蠧斋铅刀编卷二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蠹斋铅刀编》卷二十二，宋周孚撰，《策问》。问：考察官员以功绩，依据功劳赐给车服，这是古代的制度。可是，在天下太平的时代，官员有固定的职务，职务有固定的职责，臣下能够尽到本职也就够了。如果一定要人人都责求功绩，有了功绩便加以赏赐，那么官职先后之间，天天更换、月月变动，只求在本职之外建立功劳，对于政事未见得有帮助，而弊害却多得不可胜言。这就是王成的欺骗能够在汉代得逞的原因。况且还有疑问：世人所说的功劳，不过是治理财政使财富增加，整顿军队使其精锐，职务修治而弊端断绝罢了。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开元年间，像张守珪、牛仙客这样的人，也应当做宰相了。可是张九龄竭力认为不可以，这是为什么呢？想要使在位者都积极办事、趋向功业，而不是为了求功而制造事端，使像王成这样的人不能欺骗朝廷，使张守珪、牛仙客这样的人不能得到亲近。推究张九龄所说的话，想求得与古代制度相合，应该采用什么办法才能做到？如今朝廷正要依据功绩选用人才，请诸位详细陈述。问：圣人的内心，不应当有所偏党。颜子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孔子认为他贤能；长沮、桀溺隐居而不肯出仕，难道是无意于世吗？颜子起初并没有显出与他们不同的地方，孔子却唯独不赞同他们，这是为什么呢？况且他们所处的时代相同，所采取的处世方式也相同，一个受到肯定，一个受到否定，学者将以什么作为判断标准？有人说：‘这三个人本来就是隐居而行为怪异的人，所以得罪了圣人。’然而如今考察孔子和子路的言论，大概只不过是说世道不可逃避，仕进不可废弃，并没有一句话说他们行为怪异。这种说法可信吗？大道废弃而隐居，是天下共同的现象。对门人就加以取用，对其他人却加以非难，圣人难道也有偏党吗？请诸位把其中的区别详细说明。问：凭借德行施行仁政的人成为王，凭借武力假借仁义的人成为霸，这是孟轲的话。后来谈论王道、霸道的人，没有不以此作为折中标准的。如今考察起来，武力和德行相当，武王正是凭此剪除商朝；大国畏惧他的武力，小国感怀他的德行，这又是文王使诸侯服从的原因。若认为不是这样，只要看《皇矣》这首诗，周人讨伐崇国时也没有留下余力，更何况牧野之战，血流得足以漂起杵棒呢？这样看来，德行确实受制于武力。难道文王、武王建立周朝时还没有达到纯粹的王道，其中夹杂着霸道吗？还是《诗》《书》夸大了一时的功业才如此呢？如果都不是，那么孟轲的话就是错误的。有人说：孟轲这样说，是为了警戒那些依仗武力而废弃德行的人。可是立论用来警戒世人，总要使人相信它；考察古事而与它不合，施用于当今又不合适，他又凭什么相信自己的说法呢？孟轲和《诗》《书》所说的内容，一定有能够解释清楚的人。请诸位详细陈述。问：用军队抵御祸乱，即使圣人也不敢废弃。战国的祸乱已经到了极点，孟子用儒道游说齐、梁的君主，而他说的只是：‘使百姓拥有固定的产业，不要耽误他们的农时，推广学校教育，使壮年人利用闲暇修习孝悌忠信。’这岂不是缓慢而不切实际吗？当时秦国把诸侯看得如同老虎看肉一般，诸侯没有一年不奔走应战，而孟子的话，其功效却往往要在一代以后才显现。即使诸侯能够采用，秦国也不会容许他们这样做。只怕政令还没有来得及施行，秦兵已经逼近他们的国都了。况且苏秦合纵，才一年时间，秦国就派犀首击败了它，何况孟子的言论呢？喜爱仁义的空名，却忘记侵凌的实际祸患，这就是徐偃王灭亡的原因。孟子竟然忍心这样做，世人说儒者迂腐疏阔、不适合实用，难道孟子也属于世人所说的那种儒者吗？我猜想他的策略一定有办法使我们的政令得以施行而秦国不加忌惮，即使秦兵到来，也没有办法伤害我们，只是世人还没有听说罢了。希望诸位推究并阐明它。问：学习的目的在于通晓天下事务；学习却不能通晓天下事务，古人称之为腐儒，不值得称道。然而汉代的董生，在当时的儒者中可以说是杰出人物。他所陈述的三条对策，纯粹出于正道，但后来的评论者却说它缓慢而不切实际，难道只有董生如此吗？辕固、申公是守持儒术而不改变的人。