔子常常教人博学，颜子也常常从事于此。但学习者只知道一味广博，却不知道反过来归于简约；只有颜子懂得孔子善于诱导，在博学之中选择中庸，于是得到一个善罢了。所谓博学，就是从早到晚，凡眼睛所看见的、耳朵所听到的、口所说的、身体所接触的、脚所踩踏的、手所拿持的，以及一切五伦交往、应酬、处事，哪一样不是学习？没有一样不是学习，那么没有一样不是□□；无论到哪里都有文理，无论到哪里都广博，所以叫博文。然而已经广博了，归约在哪里？已经详尽了，归于唯一又在哪里？我又从哪里去选择并坚守它呢？不就近向明师良友仔细询问，是不行的。说“审问”，就可知不是泛泛地问。既已询问、审察，得到疑与信相互参证的契机，再退回来思考，才算有了根基。然而思考又不能不谨慎。不谨慎，就会思虑向外驰散，这叫向外奔逐，不是通达幽微的思考；不谨慎，就会苦苦思索，这叫劳累心志，不是无所执着之思的本旨。必须谨慎思考，弄清事物所以来回往复的道理，然后辨析而明白它，再到有道之人那里求正，也差不多可以达到所谓不思不勉的境界。这就是反约的功夫、明善的学问。能够笃实地实行它，即使有人一天做到一次，或一个月做到一次，也不只是够了而已，所以又说：“笃实地实行它。天生就知道的人做到一次，后天学习才知道的人，即使做到一百次也不推辞；天生就知道的人做到十次，困顿后才知道的人，即使做到一千次也不辞劳，必须真正得到才停止，得不到便不停止。”果真能够这样笃行，即使愚笨也一定会明白，何况不是愚笨的人呢？即使柔弱也一定会变得刚强，何况不是柔弱的人呢？所以一定要笃行。这是审问、慎思、明辨的功夫，务必得到一个善才停止；尤其是选择善、使自己达到诚的最紧要之处，所以以笃行作结。这只有颜子能够做到；像由、赐这些人，并非不经过审问、慎思、明辨，只是对所谓唯一的道理还恍惚不明，实行起来又不够用力，因此不能坚持一个月，不能诚恳地把它牢记在心而不失去。不是不能牢记在心的罪过，而是没有看见确实可以守持的实际内容，便自以为满足的罪过；也不是不能坚持一个月的罪过，而是还没有真正得到就自以为已经得到，不肯笃实而努力实行，以求获得真实结果的罪过。真正得到就是诚，诚就是实际得到的意思。既然已经实际得到，又何必还要守持？如果还要等待守持、等待固执，那就不是真正得到，这种状态就是极不诚。这不是诚，也不是天道。至于博文的意义，百姓都在使用它，普通人都能做到，愚夫愚妇也共同遵行。谁不学习？谁能离开它而不广博呢？没有德行却制作礼乐，是愚昧而喜欢自作主张；没有地位却制作礼乐，是卑贱而喜欢擅自专断。有德行、有地位，却不合时宜地制作礼乐，是生在今天的时代，却反过来恢复古代的道路。自作主张、擅自专断，生在今天却反古，这样做而灾祸不殃及自身的，从来没有。讨论礼制、制定制度、考订文字，这是王者的礼乐，是有德、有时、有位的天子所制作的。如果不是这样的天子，却想讨论礼制、制定制度、考订文字来兴起礼乐，能行吗？试看今天的天下，现任君王的制作还存在，百姓的信从也没有改变。因此车辆要车轨相同，没有人敢擅自改制度；文字要同文，没有人敢擅自考订文字；行为要合于伦常，没有人敢擅自制定礼制。所以即使有地位，如果没有德行，也不敢制作礼乐。由此可见，统治天下的人，首先看重德行。即使有德行，如果没有地位，也不敢制作礼乐。由此可见，统治天下的人又看重地位。有德、有位却不合时宜，夏、殷就是这样。如今所采用的是周礼。我不遵从周礼，又遵从谁呢？由此可见，统治天下的人尤其看重时宜。所以说：“统治天下有三件最重要的事。”

