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鉴卷六十二（1/3）

译论蔡京——陈瓘 臣听说，把话全部说尽会招来祸患，这是古人所戒惧的。担任言语谏诤之臣，哪里能够避免这一点？臣恭敬地看见，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在绍圣初年与他的弟弟蔡卞一同处于朝廷，辅导赞助章惇，共同施行威权、制造福祸。蔡卞暗中谋划，章惇果断地大力执行；既谋划又执行的人，就是蔡京。哲宗专心于继承先业，专一信任委任臣下，无论事情大小，都信任章惇而不怀疑。蔡卞在这时借继承先业的说法，来主持自己的私史；章惇在这时凭借皇帝的笃信委任，自我夸耀功劳；蔡京则极力推尊王安石的圣明，甚至说超过神宗，以迎合他的弟弟；又推尊自己参与确定策立的功劳，诋毁宣仁，以迎合章惇。章惇的自我夸耀，有蔡京相助；蔡卞的悖逆行为，确实有蔡京赞成。那时言官常安民屡次攻击他们的罪行，蔡京与章惇、蔡卞共同恼怒常安民，合力排斥诬陷，把他斥为奸党。孙谔、董敦逸、陈次升也因为弹劾蔡京，相继被贬逐。哲宗晚年得到邹浩，不经拟议便把他置于言路。邹浩能够舍身守节，上合圣上的知遇。蔡京又因为邹浩因此获罪，便跟着排挤诋毁他。因此七年之间，蔡京五次加害言官，蒙蔽朝廷的耳目，成就私门的利益和势力。进言的道路一旦断绝，人人都闭口不言，凡是他们施行的事情，都可以任意妄为，于是使得当时所实行的政事，后来全都被改掉。臣请略举四件事情，都是天下人议论蔡京的原因。蔡卞轻慢神宗的罪行，陛下已经明察了。兄弟二人同在朝廷，像埙篪一样相互应和，事情没有不同，罪名怎么会有不同的等级？一个被贬，一个被留，天下人不能理解。这是天下人议论蔡京的第一个原因。邢恕牵累宣仁的罪行，陛下已经明察了。宣仁训令的话，以及追究审治的事情，陛下已经查明是他捏造诬陷的。于是司马光、刘挚、梁焘等人都被追复名誉职位。蔡京曾上疏请求诛灭刘挚等人的家族。假如蔡京所说确实如此，那么牵累宣仁的人，难道只有邢恕一人吗？邢恕便驱逐，蔡京却留任，这样能够堵住邢恕不平的申辩，安慰宣仁在天之灵吗？这是天下人议论蔡京的第二个原因。章惇自称有确定策立的功劳，追贬王珪。蔡京也自称元丰末年受命时，自己带着开封府的刽子手和剑，想要斩杀王珪。蔡京的门人都说蔡京当时制止了宣仁，蔡京也有安定社稷的功劳。如今陛下洗雪王珪的罪名，恢复他的旧官，这就等于认为章惇贬斥王珪是错误的。章惇的做法被认为错误，蔡京却仍被留任；这样一来，章惇就有了辩词，王珪也留下了遗憾。这是天下人议论蔡京的第三个原因。章惇起初十分信任蔡京、蔡卞，倾心尽意地跟随这两个人，借继承先业的说法来实行私欲，三人的议论像出自同一张嘴。绍圣三年九月，蔡卞担任执政，于是蔡京开始心怀不满，同章惇产生分歧。四年三月，林希担任执政，于是蔡京开始大为怨恨，同章惇彻底断绝关系。从今天看来，蔡京之所以同章惇产生分歧并断绝关系，是为了国家大事吗？还是为了自己的事情呢？然而蔡京对人所说的话是：“我帮助章惇，而章惇不听我的，所以我才同他绝交；我教导蔡卞，而蔡卞不听从，所以我才恼怒他。我与弟弟蔡卞已经很久不往来了。我是因为国事，才同亲爱的弟弟不往来，何况章惇呢？”臣仔细推测，蔡京用来欺骗陛下的，必定也是这番话。怎么验证呢？蔡卞前往江宁时，蔡京去为他饯行，按亲兄弟远行的礼法，本应得到告假；可是蔡京向阁门递牒时，起初以妹妹出行为由请求，按法律不许，于是改请朝假，不敢以弟弟蔡卞为理由。虽然请了朝假，却每天到国门之外去活动，蔡京的举止竟是这样，不知道陛下是否都能得到真实情况？这是明主应当察看的。况且兄弟同在朝廷共同议论国事，本来就没有不相互往来的道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假使兄弟之间真的不相往来，难道是合乎人伦的美事吗？这是天下人议论蔡京的第四个原因。陛下即位之初，把任用贤能、斥退邪恶放在首位，而蔡京却遮蔽真相、欺骗蒙蔽，毫无顾忌。陛下如果一定要把蔡京留在朝廷，究竟是什么缘故呢？臣知道陛下的圣意本来没有偏爱或厌恶，只是蔡京之所以占据职位、希求升进而牢不可动，大概是因为韩忠彦、曾布不能替国家作长远考虑，轻率地任意行事，反而助长了他的势力。蔡京、蔡卞同恶相济，天下人都知道。如果采用天下人的意见来符合公议，那么公开确认这两人的罪行，有什么困难呢？韩忠彦等人不肯这样做，却果断地任意行事，于是借口谋划边帅，把蔡京调出太原；虽然加给他两个学士的职衔，实际上却是用诡计除掉他。想来当时拟议任命时，一定有不合情理的奏请，使用奇异计策，并非出于真诚之心，二圣怎么能不产生疑惑？公议也认为这样做不妥。等到蔡京留任曾布，又反复争辩、屡次烦渎，没有办法取得信任，彼此激化的势头因此形成。唐明皇想任用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认为不可以。明皇说：“只给他增加实封，可以吗？”张九龄又认为不可以。明皇变了脸色说：“事情难道都由你决定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人〕 李林甫说：“牛仙客有宰相的才干，做尚书又有什么不可以？”张九龄是书生，不通达大体，因此明皇喜欢李林甫的话，最终任命牛仙客为宰相，而张九龄从此逐渐被疏远，最终被贬罢。如今韩忠彦和曾布没有张九龄那样的声望，而蔡京的气焰又超过牛仙客；顺势观望而替他说出李林甫那番话的人，不知道是谁呢？陛下进用贤能、斥退邪恶，以尧舜为法，唐明皇的事情本来不足以谈论。然而天下人的心中都怀疑陛下有重用蔡京的意图，正是因为蔡京又被留任。蔡京之所以再次被留任，是因为韩忠彦等人除掉他时没有采用正当的方法。除掉他的方法不正当，便使留任他成为彼此激化的结果。万一蔡京果然得到重用，那么天下的治乱就要从此分开了。崔群说，唐朝的治乱，关键在李林甫、张九龄进退之时。如今蔡京轻慢欺骗先帝，与蔡卞没有区别，又把过错归给先帝功臣，向章惇、蔡卞转嫁祸患，曲意谋求自身安全，而陛下竟然还留用了他。既然现在可以再次留任，今后也可以进一步重用；天下治乱的形势，就系于一个蔡京。崔群的话，难道可以不记取吗？臣恐怕后人看今天，也会像今天的人看过去一样；祸乱的契机，不可以不及早辨明。

译陛下刚继承帝位时，首先开放言路，可以说知道当务之急了。臣愚昧，首先被列入这一选拔，明知蔡京在朝廷，必将成为大患，却不能及时进言。万一发生意外变故，陛下猛然悔悟，诛杀责罚当时进言的大臣，那么臣即使撞碎头颅、捶胸顿足，又能对事情有什么补救呢？这就是臣愤懑不安而不敢沉默的原因。臣曾被蔡卞推荐，同蔡京之间没有丝毫仇隙；所以进言，是为了国事。不只是为了国家，也是为了蔡氏。自古以来不忠的臣子，以私害公，开始必因自利，最终一定连累国家。国家遭遇困顿，私人家庭又能归依到哪里呢？蔡卞尊崇蔡京，知道有王安石，难道知道有神宗吗？知道有金陵，难道知道有京师吗？断绝史学，像王衍一样；重视南方而轻视北方，分裂的端倪已经出现。臣对此痛心而暗中忧虑，不是一天了。真宗景德年间，北方军队到了澶渊，王钦若请求皇帝驾临金陵。当时如果采用这个计策，天下早就分裂为南北了。幸赖真宗采纳寇准的意见，所以四方混同，才得以延续到今天。上天赐给陛下聪明仁勇，融和南北；陛下毫不迟疑地除掉蔡卞，然而蔡京还没有被除去，实在令人忧虑。兄弟二人同心，都在危害国家；一个被除去、一个被留下，就会使政令和刑法失当。唐代会昌年间，工部尚书薛元赏和他的弟弟京兆少尹、权知府事薛元龟，都是宰相李德裕的党羽。等到李德裕败亡后，薛元龟被贬为崖州司户，薛元赏被贬为忠州刺史。近来苏轼和苏辙也是兄弟。古今的事例难道还不明白吗？为什么偏偏让蔡京凭计谋免罪，曲解朝廷法令，来徇私于蔡京呢？难道不知道祖宗的基业有什么对不起蔡氏的吗？况且自从蔡京、蔡卞掌权以来，笼络、荐举天下士人，处在要职、得到优厚官职的，不下数百人。其中才智技艺出众、可以任用的人，确实不少；他们都明知蔡京、蔡卞辜负国家，想洗心革面，离开私门，只是朝廷还没有办法招纳他们罢了。臣认为，蔡京在朝廷，这数百上千人都会被指为蔡氏党羽；如果蔡京离开朝廷，这数百上千人就都可以为朝廷所用。因此消除朋党、广泛收纳人才，关键只在陛下果断除去蔡京。这不是臣的臆测，而是神宗已经采用过的办法。熙宁末年，王安石、吕惠卿争斗之后，天下士人分成两党，神宗为此忧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于是自王安石退职、吕惠卿出朝以后，不再任用这两个人，而两派的士人则一并选取、同时任用。当时天下士人起初有王党、吕党之分，但朋党的祸患最终没有危及朝廷，正是采用了这个办法。如今陛下把蔡京留在朝廷，却想收用私门之士，这就像不除去李昇、钱镠，却想收用江浙士人一样，不是很难吗？那么消除朋党的办法，只在除去蔡京罢了。如今蔡京广泛交通结交，势力越来越牢固，大量安插亲信，共同谋划私事，羽翼已经丰满，足以高飞；他愚弄朝廷，简直像儿戏。陛下如果还不早日醒悟，就会逐渐陷于孤立，后来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自古做臣子的，官职无论高低，冒犯君主未必遭祸；但一旦触犯权臣，就必然粉身碎骨。有的说他离间君臣，有的说他沽名买直、招致怨恨，有的假托其他事情暗中中伤他，有的在他已经被贬黜之后斥责他心怀怨望，这是古人所不能避免的。臣难道敢爱惜自己的性命吗？如果臣爱惜自身，陛下就听不到蔡京的罪恶了。国家内外没有祸乱已经一百四十一年了。太平长久，是古来未有的事情，尤其值得警惧。譬如年老的人，身体安康没有疾病，每天服食温暖之物，还恐怕气力衰弱；如果把阴邪留在体内而不加防治，最终必定成为心腹之患。蔡京在朝廷，和这种情形有什么不同呢？伏望陛下谨慎守护祖宗的基业，独自掌握赏罚威福的大权，从宫中亲自决断，果断除去恶人，那将是天下的大幸。请查找文及甫的文书，彻底追究审问狱案卷宗。龚央。臣私下听说，自古奸臣残害、败坏善类，为防止后患，必定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善人修身，没有大的过错，想求得他们罪恶的实据也找不到，所以便假托悖逆等无法验证的罪名。又担心他们的子孙将来向朝廷申诉，因此一定要灭族才肯罢休，这正是古代奸邪之人的常态。臣近来看到前些日子文及甫的奏书，以及追究审问此案的情形，没想到这种事情竟出现在圣明的朝廷，使愚臣痛心疾首，感愤流泪。臣私下思量，宣仁圣烈皇后拥护、辅佐先帝，谨慎选择历朝享有重望的大臣，安置在左右，辅导德行并参与朝政。九年之间，朝廷内外安宁，这是天下共同知道的。前些日子只因一两个奸邪之人曾被贬逐，他们便敢欺骗蒙蔽朝廷，造成这场大狱，以此报私仇，必定要灭掉无辜者的全族来满足自己的心愿。那时天地变色，日月无光，阴云积聚超过正常时日，朝廷内外惊恐，以至于彗星出现在四方，天谴警告十分明显。先帝因此大赦天下、下诏求言，以回应上天的警戒；但奸臣的愤怒没有停止，反而把持此案更加坚决。于是被贬的大臣死在瘴疠之地，家族也不许生还，甚至有一家二十余口被害。这样看来，即使没有刀锯，实际上也是灭族。朽骨含冤，沉魂化为疫厉，以至于此，痛苦得不忍言说。如今文及甫等人的罪行，幸赖圣断，已经施行流放斥逐；但当时秘密审理此案，必定有案卷、奏疏，可以看出他们如何锻造罪名、罗织文辞，以及附会、欺骗蒙蔽的人。如果不及早彻底追查，只怕有关文书被藏匿、焚毁，便无从追究责任，那么天下凭什么知道这不是先帝的本意呢？伏望圣慈特别降下睿断，务必查找当时相互照应、可以证明事实的文书，以正奸臣之罪，来慰藉天下人的愿望。

译论蔡王府狱　　　　　　　　　江公望 臣听说，天下事理中一旦有了缝隙，什么东西都可以乘隙而入，所以圣人总是在缝隙尚未打开以前就把它堵住；一旦留下踪迹，瑕疵就都可以被指摘，所以圣人总是在踪迹尚未显露时就把它消除。事物有了可乘之隙，亲近的人就会离散；出现了可指摘的瑕疵，原本只是怀疑的事情就会变成事实。事物的道理，即使关系十分疏远，尚且如此，何况宫门以内、骨肉之间，难道可以不加察觉吗？臣听说蔡王府的吏员互相告发，说有不顺从的话，渐渐恐怕牵连到蔡王府，开封府已经着手彻查。臣听到后，惊骇得汗流浃背，惊悸不能自持。难道在政治极其清明、天下太平的时候，竟容许小人怀抱私怨，施展不轨的阴谋，离间陛下骨肉至亲吗？象对于舜，焚烧粮仓、挖井陷害，反叛之心已经明白；让舜的两个女儿坐在床上，弹琴取乐，反叛的阴谋也已经形成。舜却从未藏怒怀怨，最终仍封象于有庳，对于使他富贵还唯恐做得不够。这就是象的心性不同。至于魏文帝心胸狭窄、猜忌怨恨，连一个陈思王曹植都不能容忍，所以有‘煮豆燃萁，相煎何太急’的话，被天下后世讥笑。难道不想想兄弟关系是上天规定的大伦吗？有手足相互扶持的亲情，有首尾相互呼应的道义，有埙箎和谐的声音，有兄弟友爱的欢乐。所以孔子把不受父母、兄弟之间言语离间看作孝。亲人之间的嫌隙不能开启，嫌隙一开，言语就可以使亲人离心；可疑的踪迹不能显露，踪迹一显露，事情就很难磨灭。陛下能够取得天下，是因为天下归附于您。章惇曾在帘前提出异议，已经留下嫌隙和踪迹了。蔡王出于无心，而且年纪还小，尚未明白祸乱的苗头，所以安然不以为忧。陛下一概加以包容，已经出现的嫌隙又重新堵塞，已经显露的踪迹又重新消除。恩意深厚，欢然相处而没有失去兄弟之情，同那些区区计较、不能忘记天下而反使自己心胸狭窄的人相比，差别岂止十倍百倍。伏望陛下不要因为暧昧无根的话，就把它加在至亲骨肉之间，使陛下留下魏文帝‘相煎太急’的嫌隙，而忘记大舜亲爱兄弟的道理，这难道是太平之世的美事吗？伏望陛下秘密诏令有关部门，凡是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写入案卷。刑杖之下，还有什么口供求不到呢？一旦有逐渐牵连到蔡王的话，不知陛下将如何处置？不如从轻惩治告发者和被告者，略微显示他们相互嫌怨的情状，把他们一并流放到岭表，以此向天下表明。帝位不是凭人心、天命就不能取得，也不是凭口舌和强力可以争夺。显示对天伦亲情的爱，即使天下也没有人能够夺走；即使善于制造离间之言的人，也无法使亲人离散。如果把事情写入案卷，留下可以指摘的瑕疵，一旦进入内心，终身都不会忘记。即使父子之间的嫌隙尚且难以磨灭，何况兄弟之间呢？踪迹不能消除，嫌隙不能堵塞，骨肉就会离散。陛下将凭什么办法治理天下呢？蔡王万一因风露而患病，神宗在天之灵难道不知道吗？陛下将以什么面目在太庙中见神宗呢？《尚书》说：‘能够彰明俊美的德行，使九族亲近和睦；九族已经和睦，便能辨明百姓的事务。’《诗经》说：‘先给自己的妻子作榜样，再推广到兄弟，以此治理家庭和国家。’最高的德行和重要的道理，足以感化天下，没有不从亲近亲族开始的。希望陛下深思圣意。论逻察　　　　　　　　　　　江公望 臣听说，君主明察四方、听闻八方，是为了通达下情。冠冕前垂旒，左右垂纩，是为了防止过分苛察。过分苛察，就只听得到别人的过错；下情不能通达，就听不到自己的过错。听到别人的过错，奸邪就会产生，刑罚就会增多；看不见自己的过错，内心就会闭塞，祸乱就会萌发。这就是周厉王防止百姓议论而招致灭亡、汉显宗把耳目隐秘发动当作明察而迅速导致祸乱的原因。设置逻察，其用意不过是寻找瑕疵、搜查隐匿，出其不意地钩取盗窃欺诈之事，揭发得像神明一样；这只是一个酷虐京兆尹的习俗罢了。假使只让京兆府这样做，尚且可耻，何况以天下为尺度、以四海为家，却去做一个贤明京兆尹也不肯做的事情呢？陛下即位第三天，就把这种制度一概罢去，天下听闻后，齐心归附，敢于开口、放胆说话，人人都安定，告发之风不再增长，风俗趋于淳厚。近来听说又逐渐恢复旧额，共计七十人；每一人约以十人为耳目，十人中又有一人以十人为耳目，分散在通衢大街、宫中长巷，远不止几十上百人。夫妻之间相互诋毁的话，仇人之间愤怒传递的话，增添情节、修饰形状，揭露隐秘、搜取伏藏，还有什么做不到？人人局促不安，各自疑虑；亲戚不敢真诚相待，朋友不敢彼此信任，眼睛不敢直视，手也不敢直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如果这样，绝不是清明时代的美事。从前吴主孙权任用吕壹等人，举发罪过、纠察奸邪，哪怕极细小的事情也要上报，严厉追究丑恶诬告，排斥陷害无罪之人，以此制造威势和恩福。步骘竭力指斥其错误，孙权不久便诛杀吕壹，醒悟还算及时。小人借机奉行君命，不致力于奉公，所获利益在于凭借威势，堵塞众人的言路，公然作恶，使上面的耳目不能通达，威权暗中转移，刑罚殃及无辜。众目睽睽，之所以只听到别人的过错而听不到自己的过错，正是这种情况造成的。老子说：‘看清深渊中的鱼，是不吉祥的。’把过分察看当作明察，确实是不祥的征兆。陛下难道不想想，京城郊外的百姓难道不是陛下的臣民吗？人人都有嘴，难道能使他们默默不议论陛下的政事吗？既然不能在天下人面前掩盖，又为什么偏偏在皇城之下过分苛察，把这当作明察呢？俗话说：‘天下有道，平民就不议论。’确实，有道的政治使人无法议论。伏望陛下用正道治理天下，使人人坦荡无疑，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为什么要重蹈吴国的旧路却不知道改革？吴主尚且能因臣下进言而诛杀吕壹等人，谁说陛下鉴于此事却不能做到呢？愿陛下贬斥提出恢复此议的人，把旧额人数一概罢去。消除祸害必须铲除根源，培植福祉必须巩固根本，不要说过去有定额就不能废除。它的根还存在，枝叶将来还会重新生长，不可不察。

译论冯澥　　　　　　　　　　　崔鶠 我恭敬地看到六月一日的诏书，诏令谏臣直言论述政事得失，以求得真实正确的意见，这表明陛下求治之心十分迫切。然而几十年来，王公卿相都由蔡京提拔，其余被擢升居于要职、等待接替任用的人，又充满台省；他想做到，自己门下的人死了，就由自己门下的人补上；一个旧日属吏被罢免，就再来一个旧日属吏。这样轮流掌握政柄，交替执掌宰相之权，经历千百年也没有一个人敢提出异议，即使有万千子孙，也没有一个人会损害他，这就是蔡京的根本谋划。这样一来，哪里还能有真实正确的话传到陛下耳中？比如冯澥近日上奏说：‘士人没有不同的意见，是太学兴盛的表现。’这是奸邪之言。从前王安石排斥不同于自己的士人，当时的名臣韩琦、富弼、司马光、吕公著、吕诲、吕大防、范纯仁等，都因持有不同意见而被斥逐。布衣士人谁敢提出异议？士人携书背笈，不远千里到学校求学，他们的用意不过是求取官职罢了。王安石创立三经新说，采用他的学说就可以做官，不采用他的学说就被黜退。于是天下人纷纷雷同，不敢表示可不可，逐渐衰败直到今天，终于造成大乱。这就是没有不同意见的结果。冯澥竟还敢提出这种说法来迷惑君主吗？他又说：‘崇宁以来，博士先生们习惯于党派，各自发表学说；依附王氏之学的，就诋毁元祐的文章；信奉元祐之学的，就讥讽王氏的学说。’这尤其是欺骗蒙蔽。难道有博士先生敢于信奉元祐之学、讥讽王氏学说吗？自崇宁以来，蔡京贼臣掌权，用学校制度驾驭士人，就像用军法驾驭士卒一样，大小相互制约，内外彼此管辖；只要有一个人容纳异论，就会牵连上下学官，对他们施以黜免、废弃、禁锢的刑罚。他们认为，一旦出现异论，自己的罪过必定暴露于天下，传到君主耳中，所以那些博士先生们怎么敢讥讽王氏之学呢？希望下令太学，把博士的讲解取来复核，那么冯澥的荒诞虚妄就会显露出来。至于苏轼、黄庭坚的文集，范镇、沈括的杂说，因为害怕其中或许记载祖宗的事情，或记载名臣的言论，对自己不利，所以一概禁止；收藏者要依法严惩，并以重赏搜求，务必不许保存。禁止士人发表异论，其法已经够严密了。冯澥说‘信奉元祐之学，讥讽王氏学说’，他的欺骗蒙蔽不是太严重了吗？欺骗蒙蔽的话公然流行，那么真实正确的意见又从哪里能够看见呢？先王求取真实正确的意见，也是有办法的。《左传》说：‘皇帝清明地询问下民；周官向众庶询问。’《孟子》说，不能只把卿大夫一方面的话当作正确，必须向国人询问，这样真实正确的意见才能显现。臣请求把冯澥所上的奏章和臣所上的奏章，一同悬挂在象魏，张贴在交通要道，来验证国人的议论，并据此赏罚，以警戒那些欺骗蒙蔽君父的小人。这是陛下的福，也是天下的幸。请陛下裁决。再论冯澥　　　　　　　　　崔鶠 臣崔鶠近来上奏论谏冯澥，尚未得到施行，冯澥却又升任吏部侍郎，这是士人舆论共同忧虑的事情。臣正好担任谏官，实在不能不说。看冯澥的意思，不过是想拘守熙宁、元丰时期的法令作为治理依据；冯澥正是熙宁、元丰时期的人才之一。他的学说得到实行，自己就安稳；他的学说被废弃，自己就危险。这不是为国家谋忠计，而是关系到天地阴阳的否泰、国家治乱的分界，不可忽视。从前仁宗、英宗时，选取天下敦厚朴实、敢于进言的士人，留给子孙；王安石掌权后，却都把他们视为流俗之人，全部驱逐，自己创立新学说来造就士人，号称新奇美善的人才，充斥朝廷，使君主听不到天下的安危。元祐初年，宰相司马光收用仁宗、英宗时的人才，所以宣仁圣烈皇后辅佐年幼的君主，垂帘而不出帘帷，天下因此得到治理。询问边疆，那里大都归服；询问盗贼，已经消弭；询问军士，都预先归附；询问百姓，都富足安乐。当时天下的形势安稳如泰山。等到章惇掌权，把他们斥逐到瘴疠炎热的荒远地区；蔡京暗中蓄谋另图，凶恶的计谋更加炽盛，于是把熙宁、元丰时期的人才全部收回来任用，用优厚官职诱导，用丰厚俸禄利诱。于是海内小人像水波一样动荡着跟随他们，千张嘴说同一种话，彼此轮流唱和，制造绍述之论，来欺骗迷惑君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绍述统一道德，结果天下都变成谄媚奸佞；绍述统一风俗，结果天下都共同欺骗蒙蔽；绍述理财，结果公私财力都枯竭；绍述造就士人，结果人才缺乏；绍述开拓边疆，结果强敌交相侵犯，边境军队受到压迫。这就是任用熙宁、元丰时期人才所造成的结果。譬如治病，一个医生治疗疾病而病痊愈，另一个医生治疗疾病反而使病情恶化，这本来不必比较就很清楚。况且元符末年，因为连续多年四月初一发生日食。四月是正阳之月，古人所忌讳，于是下诏求直言；响应诏令上书的有数千人。蔡京借此铲除异己，便派亲信党羽审查评定，把人分为邪、正两等：与自己意见相同的列为正等，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列为邪等。冯澥是与蔡京意见相同的人，所以列入正等，破格提拔；与蔡京意见不同的人，蔡京都指为邪，陷入罪责，共有数千人。近来上皇下诏责躬，诏书说要寻求直言，却反而把罪责归到提出建议的臣僚身上。这样看来，过去依附蔡京、被称为上书正等的人，都是今天的罪人。陛下刚继承帝位，天下正观察陛下的好恶和是非，以此判断国家世运的兴衰；如今却任用蔡京所谓正等的人，这不是上皇悔过的意思。天下士人听到后，都离心离德了。《宋文鉴》卷六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六十三 宋代吕祖谦编

译表 进呈《刑统表》　　　　　　　　　窦仪 臣听说，虞帝聪明睿智，首先谨慎对待刑罚来治理万物；汉高祖胸襟豁达，先制定约法来统治百姓。大概这些刑书用来辅助皇帝治理天下，礼制有所失误，就要用刑法补救。刑法创制于清简之时，到了贪婪之世便产生弊病；历代君王的损益沿革，都以此相承，四海的准则和绳墨正在这里。它像缰绳和嚼子驾驭奔马，又像外城郭限制众人聚居。凡有国家和家庭，这种制度由来已久。伏惟皇帝陛下，承受帝位，膺受天命。像太阳一样的光明，流布祥瑞之光于天下。继承上天而为王，施加广大覆盖于无疆之地。既圣明又神睿，能够明察并类推。河图八卦，只有上德之人才能暗中契合；洛书九章，也确实只有至仁之君才能默默感通。陛下心怀哀怜，谨慎刑罚。法网将要自我严密，陛下却使条文从简；务必从细微处着手而显明大义。于是诏令有关官员，明白编定刑书，使我朝的盛大典章更加隆盛。贵在顺应时宜而宽简，使天下都遵照实行。国家有固定的法令，官吏不敢轻慢。臣以为，《刑统》创始于前朝，群贤共同规划。贯通旧有典章，采集编缀，已经归纳为纲要；适逢如今重新编造，阐发义理，更应合乎中正。臣与朝议大夫、尚书屯田郎中、权大理少卿、柱国臣苏晓，朝散大夫、大理正臣奚屿，朝议大夫、大理寺、柱国臣张希逊等，恭敬承受诏命，共同竭尽心力考订详审。刑部大理法直官陈光乂、冯叔向等，也都分别查检搜寻，希望没有遗漏。早晚不敢懈怠，补缀修订很快完成。旧书二十一卷，如今连同目录增加为三十一卷。旧有的疏议只是节略，如今全部补足正文并删去重复。式令、宣敕共一百零九条，分别编排，有的归入原卷，又把后来制定的敕令十五条编入其中，各自依照类别归置。又从一部律文中录出剩余条文，按照此类共四十四条，附在名例之后。字稍难辨认的，在本字下面注音；意思似乎难以明白的，以及在其他条文中另有例证的，都在相应处加以注释引用。又担心律文和注文混杂，因此都加上‘释曰’二字来区别，务必使检讨刑法的官司明白易懂。其中有些今昔逐渐不同，轻重难以完全相同，有的禁约条款，刑名还不完备。臣等提出请求，共计三十二条；从格令、宣敕中删出的条文，以及后来直到现在陆续颁下、需要采用的条文，共一百零六条，如今另编为四卷，名为《新编敕》。凡是整顿改革某一司、某一事务、某一州、某一县之类，不涉及一般大法的，不计入此数。草稿初步定成后，随即送交中书门下，请求加以裁量斟酌，全部审议定夺。如今是否可行，取决于陛下的裁断。将来如果获准颁行，请与式令及《新编敕》一并施行。其中的律文和疏议原书，仍按原处收存掌管。原有《大周刑统》二十一卷，今后不再施行。臣等有幸遇到文明盛世，错误地承当修订法律的职责；对于精深奥妙的法律条文，自己本来缺乏彻底通晓的才能，却拿着朱笔斟酌刑罚轻重，徒然承受讨论修订的职责，如今将此书呈给圣上阅览，只等候严厉诛责。滁州谢上表　　　　　　　　　王禹偁 臣被罢去宫中值班，来到淮上治理百姓，虽然离开近侍之职，仍然忝居正郎。反省自己已经承受恩典，既荣耀又畏惧。臣想，自己早年以卑微的身份，错误地得到圣上的知遇；进身并非依靠他人，立节只遵循正直之道。悠游于两制之间，出仕和退处共八年。今年春天从西垣被召回，入内拜见。既然身处深严之地，又承担繁重事务的权力，虽然长期戒惧谨慎，终究没有什么补报。因此本应远远贬谪，以整肃百官。伏蒙尊号皇帝陛下曲加体察，顾念始终，只罢去臣玉堂的职务，仍保留粉署的资序；把一座城交给臣专任，且置于近处。沿流数日，登岸三程。各县丰收，如果没有公务，一家人都能温饱，共同承受君王的恩德。这样度过一生，实在已经十分满足。然而翰林学士是朝廷的近臣。陛下即位以来，自御前放人之后，从吕夷简以下，得到这一职务的只有八人。臣最为孤寒，也得以列入其中。能够参与圣上选择，并不是不慎重。几个月之间，忽然被罢免，众人的心情尚且惊骇，何况微臣怎能不忧惶？况且臣在内庭一百天中，有五十夜轮值宿卫；白天又在银台通进司、审官院、封驳司办理公务。臣与宋湜、吕祐之共同阅览天下奏章，审查国家诏令，凡是涉及利害的事情，知道了就没有不办理的。每三天才能到一次私宅，回来时已经是傍晚。先臣的灵筵还在寝室，家中亲属全身穿着丧服，即使有朋友来访，也没有空闲接见。不知道诽谤议论从哪里兴起。臣接受任命以来，整夜反省自己，恐怕是因为臣租住的官屋在高怀德宅中。前些日子开宝皇后暂时安葬时，臣就想搬出，却没有去处，尚且不得安宁。臣曾私下告诫约束差役，不许他们高声呵喝。臣私下担心贵僧出入、中使往来，相逢时难以顾盼作揖。自左右正言以上，称为供奉官，在街道之间，除了宰相以外，都无需回避。这大概就是贾谊所说的：君主像堂，人臣像台阶；台阶高，堂也就高。何况臣头戴重戴，身穿朝服，所守的是国家的礼仪容貌，并不是臣自己的气势。借此谢恩的表章，斗胆表达忧惧的诚心。况且臣粗略有些操守修养，向来不是轻浮随便的人，心中常常知道满足，性情一向憎恶邪曲。认为不是合适的人，即使以利益诱惑，也不肯前往；事情不合于道义，即使以死相逼，也不肯顺从。只愿上天鉴察臣的志向，伏望陛下想到正直的树木总是先被砍伐的道理，考察众人所说‘众恶必察’的话，曲加保护保全，使臣能够伸张忠诚节操，那么孤寒之臣就万分幸运了。儒家、墨家都知道归宿，臣这样的微末之臣又有什么不足呢？如今沿岸相隔千里，尧天高悬九重，微贱的身躯或许还能实现活着归还；节操仍然希望能够在死处保持。黄州谢上表　　　　　　　　　王禹偁

译臣刚离开近侍之职，仍然忝任一城之长，反省自己更加觉得有违职守，感激哭泣之情也更加深切。黄州土地连接云梦泽，城池依傍大江；唐代户籍有二万户，税钱三万贯。如今人口不到一万，税钱只有六千。虽然长久享受太平，尚未达到富足繁盛。长远说来，要使百姓养活自己，也要依靠循良的官吏。像臣这样平庸愚昧，怎么能胜任这份忧劳寄托呢？臣谨当勤勉寻求百姓疾苦，遵守诏令条文，堵住顽民的争讼，约束奸猾的官吏。不敢说考核能列为最优，只希望不要荒废职事。况且正值朝廷求治之时，必将实行无须百姓进言的政治。臣想，自己承掌皇帝的诏命，又经历了周星一周，既没有上殿求见天颜，也没有上奏章议论时事。入内值班时闭阁待制，退朝后就闭门读书。虽然每天按时起居，实际上常年抱病，不敢请求休假，恐怕烦劳医官。后来忝列史臣，参与修撰实录，昼夜不舍，几乎忘记睡眠饮食，已经穷尽建隆四年，完成了十七卷。虽然尚未进呈御览，自己认为略有可观，忽然因流言获罪，不容继续写完。谗毁的言语，圣贤也难以逃脱；周公作《鸱鸮》诗，孔子也有桓魋之叹。大概品行高于众人，就会成为别人忌恨的对象；声名出于众人之上，就会遭到众人的排斥。自古至今，很少有不这样的。伏望皇帝陛下像雷霆过后雨过天晴那样平息怒气，像日月重新照耀那样回转光明；鉴察曾参被诬为杀人之事，稍稍宽免投杼之疑；察看颜回被诬为偷食之事，明白有时谗言会像簧片一样巧言乱说。不要让君子的道路消亡，只依赖圣人在上主持正道。况且臣孤贫无所凭借，以文雅修身，不曾附会依从权臣，只是得到先帝的知遇。臣只是内心不肯苟且附和，性情也不善于随时趋附；说出一句话，必不愧于神明；议论一件事，必归于正直。小人对臣怨怒，确实会有诽谤之词；询问卿士，难道会没有公正的议论吗？以至于臣两朝掌管诏令，四次任词臣；在紫垣中最忝居旧臣之列，到了白首还没有离开郎署。凭臣自身的行为，遇上陛下最公正的判断，本来早应辨明，却还不敢伸张自己的理由。如今相隔上国千里，处在长淮一隅，虽说有守土的荣耀，却免不了谪居的叹息。霜风摧折而被贬斥，芝兰的本性终究会越久越香；仰望高天，葵藿向阳的心志仍未消亡，抬头望着帝王的旒冕，不胜涕泪。谢转礼部员外郎充天章阁待制表　韩琦 上天降下深厚的恩泽，臣惊惶得无地自容；由中台的荣耀资序改入内阁清贵的班列，全是出于陛下的高明，特别使臣登上机密近侍之位。臣私下想，自己从颜巷出身，进入舜门；取得一次科举功名便以为荣耀，在四方却没有什么成效。自从在书林中被选拔，登上桂籍而显达，臣以埋没而苟安为耻，有时感激而议论政事，只是仰慕古人的节操，哪里敢希望英明的君主知遇呢？伏惟尊号皇帝陛下，秉承帝尧的聪明，加上汉高祖的豁达，敞开圣明胸怀虚心接纳，期望以宏大的教化使天下都归服。陛下念及三位圣主艰难创成大业，寻求七位耿直敢谏的人才来补益宏大的谋略。臣仍惭愧自己没有才能，却首先受到清问；直言多有触犯，孤立而自守；斧钺在前，雷霆在上，臣不敢逃避枢机之祸，最终也没有违背良药苦口的忠告。陛下像日月一样垂下光明，像江海一样宽厚，宽恕臣万死之罪，授给臣一方符节；臣本已断绝青云之望，罪责还没有因广大恩泽而完全消除，忽然又改变藩镇宣抚的寄任，难道还能分担陛下宵衣旰食的忧劳吗？忽然降下诏书，再次加以宠遇。何况开启藏书图籍之府，使臣忝居深严之地；登上云龙之庭，充当顾问。不是名儒便不相称，岂是浅陋之人所能承当？何况又列身清贵官署，仍处在清简的治政之中，光荣恩宠一齐集中，臣还有什么愿望呢？臣敢不在内心守持朴实忠诚，对外修养盛美德行，进退都遵循正道，遵照圣贤谨慎行事的规范，始终保持一条心，以此报答君父培育人才的造就之恩。谢赐衣表　　　　　　　　　杨亿 解下衣物赏赐，竟然施及臣这样的下臣；以丝绵御寒的仁德，又遍及各级将校。郡府增添光彩，军门充满喜悦。臣以为，崇文广武、圣明仁孝皇帝陛下，承受大福，恭敬登临帝位。陛下施惠，总是先顾及下民；心意只在爱护百姓。鸟兽到了长毛御寒的时候，陛下俯察严寒时节；衣裳收藏在箱笥中，于是推行赏赐的恩德。皇恩如汗流布，所沾之处，即使微小光芒也必照临。像臣这样，承受符竹之任，所处之地偏僻而在瓯吴之间，奉行汉代诏令的六条考察法，正深感敬畏；分得齐官的三等服色，忽然又承受颁赐宣示。织物的纹彩极其精细华美，纯绵更增丽密。玺书从天而降，臣私下得以窥见如云汉般的文采；驿骑来到，更加重了皇帝使者的使命。臣只是拖曳衣服而增加惶恐，实在难以承受这身服饰。何况军队将士也同样承受上天般的恩宠。臣守卫疆土虽然日久，却没有丝毫驰骋战场的功劳；守土又有什么功劳，只怕反而受到‘濡鹈’的讥刺。臣仰望宫阙，只能发誓竭尽生命报效。汝州谢上表　　　　　　　　　杨亿 久病刚刚痊愈，宠信委任接连而来；恭敬接受命令，唯恐不够谨慎，整治行装都来不及。初到郡府，得以见到官吏百姓，揣度自己的处境，惊惶若失，承受恩德而不知所措。臣本来资质单弱，又特别禀性愚拙，凭幼年时微薄的才能，竟能赶上帝王图治的盛会；不久便参与中书、翰林等机密近侍之职，得以起草诏书。适逢尧的德业更加文治昌盛，汉代诏辞又典雅，云章灿烂，想来这些黼黻文采哪里施展得完？天律精微，即使如婴儿呓语般粗浅的文章，也不被弃置。平日不断磨炼自己，却只是更加显得空疏。不久进入内庭，参与掌管机密诏命；遇上皇宫有喜庆，跟随皇帝出行而充满欢乐；在封禅之地观看云气祥瑞，在汾河曲听闻船歌。四次巡行，只有颂诗相随，确实是文辞华美而极少有的盛事。后来疾病作祟，使幽冥般的烦扰无端降临；偶然染上沉重痼疾，于是病体更加支离。因请求告假回家省亲，忽然神魂迷乱而不能复原，大概都是命运困顿所致，自身终于陷于困穷。何况凭这样微小的身躯，忽然被罢去职务，羁旅孤独到了极点，毁谤嫉妒又很多，嘈杂的议论纷纷而来，实在充满朝廷，令人可畏。陛下以豁达宽大的气度，最终像大地容纳万物一样容纳了臣。等到病体痊愈，果然又得到按资序叙用。这都是尊号皇帝陛下仁慈深厚、忧劳明察，因念旧日故臣而动心，使像臣这样孤立的人能够顺遂本性，特意加以采录，使臣得以获得安便。况且汝州是古老的州国，作为陪都的近辅，周文王的教化所及，最早载入声诗；州县户籍分明，实在承担着繁重的兵役赋税。士人多处险要之地，百姓有的懒惰游荡。设置使者劝课农桑，本来就是美好的法典；分条考察风俗，大概也有新的文书。臣早年也曾侍奉宫廷，冒昧窥见法度，哪里敢忘记竭尽劳苦来奉行教化、成就治理呢？但想到臣早年凭着坚定而浅薄的才干，得以列入盛大而亲近的班列，掌管诏令，亲自仰望圣颜；曾读汤盘上的铭文，时时瞻仰圣贤的榜样；又把史书中董狐直笔的言论载录下来，得以接续旧日的见闻。命运乖舛而遭遇困顿，荣耀的阶位从此断绝；酒泉归葬本来只是平生愿望，哪里敢希望活着回去？丽正殿的残缺文编，几乎要成为死后遗恨。如今身处京畿附近，奉持竹使符节而治理一方，参与颁布国家文书，接受天台官府的法令。这里水深土厚，足以养护衰朽的身体；白天访察，夜晚修治，希望不要造成败政。亲近圣上余光的机会更加遥远，感受再生之恩，实在难以承受。贺册立皇太子表　　　　　　　　刘筠

译此前光明照耀，开启祥瑞；东宫传播法度，汉代礼仪宏大显赫。天下的根本既已丰厚，周代制度也相互铺陈。王者的基业得以巩固，特别的盛会显著隆重，朝廷内外恭敬而欢喜。恭敬地说，《十翼》所传的言论，黄离之象已经显现；四条大河流布润泽，重洋远海的歌颂也在传扬。由此显示大吉之兆确实可信，表明善德和利益广大充沛。端正人伦，张大纲纪；顺应天序，承受通达之途。辅佐至仁之德，登临、阅览昌盛福祚，确实聚集圣明后嗣，能够奉守宗庙。皇太子器度早成，智慧包容精妙的作用；温润的姿态如玉，善美的风度如金。天赋的至性遵循天经，积聚的精粹显现在真实的血统中。又从桂宫中孕育秀美，从茅土封地中疏发荣光；有勤敏进修的美德，有日益登进的优厚福慧。固然已经明白乔木枝干的道理而奉行顺从，又询问内卫之事来显示勤勉。致力于亲近老成之人，遍观盛大德业的事情；珍视忠信而依靠自身，穿戴礼乐而践行中正。探究事理精微，振作文辞而有典则。侍从皇帝出游时，庄严如拱立成列；恭敬瞻仰省台膳食之所，肃穆如慈亲所在。深厚眷顾四学，向上亲临序位；百种德行由司成掌纪。美好的声名广泛传遍天下。建立储君的议论，首先应当以亲亲为宜；树立亲爱之情的文义，考察古道而合乎顺理。开始承受册命，正逢昌盛吉祥的时辰。伏惟尊号皇帝陛下，开辟长久世代的善法，遵循保卫国家的大道。欣然承受秘藏的福祉，完备举行繁盛的礼仪。上帝对此深为满意，能够享用馨香盛美的祭祀；万民都依赖陛下，从而达到和睦安宁。震卦为长子，其至善之德，正是刚健之体的最高表现。三种善德不必烦劳记载在传文中，重重光明向上契合于执掌阳气。陛下仰承神灵之心，广泛招来群臣的意见，认为作为宗庙主器的重大责任，国家没有什么比它更优先。何况福祉来自仙源，更在于守成、继承宗庙的事业。增崇宏大的功业，托付给我朝的元良。龟甲所示的谋策，和神明鉴察的征兆相合，确实达到三让而成的美德。知道天道喜爱谦逊，明白两重光明如离卦显现，知道皇图可以更加宏大。于是完备更加盛大的礼仪，又更新遵循德行的称号。选择良辰吉日，承受这一宏大典礼。仪仗车辆整顿驾驭，奋然以五彩相互宣扬；碧玉镂刻题写宫殿，与天地二仪一起长存。臣因为过分忝居掌管文辞的职务，私下又守卫藩镇。盛大的典礼正在朝廷举行，却不能看见銮驾仪仗的美盛；只能含和抒发诗咏，全部同于群臣歌咏的诚意。谢直集贤院表　　　　　　　　夏竦 北门禁省授予我官职，给我青简让我陈述意见；东观的值舍任职，又降下诏书任命我。不要逃避借用他人声誉的讥刺，反而更显出蒙遇明主的荣耀。我私下认为，承明殿设置待诏之官，实在是汉朝的光彩；丽正书院开设修书之院，乃是唐代的精华。疏浚图书的深渊，扩建龙凤之宇。若不是世代承袭弓裘之业、以章句名家，通晓羲、畀、姒所传的神妙篇章，熟习书笏珥彤的旧事，那么凭什么继承成康时代的美盛颂歌，考究宣武时代的美好文章呢？陪同执掌法度的近臣在甘泉宫，奉侍皇帝游幸属玉观。何况正值圣明之日，确实应当选求人才。像臣这样的人，学问不能传授经义，文章也不近于史书。青青的佩玉，虽被讥刺为使人劳心；高高交错的薪柴，也滥竽充数地期待被选来砍伐。臣在刚能穿衣任仕的年纪开始占筮求仕，后来在京畿荐名。正要束博带观光，忽然却穿着墨衰，按文书赴任。不久遇到国家大规模颁布诏令，增设六科。正如寄居枳木而徒劳无功，便上封章自荐。起初在鳌苑考较文章，不久又在鼎司试验才干。急忙趋入文石台阶，终于忝列延英殿应答。敲击车辕唱曲，哪里敢望达到九成之高；盘曲的城墙分隔疆界，忽然竟登上百雉之城。升任象河一带的属官，辅佐分虎符的州郡。于是任期届满交代职务，便回朝任职于帷幄之中。主管陈陈相因的粮食，巡视山积般堆积的仓丘。遵循九九之法计算车数，总理纷繁如乱丝的案牍。等到回到衡睢地区，便在太官署舍爵。已经安排好在金闺登记名籍，将要到藩镇辅佐，乘坐熊轼之车。又担心沉迷于簿籍事务，荒废经书文编，辜负朝廷振兴人才的科举，辜负圣王详细延揽人才的心意。于是整理成册上奏才艺，果然从诏书中得到推恩。禁林让我试作雕虫小技，书殿又很快命我执简著述。阅览上帝的图书府库，眼中仿佛星辰眩耀；登上道家的蓬山，脚下仿佛踏着云气。承受长者的余论，与先生并肩而行。分班值守石渠阁，所在之地接近严密守夜之处；纵观金匮秘藏，门户连接著作之廷。反复想到自己如蝼蚁般微小的身躯，无法报答天地的恩赐。恭敬地说，尊号皇帝陛下以至孝侍奉寝庙，以极诚敬奉神灵。把宏美的文辞流传到无边之地，使光明的盛德胜过往代的名号。以文明之德而运行刚健，以柔和而能克制之道居于高位。纵览唐汉的大政，完备地举述黄帝、虞舜的旧事。圣明的文章和谐，六律同韵；天子的文章华丽，五音飞扬。扩大崇尚之务，使文章事业在这里更加广大；奖拔人才，不遗弃小道末技。于是使极孤寒的士人，也得以蒙受非次第的恩典。东陵人仓促间拟作西山隐士，羔裘竟登上狐腋所制的衣服。歌咏《卫风》却合于雅乐，把齐国紫衣之士与良才混杂在一起。既然应当像素丝一样保持节操，怎敢不在白水之前发誓立心？更加三思之后才发言，反复九次钻研经书。永远怀有如临冰渊般警惕自励的心，奉行日月照临的法则。希望这样可以避免尸位素餐的讥谤，仰报明主的知遇；惭愧和恐惧至深，战兢惶惧不敢停止。进呈两制三馆牡丹歌诗状　晏殊 臣奉传宣札子的命令，接受圣上的旨意，命令两制、三馆作歌诗，题咏后苑各殿亭的牡丹。天地人相合，祥瑞从花木中开启；和风灵雨降临，化作滋润土地的膏泽；花朵共蒂、枝干并柯，遍布在浓密青翠的园苑中。图画难以描绘其卓异，瑞图也不能穷尽它的芳香娇妍，于是诏令儒臣各自铺陈华美辞藻，并不是太平时代特别兴盛的旧例，而是荣宠相遇在今日。往昔虞舜承受天命，有皋陶唱和继作；周宣王继承事业，听到了尹吉甫诵述的篇章。他们大概是默默辅助谋略，并不专以辞翰工巧为能。到了汉代，尤其喜好文学，别馆离宫多次命随从之臣制作文章；但倡优郑声卫乐盛行，已经没有古代那种规劝的箴言了。中叶以来，这种风气仍未消失；永平、神雀年间的颂歌，孝明帝称美的有五人；正元年间重九日的篇章，德宗考定为三等；这些作品都流传于典籍，足以彰显盛隆。想来圣朝的运数正盛，可以继承重华的光辉。然而群臣的作品还没有恢复前代的修养：想要讽谏的人隐藏真实心意而不宣说，拘泥声律的人使言辞艳丽而少有实质，不足以上供圣明览阅、下达民间情意，不能效法明君贤臣同心而喜的乐声，也不能续接《雅》《颂》清正微妙的规范。姑且凭借登高而能作赋的才能，希望像博弈尚且胜过无所事事那样，勉强有所贡献；没有符合精心求取人才的要求，岂能不感到惭愧。臣首先就是庸碌滥竽充数的人，实在玷污了恩宠荣耀。想到这些便惭愧惊醒，面对皇恩无穷而汗颜。两制以及侍讲学士、龙图阁待制，自章得象以下共十三人；三馆、秘阁，自康孝基以下共二十七人；歌诗共一百四十首，谨随本状进呈上报。侍读学士等请求皇帝在宫中视学表（晏殊）

译臣恭敬地接受圣旨：因时令暑热，暂时停止讲书，到了秋凉仍照旧举行。这是文治运当兴盛之时，皇帝每日亲临讲筵；因为暑气盛大，所以暂且在紫宸殿游息，重新颁下明白的诏令，确实合于旧典。恭惟皇帝陛下顺应时运而挺生，代替上天化育万物，坐在承光殿的法座上，照临天下九州；奉养长乐宫的慈颜，勤勉治理万事。深切追怀三位圣帝，抚爱亿兆百姓，知道王业的艰难，认识帝王规模的宏远。于是顺着考察古道，崇尚质朴的风尚，命令秘府的儒臣，敞开金华殿的经席；包容周代诸家学说，已经逐篇剖析题旨；齐鲁一带的善言，也更加勤于听取阅览。适逢南风吹拂的时节，怜悯讲席会集使者日益劳苦，暂且赐假休息，以此彰明恩遇。臣等退下后想到自己才质鄙陋，却有幸亲身遇见这些盛事，岂敢忘记盲者摸象般的浅陋言论，仰效涓滴之微的助益？臣私下认为，四方无事，各项政务都已治理，宫禁之中清穆安宁，多有闲暇。伏愿陛下重视汉皇的六学，珍惜夏禹分秒的光阴，时常温习所闻，使大义更加精深；间或挥洒御笔，成就神妙功业，彰显圣德日益更新，扩大上天赋予的宏大谋略。这样，宗庙便享有盛大的福祉，辅助明主保卫国家；夷夏之人都仰望瞻礼，知道大朝廷垂示教化。谢除使相判相州表　韩琦 宰相职务没有建成功业，不能符合夙夜勤劳的治理；请求回到乡邦获准，又重蒙昼锦还乡的荣耀。承受如此特别优厚的恩典，想到众人的议论，实在惭愧。臣想，自己早年由科举出身，因而玷污了宠荣；并非凭翰墨文章求取进身，而是竭尽微薄之力报效国家。任谏诤之职，几乎不免被贬逐；奋勇奔赴边疆，实在屡次遭遇艰险。只是依仗圣明的眷顾，哪里听说过有人援助的话？仁宗皇帝知道臣以孤忠自守，认为可以把大事托付给我。庆历初年，已经提拔臣参与枢密；嘉祐年间，才进升为宰辅。不久承受宰相重任，更加蒙受特别知遇。英宗继承宗庙、圣人接续帝位时，臣屡逢重大事变，竭尽愚拙才能。只知道社稷安危，哪里顾得上家族宗室的细小利益？然而政务万端，十二年妨碍贤才；为国家持守公平，岂敢在轻重取舍上徇私？裁抑人们的欲望，本来就难免遭到爱憎。又加上疾病缠身，好像形体精神都已耗损衰败。勉强完成固山受礼，恳切陈述应该交还官印的理由。伏望皇帝陛下想到犬马之力容易衰竭，扩大日月般的光明加以照察，不怪罪臣再三请求，迅速颁下开许的诏令。升进官秩为地官，剖分符节治理枌社之地，建立高牙的重任；既然封授淮海之地，增添故里的光彩，仍承袭貂蝉冠饰的旧日荣宠。承受如此深厚的恩宠，古今有谁能与我相比？岂敢不想到无论寝息还是起居都竭尽心力，把内外事务都放在心上？无论在边疆还是朝廷的责任，都只愿受驱策而当先承担；更加坚定壮盛的心志，直到粉身碎骨之后才停止。睦州谢上表　范仲淹 进献言论罪过很大，却轻率地以鸿毛般的性命效命；陛下宽恕过错，心存宽仁，使光明远远回照如白日。侍奉君主不论远近，能够治理一郡已经非常荣耀。恭惟皇帝陛下天德清明，胸襟如海、沉静如渊，安抚群臣使其居于吉祥之地，想到国家安危而心怀警惕。临朝以来，侧身求贤、虚席待士还来不及，总想着开启心意、以诚相沃的道理，奖拔敢说危言、实行危行的臣子。天下都欢悦，四方门户没有阻塞。臣是腐儒，见识多有昏昧，立志守诚本来就是孤立的。臣认为古人的道理可以实行，也认为明主的恩德一定要报答。何况臣首先承受圣上选拔，被提升参与谏官之职，时时招致折足之忧，处在直立犯颜的地位。想到应当弥补过失，哪里能默默循常？昨天听说中宫有所动摇，外间议论喧腾。因为禁庭中德教尊严，不是小事便可废黜；因为中宫是主持宗庙祭祀的人，不是重大过失不能更换。起初传来要令其入道的消息，臣便立即上封章，请求停止发布诞告。后来又听到降为妃子的说法，臣便相互率领伏在阁门，希望挽回皇上的心意。议论正要改变，言辞也反复翻转。臣并非不知道触犯龙颜会有被剁成齑粉的祸患，违逆天威会受雷霆般诛罚。只是道理如果确实应当进言，即使死也没有什么可逃避的。因为考察前代废黜皇后的朝代，从来没有因此获得福祉。汉武帝因巫蛊事件兴起，立即废黜陈皇后，宫中杀戮三百多人；后来又发生巫蛊之灾，祸患延及太子。到宣帝时，有霍光的妻子杀死许皇后而立自己的女儿，霍氏一族的祸患随即导致灭族。后来成帝因许皇后犯咒诅之罪废黜她，便立赵飞燕姐妹，嫉妒比从前更甚，六宫妃嫔所生的后嗣全都遭到屠害。到哀帝时，依法处理此事的人都自杀了。西汉的国运因此衰微。魏文帝宠爱并立郭妃，郭妃谗害杀死甄后，甄后披头散发、口中塞物而葬，最终仍有遭到报应的灾祸。后周认为虏庭的制度不合典常，让高后削发为尼；那个危辱的朝代，不再值得效法。唐高宗因王皇后无子而废黜她，因武昭仪有子而立为皇后，后来竟毁坏宗庙，酿成窃取帝号的妖乱。这些事情都是宠爱衰减便容易动摇，宠爱深厚便容易被立为后；后来造成的祸患，一件件都没有好结果。臣考虑到事情的细微苗头，所以言辞切直，请求保留皇后的位号，让她安居别宫，暂时断绝朝见，请选拔几位年长有德的妇人，早晚劝导她，从旁辅佐。等她迁善悔过，再让她回到宫中，以杜绝内外觊觎之心，保全圣明始终如一的德行。况且亿万百姓把陛下看作上天，千百皇族把陛下倚作高山，无不做到即使休息也不敢自安，每天都比前一天更加谨慎。对外采纳五谏，对内更加勤勉地料理万事。何况有过犯而不隐瞒，是臣下的常道；当面在朝廷上折辱规谏，是本朝的盛事。有缺失就立即补救，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好？这样以后上下同心，使君主亲近尧舜之道，内外都有法度，使民俗提升到羲皇时代的境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必定在于杜绝尚未发生的祸端。皇上应当虚心接受，臣下不敢曲意顺从。既然已经竭尽一片忠心，哪里能逃避三次贬黜？伏望陛下以皇天般的光明照察，施以洪大的覆盖包容，用严厉诛罚赎免臣罪，又授予臣优厚的寄任。郡部虽然小，风土却没有不同；臣可以静临水木之美，安居江湖之上。只是臣的肺病长期不愈，医药治疗少有成效，喘息急促冲迫，精神意志也已衰落。只希望仰赖陛下高明的鉴察，不要把臣投置到遥远偏僻的地方。臣在这里抱病，尚且还可以求医；只要天命不损，实在是圣上造就恩德无穷。臣将以乐道忘忧，优雅地面对江山的助益；怀抱忠心、履行清白，岂敢改变金石般坚定的心志。《宋文鉴》卷六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六十四 宋代吕祖谦编

译表 辞谢起复表　富弼 服丧期间含哀之情刚刚结束，卒哭之祭刚毕，使者传达命令接连而来。破旧的庐舍中积满惊忧，悲情深切如遭屠裂；虽然屡次倾吐丹诚，仍未得到允准的答复。天高远而难以测量，微物难以感动上天；我不避烦琐的过失，再次陈述痛苦至极的言辞，必定希望圣明听闻后俯允我的哀求。臣想到早年遭遇家庭灾难，偏蒙母亲慈爱；凭借愚拙无知而受到特别钟爱抚育。享受俸禄还未长久，忽然遭遇风树之悲；永远无法报答恩德，只能徒然怀抱霜露之感。睡在苫草上、枕着土块，正是为了适合承受极度悲痛；若吃稻米、穿锦衣，便好像使自己安心，实在不合人情，也尤其扰乱国家制度。何况如今内外无事，左右又有贤能之人，共同辅佐圣明，哪里有荒废政务的事？若屈意颁诏，再起用我这个孤臣，在陛下驾驭国家的办法上，或许是想不遗漏旧臣；但在朝廷敦厚教化的道理上，恐怕反而会对百姓有所误害。何必拘泥于旧例而延续前代的错误？正可以保存《礼经》的原则，以谋求今日的善政。实行它就是合于义，并不困难；这岂只是陛下有复兴古风的美德，也能使愚臣得到侍奉亲人的道理，一件事不违礼，双方都得到妥当。况且臣在悲伤之余，衰弱和疾病一同袭来，精力已经耗损，精神尚未恢复。即使充任官员，哪里能够应付事务？如果让我等到祥禫祭礼终毕，大概可以稍稍恢复元气；得到这样的从容时间，才能准备再次听候驱策。伏望尊号皇帝陛下，以日月般的光明照临，以天地般的胸襟包容，体念母亲一生的恩德，怜悯人子无穷的痛苦，曲加怜恤臣最后的心愿，使我完成巨大的忧丧之事。臣的生命意志已经凋零，或许还没有弃尸沟壑；只要清明的恩光近在咫尺，终将希望俯伏仰望云天。悲伤感动更加深重，恳切的愿望也更加迫切。谢授知制诰表　欧阳修 臣听说，帝王尊居万民之上，而真诚的心意能够与下民相通；拥有四海这样广大疆土，而恩惠能够普遍施及天下，难道不全靠号令、诰命的发挥吗？然而诰命的言辞质朴而没有文采，就不足以流传久远、彰显圣上的谋略；华丽而不合典法，就不足以示范后世、成为天下的法则。担任这一职务，自古以来就难得合适的人，如今却让愚臣承当这次选任。恭惟尊号皇帝陛下具备仁圣的姿态，承受祖宗的基业，每天都更加谨慎，从未稍有懈怠。然而自从强敌固守不服、边疆用兵以来，陛下以勤俭率先垂范，忧劳之色常常显现在脸上。虽然有忧念百姓的志向，但亿万百姓还没有得到苏息；虽然有希望治理天下的心愿，但群臣还没有充分辅助。所以每当进用一个善人，陛下无不想以此勉励天下有才能的人；每当任用一位贤者，也无不希望把人才全部用尽。即使用爵禄来磨炼激励，还需要反复训诫，尤其要借助善于言说的人来晓谕圣上的至意；能做到这些的人，难道不应当予以任用吗？臣想到自己虽凭儒术进身，本来没有什么辞藻才艺可取，只是正逢当时文章浮华的弊病，偶然能够独自守持好古勤学的志向。本想去掉雕饰华丽的文辞，反而成了朴拙鄙陋；本来担心不适合当世的用途，哪里敢期望由此获得圣主的知遇？陛下对臣的奖誉特别深厚，对臣的任用也太过优厚，这就是臣恳切推辞三四次，直到言辞穷尽而圣意仍不回转、宠命难以停止的原因。还担心臣顽固而没有明白圣意，于是又派使者来到臣门前。恩典出于非常之举，按理不应屡次烦渎；等到臣俯首接受命令，恭敬阅读训辞，其中有一定能复兴古道的话，臣于是更加知道所承担的责任重大，早晚惶恐迷惑，不知如何措置。何况文字之职列在侍从之班，处于朝廷百官之中，这是超格提拔，不只是挥笔作文以求效力，更应当以死守节来报答恩德，只要有所驱使，必定尽心竭力。贺平定贝州表　欧阳修 盗贼的祸根偷偷滋长，神灵共同愤怒；果然凭借圣上的谋略，全部消灭了凶徒。恭惟尊号皇帝陛下推行仁德、养育万物，恩泽渐渐遍及人间；平日亲自实行俭朴，只把充实军备放在心上。至于多次捐出金帛，与边疆讲和，力求停止战争，大概是爱惜士卒。德泽如此深厚却无人报答，恩宠既厚反而滋生骄横，于是胆敢肆意作乱，自取斧钺之诛，胁迫驱使士众，关闭城门固守。既然违背上天、逆拒人心，本来就应当不用攻打也自行崩溃。何况圣明神武运筹谋略，将相协力尽忠，不遗漏一人，全都就地处以大刑。使悖慢者受到警戒而恭谨，使昏愚者知道将被诛灭，消除奸邪的萌芽，震扬朝廷的威令。臣有幸忝任一郡，欣喜听到圣上的德音。谢复龙图阁直学士表　欧阳修 恩典使臣恢复旧职，前此诬陷之事也得到昭雪，感激到了极点，心中惊动，眼泪随着言语流出。臣看见前代有才德的士人，蒙受君主知遇；有功德的大臣，功劳施于王室，可是尚且有人一旦遭受毁谤，想要申辩却没有机会，只稍微触犯权贵，灾祸就不可测量。至于臣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臣的才干还不如普通人，功劳对当世没有益处；任用我看不出成效，罢免我也没有什么可惋惜的。何况无穷无尽的谗言交相兴起并一同进来，处境危险的迹象已经如此，还有什么可以依靠而不倾覆呢？然而圣心没有忘记臣，恩意终于到来，在暧昧不明处辨明诬罔欺骗，在众多嫉恨中压制仇嫉。臣虽暂时身处谴责贬谪之中，却屡次蒙受升迁的厚恩。如今又特意加以甄别录用，恢复臣受宠的名位。以臣这样的愚拙，哪里比前人而独自特殊？推究臣的幸运，大概是由于亲自遇到圣主；对此应当怎样才能论说报答呢？再想到臣天生孤僻拙朴，本来缺乏才艺，只因勤勉学习古道，粗略知道侍奉君主的节操。如果面临危难尚且要效命，也应当不顾自身奋力向前；何况行善没有伤害，又有什么可怕而不竭尽忠心报效国家的？发誓一定尽心竭力，稍稍报答陛下的高明恩德。南京留守谢上表　欧阳修 谨慎严密地掌管宫门钥匙，岂敢忘记早晚戒惧？详细公布施政条文，向上用来符合皇帝的忧劳。所寄托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战兢经营的忧惧一齐涌来。臣想自己才干平庸浅薄，命运又奇特多艰，毁誉交相而起，两次都超过实情。宠荣超过本分，举动往往招来责难。想到报效之志还没有伸展，岂敢不竭尽忠心、尽力效命？只是因为风波可怕，便想着远远离去，深自隐藏。到如今六年，在外地又换任三守。学会苟且偷安而闭口不言，辜负平生志愿而内心惭愧。衰朽的身体容易衰败，牙齿头发已经凋零；美好时机难以得到，却还希望建立功名。哪里料到皇上的慈爱没有抛弃旧臣？把我从属郡提拔出来，委任治理著名的大都。这里是别京，旧日正当交通要道。若在簿籍事务上不勤勉，只在厨传供应上取悦过路人，假如只依循俗吏的做法，虽然能够避免过错，却没有古人的大节，也不足以报答君主。谢覃恩转官表　欧阳修

译天地发出号令，风雷鼓动运行，一气均匀施布，万物全都受到恩泽。于是臣也侥幸获容，得到褒奖升迁。臣想自己才干不及他人，见识也不能深谋远虑，只空有侍奉君主的节操，还不知道报效国家的方法。冒受宠爱、贪恋荣耀，已经超过自己的限度；面对利益、临近所得，竟一点也不知道惭愧。此次恭逢尊号皇帝陛下具有尧舜般的聪明、禹汤般的勤俭，修明前代君王的典章，继述先帝的遗志。昭然举行精诚的祭祀，亲临路寝，承受上天所降的诸多福祉，并推及天下而不私藏。臣当时受官守限制，只能讲习仪制礼文，不能同议郎、博士一类官员共同助祭陪祠，也不在诸侯进献方物的行列。既没有献上一句话，又没有执掌事务的劳绩，只是跟随守门者，一同享受余下的恩赐。天下之内，很难区别众人而独自推辞；臣惶恐局促而又处在高位，只能抚躬自问，不知所措。谢宣召入翰林状　欧阳修 使者的车进入乡里，君王的命令已经来到门前。这种事连里巷间都传遍了，哪里只是朝廷的旧例？士大夫肃然惊叹，认为这是儒者至高的荣耀。以臣的愚拙，哪里承受得起？臣私下认为，掌管文章，自古以来就不是轻职。所受待遇和宠荣极其优厚，甚至有称为私人近臣的说法；参与询问谋议、进献纳谏，因此又加上内相的名号。恩典既不同于常人，担任者就更难称职。臣想自己器量不宏远，见识也不周备明达，学问不能通晓古今的适宜，才能也不能适应方圆各种用途。久已在侍从之列滥受恩宠，却从未显出什么功劳才能。自从出任外藩，近来又遭逢家中祸难，苟且保存残余气息，才重新列于朝廷百官之中。漂泊沉沦于风波之中已有十年，如今天日般的圣恩又照临双阙。进见回答之时，头发已经如霜般萧瑟。皇上慰劳有加，玉色面容中流露出赐予的怜悯。形体精神已经如此，志向心意也可想而知。身体已经注定早衰，内心哪里敢萌发求取进用的念头？加上处境孤危，仇恨嫉妒交相攻击；进退动辄受群言牵制，议论又多次烦扰圣听。虽然承受天地覆载般的造化，屡次获得保全，但孤独困蹇而苟安，常常想着引退。哪里料到尊号皇帝陛下俯怜旧臣，曲加宸廷的慈爱？因内署官员缺额，让臣备员补缺。臣岂敢不勉励自己，寻求旧日学问，更加勉励前人的修养？感念皇上遗下簮珥而未曾弃置臣的仁德，竭尽已经疲惫的驽马之力。希望稍稍施展微薄功效，略微报答宏大的恩德。请求罢免政事表　欧阳修 臣听说，士人立身最看重的是始终不改变；臣下侍奉君主，最难的是进退合乎道理。如果没有重大过错，就应当妥善退身。古来做臣子的，能做到这一点的很少。臣近来侍奉先帝，屡次陈述这个道理。如今的恳切请求，大概正是被这种情势所迫。臣想自己见识不足以通晓古今，才干不足以谈论经国大业，幸逢盛世的清明，早年便从诸生中被破格提拔。当时参与儒学文章的选拔，处在掌管言语的侍从之列，每每受到群臣之上的过分奖誉，常常惭愧于虚名超过实际。到了晚年承受重任，更可以说是得逢时机。臣何曾敢伤害一个贤士？难道不乐于得到天下的赞誉吗？可是每一举动都成了臣嫉妒别人，每次毁谤都归到臣身上。人的爱憎不应突然改变臣本来的面目，这也哪里是臣有什么特别损害？大概是所处职位不合宜，任用超过了才能限度。只是身处权要之地，承受不胜枚举的指责和注视。周密防范本来是为了行走在危险之地，臣却反而疏忽任性；委曲迁就本来是为了顺从众人，臣却笨拙耿直而难以改变。难怪一抬脚就踩上祸患的机关，自己成了聚集怨恨的所在。又徘徊不去，于是毁谤议论交相兴起。谗言使舆论震惊，众人共同愤怒。皇上的圣明彻底照察，圣断毫不怀疑。孤臣终于从极大的冤屈中得到洗雪，四海之内共同欣喜于新政。至于依靠天地保全的力量，脱离风波险境的危难，使臣披散头发隐居山林，戴着幅巾行走乡巷，即使这样终老，也仍是幸运之民。何况如今拥有车盖、垂着车帷，荣耀值得欣喜；抚育百姓、访求民间疾苦，所托付的责任并不轻。只要能够在勤劳上有所效力，又何必分别内外？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之恩，俯察臣愚拙的心意，允许臣解除繁重职务，把臣安置在清闲偏僻之处。使事物各归其分，希望能够终于获得安全。臣并非没有知觉，岂敢忘记报效？亳州谢上表　欧阳修 臣才非宰辅，却得以奉身退居，分掌符节治理善地，仍然怀有窃取俸禄的惭愧。只是承受宠爱神恩，心中唯有战惧。臣所学不过章句腐儒之学，哪里足以治理国家？器量如斗筲般狭小，怎能担当大任？然而滥居二府，前后八年，承受三朝而误蒙知遇，竭尽一心而效命。至于枢机要务本应谨慎，臣却见到事情便立即进言；陷阱就在面前，仍横身而不躲避。私下考察前代，从未有能够保全一切的。一些怨恨从仇家产生，被构造成足以致死的祸患；在下面制造谣言的人，起初像含沙射影，只暗中希望击中他人；在朝廷公开宣扬的人，便放肆发出像恶枭一样的声音。谁听了不掩住耳朵？幸赖圣明在上，光明广大如日月，彻底查明诬陷，终于把谗害者投入刑罚。再想到臣性情实在愚拙，又不善于与人交接；事情常常轻信他人，大概是因为臣极其真诚，而对不肖之人又失于泛泛地施爱。平日与人握手，只希望结交道义之友；在朝廷为人扬名，常常求取别人言语上的称许。然而还没有沾到推荐人才的墨迹，羿的弓已经向臣弯起。由此可知识别士人多么困难，世人一定会把臣当作警戒。按常情人们共同厌恶这种事，别人将不肯吃臣剩下的食物；臣却与他们交游，既然不善于选择贤者，身处满盈还不考虑将要倾覆，自己招来祸端，几乎到了颠覆跌落的地步。上赖圣明的保全，才得以始终保全名节。等到恳切辞去重任，更加深切感受到皇上的慈爱。虽然躲避宠荣、辞去隆厚任命，只能做到离开职位；清贵资望和显要官秩，却反而更加滥受荣耀。无法逃脱侥幸的讥讽，实在有负内心的惭愧。这全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具有乾坤般的宽宏、尧舜般的至仁，察知臣自取怨仇本来由于孤高正直，怜悯臣力量难以勉强，实在是衰老残弱所迫。既使臣免于无罪受罚，又曲从臣的私愿，于是使臣同万物一样，各得其所，不再有失所的叹息。臣余生尚未终结，岂敢忘记一定报效的功劳？请求致仕表　欧阳修

译臣近来进呈封章，请求归还政务。恭敬地奉读诏书答复，却没有得到允准。臣退下后更加自我反省，哪里承受得起这种惶恐失措？臣听说，神圣的功业并不亲自宰制万物，却能使万物各自得到完全，是因为任其各顺自己的愿望。上天的鉴察极其明白，而一句话能够感动它，在于能够表达自己的真诚。臣敢倾吐至诚之心，再次烦渎圣明的听闻。臣本是一介卑微之人，却滥居二府之列；知道应以正直之道侍奉君主，每每以本心自信。然而既没有舍身效命的功劳，也没有先见之明。被任用已经超过本分，却曾不自量；遭受毁谤而不能忍受屈辱，却不知道引退。幸赖天地般的再造之恩，得以逃脱陷阱般的危机；仍蒙允许避开权要之地，使臣退居以安度晚节。如今却苦于衰老疾病，不能自我支撑；想到难以再冒受宠荣，才开始想收取尸骨、退隐。哪里料到圣上思念过于深切，天慈格外垂顾，认为臣虽然已迫近桑榆晚年，却还不忍弃置于草野。臣私下认为，古今制度沿袭不同。自两汉以来，即使处于三公的尊贵地位，每每上表交还印绶，多数亲自驾车回乡。早晨离开朝廷，晚上归返田里；一旦辞去高爵，便成为编户平民。哪里像大治之朝，深厚笃爱贤才的心意，每每显示隆恩的典礼，用来劝勉懂得适可而止的人？所以即使有归还政务之名，仍享有终身俸禄，本来已经不同于昔日的士人，与在位时的荣耀没有差别。然而依臣平素的心愿，虽然私下有退休之志，考察臣所请求的实际情形，尚且担心受到侥幸求荣的讥讽。伏望皇帝陛下以深厚的仁德而悲悯，以臣极其恳切的请求而怜恤，使臣解除治理州郡的职任，终于归居环堵之室。臣一定安闲度过将尽的年岁，沉浸享受太平之乐。只是臣辛苦劳作到白头，始终没有一件善行足以称道，辜负了圣明时代，也没有报答三朝的恩德；这种惭愧和遗憾，哪里说得尽呢？谢赐《汉书》表　欧阳修 俯身接受诏命，拭目之下仿佛顿生光辉。臣私下认为，崇尚文教、以文兴化，是实现大治首先要做的事；著录典籍、收藏图书，必须等到太平时代才能充分完成。汉室上承三代的统绪，而班固的史书自成一家；文字中有些讹误，大概是因为流传已经很久，于是下诏加以刊定，使后学没有疑惑，让方册上的文字焕然一新、更加光彩。秘书府进呈此书的开端，正要经历衡石般的校量工程；赐予书本的荣耀，通常只及于接近钧枢的臣僚，哪里料到臣这个身在外地的人也特别得到恩赐？这都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曲加圣明慈爱，俯怜旧臣，认为臣曾经列于近臣之中，不忍骤然遗弃；又怜悯臣自喜于文字之间，便让臣借此娱乐晚年。然而臣两眼昏花，即使感叹拿书阅读已经艰难，也要把书层层珍藏，只发誓传给家人，永远珍视。谢停止散发青苗钱并免罪表　欧阳修 有罪必定诛罚，这是常典；推究实情而加以宽恕，特出于深厚的仁德。听到命令后惊惶惭愧，反省自身而流泪。臣想自己不过一介微贱之人，承受三位圣主的奖誉知遇；宠禄已经很丰厚，却起初没有报效。筋骨身体已经疲惫，仍在此迟疑徘徊。皇上以宽大胸襟曲加包容，错误地把一方之地托付给臣。任职应当安抚风俗，责任在于替君主分担忧劳。正值皇上日夜辛劳，臣岂敢因循苟且、躲避事务？近日国家新设官司，主管财政的人大规模经营财利，以求均衡流通；分派使者出行的车辆，交相奔驰于郡县之间；全部发出旧日储藏的金钱，向农民取息。臣当时长期苦于昏聩衰老，起初没有详细了解其中利害；等到已经在舆论中大为喧腾，才知道这对民情不便。臣也曾略陈其中三项弊端，希望补益万分之一。正逢再次轮到班次发放，眼看已经迫近期限；虽然已经具状奏陈，却先擅自停止。根据这种专擅行为，理应受到谴责。哪里料到恭逢皇帝陛下深切垂念，俯怜臣朴拙，免按属吏议处，特意宽贷刑典？臣如草木般微贱，怎么会曲承天地般的施恩？臣岂敢不更加思考敬畏，更加勉励操守修养；戒惧小人执迷而继续做错事，希望君子能够改过；努力谋求微薄成效，稍稍报答宏大的私恩？请求致仕第二表　欧阳修 圣上的训诫恳切周详，又曲加慰问开导。臣愚拙的心意迫切，尚且敢再来烦扰，准备再次冒犯天颜；按理本应先伏在砧板刀下。臣想自己世代寒微鄙陋，少年时便遭遇奇特艰难，见识不能通晓古今，学问仅仅懂得章句；名声在刚开始做实事时便浮在实际之上，显出自己的无能，器量狭小又容易自满，一旦犯错便承受不住倾覆。只是早年幸逢千年难遇的盛运，错误地承受三位圣主的奖誉知遇；宠荣已经超过限度，忧患也随之而来。天生体质一向虚弱，身体还未老便先衰；大道本来平坦，却叹息力量不能前进，难以勉强。每当想到恩私无法报答，加上疾病交相侵袭，于是在初守亳州时，便决定逃往漳州的打算。到如今三次更改岁序，又两次更换州郡符节，而犬马般的身体已经疲惫，按理再也不能强壮。田地房舍如今已经很近了，现在敢再次竭尽蝼蚁般的诚心，仰求天地般的造化。何况如今时代不缺少士人，万物都能顺利生长；凫雁往来本来不因多少而改变，鸢鸟和鱼上下飞潜，都各自适得其所。如果能让这残破的身体得以退隐，或许可以稍稍偿还早年的志愿。伏望皇帝陛下哀怜旧臣，怀着隐微恻怛的至仁，察知臣一向真实而非虚伪的诚心，成全臣知分知止的节操，曲从臣的愿望。赐下答复说允准，使臣解下官印，离开官府，驾车返回故里；披着皮裘、披散头发，逍遥度过将尽的年岁；凿井耕田，歌咏太平之乐。这种荣耀和幸运，哪里说得尽呢？请求致仕第三表　欧阳修 恩德深厚如春日温煦，感激到了极点而流泪。虽然情势迫使臣心中危惧，不能自行停止；但辞表已经写满重叠的文牍，几乎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臣只凭至诚希望一定能够传达，亲自向君父求取怜悯，不再询问蓍草龟甲。臣想自己家世单薄平常，天性资质中等偏下，年轻时学习做官，本来不过为了免除饥寒，并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的机会，竟逐步升到显贵的职位。然而众多人才正当茂盛，蒲柳尚未到秋天却已经早衰；群马一同奔驰，劣马却在中途先疲乏。何况承受难以胜任的任用，私下超过本分地享受宠荣；风波忧惧使思虑越来越深，疾病侵凌使衰老也终于到来。所以自从辞去枢密政务，就愿意辞别车盖华服。幸而上圣具有至仁，念及臣是三朝旧臣，每每屈尊烦劳训谕，长久以来不忍抛弃。臣私下认为，臣知道侍奉君主必定以忠信为根本；言语不能顾及行为，就是欺罔。然而臣口中每天在乡里诵说这些道理，身体却坐享俸禄利益，面对至公的议论实在可怕，又有什么脸面能够不惭愧？臣每次自我省察，没有片刻安宁。臣因此不敢回避再三烦渎的过错，仍希望得到万分之一的怜悯允从。伏望皇帝陛下特别垂注上天般的慈爱，俯回圣明的听闻，察知臣前面所说的请求可以恢复，因为臣屡次请求已经有多年。哀怜臣这个愚昧下臣意志不改，使臣终于完成平素的志愿，顺从臣的愿望，把这残破的身体赐还给臣。臣如果能够向有关官署交还印绶，亲自驾着柴车上路，晚年的节操知道不会再有大过失，终身永远承荷宏大的恩私。进呈修撰《新唐书》表　欧阳修

译臣私下认为，唐朝拥有天下将近三百年，其君臣行事的始终、国家治乱兴衰的迹象，以及典章制度的精美适宜，都灿然记载在简册之中；但编年次序没有法度，详略失当，文采不明，事实零散。又过了一百五十多年，才得以阐明幽暗，补缀缺失，贬斥订正伪误，终于编成一家完整的史书，作为万世流传的典籍。完成这件事极其困难，看来也像是等待时机。恭惟尊号皇帝陛下具有虞舜的智慧而好问，亲自具备大禹的圣德而勤勉。天下和平，民物安乐，仍然专心积蓄精力，以求得治国的要领。每天与博学鸿儒和旧学之臣讲诵六经，考察阅览前代，认为商周以来国家长久存在的，只有汉与唐；不幸接续其后的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辞浅薄、意旨鄙陋，不足以振起史书的文采，使明君贤臣的奇功伟业，以及昏暴残虐、奸贼祸乱的祸根罪首，都不能显明其善恶来触动人的耳目，实在不能用来垂示劝戒、昭示久远，十分可叹。于是因近臣进言，正好符合圣上心中所忧，于是命刊修官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给事中、知制诰臣欧阳修，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龙图阁学士、尚书吏部侍郎臣宋祁，编修官礼部郎中、知制诰臣范镇，刑部郎中、知制诰臣王畴，太常博士、集贤校理臣宋敏求，秘书丞臣吕夏卿，著作佐郎臣刘羲叟等，全都承受儒学人才的选拔，尽数取出秘府收藏的资料，让他们讨论，共同删削订定。总共用了十七年，完成二百二十五卷。书中的史事比旧书增加了，文字却比旧书简省。至于篇名和目录，有的改革，有的因袭；建立列传、记载事实，有的增加，有的删减；义例、类别和凡例，全都有所依据；细微详尽的纲目条文，都另载在别录中。臣欧阳修主持这项事务，率领众人耗费岁月，实在不足以完成这部大典、称合圣明诏命，惭愧恐惧、战栗汗流、惶惶不安到了极点。贺南郊大赦表　宋祁 皇帝举行祭祀天郊的仪式完毕，举行朝会，推布慈恩；飞驰的驿使迅速传达诏令，各诸侯国纷纷庆贺。我私下认为，祭祀天郊极为重要，国家制度自有常规：凡是万乘之尊亲自举行，必定每三年往行一次，不烦劳、不懈怠。历代圣君相继遵循，以求安妥，从而使诸神会合、共同接受盛大的祭祀，累积隆盛繁缛的典礼，勤勉修治。恭敬地思念尊号皇帝陛下，承继宏大的事业，持守中正、布施法度，舍弃金玉璧帛等珍奇玩好，以俭朴示范天下，收敛如霜电般严厉的威势和玩好。把刑罚施于下民，能够勉励彰明德行，感格上天，使天地交融、太和之气熏蒸，覆盖我天下众民。回顾并思念天下亿兆百姓，祥瑞每日到来，于是急速完成天子上祭的礼仪。按照旧典，戒告日期，百官奉行，领受诏令以告示九州；旌旗拖曳着云气般的威仪，祭服如翠色蛟龙般舒展。异宫举行一次献礼，众神的佑助普遍升降而至。于是从阳灵之宫出发，前往迎候天元之旦；羽旄四面合拢，众臣登临祭坛台阶。献上左璧右琮的华美玉器，合拢衣袖而虔诚祝告；在祖坛宗庙题名排列的次序中，再次献酒助祭并进献祭品。于席上拜受嘉美的胙肉，祭柴高举，排列在云表之上。神灵之心与人相互感应，熙盛的典礼全部完成。然后回到中天之闱就坐，普遍施行如春风吹拂般的恩泽，改换颁布盛大年号，使新纪元更加尊崇。昭示神灵降祥，祈求寿命长久。赏赐有功者，赦免有罪者，已经被责罚者和患病者，都一同获得更新。开导百姓，使他们迁善改过，于是怀抱众多福泽，把皇帝的福祉推及无边的疆域。这盛大的时代有光辉，伦理纲常全都赖此而得以维持。臣是曾任旧职的官吏，完全见过前代朝廷的事情：有的舍不得牺牲玉帛来表示恭敬，实在不是明白的祭献；有的把所经过地方的租赋当作补偿，大概是因为劳役过重。谈论往昔很少有完整的，考订今日则绝无可比。所遗憾的是，清明的圣驾就在眼前，我却自苦于滞留周南。仍然执掌紫囊，却不能随从圣驾前往甘泉。如今只是排列班次，接受恩典和诏谕，均匀而充分地沾被欢悦之情。贺生皇子表——宋祁 宝祐年间众多福庆汇聚，天家宗支孕育英秀，喜庆从宫禁中腾起，欢悦充满天下。恭敬地思念尊号皇帝陛下，承受上天广大的命令，凝聚宏伟显赫的基业，使权柄纲纪相互治理；根本在于能够克制自己的防范之心，简朴素淡的操守成为安定之道，并显现出不待勉强而成的美德。又敬慎刑罚、减轻赋税，重视农谷、放松田猎；一方稍有饥荒，便系念而派遣使节；正当钱帛稍有不足时，便接续禁止滥铸钱币。百姓因此获得安宁和美好，神灵也没有怨恨，所以天帝欣然降佑，三位先王回顾护佑，留下美善的孙谋，彰显无疆的功烈；功劳归于君主，茂盛地开启多生男儿的祥瑞，恰好应合仲春之时，生下聪哲的后嗣。弧矢之礼已经完备，天家的华彩相互交映；这是翕侯、辟王所生的英才，本来就深远而绝异。远远听到诏谕，便一并仰面献上礼仪，群臣手执笏板相继趋进，欢欣于我君王有了儿子；美玉般的恩爱流布，天下人理当系心于此。臣刚离开近臣的行列，忽然承受吉祥的消息；续作《緜瓞》之歌，早已知道周德将长远地与之相参，却无缘像汉臣那样得到祭祀禖神的幸运。代人乞出表——宋祁 臣听说，器物的承载超过权衡，秤就会因此危险；马匹耗尽力气，驾车者就会很快颠覆。因为器物必须依照容量来使用，才能容易施行；人的才力超过所求，便难以勉强胜任。所以在功名地位之际，只有杰出之士才可以居处；至于强力任事之职，不是暮年之人所能胜任的。将要倾危的恳切心情，冒昧援引这些话。臣私下想到，臣本来只是以山野之人的身份寄托于经术，幸逢先帝余烈，超然充任从官，接受皇上的教诲和繁文典制，凭借极其愚拙而取得信任。出入丹禁之中，没有建立什么明白的功业；历任藩镇宣抚之职，也没有听闻有什么政教成效。尊号皇太后陛下、尊号皇帝陛下承奉谋训，却过分听信了空疏之言。朝廷简服之士列于庭中，陛下兼容并蓄、如大地载物；即使百般政务，也都让我参与听闻；每当万般防务稍有余暇，常常让我参与劝讲。七次经历年岁更替，始终没有丝毫长处。只有君主了解臣，足以验证臣的无用；国家有典章，臣也不能逃避贬黜幽退。况且臣自己知道得很明白，内心反省也极其熟悉。以一个微贱之人，遭逢千载难遇的时世。昌邑的俸禄，钱财并不是俸禄不厚；高冠大佩，并不是地位不崇；同僚都很贤能，并不是志趣不合；所处奏议多有可取，并不是言语不被采纳。本来应当努力遵守那些规劝，谨慎修治自己的职务，以答谢圣上的眷遇，为斯文增添光彩。只是犬马般的年齿已经衰老，桑榆暮景也已迫近；中年时疾病夺去壮盛之力，晚年时事务又损伤精神。

译天刚亮辨色入朝，站立的时间已经多到胜过跛足倚立；思考、书写、记诵诏命时，眼睛已经分辨不清燕和乌的形状。然而臣从去年秋天起，便愿意辞去近职，皇上的恩意不准许，反而加给宠禄。臣勉强支撑到今天，昏昧又更加严重，事情全都记错，疾病痊愈后身体反而更加衰弱。回顾四肢已经疲惫，理应辞职一次便停止任事。又想到臣的乡籍，世代占籍于郓州，既然依托枌榆故里，稍稍经营产业，实在不能胜过归葬故土的志愿；若能得到剖竹出任地方官的机会，或许还能趁余年聊以舒解疲病。况且前朝邢昺本贯曹州，也曾从禁中官署出任本乡的属部。臣今日所请，似乎已有前例。伏望陛下念及旧臣不可遗弃，怜悯孤独一生而年老将至，特降宽诏，使臣守护先世庐舍。想来这也符合大君任用进退的安排，以及微臣知足自止的本分。万一没有丝毫过失可以牵累至仁之德，所有适宜之处，臣还当努力思考，像卧治那样以简静而治理。仰请圣上鉴察，伏候严厉的惩罚。《宋文鉴》卷六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六十五 宋吕祖谦编 表 谢衣袄表——宋祁 冬季的时令已到，主管皮裘的官署依令办理，驿使疾驰而来，抚问边塞军屯，并把齐国竹笥中的精美衣物一同颁赐，平均带来吴地绵絮的温暖；覆盖身体既温暖又吉祥，束起衣带也显得华美。伏惟尊号皇帝陛下，至高的德行广泛施布，深厚的仁爱普遍惠及。想到官员将士凭此度过一年，恐怕天下有人承受寒冷；据高大车驾而体恤穷困，应当舒展忧虑、消除惨苦，何况寒冷的节序到来，必然使您恻然动心。特意因为边地严寒凝冻、执兵者手足皲裂暴露，屡次传下温暖的诏书，缄封赐给有花纹的袍服，灿烂得如白昼鲜明，温煦得仿佛春天来到。何况部校、什长，赏赐各有差等；偏僻营垒和穷困边障，都因喜悦而忘却艰苦，提起衣襟交相欢呼，牵连衣袖相继趋进。和气舒畅四肢，哪里还畏惧折胶的严寒？大恩压在身上，忧虑不能以穿戴衣服来报答；若有可以仰望酬报之处，臣也不知道即使轻身殒命都难以报答。谢换龙阁表——宋祁 停止入直，恢复门徒恩典；龙阁高职本来因亲近而自己请求，防备引荐、登记名籍以待授职，衡量这宠遇超过常例，实在无颜而惭愧。臣私下想到，先圣有所作为，群楼高阁确实由此兴建；辰居宫室庄严高峻，雾图积叠而广大；接续华美的创置而取得职名，是选取材能、开启荣显仕途，何尝可以轻易授予？伏念臣见识局量庸常浅陋，学术肤浅衰弱，入内参与玉堂事务，间或陪侍讲殿，只凭朴实忠诚、不加文饰，孤立耿直而自守；辨别泾水之清与浊水的分别，守持胶柱鼓瑟般的固执于晦暗的时世。依赖上天覆盖温煦，长久以来保全自身，恰逢臣兄庠从外藩被召回，重新参与大政，按理臣应当回避，也不能处在容易引起嫌疑的地方，于是叩头请求闲退，按一向的言辞反复陈述恳切心意，请求归还禁中名籍，使臣得以专心侍奉经筵。伏望尊号皇帝陛下认为这是出于公正，特意从换秩，罢去这种重要近职，使臣处于清闲之门，拂去仳儗的尘垢，容身于坛蜎般隐微的宝宇之中。何况臣出入禁中三年，便利地连续五次升迁，四次承受学士之名，很少见到有从官能与之相比。虽然平日已头发焦秃，疾病使身体瘦弱，器量不过斗筲，才能只如铅刀割物，仍当勉强振作而立身，以短补长；倘若有丝毫补益，发誓至死不忘。谢加端明表——宋祁 镇守边塞没有成效，却增加品秩以褒奖我，赏赐也一同颁下，臣内心和脸面都感到惭愧。伏念臣才力不能振作，不过是俗士偶然逢时，担任内朝臣十六年，学问不足以承受天子的询问，文章不足以代替君王发言，于是谋求外调，希望稍有补益。惟定武一道与契丹相接，是自咸平以来号称精强军队驻守的地方。自夏竦分设四师，韩琦开始统领九州节制，统领中军并分辖诸将。韩琦既然升迁，臣实际接替了他的职位。以一个懦弱的儒生，担当万人所系的要任，情理上难以推辞，便奋力承担而不顾自己的愚拙。然而臣所学习的是文学，未曾通晓军旅；使用的不是所习之长，虽然勤劳却没有成效，面对不懂的事务，技穷是必然的。因此两年任职没有一点成就，按法理在云殿之中，只有贬黜才合宜。哪里料到尊号皇帝陛下怜悯长期戍边的劳苦，排斥过分的毁谤；虽在远方仍予以录用，认为我的拙劣值得怜悯，收录云阁旧日资历，写入丹殿新的名籍，仍按经省品秩，不改为镇守藩方；众多徽章相继而来，使鄙陋之邑也夸耀起来；又多次降下严厉的防止推辞之命，切实拒绝臣的封还。臣也内心衡量自己的愚拙，旁听公议：如果按照礼数反复请求，恐怕显得不真诚；如果固守节操退还恩命，又似乎是在谋求早日罢职。若没有粗浅的使臣，谁来捍卫边疆？按惯例和格式除去杂音，谁能尊宠之数屡屡超过自己的本分而不感到惭愧？臣只能恭敬服从器用名位，每日三次反省以自我修养，即使九死又拿什么来报答？只是臣所想到的，边疆事务极为重要，敌人的诈术日益增多；用人或失人，关系到今日局势的轻重；知己知彼，关系天下安危。然而主管官署特意用苛刻法令相互牵制，守臣大都以避免生事为托辞；封侯之臣心怀畏怯，不敢有所举动；仓库空虚，正足以令人寒心。臣屡次上书陈述，朝廷却没有听从；稍稍触犯姑息之策，诽谤喧嚣立即而来。况且臣年老衰晚，素来自己知道愚昧，必定没有成功，徒然辱没了美好的恩命。希望慎重选择豪杰俊才，使他统领一方，布置长远谋略，羁制骄横的敌人。于是把胸中感慨全部陈述出来，私下附列于无知者的言论之中。朔方营垒地势卑下，君门又远隔如天；承受符命而免于入朝拜谒，手持绶带也知道这是荣耀。代陈州章相公乞致仕第一表——宋祁 臣听说，器物达到极限，勉强使用它必然倾覆；志向有自己的安处，违背它便将失败。因此有智慧的人不使才能超过限度来求取任用，仁慈的君主也不违背臣下的愿望而责求功劳。回顾自己的危险处境，冒昧援引这个比喻。伏念臣资质力量低劣，才略迂阔疏浅，侥幸具备中等人的才能，却在宰相府中待罪。宠遇随时日而增加，负担也随日子加深。谋划不善，紊乱相继发生。羌、夏尚有未被制服的耻辱，关陕地区有许多不得聊生的百姓；盗贼跳梁，草莽之众煽动结集。编户百姓的织机已经耗尽，远方地区的皮革也被蛀蚀。上面使皇帝焦心劳神，外面招来喧扰和讥谤。过错不是臣执掌的，罪责将归于谁？近来臣屡次倾吐肝胆，请求退休，希望免受不称职的贬逐，以赎无所作为的罪过。尊号皇帝陛下包容遥远荒僻之地，亲自晓谕告诫，必须等到郊丘祭祀完毕，才允许归还印绶；加给褒奖扶助，谆谆慈爱兼备。臣此时外有大义逼迫，内心忘却极其愚拙，岂敢悠闲自安，只能恐惧地办理政事。然而臣智虑浅陋，年老鬓衰，短臂难以伸到长袖之前，疲足困于新近羁绊之左。惭愧地尸居其位，转眼又过了一年。所幸陛下以百姓为心、以天下为尺度，舍弃枝末争论而接受戎帐归附的诚意，抛弃积滞事务来安抚辽地百姓的和顺。能够完成上祭礼仪，于是广布洪大的庆典。永远想到天下众多百姓，使他们处在倒置盂盆也不会倾覆的安定之中。臣能到今天，可以说是上天的幸运。若过了今天还不停止任职，将如何面对罪责？即使大度的君主能够容忍，舆论也难以遏制。又听说应当退职却继续进用，悔恨一定会追随而来；应当贬黜却仍被任用，伤害一定会更多。高位是招致自身灾祸的媒介，厚禄是容纳众人怨恨的所在。假使臣冒犯那些明白的戒令，苟且留在上司之位，玷污廊庙的仪表，遭受史官的贬斥诛责，即使死了也罪过有余。仁慈之心不忍这样做，伏望陛下察看臣像丹砂一样赤诚的心，怜悯臣暮年如指影般短促，于是容许臣交还政权，早日获得反省私身的机会；也不必穷究臣喋喋不休的言辞，便请垂恩开启可惜臣谨小慎微的心意，不要妨碍任用俊良。若蒙俞允，臣发誓绝不只是口头答应。乞致仕表——张方平

