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续集卷三
氏八卦亦以河图而演之，是不足以正刘氏之失乎？曰：龙图之说未必出于刘氏之前，而吕伯恭从而误信之，犹张敬夫之为戴氏所欺也。夫希夷未闻有书，传至邵子而后有书。其太极图，则朱子亦谓发于穆伯长，而胡仁仲因之，遂亦以为穆特周子学之一师。陆子静因之，遂以朱録为有考，而潘志之不足据也。葢胡氏兄弟于希夷不能无少讥议，是以谓周子为非正，为穆仲之学者。陆氏兄弟以希夷为老氏之学，而欲其当谬加无极之责，而有所顾借于周子也。然其实则穆死于明道元年，而周子时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陆氏不惟不考乎潘志之过，而又不考乎此之过也。然始也朱子见潘志，知图为周子所自作，而于行録附注，虽破朱氏之说，而犹以胡氏之抑希夷、种穆谓特其学之一师者为过，而疑其传自希夷至周子始笔之书，而亦不敢遽以为不传于希夷、种穆也。岂其后有所考于此也？故于注图书则曰：「莫或知其师传之所自。」记遗文后则曰：「非有所受于人。」记书堂则曰：「不繇师传，黙契道体，实天之所畀也。」而其问答之间则常谓希夷未甞有濓溪之说，濂溪之说未甞出于希夷，周子自为周子之学，而未甞考夫邵子者；邵子自为邵子之学，亦未甞考夫周子者。而防然以为无所传授，而不出于希夷，而敬夫亦以为自得之妙，非诸子所得而知也。若夫邵学，则虽穆、李之前不着其传，先儒谓有深意，而始推反理自得，而多固有如二程之言者。然其源之隐于方士，而发于希夷，为无可疑，而不必强为授于王豫得之归藏之说也。葢义理人心之所同，不必托之异人异书而后神。义理天下之公器，虽得之方外之书，亦不当为之讳也。若言希夷之学，则当以邵学为正也。彼以五十五定四方之位，以水火木金为四正卦之象，分四象。之数，自左旋去三而生四，偶卦之画，则闗氏之说，而范氏取之者然，其所合乃文王之八卦，固已与邵学不合矣。亦安可以伪而攻伪也哉？夫前之所论，皆托言出于希夷，而不合乎邵学者也。若朱子、发张文饶，又求之邵学而失之者也。若夫朱子，则极邵子之大，尽周子之精，而贯之以程子之正也。后人恶得而议之？虽然，抑有一说，而窃附于朱子之后：夫河图之中宫，则先天图之所谓无极，所谓太极，所谓道与心者，即太极图之所谓无极而太极，所谓太极本无极，所谓人之所以最灵者也。河图之东北，阳之二生数，统夫隂之二成数，则先天之左方，震一，离兊二，干三者也。先天图之左方，震一，离兊二，干二者，即太极图之左方，阳动者也。其兊离之为阳中之隂，即阳动中之为隂静之根也。河图之西南，隂之二生数，统夫阳之为二成数，则先天图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图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极图右方，隂静者也。其坎艮之为隂中之阳者，则隂静中之为阳动之根者也。河图之竒偶，即先天太极图之所谓隂阳，而凡阳皆干，凡隂皆坤也。河图、先天太极图之左方，皆离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图水火居南北之极，先天图坎离列左右之门，太极图阳变隂合而即生水火也。而易之为书，所以首乾坤，终坎离，终既济、未济，而先天之为图，中孚、頥、小过、大过各以其类而居于正也。如是，则周子、邵子其学虽异，先天太极其源虽殊，而其理未甞不一，而其所以出于河图者，则又未甞不一也。若夫其自为图者，则曰：河图之数凡五十五，而十位；洛书之数凡四十五，而九位。举不合。夫画三卦八，错综之六十四，若以位言，则去九与十合。夫干一，兊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叙，然不知所以为卦，所以为画，虽为推衍凑。定不免掌合若五十所为母一九为衍数，则揲蓍求卦之法，非按图画卦之本。此其为说似也，然及自为图，则亦不外乎十数，而为白圈、黒圈为五，相间而为十。以白为天竒，以黒为地偶，取三竒为干，三偶为坤，其余卦取之亦然。观其附合，乃有纂组华纷之极，所不能为者，而谓出于天地自然之数，必如是而圣人之画卦，如根干枝叶，迫于不得已而然者，亦必如是。是则可疑之大者。若其以天五、地五合各一太极，而为六，为重卦之本；二五相合而为十，为揲蓍之本。凡其不可晓，皆此类。而其假合悠谬，又有出于林黄中、郭子和百千之下者。然其反覆辨论，几数万言，葢【阙】尽废先儒，而独行已说之意。呜呼！朱子之于【阙】推本为卦画之源，而欲人玩心于其间。然其有不勿之戒，而其为说苐于其理可通而事有证者而叙次之。