译具备这三件最重要的事，然后考订仪礼、制定制度、考察文字来制作礼乐，就不会有自作主张、擅自专断、生在今天却反古而灾祸不及自身的事情，过失也会少得多。所以又反复说明说：上等的情况是有德、有位却不合时，这是没有凭证；没有凭证就不能取信，不能取信，百姓就不会跟从。三件重要之事缺少其中一件，因此不可行。下等的情况是有德却没有地位和时机，这是不受尊重；不受尊重就不能取信，不能取信，百姓就不会跟从。三件重要之事缺少两件，就更不可行。所以君子的道路，以自身为根本，说明自己有德；再以百姓为凭证，百姓信任并跟从，说明自己有地位且合时。这样三件重要之事都在我身上，难道只能少犯过错吗？还将看到考察三王而不错误，虽然三王也不能违背时宜；建立制度合于天地而不悖逆，虽然天地也不能违背时宜；拿它质问鬼神，鬼神也不会疑惑，这是我不能违背时宜的论说；用它等待百世，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会疑惑，这是我不能违背时宜的话。既然如此，时宜啊，时宜啊，本来就是圣王独自看重的事。以孔子这样的圣人，如果不合时宜，又怎能停止呢？我们的孔子又怎能不反复详细说明呢？不过，像孔子这样的人，又哪里是时和位所能限制的呢？假使时和位能够限制孔子，那么孔子也不过与千古帝王、百世圣人相等罢了。他哪里称得上比尧舜更贤、是有生民以来从未有过的人呢？所以孔子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孔子自己也说过。比如说：“拿鬼神来验证而没有疑惑，这是知天；等待百世之后的圣人来判断而不迷惑，这是知人。”学习就是为了知天、知人；既然万古只有一个天，万古只有一种人，这就叫万世如同一时。连天也不敢违背它，又何必等待某个时代呢？这就叫万世成为一片土地，人人都共同承载它，又哪里还有所谓地位的限制呢？所以只要不动，一动便成为历世天下的道路，哪里只是合于当世？只要不说，一说便成为历世天下的法则，哪里只是合于当世？只要不行动，一行动便成为历世天下的准则，哪里只是合于当世？近处千百年中服膺它而不厌倦的人，谁不是这样？远至万亿年，仰望它、兴起而想追随却无法做到，内心不服的人又是谁？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没有哪个时代不适合；也可以看出，时代不能违背我们的孔子。孔子虽然借此称说君子，其实大概是在自称。那些普通君子，又哪里能这样呢？如今看孔子，他果然已经成为历世天下的道路、历世天下的法则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孔子的话，确实像符契一样彼此相合。所以又引用诗来说明自己。君子怎么能够不顺应时宜呢？一定要达到至圣才行！达到至圣，聪明睿智都已经具备，即使不曾亲自临民，也足以有临民的资格；宽裕、温柔等德性都已具备，即使不曾容纳万物，也自然足以包容万物。既有持守、敬慎、分别之德。大概这些德性蕴涵起来，就是广大深厚如渊泉的德；在适当时机发用出来，就成为使人无不喜悦、无不敬重、无不信服的施行。对圣人来说，所谓时，不过是适时把德性发用出来而已，又何必等待什么时机呢？何况有没有地位呢？因此声名洋溢于中国，施及蛮貃；凡舟车所到、人力所能通达之处，凡天所覆盖、地所承载之处，凡日月所照、霜露所降之处，所有有血气、能存活的生物，没有不把他像天地一样尊崇、像父母一样亲近。所以说与天相配。如今看我们的孔子，谁不尊敬他？谁不亲近他？从今以后直到万亿年，他的尊敬和亲爱只会增加而不会衰减。哪里是当时的王者所能相比的：在位时就尊敬他，过去了便停止；在位时就亲近他，过去了便停止？又哪里能凭一个人的身体，联合中国、蛮貃，以及舟车、人力所到所通、天地所覆所载、日月霜露所照所降的全部地方呢？因此孔子的恩泽真是深远而广大啊！孔子的话说到这里，又像符契一样相合。