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鉴卷五十一

译论治国的根本　孙沔 臣听说虞舜治理家政，任用纳麓姬；周文王刑罚宽简而治理国家，《周南》歌咏《关雎》的德行。仲尼删定《诗经》，把它列为三百篇的首篇。鲁国史书把它放在经书之前，用来记载元妃；左丘明如实记载，把它作为十二公记事的开端。《易经》说“风自火出”，作为家人卦的卦象，意思是号令施行于外，是由于内部端正而显明；如果没有火与风的威严，就难以整治家庭。礼书说：自身修养好，家庭就能整齐；家庭整齐，国家就能治理；国家治理，天下就能太平。王者政治的根本，就在这里。由此可知，先圣害怕亲昵私情成为祸患，所以为后世立下教诲。恭敬地认为皇帝陛下仁爱深厚广大，明达而照临四方，喜爱善行而不知满足，听从劝谏而不违逆，继承三朝的谋略训诫，亲自承担万机的忧劳，常常忙到晚食，治理国家将近二十年。即使古代的圣帝明王，尽心致力于政事，也没有超过陛下的。然而如今朝廷没有专权的大臣，君上也没有失道的事情，可是阴阳仍未调和，灾变仍未止息，法令不能推行，恩威不能显著，难道是治理内政的办法还有未达到的地方吗？臣不想迂腐地引述前代作比，只愿把自己听见和看见的五件事陈述出来。因进言而获罪，本来就是臣的职责。臣恭敬地认为，中宫正位，德行匹配至尊，主持内宫教化，作为天下妇女的母亲。三妃九嫔、世妇、御妾，上下分别统属，没有僭越差错，这是百世不变的道理。自景祐以来，三次黜退受宠的姬妾，听说有两次触犯天子的威严。大概事情起初隐微，因过度受到恩遇，身份尊贵便性情强悍，福分达到极点便会产生祸患；退居屏处之后，僭越行为又接连如旧。如果不及时施行严格的制度，臣私下恐怕会逐渐形成危险的祸阶。昨天看到上元佳节，内庭出游，美人、才人没有不随从的；飞驰的车盖遮蔽日光，流动的车辆奔驰，各自崇尚华美的仪卫，分道争行，众人都看得见，几乎同皇后一同出行。这不是向外界展示并垂示规范的做法。臣请求今后贵品嫔御等人，都命令她们修整仪容、备具礼节，戒止约束奢侈，平常随皇后出入，不得各自排列仪仗，擅自骄矜僭越。还请求选择端庄严肃、身份较高的一两位夫人，立为宫师，以辅助内宫职事。这样希望上下有别，内外就不敢迷惑混乱。臣私下认为，设置宫政，首先应从内职开始。《尚书》《侍御》《司记》《典言》一百二十人，是最完备的设置。所以先朝的数目，侍史不过五百人，俸给只有一千零五十贯，都有纪律，不算奢侈过盛。如今听说人数增加十倍，已经超过二三千人；俸禄增加十倍，有的达到二十万。以私人身份供养的养女，数目又超过这个数量。各部门供给的费用，按账簿就可以知道。一年之中，所耗用的财物哪里有尽头？这不是向天下表示节俭的做法。臣请求查取宫中各院的宫人以及私养的养女，统计总数，呈报陛下裁决。如果不是供游幸之用，就应当核查实际需要的人数，酌量留下，其余放回本家，任其自便；现有的请给数额，也应当削减一半。这可以消除幽闭空虚之气，节省财库的费用。臣私下认为，内侍的职务最为亲近，传达国命，出纳王言，应当经常加以约束抑制，尚且有可能越权凌驾。如今升迁不过一年，赏赐没有一天间断，甲第连着街坊，名园接连田畴，玉帛充满后房，丝竹之声传到别院，官位尊贵、俸禄优厚，职位重要、人员众多。如果不制定礼仪制度，恐怕一定会超过宠荣的限度。臣想请御药院依旧只用二员，御带、押班、都知等职，也请选取重公、严谨、勤慎而且素有能力的人充任；三年升迁一次，不许越级改转。没有子嗣的人，命令他收养一个儿子；这样宫中没有长期占据高位的人，下面也有进身的道路，并且可成为一代长久的制度。臣切切认为，九重宫门如勾陈星垣，华盖护卫万乘，宫墙直对太紫庭，庄严如云龙。不是深严就不能显示尊贵，不设禁戒就不能完备。擅自闯入就抵罪，言语传到宫外就该伏法。要使宫内的话不传出宫门之外，宫外的话也不传入宫门之内，这是为了防患于未然、限制内外往来。如今皇上的起居言语，众人没有不知道的；宫中的帷帐、宴游，外面没有不传闻的。内降的斜封诏书，宫墙仿佛被夷平成为道路；免刑、要赏，响应神速，这都是由于左右近侍成为出入传递的渠道。近臣中颇有奸邪之人，能够窥伺动静，巧妙迎合，往往利用这种途径。如果不及早辨别以防微杜渐，臣私下恐怕会滋长奸邪而突然发生变故。臣请求凡应当入内以及听候召唤的宦官，都使用五十岁以上的人，五十岁以下者不应使用。各宫院的内侍子弟必须限定七十岁以下，分别确定班次，上下不得混杂出入。还应命令内东门司专门负责防守查验；那些暗中只等候俳优的人以及公主院的檐子官，都放回原来的营署。所有宫内道场，请求今后一律断绝。这样宫廷就能肃静，也足以在史册上增添光彩。臣私下认为，君王所需要的财物，年终也不能不作核算；天下的财物，天子可以使用，有司不能吝惜。但如果收支不谨慎、支费不节制，难道可以容许奸弊而不追究其弊端吗？如今御宝凭由司凭东门劄子从各库领取犀角、玉石、金银、钱帛，一年仅三百余万贯；只知道有入内的名目，却不知道用到了什么地方。这些数目既然很多，就不可能全部记清。近来听说胥吏伪造文书领取库金三十两，因而受到法律惩处；何况御宝是宫禁内部掌管的，外部又凭什么办法能够欺诈取得呢？臣私下恐怕前后使用这种方式的并不只是一个胥吏。请派遣不牵涉相关事务、办事有能力的大臣设置专司，把自宝元以来与御宝凭由及内东门劄子有关的事项调取出来，领取左藏库等处金银、犀玉、钱帛的总数，同账簿及谢恩表状相互核对，编成文档；内藏各库也从宝元以来，把宫中支用金宝、钱帛的总数逐件查核，就能看出没有边际的费用以及长期积累的欺弊。还请今后各宫阁凡有取索，发出凭由劄子后，先交内侍省都知入内复奏，然后登记造簿，抄录后由当班人员换送，相关正牒会签后下达各库藏，才能由官府支取物品，不得直接取索；或者另设关防，节省用度，这也是长久的利益。这五件事，实际上是政教的本源、太平的基础。中宫端正，内宰的制度就能在六宫推行，受宠的嬖幸就不敢冒犯皇后。宫禁严密，宫内的事情就不会流传到众人嘴里，外廷也不会形成朋党。宫人不加裁减，用度就会不足，幽闭失偶之人产生怨气，就会感动阴阳而造成灾异。内侍不加禁制，威权就不能统一，进用提拔的又会成为邪佞之徒。

译御宝管理不严，财货不加核计，盗窃欺诈和公然取用就会毫无顾忌。唉！恩宠能够削弱威严，亲昵可以消解正道；甜言媚色会使人屈从私意，迎合先意、希求宠幸会使人防备不住其事。仁爱日益深厚，私情就难以忍心决断，若不是极其圣明，谁能避免这种情况呢？伏望皇帝陛下清心静神，修养大德和安宁，培养冲和的性情，节制嗜好欲望，使志气如神明般清明，威仪令人敬畏，扩展如日月般的光辉，发出雷霆般的决断，不让柔媚之人干扰聪明，不让爱幸之情违背道义，那么还担心天下不能治理吗？《尚书》说：“威严能够战胜私爱，确实可以成就事业。” 《易经》说：“把事情明白宣布于王庭，是以刚决断柔。” 《左传》说：“被欲望牵制，怎么能够刚强？” 如果不借助天下刚健中正的力量，就很难作出决断。如今昊贼侵扰西部边境，负责攻守的臣子还不敢进献一条计策，大概是因为儒者不懂军事，不可以预先议论。若大臣尽心尽力，诸将奉行命令，恐怕还不至于成为大患。手足的疾病侵入皮肤，积累成疮痍，发作在手指手掌，还没有造成大的损害；心腹的疾病逼近膏肓，聚成痈疽，溃烂到头部眼目，就无法很快救治了。这五件事如果安排得当，就是无穷的福祉；这五件事如果因循不办，恐怕会成为不可预测的忧患。脚下踩到霜，最终会到坚冰；火焰燃烧，起因在于柴薪不断积聚，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只要决断时不迟疑，施行时唯恐来不及，行动不失时机，间隙不容一根头发，那么就是百世的利益、万方的幸运。这些全都是陛下家国之事，不是人臣所能完全涉及的。至于政教的纲纪尚未建立，辅相的心志德行尚未统一，朋党中的邪正尚未分明，居官者的才愚尚未辨别，进用贤才比使死人复生还难，去除奸佞比移走大山还难；法令被亲恩扰乱，赏赐流于滥施，这难道不是根芽已经长在内部，却还没有施加斧斤砍伐吗？如果圣人一想到这些，各项事务自然会端正；其中具体条例和名目，等候陛下聪明地听取臣的陈述。不过这些具体说法，日后再为陛下陈述。臣平素并不博学多识，只是竭尽愚诚，既不遍加诋毁于群臣，也不专门攻击君上的德行；只是担心言语过于直切而触怒陛下，显贵权臣不能容身，连累年老的母亲，那么在侍奉君主的心意上，臣就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了。伏望陛下在早晚政务之余，再赐详览，不要使臣的言论成为空话，那么臣无论死生都感到幸运。冒犯陛下威严，臣甘愿等待诛杀放逐，恳切激切、听候治罪至极。请罪不管兵节使公用钱　孙沔 臣私下看见，正刺史以上直到防团节度使、使相，都有随使公用钱，多的甚至达到一万贯。这大概是先朝在各道用兵之际，出于恩意借给武臣，使他们财用充足，用来犒劳军员、招揽宾客，任凭他们支用，不问收入支出，想以此作为使将帅广聚财富、招集人员的办法。自太平四十年以来，沿袭旧例，所给的钱也不追还；有的人罢去权职出镇，有的人退居闲地养病，直到老死，也没有听说他们退还军员宾客的钱，不再设宴招待。虽然名义上说是公钱，实际上都据为己有。既然他们得到这些钱并不知道感恩，收回这些钱又哪里敢产生怨恨呢？如果朝廷认为这是小事，恐怕会损害大局。臣愿意立即借三件事来作比较，祈请陛下明察，那么就知道罢免这种公用钱并无损害了。如今范仲淹出身孤寒而立志，忠诚报国，统领军队驻守边境，终年辛苦，从未有臣僚请求赏赐给他千百缗，帮助他保持清贫的操守，这是第一件。刘涣仗义进入夷狄之地，离去时顾不得妻子儿女，如果不是慷慨之情感动于君亲，哪里能奋身进入死地？也从未有臣僚请求赏赐给他千百缗，使他的家属有所资助，这是第二件。田况从江外召回，奉命前往陕西，委任为参使幕僚，按理应得到一二百贯的赏赐，这也是小事，却应该由他自己陈说。田况既以谈及赏赐为可耻，因此没有得到赏赐，这是第三件。大概是因为国家财用不足，所以多方节省，只守旧例，不求增减。有旧例的，即使白白耗费万金也不吝惜；没有旧例的，即使可以赏赐也不知道。旧例造成的弊病竟到了这个地步，难道还应该拘守不改吗？伏望陛下亲自裁断，不要容许横加议论。所有刺史至使相中，不统兵以及不任陕西、河北职务的，都祈请完全罢去随使公用钱，改拨给所辖境内的臣僚。这足以使武夫悍卒知道圣人忧虑边疆的深意。所有皇亲，则祈请按照特别恩典办理，以表示不同的礼遇。论诏狱　吴育 先王垂下冕旒、塞住耳朵，不愿听见和看见别人的过失。有人触犯典章法令，就交给有关官署，依据条文审理定罪；情理上值得怜悯的，有时还特别宽免。这样，恩德归于君主，而法令掌握在有关官署。人即使被杀死，又有什么遗憾呢？祖宗以来，不允许刑狱机构在已有案情之外另行求取罪名，所以人人都能安心。近来传闻三司判官杨仪被捕入狱，又从御史台移送弹劾到都亭驿，戴着刑具捆缚着经过市中，万人跟随观看，都惊骇不已，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大案。等到听说案情具备，原来只是涉及请求等寻常事情，并没有违法受贿。又传闻所判的罪名，按法律不至于达到这种程度，却出于朝廷特别防范，恐怕不是恩归君主、法在有关官署的本意。况且杨仪身为朝班中的官员，职掌馆阁，又在尚书省任职，即使有罪应当诛斩，也自有法令。假如不是这样，一旦竟到了这种地步，就会使士大夫承受不堪的羞辱，使士民轻视上级，这不是用来培养廉耻、显示敦厚的办法。自古刑狱案件增多而公开显著的时候，诛杀全家、灭绝族人的案件，冤枉大半。大抵雷霆震怒之时，没有人敢说话；有关官署为了把罪案办得更深而一味加深，各自只图免祸，有时还趁机谋利，以求升迁。君主的恩意无法下达，人情无法上通，伤害和气，灾异纷纷发生。陛下是受到四海爱戴的君主，却忽然使道路上的人纷纷私下议论，使朝廷之上人人自危，这正是臣替陛下深感痛惜的原因。如果杨仪的罪还没有判定，臣不敢说这些话。如今事情已经过去，而且也没有借此营救解脱之嫌，只祈请陛下今后审慎处理各类事务，不要轻易设置诏狱；在案情之中，除非事情涉及重大的奸恶，其余姑且交由有关官署审理判决，不必在法外加重处置。这样足以安定人心，平静风俗，培养廉耻，招来和气，是天下的幸事。

译论本朝百年无事　王安石 臣先前正当陛下问到本朝为什么享国百年、天下无事时，因为臣浅陋，错误地承受了圣上的询问，又迫于日影将尽，不敢久留，来不及把话说完便辞退了。臣私下想着，圣上问到这件事，是天下的福分，而臣竟没有献上一句话，这不是近臣侍奉君主的道义，所以冒昧地粗略陈述一番。伏惟太祖亲自具备上等智慧和独到明见，全面了解人物的真伪，指挥任用必定充分发挥其才能，改变设置和施行措施必定符合事务的需要，因此能够驾驭将帅、训练整饬士卒，对外捍卫边疆，对内平定中原。于是革除苛重赋税，停止残虐刑罚，废除强横的藩镇，诛杀贪婪残暴的官吏，亲自以简朴节俭为天下先导。他发布政令，总是把安抚和利惠百姓作为要务。太宗继承他的事业，以聪明和武略治理；真宗以谦逊仁厚守成；直到仁宗、英宗，也没有放纵失德之事。这就是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原因。仁宗在位年数最长，臣当时正任从官，施政的始末臣亲眼见过，试为陛下陈述其中一二，请陛下详细选择其中可取的地方，也足以作为今日的借鉴。伏惟仁宗作为君主，仰面畏惧上天，俯身畏惧人心，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实始终如一。他从未无故兴兵役，也从未无故杀一人；审判案件以保全性命为务，尤其憎恶官吏残暴扰民；宁可委屈自己、把财物丢给敌人，最终也不忍加以兵刑；刑法公平而公正，赏赐厚重而守信；接纳并任用谏官、御史，公正听取、全面观察，不被偏私片面的谗言蒙蔽；因任众人的耳目，提拔疏远之士，同时实行连坐之法。大概从监司官吏直到州县官员，没有人敢暴虐残酷、擅自征发而伤害百姓。自从西夏人归顺以后，蛮夷再没有发生大的变故，边地百姓的父子夫妇免于战争死亡，中原百姓安逸繁衍直到今天，也是因为从未无故兴兵、从未无故杀人、审判以保全性命为务、尤其憎恶官吏残扰，宁可委屈自己把财物给敌人也不忍用兵的结果。这就是刑法公平、公正施行的效果。大臣、贵戚、左右近臣没有人敢强横违法，自己谨慎自重，有时甚至超过平民。这就是刑法公平、公正施行的效果。招募天下骁勇强悍、横暴狡猾的人充当士兵，几乎达到百万，没有良将统领，然而谋反作乱的人总会失败；聚集天下财物，虽有账册交给府吏管理，但没有能干的官吏亲自稽查，盗窃者总能被查出；灾荒年间，流民塞满道路，死者相互枕藉，抢劫者也总会被捕获。这就是赏赐厚重而守信的效果。大臣、贵戚、左右近臣没有人敢 做大，擅自施行威福，扩大私人货物买卖。一有奸邪之事，立即就会上报朝廷。贪婪邪恶、强横狡猾的人，即使偶尔被任用，也从来不能长久。这就是接纳并任用谏官、御史，公正听取、全面观察而不被偏私片面的谗言蒙蔽的效果。从县令、京官直到监司、台阁，凡是升迁任用的人，虽然不可能全都选得其人，但一时所谓的才士，很少有被蒙蔽堵塞而不能被发现选用的。这就是依靠众人的耳目，提拔疏远之士，同时实行连坐法的效果。仁宗升遐那天，天下人号哭悲痛，如同失去了父母。这就是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实始终如一的效果。然而本朝历代因循旧习，形成了末俗的弊病，又没有亲近朋友、群臣相与辅佐的道义。君主早晚所接触的，不过是宦官女子；出朝处理政务，又不过是各官署的细碎事务。从未像古代大有作为的君主那样，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法度并施行于天下。一切只是顺应自然的形势，精神作用有所不及，在名实之间有所不能辨察。君子并非没有受到尊重，然而小人也能混杂其中；正论并非不被容纳，然而邪说也有时被采用。以诗赋和记诵来寻求天下士人，却没有学校培养成才的办法；以科举名次和资历来安排朝廷官位，却没有官署考核试验的办法。监司没有负责防察的人，守将也不是经过选择的官吏。调动迁转过于频繁，既难以考核政绩，游谈之人又因此能够混淆真伪。结交私党、蓄养声望的人多能得到显要官职，独立办事、经营职守的人有时反而受到排斥。因此上下都苟且懒惰，只求取容而已；即使有能干的人任职，也无法与庸人有所区别。农民被徭役损害，却从未得到特别救济，也没有为他们设置官员来治理水土、兴修水利。士兵中混杂疲弱衰老之人，却从未申明命令、加强训练，也没有为他们选择将领来整治边疆的权力。宫廷宿卫聚集的是一群无赖士卒，又没有办法改变五代以来姑息羁縻的风气。宗室没有真正实行教训和选举，也没有办法符合先王亲疏有别、恩礼有等的原则。至于理财，大体上没有法度。所以虽然节俭，百姓却不富裕；虽然忧劳勤勉，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处在夷狄兴盛的时代，也没有尧、汤时代那样的水旱灾害，所以天下太平超过百年。虽然说这是人事，也有上天的帮助。大概历代圣君相继，仰面畏惧上天，俯身畏惧人心，宽仁恭俭，忠恕诚实，这就是他们得到上天帮助的原因。伏惟陛下亲自具备上圣的资质，承继无穷的基业，知道上天的帮助不可以永远依靠，也知道人事不可始终懈怠。那么大有作为的时机正在今天。臣不敢随意废弃阐明事实的道义，而苟且逃避因触犯忌讳而获罪。伏惟陛下幸而赦免臣并留意此事，这就是天下的福分。请陛下裁决。

