蠧斋铅刀编卷三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蠧斋铅刀编》卷三十一，宋周孚撰：《非诗辨妄》郑子说：“汉代谈论《诗经》的，不过三家。毛公是赵国人，最后出现，在当时没有得到信任，于是虚构荒诞地解释，说他的书是子夏传下来的。这大概本于《论语》所说的‘起予者，商也’，即只有到了子夏，才可以同他谈论《诗》。” 驳道：这话不对，仲尼也曾用这句话称赞子贡。然而先儒不把《诗经》说成是子贡所传，大概是因为端木赐没有传《诗》。那个商，是他自己传《诗》，并不取决于仲尼称赞谁。郑子说：“假如真有子夏所传的《诗》序，为什么齐、鲁之间较早出现的学者反而没有传下它，却从赵国流传出来呢？《诗序》既然晚出，赵国又从哪里传得这门学问？”驳道：仲尼去世后，子夏在西河之上设教；西河属于魏国，赵、魏相邻，余波传到赵国，从魏传到赵，按理也可能如此。若因为毛公不是鲁国人就怀疑他，那么韩婴是韩国人，难道也是亲自受教于洙泗的吗？为什么反而尊重韩婴而贬低毛公呢？” 郑子说：“郑康成生于东汉末年，又为《诗经》作笺。他本于毛氏，而毛公先做过北海相；康成是北海人，所以传记才这样记载。” 驳道：“康成只是给《诗经》作笺，这同他是否做过北海相有什么关系呢？” 郑子说：“根据六篇亡佚的诗，明明说有其义而亡失其辞，怎么能说这是秦火以前人的话呢？‘裳裳者华，古之仕者世禄’，由此可知这不是三代的语言。”驳道：郑子所怀疑的似乎有道理，但他的说法并不对。我认为不如采用苏子的说法：“这首诗是说这件事的，是孔氏遗留下来的说法；其中反复烦重，像不是一个人的言辞，是毛氏的学说和卫宏所汇集记录的。”学习经书却不辨真伪，只是徒然学习。郑子怀疑毛氏所作的序、卫宏所汇集记录的内容，连子夏的序也一并废弃，这就像在家里生气，却把脸色摆给街上的人看，怎么可以呢？” 郑子说：“解释《诗经》的人，对于一篇诗的意义，不能没有总的叙说。因此《樵诗传》也都有序说。” 驳道：仲尼作《春秋》，也只是从他的祖先所能听闻的事情写起。那是凭千年以后的人去谈千年以前的事情，即使仲尼也认为困难，郑子却竟然能够做到；这样看来，他的智慧超过仲尼了。即使真能做到，也不过是随文附会的学问，我早已不愿久看了。郑子说：“《易经》的《彖》《象》，都出在仲尼之后，往往是战国时人所作；《彖》自成一家，《象》自成一家。因此《左氏传》中没有《彖》《象》的文字。” 驳道：孔子述作《彖》《象》，大概各自成为一篇，在篇首题作《彖》和《象》。起初并没有“彖曰”“象曰”的文字，后来学者才把它们分散在各卦各爻之下，因此用“彖曰”“象曰”来区别。然而孔子所说的“彖”，大概是卦辞，如“乾元亨利贞”之类；他所说的“象”有大小两种，大“象”指八卦，如“震为雷”“巽为风”之类，小“象”指一爻，如“潜龙勿用”之类。起初并不是孔子所述的内容才称为“彖”“象”，只是近世学者弄错了，才把孔子的话指作“彖”“象”，不可不加辨析。苏子的说法就是这样。因此，把孔子赞述《易》的书称为“彖”“象”，是汉、魏以来学者的错误。郑子不把错误归于学者，反而怀疑圣人，这就像打路人却违逆父兄。懂得道理的人本来会这样吗？” 郑子说：“《诗》《书》可以相信，但不必字字都相信。” 驳道：这话不对，对六经来说不是福分。郑子说出这种话，难道忍心吗？郑子说：“可惜啊，三家的《诗》不能一同流传于后世！齐、鲁二家的《诗》快要亡失了，不知道韩氏一家的《诗》世上还有没有所得呢？” 驳道：苏子解释《十月之交》时，认为韩诗的次序与毛诗在《緜》篇相合；把“自土漆沮”解释为齐诗，将“土”作“杜”，由此可见苏子偶尔见到了齐诗、韩诗。然而他最终不敢废弃《诗序》，这是谨慎到了极点。郑子没有见过齐诗、韩诗，就贸然抛弃毛氏，难道不像邯郸学步的人吗？难怪他会用荒诞的说法迷惑人。郑子说：“汉人推重三家《诗》而不取毛氏，往往并不是不取毛氏的义理，只是因为毛氏的说法荒诞，所以被当时人鄙弃。” 驳道：取用他的义理而抛弃他的书，先儒对待人，恐怕不会这样浅薄吧。郑子说：“把《关雎》说成是讲后妃，就没有道理。在三代以前，天子的配偶称皇后，太子的配偶称妃。怎么能合并后世两个人的称号，而把它们说成古代一个人的称号呢？” 