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鉴卷六十一

译有些学生听说王安石去世，想设斋致祭，以表达师生之间的报答之情，黄隐却动辄显露愤怒，准备依据禁止聚敛的法律惩治他们，这尤其可鄙。所谓师生关系，在礼制上有内在的情义；古人有的为老师辞去官职、穿丧服，甚至背土筑坟，前代史书把这些事写作美谈，后世也仰慕为高尚之举。这本来就不必论及老师学说的是非，而只是看重其中的风义。昔日彭越因犯大罪而诛灭三族，汉高祖下诏逮捕收殓、祭视他的人；栾布只是一个勇士，却敢于祭祀并哭悼彭越，汉高祖仍然宽恕而没有杀他，班固也认为他能够懂得自己应处的位置，这正是因为气节值得尊重。如今王安石的罪行虽然暴露于天下，但师生之间的名分也不能轻易废弃；学生设斋致祭，又不是栾布祭哭彭越那样的行为，黄隐何必愤怒，仓促地想要依法惩办他们呢？这也足以看出他不懂得义理。先前有关官署想要恢复声律，朝廷正把这件事下达讨论，召集群臣商议，黄隐却不详察事情的始末，便把它当成已经确定的法令，在学校张榜公布，说朝廷已经恢复诗赋，使学生知道取舍，并传播到四方，人人都感到疑惑。这又表现出他急躁妄为、迎合时势到了极点。道德教化产生的地方，担负着培养众多士人的责任，却让这样的人担任副职，那么还凭什么培养廉耻、敦厚风俗呢？伏请及早实行罢免，以显示劝善惩恶，不要让奸邪轻薄之士长期拖累教化之职。谏立皇后——邹浩 臣听说《礼记》说：“天子和皇后，就像太阳和月亮、阴与阳一样，是相互配合才能成就的。”天子治理阳道，皇后治理阴德；天子听断外朝政务，皇后管理内宫事务。既然如此，册立皇后来配合天子，怎么能不慎重呢？如今陛下为天下选择母亲，而所要册立的竟是贤妃刘氏，一时之间，天下公议无不疑惑。实在是因为国家自有仁祖时的旧例，不可不遵循采用。皇后郭氏与美人尚氏争宠而获罪，仁祖废黜皇后后，紧接着也斥退美人，用来表示处理公正。到了册立皇后时，便不从妃嫔中选择，而一定从贵族中选择，册立慈圣光献皇后，以此远离嫌疑。这些做法，都是为天下万世树立法则。陛下因罪废黜孟氏，与废黜郭氏实际上没有不同。然而孟氏的罪行从未交给外廷共同审治，她究竟是不是因为与贤妃争宠而获罪，世人本来就无法知道；她究竟不是因为与贤妃争宠而获罪，世人同样无法知道。如果她确实是因为与贤妃争宠而获罪，那么同时斥退美人以表示公正，本来就有仁祖的旧例可循；如果她不是因为与贤妃争宠而获罪，那么不从妃嫔中册立皇后以远离嫌疑，也有仁祖的旧例可循。这两种情形必定有一种成立，陛下无法逃避。况且孟氏被定罪废黜之初，天下有谁不怀疑陛下会立贤妃为皇后？等到读到诏书中“另选贤德家族”的话，又听说陛下临朝感慨叹息，把废后看作国家的不幸；再看到宗景请求册立妾室，陛下因他轻率扰乱名分而发怒，重重赐予谴责，于是天下才释然，不再怀疑陛下立后的意图在于贤妃。如今果然册立贤妃，那么天下人对陛下的期望，就没有人再相信了。这件事记载在史册中，传示万世，免不了要给圣德增添累污，难道不可惜吗？难道不可惜吗？况且五霸是三王的罪人，他们在葵丘盟约的载书中，开头还说“不能以妾为妻”；何况陛下的圣明高出三王之上，怎么能忽视这一点呢？万一从此以后，士大夫中有人以妾为妻，臣僚弹劾上报，陛下将怎样处理？如果不治罪，就会伤害教化、败坏风俗，国家也无法治理；如果治罪，那就是上面先这样做、下面跟着效法，便很难再责罚别人。孔子说：“名分不正，说话就不能顺理；说话不能顺理，事情就不能成功；事情不能成功，礼乐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就不能恰当；刑罚不恰当，百姓就会手足无措。”