译论孙觉让吏人书写章疏札子。王安石 臣今天承蒙宣谕召见，谈到孙觉让吏人书写论列大臣的章疏。臣起初也奇怪他不能谨慎保密，但只认为这是朋友之间应当劝诫责备的事，不是君主所应当谴怒的事。后来臣反复思考，陛下认为孙觉可以听信，所以提拔他担任谏官；进用贤能、斥退不肖，本来就是他的职责所应当论列的。即使在朝廷上公开说出来，以引导圣上心向正义，也没有什么过错。只是让吏人书写章疏，实在不足以因此加以谴怒。凡是臣下应当谨慎保密，是因为君子和小人的消长之势还没有分明，言语一旦泄露，或许会招来祸患；如果不保密，就会伤害自身。假如遇到英明的君主，危言正论都没有什么忌惮，又有什么需要谨慎保密的呢？只有奸邪小人把歪曲当作正直，害怕不被公论容纳，所以唯恐自己的言论不秘密。如果让这种人处在官位上，陛下又有什么好处呢？如果陛下怀疑孙觉有结党营私、招权纳贿的奸邪行为，那么臣恐怕在这样盛明的时代不应如此。魏郑公认为，上下各自顾忌形迹，那么国家的兴废就难以预料。如果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件事都这样猜疑防范，恐怕善人君子都会各自顾虑形迹，不敢尽情说出忠诚正直的话，而奸邪小人则能窥伺君主的疑心，乘机进谗害人。如果陛下担心陈升之听到这件事会心中不安，臣也认为不是这样。汉高祖是多疑而刚强的君主，然而鄂秋明论说相国萧何功劳的次序，高祖不但没有怀疑，反而加以赏赐，也没有听说萧何因此感到嫌疑。陛下圣明贤德而高远，自汉以来称得上有美德的君主，没有一个能赶得上陛下。每件事都应当以尧、舜和三代为法，为什么要心存末世君主那种狭隘吝啬的做法呢？《尚书》说：“任用贤人不要怀疑，去除邪人不要犹豫。”如果不能明确知道他贤而任用他为贤，不能明白看出他邪而怀疑他为邪，就不是尧、舜和三代的道路。陛下认为臣可信，所以圣上询问此事，臣怎敢不尽自己的愚见？今天口头回答未能详尽，所以谨慎写成札子上奏。请下令文武致仕官依照外任官的标准发给俸钱。吕公著 臣私下认为，古代做官的人七十岁退休，虽有不能辞职的，但到了年龄便离职，确实是礼制的常规。人在壮年时，已经为职事竭尽辛劳，所以年老以后，就应当让他安逸度过余生；这是君主最大的恩典，也是臣下最高的荣誉。然而自本朝以来，凡是致仕的人，虽然按惯例改换官资，或者给子弟推恩，但到了年龄而愿意退休的人一直很少。议论的人认为，衰弱年老患病的人，精神和体力不足以任职，可能造成政治弊病、危害百姓，所以规定凡到了年龄而不退休的官员，自知州以下都降为监当。可是近年来，致仕的人也没有增加。以前任知州或通判，如今却只任闲散事务，即使最愚蠢的人，难道会不以为耻吗？但之所以受辱而不离去，也是由于朝廷立法造成的。为什么呢？古代士人终身享有自己土地的收入；如今致仕的人，当天就被夺去俸禄。古代做官的人不出乡里；如今却有南北奔走的劳苦。古代做官的人通常一直任职；如今却有罢官后等待补缺的费用。因此如果不是贪官，或者平素有产业，那么他的俸禄本来就常常不够。一天退休回家，妻子儿女就免不了受冻挨饿，所以即使清廉之士，也有隐忍不去的。议论的人不考察事情的根本，只说这些都是不知羞耻的人，应当想办法更加重辱他们。这正是朝廷的恩典越来越薄，而臣下的节操越来越坏的原因。臣愚昧地想请下令，凡文武官员致仕，不是因为罪过，也不是因考察裁量而退职的，都依照外任官的惯例发给四分俸钱，逢年过节由州郡酌量送些酒和粮食慰问。这样一来，除非是极其无耻的人，没有谁不会感念恩德、争相自行引退。朝廷这样优待他们，而仍然不能离职，那么即使重重羞辱他们，也不算过分。有人说，如今国家财用正担心不足，官吏俸禄怎么适宜增加？臣私下认为，今天的制度正是针对到了年龄却不退休的人。他们如果到了年龄而不退休，俸禄本来就没有断绝；这样如果人们多自行引退，那么如今退休而领取俸禄的人，就是原先不退休而在任官职的人。臣所说的办法，实际上国家并没有增加支出，只是为了完全保全对臣下的恩典，不必用重辱手段，也足以消除尸位素餐的弊病。伏惟陛下正以至仁厚德教化天下，那么优待供养年老之人，本来就是首先应办的事务。伏乞斟酌审察后施行。论评论人物优劣应当谨慎保密　吕公著 臣听说《易经》说：“君主不秘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秘密，就会失去自身；机密之事不秘密，就会坏事。”君主召见群臣，与他们讨论天下事务，谈到人物的好坏，这是应当谨慎保密的事情。假如君主在保密方面有所不足，臣下就担心日后祸害临头，想到失身的警戒，便不敢把自己的话全部说出，这就是《易经》所说的“不秘密就会失去臣子”。何况君主任用人才，既然采用他的长处，本来也希望知道他的短处。如果知道后便公开他的短处，就没有人肯尽心尽力，大家将像同舟渡河、同车奔驰一样彼此顾忌。假如不能使每个人尽心尽力，形势就难以预料。唯愿陛下留意，这是臣的万幸。请广泛收纳人才　吕公著 臣恭敬地看到，近来诏令荐举才德和能力足以任职、可以升迁的人。臣切实观察到，陛下自即位以来，虚心克制自己来对待天下士人。士人从草野和小官起步而越级升到显要近臣的，不可胜数。然而陛下仍勤勉不懈地把求贤作为急务，确实想广泛收纳人才，不遗漏任何人。臣私下思考，自古有作为的君主，并不需要向别的时代借用贤才。然而唐尧、虞舜之际，也说人才难得；可见世间本来并不缺少贤人，但人才也不容易多得。如今陛下降发这道诏令，并不只是徒具形式。朝廷内外荐举的，大概有一百多人。即使不能全都适合，若认真参照名声和实际加以考察、试用，应该有可以满足厚望、符合明确指示的人。臣又私下详细体察今天诏令的意旨，正是想使那些尚未通达的人得到通达。然而数年以来，天下士人中有许多陛下平素知道其才能、曾经试以事务而后来中途闲置在外的人，恐怕其中也有才实兼备、忠厚而愿意为国家效力的，未必全都是迂腐悖谬、难以任用之人。汉武帝时，公孙▯起初被荐举入朝，因为不符合策问而罢退；后来又以贤良身份被荐举，武帝亲自提拔为第一，不几年便升到宰相。由此看来，人的才性本来就不容易一下看清，士人也不可轻视。为什么呢？过去所考察的，有时未必能详细究明；数年之间，他的才干事业也可能有所进步。唯愿陛下再交给他们事务来观察才能，或者让他们回答策问来考察言论，兼收并蓄，使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那么盛明的时代就不会有埋没人才的叹息，臣将感到无比幸运。

译论李定说程颢、顾临不当。吕公著 臣听说皋陶陈述谋略时，认为了解人最难；孟子论道时，认为了解言论最重要。所谓了解人便有智慧，能够任用合适的人，还有什么可忧虑的驩兜？还有什么可畏惧的花言巧语、阿谀奉承而大奸大恶的人？这就是了解人。偏颇的言辞，知道它被什么蒙蔽；放纵的言辞，知道它陷入什么；邪僻的言辞，知道它偏离什么；逃避的言辞，知道它困窘在哪里；这就是了解言论。所以说，帝王的德行没有比了解人更大的；而成败的关键，在于考察言论。因此尧、舜在上位时，明察四方、广听四方，询问四岳以排斥奸佞，命令纳言官阻止谗说，使憎恶正直、厌恶正道的人不能扰乱天下风俗，使听信谗言、搜求隐恶的人不能改变君主的意志。这样以后四门和穆，朝廷清明，权力归于君上，天下便无事。臣先前正当陛下提拔臣进入枢密府时，在谢恩之日不敢细说具体事务，便谈到了辨别忠邪的道理。臣曾经认为，陛下振作精神治理国家，十年不懈，小事大事每天都想增修；然而朝廷之间，邪说仍然占上风。大抵小人害君子，一定要寻找紧要的话来中伤他，使他无法自我解脱。正当朝廷开始修订法度时，凡在朝廷内外，谁没有议论？陛下圣明宽容，哪里曾经记恨？然而小人加害指斥仍没有停止。假如过去曾有不同意见，而如今不被发言者容纳，就一定会被指为阻挠破坏法度的人，从此不再能够任用。若不是陛下特别留意省察，正直贤良的人大多会遭到排斥。当时臣粗略陈述这些话，陛下颇为采纳。近日顾临任开封府推官、程颢判武学，士大夫听说后，都认为程颢过去任御史时曾有所论说，陛下不认为那是过错，反而稍加任用；由此可知朝廷用人不会最终遗弃他，必定会传遍四方，士人无不欣喜仰望。然而命令下达几天后，又因发言者进言而罢免程颢，于是可知臣先前所陈述的弊端，其风气仍未消除。臣实在不才，曾私下向一两位有见识的人称道陛下的圣德。臣认为陛下正值盛年，登上崇高地位，掌握生杀大权，却记住别人的功劳，忘掉别人的过错，具有天地山海般宽广的胸怀；这正是群臣爱戴、人人愿意立于朝廷的原因。大小臣僚，即使是像邓绾那样奸邪偏僻的人，尚且责罚不到一年便很快重新进入侍从，授予方面大权；这说明盛明时代本来就没有永远弃绝的人，邪正、贤能和不肖，也不是容易凭一句话便确定的。臣愚昧地认为，如今的公卿士大夫，曾经对朝廷法令有所赞成或反对，但其中有很多人爱君报国之心随着时间越久反而越发显明；至于那些一味唱和雷同、迎合附会、以奸邪言论污辱操行的人，最终也会被陛下看清。这样的人大概也不少；可见人的确不容易一下看清，士人也不可轻视。况且像程颢这样的人，陛下早已亲自了解，他立身行事一向有始有终，讲学论议，日久而更加通达；而且他在谏官任上时，时常有所论列，言辞意旨都忠厚，不失臣子的体统。假如能使他再次在圣明时代得到任用，他奋身报国，未必落后于同辈。何况所授予的武学差遣，也并不是做官的要津，而小人却断然认为一定不可，实在只是想严重阻塞正路，广泛打击善人；他们所图谋的，并不只是一个两个的人。臣区区所担忧的是，谗言和败坏德行的人日益炽盛，那么守正向公的人就越来越难以自立，这对于圣明的政事并非没有损害。臣所受的恩遇不同于常人，假如有应当说的话，不敢顾虑回避、闭口沉默，以辜负陛下的优厚待遇，唯愿陛下明察。《宋文鉴》第五十一卷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第五十二卷 宋吕祖谦编 奏疏 进十事　吕公著 臣近来奉诏，命臣出发来朝，已经在本月二十日入朝觐见。臣私下听说，近日臣僚还没有安排上殿的班次；臣虽然忝列先朝执政大臣，也还没有亲自登上殿堂一次，稍稍奉承圣上的教诲。然而臣自己想到，臣家历代蒙受深厚恩典，拳拳报国的诚心不能自已，因此冒昧写成奏封，陈述其中一二，冒犯圣上听闻，臣惶恐至极。臣恭敬地看到，皇帝陛下继承尊贵帝位才几个月，临朝时肃穆庄严，已有君临天下的气度。太皇太后陛下勤劳处理各项政务，保佑圣上的身体，德泽流布，已经遍及天下。臣从远方外服被召到陛下身边，私下想到，君主即位之初，应当讲求修养德行、治理国家的要旨，以端正开端；然后日积月累地学习，使德业不断光明，新了又新，直到达到大治。因此竭尽愚诚，考察论述圣人之道，概括提出十件事，仰助陛下的明察：一是敬畏上天，二是爱护百姓，三是修养自身，四是讲求学习，五是任用贤人，六是采纳劝谏，七是减轻赋税，八是减少刑罚，九是去除奢侈，十是不要安逸。每一项都随事加以解释，大致形成条理，不写繁复辞句，以便阅览。伏望陛下留神察看，如有可以采纳的言论，就请放在御座旁，早晚回顾省察，或许对盛大德业略有一点帮助。谨将内容列在下面。敬畏上天 《尚书》说：“皇天不偏爱亲近谁，只辅助有德的人。” 又说：“上帝的命运并不恒常，行善就降下各种吉祥，行不善就降下各种灾殃。”上天虽然高远，却每天监临下界；君主的一举一动，上天一定会有所感应。如果修养自身以德行待人，以诚信相待，谦逊、安静、诚敬、慈爱、孝顺、忠厚，那么上天一定降福，使国家长久，灾害不发生，祸乱不起。如果怠慢神灵、虐待百姓，不敬畏天命，那么灾殃有时来得迟，有时来得快，但最终一定会到来。自古禹、汤、文王、武王因为敬畏上天而兴盛，桀、纣、幽王、厉王因为轻慢神灵而灭亡，如同影子随形，从来没有差错。然而自两汉以来，谈论天道的人多作曲解之说，以附会世间事情。间或发生天地变异、日月灾异，当时的君主正感到恐惧，修身反省，想约束自己、修明道术，而身边的大臣却援引经传，有的把外部事情说成招致灾害的原因，有的陈说虚文作为消除灾变的方法，使君主应天的意志懈怠，这是最大的不忠。《诗经》说：“我们早晚都要敬畏上天的威严，以此来保全国家。”既然如此，拥有天下的人，本来就应当整饬自己、端正事务，不敢嬉戏放纵，使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符合天意，然后社稷和百姓才能得以保全。天人之间的关系，哪里可以忽视呢？爱护百姓

译《尚书》说：“抚爱我，就是君主；虐待我，就是仇敌。” 君主既然登上尊贵的帝位，就成为百姓的父母。天下各方的百姓，都是自己的子女。父亲固然不可以不爱子女，君主也固然不可以不爱百姓。如果布施德政、施行恩惠，顺从百姓的愿望，那么百姓一定欣喜拥戴。欣喜拥戴不已，上天就降下福祉。如果掠取百姓的财物，不忧虑他们的困苦；使用百姓的力量，不体恤他们的劳累；喜好战争而不停，滥用刑罚以逞威，那么百姓一定怨恨反叛。怨恨反叛不止，国家也随之危险。所以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然而自古君主临朝听政，都把百姓当作婴儿来忧虑；一旦用兵，就不再把百姓的生死放在心上。这大概是献策的大臣设置奸诈言论来引导君主，把开边拓境说成大功，把暂时劳苦、永久安逸说成上策。这就是当代君主甘心接受而不醒悟的原因。用兵不停，青壮年从军作战，老弱之人疲于转运粮饷，尸体横陈、鲜血流淌，而反复权衡得失，还未必能够确定。百姓劳苦，那么中原首先衰敝，这哪里足以称为功劳？战争兴起，朝廷事务增多，也不能得到安逸。因此凡是献上用兵之策的人，不过是想制造事端来求取宠幸，败坏公事而经营私利罢了，难道是国家的利益吗？修养自身 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家，国家的根本在于家庭，家庭的根本在于自身。想要家庭整齐、国家治理、天下受到教化，没有比修养自身更重要的。修身的道路，以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为根本。内心端正，大臣小臣大概没有敢不端正的；意念真诚，天地神明都可以感动。不真诚，百姓就不信任；不端正，命令就不能实行。何况君主的一言一动，史官一定记录。如果自身有失德之处，不仅百姓会受到伤害，还会记载在史册上，成为万代的讥笑。应当早起晚睡，把修养自身放在心上，以义理裁制事务，以礼法约束内心。即使是小善也不可不做，即使是小恶也不可不除。然而君主增进德行、修习事业，实在取决于左右前后所接触的人。习惯与正直的人相处，不可能没有正气，就像生长在齐国，不可能不说齐国话；习惯与不正直的人相处，也不可能不受到不正的影响，就像生长在楚国，不可能不说楚国话。所以说：“近臣正直，他的君主就能正直；近臣谄媚，他的君主就自以为圣明。” 讲求学习 君王继承祖宗的事业，统治亿万百姓，礼乐和征伐都从这里发出，四方万里都仰望效法。智慧足以穷尽天下的道理，谗邪就不能迷惑；德行足以使天下人心服，政令就没有不能施行的。若不是尊崇儒学、亲近学习，凭什么达到这种境界？然而天子的学习与普通人的学习不同。分辨文字、分析字义、考究经书章句，是世间儒生用来求取俸禄、取得科举名次的事情，不是君主所应当学习的。君主所应当学习的，是观察古代圣人用心的地方，讨论历代帝王兴亡、治乱的踪迹，寻求建立政事、处理事务的要领，讲求爱护百姓、利惠万物的方法；这样自然日有所进、月有所长，德泽遍及天下。

译《尚书》说：“君王要寻求广博的见闻，这正是建立事业的根本。” 又说：“始终想着以学习为常法，他的德行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修养起来。”所以傅说告诫高宗的，不过是修养德行、建立事业罢了。到了汉代，晁错认为君主不能不学习权术数术。晁错的意思，是想让君主使用机变权术和巧诈诡谲来牵制群臣；景帝采用了这种办法，几年之间，汉朝遭受七国之乱，而晁错在东市受到诛杀。大概他所主张的并不出于诚信罢了。由此看来，选择学习的方法不可不审慎。任用贤人 过去成王刚开始执政时，召康公作《卷阿》诗来告诫他。诗中说要寻求贤人、任用吉士，大概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任用贤能。有才能的人未必贤德，所以可以使用；贤德的人必定有德行，所以值得尊敬。小贤可以任用来治理百姓，大贤可以和他共同谋划国家。至于说话一定顾念国家利益，行为足以使众人心服，处境安危始终如一、从头到尾都可以任用的人，非大贤不能做到。君主虽然有喜爱贤人的心，但贤人有时仍难以进用，大概是因为君子的志向在道义，小人的志向在利益。志向在道义，就不会苟且迎合；志向在利益，就只求苟且取得。因此忠言正论常常违背君主心意，而谄媚之辞、邪僻之说专门迎合君主心意；所以君子常常难以进用，小人常常容易进入，不可不明察。自古以来，即使是无道的君主，也没有不想治理好国家、厌恶混乱的；然而治理国家的君主少、使国家混乱的君主多，是因为所谓忠臣并不忠，所谓贤人并不贤。《尚书》说：“有言语违逆你的心意，一定要从道义上考察它；有言语顺从你的心志，一定要从是否合乎非道来考察它。”君主如果真能存有这样的心来观察臣下的情形，那么贤和不肖就可以辨明了。采纳劝谏 从前《尚书》称颂成汤的德行说：“听从劝谏而不违拗，改正过错而不吝惜。”汤是圣明的君主，不说他没有过错，而说他能够改正过错；意思是能够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劝谏，并不妨碍他成为圣人。等到纣成为天子，力量足以拒绝劝谏，才智足以掩饰过错。纣并不是没有才智，然而自身灭亡、国家覆亡，天下的罪恶都归到他身上，这是因为拒绝劝谏、自以为是，才智反而恰好成为祸害。前代帝王无不因采纳劝谏而兴盛、拒绝劝谏而灭亡，这些都写在史册上，一一可以考察。君主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地位尊贵容易生出骄傲之心，财富丰富容易动起奢侈之心；一天要处理万般事务，当然不可能没有过失，所以本应当打开道路寻求劝谏，和颜悦色地接受。言论可以采用，就采用它并显扬进言者；言论不能采用，就宽恕他的罪过，以招来进谏的人。忠诚正直、喜欢劝谏的大臣，起初好像逆耳可恶，但他们的心意在于爱护君主、忧虑国家；谄媚奉承的人，开始好像顺心可喜，但他们的实情在于讨好君主、求取宠幸。君主如果真能看清这一点，就不会办错事情，自身也能享有美名。所以说：“木材顺着墨线砍削就会端正，君主听从劝谏就会圣明。” 减轻赋税 古人说：“百姓富足，君主同谁一起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同谁一起富足？”君主恭敬节俭、节约费用，向百姓征取财物有一定限度，那么百姓的力量宽裕，衣食日益增加，自然乐意缴纳租赋来供给君上。如果暴虐征发、严厉收取，侵夺百姓的利益，使财物和力量已经穷尽，又用刑罚驱逼他们，势必使他们流离转徙、陷入沟壑，分散成为盗贼。作为居上位的人，从中能得到什么好处？所以善于谈论治国之道的人，尤其憎恶聚敛之臣，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可有盗窃之臣。”前代帝王，有的沉溺声色、热衷游猎；有的喜欢修治宫室；有的因攻伐战争而快意。于是小人乘机放纵邪谋，为君主聚敛财物来满足横肆的耗费。世间的君主没有醒悟，以为这对国家有利，却不知道最终会成为祸害；奖赏他们向君主进献忠心，却不知道他们是最大的不忠；赞许他们亲自承担怨恨，却不知道这些怨恨最终归于君上。从前鹿台的财物、钜桥的粮食，商纣聚集它们以防备国家，周武王却把它们散发出去而得到民心。由此看来，君主应当致力的，不过是仁义罢了，何必一定要说利益？减少刑罚 用简约的政令治理下属，用宽缓的办法统御众人，是历代君王都不改变的道理。从前汉高祖废除秦朝苛刻暴虐的法令，约定法令三章来顺应民心，于是奠定了帝王事业。汉孝文帝沿袭这种做法，以清静无为治理，几乎达到了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可见治理国家的要旨，确实在于减少刑罚，而不在于繁多用刑。何况君主处理刑狱，势必不能亲自临场，所以一定委托给臣下。因此严厉推究审讯，权力就落在狱吏手中；广泛侦察窥伺，权力就落在小人手中；任意施行刑杀，权力就落在强臣手中；通过请托拜访，权力就落在近臣和亲信手中。自古奸臣想要诛除善人、独揽威权，必定多次制造大狱来动摇人心。为什么呢？狱讼之中，事情的真相难以知晓；刑讯逼供周密完备，完全取决于狱吏。等到奏报完成、案件具备，即使有冤屈，君主又从哪里能够察知呢？因此想使奸雄不能放纵威势，使善良之人能够安居其性，没有比减少刑罚更好的办法。自三代以来，拥有天下的有几十个姓氏，只有宋朝受命以来，到现在已经一百二十六年，中原没有变故，看不见战争。考察它的德政所以特别不同于前代，正是因为诛戮的刑罚，对内不施加于骨肉亲属，对外不施加于士大夫；至于下层百姓的罪行，都由廷尉公平裁决，而上至天子、下至有关官署，不再在其中任意增减轻重。所以能够以好生的德行感召和气，招来无穷的福分。祖宗用来消除恶运、遏止祸乱根源的办法，实在高远啊！即使有极盛的德行，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去除奢侈 从前夏禹在国家事务上极其勤劳，在家庭生活上极其节俭，成为三王的祖先。汉文帝即位后，宫室苑囿、车马骑从和服饰器用都没有增加；天下判决的案件只有四百件，几乎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可见节俭本来就是帝王的高尚境界。何况凭天下至尊的地位，拥有天下的财富，四方各种物品用来奉养君上的，大概也已经完备了。然而享有国家的时间渐渐长久，耳目所接触的事物习惯成自然。内无守法大臣和直言之士，外无敌国外患，虽然没有期望奢侈，奢侈之心却自然产生。谄媚的奸臣又从旁引导，于是穷奢极侈，没有什么不做的。因此先王制定法令，凡制造奇技淫巧来扰乱君主心志的人，杀无赦。耗尽天下百姓赖以相生相养的财物，用来供给君主无穷的欲望，使君主走到丧失德行、损害寿命的境地，只为了求得自己一时的荣华，即使诛杀而不赦免，本来也不足以抵偿他的罪过。从前纣王制作象牙筷子，箕子便进谏。以天子的身份使用象牙筷子，还不能算过分奢侈；但箕子认为，既然开始使用象牙筷子，就不会止步，必然会用金子制作；用了金子还不会止步，必然会用玉制作。所以箕子的话，是为了防微杜渐。到了汉代，公孙▯担任汉武帝的宰相，认为君主的毛病在于气度不广大，臣子的毛病在于不节俭。