所以称他为至圣。我认为千古以来可以称为至圣的，就是孔子。孔子虽然把这个称号推给至圣，其实大概是在自我期许。孔子的意思是说：如今天下万世都尊奉他为天、亲近他如同父亲，这是没有疑问的。然而若要他们真正知道他为什么值得尊敬、值得亲近，却还没有做到。为什么呢？因为人达到至圣的境界，实在不容易被了解。为什么呢？至圣就是至诚。所以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经营治理天下的大经，树立天下的大本，知晓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经营大经，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仁字。人们只看见他深厚恳切的仁，却从未看见他有所依凭于仁。树立大本，归根结底就是深渊。人们只看见他的深厚深邃，却从未看见他有所依凭于深渊。知晓化育，归根结底就是天。人们又只看见他的广大如天，却从未看见他有所依凭于天。这就叫至诚的真实：经营大经真实，树立根本真实，知晓化育真实。知晓化育，根本自然树立；根本树立，大经自然贯通。如果不是确实聪明圣智、通达天德的人，谁能知道这些呢？大概只有至诚的人才能知道天下的至圣，只有至圣的人才能知道天下的至诚。必定要有孔子这样的人，之后才能真正知道孔子，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孔子在当时，即使对于子路的刚强，也常常叹息说：“懂得德的人太少了。”即使对于子贡的聪颖，孔子也一定对他说：“没有人了解我。” 偏偏只有颜回一人又不幸短命，于是孔子已经没有被当时的人真正了解。何况万世之后呢？即使万世尊他如天、亲他如父，恭敬奉事他，把他作为万世的宗师，孔子也不会以此为善，不会以此为乐，也不会享受这种待遇。唉，这本来正是孔子成为至圣的原因。有子说礼的作用以和为贵，说得非常对。假使礼不是出于和，就会成为强制；世间若不是合乎中节的和，就是天下共同遵行的道，哪里值得珍贵呢？又哪里称得上美呢？正因为有和，百姓都能采用它，万世都能共同遵行，自然没有不可实行的道理。那些有时受到阻碍而不能实行的，并不是和的过错，而是不懂得和的过错。如今如果说：只知道和而讲求和，却不用礼来节制它，因此也不可实行。这样一来，和反而不如礼，和也不足以称美、称贵了。为什么呢？因为必须等待礼来节制它。和还要借助礼来节制，然后才能合乎节度而成为和，那么应当说“和的作用以礼为贵”才对。为什么偏偏说和可贵？所以我说：这不是有子的话，而是有子的弟子的话。

译子贡想取消告朔时供奉的活羊，并不是爱惜羊，而是痛惜当时的君主废弃礼制。孔子不想取消告朔的活羊，并不是不爱惜羊，而是希望当时的君主能够恢复礼制。全靠圣贤彼此阐发其中的意义，并把它写在书中，使天下人知道告朔之礼不应废除，也知道告朔之礼应当恢复，这就是《春秋》的旨意。我由此知道圣贤爱惜礼制之深。如今如果只拘泥于孔子的话，认为子贡只是爱羊而不爱礼，那么圣贤的本意就被荒废了。孔子对太师谈音乐的理解，说的只是声音、仪容和节奏之间的事情，这有什么难懂的呢？难道孔子是故意这样告诉他的吗？可以说：“这正是所谓音乐中可以理解的部分。”所以说，音乐有可知的一面。音乐开始演奏时，聚合和谐；放开之后，纯正、明晰、连绵不绝，于是音乐便完成了。这是太师所能理解的。至于不可知的部分，则超出声音、仪容和节奏之外，能够使神人与人和谐、使上下相协，能够使凤凰来仪、百兽起舞。正如季札所说：“如同上天没有什么不覆盖，如同大地没有什么不承载。”