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静脩集卷十【遗文四】元刘因撰记

译《辋川图记》这幅图，唐、宋、金源各代的画谱都有评论和著录，说只有李伯时的《山庄图》可以与它相比，大概是王维一生得意之作。癸酉年春天，我得以观赏它。唐史以及王维文集所说的竹馆、柳浪等景物，都可以从图中考察出一二。有人与画中人面对面交谈，或许是裴迪；有人泛舟水上，也许也是裴迪。江山雄奇优美，草木润泽秀丽，使人徘徊抚摸画卷，忘了合上它，浩然产生在这里筑屋终老的想法，竟不知道秦地并不是我的故乡。外物能够感动人，观画者就是这样；而王维当时正以此自娱，本来应当耗尽精神、用尽思虑而不知道疲劳。唉！古人对于技艺，不过是适意娱情罢了。至于绘画，如果不像书法、筹算、音乐、舞蹈那样可以作为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资材，那么又是古人无暇顾及、也不屑于做的事。魏晋以来，虽有人从事绘画，然而像阎立本那样，已经知道以此为耻了。王维凭借清俊才华而身居显位，天下又把他看作高士。他却安然以从前的画师自居，这样的人品已经不足称道了。然而，假使他把绘制山水、草木的精致技艺转移到修饰自身品德上，也不至于到了遭遇贼乱仍不能死节、苟且求生而不知羞耻的地步；他的品行紊乱、颠倒、违逆，竟严重到了这种程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石〕 难道他自负的才能本来就只到这里，却不知道世间还有大节，可以使自己成为名臣吗？这也没有什么值得议论的了。只是，当时朝廷之所以享有盛名，豪贵之所以空出左席迎接，亲王之所以以师友之礼相待的，竟是那些能诗能画、背叛君主而侍奉贼人的王维之流。像颜太师那样守卫孤城、倡导大义，以忠诚成为一代遗烈、振耀万古的人，不知会是什么样子；当时的世事也就可以想见了。后世评论者，善于谈文章而以气为主，又喜欢说境地因人而显得优胜，所以朱子说王维的诗虽然清雅，却也萎弱而少有气骨。程子说绿野堂应当保存给后人，假如王维庄园取而占有它，也是可以的。唉！人的大节一旦亏损，百事都会覆败，何况是本来可以成为百世甘棠、供人敬仰的事物，却让人人都能把它视如草狗而轻贱；那些想以文艺高雅超逸自我标榜的人，也应当用这个道理反省自己。我以后经过那里，或许有机会按图考察俯仰之间已经发生的古今变化，本想仿照韩文公的《画记》，按次序记述其大概，只是尚未有空闲，姑且把这些话写在后面，希望士大夫不要以此自负，也不要再看重这种事；从前所说的豪贵王公，或许也会有所感触，知道应当趋向哪里。三月十五日记。《饕餮古器记》有人收藏一件铜器，像古代的尊彝；它的形状像拱起的泉水而腹部下垂，面部瘦削而坐着，像一个人。河东元裕之为它考订，确定它无疑是古器，并说它所表现的形象是饕餮。有人于是仿照刘敞、吕大临的体例为它绘图，想用来附入张博古的著作，又请我为它作记。唉！人面对古代器物，强行把不可知的东西说成想要知道的东西，就会增加博物之学的迷惑；舍弃那些不可知的地方，只是一味羡慕它古老，就会成为玩物丧志。增加迷惑、丧失志向，都不是懂得并喜爱古物的人。舍弃不可知之处而探求可知之处，那么古人用来启发我们的道理，就在自己身上了；因可羡慕之处而思考更值得羡慕的道理，那么古人之所以成为古人，也正在这里得到。求知就是求知，求慕就是求慕，那么人面对古器物，本来可以成为求知的一端、彰明德性的开端。这样说来，我只怕您不喜爱古器，却也怕您最终只是停留在喜爱古器上。至元丁丑十月初一，容城刘某记。《髙林重修孔子庙记》安肃县髙林里距离我的住处五十里，我绕道前去拜访孔子庙。询问它创始和复兴的缘由，乡里的老人刘祯等人说：这座庙建于五代时期，久而久之废弃毁坏。金朝大定年间，乡先生孙直卿率领乡里的豪族卢、刘、田三姓，开始修葺它。到今天至元庚辰年，庙宇几乎全都坍塌毁坏。刘祯是刘氏的孙辈，又率领卢氏子孙，共同继承前人的志愿，在这一年春天经营修建；到第二年秋天，庙貌已经庄严，于是兴置祭器，以祭祀之事告成，并且制定乡约，规定春秋释奠的礼仪，使之可以延续。乡里人认为自己并非学者，却祭祀先圣，恐怕超越礼制，请我来质正此事。