译在那个时候，武帝正对外征伐四夷，对内修治宫室，营造千门万户；因此天下户口减少了一半，盗贼蜂拥而起，而公孙▯还忧虑君主的气度不够广大，这是多么严重的不忠啊！所以君主如果真能不认为箕子的话过分，而看清公孙▯的大奸佞，那么夏禹、汉文帝的德行也就不难达到。不要安逸 从前周公作《无逸》这一篇，用来告诫成王。大意说：“从前商王中宗治理百姓时敬畏谨慎，在位七十五年。他的后代高宗，也不敢荒废安逸，在位五十九年。此后即位的商王，生来就贪图安逸，不知道百姓的劳苦，只是一味沉溺享乐。从那以后，也没有谁能够长寿，有的在位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四三年。唉！如果不是出于爱护君主、忧虑国家的一片深心，这些话怎么会说到这种程度呢？”又说：“从今以后继承王位的君主，不要沉溺于观看、安逸、游玩和田猎，不要像商王受那样迷乱、酗酒、败坏德行啊！小人怨恨你、辱骂你时，你应当自己敬慎德行；如果滥施刑罚、无罪而罚、无辜而杀，怨恨就会汇聚到自身。”大概君主刚开始放纵安逸时，小人一定怨恨，大臣一定进谏；等到滥施刑罚、胡乱处罚来堵住进谏者的嘴，然后便流连忘返，听不到自己的过失，最终走向灭亡。所以说，《无逸》这篇书，是后世君王的元龟。唐明王刚即位时，宋璟任宰相，亲手绘制《无逸图》，设置在皇帝座位旁。明皇勤于政事，于是成就了开元之治。后来宋璟去世，所进献的图也破旧了，被撤去；明皇于是对政事懈怠，亲眼见到了天宝之乱。由此看来，事情没有不是有好的开端，却很少能有好的结局。君主如果确实能够慎终如始，不敢贪图安逸享乐，那么德行就会有尧、舜的美名，身体也会有乔松那样的长寿，岂不是很美好吗！以上臣听孟子说过：“不是尧、舜之道，我不敢把它陈述在大王面前。”如今朝廷刚开始清明，臣虽然才术学问浅陋，只是认为前代圣帝明王用来达到治理成效的方法可以效法，暴君昏主用来招致祸乱的道路可以引以为戒，所以才敢向陛下左右陈说。古人有句话说：“舜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早晚思考，去掉自己不如舜的地方，接近自己像舜的地方，这样也就是舜了。”希望陛下对此加以留意，不要忽视，那么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论韩维不应当被责罚贬黜　吕公著 臣恭敬地思考，陛下亲自处理政事以来，慈仁宽大，对辅弼大臣中的忠臣和奸邪分别辨别，并且特别加以优礼，所以能够使上下安乐，人心悦服。如今韩维，大概是在进封之际，言语也有违失，触犯了皇帝的威严。然而韩维昨天同范百禄争论刑名等事，如果说他性情刚强、好胜，这或许有；但也没有看到他有什么奸邪事迹。如果说弹劾臣僚应当有章疏，那么自古以来大臣面对面密切进言，也未曾一定要有章疏。近来批语中所列举的罪名，恐怕还不足以向四方公开说明。何况韩维一向很有人望，长期因为直言而被废弃；陛下刚开始清明，正准备重新任用他，却忽然严厉责罚，罪状又不明白，恐怕一定是有仇怨嫌隙的人散布流言中伤他，以此迷惑圣听。况且五六十年来，执政大臣从未有过这样的降黜，我恐怕中外听闻此事，无不惊骇。从此以后，人心就不敢安定。臣又私下想到，陛下正当盛年，正依赖太皇太后陛下用仁厚训导您，用道理调和平衡喜怒，以恢复仁祖的政事。如果大臣仓促之间获罪，那么小臣又凭什么自保？臣受陛下恩遇，与常人不同，心中想使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使国家处于不可倾覆之地，以报答陛下。所以如今即使正当遭受雷霆之怒，也不敢顾惜自身，来防止陛下处在有过失的境地。伏望陛下稍稍收回圣意，关于批示韩维降黜的命令，现在只在臣这里收存掌管，听候圣上裁决。请议定宽免私罪　韩维 臣多次看见贤能的官吏和善良的人因为小过失而被滞留不用，而背弃公义、图谋私利的人却不停止升迁。臣私下探究其中的缘由，大概朝廷的制度是：私罪即使可以从轻处理，常常仍成为仕进的阻碍；公罪即使很大，暂时受到责罚后，却马上升迁了。臣认为国家赋予官职、任命官员，本来是为了治理百姓；可是无能的官吏废弃职守，只图满足苟且偷安的意图，破坏法令来实行姑息政策。他这样用心，哪里还在公义上？因私事获罪，祸害或许只限于自身被废职；破坏法令，祸害却会波及国家。这两者相比，哪一个更轻，哪一个更重？伏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诏让有关部门议定可以宽免的私罪，稍稍减除仕进上的阻碍，使困滞的人才得以通达；对于有害公事的公罪，则加重抑制，以警戒怠慢的官吏。

译论诏令不经过银台司　韩维 臣近来认为贬黜吕诲等人的诏令不可以不经门下省封驳，曾经当面详细陈奏，后来又两次上章请求纠正官法，但都没有得到圣上慈意施行。臣认为，纪纲法度，是圣王用来维系驾驭国家，使国家由危转安的东西。它所考虑的，关系国家的盛衰，本来不是只为一天而设置的。譬如船有缆绳和船桨，马有嚼子和缰绳。现在有人要借助这两样东西走过万里路，却自行毁掉缆绳和船桨，割断嚼子和缰绳，那么人人都知道他会有奔逸倾覆、沉溺灭亡的忧患。臣近来在崇政殿面对陛下，也曾把这个道理上陈，陛下起初没有察觉；臣又以失职为由请求赐予罢黜。圣上慈意却再三敦促告谕，不让我递进文字，臣勉强退下，仍然希望陛下醒悟先前的过失，特地下诏让有关部门修明旧法，以防将来的祸患。然而奏章上去后总是不发出，使臣不能稍稍履行自己的职务，只能坐守空名，以防止遭受贪图俸禄、旷废官职的讥谤，进退实在难以处置。伏望圣上慈意把臣的奏状连同前两次奏章一并交付中书、门下省商议施行。臣不敢违背正道来迎合君主的意思，也不愿爱惜自身而破坏祖宗的法度，只请陛下裁决。请不要在各家泛泛选择颍王的妃子　韩维 臣这些日子以来听说宫中到各位大臣家中广泛选择女子，替颍王择妃。如果确实如此，臣私下认为不妥。臣听说夫妇关系，是家庭最大的伦理；将要端正家庭，就要承继宗庙祭祀，延续万世的后嗣。所以礼的施行，只有婚姻最为谨慎；所谓谨慎，就是慎重到了极点。《坊记》说：“诸侯不能到民间搜取美色。”所以君子远离女色，以此成为百姓的准则。这句话是说，诸侯不得在自己的国中像撒网捕鱼一样搜取美色；这是要推重女德，使之成为百姓的准则。臣认为皇子颍王孝顺友爱、聪明明达，举止行为都合乎法度，正要研习经学以成就德性，如今选择宗族中的女子为他成婚，关系尤其重大。臣愚见认为，应当历来从有功勋、有声望的人家中选择，谨慎挑选贤淑明哲的女子，考察古代纳采、问名的礼义，依照礼法，不应只图苟且选择华丽容貌而已。近世轻视抛弃礼教，不把它当作要务，婚娶的法度从朝廷到民间全都荡然无存，所以风俗流于浮靡，违犯礼法的人很多，贤士大夫没有不愤懑叹息的，切盼国家能够有所振兴。如今陛下刚开始清明，为长子选择妻子，事情却出于苟且简略，这恐怕不是用来矫正世风、砥砺风俗、使之返回雅正的办法，而且也无法让颍王明白家庭之道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容色。传记说，过分美丽的女子足以使人改变志向；《诗经》歌咏淑女，几乎把她说成可以匹配君王。这实在是有智慧、有仁德的人见微知著、从长远观察祸福根源，为后世留下的警戒。陛下不可不对此加以留意。臣有幸侍奉宫廷，并且任职于王府，如果有一点益处，不敢不说；冒犯天威，臣实在惶恐激切到了极点。

译论初次御殿的三件事　韩维 臣私下听说陛下即位以来，每天在便殿听政。臣愚见所及，便有三件事，认为可以帮助陛下慎重开始、端正根本，希望陛下省察。第一，陛下新近遭逢大丧，正应当把思念亲人、悲痛哀慕作为心意；暂且依权宜之计听政，本来是不得已的。至于重大紧急的事务，特许陛下裁决，其余事情暂且可以从略。按照旧例，陛下开始接见群臣以及从便殿降坐入宫时，都要举声号哭，这是周高宗居丧期间不言政事的意思。第二，执政大臣都是两朝受遗命辅政的大臣，是君主应当同他们共同谋划天下事务的人。陛下即位之初，尤其应当推诚相待、加以礼遇，每件事都向他们咨询，以充分发挥他们的心力。至于广泛谋划于群臣、穷究事理，即使是美德，也只可秘密帮助圣上的思虑。等到决定议论、发布命令，必须经过中书、枢密二府施行，这才符合政体。周公告诫伯禽说：“不要使大臣怨恨不被任用。”大概说的就是这个。第三，各位官员各有职分，只应当责成他们负责，使人人发挥才能。如果君王代替有司办事，是最失体统的。孔子说：“先任用有司。”说的就是这个。三方面的体制既然端正了，至于君主端身自持、作出表率，随事裁决处理，则完全取决于圣上裁断。天下大事不能仓促办理，君主的施设自有先后次序，希望陛下加以留意、慎重对待，以满足四海的期待。臣悲苦恳切、流泪痛哭到了极点，谨请陛下裁决。请荐举遗逸之士　郑獬 臣恭敬地看见，前些时候曾下诏命各郡敦促送来遗逸之士，送到朝廷的约有二十多人，经过秘阁复试，都授予了官职。当时其中有不少错误荐举的人，士人议论喧哗反对，于是便不再举行第二次。如今间隔一年录取进士、登第的有二百人，其中遗漏的人才已经不少了，但士大夫却不认为奇怪。一次敦遣便招来许多责难，大概因为进士科长期习惯，而敦遣之举一日之间兴起；这种议论不足以据此判定轻重，其中也有嫉妒的人从中挑拨。臣想请求恢复设置这一科，并略作增减。孔子治理政事，必定先端正名分。汉代征聘士人，不应召的，就命人敦促送上道路；哪里有早晨进入科场，晚上就成为敦遣之士的呢？应当端正名目，称为“举遗逸”，隔年随科场发解；以后有未被预先荐举的人，允许开封府、国学以及各路各荐举一人。又在礼部奏名之后，对未被预先荐举的人，允许主考官共同荐举五人；到殿试时，考试策论三两道，考中者另列一榜，授官入仕，便与正式进士相同。如果认为每年增加的中第者稍多，就请求从进士人数中减去二十名不合格者来调剂，这样或许各郡县的豪杰俊才不至于被遗弃在草野之中。请设置经略副使、判官、参谋　吕大防 臣私下观察，自古设置官职的用意，必定先设置副职、建立辅佐，不以名位高低为限制，这是为了缓解艰危、使人才得到适当任用，集中众人的聪明才智来补救不足。统领军队、任命将领，尤其重视选择。以汉、唐的事情来说，大将军有长史、司马、从事，节度使有副使、判官、参谋。这些由小官升任寄任、建立功效的人，多得数不清。本朝自祖宗以来，确实采用这一办法，所以名臣不断出现，夷狄畏惧归服。臣私下看见如今沿边经略使独任一人，没有僚佐谋议的帮助；虽有副总管、钤辖之类，都只是奉行节制、准备行阵，并没有能够预先参与其中、提出克敌制胜谋略的人。朝廷每次任命一名统帅，幸而得到有才能的人，一路军民就实实在在受到他的恩惠；不幸得到无能之人，整个三军便听凭庸人的作为，岂不可怕！这种弊病大概是因为朝廷平时不培养人才，而取人的途径又常常太狭窄。如今戎人屡屡抗拒，边患渐渐发生，如果不早作准备，考察试用他们的才能，实在担心临事时来不及精选人才，因而导致失败，所牵涉的关系并不小。以臣愚见，各经略使应设置副使或判官一人；朝廷选派一名平素有才略、任职达到职司以上的人充任参谋；再委托经略使奉行辟举，选任通晓边事、有谋略且职位达到知县以上的人充任。这样，可用之士不会因为职位低而被遗弃，中等才干的统帅也能借助他人的谋略获得成功，同时还可以广泛观察人才、考验他们的成效，为缓急之用作准备；讲求整治边防要务，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论章惇　范纯仁 臣近来看到执政大臣议论，章惇的父亲将近九十岁，想借明堂恩泽施行之后，请求授予章惇一个乡郡的职务，以便侍奉父亲。臣只看见这可以帮助仁政教化，没有考虑其他，于是共同认为理所当然。后来听说三省奏请下达，陛下立即给予批准。臣因为陛下有天地般的仁德，顾念他年老的父亲，不计较过去的过失，实在高兴得不能自胜，于是在帘前仰首赞颂圣德，认为自古以来臣子没有像今天这样得到遭逢。后来又听说谏官有所进言，陛下于是停止了原先的命令，这也是圣心听从谏言的美德。前天又蒙陛下特别宣谕此事，说三省考虑有所失误，告诫今后不得如此。臣愚昧地担心有人会说，朝廷所恼怒的人，不应当立即替他陈说；又说执政大臣全都徇私顺从人情，必定有人为之主张，以致烦劳陛下再三戒敕宣谕。微臣固然佩服圣训，但还有未尽的恳切心意，也应当竭尽全力陈说。正当陛下急于求得治理成效之时，正是臣子知道什么就没有不去做的时候，哪里应当顾虑外在形迹、退缩防范呢？况且如今任用的大臣，多是久经患难的人；陛下鼓励他们进用，还恐怕他们心志不够锐利、思虑过于周密。如果再告诫他们远避嫌疑，恐怕他们只顾回避保身、自我防范都来不及了。对于陛下爱惜各位大臣来说，这是恩德深厚；但如果因此使他们不能辅佐圣政，就恐怕事情没有一点益处。臣下以不顾自身来取得君主信任很难，依附逢迎来固守宠幸却容易。如果现在容许他们做容易的事，阻止他们做困难的事，那么其中揣摩君意、观望取容的人反而会达到目的，这绝不是朝廷的福分。臣从前看到仁宗皇帝推心置腹地委任执政大臣，一点也不疑虑；凡是任命差遣，多半随即批准，同时让台谏监察其中不恰当的地方，随事论奏。小的便立即改正，大的便随之罢免，使君臣的恩意长久存在，朝廷的纪纲自然端正，所以四十多年不费力便达到治理。何况陛下正在考察仁皇的治理，圣度如天，听谏不倦，任贤不疑，记录人的功劳，忘掉人的过错，这些都是自古君主难以做到的事。如果再垂衣拱手责成臣下，乐于委任，让台谏纠正错误，侍从尽力提出意见，群臣同德同心，陛下无为而治、无事可忧，自然不必防虑，百官职责都得到修治，坐而达到太平，给万世留下美好的声誉，天下幸甚。

