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脩集卷十【遗文四】

译《送郝季常序》名门子弟，处在天下最容易的位置，也处在天下最不容易的位置。如果能够努力自立，稍稍不同于众人，那么都可以凭借关系、依靠声势来建立功业；如果不是这样，在别人那里未必立即受到贬斥，但已经会被清议所不容。季常在他哥哥出使宋朝的第二年，请求作为使者的副手前往问罪，派遣他后宋人不接纳。十年后又提出请求，朝廷交给大臣集议，认为不可。第二年又提出请求，朝廷不得已再次派遣他。到建康后返回，因战事而死的人共有十多人。他的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是能够有所作为的人。他过去曾跟随我学习《诗》《书》，我也知道他是有志向的人。如今他将要到颍州任职，带着米和财帛经过我这里来告别，并且请我给他一些告诫。我没有什么可告诫你的，你走吧。我本来已经说过了，只是勉励你善于处在天下最容易的位置，同时谨慎处在天下最不容易的位置罢了。我没有什么可告诫你的。容城刘某序。《送翟良佐序》我过去听说翟氏的先人在人们中间有隐而不显的德行，事情十分详尽，我记在心中已经很久了，只是一直没有机会验证。渡江之战时，良佐也参与其中。从江淮到闽越，遭受炎热和瘴疠，于是患病不起。当时气运正处在困厄之中，南北之人因疾病接连死亡，奄奄一息，谁能胜过这种灾难呢？人们本来已经不希望他活下来，他自己也不再考虑生存之道。等到他回来，乡里人虽然惊讶他能够到达，但他的形貌已非从前，生气仿佛被夺走，了解他的人仍然为他担忧。两年后，我居住在山中，忽然有人报告说新任江州路判官来访。我出来应接，原来竟是昔日的良佐。凡是有些事情是人的智谋和计算无法测度的，其中必定有上天一定的安排吧？我从前听说的事情，到这时才得到了验证。良佐喜爱善行，喜欢读书，如今将要治理政事了。他应当思考天与人的关系：即使反复变化、混乱到了极点，即使以人为力量胜过天命、以文饰消灭本质，气也会失去平衡；但所谓一定不变的道理，本来从来没有丝毫差错，不会辜负我，那么他的政绩一定会不同于别人。你走吧，我将要观察你的作为。登上庐山，泛舟九江，在濂溪、白鹿之间徘徊，以表达仰慕高山、追随高尚德行的心意。而良佐看见一叶轻舟凌越水波，若隐若现地垂钓，有时长啸，敲着船桨歌唱，像太康的渔父那样，那个人一定就是我。《送张仲贤序》东南山水奇异秀美，却受南北阻隔，不能遍游而尽览，使人常常郁郁不乐，仿佛有所失去。自从宋朝灭亡后分裂了一百五十年，一天之间重新统一，东南所有名胜古迹，都可以一日之间行程万里，任意游览。这本来就是不屑于当世、以观赏外物自娱的人所乐于得到的。天下太平时，事务有法度纲纪，有才华而自负的士人，常常因为不能使自己异于中人、不能尽展所长而叹息。如今长江南北都是我们新近取得的土地，百姓不习惯安静而多有变乱，有弊病需要革除，有危害需要清除。这也是有志于当世、以有所作为为事业的人所乐于得到的。尧山人张仲贤，出自金源名族，年轻时曾任刀笔吏，乡先生引导他学习如今的学问，于是能够继承家族的儒业；他写诗作文有深远的意趣，也很喜欢读佛教经典。他对于世俗滋味虽然十分淡泊，但他可以参与有所作为的事情，以及他想要做成的事业，坚定显著地存在于心中。他从省府属官出任山东、真定各幕府的参佐，入朝后任京官，又出任宣德同知，虽然都有能干的声誉，然而考察他内心所存，百件事中也难有一二件可以相比。