我考察礼制，向先圣先师举行释奠，是说学习《诗》《书》《礼》《乐》的人，各自按照所学习的[原文缺“之”字]专门学业来祭祀自己的先师。孔子难道只是《诗》《书》《礼》《乐》某一门的专门老师吗？既然不是《诗》《书》《礼》《乐》某一门的专门老师，难道是乐官可以私自祭祀的人吗？《诗》《书》《礼》《乐》的官员尚且不能把孔子据为私有，后世那些只会背诵文辞的俗儒，难道更有资格把孔子据为私有吗？礼制规定饮食时一定要祭祀，是祭祀最初制造饮食的人。大概是因为我们所享用的一切，都是靠这个人的力量。孔子是确立人道的人。如今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君臣各守其分、父子各守其亲的人，而没有一起沦落到禽兽的境地，究竟是谁的力量呢？对一顿饮食尚且知道报答它的创造者，对于这种力量却不知道如何报答，真是糊涂。诸位应当努力办好这件事，不要懈怠。刘祯等人说：“是。”并且请我把这些话写在石碑上，记载年月的始末。又过一年，秋九月最后一天，容城刘某记。

译《退斋记》老子大概真正了解道的本体吧？道的本体本来寂静，产生万物却不出自万物，制御万物却不受万物制御，以一统摄万变而自身不变。若从理的相对、势的相互推移、数的彼此作用以及流动变化来观察，那么凡是与道体相似的事物，都洒脱而不受牵累，变化通达而没有穷尽。老子确实看到了这一点，我也取法于他对这一点的认识。不过，他只是窃取这一道理来成就自己的权术，以此谋求私利，因而有害于我们的义理。处于下位将用来取得上位，处在后面将用来取得先位，停止将用来获得富足，节俭将用来扩大，哀伤将用来取胜，慈爱将用来变得勇敢，不足将用来达到无所损失，不敢妄动将用来求得生存，无私将用来成就私利，不求宏大将用来保全宏大，柔弱将用来不被万物战胜，不自我尊贵将用来获得尊贵，不刻意求生将用来保全生命。知道低洼处终将充盈，于是故意处在低洼；知道破败之后必会更新，于是故意处在破败；知道少取必然有所得，于是故意取少；知道朴素可以用来文饰，于是故意表现朴素；知道溪谷可以容纳万物，于是故意处在溪谷；知道显耀的形势必然污浊，满盈的形势必然溢出，尖锐的形势必然折断，于是故意表现得像婴儿、处女，昏暗、沉闷、幽寂，口称忍让、勇武、争夺、攻伐、自矜。凡是万物能够用来伤害他的地方，他都把自己隐藏起来而不显露。明明知道却表现得愚昧，善于辩说却表现得迟钝，机巧却表现得笨拙，雄强却表现得雌弱，荣耀却表现得屈辱。即使说出一句话，也不让话意完全显露；听到谈论事情，事情还没有说尽便先行停止。因此，万物开始开启、最终完成的时候，他都紧紧按住而不参与，置身于可以先、可以后、可以上、可以下、可以进退、可以左右的位置上。他从事情的起点便逆向窥伺它的终点，在事情尚未进入时便谋划它的出口，暗中等待并把握它的归宿，察看间隙而收取利益，又使别人看不见自己的踪迹。即使天地之间相互激荡、相互生成、相互役使、相互显形、相互依凭、相互潜伏这些不可测的变化，也无不在他的权术之中，何况人呢？所以想亲近却不能亲近，想防备却不能疏远，想尊贵却不能尊贵，想卑贱却不能卑贱，想获利却不能获利，想加害却不能加害。他的关卡、枢纽和风箱一般的机括，无法窥见并弄清；他的机心、纽结和根本，无法探寻而得到；他的恍惚幽冥，不能用形象来捕捉把握。唉！凭借这种权术行事，便无不以一己的利害来裁量天下人的忧乐，最终必定会误国害民，然而他却特立于万物之上而不承担责任。而他正以孔孟在时势中的权宜之义、程朱所说的名分义理自居而毫不怀疑，世人也没有人能够夺去这种自我定位。中山滕君仲礼，早年就以学问和品行闻名；但为人慷慨，有才华而且有气节。他用“退”来命名自己的居室，既认为宁可在有所不为上有所失，也警戒自己不要妄然前往，亲自写了铭文；又请我写文章记述此事。我本来知道仲礼并不是老子那种退让的人，然而他难道真是因为有所不为而有所失吗？所谓有所不为的人，昏暗而不知道振作，拘泥而不知道变通，固执停滞而不知道如何变化，最终也会误国害民。但归根结底，只是见识不足罢了。这样的人也会被人指责，而他自己也无法逃避责任。他并不像奉行老氏的人那样，用权术欺骗世人，又用权术为自己开脱。我为仲礼能够退让而高兴，却又希望他谨慎思考自己为何退让，所以极力说明这两种退让的过失。