译论黄河　范纯仁 臣昨天恭敬地看见内廷下达的指挥，说黄河没有恢复旧道，终究会成为河北的祸患。王孝先等人所议的工程，已经兴办劳役，不可以中途停止，应当接续工程费用和用料，向前推进，务必要使它恢复旧道。臣听说圣人有三件宝物：一是慈爱，二是节俭，三是不敢在天下人之前妄为。说这三条，是说君主应当守护并坚持它们而不使其失去。又说：“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它。”天不说话而四时运行，所以尧舜垂衣拱手便能使天下大治，就是由于这个道理。况且君主的心应当像盘中的水，常常保持平正而不偏向某处，这样才能避免偏斜倾覆的祸患。天下的大势，只有君主所趋向的方向，群臣就会争相奔赴，势如山崩；一旦稍微失去正道，就不是一句话的力量能够挽回的，所以居于上位的人不可不慎重。臣如今仔细看所下达的指挥，说务必要使黄河恢复旧道，这说明圣意已经有所趋向，并且替天下先行了。臣听说先朝因为有人建议，认为夏国防守薄弱，如果不早日攻取，必定会被北方胡虏兼并。先帝恰好没有说出提出建议者的姓名，只以御批命令边臣相度，而那些希望借机生事的人，认为必定万全必胜，定下日期便可取得，于是发动灵武之战，后来留下永乐之患，使先帝独自承担忧患，群臣没有一人承担责任，直到现在国力疲敝仍未恢复。这是陛下亲眼见过的事情，不可不深切引为鉴戒。臣请求陛下面谕执政大臣，前日下发给文子卿等人的文书已经如此，只应当一面商议，再使其进入执行程序。如果另有见解，也必须各自陈述；这样便可以避免迎合圣意的臣子妄自揣测，轻率发动大工程，从而误害朝廷。关于黄河利弊的一切事情，请交给群臣和有关部门仔细商议，以求决定确当。这样圣心不必劳费，而尧舜之治也可以达到。请宽减蔡确的贬责　范纯仁 臣恭敬地看见，蔡确的罪行天地都不能容忍，而陛下没有立即严厉诛罚，允许他申辩说明，又命令执政大臣从容议定他的罪责，足以看出圣人存心仁厚，正合《周书·无逸》中“君主亲自敬慎德行，不再有所宽恕”的意思。但陛下特别以社稷为念，所以出于睿智的裁断，实行起来毫不犹疑。臣愚昧的内心虽然知道蔡确死有余罪，却又担心圣明的政事或许有所亏损。陛下亲临政事以来，政治教化清明，如青天白日，没有轻薄的云气和微薄的遮蔽；道德纯全完备，如精金美玉，没有一点瑕疵。如今因为一个奸臣的缘故，使朝廷施行罕见的刑罚，天下长久安定，人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一定会产生疑惧；又恐怕把这种影响遗留给后世，垂于史册，稍有非议，便会使圣德圣功大为可惜。臣辜负恩德、窃居职位，罪行实在死不足赎，正如父母有忤逆的儿子，雷霆鬼神也不能宽贷他。至于父母亲自把儿子置于死地，臣却担心这样会伤害恩义，臣区区的心意就在这里。陛下保全社稷的心，天地神明都在照察；臣爱惜陛下圣明政事的心，也应当能够被陛下体察。臣不避一身万死，来表达补报圣恩的愚忠。只愿陛下以睿智慈悲曲加详虑，至于再次加重责罚，伏乞交给帅臣以下共同商议；这样贵在把责任归于臣下，不牵累圣明。臣爱护君主、激切恳挚到了极点。请准许吕大防等人放归任便　范纯仁 臣蒙受知遇虽然已久，却没有听到报答的成效；衰老和疾病日益加重，受恩越过本分，更感到恐惧。前年辞别陛下的那天，亲自承受圣上的恩言，允许臣凡有奏陈只管写成文字上报。臣感动哽咽地接受命令，沉默至今，未曾有片言能够帮助圣上教化。臣愚昧而心意恳切，始终希望能有一次伸陈的机会。臣私下看见吕大防等人流放谪居江湖，已经过了一年，还没有遇到恩赦，长期困于拘囚之中。这些人有的年老体衰，有的素来缠绵疾病，不熟悉当地水土，气血又将衰弱，骨肉分离，举目无亲，恐怕会在清晨的露水中死去，客死异乡。不仅使圣上内心忧伤，也恐怕会损伤和气。仰望陛下圣心仁厚，天生慈明，效法大舜持守中道，建立皇极而宽容万物；每次颁布赦令，不分罪行轻重，甚至被判斩刑、绞刑的重囚，以及剃发刺字、服役隶属的人，都蒙受宽宥，也允许放归迁徙。哪里有股肱近臣、头簪冠履的旧臣，竟肯忘记怜悯，长久使他们流离呢？只是担心一两个执政大臣追究他们过去的事情，嫉恨得太过分，认为今天的罪过都是他们自取的。在启发引导他们的时候，没有详细陈说，实在没有想到吕大防等人获罪的缘故，只是因为存心失去宽恕，好恶任性，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当作仇敌，把似是而非的话当作诽谤，违背老子喜欢报偿循环的告诫，忽略孟轲反躬自省的话，误害国家和公事；前车覆辙可以作为鉴戒。难道还可以继续沿着旧路走，不顾后人仿效吗？汉代有党锢之冤，唐代有牛李之祸，后来都使善类受到牵连，给朝廷留下祸患，几十年间也不能消除。近来如果不是圣上独断，圣虑详思，洞察根本，截断祸患萌芽，完全排除猜疑嫌隙的迹象，特意施加宽宏的恩典，借大礼赦文放他们归去、任便居住，使他们能够自新改过，就会使他们成为羁旅中的幽魂，像笼中之鸟、鼎中之鱼一样。如今若能使他们都在至道、神功、圣德之中彼此忘怀，便足以使万世歌咏。臣防惭惶恐、恳切激切到了极点，谨请陛下裁决。《宋文鉴》卷五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五十三 宋代吕祖谦编 奏疏 上书皇帝　字文之邵 陛下刚登上皇位，考虑万世无疆的基业，下诏征求过失，开辟进言的道路，可以说是有道义的君主了。《易经·家人卦》初九爻说：“防范家庭，悔恨就会消失。”初九处在家人卦的开始，应当端正根本，以保全最终的吉祥。百姓之所以仰望君主并效法他，常常就在君主继承统绪的开始；这是安危的关键，不可不慎重。从前成汤去世后，伊尹扶立太甲去拜见他的祖先，告诫他说：“如今大王继承先王的德业，没有什么不在于开始。”陛下刚接受这项使命，只要以祖宗为念，以天和人为敬畏，那么大小事情就不会懈怠。宋朝建立以来已经一百多年，陛下有一天面向南方即位而享有它，本来是应当的。考察取得这一事业的艰难，就应当早晚战栗勤勉地承担它，继承太祖的武功、太宗的文治、真宗敬畏上天并约束自己的品德、仁宗宽大慈仁、英宗励精图治各项政务；站立时看见五位圣人在面前，行走时看见他们在身旁，坐下时看见他们在堂上，吃饭时仿佛看见他们在杯盘之间。《诗经》说：“上天实在难以揣度。”这是说上天不可不敬畏。《尚书》说：“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轻慢。”这是说百姓不可不敬畏。去年以来，千里之内没有下雨，近处是京畿，远处是河北、京东，蝗虫蔽野，谷价暴涨，又加上修筑山陵的劳役，京西百姓的财力尤其困敝。臣私下担心，芦苇蒲草间的盗贼或许会给陛下带来宵衣旰食的忧虑。现在的办法，不过是大量卖爵位，使入仕者的队伍混浊；广泛度僧，使可以耕种的百姓减少；这终究都不是办法。希望对于如今遭灾的郡，允许富户向下户借出本息，官府发给凭证作为验证，等到丰年偿还所借的欠款，由官府替他们办理；利息不过一倍。这样有余财的人乐意去做，而濒临死亡的百姓可以免于沟壑中的命运。陛下又应当责备自己、引咎自责，放宽狱讼，放出宫女，斥退搜刮聚敛的官吏，免除苛刻暴虐的政令，停止没有名目的费用，减少骚扰百姓的劳役。凡是足以败坏政事、招来乖戾怨恨之气的事情，都一并改革；这样就可以堵塞大灾，振兴王道教化。京师是诸夏的根本。如今士大夫不勉励名节，而以权势利禄相互离合；器皿衣服极尽奢侈华丽，车马宫室超过制度，淫邪的声音、扰乱人心的色彩充满耳目；街巷之中，父子兄弟都不敢并肩而行。谁能说这是王者的都城，而风俗竟败坏到这种地步呢？希望陛下思考澄清源头的方法，用礼制和廉耻磨砺臣下，尊崇奖励敦厚的品行；对于都城也稍稍施行严厉禁令，把轻薄的弊病以及淫乱败坏教化的器物全部清除，一律加以遏止断绝。凡是侍从、辅弼之臣，应当谨慎选取清正、廉洁、端方、严肃的人，使他们担任这些职务，以符合清正的舆论。古代求取贤才，有许多途径；用高贵的爵位来宠遇他们，厚重地以礼征召，唯恐他们离去。然而仍有三次聘请也不肯顾念的，有闭门不接纳的，有翻墙躲避的。臣下进谏君主而三次不被听从，就会离去。到了郊外，君主一定派人挽留他。官员年满七十请求退休，君主不听，他就一定把几杖赐给他。即使如此，还有不解下官帽就离去的，有辞去三公之职而替人灌溉园圃的。如今入仕的门路，国家只担心不能堵塞罢了。科举名额日益增加，法令条文日益繁多，来求仕进的人日益增多，拒绝他们也日益严厉。即使如此，还有假冒姓名来窃取官名的，隐藏服丧之哀来求取宠禄的，年轻人增加年龄以希望早日做官的，老年人隐瞒年龄以求晚年仍有俸禄的。这就像堤防毁坏，堵住一个洞，另一个洞又决口，彻底溃决，谁也不能制止。如今官员限年退休，已经写入法令；又担心他们离职得不够快，特意在宫门阙下发布告示给百官看，但仍有人不知停止，这实在可悲。陛下何不稍稍补救这种弊病，更加隆重对待士人的心意，向他们显示极其廉洁的实际，使穿戴官服的人人人自重，或许风俗教化的美善能够稍稍接近古代。去年谅祚猖獗，七八万军众突然来到大顺庙，堂中没有奇兵，守边又没有良将，臣私下为朝廷忧虑。庆历年间，沿边百姓七年不能解下衣带休息，国家费用极其困窘，三位将领陷没，而功业没有成功，陛下知道其中的原因吗？祸患在于敌军常常集中，而我军常常分散。六路军队大约有二十万人，而二十三州、二百多个寨堡分散屯驻守卫；这就是说我军虽然多，却散在各处。敌人到来时，大规模便同时出动六监军衙的军队，小规模便到处防守抢掠；边城一面受敌时，能够与敌交战的兵力很少，而城寨的军队又各有自己的守地，不能集中调动，人数少而敌人多，只好请求援军、报告紧急；援兵刚到，敌人又已经离去。如今敌人常常集中兵力攻击我方分散的守军，而我军常常以不敌之众迎战其锋，这是庆历年间的失误。如今如果不改变过去的做法，后来援军又将重蹈覆辙。观察现在的形势，能够深入贺兰、收复十四州使它们归我们所有吗？臣知道不能。能够像先朝那样分五路进军，直接捣毁敌人的巢穴吗？臣又知道不能。现在谋求有利的办法，不如诏令各道分别编制所属将士的符籍、名册，作出规划：多少作为守军，多少作为战军，多少作为援军。援军一定要使它靠近战军，驻扎在咽喉要地，这样才可以应对突然情况而不失去防御的时机。唃氏曾被元昊残害，向南迁徙，历来精锐，也应当厚待他们。让他们的部族共同作为声援，以蛮夷攻打蛮夷，这是上策。吐谷浑，就是如今的文扶羌。他们的习俗是随着水草迁徙，吃肉穿皮，没有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刀刃，临阵冲击刺杀的本领不如其他夷族。他们仰赖我方的泉、茶、缯帛供给；我方同他们交往，也只是为了得到他们的马。如今阴平的百姓，每年苦于沉重的劳役，就是因为勾取马匹的马户。凡羌马到来，便让他们提供资给，耗费公私财物很多，而收到的马匹不足以补充国家车乘，也不足以用于作战。边境官吏供养羌人并不是不厚，但去年反而发生了安昌之变。塞上的百姓对此咬牙切齿。况且安昌的羌人与南路磨蓬罗、多留罨林各寨的羌人本来就是一族。如今关闭安昌的道路，禁止他们出入，而各寨的马匹贸易照旧，这与同一所房屋有许多门有什么不同呢？只是堵住前门，却从后门放行。臣所管辖的县有一万户，而居民萧条冷落，这个弊病确实在于羌人。至和年间讲和之后，约定不敢侵犯边境；但去年却焚烧我方三个寨堡，驱赶杀害士卒，国家向西北胡虏供应物资，也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译如今又要骄纵宠爱小羌，满足他们无止境的要求吗？臣愚见认为，不如堵塞各条道路，使他们不能进入，断绝购买无用的马匹，再增加一旅兵力，分列设置在各个堡寨，那么边民就可以稍稍安定。治理政事所重视的事情，没有比农业更急迫的。耕种就能得到食物，不耕种就得不到食物，这关系到自身的损益。治理百姓的人，怎么能不管呢？各自经营田地来使生活富足，是百姓个人的事情；把农事传授给百姓，并设置官员来劝导督促，是君主的公事。《诗经》说：“曾孙来到这里，带着他的妻子儿女，给南亩耕作者送饭，田畯见了便高兴。”这是天子劝农。《诗经》又说：“啊，保介啊，正是暮春时节，还要再求什么呢？怎样开垦新田呢？”这是诸侯劝农。如今监司、郡守都把劝农列为职责，然而从未真正体察百姓。臣希望建立考核制度，把农业政绩作为评定官员优劣的标准。这样说似乎迂阔，却是富国的好办法。郡县的政事，大多因循而不能很好治理，臣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上下互相牵制，不能充分发挥才能。千里之郡不能兴利除害，受到郡守的限制；百里之县不能兴利除害，也受到郡守的限制。郡县官吏宁可违背天子的诏令条文，也不敢违背按察使的命令。因为违背天子的诏令条文未必获罪，而违背按察使的命令，灾祸立刻就会到来。如今一伍的伍长、一卒的队正，可以依法治理自己的部属，上级却不追问他们做了什么。如今替百姓守土的县令、郡守，权势反而不如他们吗？士卒中的头目和郡县百姓都熟知县令、郡守势力弱小，因而不敬畏服从他们的教令，这就是诉讼越来越多的原因。臣希望精选监司，一定要凭借清正的声望授予守令权力，责求实际成效，这样或许循良之吏就会有声誉。以上都是臣对明诏所求的陈述。然而臣还有极其忠诚的话，不敢沉默，又替陛下竭尽全力说出来。臣听说，疾病还没有显露征兆便预先治疗，是高明的医生。身处忧患便约束自己，处于欢乐便安逸，这是人情常态。如今陛下居处在谅闇之中，服丧穿端衰，出行拄着苴杖，没有纷华的事务，交错陈列在面前。如果能够趁此时远远想到将来的过失，谨慎地防微杜渐，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使志向一定，那么将来即使有可欲之物，也无法胜过已经养成的本性。伯益告诫舜说：“不要游于安逸，不要沉溺享乐。”傅说告诫高宗说：“不要凭借安逸享乐，只应当用心治理百姓。” 舜从耕种、烧陶、捕鱼中兴起，高宗从荒野中隐遁而出，极其知道小人的劳苦，而这两位大臣仍然有时用这些来告诫他们，何况陛下生长于富贵之中，刚开始临御天下，怎么可以不预先作好防备呢？希望陛下听政之余，命令通晓经学的人讲明古代训诫，彻底考察亡国君主的事迹，以此自我警戒；竭尽孝心侍奉两宫，向旧臣宿老咨询谋划；这样恐惧、自省就会成为习惯并养成本性。臣实在是私下忧虑过度、考虑过多；三年丧期变除以后，永厚陵的陵土渐渐干燥，而陛下忧伤哀悼的心也已经衰减，身穿龙袍、头戴冕旒，凭倚玉几，眼前有柔媚的景色，耳边有精妙的音乐，凡是用来娱乐心意的东西全都陈列在面前。若不是深深信奉道义的人，谁能够抵御这些呢？老子说：“闭塞感官的孔窍，关闭欲望的门户，终身不劳心。”这正适合今天。论追究任守忠之罪，请求一概不再追问其他人　傅尧俞 臣恭敬地看见，内侍任守忠因罪被降职贬黜，中外听闻的人没有不拍手称快的。惩罚一个人来劝戒百人，本来可以摧破奸猾之徒的胆量。臣掌管风纪法度，本来失于弹劾；圣上宽宏，收回怒意，幸而赦免没有诛杀，臣还敢有所进言，是希望陛下更加怜察。臣认为大奸之人被除去以后，他遗留下来的过错和余恶，正会每天被人上报。小人无知，有的窥伺空隙来报复怨恨，枝蔓般编造言词，往往渐渐牵连善良之人；在似是而非之间，不可不察。陛下如果再加以推究谗言离间之事，任守忠一党将会重新兴起；何况任守忠掌握权力已久，依附他的人很多，臣深深担心左右近臣心中有所疑虑。希望陛下充分发布恩德之言，从此一概不再追问，这样天德会更加厚重，人心也容易安定。正因为皇太后的慈仁传布四海，把神器大宝交付给陛下，而陛下又凭借尧舜般的资质，以天下奉养自己，将要以至诚至孝来鼓舞万物，为什么要让离间构陷的话在其中得以流行呢？如今罪人被放逐逃窜，皇太后一定会完全消除疑虑；陛下因此应当更加增加礼意，务必使她尽心欢悦，这样天与人都会共同欢欣，对陛下来说就是福分。陛下即位以来，励精图治、勤俭节约，时日还不长，却突然传出涉及金珠的事情，臣实在为陛下感到惋惜。有过错而能够改正，就不必深深忧虑。臣的话十分忠诚恳切，只希望陛下留心省察阅读。论蔡确既已贬黜，请宽心和气　傅尧俞 臣近来看到蔡确狂妄悖逆，陛下神明果断，毫不犹疑；对下合乎人情，对上彰明国家法宪。虽然完全是按照公议裁决，本来未曾以愤怒加于他。然而这难道是陛下所喜爱的吗？况且听取裁断之际，也必然稍稍劳费圣上的思虑。臣愚昧而没有分寸，实在担心陛下如海如岳的气量，不能没有一点触忤，而陛下还不能忘怀。中外都侧耳倾听，日益增加惊惧。我从《易经》中听说：“天下道路各异而归宿相同，目标一致而思虑百端。”天下有什么可思、可虑的呢？事情来到时，以无心应对；事情过去后，仿佛从未放在心上，这是圣人用来养成至诚、驾驭久远福祉的方法。希望陛下放宽圣心，省去浮泛的思虑，使精神游于太清之境，以巩固真实纯粹的品德。陛下的气息平和，上下之气就会平和；上下之气平和，天地的和气就会相应。唐代柳公绰进奏《太医箴》来讽谏宪宗说：“气息运行没有间隙，问题不在于大小。”宪宗对他说：“你是深深爱护朕啊。”臣没有柳公绰的才能，却有他的诚心。臣认为如今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所以恳切不已。只愿陛下不要轻视臣的话，留心省察，谨请陛下裁决。

译论君主之道　程颢 臣私下认为，君主之道的根本，在于考察古代、端正学术，明白善恶的归属，辨清忠臣与奸邪的区别，清楚地走上正道，所以关键在于君主的志向先要确定。君志一旦确定，天下的治理就成功了。所谓确定志向，就是专心诚意地选择善道，并坚定地实行它。义理若没有先弄明白，即使听得多也容易迷惑；志向意念若没有先确定，守住善道也可能发生动摇。只须把圣人的教诲看作一定应当遵从，把先王的治理看作一定可以效法，不受后世驳杂政令的牵制【一作“滞”】，也不被流俗因循的言论迁移迷惑。务必使自己的见识达到极其明察，对道的信仰达到极其笃定，任用贤人不存二心，铲除邪恶不生疑虑，一定要期望使世道达到三代盛隆的境地才罢休。然而天下的事情，祸患常常产生于忽视防范，人的志向也应当警惕逐渐形成的习惯。因此，古代的君主即使出入从容、闲居宴饮，也一定有诵读训诫、进言规谏的大臣，身边前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凭此成就自己的德行功业。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以礼征召年高有德的贤儒，不必让他们劳累于具体职事，使他们每天亲近便殿，讲论道义，以辅佐培养圣明的德性。又应征召天下的贤能俊才，使他们能够陪侍在法从之列，早晚入朝觐见，陈述善道，讲习研磨治国之体，以扩大陛下的见闻。这样，圣明的智慧就会更加明察，王道的谋略也会真正充实了。如今四海之内风气萎靡，日益陷入苟且浅薄；末世的风俗喧嚣浮薄，再也没有廉耻，大概也是因为朝廷尊崇德行、喜好道义【一作“义”】的风气还没有率先形成，而笃实诚信、忠厚朴实的教化仍被压抑。只愿陛下考察圣人的教诲，效法先王的治理，专心诚意【一作“正心诚意”】，体察天道刚健的精神并努力实行，那么天下就大幸了。论王道与霸道　　　　　　　　　　　程颢 臣私下认为，能够得到天理的正道、达到人伦的极致，这是尧舜之道。只凭自己的私心行事，依凭片面的仁义，这是霸主的作为。王道平坦如砥石，以人情为根本，从礼义中产生，像走在大道上一样，再没有曲折迂回。霸主却在小路中崎岖反复地行走，最终不能与他们一起进入尧舜之道。所以，真诚地实行王道，就成为王者；假借王道来实行霸术，就成为霸者。二者的道路不同，关键只在于审察最初的动机。《易》所说“差之若有毫厘，错误便会相隔千里”，正是说开始时不可不审察。因此，治理天下的人一定要先立定自己的志向。正道的志向先立定，邪说就不能动摇他，异端就不能迷惑他，于是奋力前进于道上，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如果怀着霸者的心思而求得王道的成就，就好比把石头炫示为美玉。因此，孔子的门徒没有称道齐桓公、晋文公的事业，曾西以把自己比作管仲为可耻，正是因为那不是义理所应走的道路。何况是低于霸者的做法呢？陛下具有尧舜般的资质，处在尧舜般的地位，就一定要以尧舜的心志自我担当，这样才有可能充分发挥尧舜之道。汉、唐的君主中有些值得称道的人，论他们本人，并不是先王之学；考察他们所处的时代，也都是驳杂的政令，不过凭着片面的见解侥幸达到小康。他们创立法度、垂示制度，有些并不能传给后世继续实行，这些全都不足以效法。然而想要实行仁政，却不预先讲求实行仁政的具体办法，等到使这套道理完全明白以后再去实行，那么就会时进时退，始终没有达到目的。事情有大小，也有先后；察看小事而忽略大事，把应当后做的放在前面，把应当先做的放在后面，都不可能使治理合宜。而且志向不可怠慢，时机不可错失。只愿陛下考察先圣的言论，明察人事的道理，知道尧舜之道本来就具备于自己身上，反求自身使它成为真实，再推广到天下四海；选择志同道合、德行一致的大臣，与他们共同成就天下的事务。《尚书》说“伊尹亲自与商汤一起，都具有同一德行”，又说“一啊，君王的心志”，都是说先做到专一，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古代三公不一定要全部设置，关键在于有合适的人。实在认为没有合适的人来任职，倒不如空缺着更好。因为小人的作为，是君子不能认同的；难道圣贤的事业可以让庸人参与吗？想要做圣贤的事业，却让庸人参与其中，那么政令就会混乱。既任用君子的谋略，又听取小人的议论，那么耳目聪明就不能专一，志向意念也会受到迷惑。如今要挽救千百年来深重禁锢的弊病，为百姓谋求长久的计划，如果不是极尽听取和阅览的明察，彻底分辨正邪，专一而不二心，怎么能够战胜这些弊病呢？有人说，君主的一举一动不可不谨慎，《易》认为变更制度所造成的危害很大。臣却独自认为不是这样。所谓变更制度，只要顾念是否合乎义理就行；每一项行动都考察古制、质证义理而后实行，还有什么比这更谨慎的呢？难道能像因循苟简，最终导致败坏混乱那样吗？自古以来，哪里有过师法圣人的言论、效法先王的治理，准备大有作为，却反而造成祸患的呢？愿陛下奋发上天赐予的勇气和智慧，体察天道刚健的精神而独自决断，果断施行而不迟疑，那么万世都会感到幸运。