译臣私下认为，君主以保养休息为慈爱，使年老者、患病者得到供养；治理国家的常制，是做官者进退都各得其宜。臣不能承受任事的劳苦，于是上书请求退休，诏令很快下达，但上天的批准尚未得到。臣听说，献身于国家的臣子，前代经典已有明训。自古不能辞退的，即使礼制上偶有这种情况，也都是德业高尚、贤能卓越、功勋早有声望的人，国家倚仗他们而看重，内外依赖他们而安定；所加恩典因此特别优厚，所受宠遇确实无愧，所以义理能够顾全大体，众人也没有异议。像臣这样，只是空疏无能，早年侥幸被选拔提升，事业谋略没有建立，报效也没有施行，忽然到了衰弱疲惫之时，便请求引退，却又滥受厚重恩命，遥领直祠，位次列在执政班中，俸禄超过大夫的等级，职事忧劳却没有参与，官位责任也没有增加；上面扰乱常典，下面又惭愧于个人侥幸，怎敢不遵循旧典，再次陈述请求。伏惟皇帝陛下，以一气均施私恩，像大圆覆盖万物，使匹夫各自竭尽能力，伸展微小志向；万物依循生长，都承受周全成就的恩赐。俯察臣反复恳切的请求，特意降下允许之恩；臣即使奔赴紫宸殿，仍然怀有仰望圣驾的依恋，踪迹回到白社，终究仍怀着乐于圣道的心情。服阕谢复官表——孙沔 粗麻丧服刚刚在外除去，皇帝的诏命忽然降下。何况没有改变原来的次序，仍然能够处在近臣行列之中。拜受恩赐如此深厚，私下感到宠幸尤为过分。伏念臣出身寒微，偶然遇到盛世，没有依靠权贵来进身，只有清白朴素的操守来自立。蒙受君王眷顾而被选拔，逐渐升入禁中仕途，本来常常入内充任谏官，出外分掌使职。虽然敢于明目张胆地进言，内里多次输送忠言；又竭尽力量、勉励心志，外任时却没有显扬出治理百姓的功绩。不久边疆烽火稍有警报，王师有所行动，朝廷提拔臣为常僚，借给臣烦剧的使职。兵储方面的托付，已经多次更换；边帅的权力，臣也曾冒昧担任。历经数职，刚超过七年，转运漕粮并非所长，只是偶然使粮草得到充足；招抚怀柔没有多少办法，幸而各部落得以安定。因为慈亲年老，又加上精力衰耗，臣竭力陈述自己朴拙的心志，仰面冒犯圣听，恳切辞去益部之行，恰好获准秦都之请。因此虽曾接受任命，却未曾到官，果然因家中丧难而缠绕悲哀，奉着灵柩回乡安葬，偶然保全残余气息以完成服丧，生意全无，荣誉愿望也已经断绝。这都是因为蒙遇皇帝陛下具有天地容纳覆盖万物的德行，广大如日月照临的光明；凭臣犬马般的劳苦，曾多次承受驱策。至于臣如微尘水滴般的益处，也曾对高深的恩德有所补益。陛下降下中旨召臣回来，使臣参与旧日的职分，重新授予小铨之秩，再次登上延阁的荣位。臣怎敢不谨慎修治吏治方略，勤劳憔悴地办理王事？从前为了奉养老亲，还应当避开危险而趋向安稳；如今已经成为孤身之人，自然可以把自身献给国家，发誓谋求大的功效，希望报答洪大的恩典。扬州谢上表——刘敞 臣不过一个人的才力，没有什么善行值得称取；扬州千里之地，所承担的职责并不轻。仰面承受恩荣，退下后反而增加惭愧和恐惧。臣听说侍奉君主的行为，没有什么比爱护君主更重要；而爱君之臣，没有什么比离开国都更为重大。汲黯留下的言语，李息所仰望的道理，都是把忠意献给本朝，古今传为美谈。贤哲尚且把这视为余事，何况臣本来只有微薄的技能，恰逢这昌盛时代，幸而得以出入周卫禁中，在侍从末列优游供职。手执槖囊、簪笔随侍，希望少有过失；佩剑带衡，足以亲自效力。哪里是轻易离开严密宫禁的供奉，偷取个人便利安逸呢？只是因为避嫌避亲，朝廷内外都有明文规定；因事补任官吏，也是朝廷通行的规制。幸蒙赐下允许的诏书，实在不同于共同治理国事的选任。伏遇皇帝陛下，胸襟如天而容纳万物，圣明资质足以尽知人情。衡量臣的忠诚，并不是有意违背象魏所示的法令；察看臣的浅陋见识，也还足以寄托百姓社稷的安危。陛下慨然降下仁德的诏音，把符节和竹符交付给臣。臣怎敢不勤勉体恤百姓的疾苦，奉行宣扬皇上的恩德？自我修饰固陋的内心，希望能够施行平易和乐的政务。谢加学士表——刘敞 常人的情感，得到所求便欢喜；智者的思虑，超过自己的职责便忧惧。如今边防虽然严整，统帅的责任相对容易；学者虽然众多，儒臣的选拔实在困难。臣哪里能贪求立即应声的愿望，忽然忘记非分的职责？因此惊惶失据，欣喜和恐惧同时交集。本来想辞谢荣宠，却没有获准奉命。伏念臣以微薄技能，鄙陋地出身于诸生之中；内没有子产那样润色政教的才能，外没有山甫那样将明政务的作用。长期掌管训诰，多次治理藩镇，至今已有七年。微小功效没有建立，却仍得以列于外廷末位，听闻长者之风；间或参与分章，平议臣下的奏章，依据大体匡正宗庙礼仪，苟且想要纳忠，不敢违逆众人。然而谗人巧饰言辞来肆意诋毁，执法之吏挟怨进行中伤。正在那时，几乎无从免脱。圣心预先觉察，公议还在，浸润式的谗言没有得逞，震惊的众人也因此停止。风波可怕，实在多蒙天幸。内心私下怜惜自己，害怕长久获罪，便请求出守千里之外，希望借一次麾节之行得到警醒。不料尊号皇帝陛下生成万物、曲意保全，覆盖滋润没有止息，进而参与金华殿讲学，增加儒林的光彩；把西州交付给臣，正合臣平素的愿望，所望本非所及，幸运实在无边。普通人即使只得到一饭之恩，庸士即使只得到一次信诺，尚且能够舍生入死、建功立名。何况臣连续承受数十城封地的重任，又兼有四千石的俸禄，凭此宣扬明君的威信，抚养下层百姓，竭尽自己的愚忠，希望光大悔过之心；以此谋求报答，岂敢说是空话。贺皇长子封公表——王拱辰 建立亲属封国，以屏障和辅佐王室；封立皇子，使其成为维城，安定国家的根干。于是隆重宣扬美好的诏命，遍告群臣，使四海共同感到欢欣，使朝廷共享盛大的庆典。我私下认为，宗室藩王蒙受祥瑞，贤德亲戚分守疆土；周朝列置诸侯国，半数是姬姓而开拓土地；汉朝拥有天下，非刘氏不得封王。这些都是为了使根本枝叶更加繁盛，维系京城王室，使鼎祚绵延于天地之间，使宗庙的社稷坚固如山河。适逢我熙盛的朝代，更加隆重地施行美典。恭敬地思念皇帝陛下，承继皇统，扩大宏图，善于启迪后代谋略，远远遵循祖宗的基业；尤其顾念元良储君的重大地位，已经显露岐嶷英秀的资质。开始开拓南方疆域，尊贵地加上上衮之服；离明之象和震卦之义预示帝王事业无疆；海水润泽、星光照耀，天下都拥戴我君王有了儿子。臣留守近畿，踪迹远离华美宫阶，侧耳听到恩典诏章，举止之间更加欢欣鼓舞。永兴谢上表——司马光

译承受的恩典极其重大，承担的责任尤其深重。臣巡抚官吏百姓，宣达诏令。臣见识思虑暗昧浅薄，规划作为疏阔粗略，只知道以愚忠屡次献上狂直之言。臣侍奉三代君主，操守始终一心；只是近来年齿鬓发逐渐衰老，疾病疹患交相袭来，未曾有过谋议思虑的功效，却长久玷污侍从的行列。既然没有补益本朝，便请求自居于散闲之地。没想到圣上的恩泽又把名都重镇交给臣；重要的权力，臣自知不能胜任，但事务烦剧的地方，又难以坚决辞谢。受命以来，安置自身没有适当之处，匆忙上路，刚刚到任。这里是咸秦之地，过去属于京畿；山川清丽，土地肥沃。若论平时，确实是安乐之乡；但在今天，恰好遇上荒年。夏季长期亢旱，禾苗青而不秀；进入秋季淫雨连绵，禾穗发黑腐烂而没有收成。官仓粮食全空，家家缺少储藏的粮食，背着婴儿逃难的人接连不断，道路上到处是流离者。老弱者忧虑将要填沟壑，奸猾之徒蓄谋作乱。此时正应安静，不可动摇。譬如烹煮鱼，不去烦扰它就不至于糜烂；又如栽种树木，任其生长繁殖便自然茂盛。臣谨当策励疲弱的才力，磨砺朽钝的资质；智力所能达到的地方，勤劳辛苦而不推辞。即使因此失去职位、危及自身，也终究不使百姓受害、辜负国家，希望略有补益，以报答大恩。进《资治通鉴》表——司马光 先前奉诏编集历代君臣事迹，又奉圣旨赐名《资治通鉴》，如今已经完成。伏念臣性情见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务都在别人之下，唯独对前代史书略曾尽心，从年轻到老年，爱好它而不知厌倦。常常忧虑自司马迁、班固以来文字繁多，即使平民之士也不能读遍，何况君主每日有万般政务，哪有闲暇周遍阅览？臣曾经不自量力，想删削冗长，概括要旨，选取关系国家兴衰、牵系百姓安危、善事可以效法、恶事可以警戒的内容，编成一部编年史，使先后有次序，精要和粗略不相混杂。私人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完成。伏遇英宗皇帝凭借睿智的天性，施行文明的政治，想要遍览古代事情，以扩大宏大的治国谋略，于是下诏命臣编集。臣从前的愿望，一旦得以实现，踊跃奉行，只怕不能胜任。先帝又命臣自行选用官员，在崇文院设置书局，允许借用龙图阁、天章阁、三馆、秘阁的书籍，赐给御府的笔墨缯帛以及御前钱来供给果饵，以内臣作为承受官，所受眷顾待遇之荣耀，近臣也没有能及的。不幸此书尚未进呈御览，先帝便离弃群臣；陛下继承大统，敬慎承受先帝遗志，加以冠序之宠，赐予美好的书名。每逢经筵开讲，常常命臣进读。臣虽顽愚，蒙受两朝知遇如此深厚，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足以报答。只要智力所能达到，岂敢有所遗漏？后来差遣臣知永兴军，因衰病不能胜任烦剧的治理，臣请求改任闲散官，陛下俯顺臣的愿望，曲意赐予容养，差遣臣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并提举嵩山崇福宫，前后六任；后来才允许臣把书局事务随身办理，供给俸禄品秩，不责求具体职务。臣既无其他事务，得以精研极虑，穷尽所有才力；白天的时间不够，便接着用夜晚，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堆积如山，浩大如渊海；抉取幽隐之事，校核计算细微差异，上起战国，下至五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大略列举事件纲目，以年月为经、国事为纬，备供检索，作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定其中同异，使之归于一途，作考异三十卷，合计三百五十四卷。从治平年间开设书局，到如今才完成，岁月拖延已久；其中抵牾之处，臣不敢自称能够完全保证，罪责重大，本来无从逃避。再想到臣离开宫阙十五年，虽然身处外地，区区之心早晚醒睡之间，何尝不在陛下左右？只是臣驽钝蹇拙，没有别的施展之处，便专心从事著述，以报答大恩，希望竭尽微小力量，稍稍补益如海岳般的国家恩德。臣如今筋骨瘦弱憔悴，眼睛昏花，牙齿所剩无几，精神识力衰耗，眼前刚做的事情，转过脚步便忘记。臣的精力已经全部用在这部书上。伏望陛下宽免臣妄自著作的罪责，察看臣愿意效忠的心意，在清闲燕居的时间赐予省览。以此监察前代兴衰，考察当今得失，嘉奖善行、怜悯恶行，取其正确、舍其错误，足以勉励考察古代的盛德，登上前所未有的至治。使四海群生都蒙受福泽，那么臣即使尸骨埋在九泉，志愿也永远完成了。谨奉上此表陈述进献，以供圣上闻知。蕲州谢上表——吕诲 三次进谏便逃避，岂敢毁弃大节？只是奉一支麾节出任地方长官，实在是出于宽大的恩典。全族都分享荣耀，终身都知道惭愧。伏念臣性情戆直昏昧，所存只有忠诚朴实；深切地爱戴君主，只知道尽到道义。从前议论尊亲的礼制，多次表现出关于继承统统的言论。哪里料到左右近臣首先违背经义，于是开启了异同之论？上达天听，直到颁下慈寿太后的亲笔书，又采用定陶王的旧故事。那些结党奸邪的人，大概希望宏博的要领；荣致王的谋划，并不以哀桓的乱制为羞。事情虽然已经具备，义理上仍有不安。臣忝列宪司，正当承担言责；既不能排斥邪佞之人，将凭什么振肃纪纲？臣的心不像磐石那样徒然坚硬，力量想挽回天意却无从做到。容身而毁弃职守，怎么逃避公议？拒绝诏命而离开官职，死一万次也难赎其罪。幸赖陛下至明而全面照察，完全包容；正当求治之初，务必广泛接受忠言的益处。臣的言语虽违忤圣旨，但陛下察看了其中的诚意。罪责不以姓名为主，不重加追究，只施行从轻的法典。授予臣淮甸的符节，划定江边土地。那里鱼稻丰饶，确实足以舒缓困乏；治理民社责任重大，臣得以施展勤劳。天幸接连而来，国恩更加深厚。退下后思考如何补过，更加精心地从早到晚防备；凡是知道的没有不做，更加勉励始终不变的节操。仰面报答洪大的造化之恩，发誓竭尽自己专一而愚拙的心力。奏乞致仕表——吕诲 臣冒昧竭尽愚诚，上书冒犯圣上的慈爱。伏况微臣本来没有长期疾病，只是偶然遇到医者用药行术违背医理，完全不知道脉候有虚实、阴阳有顺逆，诊察有标本，治疗有先后，胡乱投用汤药，大都任凭个人情意；在指下诊脉时一有差错，祸患便延及四肢，渐渐形成风痹，于是难以行走。不只畏惧肢体歪斜之苦，又将担忧心腹发生变化，形势已经到了这一步，还能怎么办？即使如此，一个人的微贱生命本来不足以挂怀，但九族所托付的事情，实在令人忧虑。因此想要逃离俸禄以偷生，不等到年满便交还政权。只是回顾平素志愿，几乎辜负了清明时代；力量既然不足，实在是不得已。况且仰仗圣明鉴察臣早有谋虑而孤忠独立，进可以知道不适合左右近臣的容貌，退可以知道荣辱进退的分际；希望陛下使臣保全节操，显示曲意成全。臣不避再次烦扰圣听，想请求退休，仍不愿改任其他官职，请早日赐予允许。臣无法胜任仰天恳切激切的至诚。潭州通判谢上表——唐介

译当初被贬窜到岭南，人们都说臣必定会死。等到改调湖外，恩德实在等于使臣重生；又恢复原来的官职，使臣参与一郡政务。仰承已经完成的任命，越发激发微小的忠心。臣私下想到，臣出身寒微，立身孤直而无所依援；历任官职二十年，才能只做到郎曹副职；入朝一年多，幸而兼任风宪之职。臣自以为遇到圣明的政治，担任言责之官，只知道以忠义侍奉君主，不顾祸患会降临自身。凡是上奏，必定完全出于至公。同行的人替臣担心，奸邪之人见到臣便咬牙切齿。臣本来想成为陛下的耳目，努力副应东方求贤的意旨，不能像鹰犬一样替他人效力，以求自己进用。内心虽无愧，行迹却已经十分孤立。正值权臣专擅朝政，放纵私欲而损害国政，臣便献上忠诚，希望稍补尘埃。面对天子时未能尽情陈述，在天威之下最终也无法自行辩明；一时获罪，逃身万里，流离于远道，几乎满一年，被摈弃在荒远之地，本来甘愿领取散秩。哪里料到皇帝陛下顾全国家大体，察知臣的愚忠，想要招纳谏官之言，免得成为后世的鉴戒？三次推布皇恩，特意授予臣一官；因邕广地区有盗寇侵扰，选择湖湘地区的守臣和副职，使臣跟随征讨事务，得以辅佐郡政。然而臣粗知义理，略知臣节；纳忠而获罪，即使百次贬谪也心甘情愿；竭尽劳瘁以报答君主，即使九死也不后悔。臣谨当更加勤勉地守持官职，以帮助军队兴作；早晚思虑谋划，希望免于败坏事务，哪怕只有毫厘补益，也稍稍报答大恩。贺册皇妃表——王安石 册立皇妃的盛大礼仪，从宫闱中开始；欢乐安康的声音，传播到四海。伏惟陛下考察古代的典法，以自身来治理家庭，于是凭借妇人的美德，使皇妃辅佐坤仪之政。正如《关雎》歌咏求得淑女，是为了没有险僻谗谄、私下请托之心；《鸡鸣》歌咏得到贤妃，是因为有警戒君主、相互成就的道理。这样做是为了辅助治理，并不只是施加恩宠。臣生逢明时，亲眼见到盛事，祝愿圣人多子，便仰慕尧帝封禅的盛德，想到以美好的德行作歌歌颂，哪里会惭愧于《周雅》？贺生皇子表——王安石 嘉庆系传《欢欣总集》。臣遍观古昔，凡是承受福祥，能够与天相配而长久的君王，都是有子孙至于千亿。伏惟皇帝陛下，《鳬鹥》的雅诗使神祇喜悦，《芣苢》的风诗使黎庶也得到安乐；弓囊承继燕禖神赐子的回报，旌旗又应验罴熊入梦的祥兆。无边的美好福庆，永远保有桑根般牢固的基业；家室盛大而兴旺，正可看到椒实繁多的景象。臣曾经玷居近臣之职，长久空受荣禄，特别承受如此非同寻常的怜爱，哪里能胜过私下深切的喜悦。又表——王安石 皇室的气运极其兴盛，天家宗支更加繁茂，圣德所照临的地方，欢欣鼓舞无不相同。臣听说史书记载文王庆誉绵延，岂止有十个儿子；《诗经》歌咏太姒美德相继，于是达到百男。开始勤勉修治，福祉便由此繁多。恭惟皇帝陛下，道德覆盖天下，德行超过往古，万民都蒙受福庆，已经享受和平的欢乐；神灵赐下福佑，果然承受子孙繁衍的祥瑞。臣曾经玷居近臣之职，承受特殊褒奖；但因旧病困顿，想随众进趋而没有资格。又表——王安石 福祉扶助宗庙社稷，庆祥接连降临宫闱。凡是得蒙照临的人，都一同鼓舞。臣听说，有秩秩幽幽的美德，所以成婚而显现祥瑞；有众多和敬谦让的风俗，所以家庭和睦而多子。能够参与这盛美之事，确实是属于昌盛的时代。伏惟皇帝陛下承受上天命令，继承烈祖的福业；宗族枝叶正茂盛，以光大世代相承的德业；功业能够昭明，永远依赖后代的谋略和安乐；远远追随后世孝道，继续赐下无疆福泽。臣长久玷辱恩宠，外任又承受属地重任；四方来朝庆贺，臣只能远望双阙而无从趋进；万福共同汇聚，抚摸微薄的身躯，也感到有所依赖。又表——王安石 宫闱中继承喜庆，四海共同欢欣。凡是承受上天覆盖的人，都一同欢呼击壤。臣听说《螽斯》说的是子孙众多，《王者》之诗歌咏华封人的祝愿，多子也被称为圣人的事情。恭惟皇帝陛下继承祖宗显赫的美德，效法上天而彰明圣德；成就文武之臣的忧劳勤勉，完成尧舜般的仁爱孝道。居于众人之上而无可匹敌，莞席竹簟的寝处已经安定；传承宗族而有祥瑞，弓囊祭祀屡次得到应验。祖宗遗留的谋略正长久，神灵赐予的福佑因此光大。臣寄身于藩屏之职，蒙受圣上褒奖；虽不能显达于世，却也是世家，实在参与了荣耀和喜悦。即使经历万年，臣的心哪里敢忘记这庆幸和依赖。漳州进珠表——王冕 宋大中祥符六年春，王冕从庐陵调任，主持治理漳州。第二年三月，龙溪县属邑的百姓丘▯在九龙溪撒网捕鱼，得到一颗珍珠，周围宽三寸七分，其中有七颗小珠，如同七曜。像七曜那样排列的还有无数颗，县中不敢留藏。珍珠刚发现时，漳州王冕仔细看它，觉得非常大，欢欣鼓舞。当日召集属下官员来检验，大家又互相庆贺说：‘珍珠是最珍贵的宝物。君王的德行深厚达到泉源之处，珍珠才会出现。如今皇帝仁慈而圣明，正以宽厚慈爱覆盖天下，珍珠出世来彰显圣明时代，是应当的。又珍珠这种东西，色泽莹润、洁净、明亮、清澈，正是教化百姓的象征。’于是写表进献，不久奉到诏书，表彰这件至宝。王冕既然有幸主持政事，能够得到这件宝物，又担心此事后来湮没无闻，便把它刻在坚贞的石碑上，立于公署台阶的左边，用以永远流传罢了。臣王冕说：‘臣听说，皇帝的谋略确实充实，上天于是显示祥瑞；圣人的德行上达天听，大地便不收藏宝物。那么前件珍珠，莫非不是蛇口中产生的异物，而是蚌胎受到感应、必然相通？它生在烟雾笼罩的潭水之中，没有腿脚却来到这里，忽然处在珍宝铺陈的中间，外面闪耀着月华，里面洁白地含有星光。这大概是皇帝陛下斋戒庄敬、奉行大道，以清静教化百姓，体察乾道至极而执掌符命，使坤灵降临而献上祥瑞。’ 远远考察可信的史书，它与照乘珠的光辉大不相同；深入考究记载祥瑞的经典，也不像湄川所出的珠色。臣在郎署中执掌兰台之职，又出任封侯之地的长官，幸而遇到江海间的珍宝，不能藏在外郡，只得屡次接续梯航之贡，冒昧烦扰宫廷。臣仰望上天、依恋圣主，惭惧激切至极。《宋文鉴》卷六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六十六 宋吕祖谦编

译表 谢知制诰表——王安石 这是极其高贵显荣的选任，想要报答它，却担心自己固陋，以获得荣耀为恐惧。臣私下认为，自古招揽有智慧才能的人，因而使他们成为侍从之臣，难道只是依赖他们的虚名，认为他们能够为国家增色吗？大概是要收取他们的实际功用，与他们共同辅佐君主。何况号令文章本来就难，讨论润色又是托付给他们的职责；如果失职而不能胜任，就会为时代招来羞耻。伏惟皇帝陛下亲具圣明资质，抚临长久安定的时运；处于趋应时势、急于救治弊病的局面，守持皇位又有保持盈满的困难，正应当得到俊良之士来陪侍左右、弥补遗忘。掌管明白的诏命，出入禁门，一旦有人失职，尤其会成为累及君上的过失。臣是漂泊孤单的卑贱士人，鄙朴的平常之人；起初做官是为了奉养老亲，求学便没有专心只为自身。近来屡次承担烦剧使职，渐渐侥幸获得虚谬恩典，内心怀有尸位食禄的惭愧，仰面辜负受禄而应当建功的愿望。又蒙采择提拔，以至于超越常格。君主看待臣下，不把臣等同于犬马般的卑贱；臣下报答君主，也希望使君主达到冈陵般崇高的功业。何况臣年轻时学习文章，粗略知道名教；一旦遭逢机会，超过众人，便只应当在明盛时代竭尽节操，哪里敢只顾个人打算？江宁府谢上表——王安石 臣违背诏令，拖延经过岁月。先帝升遐，臣既未能奔驰道路前往奔丧；陛下即位，又未曾入朝瞻望宫阙。所忧虑的是后来受到刑罚诛责，哪里敢希望反而加授官职？即使勉强努力，仍然害怕跌落倾覆。臣听说，应当根据职任来考核群才，以宽厚省察来沟通众人的志愿。倘若有人怀抱才能而可以任用，即使身负疾病也应得到容纳。像臣这样，曾侍奉先朝，忝任外制官；拳拳以国家为念，虽然有愚忠，却只能劳碌随人；空受荣禄，含着哀痛离开官位。疾病缠身多年，仰望圣光的希望断绝，只得被分派到闲散之地。伏遇皇帝陛下继承至尊之位，俯察幽微，延请臣承担三节使的重任，交付十城之重地。近来因为祭祀，特意加以褒封，又再次下令曲意优待，因驿传一并赐予恩命。只是当地风俗美好，向来没有狱讼的烦扰；臣久居寄托于祖坟之地，大略熟悉当地乡里。臣虽然闭门不出，大概也没有废弃承接教化流布的职责；等到入朝，也或许不妨碍养病。何况恩意殷勤已经逼近，推辞退避也不被容许，臣怎敢不稍稍尝试自己体力能够承担的事情，恭敬奉行诏令条文来治理，希望逃脱大的罪过，仰面称当这特殊的恩宠。谢翰林学士表——王安石 臣听说，臣下侍奉君主，忧患在于不懂治国之学却居于宠位，怀有冒昧妄为之心；君主蓄养臣下，忧患在于不能察辨名分与实际，只听取言辞，没有恻隐体恤之意。这正是拥有天下国家者难以任用臣下的原因，也是有道德之士难以进取的原因。学士一职清贵而地位重要，以讨论政事、讽谏议论为职责；若不是远能知晓先王之道，近能洞察当世之事，忠厚笃实，且有足以咨询而不致疑惑的廉耻操守；又有足以草创、润色文章，可以托付而不负所托的才能，那么处在这个职位上便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像臣这样不肖，涉猎圣贤之道尚未精通，本来没有卓异过人的才干，只是勉强有一点自守的长处；至于顺从君意、提出明白建议的大体，有时又疏略浅陋而不知道加以忧虑，加上疾病缠身，久被弃置乡里，起草诏命的技能荒废多年，勉强治理一州，已经是冒昧玷居禁林选任的人了，哪里能够胜任？伏望皇帝陛下亲自秉持圣德，承继圣明基业，对于群臣贤能或否已经考察审慎；对于他们的言论，又能虚心听取。因此，陛下聪明睿智、神武有为的实际，已经在施政中显现出来。登基时间还不长，天下人却已翘首踮足，盼望唐虞、成周那样的太平盛世。臣在此时蒙受征召，按报效国家的义理本应如此，怎敢不磨炼洗濯已经衰退的心志，温习探索久已荒废的学业，上以准备应答陛下的咨询，下以供奉职守所应尽的责任。谢赐对衣鞍马表　王安石 从朝廷大庭赐下显贵的服饰，用精美的金属带子束好；又从内厩牵出名贵的骏马，配上斑斓的装饰。隆厚的恩典降临，臣这朽拙之身也知道荣耀。臣私下想到，自己力量微弱、见闻浅陋，长久以来忧患疾病积聚；在内曾列入从官之选，在外又分任守将之权，仅仅免于谴责，还担心被召回。论议政事、润色诏令，未曾以微薄劳绩有所贡献；衣服、被褥和车马，却早已承蒙特殊赏赐。这都是因为皇帝陛下对于庆功赏赐十分优厚，招延人才又很周详，借此表示眷顾，使臣知道奋发自励。臣发誓竭尽愚诚以报答，愿不至于有徒受赏赐的嫌疑。谢赐弟安国及第表　王安石 朝廷求取俊杰，恩泽远播到民间；皇上的光宠施加下来，首先及于臣的家庭。臣切实想到，陛下亲自处理国家政事，听断万机的劳烦，却能察知孤远之士的品行；略去凭借门第资历参加贡举的旧法，而防止有才之士被埋没。山林中所传诵的人才，难以遇见；乡里间所惊叹的人物，又很少被发现。伏望皇帝陛下，德行与上天相合，光明如羲和，广泛照临四方，洞察万物。像臣的同胞弟弟，是世间少有的奇异之人，年少时遭遇忧患凶厄，从寒苦中自我奋发。虽然积累学问、勉力修行，略有一时的声名，却因同道少、朋侣寡，仕进的希望几乎断绝。哪里料到圣上的听闻竟俯及幽微之处，终于使穷困道路上的人坐受显贵宠荣？陛下用诏书嘉奖他，让他考试才艺；赐给他科第，并授予官职俸禄。他不能侍奉双亲，已经永远失去了奉养的机会；如今志在仕进也不是为了自己，应当共同发誓捐躯报国。进修南郊式表　王安石 郊祀大典事关重大，删改编修的才力实在困难。臣以微薄才能，冒昧承受遴选任用。臣听说，以孝道配享上天是最大的孝，以圣德享祀上帝是圣人的才能。越过我朝百年的盛明时期，又因循五代流传下来的弊病。祭祀前期的戒备和器具准备，常常使人因此骚扰不安；临近祭祀、检视事情是否办成时，又有可能草率从事。已经施行的礼仪规格，官府却从未加以记录。因此国家讲求燎祭禋祀的最高礼仪，便命臣等承受编撰整理的任务。明诏下达至今已经满年，才终于完成篇章。仍然因循旧例而采用，只特别删去其中繁杂冗余的部分。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具备圣明神智的资质，立志成就文治武功；嘉奖任用俊杰，使他们敬承上天。万物正当茂盛，以诚实之心进献而无愧；人们都具备明智，也知道因陋就简是可耻的。陛下本来将要制定礼乐，恢复周、唐的旧制，难道终究只是沿袭诵习传闻，守着秦、汉遗留下来的制度吗？那么这部书，就好比大车开始推动车轮，又好比营建明堂的开端。推究根本而知变通，确实可以供将来考察；随时施行而适合时宜，也不能说毫无补益。谢男雱除中允说书表　王安石

译恩典突然加到臣的私门，超过常格很多；事情有时会连累朝廷，实在难以冒昧接受。仰承陛下烦劳睿明训示，曲折说明深厚心意。永远想到这种特殊眷顾和奖拔，实在加重了臣战战兢兢、惭愧至极的心情。臣想到自己最初承蒙召用，得以侍奉词林；随后又蒙赐赞书，使臣陪侍经筵。稍经岁月，却没有丝毫可以补益朝廷的贡献。臣私下看到陛下的圣智日益进步，反省自己的浅陋见闻，知道难以胜任。何况臣的儿子，仍有童稚之心，尚且迷失于求学仰道的方法，哪里配得上陛下招延人才的礼遇？恕己必须量度君主，臣不敢因为私情而自我推辞；任官应当选择合适的人，顾念即使已有成命，也应当改正。臣冒昧陈述可以辞避的道理，向陛下不可冒犯的威严进言。伏望皇帝陛下屈尊优容，垂赐精心裁答。陛下或许认为，大人照临天下的道理广大，应当培养人才以防备其志意；小人诵说之才虽专一，却不能仓促忘记他的卑微。陛下褒美称许十分厚重，训诫告饬也更加严厉。臣揣度实际情形仍感不安，寄身此职更觉惭愧。又想到自古以来君臣相处，从未有如臣父子所遭遇这样优厚的。如今正是任用儒者之时，而讲习经艺的职位尤其难当。典谟等经典正将进呈，臣实在参与讨论备查；诰誓之文尚未完成，臣已经接连承受奖擢。在乡里获得世代相传的官位，在朝廷继承家学。若不是忘却自身，又凭什么报效国家？陛下知人善任，臣已经获得明白的荐举；既然已经委身受职，便当教导太子以忠诚之道，发誓永远担当平素坚守的节操。乞皇帝御正殿复常膳表　王安石 阳春使万物生长，偶然降雨稍有失常；陛下睿明体恤百姓，便立即侧身自我节制。德行已经用来消除灾变，天数有时却关涉非常。当恢复常规礼仪，以使群臣安定。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天性仁慈，广施恩惠，神明洞察而曲意成全，亲自忘却晚食的劳苦，坐而讲求日新月异的政事。四时调和有序，万物获得和气，正当化育滋养的时节，应当得到涵养滋润的恩泽。稍稍违背正常气候，便深深使圣心忧伤。陛下退去师氏正朝的礼仪，减少太官供应的丰盛膳食。臣仰视其中谦抑的德行，知道陛下的志意在于怜悯百姓。然而远方来朝之人将要入朝，应当登临正殿；诞辰入朝祝庆，也合宜陈设宴饮的珍馐。事情有先后，礼仪难以偏废。伏愿陛下仰回深沉的圣听，俯顺舆论人情。早日御临九筵之座，同时享用十阁所备的膳食。上可以保全国家体统，下可以满足臣下的诚意。第二表　王安石 时令降泽偶有失常，陛下多次辛劳斋戒祈祷；圣心更加奋发，竭尽曲折周全之意，焦虑劳苦将损伤圣体，已经用此召来休息，因而退居内殿并减少膳食。臣等列奏章陈述请求，尚未得到后续答复，臣身在群臣之列，实在无暇安处，只得伏在宫门前再次叩请。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处于离明正位，德性禀受乾刚之气，期望矫正风俗以达到安康，曾想到百姓如临深沟而产生忧念。七年来接连获得丰收；但从今年春天以来，有时遭遇旱灾。皇上的仁慈深深忧虑，遍修群祀；又担心狱讼失当，亲自思虑囚犯；害怕服饰过于华美，亲自改变衣服。仍然减少内膳供应，同时虚减正殿临朝。然而礼仪贵在顺应时宜，事情难以拘泥古制，何况刚逢诞节，各方交相举行庆贺仪式？有诸侯献上祝君万年的酒爵，也有异俗之国修睦两朝的友好。假如有损常规礼制，便难以符合众人的心情。伏望陛下稍稍屈抑深沉的圣意，特别听从臣下的诚恳请求。请陛下临御大殿，享用平常珍馐，亲自处理正殿政事，广泛施行政治教化；只有君主享用玉食，才能昭示等级威仪。仰可安慰两宫的慈心，俯可安定群臣百姓的愿望。谢东府赐御筵表　王安石 恩典厚重得无法估量，实在是古代贤臣所追求的事务；臣等顽钝无能，无从以报国之心来知晓报恩的困难。臣等过分凭借凡庸的资质，一同承受特殊选用，长久堵塞贤才进身之路，向上辜负圣明时代。伏望陛下以谋求德行为心而包容，以追求仁慈而宽恕，认为大臣正在为王室效劳，君主就应当体恤他的私家。陛下从宫禁中派遣使者，到宫阙之外察看；选择人才、设置官职，全都出于眷顾裁断。事情谋划完成、奏告上闻，功劳不烦劳宰辅官员，陛下却再次屈尊驾临，周遍察看庭院，又派宦官传达旨意，告知吉月，使臣等赶上吉日，就在堂寝之中安顿下来。停止车府旁的车驾，牵来装载臣等财物；又重新调动厨官烹制割切，以鼓乐佐食，欢娱还延及近臣，恩宠先加到臣等这些微小人物身上。阴阳有时失调，臣等不知道调理的办法；风雨将要平息，也只是仰赖陛下帡幪庇护的恩赐。乞罢政事表　王安石 臣私下怀抱至诚的请求，已经具文上奏。陛下的训示恳切周详，却还没有防止臣开口陈纳，臣怎敢冒犯崇高的圣听，再次倾诉至诚之情？臣听说，任用贤才的方法，在于考察他是否有用；陈述才能的义务，只能做到自己不能胜任为止。假如不能在政事功绩上有所成就，又加重遭受疾病困扰，哪里容许臣贪居职位，以致连累圣明的荐举？臣想到自己卑微孤单，亲自遇到盛明时代；不明白估量自己，志在补益盛明之政，过失在于相信书本，事情逐渐成为迂阔空疏，常常烦劳众人议论，向上扰乱圣聪。早已知道平素愿望难以实现，又因积久的疾病而困顿自身，因此请求离职，希望逃脱尸位素餐的责罚。陛下勉励臣成就功业，又深受包容荒疏的恩德；臣虽贪恋顺从诏命，最终却害怕妨碍政功。伏望皇帝陛下以宏大的度量兼容并包，以大明俯照臣下，特加怜悯应允，使臣得以退藏。这样，臣这孤立进用之身，便可以在仕途末路保全生命；处于众人瞻仰的职位，也可以及时改由当时有才之人担任。乞退表　王安石 臣忠于为国，所以进言而能使君主推及他人；因此自己有病，便以忧劳之事来请求，这是古今共同遵循的通义，也是上下相互体恤的至情。臣冒昧触犯罪责，希望得到陛下哀怜体察。臣所受资质鄙劣，却遭逢盛明时运；陈说愚见有时能够触动圣心，承乏任职，终于尸位于宰相事务之中。谋划浅陋笨拙，徒然没有显著成效；操守品行逐渐衰退，又可能陷于无耻，早就应当辞位，却还苟且贪恋恩宠，哪里是想以养拙来违背正道？又加上头昏眼花而荒废政务，略略陈述过请求，却未获怜悯允从；勉强支持至今，病势逐渐加重，深怕主管职务荒废，向上烦劳陛下严格督责。伏望陛下询问政事、考察言论，按照名分责求实际；有时停止半夜的睡眠，曾经临朝直到日已偏西。天下各方的贤能众多，全都恭敬服从君主；三公大夫所守的职责，岂能容许官事荒废？仰望陛下高明俯察，低头昭见臣的至诚，念臣服劳已久，怜悯臣疾病深重；趁斧钺加身之前，令臣解除机要权衡的职任。这样岂只是稍稍安定臣的私情，也完全符合师虞所说的道理。

译第二表　王安石 圣恩所及，有隆重如天高地厚的施予；臣的私情和义理却未能安定，有如临深渊、踏薄冰般的恐惧。臣私下想到，成汤、高宗的时代，有伊尹、傅说这样的臣子；他们的道术能够使君主受到感化而无所疑惑，他们的政绩能够施加于百姓而遍及各处。后来君主按时治理，宰相也能善终；到了中世衰败，便不再有古人的相似之处。忠诚有时不足以取得信任，反而事事要靠自己表明；义理有时不足以压倒奸邪，反而人人都与之为敌。凭这样的处境掌握权势而长久居位，谁能拿着俸禄稍得安宁？这正是臣在居宠之时感到危惧的原因，所以冒死请求均分劳任，更何况如今抱病而逐渐荒废职守？伏望陛下道业与日俱增，德行如乾天覆盖万物，怜悯一个人的失所，乐见万物都得昌盛。何况臣蒙受的眷遇如此优厚，辛劳任职又已长久，理应施以宽厚的借贷，使臣得到曲全；赐臣这个有缺陷而卑贱的身体，借给一个安闲的处所，那么破车虽无用，尚且可以用来装载柴薪；废弃的席子虽曾被忘却，也或许还可再铺在华美的帷帐中。贺周德妃及魏国大长公主礼成表 王安石 明白宣告于朝廷，隆重颁布恩典册书；家国同庆，四海都为之欣喜。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承受上天宏大的福佑，遵循古代伟大的法式。由祭祀父庙而尊崇祖先，敬奉神灵达到了极致；认为姊妹亲近而应先于姑母，特意增加徽号礼数，改赐她们土地，增加对所生亲属的褒荣。大号既已取信，众人的言论也都认为允当。臣长久尸居荣禄，私下得以看见盛大礼仪；宣读传达虽不同于九宾之礼，臣等随众起舞却仍同于百兽率舞。贺冬表　王安石 阴气与万物相合而达到极盛，阳气与同类相应而到来；推算历法、观察占候，才看见潜藏萌发的征兆；体察元气、驾驭变化，从而知道阳气复归敦厚的内在状态。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有舜的孝行、禹的功绩，有文王的谋略、武王的功烈，正盛大地承受合于时令的福庆，敬承神灵而获得长寿安康。臣长久冒居朝廷荣耀，在外又忝任地方职守，不能参加称觞庆贺，怎能承受心中深重的思念和缺憾。乞宫观表　王安石 筋骨形体已经衰弱疲惫，只剩下残年余生；内心深处的实情，已经简要陈述于圣听。哪里料到宠爱奖拔还未获怜悯允从，便冒犯威严尊贵，再次陈述真情。臣想到自己长久妨碍机要事务，起初没有丝毫补益；能够免于众多过失，实在承受了恩宠私恩的极致。怎敢因为多病，仍尸居于崇高的名位和官器？近来又承蒙使者来临，俯下宣读诏旨。臣深深思量应当自我策励，仰承皇上的光宠。何况疾病更加严重，治疗也没有效果。辞去荣禄、回家食禄，才是事理和本分所应当的。请求恩泽、谋求退处，还仰赖旧日的眷顾怜悯。伏望皇帝陛下总揽听察万事，器重任用各类人才；念臣勉强劳作至今，不忍再借给臣安便之处让臣稍事休息，也许能够保全体力，以图报答毫厘之恩。贺赦表　王安石 精诚之意向上昭明，神灵因此欢悦；宏大的恩典遍及四方，夷夏相接而和睦。臣听说，道术以享祀上帝为难，礼仪以配享上天为至高；有如此秩序，才有这样的福佑。四方百姓同心欢悦，哪里只是九州美味的香气而已？自古以来，凡是圣明仁慈的君主，遇到昌盛时代，才会看见这样的盛事。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发扬三德，施行九功，率领执圭奉璋的众多贤俊，开始举行奠献玉璧的新礼。宗庙陈设笾豆以尽孝，郊外献血以告知幽冥；诚意既已感通上天，福佑于是均施于万物。振恤忧困之人和寡妇，宽赦罪过灾祸。封赏善人，使玉器得到彰显；赐给贫贱者财物，使三钱之富的庆赏不落空。上天安享祭品，人民因此欢呼起舞。臣早年承蒙宠爱奖拔，亲自遇到盛美礼成之事，虽然没有参加奔走执事，实在不胜私下鼓掌欢庆。贺正表　王安石 国运和帝祚无穷，嘉美的生机开始萌发；宫门呈现初春和顺的征象，朝廷充满新年的礼仪。伏望皇帝陛下承受长久保全国运的谋略，盛大地安享纯厚福佑；抚顺五辰而使时序和谐，养育万物而使它们都昌盛。臣长久辜负特殊恩典，仍被衰病缠绕；远望灿烂的祥云，欣喜遇到如舜时清明早晨般的盛景；击壤逍遥，乐于得到如夏代四时正常那样的正道。谢朱炎传圣旨令视事表　王安石 优厚的诏旨迅速到来，训诫之辞俯临臣身；哪里料到衰病尚未痊愈，陛下仍加以眷顾？臣想到自己蒙受曲意搜罗荐举，长久以来却辜负托付；只要有能力就必定献出，从未选择事务而推辞，实在难以说自己没有力量可以陈献，所以才开始向上天请求退居。然而正在陛下焦心思虑、施展作为的日子，臣以这样一副未报恩德的身体，若苟且谋求安逸，岂能免于惭愧惊惧？伏望陛下念及人主总是求取旧臣，义理上不忘远方之人，于是借乘驿车奉命而来的使臣，再次说明推毂任用、授予方面重任的意思。跛脚的车无用，陛下实在不忍弃置；腐朽的树木没有材质，又哪里值得器重任用？臣永远思念陛下的奖励，只能发誓以身捐弃来报答。谢加南郊恩表　王安石 解救万物的恩泽流布四方，明白的诏命俯临臣身。永远想到自己冒昧昏昧，深深感到战兢而又荣耀。臣私下认为，按时举行郊祀，是为了尊崇上帝；赏赐官邑，是为了使善人富足。盛大的福佑并非独自占有，至厚的恩典也只应施予有当之人。臣长久玷污亲近要职，向上连累圣明。如今陛下亲乘玉辂举行祭祀，臣却凭铜符在外任守。及至均分休祥庆典，便按例获得褒奖嘉许。这都是因为皇帝陛下把公平施予万方，没有遗漏任何一物；何况臣是陛下旧日所图任之人，特别承受深厚的奖拔知遇。臣恭敬接受训诫之辞，怎敢忘记报答恩礼。贺景灵宫奉安列圣御容表　王安石 这是新一代最高的礼仪，极尽两方面的美善；报答祖先、开始营建的事情，实在出自圣明谋划；欢庆完成而无穷无尽，乃是众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臣私下认为，幽深的宗庙供鬼神享用，周代特别厚待姜嫄；原庙供神灵游息，汉代唯独隆重尊崇高帝。有的远至遗忘祖先，有的近至只亲近止亲。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穿俭朴的衣服而成就功业，食用菲薄膳食以表达孝心，严肃供奉祖宗众多画像，使它们依照仙道、释教而另建宫馆。顺应时宜开始营建，难道会忘记不可苟且简略？修整宫室、备办祭物，终于有待于纯厚光明之德。宫殿深邃严整，匾额高大华丽；裸献之礼依次举行，神灵安坐而享祀也合乎时宜。遥想往昔，哪有可以同它相比的？臣长久尸居荣禄，仍背负旧病；听到整治营建之事已经完成，便与众人的心情一同欢喜。贺南郊礼毕表　王安石 精诚明白而条理通达，神灵眷顾而依附；膏泽如河流遍布，人们欢呼跳跃而奋发。臣听说，谈论孝道的最高境界，没有比配享上天更大的；议论礼仪而有所轻忽，便不足以享祀上帝。能够举行盛大祭祀，实在归功于圣明时代。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宏大的教化已经昭著，康乐丰年屡次应验；奔走陈设笾豆，有整顿礼仪的政治；官府洁净，祭品丰盛，财政物资也有极其谨慎的储备。礼仪在吉日完成，恩泽浸润四方。即使把洛诵称颂的盛明都拿来比拟，也难以形容；哪里是臣这样浅陋迟钝的人所能充分赞扬的？臣早年承受慈爱怜悯，如今正被衰病缠绕；远望九宾执笏的行列，独自远隔于传诵赞美之外；即便在山林间亲近百兽，也还知道随众起舞。辞南郊陪位表　王安石 万国之人奔走而来，显现出光明盛大的特殊景象；臣这个被幽闭屏弃的人，竟蒙受明诏特别征召。臣想到自己窃取俸禄已经很久，冒受恩典也最为深厚；自己表达恳切之情，实在是平素的心愿。如今再次瞻望庄严肃穆的圣容，难道不是荣耀的愿望吗？可是臣已处于衰弱的晚年，又被沉重疾病缠绕，伏在田野间背柴，至今还没有停止。若侍奉祭坛、参与荐献，反而会因此成为妨碍。谢免南郊陪位表　王安石

译臣如蝼蚁般的恳切请求，竟冒犯了陛下的冠冕；陛下如云天般广大高远，却俯临而光照臣这乡野之人。臣已经疲惫，微贱的生命衰颓而进入暮年；冒受鼎食的恩禄，并不是把长久卧病当作高尚。承受诏命征召，本应迅速奔赴而不应回头顾望。只是因为衰弱疲惫而隔绝于圣明光辉之外，幸蒙陛下特赦臣的过失，曲意垂听臣的请求。昏暗如草棚的臣本难以望见光明，却仍得以延续舜日般的光华；荒芜蔽塞之地容易被遗忘，却再次获得尧云般的滋润。辞明堂陪位表　王安石 明堂合宫举行盛大祭享，天下四方都迅速奔赴；臣冒受优厚诏令的加恩，使臣得以陪列于显贵辅臣的末位。臣想到自己投身在荒远之地，向上辜负陛下的眷顾怜悯；长久踮足仰望禁宫的严肃所在，劳烦陛下鉴察睡梦。何况宗庙祈祭是盛大礼仪，又蒙明诏召唤的厚恩，应当立即整治行装，哪里容许以疾病推辞？然而沉重的病患逐渐加剧，实在难以勉强前往。臣的心虽如子牟，常常存念魏阙；身体却像杨仆，只能自外于汉朝关塞。谢加食邑表　王安石 在郊宫陪列显贵辅臣，本来应当得到宠爱奖拔；臣却旷居田里，竟滥受褒赏加恩。臣想到自己仍背负旧病，长久尸居荣禄，没有可以称道的微薄功效，却有尚未报答的隆厚恩典。如今国家举行盛大祭祀，百官恭敬承办；奉持璋玉、执掌豆器，陈列礼币、献纳珍宝，都具备奔走办事的劳苦，唯独臣抱有滞留不能前往的困难。哪里料到身在疏远之地，也能蒙受宠光？这都是皇帝陛下承受宏大的福佑，收聚福泽而广施恩赐，所以即使臣被幽闭屏弃，也不因遥远而遗漏。臣的身体时时承受慈爱怜悯，内心怎敢忘记勤勉自励。广德军谢上表　钱公辅 长期旷废官职，罪责重大，被夺去官位俸禄多年；如今享祀上帝的恩典隆厚，数日之间便使雷霆般的处罚回转，重新登记归还省部，臣又忝居军府职位，恭敬承受宠爱神灵，内心深深感激而又恐惧。臣想到自己是江湖间的卑微士人，岩穴中孤独生长，出仕时遇到圣明时代，升任备列法从；学问虽未深造，粗略能够明白治理国家的方法；内心不肯苟且容身，只想竭尽侍奉君主的节义。既然有所担当，即使富贵诱惑也不回头；职分上应当说的话，即使斧钺威胁也更加激切。如果确有官守，便应当端正法令；陛下把臣放逐到穷山，是要使臣心志受苦，授予散秩，是要使臣身体饥饿，本来只期望终身埋没在蒿莱之中，哪里敢希望荣登轩冕？哪里料到竟获宽宥，又蒙收录？谁说死灰不能复燃，白骨怎知不会再生肌肉？如今能够回乡守垒、上坟还家，百般安闲，一身安逸，即使自己请求，也未必能够如此。这都是因为陛下的教化达到文明极盛，恩泽浸润草木虫鱼；如上天覆盖，越远越周遍，如太阳当空，幽暗之处也没有不照见的，于是容纳臣这驽劣之质，使臣冒昧玷污宏厚私恩。何况桐川独处江左，风俗虽偏僻鄙陋，却以风物优美著称；土地虽狭小，却有山林胜景。让这个不肖之人在此休养，谁能说不合适？臣只应修身省察来整饬自己，只应以忠诚勤劳来报效国家。既然有百姓、有社稷，臣本来就谨慎奉行陛下的训诫；既然为人子、为人臣，便更加坚定平素的节操。臣发誓竭尽犬马之劳，仰承答谢皇上的光宠。《宋文鉴》卷六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宋文鉴》卷六十七 宋　吕祖谦　编

译表 谢南郊加恩表　王珪 奉行对天地二精的报答，正在崇高的山丘上交相施事；捕取三灵流布的祥瑞，于是把福泽均施给近辅。仰承美好的诏命，俯视自身而惊惕孤危。臣想到自己早年逢遇昌盛时期，进仕后得以听闻国家政论；资质虽狭窄而不足以任用，志向却常常勇于有所作为。适逢修治郊庙祭祀，臣冒昧参与公卿议论；钟声在钟架上鸣响，得以遇见神灵旌旗的游行；舒展衣带、清扫道路，亲自承受天子行步的恭敬。臣曾缺乏秉笔作文的辅助，却得以观看继承圣德者的才能。及至广施宏大的福庆，又过分承受了宠爱的礼数。这些并非朝廷公议所应有，恩典实在来自上天的隆厚。这都是因为皇帝陛下文德整饬，宽广而少有，仁爱浸润疏远之人；因神灵而推施恩惠，既使虫鱼也蒙受丰足；陛下把功劳归于自己，臣怎能不害怕如临深谷？臣还当勉力竭尽朴实的操守，希望稍稍报答陛下曲意成全之恩。请皇帝罢谒太庙表　王珪 近来臣曾上奏章，因为将在大庆殿举行恭敬谢告天地之礼，请求停止前一天拜谒太庙的仪式。臣以为，在祭坛升火燎祭，便已经完成郊祀之礼；在宗庙中奉持璋玉，又应当依据宗庙礼文行事。陛下尚未回下允准的声音，群臣听闻后仍然郁结。恭敬地想到，尊号皇帝陛下承受纯厚光明的功烈，处于盛明吉祥的时期。若神思劳于万事，气息或许会失调；以德与三灵相交，福佑也会随之感应。陛下念及保全宏大基业，思考向高远上天昭明致谢，于是选择路寝之所，象征圜丘的祭享。祭品丰盛芳洁，璧玉华美光亮，正要升阶配享三后的神灵，引导迎接上帝的恩赐。这实在是为人子者孝道的尽极，也是拥有天下者报答上天的隆盛之礼。如今又奔驰严整的斋戒车驾，恭敬地到太室进献祭品，臣私下恐怕雾露之气侵袭陛下夜间早起穿衣，车马声音震动天子行步之所；这便不是承受祖宗赐予、招来国家福佑的方法。臣等冒昧执掌教化大权，得以主管盛大礼典，认为礼文所应损益之处，在于适应时宜而变通；况且事情不能勉强，实在是因为臣等爱君深切，希望不要同时举行两种陪祭。愿停止先期拜谒太庙，倘若符合众人的愿望，也就契合上天之心。谢赐生日礼物生饩表　王珪 诏书从宫中俯降，台府馈赠又再次颁发；这是远远超过宰辅的特殊恩典，震动乡里的奇异景象。臣想到自己怀抱的才能浅陋，凭着羁旅孤单之身自我奋发；年少时便成为孤儿，常常感念父母劳苦的岁月。臣有幸出生，得以遇到熙盛的朝代，于是凭微薄的将老之身，处在显赫而为众人瞻仰的职位，与陛下一同谋划国家政事，实在没有长远经世的谋略；在私门举行宴饮，又反而误受了朝廷养贤的礼遇。这都是因为皇帝陛下宠爱安抚近臣，广大地覆盖百官；认为君臣一体，忧乐应当均分，上下互相求取，报答施予便应当厚重。币帛充满筐篚，宠赐已经厚于解衣推食；禀食充满庭院，臣惭愧于恩赐超过了尸位素餐。臣怎敢不在内心竭尽朴实愚拙的操守，向上报答陛下奖拔眷顾的深恩。谢赐生日礼物表　王珪 圣上的言辞如丝纶诏书，温厚得像芝草装饰的函封；国家的赏赐来自上天，使光华从昏暗的居室中发出。荣耀超过平素的愿望，惭愧也满溢于寻常限度之外。臣想到自己凭固陋的资质，承受睿智神明的眷顾，于是得以进入政务之路，又居于台司众官之首。岁月艰难而多次更替，精力勤劳却没有补益；招来众人讥谗，面对前人的功烈更加惭愧。如今能够勉强保全，哪里还敢有非分希望？又到了桑弧蓬矢象征的生日次序，正深切思念父母如望岵屺之情。想到没有办法报答父母劳苦，哪里敢贪受皇上的恩礼？精美金器照耀车乘，宝贵的缰饰系在天驹之上；彩帛纹饰绚丽，把杂采华章装入箱中的衣服。难道因为繁多的后嗣，竟也施及臣这衰老之人？这都是因为皇帝陛下敦厚地体现舜的孝道以示范百姓，施行尧的仁爱以覆盖万物，特别厚待执掌政柄的大臣，过分分赐御府珍宝；对臣这个卑贱的生命反复给予曲意记念，广博的仁爱竟容许臣滥受赏赐。臣拜受汉庭般的宠恩，虽惭愧于考究古典的功力，却愿献上《周雅》般的诗章，祝愿陛下寿命如山冈一样绵长。越州谢上表　沈文通 以奉养亲人为请求，得以出任越州，实在是极其优厚。离开宫廷，居处在江海之间。刚开始赴任，抚摸内心仍不得安宁。臣想到自己本是儒生，知道守护前人遗绪；亲自遇到文治昌盛的时代，冒昧玷污科举选拔的荣耀。被提拔进入儒林，终于执掌史笔；学问不足以在顾问时通达治乱，文章实在难以在著述中贯通古今。凭什么能误受圣朝知遇，进身登上侍从之路？臣勉强充任官职，惶恐等待罪责。虽然大恩尚未报答，哪里敢就此使自身安逸？只是私下奉养亲人的愿望不能满足，承受不住进退两难的逼迫，所以冒昧以诚恳请求。如今既已安置居处，幸运超过了限度，感激之情无法言喻。这都是因为尊号皇帝陛下的德行如天地覆盖承载，无所不包；光明如日月照临，无所不到。因此臣得以实现犬马般的志愿，安处于藩屏之地。何况这个州自古建立国家以来，连接统辖数郡之广，掌握统领万兵的权力；有可以作为的事务，没有苟且自高之处。臣可以减轻陛下东顾的忧虑，稍稍获得报答万分之一的心愿。越州谢上表　元绛 改变将帅任职于山岭一带，使南方深感危惧；陛下分给臣浙右符节，特别承受保全之恩。臣仰面服膺恩典诏章，只知道感激流泪。臣素来懂得忠诚义理，私下仰慕功名，历经三朝任事，将近四十年。先前从北方边疆的漕运职位出发，改任南粤节度之职；承受陛下临遣时的丁宁告诫，哪里敢安然停留？臣驱车奔驰在长途大道上，刚走到一半，忽然听到羽檄警报，说有龙编方面的警事；横水、明光的军队本来只是虚声，云中赤白囊的消息却被倡言为危急之事。边地开始骚动，朝廷听闻而震惊，何况臣身为守臣，哪里敢耽误奔赴命令？臣早早驰往南海，已经很久被当地官民看见；距离长安日益遥远，大概还没有把事情写入奏章。于是烦劳陛下日夜忧劳，询问臣及邻近臣僚，认为边塞危急，应当选择人才替代臣。戍守驱车万里，空自走出玉门关；乘四马执一麾，幸而到达会稽的官邸，却仍兼任一方重任，更害怕遭受人言。这都是因为陛下依照大道曲意保全臣，像上天一样广泛覆盖；认为臣更历事务已久，具备经历四方劳苦的资历，知道臣立朝最为孤立，没有一个人的帮助。陛下施下宽大的美好命令，把重任交给重要藩镇，臣怎敢不整顿军队、严明纪律，安抚百姓、保持安静，希望实现和乐平易的治理，仰承补益熙盛隆昌的时代？承受的赏赐多得无法计算，谈到报生之恩又怎能补偿。谢致仕表　元绛

译四年来披露诚心，请求返回朝廷；陛下垂听九重，申下诏书赐予恩典。臣得以参与储宫辅佐之备选，官职终于使臣成为家居林下、安逸养老之人。臣出身于衰落的衣冠世家，是樗木枥木般的下等资材；两岁便成为孤儿，仅仅能够构思谋划；未到冠年便出仕，开始从事代人耕作般的事务。对儒术的根本道理懵懂无知，却习惯于吏文的旧业。历任官职经历三代，四方奔劳。蒙圣上错误知遇，从东州被召入朝；擢升进入翰林禁中，进而任职冬官。渐渐承受众人推选的要求，私下承担辅佐宰相的职责。近来出守藩镇，遇到潜邸建立；旄节离开别殿后被召回，又回到露门侍奉。很快历经一年，多次面对陛下威严的容颜。臣自认为已经衰老残废，每每遵循知止知足的戒训；深深辞谢圭绂，盼望回到田庐。年老孤鸣，徒然怀有疲惫而不舍的留恋；枯槁的身体既然还在，正想保全自身而归。仰仗陛下仁慈的睿明训示，终于私守愚拙的志向。哪里料到宠爱眷顾反而使臣进阶，荣贵的品阶仍保留东宫保养之官，又兼任西清宫近侍清职？臣愿效仿华封人祝颂陛下多男多福，愿如商山四皓成为太子的尊贵宾客，也愿陛下给予太子的恩德隆盛如山岳。感激之情浸透肺肝。这都是因为皇帝陛下以大道曲意保全，以至仁广施恩惠；念及师丹年老，早已宣示其勤劳；察知卫绾没有其他私心，使臣常居而远离耻辱。越发推施深厚而宽大的恩泽，使臣得以保全始终；使乡里风俗也增添光彩，回顾师长之言却深感惭愧。鸿雁虽在远方，臣正依靠上天恩泽的函覆；时令的藿草还没有凋零，尚且沐浴在平日太阳的光明润泽中。臣遇到这样的时辰，知道幸运至死也不会忘记。定州谢上表　吕公著 臣尸居右府的荣位，却没有使宗庙筹划增添奇功；如今代理守卫中山，又承担边疆统制的重任。臣承受恩典而感到恐惧，奉诏出发，迅速到达郡城封境，恭敬宣布条令诏书。臣想到自己天资浅薄，性情懦弱愚钝；学术不足以考察五种谋略的疑难，见识思虑不足以筹划千里之外的胜负。只是凭借百年旧族，承受历代圣君无法计算的恩典；一介微贱之身，辱蒙君主非常的知遇。凭借宠厚恩典，反复任职清贵；晚年收录臣这被疏远的孤单踪迹，提拔臣参与微小藩镇的重要事务。臣近在天光咫尺，承受圣上反复丁宁的教诲；陛下认为臣世代任职近臣，有共享福乐、共同忧患的义理；又察知臣身旁没有厚重援助，绝无背离公义、培植党羽的嫌疑，曲意显示优容，使臣思考报效。只是顾念驽马铅刀难以勉强，感叹蒲柳之质容易衰老；臣长久参与执掌政务，积累了妨碍贤才的忧惧，屡次请求出任地方，更谋求陈述才能的办法。伏遇皇帝陛下，体察虚静以蓄养精神，极尽高明而又能俯察臣下，俯身怜悯臣的平素诚意，特别降下允准的诏言。定武是定州的险要地区，占据北方边陲的重要地位；陛下仍把它交付给臣，没有立即抛弃，又使臣在文阶中升叙，并兼任秘殿华职，一并以厚意增饰旧臣。何况臣早年侍奉轩墀，实在掌管枢要；凡是治军用武的关键，以及守塞御敌的适宜办法，臣每日承受睿智谋略的熏陶，全面观察陛下的决断。如今到了临遣赴任之时，臣得以遵奉承行。谨当无论大小事务都亲自办理，早晚更加勉励；进则不敢希求功名而生事，退则不敢放松戒备而荒废职守。希望不玷污陛下错误知遇之恩，或许稍稍报答宏大的施恩。河阳谢上表　冯京 臣长久玷污右地高位，没有补益圣明；坐享窃据大藩的职位，陛下还宽容我的罪过。恩典私惠超过愿望，惭愧和灼痛一同萦怀。臣想到自己才干不及中等智者，不具备经营长远的能力，只是恰逢盛明时代，先后列职近司；陛下从寻常人中提拔臣，在危急之下扶持臣，给予繁多特殊的礼数，使宠光达到极致。臣局促地充任官员，只能少犯过失；碌碌成事，也没有足以称道的功劳，只是肩负报国的诚心，却没有讲求养生的办法。过去遭受疾病，几乎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虽依赖上等医生，至今还保有一口残气，然而气血暗中耗损，智虑早已衰退；筋力不足以行走，耳目不适合听察阅览。臣勉强从事职务，仍然经历了许多岁月，覆餗之讥已经传遍众口，请求出任地方的奏请也很快触动了陛下的心。何况河阳是右辅名都，三城重镇，水陆交通都便利，驿舍不远，食物都适宜；官署尤其高峻，使者很少经过馆驿，诉讼文书也少送到庭院。又加上时雨丰足，越冬麦子茂盛，盗贼止息，乡里富足安宁，不必烦劳施政，正便于臣调养身体。这都是因为皇帝陛下如天地般包容覆盖，如日月般照临，私下施给臣无法报答的恩典，体谅臣有值得怜悯的情理；始终眷顾，使臣进退都得保全。臣还有什么颜面和心情，敢吝惜自己的性命？臣只愿稍稍增加药物调养，更加接近医方书籍；若朝露尚未干，或许还能恢复旧日容貌；只要微弱的灯火不熄，便发誓重新竭尽精神。贺熙宁十年南郊礼毕大赦表　曾巩 人心归附的，没有比德行更重要的；上天所享用的，在于诚意。只有圣明的君王，才能具备完全的美德。伏望皇帝陛下聪明而考察古道，承继祖宗事业；慈惠爱民，抚临国家；具有遍覆并容的大度，又有防微杜渐、慎独自持的小心。不纵情游猎，不亲近声色，没有纷华盛丽的嗜好，没有逢迎侧媚的私情。按岁时择吉日洁净祭祀，以承奉七庙；左右亲近之臣顺从和谐，以奉养两宫。陛下施加于人的功德，已经在政事成效中显现：奉行仁义，士大夫在学校中成才；超距蹋鞠，熊罴般的军队在营屯中养成勇气；低湿狭小田地的收成，充满仓廪；关市征税、平准物价的利益，使市场富足。家家都有安乐的声音，人人没有愁怨的脸色；和顺之气所召感的祥瑞，自然格外显著。钩陈、太微等星宿，星辰运行全都和顺；昆仑、渤澥之间，涛波毫不惊动。近处有金石乐声，鸟兽欣喜跳跃；远方有干羽舞蹈，蛮夷迅速奔来。象牙陈列在宫阙庭院，龙马送入闲置的马厩。这就叫六府三事，都足以歌咏。四海九州没有不顺从服事的；这种盛德巍巍特立，不是目光短浅的人所能窥见的。前代曾议论封禅泰山、梁甫，估量其崇高而相比其广大，哪里能登上陛下这样的境界？陛下却抑制而不图谋，以谦逊自我修养，认为先后创业垂统的祖宗，其功业无法用名称概括；上帝降下福祉，发祥于祖宗的德行，也没有什么言辞可以称述。陛下思考报答上天的方法，一切都本于内心，所以敬畏严肃、恭敬谨慎，平素不断积累；斋戒明洁、焚香沐浴，进而更加防慎。在对待外物方面，不取繁琐；对于自身所能做到的，一定求其真实。因此，宗庙祭祀中萧草燃烧的光辉得以奏达，郊外燔柴祭祀的烟气也照耀祭坛。幽隐之处与显明之处都获得昭示回应，神灵顾念而眷怀；无穷的美好，正向万世逐渐昌盛。陛下不敢独自享有，所以把恩泽广泛赐给众人。考察参照典章制度，确定并颁布赦令；宽严施行都依循事理，同异裁决都符合实情；赦免罪过灾祸，舍弃瑕疵过失；记录功劳才能，放免拖欠负债；显达和幽微都普遍及于，洪大和细小没有遗漏。万国的欢悦，已经一同交汇于高远寂静之中；一人的庆幸，于是推及爬行的虫豸。诚信贯通上下之间，达到了帝王盛德的极致。臣承受学问最为久远，蒙受恩典也逐渐深厚，却不能侍奉甘泉宫的祭祀，独自叹息如周南滞留。只得跟随群臣献上美好的颂歌，最后贡献浅薄才力；遥望皇帝车驾留下的清尘，只能驰骋远方的思念。谢元丰元年历日表　曾巩

译臣远离朝廷已经很久，十次更换星历，回头看自己已经头发斑白、年老衰残，却丝毫没有能够报答朝廷。伏望皇帝陛下，铺陈大禹的九畴，整齐有虞氏的七政，使阴阳寒暑没有不顺应时令的，草木昆虫全都能够顺遂其性命。遵循并颁行历法正朔的典章，恩宠并赐予分土守疆的官员。臣幸而充任藩镇守臣，得以预闻告朔之礼；离亲人已经很远，又惊觉岁月更新，虽许身报国之志坚定，却更感叹功名来得太晚。只愿体察以民为本的心意，或许能够稍稍帮助陛下惠及万物的仁德。谢翰林侍读学士表　范镇 朝廷中有四条禁令，臣竟忘记并误犯了其中一条。倘若有所触犯，依法加罪，不能宽宥。承蒙特别防护而得以保全，仍借助亲近之人的援助，内心反复省察自己，把荣宠当作忧惧。臣私下认为，因受赏而接受赏赐，并把它看作本来应得的，这是善于施赏；因受罚而承受惩罚，知道是自己招致的，这是善于施罚。成王拿出鲁国方圆七百里的土地封给周公，周公在前面拜谢，鲁公在后面拜谢，却不认为封赏过分，因为功劳本来就应当得到这样的赏赐。管仲夺取伯氏的骈邑三百户，伯氏终身没有怨言，因为罪责本来就应当受到这样的惩罚。伏望皇帝陛下，记录社稷之功而把赏赐加给辅臣，重视诏令失误而把惩罚施及学士；该赏的赏，该罚的罚，明确的命令一经发布，朝廷内外都震动警醒。于是使天下人明白知道先帝与陛下的圣明，也使群臣得到君主知遇的福庆。臣在这个时候即使死去本来已经没有遗憾，何况还承蒙再造之恩，使臣重新活过来呢？又想到臣出身远方，孤陋朴拙；关于臣子忠义之道，臣曾经学习听闻朝廷典章，实际上却并不熟练，果然因为自己的短处而有损于这项事业。陛下没有施以萧斧诛杀，仍改授金华之职，虽说是轻微责罚，也足以警戒群臣。况且天地的大恩，本来就没有可以相报的道理；但臣一向如冰霜般的操守，仍有应当坚持守持的常道。愿坚守最初的志愿，以取得将来的成效。谢致仕表　范镇 臣早年衰老、多病，得以辞官归休。这是上天降下的命令，宽容如大地。臣仰首感戴恩典，私下又惶恐而荣幸。臣想到自己本是孤苦出身，历经显贵仕途，却从来没有报效，徒然积累了岁月。做官的年头，已经经历了一世；遭逢知遇的幸运，实际上侍奉过三朝。虽然只有愚钝的忠心可以自我信守，即使说是请求退身离去，哪里敢忘记忧国之心？因此陈述众人的议论，上达天听。陛下曲意防护并宽免罪责，没有赐臣诛杀。臣得以在圣明盛世，遂行闲适的本性。伏望皇帝陛下，慎重掌握赏罚，一概归于公正；总揽权柄纲纪，不把权力放任给下属。汇集群臣意见作为耳目，以清除蒙蔽圣听的奸邪；任用老成之士作为腹心，以培育天下和平的福祉。使百姓达到富足长寿，使国家安康宁静。这就是臣最深切的心愿。谢龙图阁直学士表　宋敏求 推想这是皇帝内廷误加的恩典，使臣得以充任禁中常随从；听到任命，荣耀而欢喜，反省自身，又惶恐不安。臣想到自己天性愚钝，器局和才干都平庸浅近，只是因为旧日承受学业的缘故，渐渐沐浴在尊崇文治的风气中。英宗皇帝从翰林书林起用臣，安置在翰林词臣之列；臣虽像汲黯那样早年进用，却错误地跻身俊秀交游之中；又像萧育那样升迁稀少，便安于自己拙劣的本分。臣一旦承受奖拔，历时几乎满一纪，固然曾经奋勉尽心，恭敬守持职分；顾念使命和道义而不肯苟且，务求忠诚谨慎而不怀二心。后来升任谏臣，掌管史官笔札，回到儒馆而任丽正之职，分领使节而辅佐甘泉宫礼仪。更加欣喜能够亲逢圣明时代，这些无不是台省和朝廷的优异选拔；如今又承蒙皇恩曲加安抚，越级进授荣贵官阶。陛下认为臣曾经侍奉先朝，掌管右曹的文书诏令，因此特意升臣入延阁，掌管西序的图书。重新收录被弃置的旧迹，依次排列宠荣的名位；又赐给环带，诏令检校之官加以褒奖。这都是因为伏遇皇帝陛下，权柄纲纪焕然一新，恩典从中直接裁决；恩施如天地般平等，惠泽甚至达到陈根枯草，日月余光也回照到幽暗的房屋，使臣这种鄙陋之才也得以列入清贵班列。臣怎敢不谨慎遵守做官的箴戒，勤勉竭尽内心的忠诚，希望谋求将来的成效，稍稍报答洪大的私恩。安州谢上表　滕甫 臣屡次招致众人议论，本来应当流放诛杀；陛下却曲意防护天生之才，仍赐臣保全。虽然更换了守臣的符印，仍然承蒙授予善地。当地百姓质朴秀美，仿佛同有广陵、鲁国的遗风；乡里风俗欢乐安康，正逢元丰年间的太平丰年。这里安闲，事务简少，臣尸位素餐，深感惭愧。臣想到自己本是愚钝儒生，出仕时遇到真正的圣主，起初承蒙国士般的知遇，最先受到众人推重，便想粉身碎骨来报答恩德，却不知道死在何处才算报恩。因此曾经指着内心发誓，只有上天可以知晓。况且任职经历已经很广，按人情难道会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吗？哪里会故意放纵自己，招致倾覆？只有日月最为明亮，一定能照见臣的肺肝。陛下怜惜旧臣，收置在近畿藩镇；但朝廷不能废弃公众的议论，所以君父特意顾全大体，让臣稍稍远出，最终并未弃置。臣是什么人，竟承受如此恩典？这都是因为伏遇皇帝陛下，神圣之德遍及万物，清明之心存于自身；教化广布于无边疆域，仁恩甚至施及不知名的草木。何况臣屡次承受任用，粗略有所效劳。顾念臣这个被遗留下来的旧臣，曾经有幸承蒙陛下在末位提携；就像行苇一样，又被收取践踏之后所剩的余材。臣怎敢不恭敬奉行简书，勤勉从事官吏事务？虽然夕阳西下，暮年将至；但臣如犬马般微薄的诚心，仍然希望建立后来的功效。谢澶州签判表　程颢 臣的议论没有补益，职务也没有修治好，国家有典章刑法，臣的罪过应当诛杀。陛下曲意宽贷，臣仰承洪大恩私，只期望不被弃捐，却没有什么可以报答。臣性情质朴鲁钝，学术空虚，志向意趣粗浅，才智见识没有可取之处。陛下讲求谋划国家大政，广泛咨询群才，误听侍臣的话，谬加给臣风宪之任。臣既然遭遇圣明之主，也想发誓竭尽疲弱的力量，只知道以正直之道侍奉君主，哪里忍心歪曲学说去迎合世俗？臣屡次进献疏阔的议论，自愧没有搏击奸邪的才能，只是曾经剖露肺肝，却从未有丝毫补益。既不能纠正过失、检举谬误，本来就不愿沽名钓誉，哪里敢冒受宠荣而居其位？因此只想奉身退去，自劾的奏章接连上呈，闭门请求退职的心意更加坚定。天意没有改变，宪章仍被屈抑；又奉到从中发出的诏令，让臣分掌提举宪司的权力。这不只是阻塞进谏之风，也担心废弃赏罚的实际作用。臣竭力陈述奏报，恭敬等待诛杀。这都是因为伏遇皇帝陛下，清明如极天，照临如普日，洞察正邪的心迹，辨明幽微处的真假；察知臣的忠诚，宽恕臣的狂直，不忍把臣置于重刑，投弃到荒远之地，而是解除臣监察视察的官职，安置在便利安适的地方。使臣获得再生的恩赐，其义本来等同于乾坤；包容涵纳的恩德，更加厚重，超过山岳。臣怎敢不每日更新平素所学，努力践行自己所知；守持内心而不改变，对信奉的道理更加坚定？愿意践行一个小人的志向，不成为儒者的羞耻；如果能够使自己稍稍进步于平常之人，或许可以仰报万分之一的恩德。代谢进和御诗奖谕表　强至

译臣汇集多篇作品进呈御览，续和之作并不工巧，却承蒙优厚诏书颁发，其中褒奖嘉许十分深厚。臣惶恐地拜受君父的恩赐，把它作为子孙的荣耀。臣按《尚书》说：‘帝王作歌，是为了充分表达君臣相得之意。’《大雅》说：‘臣下能够把美善归于君上，才可以报答福禄。’只因遇到千载难逢的时机，超过三王二帝的时代；乘着太平之世事务宽暇，讲求稀有盛大的游观，经过宝殿，披览祖宗相传的文章；亲御飞帚，纵观圣明君主有余的学问。以至于在别殿置酒，在中宸赋诗，当时随从群臣都相继续和圣上的诗篇。像臣这样的人，天性朴实愚钝，没有文采来显扬自身；自从陪任风宪这一要职，完全荒废了旧日专心为学的功课，却妄自发掘鄙陋的思绪，缀成华美诗章。大乐奏于面前，臣却发出哇哇之声来接续乐响；太阳照临下来，臣却拿萤火与之争光。既然冒犯了深居九重的圣颜，就像临近深谷一样恐惧，哪里敢说陛下有兼容并包的气度，便把过分褒奖的话施加给臣？在圣门学习的人尚且认为这难以言说，何况是在尧帝文章之后续作；比华衮上的文采还要华美，更看重其中的褒字。何况又承受汉代以来的训诫，孤臣怎么敢私自得到这样的厚幸？这都是因为伏遇尊号皇帝陛下，德行与乾坤齐同，培育士人；善行即使微小也不遗弃，臣力有不逮之处，陛下也加以怜惜。臣发誓竭尽讲习切磋的效力，或许可以报答陛下借此勉励臣下的仁德。代都运赵待制谢上表　强至 以微小才干承担重大的谋划，不知道从哪里筹划经营；以浅薄的器量承受深厚的恩德，只有勤勉思考才可能有所补益。臣私下认为，如今的北道，重地称为外台；边境驻有精锐军队，疆界控制着强敌，每年供给黄河以北的军备，民力几乎困竭，所以赋税转运十分艰难。土地上排列着数镇军队，官吏人数又日益增多，所以关键在于刺举监督，应该选择精明强干的人才，把转运供给、整顿澄清的权力交给他。像臣这样，办事才能空疏薄弱，见识迂拙浅陋；两川漕运，近来分掌大农寺的职务，竭尽愚力，却很少通晓有利的办法，哪里料到会烦劳使臣，竟把它交给孤臣？这都是因为伏遇皇帝陛下，胸怀如天地般广大，收取臣如涓埃般微小的才力，特意越级授予任命，想以此劝勉后来者；不责求臣已经试任的成效，而使臣怀抱日后的谋划。臣怎能不日夜思考，始终恪尽职守？哪里敢专门以聚敛赋税为最重要的政绩，来从上面累及君主的仁德？也应当抚恤凋敝残破的百姓，希望使下民的疾苦稍得苏息。代谢再任表　强至 臣屡次陈述诚恳的心意，承蒙陛下顺从臣愿，允许臣回任新的职节；臣衰老疲弱，竭力自勉，勉强可以安抚原来的封地；但委托寄任更加隆重，臣又恐怕自己跌倒失职。臣想到自己本来只是一个拘泥于偏曲学说的普通人，却勉强承受三朝的误用；自知得以解除宰相之职后，接着又担任守臣，早年遇事即经受风霜，不顾惜残余的身体；晚年疾病缠身，药物饮食已经没有区别。近来估量自身的禀赋和命数，裁减辞谢繁重职务的奏章，竭力请求到闲散州郡稍稍安养病体；却承蒙意外的恩典，事情同愿望相反，很快又更换西雍的师旄，仍把北门留钥交给臣掌管。因此极力陈述去留，仰冒圣聪；幸而贪恋宠禄并非侍奉君主的正道，本来希望陛下收回加恩的命令。如今即使策励疲弱老臣也能勉强支撑，怎敢不拜受再次任职的恩典？最终奉到允准的诏谕，臣的愚诚和陛下的恩命两相符合。这都是因为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如天覆盖，盛德如海包容；任用众多官员，对旧臣也遍加爱护。虽然俊杰很多，正是可以一一试用、施展作为的时候，但对于衰弱困顿之余，仍怜惜不把臣投置在无用之地。臣怎敢不勤勉宣行条令教化，兼顾军民？如果臣尚未填没于沟壑，还有可以报答天地的机会。《宋文鉴》卷六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六十八 宋代吕祖谦编

译表 淮南转运使谢上表　苏颂 臣在甘泉宫参与谋划，久居三台末位而有玷；到淮地巡视民风，突然升任数种使职，实在荣耀。朝廷寄托并不轻，地方声望和责任又都重大；臣惭愧自己不是合适的人才，不能称任其官，只能暂且谨慎遵守诏令期限，赶快前往所属各部。承受如此宠幸，惶恐警惕异常。臣私下认为，州郡设置官员，是为了分担处理民间事务；朝廷派遣使者，是为了宣布传播君主的恩德。把一道之内的事权交给使者，依据六条考察举劾；赋税财物的征收和支出，交给使者负责均输；官吏治理的好坏，则责成使者荐举或黜退。若不是长期历练各种职任，哪里能够整肃振作治理的纲纪？像臣这样，才干不足以适应时务，谋虑不足以经营远方，只是偶然依据资历等级的惯例，得以列入选用的阶梯。起初从书坊任职，出外分掌使节；不久从京官调出，又入朝辅佐计筹。粗略收获了岁月积累的劳苦，却没有显著的丝毫功效。哪里想到伏遇皇帝陛下，考察众官的任使，怜悯臣久任职事而勤劳，把臣从省中僚属中拔擢出来，授予掌握利权的职位？何况清海一带，正扼守东南的要冲。过去号称奥区，如今正逢丰乐之年，五谷满田而茂盛，四民勤劳用力以厚养生计。料想漕运的期限，不必急迫催办；只应广泛宣扬恩惠，通晓究察民情，对于编户百姓的利弊，应当进一步寻求根本办法。刑罚政令的轻重，有时失当，不能适中；臣期望安定地方，取得稍可称道的议论和评价。至于把事情的体貌当作风采，斤斤计较地搜刮百姓财物，回顾自身懦弱愚钝，实在多有疏略。再想到陛下慈爱如天覆盖，圣明的治理日新月异，官职无内外之别，事务全都系于忧勤。昨日臣刚接受任命时，有幸面见圣颜；陛下面临遣派臣时所说的话，曲意加以勉励告谕。臣自省最为疏远，哪里想到也被陛下深切记挂？这难道不是因为委任特别优厚，所以特意显示抚慰关怀的深恩吗？虽然乾坤平等施恩，并非言语所能报谢，但臣如犬马般微薄的生命，只能勤劳奋勉而思报效。如果奔走效力还有用处，愿始终不逾越职分。右仆射待罪表　苏颂 圣恩深厚，臣仰戴不尽，哪里能够胜任感激？臣孤立的处境终于危险，彷徨而无所适从。臣私下认为，宰辅承担重大责任，是百官的表率；如果得到众望归附，议论就会推行，大家也必然信服；如果人心不赞同，名位器物就会轻贱而容易动摇。然而臣以朴拙愚钝之才，错误地承受任用，上不能明谋国体、使百官兴盛，下不能甄别人才、协调众望。误国有罪，拔尽头发也数不清，因而招致众人议论，上达天听；名声一旦被写入弹劾文书，罪行就应当载入刑书。虽然二圣如天覆盖臣，并未令臣流亡四方，但众人都说臣失职，哪里适宜在近臣班列中包藏羞惭？因此屡次呈上密封奏章，冒昧上达圣听；又两次奉到宫中札命，陛下曲意谕示内心。臣捧诏惊惶，再次自我修省，本想立即请求归老，恰逢自己正背负罪过。若陈布诚恳心意，又恐怕成为僭越；但在臣进退的分际上，哪里敢计较个人罪责轻重，因为国家对臣的废置，实际上关系到劝善惩恶。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怜悯臣的愚直，知道臣本无其他心肠，按照罪法规条举劾，赶快施行幽黜。一方面使臣这个耿介拙直之人得以安全，尚且保全余生；另一方面使烦琐的议论平息，从而使朝廷仕路清明。衡州盐仓谢上表　刘挚 臣参与议论政令、进献言论，知道典章刑法并不赦免；陛下推究内心、观察过失，臣承受仁圣的宽容，得以保全余生，安置在善地。臣想到自己禀性艰拙，生逢盛明时代，学问不能穷究通达之理而知晓时机，才干不足以趋合时势而适应变化；只因仰慕名场而混迹进取，滥列文馆末游。调和铅粉有什么功劳，求取俸禄却已经过了多年。偶然因人员缺乏，暂时在中堂代理官印；不久又误承圣上知遇，使臣在宪府充数，仍旧任职书林，又在御史台中任职。起初这是愚臣前所未有的际遇。正当陛下继承五圣之后，而本朝太平已经百年；勤力耕作能够收获的田地，竭力调理而不和的琴瑟。陛下搜拔群才，审慎地按才器任用；使各种制度变化更新，日益焕然一新。臣在此时身居言路，发誓竭尽忠义，哪里敢躲避权势？宁可孤立而说话尖切，触犯众人而危及自身，也不忍从容唱和，辜负恩德而求取进身。臣狂妄愚昧却自信所见，实际上没有固定的补益方法。因此任职的时间并不长，而盲目妄言的罪过却不止一条。至于均平百姓负担而放宽劳役，因而按户征收钱财；虽然考虑到谋划开始、乐见成功，是愚人所不能理解的，但损下益上却是先王的大戒。臣便分条列出十项祸害，希望补益万分之一。议论此事的大臣讥笑臣，认为这会败坏谋略、扰乱教化。只有清明的陛下独自知道臣确实有罪，因臣尽力进言而不徇私情，便要诛罚；但仅仅容许臣离去，剥夺台阁的两个职务，把臣安置在潇湘一带。既有俸禄供养使臣得以生存，又有职事可以报效。臣衔恩而更加庆幸，揣度自己的本分却更加忧惧。这都是因为伏遇皇帝陛下察知臣孤独的忠心，顾全国家大体，不惜暂时破坏针对一人的法令，希望能够保留众多正直之士进言的门户。臣谨当上体察恩仁，期望一定报答；下坚守节义，至死也不改变。谢青州到任表　刘挚 东方的大国，没有比郓州更大的。臣这样愚钝的人是什么人，竟接连奉命统帅、镇守并到任于此，这是第一次。自量自身已经无暇顾及，想到臣的器识极其疏陋，才智也不出众。正逢继承光明基业的开始，越级承担参与国政的谋划；三府任职空过了六期，千百思虑却没有听闻一得之见。虽然进退必定遵循正道，常常愿意学习圣人，但功业竟然如此卑微，终究难以得到士人舆论的认可。司败宽免了臣的刑罚，借给臣归葬丘墓的便利；藩镇报政超过期限，实在有愧于鲁国三年成效的故事。如今更换符印、改授地方，仍然承蒙齐地四履的待遇。此时东秦号称一大都会，士人知道礼义，境内控制海山，百姓富足，较少有抢掠旧习；当地风俗舒缓，仍有平易宽厚的遗风。谨慎地承受流布的政令，可以安然无事。像臣这样迂拙愚昧的人，竟蒙受如此优厚的寄任。这都是因为伏遇皇帝陛下，刚健而精粹，内在纯厚丰盛而光明广大；沉静地审察事机以通达变化，以确定的鉴识驾驭美丑。对人没有远近遗弃，按照才干器用任使。臣怎敢不振作勉励衰老之身，激发昂扬来回应至厚恩德？简化礼仪，去除烦扰，稍稍追究前代贤人的治理；推行仁德，宣扬恩泽，希望寻求使远方风俗安定的办法。如果能汇集微小力量，仰报覆盖庇护之恩。知亳州谢上表　刘攽