译氏的八卦也凭借河图来推演，这难道还不足以纠正刘氏的错误吗？有人说：龙图之说未必产生在刘氏之前，吕伯恭于是错误地相信了它，正如张敬夫被戴氏欺骗一样。过去没有听说希夷有书，直到传到邵子以后才有书。他的太极图，朱子也说是由穆伯长创发，胡仁仲因而认为穆伯长只是周子学习的一位老师。陆子静又据此认为朱子的记录可以考证，而潘志不足以凭据。大概胡氏兄弟对于希夷不能没有一点讥议，所以说周子不是正统，只是学习穆伯长的学问。陆氏兄弟把希夷看作老氏的学问，又想让他承担妄加“无极”之说的责任，于是对周子有所顾惜。然而实际上，穆伯长死于明道元年，而周子当时只有十四岁。因此朱氏、胡氏、陆氏不但没有考察潘志的错误，也没有考察这里的错误。不过起初朱子见到潘志，知道图是周子自己创作的；他在《行录》中附注，虽然驳斥了朱氏的说法，却仍认为胡氏贬抑希夷、说穆伯长只是周子的一位老师，是错误的；他又怀疑这本书是从希夷传到周子时才开始书写的，却也不敢立即断定它没有从希夷、穆伯长那里传下来。难道是后来对此又有所考察吗？所以他在注释图书时说：“没有人知道他的师承传授究竟来自哪里。”记述遗文以后又说：“并不是从别人那里接受来的。”记述书堂时又说：“不经过老师传授，默默契合于道体，实在是上天所赋予的。”而在问答之间，他常常说希夷从未有过濂溪的学说，濂溪的学说也从未出自希夷；周子自成周子的学问，并未考察邵子；邵子自成邵子的学问，也未考察周子。他们茫然地认为学问没有传授，也不是出自希夷；张敬夫也认为这是自己体悟得到的奥妙，不是诸子所能了解的。至于邵子的学问，虽然在穆伯长、李氏以前没有明确记载其传承，前代儒者说其中有深意，开始推求返本之理而自得，而且多有本来就存在的内容，正如二程所说。然而它的源头隐藏在方士之中、在希夷那里发扬出来，这是无可怀疑的，却不必硬说它传自王豫所得到的《归藏》之说。义理本来就是人心共同具有的，不必假托异人异书才显得神奇。义理是天下的公器，即使从方外之书中得到，也不应替它隐讳。若要谈希夷的学问，就应当以邵学为正统。那一派把五十五确定为四方的位置，以水、火、木、金作为四正卦的象，分为四象。它的数从左向右旋转，去掉三而生四；偶卦的卦画，是关氏的说法，范氏取用了它。然而它所相合的其实是文王的八卦，本来已经与邵学不相合了。又怎么可以用一种伪说去攻击另一种伪说呢？前面所论述的，都是假托说出自希夷、却与邵学不相合的说法。至于朱子、发张文饶，则是从邵学中寻求却仍然失误的人。朱子则推极邵子的广大，穷尽周子的精微，并用程子的正理贯通其中。后人怎么能随意议论他呢？即便如此，我还是有一种说法，私下附在朱子之后：河图中央的方位，就是先天图所谓的无极、太极、道与心，也就是太极图所谓的“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以及所谓“人之所以最灵”的地方。河图东北方是阳的两个生数统领阴的两个成数，这就是先天图左方的震一、离兑二、乾三。先天图左方的震一、离兑二、乾二，就是太极图左方的阳动。兑、离属于阳中的阴，就是阳动之中作为阴静根源的部分。河图西南方是阴的两个生数统领阳的两个成数，这就是先天图右方的巽四、坎艮五、坤六。先天图右方的巽四、坎艮五、坤六，就是太极图右方的阴静。坎、艮属于阴中的阳，就是阴静之中作为阳动根源的部分。河图的奇数和偶数，就是先天太极图所谓的阴阳；凡是阳都属于乾，凡是阴都属于坤。河图、先天太极图的左方，都是离的象；右方，都是坎的象。因此河图以水、火居于南北两极，先天图以坎、离排列在左右两门，太极图则阳气变化、阴气会合，随即生成水火。《易》之所以开头讲乾坤，最后讲坎离，终结于既济、未济；先天图中，中孚、颐、小过、大过也各自按照类别居于正位。这样看来，周子、邵子的学问虽然不同，先天图和太极图的源头虽然有别，但其中的道理未尝不相同，而它们出自河图的地方，也未尝不相同。至于那位自己画图的人，则说：“河图之数总共五十五，有十个位置；洛书之数总共四十五，有九个位置。”全都不相合。画三画而成八卦，错综交互而成六十四卦；若从位置来说，则去掉九和十便能相合。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的次序，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成为卦、为什么成为卦画，虽然可以推衍凑合。确定不会免于掌合；若五十是所谓母数，一、九是衍数，那么通过揲蓍求卦的方法，就不是按照图来画卦的根本了。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然而等到他自己画图时，也没有超出十个数，只是把白圈、黑圈作为五，彼此相间成为十。