名分不正竟会造成百姓手足无措，其危害哪里说得尽呢？尤其不可不加以察看。臣恭敬地观察陛下天性仁慈孝顺，追念并奉行先帝的谋略功业，唯恐有一丝一毫不符合先帝的心意；然而先帝在位时，凡事都以二帝三王为法，斥责两汉以后的人和事而不取。如今陛下却引用汉代以来的某些做法，甚至拿五霸所不做的事来作为自己的比照，这难道是先帝的心意吗？这难道是继承先志、述行先业所应当做的吗？这尤其是天下公议尚未明白的地方。臣看诏书白麻，其中反复说到的，不过是称赞贤妃有儿子，以及援引永平、祥符年间册立皇后的事例，作为所咨询的依据。臣请分析其中的道理：如果说有儿子就可以立为皇后，那么永平年间的贵人马氏并没有儿子；她之所以被立为皇后，是因为德行冠绝后宫。祥符年间的德妃刘氏也没有儿子；她之所以被立为皇后，是因为出自钟英甲族。何况贵人马氏确实是马援的女儿，德妃刘氏当时也没有废后的嫌疑。她们与贤妃的情况明显不同。如果说贤妃德行冠绝后宫，和贵人一样；出自钟英甲族，和德妃一样，那么为什么不在孟氏获罪被废之初，就采用册立慈圣光献皇后的旧例，立即册立贤妃呢？一定要拖延四年，等到今天，究竟是什么用意呢？一定要用这件事向天下表明某种意图，果真值得相信吗？臣又听说，前些年冬季祭祀景灵宫，贤妃确实随驾前往；那天雷声大作，变化十分异常。如今宣布册立皇后的诏令之后，又连续下了大雨，随后飞雹；自从向天地、宗庙、社稷祭告以来，阴霾仍不停息，以至于震动人心，上天的意思就更加明显了。陛下侍奉上天十分谨慎，敬畏上天也到了极点，更应当思考是什么事情触动上天而导致这些征象。考察人事，既然如此；探求天意，又是这样，怎么能不留下圣心仔细思量呢？成汤是圣明的君主，仲虺不称赞他没有过错，而称赞他改过不吝惜；高宗是贤明的君主，傅说不劝告他拒绝进谏，而劝告他听从谏言。那么，圣明的臣子即使愚钝，也不足以和古人相比。进谏的人常常想到唐太宗尚且有以君主不能达到尧舜境界为耻的臣子，何况像陛下这样足以成为尧舜的圣明君主，怎么能亲眼见到错误却不进谏呢？因此臣不敢顾惜自身，冒犯天威，想用行动报答陛下亲自识拔臣下的深恩于万一，这一点微薄的赤诚，全部倾注在这里了。只希望陛下俯身听从并改正，不把改过看作可惜，那么万世之后，后人仰望陛下圣德时，也将把您置于成汤、高宗之上，难道不是美事吗？难道不是美事吗？伏望圣上慈悲，深切地下诏采纳臣的意见，不要认为一时改换命令非常困难，而要把万世的公议看作足以畏惧；请追停册立皇后的礼仪，另选贤德家族，依照最初诏书施行。这样或许可以上答天意，下慰人心，为宗庙社稷谋求无穷长远的计策，臣不胜荣幸，不胜荣幸。论选用忠良博古之士置于左右。曾肇。

译臣听说，玉虽然美丽，经过雕琢才成为珪璋；金虽然坚硬，经过磨砺才成为锋利的器具。君主虽然具有天赋的圣明资质，也必须依靠前后左右的臣下不断磨砺、熏陶感染，听到正直的言论，看到正当的行为，然后德性在内心充实，道德教化向外推行。凭借这些来识别人，就没有不明察的；凭借这些来处理事情，就没有不恰当的。因此周公告诫成王，从常伯、常任，到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以及百司庶府，都必须任用得人，把它作为建立政事的根本。穆王任命伯冏时，也说：“命令你整治群仆和侍御之臣，增进你君主的德行，彼此修治、弥补不足；谨慎地选择你的属官，不要任用花言巧语、巧言令色、善于逢迎、侧身献媚的人，只有吉士才可以任用。”下至西汉，仍然下诏各郡国每年贡举官吏和百姓中的贤能之人，用来供给宿卫之职，这就是虎贲的职责。出入起居、执掌器物、准备顾问，全部任用士人，如孔安国掌管唾壶，严助、朱买臣专门负责应对，这就是左右携仆的职责。虽然用人方面比古代有所惭愧，但也算是一时的盛事了。