译论十件事　　　　　　　　　　　程颢 臣私下认为，圣人创立法度，都以人情为根本，以探究事物的规律为极致。即使是二帝三王，也不能没有随着时势而沿袭或变革、随着事情而增减的制度。然而说到治理的大根本、牧养百姓的重要原则，那么前代圣人与后代圣人，难道不是出于同一条理而贯通的吗？大概不论古今，不论治乱，凡是养育百姓的道理，只要到了穷困之处，圣王的法度就可以改变。后世如果能够充分实行它的道理，就会达到大治；有时只采用其中片面的一端，也只能达到小康。这是历代清楚显著的成效。如果只是知道拘泥古制，却不能施行于今天，只想追求名义而终于废弃实际，这就是浅陋儒生的见解，哪里足以谈论治国之道呢？然而如果认为今人的情形都已经不同于古代，先王的制度不可能在今天恢复，只图眼前便利，不谋求长远高大的目标，那么恐怕也不是大有作为的论说，还不足以挽救当今极其严重的弊病。比如衣服、饮食、宫室、器用之类，只要适合今天而又有法度，难道也要立即改革吗？只有那些天理不可改变、人民赖以生存、圣人一定会去做的事情，固然可以一概考察实行，但实行有先后，使用有缓急。至于裁成事物、运转推行、周旋安排得恰当与否，就在于朝廷如何讲求和设置施行。古代从天子直到庶人，都必须有老师和朋友来成就自己的德行功业，所以舜、禹、文王、武王这样的圣人，也都有所师从学习。如今师傅的职责没有得到修明，臣下作为朋友辅佐君主的道义也没有彰显，因此尊崇德行、喜好善道的风气没有在天下形成，这并不是古今情形不同。王者一定要奉行天意、设置官职，所以掌管天地四时的职务，经历二帝三王也没有谁曾加以改变，因而各种政务得到修整，万物变化都能得到治理。到了唐代还只大略保存着这些制度，在政治清明时尚且能够得到纲纪上的小小整顿。如今官职秩序混乱，职务废弛，太平之治之所以不能到来，这也不是古今情形不同。上天生育众民，为他们确立君主，使君主掌管牧养百姓；君主必须规定百姓的固定产业，使他们生活富足，那么田地疆界就不可不端正，井田分配就不可不均平，这是治理的根本。唐代尚且能够实行按人口授田的制度，如今却荡然无存、毫无法度；富人跨越州县占有土地而没有人制止，贫民流离失所、饿死道路而没有人救恤。幸而百姓虽多，衣食不足的情况大概没有止境；人口日益增加而不为他们制定办法，衣食就会日益困乏，辗转死亡的人也会日益增多，这正是治乱的关键，难道可以不逐步谋划出治理它的办法吗？这也不是古今情形不同。古代政治教化从乡里开始，在比、闾、族、党、州、县、鄼、遂等基层组织中设立法度，使它们彼此联属、统一治理，因此百姓彼此安宁亲睦，很少触犯刑法，也容易形成廉耻之心；这同样是人情自然如此。实行这些措施就会见效，也不是古今情形不同。庠序教育，是先王用来明白人伦、教化天下的办法。如今师学废弛，道德标准不一；乡射礼消失，礼义也不能兴盛。选拔贡士不以乡里为根本，人的品行和实际才能得不到修养；优秀百姓不能在学校中得到培养，人才大多被废弃。这些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也不是古今情形不同。古代府史、胥徒都由国家发给俸禄，百姓出生后，兵与农从来没有分开。如今骄横的军队消耗财物，国力也已经到了极限。臣认为，禁卫军以外的军队如果不逐渐归于务农，将来必定成为深重的忧患。府史、胥徒的徭役，毒害遍及天下；如果不改变这种制度，就难免形成大患。这也是极其明白的道理，不是古今情形不同。古代百姓一定要有九年的粮食储备，没有三年粮食储备的国家，就认为这个国家不是正常的国家。臣观察天下，耕种的人少，吃粮的人多；土地的生产力没有充分利用，人的劳作也不勤勉。即使富有的家庭、强盛的宗族，也很少有多余积蓄，何况贫弱的人呢？有时一个州或一个县遭遇灾年，盗贼就到处横行，饥饿羸弱的人挤满道路。如果不幸有方圆二三千里的灾害，或者连续多年歉收，那么不知道朝廷将用什么办法应对，其祸患就无法说尽了。难道可以说过去很久没有发生灾害，这一次就可以把侥幸当作可靠的凭据吗？本来就应当逐渐采用古代制度，使田地均平，致力于农业，公家和私人共同制定储存粮食的办法，以此作为防备。这同样没有古今的不同。古代四民各有固定职业，而务农的占十之八九，所以衣食容易供给，百姓没有困苦。如今京师的游民数量超过百万，游手好闲而没有足够资财维持生计。看他们穷困艰苦、孤独贫穷、患病受难，只能用变诈、巧伪的手段谋求生存，却常常不足以维持生活；人数日益增加，年年滋长，长久下去将怎么办？事情已经到了穷极的地步，如果没有圣人来改变它、使它通达，就无法避免祸患。难道可以说无可奈何而已吗？这在于斟酌古制而变通到今天，使多者均分、少者得到救恤，逐渐为他们安排职业来救济他们。这也不是古今情形不同。圣人奉行天理、治理万物的办法，关键在于六府。六府的职任，由五官治理。山虞、泽衡各有固定的禁令，所以万物繁盛丰足，财物用度不会缺乏。如今五官没有修治，六府没有治理，使用没有节制，取用也不合时宜。难道只是万物失去了正常的生长本性吗？天下都把可供使用的材木砍伐焚烧，甚至逐渐侵害却没有禁止；而河川湖泽中渔猎过度，任意糟蹋天物，也已经耗尽了。那将怎么办呢？这已经是弊病穷极的地步了。只有修整虞、衡的职务，使他们负责保护和养育万物，才有变通而长久的办法。这也不是古今情形不同。古代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车马、服饰、器用等，都有等级差别，没人敢逾越僭用，所以财物容易供给，百姓有安定的常心。如今礼制没有修明，奢侈浪费互相攀比，卿大夫之家没有一家能够合乎礼制，商贩之类有时甚至超过王公。礼制不足以约束整饬人情，名分和等级不足以区别贵贱；既然没有确定的名分，奸诈掠夺就会发生，人人都要满足自己的欲望才肯罢休，哪里会有停止的时候呢？这就是争斗混乱的道路。这样，先王的法度难道能不讲求并加以损益吗？这也不是古今情形不同。这十件事不过是一些端绪而已，臣只论述它们的大概，是为了说明三代的法度确实有可以施行的验证。至于其中的纲目条文、度数以及具体施行安排的方法，就必须审慎实行：一定要考察经典训诫，使之合乎实际；施行于人情，使之适宜。这是明白无疑的确定道理，难道只是迂阔疏远、没有用处的说法吗？只愿圣明裁决选择。

译论新法　　　　　　　　　　　程颢 臣听说，天下的道理以简易为本，按照正道推行，那么事情没有不能成功的。所以说，聪明人治水，就像禹治水一样，只顺着水的本性去做，不额外制造困难；舍弃这种办法而走向险阻，就不能称为聪明了。自古以来兴起治理，虽然有专任一人、独自决断而成就功业的人，却从未听说过辅弼大臣各怀心思、彼此乖离而不能一致，国家政令从不同渠道发出，名分不正，朝廷内外的人情都认为不可行，却还能有所作为的。何况现在措施失当，阻塞废弃公议，让一两个小臣实际参与国家大计，以卑贱凌驾尊贵，以邪恶妨害正道？这些全都是天下的道理所不应当成功的事情，也是聪明人不会采用的办法。即使侥幸由此使事情略有成功，求取财利的大臣日益进用，崇尚德行的风气逐渐衰落，也尤其不是朝廷的福分。何况天时还不顺利，地震连年发生，四方人心日益动摇，这些都是陛下应当向上揣度天意、向下观察人事的事情。臣任职无能，所发表的意见没有补益，希望陛下准许臣前面的奏章，早日赐臣降罪。《宋文鉴》卷五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宋文鉴》卷五十四 宋吕祖谦编 奏疏 上皇帝书　　　　　　　　　　苏轼 臣近来不自量愚昧卑微，冒昧上呈密封奏章，谈论购买花灯的事情。臣自知冒犯天威，罪过不可赦免，便睡在藁席上独处私室，等待遭受斧钺诛杀。可是侧耳听候十多天，威严的命令却没有到来。向府司询问，才知道购买花灯的事情不久已经停止。于是才知道陛下不但赦免了臣，还能够听取臣的意见，臣惊喜过望，以至于感动哭泣。为什么呢？有过错就毫不吝惜地改正，听从善言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这是尧、舜、禹、汤努力勉强、竭力实行的事情，却是秦、汉以来绝无仅有的事情。只看这购买花灯的极小过失，哪里会累及如日月般的圣明？可是陛下立即翻然改命，片刻也没有耽搁，这就叫作智慧超出天下，却肯听从最愚笨的人；威势加于四海，却肯向一个普通人屈尊。臣如今知道，陛下可以成为尧舜，可以成为汤武，可以使百姓富足而减少刑罚，可以使军队强盛而降服戎虏。有这样的君主，臣怎么忍心辜负他呢？只应当披露内心，哪怕捐弃肝脑，也要尽自己的力量，不再顾虑其他。近来臣也知道，天下的事情有比购买花灯更大的；可是臣偏偏把这件小事放在前面，大概是因为在尚未取得信任时进谏，圣人不赞许；与人交往尚浅却说得过深，也是君子所戒。因此先试着谈论较小的事情，而较大的事情本来要等待时机成熟后再说。如今陛下果然赦免臣而没有诛杀，这就已经答应臣了。既然答应了却不让臣说完，臣就有罪。因此臣希望把话说完。臣想说的有三件事：希望陛下凝聚人心，厚植风俗，保存纲纪而已。人没有不有所凭恃的：臣下凭恃陛下的命令，所以能够役使小民；小民凭恃陛下的法令，所以能够制服强暴。那么君主所凭恃的又是谁呢？《尚书》说：“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就像驾驭六匹马时手中握着腐朽的缰绳。”这是说天下没有比君主更危险的地位了。人们聚合起来就是君臣，离散开来就成为仇敌；聚合和离散之间，容不得丝毫差错。因此天下归附于他，就称他为君主；各自怀有异心，就称他为独夫。由此看来，君主所凭恃的只是人心。人心对于君主，就像树有根、灯有灯油、鱼有水、农夫有田、商人有财一样。树没有根就会枯槁，灯没有灯油就会熄灭，鱼没有水就会死亡，农夫没有田就会挨饿，商人没有财就会贫困。君主失去人心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是无法逃避的灾祸。这件事的可怕，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如果不是喜欢祸乱、爱好狂妄，轻率地忽视防范和戒惧，谁敢任意抒发胸中想法，轻易触犯人心呢？从前子产烧掉记载盟誓的文书，以平息众人的议论；又贿赂伯石，以安抚强大的卿大夫家族，因为他认为众人的愤怒难以触犯，专断的愿望难以成功。孔子也说：“取得信任以后，才可以使百姓劳作；没有取得信任，百姓就会认为这是在虐待自己。”只有商鞅变法不顾众人的意见，虽然能够很快使国家富强，却也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他使百姓只知道利益而不知道义理，只看见刑罚而看不见德政，即使取得了天下，也很快就灭亡。至于商鞅本人，最终也不能免于负罪逃走；诸侯不肯接纳他，秦国把他车裂处死，秦人也没有为他哀痛。君臣之间，难道愿意这样吗？宋襄公虽然实行仁义，却失去众人而灭亡；田常虽然不合义，却得到众人而强盛。因此君子还没有评论事情本身的是非，先要观察众人拥护还是反对。谢安任用桓氏诸将，未必完全正确，但众人乐于接受，国家因此安定；庾亮征召苏峻，未必一定错误，但形势不允许这样做，反而造成危难和耻辱。自古至今，从没有与众人和谐相处、平易近人而不安定的，也没有刚愎果断、只凭自己意愿行事而不危险的。陛下也知道人心不悦了吗？朝廷内外的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说祖宗以来治理财用的，不过是三司使、副使、判官，至今已经一百年，从未发生缺失职事的情况。如今却无缘无故又创设一个机构，名叫“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个少年官员日夜在宫中讲求此事，四十多名使者分头到外地经营办理。事情一开头规模就很大，百姓确实惊疑；创立的法令新奇，官吏全都惶惑。贤能的人想要探求其中的道理，却无法得到解释，免不了忧虑；小人则按照自己的意图揣测朝廷，于是把它当作诽谤的材料。人们说，陛下以万乘之主的身份谈论财利，执政大臣以天子的宰辅身份治理财货。商贾无法正常经营，物价飞涨。近处从淮甸，远处到川蜀，众口喧传，议论纷纷。有人说京师的正店准备设置监官，有人说道路险远的深山将实行酒禁，有人说要拘捕僧尼的常住财产，有人说要削减克扣军士和官吏的俸禄，像这一类的话多得说不完。更严重的甚至认为这是想恢复肉刑。这种话一传出，百姓就会像狼一样回头顾盼、惊惧不安。陛下和二三位大臣也听到这些话了，然而没有加以理会，只是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事情，也没有这样的意图，何必顾虑人们的议论？”人们的议论虽然未必全都属实，但只要有类似的迹象，就足以招来诽谤。一个人必定贪财，别人才会怀疑他偷盗；一个人必定好色，别人才会怀疑他淫乱。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设置这个机构，就不会有这些诽谤，难道去年的人都忠厚，而今年的士人都浮薄吗？孔子说：“工匠想把事情做好，必须先使器具锋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孔子又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如今陛下掌握着求利的器具，却讳言求利的事情；有了求利的名义，却否认求利的意图，即使每家都安排一个人张口为自己辩解，即使在市场上摆出千金来收买人，人们也一定不会相信，诽谤也不会停止。所谓“制置三司条例司”，就是求取财利的名义；六七个少年官员和四十多名使者，就是求取财利的器具。驱赶鹰犬奔向山林，却对人说“我不是打猎”，不如放开鹰犬，让野兽自然驯服；拿着网罟进入江海，却对人说“我不是捕鱼”，不如丢弃网罟，使人们自然相信。因此臣认为，要消除谗言邪说、招来和顺之气，恢复人心、安定国家的根本，没有比罢去制置三司条例司更好的办法。陛下创设这个机构，不过是为了兴利除害。假使罢去它以后，利益没有兴起，祸害也没有消除，那就不要罢；如果罢去它以后天下喜悦、人心安定，而兴利除害没有什么不可做的，那又何苦不罢呢？陛下想要除去积弊、建立法令，必须让宰相充分议论后再施行。如果不经过中书省，就是乱世的法令。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难道会这样吗？如果一定要立法，就免不了要向中书省申报；要充分议论，也免不了要让宰相参与。设置这个机构，岂不是徒然增加烦琐而没有名分吗？

译聪明人谋划事情，贵在不留下痕迹。汉文帝、汉景帝的事迹，史书几乎没有什么可记录的；唐代房玄龄、杜如晦的功劳，传记中也没有什么可记载的。然而天下谈论治道的人，都称许汉文帝、汉景帝；谈论贤能的人，都称许房玄龄、杜如晦。大概是事情已经建立而痕迹不显，功业已经成就而人们不知道。因此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劳。”难道只有用兵如此吗？事情没有不是这样。如今所谋划的事情，万分之一还没有取得，而痕迹已经传播天下，像泥地里两只野兽争斗一样明显，也可以说是拙劣的谋划了。陛下如果真想使国家富足，就选择三司的官属以及漕运使、副使，由陛下和二三位大臣勤勉地讲求，经过岁月磨炼，那么积弊自然会消除而人们不会察觉。只怕立志不坚定，中途废止。孟子说：“前进得太快的人，退步也会很快。”如果能够有始有终，自然可以慢慢进行。十年以后，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建立呢？孔子说：“急于求快反而达不到目的，只看见小利就成不了大事。”假使孔子不是圣人，这句话也不能采用。《尚书》说：“谋议要向卿士征求意见，直到庶人，大家完全一致，才会达到大吉。”如果反对的人多而赞成的人少，那么静止不动还可得吉，轻举妄动就会招致凶祸。如今上至宰相大臣，既然已经辞免而不肯参与，那么外界的议论，也完全可以知道了。宰相也是臣下，尚且不愿意用这件事玷污自己，而陛下却独自安心接受这个名义而不推辞，这不是臣的愚昧所能理解的。君臣早起晚睡，已经将近一年了，可是富国的成效渺茫得像要捕捉风一样，只听说内府拿出数百万缗钱，以及祠部有五千多人而已。用这种办法来谋利，谁不能做到呢？况且派遣使者到处奔走，本来就不是好的制度。汉武帝派遣绣衣直指，桓帝派遣八名使者，都是因为郡守县令治理混乱、盗贼公然横行，朝廷没有办法，才采用这种下策。宋文帝元嘉年间的政治，可以比拟文帝、景帝，当时只是责成郡县办理，从未派遣使者。到了孝武帝，因为郡县办理迟缓，才开始命令台使督促，直到萧齐仍未革除这种弊病，所以景陵王子良上疏极力陈说这件事，认为这些使者早晨辞别宫门时，情态就已经不同；晚上住在州县，威权恩福便随意施行；驱使邮传，折辱郡守县令，使公私都受到烦扰，百姓无法生活。唐代开元年间，宇文融奏请设置劝农判官，派裴宽等二十九人兼任御史，分头巡行天下，招抚携带户口，检查追究隐漏的田地。当时张说、杨场、皇甫璟、杨相如都认为不便，因而相继被罢黜。虽然得到八十多万户，却都是州县迎合上意、虚报冒功，把主人说成客人，把少数说成多数。后来又让百官集中到都省议论，公卿以下都害怕宇文融的威势，不敢发表不同意见。陛下不妨取来他的传记读一读，看看他所做的事情究竟是对还是不对。近来均税、宽恤的政策，官员车马相望于道，朝廷也很快觉察到其中的错误，而天下至今仍把它当作可供诽谤的事。还不到几年，是非就已经非常清楚了，臣担心后人看今天，正如今天看过去一样。况且所派遣的使者尤其不合适：事情少而人员多，身份低而权力重。身份低而权力重，人们就多不服从，有的甚至敢于侮慢而引起争斗；事情少而人员多，又没有什么可以建立功劳，便必然要制造事情来塞住责罚。陛下虽然严格地给予约束，不许他们邀功，但臣下事奉君主的通常心理，是不按照命令办，而按照上面的意图办。如今朝廷的意图是喜欢变动而厌恶安静，喜欢一致而厌恶不同，风向所指，谁敢不服从？臣恐怕陛下的赤子从此没有安宁的年月了。至于他们所要做的事情，连行路的人都知道很难。为什么呢？汴水是浑浊的河流，自从百姓繁衍以来，就没有用来种稻。秦地人的歌谣说：“泾水一石，其中的泥有数斗，既用来灌溉，又用来施肥，使我的禾黍生长。”哪里曾说“使我的粳稻生长”呢？如今想筑陂蓄水并使水变清，万顷稻田必定要用千顷陂塘来蓄水；一年淤积一次，三年就会填满。陛下仓促相信他们的说法，就会让人考察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让陛下以为自己有意兴办工程，上面耗费府库钱财，下面夺取农民的农时。堤防一旦开挖，河水失去原来的道路，即使把提议者的肉吃掉，对百姓又有什么补益？天下长久太平，人口和物产日益增长，四方遗留下来的利益大概已经略尽了。如今却想凭空寻找水利，这就是所谓“追逐鹿却没有虞官引导”，难道只是白费劳力，必然还会造成极大的扰民。凡是提出的谋划，不问利弊，只要事情小就随事给予酬劳，事情大就根据才能加以录用；如果官府或私人阻挠，就一并重重贬黜，不因赦免而原谅；如果才能力量不能办理兴修，就允许上奏请求替换。这样赏赐可说很重，惩罚却可说很轻。然而始终没有说，各种人如果妄自陈述，或者官府、私人错误地兴起工程劳役，应当获什么罪。这样一来，妄庸、轻浮、剽悍、浪荡的奸人，就会从此争着谈论水利。成功了就有赏，事情失败却没有诛罚。官府虽然知道其中疏漏，难道能立即压制退回吗？各处就会追集老少，察看是否可行。官吏士卒经过的地方，鸡犬都会被搜掠一空。如果不是明明白白难以实行，就必定暂且兴起劳役。为什么呢？阻挠之罪重，而错误兴役的过失轻。人们大多爱惜自身，形势必然会如此。而且古代的陂塘、废弃的堤堰，多被附近的人冒占耕种。经过的岁月已经很久，早已同永久产业一样。假如想要恢复它们，就必须全部追缴收回。这样会动摇人心，实在不是好的政治。又有喜欢诉讼的党徒和怨恨别人的人，妄称某处可以修筑陂渠，图谋毁坏自己所怨恨者的田产；或者指认别人原有的产业，说那是官府陂塘，冒占租佃的诉讼必定比今天增加一倍。臣不知道朝廷本来没有这件事，为什么偏要实行呢？自古以来役使人力，一定要依靠乡户；就像吃东西一定要用五谷，穿衣一定要用桑麻，渡过河川一定要用舟楫，在陆地上行走一定要用牛马。虽然其中有时可以用别的东西替代，但终究不是天下可以长久实行的办法。如今只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郡雇用役夫，就想把它推行到天下，这就像看见燕、晋的枣栗、岷蜀的蹲鸱，便想废弃五谷不用，难道不困难吗？又想把各地的坊场卖掉，用来充作衙前役的雇值。即使有长期服役的人，也不再给以酬劳。长期服役所得已经减少，从此必定逐渐衰微减少，那么州郡事务的困顿就可想而知。士大夫离开亲戚、抛弃祖坟，到四方任官；在尽力办事之余，也希望得到一些享乐，这是人的至情。如果凋敝困乏太过分，厨传供应冷落萧条，就像危乱国家的鄙陋风气，恐怕不是太平盛世的景象。陛下如果确实考虑到这些，一定不会肯这样做。