如今他出任淮东宣慰使，将要启程，便到山中来拜访我。我听说他有这次出行，东吴西楚仿佛已经在我的一叶扁舟之上。所以我和仲贤的志趣虽然不同，但获得快乐的方式却相同。于是举起酒杯斟满，各自尽情畅饮。过了一会儿，我们又相互约定说：“如今您和我固然快乐了，但还没有真正得到最大的快乐。也许到了秋风春水之时，我将向南方游历，您与贤能的州牧在淮海之间到郊外迎接我。我于是拜访淮东父老和您的僚属，了解您的施政安排；到那时我用大酒杯为您祝寿，而您就指点江山胜景的大概来酬答我。”到那时，我们两人的快乐又将不止于此。仲贤说：“好。既然已经订立盟约，就不能不把它写进文章，所以写下来赠给我的行程。”容城刘某序。《中祀释奠仪序》堂屋和寝室的制度，不是古制；设置神像的仪式，也不是古制。但释奠的礼仪，却是沿袭古制的。这样不免有内在情意与外在文饰相互抵牾的地方：例如神位不在地面安坐，簠簋却陈列在前；神位不面向东方，行拜礼时却有面向西方的。这些都是前代儒者想要修订阐明、却尚未来得及完成的事。即使如此，按照今天的情形来看，所谓内情与外文相违背之处，学者也不能全都看见，何况前代儒者想要修明而未及办理的事情呢？安肃刘仲祥汇集各家的释奠仪式，编成这部书，用于今天的学者，并非没有益处。然而前面所说的情文相违，以及前代儒者想修明而未暇顾及的地方，学者也不能不知道。至元戊子年八月十五日，刘某序。《篆隶偏旁正讹序》小学废弃已经很久了。后世把文字学作为小学，难道是因为文字学就是古代小学六艺之一的“小学”吗？古代的小学果真只专门学习技艺吗？而古代的技艺果真只限于书写吗？如今所谓的文字学，又果真就是古人所谓的小学吗？古人书写文字，点画的起止、方圆曲直，一概依据法象自然形成的规律，并不允许掺入丝毫人为作用；学习文字的人，大概只是想由此了解事物义类所在，根据字形探求字音罢了。这些都是天理人事应当做的事，并没有一丝一毫羡慕外在、取悦他人的私心。至于后世，有人连虞字的姓氏都不知道，有人连颜字的名字都不知道，只顾颠倒欹侧、献媚取宠，只追求妍美罢了，何况那些学习书法的人呢？唉！世道变化日益严重，即使是一种技艺的衰败，也无不如此，怎能不令人叹息！我如今教授学生二十多年，每每想让初学者把临摹法书的功夫转移开来，去探求偏旁为什么相互生成、篆书隶书为什么相互承接，把六书分为类别，依次学习，只是力量和时间都不够。如今田生编纂汇集此书，凡是隶书字形虽然相近而篆书实际不同的字，如“奉、泰、奏、秦、春”之类归为一类，不仅能使学习篆书的人不至于把隶书当作篆书而误解，也能使学习隶书的人知道应以篆书为根本，确实是一本有用的书。书名叫《篆隶偏旁正讹》，并请我为它作序。我因此感伤古道不能恢复，叹息自己的志向未能实现，又欣喜田生勤勉笃实，所以为它写下这篇序。至元丙子年八月十六日序。

译《静华君张氏墨竹诗序》古代男女各有各的学业，所学也各有次第，但无不以德行为根本。比如男子所说的六艺、女子所说的妇工，虽然都是各自应当掌握的本领，但真正要实际使用的技艺也都处在末位。然而，所谓技艺和妇工，是内外各有职责，男女的工作各有固定分际。大概不仅不敢互相逾越，就是知道对方所学，也没有闲暇顾及。因此，诗书六艺的文章，妇女不能参与；诗书六艺的文章尚且不能参与，何况后世所谓的书札、绘画，即使男子也有无暇顾及的，妇人又怎么能参与呢？假使她天资美好，有些事情不待学习便能做到，也只应当自行寄托其中罢了。至于借此求得知名并流传久远，那显然属于分外之事，又何必对此琐屑用心呢？