后来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于治理国家，便把虞世南等人召集到禁中，号称“十八学士”。退朝之余，他从容接见他们，有时讨论古今成败，有时询问民间事务。每当谈到农业生产的艰难，就努力遵循勤劳节俭；谈到民间百姓的疾苦，就商议减免赋税徭役。以至于吟诵诗书、讲求典章礼制，询问咨询到忘记疲倦，有时一直到半夜。至于军国大事、防患于未然，以及政务的得失，则交给辅弼大臣负责，完全不相干涉。他们君臣上下相互交往的情形就是这样，所以后世谈论治理之道，独独称道贞观年间；可惜当时的士人没有用尧舜三代的道理启发他们的君主，所以成就也仅止于此。以贞观之治这样的成就，尚且必须招集贤能之士，早晚亲近他们，然后才能成功，何况有志于成就更大事业的君主呢？臣恭敬地认为，皇帝陛下聪明仁慈，有统治人民的德行；沉静深默，有统御天下的气度。如今又亲自听断政务，振奋精神治理国家，志向十分远大。臣认为应当在此时谨慎选拔忠信正直、博通古今、见闻广博的人，安排在左右前后，参与讽谏议论，充当顾问。陛下处理政务之余，可以召他们到便殿，讲论经术，咨询至道，不必限定日期和时刻，也不必拘泥繁琐礼节；以诚意接待他们，给予温和的脸色，使他们能够尽情陈述事理，使一切都能得到明察，从而增进圣学，补益聪明，在长期熏陶磨砺中日积月累。遵循这样的习惯日久之后，教化便会与内心融为一体，自然能够不勉强而合于道，不思考而得到正确处理；邪僻的习惯、异端的言论，也就无从进入了。如果这样把它施用于任用人员，那么奸邪谄佞的人就会被疏远，忠诚正直的人就会得到伸张；用这种方式办理事务，所说的话就能成为天下的准则，所采取的行动就能成为天下的法式。对于成就盛大的德业，难道能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况且君主深居法宫之中，亲近防御守卫之人，他们所造成的利弊相差竟然如此之大，唯愿陛下留意，不要忽视。论内批应直接交付有关官署办理 臣恭敬地看见，陛下即位以来，改革政事，革除百姓疾苦，扩大进言的渠道，收纳并纠正被搁置的事务。每发布一道命令，内外无不欢呼庆贺；以至于天还未亮就起床穿衣，辨明天色便临朝，亲自听断政务，早晚不懈。若把今日想要治理国家的心意继续贯彻下去，太平的功业指日可待。然而臣私下有所见闻，不敢沉默。如果臣只是待罪于尚书省右厅，恭敬地看到宫中有时批下指挥，除了交付三省、枢密院办理之外，还有直接交给有关官司办理的。陛下虽然圣明，也一定会有处理失当之处；但推究事情的体制，终究有不安妥的地方。帝王的号令不能轻易发出，必须经过中书省参议、门下省审查驳正，才交付尚书省施行。不经过三省而施行的命令，自古称为“斜封墨敕”，不是盛世的做法。神宗皇帝厘正三省官名，用意正在于此。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凡有指挥，都必须交三省、枢密院施行，不要再直接交给有关官司，以端正国家体制。三省、枢密院如果奉到宫中批下的指挥，也必须把前后敕令相互参照，审慎衡量是否可行，然后再下达执行，不可只求迅速奉行，便以为尽到了职责。因为三省、枢密院都是执政大臣，是陛下委托来共同裁决朝政的人，责任并不轻重相同于胥吏，不是只把奉行文书当作事务。而且帝王的号令务必要简要而重大。至于法令轻重的制定，以及曲折详细的防范措施，都是有关官司的职责，不是君主应亲自处理的事务。《尚书》说：“文王没有把众多言语、刑狱和慎重事务都兼管，只任用有关官司的长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内外臣僚请求宫中直接降下恩泽，以侵扰、紊乱纲纪，增加侥幸之心，凭陛下的圣明，必定不会容许，臣也不再对此多说。