如今考察传记，他们也没有一句话涉及世事。他们采择当代的利害，考察古代的得失，文章灿然成篇、可以施行的，只有贾谊、鼂错才是这样。然而评论者认为那是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却不称他们为儒者。难道所谓儒者都迂缓而不适用，凡是适合实用的人，都必须辅以刑名、功利之学才行吗？诸位以儒者自称，而朝廷正以有用的学问期待诸位。诸位将要守持儒者的事业，做董生、辕固、申公那样的人吗？还是将以迂缓为戒、以适用为急，做贾谊、鼂错那样的人吗？如果拘泥不变，那么即使有言论，也未必对国家有益；如果另有其他方法辅助自己，虽然说是有用，君子又不会赞同。诸位将怎样避免这两种弊病，有司愿意听闻。问：上古盛世，百官都能修治政事、辅佐君主，以同一的德行侍奉君上，这些情况如今《诗》《书》记载得很详细。因此，从百揆各得其序推及天下万国的贤能，都共同成为帝王的臣子；从《召南》中大夫节俭正直的品德推及周朝所有士人，所谓‘不显赫却能世代相传’，大概就是人才盛多到这种程度。所以‘明良’之歌、《棫朴》之诗流传到今天，成为后世的法则。恭敬地想来，主上知人善任的明智与舜相同，能够安定自己的心志与文王相同；以自身作为法度，以言语作为准绳，来表率群臣。凡是朝廷内外的臣子，任用他们从未不让他们充分发挥才干，待遇他们也从未不尽到礼数。其中有善行的人，即使细小的优点也一定记录；有功劳的人，即使官职九迁也毫不吝惜。这本应使他们专心一意，保卫治理王室。可是竟有并非如此的人，卖弄智巧、专擅权力，已经表现在告诫训饬的诏旨中；礼义廉耻松弛而不能树立，也见于近臣的奏疏；近来又把荒诞、欺谩、诡诈、奇异的言论列入谏官、御史的奏章中。君上用来察照百官的方式，与古代帝王原本没有不同。可是古代人才如此盛多，而如今之世却有人怀藏私心、只图便利，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这是什么原因呢？即使如此，先王的治理，是用道德使人向善而受到感化；

译用政令使人改正。政令不能施行，刑罚就会产生。所以商汤制定官刑，用来警戒在位者，并不只是亲自触犯禁令的人有罪；辅佐他的人如果不能替他防止、匡正，那么所受的刑罚仍然如同墨刑，可见严厉到了这种程度。难道是君上亲自行教化已经达到极致，却不忍心施行纠正百官的刑罚吗？舜和文王时代没有听说有这样的刑罚，而百官同样治理得很好，又是为什么呢？大概是要使在位者承受君上的美德，洗涤自己的心灵，同心敬慎、协力恭敬，以符合天子委任他们的心意；不借助商汤的刑罚，而使百官互相师法，人才济济，都如同舜、文王时代，那一定另有一套办法。希望诸位推究它的根本。问：用文章辞采选拔士人，隋、唐都是如此；但要弥补其中的缺陷，使它归于正道，没有像本朝这样做得好的。过去天圣、明道年间的文章曾经出现弊病，所以庆历年间制定制度，把策论提升到诗赋、诸经之上，使宏博之才不再有沉沦困滞的叹息。熙宁、元丰年间的文章又曾出现弊病，所以元祐年间制定制度，以四场考试的优劣作为取舍、升降的区别，使专门之学不能凭自己的长处压倒别人。这两种办法，都是弥补文章的弊病、使它不失正道的策略。近年以来，士人把剽窃割裂、短促破碎当作学问，已经违背朝廷设置科举的本意。近臣把此事作为建议，并且分条陈述改革办法献上，皇上很重视此事，正准备进一步议论。请问诸位，今天的文章陷入弊病，原因是什么？使它返回正道，应当采用什么办法？庆历年间升降名次的次序、元祐年间取舍的制度，不知道还可以举而实行吗？还是应当舍弃这些而另立法制？这些问题，诸位已经熟悉研究了，希望详细陈述。《蠹斋铅刀编》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蠹斋铅刀编》卷二十三。宋，周孚撰。《记》。《焦山普济禅院僧堂记》【癸巳】天下的事情，本来就有不是世俗智慧所能测度的。人的常情，没有不吝惜钱财、不愿施舍的；兴建土木工程，即使官府也往往感到困难。官府对百姓，除了常规赋税之外，只要多征收一丝一毫，百姓无不在言辞和脸色上表现出愤懑。有所兴建时，即使按日限督促他们出力，尚且有时不能办成。这两种情形，是世俗智慧所能推测的。