把白圈当作天的奇数，把黑圈当作地的偶数，取三个奇数为乾，三个偶数为坤，其余各卦也这样取法。观察这种牵强附会，竟达到了编织组绣、华丽纷繁的极点；明明是人力不能做到的，却说它出于天地自然之数，必定如此，仿佛圣人画卦就像树木的根干枝叶一样，是迫不得已而自然如此。这是最值得怀疑的地方。至于他把天五、地五合为各自一个太极，作为六、重卦的根本；把两个五合为十，作为揲蓍的根本，凡是难以理解的，大都属于这一类。他这种虚假拼合和荒谬说法，又有超过林黄中、郭子和百千倍的地方。然而他反复辨论，几乎写了数万字，大概是想【缺】完全废弃前代儒者的说法，只实行自己的学说。唉！朱子对于【缺】推究卦画的根源，是想让人把心思玩味于其中。不过他有不可轻忽的告诫，而他论说此事，只是把道理可以贯通、事情有证据的内容依次叙述出来。
然亦有传疑而未甞以为河之所出、伏义之所目覩者，必如是也。今斯人也，既以先儒之或有所传而来者，尽以为非，而于千万世之下，出于已手之所纂画者，自防以为必合乎天之所出，则是以天自处，其所见亦必有甚异于人者也。惜不得从而问之，姑与诸说杂而记之，以俟参攷。中孚彖本义于中孚彖则曰，能致豚鱼之应；小过彖则曰，能致飞鸟遗音之应。于小过之初六，飞鸟以防，则引郭璞洞林，或致羽虫之孽者，以释之。予谓于其防以孽言，则所谓吉之应者，疑其为致祯祥也。然甞有问朱子，豚鱼之应，谓眞致豚鱼者，而朱子亦不敢遽以为然。抑不知其所谓应者，又将何所谓也？或曰，頥、中孚皆有离之象也。离则有水虫之象焉，故在頥则为灵▯，在中孚则为豚鱼，是特取其象焉尔，非必谓其眞有所致也。是皆不可得而知矣。独信及豚鱼之言，昭然甚明，其吉将不在夫豚鱼，而在夫此者，则不得而知也。孙仲诚筮遇中孚不变，求余说以告。叙学性无不统，心无不宰，气无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无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学术之差，品节之紊，异端之害，惑之也。今之去古逺矣，众人之去圣人也下也，幸而不亡者，大圣大贤惠世之书也。学之者以是性与是心与是气，即书以求之，俾邪正之术明，诚伪之辨分，先后之品节不差，笃行而固守，谓其材之不能全，吾不信也。保下诸生从余问学有年矣，而余梗于他故，不能始卒成夫教育英才之乐，故其为陈读书为学之次叙，庶不至于差且紊而败其全材也。先秦三代之书，六经语孟为大。世变既下，风俗日壊，学者与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其材之全，得乎？三代之学，大小之次第，先后之品节，虽有余绪，竟亦莫之适従，惟当致力六经语孟耳。世人往往以语孟为问学之始，而不知语孟圣贤之成终者，所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者也。圣贤以是为终，学者以是为始，未说圣贤之详，遽说圣贤之约，不亦背驰矣乎？所谓顔状未离于婴孩，髙谈已及于性命者也。虽然，句读训诂不可不通，惟当熟读不可强解，优游讽诵，涵咏胸中，虽不明了，以为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凿，则惑耳。六经既毕，反而求之，自得之矣。治六经必自诗始，古之人十三诵诗，葢诗吟咏情性，感发志意，中和之音在是焉。人之不明，血气蔽之耳。诗能导情性而开血气，使幼而常闻歌诵之声，长而不失刺美之意，虽有血气，焉得而蔽也？诗而后书，书所谓圣人之情见乎辞者也，即辞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气既开，情性既得，大本立矣。本立则可以徴夫用，用莫大于礼。三代之礼废矣，见于今者，汉儒所集之礼记，周公所着之周礼也。二书既治，非春秋无以防也。春秋以天道王法断天下之事业也。春秋既治，则圣人之用见。本诸诗以求其情，本诸书以求其辞，本诸礼以求其节本诸《春秋》，以求其防，然后以《诗》《书》《礼》为学之体，《春秋》为学之用，一贯本未具举。天【阙】穷理穷而性尽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后举夫《易》。《易》也者，圣人所以成终而所成始也。学者于是用心焉。是故【阙】礼乐不明，则不可以学《春秋》；五经不明，则不可以学《易》。夫不知其粗者，则其精者岂能知也？迩者未尽，则其逺者岂能尽也？