驳道：“后妃”这个说法，就像古语说“君王”一样，不必把“君”限定为诸侯，把“王”限定为天子。郑子说：“把《芣苢》解释成妇女因有孩子而欢乐，是根据什么？《芣苢》诗中完全没有因有孩子而欢乐的意思，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大概是书生的说法，惯于寻求意义，认为这句话不可能无缘无故，于是就说是因有孩子而欢乐。况且《芣苢》的创作，是因采摘而起兴。就像后人采菱，就作采菱诗；采藕，就作采藕诗，只是叙述当时采摘之事引起的兴致罢了，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呢？” 驳道：《芣苢》是车前草。解释《尔雅》的人说，它的种子主治妇女难产；妇女因为希望生育顺利，所以想预先储藏这种东西来抵御疾病。况且芣苢不是日常常用之物，人们为什么要专门采它？怎么能说只是叙述当时采摘所引起的兴致呢？总的说来，郑子的学问在物理方面之所以不同于毛、郑，是因为他相信《本草》而不相信《尔雅》。我对于书籍，只求它正确罢了，难道要把不同于先儒作为功劳吗？” 郑子说：“卫国本是纣的都城，周朝取得天下后把它作为卫国；黎国却是商代的侯国，如今潞州的黎城县，周代甚至没有黎国，怎么能在这里有寄居于卫国的黎侯呢？” 驳道：“考察《左氏传》，晋国多次列举赤狄潞氏的罪行，说：‘抛弃仲章而夺取黎氏的土地，怎么能说周代没有黎侯呢？’” 郑子说：“《大东》说东边有启明，西边有长庚。毛、郑认为是同一颗星。太白星并不出现在西方，怎么能说是同一颗星？由此可见他们不懂天文。”驳道：苏子认为这是谭人的隐语，意思仿佛是说：东方是太白，西方也是太白，用来比喻王室的各种徭役都取自谭国。郑子却在其中寻求正面的天文意义，难怪会被迷惑。郑子说：“学习《诗经》，本来就是为了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 驳道：“我曾听过仲尼谈论《诗》，恐怕《诗》的意义不止这些。”

译郑子说：“‘有鹤在林’，鹤不是鱼鸟；‘隰有荷华’，荷华是木芙蓉。”驳道：我曾向乡野之人询问，鹤吃鱼；低湿地里的荷华，是今天的旱莲，江南各地都有。《尔雅》把低湿地称作‘隰’。郑子说：“考察《独断》下篇，宗庙所歌的诗名为《维清》，说是秦氏乐工象者所歌；由此可知如今序文中所说的演奏《象武》，‘象’实为‘秦’字，是卫宏错误认读了。” 驳道：这种说法，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假设说“维清”是秦氏的《象武》，这有什么意义呢？郑子说：“凡是创制文字，不是依形而立，就是依象而立。风、雅、颂都是声音，没有形体和形象，所以没有本字，都是借用其他文字。例如‘风’本是风旛的‘风’，‘雅’本是乌鸦的‘鸦’，‘颂’本是颂容的‘容’。为什么解释《诗经》的人要在借用的字中寻求意义呢？” 驳道：“风、雅、颂这些名称，来源已经很久了，并不是仲尼自己创立的。所以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以后，才把音乐整理正确，使雅、颂各得其所。’假如它们只是借字而没有意义，那么为什么不把风叫作雅、把雅叫作颂呢？正因为三者不能不区别，所以风、雅、颂的名称必定各有意义。它们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一国的事情，称为风；表现四方的风俗，称为雅；把功业成就告知神明，称为颂。” 郑子说：“扰乱先王的典籍，搅乱迷惑它的学说，使后来的学者直到今天都不知道大道的根本，是从汉代儒者开始的。” 驳道：这是古人所说的“只见他人眼中的睫毛，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眼翳”。郑子说：“周朝有四位伯。周公治理洛邑，实际统辖江汉以东的国家；召伯治理岐地，实际统辖江汉以西的国家。韩国是北伯，主持北方以西的国家；齐国是东伯，主持东方以北的国家。” 