孔子所说“没想到音乐竟达到这样的境界”，“听了它，三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这些应当由太师自己领会，并不是孔子能够用言语告诉他的。这就是所谓音乐中不可知的部分。舜称赞禹说：“能够勤勉于国家，能够节俭于家庭。”由此可知，古代圣人谈勤勉、节俭，没有超过这句话的。如今看禹所说：“我乘着四种交通工具，沿着山势砍削树木。”以帝王之臣的尊贵身份，跋涉九州，随着山势砍树开路，大到乘车，小到骑马，没有什么不能用的。水路就用木头造船，陆路就用木头制成鞋；下山时前高后低，上山时前低后高。经书说他手脚长满老茧，不辞劳苦。史书称他的肢体焦枯，最终受到风寒暑湿的侵害，死后葬在会稽山。当时称赞禹，本来是因为他的节俭；而责难禹，也认为他过于节俭，不可以用来垂示后世。所以孔子唯独用“无间然”来称赞他，意思仿佛是说：“像禹这样节俭勤勉，我实在没有什么可批评的地方。”“无间然”是说没有可以议论的缝隙。竟敢拿这些来议论禹，是什么心肠呢？所以孔子再说“无间然”，用来深切解释它。饮食简朴，这是他的节俭；但对鬼神极尽孝敬，祭祀极其丰盛洁净，就不是节俭。衣服粗劣，这是他的节俭；但使黻冕极其精美，祭服极其洁净精致，就不是节俭。宫室低矮简陋，这是他的节俭；但他竭尽力量修治沟渠水道，使每一份财物、每一点劳力都用于百姓，没有一丝一毫不是用在百姓身上的，这就不是节俭。他舍弃自己的饮食、衣服、宫室，凡是供养自身的东西没有一样不简薄，却只知道敬神和爱民，像这样，难道还可以用节俭来责难他吗？所以又说“我没有什么可批评的地方”，来深切赞美他。禹的学说后来传承下来成为墨翟的学说；墨翟与孔子同时，当时天下都重视他。所以有人称说：“孔子称赞禹，对于墨翟的节俭也不敢斥责为错误，大概是相信他的传承有来由。”如今墨子的书都在，有人能够取来读它，理解他反对音乐的意义，那么治理天下的办法就完备了。确实可以用来平定天下、使四海均平。虽然所用的方法各不相同，只要能够达到太平，又何必拘泥于一种办法呢？孟子用“无父”来斥责他，过分了。这其实是在斥责禹。禹三次经过家门却不进去，这是极其不顾父亲，为什么不斥责他呢？人与禽兽完全不同。孟子为什么只说相差很少呢？因为禽兽虽然与人属于不同类别，但也有良知，也有本能；也知道贪生，也知道怕死，也知道畏惧刑法，哪里有一点与人不同？只是完全不知道廉耻是值得憎恶的罢了。人则一定有羞恶之心，这就是人稍微不同于禽兽之处，人正是依靠这一点。除了说相差很少，还能怎么说呢？人所依靠的，正因为有这一点差异，所以可以凭此把自己同禽兽区别开来；人所担忧的，又因为这点差异不过很少，所以也容易随即堕入禽兽之中。因此普通百姓不知道这点差异值得畏惧，便抛弃它而进入禽兽的行列；只有君子知道要依靠这点差异，总是戒惧警醒地保存它，于是使自己不同于禽兽一类。所以说“相差很少”，正是要显示其中有极大的可畏之处，同时也有极大的可喜之处。像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都是保存这点差异的人，这就是所谓君子。难道他们起初真的就与禽兽不同吗？也不过是保存了它罢了。保存它起初并没有难事，区别只在这一点点；但最终一个成为圣贤，一个成为禽兽，差距就像天渊一样悬殊。唉，难道可以不保存它吗？至于我，是私下接受孔子之道的人；我大概也能幸免于归入禽兽一类吧？这就是孟子的志向。《李温陵集》卷十九。●《李温陵集》卷之二十。海虞后学顾大韶仲恭校订。诗。四言长篇。五言、七言长篇。五言四句。六言四句。七言四句。五言八句。七言八句。◆四言长篇。读书乐。○读书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