学者多好高务逺，求名而遗实，逾分而逺探，躐等而力穷，故人异学，家异传，圣人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防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不以彼之言而变吾之良知也。近世学者往往舎传注防释，便废诸儒之议论，葢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防释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论尔。传注防释之于经，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铲伪以眞，补其三四而偹之也。故必先传注，而后防释；防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以已意体察，为之权衡，折之于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竒，勿好辟异，勿好诋讦，勿生穿凿，平吾心，易吾气，充周隐微，无使亏欠。若发强弩，必当穿彻而中的；若论罪囚，棒棒见血而得情，毋惨刻，毋细碎，毋诞妄，毋临深以为高渊，实昭旷开廓恳恻，然后为得也。六经既治，语孟既精，而后学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夺也。胸中有六经语孟为主，彼兴废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悬明镜，轻重寝飏，在吾目中。学史亦有次第，古无经史之分，《诗》《书》《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史之兴自汉氏始，先秦之书如《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防皆掇拾记録，无完书。
译但他也有传疑而未曾断定的地方，并没有认为河中所出的图、伏羲亲眼看见的图一定就是这样。如今这个人，既然把前代儒者或许有所传承而来的说法全部认为错误，却在千万代以后，把出自自己手中编排绘制的东西自以为一定符合上天所出的图，那么他就是把自己当作上天；他的见识也必定远远异于常人了。可惜不能跟随他去询问，只好把它和各种说法杂列记录下来，等待参考考证。《中孚彖》《本义》在解释《中孚彖》时说，能够招致豚鱼响应；解释《小过彖》时说，能够招致飞鸟留下声音的响应。解释《小过》初六“飞鸟以凶”时，又引用郭璞《洞林》，说有时会招致羽虫之灾来解释它。我认为，既然把“凶”解释为灾祸，那么所谓吉祥的响应，恐怕是指招致祥瑞。然而我曾经问过朱子，豚鱼的响应是否是指真的招来豚鱼，朱子也不敢立即认为确实如此。只是我不知道他所说的“响应”究竟还可以指什么。有人说，《颐》和《中孚》都有离的象；离卦就有水中虫鱼的象，所以《颐》表现为灵龟，《中孚》表现为豚鱼，这只是取其卦象罢了，并不一定说真的有什么东西被招来。这些都无法确知。唯独“信及豚鱼”这句话，意义昭著明白；它所说的吉祥究竟不在豚鱼，而在于“信及豚鱼”这件事，却无法知道。孙仲诚占筮得到不变的中孚卦，请我作解释来告诉他。《叙学》人的本性无所不统摄，心无所不主宰，气无所不充满；人凭借这些而生，所以才能本来没有不完备的。若有不完备，并不是才能本身的罪过，而是学术的差错、品节的紊乱、异端的危害使人受到迷惑。如今距离古代已经很远，普通人距离圣人也很远；幸而没有完全失传的，是大圣大贤惠及世人的书。学习的人凭借这种性、这种心和这种气，从这些书中寻求，使邪正之术明白，真伪的区别分清，先后品节不出差错；只要笃实行持、坚固守持，说他的才能不能完备，我是不相信的。保下诸生跟随我询问学问已经多年了，只是我被其他事情牵累，不能始终完成教育英才的乐趣，所以为他们陈述读书求学的次序，希望不至于因差错和紊乱而损害其本来完备的才能。先秦三代的书，以六经、《论语》《孟子》最重要。世道变坏以后，风俗日益败坏，学习者随着世俗俯仰，没有人致力于学问；想使他们的才能完备，怎么可能呢？三代学问大小的次序、先后的品节，虽然还留有一些遗绪，最终也没有人遵循，只有致力于六经、《论语》《孟子》罢了。世人往往把《论语》《孟子》作为求学的起点，却不知道它们是圣贤学问完成之后的终点，正是所谓广博地学习、详细地说明，最终将返回到简约。圣贤把这些作为终点，学习者却把它们作为起点；还没有说明圣贤学问的详尽内容，就贸然说明圣贤学问的简约，不是背道而驰吗？这正是所谓面容还没有脱离婴儿状态，却已经高谈性命之理。即便如此，句读和训诂不可不通晓，只应当熟读，不可强作解释；从容地讽诵，涵泳咀嚼于胸中，即使暂时不明白，也可以把它作为先入为主的根本。