还愿陛下对此加以警戒，严格实行禁绝，不要让小人乘机得以进入，天下幸甚。辞免左谏议大夫——丰稷 臣恭敬地接到尚书省札子，得知已经下达告命，除授臣仍依前官身份试任谏议大夫。臣听说孔子说：“天子有七位敢于进谏的臣子，即使君主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君主身处崇高富贵的极点，内心容易放纵安逸；选拔正直之人放在身边，即使有行无道之事的想法，最终也不会形成桀、纣那样的恶德，自取败亡，因此能够谨慎守护宗庙、保全社稷。近来台谏官员空缺已经很久，下情壅塞，不能上达。陛下入承大统，想到创业的艰难，思考守成的不易，下诏寻求通晓治国之体、能够担任言责的人。天下都明白，知道圣心想要扩大耳目、更新盛德、弥补朝廷的过失，人人无不欢欣鼓舞，都有乐于生存的意愿。臣有幸受到圣上的慈爱，惶恐震畏，不知所措。臣恭敬地看到，元丰五年厘正官制，谏官以进谏诤言为职责，不奉承取悦以迎合君主的过错，不怀着观望之心陷害忠良，不把声色之事当作日常事务来蛊惑君心，不把淫巧之事当作末务来动摇上意，不以琐碎小事敷衍塞责，不以沽名激愤盗取名声；在俯仰之间都没有惭愧，这才称得上承担了职责。臣量度自己的身份和能力，不能担当这样的重任，不应当虚受此职，给自己招来失职之罪。伏望圣上慈悲体察，追回并停止已经形成的任命。

译论士人的风气——游酢 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士大夫到了不知羞耻的地步更严重的了；他们只看见利益，再也不知道还有别的东西。就像进入市场抢夺金子，眼中再也看不见旁人。开始时众人嘲笑他，过些时候人们便感到迷惑，时间一久，天下人相继效仿，竟没有人认为这是错误。士人的风气败坏到这种地步，那么连锥刀之利也要争夺，甚至杀人来谋求自身利益也可以做，迷惑国家来成就私欲也可以做。盗窃、奸邪、抢夺、欺诈，还有什么做不到呢？而君主还能够依靠什么呢？古人说过：礼、义、廉、耻，称为维系国家的四条纲维。四维不能张立，国家就不再属于君主了。如今想要使士大夫人人自爱，并且以名节相互砥砺，不如由朝廷首先在天下倡导清正的舆论。士人中如果有顽钝无耻之徒，一旦不容于清议，就不能在士大夫中列名，亲戚以他为羞，乡里以他为辱。因此，有志于道义的士人，宁可挨饿到不能出门，也不敢损毁自己的节操；宁可困厄贫穷一生而不得显达，也不敢败坏名声。廉耻的风俗形成，忠义的风气就会兴起。君主还有什么求不到的呢？唯愿陛下留意。论章惇、蔡卞——任伯雨 臣先前多次上奏，说章惇、蔡卞迷惑国家、欺罔君上，以不孝的名义胁持哲宗，以不利的事实逼迫恐吓哲宗，激怒哲宗，使哲宗疑惑，诋毁宣仁圣烈保佑国家的功劳，传播并牵连元祐皇后似有罪过的说法，把功劳归于自己，把过错推给哲宗，挟持天子残害忠良，任意放言，倾覆危害神器。自古奸臣造成的祸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去年上封事的几千人，都请求斩杀章惇、蔡卞，天下人的议论，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大概蔡卞谋划，章惇执行。蔡卞的罪恶超过章惇。臣先前的奏状已经说过，现在再详细列举六件大事如下：第一，元祐六年，哲宗皇帝才开始纳元祐皇后；在此前还没有纳后的时候，宫中曾经寻找乳婢，谏官刘安世等人接连上章论列。皇帝既然还没有纳后，不知道宫中寻找乳婢是要做什么。