静华君张氏，是蔡武康的女儿，嫁给乔氏为妻。金源名士王翛然、元裕之都是她母族的亲戚，所以她家中承袭的学问和遗泽，蔚然形成了风范。张君贞静端洁，她的气质与竹子又有相同之处，所以一向擅长画墨竹。元郝诸公见到她的画，便作诗歌来比拟她的德行。张君都不知道这些事，而乔氏将诗画编成一卷，请我作序，并准备一同刻在石上。从前欧阳永叔撰写《五代史》，把王凝的妻子叙入《杂传》之中；朱文公删定《楚辞》，把《胡笳》收录在《反骚》之后。大概是对后世读书人的作为有所期待。我因而吟诵黄鲁直歌咏姨母李夫人墨竹的诗句：“人间俗气一点也没有，健妇果然胜过大丈夫”，于是感慨地把这些写下来。读者也应当知道，我为张君作记，并不在于这件事本身，而在于另一层意义；同时叙述男女所学以及古今的变化，希望或许还有人能够知道应当趋向何处。至元辛巳二月既望，容城刘某作序。《庄周梦蝶图》序 庄周寓言说自己梦见变成蝴蝶，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解说的人认为这是齐同万物，有人猜想蝴蝶和庄周都不过是幻象。既然是幻象，那么到哪里都无不可；到哪里都无不可，正是所谓齐同的原因。说它是齐同，说它到哪里都无不可，固然可以。然而庄周哪里足以知道这些呢？庄周的学说，是纵横变化的学说，大概是他在当时不得志，想在乱世中求得完善。但他才华很高、志意广大，有些感情不能自已，所以看见天地是如此广大，古今是如此遥远，圣贤的功业是如此广博而盛大；而自己却以渺小的身躯，横处在纷纷扰扰的万物之间，觉得无论何时都没有可以立足之处。又把是非可否看作外在的牵累，把得失、寿夭、困厄看作内在的困扰，却不知道应当以义理和天命来处置这些问题。他想用这些道理去惊异家人和世俗之人，作为朝夕苟且安逸的计策，却又做不到。于是姑且把一切混沌空洞地看待，把各种事物都纳入幻象之中，或许可以得到一点安慰，便能够在其中放纵任性，以妄想自我表露于天地万物之外。这样看来，即使是所谓幻象，他也未必真正看见了它是幻象。连幻象都不知道，又怎么知道我所说的齐同？又怎么知道我所说的到哪里都无不可？我所说的齐同、我所说的到哪里都无不可，是有道作为主宰的。所以，在显达时也不增加，在困穷隐居时也不减少，随着时势变化，遇到事物便赋予相应的形态，无论到哪里不是齐同，无论到哪里不是可行。这就是我所说的齐同和可行，必须循序渐进、穷究事理以后才可以谈论。庄周却不是这样，一下子就把万事万物纳入幻象，说在幽深昏暗、恍惚不明之中，自然有一个所谓的道存在。唉！粗疏鲁莽、厌恶烦琐的人，谁不喜欢这种容易的说法而去实行呢？在正始、熙宁年间那一类人中，固然不值得说；但世上所谓的大儒，一遇到困顿挫折，姑且借这种说法来自我排遣的，也时常有之。总之，他们都不知道义理和天命罢了。虽然如此，庄周已经死了，他留下的学说也还只是梦中那只栩栩如生的蝴蝶。我跟着来辨析它，似乎本来就与庄周无关。然而从庄周的角度来看，还不如用天道的均平来安顿它。所以我就依着这幅图开玩笑说：“画你的人只是作画，辨析你的人只是写文章。文章和图画都是没有知觉的。画你的人的心，以及我辨析你的心，在尚未发出时都不存在；既然发出，也并没有固定存在。用它们无知无有的本来面目来看，哪里有什么彼此、是非？既无彼此，哪里还有是非？”假如庄周有知，必定会说：“我怎么知道呢？” 使读者先在面前变色动容，后来又发笑，这正是用来齐同它的方法。画庄周的是内翰臯落杨，作图序的是刘某，接着作序并题诗咏赞的，是京师的才俊大夫们。