译臣年老发白，镇守藩地又事务繁多，占据并非自己所能安处的职位，反以荣宠为恐惧。从前圣门的高弟，到了六七十岁，所希望的不过是成为汉代的诸儒；做到二千石，便称为显达之官。大概是量力审察自己：即使是小国，也确实说人才难得；逢上良辰而仰慕君主，在有道之世便不容许侥幸求进。这就是前代贤哲谈论志向时，态度如此谦谦；后代贤者接受俸禄，也正在于此。何况像臣这样愚钝的人，本来只是末学，进入仕途以来，承蒙昌盛时代不弃；等到忝任分符之职，终于历任三郡；如今又成为近辅，已不再有自我检点不足的讥议。鲁地兼有泰山，仍有改变齐国旧俗的传统；至于涡水、谯地这样的名胜沃土，是淮楚近郊，也是亢父龙的诞生地，真圣曾经亲临。朝廷在亳地举行盛大典礼，兼有武王、成汤的崇高仪礼；迎接新年、掌握时令，以此获得上帝宏大的纯厚赐福。百姓风俗已经富足，官府守职又很严整，哪里料到凭臣这样戆愚的人，竟谬承寄托任用，远远超过本分，甚至高视前贤？臣暗自思量，仍有余下的宠遇：兽纹鞶带更换旧物，仅仅超过一个月；隼旗越过疆界，才增加一倍寄宿炊饪的费用。这都是因为伏遇皇帝陛下，圣仁而有妙算，睿智深邃；扩大长久照耀的圣德之光，广泛播施太和于万物生长，使万物形体流布，在无声中受天地陶铸，致使臣这种小材也得以承受荣耀恩遇。臣谨当宣布诏令，竭尽职守；为自身的愚钝谋划，虽希望不至于危险；至于知止报国，本来愿意把余生归还自然，即使死百次也不改变这一志向。知襄州谢上表　刘攽 臣脱离了贬谪名籍，佩带组绶，来到近畿藩镇；仰承恩荣，感激而又惶恐不安。臣早先因人员缺乏而被滥用，出外代理使车之职；才能不是所长，力量也没有自量，勉强度过岁月，却辜负了选拔任用，正所谓是斗筲般的小才，哪里有空闲谈论规矩之外的事情？然而只因求利的方法极其广泛，机巧的人才绰绰有余，果然听说后继者接踵而来，人的才智大略只取在析毫之上；只是把泾水看成清、把渭水看成浊，所以常常害怕后来的年轻人；又像李树代替桃树而死，私下为自己命薄而悲伤。很快遭受贬黜幽置的典刑，实在是由于过去的过失；漂泊江湖，寄身瘴疠之地，再没有自我更新的希望，长久怀抱被永远弃置的忧惧。没想到明诏从宫中发出，深厚恩泽下及臣身，使臣重新承受乘轩车的宠荣，又加授分虎符的荣耀；心情如同获得新生，感动得只有流泪。这都是因为伏遇皇帝陛下，光明普照，胸怀如乾坤般包容；继承先王庭统之初，正勤勉于升降任用；思念皇业之际，也代替天下补救细微缺失。因此臣这种孱弱愚钝之人得以随从甄别叙用。臣谨当努力求知民间疾苦，恭敬遵守官箴；犬马般的心意，只能以辛劳尽力，希望还能保养桑榆晚景。虽然已经老了，仍希望志节不改。徐州谢上表　苏轼 臣在高密分掌符节，已经私下拥有名郡；如今改召到东徐，又忝任督府。承受恩德深厚，抚念自身，既惶恐又惭愧。臣想到自己从田野中奋身而出，寄迹于书林；信守道义而直行向前，从来没有躲避坎坷陷阱；在朝廷中少有援助，谁会为臣在前后周旋容纳？从前多次进献盲目之言，仰面冒犯圣明鉴察，哪里是有意标新立异？只是深信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回头惭愧，迂阔的言论虽然很多，却没有益处，只有朴实忠诚的本心，既已持守长久，反而更加坚定。身在远方也不忘记君主，不忍改变平常的操守。进言而没有罪责，实在深深仰恃陛下至仁。了解臣的人说臣爱君，不了解臣的人说臣多事。臣徒然怀抱这份心意，又有谁能看明白呢？伏望皇帝陛下如日月照临，如乾坤覆盖，察知孤危之人容易毁败，谅解拙直之心并无他意。陛下保全臣这卑陋的身体，把臣交付到善地；这里民风淳厚、诉讼简少，实在没有施展才干的办法。衣食充足，身体闲适，臣仰面惭愧于陛下再生养育的恩赐。只是没有力量报答，怀抱孤独的忠心而自我怜惜。徐州贺河平表　苏轼 圣上的谋略独自运筹，上天的眷顾无人能够违背；各国百姓像子女归父母一样前来效力，百姓没有谁诉说困苦；万把铁锤声如雷鸣，劳役没有超过规定期限，于是消除了东北地区最大的忧患。这样以后，麦子和禾谷才可以收获食用，百姓没有后患，喜悦得像重新获得生命。臣认为黄河泛滥成灾，是历代都深受其害的事情；大禹治理兖州原野，用了十三年；汉代修筑宣房宫，也用了二十多年才平定水患。从来没有见过在洪水已经溃决之后收束狂澜，又在故道将要湮没时恢复河道，俯仰之间便告成功，神速到如此地步。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仁德极其深厚，施恩广大，神明智谋没有边际；通达四方聪耳以采纳众议，广大孝德以安定宗庙。水本应润下，黄河不应泛滥；只是由于多年没有忧患，祸患便产生于疏忽之处。河流决口之时，是地方官吏失于防备，并非天意；等到河流复归故道，实在是上天帮助有德之君，并非人的功劳。这是自古以来未有之事，普天之下共同庆贺。丰沛一带承受大恩泽，正是汴水、泗水汇聚之处；从前洪水横流，孤城危如土块；如今水患平定，秋天的庄稼繁茂如云。灾害既然广大，利益也就更多；忧虑特别深重，喜悦便加倍。虽然臣的官守有限，不能赶赴外朝举杯庆贺，但百姓的心意相同，也能抒发下情，作诗称颂。谢失觉察妖贼赦罪表　苏轼 盗贼在臣所管辖之地发生，守臣本来应当受到重责；但罪行有疑，便予赦免。圣主因此广施恩德；臣自从惊惧而被废黜放逐之后，仍然在陛下怜悯的范围之内。臣想到自己早年承受特别知遇，升任统领大州；上不能以道德教化百姓，在辖区传播忠孝；下不能以刑罚整齐万物，在奸邪尚未萌发时消除它们，致使狂妄庸劣之徒肆意谋乱，甚至僭越叛逆。追究臣的失职，哪里承受得起诛罚？何况如今身处沟壑之中，又遭雷霆般的责谴，没有官职可以削夺，抚念自身已经知道危险。至于捕获斩杀群盗的功劳，那是邻近一名士卒的力量，臣只是谨慎地在最初奏报，偶然把它归于自己。虽然替国家督察奸贼，平常常怀此志，但借助他人成事，哪里值得谈论劳绩？姑且勉强把自己列在微小功劳之中，希望稍稍宽缓斧钺之刑。哪里想到陛下浩荡的恩泽，竟允许不再追究？使臣从魂魄离散的惊惧中收回性命，借给臣片刻余生；退下来反思事情的缘由，自己所得到的幸运是多么深厚！这都是因为伏遇皇帝陛下，舞动虞舜的盾牌，向人显示不杀；祝祷成汤的网，对万物都求取生路。其间施用刑罚本来是不得已，只要有可以赦免的地方，无不从宽。务必考察事实而推原情由，何曾只记过错而忘记善行？臣更加明白从前所获罪责，都是微臣自己招致的；感激惭愧终身，也没有地方可以谈报答。即使穿布衣、吃粗食，也许还不至于死于饥寒；即使有石头般的心、木头般的肠，也发誓永远不忘忠义。谢宣召入院状　苏轼

译诏令的话语像春风般温暖，再次召命，臣不胜惶恐恭敬，使者从天而降，持一节符命催促臣前往。按照旧有故事，这本来只是平常听闻之事，哪里是臣平生敢于希望的？反省自身实在不称职，惭愧和冷汗交加。臣私下认为，掌管起草诏令的官职，自唐代最为兴盛；虽然职务亲近、事务机密，号称北门学士的荣耀，但俸禄微薄、地位清寒，甚至还有请求担任京兆掾曹的。哪里像圣明时代这样振兴儒学，不只是把美好的爵位系于儒者，还让他们享受丰厚的供养？玉堂赐予印篆，仰承淳化年间更加完美的文治；宝带垂着金饰，佩带元丰年间新的恩泽。礼遇既然厚重，对人才的要求也就越高。而臣以空疏、闲散的才质，又处在衰病流离之后，活着从万里之外归来，坐看自己三次迁转；并不是因为得到左右近臣的容纳，却越级处在贤豪之上。这都是因为伏遇皇帝陛下，天生兼有文武资质，上天赐予圣明神武；虽然居忧期间不言语，仍然隐藏着高宗的德行；但访问群臣、求取辅佐，已经开启成王的心志。首先选择辅臣，其次寻求法从之臣；知道人才难得，却也采纳虚名而加以任用。臣怎敢不更加勉励初心，竭力谋求将来的成效？才能比不上古人，虽惭愧于内相的名位；但志向常在百姓，希望可以免除私人党徒的讥诮。谢侍读表　苏轼 在北门掌管起草诏令，已经忝受儒者的最高荣耀；在西学侍奉贤者，又玷污了侍臣的高雅职位。反省自身实在不相称，惭愧和冷汗交集于心。臣私下认为，讲读之臣，只以进言讲说为职责；考核功劳、整治官吏，账册上没有可记的优劣。陈述善道、闭塞邪说，只有潜移默化的恩泽。像臣这样愚陋的人，哪里也能胜任？这都是因为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忧思深远，德业长久而盛大；承受先帝托付的艰难局势，为圣明君主谋划长远。因此选择左右前后的近臣，无不是吉祥贤士。陛下认为，要知道兴亡治乱的成效，没有什么比多闻更好；又认为臣虽没有远超常人的才干，却大概有不欺骗君主的实情。因此让臣朝夕与陛下讨论，奉陪长日的清闲，臣不知道将用什么来报答；只有竭尽微薄生命、劳瘁至死，始终表达这颗心。杭州谢放罪表　苏轼 臣近来因在法令之外刺配本州百姓颜章、颜益二人，上奏章待罪。臣奉到圣旨，特别赦免罪责。臣的职责是承宣布政，应当遵守三尺法令的约束；但事情关系利害，臣却擅自按照一时便利处理，承蒙上天曲加慈爱，没有听从官吏的议论。臣想到自己早年因为刚强拙直，屡次招致忧患；在朝廷任职，便有逆耳的奏章表现在言语中；施行于郡县，便把疾恶如仇的心意表现在政事上。臣虽知道这样会遇到困难，却常常把它作为警戒；但临事时不能自我回转。若不是日月般的圣明能够照见臣的肝胆，那么臣哪里只是今日获罪，早已在众人的议论中倾覆了。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睿智圣哲、天生明察，清明之德四方通达；委任臣下，超过了对不能胜任之人的托付；爱护养育人才，唯恐他们有所过失。陛下知道臣想要革除一方积弊，必须除掉两个奸猾来向百姓示范，于是特意屈抑宪章，以保全臣这个人才。臣怎敢不反省自身过错，恭敬服从简书？顾念这些善良百姓，自然不会触犯汉法；今后如有情形需要宽免，便适时赦舍，以更加扩充尧帝的仁德。又谢太皇太后表　苏轼 诛罚扰乱群体的人，本来不必请示便可决定；大概正因为平日恩威没有建立，才导致奸猾之徒敢于行动。臣正等待谴责斥骂，哪里想到会得到宽宥？臣认为，近年以来法吏所织的罗网过于严密；守臣的权力轻弱，没有比今日更严重的。观察祖宗信任守臣的本意，把治理州郡的成效责成于任职之人，哪里会不选择良好的师帅？但如果只知道用规矩驾驭，平时仅能守法，那么遇到缓急情况，又凭什么驱使百姓？只是臣没有才干，难以议论这些。恭敬地想到太皇太后陛下，宽仁而顺从众意，诚信和顺而得到上天保佑；推行一身至公，把天下纳入无罪之中。臣始终承受知遇，朝廷内外都受恩德；陛下认为此事有专断而合宜之处，臣的心意没有别情而可以宽恕，所以特加赦免，以表示宠爱安抚。朝廷的圣明，大概认为臣还值得信任；官吏百姓自然心服，不用命令也会率先服从。贺驾幸太学表　苏轼 皇帝车驾回到原庙，已经大大彰显孝道；如今在太学的儒宫停留，又显示尊崇文教的教化。礼仪一日举行，风气便震动四方。臣听说天子临幸太学，三代共同有此礼制；大概天子不敢自以为圣明，而盛德之人必有通达尊贵的地位。汉代永平年间开始举行这种礼仪，虽有临幸辟雍、拜见三老五更的先王规制；但端坐讲学，却不是君主亲自应做的事。哪里只是谦逊退让、不敢接受献爵而已？陛下起身伏身，心意默默与先圣相通；横置经书而询问疑难，使各位儒者充分发表意见。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以文武作为法式治理国家，聪明圣德相齐；气度广大，与艺祖相合；至仁深厚，可以追配昭陵。因而举行旧日典章，以兴盛大的礼节。臣早年忝列法从之臣，长久侍奉经筵；永远驰骋忠诚，想来将听到东序合奏的雅乐；现在写成颂诗，不久将看到向西方戎族献俘报捷。谢赐历日表　苏轼 每年颁布正朔，是《春秋》统摄岁时开端的经义；郡国赐给玺书，也是汉家宽大施恩的诏令。它们实在是良好的典章，哪里是空文？臣认为，百姓盼望丰年的心情，是生民最真切的愿望；君主敬畏上天，是人君最大的戒惧。因此常常谈论灾异与应验，而不谈时运的数理；每次奏报水旱灾害，而不奏报吉祥征兆。上面有消除灾变、恢复正常的心意，下面有调和阴阳、治理天下的方法，本来依靠君臣共同治理，一同达到纯正光明。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敬畏三灵，忧劳万事；施行仁德于百世，自然会得到天下归附。教化百姓七年，难道不会产生善人的成效吗？臣怎敢不仰遵尧帝的典章，恭敬奉行夏代的时令？谨慎整治堤防沟洫的条令，施行慰劳来归、安定百姓的政事，希望竭尽微薄力量，稍稍帮助陛下至大的仁德。贺立皇后表　苏轼 继承后妃之德如莘国女子，贤明可与上天相配，事情关系宗庙社稷，喜悦充满人神之间。臣听说三代兴盛，都有后妃内助；《二南》的教化，实在以人伦为根本。维持《关雎》端正开端的风气，具备《既醉》所歌太平的福泽；百姓有所依靠，国家便会长久昌盛。恭敬地想到皇帝陛下，由诚而明，唯有睿智而成为圣人；安定华夏与夷狄，德行在朝廷治理中更加丰厚；辅佐调顺阴阳，政事也兼及内宫职责。既然承受了大庆，便更加广施至仁，使远至海角的夫妇都没有忧愁叹息；上合天意，日月也因此更加光明；承受无疆的福禄，与百姓共同享受欢乐。谢礼部尚书表　苏轼

译在西学充任官员，已经惭愧于学问空疏；改任东班，更加惊惧自己忝冒其位。如今又统领宗卿之任，同时成为儒者的荣耀。臣起初求学，以适用于世为根本，以空谈为可耻；所以任职时，以惠及百姓为心，以尸位取禄为惭愧。近来臣多次请求治理郡县，也请求镇守边疆，想趁残年稍稍施展实际功效；但有志愿而不能实现，惭愧辜负之情还有什么可说？如今却以文字为官，把日常言语作为职业；下不能让人看见才能如何，上不能考察其隐微善恶。反省最初的心愿，实在有愧于面目，因此在拜受恩典之日，略陈几句有益的话。孔子说：‘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孟子也说：‘使君主端正，国家就安定。’从前汉文帝喜欢张释之长者般的言论，于是用德教化百姓，辅成废除严刑的风气；汉孝景帝采纳晁错权术的言论，于是用智谋驾驭万物，渐渐导致七国之乱。由此可知，国家安危的根本，只在于听取言论的得失之间。恭敬地想到陛下即位以来，求学如同赶不上，听闻圣道已经八年，寒暑不停止听讲读书的官员讲论王道而不涉及霸道，谈义理而不涉及利益。八年之间，指陈最高的道理，何止千万？虽然所论各不相同，但要点不外六件事：一是慈，二是俭，三是勤，四是慎，五是诚，六是明。所谓慈，是喜爱生灵、厌恶杀戮，不喜欢动用兵刑；所谓俭，是约束自己、节省费用，不损伤百姓财物；所谓勤，是亲自处理各种政务，不亲近女色；所谓慎，是敬畏上天、效法祖宗，不轻视人的言论；所谓诚，是推诚心对待下属，不使用机巧权术；所谓明，是专门信任君子，不混杂小人。这六件事，都是先王留下的事迹，也是老生常谈；言语没有新奇之处，人们容易忽略。譬如饮食，不过是谷米、羊肉、猪肉，虽然不是奇异美味，却对人有益；譬如药物，不过是蓍草、术、参、苓，虽然没有立刻见效，却对疾病有益。如果陛下相信并接受这些话，像享用饮食一样实行，像服用药石一样坚持，那么天人自然会相互感应，福禄难以计量；臣等所学的先王之道，也就不会对世间毫无补益。如果陛下听见却不接受，接受却不相信，相信却不实行，就像听到春鸟的鸣声、秋虫的叫声，只从耳边经过，那么臣等即使有三尺长的舌头，每天诵读五车书籍，反而还不如行医占卜、执掌技艺的人和奔走处理文书的官吏。这样尸位素餐，死后也有余罪。伏愿陛下阅览臣的话，稍稍留意圣心，天下幸甚。谢赐对衣金带马表　苏轼 服饰放在箱笥中，恩泽也施及臣的衰残之身；马衔和缰绳送到庭前，喜悦之情先于车马随从。臣认为，万物生长各有所待，而上天施恩没有穷尽。草木哪里知道事情，却冒受庆云般深厚的恩泽？采集来的鱼虾极其鄙陋，却借沧海而增添光彩。即使看起来值得观赏，终究并不是它们本来所有的。妻子儿女相互顾视，惊讶于屡次得到非分赏赐；道路上的人私下窥看，有时反而增加指点议论。这都是因为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聪明圣德相齐；像周朝那样广施赏赐，包容污垢、隐藏瑕疵，同时明察并求取贤才；居处简朴、饮食菲薄，却以优厚待遇养育士人。士人的价值哪里会轻于千里马？只是臣自知不是那样的人，陛下的一句话却重于兼金。臣应当思考怎样报答。谢复官提举玉局观表　苏轼 臣被贬谪远方七年，没想到能够保全自身；从万里之外活着回来，恰好是上天的幸运。突然从囚禁束缚之中出来，重新列入缙绅士大夫之中。臣想到自己才能比不上别人，性情又多与世俗相忤；刚强偏狭、任性自用，可以说是小节上的忠诚；狂妄放纵地行事，终于遭遇大难。这一切都是臣自己招致的，不敢怨恨责怪。正逢真人兴起，与万物一同更新，而臣独自处在幽远之地，最为昏昧顽钝。等到这次起用废弃之臣的开始，陛下加倍耗费再生养育之力；最终仍然记载臣的姓名，没有把臣完全弃置。这都是因为伏遇皇帝陛下，正位登龙，对应时运而如虎变；神武而不轻杀，哪一样不是受命的符瑞？清静无为，坐享消除战争的福气；聪明而不妄作，邪正自然分明，使臣得以如微小草木一样共同沾受雷雨的恩泽。臣怎敢不更加坚定平素操守，深切思念往日过失？至死也没有别的要求，不嫌弃饭食蔬菜的粗陋；即使棺盖盖上，心意仍未停止，仍怀有衔环结草般的忠诚。建宁军节度使谢表　吕惠卿 我本应受到亲近重用，却犯下非同寻常的过错；正值清明之朝，却遭受极重的谴责。这些罪孽是自己造成的，过错将归咎于谁？伏念臣出身于诸生，对大道昏昧无知，只凭浅陋的见闻，便想应付世事变化；相信徒然呻吟便能有所收获，还希望借此求取功名。才能本已超过分际，按理必然颠倒失误。何况先帝开创有为政治之初，正是群才愿意效力之时，我却贸然占据要津，阻塞贤者进用之路。虽曾参与讨论三四件政事，也曾参与机密政务一二年。凡是损害国家、祸害百姓的根由，实在都是臣学识蒙昧、误导朝廷所造成的，难道还要让身处下流的人来承担吗？如今又使众多罪恶都归到我身上，偶然逃过当时司法官的刑罚，却难以逃脱今日执法官的论定。尚且因皇上宽贷而未被严惩，只把我迁往四方边远之地，以此比拟三凶的流放。衰老疲惫而被远谪，人人都知道难以忍受；亲爱之人生离，听闻的人也为之长叹。伏惟皇帝陛下天性仁厚，圣明孝德光耀充盛，抚摸先帝遗留的弓剑，每每更加凄怆；回顾宗庙旧物，难道能不极度悲伤吗？只是臣罪深悔重，仍使典刑有所屈抑。攀附帝王的龙鳞凤翼，已经绝望；只把自己看作虫臂鼠肝，任凭造化安排。眼泪随着言语流出，自己也不知道从何说起。《贺元日大朝会表》　吕惠卿 宝鼎更换新年，明廷举行四方朝觐，盛大仪礼全部举行，天下绵延同享欢乐。恭惟皇帝陛下，德道广大如尧天，日益接近汤王的圣明，仁德深厚而广博，孝道通达而光明，神灵因治理的馨香而感动，祥瑞福庆由和气而到来。正值岁月日时之首，也是朝宗觐见相会的开端，于是遵循旧有典章，举行盛大礼仪。东台的祥瑞之物，冠绝于玉玺的珍贵符瑞；左户的舆图，又增添了金城般的屏障。乐舞已经完成，于是撰写此文；称颂庆贺，并非虚饰。众多士人充满朝廷，四方夷人列于朝班，欣逢千载难遇的时运，恭敬地献上万年长寿之酒。臣俯身已近衰年，长久羁留在外地，不能赶赴庆贺朝廷，只能徒然切望瞻仰天子仪容。《谢翰林侍读学士表》　范祖禹

译应当辞谢的事，岂敢忘记旧例？应当接受的恩命，谨慎地承受新的恩典。恭惟真宗当初设置讲职，每天直到太阳西斜仍勤于讲学，讨论经义有时直到深夜，用来启发后人，使他们鉴察遵循成法。先帝更新治职，正式命令兼任官职，虽然因革的制度不同，但经纬文章的宗旨相同。惟有熙宁、元丰年间的成就，有金匮石室收藏的旧闻，伟大的帝王谋略，还要依靠史笔来彰显，追观历代圣人的典章，大多交给四辅大臣负责。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怎么承受这项任命的重大责任？这都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钦明文思，齐圣广渊，如日正中，效法上天运行不息。陛下认为二帝三王的道理，应当探究到极高极深之处；一祖四宗的典籍，已经在永久岁月中光明昭著。又惟恐不能终身研习典籍，于是追继前代圣君的孝思。因为臣早年侍奉讲席，又忝列史馆，陛下特意加以宠遇，用来表示眷顾挽留。昔日鲁穆公对待子思，多次馈赠鼎中之肉；燕昭王对待郭隗，改变制度修筑黄金台。这两个人，一个是因为身边没有贤人而不能安心，一个是想从远方招致士人，先从自己身边的人做起。像臣这样学识浅陋的人，哪里敢奢望比肩古人？臣并非认为人爵可以使人荣耀，只私下庆幸圣心求贤不倦。《宋文鉴》卷六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宋文鉴》卷六十九 宋　吕祖谦　编 表 《开封府群见致辞》　林希 臣林希等认为，圣人在上，首先应使京师成为天下的表率；天下修习文教、贡举士人的风气，兴起于民间。这都是因为恭逢尊号皇帝陛下，向上考察古道，向下培育人才，向各地发布明诏，命令各郡兴举贤能。臣等不才，恰好奉行诏令，姑且参与能书写文辞之事；虽是草野之臣，也得以奉献给朝廷作为贡士。《尚书礼部元丰奏天下祥瑞表》　林希 臣珪等说：尚书礼部收到元丰五年天下各地上报的祥瑞。宣徽南院使、判北京臣拱辰，承议郎、提举河北常平等事、宜之通议大夫、知秦州臣公孺，龙图阁待制、知青州臣绾，正义大夫、知安州臣甫，朝议大夫、知兴元府臣景华，朝奉大夫、知荣州臣震，西上阁门使、知雄州臣舜卿，礼宾使、知安肃军臣孝绰，文思使、知宪州臣诜，朝散郎、知鼎州臣伋，知歙州臣尧封，朝奉郎、知蜀州臣少连，承议郎、知安德军臣从谅，知利州臣山等说：所属地区有灵芝生长在州宅、寺观、殿阁的柱子上，其中有七茎的一处，苗长一尺多的六处；牛生双犊的两头；嘉禾合穗的三处，五株合成一株的一处；麦一茎三穗的四处，另有穗数为五、穗数为百余的各一处；白乌、白鹊在巢中孵生的各一处。臣听说圣人出现，四海清平；帝命彰明，万灵聚集，必然会有各种福瑞之物出现，以显示太平的征兆。伏惟皇帝陛下体行尧的仁德，亲自实践舜的孝道，努力实行勤俭，以此作为教化万物的根本；诚意恻隐，出于爱护百姓，所以在指挥之间便成就功业，天地之内阴阳协调，福泽遍及群生，深入肌肤而浸润骨髓，涵养滋润异类，使草木受到恩泽，飞禽走兽也得到和谐。抬头仰望，所见是景星庆云；低头俯视，所见是醴泉甘露。枝叶繁茂而光彩灿烂，显现为三次开花的朱草；游泳潜伏而驯顺，又有白麟生一角的奇异祥瑞。美丽的花朵，连理的树木；不同田亩却长出同穗的禾稼，可以筑巢的喜鹊任人依附窥看，池中的龙也可以饲养抚弄。应当创作声诗，奏于郊庙；深深铭刻在太史之中，写入简册，以使无穷的福庆长存，彰明这些特别出现的祥瑞。考察过去的记载，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奇祥；即使压下不宣扬，也仍可算作盛德所产生的余事。从有记载以来，这类祥瑞几乎没有停止过记录。如今皇帝乘鸾辂来到明廷，撞击黄钟，驾临太极殿，典礼极为完备，官员仪制焕然一新；远方各国奔驰而来，经过多重翻译的人群像车轮辐条一样汇聚。自古以来那些辫发穿

译卉裳、羁縻所不能到达的地方，越过沙漠、远离大漠、语言从未相通的地区，都捧着玉帛，作为九宾之一；穿上衣冠，献上万寿。盛德光辉显赫，超过古今，巍峨灿烂，传播显示永无止境，足以铺陈王业的众多美德，汇集皇家盛大仪容。臣等恭敬地率领有关官员，查考旧例，考察图籍，认为应先陈列象牙之珍，铺陈宣读颂辞，谨敢把奏章献到龙阶之前，欢呼跳跃，喜悦之情超过平常万倍。《尚书省谢车驾临幸表》　林希 天台刚刚建立，完备地尊崇了掌管喉舌的机构；皇帝车驾亲临，使群臣有幸承受陛帘之寄托。这是非同寻常的举动，考察古代也没有可相比的。恭惟皇帝陛下天资纵横多能，每日更新盛德，铲除各种弊病，裁定万事细微之处。考察先王治理的制度，设置尚书，以政务为根本，使纲纪条理分明；在新书中显示出防微杜渐的意义，创立规模，把牧守之司分别安置在应有职位上。这是多年的思虑，今日才得以完成；前代所听闻的制度，今日得到验证。忽然屈尊传下清道仪仗的命令，深深使鸿都之士受到震动和观感。北辰处在北极，外面环绕着如斗的星宫；黄道经过之处，旁及群星聚集的位置。臣等在咫尺之间瞻仰圣颜，承受亲切的训诫。陛下告诫臣等办好公事，退下后彼此警戒；分设各曹，统率属官，灿然呈现周代典章的文采。望着车驾叩拜谢恩，远胜汉代郎官徒然叹息。何况宗室藩王一起进见，禁从官员相继趋前，凡是有幸侍奉皇帝巡游的人，都得以预先看到圣作。欢声充满四方，庆幸一时遇到这样的荣耀。正史必将完备记载，流传为万世美谈。臣等忝任重职，长久辜负圣明恩典，想到自己尸位充数而惭愧，只更加庆幸适逢盛时，敢当自我策励，期望能够不辜负皇帝亲临的宠遇。《亳州谢赐减刑诏书表》　林希 奉读圣诏的谆谆告诫，知道皇上的钦恤之心。恭惟皇帝陛下，以清静之道治理天下，本于尧舜的天性；以仁爱之训、哀矜之心对待罪人，与禹、汤悔罪自责相同。虽然只是推行旧有成法，实际上是忧念怜悯百姓。臣所管辖的州，号称重法之地，南面是旧楚地，北面则是全齐之地。以推理巧辩作奸犯科，来由已久；因财货而杀人越货，间或发生。于是严密设置禁令，深加惩戒。臣刚到任时询问当地风俗，近年稍有丰收，人人知道爱惜生命，也很重视不犯法。廉耻以衣食为根本，丰歉是狱讼和市场混乱的根源。百姓的常情，形势自然会使他们如此。臣谨慎遵奉成法，重申告诫有关官吏。在监狱之中，敢于期望最终无人犯罪；在被捆系的囚犯中，希望不要有一个无辜受害者。只遵循宽大的条文，用来堵塞官吏失职的责任。《谢天章阁待制表》　林希 忽然由疏远之地被擢用，承受荣宠，进不得推辞，退又怎能不恐惧？臣私下认为，朝廷设置显要职位，本来是用来等待特别出众、突然崛起的人才；台阁缙绅，也应依次进入侍从论思之列。名分既已确定，品级流别自然安定，哪里敢想越级擢升，忽然达到孤外之地？伏念臣年轻时喜好学习，入仕后不过是击柝守关的微末官，起初安于一命之职，磨铅削简，侥幸侍奉三朝；在金马、石渠之间出入，几乎超过二十年，讨论皇坟帝典，常常能参与一言。离开宫廷之后，五次更换符印，正当两宫为政事忧劳、怜悯百姓受饥之时，臣申令告诫守臣，全部发放常平仓粮，减免裁削岁计，停止征收上供储备，使一方百姓得以保全，万民得以重新生活。父老感动流泪，儿童无不欢呼；他们脱离沟壑之忧，全都出于天地的施予。回顾臣没有职权上违法，怎能逃脱核实功罪的惩罚？臣屏住气息，竭尽心力，伏遇皇帝陛下智慧周遍万物，光明照耀四方，通达下情，不因远近亲疏而有差别，主持善类，所以包容庇护，无所遗漏。既保全宽宥、曲加全护，又怜悯臣的次【缺】拜受恩命，穿着旧日服饰，玷污近班名籍，声誉出于意料之外，宠遇超出非分所望。臣早年没有良吏的政绩，却错误地受到诏书褒奖；徒然有考究古事的愚拙，哪里配得上服章的赏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译何况臣甘心寂寞，年岁逼近衰老，按本分应当滞留在偏远之地，老死于闲散职位。如今竟被收录擢升，更加惊惧忧虑。只是这个偏州正好奉承明诏，漕运经由京口，控制全吴漕粮飞挽的要冲；又修筑堰埭，补救多年干旱的祸患。臣正准备亲自带头担土筑堤，亲手说明准则，计算早晚以求成功，成就江淮长久的利益。倘若容许臣竭尽力量，哪里害怕耗尽身体？天日高远、九重宫阙，只能心存北阙；图书三阁，只能希望梦中到达西清。《谢赐资治通鉴表》　林希 临政而善于治理，是明主的用心；奉诏修撰史书，本来就是儒臣的职责。书成进献御览，又蒙赐予非同寻常的赏赐，像臣这样低微的臣下，怎么忽然承受特殊恩赐？恭惟英宗皇帝生而知晓典籍，天性喜爱读书，不只是希望获得广博见闻，实在想借此辅助自己有所领悟。然而万机纷集，典籍繁多，连求学之人也不能全部阅览，何况君主哪里有时间周遍浏览？想有所撰述，却很难找到合适的人，谁能胜任呢？没有人比司马光更合适。于是赐给他尚方笔札，汇集三馆图书，允许他辞去官职，专门用来考订修撰，酌量增加常俸，不责求课程期限。他上下驰骋于数千年历史之间，出入考察将近十九年。其中有明君良臣的规诫议论、切磋琢磨的精辟言语；名将良吏的方略教令、雄伟功业；各种政事成败的根源、天人相互关系的奥秘；揭发奸邪，褒奖善良，网罗众家言论，囊括旧史。它像大海收藏珍奇异物，鱼龙数量无穷；又像高山包藏草木鸟兽，难以尽数命名；分辨田间沟渠的细流，也不遗漏雕虫小技。司马光游历东国时，常常为这篇文章叹息；留滞终南山中，终于完成了前代未竟的事业。古代兴亡的事迹，虽然已经灿然具备，但司马光的筋力精神，也在这里耗尽了。还要忍受言官的督责，熟悉民间浅俗的讥笑，最终写成一代史书，仰承英宗、神宗两朝的志愿，题名为《资治通鉴》。后世若不迷失方向，要借此资助治理的根本，舍弃这部书又从哪里得到呢？神宗皇帝在讲席上饮茶并进读此书，挥笔亲自赐名，撰写序文置于篇首，雕版印刷颁布天下。仰看君臣关系，已经极尽丹青描绘；哪里料到父子竟会沦亡？忽然感伤风露，难道还能把它看作宫墙中的旧物吗？臣退而收取自己用铅椠所做的微小功劳，打开书卷便泪流满面，拜谢嘉赐而汗流浃背。这都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聪明足以启迪祖先，日夜勤劳思虑，夜深仍留心政事，在西清深处访求意见。又恭逢太皇太后陛下多次安定大业，扶持承载百姓，使节俭成为最可珍爱的品德，慈爱达到无疆的长寿；远远追法三鉴，安坐而振举四维，顾念像臣这样的一介小臣也不遗弃，与群贤共同享有恩宠。家中没有一担粮食，原本不必担忧菽水奉养；如今家有皇帝赐书，足以留作子孙的珍宝。《谢谏议大夫表》　张舜民 我正安处于贬谪名册中，忽然遇到锋车来迎，瞻望八彩眉毫的秀美圣容，晋身于七人之上的朝列。私下听说，明主临政而愿意求治，先王设置官职而选择人才，称人才为“梓材”，取其材质而任用。至于谏诤的职责，政务上只由侍从之臣承担；职位亲近而选择清慎，品秩虽低而声望很重。他们负责记录皇帝的起居言动，与史官互相表里；负责弹劾纠察，与台宪官共同休戚。起初专门辅佐君主纠正过失，如今则广泛讨论天下政事。过去良药忠言不能进用，只剩下少数遗贤；臣如伏马一鸣，荐举贤能之事接连不断。哪里料到大明东升，积雪自然消融？以惠风鼓舞，以膏泽滋润，南至海边山岭，北至江湘之地。解除禁锢的人何止二千？按水陆计算，路程不止一万里。死者来不及听到哀叹，生者则匍匐归来。昔日身居辅弼高位、在帝所谋划政事的人，最终却成为蛮夷之地的鬼魂，抛弃在道路旁。古代从未有人追问，始终不知道他们的罪过。臣敢希望在桑榆晚景中得到日月余光的照耀吗？在楚水边为流亡者招魂，在云台之外擦亮眼睛仰望。手遮西斜的太阳，口中诵读《离骚》，牙齿头发都衰败了，徒然请求太仓的粮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人〕 衣裳颠倒之间，惊喜听到长乐宫的钟声。这都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上合天心，下顺人望，见到事机便不等到一天结束，听从谏言比转动圆盘还迅速，变通取法于神宗，宽大仁厚类似仁祖。哪里只是樵夫之言得到奖赏，还将使地下之人也感戴恩德吗？臣当依此行事以报国，岂敢不振奋衰暮之气，整治空疏的文章？即使骑白马伏在青蒲之上，也要尝试谋求效力；即使像饿死西山、投身东海那样，也期望避免日后的艰难。《谢赐减刑诏表》　李清臣 徒隶和囚犯相互传递欢庆之情，乡民百姓听闻诏令，纷纷赶来，脸上显出喜色。风雷为之鼓舞，律吕因此和谐。臣身为守臣，只知道谨慎遵守本分。私下认为，历代施政，没有比本朝减刑更好的。承平已有将近四百四十年，覆养的疆土达到二三万里。恩德如天地日月，恩惠及于草木虫鱼。然而仍担心府县牢狱中，官署和差役把诵读司空城旦当作职业，习染柱后惠文的苛刻作风，喜欢制造烦琐苛法，私下施行惨酷刑罚，以致孤苦贫穷而无处申诉的人，疾病痛苦不能安生。因此颁布诏书谆谆教导，重申告谕州郡长官，使守令和使臣施行宽大政策，放宽牢狱禁锢。每天供给凉酏，按时查看药物。这比周王为中暑者扇风，几乎还要更加周到；即使夏后为无罪者哭泣，也不过如此。这都是因为恭逢太皇太后陛下睿智慈爱而宽裕，仁政醇厚，尊居九重深宫，却周全思念四海远方。认为圣明时代不能只靠刑罚治理天下，王者常常希望用恩德结纳民心。仰赖安宁八室神灵的光辉，垂下亿万年的国家福祚。臣怎敢不奉行皇上的旨意，恭敬率领外臣办理此事。《免加右光禄大夫表》　李清臣

译宗庙清静肃穆，正要配享神灵；王庭明亮开阔，又重重推施雨露般的恩德，优厚恩典接连而来。臣震恐无措，怎敢不竭尽血诚，仰冒圣聪陈诉？私下认为，义是天下的大经，名分是人臣通常应守的原则。称赞多而才德少，怎么能在一丝一毫上有所失当？议论职位重而才能轻，必然使外间舆论不服。如同钥匙之类的器物，哪里足以容纳辅车？如同栾栌这样的木材，又怎么能承受栋梁？如果犯了满溢的戒条，将带来倾覆的忧患。伏念臣才能素来低劣，学问十分浅薄，对当世实际事务没有益处，本应成为盛世的怪异闲人。历任多朝，错误地跻身四辅，每天领取太仓的米，每月接受水衡的钱；职位空占股肱之任，勤劳却没有施于竹帛。同省僚列之间，难道没有人讥讽呵斥？旧日山林隐居之人，难道能不指着我的背后讥笑？早晚惭愧羞赧，形影徘徊不安。还没有退处幽闲，已经深深惭愧自己尸位素餐。如今又增加显贵宠遇，将连累至公。恭逢皇帝陛下天性睿明，每日更新政教，想要赞助当时的美盛，正在收用众多英才。却把这样的错误恩宠施加给朽钝之质。任用旧臣，本来是圣主隆厚的私恩；接受爵位却忘记自己的才德，臣深怕违背先民最严的告诫。希望收回这项特殊恩典，使烦琐的议论得以平息。《谢除中书舍人表》　苏辙 我越级从左史被擢升，掌领西垣，口中发布诏命，身处法从之列。私下想到自己本是山林之人，原本没有追求富贵的心，听到任命惊惧不安，坚决推辞却没有获准。伏念臣出生于西蜀，世代都是贫寒儒生，以父兄为求学老师，贫穷而没有公卿援助，只能私下求取俸禄来养家，于是自行努力写作文章。慨然东游，却没有办法上达。适逢仁祖朝访求直言，臣所写策论言辞狂放，仗恃圣人不忌讳直言，考官惊怒，认为这种悻悻直言不合时宜。谁知这违逆世俗的言论，竟特别受到爱君诏令的褒奖，臣感激恩遇，于是忘掉生死。还没有报答国士知遇之恩，恰好又遭遇私门之祸，尚未填尸沟壑，便再次被饥寒逼迫。有时在道路上，望见神考，一封奏章早晨上奏，傍晚便听到召见回答的声音。众口交相攻击，最终造成南迁的祸患。活着虽不得志，却常蒙二宗顾念；时常不被容纳，处境几乎濒临九死。困厄穷苦是自己造成的，勉强支撑还有什么可说？哪里料到在衰病之余，又幸运地承受宠光？这都是因为恭逢太皇太后陛下，母亲般的慈爱均匀覆盖，坤德无私，想以任姒的明德，亲自实行尧舜之政，于是广泛求取士人，以正道成就成王；年高德劭者都汇聚朝廷，耕田筑屋的人才也不遗弃在林野。于是使臣得到拔擢，过分地及于臣这种空疏之人。冯唐已经衰老，仍然希望前往云中；贡禹虽然年老，也没有忘记勤勉上封事。譬如树木生长在山中，活着便承受恩泽，死了也没有怨言；水流行于大地，流动便滋润下方，停下也不敢推辞。臣侍奉君主，道义也正是如此；想要报答的心意，不是言语所能穷尽的。《谢除尚书右丞表》　苏辙 诏令已经颁行，不能追回；臣虽有曲身恭顺之志，勤勉而不得伸展，上愧皇帝宏大的私恩，下惭愧于公议。恭惟皇帝陛下承接尧舜的统绪，践行成康的仁政，以礼貌尊重前代正直年高的大臣，选拔后来杰出秀异的士人。前后六年，任用九人，坦荡公明，所以不偏私于贤能与否的实际；穆然深沉，所以坐视便能洞察真伪。临朝日久，鉴察更加明白；得失分明，下面的人便没有什么可以隐瞒。像臣这样，是西南的卑贱之士，章句小儒，年轻时狂妄，偶然窃取一点博闻；中年流落，既做过卑微的县尹，又因当时缺乏人才而得以升任近侍。纵横于文墨领域，嗫嚅于议论场合，所学全是空言，哪里有实际功效？但尚书省管辖重大事务，实在关系国家政论，难道没有遗贤，竟轮到微末品级的臣吗？地位寒微、资历浅薄，凭什么仰望三公余光？才能短浅、力量微薄，怎能裁决六部积滞的议论？即使勉强就职，又惭愧得说什么呢？这都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天地般的仁德，曲意成全草木般鄙陋的人；以父母般的爱护，不记录子弟的过错。将要建造大厦来覆盖群臣，所以聚集各种材料，也收取废弃之物。然而臣的过错超过能力，承受了不该承受的职位，只有洁身自守、不存私心，或许才不辜负托付。援引同类来互相帮助，幸而可以免于倾覆；始终不改变，稍稍报答知遇之恩。《贺明堂表》　苏辙 在明堂祭享天帝、尊奉亲祖，是古今的大典；推施恩泽、广泛赦免，是天地至大的仁德。举行这项盛大仪礼，正赶在今天。伏惟皇帝陛下以仁德治理天下，以诚心侍奉上天。乾道清明，坤道安宁，兵戈止息，百姓富足；人民喜悦，所以神灵无不降福；万物完备，所以礼仪得以成就。已经在圜丘举行一次祭享，又三次谒见路寝。诚敬之心与日俱增，宽大恩泽无物不及。应办之事已经修成，全备福庆自然到来。正将享有尧舜般的高寿，承受成康般的美名。百姓共同的愿望，上天之心也顺应它。臣不久前侍奉帷幄，稍经岁月，因为谴责深重，本来甘愿终身埋没。身在遥远江湖，仍希望死后归葬故乡；长久蛰伏泥涂，听到雷声便惊惕；深陷牢笼，得到清风反而自疑。《降朝请大夫谢表》　苏辙 罪过重大而恩典宽厚，言官仍未满足；官位高而德行薄，本来为法令所不容，如今还能领受真祠官职，实在出于宽大法令。伏念臣早年忝列近臣，没有补益于圣明时代；对下不能谋划自身，对上又不明白国家大体。先朝怜悯臣愚陋，把臣宽宥到遥远荒地，前后七年，在生死边缘沉浮。偶然遇到真人登极，经历数个年号，因更新政令而恢复旧官，很快又承受厚禄。然而臣年岁已近衰暮，知道还能做什么呢？自身想退隐藏身，却不敢请求，于是因循至今，勉强任事而自觉惭愧。即使又被追削五种官阶，仍得以安处闲散职位，承受恩典已经极厚，能够这样已经是很大的幸运。这都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以尧舜之仁施行成康之政，没有忘记旧臣，恩许臣度过余生。臣谨当闭门亲自耕作，终身粗食，知道生死也难以报答，姑且静默等待终了。《代贺景灵宫奉安御容礼毕表》　吕希纯

译在上都的福地建成广大的珍贵宫庭，安奉历代圣容，更加严肃地举行昭荐之礼。良辰符合吉日，繁盛礼仪宣告完成。凡是有幸受到圣容照临的人，全都共同庆贺欢欣。私下认为，仙源深远发端，帝业开始建立，祖先的功德兴盛超过汤、文，宗室的轨范继承并隆盛于启、诵。虽然寝庙按时祭享，灌鬯献礼能够完备地承奉神灵；但帝王衣冠每月出游，过去还没有馆御之所和相应制度。恭惟真主允集大成皇帝陛下，至孝感动上天，文明如同古代圣王。顾念神功潜藏升降的地方已有明文，又因圣诞之祥瑞，早已建立清都，仰迎真神车驾。于是就在旧址上规划扩建，并考察卜择新宫。太紫宫的威严凛然，神明幽深的奥秘若隐若现。宗庙尊卑有昭穆次序，谒见之礼没有往来的烦劳。又有秘殿重重深邃，排列坤仪的正位；回廊广大绵延，绘有拱卫北极的近臣。不到几天便完成工程，于是按照预定日期办成大事。玉石匾额洒落清丽，焕发如东壁星宿；彩饰仪卫森严罗列，具备甘泉宫法驾的规格。奉迎雕饰车舆降临，抬出玉座使御容安妥。皇帝诏令车驾迅速临幸，各部门官员全部到达。瞻仰舜帝般的圣瞳而增添爱慕，施行禹的拜礼而忘却劳苦。精诚之意得到伸张，众多福庆一齐汇集。适逢需云降雨而显示恩惠，又如解冻之雨普降而疏布恩泽。臣愿与群臣共同分享，同享这场大庆。臣早年忝列枢密帷幄，如今正守卫边塞，不能参加鹓鹭般的朝班，只能徒然深切地表达燕雀般的庆贺。《宋文鉴》卷六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宋文鉴》卷七十 宋　吕祖谦　编 表 《代文潞公谢太皇太后表》　张来 臣滞留而违误君命，哪里敢求免于刑诛；太皇太后施恩养护老臣，不使臣劳损筋力。臣仰承太皇太后顺从心愿的睿思，抚慰衰老的志意而知道荣耀。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德厚无疆，圣仁居于上位。神孙亲临祭祀，显示对先人的保佑依凭；圣功成就而群士充满朝廷，显现肃雝盛德。恩泽及于草木，喜悦与天地神人相同。臣有幸凭借余年，遇到这盛明的时代。即使奔走于笾豆礼仪之间，只是徒然有心而已；但在礼乐完备之时，作为后死之人，难道不能偶然承受这样的怜悯和荣耀吗？《免右仆射表》　韩忠彦 从天而降的宠命再次施加于臣，荣耀出乎意料；安置这微贱之身竟无处自容，惭愧与忧虑一同产生。臣仰冒眷顾之恩，历陈危苦恳切之情。私下认为，君臣一体，取象于人的头颅和四肢；上下互相信任，亲密如腹心手足，所以代替上天治理万物，才能使帝王的事业兴盛而显功。自古临御天下尤其艰难谨慎，只有德业同时兴盛，国家才有光彩。伏念臣学问没有其他长处，只堪近处使用，不肯诡曲随俗以附和众人，只知道以直道侍奉君主。遭逢圣明时代，尚未毁弃平生所学，参与辅助机密政务，只能任凭一片孤忠。墙太高常怕失足跌倒，井绳太短本来就难以汲取深水。如今又冒受非同寻常的宠遇，深深担心招来可怕的议论。何况如今弊病的萌芽还未消除，国家的大政难以统一；事情有可为有不可为，必然要分别年号才能施行。臣无论忠邪都受到指责，朋党同类也一概废弃。西方军队久战而财用匮乏，一斗米达到千钱；北方道路因黄河决口而百姓流离，十室之中几乎九室毁坏。大规模更新政令而仍有许多禁锢，旧日拖欠虽然减少，却仍被催逼追呼。正逢大有作为的时代，任用百世难出的贤士，哪里是我这样绵薄之人所能胜任的？伏遇皇帝陛下发挥独断的作用，广泛采纳辅弼的谋略，从各个职位旁求人才而不间断，专任大臣又比旧日更多。请选拔微薄之才，收回已经颁下的任命；使声誉归于明主，使爵位名器不轻易授予他人，也使对愚臣的诽谤平息，免得像负重乘车那样招致祸患。《谢史成进朝奉郎表》　曾肇 裁定编成二帝的史书，仰赖圣明训示；褒奖记录诸位儒臣的功效，也俯顾到臣这样的孤陋之人。错误地进升官阶，且承受赏赐。反省自身实在不相称，冒昧接受而感到惭愧。私下认为，简册流传，固然以帝王之书最为重要；文章的作用不止一种，而述作之体最为困难。昔日建立国家，若能如此考察古事，自周代以上，全部记载于百篇之言；从汉代以来，各自写成一代史书。《典谟》的文辞简约而全面，《春秋》的笔法谨慎而严密。司马迁已在是非判断上有失，却因叙事核实而著名；班固很能推求详赡，有时又被嫌文辞繁多。降至后世，承担此任更加艰难。有的记事支离而失实，有的措辞委曲而不工，有的疏略与抵牾彼此显现，有的取舍抑扬不合适。历观前代记载，这真可说是人才难得。何况两朝功德崇高，五世声名丰盛，直到俊杰瑰奇之士、梼杌巍琐之奸，都要记载在史书中，传给后代，实在应当有贯穿驰骋的学问、温厚深润的文辞，追继二典的光华，垂示百王的规范。像臣这样鄙陋，揣度本分实在不能胜任；幸而从父兄那里听闻道理，粗略知道爱好古事；又向师友学习文章，私下仰慕著书。然而天性昏昧，才质平庸，有见识浅薄、听闻寡少的缺陷，没有连缀文辞、比叙事实的长处。遭逢盛明之世，脱离冗散职位，早年得以参与天禄、石渠的校勘；又得以参预金匮、玉版文献的讨论编次。这是儒林中最盛大的选拔，实在是仕途上的特殊荣耀。特别得到鉴别收用，无不是皇帝的力量；周全地调护培育，全都出自圣恩。自视空疏，本来难以报答称职。即使早晚勤劳，徒然经历岁月，阐明发扬宏大事业，哪里敢希望比肩作者；整理校正旧日故事，或许可以继承前人。刚刚完成汗简编写，恰好又遇到背柴般的疾病。奏书送到天阶，却不能亲自望见圣颜；在宫庭拜受赏赐，却不能与人共同听闻褒奖。哪里料到推恩赏赐竟也及于没有功劳的人？收敛拙劣、隐藏愚昧，早已躲过通常法令的考核；如今因人成事，又玷污了特殊恩典。推辞的话不被允许，惊惶得无所措置。这都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致力于尊崇先烈，谨慎继承长远谋略。认为祖先的功业不是靠形容就能继承，而子孙的孝道在于能够润色发扬。于是深切诏令有关官员，共同完成大典，兼采众议，不要求一个人包办完备。每逢臣等辛勤执笔，并不追究滥竽充数之失，致使臣这琐陋之质也同样蒙受宏大私恩。蝼蚁虽微小，臣素来积有爱君的志向；微尘虽细小而或有补益，怎敢忘记报国的忠诚？《陈州谢上表》　曾肇 起初因为小事便请求迁徙州郡，后来又陈露危苦的诚意，再次请求更换地图所示的任地；所报答的还不到万分之一，冒昧烦扰圣听却已经再三。如果不是仁慈宽恕的朝廷，我本应处在被谴责呵斥的境地。圣恩深厚，没有违背臣的私愿；看着太守任命的章表，臣因愚弱而知幸；仰望长安的太阳，感激流泪难以自胜。伏念臣所依托的势力极其孤单，承受的荣耀却过于沉重；谋划自身没有办法，容易遭人忌害；如果不是白领俸禄而无功，难逃鬼神窥察。才能微薄而命运乖舛，福分浅薄而灾祸深重。正要奉行历下之行，忽然在漳水之滨遭遇疾病；回顾筋骨一向疲弱，困于药物交相攻治，气息如丝，神识几乎离散，已经料定身体将归于长夜。没有料到上天借给我余生，恍惚如同梦中刚刚醒转，又像醉意未曾解除。精神凋耗，形体支离；想到任职的地方还很遥远，追赶玉程又有期限；内省自己瘦弱的身体，哪里承受得起颠簸劳顿？不是敢于自爱疲病，实在是害怕仰面愧对任命差遣。幸而修门已经在望，仰仗延阁能够收容臣，于是叫门自陈，伏身等待获罪。这是因为疾病痛苦加身，便呼唤父母来诉说；精诚到了极点，感动金石也并非困难。果然使圣上深切怜悯，允许曲意顺从臣的私便。

译如今这个藩辅之地靠近京师，政事简易、百姓淳朴，首先受到朝廷教化；乡里安宁、门户闲适，很少听到击鼓传警的声音。回顾臣是什么人，竟能获得这样的好地方，可以希望得到康宁的福分，全都缘于皇帝覆盖庇佑的恩典。何况臣常年守卫此邦，还有相互望见的仲氏，遗风并未远去，旧事可以询问。又想到臣过去守汝阴，也隶属京畿以右，起初只是因为小小嫌疑而请求避开，是考虑祸患过于周全；最终明白大体而返回，实在因为朝廷居于至公之上。臣铭刻于心，怎敢懈怠；即使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这都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聪明足以照察隐微，宽厚之恩遍及下民；威德施加九州，而内心仍恕及他人；深厚地施行遗簪坠履之仁，推行包容疾病、接纳污垢的义理。太皇太后陛下处在深宫之中，却周遍知晓万事；凭借崇高地位，却洞察群情；常怀大德好生之心，不忍使一个普通人失去安身之处。怜悯臣忝列侍从末位，察知臣确实承受沉重疾病的余患，于是借给臣宠灵，使孤老之身得到安定。臣怎敢不体会皇上的慈爱，怜恤下民；想到自己的病体，便安抚养护这些百姓，希望取得尘露般微小的功效，稍稍报答天地的施恩。《贺元祐四年明堂礼成赐赦表》　曾肇 以明堂祭享天帝、尊奉先祖，既有金声玉振般的完美礼乐；赦免过错、宽宥罪人，于是如雷震动、如风流行，欢声传遍四方，和气充满上下。私下认为，亲自举行事奉上天的礼仪，没有比王者之堂更尊严的；极尽尊奉严父之心，这就是至高的孝道。讲明举行这项大典，恰逢熙盛之朝：在路寝亲自祭祀，始于仁祖；废除五帝并祭的制度，则由神宗决断。这既光明昭示前代成法，又启发后世子孙。恭惟皇帝陛下继承宝命，谨慎遵行先王遗谋，使各种政事得以平治却不把功劳据为己有，覆盖养育群生却不把德行据为己有。认为时和年丰的成效，是因为上天顾念世间；认为刑罚清明、武备止息的祥瑞，是七庙神灵所致。何况正逢继承宗庙的开始，永远怀念先祖濡露般的恩德，将要伸张报本的诚心，并且推展奉事先人的道理。因为祭祀过于频繁便会亵渎，所以遵循三年一次的期限；因为郊祀遥远而疏阔，所以衡量九筵之位。季秋月令的吉日上辛，完备法驾仪仗，协调雅乐演奏。祭牲肥壮，笾豆洁美。元龟、大辂的队伍，陈列着篆饰车毂、交错车衡，车辐辏集，如同并柯共根。按图籍排列充满朝庭，头发斑白的长者贯穿胸襟，穿着衣冠列队就位。有人引导，有人辅翼，队伍盛大而整齐。献上珪帛以告祭，舞动羽旄以象征圣德。神灵之心与人相应，精诚之意彼此感通。皇帝欣喜地得到四海欢悦，又增加承受万年长寿的筹策。还想到有关官司办理的众多狱讼，难道没有一个人未能得到救济吗？于是皇帝驾临端门，迅速颁布大号令，洗涤瑕疵、荡除污秽，责备自己，并追念鳏寡。清空牢狱，释放被拘系的囚徒；打开府库，赏赐军士；布施庆贺，施行恩德，使上天的恩泽昭明，像从天漏下的泉水一样普遍。那种为无罪者哭泣、放宽法网的仁爱，以及推食解衣的恩惠，与这里相比，难道不是狭小了吗？臣忝列侍从朝班，恰好分守州郡，不能参加执璋的队列，只能徒然怀有拱卫北极的忠心。《南京谢上表》　曾肇 得到郡守之职，正合私愿，还没有满一年施政，便因他人而调换任地，更加分得京邑的权力。早晨才离开旧居，晚上已经到达新的辖区。伏念臣的才能不堪任大用，品行又有愧于古人；早年忝列侍从的荣耀，后来渐渐受到镇守藩垣的宠遇。不到一年，已经又守两州，既不能在百姓中兴起教化，使他们迁善远罪；又不能在外地施展聪明，借此哗众取名。只是竭尽早晚勤劳，期望稍稍符合皇帝焦劳的期望。何况淮扬一带，旧日是楚国郊外属地，多年水灾之后，又接连遭逢家家荒歉；疏浚沟渠城壕以排除积水，打开仓廪以赈济流民，正要竭尽力量经营，却忽然承受恩命而停止迁徙。国家另建都邑，对内壮大帝畿，这里是王业发祥之地，比其他州邦更加重要。掌管离宫的门户钥匙，奉守原庙的衣冠，却把这样的职责交给微臣，更加惭愧自己不配。此都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怜悯旧臣，优厚地借用近班之人，还容许臣往来于王畿之间，借此使臣周知地方风俗。奉承皇帝清明的询问，臣怎敢希望像普通家庭那样归去；攀仰圣恩余光，便不再觉得长安遥远。臣发誓当竭尽心力，稍稍希望为皇帝分忧。至于靠鞭扑刑罚树立威势，装饰厨传来求取声誉，既不是圣明时代所崇尚的，也不是臣私下愿意做的。《徐州谢上表》　曾肇 我怀着章奏离开京国，已经不止三年；承蒙任用入朝，还不到百日；又退居州县，突然远离了朝廷。迫于义理上本来应当如此，难道是人情所愿吗？我私下想到，臣天性本来固陋，承受的学问迂疏，怀抱古人所谓至愚，固守做官者的个人见解，岂只是难以适应世俗任用，本来已经不善于为自身谋划。昨日起自留都，被安排任宗伯，适逢郊祀天地的大礼初次举行，主持祭祀天地的常典。臣执掌礼仪虽然明白，迎合时宜却有所违背。已经颁行的命令，岂能凭孤立的意见使它改变？既然犯了错误，所受的责罚岂敢偷安苟免？于是上奏章请求治罪，以防调换任所来显示恩典；接着又陈露微小的诚意，朝廷再次颁下温和的诏书。最终依赖天地般的恩造，曲意成全臣这犬马般的私愿，借给臣使者的符节，把臣安置在好的地方。巡行乡里，本来就有很多鱼米之乡；周览山川，也颇有江湖游赏的趣味。像臣这样孤立困顿的人，为什么竟得到这样的便利安适？这大概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宽厚而有容德，包容覆盖一切，将要借此招致草野之人的议论，所以特意宽免了斧钺之诛。臣恭敬地想，皇上的恩慈哪里容易报答称颂？臣虽然身在外地，义理上却不敢忘记君主；何况仰赖圣明，怎忍使自己的名节有所亏失？臣深深想到长官治理百姓的托付，知道的没有不去做的，更加坚定报国的诚心，至死方休。南京谢上表　曾肇 臣以儒者的怯弱辞去将帅的符节，因为有亲属关系而避开边疆要职，算是略知侍奉君主的义理，却怎敢触犯留任命令所规定的诛罚？仰赖圣明，俯察臣诚恳的请求，既逃脱了罪责，又获得了安便利处。臣私下想，自己没有什么才干可取，只是粗略知道向往正道；险阻艰难虽然都曾经历，但在仓促困顿之际仍然必定如此。因为平生少有同道朋友、门徒也少，所以遇到事情容易感到危险而多有畏惧。此前期待出任外官，姑且避开烦琐的议论，却还来不及在沉默中安居，便突然改派为并门一带的军队统帅。况且统辖一方，是儒者认为荣耀的职位；率先出征，正是人臣的本分。既然如此，本应立即上路，哪里敢怀有私心？只是这个任职不是臣所长，力量也有所不及。何况兄弟孤立无援，兄长一时专掌将相之权，内心害怕盈满招损，外面又担忧受到离间。臣再次倾诉向上天呼告的诚恳，终于防止了调换任所的优厚恩典。维系陈州、宋州的深奥地区，位居东南甸服之首；臣周游两地，俯仰之间已经十年。哪里想到衰老之年，竟又能回来寻访旧日行迹？远望千门宫阙，认出三位先帝的衣冠。合抱粗的大树高耸入云，也许是异日才能长成的拱把小树；峨峨高冠、整齐束带的人，大多还是往日前来朝见时佩带玉佩的人。只是惭愧自己才薄，未曾施加多少惠民之政，下辜负百姓的期望，上辜负国家的恩德。这大概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具有舜的智慧而能兼容，具有尧的仁德而普遍覆盖天下，起初并不是有意于授予或夺取，一切都根据人的长短而任用。

译因此，臣这个孤单的人也得以承受普遍的施予，不敢轻视民事，正在此时竭尽力量；如果有利于公家，发誓将来舍弃自身性命。贺册立皇后表　曾肇 后宫正位刚刚建立，盛大的礼仪开始举行，人与神共同谋成此事，华夏和夷狄全都庆贺。臣私下认为，国家是天下的根本，后妃实在是王道教化的基础，达到治平的途径，寻求根源并不遥远。恭敬地想，皇帝陛下承受上天宏大的命令，垂示长久治世的规划，承奉七庙洁净的祭祀，供养三宫，而长秋宫的后位空缺，六职也缺少主管。于是访求贤淑的女子，来辅佐宗庙之事，上遵太后的训诫，下采纳有关官署的意见。钟鼓陈列于庭，典册礼物齐备；皇后的坤德广大厚重，已经配得上尊隆的名号；妇德柔顺而彰明，可以作为天下妇女的榜样。臣虽然身在外地，义理上不敢忘记君主，诵读《造舟》之诗，想象宫廷光辉盛大的景象；申述彤管所载的劝诫，希望略尽补报君恩的忠心。贺献上传国宝表　曾肇 承受天命的符瑞，因时而出现；上天所赐的丰厚福祐，只有圣人能够承当。朝廷正要在大庭接受这份赐予，恩泽已经迅速遍及天下。群臣官吏都为之动容，四海之内共同呈现祥瑞。臣听说，国玺有时来有时去，就像周鼎有轻有重一样；喜好治平而厌恶动乱，舍弃昏暗而归向光明。近来从有唐衰败以来，接连到了五代末年，国玺隐藏不出，差不多将近百年，忽然自行归来，将要流传万世。它用来表明祖宗积累下来的福庆，告知社稷神灵长久的祥瑞；圣明仁德，应当昌盛长寿。恭敬地想，皇帝陛下深沉而启发智慧，刚健而爱惜生命，参赞天地以成就功业，为子孙后代垂示法则。果真有神奇之物自行献给皇家，当然将与甘露一样用来纪年，哪里只是比拟芝房而作歌呢？臣的职分专在守土，仰慕君主的心志十分迫切；讲习称颂皇帝长寿的仪式，却阻隔不能陪列群臣；奏上歌颂升中封禅的颂文，恭敬等待将来的召命。宣州谢上表　曾肇 先取得信任然后进谏，惭愧自己没有晏平仲那样的言论；所犯的罪本来不容诛杀，却错误地脱离了成汤张设的法网。朝廷屈尊严厉的法令而给臣活命，把臣交付给好的地方以安顿亲人，恩泽深厚而宽大，自古以来从未有过。愚臣内心感激，想要报答却从何做起？臣私下想，自己是个闭塞迟钝的人，处事迂阔；把坚持正直之道看作敬畏上天的实际，把矫饰虚伪看作惊骇世俗的错误。即使牺牲自身而有益于君主，也会实行而不后悔；若看见利益便不顾义理，即使死了也不敢这样做。知道江河虽经历万次曲折也必定向东，所以即使三次被罢免也没有怨怒。汲黯的刚直，难道能够免除世人的嫌弃？子文的忠诚，大概出于天性。臣私下承受两宫的知遇，稍稍希望具有八彦那样的激昂。因而当横暴悖逆之事到来时，竟没有左右之人的帮助；口想为自己辩白反而越说越混浊，外面没有正直的人便无法推行正道。只是悲伤忠诚恭敬难以被明白辨识，很快便与欺骗诬陷之罪一同受到重罚。既免于被投弃到荒远边地，又被选择安置在近藩。地方风俗的休戚，正可以慢慢教化磨砺；早晚都能得到甘美的供养，生活得以顺适。道理本来就因善于施予而隆盛，恩德尤其显著在曲意成全。这大概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听取德义而聪明，以礼节使唤臣下，又兼有洪大覆育而无私的运数和普遍照耀的光明。认为直陈利弊的人，具有区区忧国之心；认为不侍奉权贵的人，并不是急切谋求自身利益的一类。如今免去官职而随众人受罚，最终只是从轻责罚来劝勉忠诚。臣怎敢不恭敬体察皇上的恩惠仁慈，退下来更加修养反省？凡是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的事情，都必须明辨是非并切实实行。即使金石也可以磨损，仍要谨慎守住子臧通达大节的操守；即使面临生死也不改变，希望能够具有徐邈一贯不变的品行。臣将竭尽早晚治理百姓的劳苦，保全始终报答皇上的志愿。鄂州谢上表　张商英 颁布宣示温和的诏书，开导远方百姓。虽然相隔湖山千里之间，却如同在同一厅堂上共同饮酒聚会。听到彼此传告的欢声，惭愧自己不是善于与民共同治理的人。鄂州旁接九江，前临七泽，地处偏远而风俗鄙陋、百姓鲁钝愚昧；即使有沉冤，也没有人能够前往申诉。病苦到了极点，也只能独自悲吟。近来幸蒙皇上的光明照临，重新颁下德意。诏书所谓的，是减轻繁重的科税，均平考核的琐碎烦扰；停止方田法对安居务农者的骚扰，停止圜土聚集迁徙乡里的恶人；减省租税折变中对国库的贪求；学校中驱迫学生的做法，有时违背他们孝养父母的心；保伍中追呼差役的做法，有时耽误他们耕种蚕桑的时节。寺观中搜取修缮营造的费用，东南地区摊派漕运船只，压制强认香盐，强行招募士卒；公文传递快如星火，追捕遍及乡里。各种烦乱的事务，全部更改并一概免除。可以说，这是崇宁年间以孝治国的政治，真正是绍述先志的圣明功业。然而臣刚刚开始任外官，恭敬承受美好的诏命，只担忧自己疲弱懦怯，不能推行，哪里有什么施政成效可以谋求报答呢？有这样的君主，即使粉身碎骨也要报效。这大概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诚实而应合天意，以典章常道取法古人，使王道之路因公正好恶而平直，使治道的枢纽能够辨别是非。陛下察知臣在元祐年间未曾干预政事，怜悯臣在元符末年首先受到排挤。一洗刑书上的罪名，再次恢复仕宦名籍。退下来看看自己年老衰晚，白白辱没了皇上的宠荣。留侯张良辟谷隐退，早已有归休的打算；马援老年还据鞍求进，臣哪里还承受得起？发誓坚定忠孝之心，永远保全有始有终的操守。《宋文鉴》卷七十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七十一 宋·吕祖谦编 表 明州谢到任表　蔡肇 因失职而应受的责罚，尚且容许臣自行弹劾；非同寻常的宠遇，又特别曲意加恩，臣无法坚决推辞。获得严正的名位和训诫，蒙受的特殊恩典实在太深，感激流泪，难以自持。臣听说，人有能做的事，也有不能做的事，圣明的君主根据才干授予职务；做官有可以离去的，也有不能离去的，人臣依据义理侍奉君主。倘若已经任用考察而可以知道才干，臣怎敢贪图安逸而自行停止？虽然君父保全臣的恩德深厚，不计较臣的瑕疵，但顾念国人议论可否，臣在众人面前实在有愧。臣私下想，自己先前由尚书省调出，提升到中书舍人之职，完全出于圣明神武的独断，并没有左右近臣游说帮助。然而名声超过实际，大概因为任用了自己不熟悉的事务，便陷入困窘。何况正逢圣明政治日益更新，私下仰慕皇上天纵的文德。像咸池之乐张设在洞庭的原野，海鸟受到炫耀而惊飞，秋水灌注在涯岸之间；水中之臣自顾荡漾，不知从哪里可以渡过。按理应当加重臣的过失，哪里敢期待完全赦免的恩典，反而得到更加丰厚的褒奖？既列于法从之中，又给予名城任职。恭敬地想，皇帝陛下如苍天覆盖降临，使万物得以生长遂成，天下海内外全都尊君为主、奉己为臣。眷顾瓯粤偏远角落，控制东南美好富饶之地；这里是鳄鱼蛟龙、瘴气云雾盘结聚集之处，也是夷人、隶民和商舶往来的地方。如今将要回转乘使者车舆，将继续修治贡职。陛下认为应当推选人才以加强安抚，而臣才质平常没有奇异之处，经历艰难而少有交游，迁徙溪潭中的丑类，向来缺乏雄健文辞。靠出卖给商人的金钱换取利益，起初也没有什么佳句。何况如今郡国守令治理地方的政术，都具备在典谟训诰之书中，可以奉行这些道理来处理政务。臣虽然不能认识其中宏大的原则，但从制度法度方面去寻求，希望或许能够推行开来，使百姓得到好处，这就是报效国家。

译代范德儒谢户部表 边疆任期结束，正应当到王庭朝觐，急忙承受天子的宠遇，突然被安置到地官之职。静下心来反省自身，对列入这个职位实在惭愧。臣才质低下浅薄，求学又偏狭蒙昧，早年遇到盛明时代，屡次承当烦劳的使命；曾在千里之外运送粮食，尝试汉代使者才知道其中艰难；勤苦戍守六年，正逢狡黠的羌人还没有归服。臣低头思考先贤训诫，哪里敢妄想求取功名？仰承皇上的谋略，务求边境长久安宁，勉强逃脱了余责，私下只愿投闲置散。只是国家的财政事务实在繁多，必须依靠贤能和劳苦之人共同完成，于是臣这个疏远之人也被容纳，错误地承受了选拔。臣早已列身士大夫之中，特别因为承受冒进而得到任用；朝廷没有掩盖臣遗留下来的正直，兄弟相互劝戒要竭尽忠心。哪里想到渐渐升到显贵高位，接连担任要职；征西将帅相互接替，尚书省官员相继同游，众人认为是荣耀的景象，臣却知道自己并不配据此位。陛下如天运般覆育万物，圣明鉴察清澈明白；政事正在节省财用，正要估量国家任用官员的需要，不求全备，必定会根据臣下所能胜任的事授予官职；臣将勤勉早晚思虑，希望略有丝毫的补益。谢昭雪表 把臣投放给防边之人之后，已经明白告发之言是虚妄的；诏令予以免除，又重新申说定罪的冤屈。即使死后有知，也死而不朽。臣私下认为，前代议论政事，下级官员都敢上奏章告发；法家推究实情，制定了反坐之律。没有听说过私人书信中荒诞不实的诽谤，可以招致朝廷将人夷灭的刑罚。那无良之人，遭逢并制造不善之事；借助党友的书信，显露出闾巷间流传的言辞。引用鹰扬尚父的言语，诵说高贵乡公的话。毫不惭愧地讥笑鄙薄他人，只以诋毁诬陷为快。既在内心知道那些话没有根据，又暗中以此虚构后患。祈求把书信付之一炬，本来已经断绝了让上听闻的念头；托词说是给不相干的人看，又哪里可以施行查验？事情不攻自破，想要遮盖反而更加彰显。巧舌如簧的人是谁？市井众人共同知道世上并没有老虎。毁谤者虽然挟带怨恨，必然用恶毒言语；小人又乘人危难，便把它当成奇货。暗中传送旧信，历遍赠给许多仇敌。险恶程度不亚于山川险阻，连狗猪都没有剩余的食物。等到接受官吏审讯，几乎误害国家的法章。凡是意欲牵连的人，人们都吓得股栗。灾祸浩大如能漂山，危险高峻如累卵。幸赖先帝明察照见，察知权臣吞噬臣下的祸患，特意降下清问，稍稍宽缓严厉的法科。然而先臣的几个孤儿，最终还是被屏弃废黜；全家百口，更加被幽禁囚系；在瘴疠之地居住了十年，隶属于臣妾之列三年。臣本来无罪却到了这种地步，即使再加最大的杀戮，又还能怎样加重？如今皇上圣明登基，打破群疑，使一切像冰一样消释。凡是被罪责牵连的人，都允许申诉；追悼前日的祸机，叹息又哪里还来得及？臣仍挂在有司的罪籍上，姓名或许还没有删除。因此再次倾尽肺肝，冒昧上达皇帝。道理没有难明白的，理应不必对改正感到忧惧。事情既然已经明白显著，于是全部依从而加以厘正。这大概是因为皇帝陛下以乾卦般刚健运行，以离卦般光明照耀；体察大舜憎恶谗毁的办法，扩大唐代辨明诽谤的策略。孤忠和素节，事情已经在九泉之下得到昭雪；弱小的子孙，发誓各自坚定地以死守节。臣这微薄生命算不了什么，皇上的洪大造化却难以报答。

译谢吏部侍郎表 在西掖代替皇帝起草诏令，已经是极其荣耀；列职于中台，又蒙受很高的选拔。拜受优厚恩典，抚念自身实在惶恐惭愧。【中谢】臣私下认为，《周礼》以六典治理国家，周代尤其重视天官的职任；唐代以三铨综合考核官吏，推尊文部的权力。神宗皇帝正名定制，开始恢复先王的成法。直到今天，圣明功业更加显著，理应得到真正的人才来辅佐选官之事。然而臣卑微地从废斥之中被特意降下哀怜，突然提升安置在近臣班列，得以参与听闻机密要务。臣侍奉陛下如同侍奉上帝，哪里敢生出一念欺罔？仰望陛下如高山，终究没有微小尘埃般的补益。尚未纠正尸位素餐的责任，便突然蒙受越级升迁。静心想来，可以说是幸运极了。这大概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孝道隆盛而能继承先志，治道广大而能取其中正；希望众多士人不要结党，所以让孤立的人也得到进用；希望四方不受扰乱，所以连愚拙而守正的人也一并容纳。于是举用这样的心意，只是使臣处于相应的秩序。臣怎敢不因蒙受知遇而激昂奋发，谨慎勉励自己的谋略作为？想到这残余的生命，实在是圣明神武重新造就的，发誓竭尽绵薄力量，来称当这无私的宠禄。谢复官表　邹浩 被投弃到万里荒远之地，哪里敢希望还能活着回来？皇帝在九重宫中独断裁决，突然出乎意料地降下恩典。臣感激不已，哀怜交集，纵横流泪。臣私下想，自己最为固陋，完全不明白事物隐微的征兆，一有言语就达到妄自陈说的地步，即使死了也不足以弥补罪责。上赖圣人拯救万物，特意宽免司寇严刑，只是又把臣流放到遥远地方，才使臣开始反省以往的过错。想来昭潭的可怕，与新州没有不同；形影相随，早晚都难以保全。昏暗的瘴雾，确实成为时时提耳警醒的老师；孤独愁苦地居处，反而因此找到了安身立命的道路。无论古今，都是忠诚孝顺；命运虽危急如悬丝，内心已经期望以死报恩。不料仅存的瘦弱骨骸，忽然使将要断绝的惊魂归来；既得以免除拘束，便赶快前往朝夕问安省视亲长。姓名从罪籍中删除，品秩恢复到文阶；在非常的拂拭提拔中，都是从前不敢企及的。此大概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的道德如天覆地，恩德如春天生发万物；十年间光明地驾驭宏大基业，万物都循着和气而生。继承并发扬先帝功业，安坐抚治太平天下；曲意回转日益进取的光明，旁照戴盆之下的幽暗之处。认为裕陵曾经长养臣，便赐给臣住宅并授为教官；认为哲宗曾经保全臣，便怜悯臣的愚拙而屈法施恩。把臣从五岭以外召回，恰逢皇帝六龙飞腾登基；在不按常次的任用中提拔臣，列入更新之数，于是下令考察叙用，也俯察到臣的孤危处境。臣怎敢不因为备尝险阻艰难，想到身体发肤又蒙受一次再造之恩，更加坚定早年的志愿，遥望北极般尊贵的君主，长久与年老的亲人共同祝愿皇上有南山般长寿。臣的精诚所贯通之处，天地自然会知道。代范忠宣公遗表　李之仪 臣听说，人的生命有边际，难以逃脱命数；死亡将要到来，愿意完成余下的忠诚，所以暂且留到生命将尽之时，仰面冒昧求取天听。【中谢】臣本性拙朴正直，生来经历艰危；忠义虽得自家传，遇到利害时大抵也同于常人。内心的欲望从来不肯苟且造作以求声誉，也不敢因害怕失去什么而营求私利。臣曾经先天下而忧，希望不辜负圣人的学问；这是先臣用来教导儿子的道理，也是微臣借以侍奉君主的凭藉。从治平年间被提拔为御史，接着逢神宗皇帝时进入谏官之列，转眼五十二年，前后担任四十六任官职；分掌符节，拥持旌节，掌符守边，晚年又承受参预机密的要求，再次担任宰衡重任。遇到事情就直言发表，曾不顾惜自身；因时势而有所作为，只想惠及万物。本来知道盈满应当戒惧，却没有想到祸患会暗中乘隙而来。万里风涛中，仅仅脱离了葬身江鱼的命运；四年瘴疠之地，几乎要同山鬼相游。忽然遇到圣明君主临朝，首先谋求清理细小旧案，使臣在异地恢复官职，并派使者宣示恩典。然而臣自己已经昏昧不明，不能再仰望圣日；身体还可以免除祸患，或许还能亲自承受尧帝般的诏言，哪里知道事理竟不能相合，果然是神明吝惜恩命。没有得到进入九重宫廷朝见，突然四肢不能随意活动；徒然惭愧于回归田亩，向上辜负乾坤再造之恩。即使这样，臣还勉强亲近药石，贪恋岁月，倘若能够稍稍摆脱沉迷，也许还能略微舒展报效之心。如今病入膏肓已经逼近，气息仅仅残存，黄泉之路并不遥远，将永远与圣明时代隔绝，恐怕再想叩击宫门也来不及了，即使死后结草报恩又有什么用呢？因此借着漏尽之前苟且偷生，剖开内心倾尽诚恳，希望皇上的慈爱能够俯察，明白臣的愚拙心意并无其他。臣如果不说，死后也会留下无穷的遗恨。恭敬地希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约束自己以便利百姓；在精微处通达孝道，把仁心推广到广大远方；深深断绝朋党之论，详察邪正所归；搜求发掘幽隐之处，以尽量任用人才；屏退排斥奇巧之物，以敦厚社会风俗；爱惜百姓生命，不要轻易议论边疆事务；包容狂直之臣，不要轻易驱逐进言的官员。若宣仁太后的诬谤还没有辨明，使保佑皇帝的忧勤不能显现；本来是权臣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愤，并非泰陵真正认为这样做理所当然；以至于没有追究流人的以往过错，全部靠圣恩特意叙用，却仍使生者死者都留下污点瑕疵。又怎能解除疆场的严禁，白白耗空府库积藏？有城池就必须守卫，得到土地却难以耕种。这几件事，希望陛下留意，不要让后患常常牵动深宫之心。臣所看重的是陛下最高明的资质，臣所爱惜的是宗庙社稷无疆的事业。如果这些话可以采纳，那么臣即使死了也如同活着；眼泪已经流尽，言辞也已经穷尽，形体留在这里而精神已经远去。通州自便谢表　陈瓘 恩典仍然出于皇上独断，恩泽遍及臣这个孤忠之人；刑部坚持法守虽然坚决，天子的福威却没有阻塞。这是公朝的盛事，哪里只是个人的私荣？谨恭敬地叙说感激之情，仰冒天听。【中谢】臣私下想，过去幸蒙宽贷，赐臣活着回来；如浮萍般孤单离散，长久寄食于异乡；门户简陋，承受家事，长期由长子承担。臣所经营的不足以保护自身，出门谋生也只是为了糊口；离开家庭亲人已有多月，能够听到的只是道路上传来的一句话。臣接受命令便立即执行，亲人危急却没有显露出来。由于帅司非常憎恨臣活着，事情被传开后，多指说臣是疯病。万人的呼号哀鸣，两路之地都纷纷喧嚣。狐突教导儿子，向来保持不二之操；曾参被人说杀人，难道能免除传到第三次时的疑惑？事情既然被隐瞒而难以明白，时间越久便越加令人怀疑。诏令严厉深重，臣在洪恩之外被捕；狱辞平实公允，却在片言之中核实了事实。怜悯臣没有可以记载的罪过，允许臣回家自行安便。走出圜土监门时流泪感激，望见魏阙而精神仍然留恋。很快又蒙受宽大恩典，被迁置到近处。万里海岛，反而不如没有儿子那样无忧；淮河岸边孤身一人，更加觉得活着也有忧患。拔尽头发也不足以数说臣的罪过，流尽鲜血也不足以表达臣的内心。羔羊般的性情，自然出于公正；犬马般的感情，爱护主人而忘记自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译臣为国家奔走，本来没有吝惜自身的私心；抱病呼天，只仰仗精诚能够感通。忽然因诏书晓谕，特别免除拘系。这大概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具有尧那样广大而兼容的胸怀、舜那样明察而洞照的智慧，使人人都能得到适当的处所，办每件事都唯恐有所偏失。继承神宗皇帝的志向，运用神宗的心意；以实际使政治合于天意。旧日弊病像将要融化的冰一样消解，新的庆瑞像河流刚刚开始奔涌。家国平安，内外相安，于是使过去阻隔的赦令如今得以施行；士人即使有旧日过错，也暂且搁置，最终得到宽宥。全家承受恩德，却无路报答；蝼蚁般的力量极其微小，只知道恭敬顺从。臣如蒲柳般的身体已经衰老，尚且可以捐弃自身。虽然远隔得像头顶盆子看不见天，内心又怎敢忘记倾心向君？进《四明尊尧集》表　陈瓘 臣私下认为，身在田野也能爱戴君主，精诚虽极其深切；草野之人议论政治，往往迂阔而难以实行；葵藿不必学习也总是向着太阳，臣以浅陋之见哪里敢希望得到进献？只是因为皇上明断允许进献，危险……【中谢】臣是粪土般的低劣材料，犬马般的卑贱资质；所犯罪过本来多得拔尽头发也数不清，舍弃生命并不是为了兼得鱼和熊掌。起初想要舍身报国，最终却难以保持沉默，于是接续前面言论的头绪，姑且输献临死之前的忠诚。并不是敢于宣扬喜欢什么、憎恶什么，只是想说明尊尊卑卑的义理。这是蝼蚁所能知道的道理，身列缙绅的人难道可以轻视吗？八十卷的私家著述，应该辨别此与彼；十九年的美好功绩，难道可以违背吗？陛下在继承先志之初，首先对这件事加以辨明；微臣怀抱顺从辅助的志向，即使流窜在外也没有忘记。那种铺陈极尽痛斥的言辞，偏偏类似深厚的诬陷之语。起初以为熙宁年间的辅臣，不愧为商代成汤的臣子，竟敢肆意欺骗，怀疑王安石有所忽视而强忍不言。等到详细考察那些缀辑成文的笔记，才大略看见其中游移虚饰的言辞；于是想到重大典章长期遭受诬枉，更加愿意忘掉自身前往申诉。《合浦十论》申述旧疏的余意，《四明八门》在一篇序言中撮取要旨，实在是想彰明宋朝火德的盛大，不敢畏惧王氏的强势；宁可在国家的诛罚下粉身碎骨，哪里忍心蒙蔽自己而顺从错误的国是。那个人又从以往的旧路效仿，也不过是苟且在旧有文编中逞强；其内容难以逐条细看，这里只略举纲要：说艺祖滥杀无罪之人，说真宗假造言辞欺骗上天；讥刺裕陵掠夺先帝的美名；把假托训诫作为箝制言论的手段，把推卸过错作为自我夸耀的媒介；只是夸耀诋毁讥讽的技巧极其工巧，完全不顾先帝威灵仿佛仍在，几乎就是辱骂了，难道不令人痛心吗？读他的书，难道忍心读完吗？考察他的文章，足以使人流泪。代皇帝起草诏令的文笔，把众人都列为他的门徒；把他尊为儒学宗师和最善的宫殿，开始为他塑造形象；这是让坐像接受礼官舞蹈献辞而行谄媚，让吏部官员献媚请求前往观礼吗？把仲尼说成子雱，把圣父的赞辞拿来比拟孔子，实际上显露出卞等人轻慢君主的情意。衰周时那位偏僻的君王，抛弃真正的儒者和将成圣人的人，当时尚且不能配享太庙，后世因此才广泛流传褒贬上下的言辞。如今把王安石比作钦王的臣子，那么神宗皇帝究竟成了哪一代的君主？何况一人幸得受学，列代君主按班次随从，皇帝却在香炉之前拜伏，于是旧臣骄傲地坐着旁观，百官气郁，多士心寒。自有华夏以来，从未有过这样颠倒悖逆的礼仪。神宗皇帝再次任用王安石，始终不过九年；王安石退居金陵，被弃置而不召，已有十年。八字诏令的威势曾经压倒邓绾，万机独断曾经施行于元丰年间，难道可以在善于继承先志之时，忽然尊崇这种不逊的形象吗？因为夺取先朝三舍法的制度，终于耗费了今日千倍的钱财；能够被提升的人才并没有增加，国家费用却徒然扩大，渐渐耗尽百姓的膏血；增加那尊像的神采，满足其个人怨恨，结果把怨恨集中到国家。陆贽曾设枝叶与根本的比喻，承业担忧财物耗尽；古人爱君的忠诚多么可贵，与今日养士的用意不同。何况临川王安石所学，不把《春秋》看作可以实行的准则，竟说天子应有向北面而立的礼仪，说君臣之间有等同宾客的礼节。礼仪既然如此，名分又怎样呢？这正是衰世侮慢君主的错误，哪里是先王访求道理的方法？赣川旧学记刻于四纪以前，辟雍水池的新像由一个平庸书生之手造成；有人倡导如同声音召唤，有人响应如同回声相随，使王氏势力渐渐发展到强横。元祐年间反而助长了它的气焰；当年宣仁太后临朝听政时，认为介甫节操品行很高，应当增加尊崇其官位，还应加上美好的谥号；司马光把这件事写在简册上，吕公著在朝廷实行，不把考察弊病放在心上，只是发表镇压浮议的言论。王安石被重新加以贬黜责罚，欺骗神宗皇帝的人却略不追究，于是发展蔓延而难以收拾，难道不是因为偏私援助得太过分吗？虽然当时还没有看见诬陷史实的文字，先朝自有圣明批示，却安然不加执行，终于养成悖逆，蒙蔽了裕陵的众多臣民。美化炫耀《中山》一书，说四辅的施行，其谋划本来产生于《日录》；三卫的设置，规模最初确定于《新经》。其中有邓绾、曾布等人的周密安排，也有京镗等人的草率传授。考察其中的声调，正像箎吹唱而壎应和；比拟人的手足，则左边弱而右边强；凝结起来像冰山，猛烈起来像原野大火。愚公虽然老了，却更加坚定移山填险的心；精卫虽微小，也没有放弃填平大海的愿望，直到死后才停止，志向不可改变。虽然远隔如戴盆看不见天，梦中也没有忘记奔赴宫阙；丹诚上达天听，皇上远方垂询，关键在于观察尊奉君主的恭敬，缓议扰乱时政的罪责。深渊薄冰时时在心，难道逃得过枭首磔裂的刑罚？恭敬地想，皇帝陛下胸怀如天而普遍包容，光明如日而无处不照；考览熙宁、元丰记载功勋的史书，仿照虞夏设置采诗之官，从多方面询问舆论，澄清私家著述中的百般毁谤。舜继承尧的事业，勤勤恳恳地努力善于继承；武王发扬文王的声名，谨慎地成就光大继承之美。这就是所谓一人的庆幸可以得到万国的欢悦。凡是有见识的人，谁不愿意顺从辅助？天地尊卑已经确定，头脚上下理应分别。孔子以《春秋》为志，汉代法律严守名分；戴着上位冠冕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尊崇尧帝难道只是臣的著书吗？燕国用千金买死马的骨头作为先例，卖千里马的人必定会将真骏马送来了。