宣仁圣烈让两府宣谕，说这是外家高氏所寻找的，刘安世才停止。绍圣初年，蔡卞回到朝廷，谈到这件事，便认为宣仁有废立皇后的意图，请求追废她为庶人。第一，自绍圣以来，被贬逐的臣僚，凡是由哲宗皇帝批示处分的，全都是蔡卞捏造欺罔。蔡卞先在哲宗面前秘密上呈札子，哲宗依照札子中的话批示处理，直到现在札子还保存着。第一，绍圣三年，宫中发生厌胜之事，哲宗正在疑惑，不知应当如何处置。章惇想召集礼官、法官共同审理，蔡卞说既然是犯法，为什么还要礼官参与，于是建议请求在掖庭设置监狱，只派内臣推究审治，不再派有关官司共同勘验。如果不是蔡卞提出建议，哲宗未必会废黜元祐皇后。第一，编排元祐年间臣僚章疏，正是蔡卞提出的建议。蔡卞和蹇序辰亲自编排，章惇从未参与。等到蔡卞列出姓名，请求分别处分，章惇便奉行其意。第一，邹浩因进言论事触犯蔡卞，蔡卞立即首先上奏说，吕公著曾经推荐邹浩，邹浩因此诋毁讥刺吕公著，所以哲宗更加愤怒，最终把邹浩编管。蔡卞又坚持上奏，请求追究邹浩亲友为他送别的罪过，哲宗不答应；蔡卞三次坚决请求，哲宗才答应设置监狱审理。第一，蹇序辰是蔡卞的死党，首先提出看详理诉的议论，安惇帮助他，章惇犹豫没有答应；蔡卞便用“宰相有二心”的话逼迫章惇，章惇当天就派官员设置机构。以上这些事情，都是蔡卞谋划，章惇执行。考察蔡卞，他阴险狡诈、险恶狠毒，恶念滔天；章惇虽然凶狠怨恨，却常常被他制伏。章惇执政七年，门生和旧日属吏遍布天下。蔡卞在朝廷时，即使命令只是轻微责罚，人人也都喘息恐惧，不敢回心向善。朝廷中的邪正是非无法分别。若这样继续下去，奸人还会重新进用，天下的安危几乎就难以保全了。就拿去年说，臣僚上言说蔡卞的罪恶超过章惇，朝廷于是把他从太平州调往池州，顺流三程，一天便可到达，简直把朝廷当作儿戏来愚弄。大概人人畏惧并依附章惇、蔡卞，这种情形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因此他们宁可辜负陛下，也不愿辜负章惇、蔡卞。大奸大恶之人还没有依法处死，民情愤恨叹息，上天也以天象表示警戒。所以从今年正月到现在两个月，阴雨连绵，大概就是阴气壅塞的征象，这一点可以看出来。从前周文王讨伐商而年成丰收，卫国讨伐邢国而天降大雨。如今章惇自以为持有异议，应当受到大刑。至于蔡卞的罪恶，伏乞陛下早日降下圣断，明正典刑，以回应上天显示阴气的征象。等到依法处置章惇、蔡卞的那一天，请陛下派人到朝堂和道路之间访察民情。如果人人没有互相庆贺，臣甘愿承受欺罔陛下的罪责。论求言诏书尚未涉及旧日辅弼大臣 臣私下看到，陛下近来因为日食下诏，允许朝廷内外臣民用实封上书论事，天下的忠言一定会由此进献。然而求言的诏书普遍传达到了臣民，却没有把请求进言的礼数施加于年高德劭的老人。臣私下担心，年高有德的旧日大臣长期离开朝廷，有的在贬谪名册中，有的已经告老退职；他们忠于国家，想要进言，泛泛地依诏上书，不合旧日辅弼大臣的身份；秘密进献密封奏章，又有强行聒噪之嫌。如果不是圣上的询问亲自涉及他们，隆重表示谦敬，那么老人们的意见也许就不愿意告诉朝廷。因此周代忠厚，尊敬侍奉年高有德之人；秦穆公改正过错，又重新询问年长者。这些都是《诗经》《尚书》记载的圣明君主应当实行的事情。愿陛下趁着要求臣下直言的时候，明白表示尊养老臣、请求进言的礼制，一定会有美善的谋略来帮助陛下初期的政务。匡正君主、整治政事，没有什么比这更优先的了。伏望陛下上禀慈闱，商议后施行，天下幸甚。