译况且如今的法令没有比御军更严的，御军的法令没有比惩治逃亡更严的。禁军逃亡三次，厢军逃亡五次，大多都要处死。然而逃亡的军人常常占天下军队的一半，不知道雇人服役与厢军有什么不同？如果有人逃走，将用什么罪名惩罚他？其惩罚势必轻于逃军，所以逃亡一定会比今天更加严重。作为他们的长官，难道不是很难办吗？即使让乡户大多可以雇人，但被雇的人逃亡，乡户仍然要承担责任。如今又想在两税之外另立一项税目，称为“庸钱”，用来准备官府雇人；这样，雇人的责任就由官府自己承担了。自从唐代杨炎废除租庸调、改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当征收的赋税数额来确定两税的额度，那么租、调、庸已经一并包括在两税之中了。如今两税照旧，为什么还想再征取庸钱？圣人立法，一定要替后世考虑，怎么可以在常赋之外另设税名呢？万一不幸，后世有欲望很多的君主，又有搜刮聚敛的大臣辅佐他，庸钱不废除，差役仍旧实行，使天下人怨恨却推究不出怨恨的来源，将来一定会有人承担这个罪责。又想让坊郭等第的居民与乡户平均承担差役，让品官和有权势的家庭与普通百姓一同服役。他们的说法是：《周礼》说，不耕种田地的人要缴纳屋粟，住宅土地不生长作物的人要缴纳里布。汉代宰相的儿子也不能免除戍守边疆，这就是他们用来作借口的依据。古代是官府养活百姓，如今却是百姓养活官府；给他们田地却不耕种，用农事劝导他们却不努力，于是才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百姓没有办法生活，只好离开本业去经商，形势本来就会如此，为什么还要称作差役呢？况且一年戍守边疆不过三天，三天雇人的费用是三百钱。如今世上三大户承担差役，从公卿以下没有谁能够免除，他们的费用难道只三百钱吗？大体说来，事情如果确实可行，不必一定都有旧例；如果百姓不高兴、风俗不安定，即使经典中有明确文辞，也不能弥补由此产生的怨恨。如果实行这两件事，必定会招致怨恨。女户和单丁，大概是上天百姓中最贫穷的。古代的王者首先致力于救济他们，如今陛下却首先想要役使他们。这些人如果不是户口将要断绝却还没有灭亡，就是家中虽有男丁但尚且缺少劳力。假如暂且让他们过几年，那么必定会成年而承担差役，直到老死。官府富有四海，怎么忍心不加以救恤？孟子说：“第一个制作木俑来殉葬的人，难道没有后代吗？”《春秋》记载“制作丘甲”、征收田赋，都是特别责备最初给百姓带来祸患的人。青苗放贷，过去一向有禁令；如今陛下却开始建立新法，每年经常实行。虽然说不许强迫摊派，但几代以后，暴虐的君主和贪污的官吏，陛下能够保证他们不会这样做吗？将来天下人怨恨这件事，国史记载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吗？况且东南购买绢帛本来使用现钱，陕西购买粮草不许用其他物品折兑。朝廷既然有明确的命令，主管部门又常常依法办理。然而购买绢帛却从来没有不折合食盐的，粮草也从来没有不折合钞钱的。由此可知，所谓青苗钱不许强迫摊派，也只是一纸空文。治平初年防备刺配义勇军，诏令中曾慰谕他们，明确说永远不让他们戍守边疆，写在简册上，有如盟约。到今天才过了几天，议论已经动摇，有的已经想用他们替换东军，有的已经想用他们抵换弓手；禁约难以依靠，难道还不明显吗？即使这道命令坚决实行，果真不强迫摊派，估计其中愿意向官府申请的人家，必定都是孤贫而不能维持生计的人家。如果自己有盈余，为什么要和官府交易？这些人鞭打催逼得急了，就会接着逃亡；逃亡以后，就会拘捕邻里保伍中的人，这种情势必然会发展到这里，道理本来就是如此。况且常平法，可以说已经完备到极点了。它所守的是约束，而所能救济的范围很广。假如有一万户的城邑，只有一千斛粮食，在粮价昂贵的时候，把这一千斛粮食投入市场，物价自然就会平稳。一处市场的价格平稳了，一个地区的粮食自然就足够，不会有拿着瓢乞讨的弊病，也不会有里正催逼驱赶的劳苦。如今如果把常平法改成青苗法，每家贷给一斛粮食，那么一千户以外的人，谁来救济他们的饥荒？况且常平官钱常常担心太少，如果把它全部拿去收购粮食，就没有钱可以借贷；如果留下来用于借贷，那么能够收购的粮食又有多少？由此可知，常平法和青苗法在形势上不能两立。毁掉那个而成就这个，所防范的事情反而更多，既损害官府又危害百姓，即使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臣仔细考虑，陛下如果想考察它的实际效果，就一定会询问民情。人们知道陛下正要强力推行，必定会说这项法令有利无害。依臣愚见，恐怕不能凭信这些话。怎样才能说明这一点呢？臣不久前在陕西，看见刺配义勇军，提举各县；臣曾亲自到那些充满愁苦怨恨的百姓中去，哭声震动原野。当时奉使回来的人，都说百姓全都乐意承担，说的都是迎合上意、求取宽容的话。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否则山东的盗贼，秦二世为什么没有缘故察觉？南诏的失败，唐明皇为什么没有缘故知道？如今事情虽然还没有到这种地步，也只希望陛下慎重听取意见罢了。从前汉武帝时，财力困竭，采用商人桑弘羊的主张，贱买贵卖，称为均输。当时商贾不能经营，盗贼日益兴盛，几乎导致混乱。汉孝昭帝即位后，学者争相排斥这种主张，霍光顺从百姓的愿望，因而把它废除，天下归心，于是平安无事。想不到如今这种议论又兴起了，立法之初，它的说法还很浅显，只是说把贵处的货物运到便宜处，把近处的物资运到远处。然而广泛设置官属，大量支出缗钱，豪商大贾都因此疑虑而不敢行动，认为虽然没有明说要贩卖，但既然已经允许官府变换买卖，变换买卖一旦实行，官府不与商人争利的事情就从来没有听说过。商人的经营，曲折复杂而难以办理：买货时要提前付款，卖货时要过期才收回本钱，彼此多方接济，委曲周转，成倍的利润正由此取得。如今官府购买这些货物，必定先设置官署、任用吏员，仅簿书和俸禄的费用就已经很大；不是好货不卖，不收贿赂就不能办事，因此官府购买的价格必定比民间高。等到出售时，弊病又会像前面一样，商人的利润从哪里取得呢？朝廷没有考虑到这些，竟然拿出五百万缗钱给他们。这笔钱一旦支出，恐怕就无法收回。即使其中略有所得，所损失的商税数额也一定更多。如今有个人替主人放牧牛羊，却不告诉主人，拿一头牛换五只羊；一头牛的损失就隐瞒不说，五只羊的收获却指为自己的功劳。陛下把破坏常平法说成青苗法的功绩，把损失商税说成取得均输的利益，与这有什么不同？陛下天资明察，圣明的谋略如神，这件事如此明显，难道会不明白吗？陛下必定是认为事情既然已经实行，就不愿意中途改变，担心天下人认为自己执守的德行前后不一、任用的人不能善始善终。

译所以才拖延岁月，希望万一能够成功。臣认为这是错误的。古代的英明君主，没有超过汉高祖的。郦食其谋划扰乱楚国的权势，想要恢复六国；汉高祖说好，催促刻制印章。等听到留侯张良的意见后，却吐出正在吃的食物，骂道：“赶快销毁印章！”刚说好不久，接着就骂；刻印、销印，像儿戏一样。他何曾因此损害了汉高祖知人的明智？这恰好说明圣人没有私我。陛下认为可行就实行，知道不可行就停止；至圣至明，没有什么可以超过的。如今议论的人一定说，百姓可以和君主共同享受成功，却难以和君主共同谋划开始，所以劝陛下坚定执守、不顾一切，期望一定推行成功。这是战国时代贪求功劳的人所说的冒险侥幸之论。陛下如果相信并采用它，就是顺从高调的议论而违背最真实的人情，抱守空洞的名声而招来实际的祸患。还没有等到享受成功，怨恨就已经产生了。臣所希望凝聚人心，说的就是这件事。士人进言的人已经不少了，也曾有人把国家存亡的原因、国运长短的道理告诉陛下吗？国家所以存亡，在于道德的深浅，而不在于强弱；国运所以长短，在于风俗的厚薄，而不在于富贫。道德确实深厚，风俗确实淳厚，即使贫穷而弱小，也不妨碍长久存在。道德确实浅薄，风俗确实浇薄，即使国家强大富裕，也不能挽救这些短处，最终仍会灭亡。君主知道这一点，就会懂得事情的轻重。因此，古代贤君不会因为国家弱小就忘掉道德，不会因为贫困就损害风俗。贤智之人观察一个国家，也一定以此来考察它。齐国强盛到了极点，周公却知道它后来必有篡弑之臣。卫国弱小到了极点，季子知道它后来必然灭亡。吴国攻破楚国、进入郢都，陈国大夫逄滑知道楚国必然复兴。晋武帝平定吴国后，何曾知道晋朝将要发生动乱。隋文帝平定陈国后，房乔知道隋朝不能长久。汉元帝斩杀郅支，招来呼韩邪单于，功劳超过了汉武帝、汉宣帝，却苟且求安，王氏的祸根由此产生。汉宣帝收复燕赵、恢复河湟，力量强过汉宪帝、汉武帝，却销兵息武，庞勋之乱因此兴起。所以臣希望陛下致力于崇尚道德、敦厚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建立功业而贪求富强。即使使陛下富裕如隋朝、强大如秦国，向西取得灵武，向北取得燕蓟，说这是有功也可以；但国家的长久或短促，并不在于此。国家的长短，就像人的寿夭；人的寿夭在于元气，国家的长短在于风俗。世上有身体羸弱却长寿的人，也有体魄强壮却突然死亡的人。只要元气还在，身体羸弱也没有妨害；等到元气已经耗尽，体魄越强壮反而越危险。因此，善于养生的人会谨慎安排起居，节制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要用药时，就选择药性上等、药性良善、可以长期服用而无害的药物。这样五脏和平，寿命就长。不善于养生的人轻视节制谨慎的功效，嫌弃吐故纳新的缓慢效果，厌弃上等药而使用下品，以外来的药力代替真气，助长强烈的阳气；根本已经空虚，很快就会僵倒不起。天下的形势和这没有不同。所以臣希望陛下爱惜风俗，就像保护人的元气一样。古代圣人并非不知道严酷苛刻的法令可以整齐众人，勇猛强悍的人可以成就事情，忠厚之人近于迂阔，老成之人开始时仿佛迟钝；然而他们始终不肯用前者取代后者，是因为前者所得虽小，而后者所防患的却大。曹参是贤相，说过：“千万不要扰乱刑狱和市场。”黄霸是循吏，说过：“治理之道要去除过分严酷。”有人讥笑谢安只谈清静玄理而荒废政事，谢安笑着说：“秦国任用严酷的法吏，传到二世就灭亡了。”刘晏主管度支时，专门任用果断锐利的年轻人，务求迅速办成事情，结果好利之徒互相仿效，逐渐形成风气。唐德宗刚即位时，提拔崔祐甫为宰相。崔祐甫以道德宽大为本，推广皇帝的旨意，因此建中年间的政治声誉一片兴盛，天下都相互期待，几乎可以赶上贞观时期。等到卢杞任宰相，便暗示皇帝用刑名之术整顿天下，逐渐导致风俗浇薄，最终发展到皇帝播迁。我仁祖治理天下时，持法极为宽和，用人有次序，专门致力于替人掩盖过失，从未轻易改变旧有章法。然而考察他的成效，只能说还没有达到理想。说到用兵，十次出兵九次失败；说到府库，只能勉强供给而没有剩余。只是因为他的恩德还在人心，风俗使人知道义理，所以他升遐那天，天下人如同失去了防护老母一般悲痛。国家能够长久，最终必定依赖这些。因此仁祖可以说是懂得根本。如今议论的人没有考察这一点，只看见他晚年官吏多因循苟且、政事不能振作，于是想用严苛细察来纠正，用智谋才干来补救，招揽新进而锐利勇敢的人，企图一切都迅速见效。还没有享受到这样做的利益，浇薄的风气已经形成。况且天时不能处处协调，人谁能没有过失？国君能够包容污垢，过分苛察就会没有可用之人。如果陛下从各方面加以包容，那么人才可以逐步得到任用；如果一定要广设耳目，专门搜求过失，那么人们就不能自安，各自只求苟且免祸，恐怕这不是朝廷的福气，难道也是陛下所希望的吗？汉文帝想任用虎圈啬夫，张释之认为他的能言善辩会伤害风俗，便劝止了他。如今如果因为能说会道、应答敏捷就选取士人，因为应对迟钝就斥退人才，把浮夸无实当作文才，把偏激而不肯出仕当作有德，那么先王的恩泽就将逐渐散失。自古任用人才，必须经过多次实际考验；即使有卓越非凡的才能，也必须有已经验证的功绩。一方面，可以使他经历变化而懂得事情的艰难，不轻易行事；另一方面，等到他的功劳高、声望重时，人们自然没有话说。过去刘备任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却担心这会使他与“忠”的名义不相称，也担心他的声望一向不如关羽、张飞，如果班次爵位突然相同，关羽、张飞一定不高兴。后来关羽果然对此提出了意见。以黄忠豪迈勇猛的资质，以刘备君臣之间的契合，尚且还要顾虑这些，何况其他人呢？世人常说汉文帝没有任用贾谊，认为这是深深的遗憾。臣曾经推究其中的原因，私下认为并非如此。贾谊固然是天下奇才，他所说的也确实是一时的良策；但他请求担任属国，想要拘系匈奴单于，这只是处士的夸大之言，是少年的锐气。过去汉高祖率领三十万军队被困在平城，当时将相群臣中难道没有类似贾谊的人吗？所谓三表五饵，人人都知道它疏漏，却想用它困住中行说，更加不可信。战争是凶险的器物，却把它说得轻易，就像赵括轻视秦国、李信轻视楚国一样。如果汉文帝急于采用他的主张，天下恐怕将要不得安宁。假使贾谊曾经经历艰难，也一定会后悔自己的主张。等到晚年再任用他，他的谋略必定会更加精密；不幸的是，他的谋略没有得到施行，这不是他意料所及的。