驳道：“《康王之诰》说：‘太保率领西方诸侯从应门左边进入，毕公率领东方诸侯从应门右边进入。’周朝统率诸侯，只听说有两位公，不曾听说有四位伯。” 郑子说：“‘螽斯’只是取两个字来命名篇章，实际上没有意义。说‘螽斯羽’，是说螽虫的这种羽毛，怎么能说螽斯是一个物种的名称呢？” 驳道：《诗经》中有把“斯”作为语助词的，如“菀彼柳斯”“弁彼鸒斯”就是；但把“螽斯”这样解释却不可以。“螽斯”有时也称“斯螽”，《豳》诗说：“五月斯螽动股。” 郑子说：“《何彼秾矣》说，虽是王姬，也下嫁给诸侯。不知道王姬下嫁诸侯，嫁的是谁呢？” 驳道：郑忽拒绝婚事时说：“齐国太大，不是我的配偶。”由此可见，古代婚姻礼制必须国家地位相当之后才敢迎娶。天子不是诸侯所能匹配的，所以说“下嫁”。郑子说：“幸亏有《凯风》这首诗。假如诗中不说有七个孩子、不能安慰母亲的心，那么一定无疑是庄姜的诗。” 驳道：假使诗中不说有七个孩子、不能安慰母亲的心，也不能把它作为庄姜的诗。因为“母氏圣善，我无令人”这样的话，不是州吁肯说的。郑先生说：“《简兮》写的是舞者，确实优美。君子能够射箭、驾车、歌唱、舞蹈，怎么会是讽刺诗呢？”我说：“如果真如郑先生所说，那我就要把这首诗夺过来了。”他说：“《简兮》是思念贤人的诗。假如不依据传注，只凭个人意见来揣度诗意，那么还有什么解释不可以呢？” 郑先生说：“《墙有茨》说的是淫乱，所以把它说成是讽刺公子顽的诗。” 我说：“《卫诗》中说淫乱的诗很多，为什么偏偏把这一篇说成是讽刺公子顽的呢？” 郑先生说：“《河广》属于《卫风》，却说‘谁说宋国遥远’‘踮起脚来我也能望见它’，所以把它说成是宋襄公的母亲出嫁离开卫国时所作的诗。” 我说：这不就是说宋国人寄居在卫国而思念宋国的诗吗？为什么偏偏说是宋襄公的母亲呢？大概古代传授这首诗的人有这种说法，毛公只是承袭了它罢了。读书却不考察它的意义，即使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郑先生说：“说《王黍离》，也就像说《卫淇奥》《豳七月》一样。王城就是东周。豳国的七篇，是关中人的风土歌谣；王国的十篇，是洛人的风土歌谣。难道各诸侯国都有风土歌谣，唯独洛地没有吗？把《黍离》列为降等的国风，有什么道理呢？” 我说：《卫》《陈》《齐》《郑》都是国名，所以可以冠在诗篇之前。‘王’难道是国名吗？周人把东都称作洛邑。如果真如郑先生所说，就应该叫‘洛黍离’，不应叫‘王黍离’。‘王’是至尊者的称号，把至尊者的称号降低到诸国之间，除了降等还能是什么？如果说‘难道各诸侯国都有风土歌谣，唯独洛地没有吗’，那么宋、鲁、蔡也都是诸侯中的强国，诗却没有标出它们的国风。郑先生对此难道也要强行解释吗？” 郑先生说：各国风诗都有指明当代某位国君的篇章，只有《魏风》和《桧风》没有一篇指明某位国君；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史记、世家、年表、书籍和传记中都没有相关记载，所以这两国的风诗没有所指。如果说这些诗是春秋以前的人所作，怎么会一句话也没有留下呢？” 我说：桧国被郑桓公灭掉，这件事发生在春秋以前；从季札听乐时起，桧国已经没有什么可讥刺的了，何况到了子夏的时候，相隔已经有几十年。诗意的道理虽然可以推求，但当时的世代已经无法确知；既然道理可以推求，《诗序》便叙述作诗的缘由，既然世代无法确知，就不指明具体人物，这是慎重到了极点。扬雄说过：‘书籍不能传明的，已经超过一半了，即使孔子也没有办法。’这正可以解释《桧诗序》的说法，难道一定要等到汉代儒生才不知道当时的世代吗？魏国就是晋国，应当采用苏轼的说法。郑先生说：“《宛丘》《东门之枌》是讽刺陈幽公的诗，《衡门》是讽刺陈僖公的诗。幽公、僖公的事迹没有可以考据的依据，作序的人只是根据谥法来推说罢了。” 我说：怎么知道给他们立谥号的人不是根据他们的行为事迹，然后才为他们定谥呢？况且十二位国君之中，唯独指出这两位公，说明这种说法一定有所传授。” 郑先生说：“灵公淫乱夏姬，这是最明显的事迹，所以诗中这样说。这是依据事迹来解释的。” 我说：谥法中说，扰乱而不损害百姓的称为‘灵’。灵公的行为正符合这个谥号。假如他的事迹不显著，那么郑先生又要拿幽公、僖公的说法来责难我了。灵公的行为既然符合谥号，又怎么知道幽公、僖公的谥号不是根据他们的事迹而定的呢？幽公、僖公的谥号与其行为相合，那么《诗序》就不是妄说。” 郑先生说：“《彼以候人》是讽刺卫共公的诗；共公以前是昭公，所以《蜉蝣》是讽刺昭公的诗。昭公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事迹，只是不幸在世次上紧接着共公，所以被卫宏这样安置了。”