至元丙子年八月十六日，容城刘某记。《麟斋记》编修王之才研究《春秋》，专门治《左氏传》，曾经对获麟的意义有所取法，于是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麟斋”，请我为之作记。获麟，不过是孔子作《春秋》时记载的一件事；至于《春秋》的义理，并不只是与这件事有关，欧阳氏早已在前人那里说过了。然而《春秋》所记的时代，孔子实际上是天理元气所在之处，与当时浑浊混乱的气数相互消长；像麒麟这样的祥瑞，就是属于我的正气一类，它的到来本来并非偶然。只是这种正气存在于当世，恐怕没有多少；那边的邪气足以伤害它，而这边的正气又不足以养育它。由麒麟可以推测我的盛衰，由我也可以推测世道气运的盛衰，圣人当然不能对麒麟被捕获一事漠然置之。说是圣人招致麒麟，可以；说是圣人的德性感应麒麟，也可以；这些说法都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不过，圣人作《春秋》，依据天道和人事，自然形成文章，再顺势加以文饰，其中义理都因事而寄寓，怎么可以曲折地硬说成一个固定的道理呢？即便如此，您既然对麒麟有所取法，我也不能对麒麟默默不言。麒麟之所以成为麒麟，正是天地使它产生的原因，也是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天地之心的原因。在《春秋》中，它是圣人所赞赏的善；在《易》中，它是圣人所指示的阳；而在人身上，则是一日也不曾完全失去的东西。如果能使自身的麒麟之德显现出来，那么一切伤害人的东西，如长蛇、封豕、饕餮、梼杌，无不在魑魅的境域中消融荡涤；天下振作奋发，全都成为我的正气流行之地。如今圣人虽不能在当时完全发挥自己所招致的正气，但他扶助这一方、抑制那一方的作为，已经使这麒麟在万世中成为麒麟了。您读《春秋》，我知道您将会思考如何使这一斋真正成为麒麟之斋而已。不过，我从圣人关于闭门自守、谨慎等待的教诫中，看见圣人对此事的殷切，于是感叹凤凰没有到来，悲伤鲁国麒麟被捕获时圣人的心情。唉，麒麟啊！又应当以圣人的心为心，使自己的麒麟之德成为真正的麒麟啊！

译《种德亭记》赵郡王允中的先太夫人曾居住在一座堂中，郧城先生为它题名“善庆”，并且作了记。允中另外建造一座亭子作为休息之处，寓轩先生题名为“种德”，请我为之作记。我听说有人对“善庆”和“种德”的含义产生疑问，认为它们似乎重复了；这是因为不知道两位先生命名的用意，以及二者所属的脉络中有主次之分。堂的名称，是从我向上追溯祖先而来的，而我正是承受祖先福庆的人；亭的名称，是从我向下推及后代而来的，而我是有所播种德行的人。就“种”字作比方，如同去年播种，是为了供给今年使用；而明年使用的粮食，又要仰赖今年的播种。如果一年不播种，供给便会随之穷尽。如今允中承受先人福庆的由来，已经在堂记中有所显示；他的后人将来从我这里承受的福泽，也一定会从允中身上产生。我曾因此探求允中的内心：他三次任廉访使，从未不把赈济贫困百姓、平反冤狱作为职责；任河南职务时，上奏罢免镇南郎将中一个危害百姓的人；又竭力救出一百多名本来出身良家、却被豪强掳获的人。这些事虽然都是别人不敢做的，但还不足以完全认识允中。至于向中书省、御史台陈请，严禁江浙贩卖子女；向天子上书，论述国家储君的重要性；任河南官而怜悯江浙百姓，守着一个官职却忧虑天下，这些足以看出他内心忠诚恳切、悲悯深厚到了极点。由此看来，允中确实无愧于“种德亭”这个名称，而这座亭子将来也会重新成为子孙“善庆”的堂屋了。两个名称彼此相承，反复推演而无穷无尽，又何必担心它们的含义重复呢？至元壬辰年八月十五日，容城刘某记。《鹤庵记》有人带着大经来拜访，在庭院中养了两只鹤，于是把他的庵命名为“鹤”。一天他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用鹤来命名庵吗？”我说：“这在于您自己，而不在于鹤。喜爱水的人，我看见他的智慧周流不息，与水相同；喜爱山的人，我看见他的仁厚沉静，与山相同。大经心思机警、品格高明，内心闲适深远，发而为文章，清俊雄健而又婉转华丽，可以在当时声名显著并流传后世，这不就是与鹤相同吗？