译否则，汉文帝难道是抛弃人才的君主吗？绛侯周勃、灌婴难道是蒙蔽贤才的人吗？至于晁错，更被称为刻薄。汉文帝在位时，只让他担任太子家令；景帝即位后，却任命他为御史大夫。申屠嘉这位贤相，因愤懑而死。晁错进一步改变法令，使天下骚动。等到七国发难，晁错的办法也已经穷尽了。汉文帝、汉景帝的优劣，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大体来说，名器爵禄是人人奔走追逐的东西，必须让人积累劳绩以后才升迁，以表明持久努力而且所得难得；这样人们各自安守本分，不敢急躁求取。如今如果大开骤然升迁的门路，使人得到意外之利，那么公卿侍从的职位，几步之间就可以谋求。已经得到的人不肯以侥幸得官自称，未得到的人却必定都把沉沦失意视为怨恨。假如天下那些按常规选举的士人常常产生妄念，以不如别人为耻，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想要风俗敦厚，难道还能办到吗？选人改任京官，通常必须经过十多年，历经各种险阻，计算审查细到毫厘；其中只要有一件事情不合规定，常常终身被弃置。如今却只凭一个人的荐举就授予官职，还担心不能相称。章服随即发下，那么那些积累劳绩、经过长期候补才得到官职的人，怎能心满意足？常规选调的人，不是任县令就是任县丞，职位多而空缺少，已经长期为此忧患，不能再开许多门路来迎合投机取巧的人。如果投机取巧的人侵夺得太厉害，朴拙的人就会受到逼迫而无所适从；两方面的利害相互对照，不能不加以察看。所以近年以来，朴实笃厚的人越来越少，而巧言谄媚的人越来越多。只有陛下重视他们、爱惜他们、怜悯他们、救助他们。近来三司献言，让天下各郡选一人，催促办理三司文书，准许他们优先占取职位，以酬答其劳绩；那么几年以后，审官院、吏部又会有三百多人能够优先占据空缺，常规选调的人只能等待。这不是更加困难吗？此外又设置勾当、发运、均输以及巡视农田水利等事务，以振作监司的体制；各人都怀着求取进用的心思。转对的人希望凭称旨而迅速升迁，奏课的人希望取得优等而快速升进，彼此用力争胜，彼此用言辞争高下，于是名分和实际都混乱了。只有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静为心，使奸邪无从借机而入，使民德归于敦厚。臣所希望的敦厚风俗，就是这个意思。古代建立国家，使内外相互制约，轻重彼此权衡；像周、唐那样，外重而内轻；像秦、魏那样，外轻而内重。内重的弊病，必然有奸臣指鹿为马的祸患；外重的弊病，必然有大国问鼎的忧虑。圣人正当强盛时就考虑衰败，常常预先立法来挽救弊病。国家的租税赋入总归于计省，重兵集中在京师；用古代来衡量今天，似乎是内重。恭敬地思考祖宗深谋远虑、预先筹划的用意，本来不是小臣所能凭空推测并完全知晓的。然而考察他们委任台谏这一方面，就知道这是圣人防患过甚的深谋。历观秦、汉直到五代，因进谏争论而死的人，大概有数百人；自建隆以来，却从未因一句话而治罪，即使有轻微责罚，也很快就越级升迁；允许他们根据传闻进言，而不受长官约束。无论尊卑，凡是关系到风采名声的事情都可以进言；言及皇帝，天子便改容正视；事情关系到朝廷，宰相便待罪。因而仁宗在位时，有人讥讽宰相只是奉行台谏的风气而已。圣人的深意，流俗之人哪里知道？提拔任用台谏，固然未必人人贤能，他们所说的也未必都正确；然而必须养护他们的锐气并借给他们重权，难道是毫无缘故的吗？正是要在奸臣的祸根刚萌发时折断它，从而挽救内重的弊病。奸臣刚开始出现时，用台谏来折服他还绰绰有余；等到他已经形成势力，用兵器来消灭他也往往不足。如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绝无这种道理。但是养猫是为了捕鼠，不能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一只不捕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备奸邪，不能因为没有奸邪就养一只不会吠叫的狗。陛下难道不应当上体察祖宗设置这一官职的用意，下为子孙建立万世的防范吗？朝廷的纲纪，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臣从小时候所记得的事情以及听长者谈论的内容，都说台谏所说的话通常随着天下的公议而行：公议赞成的，台谏也赞成；公议抨击的，台谏也抨击。到了英宗初年开始建立称亲的议论，这本来并不是君主的大过失，也没有明确的典礼文字，只是众人的心意不安，公议不予许可，当时台谏便以死相争。如今众议沸腾，怨恨交集，公议所在也可以知道了。彼此观望而不发言，朝廷内外都失望。弹劾积累了威势之后，即使庸人也可以奋发而展示风采；威势消退之后，即使豪杰也有不能振作起来的。臣担心从今以后，习惯渐渐形成风气，所有人都成为执政者的私人，以致君主孤立；纲纪一旦废弃，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孔子说：“鄙夫可以和他一起侍奉君主吗？他没有得到职位时，忧虑得到职位；已经得到职位后，又忧虑失去职位。如果害怕失去职位，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臣当初读到这句话，怀疑它说得太过，认为鄙夫害怕失去职位，不过是占据职位而苟且容身罢了。后来看到李斯担心蒙恬夺走他的权力，于是拥立二世，导致秦朝灭亡；卢杞担心怀光揭露他的罪恶，于是误导德宗，使天下再次动乱。可见他们的祸心本来产生于害怕失去权位，祸患却终于达到危害国家的地步。孔子的话，确实并不过分。因此可以知道，治理国家的人平日里必须常有忘却自身、冒犯君颜而进谏的士人，这样遇到危难时，才可能有为义而死、守节不屈的臣子。如果平日里尚且不能说一句话，临难时又凭什么要求他们为节义而死？臣下如果都这样，天下也会说危险了！君子和谐而不苟同，小人苟同而不和谐。和谐就像调和羹汤，苟同就像把水混合在一起。因此孙宝说过：“周公是最圣明的人，召公是极贤能的人，尚且彼此不相悦，这件事写在经典中，却没有损害两个人。”晋朝的王导可以说是元老重臣，每次和宾客谈话，满座都称好；但王述却不高兴，认为人不是尧舜，怎么能每件事都做到尽善尽美？王导也整理衣襟向他道歉。如果说话没有一句不同意见，彼此没有一点不合，只是一唱一和，那么谁不是贤人呢？万一有小人夹杂其中，君主凭什么能够察觉？臣所说希望保存纲纪，就是这个意思。臣并不是敢于逐一诋毁新政，故意发表异议。比如近来裁减皇族恩例，删定任子条式，修整器械，检阅操习鼓旗，都是陛下神明睿智的决断，刚健果断而不可动摇，众议已经认可，臣岂敢再有异议？然而至于臣所献的三点意见，并不是臣个人的偏见，而是朝廷内外共同忧虑的事情，谁不知道呢？

译从前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知道沉溺于游乐。”舜难道有这些过失吗？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商王受那样迷乱，沉溺于酗酒的德行吧。”成王难道有这些过失吗？周昌把汉高祖比作桀、纣，刘毅把晋武帝比作桓、灵，当时的君主竟没有因此治罪，后世还把这些话写入史册，作为美谈。假如臣所进的三点意见，朝廷根本没有这些问题，那就是天下的幸运，臣也有一份功劳；如果万一有类似之处，陛下怎么可以不察看呢？然而臣这样谋划自己，可以说是愚蠢了。以蝼蚁般的性命来试探雷霆的威严，积累这样的狂妄愚昧，哪里能够屡次获得赦免？严重时身首异处，家门败坏；轻则削除名籍，流放荒远，流离道路。即便如此，陛下也一定不会这样做。臣为什么敢这样做呢？臣天性极其愚钝，却一向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判断。先前参与议论学校贡举时，首先违背大臣的本意，已经料定会被放逐，哪里敢想保全自己？可是陛下独独认为臣的话有道理，特意曲意召见臣对答，从容谈论了很久。陛下还对臣说：“如今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出来。”臣于是回答说：“陛下天生具有洞察事理的资质，文武之才都是上天纵予的，不担心您不明察，不担心您不勤勉，不担心您不能决断，只担心您求治过于急切，进用人才过于锐进，听取言论过于广泛。” 陛下又让我说明这样说的原因。陛下理解后说：“你所献的三点意见，我应当仔细思考。”臣的狂妄愚昧，并不是只有今天才蒙陛下容纳，陛下已经容忍我很久了，难道会开始容忍而到最后不赦免吗？臣凭借这一点进言，所以不害怕。臣所害怕的是，讥刺我的人已经很多，怨恨我的人确实不少，他们必定会用深文周纳来诋毁臣，用危险的法律陷害臣，使陛下即使想赦免臣也做不到，那岂不是危险吗？死亡本来不值得推辞，只是担心天下人把臣当作警戒，从此再没有人敢进言。因此臣思考了一个月，夜以继日，文章写成后又毁掉，反复多次。臣感念陛下肯听取臣的一句话，心中不能停止，最终还是说出了这些意见。只希望陛下怜悯臣愚昧而忠心，最终赦免臣。臣不胜俯伏待罪，忧惧到了极点。《宋文鉴》卷五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五十五 宋代吕祖谦编 奏疏 徐州上给皇帝的书　苏轼 臣凭借平庸的才干充任册府官员，出任两郡的长官，所任之地都是东方的要地。臣私下认为，守法办事、按期办理文书，实在不足以报答陛下万分之一的恩德，因此恭敬地私下思考：东方的重要事务，是陛下应当知道的，臣得到其中一二，草拟成文来上奏，请陛下选择采用。臣先前任密州知州时，曾上言自古以来河北与中原的离合，常常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京东地区是输送物资给河北的地方，瓶子空了，罍也感到羞耻，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寒冷，而那里的百姓又喜欢成为盗贼，祸患最为严重，因此曾为陛下谋划对待盗贼的办法。后来调任徐州，考察山川地势，观察当地崇尚的风俗，又从史籍中加以考证，才知道徐州是南北的要冲，京东各郡都寄托在彭城身上。过去项羽进入函谷关，烧毁咸阳后向东返回，在彭城建都。凭项羽的雄才大略，舍弃咸阳而选择彭城，那么彭城地势险固、形势便利，足以使他在诸侯中取得志向，这一点可见一斑。臣观察这里的地势，三面有山，只有西面是数百里的平川，向西通往梁、宋；如果楚人打开关门迎接敌人，材官骑兵迅速出发，突骑如云跟随，真像从屋顶上向下倾倒水一样势不可挡。这里适宜种豆麦，一次成熟就足以使人吃饱几年；城池三面被水阻隔，楼橹城堞之下以汴水、泗水作为护城河，只有南面可以通行车马，戏马台就在这里。戏马台高十仞，方圆广阔达百步。如果处在用兵的时代，在台上驻扎一千人，聚集礌木、炮石以及各种攻守器具，使它与城池内外相互呼应，再在城中积存三年的粮食，即使动用十万人也不容易攻取。当地百姓都身材高大、胆力过人，喜欢抢掠；稍有不合心意，就有飞扬跋扈的心思，并不只是做盗贼而已。汉高祖是沛县人，项羽是宿迁人，刘裕是彭城人，朱全忠是砀山人，这些地方都在今天徐州周围数百里以内。当地人因此自负，凶悍桀骜的气息积久而成为风俗。北魏太武帝率三十万军队攻打彭城而不能攻下，王智兴凭普通士卒出身和庸常才能在徐州肆意横行，朝廷也不能制服他，难道不是因为这里地形便利、士卒勇猛强悍吗？州城东北七十多里就是利国监，自古以来是铁官和商贾聚集的地方。百姓富裕安乐，共有三十六座冶炼场，各冶炼户都是大户，藏有数万巨资，常常被盗贼窥伺；可是兵卫稀少薄弱，简直像儿戏。臣半夜思考此事，就不禁寒心：假如十多个凶悍盗贼拼死而来，白天进入市场，守卫者都会弃守逃走。这里既然出产精铁，百姓又都善于锻造，若把各冶炼户的财物分散出来，用来号召招集无赖，那么就会聚集数千乌合之众。这种埋伏一夜之间就可以布置完毕，顺流向南而下，早晨出发，到晚上已经抵达。这样一来，徐州就有不能守住的忧患了。假使不幸盗贼中有超出常人的才能，像吕布、玄德一类的人，取得徐州后施展自己的志向，那么京东的安危就难以预料了。近来河北转运使请求上奏，禁止利国监的铁输入河北，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过去楚国人丢失了弓，却不能忘记弓仍在楚国，孔子还认为这见识太小，何况天下本是一家呢？东北两处冶炼场都是国家的兵器利益所在，却把那里夺来的利益给这里，难道不是太狭隘了吗？自从铁不再向北运输，冶炼户都有失业的忧虑，来向臣诉说的已经有好几批了。臣想借此征集冶炼户，作为利国监的屏障。现在三十六座冶炼场，每场各有一百多人；采矿伐炭的，大多是饥寒交迫、逃亡失所、强悍凶忍的人。臣想让各冶炼场每场选出有才干、有力量而忠诚谨慎的人十名，由冶炼户担保任用，把姓名登记在官府，发给他们斧、刀、长矛，教他们击刺；每月两次在知监官署庭院集合，检阅考核；武器收藏在官府，等待对付大盗，不得役使他们，违者按违制论处。冶炼户长期以来就是盗贼想要拉拢的对象，百姓都知道这件事。让每场冶炼户拿出十人来保卫自己，是百姓乐意做的事；官府又取消近来的禁令，使铁可以向北运输，那么冶炼户都会高兴地听从命令，奸猾之徒也会吓破胆，不敢谋划了。徐州城虽然险固，但楼橹破旧，城池又大而兵力少，遇到缓急情况不能守卫。现在只有战兵一千人，臣想请求把南京新招募的两指挥骑射军调到徐州。这些人原本就是徐州人，曾经驻扎在徐州，营垒、材料、石料都已齐备，只是后来迁到了南京。从前转运使把东、西两路分开，害怕运送粮饷的劳苦，才把他们调往西路。如今两路已经合为一路，调回徐州本来没有什么损失，却足以增强徐州的力量。城下数里之内盛产优质石料，取之不尽；奉化厢军现在缺额数百人，臣希望招募石工来补足人数，并听任他们不外调。让这数百人常年采石，用来修筑城墙，几年以后，整个徐州就会坚固如金汤。只要使利国监不再成为盗贼觊觎的地方，徐州就会无事；徐州无事，京东就没有忧患了。沂州山谷重重阻隔，是逃亡者的藏身处，盗贼常常进入徐州境内。陛下如果采纳臣的意见，不认为臣的话无用，臣愿意再任徐州知州三年，并且兼领沂州兵甲巡检事务，一定能够有所贡献。京东的恶盗大多出自逃亡军人；逃军成为盗贼，百姓便望风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技艺精良而法律处罚严厉。技艺精良就难以抵敌，法律严厉就会逼得他们拼死，这种形势自然如此。自陛下设置将官、整治军政以来，士卒都已精锐，却仍然不能避免逃亡。臣曾考察其中的原因，大概是近年以来，押送罪犯充军的人，都是不让役夫押送，而改由禁军押送。负责押送的军士，接到文书就出发，往返不少于十天。路上的费用，如果不借取息钱就无法办成。百姓害怕法律，不敢借钱给他们；即使借了，也不能再收回。只有所属的将校，才敢拿出息钱借给军士，回来后再刻扣他们的粮饷。因此上下相互牵制，军政不能整顿，赌博下棋、饮酒等事情无所不做。贫困苦闷、无所事事，就逃走去做盗贼。臣到徐州以后，立即取出不属省库的余钱一百余千，另外储存起来。需要押送的人，按照路途远近酌量取用，约定三个月刻期缴纳，不收取利息。将吏如果敢借取息钱，就严厉依法惩治。然后严格整顿军政，禁止饮酒赌博。不到一年，士卒都能吃饱穿暖，熟练掌握技艺，军队等级成为各郡之首。陛下派遣敕使来考察检阅，已经亲眼看到了这些情况。臣希望把这项办法下达到各郡，推广实行；这样军政得到整顿，逃亡者减少，也就是除掉盗贼的一种办法。臣听说汉相王嘉说过：“汉文帝时，二千石和长吏安于官位、乐于职守，上下相互观望，没有苟且偷安的心思。后来渐渐发生变化，公卿以下相互催促逼迫，司隶、部刺史揭发隐私。官吏有的任官几个月就被罢退，二千石的地位越来越轻贱，官吏和百姓轻慢他们，知道他们容易遭受危害，稍有不合心意就有离心反叛的想法。

译从前山阳的逃亡徒苏令横行，使官吏士卒处在危险中，却没有人肯临难守节、为义而死，就是因为郡守和国相的威权平时已经被削夺了。”国家遇到紧急情况，要依靠二千石来办成事情；只有使他们地位尊重、不容易被危害，才能使下属听命。用王嘉的话来考察今天的情况，郡守的威权可以说平时已经被削夺了。上面有监司窥伺他的过失，下面有官吏百姓拿他的短处相要挟，还没有等到审问，调任替换的命令已经下达了。想要督促捕捉盗贼，即使在法令之外求取一文钱来使唤人，也不可能得到。盗贼是凶恶之人，难道会因为情节严重而法律处罚反而轻吗？臣擅自把他们发配流放，便让所在地的司法官反复审查案情，弹劾臣误判入罪；在这种战战兢兢的情形下，怎么能够得到官吏士卒拼死效力，攻破奸人的团伙呢？由此看来，盗贼之所以日益猖獗，是因为陛下给予守臣的权力太轻。臣希望陛下稍稍加重他们的权力，只责求大纲，略去小过。凡是东京以东盗贼较多的郡，从青州、郓州以下，如徐、济、齐、曹等地，都应谨慎选择守臣，允许他们在法令之外处置强盗，并多赐缗钱，使他们能够布置耳目、蓄养爪牙。但是缗钱赏赐太多，就难以长期实行；太少又不够使用。臣认为每郡每年可以另外拨给一二百千，让他们用来酿酒。凡是派人整治捕捉盗贼，可以用酒赏给他们；如果敢把酒钱用于其他事情，就按贪赃论罪。在正式赏格之外，每年还能得到酒；即使只有数百，也足以用来使唤人。这又是治理盗贼的一种方法。然而这些都只是小事，其中更大的事情并不是臣本来应当说的。想要沉默不说，臣又私下想到：幸而遇到陛下这样英明圣睿、特别通达的君主，如果有所保留而没有说尽，就违背忠臣的道义，所以臣冒死再说。过去用诗赋选取士人，如今陛下用经术任用人才，名称虽然不同，但都是凭文辞进身。考察所得到的人，多是吴、楚、闽、蜀之人。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大概自古以来就是豪杰荟萃之地，那里的百姓沉毅勇悍，可以任用来办事。然而如果要让他们治理声律、研读经义，和吴、楚、闽、蜀的士人在细微之处争高下，那么他们除了不愿出仕以外别无选择，所以从那里得到的人才常常很少。那些忠孝礼义之士，即使不得志，也不会失去君子的品格；如果道德不足而才能有余的人，因为没有门路而困顿，就会无所不为。因此臣希望陛下特意为五路士人另开一条仕进之路。汉代的法令规定，各郡县把优秀百姓推举选择为吏，考察品行、查验廉洁，依次升迁补任；有的主持二千石的事务，后来入朝成为公卿。古代并不专门凭文辞选人，所以得到的人才很多。黄霸从小吏中起家，薛宣从书佐中进身，朱邑从啬夫中被选拔，邴吉出自狱吏，其余著名大臣、贤能廉吏由此进身的更是数不胜数。唐朝中叶以后，方镇都设置选校，掌管牙兵。当时四方豪杰不能通过科举显达的，都争相担任这种职务，往往积累功劳而取得旄钺。虽然老奸巨盗有的也出自其中，但像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来瑱、李抱玉、段秀实这一类名卿贤将，得到的人才也已经很多了。君主任用人才，就像江河一样；江河流向哪里，百川就奔赴哪里，蛟龙也在那里产生。等到江河离开而流向其他地方，鱼鳖就没有地方安身，泥鳅反而因此取得控制。如今世上的胥吏、史官、牙校都成了奴仆和庸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陛下不任用他们。如今想要任用胥吏、牙校，但胥吏办理文书、审理刑狱、掌管钱谷，这些事务按形势又不能废弃。牙校一旦受鞭挞，豪杰便不会从其中出头。因此，凡是受刑的士人不能任用，可以任用的人就不应当施刑。所以臣希望陛下采纳唐代旧制，让五路监司、郡守共同选拔士人，补任牙职；都选取才干和心力足以超过常人、却不能从事科举的人，给他们相当于如今庸钱的俸禄，让他们负责镇税场务、督捕盗贼之类的事务。除公罪杖以下的罪名外，听任他们依照将校法赎罪；让长吏能够推荐其中有才干的人，按功劳次第评定，登记任职的年月，使他们能够按照任子资格出仕，而不受流外身份的限制。他们所到任的地方，朝廷考察其中特别优秀的人，提拔任用几人，那么豪杰英伟之士就会逐渐从这条道路出现，奸猾之徒也可以被笼络收取。这些具体条目曲折复杂，臣不敢全部说尽，只希望陛下留意省察。过去晋武帝平定吴国后，下诏天下停止军役，各州郡全部撤除武备，只有山涛认为不可以这样做。皇帝看到他的奏议说：“这是天下的名言。”却没有采用。到了永宁以后，盗贼蜂起，各郡国都因为没有防备而不能制服他们，山涛的话才得到验证。如今臣在无事之时，屡次把盗贼作为议题，私下的忧虑和过度筹划也已经太过分了。陛下即使能够容忍臣，也必然会被议论者嘲笑；使天下太平无事而臣受到嘲笑，倒也可以。否则等事情发生后才谋划，就已经晚了。臣冒犯天威，罪过在所不赦。