译郑国子产校正决开河川的堵塞，有舌头的人难道忍心沉默吗？臣的性命可以危急，众人的议论却难以遏止。恭敬地希望皇帝陛下念臣一心以侍奉君上为志，怜悯臣因为敢于恭敬进言而积下祸患；凭这尺长朽废的材料，进献一点所得。臣的愚虑，言语很多也许妄自发出，但事情却有考据。宣宗皇帝在继承宪宗时，难道会容许李德裕夺取诏令中的言语吗？汉武帝把继述景帝作为大事，难道忍心看待司马迁简短的非议吗？父子之间的至亲之情，古今都是一样的。不惩罚诽谤史书的罪过，凭什么向宗庙谢罪？不毁掉坐像这种悖逆之举，凭什么向华夏和夷狄表示顺理？国家的正确原则正在加强，形势却难以立即改变。重大器物极其重要，必须深思熟虑。希望能够辨别禾苗与杂草，首先从分辨冠履开始；最大的美德由刚健成就，最大的祸患从因循产生。几个儒学宗师各自只是一家之说，圣明君主独自裁断，才是我大宋的祥瑞。上天的心意厚爱如此深切，也明白人情的企望而有所等待。解除神宗皇帝在天之怒，成就圣主奉祀先祖的仁德，能够果断对待蔡京、方腊等人。天下人将大为觉醒，善于光大宣扬尧帝的功绩。皇上可以在一颦一笑之间无为而治，成就文武兼备的事业。臣将进献歌颂骏惠太平的颂文，哪里只是进献一篇狂放简略、没有裁制的文章？胸中没有奇异之见，只是竭尽恭敬以侍奉文武二圣。筋骨形体已经疲惫，应当把性命交付给君主和亲人，仰面报答再造之恩，退下来听候最终的裁决。全家闭门等待死亡，即使丧命也知道归宿。台州羁管谢表　陈瓘 奉圣旨：陈瓘自行撰写《尊尧集》，语言没有条理，全部属于诋毁诬陷；没有施行毁弃，送给张商英，意在要加以施用，特意勒令停职，羁管台州，命本州当职官员经常严密察看，不得放出州城，每月具报仍在本地的情况，呈报尚书省。臣当即面向宫阙谢恩，从本家出发，水路陆路兼程而行，不敢停留迟滞；如今在十一月初十日巳时，身在台州城内。身在田野的志向，凭一篇文章也可以通达草野之言；相隔万里并不阻隔，汇集众多言辞而上达，能够得到皇上阅览便是荣耀。流窜道路虽然遥远，陈述心情已经完毕。【中谢】臣私下想，自己的才能如粪土，身体像断梗飘蓬；并不是敢以著书为能，只是所陈说的是戴奉君主的义理。臣知道诋毁诬陷不可为，志向在于尊崇尧道，哪里敢以施行这件事作为私心？只是想辅助舜道。文章语言没有条理，议论极其迂阔，只把美德归于先王遗志，于是大大违背了当前国是。没有把它毁弃，反而错误地拿来询问，白白消磨十年光阴，也不顾念全家可能葬身沟壑。果然惊动宰相，特意逮捕臣并依刑法治罪；如果不是依仗九重皇恩庇护，哪里能够延续这第二次再造的生命？臣由淮河进入浙江，从通州到台州，怒涛虽被重重江流阻隔，幸而毒瘴不同于五岭，还能留下头顶和脚跟，全靠君主和亲人的恩德。这大概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胸怀如天而兼容，光明如日而洞照；以极大的慈爱而善于宽贷，推行察看过失的深厚仁德，怜悯臣颠沛困顿，想使臣活着，以自身承受怨恨。蝼蚁般的性命极其微小，臣为国家捐弃生命的犬马之心却没有改变；梦中奔驰到丹阙，眼睛想望清明的天光。臣再次触犯拔尽头发也数不清的罪罚，只是徒然郁结于戴盆看天的愿望；余生容易舍弃，皇上的大德却难以报答。《宋文鉴》卷七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七十二 宋·吕祖谦编 笺 答皇太子问政笺　李至 恭敬地承接您的亲笔信，承蒙您屈尊赐下询问；臣早晚反复寻思，喜悦与忧虑同时产生。为什么呢？臣李至只是平常人，见识不足以经略长远，学问不足以应对询问，才干不足以担当事务，智慧不足以周全自身；殿下却把臣看作大儒，说臣可以启发您，把臣称为端正之士，说臣可以为您增添声誉，这难道不值得忧虑吗？殿下忠孝之道贯通神明，温和文雅的德行彰显天下，却还虚心访求意见，思考如何分担君父的忧劳，把天下百姓放在心上，并且说：‘一个人如果有可能处在困苦无告的境地，千里之内的百姓将因观看政事而疲惫。’这正是圣上有逐渐浸润百姓的恩泽、感动天地的德行，才使殿下谈论到这些，实在是社稷的福分，也是亿万百姓的幸运，难道不值得喜悦吗？既然如此，愚者千虑也必有一得。至于自古以来，太子在东宫修养德行，不亲自处理外朝事务，只负责问候父皇起居、侍奉饮食，本来也确实合宜。然而百姓的疾苦、农事的艰难，平素没有亲眼见过，若不是有生而知之的特异资质，或上天启发内心，就无法知道。唉，事情有违背经常之道却符合大道的，时势有适应变化而采取适宜办法的，所以五帝三王彼此并不沿袭。圣上知道这一点，因此把浩繁事务的纲要独自命令殿下总领，而由圣上亲自裁决。殿下又能够敬重遵循圣上的训诫，依照旧日章法；驾驭官吏百姓一定以诚实相待，接待僚属一定以礼相待，发布命令一定慎重简明，审察狱讼一定依据实情，体恤鳏寡一定以仁爱，抑制豪强狡猾一定依靠法律，杜绝谗言佞幸一定凭借正道，断绝邪僻一定依靠道义。做到其中一项，尚且算是善政，何况兼备这几项呢？您还说：‘奉车如果只是得到司南的赐予，那么处理政事比拱北又有什么惭愧？’这不是太谦虚了吗？既然如此，臣虽然不聪敏，却曾读过《易经》，看见群爻稍微过分便有悔恨和忧吝，只有谦卦之象没有这些，所以知道谦逊的时势和意义实在重大啊！希望殿下守住它、勉励自己罢了。这样一来，什么正直的话不能传入，什么正道不能实行？正直的话传入而正道实行，那么百姓不能安定，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政治教化不能和洽，也从来没有这种情况。臣正因为您的询问而说到这些，轻率地放纵自己的狂妄愚昧，僭越冒犯之罪，哪里敢逃避呢？箴 大宝箴　陈彭年 天地两仪之内，最有灵性的就是人；百姓之中，最尊大的是君主。百姓既然可敬可畏，上天也并不偏爱亲近谁；所应辅佐的是德，所应归向的是仁。君主恭敬自持而临御臣下，光辉便会日益焕新。典籍都在那里，谋略和规划已经完备陈列。内使万国安定，外使百蛮安抚。治乱的开始，往往就在言语行动之间；观看它似乎容易，实际处置却很难。因此先哲用投身艰难来晓喻君主，如果能够考虑后果，才可以预先防范。认真寻求逆耳之言而不厌恶，能够接受冒犯颜面的进谏，百姓便会逐渐繁盛，教化也才能施行。慈爱节俭的政治，是富足众庶的基础。鳏寡孤独，是人们所悲悯的对象；发布号令施行政令，应当首先顾及他们。黄发鲐背的老人，内心其实积有很多见识；左右侍从，为什么不从他们那里求取意见呢？看那些百官，都在代替上天办理事务；倘若没有虚授官职，便可以建立大中之道，充分彰显谨慎恭敬。只依靠最大公正，能够知人便是明哲，能够看得长远便是聪明。才干本来很难完备，志道也很少完全相同。葑菲之材不可舍弃，杞梓良材才能充实其中。不用扶持也能直立的，是蓬草生长在麻中；没有经过鉴别就看不出来。黄金藏在沙中，若让贤臣参与顾问，必须辨别忠良和奸邪，进献可行之言、纠正错误，补益将无穷无尽。即使来自草野泽乡，也可能有国家的英才；访求这样的俊士，便可以拒绝朋党之家。三章所立的制度，成为百姓的准则；敬慎啊，敬慎啊，这样就可以安置刑罚而使刑罚得当。七代所建立的事业，使盗贼和叛逆平定；以仁为根本、以义为根本，就可以止息战争。这叫做整齐礼法，也叫做好生。施教不分等级，由真诚而达到明德。宗庙社稷，要恭敬地享用祭祀；宫室苑囿，要警戒不要过于奢侈。春天搜猎、秋天狝猎，也不能废弃三农之事。击石、拊石以奏乐，用来感格神明祖宗。使人心悦诚服，才能成就功业。用政令治理国家，没有人不服从。人才济济，任用他们便有光彩；器量浅小的人，谋划事情往往不善。忠言能够带来益处，难道还要谦让给膏粱子弟吗？以六艺为乐，哪里能落后于笙簧之音？任用贤人而不怀疑，是尧能够昌盛的原因；改正过错而不吝惜，是汤能够称王的原因。四方六合极其广大，万物种类极其繁多；风俗并不一致，嗜欲彼此冲突。治理它们要像驾驭腐朽的绳索，也像防守即将决口的河流。左手执着契券，右手掌握六辔，于是以德行调和引导百姓，使百姓免于陷入罗网；不懈怠于职位，风俗才会放下兵戈。先王的训诫，没有不如此的；我们君主的治理，也应当取法于此。小心翼翼，终日勤勉；天地人三灵下降鉴察，各种福禄没有差错。由此使天下百姓永远拥戴上天所赋予的巍巍宏业，延续亿万年。用材箴　田锡 上天运行四时，大地生育万物，以天覆盖、以地承载，各自得到适当的位置。天地尚且如此，人为什么一定要求全？尧用仁德教化，舜用孝道治理，后稷专门播种谷物，大禹专心疏导洪水。圣贤尚且各有所长，人为什么一定要求全能？所以有才干的人不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善于言辞。与人交往，能够保护他的短处，掩盖短处而记录长处，交情就会长久深远。任用人为官，能够顺从他的长处，记录长处而掩盖短处，国家就会真正富足昌盛。不要因为不喜欢一个人就忘记他并非全都不肖，也不要因为厌恶一个人就忘记他确实有善处。持心极其公正，取用他的强项。有的马或许奔跑踢踏不驯，却能跑到千里；有的士人放纵不拘，也可以任用他办理事务。只要有一项善处值得称许，就不要再要求他具备全部美德。这样以后，便可以汇聚众人的长处来治理百官，百姓也确实能够得到好处。《文箴》　　　　　　　　　　　　孙何 尧制定制度，舜建立法度，绵延至今，贯通古今。周公创作，孔子传述，光辉如星日。这就是六经，成为世间的权衡。万物森然罗列，仁义礼智信等五常融会其中。子游、子夏一类的人，能由粗略而探得精微，却只是空传其道，没有新的发明。后世贤人谁能继承？只有孟轲和荀卿。仁的门径、义的奥旨，我这里有典范可考；圣人看了，也足以教化成就天下。秦始皇、汉高祖以来，屈指数到西汉。董仲舒、贾谊，名声和实绩都极为不同；司马相如、司马迁，才智非同寻常。比较他们的工拙，彼此各有优劣。扬雄忽然奋起，如同扇动羽翼独自飞翔。几位作家都可作为师法，在文坛上各擅胜场。东汉以后，寂寥无有雄霸之才。建安时期文风勉力振作，格调力量还很完整。曹操以后，文章失去了应有的职守。家家掠取前人的遗迹，户户抄袭陈旧的言辞。文风渐渐衰败懒惰，到了东晋南朝，轻浮浅薄、淫靡华丽，彼此唱和。圣人经典的心法和文章体制，全都坠落在地。千篇文章只有一个词意，万种指向只有一个意思；缝缀烟云，描画山水；骈枝俪叶，首尾颠倒。治乱不能分辨，兴亡不能记述。齐朝衰顿，梁朝断绝，陈朝倾覆，隋朝崩坏。盛盛的李唐兴起，文教的木铎再次鸣响。文章的纲纪断绝后重新张立。巨手名笔，光明磊落，接连相望；凌驾百代，直追三代圣王。续接经典，继承谋略，韩愈统领了他们这一群人。

译恢复雅正，归于颂美，杜甫统率了这一群人。唐朝的土德衰落之后，文章又变得喧闹卑下。制诰文章的风气，等同于四六骈文；诗歌的讹误，近似于民间歌谣。怀抱经书、囊藏史籍的人，谁能阻止这衰败的浪潮？经历五代，兵戈战乱使文章声名不振。上天保佑斯文，使我们的圣君兴起。皇帝下诏征聘，博学宏才之士纷纷而来。使邪曲返归正道，使浇薄澄清而归于淳厚。天下所有儒林人士，都应当师法皇帝的心意。说话要思考其工巧，立意要思考其深厚；不要听淫靡嘈杂之声，以防损害雅正的音调；不要只看华丽的文饰，以免丧失文章的正色。努力树立古代文风，安坐之间便达到皇道的极致。不要让唐代文章独自享有往昔的声誉。我这个卑贱的臣子掌管箴言，谨敢把这些话告知执掌文教的人。《省分箴》　　　　　　　　　　　王随 夜晚昏暗，白昼明亮；天主动而地安静。万物禀受各自的本性，人各自承受天命；贵贱贤愚、寿夭衰盛，确实都是自然如此，命数暗中已经确定。蕙草长到几寸，松树高达百尺；水能滋润，火能炎热；车轮弯曲，车辕笔直；有的是金，有的是锡；有的是玉，有的是石；荼味苦，荠味甘；乌鸦黑，鹭鸟白。物性不可改变，形体不可移动。拔苗助长，禾苗反而枯萎；接长野鸭的腿，野鸭反而悲伤。筑巢的鸟不应住洞穴，善游的鱼怎会愿意奔驰。竹子柏树在寒冷中仍然茂盛，梧桐柳树到了秋天便衰败。孔子在阙里为麒麟哭泣，傅说在傅岩像贤者出世；冯衍空自归来，千秋突然做了宰相。应当以健康强盛为可羡，却不能凭此妄求任用；知足止步值得崇尚。处于顺境而安于时命，便能长久享有吉祥和俸禄。《畏言箴》　　　　　　　　　　　刘敞 我非常害怕言语，因为言语确实可怕，但又不能默默不说。我的话诚恳忠实，先倡导而后有人应和，人们仍然认为我说过了头。我的话只称誉而不诋毁，人们仍然认为不对。可怕的并不是我的言语，而是人们有太多猜忌；不是我不能沉默，而是人们实在太爱多言。像这样，难道应当停止吗？应当罢休吗？还是不要追问，只听从众人的意见吗？拿事物来作比喻，这难道是石头而不是水吗？水势滔滔，流去不回；遇到阻挡便形成深渊，遇到壅塞便回旋，受到激荡便冲上山巅；这仍然是水啊，仍然是水啊。《让箴》　　　　　　　　　　　　刘敞 资政富公起初辞让枢密直学士，后来又辞让翰林学士，再辞让枢密副使，总共辞让了三次。所辞让的职位越来越尊贵，他所坚守的操守也越来越坚定，鲜明地具有古人的遗风。因此作《让箴》来纠正世风、磨砺习俗。辞让，为什么要辞让？不是为了求取名声，而是要先使我的道义为天下百姓所信。辞让，为什么要辞让？不是为了求取利益，而是因为天下人都相信我的义理。世上常有一种祸患，祸患在于求速成；宁可委屈一尺而求伸直八尺，最终却归于耻辱。世上常有一种祸患，祸患在于贪得；辞去小利而接受大利，最终却陷入理亏。富公全都违背了这些做法。富公既已说明、开启并破除这些弊病，使世人以此为准则。他说：‘我难道厌恶富贵吗？富贵在于德行。别人用富贵厚待自己，我却要用它厚待国家。如今难道没有人才吗？在昏暗的夜里乞求怜悯，即使偶然得到富贵，又怎能和贤德相比？如今难道没有人才吗？乘机谋取利益，即使偶然得到富贵，又怎能和智慧相比？’啊，这位富公真是正直啊！举止宽裕安然的人，谁看见富公而能不惭愧？谁能拉着富公的手与他同游？从前宋考父三次受命而更加恭敬，啊，这位富公，千百世都可与他相同。作诗记载他的美德，和穆清风一样令人敬仰。《步箴》　　　　　　　　　　　　蔡襄 人有双足，行动便能走过平坦的道路；人有一颗心，为什么反而会走上险恶艰难的道路？双足本来没有忧虑，是心驱使它发挥作用。心如果像双足一样，那么即使到蛮貊之地也能行走。《劝讲箴》　　　　　　　　　　　赵师民 像皇帝这样以考察古道为根本，首先要用古道使自己与上天相合。怎样与上天相合？谨慎遵守古代典章，以圣人之道作为时刻遵循的准则，这样才能达到尽善。皇帝居处在天下中心，光明温雅，将要用文化成就天下。怎样用文化成就天下？顺从、考察并遵循正道，把古圣先贤的言论看作席上珍宝，这才是国家的宝物。天下有皇帝，体察天地本元而创制法度；若不是先圣的旧章，就不足以统一文字、掌握符契。古代中午设市，以光照四方；若不是先圣遗留下来的法则，就不足以申明大义、端正国家常法。皇帝考察自身，文采郁郁而彰明，以礼施行、以乐教化，来配合皇家的典籍。皇帝发出言语，声音和美庄敬，包含仁德，吐露义理，用来协调众人的情感。上天降下祥瑞，我们百姓已经安康；如果不观览经书，便担心先王的谋略逐渐被遗忘。四方夷族违抗命令，朝廷有严肃的誓约和号令；如果不观览经书，便担心伟大的功业不能确定。不要因为四方有许多事变，就认为经籍应当停止研习。虞舜征讨三苗，广泛施行文德；不要因为皇帝居处至尊，便忽视崇尚文教的可贵。周文王、武王在岐山兴起而建立周朝，如同天经地纬；不要因为陈旧便可以替换，就说古道迂阔难行。先哲的话，即使没有老成之士加以说明，也不要讥笑鄙视后生的浅陋，更不要轻视愚儒的浅昧。先师的言论，不因说话者而废弃；不要因为后世的世道有时不同，就说古人的陈言可以悔改。商代伊尹辅弼成汤时劝谏说，处理政事不能不以古人为师；不要把岁月的流逝看得无关紧要，而认为短暂的光阴已经过得太快。周王的告诫说，只恨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由此可见，君主治理天下，有时万般政务纷乱，如果不以古道斟酌，风俗教化就有时不能宣扬；也可见君主居于最高地位，有时各种制度失误，如果不依据古义裁断，权宜制度就有时不能成功。昔日贤明的君王处于世间，必定去除祸害、推行利益；明主读这些书，可以用来考察成就万事的道理。昔日贤臣侍奉君主，有谋略一定陈述；明主读这些书，可以用来向众人显示法度。正朝廷之上、法宫之中，如果不是赞助和阐明经书的高雅奥义，就不足以在清静的身心中激发正当的志趣。神妙华丽的游观、光明显赫的处所，如果不是启发深厚的道理，就不足以用古代言语树立正事。因此，经书可以用来文治，可以用来建立武功，可以奉事天地，可以作为宗主；不只是玩味辞句、解释训诂而已。还可以借此观察大道，应对万物，面对亿兆百姓；不只是明白古义，同时也能认识新的道理。皇帝在乙夜肃敬安静，总览群书。圣人的最高德行，还有什么能超过从容学习呢？早朝之后仍反复研习，若不是天下最精微的道理，谁能做到这样？臣起初听说在始元年间，儒学风气渐渐恢复，等待询问的臣子，得到皇帝在清闲时赐予接见。我又考察永平年间的功业，经学之道没有缺失，群儒在朝前议论，由皇帝颁制裁决。桑干之后，从幽陵而来的人，束发右衽，也尊崇这种文化。后来有承继金陵的君主，超越夷狄，虽讲习这种文化，却已经使李唐的兴盛衰敝。贤明君主挺然而生，贞观初年政治清明；开元年间天下安定，东壁群山之间，儒学宗师和文墨之臣作为侍从，官职都有美好的名称。到了我太祖，凭神武平定动乱，亲自驾临辟雍，真正的儒者因此显耀。伟大的太宗，文治武功并行，经学之臣互相师法，以承受皇帝的询问。敬美的真宗，广泛讲求多种才艺，凭借人文教化，开创了盛世。陛下即位，继承上天所授的禄命，开始开设二阁，以延请儒服之士。向西到迩英殿，向北开启延义阁，瞻仰皇帝的光明，综合圣人的智慧，以成就天下的事务。过去群臣游息于此而气象穆清，在这里陈述天下的谋略，在这里讲习经义。皇帝的座前十分明亮，天子的文章毫不秘藏。臣愿意以此讨论大道，愿意以此求取治国之道。臣下手执经书，冒昧将这些话告诉中侍之臣。《友箴》　　　　　　　　　　　　司马光 我到哪里去交游呢？我将要到圣人的门下、仁人的乡里去交游。不是圣人便不拜他为师，不是仁人便不与他交友，这样可以吗？还不可以。不如到众人的场所去交游，听到善行就随之改进，看见过错就加以改正。《视听言动四箴》【序】　　　　　　　　程颐

译颜子问克制自己、恢复礼制的具体条目，孔子说：‘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这四件事是身体的作用，由内心发出而对外表现；从外在行为加以约束，是为了涵养内心。颜子奉行这些话，所以能够进而达到圣人的境界。后世学习圣人的人，应当牢记在心而不要失去。我作《四箴》来警戒自己。【一作：因作箴言来警戒自己】《视箴》心本来是虚明的，应对外物而不留下形迹；操持它有关键，把看见的东西作为行为准则【一作：把它作为行为准则】，各种蒙蔽就会交相出现在眼前，内心也会随之迁移。要从外在行为上加以约束，以安定内心；克制自己、恢复礼制，时间久了就能达到诚敬。《听箴》人本来禀有常性，根源在于天性。知识受到外物诱导，心志随之变化，于是丧失了正道。那些卓越的先觉者，知道在适当处停止，心志有所确定。防止邪念而保存诚意，不合礼的声音不要听。《言箴》人心的活动，要借助言语来表达；言语一发出，就应当禁止急躁妄为，使内心安静专一。何况言语是关键枢纽，可以挑起战争，也可以促成和好；吉凶、荣辱，都由它召来。过于轻率，言语就会荒诞；过于烦琐，言语就会枝蔓。既已放纵言语，便会触犯外物；出口悖逆，招来的也必是违逆。不是法度允许的，就不要说。要敬慎地遵守这条训诫。《动箴》明智的人懂得事物的先兆，在思考时使内心诚实；有志之士磨砺自己的行为，在行动中坚守志向。顺应事理就宽裕，从随欲望行事就危险【一作：从欲望行事只会危险】。即使在仓促之间也能克制念头，战战兢兢地自我持守。习惯与本性相互养成，最终都归于圣贤之道。《审己箴》　　　　　　　　　　　王无咎 你说：‘我有德行。’但你的德行还没有大成；你所犯的过错，反而损伤了德行。大概轻视圣人的人，能够宽恕你，还会说：‘你很美好，众人都赶不上你，只是知道仰慕罢了。’宽恕你不知仰慕圣人，你便沾沾自喜；你不反省自己，最终就会接近愚人。愚人尚且不应接近，你还有什么不害怕的呢？圣人能够宽恕，众人只会仰慕。《宋文鉴》第七十二卷。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第七十三卷。宋代吕祖谦编。铭。《财货铭》——李莹。闲暇时读《梦书》，书中说：“梦见虺、梦见粪，都会获得财物。”于是写下这篇铭。财物将要到来，梦中便可以预先见到：有时是污秽之物，有时是虺蛇，有时是玉，有时是金。污秽之物可以亲近吗？虺蛇可以玩赏吗？谨献上这篇铭，以此警醒贪财的人。《续座右铭》。崔子玉作过《座右铭》，白乐天也作过《座右铭》，修身自省的方法几乎已经说尽了。我曾经防范自己的内心，端坐时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担心从前那些有益的朋友因为顾忌我的地位而不规劝我。因此把自己所得的教训列写出来，也命名为《座右铭》，姑且用来勉励自己。铭文说：自己的短处不可掩饰，掩饰了就终身有短处；自己的长处不可自夸，自夸了就不会再有长处。责怪别人不如责怪自己，喜好圆滑不如喜好方正。处事含晦，天下就没有人能同你争智慧；谦逊自守，天下就没有人能同你争强。多说话，是老氏所告诫的；想要少言，是仲尼所赞许的。轻率行动会留下悔恨，哪里如安静而不妄动？过于刚强就会折断，哪里如柔和而不刚硬？我只见一味进取而不停步的人遭到失败，却没有见过退守而知足的人灭亡。行善，就能漫游在君子的境域；作恶，就会进入小人的乡里。我将把这些话写在衣带上来警戒自己，刻在盘盂上经过时观看，哪里如让它长久存放在座右，希望早晚都不忘记。《武关铭》——胡旦。南山山脉向东延伸，从雍地通向荆地，山势张口般形成武关，成为守卫秦国城郭的屏障。秦人向东眺望时，六国已经没有主宰；汉军从西面而来，子婴成了俘虏。双方像鲸鲵一样吞噬生灵，又彼此如豺虎般争斗。可叹啊，强大的秦国竟然没有守御之力；秦国变成了汉，汉朝后来又像秦朝一样。刘氏失去了纲纪，王莽这个贼人建立了新朝。巍巍武关，前人和后人都要面对它。我开放它，国家就兴盛；我关闭它，天下就动乱。一开一闭，古今道理始终相同。君王的国都，守卫在四方夷狄；礼义是盾牌和大橹，道德是藩篱和屏障。远方的人不服，就用文德使他们归服；教化既然没有边界，还要关隘做什么？《彭祖观井图

译铭》——陈靖。淳化年间，我将奉命前往狄丘，途中经过彭门。有位客人得到一幅《彭祖观井图》，把它赠给我。画中有台榭、人物和山水，森然相列，大概描绘的是那里美好的景象和幽深的情致，也表现了绘画技艺的精巧。我没有取法于画中的这些景物，所仰慕的只是彭氏面向井口并用车轮覆盖井口，背靠树木并用绳子系住自己，拄着杖、收敛身躯，局促谨慎地探视井中，战战兢兢，仿佛将要坠落。唉！古人临事时竟有这样的畏惧，检束自身、远离祸害竟有这样的谨慎，后世君子难道不应该效法吗？我本来喜好古事，曾遍考传记中的记载，虽然年代久远而难以完全取信；况且孔子说过“私下里把自己比作老彭”，这也可以作为证明。因此在座右作铭说：极其正确啊！古人远离祸害、保全自身，战战兢兢，常常像踩在薄冰上一样。驾驭腐朽的缰绳，时刻忧虑会坠入陷阱。天子以此为法，便能长久保有宏大的基业；身处安定时仍忧虑灭亡，就如系在丛生桑树上的缰绳一样稳固。诸侯以此为法，国家一定昌盛；就像船还没有渡过河，早晚都警惕戒惧。大夫以此为法，家族就会非常兴盛；正直啊，只有清廉，持守虚心却如同满盈。士人以此为法，所行之道就会亨通；不与人争竞而守持廉耻，即使独处暗室也无愧于心。百姓以此为法，衣食就会十分丰足。我反省自己的行为，我谨慎地守持自己的操守。我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愿借此求得长寿。《门铭》——吕夷简。古时候，人们把规劝和戒惧的话刻在盘、盂、几、杖上；如今我作这篇门铭，私下里认为与这种做法相类似。用忠诚侍奉君主，用孝道奉养双亲，用宽厚容纳众人，用谨慎修养自身，用清廉规范风俗，用诚实教导百姓，用谦逊处在尊贵地位，用乐观安于贫困，用勤奋积累学问，用宁静涵养精神，用敏捷满足事务需要，用正直保全真性，用节俭奉养自己，用宽广的胸襟施惠于人，用庄重对待下属，用恭敬接待宾客；始终贯穿大道，总体归于仁德。在家中就是儿子，在国家就是臣子。这些话一定要践行，盛大的德行就会不断更新。把铭文刻在门上，使它永远写在衣带上以自警。《几铭》——陈尧佐。亲近仁者，可以把自己托付给他；结交贤者，可以得到他的扶助。寻求仁德而得到仁德，就应当快步奔走去追求。如果只是倚着几案召唤人，凭着几案呼喝人，那么仁者和贤者就会逃避，奴仆差役却会奔走而来。唉！贤者既然逃走了，自身就孤单了。《几铭》——晏殊。吃少量饭也要防止食物馊坏，迈半步也要防备跌倒；头巾要有棱角，坐垫和衣服要保存衣襟；唯独忠和孝有所缺失，就会没有什么能使人不受摧折。《击蛇笏铭》——石介。天地极其广大，其中却有邪气杂处，成为凶暴残贼之物；若任凭它肆意行动，就好像天地孕育万物却没有谁能制止它。人类最为灵秀，有时却有异类从中出现，成为妖怪；若相信它的异端邪说，就好像人被蒙蔽遮盖而无法揭露真相。祥符年间，宁州天庆观有一条蛇妖，极其怪异。郡刺史每天两次到它所在的庭院中，像朝见君主一样。人们以为它是龙，于是全州内外、远近的人没有不飞奔到门前，来恭敬严肃地朝见它的，没有人敢怠慢。如今的龙图侍御孔公当时任幕职，正在这个州，也跟随郡刺史来到庭院。孔公说：“明处有礼乐，幽处有鬼神，这条蛇难道不是在欺骗世人吗？它迷惑我的百姓，扰乱我的风俗，应当杀掉而不赦免。”于是用手板击打蛇头，蛇当场毙命，才知道它不过是一条普通的蛇。郡刺史以及州内外、远近的百姓，顿时像拨开云雾见到青天、看见白日一样明白清醒，因此蛇妖无法肆行凶残，也不能完成迷惑众人的伎俩。《易经》说：“所以能够知道鬼神的精微形状。”说的不就是孔公吗？天地之间有纯粹刚正、至为正直的气，有时聚集在事物上，有时聚集在人身上。人会死亡，物会灭尽，但这种气不会消灭，猛烈地纵贯亿万世而长存。在尧时，它成为指佞草；在鲁国，它成为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利刃；在齐国、晋国，它成为董狐、史墨的史笔；在汉武帝时，它成为东方朔的谏诤；在汉成帝朝，它成为朱云的宝剑；在东汉，它成为张纲的车轮；在唐代，它成为韩愈的《论佛骨表》和《逐鳄鱼文》，成为段太尉击打朱泚的笏。如今我替您写这篇《击蛇笏》。从前，奸佞之人被排除，尧的德行因而显明；少正卯被诛杀，孔子的法度得以举张；赵盾使晋国人畏惧而避开崔杼，齐国的刑法因此严明；拒绝董偃，折辱张禹，弹劾梁冀，汉室于是得到治理；佛、老之说受到防范，圣德得以施行；鳄鱼迁

译往潮州，风声因而振作；怪蛇死去，妖气消散。唉！天地间聚集的纯粹刚正之气，凝聚在您的笏板上，难道只不过杀死一条蛇而已吗？宫阶之下有欺骗君上、欺压百姓、迎合上意而顺从邪说的人，您就用这块笏板指斥他们；朝廷之上有遮蔽贤能、防纵恶行、违法乱纪的人，您就用这块笏板挥斥他们；朝廷之中有谄媚的容貌、奸佞的神色、依附邪恶而背弃正道的人，您就用这块笏板击打他们。这样一来，宫阶之下的不仁之人被排除，朝堂之上没有奸臣，朝廷之中没有佞人，这就是笏板的功劳，哪里只是对付一条蛇呢？您把笏板当作自己的职责，笏板因得到您而发挥作用；您正是朝廷中的正直之人，笏板才成为您的良器。我谨向您称颂其德，作《笏铭》说：

译天地间至正之气，才有了这块笏板。只有灵异之物，笏板才足以承受。笏板这种器物，纯粹刚强正直；您正是正直之人，所以您才能得到它。笏板在您手中，能够破除淫邪妖异；您在朝廷之中，奸邪之人便会消散。灵异之气没有穷尽，这块笏板就不会折断；正道没有灭亡，这块笏板就不会被收藏不用。愿您珍重它，使它发出炽烈的光芒。《槃水铭》——司马光 盘中水盛满了，只要不动它就会平；平定之后才会清，清澈之后才会明。不要使它稍有倾斜，稍有倾斜就会倾覆；一旦倾覆便无法收拾，反而毁掉原来的成果。唉！捧持它的人，难道可以不战战兢兢吗？《医铭》——吕诲 医者武泰精通医术，郡守上表举荐他，补任太医正；他回到乡里，创建了应圣侯庙。医术已经成就，他把善名归给老师，又将广泛招来学医的人。他的志向很值得称道。我因获罪被贬官到这里，后来调任蒲中太守；临行时，他请求我写文章来使这件事显扬于庙中，于是我作了这篇《医铭》。我嘉许他勤勉的志意，便成全了他的心愿，也知道我的话能够增益他的善行。六气和五行，是人禀受它们而出生的；三部九候，使它们归于平和。古人称为绝技的医术，能够清洗肠胃，再辅以针石，顺势决开壅塞；察看脉象的根源，在疾病尚未形成之前加以治疗，不用攻伐便能取胜，差不多可以十人中治愈十人。世上的疾病，就像手持国家权柄一样，常常使各种邪气不能侵犯正气；若能完全施展自己的意愿，即使病入膏肓也必定能够起死回生。假如有利于医术，即使相差毫厘，也会造成千里之远。武泰有作为医者的志向，不忘记老师的恩义；既然医术有利于人，更应当慎重对待所医治的病。《明州新刻漏铭》——王安石 戊子年，王公开始治理明州。丁亥年初冬，刻漏制作完成。他追述并告诉属下说：“唉，你们听我铭刻的话！自古以来，掌管漏壶的人都有职守。器具如果不完备，人的职守就会废弛，政事也会停止。这种职守说的是什么？就是不能急促，也不能迟缓。君子和小人，事业的兴盛与衰息，都在于时机。东方还没有亮，就要从公署召集他们来办事；难道他们不会辛勤吗？如果因不合时宜而获罪，使事情荒废懈怠，那就是政事的弊病。唉！治理一州，务必要谨慎啊！要把这些铭记在心，使我后世有所思考。” 《布衾铭》——范纯仁 粗粮野菜也有甘美，绨布衣被也有温暖；遵循名教有快乐，崇尚德义最尊贵。这些东西很容易求得，享用它们也常常安稳。锦绣的奢侈，膏粱的珍美，权势恩宠的显盛，利益欲望的繁多，似乎很难得到，但危险和羞辱很快就会到来。舍弃难求的而取得容易的，离开危险而趋向安稳，即使最愚蠢的人也知道，士人难道反而不是这样吗？颜回以箪食瓢饮为乐，成为万世师法的榜样；纣王居住在琼台，死后成为孤立无援的独夫。君子以节俭为德，小人却因奢侈丧身。既然如此，这条被子的简陋，难道可以忽视吗？《西铭》——张载 乾称作父，坤称作母。我这样渺小的身躯，乃是混合天地之气而居于其中。因此，天地间充塞的元气就是我的身体，天地间统率万物的规律就是我的本性。天下百姓，都是我的同胞；天下万物，都是我的同伴。天子是天地父母的嫡长子；大臣是嫡长子家中的辅佐。尊敬年长者，是为了使我长辈中的长辈得到尊敬；慈爱孤弱者，是为了使我年幼中的年幼得到抚养。圣人，是与天地合德的人；贤人，是人类中最优秀的人。天下所有疲弱、衰老、残疾、孤苦、鳏寡之人，都是我的兄弟中困顿而无处申诉的人。此时能够保全、安顿他们，是做子女的恭敬辅佐。自己安乐而不忧愁，是纯粹的孝。违背这一原则叫悖德，伤害仁爱叫贼害，助长恶行叫不才。能够践行并充分体现人的本性，才是最相似于天地的人。懂得天地化育之道，就能善于述行天地的事业；穷尽神妙之理，就能善于继承天地的志意。在无人看见之处也不惭愧，才是没有辱没；存养本心、涵养本性，才是不懈怠。厌恶沉溺于酒，是崇伯鲧顾念养育之责；培育英才，是颍封人推恩及类；不懈劳苦而使天下达到安乐，是舜的功绩。无处逃避，只等待被烹杀，是申生的恭顺。体察并承受父母的爱而保全归来的人，是曾参吗？勇于顺从父命而接受命令的人，是伯奇吗？富贵福泽，是要使我的生命更加丰厚；贫贱忧患，是要用来磨炼我，使我成就。活着，我顺理而行；死后，我便安宁。《东铭》——张载 戏谑的话出于思考，戏谑的行动出于谋划。它们从声音中发出，在四肢上表现出来，却说不是自己的内心所想，这是不明白事理。想让别人不怀疑自己，是不可能的。说错的话并非出自本心，错误的行动并非出自真诚；声音失控，四肢也糊里糊涂地行动，却说自己本来就应当这样，这是自我欺骗。想让别人顺从自己，是欺骗别人。有人认为，出于内心的事，归罪于自己；戏谑而失于思考的事，也自我诬称是自己的本意。如果确实不知道戒惧，那么由你发出的，就把罪责归于自己；不是由你发出的，却还要长久骄傲并继续错误，还有什么比这更不明智呢？《鼎砚铭》——苏轼 鼎没有耳，盘却有足；镜子幽暗而不能照见，几案却不能倾斜。太阳中的三足乌坠落，羿也失去了它的喙和羽毛。深渊发生变化，天帝祝融的尾部不周全，因而崩裂东南，土地陷落，黑暗而深。水归聚在这里，是谁造成了这一切？过去从未把它当作游戏，竟把铭文刻在它的臀部，还加上幼稚而诡异的文字。《邓公砚铭》——苏轼 王巩，是魏国文正公的孙子。他得到外祖父张邓公的砚台，请求我苏轼为它作铭。我铭刻道：这是邓公的砚，也是魏公的孙子王巩的信物。它的器物品格显著，它的主人令人思念。我赞美魏公的文才与厚德，追思邓公的德行与长寿。把我的铭文反复诵读，以求尽知他们的美名。《天砚铭》——苏轼 我十二岁时，和一群孩子凿池嬉戏，得到一块奇异的石头，形状像鱼，表面如竹般细润温莹，呈浅碧色，内外都有细小的银色星点，敲击它声音铿锵。试着把它制成砚台，发墨很好，只是没有贮水的地方。先父说：“这是天砚，具有砚台研墨的德性，只是形制上有所不足。”于是把它赐给我，说：“这是文章的祥瑞。”我珍藏并使用它，又作铭说：“一经形成便不能改变，有的全在德性，有的全在形制；这两方面同样具备，我究竟取哪一样呢？仰面有唇、俯面有足的砚台，世上本来就很多。” 《文与可琴铭》——苏轼 抓住它弹奏，声音幽深，仿佛水流入山谷；放开它，声音萧瑟，仿佛树叶脱离树木；按下琴弦，发出“噫”的声音，应着手指而发出悠长的声调，像您；把琴放置起来，空空然，丢弃形体而不再发声，像我。《徐州莲华漏铭》——苏轼 已故龙图阁直学士、礼部侍郎燕肃，以创造器物的智慧闻名天下。他制作莲花漏，世人都佩服它的精巧。凡是燕公任职之处，都一定制作这种漏壶。如今各州郡往往还保存着，虽有巧匠，也不敢增减改动。只有徐州使用盲人卫朴所造的漏壶，废弃旧法而任意制作，有漏壶却没有漏箭；他因为自己没有眼睛，竟废弃天下人的视觉，让守漏的人观察漏水便把水倒掉再重新注入，因此没有人不讥笑他。国子博士传君禓，是燕公的外曾孙，得到并详细掌握了这种制作方法。他任徐州通判时，才开始改制漏壶，并请我苏轼作铭。铭文说：

译人所信赖的是手、足、耳、目。眼睛能辨别多少，手能知道轻重。然而人从来不会用手来测量、用眼睛来计算，必定把这些交给度量和权衡。难道是因为不相信自己和外物吗？大概是认为度量权衡没有私意、没有自我，因而才能得到万物的真实情况。所以天地间的寒暑，日月的昏明，昆仑山在三十八万七千里之外的广阔延展，都不能逃脱三尺漏箭的测量。五斗容量的瓶子，即使遇到急雷、雾霾、风雨和冰雪，白天变暗，漏水速度有快有慢，也都有一定的尺度，不会增加或减少。假如所有做官的人，都像瓶子承受水一样，不过量；像水上的漏箭一样，不失平准；像漏箭升降一样，只看时刻而上升下降，不因下降而感到羞辱，也不因上升而感到荣耀，那么百姓将会纷纷心悦诚服，把生死都托付给我们。《三槐堂铭》——苏轼 上天的安排可以相信吗？贤人未必显贵，仁者未必长寿。上天的安排不可以相信吗？仁者必定有后代。这两种说法究竟应当以哪一种为准呢？我听申包胥说过：“人的力量多了可以胜过天，天命确定之后也能胜过人。”世上谈论天命的人，都不等它确定便急于求取答案，所以认为天命茫然无定。善人因此懈怠，恶人因此放纵。盗跖长寿，孔子、颜回遭受困厄，这些都是天命尚未确定的情况。松柏生长在山林中，起初受蓬蒿困扰，又被牛羊侵害；但最终贯通四季，经历千年而不改变，这就是天命已经确定。善恶的报应延及子孙，而且其确定性是长久的。我用所见所闻考察，知道天命果然是可以相信的。国家将要兴盛，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广施恩惠却不计较报偿，这样他的子孙才能和守持文治、享有太平的君主共同享受天下的福泽。所以兵部侍郎、晋国公王公，在汉、周之间显达，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兼备，忠孝双全，天下人都盼望他做宰相；但他最终因为坚持正道而不为当时所容。他曾亲手在庭院中种下三株槐树，说：“我的子孙一定会有人做到三公。”不久，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在景德、祥符年间辅佐真宗皇帝为相，那时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他享受福禄荣名共十八年。如今把物品寄放在别人那里，第二天去取，可能取到，也可能取不到；而晋公修养德行于自身，把报偿交给上天，几十年以后必定得到回报，就像拿着左券，交付时两手相合。因此我知道天命果然可以相信。我没有来得及见到魏公，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以直言劝谏侍奉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和将帅之列三十多年，官位还没有完全配得上他的德行。上天将要再次使王氏兴盛吗？为什么他的子孙竟有这么多贤人！世上有人把晋公比作李栖筠，他们的雄才和正直气节确实不相上下；但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功名富贵大略与王氏相等，而忠信仁厚却不如魏公父子。由此看来，王氏的福泽大概还没有终止。懿敏公的儿子王巩与我交游，喜爱道德而且有文才，足以继承他的家业；因此我把这些记录下来。铭文说：啊，多么美好啊！魏公的事业，和槐树一起萌发；封土栽植的辛劳，必须经过几代才能成功。等到他辅佐真宗，四方平安，回头看自己的家，槐树的树荫已经布满庭院。我们这些小人，早晨还顾不上晚上，只会观察时机、追逐利益，忘却并损害自己的德行，希望侥幸得到利益，不播种便想收获；如果没有君子，国家怎么能够治理？在京城东边，晋公曾居住的地方，郁郁葱葱的三株槐树，正是德行的符征。啊，多么美好啊！《择胜亭铭》——苏轼 古老的颍城，凭借颍水作护城河，船只停靠在城门旁。水势浩荡而美好，像淮水那样甘美，像汉水那样苍翠，像洛水那样温润，像浚水那样清凉。可以用来陪伴宾客，可以用来漂流酒杯。我想靠近它建造馆舍厅堂：临近水边建造，就会被夏季洪水冲毁；远离水边建筑，又会相隔遥远，只能遥遥相望。于是建造这座亭子，设置筵席、柱子、曲木和栋梁，凿孔、榫卯交相设置，聚散没有固定。红油漆的伞盖向上承接，青色帷幕四面张开。我想去哪里，十个人就可以抬着它前往。随着水势升降，平整地面、铺设床席。可以让杜蒉洗涤酒器并高举，可以让庄周观鱼而忘情，可以让李太白在月下吟咏而狂放。既可以煮我的茶，也可以酿我的酒；既可以浸洗我的帽带，也可以洗涤我的衣裳。哪里只是临水而已，去到什么地方都没有不好。春日早晨可到花开的郊外，秋日傍晚可到月照的场地。没有腿也能奔走，没有翅膀也能飞翔。即使损坏了需要改造，费用也容易补偿。题榜写着“择胜”，名实确实相称。古代圣人不把自己拘留在一个地方，把空明之处当作屋室，把无所有之处当作乡里。神马以马的臀部为车舆，谁还会去替它输送车箱？随水流而行，遇险则止，即使独自一人也不受伤害。居住在那里没有盗贼，内心也没有什么可以藏匿；离开那里没有留恋，就像暂宿在桑树旁一样。哪里像世人那样，考虑眼前很短、忧虑未来很长；不修治方尺之宅，却荒废寸方心田。锡瓦、铜雀台、石门、阿房宫，俯仰之间便改变、毁灭，和生命一同消亡。我为这座亭子作铭，是为了针砭世人的盲目。《九成台铭》——苏轼 韶阳太守狄咸新建九成台，玉局散吏苏轼为它作铭说：“自从秦国兼并天下，毁灭礼乐以来，韶乐没有再演奏，大概已经一千三百二十三年了。乐器还在，而演奏它的人已经消失，韶乐已经隐没了；何况人的消失和乐器的消失都已发生，连传承也断绝了呢？虽然韶乐已经亡失，但仍有不会亡失的东西存在。它曾经与日月、寒暑、昏明、风雨一同运行在天下之间。世上如果没有南郭子綦这样的人，耳朵尚且从未听见地籁，更何况能够听见天籁呢？假使耳朵能够听见天籁，那么凡是有形有声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旄、干戚、管、磬、匏、弦。试着和您登上韶石之巅、舜峰之下，远望苍梧的茫茫大地和九疑山的连绵群峰；观看江山吞吐舒展，草木俯仰摇曳，鸟兽鸣叫呼号，万物孔窍呼吸，彼此往来唱和，规律都有一定的节拍，而和谐节奏自然形成，这难道不是韶乐的全部吗？君主建立最高准则来安定天下，上下和谐而气机感应，气机感应而乐声兴起。那么所谓箫韶九成、引来凤凰而使百兽起舞的盛景，已经灿然全部陈列在眼前了。” 《端石砚铭》——苏轼 让墨汁进入其中，是玉灵所食；让水流出其中，是阴鉴之液。美好啊，这块石头！放在君子身旁，不是为了玩赏器物，而是为了观照德行。《迈砚铭》——苏轼 用这种态度求取进学，应当像口渴一样迫切；用这种态度求取进用，应当常常像受到惊吓一样警惕；用这种态度治理财物，应当常常想到施予；用这种态度审理狱讼，应当想到使人得生。《洪州分宁县藏书阁铭》——黄庭坚

译凡是治理事务都有条理，如同织机有经综，纵横交织，积累一寸便成为两寸。用竹管和麻绳制作的手艺，功效虽然简陋，却能遮蔽寒冷；可以用作席子，也可以用作鞋子，不能因此抵御严寒。从前这里是庙学，终年长满蓬蒿，圣贤老师居住的地方，连风雨都没有遮盖。如今诵读圣人的言语，都有高大的房屋；连同方册，也把屋宇改建为阁。华美的楼阁高大宽敞，成为言语和行为的树林；上求古今之理，以此观察自己的德心。诸位学生啊，永远牢记这一道理，不要嬉戏，不要傲慢，以此引导自己有所成就。领会了道理就在自己，书本不能把话全说尽；就像驾御琴瑟，要从无弦之声中听取。莫阜山一带山势平凡，位处吴地的口、楚地的尾；山下是修水，流行六百里。山川的灵秀，有时会在百姓中显现；世代能够得到有用的人才，是因为我培育了根基。刻下铭文，歌颂并制定成法，告诉后人不要使它废坠，永远保护祭祀礼器。《游艺斋铭》——黄庭坚 沉溺于女色，会使人轻浮躁动；沉溺于酒，会使人冷漠空虚。遨游在六艺的林苑中，这才叫名教的快乐。《研铭》——黄庭坚 制作质朴古雅，可以使机巧的人变得朴拙，使夸张的人有所节制；性质温和润泽，可以使急躁的人安静，使乖戾的人顺从。面对棐木几案而看见这方砚台，竟忘记室中已经空无所有。《黄楼铭》——陈师道 熙宁十年，京东路安抚使臣某、转运使臣某、判官臣某叩首上言：黄河在澶州决口，向南冲入淮水、泗水，彭城正处在洪流冲击的要害；两旁有连绵山岭夹束，吕梁又扼住水势，洪流不能及时泄去，漫溢千里平地，水深一丈多。向下俯视城中，井水涌出，地下水脉迸发；洪水向东逼近两角，向西灌入沟渠，向南环抱水墙，土质恶劣不能支撑，过了一百多天才停止。守臣苏轼深切想到流离失所的百姓是天子的忧患，早晚不懈，辛劳安抚百姓；征发戍卒，坚固堤防以应付仓促的灾情；外面修筑长堤，随高处建成如彩虹一般，以防止洪水的祸害；里面修筑大堤，依附城墙环绕，以等待决口处崩溃。在南门外修筑两道堤防，沟通南山，安定危险和疑虑。打开粮仓，明令劝勉和禁止，用来救济困穷，督捕盗贼。宣布恩泽，巡行城内城外，官吏百姓都归向教化，兴办事务取得功效，法令施及四县，诚意感动百神，可以说是有功了。应当加以褒奖，以劝勉各郡县。十月二日甲子日上奏京师。第二年元丰正月甲子日，制诰传达了皇帝的嘉奖之意。臣苏轼想到自己只是承受皇帝的谋略训诫，依靠人与神共同出力，哪里敢把功劳归于自己而招致大罪；而皇帝公开表扬并厚加褒奖，我又无以报答。于是便在东门修建黄楼，完整刻录明诏，以承受上天的休美并彰明皇帝的德意。于是让他的门客陈师道为此撰写铭文。臣陈师道恭敬地想：吕尚、南仲对内安抚百姓，对外平定诸侯，《诗经》赞美周文王、周武王；尹甫、召虎南征淮夷，北伐玁狁，功绩歌颂宣王。君主能够使臣下充分发挥才能，臣下能够奉献功绩来报答君主，这是古代的道义。臣陈师道又想，能够因感通而使万物相通的叫作道，施行道而使民众受到教化的叫作德，制定法令、彰明教化的叫作政，治理人民、成就功业的叫作事。从前诗人歌咏君主的政事，也把他的道德一同流传给后世的君王。有了可以举出并施行的事迹，只是以我的愚陋，哪里配参与其中呢？我确实乐于看到君臣都尽行其道。臣不自量力，冒死进献《黄楼铭》，铭文说：伟大的君主以戒慎为治，修明法度，调和阴阳。即位十一年，天灾按时发生，黄河决堤，齐、鲁、梁、楚方圆千里的地方溃乱离散。皇帝仁慈，内心忧虑，亲自派遣忠信之臣前往东方施惠；使羸弱的老人不至于困穷，安慰、抚养百姓，发放仓库中积存的粮食。流离的人如同归来，安居的人忘却了危难，百姓重新团聚而没有受到伤害。天序恢复，地面平安，圣明之君成就功业，人神都呈现祥瑞；灵祇告知成功，百谷丰收，万国安乐康宁。郡县官吏敬畏谨慎，确实奉行圣明谋略，最终办事没有荒废。皇帝不把功劳据为己有，而归功于臣民，功德远播，昭明四方。守臣拜手称颂盛大美善，使百姓永远不能忘怀。在黄楼重建楼宇，临泗水而立，叙述修治旧制的经过；愿百姓不说谄媚之言，追念事情的开始，思考事情的终结，把铭文刻在石碑上，用来报告成功，宣扬德声，永远无穷。《克己铭》　　　　吕大临 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同受阴阳之气，具有同一形体，为什么却不能仁爱？只是我有私心，树立自我，把自我同外物划分界限；争胜之心横生，心绪纷乱而不能齐一。大人保存真诚之心，心中显现上帝的法则，起初没有吝啬和骄傲，不让它们成为侵害我的蟊贼；以意志为统帅，以血气为兵卒，奉天命出征，谁敢侮辱我？一边作战，一边招徕，战胜私心，堵塞欲望。从前是寇仇的，如今成为臣仆。私心未被克服时，它困扰我的家庭，使妇女婆媳争吵不和，哪里还能取其余裕？一旦克服了它，光明广大，四方通达，八荒洞然，全都在我的门庭之内。谁说天下不能归于我的仁爱？像瘙痒、麻木、疾病、疼痛这样的感受，全都如同切身之痛；一旦有一天来到我身上，没有一件不是我的事情。颜回算什么人呢？能够仰慕并实行克己之道，就可以达到颜回的境界。《蜀舍铭》　　　　刘跂 某郡王万寓，郑重地把他的居所题名为“蜀舍”。他拿着余杭朱浚民所作的记，经过须城来请刘跂撰写铭文。于是为他作铭说：啊呀！这座房舍是蜀地，还是不是蜀地呢？莫非吞含着两川，成为大地的维系吗？多么危险、高峻啊！莫非直上青天吗？莫非是赤甲山、盐山耸立，峨眉山也在这里吗？莫非可以拄着竹杖，医治饥饿，吃饭饮酒，像鸱鸟一样吗？莫非一物也没有，却又没有一物不存在吗？啊呀！这座房舍确实就是真正的蜀国。身在其中如同壶公，想要什么都能得到；行走时凭蜀地而奔驰，躺卧时凭蜀地而安息。阴燕、阳魏，以及吴越，光彩交错，徘徊周流，发誓不以别处替代它。有不相信的人，就有这块石碑作证！《大圆砚铭》　　　　晁补之 黑月模汗两奴利与黔突居难，与揭箧趋尔圆，其外亦不可转视，吾尔砚。《座右铭》　　　　邹浩 敬爱父母，也敬畏上天；敬爱父母，也敬重大地。上天覆盖、大地养育我的身体，这种恩德没有什么可以议论的。我要急切地报答，又哪里还求取别的呢？依照内心的权衡来行事，就知道报答的由来。只要身体健康强壮，父母就欢喜而安宁；只要身体患病，父母就会愁苦忧伤。何况这具身体，它的来历是有根源的：从祖父、父亲一直传到我这里。能够谨慎地爱护身体，就是谨慎地爱护父母、祖父和父亲。听从这些道理，什么福气不会来到？愿父母长寿昌盛，我在他们身旁嬉戏。时时念及这些，哪里敢在早晚忘记？《家藏古砚铭》　　　　唐庚 砚台同笔墨，大概属于同一类，出产和使用的地方相近，所受的任用、宠爱和待遇也相近。唯独寿命长短不相近。笔的寿命按日计算，墨的寿命按月计算，砚的寿命按世代计算。为什么呢？从形体来说，笔最尖锐，墨次之，砚最为钝拙。难道不是钝拙的长寿而尖锐的早夭吗？从用途来说，笔最为活动，墨次之，砚最为安静。难道不是安静的长寿而活动的早夭吗？我由此懂得了养生之道：以钝拙作为形体，以安静作为作用。有人说：“寿命长短是命数，不是钝锐、动静所能决定的。”即使假定笔不尖锐、不活动，我也知道它不能和砚台一样长久。即便如此，我宁愿成为这样，也不愿成为那样。铭文说：不能尖锐，所以就以钝拙作为形体；不能活动，所以就以安静作为作用。正因为如此，才能长久延年。《古砚铭》　　　　崔鶠 知道光明，却守持黑暗，像老子；学习不感到厌倦，教导不感到疲倦，像孔子；其实属于墨家一流，哪怕磨秃头顶、磨破脚跟也在所不惜。《宋文鉴》卷七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七十四 宋代吕祖谦编 颂 《广农颂》　　　　夏竦 景德三年春正月庚戌，诏令把劝农田的敕令颁布到天下。二月癸未，又诏令各郡国主管劝农事务，以崇尚教化的源头而扩大农业生产。臣听说，圣人没有土地便不能称王，没有百姓便不能成为君主。有土地，王业才能兴盛；有人民，君道才能确立。因此先王建立国家，土地希望广大而不希望有空隙，百姓希望众多而不希望懒惰。认为没有开垦的土地就不是我的土地，不从事农业的人就不是我的百姓。于是设置乡里、家庭来繁衍人口，开沟渠、划疆界来治理田地，制作耒耜、钱镈来备办农具，依据历法、天象和气候来授予农时。建立经常性的制度来统御，设置官府来教导，均衡工商业者的税收，平定山林川泽的税收，规范车马、铠甲和兵器的赋税。这样，仁义礼乐便有所施行，赏罚号令便有所运用。夏、商、周三代共同遵行这些制度，建立中正之道以谋长远；百姓按里居住，土地按井田分配。到了秦代开通阡陌，农业和战争相互推动；汉代制定名田制度，而土地兼并仍没有停止。旧有章法缺失，仁政衰落；田界制度松弛，争斗竞逐由此兴起。秦汉以后，古代制度再也无法恢复了。那是为什么呢？大概从三代末期以来，直到五代以前，拥有天下的君主，有的不了解天下以土地为根基、以农业为根本、以粮食为源泉、以教化为工具。当他们平定祸乱、开始治理四方时，便穿上铠甲，整顿车马，谋划怀柔，议论聚敛，奖赏功臣旧臣，治理城邑和边疆。天下安定、郡县防守完备、功业成就、府库充盈之后，便想尽取华夏来供养自己，驱使亿万百姓来满足欲望。担忧边疆范围还不够广大、威武还没有震动天下，就转运草料粮食来对付夷狄；担忧岁月容易流逝、容颜头发容易衰朽，就招请方士寻求神仙；担忧登临观览不够遥远、游乐还未达到极致，就增建台榭、修饰宫室；担忧嫔妃侍御不够多、歌舞技艺不够精，就搜求声色、选取伎艺；担忧校猎不够痛快、驰骋不能取胜，就扩大苑囿、备办弓箭网罟；担忧巡幸还没有遍及各地、游赏还没有普及，就修筑驰道，清道开路。其间如果不是具有承受上天启示、神灵授予的资质，具备圣明文德和神武之德的人，哪里能够教导农桑、务求储蓄增长，舍弃支流而趋向源头，去掉末节而遵从根本，使天下极其安泰、家家富足、人人丰足呢？我朝承受太祖、太宗两位圣人的基业，采用三王的礼乐，致力于使粮食充足、教导农民，确实建立了治国的根本。当今皇帝登基，正值盛年，励精图治，广泛求取贤能之士。认为守成的艰难如同创业，承平的困难如同平治乱世，深深鉴戒前代：专行王道，羁縻四夷，却重视兵革；搜罗贤才，却收起网罟；观六艺，虚置台馆；听道德之声，放弃声乐。论功业的盛大，成王、康王、汉文帝、汉景帝都没有谁能与之相比；论疆域的辽远，秦、汉、隋、唐也不能相比。齐地盛产豆麦，流转各地，甚至堆积得发红腐烂；玉帛充盈，甚至露天堆积。陛下尚且居于宫中，减少华美的御膳，停止声乐，穿着紫衣居于宫廷，清心询问众多士人。举用三王的旧例，修复八代以来废坠的典章，用来选拔良吏，守护郡国，安抚百姓。这样做固然很好，却还没有专一贯彻。于是授予官员使职，设置职司，这是为了循名责实。颁布法令，丈量整理田地，劝勉耕作和种植。这样做已经很到位，却还没有统一规范。于是编定制度，制定科条，这是为了建立中正标准、明示法令。循名责实，官吏便不会旷职；建立标准、明示法令，百姓便不会疑惑。诏令下达之日，鬼神都称庆，太平的风气转眼可待。不满一天，争讼便止息；没有超过一个时辰，淳朴的风俗便得到开辟。九州之内，一年之间，衣食充足而仓廪充实，仁义施行而刑罚停用。伟大啊，炎宋的功德和陛下的教化，将流传亿万世，与天地同样无穷。臣生逢圣明之世，有幸得以观看盛事，谨冒死进献《广农颂》，颂辞说：伟大啊！圣明的君主掌握上天赋予的权柄，亿万百姓归心，天地人神一同呈现祥庆；扩展农业生产，开始整顿农政。于是设置官名，颁布号令。号令是什么？分条列出、建立规章，使恩惠盛大，使流离冗杂的人各有所归。官名是什么？开启职掌、备办机构，对百姓训导、引导，使播种各按农时。百姓说：“勤勉啊，努力从事田作；白天你们去耕作，夜晚不要厌倦。”千对耦犁一起前进，百谷都得到种植。既已种下早晚稻，便经过田界和沟渠。官吏说：“来到这里啊，纠正懒惰，劝勉有才能的人。”备好钱镈，疏通沟渠田埂，才能灌溉。于是察看丘陵、低洼和荒芜之地，开垦它们来消除并惩戒游惰。圣明谋略光赫有成，众人都看见沟渠通向四海，井田疆界遍及九州，万里沃野纵横交错。农具聚集如林，水流洒落如降雨，阳春如同膏脂，原野和低地像鱼鳞一样相接。我们的庄稼已经开花，四方都生起云气；稻、粱、黍、稷遍布万井，如龙鳞交错。我们和妻子儿女一起，有的锄草，有的除草培土。到了八月便收获，把庄稼登收入仓。遗落的穗子留在原野，剩余的粮食堆满田野；京城粮仓充盈，粮食流布于四方，于是唱歌吟咏。土地和金子同样珍贵，百姓已经富足，君主还有什么不足？有三百年的粮食储备，有九年的积蓄。八蜡祭祀已经通行，五种礼仪都和谐。把财富收藏在百姓那里，所珍视的只有粮食。伟大的君主啊！伟大的君主啊！以乐事教导农民，这是炎帝的教诲、后稷的功劳。我们的王道法度，正逐渐明白而尚未完全融通。臣来歌颂它，永远没有穷尽。《大顺颂》《礼记·礼运》说：四肢端正，皮肤丰润，这是人的肥盛；父子情谊深厚，兄弟和睦，夫妻和谐，这是家庭的肥盛；大臣守法，小臣廉洁，官职各自守分，君臣彼此匡正，这是国家的肥盛；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交，大夫以法相交，士以诚信相互考察，百姓以和睦相互守望，这是天下的肥盛。这叫作大顺。我读到这里，仔细体味了很久，看到古代先王留下的教诲，条理通畅，明白完备，其意义在于取义于丰饶充盛，所以把它称作“肥”。如果能够偃息邪风、践行古人的足迹，各自安守本分，就是顺理达到极致；没有远近不能到达的地方，逐渐浸润而周遍和洽，熏染成普遍的大同，这才是纯厚广被的教化，真是美好到了极点。即使想尽力推演，又还能怎样措辞呢？我怀着微薄而至诚的心，愿意陈述其中万分之一。如今只是举出全文，再附上褒美赞颂的话，不过是为了遵循宣扬大道的志愿。颂说：美好啊！礼经之中谁能窥见其中的优美境界？我曾经深入考察，获得了丰厚的体会。它从人伦开始，扩展到家庭和国家，最终充满天下，遍及四方。这就叫作大顺，确实达到了极点。老朽作此颂歌，奉献以宣扬盛美的法式。《防圣宫颂》　　　　欧阳修

译臣恭敬地看到，国家仿照《汉书》中原庙的制度，在永安建造宫殿，以供园寝之用，想借此使陵邑供奉更加盛大，彰明祖宗的光灵，昭示于千万世，这是非常盛大的德政。臣常常思考，古代先王将要承受天命的征兆时，一定先兴建事业、建立功业，使天下百姓受到警醒和觉悟，然后才取得帝位；而继承帝位、守成守文的君主，又进一步使旧有事业显明、扩大，以继承修治祖先留下的基业。因此他们兢兢业业，勤勉不忘前人，所以根基深厚而枝叶茂盛，德行厚重而流光远播，子子孙孙继承不绝。恭敬地想，皇帝陛下承继神圣德业，拥有宏大的器度，刚健而端正，如离卦继承光明。即位至今十年，勤于治国，俭于治家，以修成太平。每日朝见东宫，向天下显示孝道；亲自执笾豆祭祀，三次到郊外祭祀。日月星辰运行有序，光明清润；黄河不暴怒泛滥，向东南流去。四夷承受命令，欢悦和顺，像宾客一样奔走万里而来。并不是因为有战争和诏命催促，也不是因为有文书传召的期限，而犀牛角、珍珠、象牙、文马、璞玉纷纷来到宫阙，收入厩库。正如司马令所说，不分先后而来；至高的德行，上达天下，下极地中，浸润于人民，并向外覆盖四方。凡有生命的昆虫等物，没有不仰戴神威圣功的，呈现出如此景象。太祖开创根基，成就国家，正当承受天命、建立功业之时；太宗征服并安抚来归者，于是统一天下，成就睿智勇武、英明文治的事业；真宗以礼乐文物使天子的声威更加隆盛，完成升平告成功业的典礼。陛下日夜戒慎恭敬，继承并巩固宏大基业，勤勉地继承帝位、守成守业；根基构筑不断累积，显赫昌盛，越来越广大光明，符合承继三位先帝志意的要求，可以说是孝道达到极致。何况春秋岁时举行禘祭、祫祭，便有宗庙和祧庙的严肃礼制；配天昭明孝道，举行祭祀、告祭，便有郊祀、宗庙和明堂的所在；把功德篆刻在金石上，便有史官记载；歌颂功绩的诗歌流传于乐府，象征德行的舞蹈呈现在羽旄之间。凡是国家的光荣、祖宗的功业，有可以向百姓显示并流传无穷的，没有不加以宣扬彰明的。陛下承继先烈，彰明孝思，用严肃礼制奉祀祖宗，没有不勤勉完备。圣人的德行本来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陛下却还认为不够。于是又因陵园而兴建宫室，用来迎候神灵游止于山水之间；庄严而不华饰，地势爽朗而洁净，屋宇宽敞而高大。神灵幽冥难见，仿佛将来此而居，符合礼经中孝子听到父母咳嗽声便思念亲人的意义。臣愚以为，宫殿将要建成，如果不是天子亲自到此祭享，就不能招来三位先帝的神灵。然而郡国没有看见治理道路的安排，太仆没有预先整顿车驾，平静地还没有听到主管官署的诏令，难道是因为动员百姓困难，所以迟迟不来吗？特别是因为要等龟卜筮法考定为吉利之后才举行。难道不是这样吗？不然，为什么只留意于屋墙营造，却到了进献祭品、亲见神灵、举行孝享之礼，还没有想到呢？况且这座宫殿的营造，夷平山地，向外取用客土，锻炼石材、砍伐木材，征发士兵和役夫，调动附近郡县。这样持续数年，道路上的百姓只看见兴建工程的功劳，恐怕愚昧之人无法了解皇上的心意。因此，应该不吝惜随从车驾的费用，不忌讳几日劳顿，盛大地亲临此处，顺便祭展陵墓。回来后向百姓说明孝思的诚意，再接见守土之臣，采集民间风俗，询问年高之人，这也是尧舜的事情。古代天子出行，必有采诗之官；道路上儿童的话，也都能够被听到。臣因此不胜恳切之心，谨采西方百姓盼望皇帝临幸的意思，作颂诗进献宫阙。诗辞说：巍峨高大的山岳，坐落在京城东方；那里有高峻的崧山，水流幽深曲折，是道路和水源的汇聚处；水流汇成深渊，有洛水之川。山川灵秀，回环于左右，有高大的丘阜。那座丘阜叫什么名字？是太祖、太宗、真宗的陵墓。陵墓的形制依山而起，隐约高隆；陵墓的气象常常显现王者之盛而令人欣悦，郁郁葱葱。皇帝感念苍天，承受我大宋的天命，在艰难中开创基业；皇帝思念先帝功烈，为我家业感到欣慰，宣扬力量而有所行动。赫赫三位先帝，重重奠定根基、累累构筑事业，既丰厚又茂盛，留下安宁后世的谋略，这是长远的计划；它的传承在我这里。称祖称宗，有德有功，我确实继承了他们；能够勤勉继承，以孝道报答，我岂敢不思念？只是这园陵，是先后帝王的居宅，既要使其居住，又要使其安宁；后来神灵游止，如果没有宫殿和屋宇，神灵凭什么欢悦？于是察看河川原野，终于找到吉地。地势高，只有丘陵，于是用荆木灼烧占卜，又询问龟兆。神龟告说道：‘这是上天的命令，家臣承担职掌此事的责任，而【阙】应当恭敬谨慎；一丝一毫，都由县官供给，不得取之于民；砍伐洛水的【阙】……’ 登上我们的山，木材美好而且坚实。家臣来到这里，役夫有一万人，三年便建成。宫殿营造得恭敬严整，位于陵墓旁边。等待后来神灵降临，有门有屋，有廊有庑，有庭院有台阶。殿宇深邃高大，绣有黼纹的帷幕低垂，天子的威仪可以瞻仰。庭院整齐挺立，钩盾卫士如虎防守，仪容和护卫都整肃有序。太祖是祖，太宗是弟，真宗是子。三位圣帝威仪高峻，在这里安定了帝位。而防圣之灵在天上，驾着风马云车，飘然来到。圣灵降临于此，神威灵驾使宫殿肃然。圣灵既然降临，谁来迎接呢？只有孝顺的天子；圣灵降临，理当享受祭祀。谁来进献祭品呢？也是孝顺的天子。孝顺的天子既然已经恭敬地前来，为什么让下臣迟迟不来呢？作此颂歌加以讽谏。《借田颂》　　　　宋祁 皇帝改元后的第二年，春季二月，率领群臣在东郊耕田，以表达对祭祀的谨慎，并祈求丰年。在此以前，诏书向主管官员说明说：“自从我太宗继承并发扬他的功业，使亿万神灵赐福人民，宽宥并安抚各方邦国，众多百姓开始行动，也没有不安宁的。我永远思念土地是根本、民夫是重要的，所以亲自举行借田礼来倡导农事，震动地房之中满布的……，引导改革政事长久兴盛，使柔和美善的嘉言芳德于是深入人心，荒芜残破于是恢复，厚实的禾穗和滞留的粮食，掌握遗留下来的粮食如同堆积的丘山。我真考因循累代的盛业，又加以光明德行，所以能够统率百万军队，巡狩医闾，显现武节高于当世；八九次升高突入辽地，建立元封，奉承符命、积聚福祉，以求无穷。现在我承继先绪，正率领群臣举行这项兴盛农事的礼仪，于是焚烧蒿草、陈列币帛，本来都有固定的场所。监督农事而亲近田野，保存旧有章法，只希望一二位执事率先遵循并发扬光大。正值春天农事开始、百谷萌发之时，姑且让这些百姓欣赏旌旗仪仗的美丽，重新看见汉代官仪的后嗣，知道耕种收获的艰辛，不误夏季农事；不要额外聚集储备，不要烦劳百姓供应陈设，使一切合于礼制，勉励我们的农民。”临近日期，便修整神坛，按地势清除肥沃土壤，修平道路如同磨刀石；呼喊清道，街道为之充塞；稍加防备獝类以保护田野，夹杂荆棘、茅草来守护火炬；阡陌交错如锦绣，原野低地像龙鳞，肥沃之气蒸腾而覆盖农具，和风回转，春意复苏。

译于是旄头旗先行奔驰，属车步调整齐；流星般的旗饰在旗杆上飞舞，月形饰物在羽箭袋旁闪动；犀甲光彩流动，整肃地供应军营；苍色蛟龙形的御车驾驭着天上的缰绳；玉饰的戈戟流光，金根车照亮道路；仪仗帷幕四周张设，丝织旌旗飘动。随后揉治耒柄，磨利耜刃，装载在保介之间；先播早稻，后播晚稻，各种播种器具由官员分别掌管，没有推诿，事务齐备，不用再教导。天子于是选在丙午日早晨，登上华美的车驾，从太庭经过颜行山；道路上衔枚无声，龙虎呈现形象，地理车马奔走警戒，尘土飞扬，闾巷和宫门紧靠苑囿。游行于是徘徊于曾城之外，五方星精前来会同，七位圣王的光彩相随，銮铃声和佩玉声依次来到帷宫。皇上已经洁净圭玉，深沉地蓄思；天未明时便停留在大次，亲近嘉坛，寻访先农来祭享，并以太祖配享。牲血牲毛幽洁完整，钟磬铿锵震响；亲自接受神灵安坐并助祭，又给祠官增加一级品秩，礼制隆重而有继承，也是祖宗遗留下来的意思。于是降临灵坛，整肃朱纮，万物都看见圣天子刚健地行进。田野一望无际，青黑色的车驾准备就绪，大绳依次牵引前进，天子的步伐庄重有仪；三次推犁，礼仪完成，近臣报告准备完毕。皇上说：“我的心意在于敦厚根本，嘉奖那些努力用力的人，可以用来劝勉众人；有什么可畏惧的勤劳呢？”于是继续推犁前进。主管官员以礼义坚决争辩，前后几乎劝阻了十次，皇上才停止推犁，舒缓从容地登上观耕台。三公和群臣依次趋前锄耨，众人如同随风倒伏一般跟从，越过五推而达到九推；大农官播撒种子，平民耕完田亩，宫中官员拍手起舞。仪仗在当时回旋，京城百姓欢欣地停步仰望皇帝车驾，有的歌唱，有的敲击车辕。没有想到在云气丛集的清晨，又看见了东户之年那样的太平景象。阳光温和，天意安乐；奉持北斗，驾临应门；翔鸡树上的竿子坠下鹄鸟，宣布诏令，大赦四海，与天下重新开始。减免并清除威刑禁令，存问高龄老人，振兴淹没的事业，修复废坠的制度，平定徭役，放宽赋税。朝廷内外百官都来庆贺，皇帝考核功勋，越过三更，按等级赐予帛物和膏泽；又借解雨鼓召来巽风，不到早晨便遍及万国。在此以前，群臣传述盛美，润饰尊号，准备把它刻在玉版上，收入金匮。到这时皇上转动雕饰车驾，坐在前殿，显明威仪法度，欣然接受典册。盛大啊！这种礼仪真是当代帝王罕见的盛典，也是群臣日夜期盼的事情吧？儒臣从旧史中学习，私下阐明《载芟》诗的意义，认为甸师的职掌、借田礼的意义有三种说法：一是典籍中规定的常礼，二是亲自践履田事，三是借助百姓来治理国家。说法虽不同，归根到底都是驱使天下百姓舍弃末业而归于根本。况且古代谨慎地察看天庙，重申赦免阳官；田地没有开垦，便由司寇负责开辟，并制作御廪钟收藏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用于进献祭祀粮食的物品，即使有优秀农民，也不如天子亲自督促更好；谁来督促耕耘培土，即使没有严厉的法令，也不如亲自劝勉更好。祭祀没有比备齐祭品更重要的，祭品齐备，百神便依凭而来；军队没有比粮食充足更重要，粮食充足，四夷便归顺；人民没有比增加财富更急迫，财富丰足，人口便能繁衍聚集。这三件事成败与否，就在这次举动之中。况且周宣王时慎重农事，使国家由饥荒转为丰足；汉文帝实行借田礼，百姓富庶，确实合宜。唐代以后勤勉从事农事，使丰收代替饥荒。伟大的太宗光大地继承前代，陛下在后世发扬光大；伟大啊，共同达到正道；盛大啊，不使声名坠落。如今九扈勤劳地督促百姓，三项政事都已就绪；盛大兴盛，粮仓陈陈相因，余粮很快可以积满，草木繁茂而不荒芜，百姓专心于耕作，家家都有万箱粮食。于是驾凌五帝，超越三王，奋发施行甘美之实，发散芬芳香气。谨作颂说：那片高大而鲜美的原野，是天子亲自到田地中举行借田礼。不是为了借此夸耀自己的勤劳，而是我要为百姓作先导。春日的旗帜悠悠飘扬，在京城南郊的土地上巡行。肥沃的恩泽超过三次推犁，土地高低相接、林木繁茂，没有什么不恭敬。我们的疆界，我们的里田，一边耘草，一边培土；庄稼确实繁茂丰盛。除去田中的丰草，田畯来到而感到喜悦。祈求丰年很早便开始，我的谷物因此成熟。我的粮仓已经充盈，仓廪深广高大，粮食聚集在东南。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为了侍奉神灵，进献馨香；酿成酒和甜酒，准备祭祀用的黍稷和盛放的祭品。蒸煮时热气浮浮，清洗时水声叟叟。上帝降临享用，降下极大的福佑。降下的福佑是什么？我们的百姓已经繁衍，家庭兴旺。三项政事没有忘记，粮食充足，武力强盛。震动并累积你的功业，蛮夷前来同化，没有谁不率领部众归从。天子的谋略光明显扬，施行于九州之内。兢兢业业，以谨慎对待万般政务。在丰收时想到匮乏，在饱食时想到饥饿。子子孙孙，不要废弃并继续传承下去。《明堂颂》　　　　宋祁 臣启奏：去年的三月戊子日，诏令在季秋于明堂举行祭祀。臣与太常寺及礼官、博士到垂拱殿，讨论配享之事，随即进言：“周朝有臣子说‘周公旦开始以严父配享上天’，孔子赞同这种做法。唐代又兼采诸儒的说法，一并祭祀六位天帝，不敢有所减损。陛下若能询问主管官员，请依照古制为宜。”四月乙丑日，诏书说：“礼是称合情感、调适文饰。如今议论者说周、唐的制度很好，却牵制于所听闻的成说，虽然广博却不够优善。宋朝也是一家，不应推辞而不制作礼制。若这样，后世继承者将怎么办？况且只祭天而不及地，配享父亲却遗漏祖先，朕认为很浅陋。水旱不合时节，群神也参与其中。如今依赖上天的力量，四方得以治理。朕能够合祭天地，以三位圣帝配享报答，百神都按次序祭祀，一并修治。况且祖宗的郊祀、雩祭并非没有相称之处，主管官员不要有所忌讳，要以劳作务实来符合朕的心意。”臣恭敬诵读圣训，过了很久才豁然明白，认为前代所缺、群臣所不能达到的地方，陛下独自从心中得到。陛下用来侍奉神灵、训导人民，使万世子孙无法超过的事情，至于制作声歌、雕琢玉圭、设置帷帐而不铺张、夜间击鼓而不失严肃等，用来竭尽恭敬至诚的事项，还有几十种。臣愚昧，尚且不能全部知道；如果让诗颂不能流传，就是陛下盛德神功不能完全呈现于天下人的耳目，不能使四夷震动，声名也会隐没而不能达到无穷。谨慎撰成《明堂颂》一篇，文辞浅近、意义直白，可以使家家户户都明白，使乡野老人和车旁儿童都能传唱。臣冒死拜了两拜以闻。颂说：

译上天有光明的命令，把圣位交付给圣人。太祖、太宗协力征伐，天下大定；谁敢僭越称王，谁敢擅自占有土地？向左披荆斩棘，向右排除阻碍，没有什么不井然有序。四夷低头入朝，庭前屈服，没有谁敢侮辱。真宗先帝显明地承继基业，接受报答，收获成功；美好啊，他的安宁，震盛啊，他的声威。七十又五年，以此号称大荣。皇帝继承武功，庇护天下。兵器收藏在武库而不磨利，箭袋弃置而羽箭不用。一个农民饥饿，我便用食物喂养；一个男子寒冷，我便用衣被使他温暖。每日宽免租税徭役，每年借贷仓粮。和顺之气四方迫近，阳光顺畅如同降雨。高处的原野、低处的洼地，百谷都丰美茂盛。二十九年，正值秋季九月，于是举行大庆，设置筵席和宫室，题写宝字。光明震耀万物，设置五种使职，全部诏令辅弼大臣参与。已经亲近灵宫，一次祭享便得到一次保佑。天兵威武雄壮，罗列守卫营地，有高旗有旒饰。龙形车轭、螭形车衡，车马整齐驱驰，行动安雅；旌旗柔美盘曲，像风飞舞、云缭绕。士卒仿佛衔枚，骖马不鸣。吉日辛亥，进入明堂举行祭祀；身穿绘有龙纹的衮服，环佩玉声玱玱作响。六位天帝和二位地祇，三位先帝在旁配享。甜酒醇厚，牲畜肥壮，大酒樽和盛大的祭器陈列；菜羹、肉酱、果品、黍稷洁净芬芳。火焰炽盛，牲体升上，以此引导神灵品尝。钟声恭敬清越，舞容庄严盛大。上天安坐受享，百灵依次来临。飞驰的神灵光芒耀眼，忽明忽暗地暂时停留。山神水怪，无论显明幽隐，都奔驰而来；有的列于台阶，有的坐于廊庑。这里有香美的祭肉，众公卿共同饱享。仪礼既敏捷又合度，皇帝拜伏叩首；柴祭烟气上升，祝官说出福佑之辞。皇帝接受这些福佑，于是产生百般祥瑞，聚集万种吉庆。它们高耸如山，堆积如茨。皇帝说：‘唉，我不能独自占有这些福泽。明天我将在端门听政，百官奔走办理事务。赦免天下新近地区及旧有罪过，周济贫乏者，登记慰劳有功者，洗涤污垢。给官员以赏赐，给士兵以资财，使金爵更加丰厚，让驿站把欢乐传遍四海。’片刻之间便容不得白昼，上天说皇帝感通确实有大德，继承先祖在于孝道。宗庙祭祀达到极盛，回来之后功德将传给千亿后世，子子孙孙长久拥有万国。上天说皇帝使我众民安宁，除去蝗虫、蛀虫，使庄稼充满田野，疫病终止，疾病退散，百姓欢欣雀跃。皇帝眉寿无疆，永远赐予万年寿命。祭祀前三天，浓霜仿佛封闭大地；皇帝斋戒之后，一夜之间天气放晴。六方帷幕般的天空被扫除，好像彗星经过而清净。天地清明安宁，夜间星辰腾跃而明亮。皇帝小心恭敬，与神灵一同徧见诸神，拜跪送迎，久久站立在次所。等到乐章奏成，礼器必定全部用玉；祭牲不吝惜，制定各种安神之乐，以求正、和、清。夜鼓传遍，严整地铺陈全部诚意。光明的皇帝啊，只以先祖的训诫为法式，厚待并和睦亲族。他的德行坚如磐石，存问儿童和老人，容纳正直的谏言，振兴沉沦者，提拔贤俊，没有谁失去职分。既慈爱又仁厚，不以严厉的声色待人。皇帝说：‘能够克制自己，国家就会兴盛；即使丰足，也要守持我的俭朴；即使尊贵，也要舍弃我的矜夸。即使太阳日日升起，也要小心谨慎、兢兢业业，没有什么不是这样承继下去的。’ 《皇帝神武颂》　　　　宋祁 有人说，上古皇帝的时代，不用赏赐便能劝善，不用刑罚便令人畏惧，难道只是简册中夸饰的文辞吗？议论者说不是，他们本来没有认识到，那是震耀而整饬天威、以刚健奋发乾体的力量。圣人制定天下的命运，占据上天所授的尊位，总揽权柄纲纪，彰明、安排典章法令。没有威严刑法，不足以震慑元凶；没有改变面容的严肃，不足以启发至圣之道。因而能够消除、灭绝恶行，安定各方，阐明皇帝的灵威法宪，遵循宗庙轨则和上天伟大的法度；使统一人民的最高权力，已经在大宋的宽宥之下。历代圣帝相继统治，恩泽覆盖天际，疆域绵延接地。收起威严刑械以消除杀伐，承袭治道枢要以训导俭朴；恩泽广大畅达，礼法制度整饬完备。万般宝物取用足够，都合于皇极；百灵降下福祉，珍异之物因此震动而来。然而仍然尊重贤能、抑制外戚，均衡权力、普施恩宠；百官进谏规正，内政平和而外部成功。五种边患在边境，番夷轮流休息而相继上贡；防备检查未来的祸患，洗涤清除许多罪恶。如此勤恳不懈，难道不是为了平息乱患吗？然而良好的制度也不能没有弊病。先帝曾有忧虑国事、巩固国家的举措，却违背世俗，群邪助长凶恶；借朝廷的威势，凭宰相的尊贵，仿效尚方制作器物，亲近神巫而结交邪术。甚至逐渐更换守将，酝酿丑恶的图谋；迁移陵墓的兆域，借以投合上天的缝隙；违逆而散布流言，安然进行奸计，于是想包藏祸心而突然发动，执持左道而触犯纲纪；以枭羹为诱饵而阴谋未尽，磨利豺狼般的牙齿而暗中噬咬。神灵震怒显赫，奸邪罪行暴露。辅臣上书陈述，丑恶党徒震动崩溃；赤车押送罪案来到朝廷。凶恶的宦竖伏罪受刑而死在朝前，允恭的事情败露，先说应当伏法诛杀。皇帝陛下深居守丧，鉴察前代典章，重视宰辅的职责，慎重对待退黜臣子的礼制。诏令说：‘冢宰的职位，关系万般政务；如今丞相自认为已经陷于不善，就交上大司徒的印绶。’于是三公百官抗疏请求说：‘有将要叛乱的罪行，必定应当诛杀，这是历代帝王的制度；应当同众人一起弃绝，向来苦于没有赦免。如今他所犯的罪恶不可听闻，愿施行天刑，以平息群臣议论。’皇帝说：‘朕不把他交付司法审理，放逐到朱崖。’随后起用失意的臣子，昭雪冤屈的案件；把贪官聚敛的钱财收归官府，把依附结党的党羽一并赦免。法网如同漏掉鲸鱼，市道上的虎口被摧毁；白日重新沐浴光辉，紫色虹霓散去，阴霾放晴。恶草绝迹而善苗兴起，清风吹拂而群阴潜伏，人神舒展愤懑，道路上的人彼此奔走相告。后来，士大夫们一起长叹并称颂说：‘先前末代的遗命，险些使奸臣乘隙暗中构陷异谋，暗中倾覆当时的权柄；像食桑叶的虫子尚未变化，指望拔除莠草等待消灭。陛下洞察时局变化，预先作出圣心决断，依靠文母的圣明，采纳百官的议论；廉正地考察，割除消灭奸邪，不到一天便处理完毕；从轻减罪，澄清洗涤，荡涤得没有余灾，安定宝贵的基业，使安定达到南山一样长久；消灭罪魁，改换召令家人的方式。智慧不改变思虑，恶行还未转眼，事情已经决定了。’ 从前鲧因滔天洪水被诛杀而使虞舜的功业显著，周公流言之祸被放逐而使周德奋发，观阙之诛使孔子的制度确立，宝瑟僵死使汉朝根基长久；这些都是拨乱反正的伟大准则、使国家长久的美好典册，来由已经很久了。因此烈祖、太宗开垦荒地、除去祸害，削平众多邪恶，艰难正如上述。太后和圣上建立威势、消除祸根，恭敬遵循先祖训诫，防备也像这样周密。正应当勉励前所未有的光明功业，畅扬不靠杀戮而成的神武，端正《春秋》慎重开端的制度，解除《洪范》中以威作威的祸害，开启赐予无疆的眉寿，铺陈著写不朽的尊名，现在正是时候。只是天子即位初年，贬抑奸邪、仰赖安定，还没有闲暇议论制作礼乐的事情。下臣只是卑贱末品，不足以接续新颂，却冒昧述说舆人歌咏，删取康衢上的侍从之言，也不过是击辕歌《折杨柳》一类罢了。诗辞说：

译真宗顺应天命而享有安宁，群民归附如同脱去丧服；先帝升天，功业盛大而完备。皇帝继承政务，面貌焕然一新；百事崇尚文治，重视武功，宏大的基业因此牢固。奸臣和孽党掌握权柄，自矜权势、窃取功勋，兴妖作怪、放纵诏命，假托神机。上公和百官协同忠诚、竭力效命，摧毁凶恶、消灭奸邪，清除君主身边的恶人。称允恭，称允谓，带着刀剑而被放逐边地；神武之威不依靠杀戮，退处时仍合于礼。或有人依附，或有人离散，广施宽赦，胁从者不加治罪，以威势督导他们。阴霾散开，侵害收敛；美好恩泽如云流布，承受上天宏大的休福，德行已经优厚。昭雪忠良，舆人颂声如风飞扬；敬奉先祖旧章，体恤天下而没有止境。《庆历圣德颂》　　　　石介 三月二十一日，天刚亮，皇帝驾临紫宸殿，接受百官朝见。相得象改任枢密使，拜为枢密使；夷简以司徒之职退归。二十二日，制命昌朝任参知政事，弼任枢密副使。二十六日，诏令修靖素一并充任谏官。四月八日，皇帝驾临紫宸殿，接受百官朝见。任衍为枢密使，任仲淹、琦为枢密副使。于是任用御史中丞拱辰、御史邈、御史平，以及谏官修靖，连续上十一道奏疏，追究竦的枢密使之职。十三日又下诏，任襄为谏官。天地人神、昆虫草木，没有不欢喜的。皇帝罢退奸邪、进用贤能，出于极高的聪明，发动于极深的诚意，表现于睿智的决断，体现于刚强果断；升降官员明察，赏罚处置公正。向上考察汉、魏、隋、唐、五代，共一千五百年，其中并非没有圣明神武的君主、盛大光明的时代，却没有像这样选择人才精当、得到人才众多、进用人才迅速、任用人才充分的，实在是罕见、卓越、空前的盛事。皇帝的德行和功业，卓异瑰伟，神明魁梧宏大。古代有一片云气的祥瑞、一株草木的异象、一个禽兽蹄角的怪异、一种羽毛的瑞兆，当时群臣尚且用浓墨大字、金头钿轴来称述歌颂当代君主的功德，认为是空前的美善、上天伟大的功绩。像仲淹、弼这样的人，实在是世间罕见的贤才。向古代寻找，尧时有防龙，舜时有稷、契，周代有闳夭、散宜生，汉代有萧何、曹参，唐代有房玄龄、魏征；陛下如今拥有他们，群臣也感到幸运。今天天下人希望成为宰相、谏官的人，陛下全都加以任用。这同云气、草木、蹄角、羽毛的异象相比，远远不能相提并论。难道可以反而没有歌诗雅颂，来传播我们君主美好的声名光辉，把神功圣德刻在琬琰、流传于金石，告知天地，奏于宗庙，使它保存千年万年而无穷无尽吗？臣实在为此感到惭愧。臣曾经爱慕唐代大儒韩愈，他任博士时作《元和圣德颂》一千二百字，使宪宗的功德显赫光耀，照耀千古。直到今天读它，仍如同身在当日。陛下今日的功德并不逊于宪宗。臣的文学虽然赶不上韩愈，但也任职于太学，担任博士之职，歌咏诗篇、赞颂功德，正是我的职责。我私下仿效韩愈，冒昧作《庆历圣德颂》一首，四言诗共九百六十字。文辞鄙陋浅俗，本来不足以发扬臣子的心意，但也想使陛下的功德显赫光耀，照耀千古，使千年万年之后的人读到它，仍如同身在今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千年〕 臣罪该万死。臣身份卑微，没有门路进身，只好暂且把这些诗文藏在家中，等待乐府采录。庆历三年三月，皇帝登基，缓缓走出宫门，早晨坐临太极殿，白天打开宫门，亲自延揽贤能，亲手铲除奸邪。他发出的声音洪大，震动天地四方，像天干运行，像雷霆发作；昆虫和蛇蝎潜藏，妖怪也隐匿消灭。同在明道初年，天地便呈现吉祥之兆。起初听到皇帝悲切地说：“我的父亲、祖父把大业交给我，我恐怕失去它，实在要依靠辅弼之臣。”你范仲淹得到我的特别重用，应当谨慎地修明德行，严守机密。你辅佐我已经很久，我嘉奖你的功劳，仍让你辅佐我，君臣之间配合和谐。昌朝是儒者，学问广博精深，和我讨论政事，以经术相传。你们两人辅佐宰相，各种政务都井然有序。只有你仲淹，你的忠诚我看得很清楚。太后借势而起，局势像沸腾的汤水一样炽热。你当时只是小臣，却敢于发表危急正直的言论，替我任司谏，端正我的宫门；任京兆时，又为我严密防范邪说。西夏反叛，你前往替我抵御。六月酷暑、大冬积雪，你不论寒暑，都和士卒同甘共苦。我听来心中酸楚，而你从不诉说疲乏。我晚年得到富弼，心中十分欣慰。富弼每次见我，从不私下求见，只以正道辅佐我。他的进言深切直截，说我不能成为尧舜，便责备自己。任谏官一年，奏疏装满箱子；侍从我满一年，忠诚和力量都已竭尽。契丹背弃信义，像梼杌、饕餮那样凶恶，竟敢侮辱大国，言辞傲慢悖逆。富弼奉行我的命令，不畏惧，也不退缩，终于恢复了旧日的友好关系。百姓得到了粮食和粗布衣服；在万里沙漠中，他与士卒同生共死，始终如一。看他皮肤被霜打风吹而剥裂，便可知其坚苦；看他的心志，真像经过锻打的金铁。他以尊宠的名位和高官来酬劳富弼，富弼却推辞不接受，志向无人能够夺取。只有仲淹和富弼，一人守边，一人执政，实在是上天赐给我的，我岂敢忽视？一并来辅佐我吧。百姓没有疾病创伤，说道：“范仲淹，你来了；你确实已经白发苍苍地侍奉我二十年，头发脱落，牙齿稀疏，心志始终如一，所行从不逾越。”于是让他主管枢密院，军政没有败坏。我早就认识韩琦，韩琦有奇异的骨相，器量魁伟，难道会甘心只做低微职位吗？他为人质朴浑厚，不加雕琢，可以托付大事。他像富弼一样敦厚，韩琦，你辅佐范仲淹；我能够知人，是我的明智。惟修、惟靖，立于朝廷，正直敢言，言论刚正不阿，忠诚卓异通达。禄防出身卑微，志气却不怯弱，曾经斥责大臣，多次遭到贬黜。跋涉万里归来，刚直之气没有折损，多次进献直言，以弥补我的过失。韩亿是韩琦的先辈，含有忠心，操守清白；他从前任御史，几次叩击我的寝榻进谏，直到今天，谏疏还保存在我的箱子里。襄虽是小臣，名声却传到我耳中，也曾进言，规劝我的过失。他刚正自守，纯朴诚谨，和惟修同列，二人一起任谏官，神色严正地站在朝班之中。我有过错时，你们尽管进言，不要钳制你们的舌头。