所以听到鹤的叫声、看见鹤的形状，便欣喜快乐，并不是鹤本身值得快乐，而是我与鹤相同的地方使我如此。”大经说：“我对于鹤，不只是喜爱而已，请您再替我想一想。”我于是看着鹤叹息说：“如果说大经是厌弃世俗的卑下狭隘，认为世俗不能相处，内心想要高飞远览，所以和鹤交游，那么他的心胸就狭窄了；如果说大经认为凭借自己的轩昂超卓，权势利益不能束缚自己，姑且借鹤来比况自己，那么他的心就骄矜了。狭窄和骄矜，大经都不会有。那么，他给庵命名的意思究竟从哪里来呢？”我观察古人的教化，凡是进入耳目、心思之间的事物，无不借观感来比拟德性、寄托兴意，以譬喻来表示警戒，因此能够收摄万物而涵养其中的道理。像《黄鸟》一章那样的诗，谁不曾吟咏它呢？而圣人说：“对于止息，要知道自己应当止息的地方。”这只鹤呼唤它不会来，长鸣着低头趋行，也只是平常的事情；可是子瞻却感叹它难以进取而容易退避，大概也是承继《黄鸟》的遗意。由此推及，它在阴处游息，是知道涵养；感受到半夜而鸣，是懂得识别时令；鸣叫便能声闻于天，飞行便能一举千里，是因为它有根本。它行动有节制，鸣声有音律，是因为它懂得和谐。月色洁白，清风徐来，它徘徊伫立，何况这些特点加上白衣黑裳般的外貌，难道不会有启发我的地方吗？命名庵的用意，或许就在这里。大经说：“我明白了。”至元壬辰年冬十月十五日，刘某记。《游髙氏园记》园子依傍保城东北角而建，四周东面筑有围墙，依城而设，隐约映照，幽静深邃，布局错落而繁茂秀美。保地过去有很多名园，近来都废弃毁坏了，如今成为郡人观赏之处的，只有这一座，我在闲暇时游览它，感到十分快乐。园中有一座厅堂，是最高敞的地方，尚书张梦符题名为“翠锦”。有人指着它对我说：“这是某个贵族人家的楼，至今才四十五年，就已经拆毁改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唉！人真是愚蠢啊？既然知道它还会重新成为这样，又有什么值得叹息的呢？我听了这话，认为大不对。天地的道理，不过是生生不息罢了。凡是已经产生的东西，即使天地也不能使它长久存在。假如天地之心看见万物不能长久存在，便从此不再产生万物，那么生生之理就随之止息了。成毁、代谢，都是道理和形势相互承接而自然如此。人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却仍然不断去做，是因为气机推动着他们。假如前人考虑到自己的创造不能长久存在，就不再为后人创作；后人看到前人的创造不能长久存在，也不再继续创造，那么这样一来，天地之间早已化为草莽和灰烬的区域了。我们又怎能得到今天游览的快乐呢？天地之间，凡是人力所做的事情，都是气机推动的结果。事物建成之后会毁坏，毁坏之后又会重新更新，这同样是生生不息的道理，有什么可叹息的呢？我明白了这些道理，那人又私下把我的说法记了下来。至元辛卯年四月十五日记。《静脩集》卷十【遗文四】钦定《四库全书》《静脩集》卷十一【遗文五】元代刘因撰。序说。《徐生哀挽序》至元十二年秋九月，徐生景岩去世。他病重将死时，哭泣着对我说：“奉养父母还没有完成，学业还没有成就，二十六岁就死了，也算白白活了一生。希望您给我在石碑上写一句话，或许可以使它不朽，从而稍稍得到安慰。”幸而他最终保全了平日彼此的情谊，没有给死者留下遗憾。他对父亲祐以及故友徐子怿留下的遗言，也是这样。唉！凭徐生的聪明敏捷，不到二十岁就能写文章，成年后又不断讲学，他难道不知道做学问本来不是为了求得不朽吗？而所谓不朽，又不在于某个人的一句话。人的一句话如果真的可以凭借它寄托不朽，也不一定非要拘泥于一块小小的石碑。如今他悲痛恳切到这种程度，难道是在志气正英发、锐意进取的时候，上天突然折损夺去了他的生命？其中或许有不能自已的原因吧？就从他的志向来看，假如上天再给他一些年岁，使他有机会达到真正不可磨灭的成就，也未可知。想要刻铭来表彰墓地，也许不完全合宜，于是叙述徐生的才华和志向如此，率领志同道合的人写辞章来哀悼他，也或许可以稍稍符合与友人有始有终的情义。第二年正月十六日，容城刘某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