译《论治道》二首　苏轼　道德 君主把至诚作为道，把至仁作为德，守住这两句话，终身不改变，就是尧舜一样的君主。至诚之外再实行别的道路，都是非道；至仁之外再建立别的德行，都是非德。什么叫至诚？上至大臣，下至平民，内至亲戚，外至四夷，都推心置腹地对待他们，不可以有一丝一毫的虚伪。这样，四海之内的人就会像亲近父子一样亲近君主，像信任心腹一样信任君主；从来没有父子互相图谋、心腹互相欺骗的道理。这样做而天下仍不能治理，从来没有过。一丝一毫的虚伪，只要在心中萌发，就像人有病，先在脉象上显现；像人喝酒，先在脸色上显现。它在极其细微的征兆之间发动，却会使猜疑阻隔传播到千里之外。强者成为敌人，弱者成为怨民，四海之内就像盗贼憎恨主人、鸟兽害怕弓箭猎捕一样，于是君主孤立，危亡就要到来了。什么叫至仁？亲爱臣下如同自己的手足，视百姓如同自己的孩子，停止用兵，减少刑罚，按时征发劳役，减轻赋税，只实行这六件事而已。灾祸没有比喜欢用兵更大的，怨恨没有比喜欢兴起狱讼更大的，灾害没有比大兴土木更深的，毒害没有比侵夺民利更严重的。这四件事，是陷害百姓的坑阱，也是砍伐国家的斧钺。除去这四件事，实行那六件事，仁德就会无穷无尽地发挥作用。《传》说：“至诚如神。”又说：“至仁无敌。”如果确实能够实行这些，必定能获得四种福祉。从人事方面说，君主安逸而国家安定；从天道方面说，享有长寿而国祚长久。这是必然的道理，也是古今已经验证过的效果。距离圣人时代越远，邪说越兴盛；厌弃常道而寻求奇异的法术，修饰奸邪之言来助成暴行。学习申不害、商鞅之学的人说：“君主不能不学习权术和法术。”君主是天下人的父亲，做父亲却对自己的孩子使用权术，这可以吗？学习庄子、老子的人说：“圣人没有仁爱，把百姓当作刍狗。”想要穷兵黩武的说：“我用威势震服四夷，来安定中原。”想要繁重刑罚、多杀人的说：“我用这些来禁止奸邪，保全善人。”想要虐待百姓、加重赋税的说：“我用这些来强化兵革、诛除暴乱。”表面上好像不仁，最终却归于仁，这些全都是亡国之言。秦二世、王莽曾经采用过这些说法，他们都用经术来附会和装饰自己的主张。《尚书》说：“只有君主能作福，只有君主能作威。”这句话是说，威势和福赏不能转移给臣下。想要使威福不转移给臣下，不如舍弃自己的私意而顺从众人。众人认为正确的，我就实行；众人认为错误的，我就废止。众人没有不公正的，而君主是天下公议的主持者。这样一来，威势和福赏将归到哪里呢？如今的说法却不是这样，说：“君主不能不施行威势和福赏。”于是违背众意，只凭自己的耳目；但一个人的耳目终究不能遍及天下，必定还要依靠他人。于是爱憎喜怒各自按照私意施行，浸润式进言和肤浅片面的说法就流行起来。然后再依此实行赏罚，虽然名义上是君主的威福，实际上却是左右近臣的私意。奸人窃取君主的威福，把它拿到外面出卖，那么他的权力就和君主相等了。《尚书》说：“威势胜过私爱，就能确实成就事业；私爱胜过威势，就确实一事无成。”所谓威，是畏惧威势；所谓爱，是怀有私情。管仲说：“像害怕疾病一样畏惧威势，是百姓最高的境界；顺从私情如同随水漂流，是百姓最低的境界。”畏惧威势之心胜过怀有私情，事情就没有办不成的。如今的说法却不是这样，说：“君主应当使威刑胜过恩惠和爱护。”如果这样，那么给予不如夺取，生存不如杀戮，尧帝不如桀王，而幽王、厉王、桓帝、灵帝这样的君主反而能长久拥有天下。这一点不能不加以辨明。刑政

译《尚书》说：“以简约对待下属，以宽厚统御众人。” 这是百世不变的道理。过去汉高祖约定法令三章，萧何只制定九篇律令而已。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时期，刑罚几乎停止不用。经过魏朝到晋朝，法令条目越来越繁多，判罪所依据的条文达到二万六千三百七十一条，但奸邪反而更加不能胜制，百姓连手脚都无处安放。唐朝和五代只使用律令。本朝初年又加上注疏，情理和文义已经完备。如今编纂敕令、不断续降，繁多得像牛毛，人的耳目无法周遍，思虑也无法照察，于是法律就产生了弊病。臣愚昧地认为，应当仔细商议，适当减少并放宽法令。君主前面垂着旒冕遮蔽视线，耳旁垂着黈纩以塞住听觉，耳目所能达到的地方尚且不能全部察知，何况要在耳目之外察看别人呢？如今御史六察，专门致力于钩考文书、追究细小过失，从三公九卿开始，连补救过错都来不及。过于详察小事，必然会忽略大事；文法越严密，实际执行必然越疏漏。因此近年以来，水旱灾害、盗贼、四民流亡、边境不安，都不责问宰相；尚书诸曹的文书却繁重不堪，耗尽一天的力气，连在文书末尾签字都来不及。这些都是苛察造成的过失，不能不改变。《易经》说：“治理财货，端正言辞，禁止百姓做不正当的事。”所谓义，就是先王治理财货的方法，必定用正当的名义来决定。名义正当，取用财物才合乎义。三代的君主只是食用租税、穿着赋税所供给的衣物罢了，所以名义正当，百姓也服从。自汉代以来，盐、铁、酒、茶的禁令，借贷和权衡交换中的利益，都是人心明知不正当却冒险实行的事情，因此名义曲折不正，百姓便成为盗贼。如今想用严刑滥赏来消除盗贼，不如减少逐利政策，把利益给予百姓。衣食充足，盗贼自然停止。通过兴办有利可图的事务来聚敛财富，是臣下的利益，不是国家的福气；节省费用来保养财力，是国家的福气，不是臣下的利益。为什么这样说呢？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而刑罚是百姓的盗贼。通过兴利来聚敛财富，必定先加重刑罚来残害百姓；国家的根本动摇了，而主张聚敛财富的臣子却先得到赏赐。近年以来，宫室城池的工程，南蛮、西夏的战争，车服器械的费用，大略计算也不下五千万缗；追问这些费用补益了什么，最终又在哪里呢？如果把这些钱用来积储粮食，那么沿边各地都有九年的储备，西夷、北边的敌人远远望见也不敢接近。赵充国说过：“湟中粮食每斛八钱。”臣认为买入三百万斛，羌人就不敢妄动了。不必烦扰刑罚、残害百姓，边境自然就能安定。若从臣下的打算来说，这样就没有功劳可以请赏。因此凡是臣下想兴利而不愿节省费用的，都是为自身谋划，不是为国家谋划。君主不能察觉，反而把国家的深重忧患拿来顺从臣下的私计，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因擒获鬼章而论述西羌、夏人的事务。苏轼 臣私下看到，近来熙河路上奏生擒鬼章，百官称贺，朝廷内外共同庆祝。臣愚昧无知，却私下认为国家安危的关键正在今天。如果应对得合乎道理，处置得有办法，那么安定边疆、使百姓休息，必定从此开始；否则将领骄纵、士卒懈怠，把胜利变成灾祸，也不足为怪。因此臣区区想请求陈述前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再说明今天对待敌人的要领。虽然狂妄愚昧、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也是臣子通常应尽的职责。过去先帝多年用兵，虽然中原疲敝，但夏人也困顿挫败，几乎到了灭亡的地步。横山一带沿边七八百里，不敢耕种的地方达到二百多里。每年赏赐已经停止，和市也断绝了。敌人境内一匹绢帛的价格达到五十多千，其余老弱迁徙流离，牛羊损坏死亡，听说的情况大概数不胜数。经历饥饿羸弱之后，他们才开始叩塞求和。当时执政大臣谋划得不深，因为中原厌恶战争，便接受了他们的使者。每次使者来，赏赐和交换都没有什么忧患，得到绢五万多匹，回去后卖掉。当地百姓每匹得到五六千钱，大为高兴。一个使者所得的利益，通常不少于二十万缗。使者来五六批，过去多年停止的岁赐就可以轻易恢复。这样既使敌人借助我们的资财来收买他们的百姓，又使他们吃饱后产生奋发之心，还使他们窥探到我们厌恶战争、想要和好的意图，以为想战想和的主动权全在他们手中，因此轻易侵犯边境。有利就推进，不利就再次求和，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假如当时大臣因敌人的请求，接受了他们的言辞却不接纳使者，并且下诏让边臣同他们往返商议，那么新取得的疆土取舍都在我方；等到他们的言辞和意图屈服，约束条件坚固明确之后再接纳他们，这样即使敌人背恩反复，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迅速。敌人虽然有改变对我态度的意图，然而如果得不到西藩来解除仇怨、缔结友好，也不敢轻举妄动。阿里骨是董氊的贼臣，曾挟持契丹公主杀害他的两位妻子。董氊死后，他藏匿防备，不发丧，过了一年众人安定下来，才诈称自己是嗣子，并伪造以鬼章、温溪心等名义写的文书向朝廷请求。当时执政如果暂且命令边臣审问鬼章等人：阿里骨应当继立却没有继立；如果朝廷依从你们的请求，就授予节钺，那么阿里骨才真正是你们的君主。你们能像臣服董氊那样臣服他吗？如果他们无言可答，这就说明各羌已经心服。立他之后，他一定能够统一一个都部，我们又有什么可求的呢？如果他们不服，那么衅端是由他们自己造成的；爵命还没有下达，过错不在我方。他们既然有一国三公，我们就分别施以恩礼，各自授予一个接近上等使额的命令，鬼章等人各自得到所想要的，应该也不会有忧患。当时执政没有深思这一点，只把省事当作安稳，国家因他们胡乱请求，便授予了节钺。阿里骨自知不应当继立，却担心鬼章讨伐自己，所以想借助西夏的力量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于是开始有了解除仇怨、缔结友好的谋划。鬼章也不满朝廷把贼臣立为我方之君，所以愤怒地盗掠边境。夏人知道各羌反叛了，于是起兵同他们讲和。这就是臣所说前后造成边防问题的缘由，是明主不能不知道的。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不再追究，但可以作为将来的鉴戒。元昊本来胸怀大志，长于用兵；亮祚则是上天赋予的凶狂之性，轻率地使用他的军队，所以他们造成的边患，都是经过多年才足以平定。如今梁氏专擅国政，平日同别人多不能协力，内部又彼此图谋，难道还能凭借创伤残破、呻吟困苦的余力，长久同中国抗衡吗？推测他们的奸谋，大概不能同元昊、亮祚相比。我认为二圣在位，恭敬沉默地守成，仁慈宽厚之心远近都能看见，必定没有动用武力的意图，于是他们可以肆意提出没有止境的要求。兰防诸城、鄜延五寨，多次请求而没有得到满足，便凭借形势强迫我们一定答应；一旦猖狂起来，要求没有不得到的，他们的计策不过如此罢了。如今私下听说朝廷下诏命令各路，勉励战守，深明逆顺曲直的道理，这固然是当今的急务，但诏书中又允许夏人自行改过。臣切实认为，开放得太容易，接纳得太迅速，还没有打一仗，厌恶战争、想要讲和的意图已经显露在外面了，这又重蹈了前些日子的过失。

译臣非常痛惜这件事。如今如果听到鬼章战胜，或者渐渐有了归附边塞的谋划，他们一定会提出恩威各半的言辞，接着提出无休止的请求。如果朝廷又接纳他们的使者，就是让敌人把想战想和的权力都掌握在手中；有要求就一定得到，得不到就一定反叛。即使暂时偷得安宁，也必定引起无穷的祸患。因此臣希望明主在内心果断决定，郑重诏告大臣，秘密命令诸将：如果夏人归附边塞，应当接受他们的言辞而拒绝他们的使者，然后明确命令边臣说，夏人受朝廷恩惠极多，却无缘无故违犯顺从之道；如今即使归附边塞，反复无常也难以保证。如果他们确实改变心意、向往教化，暂且应同边臣商议；假如言辞和意图还没有十分屈服，约束还没有十分坚明确实，就暂且拒绝他们，以表示我方虽然不违逆他们的善意，却也不急切地求和。他们如果心悦诚服地来归，我方即使不接纳他们的使者，他们也一定不会在往返商议之间突然再来盗掠边境。如果不是心悦诚服，那么我方即使完全敞开心怀像从前一样接待他们，难道能保证他们不反叛吗？今年泾原的入侵，难道不是因为我方对待他们不够周到吗？只要我方军队训练有素、士卒粮食充足，侦察警戒精明，敌人没有大的收获，不过几年一定会自行困顿折损。如今虽然有小的劳扰，以后必定会坚定安定。这就是臣所说当今对待敌人的关键，也是明主不能不知道的。如今朝廷的意图在于使百姓休息，不怕委屈自己，而臣献策却想使事情变得艰难；臣请求不要急于讲和，似乎同圣意相违。然而古代圣贤想要实现自己的意图，一定会用曲折的方法使它最终成功，从不直接按本心径直推行。将要使它收拢，必先让它张开；将要取得它，必先姑且给予它。直接按本心径直行事，从来没有能够实现自己意图的。若权衡利害，探究事情最终会发展到哪里，那么臣的愚计对于安定边境、使百姓休息，必定能够长久而稳固，同圣意原本没有一点不同。但臣私下估量朝廷内部，似乎想把害怕惹事当作没有事情，臣切实认为这是错误的。治理国家不可以主动制造事端，也不可以害怕事端。害怕事端的弊病同制造事端一样，就像没有病却服药，和有病却不服药，都可能杀人。制造事端，是没有病却服药；害怕事端，是有病却不服药。从前阿里骨提出请求，人人都知道不应当答应，而朝廷却答应了，以求没有事端；然而事端的兴起竟达到今天这种地步，难道不近似有病却不服药吗？如今又想立即接纳夏人的使者，希望病还没有除去，药却先停止，这同前者相差多少呢？臣在侍从之中，蒙受恩遇最深，对于委曲求全、保全国家，和众人相比尤其不同，所以敢于越出职位，在事情发生以前进言，惶恐至极，等待治罪。论宫中车子争道、扰乱行列　苏轼 臣谨按：汉武帝到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举行郊祀，赵昭仪常常跟随在属车中。当时扬雄在承明待诏，进献赋来讽谏，大意说：“想象西王母欣然上前祝寿啊，屏退玉女而拒绝忧虑。”妃嫔说：“妇女不应当参与齐祠之中的祭祀。”臣如今充任夏官，职掌卤簿，依照旧例，郊祀结束后，乘舆回到斋宫，改穿通天冠、绛纱袍，由教坊钧容作乐，返回内宫，然后后妃之属在中途迎接拜谒，这已经不是典礼所规定的了。何况祭祀的事情还没有结束，中宫、掖庭之人却能够处在勾陈、豹尾之间呢？臣切见二圣崇敬奉行大祀，严肃恭敬、警戒畏慎，超过古今，四方来观看的人无不喜悦信服。如今车驾正在太庙斋宿，而宫中的车子不避开仪仗卫士，争道乱行。臣愚昧私下担心这会损害外界的观感，不敢不奏报。乞请赐予约束，并请求查问随行的有关办事人员，依法施行。《宋文鉴》卷五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五十六 宋代吕祖谦编 奏疏 上给皇帝的书　苏辙 臣的官职卑微，朝廷的事情不是我所应当议论的。然而臣私下想，虽然形势上不应当进言，至于报效国家的道义，还是有可以说的。从前仁宗亲自接纳直言之士，臣因为不懂得避忌而获罪于有关官吏。仁宗怜悯臣的狂妄愚昧，极力排斥众人的议论，使臣不至于终于被世间弃置。臣感激不已，想要有所报答，已经很久了。如今陛下以圣德君临天下，将要大有作为来救济这个世道，而臣才力低下，无法自行效力。臣私下从道路传闻中听到一二，想把它们传达给左右近臣。如果因为惩戒前事而不再把这些话说出来，那么臣想要报答的诚意，终身也不能自行表达，所以冒昧发出狂妄之言而不知道停止。臣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有先后次序；从应当优先的事情做起，后面的事情必定能够办成；从应当放在后面的事情做起，则先后两方面都会废弃。《尚书》说：“想登上高处，一定从低处开始；想到达远方，一定从近处开始。”世上没有不从低处起步却能够登高、不从近处起步却能够到远方的事。然而世上的人往往鄙视低处、厌弃近处，专门先去做高远的事情，不知道那是不可能得到的。《诗经》说：“不要去耕种大田，田中只是杂草茂盛；不要思念远方的人，心中忧劳悲伤。” 要耕种大田却力量不足，那么田地就会荒芜而得不到治理，还不如不耕种；思念远方的人却德行不足，那么内心劳苦而没有收获，还不如不去思念。想耕种大田，就一定要从小田开始；小田有余力之后，大田就可以开垦了。想使远方的人来归，就一定要从近处开始；近处的人已经归服，远方的人自然会到来。假如遵循这条道路，事情的发展趋势就可以自然实现；假如不遵循这条道路，即使勉强追求也得不到。臣愚昧不肖，曾经冒昧谈论当今世道事情的先后宜次，又私下观察陛下施政措施的一二，认为应当优先的事情，失误在于没有去做；应当放在后面的事情，失误在于做得太早。但臣不敢认为一定如此，只是所见之事有近似于此，所以借着这些相近之处向陛下详细进言。臣恭敬地想，陛下即位以来，亲自处理各种政务，聪明睿智，博学通达，宏辩善论，文才足以治理政事，武略足以决断事务，再加上勤劳，又兼有恭敬节俭，凡是古代帝王一生也未必能具备一项的优点，陛下一旦全都具备了。凭借上天纵予的资质，再用求治之心来辅佐，施用于政事，便没有做不成的事，没有欲求而不能实现的愿望。如今治理国家已经多年，但政绩没有更加进步，天下的弊病比前代日益加重，天下人不知道通往治理之道的途径，灾异横生，河流原野震裂，江河涌动沸腾，人民流离失所，灾害接连发生，经过数月、时日推移，这些变化仍没有停止。臣之所以日夜思考而不能明白，是怀疑先后次序还有没有掌握好。当今世上的祸患，没有比缺乏财用更急迫的了。财用，是国家的命脉，是万事的根本。国家的存亡、事情的成败，通常都必定由此决定。从前赵充国论述防备边境的计策，认为湟中谷每斛八钱，买入三百万斛，羌人就不敢行动了。诸葛亮用兵如神，却因为粮道不能接续，多次出兵而没有功效。由此看来，如果没有财用，即使有圣贤，也不能自行前进半步；如果有财用，即使是庸人，也可以一日行千里。陛下近来因为西夏不臣，赫然发愤，制定用兵的谋划，招纳横山的百姓，要夺取他们的险要之地、破坏他们的国家，然后才罢休。当时夏人残暴虐待百姓而失去人心，横山百姓厌恶困苦而思归汉地，又赶上他们连年饥荒，如果加以军队进攻，这并不是计策上的错误。然而沿边没有几个月的粮食，关中没有足够一年的储备，而所发动的战事耗费极大。陛下当时却安然不以为忧，认为万事一举便能取得万全之功。后来边臣失去法度，事先轻率出兵，已经攻入并践踏他们的国土，俘获了他们的百姓。然而陛下取得了他们的土地，却不敢收捕他们的人民，也不敢使他们臣服，虽然取得了成功，却不敢继续推进。最后终于到了罢黜谋臣、讲和友好的地步。陛下在一年以前谋划这件事，却在出兵以后停止，难道是认为这件事不恰当而后悔了吗？实在是没有财力来妥善处理后续罢了。况且财用不足，正是治理国家首先应办的事情。至于鞭打四方夷狄、使异族臣服，那是治理达到极盛以后的余功，是太平时代的装饰。然而如今却把它放在前面，这就是臣知道先后次序还没有掌握好的原因。如今陛下惩戒前事的过失，拿出秘府的财物，转移内郡的租赋，督促转漕官吏，使他们储备防守边境三年的物资。臣因此怀疑陛下已经有意重视财用了。但臣仍认为还不够。为什么呢？秘府的财物不能取用太多，内郡的百姓也不能过度困乏，这些办法可以缓解眼前的忧患，却不能作为长久的计策。这就是臣想要效尽微薄力量而不能自已的原因。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是这样；他们知道财用最为急迫，万事都依赖它，所以常常让财用有余而胜过所办的事情，而不让事情超过财用；这样财用就不会耗尽，事情也没有不能办成的。财用，好比车马；事情，好比车上所载的物品。运载物品时，总要使马匹承受的车重，轻于马所能承受的力量；使车所载的物品轻于车的承受量。马有余力，车有余量，然后才能渡过泥泞道路而车不翻倒，登上险峻坡道而马不跌倒。如今四方的财用没有不被取尽的，民力已经枯竭，而上面的用度仍然不足。平时百姓忧惧不安，只能勉强保全自己；一旦发生事变，又无法预料。譬如破旧的车、瘦弱的马，却要牵引丘山般的载物；即使幸运而没有意外，还担心承受不了；如果不幸遇上阴雨变化、山陵深谷的险阻，灾患一定有不可知的地方。因此臣深思极虑，认为当今的计策没有比丰富财用更好的。但臣所说的丰富财用，不是寻求财物并增加它，而只是去除那些损害财用的事情罢了。如果使损害财用的事情没有除去，即使寻求财物来增加，财用反而更加不足；如果使损害财用的事情全部除去，即使不特意求取财用，财用也不会不丰富。所以臣谨慎地为陛下说明损害财用的三件事：第一是冗员，第二是冗兵，第三是冗费。关于冗员，可以这样说：请考察古代设置官吏的本意，有这样的百姓，之后才有这样的官；有这样的官，之后才有这样的吏。根据百姓数量设置官，根据官的数量选用吏，根本都是为了百姓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