译我说：从前作序的人，有可以考据的依据，就指明人物；没有可以考据的依据，就只说诗意。按照郑先生的说法，凡是指明人物的，一定都有可以考据的依据。如今明明没有考据依据，却又指明了人物。郑先生担心自己的说法讲不通，所以又提出这种世次的说法。他的用意，必定是想把《诗序》全部废弃，而不顾自己的说法彼此矛盾。两家学说相互攻击，就像诉讼一样：道理正直的一方一句话就能说明是非，道理理亏的一方曲意周旋、百般掩饰，反而使事实更加暴露。郑先生的说法，就是诉讼中理亏的一方。” 郑先生说：“诗人的说法，对燕礼和飨礼没有分别。诗中说‘燕’，就像说饮酒一样。解释的人本应有所区别，但作序的人不懂燕礼、飨礼礼仪不同，只是顺着诗文来解释。” 我说：这是用礼制来解释诗。先前有人说，郑玄之所以不如毛公，是因为他这个书生家庭过分拘泥于《三礼》以及刑名、度数。现在郑先生又用礼制解释诗，难道康成会没有话说吗？既然诗中对燕、飨没有分别，而郑先生却把它们区分开来，这就是在诗文之外另求意义。解释诗却不以诗文本身为依据，我没有见过这样还能讲通的。” 郑先生说：六篇诗已经亡佚，不应说是“六亡诗”，而应说是“六笙诗”。因为歌唱主人一定有歌词，笙乐以竹管为主，所以不一定有歌词，只留下曲谱罢了。我说：太史公说：‘古代的诗有三千篇，到孔子时删去重复的，选取可以施用于礼义的，剩下三百零五篇，都是可以配弦乐歌唱的；歌唱它们，是为了使它们合于《韶》《武》《雅》《颂》的音调。’那么现在流传的诗都可以听、可以歌唱。丝竹乐器的声音不应有所不同，难道笙奏的诗都没有歌词，而弦乐奏的诗都有歌词吗？既然如此，应当说‘六亡诗’，不应说‘六笙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蠹斋铅刀编》卷三十一。钦定《四库全书》。《蠹斋铅刀编》卷三十二，宋周孚撰，《非诗辨妄》。郑先生说：“作序的人认为《陟岵》中的人仿效《南陔》，所以说：‘《南陔》，是孝子相互告诫要奉养父母。’” 我说：如果郑先生的话成立，那么《华黍》为什么不说是仿效《楚》？《茨》《崇丘》为什么不说是仿效《节》？《南山》《白华》与《小雅》的《白华》相同，却偏偏说《南陔》仿效《陟岵》吗？这种说法，我真想当面问问他。” 郑先生说：“《召旻》首章说‘旻天疾威’，末章说‘有如召公’，所以取首章和末章中的一个字合起来作为篇名，没有别的意义。作序的人说：‘旻，就是忧伤。忧伤天下没有像召公那样的臣子。’《荡》是从‘荡荡上帝’取名，意思是上天浩荡无边，所以取‘荡’作为篇名。那个人也不知道这种篇名的出处，于是说：‘天下动荡，没有纲纪和文饰，竟然背离脱离到这种程度。’” 我说：这本来就是苏轼的说法，再重复说明有什么益处呢？” 郑先生说：“《节南山》说家父作诵。家父是桓王时的人，隐公、桓公在位时，他三次出使鲁国；从幽王到桓王大约相隔七十年，家父怎么还能在幽王朝廷任职呢？” 我说：这不是欧阳修抛弃的说法吗？怎么足以使学者明白呢？况且鲁国有两个单伯，怎么知道周朝没有两个家父呢？” 郑先生说：“《正月》也是讽刺桓王的诗，所以引用古事作比喻说：‘赫赫的宗周，被褒姒灭亡。’况且平王东迁到王城，所以把镐京称为宗周。” 我说：‘烕’解释为灭，但不是实际灭亡。况且诗的首章说：‘周历的正月，就是夏历的四月。’桓王的事迹见于《春秋》，四月降霜，是最大的灾异，而《春秋》却没有记载，为什么呢？把镐京称为宗周，大概只是当时诸侯朝见天子的用语，并不是从平王才开始这样称呼。” 郑先生说：“继承桓王的是庄王。按照《长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