若一定要牵强地解释明白，反而会使耳朵受到迷惑。六经读完以后，再回头寻求它，自然会有所领悟。研治六经一定要从《诗经》开始。古人十三岁诵读《诗经》，因为诗歌吟咏情性，感发志意，中和之音就在其中。人之所以不能明白道理，只是被血气遮蔽罢了。诗能够引导情性、开启血气，使人在幼年经常听到歌诵之声，长大后不失去讽刺和赞美的意义；即使有血气，又怎么能遮蔽他呢？读诗之后读《书》，《书》中所说的，是圣人的情感显现在言辞之中；从言辞寻求情感，情感就可以得到。血气既已开启，情性既已获得，根本就树立起来了。根本树立以后，便可以考察它的施用；施用之中没有比礼更大的。三代的礼已经废失，如今能看到的，是汉代儒者汇集的《礼记》和周公所著的《周礼》。这两部书研治完毕，不是《春秋》就无法加以裁断。《春秋》依据天道和王法来裁断天下的事情。《春秋》研治完毕，圣人的施用之道就显现了。以《诗经》为根本来寻求圣人的情感，以《尚书》为根本来寻求圣人的言辞，以礼为根本来寻求圣人的节制，以《春秋》为根本来寻求圣人的裁断；然后以《诗》《书》《礼》作为学问的体，以《春秋》作为学问的用，便把始终、本末一贯地全部举明了。天【缺】穷究事理，事理穷尽而人的本性也就尽知了；穷究事理、尽知本性而达到天命，然后才学习《易》。《易》是圣人用来完成终点、又用来成就起点的书。学习者应当在这里用心。因此【缺】礼乐不明，就不能学习《春秋》；五经不明，就不能学习《易》。不知道粗浅的部分，怎么能知道精微的部分？近处的事情尚未穷尽，怎么能穷尽远处的事情？学习者大多喜欢好高骛远，追求名声而丢弃实际，越过本分而远探深奥，跳过等级而竭尽力量，所以人人所学不同，家家所传不同，圣人的意思便晦暗而不明。六经在秦代被焚毁以后，汉代有传注，唐代有疏释，宋代有议论，学说日益兴起，也日益变化。学习者也应当懂得它们的先后，不要因为别人的言论而改变自己的良知。近世学习者往往舍弃传注、疏释，便废弃诸儒的议论，大概不知道议论之学本来就是从传注、疏释中产生的，只是进一步作出正大高明的论说罢了。传注、疏释对于经书，十成中得到了六七成；宋儒用力勤勉，铲除虚伪而取用真实，补足其余三四成，使之完备。所以一定要先读传注，再读疏释；读过疏释以后再读议论。要了解始终和原委，推求探索直到究竟，用自己的见解加以体察，作为衡量标准，以天理人情的极致来裁断；不要喜好新奇，不要喜好偏僻异说，不要喜好诋毁攻击，不要产生穿凿附会；使自己的心平正，使自己的气平和，充实周遍于幽隐精微之处，不要有所亏欠。像发射强弩，一定要穿透并命中目标；像审理罪囚，每一棒都要见血而获得实情；不要惨酷刻薄，不要琐碎苛细，不要荒诞妄说，不要把面对深沟当作高深渊博。务必要明白开阔、广大通达而又恳切哀悯，这样才算得当。六经研治完毕，《论语》《孟子》精通以后，才学习史书；首先树立根本的大道，小的事情就不能夺去它。胸中以六经、《论语》《孟子》为主，历史上兴亡废替的迹象就不能欺骗我。像手持平衡器，像悬挂明镜，轻重升降，都在我的眼中。学习史书也有次序。古代本来没有经、史的分别，《诗》《书》《春秋》都是史书，因为圣人删定、笔削，建立大经大典，才成为经。史书的兴起从汉代开始。先秦的书，如《左氏传》《国语》《世本》《战国策》，都是零碎搜集的记录，没有完整的史书。
司马迁大集群书为《史记》，上下数千载，亦云备矣。然而议论或驳而不纯，取其纯而舎其驳可也。后世史记皆宗迁法，大同而小异，其创法立制，纂承六经，取三代之余烬，为百世之凖绳。若迁者，可为史氏之良者也。班固《前汉史》与迁不相上下，其大原则出于迁，而书少加宻矣。东汉史成于范晔，其人诡异好竒，故其书似之，然论賛情状，有时亚于迁。固自谓賛是吾文之竒，作诸序论，往往不减《过秦》则，比拟太过。三国陈夀所作，任私意而好文竒，功伟绩往往削没，非裴松之小传，一代英伟之士遂为夀所诬。后世果有作者，必当改作，以正夀之罪，奋昭烈之幽光，破曹瞒之鬼贼，千古一快也。晋史成于李唐房杜诸人，故独归美太宗耳，繁芜滋漫，诬谈隐语，鄙泄之事且载之，甚失史体。三国过于略，而《晋书》过于繁。南北七代各有其书，至唐李延夀总为《南北史》，遣时记事，颇为得中，而其事迹汚秽，虽欲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于唐兴亡之际，徼讦好恶，有浮于言者。唐史二《旧书》，刘昫所作，固未完备，文不称事；而《新书》成于宋欧宋诸公，虽云完备，而文有作为之意，或过其实，而议论纯正，非《旧书》之比也。然学者先当《旧而后《新五代二书皆成于宋，《旧》则薛居正，《新》则欧阳子也。《新书》一出，前史皆废，所谓一洗凡马空者也。