译《集注阴符经》序 我读《阴符经》，其中观察天道、掌握天行的道理，可以说已经完备了。这说的是道体从天而落实于人的方面。天有五贼，能够看见它们的人就会昌盛，这就是观察天道。五贼存在于人心，在天道中施行，宇宙掌握在手中，万物变化从自身产生，这就是掌握天行。这说的是道用从人而上通于天的方面。天性就是人的本性，人心就是发动变化的机关。建立天道，是为了安定人。这是说圣人兼备体用，以天道确立人的准则。天发动杀机，龙蛇便从陆地上兴起，这就不只是天性了；人发动杀机，天地便反转，这也不只是人心了。天人一同发动，万物变化的根基便确定了，这又是建立天道以安定人的道理。如果不以道来确定它，天与人就分裂为二；以道来确定它，天与人就合而为一。分为二，机关发动便会错过时机而彼此违背；合为一，机关便安定而变化得以运行。变化运行，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到养育，君臣父子各自合乎天理，安处在应处的位置上。本性有巧有拙，可以使九窍的邪念潜藏；关键在于三要，因而能够动也能够静。这就是希求同于天、希求成为圣人的功夫；所谓掌握天道、看见天贼、建立天道、使天人合一，其中所说的天，都由此而出。大概九窍的邪念没有除去，就不能安静而总是躁动；如果把三要看成祸害而彻底断绝它们，那么又会专一于静而不能活动。只有知道九窍的邪念存在于三要之中，克制这些邪念而恢复本初，才可以兼有动静。所谓动静，就是朱子所说的“动从来没有离开静，静也不是不动”。所谓天人一同发动、万物变化的根基确定，就是活动却从未离开静止。杀机则是活动过度。火从木中生出，灾祸一旦发生就必定烧尽；奸邪从国家内部产生，时机一到就必定溃败。懂得这些道理并加以修炼，就叫作圣人。火焚尽、奸邪溃败，从大的方面说，就是龙蛇起陆、天地反覆；从小的方面说，就是九窍的邪念。懂得这些道理并加以修炼，从大的方面说，就是建立天道以安定人；从小的方面说，就是使动静潜藏而合宜。这些话彼此发明，相互补足，几乎没有可以容纳其他说法的余地。至于解说经文的文字，中山赵徴士才卿的集注，接近百家，约有数万字，他的用心也勤奋，学问也广博。陵川郝侍读已经为它作了序，又因岳父郭公请我说几句话。我认为，这部经书的出处和意义，前人已经说尽；至于它的广泛推衍和阐明，郝序也没有遗漏。至于兵家和养生家的说法，我又没有闲暇全部阅读并完全了解。只是对蔡氏中篇所引用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有所怀疑。如果这不是正学的言论，而是有害于道的说法，难道是蔡氏早年的观点吗？赵君一定能够考察清楚这一点，所以我写下来向他询问。至元八年四月望日，容城刘某书。《内经类编》序 近世有一位医生，是易州张氏。他研究张氏医书，虽然无不考究，但自汉代以后，只认为张机、王叔和、孙思邈、钱乙得到了张氏的真传。他用药以七方、十剂为根本而灵活运用。他的治法，除非病势暴急而死亡，否则一定先以调养胃气为根本，而不是直接治疗疾病。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接近古法。东垣李明之得到了张氏的学问，他的论著和治验，大略可见于《遗山集》中。镇人罗谦甫曾跟随他学习。有一天遇到我，说他的先师曾教导他说：“古代虽然有方剂，但方剂都有自己的出处。比如脚气病，也有南北的差异。