译论国家大政——陈瓘 臣私下认为，是非之心人人都有。古代的圣王把百姓的心当作自己的心，所以朝廷所说的是非，就是天下共同认定的是非。因此，“国是”这个说法，在《二典》中没有记载，其事也不出于三代。只有楚庄王向孙叔敖询问的事情，是战国一时的做法，不是尧舜的法则。然而孙叔敖说：“夏桀、商纣不能确定国家的是非，只把符合自己取舍的说成是，和自己取舍不合的说成非。”那么孙叔敖的意思，也是不敢因为个人取舍的利益而损害天下共同的是非。至于取舍选择完全凭个人意愿，符合我的就是对的，不同于我的就是错的，这正是楚庄王所不采用的做法，难道是圣明时代所应当做的吗？关于所谓国是，旧有事例有一件，谨慎记录下来上奏。论瑶华不应当仓促复位，何大正不应当仓促奖赏 陈瓘 臣在二十二日上奏，禀报职事，因而谈到朝廷的言论还没有涉及瑶华，却先奖赏何大正等人，处理失于仓促。因为当时的诏书说，宫内要禀告两宫，宫外要咨询宰辅，这层意思人人都明白。两宫的训令，外人并不知道，只听说秘密案件刚刚发生，便追究革除嫔御；等狱词已经写成，又牵连到中宫。朝廷都认为这件事应当实行，于是向天地祭告。国威所及，谁敢出言？到了今天，进言的道路既已开放，所以何大正等人才敢陈述过去的事情。他们的意图虽然可以取，但所说的话也并不难讲。况且听说何大正所陈述的事情不止一件，请求恢复瑶华只是他所说的一件罢了。然而外间议论纷纷，夸大的话相互流传，都说陛下之所以奖赏何大正，是因为将要恢复瑶华。当时参与预议的执政大臣，即使都在朝廷，也担心被废黜者重新兴起，害怕自身祸患不可预测。虽然知道圣上的气度宽大，也忧虑进言者议论沸腾，使各人心中都有恐惧。大概正是由于恩赏涉及何大正，所以臣说奖赏他过于仓促。即使如此，前日的事情，却以母子之间的动静来根据狱词判定是非，这本来就不是用来教导天下、尊重朝廷的办法。况且当时推究审问的事情由郝随主持，案牍虽然还在，难道就足以全部作为依据吗？假如其中有冤屈，按理应当辨明。然而如果训令确实出自两宫，那么先帝当时就不得不办理此事。既然事情关系到泰陵，陛下今天怎么能轻易改变呢？假使当时两宫没有坚明确切的命令，先帝也有一向悔恨的心意，而何大正又疏远在外，他从哪里能够知道？这样看来，朝廷最大的政务、国家最难处理的事情，不可以仓促议论。臣希望陛下先思考从前造成此事的原因，然后无论治罪还是赦免，都能恰当地处理。臣认为造成此事的原因，产生于元祐的学说。那些人以继承述行神宗皇帝的事业为借口，以仇恨诋毁宣仁为内心目的；对于元祐年间的事情，就像割草一样，想要连根除去。瑶华是宣仁所厚待的人，又与先帝本来没有嫌隙。万一瑶华有参与政事的时候，元祐年间的事情未必不会恢复。因此掌权办事的臣子，考虑得过于长远了。如果要像割草一样连根除去，那么孟氏怎么能不被废黜呢？懂得经术的人独自在心中谋划，掌握宰相权柄的人独自用手执行，心与手彼此呼应，实际上如同一体。他们刚开始谋划时，自以为十分隐秘；但能见微知著的人，却能够推究起因而知道结局。那些担心失去职位、只求安坐其位的人，不能加以纠正挽救。他们虽然有可治之罪，然而《春秋》的法则，只专门责罚最初制造这一意图的人罢了。臣希望陛下考察过去、验证今天，向众人询问谋议，或者采纳平民百姓的意见，或者请求年高德劭者进言；等到议论成熟之后，再作出最后的裁断。大力彰明诛罚最初意图的法则，那么首恶之人就会感到畏惧；委曲地表示包容污垢的恩德，那么获免的人就会很多。这样一来，事情的体制没有损伤，遭受贬谪刑罚的人也不会太多。耿育所宣布的事情起因，可以昭示天下；仁祖专门追究范讽意图的做法，可以作为今日的法则。国家是否安定、是否受到扰乱，关键就在这一件事。愿陛下上禀慈闱，详慎选择后施行，天下幸甚。《宋文鉴》卷六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六十二 宋代吕祖谦编 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