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实録，宋事纂録甚多，而《东都事略》最为详备，是则两世之史也。学者必读全史，歴代考之废兴之由，邪正之迹，国体国势，制度文物，坦然明白，时以六经旨要立论其间，以试已意，然后取温公之《通鉴》，宋儒之议论，校其长短是非，如是可谓之学史矣。学者往往全史未见，急于要名，欲以为谈说之资觜吻之备，至于《通鉴》亦不全读，抄撮钩节，《通鉴》之大防，温公之微意，随以昧没，其所以成就，亦浅浅乎。史既治，则读诸子者，庄列隂符四书皆出一律，虽云道家者流，其间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寓，可也。《素问》一书，虽云医家者流，三代先秦之要典也，学者亦当致力。孙呉姜黄之书，虽云兵家智术战。陈之事，亦有名言，不可弃也。荀子议论过髙好竒，致有性恶之说，然其王覇之辨，仁义之言不可废也。管子一书，覇者之略，虽非王道，亦当读也。杨子云《太▯》《法言》，发孔孟遗意，后世或有异论者，以其有性善恶混之说，剧秦美新之论，事莽而纂汉。韩子谓其文颇滞澁，苏子谓艰险之辞，文肤浅之理，而温公甚推重之，以为在孟荀之上，或抑或扬，莫适所定。虽然，取其辞而不取其节，可也。贾谊、董仲舒、刘向皆有书，惜其犹有战国纵横之余习，惟董子三防明白纯正，孟轲之亚，非刘贾所企也。文中子生于南【阙】之后【阙】横流之际而立教，河汾作成将相【阙】之治，可谓大儒矣。其书成于门弟子董、薛、姚、窦之流，故比拟时有太过，遣辞发问，甚似《论语》，而其格言至【阙】汉儒所未道者，亦孟轲氏之亚也。韩子之书，删【阙】丽，李唐一代之元气也，与汉氏比隆矣。其诋斥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轲氏之亚也。诸子既治，宋兴以来诸公之书，周、程、张之性理，邵康节之象数，欧、苏、司马之经济，往往肩汉唐而踵三代，尤当致力也。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徳，依于仁矣，艺亦不可不游也。”今之所谓艺，与古之所谓艺者不同。礼、乐、射、御、书、数，古之所谓艺也，今人虽致力而亦不能，世变使然耳。今之所谓艺者，随世变而下矣，虽然不可不学也。诗、文、字、画，今所谓艺，亦当致力，所以华国，所以治物，所以饰身，无不在也。学诗当以六义为本，三百篇其至者也。三百篇之流，降而为辞赋、离骚、楚词，其至者也。词赋本诗之一义，秦汉而下，赋遂专盛，至于三都、两京，极矣。然对偶属韵，不出乎诗之律，所谓源逺而末益分者也。魏晋而降，诗学日盛，曹、刘、陶、谢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诗学日变，变而得正，李、杜、韩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诗学日弱，弱而后强，欧、苏、黄其至者，也。故作诗者，不能三百篇，则曹、刘、陶、谢不能；曹、刘、陶、谢则李、杜、韩不能；李、杜、韩则欧、苏、黄而乃効晚唐之萎薾，学温、李之温新，拟卢仝之恠诞，非所以为诗也。至于作文，六经之文尚矣，不可企及也。
译司马迁汇集各种书籍写成《史记》，上下数千年，也可以说完备了。然而其中的议论有的驳杂而不纯，可以取其纯正、舍弃其驳杂。后世的史书都以司马迁的方法为宗旨，大体相同而小处有异；它们创立史法、建立体制，继承六经，取三代留下的余绪，作为百代的准绳。像司马迁这样，可以算是史家中的贤良。班固的《前汉史》和司马迁不相上下，大的原则出自司马迁，而文字稍微严密了些。东汉史由范晔写成，他本人诡异而好奇，所以书也像他；但其中的论赞和情状，有时仅次于司马迁。班固自己说赞语是自己文章中的奇特之处，又说所作各篇序论往往不减于《过秦论》，这种比拟太过分了。三国时陈寿所作的史书，任凭个人意旨而喜好文辞奇异，功业伟绩往往被削减湮没；如果不是裴松之的小传，一代英伟之士就会被陈寿诬枉。后世果真有作者，一定应当改写，以纠正陈寿的罪过，发扬昭烈帝幽微的光辉，打破曹瞒这个鬼贼的形象，这将是千古以来的一大快事。晋史由唐代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编成，所以只归美于太宗；书中繁杂蔓延，诬妄之谈、隐晦之语，以及鄙俗泄露的事情也都记载，严重失去史书体制。三国史过于简略，《晋书》又过于繁琐。南北七代各有自己的史书，到唐代李延寿总合编成《南北史》，记事颇为适中；但其中的事迹污秽，即使想用文辞加以文饰，也无法文饰。隋史成于唐朝兴亡之际，喜欢揭发攻击、偏好恶，言辞中有超过事实的地方。