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脩续集卷二
静脩续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静▯续集卷三
杂著
河图辨
河图之说，朱子尽之矣。后人虽欲议之，不可得而议之也。然其自私者，必出于巳，而后是，是以致疑于其间者，尚纷纷然也。有指伏羲八卦次序为之者，有指先天图而为之者，亦有主刘牧而疑朱子取舎之误者。近世大儒，又有自画一图为之者。其图八卦次叙者，则曰：「大传既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是必有其所谓图与书，圣人可得而则者矣。」今夫十数之防志，安可则以为八卦之画象也？此其为说，葢出乎汉儒。洛书有文字，王肃河图即八卦，及苏子瞻图书粗有卦畴之象之说，而与张敬夫以河图为兴易之祥，圣人则其时以作易，而力诋先儒有所则其图者，正相反而各极其偏也。若是则卦固自画，安得谓圣人则而画之？而圣人亦何必复观取于逺近俯仰之间？而程子何为有「河必图至与因见河图之说」也哉？其图先天图者，而其失尤甚，固可以借唐孔氏《天语简要》不应若是之烦，及朱子「伏羲淳厚未必如是之巧者」以破之矣。其主刘牧者，则以九数之变见于列御冦之书，九宫之文见于张平子之言，而巽四兊二震三艮八，又杂出于魏晋诸儒之说，固不可必以八卦本于九数，而谓刘氏之说无明验也。然其刘氏之说，则纬书从而出者，而说者固以一为北方阳气之始，七为南方阳气之盛，九为西方阳气之究，而与图合矣。而图之下之一得六，固可上变而为二，上之七得二，固可左变而为九，九穷则复下变而为一，又无不合者焉。然彼以七为衍而九为▯者，亦无不可，然于图亦安见其不合者，而必以洛书为说也？就使列氏指洛书而言，则洛书固可以为易，而亦不必遂以为河图也。夫九宫之说，出于纬书，而张氏亦甞破之，且其言又曰：「杂之以九宫矣。」葢不即以九宫正为八卦也。所为九宫之说，与河图九篇之说者，郑康成也，其于明堂之数，则曰法▯文。是郑氏又不以九为图，而其说有自相矛盾者。则是亦可以证刘氏之失矣。安得引之以为助乎？彼又为邵子【阙】方圆之象，而【阙】
译《静脩续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静▯续集》卷三 杂著 《河图辨》关于河图的说法，朱子已经论述尽了。后人即使想要议论它，也没有什么可再议论的了。然而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必定从自己出发，然后认为自己正确，因此在其中产生疑问的人仍然纷纷不绝。有的指伏羲八卦的次序来解释，有的指先天图来解释，也有以刘牧为主，怀疑朱子取舍有误的。近世的大儒，又有自己画了一幅图来解释的。他所画的八卦次序图说：“《大传》既然说河中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便取法于它们，那么一定有它所谓的图和书，是圣人可以取法的。”如今这十个数的图志，怎么可以取法为八卦的卦画呢？这种说法，大概出自汉代儒生。洛书有文字，王肃认为河图就是八卦，以及苏轼认为图书大略具有卦象、范畴之象的说法，和张敬夫把河图看作兴起《易》的祥瑞、圣人取法当时情势而作《易》，并极力斥责先儒认为圣人取法河图的说法，正好相反，却都各自走到了偏颇的极端。若是这样，卦本来就是自己画成的，怎么能说圣人取法它而画成呢？圣人又何必再从远近、俯仰之间观察取法呢？程子为什么又有“河图一定会到来”和“因而看见河图”的说法呢？至于把它说成先天图的那一派，错误尤其严重，本来可以借唐代孔颖达《天语简要》中说的不应如此烦琐，以及朱子所谓“伏羲淳厚，未必如此巧妙”来驳倒它。那些以刘牧为主张的人，则认为九数的变化见于列御寇的书，九宫的文字见于张平子的言论，而巽四、兑二、震三、艮八，又杂见于魏晋诸儒的说法；本来不能因此断定八卦源于九数，也不能说刘氏的说法没有明显根据。然而刘氏的说法，是从纬书中产生的；解释者本来认为一是北方阳气的开始，七是南方阳气的盛极，九是西方阳气的终极，正好与图相合。图下的一数得到六，本来可以向上变化为二；上面的七数得到二，本来可以向左变化为九；九数穷尽，又回到下方变化为一，也没有不相合的地方。然而把七看作衍数、把九看作玄数，也未尝不可；但这样在图上又怎么能看出它不相合，为什么一定要以洛书来解释呢？即使列氏指的是洛书，洛书本来可以解释《易》，也不必就把它当作河图。九宫之说出自纬书，张氏也曾加以驳斥；而且他又说“把九宫杂入其中”，大概并不是直接把九宫当作八卦。所谓九宫之说和河图九篇之说，是郑康成提出的；他讲明堂的数目时，说是取法于龟文。这样看来，郑氏又没有把九当作河图，而他的说法本身也有相互矛盾之处。这也足以证明刘氏的错误了，怎么能引用郑氏来作为帮助呢？那一派又画了邵子【缺】方圆之象，而【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