至于佛教徒却不是这样。天下百姓，十家中有九家奉事佛教。贫穷的人连破衣薄食都不能满足，可是一听说要向佛施舍，往往还要借贷来表示自己的心意。年老衰迈的人，自己奉养生活尚且有舍不得的地方，却拿出来供养僧人，只怕僧人不肯接受。正因为如此，郡县之间，高大的栋梁、深邃的屋宇隐约相望。总计其中的工程和费用，官府的力量有时反而自愧不如。这难道是世俗智慧所能测度的吗？正因为世俗智慧不能测度，所以我认为一定有不是人力所能造成却能成就的力量，只是世人没有察觉。润州的焦山普济禅院，我自成年以后就曾前往，查看它的僧房、斋宫、厨房和浴室，没有一样不完备；唯独僧堂低矮狭窄，不能容纳一百人。寺中众人把这看作忧患，到如今已经二十年了。历任住持共有五人，最终都不能有所增建。如今长老定圜来主持此院，知道僧众对这里不安，于是选派他的弟子普安，让他经营此事。他从袋囊中拿出别人施舍给自己的钱五十万，交给普安；郡中的大姓和老人也相互劝说，拿出钱帛来帮助费用。一年便筹足了钱财，第二年僧堂建成。共建房屋九楹，用钱一千八百万有余。建筑高大明亮、宏伟华丽，足以动人心目。从此以后，来到普济禅院的人再没有遗憾。定圜曾对我说：‘凭借虚空而责求实效，使瓦砾变成金碧辉煌的区域，让学道的人能够安心尽志，不再有逼仄喧嚣污杂的叹息，这是世俗智慧难以做到的事，却是我们佛教容易做到的事。然而从前的几位师父，大概常有这样的心愿，最终却在我的手中实现，并不是我的能力所造成的。万物的毁坏、成就、废弃、兴盛都有定数，力量运行在其中。定数还没有到来，即使竭尽心力、耗尽力量，终究不能增加一丝一毫；等到时机到来，就像翻手掌一样容易。我在这里不过恰好承接了它的定数罢了，有什么劳苦呢？即使如此，寺院的兴建创始，都有记文。您和我交情深厚，请勉强替我写一篇记。’我认为定圜能够完成多年不能完成的工程，这是第一件应当记载的事。工程完成以后，他不把功劳据为己有，而归之于定数，这是第二件应当记载的事。因此一并记下，并且让世人知道佛教之所以能够振兴，大概就是这样。那些喋喋不休地诋毁佛教的人，也足以拿这件事来警戒自己。《楚州新城记》【代人作】乾道六年春三月，皇帝下诏在山阳筑城，命令守臣左祐主持这件事。左侯接受诏命后，便筹划测量工程。正在道路上的士卒和民夫才到一半，从各州调来的财物又还没有全部运到。恰逢左侯因病去世，天子因为工程尚未完成，便推选能够担当此任的人。于是光州观察使陈侯敏从高邮前往代替他。陈侯到郡后，察看河山，了解天子防患的意图，也知道工程浩大、费用巨大，而百姓不能长久劳苦。于是计算工程和劳役，按物资情况分派，裁减其中多余的费用，斥退不能按期完成任务的士卒；对于畚箕、铁锹、木板、木材等劳作，以及风霜雾气的侵害，也都加以考虑。陈侯观察早晚，亲自率先而行，所有服役的人都欢快地听从命令。自陈侯到任起，共用一百八十五天，使用人力总计六十一万有余，城于是建成。城墙长四千零二十三步，高二丈七尺。护城河的宽度同城墙的高度相同，再减去其中的十分之一。筑有城门六座，水门二座，楼橹和各种机械全部具备，深沉严整、翼然有序，比旧日的工程大有增益。当时我恰好在这个州任职，陈侯请我写文章作记。我曾跟随陈侯登城，环视四面。淮东各郡把楚州看作咽喉和衣襟，没有哪一个比得上楚州。楚州之地，向西走一舍有余，就是淮阴两清口所正对的地方；向北不到三里，就是漕河向淮水输送物资的地方。乘船从清口顺流而下，沿淮水逆着漕河向上，再稍向北转向西，就是鹳水、柴周从前开凿的水道。从鹳水向南，就是通往高邮、维扬的道路。假如一旦发生警报，而楚州的城防不严密、守备不完备，那么连自我固守都来不及，又想要求它发挥扼住敌人咽喉、击打敌人后背的作用，做得到吗？这就是天子把任务交给陈侯、陈侯因此竭尽劳瘁的原因。从前淮东宣抚使的治所确实在楚州，大概曾经驻扎重兵。后来局势稍有缓解，军队不在这里驻扎，差不多已有三十年。如今皇帝查考旧籍，又把军队驻扎在这里，并首先把责任交给陈侯。天子对陈侯要求完成任务，难道是浅薄的小事吗？陈侯也能够上体皇上的意旨，所以这次工程不依赖侥幸，不浪费费用，谋划审慎，完成果断，使皇上享有工程完成的利益，而下级没有怨言。陈侯可以说既忠诚又有才干。凭借陈侯的忠诚才干，再加上天子坚定地要求他完成任务，假如再给他一些时间，他所成就的难道只是一座楚州城吗？我恭敬地把这件事刻在石上，来告知后人。