唐史的两部《旧书》由刘昫编撰，本来就不完备，文字也不能称合于事实；《新书》由宋代欧阳修、宋祁等人编成，虽然说是完备，但文辞有刻意经营的意味，有时超过事实；不过议论纯正，不是《旧书》所能相比的。学习者应当先读《旧唐书》，然后读《新唐书》。五代的两部史书都成于宋代，《旧五代史》由薛居正编写，《新五代史》由欧阳修编写。《新书》一出，前代史书都被弃置，正所谓一洗凡马而空。宋、金两朝的史书都没有完成；《金史》只有实录，宋代史事的编录很多，其中《东都事略》最为详备，这就是两朝的史书。学习者一定要通读全部史书，考察历代兴亡的原因、邪正的迹象、国家的体制和势势、制度和文物，使它们坦然明白；时时以六经的旨要在其中立论，来检验自己的见解，然后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宋儒的议论，校察其中的长短是非。这样才可以称为学习史书。学习者往往还没有读完全部史书，便急于求取名声，想把它们作为谈说的材料和口舌的储备；甚至《资治通鉴》也不完整阅读，只是抄取摘录、钩取章节，于是《资治通鉴》的大纲、司马光的微妙旨意也随之昏昧湮没，这样取得的成就也太浅薄了。史书研治完毕以后，再读诸子。庄子、列子、《阴符经》以及四部书，都是一理贯通；虽然说属于道家一流，其中也有至理存在，可以取其道理而不取它的寓言。至于《素问》一书，虽然说属于医家一流，却是三代、先秦的重要典籍，学习者也应当致力于此。孙武、吴起、姜尚、黄石公的书，虽然说属于兵家权谋和战争的内容，其中也有名言，不可抛弃。荀子的议论过于高深而喜好奇异，以致有性恶的学说；然而他关于王道、霸道的辨析以及仁义的言论，不可废弃。管子一书，是霸者的谋略，虽然不是王道，也应当阅读。扬子云的《太玄》《法言》，阐发孔孟遗留下来的思想；后世有人提出不同看法，是因为其中有性善恶混的说法，以及《剧秦美新》的议论，并且侍奉王莽、篡夺汉朝。韩愈说他的文章有些滞涩，苏轼说是艰险的文辞、浅薄的道理，而司马光非常推重他，认为高于孟子、荀子；有人抑制，有人推扬，始终没有一个确定的评价。即便如此，也可以取他的文辞而不取他的节操。贾谊、董仲舒、刘向都有著作，可惜仍有战国纵横家的遗习；只有董仲舒的三篇对策明白纯正，接近孟轲，不是刘向、贾谊所能企及的。文中子生于南【缺】之后、【缺】横流之际而建立教化，在河汾之间培养成就将相【缺】的治道，可以称为大儒了。他的书由门弟子董、薛、姚、窦一类人编成，所以比拟有时过分，遣词发问很像《论语》；但其中的格言至【缺】，是汉代儒者未曾说过的，也接近孟轲。韩愈的书，删【缺】华丽，是李唐一代的元气，可以和汉代相媲美。他斥责佛、老，扶持周公、孔子，也接近孟轲。诸子研治以后，宋朝兴起以来诸位先生的书，周敦颐、二程、张载的性理之学，邵康节的象数之学，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的经世济民之学，往往可以与汉唐相抗衡而接续三代，尤其应当致力学习。孔子说：“立志于道，根据于德，依靠于仁，也应当游习六艺。”如今所谓的艺，和古代所谓的艺不同。礼、乐、射、御、书、数，是古代所谓的艺；现在的人即使致力于此，也不能完全做到，是时代变化造成的。如今所谓的艺，随着时代变化而降低了；即便如此，也不可不学习。诗、文、字、画，是今天所谓的艺，也应当致力于此；用来光彩国家、治理事物、修饰自身，没有一处不需要它们。学习诗歌应当以六义为根本，《诗经》三百篇是其中最高的。三百篇的流变，降低而成为辞赋、《离骚》《楚辞》，其中的最高者也在这里。词赋本是诗的一种义法，秦汉以后，赋逐渐专门兴盛，到了《三都赋》《两京赋》，达到极盛。然而对偶和押韵，仍没有超出诗的法则，这就是所谓源头久远而末流更加分化。魏晋以后，诗学日益兴盛，曹植、刘桢、陶渊明、谢灵运是其中最高的。隋唐以后，诗学日益变化；变化而得到正道的，李白、杜甫、韩愈是其中最高的。周、宋以后，诗学日益衰弱；衰弱以后重新振作的，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是其中最高的。因此作诗的人，如果不能学习《诗经》三百篇，就不能学习曹植、刘桢、陶渊明、谢灵运；学会了曹、刘、陶、谢，才能学习李白、杜甫、韩愈；学会了李、杜、韩，才能学习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如果越过这些阶段，却去效法晚唐诗歌的萎靡，学习温庭筠、李商隐的温丽新奇，模仿卢仝的怪诞，就不是作诗的方法。至于作文，六经的文章最高妙，不可能企及。