南方多有下部湿邪，所患就是《内经》所说的水湿浸渍、湿邪从下部侵入。孙氏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的方剂用于南方人多能痊愈。至于北方土地高寒，那里的人也会患脚气，这就是《内经》所说的水饮从中焦发作、脚背肿胀，以及吃进的谷物多而元气少、湿邪停留在下部。我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我的方剂用于北方，正如孙氏的方剂用于南方一样。你替我把经文中的病证分门别类整理出来，那么大概就能知道方剂的出处了。”我接受命令，前后共三次起草，而先师三次将稿子毁掉。反复研磨、订正、审定了三年，才完成，命名为《内经类编》。他请我为此作序。《内经》共有十六卷，其中《素问》以外的九卷，既然没有见到经文，暂且不论；姑且只说《素问》，程、邵两位先生都认为它是战国时代的书。然而从《甲乙经》以来，它又已经不是战国时的旧本了；从朱墨以来，它又已经不是《甲乙经》的旧本了。而今天流传的本子，又已经不是战国【疑当作“朱墨”】时代的旧本了。如果不从所谓完整的全书中观察文字、考察义理，就没有人能够辨识其真实正确之处并贯通全书。如今先生编纂这部书，大概只是想让学者先熟悉这一部分，然后再旁及另一部分罢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还不如告诫学者不要专门研究古方；而学者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还不如让他们研究古方来得好。罗君也认为如此。我听说李先生去世至今已经三十年，罗君仍像他在世时一样为他建祠奉事。在浇薄的世俗中还能做到这样，这件事值得作序。年月日，刘某作序。

译《赐杖诗》序 至元二十九年春天，皇上把西方地区进贡的雕玉杖赐给侍卫都指挥使王公庆端。王公捧杖拜谢之后，天下听闻此事，作诗赞美它的有五十多首。王公将诗编为三卷，命我作序。我说：古人从接受田地百亩、吃饱饭击腹自娱，直到分封土地、享有万钟俸禄和千驷车马，凡是上位者赐给下位者的东西，都应当随着其身份地位而使其没有不足；这是上位者的职责，并不是另有目的才赐给他。下位者从努力耕田缴纳租税，到驾驭兵车、治理各种事务，凡是下位者勤劳侍奉上位者，也应当随着其身份地位而无不尽力；这同样是下位者的职责，并不是另有目的才勤劳。上位者如果说：这可以用来鼓舞他，这可以用来驾驭他，于是以此赐给臣下；臣下也说：私人的恩惠值得感念，丰厚的赏赐可以求取，于是以此勤劳，那么不仅不是君臣之义的本来意义，而且在彼此责望之间，一有做不到的地方，双方的职责就会随之亏损。后世君臣关系不能善终，难道是因为这个吗？那么臣下对于君主的赏赐，应当怎样呢？回答说：敬重它罢了，荣耀它罢了，就像古人整理席位、先行尝食，穿着礼服拜谢那样。我以前听说王公曾蒙赐锦衣貂裘，只有在巡卫赐宴时才穿用，回来退下后就包裹收藏起来，十分谨慎，大概是知道这是礼节。如今对于这根杖，他既然如此敬重并视为荣耀，也一定会有相应的处置。这一点诗人已经略略说到了。至于圣上以如同上天一般的仁德，把赤诚之心推及天下，必定不会因为一根杖就立即谋求臣下报答。而王公平日以忠诚勤勉著称，大概是出于本性所固有、履行职责所应当做的事，也一定不会因为一根杖才开始更加勉励自己报效国家。这虽然是诗人共同知道的事，但他们的诗句还没有涉及。