译《樊氏读书堂记》永阳樊君德明在住宅前得到一块废地，方圆仅十亩；前面正对历阳群山，后面有山坡可以登高远望，周围有十围粗的大树，修长的竹子森然成林。他测量地势建成厅堂，面向山、背靠山坡，坚固完整，明亮高敞，令人心意喜悦。建成后，他把六艺、诸子百家的书，以及秦汉以来前人所作的奇伟诡异文章，都收藏在其中。樊君早晚起居休息，从没有不在这座堂中的，于是以‘读书’为堂命名，并通过安州李君清宇请我作记。起初我从润州到滁州，路过樊君住所，见到他的伯兄樊秀实，同他谈话，有些地方符合我的心意。到了滁州以后，我称赞他，滁州人又告诉我樊君喜好修养品德、努力学习，不随便同人交往，我心中已经很惊异；而清宇又同我友善，所以虽未认识樊君，也答应替他作记。恰逢我生病，无暇写作，樊君却不断来催促文章，于是我为他说道：‘世上的学者都知道书籍一天也不能废弃。然而我曾经奇怪，汉代的诸位儒者，如韩婴、董生之类，只守着一部经书，终身不改变；以今天的士人来看，不也显得浅陋狭窄而可笑吗？可是他们的事业和文章，后世最终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们。书籍难道只是用来诵读的吗？大概正因为不被外物诱惑，所以能够思考得精深；不被名声役使，所以能够确实相信古人而笃实奉行。正因为这样，书中的节要、关键和紧要之处，都可以一铢一铢地分辨、一缕一缕地剖析，所以即使只有一部书，也足以成为我所用的学问。书籍难道只是用来诵读罢了？这就是古代的学问能够成为善学，而今天的学问不能及其一端的原因。您对于这一点，何不勤勉努力呢？学问广博却不能把握纲要，是学者共同的弊病。所以我借为您的堂作记而谈到这些，也用来警戒自己。’乾道九年夏四月初一。《滁州奠枕楼记》乾道八年春，济南辛侯从司农寺主簿任上来担任滁州知州。当时滁州百姓正苦于饥荒，商旅不通，市场物价飞涨，百姓的房屋用茅草和竹子相连，每逢大风刮起，便惴惴不安，不能自保。辛侯到任后，免除百姓欠官府的钱五百八十万有余；凡是商旅经过本郡需要向官府缴纳的税，也命令减为旧额的十分之七。辛侯又烧制瓦片、砍伐木材，借钱给百姓，使他们翻修房屋，以断绝火灾。夏季麦子大熟，商旅纷纷聚集，酒税增加一倍，逃亡的人又回来，百姓才开始复苏。于是辛侯用公家剩余的钱，从西南山中采集木材，在州城之间役使工匠，在市场上建造供外来者居住的客舍，以接待四方因公事而来的人。客舍建成后，又在上面修建奠枕楼，让百姓每年按时登临。这年秋天，我客居滁州，辛侯对我说明给楼命名的意思说：‘滁州作为一个州，地处偏僻而贫穷，民俗勤于谋生而畏惧官府，除了努力耕田之外，不再有向外追求的念头，所以比其他郡容易治理。然而它处在两淮之间，是用兵者必争之地，因此近年以来所受祸患最为惨重，从乾道初年到现在已经八年了。天子涵养、安抚、抚恤两淮，已经十分周到，可是滁州水灾旱灾相继，前后共有四年，百姓恢复产业的不过十家中的四家。我来这里承受无能之职，而政务又处理得笨拙，幸好国家法令明备，只要遵循并守持它们，不使事情有所缺失败坏就可以了。今年又适宜种麦，禾稼也长得很好，这是上天在帮助我的百姓。我给这座楼命名，并不是为了夸耀游观，而是为了记下滁州百姓到了这时才有放下肩担、得到休息的喜悦，我也得以偷得片刻安宁。您认为怎么样？’我认为，天下的事情常常败在不愿意去做的人手中。君子做官，凡是关系百姓的事情，都是自己应当竭尽力量去做的；尽了自己的力量却不能成功，我也没有遗憾。如果说我喜欢大的事情而轻视小事，难道是百姓所期望的吗？如今拿辛侯的仕进同他的同列相比，他大概稍受委屈了；人们以为辛侯不喜欢任职于此，但他不懈怠、不偷安，终于使政事走向治理，也可以说是贤能了。因此，修楼的工程虽然很小，但辛侯心中深切关注百姓的情怀，仍然可以从这里得到验证。敏捷地实行，不知疲倦地坚持到底，这是古代的政治之道，难道可以不把它流传下来吗？所以我很乐意为此作记。十月三日，左迪功郎、新差充真州州学教授、济北周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