译皇帝明智圣明，能分辨忠臣和奸邪，提拔俊杰贤良，扫除妖邪。众多贤能进用，就像拔除茅草一样容易；大奸之人离去，就像脱掉脚上的桎梏一样轻快。上面倚靠辅弼大臣，替我掌管调和治理；下面依靠谏诤之臣，维护我的纲纪法度。左右都是正直之人，没有邪恶奸孽。我盼望天下太平，日子不超过十天。皇帝继位二十二年，神威武力却不轻易杀戮，沉默深邃如渊；圣人不可测度他的行动，因为上天把赏罚之权交给他，他从不失去这种权力。他恭敬自持，面向南方而坐，斥退奸邪，进用贤能。识别贤才并不容易，没有明察做不到；斥退邪恶尤其困难，只有果断才能做到。明察而不疑，果断而不惑；既明察又果断，这就是皇帝的德行。群臣局促敬畏，双脚并立，屏住呼吸，互相告诫说：“只有正直之人不要作恶；那些邪僻之人，皇帝会把你们诛杀！”诸侯战栗恐惧，连玉佩掉落、鞋子脱落也顾不上，互相告诫说：“皇帝真是神明！”四时入朝觐见，谨慎履行臣子的职责。四方夷人骑马奔逃，马镫坠落、马鞭遗失，互相告诫说：“皇帝真是神武！”于是解散军队，修治贡礼，永远做属国。皇帝一举措，群臣都震慑；诸侯都畏惧，四方夷人都归服。臣愿陛下长寿万千年。《钱邓州不烧楮镪颂》　吕南公 呜呼！士人如果真知道修身吗？内心不欺骗自己，外在不欺骗别人，就可以说懂得修身了。呜呼！士人如果真有立身之道吗？上不愧对天，下不愧对地，中间不辜负神明，才可以称为士君子。大凡只知道修身，直到足以立身，而又能做到不欺、不愧的人，其修养大致如此。即使是天地神明，我就是天地神明本身，难道还要在其他事情上畏畏缩缩吗？世道衰败，道义隐没，士人的心思险恶迷惑；他们积累罪恶、藏匿过失，自己感到危险，却只在祸福上计较，以助长自己的恶毒。听说古代用钱币来礼敬神祇，后世却多把它用作责罚士人的工具，于是借此祈祷、禳灾、祈福。这样借用不停，又改用纸钱代替铜钱，仍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罪恶之人遍布天下，却没有人挽救这种错误。肃穆的邓州，唯独遵循正道；见识高出众人，行为不追随时俗。哪里需要依靠巫祝，苟且求取福祥呢？只要清正修身而无愧，万种福气自然会来酬报。这样看来，哪里还需要焚烧纸钱，而名位却自然优厚显达。呜呼！和乐平易的君子，求福而不走邪路，谁能继承他呢？宋朝有这样的人啊。《宋文鉴》卷七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七十五 宋代吕祖谦编 赞 《拟富民侯传赞》　张咏 汉武帝晚年，任命丞相为富民侯。“富民”是国家的根本，“侯爵”是用来劝勉功劳的。这样推演下去，难道是要恢复古代圣王的功业吗？唉！原始淳朴的风气尚未消散，百姓的命运还掌握在上天；风俗教化一旦开辟，百姓的命运便掌握在贤人。贤人不可轻慢，轻慢贤人的就不是贤人。先王用仁爱孝道来辨明是非；百姓不可扰乱，扰乱他们就会产生弊害。先王用简约节俭来治理他们。自从夏桀修筑瑶台，百姓才知道劳苦；秦朝改变井田制，百姓才知道弊害。所谓上层放纵欲望，下面便失去约束。四方之人强悍争逐，离开劳苦而追求安逸；百般途径纷纷开凿，雕饰虚伪，淳朴散失，这就是衰落的周朝百姓，实在可悲！一次劳作，百倍搜取，头发斑白的人也不得休息；儿童也被驱赶奔走，劳力耗尽之后，饥饿和寒冷接踵而来。游荡的百姓以奸诈牟利，非贤之人盗取我的粮食，什么时候稍稍得到过救助？只是让他们日日受攻逼，所以说美德一天天被埋没，穷兵黩武也成了私欲。末世道路喧嚣，而国家根本受到损害，正是由此造成的啊！如果没有大圣人的正智，谁能拯救它呢？汉朝洗除秦朝的弊害，七十年间，汉武的威势和文治逐渐遍及四海。凭高祖的仁爱、文帝的节俭，尚且不能把百姓推入长寿安乐之乡，更不能比拟三代，何况武皇帝呢？汉武帝在位四十年，穷兵极侈，民力凋敝过半，于是赶快下诏设置富民侯，并尊为上公的名号；忧劳和思虑，也算达到极点了吧！他只知道百姓富裕以后国家才会昌盛，却不知道国家政治清正以后百姓才能得到治理。唉！不能效法三代养育百姓的方法，却去经营末流的办法，实在可悲。这也像要使奔流中的船停下来，即使使用万根篙，也不如五尺长的缆绳重要；医治已经弊病深重的百姓，即使有百种方法，也不如先端正根本的仁政。呜呼！末流尚未堵塞，根本弊病尚未纠正，却想使百姓富裕、国家昌盛，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汉朝杂用霸道，史书或许说得过分了。我喜爱汉武帝有使百姓富裕的志向，臣下又以富民侯为荣号，却又愤恨他不能开通正道，因此附在史书之后作赞来纠正它。赞曰：五帝之后的时代，政事简约，百姓安静；夏、商、周三代，政治端正，百姓得到治理，所以贫富之类的名目很少被称说。三代末年，四种人扰乱伦常，百般途径争相标新立异，愚昧饥饿的百姓，没有门路获得休养生息，于是使怀有仁义智慧的人，容易在其中借以求取功劳。像汉武帝任命富民侯，又怎么样呢？又怎么样呢？《杜甫赞》　狄遵度 先生名甫，字子美。他的祖父杜审言，在景龙年间凭诗歌闻名，傲视一世。等到子美出生，他的创作更加伟大。他年轻时不受拘束，纵情放达，徘徊自得；大篇短章，都完整严密，首尾相应。诗歌流派的分别，难道源头很远吗？诗流如波涛滚滚，于是从我这里回旋而来。它蹲踞昆仑山巅，双足扰乱四方大海；细细描写蛤、蟹，又能拘摄鲲、鲸；盘曲蜿蜒，大小杂然并列。一口吸尽，毫不贪图余剩。横向放开，直截涌出，奇异的色彩互相错落；排荡冲击，铿锵震撼，使人连牙齿都不得安放。鬼在阴间寻求，神在阳间搜索；钩取搜寻，错杂纷纭，色彩沮丧，气势受伤。形体闪现，影子掠过，时隐时露，时藏时显；变化穷尽，姿态极致，随着所指而无不呈现。我正瞪眼蹲坐，起初并没有用心体会。它以精纯醇厚的源泉浇灌，根植于大地；贯通赫胥氏的庭院，盘旋在燧人氏的园圃；经久绵延，联结不断，贯穿百亿万古。芬芳如酿，纷然交袭，细微之处纷纷坠落；群童争相含咀、践踏、借取，甚至奔走至死。呜呼！子美的文章诗歌，我能够诵读；子美的心意，我能够了解。至于他所未听闻、所未知道的地方，大概是我还没有得到它们的表现。《西汉三名儒赞》　刘敞 我读西汉史，喜爱董仲舒、刘向、扬雄的为人，十分仰慕他们。然而董仲舒喜欢谈论灾异，几乎触犯大刑；刘向铸造伪黄金，也只减免死罪而论处；扬雄出仕王莽，作《剧秦美新》，后来又跳阁求死。这些都背离圣人之道，迷惑于性命之理。以这三个人的才德，尚且不能完全至善；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但他们的长处可以学习，他们的过错可以警戒。我作三篇赞，供自己观览。董仲舒先知先觉，承接秦朝断绝的学术传统；进退合乎规矩，内在资质如金玉般珍贵；阐明《春秋》的大义，并推广到其他方面，兼修五经，博大而优厚，世上无人能够完全承当。他主张抑黜丞相和诸侯，仁义所到之处渐渐受到影响，使刚强转为柔和。茫茫大道，古代圣贤先祖大概也有尚未听闻的地方，又何从穷究、何从探讨呢？主父偃诋毁他，公孙弘又用诡计对付他。唉！如果先王能够借此启发他，惩罚违逆、告示休止，他本可不必预先忧虑世事；他著作很多，后世因此得到勉励。唉，你们这些君子，应当能够遵循他的道路！刘向字子政，谨慎端庄，简约平易而正直，广泛阅读百家之书，以充实自己的德行。他铸伪黄金，是因为智慧受到错误信念的迷惑；处在邪恶的时代，身陷困厄，却不做庸俗儒生，苟且拘泥地求取名利，反而略去外在威仪，显露忠厚本质的符验。他憎恶邪恶、拯救危难，著书论述并上书进谏；同姓之中的仁人，真是贤良啊！虽然没有做到三公，他的文章确实光明显著，直到今天仍如日月之光。唉，我的后人，希望不要忘记他。扬雄清静虚淡，自有宏大的气度；不是圣人的书不看，以拘泥章句为耻，想要仿效六经。他的文章极其明白深远，深沉宏大，确实如雷霆震响。三次改朝换代而不迁移，懂得天命和神理，为什么还要跳阁求死呢？《剧秦美新》是君子的缺失。众儒者有说法，大概是天意注定了他，又何必一定这样呢？末世之人以道义求取利益，有的只追逐耳目所见所闻，得到了也不感到羞愧。唉，你们这些君子，难道不能对此引以为戒吗？《河间献王赞》　司马光 周王室衰落，道德败坏，五帝三王的典章文献飘散沉沦，弃置而无人过问；又加上暴秦残害圣人经典，憎恶正言，焚烧《诗》《书》，屠杀方士，把称说礼乐的人叫作狂妄迷惑，把谈论仁圣的人叫作妖妄，一定要把先圣之道铲除殆尽，使声音断绝、踪迹消失，然后才满足其心愿。即使有爱好古道的君子，把经典背诵在心、藏在腹中，或藏在墙壁、封在岩穴里，冒着秦朝的危险把它们传到汉朝，也万中无一二。汉初挟书禁令还存在，后来虽然废除，也没有尊重收录，只把这些看作余事罢了。这样一来，我们先王之道能够不熄灭的火光，几乎没有多少了。河间献王生来是皇帝的儿子，年幼便成为诸侯之君。当时各国诸侯，如果不以宫室互相夸耀、以狗马互相攀比，就聚集奸邪，妄图僭逆。只有献王严守节操、修养自身，爱好古道而博雅，专门把圣人的法度遗失作为忧虑，搜集残篇，补足缺漏，校验事实，求得正本，获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诗》并加以确立。《周礼》是周公的大典，毛氏解说《诗》最为精密，《左氏》与《春秋》互为表里。这三者都不超出六艺，也没有不明白的地方。献王对于六艺的功劳，难道不是这样才得以完成的吗？所以他的功业至今仍使后人受益。况且观察一个人所喜好的事物，足以了解他的内心。

译王侯贵人不喜欢奢侈靡费而喜爱书籍，本来就很少；不喜欢浮华巧辩的书而喜爱正道，认识明白、信奉坚定，守持纯正、实行勤勉的人，百人中也没有一两个。汉武帝虽然喜爱儒术，却只喜欢它的名声而不知道实质，羡慕它的外表而废弃它的根本，因此他比汉文帝、汉景帝更喜爱儒术，德业却落在他们之后。汉景帝有十四个儿子，栗太子被废，献王最长。如果当时尊重大道，把重器交给他，施行他的德政、实现他的志向，那么一定不会有求神仙、建祠祭祀的歌颂，不会有修造宫室、游观的费用，不会有穷兵黩武的劳苦，也不会有赋税徭役、转运输送的弊害；这样仁德应当丰厚，义理应当通达，风俗随之改变，光明灿然的帝王之治必定重新恢复，那一定远远胜过文帝、景帝。唉，难道上天确实不想让礼乐复兴吗？还是天下只是自己不幸罢了？《无为赞》　司马光 奉行黄老之学的人，以为心如死灰、形如枯木就是无为。我这个迂叟认为不对，于是作《无为赞》。用正道治理心性，用安静保全自身；进退合乎义理，得失听凭命运；守道在于自己，成功则归于天。刻意作为反而会失败，不如顺其自然。《晋蔡谟赞》　王回 晋武帝以来，饮酒和女色没有节制，王公贵人竞相以酒色互比奢侈，其中王恺、石崇尤其严重。王恺让美人轮流劝酒，客人不把酒喝完，就立即杀死美人。石崇常在夜间饮酒，几个少年中，裴绰醉后偷偷睡在石崇的妾室中。第二天早晨，裴家派车来接裴绰，裴绰上车奔驰而去。石崇听说后大怒，当即杀死几名妾，准备到朝廷控告裴绰。裴绰的哥哥裴楷写信请求石崇说：“我弟弟是酒后狂乱，天下人都知道。您用使人发狂的酒灌他，反过来又责怪他，这合乎礼吗？”石崇正仰慕裴楷，想同他交往，也忌惮他言辞正直，于是作罢。后来渡过长江，诸位大族之家往往仍沿袭旧日作风。纪瞻任尚书时，置酒请王导等人观看歌妓。纪瞻有一名宠妾擅长唱新曲，左仆射、领军将军周顗借着酒意当众调戏她，却没有得到回应。有关官员弹劾周顗酗酒失仪，晋元帝特地下诏宽恕他。当时在位的人，大概就是这样不把淫乱放纵视为贬责。唯独蔡谟喜好礼法，自我约束。他曾去丞相王导那里，王导正在观看歌舞，摆设床席，蔡谟不高兴地离开，王导也没有挽留客人。蔡谟的曾孙蔡廓、儿子蔡兴宗，仍然都以喜好礼法自我约束，并把这种风气带到朝廷；即使当时风俗淫乱暴虐，也不敢稍稍侵犯亵慢他们，人们称赞他们家的家风。赞曰：古代所谓床笫之事，不能越过内室的界限；宾主宴饮享乐，是用来观察礼乐、讲习仁义的。哪有男女不分，昼夜荒淫，混同于禽兽，反而把这当作快乐的道理？我正是由此才知道中山国灭亡的原因。永嘉之乱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可是渡江以后的君臣，仍然不知道以此相互警戒，难道是因为风俗败坏并不是招致祸乱的明显原因吗？唉，真是迷惑啊！蔡氏出自这样的门风，却唯独能够世代学习礼法，显达而不受污染，真是君子啊。《嵇绍赞》　王回 世人都认为嵇绍死得其所，称赞他；我本来就喜爱这个人，他身处乱世而不受污染，最终又因忠诚成为壮烈之士。如果不是他长期积累、明白仁义，谁能这样自信地行事呢？我却独自感到奇怪：嵇康和晋朝实际上同样都是魏国的臣子，晋朝诛杀嵇康，难道真是因为他触犯了司法官吗？只是晋朝当时正谋划篡夺魏国，嫉妒他的贤能而设计害他，所以嵇康被杀，而魏国也自行灭亡。若嵇绍可以同时为父亲和君主报仇，力量不足以报仇，尚且应该避开晋朝；天下人反而顾念他的身份，奉他的子孙为臣，并替他们而死，难道不是荒谬吗？《画赞》　李泰伯 有画工绘制贵人的画像，我哀怜他有贤德却不能施展，于是为他作辞说：正道能够实行，君子才会出仕；出仕却不能成就事业，是君子的忧患。地位因名声而获得，名声又因地位而丧失。古人退居山林，难道只是为了自我安逸吗？呜呼！《九马图赞》　苏轼 长安薛绍彭君家中收藏着曹将军的《九马图》，这是杜子美曾为它作诗的画。拳毛、师子两匹骏马也在其中。于是作《九马赞》。愿牧养它们的人万岁，画家只有霸甫曾为它们作过歌诵。伟大的九匹马啊！姚崇、宋璟在朝廷，李光弼、郭子仪整治军队，皇帝降下毛色如龙的骏马来驾驭群英。我想起开元盛世，如今才过去多少日子？按筋骨计算，应当有三万匹。为什么如今却寂寥冷落，只能迈着小步行走在山川之间？驮盐、拉磨，泪水湿透九泉。只看牝牡和骊黄，自以为已经看到了全部；防范其中一根毛，便把我弃置到千里之外。嘶叫、啃咬来驾车，给鞭子涂脂上蜡。道路艰险而且漫长，只能长久叹息。《二疏图赞》　苏轼 只有天最为刚健，却不违背时势；沉潜而刚强，才能调和万物。光明盛大的汉高祖，凭智慧和力量成就帝业。君臣师友之间凛然有道，汉宣帝中兴，却用法术驾驭臣民，杀害盖宽饶、韩延寿、杨恽。盖、韩、杨三位贤良的大臣，先生怜悯他们，挥动衣袖、脱下鞋子离去，使人知道区区的权势不足以使士人骄傲。这种心意千年无人陈说，如今我观看这幅画，眼泪流下沾湿衣襟。《偃松屏赞》　苏轼 我任中山太守时，开始吃北岳的松膏，认为它是天下第一。那里的松木纹理坚硬细密，虽然土地贫瘠却不枯萎，确实是草木中的英杰。后来我被贬居罗浮山下，那里气候温暖、松树很多，却不识霜雪；这就像高才胜过常人，生长在富贵绮纨之家，同孤臣逆子之间自然不同。士人经历忧患，怎么知道这不是福分呢？防子从南方来探望我，画了一株寒松，松枝偃曲如伞，作为护首小屏，我为它作赞说：燕地以南、赵地以北，大茂山的山麓，天空凝结成雪峰，土地裂开成冰谷；在凛冽中孤高清寒，却不能不生长，于是生出这种伟奇的松树，成为北方的精华。它有苍青的树皮、玉石般的树骨，坚硬高峻；【缺】到了春天也不知道严寒，秀美地生长，如同幼童；刚正不屈跟随我，成为炎热荒远之地霜雪中的精英，用来洗除我的瘴气。《三马图赞》　苏轼 元祐初年，朝廷正关闭玉门关，辞退并遣返各位将领。太师文彦博、宰相吕大防、范纯仁建议派诸生游师雄到边境巡行。朝廷整顿武备，游师雄到达熙河，蕃官包顺请求把自己所属的熟户编入军队，以消除边患，游师雄答应了，于是擒获了狡猾的羌族大首领鬼章青宜结，献给朝廷。百官都来祝贺，并且派使者告知永裕陵。当时西域进贡骏马，最高的有八尺，龙头而凤胸，虎背而豹纹。它们走出东华门，进入天驷监，抖动鬣毛长声嘶鸣，万马都沉默无声。父老们放任观看，认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马。皇帝正恭敬沉默地思考治道，八匹骏马陈列朝廷，却从未看一眼。后来养马人起居不按时，有的马死了，皇帝也不追问。第二年，羌族温溪心有良马，不敢进贡，请求边吏，愿意把马赠给太师潞国公，诏令答应了。蒋之奇任熙河帅时，西蕃有进贡汗血骏马的使者，有关部门以不在规定入贡年月为由，把使者和马留在边境。蒋之奇替他们请求，希望不要因为日期不合而拒绝入贡，事情交给礼部处理。当时我任宗伯，批示说：“朝廷正要拒绝那些跑来吃草料的马，即使真是汗血马，又有什么用呢？”事情于是搁置。当时没有动用兵革，天下稍稍安定，马却没有遇到用武之时，而百姓少受了些扰乱。

译我曾私下请承议郎李公麟，画出当时三匹骏马的形状，并让鬼章青宜结也画在其中，收藏在家中。绍圣四年三月十四日，我在惠州贬居，无事翻阅旧书画，追忆当时的事情，感叹三匹马的神异骏健，于是为它们作赞说：唉！鬼章世代强悍，骄傲奔走，背叛了军队，曾使嫖姚将军奔逃。如今却在朝廷中身穿虎纹貂裘，效法天马，站在内朝，成为八尺高、龙一样神骏的马，超然远行，仿佛将要向西到燕地和西王母的瑶池。皇帝念及百姓，于是下诏召你回来。云彩消散，房星的妖异也消失了。《王元之画像赞》　苏轼 传记说：“如果没有君子，国家难道能够存在吗？” 我曾反复读这句话三遍，每次都不禁流泪叹息。像汉代的汲黯、萧望之、李固，吴国的张昭，唐代的魏征、狄仁杰，都能以自身殉道；召请他们不来，斥退他们不走，神色严正地立于朝廷，那么豺狼狐狸般的奸邪之人就会自相吞食，所以能够在祸患尚未形成时消除它，在危难将要导致灭亡时挽救国家。像公孙丞相、张禹、胡广那样昏庸的人，即使有成百上千，危急之时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呢？所以翰林王公元之，凭雄伟的文章和正直的道义独立于当世，足以追比这六位君子。当时朝廷清明，没有大奸大恶，然而王公仍然不能被世俗容纳，耿介如秋霜夏日，不可轻慢玩弄。等到三次被贬，最终死去，如果不幸身处众多邪恶之人中间，在国家安危的关头，王公的作为一定会惊动世人、超绝流俗，使那些器量狭小、只会钻营偷窃的人心惊胆裂。难道仅仅如此而已吗？起初我经过苏州虎丘寺，见到王公的画像，追想他的遗风余烈，愿意为他执鞭随从却不能实现。后来我任徐州知州，王公的曾孙王汾任兖州，把王公的墓碑给我看，于是我追作这篇赞，附在他家的传记之后。从前圣贤最忧虑的，没有什么比不被人知晓更甚。王公遇到了宋太宗，确实如此。当时皇帝想任用王公，王公丝毫不降低自己的操守，三次被贬到穷山，直到在那里死去，也没有遗憾。咸平以来，他独自成为名臣。一时受到的委屈，换来万世的信服。纷纷扰扰的鄙陋之人，也来拜谒王公的画像。凭什么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额头上有汗，王公能够使他们羞惭，却不能使他们停止作恶。茫茫九泉之下，令人爱慕，却无法使他复生。《王仲仪真赞》　苏轼 孟子说：“所谓故国，不是说有高大的树木，而是说有世代相传的老臣。”又说：“治理政事并不困难，只要不得罪大族。大族所仰慕的，全国都会仰慕；全国所仰慕的，天下都会仰慕。”所谓世臣，难道只是世代享受俸禄的人？所谓巨室，难道只是奢侈富有的家族吗？大概是说功业已经在当时显著，德望已经取信于人。它就像大树，封植爱护培养，从两手可合抱的幼树长到合抱粗，并不是一天的功夫。平时无事，商议功利，考核政绩优劣，确实不如新进之士；到了缓急关头，决断重大谋略，安定广大民众，一声召唤就来，一挥手就散，只有世臣巨室才能做到。我在嘉祐年间，开始在成都认识懿敏王公；后来在岐州任职时，王公从许州调任平凉镇守。正当此时，敌人大举侵犯边境，转运使代理帅职，与副总管意见不合，军队没有纪律，边地百姓十分恐慌，声势震动三辅。等听说王公到来，官吏士卒都欢欣踊跃，传呼声中旗帜鲜明，鼓角声宏亮，敌人当天就撤退了。王公到达燕地，只慰劳将领属官而已。我这才知道老臣宿将的功用大概就是这样。假使由新进之士承担此事，即使有韩信、白起的勇气，张良、陈平的奇谋，难道能像这样安坐而胜、默默成就这样的捷报吗？熙宁四年秋天，我将要前往钱塘，在私第佚老堂拜见王公，饮酒直到傍晚，谈到当世之事。王公说：“我老了，恐怕再也见不到你了。你要珍重自己，不要忘记我的话。”我离开两年后，王公去世。又过了六年，我才作这篇王公的画像赞，留给他的儿子王巩。赞辞说：“堂堂魏公，与仁祖相配。显赫而美善，正是周代的虎臣。魏公在朝，百般制度都端正；懿敏在外，有声望而不张扬。高明广大，适宜为公为相；像百围大树，适宜建宫建堂。上天既厚待他，又使他尊贵富足；如山如河，安定全都在他身上。那些贫困浅陋的人，既鄙陋又寒微，终身劳苦、长久忧患，没人知道他们的贤能。为什么不看看这个人呢？佩玉、佩剑、着鞋执笏，他是晋公的孙子、魏公的儿子。” 《文与可飞白赞》　苏轼 呜呼，悲哉！与可难道只是爱好多、喜欢奇异之物吗？还是因为他的技艺没有得到施展呢？起初我看见他的诗和文章，后来又看到他的行书、草书、篆书、隶书，以为他的才能不过如此。去世一年后，我又看到了他的飞白书，真美啊，难道不是几乎穷尽万物的形态吗？它纷纷扬扬，像轻云遮蔽月亮；翻飞飘动，像长风卷起旌旗；柔美婉转，像游丝缠绕柳絮；袅袅不断，像流水中舞动的荇菜带。远处疏朗而彼此相连，近处收束而不显狭窄。他的技艺竟达到这种程度，而我到今天才知道，那么我了解与可，本来就没有多少；至于我不了解的地方，大概多得不可胜计。呜呼，悲哉！《师子屏风赞》　苏轼 润州甘露寺有唐代李卫公留下的陆探微所画的狮子画板。我从钱塘调任胶西太守，经过那里便去观看，叫工匠摹写下来，放置在官署厅堂中，并作赞说：眼睛圆睁，鼻子仰起；鼓起胡须，吐出舌头，威严地露出牙齿；抬起脚，耳朵向前；向左顾盼，来回踱步，欢喜时露出尾巴。虽然凶猛却很温和，大概只是在嬉戏。它威严地守护高堂和宴饮之所，几声吼叫便使群鬼奔逃颠沛。唉，真是奇妙啊！古代的陆探微。《管幼安画赞》　苏辙 我从龙川归来，居住在颍地已经十三年，闭门幽居，没有什么可以自我排遣，便渐渐取出旧书阅读，希望找到古人同他们交友。我在三国人物中找到一个，就是管幼安。管幼安年轻时遭逢乱世，渡海居住在辽东三十七年才回来；回来后住在田园茅舍，不接受朝廷征召，八十四岁去世。他没有给别人增添功业，我独独取法他什么呢？取法的是他明白时势、谨慎处置自身罢了。东汉衰落时，士大夫以风操气节相互崇尚，他们立志行义，比西汉士人贤明；然而当时正逢大乱，他们出仕应对世事，很少有人能保全自身。颍川荀文若用智谋辅佐曹操，当他擒吕布、杀袁绍时，一切都像谈笑间解决，他的才能可与张良相比；然而到了议论九锡时，最终不能保全自身。彭城张子布忠诚明察、刚正简约，侍奉孙氏兄弟，成就江东事业；但最终因刚直而不被容纳，竭力争辩公孙渊之事，君臣之义几乎断绝。平原华子鱼以德行器量受到曹操父子的敬重，做到三公；但曹操杀害伏皇后时，子鱼奉命前往，破墙而出，最终还是使皇后遭到杀害。汝南许文休以评论人物优劣闻名于世，晚年入蜀依附刘璋；刘备将要攻克成都时，许文休越城出降，虽然后来做到司徒，蜀人却鄙视他。

译这四个人都是一时贤人；然而坚持自我、直行己志的人最终伤害自身，委曲自己的人最终又损害自己的德行。在乱世中能够保全自身，除了管幼安还能有谁呢？旧史说，管幼安虽年老却没有疾病，穿白色粗麻布短衣短裤和粗布裙。住宅后几十步有流水，夏日炎热时能够拄杖到水边洗手洗脚，巡视园圃；每逢岁时祭祀祖先，就戴絮帽，穿粗布单衣，进献祭品、跪拜行礼。我想让画工按照自己的想象，仿佛画出他的形貌。从前李公麟喜欢绘画，具有顾恺之、陆探微遗留下来的意趣；如今李公麟死去已久，遗憾没有人能完成我的心意，姑且作赞说：管幼安的贤德，没有超过常人的特别才能，我独自凭什么称他为贤呢？因为他明白时势，谨慎处置自身，能够保全自己，因而称贤。管幼安年老时从海东归来，住在一亩大的屋舍中，闭门不求通达。穿白色粗布裙，在舞雩台上迎风；四时祭祀祖先，进献祭品、陈设祭奠必定亲自办理。八十四岁时，如蝉蜕般离世。年轻时不是汉人，年老时也不是魏人，应该怎样称呼他呢？是上天留下的逸民。《王元之真赞》　黄庭坚 上天赐予王公，让他辅佐太宗；学问文章，都用来奉献国家而不顾自身。四方之人来朝，皇上稍稍设宴款待。王公胸怀如含有亢石，要求皇帝成为尧舜；他像采芝隐居商洛的人一样，因为言辞切直而离去。只有文章一事，他的诗歌独步天下。白发之年重返朝廷，流泪追思轩辕黄帝；鸡犬随丹药升天，群仙一同飞上天界。真宗喜爱文章，又想重用王公。太阿宝剑出了剑匣，王公挺出锋芒；像龙发怒、鳞片倒竖一样，处在朝廷中十分危险。万物一同奔流，只有砥柱山屹立其中。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臣，叔向就是这样。呜呼！王公大概还很像他。《孔北海赞》　陈师道 世人把曹操看作英雄，即使孙仲谋也甘愿处在他之下；但孔文举却把曹操看作猪狗，难道他不知道自己不能免祸，却仍然不屈服吗？大概是因为他高明自负，从内心轻视曹操。曹操年轻时，幸亏许劭品评他，把他看得很重；匈奴使者到来，说曹操不够资格接待，曹操便代替他持刀站立，可见他自处的态度就是这样。至于他把自己比作刘玄德，说袁绍不值得一提，也只是因为形势所迫罢了。刘玄德临死时对诸葛亮说：“如果嗣子没有才德，你可以自行取代他。”他劳苦一世，大概不是为汉室考虑，难道是为子孙考虑吗？曹操不能和他相比。曹操憎恶祢衡，却害怕背上杀害士人的名声，所以把祢衡交给刘表；他不把孔文举交给别人，最终亲自杀了他，可见孔文举不畏惧曹操达到了极点。刘毅家中只有四壁，却能一掷百万，世人也把他看作英雄；但他偶然遇到鹅肉烧烤，却像奴婢一样乞求。谁说英雄会被一片肉牵动心意呢？这难道是和曹操同类吗？孔子说：“申枨欲望太多，怎么能刚强？”刚强，是用来制伏自己的私欲，并不是用来胜过别人。因此，能够支配自己叫作英，能够战胜自己叫作强。《宋文鉴》卷七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七十六 宋代吕祖谦编 碑文 《唐狄梁公碑文》　范仲淹 天地闭塞了，谁来开辟它？日月被侵蚀了，谁来使它恢复光明？大厦倒塌了，谁来把它重新建起？神器坠落了，谁来把它重新扶正？巍巍然能够承担这些重任的，难道只有梁公这样伟大的人吗？梁公名仁杰，字怀英，是太原人。他祖先的高尚功业，本传中已有记载。梁公作为儿子，孝顺到了极点；作为臣子，忠诚到了极点。在忠孝之外，还有像日月一样显著的品德，怎敢不在庙中歌颂呢？梁公曾任并州属官，经过太行山，回头遥望河阳，看见白云孤独地飞翔，说：“我的父母正在那下面，我久久不能离去。”身边的人都为此感动。《诗经》中有“登上父亲所在的山冈，登上母亲所在的山冈”的诗句，感伤君子服役在外，却深深不忘父母，唉！这就是孝的极致，也是忠诚产生的根源吧？梁公曾经与同府属官一同被派往遥远的地方出使，那人的母亲年老多病，梁公对他说：“怎么能加重太夫人万里之外的忧虑呢？”于是到长史府，请求代替他出行。当时长史司马与梁公正互相不满，听到梁公的义举后，感动得像平生好友一样。唉！和人交往尚且先替对方考虑忧患，何况君臣之间呢？梁公任大理寺丞，审决各道积压的案件，释放了一万七千人，天下都佩服他的公平。武卫将军权善才因砍伐昭陵柏树获罪，高宗命令杀掉他，梁公抗疏进谏，坚持不退。皇帝发怒说：“他使我陷于不孝。”左右把梁公推赶出去。梁公上前说：“陛下因为一棵树而杀一个将军，张释之所说的：‘假如有人盗掘长陵一抔土，该用什么法律加罪于他？’臣难道敢奉行诏令，使陛下陷于不义吗？”皇帝的怒意消解，权善才得以免死。唉！执掌法律的官员，忧患在于缺少恩德；唯独梁公以仁爱来爱护君主，他的眼光和用心多么长远啊！高宗到汾阳宫，路经妒女祠下，当地习俗说穿着盛装经过那里必有风雷灾祸，并州因此发动数万人，另行开辟御道。梁公任知顿使，说：“天子出行，风伯会清扫尘土，雨师会洒水清道，那些风雷能有什么危害呢？”立即下令停止劳役。后来梁公任江南巡检使，上奏毁掉淫祠一千七百所，只保留夏禹、太伯、季子、伍员四座庙。他说：“怎能让没有功劳的神享受血食，来扰乱明智者的祠庙呢？”唉！神灵尚且以正道对待，何况人呢？梁公任宁州刺史，能够安抚戎人和汉人，郡中百姓把他的事迹刻在碑上。后来调任豫州，稽王叛乱之后，受牵连者七百人，被没收家产者五千人。有关官员催促行刑，梁公放缓此事，秘密上表说：“臣所说似乎合乎道理；如果叛逆者没有申辩，便辜负了陛下好生的心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千口〕 美成又被毁谤，心意不能安定。他们都不是出于本心，唯愿陛下怜悯他们。”皇帝下令宽免他们，流放到九原郡。路过宁州旧治时，父老迎接并慰劳他说：“狄使君使我们这些人得以活命。”大家相对哭泣在碑下，斋戒三天才离去。唉！古人说百姓把父母一样的官员视为恩人，像梁公这样的人却远远超过父母；使将死之人获得新生，难道是父母所能做到的吗？当时宰相张光辅率军平定越王之乱，将士贪婪暴虐，梁公拒绝接受他的命令。张光辅怒道：“州将竟敢轻视元帅吗？”梁公回答：“您凭三十万军队平定一个叛臣，那些被胁迫从乱的人听说王师到来，登城投降的有成千上万。您如果放纵暴兵杀害降者来邀功，使无辜之人肝脑涂地，假如能得到尚方斩马剑，我也要把它加在您的脖子上，即使因此而死也没有遗憾。”张光辅不能使他屈服，上奏说他不恭顺，于是梁公被贬为复州刺史。唉！孟轲说过：“威武不能使他屈服，这才是大丈夫。”说的不就是梁公吗？梁公任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时，被来俊臣诬陷构罪，下入狱中。梁公说：“大周改朝换代，万物都焕然一新；我这个唐朝旧臣，甘愿跟随被诛戮。”后来因家人告发谋反而得以免死，被贬为彭泽令。狱吏曾经压制公，诬陷牵连杨执柔。公说：“天啊，我还能做什么呢？”于是用头撞柱子，流血满面。狱吏害怕了，向他道歉。唉！身陷牢狱之中，尚且不做不义之事，何况身在朝廷之上呢？契丹进攻冀州，朝廷起用公为魏州刺史，让他抵御契丹。当时黄河以北震动不安，百姓全都被驱赶着躲进城郭。公到任后，下令说：“百姓各自恢复原来的产业，敌寇来了由我自行抵挡。”狄人听到声势便退兵了，魏州人为此给他立碑。不久公入朝任宰相，请求撤除疏勒等四镇的戍守，以使中原富足；又请求撤除安东，以减轻江南转运粮饷的负担，有见识的人都认为这些主张正确。北方狄人再次进犯赵州、定州之间，朝廷派公出任河北道元帅；狄人退兵后，又任命公为安抚大使。先前被突厥胁迫而跟从他们的人，都逃散到山谷中。公请求对河北各州实行宽大赦免，以安定那些心怀疑惧的人，朝廷听从了。唉！四方的事务，知道了就没有不去做的，难道只是徒然崇尚清谈而已吗？公任宰相时，中宗被幽禁在房陵，武则天想立武三思为太子。有一天她询问群臣是否可以，众臣都称贺，只有公退下而不回答。武则天说：“难道你有不同意见吗？”公回答说：“有。昨天陛下命武三思招募武士，数月之间有几百人；等到命庐陵王来代替他时，几天之内响应的人增加了十倍。我知道人心还没有厌弃唐朝的恩德。”武则天大怒，下令让他出去。又一天，武则天对公说：“我梦见下双陆棋时不能取胜，这是什么意思？”公回答说：“下双陆不能取胜，象征宫中没有儿子。”武则天又命令他出去。又一天，武则天生病，公入宫到内室问候，武则天说：“我梦见鹦鹉两只翅膀折断，这是什么意思？”公回答说：“‘武’是陛下的姓，相王和庐陵王就是陛下的羽翼，怎么可以折断呢？”当时武三思在旁边，气得脸色发红。武则天因公屡次进言而没有改变主意，终于有一天醒悟过来，派宦官秘密召来庐陵王，让他穿着便服进宫，谁也不知道。于是她让公坐在帘外，问道：“我想立武三思，群臣没有一个说不可以的，只等你一句话。你赞成，我就让你长久保有富贵；你不赞成，就再也不能和我相见了。”公从容回答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动摇，天下就会动荡。陛下难道要凭一己的欲望，轻视天下的动荡吗？太宗经过百战取得天下，把它传给子孙，武三思与此有什么关系？从前高宗卧病，命陛下暂代亲自处理军国大事，陛下突然拥有帝位，已经几十年了，如今又要把帝位传给武三思，将天下置于何地呢？

译况且姑母和母亲哪一个更亲？儿子和侄子哪一个更近？立庐陵王为太子，陛下万年之后，还能享受唐朝宗庙的祭祀；立武三思为太子，宗庙就没有把姑母附祭进去的礼法。臣不敢吝惜生命，来奉行陛下的诏令。陛下请仔细考虑吧。”武则天感动流泪，命人卷起帘子，让庐陵王拜见，并说：“今天的国老就是你的天子。”公伏地哭泣，武则天命左右扶他起来，拍着他的背说：“他难道只是我的臣子，还是社稷的臣子呢？”不久公上奏说：“回到宫中而没有举行礼仪，那么谁来做太子？”于是又把庐陵王安置在龙门，准备礼仪迎接他，朝廷内外都非常高兴。唉！安定天下的大业，决断天下的疑惑，他的至诚如同神明，难道雷霆般的威势也不能使他改变吗？武则天常常命公选拔人才，公问：“想让他做什么？”武则天说：“可以担任将相的人。”公说：“如果只是寻求文章才华，那么如今的宰相李峤、苏味道就足够了。难道只要那些拘谨的文士，而不想得到奇才来成就天下的大事吗？”荆州长史张柬之，确实有宰相的才能，只是实在年老了；如果一旦任用他，仍然能够竭尽心力。于是召见他，任命为洛州司马。后来又向公询问人才，公回答说：“臣先前说张柬之，虽然调任洛州，却还没有真正任用他。” 于是改任秋官侍郎，等到召回朝廷任宰相，果然能够诛杀张易之等人，使中宗复位，并使武则天恢复皇太后的身份。唉！轻视文采，重视才能和实际，这难道就是他深刻识人的地方吗？公的功勋和德行不可尽述，有关他的议论几十万字，李邕把它载入别传。评论者说：“松柏不能由上天改变，金石不能使之柔软，这些性质都是从上天那里承受来的。” 公任大理丞时，抗拒天子的意旨而不屈服。在豫州任职时，拒绝元帅的命令而不低头。等到身居宰相之位，又能够使被废黜的君主复位，以端正天下的根本，难道不是刚正之气出于真诚的本性，并表现在事业上吗？当时那些在士大夫中安闲游处的人，遇到倾覆却不扶助，面临危难却不扶持，又有什么用呢？我仲淹被贬为鄱阳太守，移船前往郡所，路过彭泽，拜谒公的祠堂并作颂述，又在后面写道：“商朝有三位仁人，却不能挽救商朝灭亡；汉朝有四位高士，在大权尚未被夺取之前使天下归正。唉！武氏的暴虐像烈火，李氏的衰弱像冷灰，怎样的心志能不随之而去，怎样的力量能够挽回呢？我的公啊！”他怀着悲痛之情，想挽救上天降下的灾祸，迎着长风独自高飞，逆着大河独自航行。金子可以改变，公却不可改变，什么才称得上刚强？大地可以震动，公却不可动摇，什么才称得上方正？一旦感动上下而相通，群阴便披散退去。天子已经把他当作臣子，天下已经安定，唐朝也已经复兴。七代之后仍然显发灵异，万年之后仍然流传光辉。唉！不是天下最真诚的人，谁能够担当这样的事业呢？” 成都府新建汉文翁祠堂碑。宋祁 蜀地享受祭祀、历经一千五百年而不绝的祠庙，只有秦代的李公祠和汉代的文公、翁公两祠而已。李冰为蜀地开凿离堆，疏导凶猛的水流，使水利所及之地得到灌溉，因此常年没有旱灾。西方人感念他的恩德，便传说李冰曾与水怪搏斗，因斗不过而死。从此以后，江水不再暴涨，蛟龙和蜃怪畏惧而潜藏，百姓安宁地生活。因此人们大规模修建殿堂，每年宰羊、猪、野鸡和鱼，击鼓吹笛，数十州的人都倾城而来。人们能够参加祭祀，奔走鼓舞来取悦神灵，祝祷完毕、传达福祉之后，才敢安然离去。文翁治理蜀地时，兴办学校，用《诗》《书》教育百姓，洗涤和改变旧有风俗，使长幼有序、亲疏有别、尊卑各得其位，百姓顺从而信赖他。后来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以文章倡导教化，张宽以博学多闻显名，严遵、李仲元以有道德著称，何武入朝担任三公，汉家的号令和典章显赫完备，可以和三代相等。蜀地有儒学，是从文翁开始的，班固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当初，文翁建造礼殿，用来安置孔子和七十二弟子的塑像。殿的右廊建造石室，把文翁的塑像安置在里面。东汉末年学校被焚毁，有一位守令说：“高朕能够兴复并修整它。”后来人们又塑造了高朕的像，送进文翁的祠室。每逢岁时，长吏率领属官和诸生奉上笾豆、酒醪，在像前进献；恭敬跪拜，谨慎洁净，祭奠一两次后退下，所说的祝辞没有敢不诚

译信的。李冰凭借功劳，文翁凭借德行；功劳容易看见，德行却难以了解，所以两人的祭祀虽然并列，祠宇的宽狭却不同。嘉祐二年，我任益州知州，前往修缮文翁祠。到了那里，只见地势低湿狭窄，尘埃侵蚀，污垢堆积，和所听闻的完全不相称，十分担心礼仪会日益松懈，神灵忽然不肯降临享用祭品。第二年才在学宫西面选择地点，平整地基，召集工匠，不急不缓地施工。建成三间正堂，连接左右序和献庑，大致有若干间。用寻来量正堂，用常来量庭院；加宽窗户以使光线明亮，扩大门户以使关闭严密。梁柱涂饰青色和朱色，台阶平整，瓦片严密，栋梁坚固，屋檐像棘枝又像飞鸟。于是把文翁的像塑在堂中，把司马相如等人的像绘在东西两壁。要恢复古代的学校，没有比高朕更合适的；要使近代学校兴盛，没有比枢密直学士蒋公堂更合适的。因此把两人的像绘在其中，一同配享祭祀。于是选择日期向神灵告知工程完成，行揖礼登堂，陈设簠簋、酒浆、肉干等祭品，纷纷罗列而有仪容，可以进献祭告；又快步下堂，陈设罍、樽、巾、洗、席、燎等物，全部施行而不相混乱，可以完整地实行礼仪。助祭者从容有序，执事者舒缓自如；礼仪所以严肃，是因为神灵安适地降临在幽静之中。唉！自从文翁来到蜀地，蜀人便把自己看作邹鲁之人。宋朝兴起后，名臣巨公接连在朝廷任职。先帝在位时，巨大的奸猾之徒再次发动叛乱，夺取武库兵器，争夺剑阁。在这个时候，蜀地豪杰没有一个被贼寇污染，群凶困窘忧惧，来不及喘息便被消灭了。这难道不是因为人人喜欢忠诚、家家知道孝道才造成的吗？使他们如此的原因，难道不是出自文翁吗？《传》说：不属于这个族类的人，不在祭祀的典籍之中；而文翁却在其中。因此建造这座祠堂，是我的愿望，希望它能和古代一样，不至于毁坏衰败。祠堂的兴建，是由推崇贤者的转运使赵抃以及提点刑狱使等三人辅佐完成的；具体勤劳办理的，是从通判军州事祝谘以下六人；出力最多的，是从兵马都督毛永保以下二人。全都把姓名刻在西厢，并把官职和里籍列在石室中。铭文说：文翁任二千石之官啊，镇守大州；高冠巍峨啊，绶带华美。出行有祥瑞的符节啊，车骑罗列。石室何等低下啊，人们说它怎么样？新堂如鸟翼展开啊，深沉庄严。庭院宽广端直啊，廊序高峻。官吏奉行承办啊，没有喧哗。神灵降临啊，这就是他的家。群贤庄严啊，一同陈列。文翁所教导的啊，正如他的仁德。厨房的鱼鲜嫩啊，俎上的肉新鲜。神灵前来享用啊，安然舒适。文翁的教化留在人间啊，没有偏差。蜀地贤才不缺啊，人才日益增多。风俗祥和顺遂啊，人人孝顺慈爱。文翁的祭祀传承百世啊，岂能不知其长久。”},{ 《文潞公家庙碑》——司马光 先王的制度，从天子到官师，都设有宗庙。君子将要营建宫室时，先建宗庙，后建住宅。到了秦代，秦人讥笑圣人，荡涤毁灭典章礼制，一心抬高君权、贬低臣下，于是除天子之外，再没有人敢营建宗庙。汉代，公卿贵人大多在墓地修建祠堂，至于他们所在的都邑，却很少建有宗庙。魏、晋以后，宗庙制度逐渐恢复，后来终于著入法令，按照官品高低，规定应当祭祀的世代数目有所差等。唐代侍中王珪不准许私自建庙，被执法官纠弹，唐太宗命有关官署替他营建，以此使他感到羞惭，因此唐代的贵臣都有宗庙。到了五代，天下动荡离析，百姓忙于求生尚且无暇顾及其他，礼制衰败，教化坠落，宗庙制度也就断绝了。宋朝兴起，平定乱局、使疲敝的民众得到休养已经很久，但宗庙制度仍未讲求。仁宗皇帝怜悯群臣虽身居高位却困窘，公卿宰相也只能把祖先供奉在寝室中，与庶人无异。庆历元年，仁宗因郊祀大赦，允许文武官员依照旧制建立家庙；诏令虽然下达，有关官署却没有人执行，士大夫也因为见闻不广，往往不知道家中可以设置家庙。皇祐二年，天子祭祀祖宗的礼仪完成后，平章事宋公上奏说：有关官署不能推明先代典制、阐明皇上的仁德，因循观望，竟然超过十年；沿袭偷安的弊病，实在令人叹息怜悯。

译我曾因入朝奏对，多次听到圣上的话，说各位臣子只顾专门置办田产宅第，却不建立私家宗庙；圣上的深切心意，显露在叹息之中。这大概是因为古今情势不同，封爵制度也有差别，因疑虑而产生畏惧，于是使诏书搁置不行。圣上请将此事交给礼官和儒臣，考察确定制度。于是从翰林承旨以下的官员共同上奏，请求规定：平章事以上建立四庙，东宫少保以上建立三庙；其余祭器、服饰和仪制，等到进一步参酌后再上报。这年十二月，诏令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后来，在职官员互相以违抗怠慢为常，直到现在，家庙制度终究没有建立；公卿们也安于旧习，常常能够找借口推托，没有人肯率先倡导众人去实行。只有平章事文公首先上奏请求建立家庙。河南府第二年七月，诏令批准了这件事，但当时还不知道营建的格式，也没有可以遵循的依据。至和初年，文公镇守西都长安，访求唐朝遗留下来的建筑，找到了杜岐公的旧庙遗迹，只剩下一座正堂、四间房室和两侧的翼房。嘉祐元年，才仿照它营建家庙；三年，又增建前面的两廊和大门：东廊用来收藏祭器，西廊用来收藏家谱；祊门在中门的右边，用于省视祭牲、陈列祭品；洗涤器物的地方在中门的左边；厨房在它的东南面。外门有两重，向西转折后向南开出。四年秋天，家庙建成。文公入朝辅政、出任藩镇，从未超过规定的时限，安居在洛阳。元丰三年秋，我留守西都，才举行祭庙的奠基礼并在那里祭祀。一天，文公把家谱交给我说：“我想记述本族世代的来历，以及这座家庙建立的缘由，留给后代观看，请你替我把这件事写在石碑上。”我私下认为，文公追念远祖、恢复古制，以礼仪率先教化世人的美德，不可以没有流传。虽然我自知文才不足，也不敢推辞，谨此为他叙述并作铭。考察家谱说：文氏的先祖出自陈国公子完，后来以谥号为氏，这个谥号与翼祖的名讳相同。到了秦代，有文丕，生文教，文教任河东太守，家居平阳。其后有文韶，汉朝末年任扬州刺史。从文韶以来，世系才可以编入谱牒。文韶的六世孙文频，后魏末年任太守。文频的曾孙文显儁，以别驾的身份跟随北齐高祖在晋州起兵，建立霸业的战功大多有他的功劳，最终任兖州刺史。文频的六世孙有文肃、文君洪。文肃在隋朝任颍川郡丞，以循良官吏名列其中；因为刚正直言抗拒宇文述，年老时官秩反而卑下。文君洪跟随唐高祖在晋阳起兵，任右卫将军；太子李建成的余党进攻宫门时，文君洪首先奋勇挺身出战，战死。文频的八世孙有文晖、文播。文晖辅佐唐中宗，诛杀张易之，夺回武后掌握的天下，归还给唐朝；后来因仇人的谗毁被贬，死于岭南。文播有史学才能，官做到给事中。文君洪的曾孙文羽，任御史中丞。文肃的四世孙文括，任御史大夫。文括的孙子文晦，任太子宾客。文晦的哥哥文昕，任义成节度使。文曍任散骑常侍，荣耀冠绝当时。从文显儁到文晦，都有传记见于史书。他们家族后来从平阳迁到太平，有的迁到蒲阪，有的迁到宝鼎。文晦的堂叔兄弟文晤，任北都留守判官，才开始居住在介休。文晤生文汾州参军文檖，文檖生文馆，文馆生泽州录事参军，即文公的高祖。高祖讳沼，曾祖讳某，在后唐任职，历任晋城、天池、平城三地的主簿；为了避晋高祖的名讳，改姓为文。后来历任崞、太谷二县县令；汉高祖即位后，恢复旧姓，又改名为某。后汉失去天下，他的旁支后代归附晋阳，再次侍奉晋阳政权，最终任岚州录事参军。祖父讳某，被征召到石州幕府，弃官回到乡里。太宗皇帝平定晋阳，召请他出仕而没有应召；由于避庙讳，又恢复姓文。父亲讳某，以儒学入仕，历任十三个官职，所到之处都凭借刚强正直、勤勉敏捷来振兴有利事业、排除祸害，声名显达，无法遮掩；曾任判三司、闻拆磨勘司，最终任主客郎中、河东转运使。他治理政事、推行政务的详细情况，见于已故平章事晏公和参知政事王公撰写的墓志及碑文。文公显贵之后，朝廷加以褒奖荣耀，三代祖先追赠的官职都达到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爵位为燕国公、周国公、魏国公。家庙建成后，泽州府君供奉在第一室；夫人某氏配享燕公，供奉在第二室；燕国太夫人宋氏配享周公，供奉在第三室。周国太夫人王氏、越国太夫人郭氏配享魏公，居于东室。魏国太夫人耿氏、鲁国太夫人申氏配享文公，但因为家庙制度还不完备，不敢制作神主牌位。采用晋代荀安昌公祠堂的制度制作神主牌，又依据唐代周元阳关于祭祀的议论，在元日、寒食、秋分、冬至和夏至这几天斋戒一天。又因为有时奉诏前往四方，居处并不固定，于是斟酌古代诸侯随王迁徙的意义，制作车子载着神主牌位随行。这些都是礼制因时制宜的做法。铭文说：那高大的树木多么茂盛，枝叶繁茂是由于根部深厚；那浩荡的长河多么壮阔，水流发源于深远的源头。何况人的先祖，又有谁敢忘记呢？上天保佑宋朝，特意降生了贤哲之臣。于是他运转国家枢纽，于是他掌握铸造大器的权柄。他能够整治，能够讲求；文武兼备。甘陵出现妖乱，悖逆、暴虐、纷乱而喧嚣，文公前往从容处置，不久便将它消灭。仁祖遭遇疾病，众人的心都震动恐惧；文公入宫秘密勤勉地处理政务，天下便清平安宁。他出朝镇守四方，成为诸侯的表率；以恩惠安抚百姓，却不丧失威严。他到哪里百姓就喜悦，他离开后百姓就思念。百姓思念他怎么样呢？就作歌谣吟唱。歌颂他和谐的政绩，在洛阳尤其多。谋求居处安稳，谁能比得上获得民心呢？文公从汾水之滨迁到洛水之岸。他确实喜爱这片土地，选择燕居之处。伊水浩浩荡荡，山上的树木苍翠茂盛。于是选择木材，砍削木料；于是截断木头，劈凿木材。工程通达洛水，便筹划、谋度；便占卜、询问。便筑造，便〔▯〕；便栽植，便扶持；便盖茅，便涂泥。快乐地营建这座宽敞的居所，新庙已经建成，家室也随之营造。文公说：‘我居住的地方只要能够遮挡风雨，能够让我安身即可。不要奢侈，不要崇高，只容纳我自身就够了。人们把公堂建得低矮，公说：‘这样我就安康了。’人们把公庭建得狭窄，公说：‘这样我就安宁了。’人们不要使我感到狭窄，因为子孙要依赖这些；人们不要把它建得低矮，因为子孙将从中获利。能够恭敬，能够节俭；我亲自践行、亲自察看，使自身的作为成为美善，而不是只求外表华丽。’ 庙堂已经开辟，四间祭室幽静清洁。饲养的祭牲十分肥大，进献黍和稷；豆、笾已经洗涤干净，洒扫也已经完备。〔防酒〕已经盛满，宰杀祭牲制成熟食，于是进献，于是陈列。香气浓郁芬芳，祖先欣然喜悦，各种福祉纷纷降临。上天赐给文公福气，使他身体强健、长寿而和乐；上帝赐给文公俸禄，使他的营建崇高、家业丰盛安泰。上天并非偏私文公，而是因为文公的德行理应得到这些；上帝并非特别优待文公，而是因为文公的功勋值得酬报。文公拜谢叩首，颂扬天子的美德与恩意。使这份福祉始终纯正长久，用来留给子孙。子子孙孙，不要废弃，不要忘记，按时奉行冬祭和秋祭，保全文公的光辉功烈。《澶州灵津庙碑》——孙洙

译熙宁十年秋天，连日大雨，黄河和洛水都涨溢，浑浊的水流汹涌澎湃。起初水从怀州、孟州之间的浮桥处漫过，又向北流入汲县，向南漫到胙城，水在地面上流行，高出百姓的房屋。东郡一带地势最为狭窄，堤防尤其疏漏破坏。七月乙丑日，终于在曹村下方大决口，河水向下奔流。此前堤防年久失修，逐渐背坏，官吏懒惰而不加防护，楗木堆积得不厚，主管者又常常把修堤士卒调去从事其他劳役，实际留下的十个人中只有一两个。事情一旦失去预先准备，便再也无法补救堵塞。堤南的地势突然低陷三丈，洪水像倒扣的盆和破裂的瓦罐从空中倾泻而下。壬申日，澶渊传来河水断流的消息；河道已经完全改道向南，宽深无法测量，河岸裂开，水向东汇入梁山张泽泊，然后分为两支：一支汇合南清河流入淮水，一支汇合北清河流入大海。大河已经涨满，小河也全都溃决，积水汇聚成一片浩瀚水面。总共淹没郡县九十五处，其中濮、齐、郓、徐四州尤其严重，冲毁官舍、民舍数万所，使三十万顷土地变成水面。天子怜悯百姓，因而废寝忘食。起初派公府属官前往巡察，又派御史前往，委托他们统筹治理；打开仓廪，启用府库来赈济灾民；迁徙百姓经过的地方，不许官吏呵斥，谨慎照料，不使他们失去职业；借给官地让百姓耕种，使百姓不至于大规模迁徙；把私人的牛抵押给官府，再借牛给百姓，使牛不至于被全部杀掉充食；免除租税，节省开支，慰劳百姓，安置聚集流民，凡是能够消除百姓疾苦的事情又有几十项，这才使人们没有陷入死亡。天子于是和公卿共同商议堵塞黄河。起初献计的人想趁河水向南溃决，顺着水势筑堤，使河水流入淮河、大海。天子查考图籍，根据地形，察看山川和水势，认为黄河泛滥牵涉数州，利害怎么能不经过周密考虑？如今却想抛弃旧河道，另筑新堤，放弃已经形成的道路而去做困难的事，只因害怕暂时花费，反而甘愿长期劳苦，把险要之地和有利地势置于两旁，使东方百姓成为鱼鳖的食物，这对百姓怎么交代？国家的事情本来就有花费却不能节省、劳苦却不得不做的。上天赞成圣明的意旨，圣人与神明共同谋划，于是下诏从第二年春天开始修治堵塞工程。又命都水官吏考核工程期限，审定功效，计算工料，安排役夫，准备畚箕土石和粮食，砍伐木材石料。以往治理黄河，都由各户调发强健的百姓，许多人不得不低价卖掉财产，甚至巧妙逃避。天子担心人们沿袭旧例，又被浮言煽动，便事先告诫转运使，明确晓谕所属地区，告诉百姓材料由公家供应，丝毫不烦扰百姓，然后百姓才得以安居。若有物资缺少，便以优厚价格公平收购；材料需要迁运，都由官府支付雇车费用。只有成年男子，按古制必须由百姓承担的，才分别征发于 九路，并按照道路远近规定限额。凡是距离河道较远的郡，都免除他们亲自前来服役，只允许他们交钱来折代劳役。这样，费用虽多，却不至于使百姓过分困苦；劳役虽重，也不至于使他们过度疲惫。材料已经备齐，工役也已经聚集。第二年改年号为元丰，天子派官员带着牲畜和玉器到河边祭祀，于闰正月丙戌日开始施工。河水大决时，河面宽六百步。经过冬春两季，河面在两岸之间更加宽阔，竟超过一千步。先在东西两岸筑堤来阻挡水势，又在旁边开挖泄水河道以排泄水流；挖渠形如鸡爪来分散水势，横截水流筑成锯齿状堤坝来约束水势。这样以后，河流才逐渐归入河道，人们也得以报告工程有了成效。左右堤坝筑成后，下面的河床却更加受损。起初测量河深为一丈八尺，白水深至一百一十尺，奔流凶猛，柴薪供应又接不上，士卒和官吏都变了脸色，主管者多已忧病。有人上报请求紧急调发役夫，全部拆取各处堤埽的储备来补助不足。天子不得已，从附近郡县调发役夫，使他们免除来年春季的劳役，以减轻百姓负担；又调遣广固城的壮勇士卒数千人前往应急，全部调出附近堤埽的积贮，并把储存的数十万捆芦苇草料运去使用。天子下诏最初责令堵河的官吏，于是人人更加竭力工作，官吏也都尽心尽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两〕 他们俯视回旋的深渊，重重铺下九道堤埽，从两旁夹束水流。四月丙寅日，河槽合拢，水势稍稍退却，但堤埽下面的深水仍然汹涌，堤坝像漂浮的屋舍一样浮在波涛上，万人环视，却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此前转运使创立了新办法，制定横埽法来遏止向南的水流。到了这时，天子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多次发出密札宣示方略，更加精心诚意，暗中为百姓祈祷，祥瑞的回应受到感发，仿佛有神灵暗中契合。五月甲戌朔日，新堤忽然使河水从定武转向北流。奏报传到，群臣入宫祝贺；又告祭天地宗庙，并举行慰劳宴飨，官员和士卒于是大为庆贺。赏赐从督帅以下直到辛勤办事的小吏，按等级分别赐给器物和钱帛。评定功劳分为三等，各按次序增加官阶。濮、齐、郓、徐四州的守臣，因为筑堤救水使城池免于淹没，都赐给玺书并加以褒奖。官吏和士卒从开始下楗到工程结束返回，共四次特别支用府库钱财。起初天子怜悯那些因服役而生病的人，连续派遣十多批太医前往救治，用车载着药物同行。春天还寒冷时，赐给他们襦袍；天气刚刚炎热时，供应他们台笠。人们受到感悦而尽力工作，忘记了劳苦。于是又命令登记那些死去的人，厚重地分给他们家属财物；逃亡的人听任他们自行出来，重新编入户籍；因紧急情况被征发服役的人，免除春季徭役一年半。恩德浸润，恩惠周遍。从工程开始到堤坝合拢，共一百零九天；役夫三万人，官府和壮健劳作者约十万人。材料按数量计算，共一千二百八十九万；耗费钱米合计三十万；堤坝长一百一十四里。天子下诏把堤埽命名为“灵平”，建立庙宇称为“灵津”，把功劳归于神灵。当时天子担心堤埽刚合拢还不牢固，永道发生内乱，上下都忧惧不安。不久有一条红蛇在堤埽上游走，官吏把蛇放在盆中，祝祷后又放走。蛇消失了，黄河便堵塞成功。天子听说后认为奇异，命令以显赫的称号褒封神灵，并将其列入祠官管理，特别加以礼敬。皇帝下诏让我孙洙撰写庙碑，以彰明神灵所降的恩赐。我私下考察汉唐以来的情况，黄河决口常常发生在曹、卫一带，而历代圣主以来，澶渊泛滥尤其频繁。虽然时代不同、灾患各异，但成功治理的道理相同；然而必定要历时多年，耗尽力量和费用，之后才勉强能够成功。从来没有洪水横决、经费迁移调度，不超过两年便一举堵塞成功的情况。为什么呢？汉武帝时瓠子决口，确实是很大的灾患。考察这次决口，恰好发生在同一地区，而灾害又超过了瓠子。可是宣房堵塞决口，前后超过三十年，费用累计以亿万计，直到天子亲自临视，沉下玉璧，令随从官员都背负柴薪，还作歌诗，深深悲叹，工程的艰难和持久也已经到了极点。

译比较过去，衡量现在，就知道圣上的功业广大宏远，是古代从未有过的。唉！黄河带来的利害太大了，功业确定、事情办成，难道是容易的吗？主管官吏如果确实能够遵循圣明诏令的规划，作长远打算而不苟且，致力于节省费用、简化劳役，以每天的进度作为功效，并使官吏不荒废职守、士卒最终不缺少事务，修缮治理废弃的堤坝，常常像洪水即将到来那样戒备，或许黄河就能安定，百姓就能安居，不再有决口泛滥的忧患。我孙洙既奉诏为庙宇撰写金石碑刻，因而得以叙述天子如何抵御灾害、捍卫祸患，谋划深远，只有圣心能够独自想到；又记述这次成就的特别功业和绝世事迹，于是连同治理黄河的曲折经过、官府的调度，以及大小官员出力、内外同心协作的情形，一并概略写出，使后世有所考察。臣孙洙恭敬叩首献文说：浩浩荡荡的黄河水啊，源头从积石山流出，迂回向东，时常泛滥溢出。古代神禹治理水土，使水在地中流行，顺着它所到的地方而行，不筑堤防。到了战国时期，黄河濒临齐、赵、魏等国，人们筑陂堤来约束水流，与水争夺土地，又分流开渠，用于灌溉；但水无处通行，因此屡屡失败。自汉代直到今天，已有一千三百年，黄河流出地面而行，祸患又更加严重。光明圣明的天子继承尧、禹的事业，恩德遍及蛮夷，恩泽滋润草木。丁巳年孟秋，连绵大雨使黄河泛滥，河水向南改道，千里之内尽是波涛。天子说：“唉，水灾确实是在警戒我。劳烦百姓的力量，难道可以停止吗？”于是再次命令郡国官司召集材料、准备工匠。皇上的意旨先已确定，众人的意见也都相同；百姓乐意输送费用，官吏没有遗留任何力量。圣上的诚意感通天地，河流随即顺势堵塞。巨野泽已经蓄水，淮水、泗水已经归入正道，河川没有狂暴的波澜，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东方土地因此安定，徐方重新宁静。广阔的原野和低湿地，已经平坦开阔；被水浸过的土地变成肥沃田野，百姓任意耕种放牧，恩惠还施及牛马。三宁的士女彼此歌唱欢呼，称颂圣上的功业，不再成为鱼鳖。四州守臣手舞足蹈，上表称颂圣上的功业，城池不再变成濠沟。皇帝调理山川，鱼兽都各得其所，万方归附，如同水流奔向深谷。所有士吏直到百姓，都谨慎守护察看，服役的人尤其勤劳。正是这条汤河，成为京城的屏障；朝廷群臣都没有想到，只有圣上事先看见了这一点。九类事务于是得到安排，六府确实得到修治，宏大的恩德从这里发出，广泛覆盖到海边，把恩惠归还给神灵，建成这座新庙，春秋两季承受祭祀，以祈求神灵保佑。我孙洙作颂，推究并赞美美好的功业，把它刻在美石上，使之流传无穷。《宋文鉴》卷七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七十七 宋代吕祖谦编 碑文

译《表忠观碑文》　苏轼 熙宁十年十月戊子日，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杭州军州事臣钱抃上言：已故吴越国王钱氏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孙的坟墓，在钱塘有十六处，在临安有十一处，全都荒芜废弃而无人修治。父老经过那里，有人流泪。我谨按考察：已故武肃王钱镠起初凭乡兵击败并驱逐黄巢，名声传遍江淮；又凭八都兵讨伐刘汉宏，兼并越州来奉事董昌，而自己占据杭州。等到董昌凭越州反叛，钱镠便诛杀董昌并兼并越州，完全占有浙东、浙西。王位传给他的儿子文穆王钱元瓘，直到他的孙子忠显王钱仁佐，终于击败李景的军队，夺取福州。钱仁佐的弟弟忠懿王钱俶又大举出兵攻打李景，以迎接周世宗的军队。后来终于带着吴越国入朝觐见，三代四王与五代相始终。天下动乱时，豪杰蜂拥而起，当时占据数州之地、盗用帝王名号的人数不胜数。等到他们的家族覆灭，又牵连无辜百姓，没有一个幸存者。可是吴越土地方圆一千里，披甲士卒十万，开山铸钱、煮海制盐，象牙、犀角、珍珠、美玉的财富冠绝天下。然而它始终没有失去臣节，进贡的车队在道路上接连不断，因此吴越百姓直到老死都不懂战争，四时游乐，歌舞鼓乐之声相互传闻，直到今天仍未停止。钱氏对这里百姓的恩德非常深厚。宋朝接受天命后，四方僭越作乱的势力依次被削平。西蜀、江南凭借险远的地势，等到军队兵临城下，力量竭尽、形势穷困以后，才束手投降；河东刘氏却经过百战拼死守御，抗拒王师，尸骨堆成城墙，鲜血汇成池塘，耗尽天下的力量，才勉强攻克。唯独吴越不等朝廷下令，便封闭府库，登记郡县，请求朝廷派官吏来接管，把离开自己的国家看作离开旅舍一样。他们对朝廷的功劳非常大。从前窦融以河西归附汉朝，光武帝下诏命右扶风修治他的父祖坟墓，用太牢祭祀。如今钱氏的功德几乎超过窦融，可还不到一百年，坟墓和祠庙却无人修治，行路的人都为之悲伤叹息，这实在不是用来劝勉褒奖忠臣、安慰报答民心的道理。臣希望把龙山废弃的佛寺妙因院改为观，让钱氏的子孙中名叫自然的道士居住在那里。凡是在钱塘的坟墓和祠庙，都交给自然；在临安的，则交给当地净土寺的僧人道防。每年各自剃度一个徒弟，使他们世代掌管。登记当地收入，按时修缮祠宇，封护并培植草木。有治理不善的，由县令、县丞察看；严重的就更换负责人，希望长久不废，以符合朝廷对待钱氏的心意。臣钱抃冒死把这些情况上报。诏令说：可以。妙因院改赐名为表忠观。铭文说：“ 天目山啊，苕水从这里发源。山势如龙飞凤舞，汇聚在临安。上天厚重地降生奇异之人，他卓异超群，奋然挺立大声号召，跟随者如云。仰天向江水发誓，月亮星辰为之昏暗。强弩射向潮水，江海因此向东流去。杀黄巢，诛董昌，全部占有吴越。拥有金券玉册、虎符龙节。修筑大城作为居所，包容山川。左边是江，右边是湖，控制并连接海岛诸蛮。每逢岁时归来休息，与父老宴饮。光彩如神人，佩玉带，骑球马。四十一年敬畏谨慎，小心从事。其进贡的珍宝相接不断，有大贝和南方黄金。五代昏乱，没有谁能够托付国家；三位吴越王相继守持，以等待有德之人。既然获得了归宿，便不再谋划，不再请示。先王的志向，我继承并实行。上天赐福忠孝，世代拥有爵位封邑。文治武功兼备，子孙多得不可计数。皇帝对守臣说：修治他的祠庙和坟墓，不要让樵夫牧童践踏，以免使他的后代惭愧。龙山南面，巍然耸立着新宫观。并不是偏爱钱氏，只是用来劝勉忠诚。没有忠诚就没有君主，没有孝道就没有亲人。凡是百官，都应看着这篇刻文。” 《上清储祥宫碑文》　苏轼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日，诏命我苏轼为上清储祥宫落成之事书写碑文。我叩首说道：“臣凭借文章任职，待罪于北门，记载事情的完成本来就是臣的职责。然而臣愚昧，不知道这座宫观为何废毁、又为何兴复，也不知道所有材料和费用从哪里取得，冒死请求说明。”于是命有关官司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告诉我。起初，太宗皇帝凭圣明的文治和神武的才能，辅佐太祖平定天下。即位以后，把太祖所赐的金帛全部用来修建上清宫，地点在朝阳门以内，用来彰显兴王的功业，并且替五代兵革之后留下的百姓向上帝祈请。至道元年正月宫观建成，百姓不知道劳苦，天下都称颂它。到了庆历三年十二月，有关官司没有防备火灾，一夜之间宫观被烧成灰烬，从此成为荆棘瓦砾之地，共三十七年。元丰二年二月，神宗皇帝才命道士王太初住在宫观旧址，用法箓符水为百姓禳除灾祸，百姓纷纷归附他，逐渐凭借自己的力量修复祠宇。皇帝采纳术士的说法，认为宫观所在地关系到国家子孙，于是赐名为上清储祥宫，并赐给度牒以及从佛寺、神祠获得的遗余收入，钱一千七百四十七万，又拨给官田十四顷。又刻制玉印，形制像汉代张道陵使用的印章，并把道士所戴的冠、佩带的剑和穿的鞋赐给王太初，用来宠遇他的礼物非常完备。宫观尚有十八项工程没有完成，王太初便去世了。太皇太后听说后，长叹道：“不能劳烦百姓，不能役使军队，大司徒的钱财不能停止供给，而先帝的意愿又不能不完成。”于是下令宫禁中的供奉物品一律务求节俭减省，卖掉珠玉，金额以万计；凡是所谓由天下供养的财物，全都归入储祥宫的积蓄。所赐钱财共一万七千六百二十八万，宫观于是建成。宫中又拿出白金六千三百多两，用作香火、瓜果和鲜花的费用。召道士刘应真继承施行王太初的道法，命入内供奉官陈衍主管此事，从元丰四年春开始，到六年秋结束。建成三座门、两道廊庑、三座中大殿、九座旁小殿、两座钟经楼和一座石坛；在东面建斋殿以等待皇帝临幸，在西面修筑道馆供道士居住，共七百多间，雄伟华丽、幽静深邃，是天下的壮观建筑，而百姓不知道劳苦，有关官司也没有参与。唉，这可以说是至高的德行了！臣谨按考察，道家这一流派，本来出自黄帝、老子；它以清静无为为宗旨，以虚静明察、应对万物为作用，以慈爱、节俭、不争为行为准则，和《周易》所说的“何思何虑”、以及《论语》所说的“仁者静寿”相合，也不过如此而已。

译自秦汉以来，才开始采用方士的说法，于是有了飞仙变化的法术、《黄庭》《大洞》的修炼方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等称号，“廷康”“赤明”“龙汉”“开皇”等纪年，以及天皇、太乙、紫微、北极等祭祀；下至炼丹药物、奇异技艺、符箓小术，全都归入道家。学者不能肯定这些究竟有无，但臣曾经切实论述过：黄帝、老子的道是根本，方士的说法是末流。修养根本，末流自然会随之应验。因此，如果不施行仁义，即使演奏韶乐、濩乐，也不能使天神降临；如果忠信不能确立，即使举行射乡礼，也不能达到刑罚废止的境界。汉朝兴起时，盖公治理黄老之学，曹参以他为师，认为治理之道贵在清静，百姓自然安定；曹参依此施政，天下歌颂他说：“萧何制定法令，详细明确如同一幅图；曹参接替他，守住成法不丢失。承继他的清静政策，百姓因此安宁专一。”此后的文景之治，大体依循黄老之本，清净内心，减少事务，减轻赋税，放宽刑狱，不谈用兵而天下富足。臣观察皇上和太皇太后治理天下的方式，可以说达到了极致！约束自身来规范万物，所以不发怒也有威严；舍弃私利来给予百姓，所以不积藏财物却能富足；委屈自己来消除战争，所以不战斗也能取胜；以虚静之心观察世事，所以即使不刻意察看也能明白。即使是黄帝、老子，又怎么能超过他呢？根本既已确立，于是又穿粗劣的衣服，吃简单的食物，住卑下的宫室，使用简陋的器物，斥退多余的财物，以建成这座宫殿。对上可以完成先帝尚未完成的志愿，对下可以成为子孙无穷无尽的福祉。宫殿落成那天，百姓大为和乐[疑字]，击鼓欢舞，歌唱之声传到天上；天地欣喜回应，神祇降临，祝史不用祈求，福禄自然到来。千年万年，永远成为神明的居所。所以说：“修治根本，枝末自然会相应。”难道不是这样吗？臣已经记述了这件事，皇帝又说：“伟大啊，太祖的功业、太宗的德行、神宗的志愿，而由圣母完成了它。你作铭诗，朕亲自题写篇首，称为《上清储祥宫碑》。”臣苏轼拜手叩首，献铭说：“苍苍青天，难道那就是它本来的颜色吗？它俯视下界，也大概就是这样吧。我建造上清储祥宫，若没有什么使它降临的缘由，它肯愿意跟随我吗？元祐年间的政事，上下都感到喜悦，有什么需要修治、营建的呢？说的是这四点：百姓感念他的仁德，官吏敬服他的廉洁，鬼神畏惧他的正直，神明嘉许他的谦逊。皇帝既把百姓当作自己的子女，就应当以父母看待子女的心来对待他们。怎么能侍奉皇帝，却使他的子民日益困瘠呢？圣明的文母，把公心置于私情之上。建造千柱之宫，百姓起初并不知道。” 伟大的列祖列宗，侍立在天帝左右；乘风驾云，随天帝前来巡察。查看新宫，察听百姓的言论，保佑我们的文母，也保佑她的孝孙。孝孙前来享祀，左右有年高德劭的老人，世上没有比人更值得争胜的了。用这些来使我们的后代安乐，众多贤士便成为祥瑞，这都是文母所培育的。我承受并接受这一切，坚定地使人才成长。千石之钟，万石之簴，彼此相应。”用铭诗来歌咏它，使声名震动四海。《伏波将军庙碑文》　苏轼 汉代有两位伏波将军，都给岭南百姓带来了功德。前一位伏波将军是邳离路侯，后一位伏波将军是新息马侯。南越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一直不能被中原占有，秦朝虽然远行开通道路并设置官吏，不久又重新成为夷地。邳离路侯开始征伐，灭掉南越，开置九郡。然而到了东汉，两个女子赵氏姐妹反叛，海南震动了六十多座城。当时世祖刚刚平定天下，百姓疲惫厌恶战争，正关闭玉门关，拒绝西域，何况南方荒远之地，哪里值得劳烦天子的军队？若不是新息侯苦战，九郡至今恐怕都要改穿左衽了。由此说来，两位伏波将军都应当在岭南享受祭祀，二者是同等的。古今流传的说法，不能确定究竟指哪一位。从徐闻渡海，前往朱崖，向南望去，连绵的山岭若有若无，遥远得只像一根头发。把船靠岸将要渡海时，令人战栗、魂魄震动。海上有一座伏波祠，元丰年间诏封为忠显王。凡是渡海的人，都一定先占卜，说：“某一天可以渡海吗？”得到神明告知以后才敢渡海。人们信任它，就像相信度量衡和秤一样，认定它一定不会欺骗自己。唉！若不是有盛大的德行，谁能做到这样呢？自汉代以来，朱崖、儋耳有时设置郡县，有时又废除。扬雄说过：“放弃朱崖，是由于朱崖之弃的力量；否则披甲带鳞的水族就会改变我们的衣裳。”这句话用于当时，是可以的。从汉末到五代，中原躲避战乱的人，很多都在这里定居。如今这里的衣冠礼乐，大概已经清楚地具备了。难道还可以再说放弃这里吗？四州的百姓把徐闻看作咽喉，南北往来的渡海者把伏波将军看作指南针。侍奉神明，怎么可以不恭敬？我苏轼因获罪被贬到儋耳三年，如今才得以回来。往返海北，都是顺风，无法报答神明的恩赐，于是刻碑并作铭。铭说：最为险恶、难以测度的，是海与风；最为幽暗、无所顾忌的，是这些鱼龙；最为可信赖的，是汉代两位伏波公。在万仞深海之中，把性命寄托在一叶扁舟上。从这里向南，要洗涤你的胸怀，安抚教化百姓和夷人，一定要清正通达。从这里向北，要端正你的自身，无论屈伸、穷达，始终守正。忠诚之士，活着是人中的英杰，死后更加雄伟。神明虽然没有言语，我的心意与它相同。

译记 《来贤亭记》　柳开 人的学业、文章和品行事业，显赫而有声望的，即使生在前代，谁不愿意同他们交游呢？遗憾的是，自己出生得太晚，不能和他们同时并世；即使同在一世、才能相当、名声齐平，反而也有彼此不相识、不相知的，还有彼此相识却不了解的。我考察经、史、子、集中的情况，这样的事，有的连言语往来都没有，有的虽曾交谈却没有周全了解，实在很多。我静心思考这件事，没有一次不感到惋惜。这难道是因为当时力量不能相及吗？难道是因为当时义理上不能相亲吗？因此我教诲别人，这就是我认为与世俗不同的地方。于是我在东郊建造这座亭子，难道是有这样的用意吗？命名为“来贤”。我想把天下与我志同道合的人全都召来，使彼此相识而又相知。有已经听闻我的人，想取得信任而来到这里；有还没有听闻我的人，想来这里了解我；有比我先显达的人，我想趋迎他来到这里；有比我后进的人，我想引导他来到这里；有致力于胜过我的人，我想谦让他来到这里；有退让于我的人，我想尊重他来到这里。对伟大的人我将仰望他，对卑小的人我将俯就他；对尊贵的人我将奉承他，对卑贱的人我将推崇他。竭尽我的心力而奉献给世间，使我的道与当时的现实相合。唉！如果说“您要把贤者召来给人们，而人们要把‘来贤’的名声传给您”，那么又不是我的本意。我的意思是，希望这座亭子不只是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还要借此教化当今、警戒古人。《待漏院记》　王禹偁 天道不说话，万物却能繁茂生长，年成也获得成功，这是什么道理呢？四时的神职之官、五行的辅佐者，宣达了天地之气。圣人不说话，百姓却能亲睦，万国也能安宁，这是什么道理呢？三公讨论治国之道，六卿分掌职事，推广了圣人的教化。由此可知，君主在上安逸，臣子在下勤劳，这是取法于天道。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从皋陶、禹到房玄龄、魏征，可以数得出来。他们不只是有德，也都致力于勤勉。何况早起晚睡来侍奉一人，卿大夫尚且如此，何况宰相呢？朝廷自开国以来沿用旧制，在丹凤门右边设置宰相待漏院，用来显示勤于政事。每当北阙将要天明、东方尚未明亮时，宰相启程，火把照耀如城。宰相到达，銮铃声清越。宫门还没有开启，玉漏仍在滴水，宰相撤下车盖、下车，便在这里休息。等待宫门开启的时候，宰相难道会有所思考吗？也许百姓还没有安定，就思考用什么使他们安泰；四方夷族还没有归附，就思考用什么招来他们；战争还没有停止，拿什么来平息它？田地荒芜很多，拿什么来开垦它？贤人在野，我将推荐他们；奸佞之臣立于朝廷，我将斥退他们。六气不调，灾害接连而来，愿意辞去职位来禳除灾祸；五刑尚未停止，欺诈日益滋生，请求修养德行来治理它。怀着深深的忧虑，等待天亮后入朝。九门已经开启，君主的四方耳目非常接近。宰相进言，君主适时采纳，于是皇帝的教化清明平和，百姓因此富足繁庶。若是这样，那么总领百官、享有万钱俸禄，并不是侥幸，而是理所应当。也许宰相私人的仇敌还没有报复，就思考怎样驱逐他们；过去受过的私恩还没有报答，就思考怎样使他们显贵；子女和玉帛，拿什么来获得？车马和玩赏器物，拿什么来取得？奸邪之人依附权势，我将提拔他们；正直之士直言抗争，我将贬黜他们。三时报告灾害，皇帝面有忧色，就编造巧言来取悦他；群吏玩弄法令，君主听到怨言，就摆出谄媚的神态来讨好他。私心放纵不止，假装打瞌睡坐在那里。九门已经开启，君主的重瞳频频转动。宰相进言，君主却受到迷惑，于是政权的柄要就这样败坏了吗？帝位也因此危险了。若是这样，那么被投入狱中、流放远方，并不是不幸，也是理所应当。由此可知，一国的政事、万人的性命，都悬系于宰相，怎么能不谨慎呢？还有一种人，不受毁谤，也不获赞誉，大家进退都随波逐流，窃据职位、苟且享禄，只求保全自身，也同样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棘寺小吏王禹偁作文，请求把它记在待漏院的墙壁上，用来规劝执掌政权的人。《竹楼记》　王禹偁 黄冈这个地方竹子很多，大的像椽子。竹匠把竹子剖开，挖去竹节，用来代替陶瓦，家家房屋都是这样。因为竹瓦价格低廉而且省工。我在城西北角，城墙女墙已经坍毁，荆棘丛生、荒芜污秽，于是建造两间小竹楼，与月波楼相通。远处吞纳山色，平视江边水流，幽静空旷，无法一一描绘。夏天适合听急雨，有如瀑布的声音；冬天适合看密雪，有如碎玉的声音。适合弹琴，琴声空灵畅达；适合吟诗，诗韵清越绝妙；适合下棋，棋子落下叮叮作响；适合投壶，箭矢投入壶中铮铮作声。这些都是竹楼所给予的助益。公务退下的闲暇时，我披着鹤氅衣，戴着华阳巾，手里拿着一卷《周易》，焚香默坐，消解排遣世俗的思虑。山水之外，只看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罢了。等到酒意醒了，茶烟散了，送走夕阳，迎来皎洁的月亮，也算是贬居生活中的优胜之处。那齐云楼、落星楼，高是高了；井干楼、丽谯楼，华美是华美了；但它们只用于蓄养歌妓、收藏歌舞，不是文人的事情，我不取法它们。我听竹匠说：“竹子做成瓦，只能用十年；如果重叠铺设，就能用二十年。”唉！我在至道乙未年，从翰林院出任滁州知州；丙申年调任广陵；丁酉年又进入西掖；戊戌年除夕接到出任齐安的命令；己亥年闰三月到达郡治。四年之间奔走不停，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不知道明年又会在什么地方。难道还会害怕竹楼容易朽坏吗？幸而后来的人与我志趣相同，能够继承并修缮它，希望这座楼因此不会朽坏。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记。《河南县尉防壁记》　张景 县尉能够抵御盗贼，却不能使百姓不去做盗贼。盗贼平息，不是县尉的才能；盗贼增多，过错也不在县尉。上面失去了公平，下面受尽了苦楚。弱者困顿而死，强者苟且求生，这是盗贼的常态，难道是他们喜欢这样吗？不竭尽民力，百姓就会心安而生活安逸；不耗尽民物，百姓的利益就会丰厚充实。居住乡里、聚族而处，有良善，有和睦；行为欺诈、踪迹虚伪，就有责备，也有羞愧。这才是百姓的常态，谁肯去做盗贼呢？所以说：县尉能做什么以及过错在哪里，并不取决于县尉，而在于时政的得失罢了。至于平息斗殴诉讼、震慑凶恶狡诈之徒，只负责防御盗贼，这是县尉的职责。如果任用不得其人，就会贪婪残酷、诬陷枉法，使百姓不堪其苦，反而比盗贼更严重。如今郡县这样广大，平庸无能而不知道自己所得的县尉究竟有多少人呢？太原人王昭度，字世范，考中进士，任河南县尉。县尉的职务没有不认真办理的；然而他虽然忠诚笃实，却不足以施展世范的才干。只是他能够任此职，也算是百姓的幸运了。世范与张景有旧交，于是请求张景作文刻在防壁上，希望后世有所凭信，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亳州法相院钟记》　穆修

译古代制造钟，作用很大。《乐记》称黄钟、大吕，《春秋左氏传》又说“军队有钟鼓，就是要发动征伐”，可见钟既是大型乐舞所必备的器物，又是征伐的用具。它的作用如此重大：用于音乐，可以调和阴阳，感动人神，导引天地的和气；用于军队，可以震慑不守法纪的人，使不服从朝廷者恐惧，张扬国家的威势。考察这两方面，钟作为礼乐和征伐的器物，已经很久了。夏、商、周三代以及秦汉，都没有改变它的用途。如今这口钟专门作为佛教的器物使用，其来由也可以知道了。东汉国运将尽时，西域的佛法传来，流传到晋、宋而更加崇盛，经历齐、梁而大为兴盛，天下人大多跟从它的教法，仿效帝王而营建寺院。无论王公、士人、百姓，还是高低贵贱，难道不都跟从并信奉它、依归它，以求得到福报吗？这样看来，佛法可谓盛大了。佛法既然与中国圣人的道并行于世，那么所谓礼乐征伐的器物，怎么能不进入佛寺呢？佛寺中，僧徒群居聚集，多的有数百人。僧众既然繁多，又不总在同一处。要使众人整齐一致，若不是用言语传达，就一定要用声音和器物来使他们齐整。要寻找声音宏大而能传到远处的东西，没有超过钟的。因此可知，钟之所以用于佛寺，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亳州法相禅院有一位主持僧人海宣，行为谨慎，是一位能够勤勉募化众人的僧人。他大力兴建土木工程，门、堂、殿、廊总共有一百多间，其中大多是海宣法师修缮的。聚集的徒众络绎不绝，供给饮食全都齐备，早晚警示众人的东西，唯独缺少钟。亳州人时氏，是一位财产丰厚、喜好佛法的人。一天，他到海宣法师那里商议说：“铸一口钟需要多少钱？我愿意出资，独自成就这件善事。”法师立即计算费用告诉他，于是时氏拿出若干钱交给法师。又说：“钟铸成之后，如果没有高楼就无法安置，那就一并请你建造钟楼。”因为这里不出产优良木材，于是命僧人海真南行到舒州，利用当地的木材和工匠，先把构件制成再拆分运回。由舒州到谯州，使用船只运输，虽然费用全由时氏承担，但能够减少花费、便利办事，大概都是两位法师筹划运输的结果。天圣元年春，才召集铸钟工匠开始鼓铸，金锡熔成液体，一次冶炼便铸成。钟的事情办成后，楼材也运到，在大殿南面东侧建造钟楼，把钟安置在上层；屋脊高飞，双层弯曲的梁木像鲸鱼震动，高耸的建筑上凌烟空，洪亮的钟声远远传出云霄之外。用它来壮观佛寺，也用它来号令众多僧侣。每天敲击它，使人思考怎样止息灾祸；无论晦暗、明亮、刮风、下雨，都不迷失时令。按照佛教徒的说法，敲击钟声，可以上达天界，下通幽冥泉壤，引导死者昏昧的魂魄，使他们脱离沉沦地狱的苦难。因此死者的家属，常常赠送金帛衣物，请求敲响钟声。如果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那么钟就不只是用来分辨昏晓、警戒饮食和睡眠，又能够换取救济极大苦难的资助，成为佛教徒的一项费用。钟不能缺少于佛寺，明白了。《静胜亭记》　穆修 州郡设置兵马监押这一职务，如今专门督察州中奸邪、争讼、火灾、盗贼以及军籍、仓库、兵器、商税酒榷等事务，这些都与知州共同掌管。至于政务、赋税、财币、刑罚、狱讼等烦杂事务，则一概不参与。因为职位优厚、事务简少，大概是武士逐级升迁的阶梯，不经过十多年辛劳，不能得到这种任命。凡担任此职的人，能够谨慎持守常规，不使事务大小有所遗漏，文书上的可否都归于州府，就足以称为胜任。即使有才干，也无处施展；只是有些人常常喜欢主动生事，以招揽权力、树立威势，反而使职务受害，这样的人很多。颍川人陈君永锡，起初凭借公侯后裔的身份入仕，后来降为武职，经过一两次迁转成为右侍禁，大概相当于汉代的郎将。他来担任蔡州的监押，做人勤于文事、服膺古道而且高雅，性情旷达，乐于守着清闲无事的职责，只是每天早晨到防所巡视一趟回来，便抱着书自我娱乐。他常说：“我的职务很清闲，我的性情更加疏放，希望得到一座洒脱空旷的屋宇作为寄托和适意之地，完全清除耳目所接触的世俗喧闹，让我的心休息。”官署中原有一座亭子，形制低矮，而且长久以来容易损坏，于是把旧材料换成更加丰厚宏大的材料。亭子前几十步，夹着树木、菜畦、小路和果树，果树之外原先立有射棚。射棚难道适合存在于清幽趣味之中吗？然而它离亭子很远，并不大妨碍亭子，所以也没有废弃它。亭子建成后，陈君请我为它命名，我请求用“静胜”给亭子命名。陈君修饰这座亭子，难道只是有意追求寂静吗？静的范围，是仁人用来安放心灵的地方。心中保持宁静，就可以战胜视听和思虑中的邪念。邪念被战胜，内心才真诚；内心真诚而本性明达，君子之道就完备了。只有陈君能够拥有这种道，所以用“静胜”命名这座亭子。人如果不能实践这种道，名称也没有益处。这就是丧失实际而只守着空洞器物，难道不与那些盗取名声而居之的人相同吗？后来接任这一职务、占有这座亭子的人，也能喜爱宁静而思考如何胜过邪念吗？如果能够做到，就好了；不要自己生事而使职务受害，以至于守着“静胜亭”这个名称反而成为亭子的羞愧。《庭莎记》　晏殊 清思堂中，宴享厅之间有一块空地，南北长度十八步，南边宽八步，北边宽十步。因为很少有人踩踏，便有莎草生长在那里。负责守护的士卒，都是年老病弱的人，割除草木的劳役，比夏天在菜畦中劳作还辛苦。大概这种草能耐水耐旱，喜欢蔓延，即使拔掉草心、叶子凋落，也不能把它根绝。我既喜欢莎草繁茂，又怜悯士卒的劳苦。想到唐人诗赋中，多有种植莎草的说法，而且这里正处在高高的城墙之下，车马不能到达，弦乐和笙笛也不设置，柔弱树木都难以茂盛，除了这种草，没有什么适宜生长的。于是靠着西墙，划出修长的小路，在几步之外全部开辟为莎草地。分别命令骑卒，分散取来莎草移植繁殖，整整三天才准备完毕。用红色栏杆围护它，用甘甜的井水灌溉它，和风四面吹来，细小尘埃也不惊动。唉！万物种类繁多，万物情态广大，元气细密地进入没有空隙的地方，没有什么不承受和气，没有什么不期望适宜。顺应时势而隐晦，凭借次序区别而显现；仁者的安排有规矩，生成万物有方法，失去这些就会败坏，得到这些就会安康。这一件事物尚且如此，由此就可以明白了。如今终于使两种性质的区域各得其所，除去了两方面受伤害的祸患，躺卧其间吟咏讽诵，无论做什么都协调。然而人的喜好崇尚各不相同，世人多把平常视作奇异。平津客馆不久便变成了马厩，东汉的学舍，间或也被用作种植园蔬菜的地方。那些关系国家经世大业的设施，尚且有兴有废，何况这种近处的观赏之物，怎么能长久保持而不被污损呢？因此刻写文辞于美玉之上，希望使贤德君子知道应当留意保存。倘若有人与我有同样的爱好，或许就不会被砍伐了。《岳阳楼记》　范仲淹

译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被贬任巴陵郡太守。到了第二年，政事通达，百姓和乐，各种废弛的事业都兴办起来，于是重新修建岳阳楼，扩大它原有的规模，把唐代贤人和当代人的诗赋刻在楼上，并嘱托我写一篇文章来记述这件事。我看那巴陵的优美景色，全在洞庭湖一处。它连接远山，吞纳长江，水势浩大，宽阔无边；早晨阳光明媚，傍晚阴云密布，气象变化万千。这就是岳阳楼的壮观景象，前人的记述已经很详尽了。既然如此，那么北面通向巫峡，南面直到潇湘，迁客骚人，大多会聚在这里，他们观赏景物时的心情，难道会没有不同吗？像那连绵的阴雨，接连多日不放晴，阴冷的风怒吼，浑浊的波浪冲向天空；太阳和星星隐藏了光辉，山岳也潜伏不见，商人和旅客无法通行，桅杆倒下，船桨折断。傍晚天色昏暗，老虎长啸，猿猴哀鸣。登上这座楼，就会产生离开国都、怀念家乡、担忧诽谤、害怕讥刺的情绪，满眼都是萧条景象，感慨到了极点而悲伤。至于春风和煦、阳光明亮，湖面风平浪静，上下天光一片碧绿，广阔无边；沙鸥时而飞翔，时而聚集，色彩斑斓的鱼游来游去；岸边的芷草、洲上的兰花，郁郁葱葱。偶尔长烟完全消散，皎洁的月光照耀千里，浮在水面的月光像金色闪耀，静静映入水中的月影像沉下的白玉，渔歌彼此应答，这种快乐哪有穷尽！登上这座楼，就会心胸开阔、精神愉快，荣辱全都忘却，迎着清风举杯畅饮，喜气洋洋。唉！我曾经探求古代仁人的心思，或许与上述两种心情不同，为什么呢？他们不因外物的好坏而喜悦，也不因自己的得失而悲伤；处在朝廷高位，就为百姓忧虑；退居江湖远地，就为君主忧虑。这就是在朝为官也忧虑，退居民间也忧虑。既然这样，那么什么时候才快乐呢？他们一定会说：“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先忧虑，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吧！唉！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我同谁一道呢？时在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范仲淹 严先生，是光武帝过去的朋友。他们彼此崇尚对方的道义。等到光武帝手握赤色符命、乘驾六龙，获得圣人的时运，臣服亿万百姓，天下还有谁能超过他呢？只有严先生以高尚的节操胜过他。不久，严先生触动星象，归隐江湖，获得圣人的清高，把车服冠冕视如泥土，天下还有谁能超过他呢？只有光武帝能够以礼相待、屈尊礼贤。按《蛊卦》上九爻，众人正各有所作为，唯独不侍奉王侯，以自己所做的事为高尚；严先生正是如此。按《屯卦》初九爻，阳刚之德正要通达，却能以尊贵身份屈居卑贱之下，大得民心；光武帝正是如此。大概严先生的心志超出日月之上，光武帝的器度包容天地之外。假使严先生没有成就光武帝那样的伟大，假使光武帝又怎么能够成全严先生的高尚呢？他们使贪婪的人变得廉洁，使懦弱的人立定志节，这对名教确实有重大功劳。仲淹来担任这个州的长官，开始建造祠堂并祭奠严先生。又安排四户人家作为他的后代，供奉祠堂祭祀之事。又作歌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的风范，如山高如水长。” 《宋文鉴》卷七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七十八 宋代吕祖谦编