我冒昧以此作序，来补足其中的缺漏。明年二月望日，刘某谨作序。《都山老人九十诗》序 庆都山中有一位老人，姓刘。年轻时正逢兵乱，却未曾有一天离开乡里，而兵乱也没有侵扰这里。今年老人九十岁，仍然健康无恙，子孙满堂，田园依旧，老人自己却不知道已经老了。燕赵诸位先生作诗为老人祝寿的很多，他的儿子刘式将诗编成一卷，准备时时吟诵，用来助兴于举杯饮酒的欢乐，又请我记述此事并作序。我读了这些诗，私下有所感慨：金源贞祐年间直到壬辰年，黄河以南以北兵乱接连不断，生机几乎灭绝，先儒所谓天下萧然、像遭遇洪水灾难的情形，大概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天地气运败坏混乱到这种地步，而人物生在这样的气运之中，这就是所谓命运，又有什么办法可以逃避呢？但老人居住在南北交通的冲要之地，却好像与世间的变化毫不相干。难道是禀赋特殊，即使天地的运行也不能夺取他的福寿吗？还是因为内在的操守深厚、长期积累，足以胜过外在的变化吗？或者只是偶然，这本来就无法知道。然而，这正是老人用来为自己祝寿的理由。子女为父母祝寿的方式，如使父母心情愉悦、起居安适，适时调节寒暖，节制饮食，又不止一种。如今老人九十岁仍然健康强健，照这样下去，距离登上最高寿数也不过一步之遥。刘式，你应当勉励自己。我难道只是为你作九十寿诗的序吗？年月日，容城刘某作序。《寿史翁百岁诗》序 老人九十六岁，百岁是数目的圆满。老人是保定祁县人，有一个儿子，如今任郡中从事。从事先前任宰府属吏，请求外出任职，要求回乡郡任官，也是因为老人。郡尹以下官员听说从事有亲人，年龄将满百岁，便带着车马，拿着酒肉，来到老人家为他祝寿，这是尊敬老人。亲友宾客也来相助。人活到百岁，天下没有几人。唐人称九十岁为人瑞，何况百岁呢？《汉官仪》说，三老、五更要选取男女双亲都健全的人，大概是认为父母双全十分可贵。宋代旧例，百岁的百姓，男子授官，妇人受封；官员任职而父母年满九十，也像民间父母百岁一样给以官职或封赠，大概是因为有父母而能出仕尤其可贵。如今老人既已百岁，又有儿子出仕，儿子出仕后又任乡郡之官，他受到人们歌咏赞颂，实在是应当的。至元辛卯二月望日，樵庵作序。《憃斋说》近世士大夫多把顽钝、迟钝、朴拙、鲁钝这些别人认为不足取的称呼拿来作自己的号。那些人未必真的具有这些缺点，也不是故意用谦辞托词来这样做，大概一定有他们所取的意义。然而，他们所取的意义有两种：有的人是忧虑轻浮机巧、狡猾严厉而远离正道，于是想自行矫正以接近质朴真实，不得已才取这些称号，意思仿佛是说：与其失误在那一边，宁可失误在这一边。这样存心，在义理上没有什么过失。有的人信奉老庄学说，却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天下古今必须如此，才能无所营求而接近道，保守吝惜自身而得以保全。这是主动选择而采取它，并非不得已；他们的意图只是为了自我获利。假使前一种说法得以实行，也不过是人人崇尚质朴，对社会原本并非没有益处；如果不幸后一种说法盛行，天下人都将苟且简略、逃避事务，它造成的祸害哪里会有止境呢？唉！同一件事之间，心术的差别、义利的分别竟然如此，不可不仔细辨察。安肃刘仲祥，聪明敏达，通晓事物，专门研究礼学，用“憃”字为他的书斋命名，大概是要借此自我矫正，而不是为了自我谋利。所以我已经为他题写了匾额，又把这篇说写在匾额左边。