先秦古文可学矣：左氏、国语之顿挫典丽，战国防之清刻华削，庄周之雄辨，糓梁之简婉，楚词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汉而下，其文可学矣：贾谊之壮丽，董仲舒之冲畅，刘向之规格，司马相如之富丽，扬子云之邃险，班孟坚之宏雅。魏而下陵夷，至于李唐，其文可学矣：韩文公之浑厚，柳忠元之光洁，张燕公之高壮，杜牧之之豪缛，元次山之精约，陈子昂之古雅，李华、皇甫湜之温粹，元微之、白乐天之平易，陆贽、李徳裕之开济。李唐而下陵夷，至于宋，其文可学矣：欧阳子之正大，苏明允之老徤，王临川之清新，苏子瞻之宏肆，曽子固之开阖，司马温公之笃实。下此而无学矣。学者苟能取诸家之长，贯而一之，以足乎已而不蹈袭麇束，时出而时晦，以为有用之文，则可以经纬天地，辉光日月也。字画之工拙，先秦不以为事，科斗、篆、▯、正、行、草，汉氏而下随俗而变，去古逺而古意日衰。魏晋以来，其学始盛，自天子大臣至处士，往往以能书名家，变态百出，法度备具，遂为专门之学。故宋高祖病不能书，不足压人望，刘穆之使放笔大书，亦自过人，一纸可三四字，其风俗所尚如此。至于李唐，学书愈众，字画于士夫固为末技，而众人所尚，不得不专力。学者苟欲学之，篆、▯则先秦欵识、金石刻、魏晋金石刻、唐以来李阳冰等所当学也。正书当以篆、▯意为本，有篆、▯意则自高古，钟太傅、王右军、顔平原、苏东坡其规矩凖绳之大匠也。欧率更、张长史、李北海、徐浩、柳诚悬、杨凝式、蔡君谟、米芾、黄鲁直萃之以厉吾气，参之以肆吾博，可也。虽或不工，亦不俗矣。技至于不俗。则亦已矣。如是而治经，治史；如是而读诸子及宋兴诸公书；如是而为诗文，如是而为字画。大小长短，浅深迟速，各底于成，则可以为君相，可以为将帅，可以致君为尧舜，可以措天下如防山之安。时，不与志用，不与材，则可以立徳，可以立言，著书垂世，可以为大儒，不与草木共朽。碌碌以偷生，孑孑以自存，非天之至善壊已之全材也。勗哉诸生，毋替兹命。
静▯续集卷三
译先秦古文是可以学习的：左氏、国语的顿挫有致而典雅华美，《战国策》的清峻刻削而华丽精炼，庄周的雄辩，谷梁的简约委婉，《楚辞》的幽深广博，太史公的疏宕峻拔。汉代以后，其文章也可以学习：贾谊的壮丽，董仲舒的冲和畅达，刘向的格局法度，司马相如的富丽，扬子云的深邃险峻，班孟坚的宏大雅正。魏晋以后文风衰落，到唐代，其文章仍可以学习：韩文公的浑厚，柳宗元的光洁，张燕公的高峻壮伟，杜牧之的豪迈繁丽，元次山的精练简约，陈子昂的古朴雅正，李华、皇甫湜的温润醇厚，元稹、白居易的平易，陆贽、李德裕的开阔济世。唐代以后文风衰落，到宋代，其文章也可以学习：欧阳修的正大，苏洵的老成刚健，王安石的清新，苏轼的宏放恣肆，曾巩的开合变化，司马光的笃实。再往下就没有可学的了。学习者如果能取各家的长处，贯通而合为一体，充实自身却不蹈袭拘束，时而显露、时而隐晦，写成有用的文章，就可以经纬天地，光辉如日月。字画的工拙，先秦并不把它当作一回事；蝌蚪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自汉代以后随风俗变化，距离古代越远，古意也日益衰微。魏晋以来，书法之学才开始兴盛；从天子、大臣到隐士，往往凭借善于书写而成名，各种变化层出不穷，法度也完备，于是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所以宋高祖苦于不能书写，认为不足以压服众人的期望；刘穆之让他放笔大书，他也自然超过常人，一张纸只写三四个字，当时的风俗所崇尚就是如此。到了唐代，学习书法的人更多，字画对于士大夫本来只是末技，但众人都崇尚它，也不得不专心用力。学习者如果想学书法，篆书、隶书应当学习先秦款识、金石刻辞、魏晋金石刻辞，以及唐代以来李阳冰等人的作品。楷书应当以篆书、隶书的意味为根本；有篆隶意趣，自然就高古。钟太傅、王右军、颜平原、苏东坡，是建立规矩准绳的大师。欧阳率更、张长史、李北海、徐浩、柳诚悬、杨凝式、蔡君谟、米芾、黄鲁直的书法，可以汇聚起来砥砺自己的气质，参照它们来放宽自己的见闻。即使写得不工整，也不会流于庸俗。技艺达到不俗，也就够了。应当这样研治经书，研治史书；这样阅读诸子以及宋代兴起以来诸位先生的书；这样作诗作文，这样写字作画。无论大小、长短、浅深、迟速，各自达到成功，就可以做君主和宰相，可以做将帅，可以使君主达到尧舜之治，可以使天下安定得像防止山崩那样稳固。即使时运不济、志向不能施展、才干也得不到任用，也仍然可以树立德行、建立言论，著书立说流传后世，成为大儒，不与草木一同腐朽。诸位学生，努力吧，不要辜负这一使命。《静▯续集》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