译记 《重修五代祖茔域记》　韩琦 唐朝镇冀深赵等州节度判官、朝议郎、检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名讳义宾的人，是韩琦的五代祖先。当初，庶子凭借博学和高尚节操，隐晦自己的道德而不出仕。然而镇帅太傅王绍鼎一向知道他的名声，多次以礼征召。庶子不得已出仕，补任节度副记室。王绍鼎去世后，他的儿子太尉常山王景崇继承父亲的镇守职位，更加尊敬礼遇庶子，上奏授予他节度掌书记。那时巢贼侵犯京城，僖宗前往剑南，景崇率领镇帅王处存，联合邻道军队入关进讨，关中因而平定，这些都是庶子谋划的。景崇去世后，他的儿子太师镕继承父亲的职位，府中的事务都向庶子咨询；他用道义结交邻近的镇帅，对内尊崇王室，朝廷很高兴，因此恩典和任命不断及于他。庶子于光启二年八月十四日，在镇府立义坊的私宅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庶子的曾祖父名朏，任沂州司户参军；祖父名沛，任登州录事参军；父亲名全，隐居不仕。从隐居不仕的父亲以上，世代安葬在深州博野蠡吾乡北原。博野如今属于永宁军。庶子于龙纪元年十月十五日，又附葬在祖先坟茔中。夫人崔氏，是棣州司马鲁的长女，妇德母仪俱备，成为世人的典范。夫人于天复二年七月十九日去世，享年八十三岁。同年八月十七日归葬并附葬于庶子墓旁。她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定辞，任镇冀深赵等州观察判官、检校尚书祠部郎中兼侍御史，喜好学习、擅长文章，无所不读。他曾被燕帅刘仁恭聘用，刘仁恭命幕僚马彧作诗赠给祠部，颇为炫耀自己的学问。祠部当即酬答说：“崇霞台上的神仙客，学问辨析如痴龙而才艺最多。盛大的德行正好用银笔来记述，美丽的文辞足以同雪儿的歌声相配。”在座的人都喜爱他的文辞，却不能理解其中意思，马彧大为屈服，事情详载于《北梦琐言》。次子名昌辞，任真定府鼓城县令，是韩琦的高祖。他治理政事有恩惠爱护百姓之心，却不长寿，二十九岁便去世。生有一个儿子，名璆，任广晋府永济县令，是韩琦的曾祖。永济县起初从蠡吾北原迁到鼓城，又与夫人张氏合葬于赵州赞皇县太平乡北马村。先父令公起初葬在永济，后来又与夫人史氏以及韩琦的祖父、太子中允知康州、名构的人和夫人李氏，一同葬于相州安阳县丰安村。自先父去世后，几个儿子年幼而成为孤儿，长大后又只是担任低微官职，奔走四方，所以只能按时祭祀丰安之墓。至于北马、蠡吾的祖坟，家力无法顾及，年代相隔又很遥远，几乎已经不能辨认。嘉祐三年，我韩琦才找到北马的祖坟，重新修整封土、种植树木。今年春天，派儿子忠彦奔赴蠡吾，又在北原找到庶子的坟墓。然而旧墓地的西北角，向北距离唐河只有数里，曾经遭遇连绵大雨和暴涨洪水，水浸逐渐波及庶子的坟墓。又想到祖先神灵已经长久居住在那里，不敢另选墓地。于是于嘉祐八年七月一日，派孝彦先行打开墓圹，从下部用砖填实，上部隔绝积水湿地，便停止施工。衣衾、棺木和葬具都更换成新的。然后填塞墓道、扩大封土，使它成为万世牢固的墓域。至于远祖的各座坟墓，也一律加以修治修葺，砍去荆棘而改种美好的树木，环绕墙垣，并以高大的门楼作标志。事情办妥后，便直截了当地把营缮的始末写下，放入墓圹之中。又再次告诫子孙说：“谨慎保存家谱，心中不忘祖先坟茔，是孝道的大事。只是坟墓和祭祀有所依托，所以把子孙不断绝看作重要之事。”我韩琦自从立志求学以来，每次见到祖先所作的文字以及记述家世的铭志，就知道珍惜并收藏它们。有遗失散佚的，常常专心搜集，从来没有稍微懈怠。随着不断编纂，逐渐完备。祖先所记先人城邑所在地，即使距离今天已经一百多年，也一定设法广泛访求而找到，最终能够不使祖业失传。推及先祖坟茔的八代，终于能够按时祭祀供奉，稍稍慰藉我这个平庸后嗣的心愿。假如家谱不谨慎保存，祖先的文字不能流传，即使有孝敬祖先的心，想查清他们的墓地并恭敬地祭祀，又怎么能够做到呢？后世子孙不能勤勉而懂得这些，那么与世代断绝又有什么不同呢？子孙们应当记住这些话。《定州阅古堂记》　韩琦 庆历八年夏五月，天子认为河朔土地广大、军力雄强，而节制不能专一，如果不选择将帅分别治理并共同安抚百姓，就不可以。于是开始下诏，魏、瀛、镇、定四路都任用儒将，同时兼任本道安抚使。我以不才辱没了这次选任，既然辞让也没有获准，任命到达后便竭尽愚拙来修治职务，只是仍然害怕不能符合皇上交付给我的期望。退下来后，我思考古代名臣的行为轨迹，用来策励自己；又担心自己被繁多事务扰乱，因而不能充分思考。恰逢郡圃中有一座破败的亭子，年久失修，于是扩建成一座堂。建成以后，便搜集前代贤良太守和将领的事迹，其中可以载入图画、成为人的法式的，共六十条，绘在堂的左右墙壁上，并用“阅古”作为堂名。古代其实就像今天一样：古人担任屏翰之臣、接受斧钺之权，能够创成奇异的政绩、建立奇特的功勋，而如今有时却做不到，为什么呢？大概古人对自己的要求一定贤明，对待俸禄一定认为足够、安于所得；如今若拿这样的标准期待政绩成功、功勋建立，不是很困难吗？如果说古人能够做到，我反而不能做到，就应当日日夜夜勉励自己，又怎么会达不到呢？如今我所做的，实在是因为自己的道德修养还不充足，而君主给予的俸禄特别优厚，所承担的责任重大、道路遥远，只担心自己跌倒，所以即使在燕居休息之间，也一定要以古人为鉴来勉励自己。在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时，即使美味佳肴和酒席纷陈，笳声竞相吹奏，四季景色交替呈现在眼前，我正抬头惭愧、低头忧虑，哪里知道享乐是什么呢？稍有进步之后，即使官府文书扰人，想到守卫边疆的责任在自己身上，我本来就能得到正确的方法来处理它。至于头戴幅巾坐着长啸，安恬地度过整日，这就是我的快乐，哪里会有穷尽呢？至于宾客来到这里、僚属来到这里，都不离开座席，好像在阅读旧史，使每个人都知道，治理国家没有什么比教化更重要，用兵没有什么比权谋更可贵，而这些都以忠义为根本。一旦功名建立，不只是自身享受富贵，而且福泽流传到家族；其余下的风范和遗烈，可以绘在旌旗上，传写在史册中，遥隔千万世仍然凛然如同存在，使人都产生敬仰倾慕之意。不把酣歌、优笑当作快乐，而把这些当作快乐，那么对我来说，难道只是使自己受益吗？这将会对别人也有益处。了解我的人，难道会认为我只是喜欢这里明亮干燥、宽敞高爽，因而只是游赏娱乐吗？后来贤能而与我志趣相同的人，一定会爱护、推崇并增修这座堂，应该可以免除毁坏坍塌、涂抹修补的祸患了。《峡州至喜亭记》　欧阳修

译蜀地在五代时是一个僭越称帝的国家，凭借险要地势自我防守，凭借富庶自给自足，舟车的踪迹五十九年不能通达中原。宋朝承受天命，统一天下四方，各地依次平定。太祖改元第三年，才平定蜀地。此后蜀地丝麻和织锦的富庶，供天下人穿用；进贡运输和商旅往来的货物，陆路经秦州、凤州运送，水路沿岷江运输，绵延万里而不断。岷江流来，汇合蜀地众多河流，流出三峡成为荆江；江流曲折回旋，冲击怒涛、冲撞险隘、激起水势，受约束便形成满流，碰到阻碍便形成旋涡。顺流而下的船只，片刻之间就能行驶数百里，来不及回头观看；稍有毫厘差错，不能避开山崖，就会粉碎溃散、漂流沉没，踪迹全无。所以凡是蜀地能够充实内府、从京师转运到各州使用的物资，都由陆路运出；至于多余而不急需的物品，才放入江中运送，简直像把它们丢弃一样。水路的险恶和不可预测，就是如此。夷陵作为州，正当三峡出口，江水出了峡谷才开始漫成平缓的水流，所以船夫到了这里，一定洒酒再拜，互相庆贺自己死里逃生。尚书虞部郎官朱公第二次治理这个州，到任三个月，便在江边渡口建造至喜亭，作为船夫停留的地方，同时记述天下最大的险阻到了这里才开始平缓，借此表达行人的欣喜和庆幸。夷陵本来就是下等州，仓廪供给和俸禄都很微薄，而且偏僻遥远，即使有好的政绩，也不足以形成声誉来资助仕途进取。朱公能够不因地方卑陋而安于现状，他心里又为人们离开忧患而走向快乐平易感到喜悦，正是《诗经》所说的和乐平易的君子。自朱公到来以后，年年多次丰收，凭借百姓的余力，这才有所营建；他惠及来往行人，既为他们提供馆舍，又慰劳他们，行动从不违背时令，百姓也有所依赖。这些都应该记载下来。所以朱公的属吏们共同商议后，嘱托我欧阳修作文。《画舫斋记》　欧阳修 我到滑州三个月，便利用官署东侧的一间屋子，整治成宴饮和私人休息的居所，命名为“画舫斋”。屋子宽一间，深七间，各间用门户相通。凡是进入我的屋子的人，就像进入船中。那温暖房间的深处，便在上面开孔作为采光；那空旷房间的疏朗通达处，就在两旁设置栏杆，作为坐立时的倚靠。凡是在我的斋中仰卧休息，也像仰卧休息在船中。山石高耸险峻，佳花美木种植排列在两檐之外，又像在江流中泛舟；左边山、右边林相互映衬，都很可爱，所以用“舟”来命名。《周易》的卦象涉及履险蹈难时，总说“涉川”。大概船这种东西，是用来渡过险阻困难的，并不是用来安居的。如今我在官署中修治书斋，用来宴饮安居，反而用“舟”来命名，难道不是相悖吗？何况我又曾因获罪被贬，奔走于江湖之间，从汴水截断淮河，浮行于大江，到了巴峡，又转入汉水、沔水，计算水路行程有几万多里。我的羁旅困穷和不幸，使我最终遭遇风浪的恐惧，常常呼号祈求神明来保全片刻的性命，这样的情况有过多次。当我恐惧时，回头看前后，凡是船上的人，不是商人，就是做官的，于是我暗自叹息，认为如果不是贪图利益或者迫不得已，谁肯来到这种地方呢？依靠上天的恩惠，我保全了性命，如今得以除去过去的罪责，在朝廷列任官职，来到这个州，吃着官府的廪食，安稳住在官署中。回想从前，所经历的山川、舟船的危险、蛟龙鼍鱼的出没、波涛的汹涌突变，本来应该在睡梦中惊恐不安；如今却忘记了那些险阻，仍然用“舟”命名我的斋，难道我真的喜欢住在船上吗？然而我听说古代有人逃离尘世、远走江湖，终身不肯返回，他们一定有自己的快乐。如果不是因为贪图险地的利益，或是因有罪而不得已；假如风顺浪平，能够傲然躺在枕席上，一天行驶千里，那么乘船而行，难道不是很快乐吗？只是我实在无暇细说，而画舫是宴饮嬉游的船。姑且用它来命名我的斋，怎么能说不合适呢？我的朋友蔡君谟擅长大字书法，字体颇为奇伟，我将请求他写大字题在楹柱上；又怕他怀疑我给斋命名的原因，所以把这些情况详细告诉他。又因此把这篇文章放在墙壁上。《襄州谷城县夫子庙记》　欧阳修 释奠、释菜，是祭祀中较为简略的礼仪。古代士人拜见老师，用蔬菜作为见面礼，所以刚入学的人一定举行释菜礼来祭祀先师。学校官员在四季举行的祭祀，则都举行释奠礼。释奠有音乐而没有尸；释菜没有音乐，所以更加简略。因此这些礼仪后来消亡了，而如今释奠幸而还存在，但也没有音乐，而且四季也不全部举行，只在春秋办理。典籍记载：“释奠一定配合音乐，国家有变故时才不这样。”意思是各个国家分别祭祀本国的先圣、先师。例如唐虞祭祀伯夷，周祭祀周公，鲁祭祀孔子；本国没有先圣先师的，就一定与邻国合祭。然而自从孔子去世以后，后世学者没有不尊崇他的，所以天下都尊奉他为先圣，后世也没有什么可以替代他。学校废弃很久了，学者不知道应当以谁为老师，又选取孔子弟子中成就最高的颜回来配祀，把他作为先师。隋唐时期，天下州县都建立学校，设置学官和生员，于是释奠礼便被正式写入法令。后来州县学校废弃，但释奠礼因为已经写入法令，因而没有废止。学校虽然废了，没有地方可以跟随学校祭祀，于是都修建孔庙来祭祀。荀卿子说：“仲尼，是一个没有获得权势的圣人。然而假使他获得了权势，就会成为尧、舜那样的人。不幸的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便去世了，只是因为后世学者的缘故，才享受弟子们在春秋两季举行的祭祀。”后世的人没有推究所谓释奠礼的含义，只看见官府为孔子建立祠庙，州县没有不祭祀他，于是认为孔子的尊贵由此更加盛大。更有甚者竟说，孔子活着虽然没有得到官位，死后却有所享受，并以此作为孔子的荣耀；还说这是有德者得到的报偿，即使尧、舜也比不上，真是多么荒谬的言论啊！祭祀的礼仪以迎尸、斟酌鬯酒为隆重，释奠只是进献祭品、直接祭奠罢了，所以说是简略的祭祀。过去还有音乐舞蹈、授予礼器等仪式，如今又废除了，于是连原本简略的礼仪也不完备了。然而古代所谓吉礼、凶礼、乡射、宾燕等礼仪，百姓还能看见的，如今全都废失了；而州县幸而还有社稷、释奠、风雨、雷师等祭祀，百姓还可以从中认识先王的礼器。祭祀所用牺牲、酒、器物、币帛的数量，以及起身、俯身、仰身等仪节，官吏大多不能熟习；到了临事举行时，往往多有不合礼制之处，神色也不庄重，使百姓没有什么可以瞻仰，看到的人几乎要怀疑古礼了。于是有人认为古礼不足以重新使用，若不是尊崇古道、喜好学习的人，就没有谁肯尽心办理。谷城县令狄君栗，到任尚未超过一年，便把文宣王庙迁到县城左侧，扩大正殿，在旁边建造学舍，收藏、置备经书，率领县中的子弟兴办学习；然后考察图籍记载，制作俎豆、笾篚、樽爵、簠簋等礼器若干，与县中百姓一起举行祭祀。

译宋朝兴起，到现在已经八十年了，天下太平无事，才开始修治礼乐、尊崇儒术，以文章来彰显太平的功业。又认为王爵还不足以尊崇孔夫子，于是加上“至圣”的称号来褒扬尊崇他，并讲明、整顿有关礼制，下达到州县；然而有些官吏不能晓谕皇上的旨意，凡是各主管官署文书中没有明确要求的事情，就说是不急迫的。谷城县的政务长期废弛，狄君到那里任职一个月，政绩便已有声誉；他又能遵循国家典章，修治礼制、兴办学校，把那些主管官署没有要求的事情看得很急迫，勤勉不懈，唯恐来不及，可以说是有志之士了。《吉州新学记》　欧阳修 庆历三年秋天，天子开启天章阁，召见八位执政大臣，询问治理天下的要领有几条，在当今应当先实行什么，让他们坐下来写成答案。八个人都震恐失措，俯伏叩头，说这些不是愚臣所能答复的，只要陛下愿意施行，天下就十分幸运。于是诏书屡次下达，劝勉农桑，考核督责官吏，选拔贤能。第二年，便下诏令天下都设立学校，配置学官。此后，即使是海边远地和边塞，以及四方万里之外，也没有不设学校的。唉，真盛大啊！学校是王政的根本。古代政治达到盛盛衰衰的情形，要看学校是兴盛还是废弛。《礼记》说：“国有学，遂有序，党有庠，家有塾。”这是夏、商、周三代极盛时期最完备的制度。宋朝兴起，大概已有八十四年，而天下的学校才得以大规模建立，难道不是盛美的事业必须经过长久时间才达到完备吗？因此诏令下达的那天，臣民欢喜庆幸，奔走办理这件事，以后却以往日未能如此为羞耻。这年十月，吉州的学校建成。吉州原有孔夫子庙，在城西北。如今知州李侯宽到任后，谋划与州人把它迁移并扩建，作为学校校舍。事情刚刚上报请求，诏令已经下达，学校于是就建成了。李侯治理吉州，敏捷而有办法。他兴建学校时，吉州士人各自拿出私钱一百五十万来资助，使用人工累计二万二千工，而人们并不认为劳苦。所用的良材和坚固砖瓦，共计二十二万三千五百件，而人们并不认为太多。学校有正堂、筵席之处、斋舍和讲堂，有藏书阁，有宾客座位，有游息的亭子，严整庄重，宏伟高大，光彩显耀，而人们并不认为奢侈。建成以后，来求学的常有三百多人。我世代居住在吉州，却在朝廷滥竽充数地做官，进不能赞扬天子的盛美，退不能同诸生在其中行揖让之礼。然而我听说，教人的方法以人的本性为根本，通过磨炼、揉治和迁移改变，使人趋向善良；勉励人的功夫勤苦，进入人的内心却要渐进。善于教化的人凭借不倦的勤劳，等待长久缓慢的功效，直到礼让兴起并得到实行，风俗纯厚美好，这才算学校取得成功。如今州县官吏不能长久任职，又不能亲自从事教化，所以李侯的功绩只达到学校建立，还来不及等待它成功。只希望后来的任职者不要废弃、怠慢天子的诏令，不要懈怠而中途停止。将来如果我有幸能够回到故乡荣耀一番，拜访学校门下，将会看见吉州士人都品德高尚、才智明秀，可以担任公卿；询问当地风俗，会发现婚姻、饮食都合乎礼节；进入乡里，会看见长辈和晚辈在各自家中彼此孝敬慈爱；走在郊外，会看见年轻人搀扶羸弱的老人，壮年人替他们挑负重物。在道路上也是如此，那时爱好学习的风气就成功了。若能得到适当的时机，与先生、长者坐在众宾之后，听乡乐的歌唱，饮献酬之酒，用诗歌颂扬天子太平的功业，同时遍览学校的屋舍，追思吟咏李侯留下的恩爱，不也是美事吗？所以学校刚建成时，便把这些话刻在石上，立在廊庑中等待着。《丰乐亭记》　欧阳修 我治理滁州后的第二年，夏天才开始觉得滁州的水甘美，向滁州人询问，得知水源在州城南面一百步近处。水源上面是丰山，高耸而独立；下面是幽深的山谷，深邃地隐藏着。中间有清泉，水势旺盛地向上涌出。俯仰之间，环顾左右，越看越觉得快乐。于是疏通泉水、凿开岩石，开辟土地建成亭子，和滁州人往来游赏其中。滁州在五代干戈纷乱之际，是用兵的地方。过去太祖皇帝曾经率周军在清流山下击败李景的十五万军队，在滁州东门外生擒他的将领皇甫晖、姚凤，于是平定了滁州。我曾经考察这里的山川，查阅有关图志，登高远望清流关，想寻找皇甫晖、姚凤被擒的地方，但当年的老人都已经不在了。大概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自从唐朝失去政权，天下分裂，豪杰纷纷兴起争夺，到处成为敌国的地方，哪里数得清？等到宋朝承受天命，圣人出现，天下统一，从前凭借险阻自恃的地方都被削平消磨，百年之间，只茫然看见山高水清。想询问当年的事情，但遗老已经全都不在了。现在滁州处在长江、淮河之间，舟车商人和四方宾客都不常到这里，百姓看不到外界的事情，安于田地和衣食，以此欢乐地生活、安送死者，又有谁知道皇上的功德，以及休养生息、深厚涵育百年的恩泽呢？我来到这里，喜欢它地处偏僻、政务简少，又喜爱当地风俗安闲。后来在山谷之间发现这眼泉水，便每天和滁州人一起仰望山峰，俯听泉声，采摘幽香的花草，靠近高大的树木。无论风霜冰雪，景物都显得清秀明丽，四季景色没有不可爱的。我又庆幸百姓为年成丰收而快乐，喜欢和我一同游赏。于是我推究这里山川的本源，说明当地风俗的美好，使百姓知道能够安享丰年的快乐，是因为有幸生在太平无事的时代。宣扬皇上的恩德，和百姓共同欢乐，是刺史的职责。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为亭子命名。《醉翁亭记》　欧阳修 滁州四面都是山。西南面的各座山峰，树林和山谷尤其美丽。远望那草木茂盛、幽深秀丽的山，就是琅邪山。沿山路走六七里，渐渐听到潺潺的水声，从两座山峰之间飞泻出来的，就是酿泉。山势回环，路也跟着转弯，有一座亭子像鸟张开翅膀一样高踞在泉水上面的，就是醉翁亭。建亭子的是谁？是山中的和尚智仙。给它命名的是谁？是太守用自己的号来命名。太守和宾客来这里饮酒，喝得很少就醉了，而且年纪又最大，所以给自己取号叫醉翁。醉翁的情趣不在酒上，而在山水之间。欣赏山水的快乐，是从心里领会后寄托在酒中的。至于太阳出来，树林里的雾气散开；云气聚拢，山岩洞穴昏暗，这些明暗变化，就是山间早晚的景色。野花开放，散发幽香；美好的树木枝叶繁茂，形成浓密的阴影；风霜高洁，水清澈而石头显露，这些就是山间四季的景色。早晨前往，傍晚回来，四季景色各不相同，快乐也没有穷尽。至于背负东西的人在路上唱歌，行路的人在树下休息，前面的人呼唤，后面的人应答，老人弯腰行走，孩子由人牵扶，来来往往不断的，是滁州人出游。到溪边捕鱼，溪水深而鱼肥；用酿泉酿酒，泉水香而酒味清冽；山中的野味和野菜，杂乱地摆在面前的，是太守的宴席。

译宴饮尽兴的快乐，不在于音乐；射箭的人射中目标，下棋的人取得胜利，酒杯和酒筹交互错杂，时而起身、时而坐下而喧闹的，是众位宾客的欢乐。面容苍老、头发花白，醉醺醺地倒在众人中间的，是太守醉了。不久夕阳落在山头，人影散乱，太守回去，宾客们跟随他。树林枝叶浓密，鸟叫声上下相应，游人离去后鸟儿便快乐起来。然而鸟儿只知道山林的快乐，却不知道人的快乐；人只知道跟随太守游玩的快乐，却不知道太守以他们的快乐为快乐。醉时能够和大家一起欢乐，醒来能够用文章记述这种快乐的，是太守。太守是谁？是庐陵人欧阳修。《有美堂记》　欧阳修 嘉祐二年，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公出任杭州太守。在他出行时，天子用诗来宠赐他。于是开始建造有美堂，大概是取赐诗第一章的字句来命名，用来作为杭州人的荣耀。然而梅公非常喜爱这座堂，即使离任了也没有忘记。今年他从金陵派人奔赴京师，命令我为它作记；请求了六七次仍不厌倦。我于是为他说道：天下最美的景物和游乐，往往有很多不能兼得。因此，尽览山水、登临之美的人，一定要到宽阔闲静的原野、寂寞的乡野才能得到；观赏人物繁盛华美、夸耀都市雄伟富庶的人，一定要处在四方通达的交通要冲、舟车汇集的地方才满足。前者把心志放在尘俗之外，后者在繁华中愉悦心意，二者各有适意之处，但这种快乐不能兼得。像所谓罗浮、天台、衡岳、庐阜、洞庭的广大，三峡的险峻，号称东南奇伟秀美绝伦的地方，竟都在偏僻低下的小州县和鄙陋的地域，是隐居的士人、困顿忧愁而被放逐的臣子所喜爱的。至于四方汇聚、百物交易、物产繁盛、人口众多，成为一大都会，同时又能兼有山水之美来助益富贵人家的游乐的，只有金陵和钱塘。然而这两个地方都曾在乱世中僭越窃据。等到圣宋承受天命，天下统一，金陵因为最后归服而受到诛罚；如今它的江山虽然还在，但残破的城墙和废弃的遗址、荒烟野草，使经过游览的人没有不徘徊悲伤的。唯独钱塘从五代时就知道尊奉中原，表示臣服；到灭亡时，叩头请求保全性命，不劳烦动用武力。如今钱塘百姓幸运地富足、完整、安定、快乐，又由于风俗习惯于工艺技巧，城邑房屋华丽，大约有十多万家，四面环绕着湖山，左右景物互相映衬；闽地商人、海上商贾，乘着风帆浪船，出入于浩渺江涛、幽深烟云之间，可以说是盛大了。到这里任职的人，必定都是朝廷的公卿大臣，如天子的侍从；又有四方游士作为宾客，所以喜欢占据优胜地势，修建亭台楼阁，共同尽情享受游览的快乐。然而他们在取舍之间，从这里有所得到，必定会在另一处有所遗漏。唯独所谓有美堂，山水登临的美、人物和城邑居处的繁盛，一眼就能全部得到。大概钱塘兼有天下的美景，而这座堂又尽得钱塘之美。梅公非常喜爱而难以忘怀，是理所当然的。梅公是清廉谨慎、喜爱学习的君子，看他所喜爱的事物，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相州昼锦堂记》　欧阳修 做官做到将相，富贵之后回到故乡，这是人情所认为的荣耀，也是古今相同的。士人正处在穷困时，困窘于乡里，普通人和小孩子都可以轻视、欺侮他。比如季子曾因嫂嫂不以礼相待，朱买臣被妻子抛弃；一旦乘坐高车、驾着四匹马，前面有旌旗仪仗引导，后面有骑兵簇拥，道旁的人一个挨一个、肩并着肩、脚印相连，仰望叹息；那些所谓的平庸男子和愚昧妇人，则奔走惊骇，汗流满面，羞愧俯伏，在车尘马足之间悔恨自己的过错。这是一个普通士人当时得志时的情形，意气的盛大，古人把它比作穿锦衣回乡的荣耀。唯独大丞相卫国公不是这样。卫国公是相州人，世代有美好的德行，是当时著名的卿相；从年轻时就考取高等科第，登上显要官职，天下士人听到他的声望、仰望他的余光，已经有很多年了。所谓将相和富贵，都是他平素应当拥有的，并不是像困厄之人那样侥幸在当世得志，出乎平庸男女的意料，借此惊吓炫耀他们。因此，高大的牙旗和大纛不足以成为卫国公的荣耀，桓圭和衮冕不足以成为卫国公的尊贵；只有德泽施及百姓、功劳施于国家，刻在金石上，传播在歌诗中，光耀后世而流传无穷，才是卫国公的志向，也是士人对卫国公的期望，难道只是为了在一时夸耀、在一乡荣耀吗？卫国公在至和年间，曾以武康节度使的身份来治理相州，于是在后园建造昼锦堂，后来又把诗刻在石上留给相州人。诗中说把快意于恩怨、夸耀名誉看作可鄙，大概是不把古人所夸耀的事情当作荣耀，反而以此自我警戒；由此可以看出卫国公怎样看待富贵，他的志向难道是容易估量的吗？所以他能够出入将相之位，勤劳于王室事务，无论平安还是险阻都保持同样的操守；到了面对重大事情、裁决重大议论时，垂下衣带、端正手笏，不改变声色气度，却能使天下处于泰山般安稳的状态，可以说是国家的重臣了。他丰厚的功勋和盛大的功业，足以铭刻在彝鼎上、传播于弦歌中的，是国家的光荣，而不是乡里的荣耀。我虽然没有机会登上卫国公的堂，幸而曾私下诵读他的诗，因卫国公的志向能够实现而高兴，也乐意替天下人传述它，于是写下这篇文章。

译《志古堂记》　尹洙 河南人刘伯寿任新郑县令的第二年，在县署建造了一座堂。建成后，他对我说：“我的公务办完了，就休息。在这时候，从早到晚思考，大概有所感叹。感叹功名不可期待，文章不能流传于后世。我想到古人竭尽力量去做，直到死而后已，于是给这座堂命名为‘志古今’。我赞赏他有这样的志向，便为他写下这篇辞说：‘古人事迹中显著的，如今称为功名；古人言论中显著的，如今称为文章。大概它们的作用是：事迹施惠于当时而利及后世，流传于世，便成为功名；言论纠正当时而作为后世的法则，流传于世，便成为文章。事迹和言论并不以功名、文章为目标，最终却同功名、文章一起流传。后世的人想要功名显著，却忘记了成就功名的原因；想要文章流传，却忘记了成就文章的原因。因此，虽然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却违背正道的人是有的。如果有志于学习古人，应当放下所谓文章、功名，努力寻求古人的道理才对。古人的道理哪里遥远呢？不过是从内心获得罢了。内心不苟且，就可以处理事务；内心没有蒙蔽，就可以树立言论。只有不苟且，才能超越成败而自信地守持操守；只有没有蒙蔽，才能穷究显露和隐微之处而达到事理的极致。能够相信并守持自己的操守，根本在于纯正；能够达到事理的极致，发端于明达。纯正与明达，这就是达到古代圣贤境界的地方。达到最高境界后，文章、功名自然随之而来，却不会把它们据为己有。’伯寿赞赏我的话，把它刻在堂上来警戒自己。” 《沧浪亭记》　苏舜钦 我因获罪被罢职，无处可归，乘一叶小舟南游，寄居在吴中，开始租房居住。当时正值盛夏，天气闷热，土屋都狭窄，不能通风，我想找到高爽空旷的地方舒展心怀，却无法得到。一天经过郡学，向东看去，只见草木郁郁葱葱，高山大水，不像城中景象；沿着水边，在杂花修竹之间找到一条小路。向东走了几百步，有一块废弃的土地，纵横约五六十寻，三面临水。过桥向南，地势更加开阔，旁边没有民居，左右都是相互遮蔽的林木。我向当地老人询问，他们说这是钱氏建国时近亲孙承祐的池馆，地势高低起伏、形势优美，遗留的意趣还在。我喜爱这里，徘徊不去，于是用四万钱买下它。在北岸建了一座亭子，题名沧浪亭。前面是竹子，后面是水；水的北岸又有无穷无尽的竹子。清澈的水流和翠绿的竹干，光影交错映照在轩窗之间，尤其适合与清风明月相伴。我有时划着小船，头戴便帽前往；到了那里，便洒脱地忘记回去，举杯放声高歌，蹲坐着仰天长啸。乡野老人不来，只有鱼鸟与我同乐。身体舒适了，精神就不烦扰；所见没有邪念，便能明白正道。回头想想从前在纷纷扰扰的荣辱场中，每天同细微的利害相互磨擦，隔绝了这种真实的趣味，不也太鄙陋了吗！唉！人本来就是容易受到外物驱使的动物，感情横亘在内心而本性被压伏，必须把精神寄托在外物上，然后才能排遣。寄托久了便沉溺其中，把它当作理所当然；如果不能战胜这种状态并改变它，就会悲伤而无法开朗。唯独做官最容易使人沉溺，古代有才智的贤哲君子，因为一次过失而至于死亡的很多，都是不知道自我战胜的方法。我被废弃以后得到了这个地方，安于空旷冲淡，不与众人一同奔逐；因此重新能够看清内外得失的根源，心中豁然有所得。可笑可怜的是，万古以来的人还不能忘掉自己的寄托之物，我便把这一点用来战胜自己。《待月亭记》　刘牧 春卿刘侯监理兖州军务的第二年，在园池边扩建旧亭，建成新的台基，命名为待月亭。一天，他设酒宴招待宾友，酒过三巡，有位客人长揖行礼，请主人说明待月亭名称的由来。主人回答说：“从前署中有西园，园中有旧亭，过去有人主管它，荒草丛生，鸡栖息在墙间，马拴在楹柱上，有时羊睡在其中，有时士兵住宿。风吹来时，树林的声响才稍微清静；月亮出来时，池中的月光也不满盈。有一天我站在园中，放眼观看，叹息说：‘景物闭塞荒废已经很久了，难道是要向我祈求安泰吗？’于是召集士卒，准备畚箕和筐，运走粪秽，锄除蒿草。第一天，培植竹子和松树，培养美好的木材；第二天，疏浚池塘和泉水，涵养清洁的品德；第三天，利用池中的土筑起台基；第四天，就地取亭子的材料扩大建筑。不役使百姓，不扰累公家，终于完成了这项工程。鲁山高峻，赐给我苍翠的景色；鲁水浩荡，赠给我潺潺的水声。又有周公的居处、仲尼的乡里，圣贤遗迹都绘在墙上，仿佛有神灵暗中来帮助，大家都疑心是造化之神私下把这些美景赐给了这里。亭子因池水而迁建，已经尽到了人的能力；月亮借水面映照，这是取法善类。我现在在这座亭子西南面，向天空望去，空旷达千尺，不种草木，作为月亮降临的地方。” “如果是秋天的傍晚、夏天的夜晚，皎洁的月亮刚刚升起，映入清澈的池水，月影婵娟，水波荡漾，彼此融为一体。好像金属在熔炉中，又像玉圭在磨治。忽然想起湘江的流水，好像洞庭湖的波涛。登上新亭面对这样的景色，发出我们这些人的浩歌，那么待月这个名称难道不是恰当的吗？”主人说完这番话，客人举杯说道：“春卿，我听说士人闲暇宴饮、彼此交谈时，就会谈到仁和义；又听说文治和武功的道理并没有坠落在地上，而是掌握在人身上。贤者所立志的是长远而重大的事情。您如今高举待清月的亭名，就应当礼遇贤能，广交宾友，寻求仁义的学说和文武的作用。对内应当考虑建造明堂、兴办辟雍，实行三代的旧制；对外应当考虑收复河湟、平定蓟地，继承唐、汉过去的疆域。得到任用，就建立事业、成就功名，把光辉垂留在史册；不被任用，就在道上保持诚信，积蓄实际的德行，和那些沉溺宴饮安逸的人游西园、睡北堂相比较，他们形同一心，志向却不同。”主人说：“晋人擅长祈祷，有人讥笑他们只讲楼堂华美；周人举行落成礼，只赞美居室兴建。您用王道来启发我，用功名来勉励我。您的话比古人还高明。请您对刘牧说：‘先生擅长文章，请替我记下今天宾主的言谈以及亭子建成的年月。’” 刘牧当然没有推辞。” 《宋文鉴》卷七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七十九 宋　吕祖谦编

译记 《王沂公祠堂记》　刘敞 齐国、鲁国虽然都被称为重视文学、崇尚礼义的国家，但它们的风俗也随着时代而盛衰。齐桓公小白重视功业、凭借权术，因而弊病多有隐伏；智伯能够使人尊敬尊长、亲爱亲人，到了它衰败时，洙水、泗水之间的长幼相互谦让，这些失误大概已经相距很远了。然而孔子称赞它们说：“齐国一改变，就可以达到鲁国的境界；鲁国一改变，就可以达到圣人之道。”由此说来，如果没有明君、贤师扶助世道、引导百姓，谁能使他们返回根本呢？五代混乱时，儒术断绝。宋朝承受天命将近七十年，天下能够奉养老人、尊敬长者，免除了兵革的忧患，百姓大概也富裕了。然而还没有人能够兴办学校，使教化达到兴盛。自齐鲁之间弦歌诵读之声断绝以来，何况其他地方呢？丞相沂公最初镇守青州时，为齐人建立学校；后来镇守郓州时，又为鲁人建立学校。由此两国的风俗才开始更加知道重视诗书的学业，并安于自己的天性所喜爱之事。年长的老师、久负盛名的儒者，以及老幼子弟，显然都觉得重新看到了三代的美好。礼让日益兴盛，刑罚日益衰减。唉，这是君子的盛大德行和伟大功业啊！这不就是孔子所谓“达到圣人之道”吗？沂公在郓州去世将近二十年，郓州人爱慕他、悲伤思念他，大家都说：“不能让文正的德行不能在世间享有。” 前任太守钱公子飞听说这件事，于是就在学宫旁建造祠堂，以符合士大夫的心愿。钱公离任五年后，祠堂才建成。它的宽多少、长多少、高多少，全部都是钱公平素的规模。召伯的《甘棠》诗说：“不要剪它，不要砍它，这是召伯所休息的树。”这也是诸侯正直的风教吧！我把这些话叙述在石碑上，用来告示后世。又作《登歌》一章，并刻在碑上说：“文德武功都归于周，天命极其盛大。谁辅佐它成就？是周公和太公。周公任太宰，太公为尚父。谦让他们伟大的美德，恩惠施于齐鲁。正是这齐鲁之地，承继圣贤的事业。尊崇德行，喜爱大道，四方都来归服。如果不振作、不争强，就没有法则、没有安定。周朝之后道术昏暗而重新光明，在于我文正公。辅佐天子，作为诸侯的老师。在外治理政事，使百姓不迷失。于是设置学校，于是敦促学习诗书。齐鲁恭敬整齐，好像周朝初年。周公、太公的职位，文正公继承了；周公、太公的治理，文正公实行了。周朝延续千年，实在是二公使它做到的。文正公的功业，后世也将有人相似地继承。”徂徕山的松树，新甫山的柏树。我建造这座堂，把这些话告知后世，永远不厌弃。” 《东平乐交池亭记》　刘敞 古代诸侯即使十分俭陋，也一定有苑囿、车马、钟鼓之类的喜好，有台、池、鸟兽、鱼鳖之类的快乐，然后才能治理国家。这并不是因为贪图享乐、崇尚不急迫的事情，而是用来联络士大夫、交接宾客、亲近贤者，并与官吏百姓共同享乐。《蟋蟀》《山枢》《车邻》《驷铁》《有駜》等诗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不这样做而一味拘谨俭约，是墨家的主张。不在礼乐上奢侈，不在礼数制度上铺张，说‘供养自己和别人，满足了就停止’，也太贫瘠了。东平大概是古代建立的国家，又有州牧、连率的政务，如今地位很重要。它的地域方圆千里，四境所到之处，南面是梁，东面是鲁，北面是齐。这三国都是大国。土地肥沃平坦，百姓乐于享受生活，君子喜好礼仪，小人从事农业；当地风俗习惯于周公、仲尼遗留下来的风气和教化，可以用诗书来训导，却不能用朱笔墨迹的文书来欺诈。用朱墨文书欺诈，实在鄙陋。郓州过去有一座靠城的园林，废弃大概很久了，士大夫没有游玩的地方，四方宾客、贤者没有观览的地方，官吏百姓没有娱乐的地方，几乎失去了《车邻》《驷铁》《有駜》的美好，更何况连《蟋蟀》《山枢》那种简陋的意味也没有了。” 我认为这不符合敦促学习诗书、节制礼乐的本意。于是凭借旧址建造新的园亭，修筑它、开凿它、扩展它、营造它、开辟它。园中有堂、台、池、榭、坞、亭、馆；有南门、北门。堂名为燕誉，台名为陈鳌，池名为芹藻，榭名为博野，坞名为梧竹，亭名为玩芳，馆名为乐游。南门名为舞咏，北门名为熙春。给它们制定名称，有的取义于礼，有的因事而命名，有的寄托于物，有的用来说明志向，合起来命名这片地方为乐交，意思是与上下共同欢乐。园中登记的草木有：松、栝、槐、柏、榆、柳、李、梅、桃、梨、枣、栗、梬、柿、石榴、林檎、木瓜、樱桃、葡萄；还有泰山的竹子、汶丘的篠竹、峄阳的梧桐、雍门的荻、蒲圃的楸、孔林的楷树。香草奇药，同类而名称不同的也有。洛阳的牡丹，吴地的芍药、芙蓉、菱、芡、兰、菊、荇、莼，能够观赏和食用的很多。孟子说：‘贤者然后能够享受这些，若不是贤者，即使有这些也不会快乐。’我难道敢自称贤者吗？或者也差不多可以吧。后世必定有人追究、列举我的过错。我请求用这些话来为自己辩解。《先秦古器记》　刘敞 先秦古器共有十一件，制作精巧，有款识，都是蝌蚪文，即使古文字学者也不能完全通晓。拿其他书来参照，才十件中能读懂五六件。根据其中可以知道的内容考察它们的时代，有的出于周文王、周武王时期，到现在大概已经二千多年了。唉！三王的事业，万分之一也没有保存下来，诗书所记载的圣王所建立的制度，其中有值得长久叹息的地方。难道只是古器如此吗？兑的戈、和的弓、离磬、崇鼎，三代相传把它们当作珍宝，并不是依赖它们的实用价值，也只是因为它们属于上古之物罢了。孔子说：‘多看见事物并记住它们，这是求知的次一等方法。’世上的事物不可能全被掩盖，怎么知道天下没有能够全部辨识它们的人呢？于是让工匠摹写它们的文字，刻在石上，又一并画出它们的形状，等待好古而博雅的君子。要彻底理解其中的意义，还要靠礼学家说明制度，小学家校正文字，谱牒家编排世系和谥号，这样才可能全部弄清楚。《澶州顿丘县重修县治记》　江休复

译君王在浚州、澶州修筑作为北门的重重外城，洪河水势浑浊浩荡，筑成高大的堤防，扼守重要渡口，修堤由徭役兴办，是各项事务中最大的。景德元年，皇帝亲自驾临战车，翠华仪仗早晨到达，敌军骑兵连夜逃奔；议和之后终于欢庆，往来的使者繁多，宾客供给的礼数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总括这两项工程，郡守、县令都负有职责。朝廷殿试考核官吏的成绩最多，也把这两件事列为首要。至于米盐、文牒、诉讼，细微而详尽的事务全都集中到县政中，那么做县令的就更加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忙于办理，来不及顾及其他，只有我的从叔仲达能够推行这些事务，并且做得宽裕妥当。况且太平日久，法网逐渐严密，监司掌握权柄，下属不能有所动摇；官吏也习惯于援引文书推诿事务，没有能力往来办理，沉溺于职务之中，不能振作自己。官署日渐破败，寝堂、厅事以至破漏得不能居住，却没有人敢动手修整一下，其他方面也就可想而知了。仲达在这里做县令，将近一年，职务修明，事情办成，回头说道：‘古人说，堂上不扫除粪土，田野的杂草就不会被除掉，难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此前黄河在商胡口决口，因而废弃观城县，河水流入这里；仲达赶紧向上级请求，取用观城县旧官署的木材来营建县治。从孔子庙到厅事，下面直到监狱，有的是新建，有的是因旧修缮，共建造了若干门、墙、垣、墉、瓦和茅屋，使用了若干工。” 从开始施工到落成，共计若干天。上级不认为过分，下级不认为烦扰，工程按计划完成，事务由余力承担。君子认为，这项工程不只是改变了环境，使房屋高爽而避开干燥潮湿，也足以由此观察政绩。后来接替这个职位、登上这座堂的人，可以知道这次改建的由来，希望能够继续修缮，使它不要毁坏。《万安渡石桥记》　蔡襄 泉州万安渡石桥开始建造于皇祐五年四月庚寅日，到嘉祐四年二月辛未日完工。把桥墩根基累筑在深水中，分开水流，形成四十七道桥孔，桥梁腾空，供人通行。桥长三千六百尺，宽一丈五尺，桥两侧设置扶栏，长度与桥相同，左右各一列。耗费金钱一千四百万，都是向施舍者募求而来。渡口实际上横跨大海，人们舍弃舟船而徒步过桥，把危险变为安全，百姓没有不从中受益的。负责此事的有卢锡、王寔、许忠、僧人义波、宗善等十五人。桥建成后，太守莆阳蔡襄为此高兴，聚集官员和民众饮酒庆祝落成。第二年秋天，我被召回京城，途中经过这里，因而记述工程始末，刻在桥岸左侧。《谏院题名记》　司马光 古代谏诤没有专门的官职，从公卿大夫直到工商业者，没有谁不能进谏。汉朝兴起以后，才开始设置谏官。天下的政事、四海百姓的得失利弊，都集中到一个官职，让他来进言，这个职务的责任也很重大。担任这个官职的人，应当顾念大事，舍弃小事；先处理紧急的，后处理缓慢的；专心谋求国家利益，不替自身打算。那些急切追求名声的人，同急切追求利益的人一样，他们之间相差得有多远呢？天禧初年，真宗下诏设置谏官六员，责成他们履行职责。庆历年间，钱君开始把谏官姓名写在木版上。我担心时间久了会模糊消失，于嘉祐八年把它刻在石上。后代的人将逐一指着这些名字议论说：‘某人忠诚，某人奸诈；某人正直，某人邪曲。’唉，怎么能不害怕呢！《独乐园记》　司马光 孟子说：‘独自以音乐为乐，不如和别人一起以音乐为乐；和少数人一起以音乐为乐，不如和众人一起以音乐为乐。这是王公大人的快乐，不是贫贱之人所能达到的。’孔子说：‘吃粗粮，喝清水，弯曲手臂当枕头，快乐也在其中。’颜子只有一箪饭、一瓢水，却不改变他的快乐。这是圣贤的快乐，不是愚昧之人所能达到的。至于鹪鹩在树林筑巢，不过占有一根树枝；偃鼠到河中饮水，不过喝满肚子。各自尽自己的本分而安于其中，这就是迂叟的快乐。熙宁四年，迂叟开始在洛阳置办家业；熙宁六年，在尊贤坊北阙买田二十亩，作为园林。园中建有一座堂，聚集书籍超过五千卷，命名为读书堂。堂南有一间屋子，引水向北流，穿过屋下，中间挖成水池，长宽深各三尺。疏导水流分成五道，注入池中，形状像虎爪。水从北面伏流出来，越过北阶，悬流注入庭下，形状像象鼻。从这里分成两条水渠，环绕庭院四角，在西北汇合流出，命名为弄水轩。堂北面是水池，中央有小岛，岛上种竹，周长三丈，形状像玉玦。把竹梢编结起来，像渔人的草庐，命名为钓鱼庵。水池北面横着六间屋子，加厚墙壁和屋顶，用来抵御烈日。开门向东，南北排列轩窗来引入凉风。屋前屋后多种美竹，作为清凉避暑的地方，命名为种竹斋。水池东面整理土地，成为一百二十畦，杂种草药，辨明它们的名称和形状，挂牌标示。畦北种竹，方形小径纵横如棋盘，弯曲竹梢互相遮掩，形成屋顶。竹子种在它前面，夹道排列，像步廊，全都用藤蔓和药草覆盖。四周种树木、药草作为篱笆屏障，命名为采药圃。园圃南面有六栏，芍药、牡丹和各种杂花各占两栏，每个品种只种两株，记下它们的名称和形状罢了，并不求多。栏北有亭，命名为浇花亭。洛阳城离山不远，但树林茂密，常常苦于看不见山，于是在园中筑台并在台上建屋，用来远望万安、轘辕直到太室山，命名为见山台。迂叟平日多在堂中读书，对上以圣人为老师，对下以群贤为朋友，探究仁义的根源，探索礼乐的源流，从事物尚未有形之前直到四方无穷之外，事物的道理全都汇集在眼前。他所忧虑的，只是学问尚未达到极致；除此以外，又何必向别人求取、向外物等待呢？志意疲倦、身体劳累时，就投竿捕鱼，挽起衣袖采药，开渠灌花，拿斧劈竹，洗去暑热，临高远望，自由自在地徘徊游荡，只随心意所适。明月按时到来，清风自然吹拂；行动没有牵累，停下没有阻碍，耳目和身心全都归自己所有，独自行走而自得，舒展开朗而自在，竟不知道天地之间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快乐可以替代这种快乐呢？于是把这些地方合起来命名为《独乐园》。有人责怪迂叟说：‘我听说君子的快乐，一定要同别人共同享有。如今您只使自己得到满足，却不让别人一起享有，这可以吗？’迂叟道歉说：‘我愚昧，哪里能同君子相比？自己享乐还担心不足，哪里能让别人也享有？况且我所喜爱的，是浅薄、简陋、鄙野的东西，都是世人所舍弃的。即使推给别人，别人还不肯接受，难道能强迫他们吗？如果一定有人愿意同我享受这种快乐，我就拜谢着把它献给他，哪里敢专自占有呢！’ 《信州兴造记》　王安石

译晋陵人张公治理信州的第二年，是皇祐二年。奸猾强横者倚仗权势欺凌柔弱者，隐藏屈抑的得到伸张；政务大为推行之后，百姓得以安宁休息。夏六月乙亥日，发生大水。张公把囚犯迁到高处的监狱，命令所有差役戒备，不要共同受到通常的刑罚。夜漏过半，洪水冲破城墙，淹没官府、寺院和百姓住宅。张公奔到谯门，坐在门下，命令官吏士卒用木筏救取百姓；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残疾老人以及迁来的囚犯，全都得以不死。丙子日，洪水退落。张公和宾佐巡视各处，估量受灾情况，发符文调集富民中没有被洪水淹到的人，共七百八十户；又收取佛寺积存的木材一千一百三十二件。仍然不足，于是此前张公曾命令拿出粮食来帮助修材费用、救济贫民的三十三人，自己说：‘新粮已经收获，救济可以停止了，愿意把粮食折价捐出，用来帮助修材费用。’于是招募人手，在洪水侵入处修筑城墙；修补州府的缺口，修治监军的住宅、司理的监狱；在州城西北高亢干爽的空地上营建房屋，安置驻守的军队。拆除旧营地，按时训练士兵学习刺击、砍伐、坐、起等军法，这些从前都没有。建造驿站，名为饶阳；建造住宅，名为回车；在南门外筑两座亭，左边叫仁，右边叫智，都是山水形势所依附的地方。在两亭之间架设四十二只船作为浮桥，以便车辆和行人通行。又在州门左边筑一座亭，名为寔月吉，用来接待宾客。共修筑城墙九千尺，建造房屋八座，以柱数计算共有五百五十二间。从七月甲午日到九月丙戌日结束，共五十二天，役夫一万一千四百二十五人。中等人家以下的百姓看见城郭、房屋完整，却不知道材料从哪里来；看见役夫聚集和散去，却看不见劳役怎样影响自己。凡是旧有的设施，必定补足它所缺少的，如今才重新具备。张公这样救灾补败的政绩，比世上的官吏高明得多。如今州县的灾害接连不断，百姓本来还没有被灾害困苦，却又有治理灾害的政令发出；施舍不合宜，征取不适当，元凶和长期横行的豪强乘机欺凌百姓，百姓这才开始受苦。官吏却开始傲慢自得，百姓互相诽谤、嘲笑他们，而官吏自己还不知道。官吏却不懂得治理政事，使百姓更加困苦的事情，大多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为百姓悲哀、为官吏不学习而怜悯的原因。由此说来，做张公的百姓，不幸遇到灾害而受到损害，大概也可以少一些遗憾吧。《扬州龙兴十方讲院记》　王安石 我年轻时客居游历金陵，和尚慧礼跟随我交游。后来我在淮南任职，慧礼得到龙兴寺的佛舍，便每天和他的弟子讲说他老师的学说。我曾经外出经过那里，看见低矮的屋子有几十根椽子，屋顶破漏，旁边的墙也穿破了。我从侧面出去查看，后面荆棘丛生，高过人头，连墙头都看不见。慧礼指着那里对我说：“我将除掉这些荆棘，在这里建造寺院。即使建成，也不是为了私自占有它；以后一定要寻找当时能够推行我道法的人，把它交给他。希望您写篇文章留给后人，使他们不能把它据为私有。”当时，慧礼正靠乞讨饮食来度日，看他的居处空空荡荡，我特意开玩笑说：“姑且建成它吧，我写篇记并不难。”过了四年，慧礼来告诉我：“从前想建的寺院，共有一百二十楹，依靠州人蒋氏的力量，现在已经全都建成了，何不写篇记述呢？”唉，他是多么能干啊！慧礼这个人，我是了解的：品行谨慎纯洁，学识广博而才思敏捷，最终又能做到不把寺院据为己有，所以建成它自然不难。世人既然说佛能够用祸福之说使天下人倾心，因此他的降志屈身达到这种程度，并不是毫无缘故。大概佛门中有才干的人，也有不少能够感动世人的。如今那些穿戴衣冠而求学的人，必定说自己出自孔氏。孔氏的道容易实行，并不需要像他们那样劳苦身体、困窘形貌、背离本性而禁绝欲望。然而，士人中品行足以成为一乡表率、才干足以胜任一官的人，常常很少；而和尚的寺庙遍布四海，那么他们所谓的才干，难道只有慧礼一人吗？凭借他们这样的才干，走佛门这条道路，避开最艰难的事情而取得很容易得到的结果，他们能够成功也就理所当然了。唉！有些东西在这里失去了，却在那里得到了，大概是有原因的吧。《桂州新城记》 王安石 侬智高反叛南方，出入十二州；十二州的守吏，有的死了，有的没有死，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守住自己的州，这难道是他们的才干都不够吗？大概是因为城郭没有设置，兵甲没有戒备，即使有智谋勇力，也仍然不能抵挡一天之内发生的变故。只是天子也认为应当承担罪责的不只是地方官吏，所以特意推恩褒奖那些为节义而死的人，全部宽免他们失职的罪过；于是又推举选拔士大夫所评论的能干之人，交给他们负责经略，而如今尚书工部侍郎余公正任广西经略。盗寇平定的第二年，蛮越地区恢复和平，于是大规模修筑桂州城。所用木材、砖瓦、石料，按件数计算，达到四百多万；所用人工，按工数计算，达到二十多万。凡是守城所需的器具，没有一样不是有所需求便供应齐全的。从至和元年八月开始动工，到至和二年六月完工。这样一项工程，规模确实很大。大概余公取得民众信任已经很久了；所花费的钱，是想用来保卫他们的财产，所付出的劳力，是想让他们的力量得到休息。因此，虽然有这样大的花费和劳役，人们却没有谁认为辛苦。古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礼义一旦丧失，夷狄就会横行而窥伺中原。当时中原并不是没有城郭，最终却因逐渐衰败、毁坏坍塌，防备消失而无法挽救。既然如此，城郭是先王所设置的，却不是用来依靠它保存国家的根本。等到人们叹息着醒悟，振兴旧有政事时，对于修筑城郭，又曾经不敢把它放在后面。大概有祸患才谋划，却没有防守的器具；有了器具而去守卫，却没有合适的人；有了合适的人而治理，却没有相应的方法。能够长久保存而不败亡的，我还从未听说过。因此，文王兴起时，遇到四夷的祸患，便在北方修筑城池，任用南仲；宣王兴起时，遇到诸侯的祸患，便在东方修筑城池，任用仲山甫。这两位大臣的德行，▯于他们的君主；对于治国的根本和末节，以及事情的先后次序，可以说是明白了。用悄悄勤劳的忧虑来谋划，用赫赫有名的声威来发动；以恭敬谨慎的劳苦承接，又以光明显著的功业延续。最终能够驱逐夷狄、使中原得到完全安定，大概正是由于他们的君臣关系如此，并且守卫的器具也完备。如今余公也凭借文武才干，正值明天子承平日久、想要弥补弊病、恢复废弛政务之时，镇守安抚一方，修筑防御来保护百姓。他如今的辛劳，大概与周代的南仲、仲山甫相等。理应为此作记，所以他的属吏们共同商议，来取我的文章，将把它镌刻在城角，用来告诉后世的人。《张尚书画像记》 苏洵

译至和元年秋天，蜀地人传言有盗寇将到边境，边军夜间惊呼，田野中没有居民，妖言四处流传，京城震动惊恐，朝廷正在下令选任统帅。天子说：“不要养成祸乱，不要助长变故。众人的议论纷纷而起，但我的意志自有决定。外面的叛乱没有发生，变故却将从内部兴起；既不能只用文告号令，也不能只凭武力争胜。只有我身边的一两位大臣，谁能处置在文治与武力之间的这种局面？命他前去安抚我的军队。”于是说：“张方平就是这样的人。”天子说：“对。”张公以双亲为由推辞，天子不准，于是动身。冬天十一月到达蜀地，到达当天便让驻屯军返回，撤除守备，并派人告诉郡县：“盗寇如果来，由我承担，不要让你们劳苦。”第二年正月初一早晨，蜀地人像往常一样互相庆贺，于是平安无事。又过了一年正月，百姓互相告知，要把张公的画像留在净众寺，张公无法禁止。眉阳人苏洵对众人说：“尚未发生动乱时，容易治理；已经发生动乱，也容易治理。有动乱的萌芽，却还没有动乱的形势，这叫作将要动乱。将要动乱时最难治理，不能因为似乎有动乱便急躁，也不能因为尚无动乱便松弛。唯有至和元年秋天，情势就像器物倾斜，尚未坠地；只有你们张公安坐在它旁边，脸色不变，慢慢起身把它扶正，扶正之后从容退下，脸上没有自矜的神色。替天子牧养小民而不知疲倦的，只有你们张公啊。正因为有他，百姓才能生存；他就是你们的父母。”张公还曾对我说：“百姓没有固定不变的本性，只看上位者怎样对待他们。人人都说蜀人多变，于是用对待盗贼的心态对待他们，用惩办盗贼的法律约束他们；百姓双脚并拢、屏住呼吸生活，却又用刑具和斧钺来命令他们，于是百姓开始忍心拿自己那供养父母妻子、赖以生存的身体，抛弃给盗贼，所以常常发生大乱。”用礼义约束他们，用法律驱使他们，只有蜀人容易做到；至于逼迫过急而发生变乱，即使齐、鲁之人也会这样。我用对待齐、鲁人的方式对待蜀人，蜀人也把自己当作齐、鲁人来对待。至于在法律之外任意妄为，用威势劫持普通百姓，我不忍心这样做。唉！像张公这样深切爱护蜀人、厚待蜀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众人都拜了两拜，叩头说：“对。”苏洵又说：“张公的恩德在你们心中，你们死后还会留在子孙心中；他的功业在史官笔下，本来不必依靠画像来保存。况且张公本人不愿意这样做，怎么办呢？”众人都说：“张公又何必管这件事呢？”即便如此，我们心中仍有不能释怀的地方。平日里听到一件善行，一定会询问那人的姓名、乡里，甚至长相高矮胖瘦、美丑等情况，严重时还会追问他一生的嗜好，以便想象他的为人；史官也把这些写入传记，本意是让天下人心中思念他。既然留存在眼前，就能留存在心中；留存在眼前，正是使人心中思念他的缘故。由此看来，画像也不是毫无帮助。” 苏洵无从反驳，便答应下来，为他作了这篇记。张公是南京人，为人慷慨，有大节操，器量气度雄视天下。天下的大事，都可以交给张公办理。于是作诗说：天子登位，岁在甲午。西方人传言有盗寇，边庭上有武臣，谋士多得像云一样。天子说：“啊！任命我的张公。”张公从东方来，旗帜舒展飘扬。西方人聚集在街巷道路上观看，说张公威严盛大。张公从容而来。张公对西方人说：“安定你们的家庭，不要敢于传播任何讹言。讹言是不祥的；往后就是你们长久的春天，你们可以修整桑树，到了秋天清理场地。”西方人叩头说：“您是我们的父兄！”张公在西部园囿，草木茂盛。张公宴请属官，鼓声深沉有力。西方人前来观看，祝愿张公长寿万年。有美丽的女子，闺房安闲；有呀呀学语的孩子，也已经能够说话。从前张公没有来时，曾以为女儿会被抛弃。禾黍茂盛，仓廪高大。唉，我们妇女孩子，享受这丰收之年。张公在朝廷，是天子的股肱。天子说：“回来！”张公怎敢不奉诏。于是建造庄严的大堂，有廊庑，有庭院。张公的画像安置在堂中，穿着朝服，戴着冠，系着缨。西方人互相告诫，不敢放纵荒怠。张公回到京师，张公的画像仍在堂中。《木山记》 苏洵 树木生长，有的长出枝蘖便夭折，有的长到两手合抱便早死。幸运地长到可以用作栋梁，却又会被砍伐；不幸被大风拔起、被洪水漂流，有的折断，有的腐烂。幸运地没有折断腐烂，又会被人当作木材，于是遭受斧斤砍伐。最幸运的树木，沉没在急流泥沙之间，不知经过了几百年；经过水流冲击、射击和啃蚀之后，偶然隐约显出山的形状，就被好事者取走，强行加工成山形，这才可以脱离泥沙，远离斧斤。可是荒江水边像这样的木山有多少，未被好事者发现、反而被樵夫野人当作柴薪的，又哪里数得清呢？这样看来，即使在最幸运的树木中，也还有不幸的。我家有三座木山，我常常想到它们，就担心其中也许有某种命数。它们长出枝蘖而没有夭折，长到合抱而没有早死，可以用作栋梁却没有被砍伐，被风拔起、被水漂流却没有折断腐烂，没有折断腐烂却没有被人当作木材而遭受斧斤，流出急沙之间又没有被樵夫野人砍去当柴，后来才得以到达这里，这其中的道理似乎并非偶然。然而我爱它们，不只是爱它们像山，还另有感触；不只是爱它们，还对它们有所敬意。我看见中峰高大雄伟，蹲踞放纵，意气端正庄重，仿佛有足以使旁边两峰折服的力量。两峰庄严严整而陡峭削立，令人凛然不敢侵犯；虽然形势上服从于中峰，却高耸峻拔，绝没有阿谀依附的意思。唉，这难道不值得敬重吗？这难道不值得有所感慨吗！《吴郡州学六经阁记》 张伯玉 六经阁中，诸子百家的书都收藏在那里；题名不写“尊经”，并不是说不尊重经书。吴郡州学起初由高平范公整治经营，到如今尚书富郎中任职十年、八次更换政务之后，学校才大体建成。成年之时，六经阁又建起来了。此前书籍只是草创，来不及完整整理；后来放在后廊，地面潮湿污秽，天一黑便逐渐散失脱落，观看的人感到悲伤，这并不是古人收藏书籍、面对六经礼拜的本意。到这时，富公才和吴县、长洲两位县令，用学校原有的余钱租地，在公堂南面购买材料，临近泮池建起层层屋宇。从夏六月乙酉日开工，到秋八月甲申日停工，共十七旬。计工一千二百，建成十六楹、六栋，三架、八道霤、三百八十四根桷，二扇门、六扇窗。梯、衡、楶、棁、泥墙、砖瓦等，也都按此配备。祈求它长久，所以结构爽朗而不低矮；取法于正道，所以有文采而不浮华。经书向南，史书向西，子部、集部向东。用油帛写好标识，用油黄纸张悬挂题签。排列整齐，像蛟龙的鳞片；华美如日月运行在纲纪之中，无法混乱。天地的极致、帝王的高道、百姓生活的纲纪，都集中在这里了。古代圣人设置教化，知道华夏地域极其广大、人口极其众多，不能靠个人亲自一一教诲。

译所以教化要有方法，导引要有源流：先依据学校的风气和儒师的学说，从国都开始，推广到乡里，直到家庭，没有地方没有学校。用文物制度使人显赫，用声名教化使人振作，先用警策来震动他们的耳目，然后使他们的心灵清明而受到启发。因此学习起来容易，获得的道理深厚；教化不必严厉便能成功，治理不必烦扰便能有序。驱使百姓进入善的领域，使他们安闲柔顺，让他们自己获得道理。万世以后，能够尊崇并遵守三王四代法度的人，没有别的原因，正是教化的本末逐步浸润所致。既然如此，观看这座阁的人，知道六经存在，就知道圣人之道存在；知道圣人之道存在，就知道朝廷的教化存在；知道朝廷的教化存在，向往正道的心就会增长。一天，礼义的恩泽流传到外面，弦歌诵读的声音传入内心；作恶便无从开始，行善便有所归依。即使不想迁善远罪，也会被纳入大和之中而不能自拔。康公的诗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来这里游览，来这里歌唱。”子思子的学说说，这些道理都布列在典籍之中。只要有贤人存在，政治就能兴举。所有君子若依循这条道路来使百姓生活，彰明皇极、整饬常伦，除了这里还能到哪里去呢？难道不应当尽心尽力吗？诸位儒者说，伯玉曾经在此州任职，游学日久，应该把这篇文章刻在乐石上，希望长久流传而不要被忽略。《分宁县云峰院记》 曾巩 分宁人勤劳谋生而吝啬，施舍微薄，重义却喜欢争斗，这是当地的风俗。从府城到县城五百里，县城处在山谷的尽头。当地人专心从事农桑事务，通常一家几口只留一个人守家送饭，其余人全都在田里。田地有高有低，有瘠有肥，随其所宜混种五谷，没有荒废的土地。妇女养蚕织布从不懈怠；茶、盐、蜜、纸、竹、箭材、苇等货物，无论大小，都竭尽自身力量加工制作，他们勤劳到这种程度。富户拥有千亩连片田地，粮仓充实，钱财收藏多年也不动用；然而看见捐出一文钱可以换来别人的死亡，宁愿让人死去也不肯捐钱，他们在施舍方面又怎样呢？他们看待彼此之间的利害，连一粒稊米那么小的事情也不能相让。父母、兄弟、夫妻彼此离弃，如同棋子分开；对亲属尚且如此，对义理的厚薄也就可知了。长幼族人坐在乡里互相讲论，稍微违背法律意旨便互相告发；结党营私，捏造事实，勾连关节来扰乱视听；严重的还刻削金木制作印章，摹写文书交给官吏，站在县衙门前，变诈伪造一天多过一天。即使遭受鞭打、扑责、流徙、死刑接连而来，也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他们喜欢争讼，难道是其他州县可以相比的吗？百姓虽然勤劳，却全都如此，逐渐浸染入骨髓，所以贤明的县令、县长、佐吏接连不断，却常常以难以治理、教化使之改变为忧。云峰院在县城最西边，没有户籍图册可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建立。景德三年，县中僧人道常整治并扩建这座院落。门窗幽静深邃，殿堂寝室高大整齐；供客人居住的房舍、斋房、厨房、仓库，分列在两旁；佛寺所用的铙、鼓、木鱼、螺、钟、磬等成套器物，各种用具都齐备。我听说道常气质伟岸，虽然考察他的学问和归宿还不能说完全符合义理，但经营生计的事情并不荒废，他的勤劳也符合当地风俗。他一有余财就立即散发出去，不为一点一滴的积蓄而吝惜；喜爱淡泊、没有牵累，看起来又似乎能够胜过当地人吝啬、吝施而喜好争斗的心性，这一点是可以称道的。有人说：假如这个人不沉溺于自己所学，而他的归宿完全合乎义理，那么在县中人里出类拔萃的，难道一定是道常吗？我不敢断定。庆历三年九月，他和弟子商议说：“我当初除去蓬蒿荆棘来整治这座院子，没想到竟能建成这样。如今我老了，恐怕默默无闻地消失，不能留给后来的人；我们共同谋划，把文字写好，买石刻下，使它永远和这座院子一起流传，难道不可以吗？”众人都说可以，于是推举弟子子思来请我作记。我于是前来，没有推辞，申述其中值得称道的地方，赞美嘉许道常，并让人刻下以示县中百姓，希望对他们有所激发。《仙都观三门记》 曾巩 建造门，本来只是为了预先防备而已。然而天子、诸侯、大夫各有制度，超过制度就会受到讥议。这一点见于《易》《礼记》《春秋》：旁设三门，每门三条道路，只有王城才这样。老子的教法流行天下，它的宫观有的与天子的宫殿相当，甚至超过；它的门也设置三重。预先防备的意义，大概本来出于《易》；至于超过制度，便是懂礼的人不能不削减、懂《春秋》的人不能不叹息的事了。它的制度繁盛到这种程度，真是太过分了！建昌军南城县麻姑山的仙都观，世代传说麻姑在这里成仙离去，所以立祠供奉她。距县城六七里，从绝岭攀登而上到达那里，地势却反而平坦宽阔，土地肥沃，可以建屋，可以耕种；收获比其他土地多一倍，不受水旱灾害。我的确曾经看见这里，感叹说：难道是上天留下此地，用来使众人安居并获得食物，好让世上那些安乐舒适地前来的人络绎不绝吗？不然的话，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呢？既然如此，它的制度如此繁盛，难道不是人力造成的吗？田产收入既然丰饶，宫观也就随之扩建得奢侈了。庆历六年，观主道士凌齐曅察看房舍，发现没有一处不修整，唯独大门低矮，便说：“这不足以配称我们的道法和力量。”于是把门扩大。建成以后，托我作记。我和凌齐曅是同乡，也不能推辞。唉，作为同乡而替他作记，是人之常情；但我用《礼》和《春秋》的义理来告诫天下的公义，也不会因为个人情谊而改变天下的公义。凌齐曅拿到我的文章，难道不是得到他所想要的吗？难道不会把我的话看作对自己的勉励吗？《宋文鉴》卷七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八十 宋代吕祖谦编

译记 《兜率院记》 曾巩 古代治理国家有恒常的道理，百姓也有恒常的事业。至于剃除头发，禁止、抛弃冠帽、环佩、腰带和皮衣，不亲自操持锄、耒、机、盎以及其他器械、水土之事，到了应当按时经营的时候，全都不亲自去做；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各自应尽的本分，也全都不履行，却说他们的教法能够替人招致祸福。拿这些事去询问圣人，没有这样的说法。它起初从汉魏时期流传开来，挟持这种言论的人逐渐向四处传播，到如今尤其盛行。方圆百里的县，做这种人的弟子者少则几千，多则达到一万以上。宫观房舍有一百多处，大多高墙深屋，穿华丽衣服，吃精美食物，车马华饰之盛，连封君也比不上。古代方圆百里的封国只有一个封君，然而他的财力几乎也不容易充足。如今地方方圆百里，超过封君的宫观和僧人多达几百上千，他们飞扬奇巧、搜括财货，使百姓困苦；百姓往往疲惫伸懒腰，成为道路中的瘦弱之人。凭这样的情形，治理、教化、诚信、谦让怎么能够实行呢？天下都这样，大概有多少宫观、多少僧人呢？有关部门常常把各种货物的利益管得很严，细小得像蓬草芒刺，也一点不肯漏失，忙碌不堪地操劳；可是对佛寺僧人，即使败坏到这种地步，也全都置之不问，反而倾尽府库、空竭藏物来丢给他们，难道是不知道这不合古代制度吗？还是知道这样不对，却姑且要固守它呢？我实在无法解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分宁县城内外，名为宫观的有一百八十多所。兜率院在县治西面八十里，它的僧徒尤其相互带动，竭尽力量把它扩建得奢侈。它的建筑兴起的源头，是县人黄庠所建；后来院主僧某又整治旧有建筑并加以扩建。殿舍居中，斋房、僧房、宿舍、厨房、浴室的房屋排列在两边；马厩、猪圈、粮仓都坚固严密，供给僧人生活所需的物品，没有一样向外求取。僧徒省怀详细叙述此事，前来请我作记。唉！你们的教法，使四方人奔走归附、聚集而来，安乐自得，永不停息。我没有力量拒绝他们，只能在心中独自耿介不平，选取其中最切要的部分写成这篇文章交给他们。希望使你们的徒众知道，你们享受的利益太多，而百姓受到的祸害已经十分严重；并且把这些话告诉有关官吏，看看最终将怎样处理。《拟岘台记》 曾巩 尚书司门员外郎、晋国裴君治理抚州的第二年，依着城东角修筑一座台供游览，并命名为“拟岘台”，说它山川溪流的形势像岘山。裴君多次和属官及州中寄居的宾客游览，有时独自来向我求记。当初，州城以东，城墙依着大丘修筑，护城壕依着大溪开挖，城角借客土高出溪面；城外连接着群山高陵，野林荒墟，远近高下，壮阔宏大，奇异可喜的景观，环绕抚州东南一带，坐在这里就都能看见。然而经过雨水冲毁、积水破坏，大多隐藏、遗弃在荆棘丛和茂草之间，没有人亲近它、喜爱它。裴君发现这里后很高兴，增加砖石和土方，改换破损缺失之处，除去荆棘和野草，疏通高敞爽朗的地方，环绕设置横栏，覆盖高大的屋脊，因势建成高台，使它脱离尘埃，隔绝烦嚣，冲出云气而面对风雨。这样以后，溪流的平沙漫流、防风的远处声响，以及波浪汹涌、冲破山岭拔倒树木的奔放景象，高桅杆、强劲的船头，沙洲上的禽鸟和水中的兽类，时而上下、时而浮沉，全都显现在脚下；山的苍翠面容和秀美石壁，峰顶悬崖拔地而出，挟带着光影逼近星辰。至于平坦的山冈和漫长的陆地，虎豹蹲踞、龙蛇奔走，以及荒僻的小路和村落，树荫下昏暗朦胧，游人旅客时隐时现、前后相接的景象，也全都展现在坐席之内。至于云烟时开时合，阳光时出时没，四季早晚、雨天晴天、明暗变化各不相同，即使反复观览也不会厌倦，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不能穷尽它的形态。有时饮酒的人酣畅淋漓，歌唱的人激昂慷慨；有时安静地观看，缓步徘徊，彷徨倚立。这样从耳目得到的快乐和从心中得到的快乐，虽然各人所寄托的乐趣不同，却也都各自适合自己的情性。抚州不是交通要道，所以贵人和商贾的游览不会到来；良田很多，所以水旱和螟虫等灾害很少；百姓乐于耕种养蚕，靠自己满足生活，因此牛马在山谷中放牧也不必收拢，五谷堆积在郊野也不必筑墙防护，安闲平静，不知道战鼓警报和征发劳役。裴君既顺应当地风俗，用简约安静的方式治理，使自己能够在闲暇时把乐趣寄托在这里。州中的男女百姓享受安定太平，又得到游览观赏的美好，也将和他共同享受这种快乐。因此我为它作记；它建成的年月日，是嘉祐二年某月某日。《抚州颜鲁公祠堂记》 曾巩 赠司徒、鲁郡颜公名真卿，在唐朝任太子太师，和他的堂兄颜杲卿都有大节操，以死守节直到今天，即使普通男子和妇女也都知道颜公是忠烈之人。当初，颜公因为触犯杨国忠，被贬为平原太守；他料定安禄山必定反叛，便为此作了防备。安禄山起兵后，颜公和常山太守颜杲卿从后方进攻，使叛军不能径直窥伺潼关，是因为颜公和颜杲卿牵制了他们的势力。肃宗时，颜公多次直言进谏，宰相不高兴，便把他斥退。又被御史唐旻诬陷，接连遭到贬斥。李辅国把太上皇迁到西宫，颜公首先率领百官请求问候起居，又遭斥退。代宗时，他和元载争论是非；元载想要有所蒙蔽遮掩，颜公极力论说，又遭斥退。杨炎、卢杞做了宰相后，德宗更加厌恶颜公的作为，接连贬斥他，仍不满足。李希烈占据汝州，卢杞便让颜公出使李希烈；起初李希烈羞愧于颜公的言辞，后来最终还是把颜公缢死。那时颜公已经七十七岁。天宝年间，长久没有战事；安禄山反叛后，天下没有不震动的，唯独颜公凭小小的平原郡便挫折了叛军锋芒，四方听说后争相奋起，唐朝最终能够振作，是颜公首先倡导的结果。颜公打开土门关时，同一天归附他的有十七郡，得到二十多万军队。由此看来，只要顺应民心并且真诚，天下人就会跟随他。

译从那时直到颜公去世，将近三十年，小人接连掌握政权，天下日益陷入弊病，大盗相继兴起，天子动辄出京躲避。唐朝在朝的臣子，大多畏惧怯懦、观望不前；能够处在这种局势中，只因一次触犯世俗便失去职位，却不后悔的人，已经很少了。至于再三触犯世俗，失去职位却不后悔的人，大概从未有过。若是起起伏伏、跌倒又站起，直到七八次，最终死去仍不后悔的，天下只有一个人，就是颜公。颜公的学问文章，往往夹杂着神仙和佛教的说法，并不都合乎义理；但等到他奋然自立，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大概是由于他的天性如此。所以颜公能够安然面对死亡，还不足以用来观察他的伟大。为什么呢？等到形势穷困、义理上不得不死时，即使普通人也可以勉力做到，何况颜公本来就深信自己的道义呢？颜公屡次触犯大奸臣，颠沛跌荡、震撼困顿，达到七八次，却始终不把死生祸福放在丝毫顾虑之中，不是笃信道义的人不能这样，这才足以看出颜公的伟大。世道的治乱不同，士人的进退去留也不同，像伯夷的清高、伊尹的担当、孔子的审时而行，各自都有合乎义理的地方。既然把自己比作古代担当天下的人，却又想顾虑回避、隐遁退让来向世俗求取名利，这可以吗？所以孔子厌恶鄙陋小人，认为他们不可以侍奉君主，却赞许许多人舍生以成就仁义。像颜公这样仁厚的人，不正是孔子所说的仁人吗？如今是天子嘉祐元年，尚书都官郎中、知抚州聂君某，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抚州林君某，共同仰慕颜公的忠烈，因颜公曾经治理过这个州，于是建堂祭祀他。祠堂建成后，两位官员来到我家告诉我说：“希望您写篇记述。”颜公显赫光明、不可掩盖的声名，本来并不取决于有没有祠堂。只是人们心中有仰慕而无从表达，如果没有祠堂，就无法充分表达出来。听说他的忠烈就足以感动人，何况拜谒他的祠堂，仿佛亲自接受他的熏陶呢？如今州县的政务，凡是法律命令管不到的，世人便不再议论；唯独两位官员能够追慕颜公的节操，尊敬并奉祀他，把他作为当世的风范，补足法令所不能达到之处，这可以说是有志向的人了。《筠州学记》 曾巩 周朝衰落，先王的遗迹消失。到了汉代，六艺从秦火余烬中流传出来，士人在诸子百家之后求学。谈论道德的人自以为崇高玄远，却遗弃世俗实用；谈论政事治理的人专务卑近琐碎，反而非难师法古人。刑名家、兵家之术，则习惯于暴力和欺诈。只有懂得经学的人还算好一些。然而他们又争相从事章句训诂之学，凭个人见解妄自穿凿附会。因此先王之道不能彰明，学者纷纷沉溺于所习。当时能够阐明先王之道的，只有扬雄；可是扬雄的书，世人还不知道珍爱。然而当时出身的士人，都勇于自立，没有苟且简略的心思。他们在取舍、进退、去留、出仕和退处方面，一定以礼义为尺度。到了汉代衰微之后，缙绅之士在强暴势力之间坚持志向，有的甚至遭受废黜、禁锢和杀戮，但操守反而更加严厉，前后相望。因而即使有图谋不轨的臣子，也只能徘徊终身，不敢最终实行篡夺。从此直到魏晋以来，这种风俗的弊病和人才的匮乏，已经很久了。直到今天，才有士人从千载之外特然兴起，阐明先王之道，用来启发后世求学的人。世人虽然不能全都明白他的旨意，却往往喜爱他的学说。因此学习这种学说的人，讨论道德的宗旨，便知道应对现实事务并不等于一味追求浅近；议论政治治理的根本，便知道效法古代并不迂腐。他们不被诸子百家的说法扰乱，不被传注疏解遮蔽，所知就是这样。这是汉代士人也不能相比的地方。然而能够尊崇并守持它的人，却未必很多。因此，和乐平易、敦厚朴实的风俗衰微了，诡诈欺骗、轻薄邪恶的习气反而盛行。在贫富贵贱的处境中，培养廉洁、远离耻辱的意愿少了，而苟且迎合、侥幸求取的行为多了。这正是当今风俗教化的美好之处还没有赶上汉代的原因。有的人听到的道理浅薄，但所持的义理很高；有的人所知道的很多，但守持却不够，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汉代的士人由乡里察举，所以不得不专心修养自身；经过长久的熏陶磨炼，果断实行义理便不是勉强而能做到的。如今的士人凭文章被选用，所以不得不专心于学业；经过长期的学习习惯，心中所得到的境界也会自然达到而自己未必察觉。由此看来，上位者所喜好的，下面的人一定会有更甚的表现，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假如汉代和今天都有教化开导的方法，有学校培养成就人才的制度，那么士人在学习和品行方面，哪里会有彼此偏颇、先后过失呢？大学之道，是要使意念真诚、心地端正、修养自身，从而治理国家天下；但必定要以首先获得知识为根本。可见知识本来就是善的开端，也是人最难达到的境界。如今士人对于人所难以达到的境界已经接近了，那么上位者施行教化没有比这时更容易的，只在于用什么方式引导他们罢了。筠州在大江以西，地处偏远。庆历初年，朝廷下诏天下建立学校，唯独筠州不能响应诏令，州中的士人以此为忧。到了治平三年，已经二十三年了，才把这件事告诉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董君于是和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蒨，一同在州城东南察看，找到一块高敞爽朗的地方，在上面修筑宫舍；斋舍、祭祀之室、讲诵之堂、休息住宿之屋，以及厨房、浴室、仓库、马厩，各有次序地建置。春天开始动工，八月十五日落成。此后前来求学的人常有几十人到一百人。两位官员于是派人带着书信赶赴京城，请我作记。我认为两位官员办理政务，可以说懂得事情的根本。假使筠州士人共同在其中上下进退，讲习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章，以求获得知识；其中贤能的人超然自信，独立于众人之中；中等才质的人也努力学习，等待上位者的教化，那么这座学宫的建立，便不只是让来此的人在空洞言语上玩味思考，借此向世俗求取名声和俸禄而已。因此我把自己听闻的情况写下来作为记，并让他们带回去刻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齐州二堂记》 曾巩

译齐州临近泺水，起初没有供使者宾客居住的馆舍。使者到来时，常常征调百姓、砍伐木材建屋供他们居住；使者离开后又拆掉，既浪费又简陋。于是把废弃的官屋迁改，在泺水上建造两座厅堂来安置宾客，并考察当地山川为它们命名。《史记·五帝纪》说，舜在历山耕田，在雷泽捕鱼，在黄河岸边制陶，在寿丘制作各种器物，到负夏去经商。郑康成解释说，历山在河东，雷泽在济阴，负夏是卫地。皇甫谧解释说，寿丘在鲁国东门以北，河滨在济阴定陶西南的陶丘亭。根据我的考察，耕田、种植、制陶、捕鱼都是舜早年的事务，而且处在同一时期，地点不应相距太远。两家所解释的雷泽、河滨、寿丘、负夏都在鲁、卫之间，彼此可以望见，那么历山不应单独在河东。孟子又说舜是东夷人，那么在济阴制陶捕鱼，在鲁国东门制作各种器物，在卫地经商，在齐地耕历山，全都是东方的地方，和孟子的说法相合。考察图志，都说《禹贡》所称的雷首山在河东，妫水从那里流出，而这座山有九个名称，历山是其中一个。根据我看《虞书》和《五帝纪》，舜娶了尧的两个女儿，于是居住在妫水弯曲处；那么历山大概并不在同一时期，所在地也应当不同。后世好事者于是因为妫水从雷首山流出，便迁就附会，说历山是雷首山的别名，没有考察实际情况。这样说来，图志都认为齐州南山就是历山，是舜耕田的地方，所以齐州城命名为历城，确实是可信的。如今泺水之上的北堂，南面就是历山，因此命名为“历山之堂”。根据地图，泰山以北和齐州东南各山谷的水，向西北汇聚到黑水湾，又向西北汇聚到柏崖湾，到了渴马崖，来水更加增多。众水在这里向北转而向西，水势迅猛尤其厉害；到了崖下，便浩荡地停止。从水涯以北直到历城西面，大约五十里，有泉水涌出，高的有时达到数尺，旁边的人称它为趵突泉。齐人都说，曾有人把糠丢在黑水湾，却在这里看到了它；大概泉水从渴马崖下暗中流过地下，到这里又冒出地面。趵突泉冬天温暖，泉水旁的蔬菜幼苗经过冬天常常仍然茂盛，所以又称为温泉。泉水向北流注，称为泺水，流到清河而入海；通往齐州的船只，都从这里出发。齐州有许多甘泉，冠绝天下，名声显著的有十多处，颜色和味道都相同。根据我的验证，大概都是泺水旁边分流出来的泉水。泺水曾见于《春秋》：鲁桓公十八年，鲁桓公和齐侯在泺地会盟。杜预解释说：“有一处在历城西北，流入济水。”自王莽时期以后，济水不能流经河南，而泺水流入的地方是清河。杜预大概弄错了。如今泺水之上的南堂，西南面就是泺水的源头，因此命名为“泺源之堂”。治理接待使者的馆舍、辨明当地山川，都是太守的职责。因此我写下这些，让这个地方的人以后还有所考察。《道山亭记》 曾巩 闽地原来属于周朝的有七个部族，到秦朝开拓这片土地，把它列入中原地区，才合并设置为闽中郡。它以粤地的太末和吴地的豫章作为通行道路。通往闽地的道路，陆路出去便受阻于两山之间，山岭相连没有间断，连续经过好几个驿站才偶然得到一块平地，小的成为县，大的成为州。然而四面看去仍然全是山。道路有时像攀缘绳索一样沿着陡坡上行，有时像一根头发一样悬在绝壁旁，有时从不可测的深谷上方侧斜曲出；到处石角锋利、山势陡峭，选择落脚的地方以后才能迈步。背负物品的人即使是当地人，也要侧着脚才能前进；不是当地人，很少有不跌倒的。水路行进时，水都从高处倾泻而下，石头交错突出其间，像树林森然挺立，又像士兵骑马布满原野，千里上下，看不见首尾。水流穿行在石缝之间，有时横向收缩、曲折纠缠，有时逆流奔走、从旁边飞射，形状像蚯蚓盘结，像虫子雕刻；回旋像车轮，激射像箭。船只逆流而上，稍微错失便利之处，偏差一丝一毫，就会撞毁沉没。即使是当地依水而居的人，如果不是生来熟习水事，也不敢把驾船撑舟的事情交给自己。这一带水陆道路的险恶就是如此。汉代曾经把这里的百姓安置到长江、淮河之间，使这片土地空虚，大概是因为这里狭窄而多险阻；难道真能使它空虚吗？福州治所在候官县，在闽地居中，就是所谓的闽中。这个地方在闽地最为平坦，因为四面山都离得很远；长江在南面，大海在东面。城内城外都是道路，路旁有沟渠，沟渠与潮汐相通，运货的船只昼夜相接地抵达城门。山麓多有高大的树木，木匠又多有精巧的技艺，人们以房屋高大华丽相互夸耀，即使是下等贫民也必定把住宅修得宽敞。至于佛教、道教的徒众，他们的宫观又格外兴盛。城中有三座山，西面叫闽山，东面叫九仙山，北面叫粤王山。这三座山像鼎的三足一样耸立，依附山势建造的佛寺、道观约有几十、上百处，那些环绕错落、奇异绝妙的形状，大概已经穷尽了人的力量。光禄卿、直昭文馆程公出任此州长官，在闽山高峻险要之处建了一座亭子。山川的胜景、城邑的广大、宫室的华美，不必走出席席之间，便可尽收于四面眺望之中。程公认为，这座亭子处在江海之上，作为登临观览之所，可以和道家所说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相比，所以命名为“道山之亭”。闽地险远，因此做官的人常常害怕前往。程公能够利用这里的优美环境，寄托耳目的快乐，不但忘却了路途遥远而且艰险，还将把自己的思绪提升到尘俗之外，他的志向多么壮阔啊！程公在此州以治理政事的才能著称，既修整了城池，又修整了学校，余下的功绩又及于这座亭子。大概任期届满后，他调任广州，授任谏议大夫，又授任给事中、集贤殿修撰，后来任命为越州知州。字公辟，名师。孟云 《霍丘县驿记》　王回

译天下当初建立诸侯国的时候，君主和百姓都长久安居，城郭、道路、关隘、桥梁、旅舍，尤其重视接待宾客的事务。各国的土地，大的不过百里，而且都接受天子的诏令，用来供天子巡狩所到之处。每逢年时，使者来存问、朝会、归还礼物、祝贺庆典、进献礼品，又有四邻国家的交往，朝觐、会盟、聘问等聚集而来，车辆、马匹、人员的劳役纵横交错，留宿一再；因此没有一个国家不具备接待宾客、供其住宿的礼制。从京畿以内直到海边，设置官员，准备物资，按时迎候，谨慎周备，所以即使是穿越山岭、跋涉水道的荒僻偏远城邑，只要有宗庙社稷，也没有一个敢于缺少这些设施的。有不能做到的，君子便讥责它，说这是失政，不能治理国家。自从天下改为郡县制，守令按照考核任期更替，居民开始不能安居常业；先王之礼所以贯彻于政事，并且尤其重视接待宾客的制度，也因此废弛衰败了。将近千年直到今天，驿舍的设置，只限于当道州县驿递经过的地方，仅仅能够供应、应付有关官府的命令而已。然而仍不敢稍微扩大其规模，一旦其中有稍异于常规的地方，众人反而讥笑，说这是苟且取悦使者、收买恩情，并非政务的急务。官吏既不能久任其职，又想着逃脱讥议、任满离去，所以天下的驿舍，虽然是当道设置、应付官府命令的地方，往往也破败而不完整。至于岔路旁的其他县，就更没有人敢倡议兴建驿舍。霍丘原是蓼国的旧地，如今这个县隶属于寿州治理。霍丘距京师八百里，境内所辖约有千里，周围相邻的有七州，七州的道路都经过驿站通往寿州。霍丘处在最直接的道路上，却偏偏没有驿站，每当使者经过，便没有可以归宿的地方，只好放下车盖、收起仪仗，混杂住进旅店；有时把家属寄住在僧人的馆舍中，仓促逼仄，无法在百姓面前自我表明身份。如今知县事、大理寺丞谢侯谢续到任，叹息说：“我作为这里的主人，难道可以不知道士大夫所受的羞辱吗？我听说古代治理政事，没有不厚待宾客的；这不是苟且取悦，而是用礼制相互供养，并且承奉天子的命令。如今我们县虽然鄙陋，也是古代建立过的国家，拥有城郭社稷；况且土地广阔而距道路更近，竟然连一所供士大夫住宿的馆舍都没有，难道不是太俭薄了吗？即使遭到众人的讥笑，我也要遵从古制，不让自己感到惭愧。”于是他察看官署东边、面向交通要道的地方，开始在那里修筑馆舍；用了若干天，建成若干间房屋，门、正堂、寝室、廊庑、厨房、水井、马厩、仓库，以及各种器皿，一应俱全，而且用费不伤财，劳役也不使百姓疲苦。建成后命名为“蓼驿”，取古代封国的名称来增加它的意义。他用这种方式表明自己的志向，于是把这件事的始末托付给我。说：“请你替我写下来，刻在石上，告诉后世的人，不要废弃它。”我说：“推究古代的事情而感叹今天，做到这一点很难。若不是发愤而爱好礼制、果断地实行政治的人，谁能做到呢？”把这篇文字流传给后世的人，希望它最终不要被废弃。《建昌军景德寺重修大殿弥陀阁记》　李泰伯 儒家失去了自己的守则，教化坠落于地。凡是用来修养自身、端正内心、养生、办理丧事的道理，全都失去了纲领。天下的人，就像饥渴时对待饮食一样，只要能够得到便罢了。在这个时候，佛教徒便用他们的道理大力推行，到哪里会不顺利呢？“无思无为”的道理隐晦不明，而“心法”兴盛；积善积恶的戒诫泯灭，而因缘以及空、假、中三观兴起。于是，所谓道与器，便相当于戒、定、慧和明、诚的区别。至于虞祭、祔祭、练祭、祥祭以及春秋祭祀的礼仪不能竞胜，七日成佛、三年成佛、地狱、劫化等争论也随之而来，日益繁衍、发扬光大。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继承迦叶一系的人，师子、达摩流传为东山宗；牛头一系传自龙树，慧文、慧思在天台兴盛起来。灌顶两家的学说，一并流行于世。至于戒律的兴盛，凡是出家人都应当由这条道路入门。按白居易《抚州景云寺律和尚碑文》说：如来十大弟子中，优波离善于持守戒律。优波离灭度后，南岳大师得到这门学问；南岳灭度后，景云大师得到它。景云大师是南城人，起初隶属于景云寺，后来迁往洪州龙兴寺，最终住在庐山东林寺。他度化男女出家者一万五千人。姜相国公辅、颜太师真卿、本路廉使杨凭、韦丹，都和他友善。白乐天的叙述就是这样。南城在宋代是建昌军，景云寺改为景德寺。律和尚的遗迹已经看不见了，土木建筑中坚固而能长久保存的，只有大殿和山门。大殿的形制并不奢靡，但用材良好，这种材料如今已经没有了。台基高而两旁单薄，四面都受风雨侵袭，恐怕日后腐朽折断，就难以修治。寺僧义明于是筹建若干根屋柱来像鸟翼一样护卫大殿，又在大殿前右侧建造弥陀阁，兼顾壮观与华丽，以作长久的打算。起初共同谋划此事的是文宪、宗正二人，后来文宪住到别的寺院，宗正也随即停止了。最终能够完成，是推究明白大殿的财产，把它集中起来，又向众人筹集。阁楼在寡妇何氏开始筹建到去世期间建成，共用了八年。义明讲解经论，很喜欢办事，因为一向与我友善，前来求我写文章。于是我论述佛教所以兴起的原因，也让他的同伴知道：这座寺院过去曾有僧人作为江南的律戒大师，度人以万数；当时贤人都和他交游，把这视为寺院的荣耀，并有所仰慕。《袁州学记》　李泰伯 皇帝二十三年，下诏州县建立学校。当时各地的守令有贤明的，也有愚昧的；有竭尽力量、独自思考，只是顺从皇帝德意的；有借用宫室、僭越规制来冒充学校的；有只求具备文书、敷衍成章的；有把几个城连在一起却没有诵读和弦歌之声的，倡导者发声而无人应和，教化因此不能推行。三十二年，范阳人祖君某任袁州知州，刚到任，诸生便进来说明学校官舍缺失的情形。他十分害怕人才散失、儒学功效荒疏，无法符合皇上的期望。通判颍川人陈君某听说后认为正确，商议后终于一致，察看旧夫子庙狭窄不足，便改在它的东北角营建。那里的土地干燥坚实，位置面向阳光，木材极为优良；瓦砖、黑色涂料和白垩，丹砂和漆，都按照法式使用，因此殿堂、房屋、廊庑、门，各自都合乎规制。各种器具全都准备齐备，大家一同动手，工匠技艺精良，官吏勤勉，早晚都尽力工作。第二年工程完成，释菜礼也选定了日期。盱江人李觏对众人说：“四代的学校，考察经书便可以看到了。秦国凭借崤山以西的地方鏖战六国，想使帝业延续万世；刘邦一声号令，函谷关便守不住了，武夫猛将争先恐后地卖国投降，为什么呢？是因为《诗》《书》的道理废弃了，人们只看见利益而听不见道义罢了。汉孝武帝乘国家富强之势，汉世祖从戎伍中兴起，却都孜孜不倦地学习经术；风俗教化的深厚，一直延续到灵帝、献帝之时。平民中敢于直言的人，即使被斩首也不后悔；功劳显赫、足以震动君主的人，听到命令便放下兵器；群雄相互观望，不敢离去；臣下居官还能数十年。教化之道使人心归附，就是这样。