译刘某书。《道贵堂说》邵康节的诗说“虽无官自高”，难道不是“有道自贵”吗？这并不是把道与官相对而言，只是说，道并不因为有没有官位而有所增减。如果把它理解为与官位相对，那么意思就浅薄、狭窄而急迫了。不仅不知道道之所以为道，也必然会贪慕外在事物的私欲，其弊端更是说不尽。河间李生摘取邵氏诗句来给堂命名为“道贵”，向我请求解释，所以这样说。《遂初亭说》君子立定志向的开始，只是说要行善而不作恶，要做君子而不做小人，如此而已。如果能够行善、做君子，那么最初的志向就已经实现了。道无时不存在，无处不在，所以想要行善、做君子，大概无时无处不可以做到，而我的最初志向也无时无处不能实现。如果说我的初衷是想出仕并施惠于万物，假如时运和命运不帮助我，那么终身都不能实现它。这样看来，道就只存在于出仕而不在退处，无论处在不能作为的境地了。如果说我的初衷是想退处闲居而使自己适意，假如时运和命运不放过我，那么也终身不能实现它。这样看来，道就只存在于退处而不在出仕，也无论处在不能作为的境地了。道果真是这样吗？詹事张公子有，我知道他的心志最为深厚，大概是乐于行善，只怕自己不能成为君子。如今他筑亭，命名为“遂初”，但他的心意却在闲适；诸位先生作诗文为亭题咏，是因为认为子有的期望很重、才业很完备，又都认为他的心志应当在匡时济世，这些看法都不对。按义理应当闲适时，就应当闲适；时势需要匡济时，就应当匡济；这些都是我必定应当做的事，但立定志向时，却不能说一定要得到其中某一种处境以后，初衷才算实现。假如他的心意是这样，那么心境本来没有外内之分，却自行拘限在一个角落；道体本来周遍无所不在，却自行滞留在一端，这种牵累就太严重了。子有，你应当思考我的话，时间久了必定会有所领悟。至元壬辰重九日，刘某书。《静修集》卷十一【遗文五】钦定《四库全书》。《静修集》卷十二【遗文六】，元代刘因撰。内容为序、说、铭、赞及杂文。《故相防公惠更名序》故相防公的嗣子公惠，旧名为孚，因为他的名字在字形上与兄弟的名字取类不相合，曾经请求父亲改名，却没有来得及更改。如今虽然已经成为孤儿，但心里总觉得有所欠缺，于是与我商量，改名为“怡”，并把这件事告知各家祖庙。这也算是礼制的变通；而取名的意义，则是取兄弟和睦亲爱的意思。大概防公临终时，因为诸子恪、恂等都年幼，只有公惠年长，便恳切地看着诸子，把他们托付给公惠。如今公惠心里认为，既然原来的名字在字形上与兄弟不合，就一定要设法使它相合才罢休；而取名的意义，又专门在于兄弟之义。这样每天警戒反省，不忘父亲的训诫，或许就可以了吧？至元戊子十月既望，容城刘某作序。《古里氏名字序》吴景初请我替他的儿子取名，并自己叙述说，他是女真人，祖先石伦曾任金朝大将，为金朝战死，本姓古里氏。因为女真的各个姓氏如今都各自取与汉姓相近的姓来改从中国姓，所以古里氏按惯例称吴，已经有好几代了。我听说后，非常认为不可。姓氏是先世承受并传给子孙的，其血脉源流截然分明，不敢有丝毫混乱。如今既没有禁令，却自己断绝本根，依附于别的族裔，反而因循苟且，顺从流俗而不顾惜。那个孩子取什么名字不可以，为什么反而来问我呢？如今我先替他正定姓氏，然后给他的儿子取名，承字为延伯，大概是表示不忘上天所赋予的本源，同时也有所遗留。这样一来，古里氏将成为显著的姓氏。后世子孙即使想改掉它，难道还能办到吗？唉，延伯，你可要勉励自己听从这番话啊！至元庚寅重九日，牧溪翁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