译如今这个时代遇到了圣明的君主，你们袁州又得到贤能的长官，使你们能够通过学校走上古人的道路。天下太平，就讲习礼乐来陶冶我们的百姓；一旦遇到不义之事，仍应当依仗大节：做臣子的为忠诚而死，做儿子的为孝道而死，使人有可以效法的榜样，也有可以依靠的准则，这就是朝廷兴办教育的本意。若只是玩弄笔墨，以求取功名利禄，难道仅仅是你们几个人的羞耻，还是治理国家的人的忧患呢？”这一年实为至和甲午年夏季某月甲子日记。《义田记》　钱君倚 范文正公是苏州人，一生喜欢施舍帮助别人，凡是亲近而贫穷的、疏远而贤能的，他都一概施助。当他显贵时，置办了靠近城郭、常年丰收的田地一千亩，称作义田，用来供养救济全族的人。每天有粮食吃，每年有衣服穿，嫁娶婚丧都有资助。选择族中年长而贤能的人主管这项事务，并按时办理收支。每日每人供粮一升，每年每人供衣一匹绢。嫁女给五十千，再嫁给三十千；娶媳妇给三十千，再娶给十五千；安葬死者按再嫁的数目资助，安葬幼儿给十千。族人聚居的有九十口，每年收入供给稻米八百斛，用收入供养聚居者，充足有余而没有穷尽。出仕而居家等待任用的人也享有供给，出仕而居官的人停止供给，大致情况就是这样。当初，范公还没有显贵时，曾经就有这个志愿，只是力量达不到，过了三十年。后来他任西部统帅并参与朝廷大政，于是才有俸禄和赏赐的收入，完成了自己的志愿。范公去世后，后世子孙修治他的事业，继承他的志向，就像范公在世一样。范公地位已经很高、俸禄很厚，却一生贫俭至终。去世那天，家中没有钱为他置办殓服，儿子也没有钱办理丧葬，只有施舍贫民、养活族人的义行留给他的儿子罢了。过去晏平仲乘坐破车、驾着瘦马。桓子说：“这是隐瞒了君主的恩赐。”晏子说：“自从我显贵以后，父亲一族没有不乘车的；母亲一族没有衣食不足的；妻子一族没有受冻挨饿的。齐国的士人等待我才得以生火做饭的，有三百多人。把这些说成是隐瞒君主的恩赐吗？还是彰显君主的恩赐呢？”于是齐侯拿晏子的酒器给桓子斟酒。我曾经赞美晏子喜好仁德，齐侯知道贤能之人，桓子也能服从义理。我又赞美晏子的仁爱有等级，说话有次序：先父族，其次母族，再次妻族，然后才涉及疏远的贤人。孟子说：“亲爱亲族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晏子差不多做到了这一点。如今看范文正公的义田，比晏平仲更为贤明；它的规模宏大，施行长远，恐怕还超过了晏子。唉！世上那些位列三公、享有万钟俸禄的人，他们府第的雄伟、车舆的装饰、声色的享受、妻妾子女的富足，全都只止于自身一人而已。可是族人不能进入他们的大门，这样的人难道少吗？何况还谈得上施助贤人吗？那些地位较低的卿大夫和士，粮禄丰厚，奉养优厚，也都只止于自身一人。族人却拿着空瓢破袋，成为沟中的枯骨，这样的人难道少吗？何况是其他人呢？这些人全都是范公的罪人。范公的忠义充满朝廷，事业遍及边疆，功名传遍天下，后世一定会有史官为他记载，我也可以不再记录了。只是特别推崇他的义行，因此把这篇文字留给后世罢了。《宋文鉴》卷八十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八十一 宋代吕祖谦编

译记 《庆州大顺城记》　张载 庆历二年某月某日，经略元帅范公仲淹镇守此地，统领若干役夫，在柔远寨东北四十里的旧大顺川修筑城池。过了某月某日，城池建成。汴地人张载恭敬地按次叙述这件事，写成文章，来记载他的功劳。文辞说：兵事长久不用，文臣张扬、武备放纵，上天警告我大宋。羌人愚蠢而有所行动，倚仗地势强大，自以为兵力众多，傲慢侮辱中原，如同抚弄玩物。天子说：“唉！这不能放任，养奸纵残，怎么向臣下发号施令？”于是朝廷谋划，民间练兵，施用刑罚、斧钺诛戮，选拔交付给有才能的人。威严显赫的范侯，在庆州开设府署；北方的军队，无论坐着还是站着都听从他的命令。范公说：“那些羌人地势险要、武力强盛，我们的士卒尚未训练成熟，不应同他们争竞，应当避开他们的强势，慢慢用计取胜。我观察寨口有田地，其中还没有敌骑的踪迹；敌骑早晨横行、中午纵掠，我想连接营垒来抵御他们的冲击，保全士兵、储备粮食，等待他们困敝。将吏、属官、军帅、士卒奔走相告，异口同声，都乐意赞同范公的命令。选择良辰吉日，将要发动军队；从营中调出士卒，从府库取出器械，从内库支出钱帛，从粮仓发出粮食。范公说：“要警戒啊！不要败坏我们的举动。你们磨利兵戈、斧钺和盾牌，准备刑诛，勤勉协力。”既已告诫并说明，于是到达筑城的地方，搜集木材，箕土运土，编绳，奋力捣筑。胡虏到来时，一百一十骑相继而至；从早晨到辰时，敌众已经是我军的两倍。范公说：“不要喧哗，这又有什么害处？他们奸诈地趁我军未有防备而乘机来攻，势力虽然不可匹敌，但我们有所凭恃。”于是招募强弩手，人数达数百，依城列阵，以此坚守抵御。又告诫说：“谨慎啊，不要交战；如果凭力量能够击退他们，就不要追赶，往来进退只为完成我们的工程。”敌人逼近城池，伤亡无数，计谋不能施加于我军，便溃败离去。范公说：“可以了！我的功业由你们保全，不要懈怠，也不要仓促。”城池十分坚固，劳作没有耗费多少时日，护城河和女墙都已完备，深得像泉水，高得像山，百万雄师也无法向前。范公说：“成功了！我打算回去，选择士兵守卫，选择百姓迁入，记录劳绩、奖赏人才，用丰盛的食物和宴席犒劳他们，绘图陈列后停止工程，把情况上奏天子。”天子说：“啊！我嘉奖你的贤能，赐名为‘大顺’，并因此给这条川命名；它坚固如金汤，保卫它一万年。” 《渑池县新沟记》　赵瞻 渑池地势靠近岩山，山面高峻，溪水汇集；土著居民聚居成市，盘曲交错，回环相连。每逢大雨水涝，县城中的道路便被急流冲刷，巨浪侵蚀，水势渐渐漫延奔突。从大道到岔路，分流至繁忙的大道和宽阔的通途，最后才泄入河川。县中的行人要在道路上标记水深，居住的人依附高地；用木头堵塞、长枪层叠来防御，加倍设置门扉以改变其弊害。大家习惯成自然，安然不觉得奇怪和害怕。官吏沉溺于养威的厅堂之中，君上高坐而安卧，哪里会想到百姓因此受害呢？所以城中土地久受水流浸蚀冲刷，形成深坑，车辆翻倒、马匹跌倒，怨声载道。等到大理丞侯君任县令，凡是百姓所苦、政事所害，他都剔除并清理干净。又过一年，他从容地加以救济，追查水迹的源流，考虑它所经过的地方，于县城北面开掘一道水口，叫作魏家防；挖深、铲平、疏通冲洗，使水流并列向东，顺利通入溪中。挖去农田一千二百步，平价花费十三万，雇佣人工三千人。农民愿意出卖土地，商人愿意捐输钱财，服役的人愿意领取工钱，工程用了一个月。后来雨水降下，水沿着旧道流来，奔向新沟，漫延转注，支流相合，水脉汇聚，仿佛躲避善政，又如同畏服严威；激流涌进，却没有冲毁岸边。商贾的店铺照常营业，百姓安居不动，所得到的利益广大，千万年也不会废弛。侯君嘱托我谨慎记下它的年月。君子有什么忧虑会不涉及百姓呢？《春秋左氏传》说：“开通和堵塞顺应时令，如果违背时令，仍然整治工程、赶快兴办劳役。”何况这次工程并没有掠夺农民的劳力？《吕氏春秋·月令》说：“当及时雨将要降下时，应当疏通道路和沟渠，开通道路，不要有阻塞；若没有阻塞，就修补旧有的、破损的地方，仍然算是履行职责。”何况这次工程一举而成，留下了长久的利益。他们依据经典来为百姓办事，我难道敢不记录吗？谨慎记下：今上二十三年冬十月某朔某日甲子，河南渑池修成新沟。希望史官能够有所继承；那些迁徙河渠、记载沟洫的史书，本来就应当记载我的这篇文章。《登州新造纳川亭记》　章望之 人与天地一同产生，却各有不同的道路；能够周流不息而形成变化的，是同一元气。天地之气不能舒展，四时、五星以及山川水土就全都失去常态；人的元气不能舒展，思虑就会闭塞，精神就会有所损失，各种疾病便由此产生。所以君子所乐于亲近的，是天地间的广大事物；广博而高大，没有比山岳更高的；广博而深厚，没有比河海更深的。其间又有禽兽草木繁衍，有鼋、鼍、鱼、鳖交错其中，有神秘怪异、神奇灵异之物蕴藏其间，有珠玉珍宝所产之地，世间的各种事物无不具备于其中。因此高远深广的地方，君子喜欢它，因为它能够开启人的思虑，使人的精神舒畅。大概耳目见闻广阔，聪明才智就会豁然开朗；不然，孔子登上东山便觉得鲁国变小，登上泰山便觉得天下变小，又是为什么呢？见到西施，才知道世上没有比她更美的容色；享用太牢，才知道世上没有更珍贵的滋味；听到箫韶，才知道世上没有更美妙的音乐；看见大海和高山，才知道世上没有更大的事物。古代君子努力使见闻广博、知识深远，原因就在这里。吉州刺史刘侯涣任登州刺史时，在城北角建造纳川亭，因为那里靠近大海，说这是用来容纳百川的。亭子的大小适中，奢俭合宜，劳役不困苦，事务也不烦扰，可以作为赏景怡情的地方，大概没有什么能够和它相比。这难道不是有助于扩展大丈夫胸中的一种方式吗？侯公具有文武两方面的卓越才能，又以刚强正直来辅助它，凛然有不可夺取的气节。他曾入朝居于清要之职，出任地方而总理繁重事务，都以显赫的才能闻名。如今建造这座亭子，是为了壮大郡国游览观赏的胜景，来资助宾客宴饮的盛事。闲暇之日，便命令军队演习水战，使人不忘戒备；他们行动时如鸟张翼般整齐，静止时又十分肃穆。于是王室使者和朝廷士大夫经过这里，没有不交口称赞他交接宾客、礼待下属的和美，以及他忠于朝廷、奉事勤勉的。将来侯公离任而成为天子的股肱之臣，我知道他一定能把兴办事业的心志充实到自己的政务之中。《清溪亭记》　王安国

译清溪亭建在池州的溪水上，隶属于军府事务判官的官署。京兆人杜君任判官时，于治平三年某月某甲子开始修筑，到某月某甲子建成。于是州中的士人都很高兴，互相谈论说：“吴、楚、荆、蜀、闽、越一带的人出入于此，洞庭、鄱阳等辽阔的水面，在无穷的日月之间漂浮。四面八方万里之内的人，扬帆划桨，在波涛中上下，早晚都要冒犯不可测的危险。可是我们竟能在几根屋柱的地方，于寝食起居之间获得伟丽的景观，这真是值得高兴啊。”至于千峰环绕之中耸立着万家房屋，朝阳朦胧，冲破巍峨缥缈的山石间的雾气；水光摇荡，山影动移，在玲珑幽深的树林之间；烟云隐没，风雨昏暗，天地的变化，随着人的行动和休息而显现。阳光开朗时阴影闭合，草木萌发，花朵呈现红、青、紫等色，映照着光线而高低摇曳。又有美好的树荫交错，鸟兽在其中嬉戏；野外积水消退，洲岛沙渚显露；冰封的山崖、积雪的深谷、桑树凋落的原野，景象的盛衰在四季的始终中展现出来，在一席之间俯仰便可看见它们的隐显而不隐藏。这样才知道，人呼吸着天地的元气，奔驰、俯伏、出入无常，究竟是谁使它如此呢？” 观览这些景色的人，应当能够从中自得其乐，只是世人并不了解我。杜君说：“那些把形体劳累在事务上的人，应当有所用来消除劳苦；要满足他们被喧嚣扰乱的视觉和听觉，就一定要到空旷的地方去，然后才能不受阴晴变化的困扰。我因此知道了闲暇的间隙，带着自己的爱好来到这里，徜徉游览以度过一天。飞禽的啁啾、怒浪的汹涌、渔人披蓑、樵夫穿草鞋在前面长啸、在后面歌唱，和诉讼、杖笞的声音交杂在我耳边相比，哪一个更好？解下头巾、穿着便鞋，弹琴唱歌、吟诗读书，投壶饮酒，谈论古今而忘却宾主之分，和那些举身跪拜、屈身周旋的礼仪出现在我眼前相比，哪一个更好？我喜欢它的心意，大概就是这些；而且我认为，居住的人厌恶受到门窗拘束，出行的人乐于得到休息，这是人情共同的感受，可是官吏们往往认为我不能长久居处。连房屋都常常忽然无人修治，更何况宴饮游乐的设置呢？世俗陷于不宽恕，万事衰败，往往就是由此造成的；我憎恶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这就是建造亭子的原因。”唉！推究杜君的心意，可以说是贤明了。我替他写道：“智慧足以穷尽天下之理，就从来不会把心思玩弄于外物；仁爱足以尽其本性，就能随时而行而不遗弃事物。既然如此，杜君的心意难道不会充实于这座亭子所体现的道理之中吗？” 我不曾和杜君一同游览，而我的弟弟和甫正任他的僚属，于是借和甫之请来写这篇记。临川人王安国。《邢州尧山县令防壁记》　沈括 土地方圆百里，在厅堂上听理政事的有一万户人家。向上不能专门通达天子，向下不能招待、供养国内的贤士。这样的官叫县令，其品秩也不能列于天子之下。士人稍有安静便会牵动，违背权势就像枯槁的毛发一样容易折断。士人如果能在这种地方实现自己的志向，也可以说是贤能了。由于这种官职的选择本来就被轻视，所以百姓从未对官吏抱有厚望，官吏对自己的要求也因此如此。于是便把这种情形称作治理，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治理吗？我的王君圣美任尧山县令时，不把这个职位轻微的一面放在心上，仍然把它当作难事来做。由于剥削、鞭打、断裂等弊病不能施行，明察清楚而深入，矫饰严厉的名声没有树立起来，下面的人便都能彼此争先做好事。不施暴而相互竞争，放手耕作而吃得饱，事务便越来越不到县令的庭堂。县中既然已经空闲无事，他便修治自己的厅堂。前后共同治理这个县的人，不忍心让他的事迹埋没而不彰显，于是又把他们的姓名纳入墙壁之中，和县令的题名一起供来客观看。经过赵、魏郊外，询问当地世家旧俗，他们都感慨而高兴地谈论三晋战国的事情。自七国时代以来，赵国多次使秦人在两河之间陷于困窘。秦国正强大，是天下所畏惧的国家，唯独害怕赵国，所以赵国常常遭受进攻，却成为天下强国。后来赵国分裂为四部分，成为代、魏、燕、赵。漳水以南倾覆，上党失守，肩背和臀部都遭到挫伤，不能互相支撑；邯郸、钜鹿被穿透、撕裂、摧毁，如同野兽受惊、鸟雀惊飞，独自承受四方的锋芒。那里的人一生下来就知道战争、攻掠和防备，长期习听而形成风气，已经难以改变。即使处在长久安定、没有战事的日子里，他们的天性本来就和其他地方不同。这种地方本来最难治理，但圣美加以抚慰、调养；治理成功后，又把这种做法推广给前后任职的人，仿佛不把个人得失放在心上，百姓自然就容易安定了。圣美在嘉祐六年得到尧山县令之职；将要离开时，派人来向我求记，那时已经是治平元年了。《七门庙记》　刘攽 嘉祐二年，我任庐州从事，第一次因公事到舒城，观看所谓七门三堰的水利工程，询问当地居民：“它灌溉的田地有多少？”回答说：“总共有二万顷。”我查考图书，知道实在是魏国扬州刺史刘馥所建，从魏代到现在已经七百多年了。我因此感叹并赞美他的功劳。两年以后，校书郎包君廓任县主簿，曾和我谈到这件事。包君对我说：“刘馥确实有功，但我询问老人，又听到了羹颉侯刘信的事。起初，汉朝把龙舒的土地封给刘信，让他成为列侯；刘信于是替百姓开凿田间沟渠，舒地怎么会扩大灌溉呢？刘信首先奠定了基础，到刘馥时废弃的工程才得以重新修整。过去先王的典制规定，对百姓有功就祭祀他。像刘信这样的人，难道不能说是有功吗？然而我遗憾史书有所遗漏，又怜惜舒地百姓不忘记他的恩德。如今我将为侯建庙祭祀，并以刘馥配享，希望您能为我记下这件事。”我于是说：“好。”不久，包君写信告诉我：“庙已经恭敬地完工了。”我说：“过去高帝起兵时，宗族兄弟中有才能的人，贾谊的祖先贾以征伐显名，刘交以出入传达诏命建立功劳。这两个人都裂地封王，拥有数十座城；代王刘喜因为放弃国家而被免除，刘濞也凭借奋力作战，只有刘信区区一人仅仅封侯，却能尽心于百姓，兴起万世的利益。

译他的爱护恩惠，难道能和贾、濞相比吗？攻城野战、灭国屠邑，是那几个人所谓的能杀人；和开辟土地、开垦荒土，使几十万百姓世世代代没有饥饿忧患的所谓善于养育百姓相比，两者相差如天地悬隔。然而贾、濞凭功劳自我扬名，刘信却没有被记载，难道是杀人容易使人快意，而养人却看不出形迹吗？周公的书说：“为百姓建立功劳叫作庸。”假使刘信生在周公的时代，他所得到的赏赐，岂是贾、濞所敢企望的！即使如此，贾、濞死后，早已湮没无闻；刘信直到今天百姓还思念并记住他。这大概就是所谓得到丘民之心，而世上的宠禄在当时荣耀，死后便停止了吧？事情如果有可以继承的，君子便继承它，不一定非要由自己创始，之后才算功劳。像刘刺史在三国乱亡之后起事，百姓困苦不堪，唯独把农业放在首位；功业一旦建立，直到今天仍长久存在，即使说只是修复旧有工程，也可以称为功劳。我既赞美包君能够顺从百姓的愿望，使侯刘信的美德不被遗忘，又因为他建庙祭祀符合先王法度，于是写下这篇文章。《泰州玩芳亭记》　刘攽 《楚辞》说：“可惜我不能赶上古代的人啊，我将和谁一起欣赏这些芳草呢？”自从诗人运用比兴，大家都把芳草嘉卉比作君子的美德；没有人来欣赏它，就像《易经》所说的“井水已经淘清却无人饮用”一样。海陵郡城西边有许多高大的树木，大的有六七寻；夹杂着桃、李、山樱、丁香、椒、棣等几十种花木，又丛植萱草、菊花、薜荔、莎草、芦苇、芭蕉。橹生背靠城墙的土地尤其肥沃，宋氏居住在那里，又增种修竹、梅、杏、山茶、橙、梨以及异地奇花异草，往往随处可见。清澈的池塘水流回旋，长满菱、莲、萍、藻。于是他们在城角筑屋，下面面对各种花草。宋氏说：“在这里欣赏芳草吧！高大的树木森然耸立，是百年积累的成果；各种花卉排列成行，是十年种植的成果；杂花纷纷交错，是终年辛劳的成果。可是过一会儿想要寻找它们，就不容易得到了。天地施生，并不是为了供自己役使；有能力的人来取而欣赏它，也能够成为主人和客人；施惠而不耗费，没有谁需要彼此感恩。这并不是《易经》所感叹的‘井水清澈却无人饮用’，使人心中悲伤。”于是把这些话刻在亭子右侧的石上，用来记载年月。《新修东府记》　陈绎 中书省掌管政事，是根本；宰相和三公，是官职。官职不一定齐备，关键在于有合适的人；不是合适的人，就不应居其位。而且对大臣要在仪容礼貌上加以尊重，礼制要隆重而庄严；器物、服饰要显明功勋，应当齐备而相称。难道是偏爱那个人吗？只是因为能够和君主一同坐下议论治道，不下座便能建立太平功业的，只有二三位执政大臣罢了。自本朝以来，还沿袭唐代旧制，大臣多不能建造自己的宅第，而租住在民间，甚至相距城池数里之外，东西南北，迂回遥远，彼此不能相接。四方奏书无论缓急，报信的吏卒要拿着文书跑遍各个府第，其中若有泄露、延误、遗漏和丢失，怎么能够追查呢？况且无论暑寒风雨，早晨赶来，傍晚返回，车舆、卫士、骑卒、呵喝、前后导从，以及士大夫前来拜访请见，全都拥挤奔走在里巷坊曲的狭窄道路中，实在很不符合尊严体面的形象。如今禁军三帅大多有公廨，诸官所属的省寺也有的设有居所，唯独大臣没有府舍。每天上朝时在宫门前等待报时，入内便在议政殿上议政，退下后立即处理政务，众多有司公开来请求裁决可否；稍稍休息，吏史便抱着文书围绕几案，左右交错上前，直到日已西斜、白昼只剩几刻才回去。以王城京畿这样广大，制度的缺失竟然如此。于是圣上发出诏令，在宫城西南营建两府，亲自派宦官到宫阙西南丈量土地，规定周长宽广和方形制度，房屋曲折钩连，把图绘好上报；随即在宫中刊定，又命令三司督促官吏和各司，核算工程、材料和劳役，不妨碍时令，不增加费用，不使官府困乏。自熙宁三年秋七月开始兴建，东西两府共有八处房屋，总计一千二百楹。第二年秋八月，东府四处建成，皇帝下诏让知制诰臣陈绎为它作记。臣拜手叩首而写道：十月工程完成之际，我谨考察三代盛王依靠礼义施政的制度，到周代最为完备；文章典章、服饰器物、官位次序，光明显著地表现在朝廷之上。公卿内外，居住都有房宅，上不至于过分奢侈，下也不至于苟且俭约。出门便有华美的旌旗、龙纹礼服、钩膺马饰和车驾来尊宠他们；入内便备有列鼎、蒲席和文绣交错的居所。抬头看宫室，有重叠紧密的椽头檐角；低头整理衣裳，有衮服和鞋履的庄严华丽。并且认为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足以对待这样的人；不是这样的人，也不足以共同治理天下。因此，官爵的授予和收取、屈伸、厚薄、等级差别，都称为天秩。先王的恩泽已经枯竭之后，能够讲说古人言论的人兴起，以私学蒙蔽崇尚，迷惑错误的世俗；即使有志向的君主，也昏昧地沉溺于所仰慕的事物，不过是耳目所习见的东西，对下面的人只知道低声小心地望其顺从，地位越发低下。西汉距太平之世还不远，丞相府四面敞开，门前不设栏杆，不惊动铃鼓，深广宏远，没有限制。郡国守长和官吏可以每年上报计簿，国家有重大议事，皇帝的车驾也亲自临幸，听取政事。然而那时所议论的不过是军功、武爵以及期会、考核、督责之类的事情。到了东汉，仍然设置三公府，在苍龙阙东侧；制度虽然还存在，名号却不再像当时那样相称。大概任用人才、授予官位都出于权宜一时，那些繁琐的文饰、空虚的器物，以及尊卑盛衰、存亡变化，也没有什么足以关联政事的轻重。宋朝兴起之初，平定四方，神武显赫，于是统一天下，很是任用有战功和资历的人。将帅之人渐渐安定，百姓安乐嬉游；百年之间，法度轨迹运行，将臣、相臣早起晚睡，不敢有一点懈怠。皇帝即位，亲自掌握权纲，明白昭示训诫义理，谋求先王治理国家的实际，于是设置府署、建立属官，大体恢复古代制度；文武职权有张有弛，名器各有等级，大小尊卑无不遵循秩序。名，是礼制的区别；位，是承载其名的器物。名分端正以后，任职担责的道理才能确立，各种事务才能修治清明；名分不正，任职担责的道理就会废弛，各种事务也会败坏。一定要使人看见器物，便可以知道他的职务，也可以知道他是什么人。

译《尚书》说：“股肱之臣欢喜啊，君主奋发兴起啊，百官都兴盛啊。” 这是由于天子按照正道任用大臣，并率领他们兴办事业，所以没有不欢喜快乐的，继声唱和最终兴起于治功隆盛之时。这大概是君臣相遇相知、千载难逢的盛大德行啊。至于圣明君主兴作而万物都能看见，宣扬光大典章训诫，给万世留下伟大的法则，考察永不磨灭的文章，这些难道不在于两府制度本身，而在于其中的道德用意吗？《新修西府记》　陈绎 唐朝初年，军事由宫禁之内掌管，出自帷幄中的谋议，所以以机密命名官职。开元年间设置堂后五房，机密事务另自成为一个司，其职务秘密，只有宰相能够知悉，舍人和属官都不得参与。贞元以后，藩镇纷纷抗拒朝廷，又把兵权重重交给他人，于是宦官分掌左右神策军，而枢密的职务归于北司；但它曾经寄治于尚书省、寺院的廊下。延英殿议事时，枢密官只能在殿西屏风旁站立，势力仍然微弱，不过是传达宫省之间的话罢了。到唐朝最盛时，地位高的称中尉，次等称枢密使，都可以用贴黄直接任命官吏。唐末以后，北司把南北两军合并归入枢密使，于是总领天下军队。五代以来，多以武人任枢密使，而宰相掌管枢密院事务。本朝又设置副职，以签书直学士为名，大体上文臣、武臣共同任用，有时由宰相兼任，因此能够升降大官，并参与听闻机密政务。他们所任的职务大概很重要了。古代公卿，入朝便在朝廷共同谋议，出朝又在家中共同谋议；冢宰、膳夫等日常政务不必传入耳目，而天下四方的事务常常在燕居闲处时得以处理，所以办事并不劳苦，每天常常显得绰绰有余。如今天还未明便入朝，在殿阶之前进见，请求裁决；退下后百官又叩阁禀报事务，官吏拿着文书在阁巷间来回奔走，终日不能和二三位大臣谋议求取，像古人那样从容有余，形势本来就做不到了。熙宁三年，皇帝下诏在宫城南面营建两府，任枢密使的人所在的称为西府。于是有关官员知道皇上优待尊崇大臣的用意，是要在朝堂之下修治天下政事，无不各尽职守、取得功效；士人献出才能，工匠施展技艺，不到一年便告成。臣谨按枢密院掌管军事的职务考察：周制属于夏官，秦汉称太尉，也冠以将军的名号，俸禄与丞相相当，设置属官掌管军队；善于用兵的武人可以任用，到了没有战争时，就让善于治军的人在无事之时治理军队。这样以后，天子的威严刑法便能震动显耀，使万里之外的敌人安然畏惧、屈服退缩。唉，如果没有二三位大臣，怎么能够做到呢？至于抬头登堂，便能在椽梁屋檐间看见皇上的恩宠；低头宴饮，便能在台阶宫陛间看见皇上的体恤。周旋举止、指点顾盼，无不显示皇上对自己的隆重待遇；既然如此，享受恩宠而居于此地，难道可以不思考吗？” 《临湘县阅武亭记》　刘挚 秘书丞衡君塾，字文叔，治理岳州临湘县的第二年，写信对我说：“我知道天下不如古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人：有的人谋划一番之后便苟且偷安，本来就全然不考虑利害；等到夸夸其谈时，又说‘我正立志追求远大的事业，那些琐碎小事，哪里值得做？’这两种人相互共事，微小的弊病积累而逐渐显著，天下衰败的政务，哪里数得完呢？我却不敢这样。我们县西靠长江，南面和东面土地广大而倚靠山岭，百姓剽悍狡猾，轻易就做盗贼。我既惭愧不能赶上古人，不能使百姓不做盗贼，又不知道怎样禁止已经发生的盗贼，还能说是在治理政事吗？县里赖以搜捕盗贼的，有一种人叫弓手，如今在我的名册上有八十人。过去听任他们方便私自分散居住在乡里，召集调遣不一致，难以应付突然情况；等到他们离去，又扰害平民。如今我能不拿官府和百姓的力量修建房屋把他们集中起来吗？共建了若干间，以大屋为中心，榜书题名为‘阅武’，按时亲临察看他们的技艺。众人既然集中编制、有了固定场所，渐渐遵守法令；他们的才能逐渐像是可以使用了，也没有乡巷喧哗争斗、触犯法令的忧患。这是县令的小事，不是拿来作为功劳的，只愿留下记载，告诉后来的人不要废弃它罢了。”唉！我知道圣美并不喜欢以小事求名。即使如此，不忽视小事，然后才可以担当大事。假使天下所有县令都能像这样用心做事，那么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想要追慕古代的治道就有希望了。于是我把他用来称说我的那些话，写在亭子上。《宋文鉴》卷八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八十二 宋吕祖谦编

译记 《墨君堂记》——苏轼 凡是人们彼此称呼，尊贵的就称“公”，贤能的就称“君”；再低一等，就称“你我”。即使是尊贵的公卿，天下人表面上畏惧、心里却不服，他们在朝廷上就称“君公”，退下来后便直呼“你我”的，也很多。唯独王子猷称竹为“君”，天子也跟着称竹为“君”，没有异议。如今与可又能用墨来描绘竹君的形貌，建堂让竹君居住，并请我写文章来歌颂竹君的品德，那么与可对竹君的情谊确实深厚。与可为人端庄安静而文雅明达，聪慧而忠诚。读书人中修身洁行、博学多闻、早晚磨炼洗濯自己，以求同与可交游的，不止一人；但他唯独这样厚待竹君。竹君又疏朗简淡、刚劲挺立，没有声色香味可以娱悦人的耳目鼻口，那么与可厚待竹君，一定是因为认为竹君贤能。世上能使人感到寒暖的人，其气势还没有像雪霜风雨那样直接侵袭肌肤，可读书人很少有不因此感到欣喜或忧戚的。防守自己的操守，从万物自身来看，四时的变化也很大，但竹君唯独不加理会。即使没有与可，天下还有谁不认为竹君贤能呢？然而只有与可能够深刻体会竹君，知道竹君为什么贤能。他从容谈笑，挥笔迅疾，把竹君高雅的品德和姿态完全表现出来：枯老的形貌，披散、折曲、偃卧、仰起的姿势；用猛烈的风雪来显示它的操守，用崎岖不平的崖石来体现它的节操。得志时就茂盛生长而不骄傲，不得志时就枯瘦憔悴而不受辱；群居时不依附别人，独立时也不畏惧。与可对于竹君，可以说既体会到了它的真情，又充分表现了它的本性。我虽然不足以真正了解竹君，却愿意跟随与可，求取竹君兄弟子孙、宗族亲属和朋友的形象，收藏在我的屋里，把它作为竹君的别馆。《净因院画记》——苏轼 我曾经谈论绘画，认为人物、禽鸟、宫室、器物都有固定的形态；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然没有固定的形态，却有恒常的规律。固定形态画错了，人人都知道；恒常规律表现不当，即使懂画的人也有不知道的。所以凡是可以欺骗世人而取得名声的，必定寄托在没有固定形态的事物上。虽然如此，固定形态画错，只限于错在局部，不能损害全体；如果恒常规律表现不当，那就会全部毁坏。正因为它的形态没有固定标准，所以它的规律更不可不谨慎。世上的工匠，有的能够曲尽形态，却说到其中的规律，若不是高明之人和超逸之才，就不能辨别。与可画竹石枯木，真可以说是掌握了其中的规律。他们就是这样枯死，就是这样蜷曲瘦削；就是这样枝条舒展、茂盛生长。根、茎、节、叶，芽、角、脉、纹，千变万化，从来没有彼此雷同，却各自恰当于应有的位置，合乎自然的创造，也满足人的审美，这大概就是通达之士寄托精神的地方吧？从前我曾在净因院方丈画过两丛竹子。后来与可出任陵阳太守，向西行，我和他同行。分别后，长老道臻法师又在东斋画了两枝竹梢和一株枯木。道臻正在法堂整治四壁，便向与可请求，与可已经答应了。因此我一并写下这篇记，必须有明白其中规律并且深入观察的人，才会知道我的话并非妄言。《李氏山房藏书记》——苏轼 象牙、犀角、珠玉等奇异珍贵的东西，能使人的耳目愉悦，却不适于实际使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等六类材料，适于使用，但使用它们就会损耗，取得它们就会枯竭。既能使人的耳目愉悦，又适于使用；使用它不会损耗，取得它也不会枯竭——有这样的东西吗？贤能与不贤能的人各自得到的东西，取决于各人的才干；仁者和智者的见解，各随着自己的分量。才干和分量不同，却能求取而无不得到的，只有书吧？孔子是圣人，他的学习一定从读书开始。当时，只有周朝柱下史老聃的藏书较多。韩宣子到了鲁国，才见到《易》的卦象和鲁国的《春秋》；季札出使中原诸国，才得以听到《诗》的风、雅、颂；而楚国只有左史倚相能够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读书人生在那个时代，能够见到六经的，大概没有几个。他们的学习可以说很困难，但都熟习礼乐，深通道德，不是后世君子所能赶上的。自秦汉以来，著书的人越来越多，纸张和字的书写日益简便，书也越来越多，世上没有地方没有书。然而求学的人反而越来越苟且简略，为什么呢？我还见过年老的儒者先生，他们说自己年轻时想求《史记》《汉书》却得不到，后来幸而得到，都是亲手抄写，日夜诵读，唯恐来不及。近年市上的人相互翻刻，诸子百家的书每天传播成千上万张纸，求学者得到书既多又容易，像这样，他们的文章和学问本应比古人增加几倍。可是后来的科举士子，都把书捆起来不看，空谈游说而没有根基，这又是为什么呢？我的朋友李公择年轻时在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的僧舍读书。公择离开以后，山中的人思念他，便把他居住的地方称为李氏山房，藏书共有九千多卷。公择已经涉入书籍的源流，探究它的根本，采摘剖析其中的精华，咀嚼其中的滋味，把它们化为自己的东西，表现在文章中，落实在行为上，因而在当世闻名。而书本本来仍旧在那里，从未稍有损失，今后还要留给后来的人，供他们无穷无尽地求取，使各人都能得到与自己才分相称的东西。因此不把书藏在家里，而藏在他过去居住的僧舍中，这是仁人的心意。我已经衰老而且多病，对世间没有什么用处，只希望得到几年的闲暇，把自己尚未见过的书全部读完；而庐山本来就是我想游览却未能去的地方，大概我将在那里终老，尽力发掘公择的藏书，拾取其中被遗弃的部分来补益自己，或许会有所收获吧？公择请求我写文章作为记，于是我写下几句话，使后来的人知道：古代君子把读书看得很难得，而今天的学者有书却不读，实在可惜。《眉州远景楼记》——苏轼

译我们眉州的风俗有三点接近古代：士大夫重视经学而看重宗族，百姓尊敬官吏而畏惧法律，农夫结成伙伴互相帮助。这大概是三代、汉、唐遗留下来的风气，是其他郡所比不上的。起初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还沿袭五代的文弊；只有我们眉州的士人通晓经学、学习古文，以汉代文章为宗师。当时，四方都指责他们迂腐疏阔。至于郡县的胥吏，也都带着经书、执笔办事，应答进退很有可观之处。大户和显贵以门第宗族相互抬高，推排甲乙，都有固定的等级，称为“江乡”。不是这个族类，即使富贵，也不与之通婚。百姓侍奉太守、县令，如同古代臣子侍奉君主；官员离任后，往往为他画像奉祀。贤能的官员，百姓还记录他的事迹，作为谈资，四五十年都不会忘记。商人和小民常常储备优良物品，另行收藏，等待官吏索取。家家藏有律令，往往熟读背诵，并不认为这样不对。即使是轻微刑罚和小罪，也有人终身不敢触犯。每年二月农事开始，四月上旬，谷苗还幼嫩而杂草已经茂盛，除草的人全部出动，几十、几百人结成一队，竖立标志、设置漏刻，击鼓召集众人。选择队伍中大家特别信服的两个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进退、劳作、停止都听从这两人的指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击鼓而不来，来了却不尽力，都要受罚。丈量田地、计算功劳，事情结束后核查奖惩。田多而壮丁少的，就出钱补偿众人。七月十六日以后，谷子成熟而杂草衰败，就放倒鼓、停止漏刻，取罚款和补偿众人的钱，买羊、猪、酒醴祭祀田祖，奏乐饮酒，吃醉喝饱后离去，每年都以此为常规。他们的风俗大致如此。因此百姓都聪明有才智，以务农为本分，努力劳作，容易治理却难以强行制服。太守、县令刚到任，只要看看他们的言语举动，往往就能了解他们的为人。那些明达能干的人，不必再拿事务考验，整天相安无事。如果不按正道治理，他们就会陈述道理、执守法度来讥刺规劝。所以不了解情况的人认为这里难治。现在的太守黎侯希声，是我苏轼朋友的朋友，简朴而有文采，刚正而仁慈，明察而不苛刻。大家认为他容易共事，他任期已满将要调任时，舍不得他离开，便相继上书请求挽留。朝廷没有拒绝他们的请求，黎侯留任三年，百姓更加信任他，于是达到无事而治。黎侯便在官署北窗之外扩建，修成远景楼，天天和宾客、僚吏在楼上游赏相处。我当时正在任徐州，眉州人不断写信往来，从未不说黎侯的好处，并请求我写文章作为记。唉！我离开故乡已经很久了，所谓远景楼，虽然可以想见它的所在，却不能详细描述它。然而眉州人为什么因这座楼建成而高兴，并想要我写记，难道不正是因为上面有容易共事的长官，下面有容易治理的风俗吗？孔子说：“我还来得及看到史官有意留下缺文。”有马的人，借马给别人乘，现在这种情形没有了。这两件事对于大道并没有重大得失，但尚且要记录下来。如今我们眉州接近古代的风俗，唯独能够历经世代而不改变，大概是老年人和前代贤人的宽厚恩泽，以及贤能的太守、县令不断安抚教诲的力量，难道可以不记录吗？至于登临观览的快乐、山川风物的美好，等我将来归老故乡，穿布衣戴幅巾，跟随地方长官登上此楼，酒意酣畅、音乐响起时，提笔为它作赋，来歌颂黎侯遗留下的恩爱，也还不算晚。《庄子祠堂记》——苏轼 庄子是蒙地人，曾经担任蒙地漆园的官吏。他去世一千多年了，蒙地却一直没有祭祀他。县令秘书丞王兢开始修建祠堂，请我写文章作记。我谨按《史记》记载：庄子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代，他的学问无所不窥察，但根本上归于老子之说。因此他所著十多万字，大多是寓言。他写《渔父》《盗跖》《胠箧》，用来诋毁孔子门徒，以彰明老子的学术。这只是了解庄子粗略的一面。我认为庄子其实是帮助孔子的，只是不能把他的话当作行为准则。楚国公子乔装出逃，守门人刁难他。他的仆人拿着鞭子骂道：“奴才没有尽力，守门人把他放出去，这是你的责任！”本来就有倒行逆施的做法。若认为仆人不爱公子，那么这种做法便不可取；但公子的规矩也不可取。所以庄子的话，实际在赞成孔子，而文辞上却不赞成；表面上排挤，暗中却在帮助。他正面说的话大概没有多少；至于诋毁孔子，却从来没有不隐约显露出他的本意。他论述天下的道术，从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这些人，一直到他自己，都认为各自同属一家，却唯独不把孔子列入其中，以此表示尊崇孔子。真是高明啊！然而我曾怀疑《盗跖》《渔父》似乎确实是在诋毁孔子，至于《让王》《说剑》，都浅陋而不合于道。反复观察后，我在寓言的结尾处得到这样的文字：“阳子居向西游历到秦国，遇见老子。老子说：‘你那样傲视旁人、怒目而视，又有谁愿意和你相处呢？最洁白的东西好像受了污辱，盛大的德行好像还不足。’阳子居惭愧地变了脸色。他去的时候，旅舍主人将要迎接他，主人拿着席子，妻子拿着巾栉；旅舍中的人避开自己的座席，烧火的人避开灶台。他回来时，旅舍中的人已经同他争座位了。”删去《让王》《说剑》《渔父》《盗跖》四篇，把它们合在《列御寇》篇中。篇中说：“列御寇到齐国去，走到半路又返回，说：‘我惊讶了！我在十家卖浆的人那里吃饭，其中五家先送食物给我，这才明白过来，笑着说：“这本来就是一章文章。”’”庄子的话还没有说完，昏昧的人便割取它的文字，塞进自己的话里。我不能不加以辨明。凡是分章、命名篇章，都是世俗人的做法，并非庄子的本意。《灵壁张氏园亭记》——苏轼 从京师向东行，水路漂行在浑浊的河流上，陆路奔走在黄尘中，低洼田地一片苍茫，行人疲倦厌烦。走了八百里，才到灵壁张氏的园子，在汴水北岸。园外修长的竹子森然高耸，高大的树木茂密幽深。园中利用汴水残余的水流蓄成池塘，又搬取山中的怪石堆成岩石和土山。蒲草、芦苇、莲花、芡实，带有江湖的情趣；椅树、桐树、桧树、柏树，具有山林的气息；奇花美草，呈现京洛的风姿；华美的厅堂、高大的屋舍，具有吴、蜀的精巧。园子幽深，可以隐居；物产丰富，可以养人；果蔬可以供邻里饱食，鱼鳖、笋和蔬菜可以馈赠四方宾客。我从彭城调任吴兴太守，从宋地登船，三夜后到达园下。坐着肩舆敲门，见到张氏之子硕。张硕请求我写文为园子作记。张氏世代都有显贵人物，从他的伯父殿中君和先父通州府君开始，才在灵壁置家，并营造这座园子，修建兰皋亭来奉养父母。后来他们出仕朝廷，名声一时显著，又把余力逐日用来增修治理园子，到现在已有五十多年了。园中的树木都粗达十围，岸边山谷隐约可见，园中各种事物没有一样不合人意，确实可以看出他们用力既多又久。古代君子，不一定出仕，也不一定不出仕；一定要出仕，就会忘掉自身；一定不出仕，就会忘掉君主，好比饮食，只求适合饥饱罢了；

译然而士人很少能够履行这种道义、奔赴这种节操：隐居的人安于旧处而难以出仕，出仕的人习惯于利益而忘了回来，于是有违背亲人、断绝世俗交往的讥评，也有后悔贪图俸禄、苟且安逸的弊病。如今张氏先君为子孙筹划，考虑得长远而周全。因此在汴水、泗水之间，水陆交通、官员车马往来的要冲修建住宅、营造园林，使他们日常奉养父母和宴饮游乐的需要，不求取也自然具备。让他的子孙打开门出去做官，几步之间就是朝廷和市井；关上门回来隐居，俯仰之间就是山林。凭这些可以养生、修性、实行道义、求取志向，无论怎样都没有不可以的。因此他的子孙出仕的，都有循良官吏、才能出众的称誉；居家不仕的，都有守节之士、廉洁退让的品行，这大概都是先君子的恩泽。我在彭城任职两年，喜爱那里的风俗，将要离去时舍不得，彭城父老也没有厌弃我。我打算在泗水边买田终老，向南望着灵壁，鸡犬之声彼此相闻，头戴幅巾、手扶杖、脚穿鞋，一年四时往来张氏园中，和他的子孙游乐，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放鹤亭记》——苏轼 熙宁十年秋，彭城发生大水。云龙山人张天骥的草堂，水淹到一半门扇那么高。第二年春天，水退了，他把居所迁到旧居以东、东山的山脚下。登高远望，发现了一处奇异的境地，就在上面修建亭子。彭城的山冈从四面合拢，隐约像一个大环，只在西面缺了一处，而山人的亭子正对着这个缺口。春夏交替时，草木一直长到天边；秋冬的雪和月，使千里景色一片同色。风雨阴晴之间，俯仰之间景色千变万化。山人有两只鹤，十分驯顺而且善于飞翔。每天早晨，它们便望着西山的缺口放飞，任凭它们飞往哪里：有时立在低洼田地，有时飞翔在云层之上；傍晚就沿着东山飞回，所以给亭子取名叫“放鹤亭”。郡守苏轼时常带着宾客、僚吏前来拜访山人，在这座亭子里饮酒，并以此为乐。他向山人作揖并告诉他说：“您知道隐居的快乐吗？即使是面南而王的君主，也不能用它来交换。”《易经》说：“鹤在树荫下鸣叫，它的孩子应声和鸣。”《诗经》说：“鹤在九层沼泽中鸣叫，声音传到天上。”鹤这种动物，清雅高远、闲适放达，超然于尘世之外，所以《易经》和《诗经》的作者用它来比拟贤人君子；有隐逸品德的人亲近、玩赏它，似乎应当有益而没有损害。然而卫懿公喜欢鹤，便忘掉了国家；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来告诫世人，认为使人荒唐迷惑、败坏混乱没有比酒更厉害的；但刘伶、阮籍一类人却借此保全本真，并在后世留下名声。唉！面南而王的君主，即使喜欢像鹤一样清雅高远、闲适放达的事物，也还是不应该沉溺其中；一旦沉溺，就会亡国。至于隐居山林、逃离尘世的人，即使面对像酒一样能够使人荒惑败乱的事物，尚且不会受到伤害，更何况是鹤呢？由此看来，两种快乐不能相提并论。山人欣然笑着说：“确实如此！”于是作《放鹤》《招鹤》之歌说：“鹤飞走了啊，飞向西山的缺口；高高飞翔向下俯看啊，选择要去的地方。忽然收拢翅膀，轻柔地将要降落啊；忽然看见了什么，挺直身子又振翅飞起，独自在山涧溪谷之间终日盘旋啊，啄食青苔，踏着白石。鹤飞回来了啊，飞向东山的北面；山下有人啊，戴黄冠、穿草鞋、着葛衣，弹琴而歌；亲自耕种来养活自己啊，剩下的粮食拿来让你吃饱。回来吧，回来吧，西山不可以长久停留。”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苏轼 竹子刚开始生长时，不过是一寸长的芽，但节和叶已经具备了。从蝉腹蛇腹般的竹笋，直到拔地而起十寻高的竹子，都是一生长出来就具有完整形态的。如今画竹的人却一节一节地画，一片叶一片叶地堆叠，哪里还会有完整的竹子呢？所以画竹，必须先在胸中形成完整的竹子形象；拿着笔仔细观察，然后看准自己想画的竹子，立即起身追随眼中所见，振笔直下，一气画成，像兔子跃起、鹘鸟俯冲一样；稍一放松，它就消失了。与可是这样教我的。我不能做到这样，但心里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心里已经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却不能做到，是内心和行动不一致，心和手不能相应，是没有学习的过错。所以凡是心中已经有所见而手上却不熟练的人，平时自以为明白，临事时却忽然遗忘，难道只有画竹如此吗？子由作《墨竹赋》送给与可，说：“庖丁解牛，是养生的人从中取法的；轮扁砍削车轮，是读书的人从中取法的。如今先生寄托于这竹子，而我认为其中有道，这难道不对吗？”子由从未画过竹，所以只是领会了其中的意思。像我这样的人，难道只是领会了意思，还同时掌握了方法吗？与可画竹，起初并不自以为珍贵，四面八方拿着白绢来请求他作画的人，足以一个接一个地挤满他的门口。与可厌烦这件事，把白绢扔在地上骂道：“我将拿它来做袜子！”士大夫们把这件事传开，当作谈资。等到与可从洋州回来，而我正在徐州任职，与可写信送给我说：“我近来告诉士大夫们，我画墨竹的这一派近在彭城，可以到那里去求取。做袜子的材料将要集中到您那里了。”

译他在信尾又写了一首诗，大意说：“打算取一段鹅溪绢，把寒竹梢横扫出万尺长。” 我对与可说：“竹子长达万尺，应当用二百五十匹绢。知道您已经厌倦笔砚，我只是想得到这些绢罢了。”与可无言以对，便说：“我的话说错了，世上哪里有万尺长的竹子呢？”我于是把这件事坐实，写诗答他说：“世间也有千寻高的竹子，月亮落下、庭院空寂时，竹影竟有这样长。”与可笑着说：“苏先生辩论是很会辩论，不过这二百五十匹绢，我要拿它买田回乡养老了。”于是把他所画的《筼筜谷偃竹》送给我，说：“这竹子只有几尺长，却有万尺竹子的气势。”筼筜谷在洋州，与可曾让我作《洋州三十韵》，筼筜谷是其中一首所写的地方。我的诗说：“汉川的修竹贱得像蓬草，斧头何曾饶过竹笋化龙？想来清贫而嘴馋的太守，心中已经有渭川千亩竹林。”这一天与可正和妻子在谷中游玩，烧竹笋作晚饭，打开信封得到这首诗，笑得喷饭，饭粒满桌。元丰二年正月二十日，与可在陈州去世。这年七月七日，我在湖州晒书画，看到这幅竹画压在废纸卷中，便哭了出来，失声痛哭。曹孟德祭奠桥公的文章中有“车过而腹痛”的话，我也因为想起与可从前和我开玩笑的话而感伤，由此可见与可和我之间亲密深厚、毫无隔阂到了这样的程度。《南安军学记》——苏轼 古代治理国家有四件大事：井田、肉刑、封建、学校。如今这些都不存在了，只有学校还勉强保存。古代办学有四项作用：大的方面是选拔人才、讨论政事，小的方面是弦歌诵读。如今这些也不存在了，只剩下诵读而已。舜说：“众多顽劣而不服教化的人，如果不能在这个时候任用诸侯来明示教诲，就用鞭打使他们记住；把事情写下来，用来记载他们，是要让他们和大家一同生存吗？让乐工把他们的意见采纳进歌谣，按时传播；有改过的，就推荐任用；没有改过的，就威慑、斥退、流放、拘禁。”这里“格”的意思是改变。《论语》说：“有羞耻心并且能够改过。”这里“承”的意思是推荐。《春秋左氏传》说：“奉承齐国的牺牲。”那些顽劣而不服教化的人，舜都有办法对待他们。改变恶行没有比引导人向善更好的办法，所以把可以进取的人推举出来，用射侯的礼仪选拔他们。不服教化很严重的，就鞭打；罪过较小的，就书写记录下来，并不是厌恶他们，而是希望他们与大家一同生活、共同承担忧乐。这些是有罪而尚未到不可抛弃地步的士人，所以让乐工探察他们歌谣讽谏的话并传播，以观察他们的内心。能够改过的，就推荐并任用；不肯悔改的，就威慑、屏退、流放、拘禁。这就是舜的学校政事。射中与否，和善恶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用箭靶来显示善恶呢？为什么呢？回答说：射箭是用来聚集众人、评议士人的。众人聚集之后，评议才可以确定。孔子在矍相之圃射箭时，观看的人像墙一样围满四周，大概让弟子举酒杯、宣扬射礼规则三次，最后留下的仅有少数人。由此看来，用射箭聚集众人，再评议士人，这种做法由来已经很久。《诗经》说：“在泮水边献俘。”又说：“在泮水边献上敌人的左耳。”《礼记》说：“在学校接受战果报告。”郑国人到乡校游览，议论执政，有人问子产毁掉乡校怎么样。子产说：“不可以。好的事情我就实行，不好的事情我就改正，乡校是我的老师。”孔子听说后，认为子产仁爱。古代选取士人、讨论政事，一定在学校进行。有学校却不讨论政事、不选拔士人，仍然等于没有学校。学校没有比东汉更兴盛的，当时士人有数万人，能够使将死者复生、使枯木重新发芽，三公九卿都屈尊礼敬他们。三府征召士人，常常出自他们的意见；他们选拔士人、讨论政事，可以说接近古代。然而最终造成党锢之祸，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王政的事情。君王没有兴起，士人却凭自己的私意在下层推行，造成祸败本来就是应该的。朝廷自庆历、熙宁、绍圣以来，三次特别重视学校，即使偏远的郡县也一定设有学校。何况南安位于江西南部，儒学的丰富程度与闽、蜀相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理郡政显著闻名，所到之处必定兴建学校，所以南安军的学校在江西首屈一指。曹侯是仁人，而且勇于行义。他兴建这所学校，亲自承担责任，不论事情繁难或容易，都以一定办成为目标。士人因此感奋，不用劝说便努力做事。官府花费九万三千钱，其他人的资助不可计数；建成房屋一百二十间，礼殿、讲堂的规模，足以同大诸侯的居所相比。学校所需的器物，没有不严整齐备的。又用余款增加设置廪膳，供养数百人。工程开始于绍圣二年冬天，完成于绍圣四年春天。学校建成后曹侯离开了，如今任潮州知州。我从海南回来，经过南安，对这件事的所见所闻最为详细。士人感念曹侯不止，便把事情的始末列举出来，携带粮食跟随我走了三百多里，希望我记载事实。学校，是君王的事业，所以我先把舜的学校政事告诉他们。然而舜的时代已经很远，不可能企望达到；有贤能的太守，仍然可以成为郑国的子产。求学的人只要不愧对古人就够了。《成都府运判霍侯思堂记》——文同 天下的事物，通常彼此相宜；相称了，文理就顺畅，制度也合适。若大小轻重有一点不相合，往往就会使事情受到损害，被认为不合常理，于是引起众多议论。天下地域广大，我们宋朝全部拥有它；四方极远之处，幅员万里，横向裁分、纵向区制，划分为各个路。朝廷设置使者，以转运使为名，常常很难选择合适人选；任职后，要供给财赋，考察属官，宣布威严与恩惠，专权处理事务，他所承担的责任已经很重了。唯独剑南西川，原野平坦肥沃，田畦众多、物产丰盛，金帛、苎麻、丝絮等物，仿佛上天降下、大地生出；装运馈送每日不停，船只漂运、车辆奔走，用来供给朝廷，供养各处边塞，号称占全国大农寺所征调的一半。县官倚赖它，简直把它当作珍宝收藏。所谓副职，既不是拘谨小心、只会因循度日的人所能担任的；他的居所也应当高大宏敞、显贵明亮，与主官的形制相称而没有偏缺，这样才可以说合适。如今所谓副职的住所，过去曾经草草设置，不久便废弃；后来恢复，也只是沿袭旧制，曲折低狭，不能用来清静开阔地讲学、宴饮、休息，旧有地基又被蓬蒿遮蔽埋没，历任官员都没有来得及营建。职方员外郎霍侯，因为经术和品行都明达高尚，所到之处都值得依赖；他担任转运副使，实在是凭才干被选拔的。到任后，他查究内外事务，使烦乱的事情安静下来，使繁剧的事务减少；隐蔽的错误得到革除改正，潜在的利弊得以彰明；各城都信服敬畏，俯首听命，不必烦劳告谕，自然达到安宁肃静。

译只是居住的地方很不合适，霍侯便想办法增修改建，使文章所讲的文理和制度，同现实事物完全相称。龙图阁直学士赵公过去总管外计，如今又奉持旌节镇守此地，于是听到霍侯的建议和志向，便同霍侯协力，规划开辟那块地，筑墙围成一座园子；从富余处收集材料，利用空闲时间召集工匠，把各方面的想法合在一起，交给工匠以工程标准；修筑高大的地基，建起巨大的房屋。不到几个月，工匠便报告完工。高耸的谯楼刺入天空，宽阔的屋檐延伸出阴影，横向的栏杆环绕守卫，窗户通畅洁净，仿佛飞翔而又高高挺立，仿佛盘曲而又再次振奋。奇异的山峦秀美的峰岭，在楼上引发远大的思绪；鲜艳的花朵珍贵的树木，在楼下供人欣赏。宽阔广大，可以宴请宾客朋友；幽静严密，可以筹划财利。雄伟壮丽啊，确实是大邦的崇高建筑、外台的伟大景观。落成之后，霍侯对广汉都尉文同说：“没有石碑来记载，恐怕会成为事情的缺失；我想把这件事托付给您，您认为如何？”文同说：“好。”退下后自己想，过去韩退之任王南昌的属官时，为滕王阁作记；柳子厚任长沙属官时，为戴氏堂作记，他们都是部属官吏。如今我奉霍侯之命为此事作记，正合适，怎敢以才疏学浅推辞？于是依次写下大略，刻在堂宇下面，以便永久夸示，不过惭愧自己文辞不佳。《齐州闵子祠堂记》——苏辙 历城以东五里有一座土丘，叫作闵子的墓。墓上有坟却没有祠庙，按等级应有的祭祀也没有举行，地方百姓为此不安，守土官吏中曾有人打算兴办却没有成功。熙宁七年，天章阁待制、右谏议大夫濮阳李公来任济南太守。第二年，政务修明、事情治理有序，地方的老年人一同来告诉他说：“本地从前有像闵子这样的人，却没有祠庙享受祭祀，难道不是很大的缺失吗？”李公只是以前不知道，如果知道了，哪里会不整治呢？李公说：“唉，确实不能再拖延。”于是筹备工匠修建祠堂，准备祭器，使春秋两季能够照常举行祭祀。祠堂建成，备办三献礼，笾豆排列整齐，傧相各有位置。废弃了一百年的祭祀，一天之内便兴办起来。学士大夫在祠堂下观看礼仪，感叹流泪。有人说：“孔夫子生在乱世，周游齐、鲁、宋、卫之间，没有一个国家不曾出仕；他的高等弟子也都在各国做官：宰我在齐国做官，子贡、冉有、子游在鲁国做官，季路在卫国做官，子夏在魏国做官。弟子中出仕的人也很多。然而称为德行高尚的四个人中，只有仲弓曾任季氏的家臣，其余三人都从未出仕。季氏曾经想让闵子做费邑宰，闵子推辞说：‘如果再有人来召我，我一定已经到了汶水以北。’ 况且以孔夫子的贤能，尚且不认为出仕是污浊的事，那么三位先生不出仕，究竟是为什么呢？”话还没有说完，有人回答说：“您难道没有见过要到东海去的人吗？远远望去，海面茫茫，不知边际；靠近它时，水势浩瀚，深不可测。海船像遮天的山，船帆像漂浮天空的云。只有这样，才可以驾着船经受风涛而不翻覆，撞到蛟龙海怪也不恐惧。如果用江河上的船只去渡过东海的险难，那么走十里就会返回，走一百里就会沉没，这种船不足以减轻万里大海的祸害。周朝衰微时，礼乐崩坏，天下大乱，若有人想挽救它，就好比渡海，而且困难更甚。如今孔夫子不顾一切而出仕，就是因为他所凭借的船只足够可靠。各位弟子急切出仕而忘记返回，大概也只是有简陋的船，想要试渡大海罢了，能做到的也不过随着自己的力量所及而已。至于那三位先生，希望成为像孔夫子那样的人却做不到；回头看看其他弟子，又认为他们所做的不足取，所以停下来等待。孔夫子曾经说：‘世上学习柳下惠的人，没有一个像鲁国那个独居的男子。’我对三位先生也这样说。”众人说：“对。”退下来后把这些话写下，便刻在石碑上。《东轩记》——苏辙 我因获罪被贬，担任筠州盐酒税监，还没有到任，便下了大雨，筠水泛滥，淹没南市，冲上北岸，冲坏刺史府的门；盐酒税的官舍临近江边，水患尤其严重。到任后，房屋破败得无法居住，便向郡府报告，借用部使者的官府居住，郡府可怜我无处可归，也同意了。到了当年十二月，才得以支撑倾斜之处、修补毁坏之处，在听事堂东面开辟出一间轩，种下两棵杉树、一百竿竹子，把它作为宴饮休息的地方。然而盐酒税原来由三名官吏共同办理，我到任时，另外两人恰好都罢职离开，事务全落在我一人身上。白天坐在市区，卖盐卖酒，征收猪鱼的税，同市民争夺一尺一寸的利益来尽自己的职责；到了晚上回去，筋力疲惫，常常昏昏睡去，连夜晚已经过去、天亮了也不知道。天亮后又出去办理职务，始终不能安闲地待在所谓东轩里。每天早晚出入它旁边，回头看看它，没有一次不哑然失笑。我年轻时读书，私下曾奇怪颜子用一箪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别人不能忍受那种忧苦，颜子却不改变自己的快乐。我私下认为，即使不愿做官，守门击梆，也还可以养活自己而不妨碍学习，何至于如此困顿受辱、贫穷困苦而自我折磨？等来到筠州，在米盐事务之间辛勤劳作，没有一天休息；即使想抛弃尘世污秽、解脱羁绊，放任自己进入道德的境界，事务却每每劫持我、留住我。到这时才知道颜子之所以甘心贫贱，不贪求一斗一升的俸禄来供给自己，实在是因为俸禄会妨害他的学习。唉！士人正当还没有听闻大道时，沉溺于权势利益，把玉帛、子女当作满足自己、厚待自己的东西，以此为乐。等到遵循义理来求得通达，抛弃浮华而收获真实，安闲自得，不知道天地有多么广大，也不知道生死有什么变化，更何况比这些更低下的东西呢？所以这种快乐足以改变贫困饥饿而不产生怨恨，即使面南而王的人也不能超过它；只是没有德行，就不能承受这种快乐。我正一点一点地想磨洗污浊，企望得到圣贤的万分之一，自己看起来还差得很远，却想或许可以接近颜氏的福分，当然是不可能得到的。至于孔子周游天下，最高做到鲁国司寇，最低做到乘田、委吏，随遇而安，没有什么地方不可处置，那大概是通达之人的事情，不是求学者所能期望的。如今我既然因为谴责被贬来到这里，虽然知道枷锁般的官务有害，却因形势所迫不能离开；只希望岁月长久之后，世人或许哀怜我，使我能够回到田野，修治祖先留下的破屋，建一间四面不过一堵墙的小屋居住。那时再追求颜氏的快乐，怀念东轩，悠闲自在地忘却衰老；然而这也不是我敢于期望的。《宋文鉴》卷八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八十三 宋吕祖谦编

译记 《黄州快哉亭记》——苏辙 长江流出西陵峡，才进入平地。江水奔腾放纵，水势浩大；向南汇合湘水、沅水，向北汇合汉水、沔水，水势更加盛大。到了赤壁下面，波涛漫延，和大海相差不多。清河人张梦得被贬居住在齐安，就在住宅西南修建一座亭子，来观赏江流的壮美。我兄长子瞻给它命名为“快哉”。亭中所能看到的，南北达百里，东西达一舍；波涛汹涌，风云开合。白天有船只在亭前出没，夜晚有鱼龙在亭下悲鸣长啸，变化迅速，令人心惊目眩，不能长久注视。如今却能在几席之间玩赏这种景色，一抬眼就可以看尽。向西望武昌群山，山冈起伏，草木成行；烟雾消散、太阳升起时，渔父樵夫的房舍都可以一一数清。这就是它使人感到畅快的原因。至于长洲的水边、旧城的废墟，是曹孟德、孙仲谋曾经窥伺之处，也是周瑜、陆逊驰骋争战之地；它们流传下来的风气和遗俗，也足以让世俗之人感到畅快。从前楚襄王和宋玉、景差在兰台宫游览，有一阵风飒然吹来，楚王敞开衣襟迎风，说：“这风真畅快啊，是寡人能够同百姓共同享有的吗？”宋玉说：“这只是大王的雄风罢了，百姓怎么能共同享有呢？” 宋玉的话大概含有讽谏。风本来没有雄风、雌风的区别，人的遭遇却有得意和失意的变化。楚王因此快乐，百姓因此忧愁，这是人的遭遇不同，和风有什么关系呢？士人生在世上，如果内心不能自得，那么到哪里去会没有忧患？如果内心坦然，不因外物损伤本性，那么到哪里去会不感到畅快？如今张君不把贬谪当作忧患，窃取治理齐安的余暇，在山水之间放纵自适，他的内心应当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即使住在蓬草编的门、瓦瓮作的窗的简陋房屋中，也没有什么地方不快乐，更何况能够洗濯于长江的清流，舀取西山的白云，穷尽耳目所能享受的美景，以使自己适意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连绵的群山、深绝的山谷、长久的树林、古老的树木，用清风吹拂它们，用明月照耀它们，都是骚人诗士用来悲伤憔悴、不能承受的景物，哪里看得出它们有什么畅快呢？《遗老斋记》——苏辙 庚辰年的冬天，我从恩州归来，由南方荒远之地客居颍川，想回家却不能。几个儿子为此忧虑，说：“父母已经老了，而住宅还没有建成，这是我们的责任。”于是共同占卜选址建造，五年后才完成。住宅南面有修长的竹子和古老的柏树，萧疏淡泊，像隐士的家，于是开辟出四间屋宇，增设明窗曲槛，作为日常闲居的书斋。建成以后，儿子们请我给它命名。我告诉他们：“我从事诗书之学，凡是世人所能做的事，我都茫然无知。我二十三岁时，朝廷正征求直言，有人推荐我应诏，我便采集民间道路上的议论以及宫禁中的秘密，自以为一定会因此获罪，主管官员果然认为我的言论不恭顺；唯独皇帝不准许，说：‘我以直言求取士人，士人以直言告诉我，如今却因此贬斥他，天下将怎样看我呢？’宰相不得已，把我列为下等名次。从此我流落在外二十多年。到宣后临朝时，才擢升我为右师谏，我所进言的事情，大多得到听取采纳。不到五年便参与国政。大概我的遭遇有过两次，都是古人少有的。然而在这期间，和世俗交往办事而不如意的事情，十件中常有六七件。虽然名义上算是得志，实际上却常常不能随心。我听说，快乐没有比称心如意更好的，忧愁没有比不如意更惨的。” 如今我退居在一间屋子里，闭门谢客，扫除外缘，不与外物接触；内心认为可以做的事，没有一件不去做，内心认为不可以做的事，没有一件不停止。我的行动和停止从来没有稍微不合心意，因此我一生的快乐，没有比今天住在这里更好的了。你们要记住这些话，学习道术而求得少犯过错，像我今天居处于“遗老斋”一样就可以了。司马温公《布衾铭记》　范祖禹 温国文正公所使用的布被上，有隶书一百一十多个字。“景仁惠者”，是端明殿学士范蜀公赠送的；“尧夫铭者”，是右仆射高平公所作的。元丰年间，公居住在洛阳，蜀公从许州前去拜访他，赠给他这床被子。在此以前，高平公作了《布衾铭》来告诫求学的人，公喜爱其中的文辞和义理，便把它抄写在被子的前端。到他临睡和患病时，东府按照他的遗命办理后事，用深衣收殓，并用这床被子覆盖他。公对于外物淡泊，没有什么嗜好；只有对于道德和义理，像对利欲那样看重。他的清廉如水，而且不断澄清；他的正直如箭，而且始终端正。因此，他的居处必定有规矩，举止行动必定合乎礼法。他的衣被服饰如同陋巷中的士人，房屋里萧然空寂，只有图书堆满；常常整日静坐，淡泊安然。他又用圆木作警枕，稍微打盹，枕头转动便会醒来，于是起身读书。他恭敬、节俭、勤勉、守礼，全出于天性，自以为舒适，不用勉强便能做到。他和两位范公以心相交，以正直之道相处，以忠诚的劝告彼此补益，一切都是这样。他的诚心始终如一，直到临终仍觉得没有做到足够。祖禹观察公的大节和细小的操行，虽然不能立即一一列举，但它们都根源于极端真诚；他不求天下人相信自己，所以能够奋发有为，超越古今。他居住在洛阳十五年，仿佛打算终身如此。一次起身出仕，功业便遍及天下；宫廷内的婴儿、妇女，宫廷外的蛮夷戎狄，没有不敬仰他的德行、佩服他的声名。这只是因为他的至诚罢了。公的侄子宏得到公亲笔留下的纸本，子家嘱托祖禹为这部抄本叙述始末，使后世以公的节俭为师。《湖学田记》　顾临 施惠是有方法的，供养是有道理的。架一根梁来让人渡河，是施惠之法中很简略的，却被君子采纳，因为它得到了施惠的方法；分给人一根韭菜以救济他人，是供养中很微薄的，却被圣人采纳，因为它得到了供养的道理。子产把车子让给别人乘，出力固然勤劳，但君子不采纳，因为那不是正确的方法；冉子给人粮食，他的心意固然是为了周济人，但圣人不采纳，因为那不是正确的道理。所谓方法，不在于丰厚，而在于不耗费；所谓道理，不在于宏大，而在于不会穷尽。丰厚却耗费很多，是只知道爱护对方，却不知道爱护自己；规模宏大却容易穷尽，是只知道爱护当前，却不知道顾及后世。只要不耗费，即使微小也值得称许；只要不会穷尽，即使薄少也值得珍视。吴兴的学校闻名天下，兴盛时求学者多得无法计数，但常常忧虑施惠和供养没有跟上。那些从千里之外来的人，有的到了门前却不能留下，有的留下了却不能久住；将要返回时，都带着遗憾不足的叹息。学校起初只得到皇帝赐田五顷，而湖边多水涝，每年的收入没有多少。到如今枢密胡公任郡守时，才开始筹办学校经费，并逐渐顾及贫寒的诸生。继任胡公的人有时有所增加，但仍没有使它充足。

译嘉祐年间，我常常代理教授，计算学校经费，十年中往往连二三年所需的数目也达不到。过了几年，太守鲍侯轲怜悯经费不足，慨然想着办法扩大它；正在和同僚谋划时，恰好听说秀州杉杨泾有百姓争讼田地，多年不能判决，官府将要把争讼双方的田地都没收。鲍侯高兴地说：“我的谋划有办法了。”于是写信恳请转运使，希望借钱买下争讼的田地来供养学生。恰逢转运使贤明，乐于听取他的请求，便借给六十万钱，买得田地七顷。这些田地处在肥沃的土壤上，过去没有旱涝之患，用两年的收入偿还借款，以后便全数作为学校粮食，每年可以供养一百名学生。房屋建筑的坚固容易毁坏，钱财的富足容易耗尽，只有田地的收益可以无限地惠及后人。说到它的开端，可以说是施惠而不耗费；考察它的长远结果，可以说是供养而不会穷尽。世上有些人搜刮百姓的膏血，妄自用来供奉塔庙；在兴教化的地方，这种做法就应当轻视而不顾。唉！不明白什么是善，只是一味多费钱财而容易穷尽；和今天这件事相比，实在相差太远。鲍侯离任两年后，正遇到如今徐侯到任。徐侯喜爱他得到施惠、供养的方法，并且有助于教化，但又担心年代久远，会有人湮没这件事的美德，于是勉强不才的我把它写在这里。《重修御史台记》　曾肇 元祐三年，新建的御史台落成，皇帝下诏命臣曾肇为它作记。臣肇私下思量，幸而得以充任侍从官，以文章为职；这种大手笔虽然不是我所能胜任的，但按道义不能推辞，谨拜手稽首写道：御史一职见于周代，掌管传达文书、接受法令而已。战国时期发展到执掌法令，也仍然只是记事的职务。到了秦汉，才设置御史大夫，地位仅次于丞相；副职为御史中丞，监督各部刺史，接受公卿奏事，检举弹劾并审查奏章；属官有侍御史，出外讨伐奸猾，审理重大案件，于是专门承担纠察的职责。后来政事归于尚书，御史与尚书、谒者并称三台；御史大夫改为三公之一，御史中丞为御史台长，与尚书令、司隶校尉一同入朝，都专设座位，称为三独坐。隋唐重新设置御史大夫，天下有冤屈而无处申诉的人，可以同中书、门下省官员一起审问，称为三司。从此御史更加雄峻，其属官中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和侍御史分为三院；侍御史一人主管杂事，横榻而坐，称为南床；他们都专门负责弹劾，不负责进言。本朝沿袭这一制度，到真宗皇帝时增设负责进言的御史，此后御史都可以进言。御史相继在朝廷上争辩，小事可以使人自行申诉，所以他们的职任比前代更加重要，不只是谨慎参与朝会、听理诉讼而已。历代圣君相继，都借给御史以宽仁的权力，使他们能够尽情发挥，因此御史风采所及，百官震动肃敬；朝廷依赖他们而更加尊重，奸邪之人看见他们便知道畏惧。本朝初年虽然沿袭唐制，但以御史大夫兼任其他官职，不处理御史台事务；以郎中、员外郎兼任侍御史、知杂事，以副御史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官员充任三院御史，未达到这一资历的则任御史里行。监察御史按旧例在内监察尚书六曹，在外巡按郡县，后来也废止了。到神宗皇帝整顿官名，才恢复御史大夫的职务，以侍御史主管杂事，罢去御史里行，又恢复六察官分别掌管各部门；制度确定后，才相应设置官府。御史台建在宣化坊，自开宝五年才有东西两座岳楼。开宝七年，雷德骧分判三院事务，请求皇帝扩大御史台，于是扩建，但房屋不到一百楹。天禧二年又下诏增修扩建，遂达到三百六十楹；到元丰年间，经过将近七十年，逐渐毁坏。神宗皇帝命人绘制图样、规划工程，交给有关部门。旧制缺少御史大夫听事之所，沿用邺都制度，门缺朝北，以取阴杀之意；地势低下，不能显示威严。到这时才命令设置御史大夫听事厅，开门朝东，把低处增高，把低洼填高，规模宏大而深远。继承先志，叙述先事，留给后世；又由当今皇帝继承帝位。起初，他首先致力于仁慈节俭，凡土木营建，都下诏不要兴办。唯独御史台的修建，确实遵循先帝的遗训；但仍因为御史大夫只是空设的官职，暂且节省营建费用，门仍朝北，依旧不改。工程的规划、增减，都由圣心裁定。元祐二年六月己亥日开始施工，三年八月庚辰日完工。使用人工十万五千，建成房屋三百五十一楹。和旧制相比，规模稍有缩减，但高敞明爽却超过旧制。门庭深邃威严，厅堂宽广。长官、副长官及属官办理政务和休息，各自恭敬谨慎，均适合其用途。吏舍和囚牢深邃幽静而严密坚固，案牍簿书安置排列有序。这样可以向都城百姓展示法度，树立宪制的准则。按照典章制度考察，在这里才算相称。过去周人建成宫室，见于《诗经》；鲁国建造城门，记载于《春秋》。后世传诵，成为典籍中的首要记载。恭敬地思考神宗皇帝，受天命而承继大统，在位十九年，所建立的常法，都符合古代的义理。他好恶无私，赏罚不差错，因此纲纪得以振举；不营建宫室，池苑勉强完备，而官府寺署却得到崇建。所以能够把精力放在御史台这样的执掌风纪的机构上，以启发后嗣的心意。两位圣君恭敬自守，开通进言的道路，聪明之耳没有听不到的，明察之目没有照不到的。士人有因进言而获得福泽的，没有听说有因忠言而招致灾祸的。御史所处是皇帝耳目所在之地，受到的宠遇没有谁能抗衡。因此能够重修这座屋宇，完成前人的志愿。这件事应当写入文字，刻在金石上，使它超越邹鲁，永远流传美名。只是臣愚昧，言辞浅陋，哪里足以发扬圣德，称颂明诏的万分之一呢？虽然如此，臣曾听说：责备别人并不难，责备自己才难。御史所要责备的，是将相大臣任用不当，百官有司失职，以及天下发生败坏法令、扰乱纲纪、掩藏罪恶的事情；这些都可以由御史加以责问。那么御史自己难道没有可责备之处吗？身居其位而有不知道的事情，知道了却不进言，进言了却不能实行；实行之后使君子忧虑、使小人庆幸，这就是御史的责任。御史即使不自我责备，天下人也可以责备他。只有不以责备自己为难，施行责备别人时才配得上自己的职任。能够配得上职任，然后戴着高冠，穿着盛服，在高墙大厦中游息，才可以问心无愧。如果不是这样，内心难道不会感到惭愧空虚吗？所以我不顾自己的才力，借着奉诏作记的机会，诵述我所听闻的这些道理，告诉在位的人，使他们有所仰承，以符合历代圣君褒奖、扩大并彰显御史台的本意。《适南亭记》　陆佃

译会稽是越地最美的地方，山川之秀丽冠绝东南。自晋代以来，高旷宏放的士人多在这里居住。到了唐代，余杭才开始兴盛，和越地争胜，这可以从元稹、白居易的称赞中看出。然而杭州的风俗华美娇媚，善于占据形胜之地；丹楼翠阁映照着湖山，像画工所画的小屏风，精细玲珑而容易讨人喜欢，所以四方宾客经过并游览时，往往把越地放在杭州之后。越地的美景难道到这里就穷尽了吗？大概是江山的胜景虽然还在，而古代贤人已经离去了。近年以来，这里幽深寂寞，大概有许多美好之处郁积着而未能显露。熙宁十年，给事中程公出任这里的太守。程公是文吏之师，所到之处总能治理，所以他到任不久，还没有走出官署庭院，政事便已成就，诉讼也清简，州中因而没有什么事。于是他和宾客沿鉴湖登上蕺山，寻找将军、秘监遗留下来的踪迹。登高远望稍感疲倦，仍不合乎程公的心意。这时有人把梅山的胜景告诉程公。原来这里过去是子真居住的地方。如今山的西南有一个村里叫梅市，其事迹应当就是史公所听说并前往的地方。刚到佛寺，横向望见湖山一面的秀色，以为还没有到达最佳景处。于是走到山上远望，这一天气候和暖、景色晴朗，竹竿还很稀疏，树叶将要合拢，山峰如同削成，时而可以看见层层山峰突出。程公说：“这才是此山的佳处。”不久向北回望，只见烟雾般的海面幽远迷蒙，风光若隐若现，呈现出魁伟奇特的景象；而高雅的情怀、清爽的气息又恰好相互契合。夕阳已经西下，实在不得不离去，才终于下山。山中的僧人用和理解程公的心意，于是依山修建楼阁，命名为“适南”，大概取自庄周所说大鹏向南飞去的意思。闲暇时便带众人来这里饮酒观赏。水舀起来清澈，山随着视线转动而显得越来越青翠；俯仰之间，海上的雾气浮现在楼台之间，野外的气息仿佛降落到宫阙之中；云霞的色彩没有定准，五色顷刻之间变化百次，大概是辞人和画史也无法描绘的。于是全州都把这里当作观赏胜地，春天来临时无论贵贱都前往游览。当地风俗又洁净雅致，游玩时都乘坐彩绘的船，平湖清浅，在晴天里随波浮动。登上这座亭子，四面眺望都看不见道路；微风轻拂，白昼悠长，仿佛置身蓬莱之上，真可以说是奇景了。那么，所谓余杭，未必能比得上这里。程公是苏州人，自年轻时便已有诗名，咳唾之间都能写成珍珠，人们争相传玩；他能够摹写物象，表达语言难以说出的情态。这些难道可以让程公来赋写吗？即使如此，程公的美好志向在于使幽隐的美善得到发扬，哪里只是装饰一座山而已？那么，这乡里凡是藏道蓄德、埋没在田间、溪岸、屠市、卜肆以及鱼盐之间的人，难道也都可以借此显露出来吗？天子仁慈圣明，选拔任用忠诚贤能的人，心中思念众多士人，这些人就可以出仕了。希望他们能够借助程公的羽翼，乘着风云直上青天。《蜀州重修大防记》　吕陶 古代的循吏，把郡县看作一家，把百姓看作亲人对待子弟一样，以忠厚和乐、平易真诚的态度对待他们，以勤劳不懈的力量帮助他们。事情无论大小，只要可以兴办建设、安排处置、筹备办理，就没有不尽心的。建造学校，选拔聪明敏捷的官吏亲自训导整治；减少费用，派人到博士那里替学生免除更役和徭役；同学生一起巡行县境；疏通沟渠，扩大陂湖；兴复荒废的土地，使灌溉田地达到数万顷；亲自带头节俭，劝导督促百姓务农；出入田间小路，住在乡亭；轻视刀剑，重视牛犊；铸造农具，教人犁耕；亲自丈量田地，按肥瘠分为三等，建立文簿，收藏在乡、县；凿山开路，设置亭传、邮驿，绵延数百里；使劳役停息减少；召回并聚集流散的百姓；打开仓廪救济灾荒旱灾；备办葬祭以抚恤鳏寡孤独；规定礼聘的年限；施行四诫之令；禁止婚嫁和丧葬追求奢靡。这些都是大事，而且办理得非常详细。至于榆、薤、葱、韭，规定每家的常数；两头猪、五只鸡，规定每家的常养；种桑、柘，栽麻、苎，收藏果实，储蓄菱角、芡实，养蚕织履，也全都有教令。这些是小事，却也没有忽略。考察古代而求其根源，大概就是豳公所实行的风化，也可以看见孟子所说王道的根本。因此，百姓在任时便心悦诚服，离任后仍思念他；他的政绩风采在当时光辉显著，德行声誉流传后世。游茂先治理唐安，或许就是采用了这种方法吧？他虚心接待事物，没有猜疑、阻隔和二心的嫌隙；以高尚的志向处理政事，没有苟且简略、支离破碎的样子；举持大纲来使政体敦厚，亲自处理细务来完全了解下情。从公府直到郊野，人人都能感受到他的欢爱和知遇，茂先把他们都当作一家人。州府房屋破败已经很久了，每逢大风雨，便担心会摧毁倒塌。他在政事清闲、事务间隙时，谋划修缮它，远处仿照诸侯路寝的制度，近处遵循太守黄堂的形式，高低深广全都合乎尺度；其他毁坏简陋的地方，也随即焕然一新。楼台营垒得到了高大坚固，府库得到了牢固严密；文书充满屋宇，收藏十分谨慎；宾客来到馆舍，有地方安然居住；扩建亭榭，以供游览吟咏；修好厨房和烟囱，以备宴饮。这些事情之所以能够办理，是因为政务有余力才顾及它们，并不是不分先后缓急。百姓安居以后，我们才可以讨论官署居处的安适，这并不是轻视大事而详究小事，也不是把治理官舍当作暂住的旅店，只想着计算任期而离开，不顾其他。宾客若踏入这里，来到州府门外，从西阶登临四面眺望，即使不询问当地风俗政务，也可以明白一切。这就像富贵人家的大宅院，墙垣建立得雄壮，门楼开得宽大，内外阶序分明而端正，粮仓、仓库、马厩等设施各得其所。到那里询问，必定有一位爱护子孙的人主持家政。一郡的政事，和这有什么不同呢？我曾经治理过这个州，知道这里民风淳厚善良，羡慕这里风物秀美优胜，认为这样美好的郡县和百姓，应当得到贤能而勤于政事的太守。于是把这四方面的美好都写出；如今茂先治理大防就是这样，所以我乐意为他作记。茂先慷慨而有远大的器度，常常以功名自我期许，难道只是满足于这一点小事吗？日后他离开这里而显达，百姓一定会思念他。读到我的文章的人，也可以用它来安慰自己的思念。《考古图后记》　吕大临

译庄周认为，儒者拘泥于前人的遗迹而背离真实，学习不能善于变通，所以提出轮扁论、刍狗喻，又加上渔父、盗跖以及《诗》《礼》发冢等言论，极力加以诋毁。学习而不知道变通，确实有罪；但变通而不知道止于中正，其弊害恐怕更加严重。把学说看作虚伪，把智慧看作穿凿，把仁爱看作姑息，把礼制看作虚饰，荡然不知圣人值得尊崇、先王值得效法。克制自己而顺从义理，反说是失去本性；认为古代正确、今世错误，反说是扰乱政事。甚至坑杀学士，焚烧典籍，使天下百姓全都愚昧以后才满足。由此看来，这两种学说，哪一种危害更多？尧、舜、禹、皋陶的著作，都说要考察古道；孔子自述，也说自己喜好古道，勤奋地求取它。所谓古道，虽然是先王留下的遗迹，但考察它、喜好它的人，必定要探求它所以成为这些遗迹的原因。制度、法度和礼仪形制所寄寓的，正是圣人的精微义理。有些道理是古今相同、百代都不能改变的，难道是刍狗、轮扁所说的那种东西吗？汉朝承接秦朝焚书之后的局面，向上看三代，好像昼夜交替、梦醒变化一样。虽然遗留下来的编册断简仅存二三分，然而时代变迁、风俗改变，人物亡故、书籍残缺，已经无法再想见先王遗留下来的余绪。至人的咳嗽声，谁能想到数千百年以后，尊、彝、鼎、敦等器物，仍然会从山岩、屋壁、田垄、废墟和墓葬之间出土；它们的形制和文字尚且不是世人所能了解的，何况能够知道它们的用途呢？天下太平无事时，好事者把这些器物收藏起来，不过作为供耳目观赏的奇异之物和供玩赏的器具罢了。唉！上天如果果真要使古代文化断绝，那么这些器物为什么还会出土呢？我在士大夫家中所见的这类器物很多，每当得到传摹图写的材料，渐渐装满卷轴，尚且还忧虑自己见识浅陋，不能深入考察。于是趁着闲暇，按次序编成这部书，并不是敢把器物当作玩物。观察它们的器物形制，诵读它们的文字，仿佛能够看见它们的形貌，以此追寻三代遗留下来的风气，就像见到了三代的人一样。根据意旨推求文辞，有时可以探究它们制作的本原，用来补充经传的缺失，纠正诸儒的谬误。天下后世有意考求古道的君子，也将有所考察了。《宋文鉴》卷八十三。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八十四。宋代吕祖谦编。

译记。《抚州新建城防记》——王无咎。善于治理政事的人，总是把最急迫的事情放在首位，然后才处理较为缓慢的事情；在缓急之间进行筹划经营，也各有方法。不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则相反。至于用教化改变百姓尚未顺服的心，用衣食满足他们必然产生的欲望，审理不能长期搁置的诉讼，救济无处申诉的老人和穷人，考核选阅官吏，褒扬善良的、罢黜邪恶的，这些是最为急迫、不可拖延的事。至于城池用来预备防守，官署用来起居办公，仓库用来出纳财物，以及台榭、马厩、驿站、亭子和园圃等琐碎设施，应当革除的就革除，应当修缮的就修缮，这些稍微可以缓办，却不能废弃。因此，掌管一个州政务的人，如果得到宏大敏捷、周到通达的君子，就能够周旋裁处，使急事符合急办之序、缓事符合缓办之序，通常不会颠倒次序；同时又能周密筹划，使所得的利益足以掩盖弊害，损失足以转化为收益，花费少而收获多，眼前兴办而长远保存。否则，若遇到见识鄙陋、目光短浅、苟且懒惰的官吏，他的裁处大多不能合乎先后次序，经营筹划又不能适合实际情况，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这是后世普遍的弊病，也是有志的儒者和通晓法令的士人之所以发愤追思古人的原因。治平二年四月五日，抚州的城防工程竣工。太守、司农少卿钱公暄，革除了唐代刺史危全讽所建的旧城防。危全讽修建这座城防，是在天祐元年，到今天将近二百年了，形势将要毁坏，所以钱公才开始谋划革新它。当时，钱公治理抚州已经超过一年，政令已经推行，官吏百姓顺服和谐，年年都有丰收，诉讼清简，钱公安然无为。于是他让四县县令各自准备材料，自己也不怕烦琐，反复督促巡视，所以能够在十二天内建成。工程完成后，规模、高度和宽度都超过旧制；开始建造时，又巧妙地削减了其中六间楹柱，使坐在堂下的人能够回转身体四面眺望，顿觉空旷开阔，足以体现登临高堂俯瞰千里的气势。他办理政务而能做到这样完善，真是所说的宏大敏捷、周到通达的君子啊！唉！天下有抚州，抚州适宜修建城防，这些事情本来就是无穷无尽的；而在修建城防的过程中，太守轮流来任职又轮流离去，也同样无穷无尽。那么，今天这项工程如果没有文字的曲折记述寄托在无穷的时间中，后世的人谁能知道，主持这项工程的是从钱公开始的，而且恰好安排得合乎次序、又有方法呢？所以无咎接受钱公的命令，不敢以自己不能胜任为辞，于是写下这篇记。《定平凝寿寺塑佛记》——张舜民。定平县的山比不上水，水比不上寺，寺又比不上凝寿寺。山没有名声，水却有名；寺院没有不依托山水的，而凝寿寺占据了其中最优胜的地方。水在西面是县城，东面是凝寿寺；寺院背靠夕阳，可以看见乡里的重楼复道，在烟霭之间上下缭绕，远望若隐若现，好像屏障。把它描绘出来，过去游览过的人不会嫌劳苦，而居住在这里的人也不会失去游赏的乐趣。我开始游凝寿寺时，看见一座大明堂，佛像居于中央，皮肤金色，衣服五彩斑斓，真美啊！随从们全都面色土黄、瘦骨嶙峋，制度形制还没有明确，但我也知道那是尊贵的佛像。后来我再次游览，看到前面佛像的背后，又从墙壁中隐约显出一尊只露出一半的佛像；随从们已不像先前那样相似，而是由所谓的九曜来充当。佛在其中驾驭车轮，真奇异啊！九曜明明高悬于天上，难道反而卑下到甘愿如此作为臣仆吗？还是佛教自有它的依据，而我从未学习过，所以不能知道呢？又怎么知道它不是说：九曜和五行的正气尚且臣服于我的佛，何况是人呢？所以按照王法来说：人不懂得畏惧，而饮食男女是长久存在的常道；一旦接受某种教法，便让人断绝放弃这些事情，直到终身都不敢伤害它所戒禁的方面；在设置这种法术的严酷程度上，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这些事情，我又能做什么呢？至于有了好地方却不让百姓居住，也不建作候馆，而是大量聚集这类寺院，难道只有凝寿寺一处吗？这是天下人共同叹息的事情。《大雅堂记》——黄庭坚。丹棱人杨素翁，是个英俊伟岸的人。他在州里、乡里和同乡之间，富有侠义之气，对人毫不宽贷；然而他凭借礼义而不是财力著称，是当地的长者和雄杰。他听说我想把杜子美在两川、防峡一带的诗全部书写下来，刻在石上，收藏在蜀中喜爱文章、喜欢办事的人家里，素翁高兴地向我请求参与这件事。又想建造高大的屋宇、扩充楹柱来庇护这些石刻，于是请我为屋堂命名。我给它取名叫‘大雅堂’，并告诉他说：‘自杜子美以来四百多年，这种文章之道已经委弃在地上；文章之士随着时代所能产生的杰出人物，尚且没有人能够登上杜子美的堂室，何况要成为他家室中的亲近者呢？’我曾经想随着自己欣然会意之处作笺注，用几句话结束它，但被世俗事务埋没，起初实在没有空暇。即便如此，子美诗歌的精妙之处正在于并不刻意经营文辞；不刻意经营而意义已经充分达到，如果不是用《国风》《雅》《颂》来拓宽它，用《离骚》《九歌》来深化它，怎么能够咀嚼其中的意味，突然进入它的门径呢？所以让后辈自己去探求，所得就会深厚。让后来登临大雅堂的人，能够按照我的说法去探求，那么对于诗意就能想通一大半了。那些喜欢穿凿附会的人，抛弃诗歌的大旨，只取诗人因所遇到的山林泉石、人物、草木、鱼虫而生发兴感的部分，认为万事万物都有寄托，像世间猜度隐语的人那样，那么子美的诗就又要被弃置在地上了。素翁可以把这段话一并刻在大雅堂中。后生可畏，谁知道不会有人在这里对这种文章豁然冰释、彻底明白呢？《汳水新渠记》——陈师道。汳水在萧地，水道缺口像玉玦一样。《水经》说，黄河流到荥阳，莨荡渠从这里分出；水渠流到阳武，其下游就是沙水、蔡水，这说法是对的。水渠分出成为阴沟，阴沟流到浚仪，其下游成为涡水，又分流为汳水。汳水流到防地，又分流为获水。余波曲折流到淮阳，向东经过彭、萧，在泗水入城。注中说，鸿沟、官渡、甾水、获水、丹水、浚水和这条水渠是同一水系。禹堵塞荥泽，而在甫田开通水渠，后来黄河浩荡流入其中，这就是索水。《汉书·地理志》说，荥阳有汴水，又有狼汤水，承受沛水和防水；还有获水，源头承受甾水、获水，到了彭城流入泗水。根据我的考察，《河渠书》说：‘禹以后，荥阳引黄河水成为鸿沟，用来沟通宋、郑、陈、蔡、曹、卫，使它们与济水、汝水、淮水、泗水在楚地会合。’而《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把黄河引入甫田，又引水向东，这明显不是禹时旧有的水道。

译《尚书》说：‘济水流入黄河，向东从陶丘北面流出。’这是说水流入之后又重新流出。溢出的水形成荥水，是济水的支流；荥水的水势已经蓄积，又修筑堤障使它向东流。《周官》又说，豫州的河流是荥水、洛水，幽州、兖州的河流是黄河、沛水，这样看来河南就没有济水了。所谓莨荡承受济水、禹堵塞荥阳而利用黄河水的说法，全都错了。《汉书·地理志》没有记莨荡水的源头，也没有记甾水、获水的源头，大概只是略写而已。我认为这与经典相合；但荥水，各种书都没有记载，我又怀疑渠水和汳水是两条水，而荥水只有一条。杜佑认为《水经》成书于顺帝以后，荒诞无据；而注文叙述水渠源流，有时说来自黄河，有时说来自洓水，有时说黄河、洓水相合，说法并不一致。按它所记经过的地方排列，纷乱错杂、相互违背；《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也很简略，没有详细辨明源头和末流，大概这些事情都无法考察了。自汉末黄河流入汳水，灌注兖州、豫州；永平年间，顺着旧有水道疏导汳水，使它从荥阳分流，向东北到千乘入海，而黄河在这时的旧河道位于新渠南面。注文所谓‘截断黄河而承受索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隋朝开皇年间，沿用汉代旧道，把黄河引入汳水；大业初年，又把黄河、索水合并为通济渠，分流向东南注入淮水，而旧河道干涸。如今水道从东都开始，承受退水，称为臭河；在京畿称为白沟，在宋地称为长沙，在单地称为石梁，在徐地称为汳水，最后流入南清。南清就是旧日的泗水。大概从三都向东，经过畿、宋、亳、宿、单、济之间，千里水流汇集而来；但旧河道浅而狭窄，春夏不能承载船只，秋天洪水大涨时，也同样不能容纳。萧原是附庸之国，城小而不足以容纳居民，又处在黄河之外；每当洪水到来，南里的百姓都要随之躲避，房屋也被淹没，大约每隔几年就会遇到一次，百姓把这视为祸患。绍圣三年，县令朝奉郎张惇开始从西河处着手，依照旧有水道开挖新的支渠，形成大渠，与东河汇合，用来疏导积水、救援溺水之人。于是富人出资，强壮的人出力，每天勤劳施工，十天为一旬，满一个月就建成了。邑人彼此说道：‘修渠的建议早就有了，换了好几任县令都没有决定，最后却在我们侯君任上建成了。谁有受到恩惠而不报答的呢？’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想把这件事刻在石上，来嘱托我撰写。我认为张侯居家善于守持，品行高峻，言论合乎道义，因此成就了他的名声；他做官善于遵循义理，不畏惧强暴，也不欺侮弱者，因此登上了善治的境界。他值得记载的事情很多，为什么诸位父老兄弟偏偏只看见最后这一件呢？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人们只知道他的政绩良好罢了；至于他所擅长的根本，恐怕没有人能够说清。修渠这件事有形迹可见，功效又在今天显现，这正是本地人想要刻写的原因。于是我为这件事写下了这篇文章。《咸平县丞防酴醿记》——张耒。咸平五年，下诏把陈留的通许镇改置为咸平县。在此以前，章圣皇帝巡幸亳州，祭祀老子，经过通许时，修筑宫室以等待皇帝驾临。改置为县以后，就把宫室作为县令的治所，主簿居住在中书府，枢密府则作为县尉的住所。熙宁某年，开始设置县丞，于是把县尉迁到外面，而县丞居住在这里。县丞居住的堂前有一株酴醿。询问县里的老人，才知道这是当年作为枢密府时种下的。树已老而更加繁茂，枝蔓延伸覆盖，占据庭院的一大半。开花时比同类更盛，县里的酴醿都从它这里传出。大概当初修建房屋、种植花木时，是为了等待天子驾临，必定要有珍奇美丽、令人喜爱的东西，然后才敢陈列；因此它在全县独自秀美，没有别的可以比得上。每当想到唐朝自天宝直到周朝，历经数百年，天下从未没有战争；政治安定仅仅达到小康，而灾祸失败常常发展到大乱。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四处割据，天下没有完整统一的国家。到了末期，分裂、抢夺不断，至五代时，中原正统王朝的法统所能施加的范围，仅仅停留在门阀之中。只有我朝艺祖、神宗承受上天的美好命运，神威广泛通达，军队所向之处，敌人纷纷破灭、摧折、降服。于是铲除百年盘踞，合并历代以来的分裂，把数百年间的祸根乱源全部拔除、填塞，彻底清扫而不留余患。到了我朝章圣皇帝，广大地继承祖先的武功，以无与伦比的志向成就大功，减轻赋税，顺应天意、养育百姓，四方没有忧患，百姓休养生息。就像人患了疾病、蛊毒和败坏，医生已经把积年累月的病害击退、钩取出来，然后再为他调理、抚养，让他安居美食，使身体丰腴而强健。由此看来，从开元以来直到章圣皇帝，天下百姓仿佛重新看见了大治时统一安定的国家。唉，这也可以说是盛世了！于是封禅泰山和梁父山，祭祀后土，祭祀老子，巡游四方，以公开显示功业得意。听说古代天子巡幸各地，所到的郡国一定要建立原庙，用来扩大孝道、昭示后世。何况正逢太平盛世，举行一代的大礼，八鸾车经过、六龙车停驻的地方，可以昭示后世、告诉子孙，作为历代的大训和成法，这应当是怎样重大的事情呢？因此，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应当保护、守藏，不敢任其毁坏，以此记念祖宗伟大的功业和完成的事业，使人知道百余年间天下太平、百姓养生送死而无遗憾，究竟是谁的力量造成的。酴醿在这个时代生长，大概曾经沾受雨露的滋润，接近日月的光辉，并且和旄头、属车一样，都是同一时代的事物，怎么能不珍爱呢？《双槐堂记》——张耒。古代的君子将要要求别人建立功绩时，一定先使他乐于自己的职务，安居于自己的住所，让他以从容闲适、欢喜快乐的心情来完成我们的事情，难道只是姑且使他高兴吗？人的一般情感是：当他将要有所作为时，如果内心快乐而去做，那么就会精心尽力而不苟且；即使耗尽力气、费尽心思，自己也感觉不到疲倦，所以所做的事情能够成功而不觉得困难。古代驾驭官吏的人，制定法令并不苛刻；官吏勤劳或懒惰、办事疏略或周密，都顺应各人的意愿，而我只要求他们取得成效，因此古代奉行宽简政治的官吏都能够有所建树。若对别人寄予功业的期望，却使他的心情忧愁沮丧、不得快乐，他只顾求得离开，哪里肯用怨恨、沮丧和不平的心情来满足我的愿望呢？近来我看见监司为郡县政事没有成效而忧虑，捶腕大发怒气说：‘这些人只喜欢饮食、宴乐、闲游和观赏，我要日夜用法令督促责罚他们，使他们在这些事情上丝毫不能沾染；一年中的日子逐日计算，我跟随在后考核督率他们，使他们片刻之间也不得休息；他们若觉得约束还不够，就继之以辱骂；辱骂还不够，就继之以审讯和告诫。’在这种时候，官吏起床不等到天亮，躺下也来不及把床铺睡暖，废止饮食，冒着疾病，房屋破败漏雨也不敢修整，器具用品破损缺乏也不敢更换制作；他们辛苦到这种程度，却仍然不足以符合监司的心意。这样看来，郡县政事当然应当无不兴办，大事小事都各得其职，百姓和万物也就能够安居了。

译然而官吏更加奸诈，百姓更加劳苦；文书在有关部门齐备了，实际政绩却没有建立。官吏足以逃脱对自身的责罚，百姓也不知道感恩，彼此互相欺骗，只求暂时把事情办得好看，监司最终也无法察觉。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做事没有发自内心的至诚和喜悦，只是出于害怕获罪、不得已而为之，苟且用来充当职责的缘故吗？他们的事功如此破碎，按道理本来就是这样。酸枣县令王君治理县邑有能干的声名，利用余力建造了一座闲居的厅堂，洒扫整洁，足以宴请宾客、阅览图书；庭院里有两株槐树，于是就用‘双槐’作为堂名。王君难道是认为，徒然劳苦而没有益处，不如闲暇安逸却能建立功业吗？他将要使自己的居所安适，使自身快乐，在处理诉讼和文书之余，同贤士大夫弹琴饮酒、欢欣相乐，舒展心情、保养精神，使内心宽裕，然后观察事物、描绘其情致，把心思用在法令尺度之外，以追求古代奉行宽简、贤能善治的君子风范，大大改变庸俗官吏的弊病而做到这些吗？古代善于治理政事的人，并不是靠放纵安逸才常保安定，也不是靠劳苦逼迫才使事情成功；我知道王君在这方面是有所领会的，于是为他写下这篇文章。《照碧堂记》——晁补之。离开都城向东行，顺流而下千里，所见都是种着桑麻的平野，没有山林间登临观赏的胜景。然而放船经过津门，不到两夜便到了宋州。这里城郭街巷纵横，人口众多，各种货物往来不绝；与其他州相比，宋州也算繁盛的大都市了。但从都城来的人，一到这里便顿觉这是个空旷闲适的地方，心中欢喜。难道只是人对已经看惯的事物感到厌倦，而对未曾满足的事物感到欣喜吗？恐怕是因为人们早晚忙于尘埃车马之间，日过中天才吃饭，半夜才休息，仿佛有急事驱赶着自己，不能放松身心与这些事物相处。所以平日里即使有所喜爱，也无暇想到脱离这种生活；也不一定非要到山林幽远隔绝之地，只要稍作休息、暂得适意，那么人的心情和外界环境自然都会闲适，不会急迫。原来过去所喜爱却无暇思考的事物，并没有同它约定，一旦有机会便自然重新显现，这是必然的道理。这就是照碧堂所以成为胜景的原因。宋州是本朝最初奠基之地，自景德三年下诏把州府改为南都，并在双门建立别宫以后，贯通南北的大街左边就是留守官署。官署面向城池、背靠市场，前面没有通路，后面却同百姓相接。城南有方圆五里的湖，过去曾在城上建堂以临视湖面。年代久了，堂宇将要倾塌；如今龙图阁学士、南丰曾公以待制身份留守宋州，才开始重修并扩建它。大约建成于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日，横向七楹，进深五丈，高得可以竖立旄旗。东方诸侯的宅第，没有能比得上它的。此前南都每年赐给官僚宾客的费用为钱七千缗，曾公俸禄本来就有限，也不因此奢侈铺张，所以能够节余钱财来营建这座堂。堂宇高耸，仿佛从城墙上跃出；百姓不知不觉便可以放开胸怀、登高远眺，举目所及都使他们感到适意。汴渠从魏地通到楚地，长堤曲折绵延，帆樯时隐时现，这正是隋炀帝流连忘返的地方。它西边有商丘陶唐氏的祠庙，祭祀以阏伯为火正的人，因为他有功，所以在他的故墟上享受祭祀。它东边有双庙，是唐代张巡、许远守城至死之处，也是南霁云最终驰马沿贺兰之路前往救援的地方。唯独梁代故苑中连接平台、长达三十里的复道，虽有名称，遗迹却无从寻觅。即使隋朝的疆域，也曾是它所守护的地方，只有汴渠还在罢了。难道奢靡之物容易消亡，而功勋、名声、忠义却越久远越长存，确实不可欺骗吗？当初我补之以校理身份在淮南任职，曾随曾公在湖上宴饮；后来被贬到宋州做官，每次登堂，必然感慨地怀念曾公，抚着栏杆极目远望，只见天边低垂、原野尽头，心意仿佛驰骋到太空之外。花色明丽，草木飘香，万物娇美，湖光浩荡，飞映到堂屋的栋梁上。盛夏畏惧烈日，坐在堂中便可看见风雨从堤上袭来；水波纷乱，柳枝摇曳，荷叶倾倒，鸥鸟全都飞散。宾客回头观看而嬉笑，悠然自得，不能离去。看来不只是从都城来的人认为这里是胜景，即使那些已经饱览吴楚登临游览之乐的人，渡过淮河向北，也不再有这样的地方可到，同样会徘徊流连而感到喜悦。人受到外物感动的情形是相同的，但引起感动的原因各不相同；这片刻的景物使人心意欢乐还未结束，悲哀又接踵而来。所以齐景公赞美齐国之后随即流泪，古书也说：‘登高望远，会使人心中憔悴。’然而过去那些豪杰和忧虑世事的人，有的也正是从这种感触中产生出来的。像羊祜在岘山山顶长叹，本来可以说他的志向另有所在，不能只说是哀乐反复罢了。曾公和我都由废弃之中重新起用，曾公任太史，补之也充任史官；两人闲暇时常谈论这座堂，曾公嘱托我为它作记。后来曾公再次镇守南都，我镇守河中，他来信提到了这件事。我曾经议论说：‘古人所居住的地方，有每天一定修葺的，离开时还像刚到那里一样；也有连一间屋子都不打扫的。每天修葺，是认为小事也不马虎，就会由此推及大事；不打扫一间屋子，是认为自己有志于大事，但能否最终完成，成功还有赖于命运。那么，子张与陈蕃的贤能，是否就在这里有所不同呢？’ 我还没有辨明这个问题，曾公的意思却是说：‘我哪里是在意这些，不过是按照自己的爱好去做罢了。’他的两个儿子中，长子名肇，字子开；在文学、德行、侍奉君主和修养自身方面，都足以成为后人的榜样。他的出处进退，在古人之中自有其志；他的愿望，也在于天下后世。他把这种志向施行于一个郡，并不因自己的地位卑微而自我菲薄，反而以此自得；又乐于同众人共享这种快乐，正是如此。至于这座堂，本来就不值得多说了。《新城游北山记》　　　　　　　　　晁补之 离新城以北三十里，山势渐渐幽深，草木、泉水和山石也渐渐显得幽静。起初还骑马行走在石头突出的山路之间，路旁全是大松树：弯曲的像伞盖，挺直的像旌幢，竖立的像人，横卧的像蝌蚪。松树下的草丛间有泉水，时隐时现地流在泥泞中，落入石井，发出铿锵的声响。松树间有藤蔓长达数十尺，蜿蜒像大蛇。藤上有鸟，黑得像八哥，红色的冠子，长长的嘴；它俯身啄食，发出裂帛般的声响。稍向西有一座极高的山峰，只有一条险窄的小路，宽仅容人步行；我们把马系在石嘴上，互相搀扶着上山。竹林高耸，抬头看不见太阳，走了大约四五里，才听见鸡叫。有个穿布袍、着木屐的僧人前来迎接；同他说话，他只是恍惚回头，像麋鹿一样，无法同他交接。山顶有几十间屋子，曲折地依着崖壁修筑栏杆，像蜗牛壳上的回旋纹一样缭绕，直到走出门窗彼此相对的地方。坐下以后，山风飒然吹来，堂殿上的铃铎全都响了。我们几个人彼此对望而惊讶，不知道自己身处什么地方。天色尚未全黑，我们便都住下了。九月天空高远、露水清冷，山中空旷，月色明亮；抬头看星斗，全都光大明亮，仿佛就在人的头顶。窗间几十竿竹子相互摩擦，切切作响不止。竹林间的梅树和棕树森然挺立，像鬼魅离群站着、头发突出的样子。我们几个人又彼此对望，心惊魄动，不能入睡。天刚亮大家便离开了。回家几天以后，仍然恍惚如同曾经遇到了什么奇异之事；于是追忆计算，后来再也没有到过那里，但往往还会想起当时的情景。《高庙碑阴记》　　　　　　　　　唐意

译滁州西面有丰山，山顶有汉高庙。有人说，汉朝诸将追击项羽，曾取道经过这座山。直到今天，当地习俗仍把五月十七日当作汉高帝的生日，远近的人全都聚集来，进献酒肉祭祀。我曾随太守侍郎曾公到庙中祈雨，因而读到庭院中刻在石碑上的文字，才知道过去人们相传五月十七日是汉高帝的忌日。查《汉书》，汉高帝十二年四月甲辰日死于长乐宫，五月丙寅日葬于长陵【注：从死亡到下葬共二十三日】。我怀疑五月十七日一定是下葬之日，却又不是忌日。按历法推算，从上元甲子年到汉高帝十二年四月晦日【这一年岁次为丙午】，总计一百九十三万六千三百六十三年、二千三百九十四万九千五百九十一个月、七亿七百二十四万六千八十五日。用历法除算以后，余数得到五月初一为己酉日，十七日为乙丑日，那么丙寅日下葬就是十八日了。班固记载，汉初北平侯张苍所采用的颛顼历，在晦日、朔日以及月亮出现弦、望、亏、满等方面多有错误。所以汉高帝九年六月乙未日发生日食，日食必定在朔日，而这次却记作晦日，那么实际日期就应提前一天。难道丙寅日才是当时的十七日吗？如果不是，那就是年代久远，传述者出了差错。于是我把这件事告诉曾公，他命人将它刻在碑的背面。《拱北轩记》　　　　　　　　　邹浩 拱北轩，是我居所正堂对面的一间小轩。昭州人的房屋大都朝向东南，唯独这里面向北方，而轩又正好在北面。先圣说：‘北极星安居在自己的位置上，众星都环绕着它。’所以取这个意思为轩命名。于是我私下想到：君主就是北极星；拱者是……；群臣就是众星；拱卫它的就是……。如今在朝廷内任辅弼、侍从以及六曹寺监等职务的，能够拱北；在外任监司、守令以及各路郡县官员的，也能够拱北。而我邹浩，姓名已经从仕籍中除去，身体被废弃在炎热荒远之地，既已坠落成为石头，又怎么能够同高悬于天上的人相比呢？我又私下想到：被除去的只是姓名，拱北之心从未被除去；被废弃的只是身体，拱北之心从未被废弃。没有被除去却自己除去它，没有被废弃却自己废弃它，这不是我邹浩忍心做的事。我于是每天早晚在轩中焚香叩首，再拜祝愿皇帝长寿千万岁，长久与天地同在。朝廷内拱北的人，辅弼尽到辅弼的职责，侍从尽到侍从的职分，六曹寺监等官员尽到六曹寺监的职责；朝廷外拱北的人，监司尽到监司的本分，守令尽到守令的才能，各路郡县官员尽到各路郡县的事务。上下相互承接，如同源头和下游同出于一条水流；前后彼此响应，如同头和尾属于同一个形体。从京师环顾四方，即使远在蛮、夷、戎、狄之外，也仍然会出现四时调和、万物顺遂、经过重重翻译前来进贡、环拱我们的圣人，何况九州之内呢？上面和气浮动，就会出现景星、飞来卿云；下面和顺的君主感动天地，就会生出朱草、涌出醴泉。凡是祥瑞之物，没有不纷纷到来的。祖宗的功德由此更加光明，宗庙社稷的安定荣盛由此更加牢固。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盛大的太平。邹浩拱北的心意，不过就在这里罢了。况且既然已经成为石头，也一定会有触动它而使它重新奋起的人。最初只如一寸之云气，旋即充满整个太空；到那时，大雨滂沱，也未必没有它的助力。既然如此，这颗一向坚定的心，又怎敢自我放弃而不加笃守呢？我又作词说：‘七曜啊，即使可以向西运行；五岳啊，即使可以移动；我的心仍澄澈不变，如同最初。我看不见穷困与显达、得意与失意有什么不同的道路，只知道拱北。唉！苍天高高而无所偏私，太阳时时在这里监察。’ 《易庵记》　　　　　　　　　　　唐庚 有客人问陶隐居：‘我想注释《周易》和《本草》，哪一本应当先注？’陶隐居说：‘《周易》在先。’客人问：‘为什么？’陶隐居说：‘注释《周易》错了，还不至于杀人；注释《本草》错了，就会有人因此不得善终。’世人认为陶隐居说得对，这同我的看法大不相同。六经，是君主据以治理天下的根本。汉代审决疑难案件、裁断国家大事，全都引用经术，这难道是小事，可以轻率谈论吗？《本草》用来辨识万物，《六经》用来辨明大道。大道，是万物所以产生的根本；万物，则是人赖以生存的资具。辨错一件物事，危害还不至于牵连其他；大道和学术一旦错了，就会没有任何人能够幸免。前代儒臣引用经义而误国，祸患甚至造成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本草》的错误，难道能达到这种程度吗？注释《本草》错了，祸患来得快而影响小；注释六经错了，祸患来得慢而影响大。陶隐居曾注释《本草》，所以知道《本草》难；但他从未注释经书，所以不知道经书尤其难，不能如此轻率。世人说不服药才是高明的医生，这句话虽小，却可以用来说明大的道理。我使用《易》的方法不够审慎，陷入危难，几乎丧命；如今幸而闲废在家，正好据守这座庵，熟读并深入思考它。我把这两本书重新写下，一本用来警戒自己，一本寄给两个儿子。《颜鲁公祠堂记》　　　　　　　　　唐庚 上元年间，颜公任蓬州长史，经过新政，写了四百多字的《离堆记》，书写后刻在石壁上。碑上字径三寸，虽然经过崩坏剥落，古代法式仍完整存在，使人见到它便肃然起敬。元符三年，我的朋友强叔来任此县县令，才开始在石壁旁为颜公修建祠堂，并请求我作文作记。我认为仁胜过不仁已经很久了，但有时也会有胜不过的时候，反而被不仁所伤，这是命运。史臣说颜公晚年困顿不平，被奸臣排挤，死在叛贼手中，这未必确实。公孙丞相让董仲舒辅佐胶西王，梁冀让张纲镇守广陵，李逢吉让韩愈出使镇州，卢杞让颜公出使希烈，他们的用心正相类似。然而前面几人最终都没有受到伤害，唯独颜公没有逃出虎口；由此看来，士人的成败存亡，难道不也是有命吗？小人得意洋洋，自以为计谋得逞，不也很荒谬吗？况且我听说古代崇尚交友的人，以能够结交天下善士还不满足，还要推崇评论古人；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想见到他们本人却不可得，于是还想在江边招来屈原，在九原使士会复生。他们所希望的志向，尚且超然仰慕数千百年以前的人，何况颜公呢？颜公的功名事业在人世间已经无可比拟，他文学上的精妙也无人能够企及；如今根据他亲手书写的遗迹所在为他建祠，这正是古人崇尚交友的心意。试着同强叔登上离堆，探访石堂，观看颜公遗留下来的踪迹，体味他一生的经历，那么颜公的精神风采，也许还可以想见吧。《绛州思堂记》　　　　　　　　　张绎

译金台任太守时，喜欢沉默而深入地思考。他到任六个月，在官署东边建了一座堂，命名为‘思’，并且准备做到在任时思考如何竭尽忠诚，退居时思考如何弥补过失，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有客人提出质问说：‘天下有什么可思考、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虽然道路不同，最终都归于同一处；虽然思虑百端，最终也归于一个道理。天下有什么可思考、有什么可忧虑的，你却想去思考它吗？’侯笑着说：‘你只知道其中一个方面，不知道第二个方面。恭敬地守住你的职位，喜爱正直之道，神明听见这些，就会赐给你大福，这是人道的常理，我又有什么可思考的呢？太阳过去了月亮就来，月亮过去了太阳就来，这是天道的常理，我又有什么可思考的呢？你见过世上那些矫饰情态、扰乱心志，违背常理、以此成就自己行为的人吗？富贵尚未来临时，他们便为此说巧话、装温柔圆滑，看着别人露出洋洋自得、乞求怜悯的神色；得不到便忧愁不乐，把它当作忧患。患难将来时，他们便发出悲愁无聊的声音，躲藏隐伏，像是不能不靠万一的侥幸和险阻来求生；得不到便忧愁不乐，把它当作忧患。唉，尚未来临的事情果真能够到来，已经到来的事情果真能够离去吗？正因为不知道这个道理而强行思虑，天下才开始纷纷多事。这就是所谓心意摇摆不定、来往不息，朋友也随着这种思虑而来。你所说的不思考，大概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客人说：‘是的。’侯说：‘你只知道有些事情不应当强行思虑，却怎么知道应当思虑的事情反而不去思虑，是更大的祸患呢？’客人惊愕不已。侯指着庭中的杏树说：‘你看庭中的杏树，在春天到来以前，只是一株挺立的枯树罢了；那么到了春天开花、秋天凋落，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你能够思考它为什么开花、为什么凋落，那么生死的道理也就全明白了。你看座旁的蜡烛，到了半夜，明亮得可以看见幽暗隐蔽之处；把它吹灭，就瞪着眼也看不见山丘，究竟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这种变化呢？你能够思考它为什么使人看见、为什么使人看不见，那么鬼神的道理也就全明白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学习却不思考就会迷惑’，孟子所说的‘思考就能得到，不思考就得不到’。不然，你难道想舍弃这些道理，去追求道家一流和佛教徒的说法，抛弃人情、断绝思虑，像石块一样坐在穷荒之地，把我们的君臣父子看作泛泛漂流在江湖上偶然相遇的人吗？颓靡败坏、放荡不收敛，还说‘我的道不过是同野兽一样死去、同树木一样腐烂罢了’，我又有什么可思考的呢？唉，这种道，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道；你难道不愿意学习它吗？’于是客人开始茫然若失，便抚着大腿为此歌唱：‘春雨滋润啊，花草飘香；秋风吹落啊，露水凝霜。’ ‘一来一往，是天地的常理；那些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为什么要自寻苦恼而茫然无措呢？思考啊，思考啊！我们的君臣父子，才是真正大道的奥妙、道德的光辉。’客人离去后，侯担心这些话不能流传，因而乐意同求学的人共同分享，于是命寿安人张绎记述此事，河南人吴仅书写。《宋文鉴》第八十四卷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第八十五卷 宋代吕祖谦编

译序 《重修说文序》　　　　　　　　　徐铉 臣徐铉等奉诏校订许慎《说文》十四篇，连同序目一篇，共一万六百多字。圣人防范和治理世事的方法，大概可以说完备了。考察八卦已经画定、万象已经分明之后，文字便成为承载万物的大车，典籍便成为驾驭它的六匹马。先王的教化之所以能够流行百代，其惠及万物的功效同天地造化相等，不可忽视。即使五帝以后字体不断改易，六国时代各国文字形体不同，但仍保存着篆书、籀书的痕迹，没有失去文字形体类别的根本。到了暴虐的秦朝，隶书迅速兴起，便利于后世俗用，人们争相以它为师法；古文于是断绝，讹误伪变日益滋长。到汉宣帝时，才开始命令诸儒修订仓颉造字的法则，却仍不能恢复原貌。所以光武帝时，马援上疏，论说文字的讹谬，言辞已经很详细了。到和帝时，又命贾逵修理旧有文字。于是许慎采集史籀、李斯、扬雄著作中的文字，广泛访问通晓文字的人，又向贾逵考订，编成《说文解字》。直到安帝十五年，才上奏献出此书。然而隶书流行已经很久，人们使用得越来越熟练，加上行书、草书、八分书纷纷间杂出现，反过来把篆书、籀书视为奇怪，不再用心研究。至于六经中的旧文字，世代传抄时大多追求便利通俗，逐渐失去了本来面貌。《尔雅》所记载的草木鱼鸟名称，被任意增添，已经不堪观读。各位儒者的传释也没有精细考究，研究文字学的人更没有能力纠正。唐代大历年间，李阳冰的篆书笔迹特别卓绝，古今第一流；他自称从史籀、李斯以后直到自己，这话并非虚妄。于是他刊定《说文》，修正笔法，学者纷纷师法仰慕，篆书、籀书重新兴盛；但他很排斥许慎，自行创立臆测之说。凭个人主观见解，破坏先儒传述的根本，难道是圣人的本意吗？如今研究文字学的人，也多半遵从李阳冰的新义，这就是所谓重耳闻而轻眼见。唐末发生丧乱，经籍之道衰息；大宋承受天命，两位圣明君主相继而出，人文和国家典章灿然光明，兴办、尊崇学校，擢用众多人才。既然文字是六艺的根本，本来就应当遵循古法，于是下诏取来许慎《说文解字》，精心详细校勘，以便为百代树立法则。臣等才疏学浅，谨敢竭尽所知。篆书长期湮没衰落，已经很久了；凡是传抄《说文》的人，又不是合适的人选，所以错乱、遗漏、脱落之处很多，无法全部考察。如今用官方所集的正本、副本以及群臣家藏本，全部详细考订；凡是许慎注释、义例、序例中已经记载而各部却不见的，确认是脱漏的，全都补录进去。又有经典世代传抄、以及当时俗用所需要而《说文》没有收载的字，承奉诏命附加增补，以扩展篆书、籀书的使用范围；这些字也都遵循形声构造，不违背六书的意义。其中《说文》已经有正体而当时俗体发生讹变的，便详细列在注中；其中义理乖谬、违背六书的，也一并列在后面，使学习者不至于产生疑惑。总的说来，此书务求援引古法来匡正今俗，不依从今俗而违背古法。至于高雅的文章和大型典册，应当用篆书、籀书刻写在金石上；至于日常通行的简牍，草书、隶书就足够了。另外，许慎的注解文字简约、意义深奥，不能人人通晓；李阳冰以后，各位儒者的笺注中有可取之处的，也一并增补。仍有未尽之处，则由臣等粗略作出训释，以形成一家之学。那时还没有反切，后人附加的读音彼此多有不同。孙愐《唐韵》流行已久，如今一并以孙愐的音切作为定本，希望学习者有所遵从。用餐的时间便编成此书，已经不同于淮南王刘安的敏捷；把黄金悬挂在市场上，也不曾有吕氏那样的精审。冒犯、烦扰圣明，如同面对结冰的深谷，谨此献上。《赠麴植弹琴序》　　　　　　　　　柳开 我听你的琴，确实听到了琴声，却不能理解你琴声中的意义。独自坐着度过漫长白天，清冷的琴声不停。唉！我是被你难住了。你本来认为我能理解琴音，想借此宣泄自己的心情、表达自己的志向，难道会是徒然吗？我替你感到悲伤了。不幸的是，因听到你琴声中的悲哀，我又暗自感触而为自己悲哀。你果真愿意替我听听这些话吗？你的琴，像我的文章一样。我努力学习了十多年，不是古代圣贤所做的事情，便不敢安心去做。因此学业有所成就，技艺精熟，品行修养而德行广大；但古代那些能理解我的知己，我却无从见到。只是辛勤努力到了今天罢了。难道要怨恨别人吗？只是没人知道我的真诚，也没有什么能够实现我的追求。我甘愿在东郊放任自处。听你的琴，使我感受到自己的悲哀；我也将反过来责备自己、珍重自己，又何必把怨尤归于别人呢？起初我向别人求取知遇，如今才知道这本身就是过错。抛弃世俗所崇尚的东西而专心追求古道，本来就不是为了取悦世人、获得世人的尊贵；只应当自己了解自己、自己感到快乐。凭借这些话，能够同你谈论吗？你因为琴声能在我这里表现出来，便以为我能够理解它的音调、分辨它的功效。我难道真的能够专门替你辨识琴音、分辨琴艺吗？你所期望的事情未必能实现，我也是这样。我听你的琴，尚且不能辨识它的音调、分辨它的功效，世人难道反而能够读懂我的文章，并替我实行其中的话、完成其中的道吗？所以知道别人不了解我，也没有什么可怨尤的。我和你共同致力于古道，真正懂得它的人，不必向外界求取。只要内心真诚罢了。你听到这些话，想必也确实相信吧？我的感触和悲哀不是虚妄的。你不妨把我的话告诉我并加以思考，就会看见自己也禁不住发声鸣唱。《龙图序》　　　　　　　　　　　陈抟

译龙马最初背负河图，从伏羲的时代、太古以前便出现了。如今保存下来的已经是合成的方位，有人尚且对此怀疑，何况再陈述它尚未合成时的数理呢？那么又凭什么知道呢？回答说：从仲尼三次陈说九卦意义的内容中，探究它的深意，因此可以知道。何况天所显示的形象，明白得像串联的珠子，稍有差错便不能形成次序。所以从一到满万的数，都连绵相接，仿佛系在丝线上。假如龙图本来就是合成的，圣人便无法看见它的形象；因此天意先使它处于未合状态而显现其象，圣人观察形象而明白它的作用。龙图，是上天分散开来展示的，伏羲将它合成而加以运用，仲尼默默体察而使它成形。起初龙图尚未合成时，只有五十五个数：上面的二十五是天数，其中贯穿三、五、九，外部包围着十五，完全体现天数三、五、九和十五的作用；后来又显现出一和六没有位置【上位除去一，下位除去六】，又显示二十四的作用。这就是所谓上天显示的形象。下面三十是地数，也分为五个位置【五位指四方和中央】，都明白显示五的作用【上位显出五，下位显出六】；十个五合成六【五位各有六，五六就是三十】，显现坤的形象【坤卦以六为用】；六分而接近四象【形成七、九、八、六四种象】。地六不能相配【指中央的六：一分在南方，南方之六接近少阳七；二分在东方，东方之六接近少阴八；三分在西方，西方之六接近老阳九；只有北方的六正好成为老阴之数，再没有多余的数可以添加】。在上面，一不用，显现二十四；在下面，六不用，也显现二十四【上位中央除去一，显出二十四；下位中央除去六，也显出二十四，因为一年三百六十日循环于二十四节气，所以阴阳的进退都以二十四为用】。后来既已合成，天一居于上方，成为道的根本；地六居于下方，成为气的根本【一和六分处上下，在覆盖承载天地的中间运行四十九的数，作为造化的作用】。天三为乾，地二、地四作为它的作用【这里进一步说明九、六的作用，意思是除去三，统摄地二、地四，大约九便成为乾元的作用；九与乾、五行等数合计四十，这就是大衍之数五十，实际使用其中四十九】。三处在阳位便避开孤阴，处在阴位便避开寡阳【组成八卦的是三个位置，即一、三、五三个位置；二和四只有两个位置，两个位置不能构成卦体，没有中正之位，不能起作用】。二和四处在阳位便成为孤阴，四、二就是这样；处在阴位便成为寡阳，七、九就是这样；三都不处于这些位置，仿佛是在避开它们。伟大啊，龙图的变化，分歧出万条道路；现在姑且略述它的梗概。《奕棋序》　　　　　　　　　　　宋白 投壶、博弈，都是古代已有的活动，礼经中有文字记载。孔子谈到下棋的事情，说它向下对学业修养没有益处，向上对教化的根源没有帮助。然而观察它的归旨，却可以用来比喻重大的道理，所以圣人保存了它。看那散乱的木头一秤，事物虽小，却可以从中看见兴亡的根基；看那枯棋三百枚，事物虽微小，却可以由此知道成败的规律。因此下棋的人有几方面的说法：品、势、行、局。品，是说优劣；势，是说强弱；行，是说奇正；局，是说胜负。品的道理，采取简易办法取得胜势的是上等，经过争战取得的是中等，处于孤立危急中取得的是下等。势的道理，宽裕从容地布置的是上等，谨慎稳固地布置的是中等，悬殊险绝地布置的是下等。行的道理，安稳徐缓地应对的是上等，迅疾连续地应对的是中等，急躁暴烈地应对的是下等。局的道理，舒缓而取胜的是上等，善于变化通达而取胜的是中等，靠劫杀而取胜的是下等。品的意义有浅有深，确定浅深的制度，要根据时机。势的意义又有疏有密，区分疏密的形势，要根据布置棋子。行的意义又有利有害。审察利害的方法，要根据衡量敌情。局的意义又有安危，决定安危的道理，要根据取得地势。时机有来有去，能够乘势便得到它，错过了便失去它。棋子有趋向和背向，相距遥远便截断它，受到逼迫便使它困窘。敌人有行动和静止，缓慢时便防守它，急迫时便攻击它。地势有兴盛和衰败，棋子多时便击破它，棋子少时便打开通路。能够顺应时机，没有不成功的；能够布置棋子，没有不成事的；能够衡量敌情，没有不勇敢的；能够取得地势，没有不强大的。然而顺应时机的权宜，要戒备迁延；布置棋子的权宜，要戒备欺诈；衡量敌情的权宜，要戒备疏忽；取得地势的权宜，要戒备贪得。不要以为品格高便懈怠自己的志向，懈怠了品格就会降低；不要以为形势大便骄纵自己的内心，骄纵了形势就将衰弱；不要以为行棋长远便泄露自己的机密，泄露了机密就将疲敝；不要以为局势强盛便忘记失败，忘记失败就将陷入危急。如此，便能在事情尚未显现之前制定措施，在临事之时辨识适宜，在将要灭亡之际转化祸患。具备这些道理的人，算是善于下棋吗？把它推广开来，可以考察古代。那些用简易方法取胜、宽裕从容布置、安稳徐缓应对、舒缓而获胜的人，不就像尧把帝位禅让给舜、舜把帝位禅让给禹吗？那些经过争战取胜、谨慎稳固布置、迅疾连续应对、善于变化而取胜的人，不就像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吗？那些在孤立危急中取胜、处于悬殊险绝的形势、以急躁暴烈应对、靠劫杀获胜的人，不就像秦国兼并六国、项王称霸楚地吗？所以，得到尧舜策略的人，是棋局的首要；得到商汤、周武王诀窍的人，是棋局的核心；得到秦、项计策的人，只能算作棋局的脚趾。再说，顺应时机，就像设置教化；布置棋子，就像任用人才；衡量敌情，就像驾驭众人；取得地势，就像守卫国家。设置教化，在于宽严得当；任用人才，在于分明辨别善恶；驾驭众人，在于赏罚适中；守卫国家，在于德政均衡。至于懈怠志向而骄傲自满、心意放纵而泄露机密、忘记失败，这些道理不只是用于棋局，也是用来谋划家国的。因此说：‘下棋这件事，向下对学业修养没有益处，向上对教化根源没有帮助。’然而观察它的归旨，却可以用来比喻重大的道理，所以圣人保存了它。《御览序》　　　　　　　　　　　田锡

译臣听说，圣人的道理分布在方册之中。六经所说的道理高深久远，不经过讲求讨论，不能探测它的深奥；各类史书事迹不同、事情复杂，不参照考订异同，哪里容易记住它的繁杂；诸子书异端之说很多，文集尊崇经书的言辞却很少。如果不广泛搜集精要作为鉴戒，提取纲要来观察异同，就不能成为每日阅览的书籍，借此资助日新之德。那么即使白首到老，也未必能穷尽经书，何况君王在处理机要政务之余，端坐在清静之中，正应当不劳亲自遍览，便能考察古代的大要，不烦琐阅读，便能通达治国的大意。臣每次读书，总想把自己的所得上奏来帮助陛下听闻；又蒙上天启发、神明暗中护佑，使臣私下的志愿得以实现。近来因奉召入见，得以当面陈述；其中可以铭记在座位旁的，便书写在御屏上；其中可以用于帝王之道的，便编录成《御览》。如今经书取帝王容易明白的道理，史书取帝王可以实行的事迹，诸子书有的总括在杂录之中，文集有的附在各篇之后；全都删去不切实用的话，来传达精深详明的道理。阅读时能详细理解其中意义，便能使事理同机宜相合；运用时能够把握时机，便能使声名同功业并存。希望凭微小如尘露的力量，向上补益圣上高深的德业，使继承圣位的功业同尧舜一样崇高，使百姓的富足长寿超过羲农轩辕时代。《留别知己序》　　　　　　　　　向敏中 古人不担忧自身不能立身，只担忧大道不能彰明。这句话多么伟大，正是通达之士的格言、人伦的精妙原则。敏中开始学习六经，读到旧史中砥砺名节、勉励品行、以道济时的人，便面对文章感慨仰慕，景仰他们留下的典范和光辉；读到窃取荣宠、冒进求官、把自己置于不当位置的人，便手执书卷探究隐微，回想前事而长叹。前些年我曾侍立在先父身旁，先父对我说：‘夸耀功劳的人不能立身，抱着侥幸企望的人不能成事。不要迎合世俗而强行求取，不要苟且求名而自以为是。’我反复省察先人的教训，能够承担的教诲没有忘记。等到我侥幸任官，来到南方，整天都像面临危险，临事又事务繁多。统辖土地千里，完成赋税百万；编户百姓强悍刚劲，各项事务繁杂。比较风土，豫章的深僻地区也显得简陋；论城市制度，则超过金陵这样的上等州郡。施行政术，却昏昧得不懂顺从规矩的道理；教化百姓，也没有使他们像风吹草伏那样顺服的歌谣。时光迅速运行，四年交替过去，忽然奉到宫中的诏令，让我回到朝廷。将要启程，内心郁郁不乐。同年好友、博通的才士和大儒，都赠给我序文和诗歌，送别的人已经很多了。其中品味他们的著作、窥见其中辞意，大致都说我将践履清贵显要的职位，居于皇帝近侧，名位器重，官服尊贵，这是对我仕进前途的祝愿。激励褒扬的意思，虽知道是知己间的虚誉；润饰美化的言辞，又是文人的常态。哪里像说出直率的话来告诫我，留下有益的教诲来启发我，使我在太平朝廷中彰明自己的道义、成就自己的事业，去除邪恶、扶助正道，憎恨恶行、宣扬善行，改变风气以移易习俗，改正虚伪以恢复古道，那就可以了。至于那些窃取荣宠、冒进求官的人，难道能够这样做吗？何况我的性情很笨拙，内心的思量也越来越疏浅；我曾经想，处在人臣的位置，掌握刑罚和赏赐的权柄，使自己光耀当世、为后代增饰声名，就应当使自己道德丰富、忠诚刚直充足，追求最高的道理，竭尽至公之心，然后不求声名而声名自然彰显，不窃取荣宠而荣宠自然到来。假如不能量力而行、反复思考，约束自己而务求进取，舍本逐末、争逐利益而忘记道义，内心受到蛀虫和毒螫，表面却装作狐狸般狡黠，即使戴着高冠、佩着鸣玉，左边佩金、右边佩玉，向上依凭高达千寻的权势，一跃便登九万里高空，跟随在贤人君子的右边，难道还不感到惭愧吗？希望老朋友们努力树立美好的德行，等到将来把我今天的话分辨说明，那时便会知道我敏中的一生志向是有所存立的。《柳如京文集序》　　　　　　　　张景 一气是万物的母体；至于阴阳的开合、呼吸、消长，形成昼夜、寒暑、变化、生死，都是一气的运动。平常人不知道推动它、使它运动的究竟是什么，所以称之为神。人道也不远离这个道理。最高的大道本身没有具体作用，能够运用它的人使它发生运动，于是表现为德、教化、慈爱、威严、赏罚、法度、建立功业、建立言论；但不知道运用它并顺应其运动的又是什么。最高的大道潜藏在至诚之中，至诚蕴含在至明之中；离开潜藏、发掘蕴藏而达到极致，却不知道它最终达到哪里，这不是神妙吗？尧舜的揖让，商汤、周武王的征伐，周公制定礼乐，孔子创作经典，孟轲拒斥杨朱、墨翟，韩愈排斥佛教和老子之学，事情大小虽不同，却都出于不可预测之处，并流传于无穷后世。先生生于晋朝末年，成长于宋朝初年，挽救五代的横流，扶持百代的大教，继承韩愈、孟轲而辅助周公、孔子，后世年轻人谁能做到呢？先生的道理，不是普通儒者所能说明的；先生的文章，也不是普通儒者所能写出的。把他的言论同往昔的事迹相参照，把他的旨趣同前代经书相印证，破除昏暗、涤荡疑惑，拒绝邪说、归向正道，学者尊奉、信仰、依赖他；先生的作用，能够测度吗？他把自己的作用收藏在神妙之中。然而他在世时没有得到高位，不能把这种作用显现在事业上，于是全部表现在文章里。文章大概只是空言，先生难道只是为了写空言吗？从这些文章中，足以看出他的志向。如今编集他的遗文九十五篇，分为十五卷，命名为《河东先生集》。先生的姓名、官爵以及生平事迹，已经详细记载在行状中，并附在文集之后。《送鲁推赴南海序》　　　　　　　穆修 做别人的辅佐者，真是困难啊！命令发布就能实行，是长官所专有的权力；服从并辅佐长官，是佐官所应守的职责。凡是政令有害于公义、有悖于道理，就一定要说出自己的意见，说明此事可以怎样做。说了就一定被采纳，难道是自己所能决定的吗？如果上级没有必须听从意见的原则，那么政令就有必然失误的忧患，作为佐官的人，罪责首先会牵连到自己。所以说：“做别人的辅佐者，真是困难啊！”那么，怎样做才可以呢？回答说：尽到自己的职责罢了。上级所说的有道理，自己就应当秉公辅佐；上级所说的没有道理，自己就应当秉公纠正。是否贤明，取决于他的才干；辅佐或纠正，难道不是自己的职责吗？纠正了而上级不听从，即使因此获罪，自己的职责也确实没有亏欠。如今办事的两种人，有的没有谁遵循这条道理：不是陷于欺骗，便是流于随从。居上位的人如果确实贤明，政令确实清明，就应当在下面顺从他，以成全他的美政。自己却说：“我做佐官，竟然连一句能对政事有所损益的话也不能说，我凭什么领取这个官职的俸禄？”于是强行制造黑白是非，使政事纷乱，这不是欺骗又是什么？居上位的人如果确实不贤，政令确实不明，就应当在下面直言纠正，以挽救他的过失。自己却说：“我做佐官，说话不能由我专断，力量又不足以同他抗衡，只会白白招来悔恨和牵累，哪里比得上依附迎合、随声唱和，求得他的容纳以免除罪责，姑且保全我的职位离开呢？”

译这不是随从又是什么？我认为士人处在这个职位、侍奉这个长官，既不可欺骗，也不应随从。不欺骗、不随从，只按职责所应当做的去做罢了。鲁君凭借辞学闻名，从县邑佐官到游任郡府幕职，都有值得称道之处。如今将再次到南海担任佐官。南海是南方边际的大府。刚听说他的长官就是天下著名的谏臣，接待僚属，应当奖掖正直之言，按照这个原则前往任职。他的志向必能上达，如果上下协调，公事便会依从道理。我预见南海的政事将独自追法古代，而荒远夷民也会遍受他的恩惠。《唐柳先生文集》后序　穆修 唐代的文章起初还没有摆脱周、隋以及五代的习气，中间称得上有李白、杜甫，他们的才华开始显得优胜，于是号称专擅雄健的歌诗之道，但还没有达到浑厚完备。直到韩愈、柳宗元兴起以后，才大力发扬古人的文章；他们的言辞同仁义相互辉映，内容充实而不混杂。像韩愈的《元和圣德诗》、柳宗元的《平淮夷雅》之类，都文辞严整、义理伟大，著述如同经书，能够卓然使唐代的德业高耸于盛汉之上，使人无从轻视、惭愧或退让。若不是二位先生的文章，还能有谁呢？我年轻时就喜爱阅读这两家的文章，常常遗憾柳宗元的文章不能完整流传于世，流传在人间的残篇零落，才一百多篇。韩愈的文章虽然看似有全集，但其中缺失、脱落、亡佚的字句，在各家收藏本中尤其严重。我立志寻补，得到正确的文本并把它流传下去，多次根据爱好古籍者的访求，搜寻善本，前后累计数十种，凡发现其中的长处，便加以注释、校改。遇到远道出行，有时顾不上携带其他书，唯独带着韩愈文集随身。幸而遇到别人珍藏的本子，便借来校正。为此用力，已经经历两个纪年周期；韩愈文集的文字开始大体定型，唯独柳宗元的文章，我疑心它为什么还不能在当时发扬光大，为什么被压藏而不能大为显耀？寻求却没有得到，原本已经放弃了；没想到晚年竟然看见他的书编联成八九部大编，前面有郴州人的序，分卷总计四十五卷，真能同韩愈的宏文相配吗？书写的字很朴拙，不像今天的笔迹，大概是从前的藏书。我逐卷考察阅读，有时到卷末也不能校正其中的错误脱漏；有一两处废字，是因为年代久远、磨损消灭，阅读并没有太大妨碍，只能再凭借研求考证来接近真实文本罢了。于是按照它的旧有记录编成别本，同陇西李之才共同参照阅读了好几个月，详尽校订之后才停止。唉，天对我的嗜好真是厚待太多了！起初用韩愈的文章使我满足，后来又用柳宗元的文章使我饱足，说上天不厚待我，难道不是诬枉吗？世上的学者，如果无意于古代就算了；假如有志于古代，想进入立言的境域，舍弃二位先生而不从其门径，即使说自己能够做到，我也不敢相信。天圣九年秋七月，河南穆修伯长后序。《景祐卤簿图记》序　宋绶 古时候黄帝创制冠冕的形制，排列营卫警戒的仪仗，车驾和仪物，大概都由此开始。唐尧有朱红色的车，有虞氏有鸾和之饰，夏后氏有绥，商人有路车。周代官制中有司常、巾车的职掌，又有虎贲、旅贲随从。三皇五帝时期，这些制度的由来已经很久远了。秦兼并六国，设置属车九十九辆；汉代在甘泉上备有千乘万骑的仪仗。从此以后，制度的损益就可以看到了。经历李唐的艰难困顿，接续五代的卑弱衰败，风采文物荡然无存，残余很少。我太祖以神武之姿挺立，承受众人乐于推戴的时运，雷霆般决断，闪电般扫荡，王业谋略全部清平。用绵蕝显示天子的尊贵，削除黄屋等诸侯僭越的仪制。开始商议郊祀时，便访求典章文献，宰相和儒臣考察搜集，补缀遗漏的条目，尊崇修饰新的制度；护卫既雄壮，仪仗也完备。起初官吏士卒所穿的衣服，都用绘帛制作，穿用已久，污损不鲜明。于是命令改用厚缯，加上文绣，彩色交错，一时焕然。至于后代相传，以及历代国家从古制中所得而违失的部分，必定剥去其旧制；朴素的必定增添华饰。从此在天畤祭天报功，在洛坛拜祝，遗老感叹看见旧日章法，顿时恢复二宗继承的事业，谨慎守护宏大的法则。柴坛告祭泰山，东封篆刻石碑，仙闾埋牲，沿汾水岸追溯顺风访道，按历法登陵巡视祭祀，次数繁多；威仪容貌光辉耀目，羽旄、车马全都慰藉了东西百姓的期望。从前蔡邕的《十意》，首先著录车舆服饰的条目；范晔承续完成这件事，史官也颇有续作。其旁还有别录，另有董巴、徐广、周迁几家；中朝和江左也曾绘制卤簿。至道年间，诏令翰林承旨宋白与内侍绘画郊丘仗卫，封藏在秘府。景德年间，资政殿学士王钦若进上《卤簿记》三卷，诏令交付太史，大概古今的论述，其详细内容都可以看到了。皇上继承朝廷、端正正统，拱手安居中宸，睿德天成并且日益进步，宏大的教化迅速推行，风行草偃。崇尚儒学、向往求学，是文治的经线；讲习兵法、训练士卒，是武功的纬线；奉祀先祖、登坛献享，是礼制的大端；制作乐曲、接通神明，是音乐的广大作用。兼备文武以成就事业，总摄礼乐以传播法令，如此清明光辉灿烂，哪里能够凭臆测而立刻数说清楚呢？再郊祀的第二年，命令华光殿侍臣绘制大卤簿图。当时我充任仪仗使，督察统摄仪容卫队，又以友仆身份奉车承受诏命，参与询问官守事务，因而得以周遍知晓。于是我同侍读冯元、侍讲孙奭商议说：“前两部图只是描绘形制、记载事务，彼此不能参照，何不既设置图像，又用文字陈述呢？”因此撰成《图记》十篇。名物很多，但若只是续写位居篇首的内容，没有小的差异，便不再重复；先标明形制，后面再记载。其中因制作而有未周全之处，全部在末篇补充说明。另依照兵部的字样绘制横幅，卷轴上的细节没有遗漏。图画与文字相互配合而不紊乱，并不是由于见闻不同而产生异说。天上的星辰运行排列，也没有比这更盛大的了。唉！圣人制定情感活动的规范，防止民众逾越，为他们辨明贵贱名分、数量等级的差别，著明升降进止的节度。用器物训示他们，便用器具显示出来。所以方形车轸、圆形车盖用来体现法象，雕镂锡饰、辰旂用来昭示声名，寝卧时以兕、虎形象来养成威严，升龙、左纛用来配合德行。天下尊崇它，百官奉行它，邪念不会萌发，祸乱的根源因而消除。这并不是说崇尚繁琐的外表、夸耀纷华的装饰。我朝设置图册，从正观以来作为鉴戒的，所说的就是这个吧？岁在戊寅，燔柴祭祀已有日期。诏令内省副监鉴，因遭逢艰难，常从领护其属。重新修饰帝王车舆，连同礼法器物，一并加以厘正。询问博士的议论，选择国家工匠中的巧手。只愿藻饰绚丽达到典雅完美；我又恰好分掌使节，专任礼仪。于是想到过去的编纂本应当增补今制，而篇名标作天圣，事务却依据景祐，义理上不顺，应当改正。便取近来修正的内容，各自附在原文之下，其余仍照旧本，并且仍按亲自改定的内容处理。在篇题之前冠以“元初”，是为了表明一代之始，并突出正统。将呈送给皇帝阅览，谨慎珍藏于名山，希望能够补益中经、丙部的遗缺，成为官府注录中的一家之说罢了。《辅弼名对》序　刘颜

译从前三王都设置四辅：一是师，二是保，三是疑，四是丞，使他们处在君主左右前后，各自掌管训导、辅保、咨询思虑等事务。又设置三公来总领百官政务。《尚书》说：“梦中上帝赐给我良弼。” 又说：“辅弼我一人。”因此四辅、三公、九卿，通常都称作辅弼。所以西汉汲黯说：“天子设置公卿辅弼之臣，难道宁可让他们随从谄谀、迎合心意，使君主陷于不义吗？”那么三公、九卿通称辅弼，就明白了。他们都是用来勉励仁德、劝导正道，弥补政事、增益德行，申明朝廷的大义，巩固社稷的长久谋略，使君主不犯过失，使国家不至倾覆；出入时参与咨询谋划，言语行动上提出可行或不可行意见的人。因此他们持守公平正直，审察实情，切合事务，针对时弊，符合人心；一句话说出，足以扩大君主的聪明；一句话实行，足以垂示法度。这才是辅弼之臣应答时所应有的名实。假如应答不善，或过头或不足，有的被问大事却回答细节，被问要旨却回答迂曲，询问真实情况却陈述虚假，询问容易之事却回答得艰难。这样一来，想要听聪明话却反而闭塞，想要明察却反而昏暗；至于法度可以垂示后世，更是从未听说。孔子说：“舜喜欢询问，喜欢考察浅近的话语”，意思是，近处听来的话如果有善处，便考察它并实行。大概只要得到真实情况、合乎义理，不必一定奇异深远才听从。这是古代帝王求取臣下论说的本意。舜和三王的治理虽不同，道路也相距遥远，但他们论说的话质朴简略而深刻，后世却难以守行。只有汉代直到五代，事迹显著而时代较近，问答的言辞为人所闻见，后世可以斟酌其中道理，垂训于来世。我刘颜私下不自量力，致力于编纂那些容易被遗漏、难以穷尽的内容，存放心思于遗留的事迹，探求经国济世的策略，考察采录切实的议论；断自西汉直到周朝，凡十九代君臣、将近一千二百年的问答，都是朝廷最重要的事务、社稷美善的谋略。有的通过说明而阐明治乱，有的关系安危而加以辨析，足以施用于朝廷，对国家有利，长久可以实行；本末全部记载，共分四十门，每门又各自列出类别和事例，以陈述警策之语；又作序论来表示褒贬抑扬。下面有的按臣子排列，有的按事情排列；对于有所隐晦、阻塞之处，分别加以申明；连同目录共四十一卷，命名为《辅弼名对》。其中也有职位不是公卿、但言论属于辅弼而不可废弃的，一并收录。又有空泛议论、浮夸谈说、轻率言辞和浅薄评论，即使是辅弼之士所说，也不予采用。而且太史吴兢撰写《贞观政要》，只叙述唐太宗一朝；宰相赵莹撰写《君臣正论》，只记载唐代一朝，实际多采录诏令章奏，不能纯粹采用问答。章奏多了，就有疏远间隔的弊病；问答少了，又会失去亲切。若只求详尽，便会使空泛议论、浮夸谈说、轻率言辞和浅薄评论杂错其中，精华与粗疏各占一半。我恐怕这样垂训不够广泛，取信也不够深，所以专门从历代采录有名的问答，希望贤人君子辅佐圣帝明王，连平民的意见也加以询问，不要遗弃困苦憔悴的人罢了。《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刘牧 我国以仁政策略驯服、安抚邻国，已经将近四十年了；每年按时派遣使者携带文书和礼物前往修好通聘，朝廷有重大庆典和重大事务，也没有不让他们参加的。他们踏入我国境内，亲眼看见我国百姓，收敛双手，安静恭顺，像一家人一样。因此朔方百姓往往有老人已经忘记父兄的仇恨，壮年人也不知道战争是什么。为什么这样说呢？长者常对我刘牧谈起边防之事：两河之间的夷人尚未与我国通好时，当地百姓经过邻里亲旧之家，必定携带刀剑；霜降农闲时，里胥、酂长防备百姓，练习古代战阵之法；平时储养健马、储备干粮，敌寇到来便裹粮持剑、披甲上马，不以战死为悔，以怯懦为耻。通好以后，当年中年而今已头发花白的老人进入武库，指着兵器，尚且能够辨认它们的名称、形制和用法。当时的老人如今已经死了，当时的壮年如今已经老了；他们的子孙生来所见所闻，边境安定而不惊，城池即使不完备，也能开门迎接，彼此不相猜疑。吃稻米、穿锦衣，养尊处优已经成为习惯；虽然当地风俗仍能耐劳苦、崇尚勇武，但自从无事以来习惯安逸，也已经稍稍懈怠了。朝廷既然认为朔方已经安定，凡边境郡县的文职、武职任命，都依照惯例授予；士人从政，也选择懦弱无能之人，因为贪图那里的饮食赏赐是内地的十倍，便不怕他们离开；轻浮急进的人，贪图凭借关系而得到知遇，认为那里容易取得功名，待遇也同样是内地的十倍，都乐于接受这种补授。所以如今谈到边地任职的人，真是鱼龙混杂。唉！凡人有家，即使平安无事时，也没有一天不严守门户的界限、巩固篱墙；同人交往，即使是亲戚好友、彼此答应同生共死，也不会忘记内外的区别。行船的人要带腰舟，进山的人要备有捕兽器；做官牧养百姓的人，怎么能不想到这些呢？《易经·复卦》象辞说：“先王在冬至这一天关闭关隘，商旅不得通行。”解释的人认为四夷对于中原如同阴，君王必须退却并把他们隔绝在外；先王关闭关隘、拒绝外来者，就是取这个象。一定选择冬至，是因为正值阳气增长、阴气消退之时，设置防备必须及时明白，不能错过时机。商旅不得通行，是说小人只懂得追逐利益，也是防备奸邪的意思。上天爱护百姓已经很久了，必定会为他们产生有智慧的人来谋划。张损之这次出行，难道会成为贪图饮食、急求知遇之人的同类吗？张损之平时同人谈话，总是慷慨谈论时事。如今他出发已有日期，我的同年友弟刘牧取酒斟酒劝饮，并用话勉励他说：“如今夷人信守誓约，河北本来没有忧患，只是当地百姓的疾苦、治理的得失，以及各种事物的利害，难道将全都忘掉吗？而且你还担任职事官：平居无事时，就投壶作雅歌，奉行宴饮的欢乐，办理记奏之事；处在军旅之中，就参与谋划军务。手持盾牌骑马，同时起草檄书。北方有许多贤明的诸侯，如果他们向你询问政事，你就应当思考怎样回答。努力建立功名，不要让那些带腰舟、备兽檴的人讥笑你。” 《宋文鉴》第八十五卷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第八十六卷 宋代吕祖谦编

译序 《秘演诗集》序　欧阳修 我年轻时以进士身份游学京师，因此得以广泛结交当时的贤士豪杰。然而我还曾认为，国家使四海归于一统，停止战争，使天下休养生息、安享太平已有四十年，而那些智谋雄伟、才华非凡的人无处施展才能，往往隐伏不出；山林之中、屠夫商贩之间，必定有直到老死而世人也无法见到的人，想要跟随他们寻求贤才却不可得。后来我结识了亡友石曼卿。曼卿为人胸襟开阔而有远大志向，当时的人不能任用他的才干，他也不肯屈身求合；无处施展自己的意气，便常常同平民和乡野老人纵情饮酒嬉游，酣醉放纵而不厌倦。我猜想那些隐伏不出的贤才，或许可以通过亲近交游而找到，所以常喜欢同曼卿交游，想借此暗中寻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同曼卿交往最久，也能超脱世俗，以气节相互推重，两人欢洽而没有隔阂。曼卿寄身于酒，秘演寄身于佛门，都是奇异的男子。然而他们喜欢写歌诗来自我娱乐；当他们纵情饮酒、酩酊大醉时，歌唱吟诵、笑叫呼喊，以适意于天下的欢乐，那是多么壮盛啊！一时的贤士都愿意同他们交游，我也时常到他们的住处。十年之间，秘演北渡黄河，游历河东的济、郓等地，没有遇到契合之处，困顿而归。曼卿已经死了，秘演也老了病了。唉！这两个人的盛衰，我竟亲眼看到了，而我也将老了。曼卿的诗文清新绝妙，尤其称许秘演的作品，认为其高雅刚健，有诗人的情意。秘演相貌雄伟杰出，胸中充满浩然之气；既然已经习佛，这些才气没有地方施用，只有他的诗还可以流传于世，而他懒于自我珍惜。年老后打开他的袋子，还能得到三四百篇，都是令人喜爱的作品。曼卿死后，秘演茫然无所归向。他听说东南山水很多，山峰悬崖高峻奇险，江涛汹涌澎湃，非常壮观，于是想去游览；这足以看出他虽老而志向仍在。我在他将要出行时为他的诗集作序，于是叙述他盛年时的情状，来悲叹他的衰老。《惟俨文集》序　欧阳修 惟俨姓魏，是杭州人。他年轻时游学京师三十多年，学习佛法而通晓儒术，喜欢写文章。同我的亡友曼卿交情最好。曼卿待人从不挑拣，必定让每个人都尽情欢乐。惟俨不是贤士便不交往，遇到不合自己心意的人，无论贵贱，一概拒绝，不稍加顾念。曼卿兼爱众人，惟俨耿介自守，志趣虽然不同，但两人的交往却没有隔阂。曼卿曾说：“君子广泛地爱人，却亲近仁德之人。”惟俨说：“不是这样。我正因为不与妄人交往，所以能够结交天下士人。如果贤者和不肖者混在一起，贤者哪里肯顾念我呢！”因此当时的贤士多跟随他交游。他住在相国寺的佛塔中，十五年没有走出门户。士人曾到过他的居室，他对他们礼敬唯恐不周。等到他们离开去做公卿贵人，他从未去拜访求托。然而他曾私下评论自己一生所交往的人，认为都是当世贤杰，却没有见到像古人那样卓然建立功业、值得记载的人。于是他说，世人所称的贤才，如果不是统率军队走遍万里、在海外建立功勋，就应当辅佐天子在明堂施行号令、赏罚。如果这些人都得不到任用，那就应当断绝对宠辱的关心，遗弃世俗，保持自高而不屈的气节，怎么能安然享受富贵而无所作为呢！他醉后便用这些话讥刺同席的人，别人也反过来讥刺他。有人认为，遗弃世俗、独自守节，是古人容易做到的事；如果奋身而出、恰逢时机，想一定建立功业，这即使圣贤也感到困难。周公、孔子之所以有困顿和显达的不同，原因就在这里。如今你老于佛门，没有被世俗任用，幸而没有经历穷困和显达的道路，难道却要拿古人已经发生的事情来责求今人必然做到吗？虽是如此，惟俨傲然退居在一间屋子里，天下事务、当世的利弊，听他谈论一整天也不会厌倦，只可惜他将要老去了。曼卿死后，惟俨又在京城东面买了土地，来安排自己的归宿。于是收集平生所作的数百篇文章给我看，说：“曼卿死后，我已经为他表彰墓道，希望你为我的文章作序。”然而等到我见到这些文章时，不禁叹息！惟俨既未被世间任用，他的才干也没有在当时显露出来。若考察他笔墨纵横驰骋、文章丰富飘逸的才能，便可以从中看见他的志向了。《集古目录》序　欧阳修 事物常常聚集在爱好它的人那里，也常常被有力量的人得到；有力量却不喜爱它，或者喜爱却没有力量，即使东西近在眼前、容易取得，也有不能得到的。象牙犀角、虎豹皮革，来自蛮夷和山海之间；这些会伤人的野兽，然而它们的牙、角、皮革都可以收集得到。玉出于昆仑，在万里流沙之外，要经过十多次翻译，才能到达中国。珍珠出于南海，常生在深渊，采珠人腰系绳索下水，形貌和肤色都不像常人，往往不能出水，便沉在水下成为蛟龙鱼类的食物。金矿在山中，开凿深入而洞穴遥远，要举火笼、带干粮，然后才能前进；如果山崖崩塌、洞穴堵塞，便会埋葬在其中，通常一次就是几十至上百人。他们所取之物既遥远又困难，而且常有死亡的祸患，往往如此。然而金玉珠玑，世人却常常兼收并蓄。凡是喜爱它而又有力量，就没有不能得到的。汤王的盘、孔子的鼎、岐阳的鼓、岱山和邹峄的刻石，以及汉魏以来圣君贤士的碑、彝器、铭、诗、序、记，下至古文、籀书、篆书、隶书各家的字书，都是三代以来最珍贵、奇特、伟大、华美、精巧而可喜的东西。它们离人并不远，取得它们也没有祸患，然而经过风霜、兵火，沉埋、沦失、磨灭，散弃在山崖、废墟和荒草之间而未曾收拾，是因为世上喜爱它们的人太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幸而有喜爱它们的人，但有时力量又不足，所以只能得到其中一两件，不能使它们聚集起来。力量没有比喜爱更强的，喜爱也没有比专一更重要的。我天性专一而喜爱古物，凡世人所贪求的东西，我都对其中没有欲望，因此能够专心于自己的这项爱好。喜爱已经深厚，即使力量还不足，也仍然能够设法取得。所以，上自周穆王以来，下至秦、汉、隋、唐、五代，远到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以及神仙鬼物、诡异怪奇的传说，没有一样不收藏在其中，编成《集古录》。因为认为传抄容易失真，所以依照碑石拓本卷轴收藏；有卷帙次第，却不按时代先后排列。大概是因为收取很多而没有停止，所以随着所得随时记录。又认为聚集得多了终究必然散失，于是摘取其中的大要，另编成目录，并且一同记载那些可以用来同史传校正缺漏和错误的内容，传给后来的学者，希望有助于增长见闻。有人讥笑我说：“东西多了，势必难以聚集；聚集久了没有不散失的，何必在这件事上这样拘拘用心呢？”我回答说：“这是我的爱好，我把玩它直到老去，是可以的。象牙、犀角、金玉聚集在一起，难道果真不会散失吗？”我本来就不能用这个道理来改变那个道理。《梅氏诗集》序　欧阳修

译我听说世人说诗人少有显达而多有困穷，难道真是这样吗？大概世上传诵的诗，大多出自古代困穷之人的辞作。凡是士人胸怀才能却不能在世上施展的，多喜欢放纵情怀于山巅水涯之外；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的形态，往往探求其中的奇异。内心又有忧思和感愤郁积，便寄托在怨刺之中，表达羁臣寡妇的叹息，描写人情中难以言说的地方。大概越困穷，诗写得越精巧；那么并不是诗使人困穷，而是困穷之后诗才写得精巧。我朋友梅圣俞年轻时因恩荫补任为吏，多次参加进士考试，总被主管部门压抑，困在州县十多年。如今年龄已五十岁，仍然接受征召，做别人的佐官。他积蓄在胸中的才华郁结不能施展于事业。他家在宛陵，从小就学习诗歌，还是童子时，出口的诗句便已使长辈惊异。长大后学习六经和仁义之说，写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且取悦于世人。世人只知道他的诗罢了。然而不论当时的人贤明还是愚昧，谈论诗的人一定要向圣俞请教。圣俞也把自己不得志的情怀寄托在诗中抒发，所以平生所作尤其多在诗歌方面。世人既然已经知道他，却没有人把他推荐给皇上。从前王文康公曾读到他的诗，感叹说：“二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作品了！” 王文康公虽然深知他的才华，也终究没有使他得到任用。假使他有幸在朝廷得到任用，写作雅诗颂诗，歌咏大宋的功德，把作品进献清庙，并追随商、周、鲁颂作者的行列，岂不是伟大吗？为什么却让他老而不得志，只能写困穷者的诗，使它们白白发泄在虫鱼物类、羁旅愁苦和感慨叹息的言语中呢？世人只喜欢他的诗写得精巧，却不知道他的困穷已经长久，而且将要老去，难道不可惜吗？圣俞的诗很多，没有自己收拾整理。他妻子的外甥谢景初，害怕诗多而容易散失，便取出他从洛阳到吴兴以来所作的诗，编次成十卷。我一向喜爱圣俞的诗，又苦于不能全部得到，忽然因谢氏能够分类编次而感到高兴，便作序并把它收藏起来。此后十五年，圣俞因病死于京师。我哭祭并为他作墓志铭后，便向他家索取遗稿，得到一千多篇；加上旧日收藏的其中最好者，共六百七十七篇，编成十五卷。唉！我谈论圣俞的诗已经很详尽了，所以不再说了。《送徐无党南归序》　欧阳修 草木鸟兽作为万物，众人作为人，他们生存时虽然不同，但死亡时却同样归于腐坏、消散、穷尽和泯灭罢了。然而众人之中有圣贤，他们固然也生存、死亡于众人之间，却独独不同于草木禽兽和普通人：即使死了也不会朽灭，距离越远反而保存得越久。他们之所以成为圣贤，是因为在自身修养上有所成就，在事功上有所施行，在言论上有所表现；这三方面便是能够不朽长存的原因。修养自身，没有不能获得成就的；施用于事业，有成功也有不成功；表现在言论上，则又有能做到和不能做到的区别。已经施用于事业而没有见于言论，可以。自《诗》《书》《史记》所传之人，难道一定都是善于言辞的人吗？已经修养自身，却没有施用于事业，也没有表现在言论上，同样可以。孔子的弟子中有善于政事的，有善于言语的。像颜回，在简陋的巷子里，弯着胳膊枕着它挨饿而睡罢了；同众人相处时，整天默默无言，像愚人一样。当时所有弟子都推崇尊敬他，认为不敢期望赶上他；后世经历了几百上千年，也没有能赶得上他的。他能够不朽长存，本来就不依赖事功，更何况言论呢？我读班固《艺文志》和唐代《四库书目》，看到其中所列从三代、秦汉以来著书的事情，多的达到一百多篇，少的也有三四十篇；那些作者数不胜数，但作品散失、磨灭，百篇中保存不到一二篇。我私下为那些人悲哀：他们的文章华美，言语工巧，却如同草木的荣华被风吹散、鸟兽的美声掠过耳边一样。正当他们耗费心思和力量辛劳写作时，同普通人急急忙忙经营谋求又有什么不同？转眼之间便死去，虽然有死得早、有死得晚，最终都同样归于泯灭。言语是不能依靠的，大概就是这样。如今的学者，没有不羡慕古代圣贤能够不朽，而用一生勤苦，把心力全部耗费在文字之间，这都是可悲的。东阳徐生年轻时跟我学习，写文章渐渐得到世人称许；离开我后同群士在礼部考试，取得高名次，由此知名，他的文辞日益进步，如水涌出、如山突起。我想挫抑他的盛气，勉励他思考，所以在他南归时把这些话告诉他。不过我本来也是喜爱写文章的人，也借此警戒自己。《外制集》序　欧阳修 庆历三年春，丞相吕夷简生病不能上朝。皇上已经改用大臣，锐意处理天下事务，开始采用谏官、御史的奏疏，追还任命夏竦的制书。不久又把韩琦、范仲淹从陕西召回，并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富弼、范仲淹、韩琦都惶恐叩头辞让，五六次仍不停止；皇帝亲笔诏书催促韩琦等上路，十分急迫，而富弼正入宫请求面见皇帝，以辞让为由未能获见，皇帝便派中贵人催促他送交阁门使，于是他接受了诏命。唉！看韩琦等人辞让的情形，以及皇上任用韩琦等人的举措，可以说是圣贤相遇，万世难逢；君臣之间的情谊，是多么盛大啊！在这个时候，天下士人谁不愿意成为有才之人呢？只是我是什么人，竟也被列入选用之中？夏季四月，我从滑台被召入谏院；冬季十二月，授任右正言、知制诰。当时夏人虽然多次请求归命，但西部军队仍未解除戒严；京东盗贼连续多年作乱，最后王伦突然在沂州起兵，辗转劫掠江淮之间；张海、郭貌山等也在商、邓一带起事，使京西震动。州县官吏大多不称职，百姓已经疲敝。天子正慨然鼓励农桑、兴办学校，打破旧例，不按资序破格任用人才，怜悯百姓困苦，想要除去那些弊政的官吏；知道磨勘法实行已久的弊病，想另行考察材与不肖，以进用贤能；忧虑百官职事不能修治，便重申实行赏罚的信用，大概是想整顿法度。

译当时我虽然掌管诰命，仍然担任谏职，常能在殿中奏事，从容充分听到天子改革各项事务、忧虑怜悯百姓并劳心求治的意图；退朝后便把这些意图写入制书，用来讽谕、晓示和训诫在位官员。然而我当时正同人修撰祖宗旧事，入内修撰起居注，又修订编敕，每天同同舍官员讨论治理和文书；所省察的事务不一，所下达的除授名目大多也不一二。那时丞相已经被催逼出任，所以我不能专心思考、锤炼文字，以充分表达天子难以明谕的意旨，也不能使诰命恢复三代文章的风格。唉！学者的文章能够被世所用已经很少，何况能够施用于朝廷，又遇到君主致力于治理的盛时？像我这样浅陋的人即使竭尽才能，尚且恐怕不能称职，更何况不能专心于自己的职务呢？这就是我常常对这些文章感到遗憾的原因。第二年秋，我出任河北转运使；又过一年春，代理知成德军。事务稍微空闲，便取出先前所作的制草阅读。虽然不能把明君的全部意旨都写入文章，至少百中得到一二，也足以彰明给后世看，其中保存着君王的训诫，难道能因为我的文章浅陋便废弃吗？于是将它们编为三卷。我从直阁下任儤直八十日，任期刚满，不到几天，奉使河东返回，随即来到河北，所以所作的文章才一百五十多篇。《诗图总序》　欧阳修 周代的诗从文王开始，成王时期，颂声兴盛。周代盛德达到极点时，文王的诗有三十七篇，其中二十三篇系属于周公、召公，成为《周南》《召南》；八篇属于《小雅》，六篇属于《大雅》。武王的诗有六篇，四篇属于《小雅》，两篇在《召南》的风诗中。成王的诗有五十三篇，其中十篇属于《小雅》，十二篇属于《大雅》，三十一篇属于颂，这就是《诗经》的正经。此后第二代昭王即位，周道开始衰微缺损；又过六代到厉王时，政治更加衰败，变雅开始产生。厉王死于彘，天下没有君主，周公、召公代行政事，称为共和，共十四年。厉王的太子宜臼在其后迁都洛邑，号称东周；周王室更加衰微，平王的诗被降为风，同列国地位相等，到桓王、庄王时诗便停止了。起初成王即位，周公摄政，管叔、蔡叔作乱，周公及其大夫作诗七篇；周代太史认为周公的诗主要讲述豳国公刘、太王的事，所以把它们系在豳国，称为国变风。诸侯的诗没有正风，它们的变风从懿王时开始产生。懿王时齐风开始变异，夷王时卫风开始变异，接着到厉王时陈风开始变异。厉王去世，周公、召公共和执政，唐风开始变异；接着宣王时秦风开始变异，到平王时郑风开始变异，惠王时曹风开始变异；陈风最后，到顷王时仍有灵公的诗，至此才停止。大概从文王到顷王，共二十代，王者的恩泽耗尽，诗也不再产生。如今郑国诗的次序同旧史考校，有先后不同之处。《周》《召》《王》《豳》都出自周地；《邶》《鄘》合在卫、桧、魏之后；卫、唐、曹、郑、陈，这是变风的先后次序。《周》《召》《王》《豳》、卫、桧、魏、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桧、曹，这是孔子删定《诗经》以前，季札所听周乐的次序。《周》《召》《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这是今天《诗经》的次序。考察各国受封的先后、国家大小以及诗作的时代，都与这个次序不合，其中道理没有人能够究明。此外，鲁颂有四篇，商颂有五篇。郑康成认为鲁国可以使用天子的礼乐，所以有颂；商颂到孔子时还保存五篇，而夏颂已经亡佚，所以记录鲁诗以凑足三颂，作为后王的法则，用来鉴察三代的成就；法则没有比夏代更大的了。郑康成所作《诗谱图》，从共和以后才得到《春秋》的次序。如今他的图已经亡佚，我姑且大略依据郑康成遗留下来的说法，按照这个次序推求，以显示前代儒者的得失。如今既然依照郑氏制作图表，所以其中风、雅、变、王以及次序中没有明说而有所论述的内容，推定时代先后时，都暂且遵从郑氏的意思；其中错误的地方，可以明确指出来。司马迁说古诗有三千多篇，孔子删定后保存三百篇。郑氏学派的人都认为司马迁的话错了，说古诗虽然多，也不可能十篇去掉九篇。依我考察，司马迁的说法是对的。怎么知道呢？如今书籍传记中所记载的逸诗，哪里数得清呢？从图表推求，最初有十位君主中只能取到一篇诗，又有二十多位君主只能取到其中一位君主的一篇。这样说来，何止三千篇？三百篇诗中，有十一篇亡佚六篇，现存三百零五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庆历兵录》序　宋祁 世上谈论兵法的人，把黄帝轩辕作为根本，只是当时的书籍已有许多残缺。夏、商以来，才有能够论说兵事的记载。因井田而制定兵车制度，把乡民编成军队，借农田行搜狩。周代的法制就是这样：对外控制郡国，对内加强京师；没有虎符，军队不得调发。汉代的法制也是这样：设置军府登记军籍，把兵士同农民混合，使士卒都成为土著，形成宁死也不叛上级的风气。唐代的法制也是这样。晚周时期，力量分散在诸侯；弊病在于弱者常被分割，强暴者常兼并，所以公国互相攻伐而灭亡。汉代衰微时，权力借给强臣；弊病在于势力相当就彼此猜疑，力量弱小就随从强者，所以僭越的邦国鼎足而立。唐末乱事发生，设置节度使的弊病在于乐于姑息、厌恶法度，所以众多不得志的人溃散争斗。由此看来，开始时未尝不好，后来却渐渐衰败。宋朝兴起，铲除五代诸姓遗留的乱局，把天下权力归于一处；僭越的藩镇交纳土地，强横的将帅受制于法，整治武备、控制军队，没有不精密明白的。军队共有四种：第一是禁兵，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三司所属；把士卒中锐利而轻捷的招募充任，其中有的善于挽强弓，有的善于踏张弩，有的驾戈船、充突骑，有的善于投石、击刺。因此驻守时便守卫城镇，出征时便轮番戍守。第二是厢兵，隶属于各州；把士卒中有力而强悍的招募进来。天下已经平定，不十分依赖军队，只有边境蛮夷之地，才不时同禁兵交替屯驻。因此厢兵专门承担劳役，间或也轮番戍守。

译三是役兵，由各有关官署隶属管理；凡因游荡而堕落的人，就编入其中，有的放牧，有的漕运，有的管理仓库，有的从事工艺技术，各自专门承担一项事务，所以安置下来后不再调换。凡军队都有定额，居住有营地，有固定的粮饷，还有临时赏赐。四是民兵，把农民中强健而有才干的人登记在册，按照乡县大小确定人数；他们有部伍却没有营垒，缺额便立即补充，每年检查一次；除非发生战争，不得擅自行动。这就是国家军制的大致情形。不过，军队没有固定的统帅，统帅也没有固定的镇守之地，权力不向外假借，力量不向他处分割；这正是它能够维系四方、震慑四夷、击鼓前进而无人能敌，并以此面对天下的原因。庆历五年，现任参知政事、二府长官济阳丁公，年壮而素有声望，进而出任枢密院职务，专掌兵权。按照军籍，军务无不归其掌管，但各项事务分散在几处阁署，并没有很好的条理。于是丁公搜集编次其始末，考核极细微的事项，摘取有关攻守作战的内容，编成《禁兵民兵兵录》五篇；把各官署分散摘录、各条中隐含的内容汇集贯串起来，部类分明；拆分为条目后分别归置，也整齐有序。这样内容虽多却容易查见，记载越详细却并不繁杂。即使五种符牒杂然并列，边境事务琐碎曲折，逐年列出废置情况，每月比较损耗与增益，只要披阅文字、指出要点，坐在帷幕中就能裁决；这大概是考核军籍的关键，也是搜集军籍的总纲。书录编成后，便上呈官府，并让我为作者的意旨作序。我谨按军篇的开头来看，丁公分别叙述各项制度的由来，前代创制、后代因袭，圣人相继、神明承接，都已有次序；另列近卫军，表示其地位尊贵。其他军队没有记载，是略去那些较次要的部分。文字简约而事情明白，成为一代王法。丁公通达练习、博闻多识，又凭忠诚和功劳取得皇上的信任；任职机密部门不到一年，就被提拔为二府长官。他显露忠诚，明辨事理，辅佐权力纲纪，有德行又有言论，真是天子的宝贵大臣啊。《邯郸图书十志》序　李淑 儒家典籍的著录，始于刘向《别录》、荀勖《中经簿》、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直到《隋书·经籍志》才大体完备。大夫私人藏书，只有吴、齐两地著录过目录。唐朝末年兵火焚毁，古代典籍散失。大宋平定兵乱，讲明道理，士大夫纷纷编纂、校订、辑录，前后相继。我家从高祖、曾祖以来，勤奋诵读，即使在马蹄奔驰之间也不忘；国家崇尚文治，这种旧有风气没有衰落。于是中山公奋发振作，舒展光彩，辅佐宣扬政教；通达谋略、耿介清正的人，依靠清白的传承而得以显著并列。中山公在两朝任职，掌管禁中和清要部门，图籍、史书、号令、策牍以及诏令文章，无不加以演述阐明。至于延阁、广内收藏的幽深经籍和秘藏篇章，也确实在搜罗考察之中全部见到。负责辨析编次的人刚刚任事，便被挥手遣去；大体统计官府藏书，共有三万六千二百八卷。与《开元四库书目》相校，十分之中只剩五六分。《崇文总目》删去了五千多卷，仍然只是浅近末节的标举抄录。名臣旧家间或有所获得的书，有些正可补东观藏书的缺漏。因此，只要世间还有这样的书存在，就应当购买抄写，不能停止。丰厚的藏书旧有积蓄，如今断绝残缺，杂乱无序。中山公任职南方后，才重新议论补缀，直到刊刻编排，前后已近三十年。我请求在玉堂供职时，翻检私人藏书以及内外经籍，兼收道家、佛家、书画等书，共得到若干，分列为十志、五十七类，总计八个大类；题签、书套都参照旧式，箱笼和素绢书帙交错枕籍；其中兼有古语而存在两种版本的，分藏在旁格。这大概是柳氏长行之后，为后学另立的规制吧。唉，我家门下从著作郎、水部郎、赞善大夫，到洪州，历经四代才到中山公；我这个鄙陋的人承接了它。把这些书施予你的朋友，用以辅助整理汇编；谦逊一门，冠盖相承已有八代，这全靠你们善于承继，尽力守护，不要被权势夺去，不要因贿赂而改变。书上使用两方印，是取用朋字的篆体，用来记载封国诏令及世代传承。东都永宁有馆舍，第四都履道有园斋，作为退居时校阅书籍、赏玩典籍之所。既已为它作志、作序，又记下我迂拙而沉溺赏玩的由来，日后当继续追述，记在左边。《唐鉴》序　石介 前面的车翻倒了，后面的车就应当引以为戒；前人的过失，就是后人的鉴戒。商汤以夏桀为鉴，所以不敢实行桀的行为；汤的德行能够彰明，因而享有隆盛的祭祀六百年。周朝以商纣为鉴，所以不敢行纣的暴恶；周道极为兴盛，传了三十代。汉朝以秦朝为鉴，所以不敢实行秦的暴政；汉业十分兴盛，延续四百年。唐朝以隋朝为鉴，所以不敢实行隋朝的暴乱；唐室因此长久，国祚辉煌地延续了十八代。国家虽然承接五代之后的局面，实际承袭唐朝的事业，那么国家也应当以唐为鉴。臣纵览往古，没有不因皇后、太后干预政事而丧失国家的。臣看唐朝尤其严重：武氏改唐为周，韦庶人和安乐公主毒杀中宗，太平公主暗中谋划而造成祸乱，杨贵妃招致天宝年间的灾祸。臣遍观前代，很少有不是因宦官掌握权力而倾覆社稷的。臣看唐朝尤其令人痛惜：代宗遭受程元振、鱼朝恩等权宦的侮辱，宪宗遭陈庆之弑逆，昭宗被刘季述囚禁凌辱。臣粗略考察历代，没有不是因奸臣专权而扰乱天下的。臣看唐朝达到了极点：安禄山之祸，是李林甫、杨国忠造成的；朱泚之乱，是卢杞造成的；陈庆之弑逆之事，是皇甫镈造成的。唉！不能让奸臣专擅政权，不能让后妃干预政事，不能让宦官掌握权力。唐明皇开始任用姚崇、宋璟时，天下得到治理；后来任用李林甫、杨国忠，天下就混乱。唐德宗开始任用崔祐甫、陆贽时，天下得到治理；后来任用卢杞、裴延龄，天下就混乱。唐宪宗开始任用裴度时，天下得到治理；后来任用皇甫镈，天下就混乱。自从武后夺取国柄，到中宗时期，直到天宝末年，唐朝改由安禄山起兵，而李氏几乎丧失天下。自肃宗即位，历经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权力落在宦官手中，唐朝国运最终断绝。《诗经》说：‘赫赫显盛的周王室，是褒姒使它灭亡。’那么，巍巍强盛的唐朝，是后妃扰乱它，奸臣败坏它，宦官覆灭它。臣因此采集唐史中后妃、宦官、奸臣的事迹，分别分类编成五卷，称为《唐鉴》。唉！唐朝十八位皇帝中，只有武德、贞观、开元、元和这一百几十年，礼乐和征伐才由天子亲自决定。后妃在前期扰乱它，奸臣在中期败坏它，宦官在后期覆灭它；国家颠沛危险，延绵持续，时而倾覆、时而安定，似乎延续又似乎断绝，仅仅能够维持三百年。后世治理国家的人，为什么还要说唐朝后期的国运呢？应当把李氏王朝覆车的教训作为鉴戒：不要让后妃专擅政权，不要把权力假借给宦官，不要把政事委任给奸臣，那么国运就能延续久远，历代长久传承，传给儿子，传给孙子，可以延续到千万世，哪里只是局促困顿的十八位皇帝、三百年而已。这样说来，后世的君主啊！伏望英明的君主以此为戒。《宋文鉴》卷八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八十七 宋　吕祖谦　编

译序 《皇祐会计录》序　田况 古时候，冢宰掌管国家财用，必定估量每年收成的丰歉，谨慎规定收入和支出的法式，以控制财用。甚至按照三十年的平均数来筹划，以防止供给不足；那种节制削减的周密、精审、慎重，也就可以看出来了。古今时代相距遥远，兵农各有不同的职业，赋税贡物的经常收入不足，只好另行筹划，权宜利用各种途径，办法层出不穷。唐朝设置盐铁、户部、度支等分理财务的使职，称为三司。兵乱接连不断，国家财力匮乏损耗，后来甚至由宰相主持，以加重其事。后唐明宗于是专门设置一名使者，总管这项职任。本朝又曾分别设置使者掌领事务，但彼此乖违，遇事无所禀报，所以又合并为一个机构。《周官》六典所载、文昌省所总管的政务，过半都在这里。以秦汉而言，它兼有大农、少府、将作、水衡的职务；以唐五代而言，它包括租庸、地税、户口、国计等名目。它所承担的责任重大、忧虑深重，不是一般官司可以比拟的。国家广大地享有天下，教化如日出般推行，养兵的制度兴起，古代没有能与之相比的。祖宗相继承袭，招募、设置的军队不断增加；康定、庆历年间，西夏、契丹违抗命令，边关增设戍守，许多人放下买卖、舍弃农具，争相编入军籍。与景德、祥符年间的年度数目相比，几乎增加了一倍。因此经费日益奢广，民力屡遭疲敝，到现在十五年了，仍未能恢复旧状。再加上官吏每年超额增加，恩荫授官的惯例繁多，冗员和等待补缺而领取俸禄的人，数也数不清。幸而皇上圣明，恭谨节俭，忧虑百姓而节省财用；宫内减少声色玩好，宫外减少游幸。至于广内、秘殿，也削减优厚的赏赐和费用，严格管理御池苑囿；大多权宜停止不急需的土木工程，一概暂时罢止【近来诏令说，凡不急需的土木工程一律暂时停止。旧制规定，禁中每年都要更新门窗、户牖、栏槛的朱绿装饰；去年传宣三司，福宁殿等处每五年修换一次。金明池的楫座、龙舰，用金碧装饰，宏伟华丽，起初耗费不可估量。同请修缮装饰，皇上当面告诉他说：‘这实在没有用处，可以全部毁掉，不要横加浪费。’臣认为雕刻细缕的小型精美材料，毁掉实在可惜，愿意粗略修补，不使它毁坏即可。皇上听从了。其他去除奢侈、遵从节俭的德音不止一件，无法全部说尽】；专门把安定边境、安抚远方、清静身心、减少事端作为根本。征调和修缮有时有所缺少，便时常从内府拨出钱帛来补济，因此掌管会计的大臣能够深自勉励，没有遭受罪责贬谪，实在是幸运。若一定要斟酌祖宗旧制，参照制度削减浮滥冗余，以使百姓富足，这要靠朝廷大臣共同议论，并不是有关官署单独能够办到的事。臣才智谋略暗短，长久担任国家财计，虽然内心竭尽全力，却没有显著成绩。至于内外财物的盈亏、收支的慎重与疏忽、商货流通与阻滞、法令的严峻与迟缓，臣早晚都在询问求索，不敢懈怠。前朝权知三司使公事丁谓，曾编纂《景德会计录》上奏，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财利的得失、事务的变通、损益的变化，许多都已不是现行制度。臣现在大致依照丁谓的记述，编成《皇祐会计录》六卷：一为户赋，二为课入，三为经费，四为储运，五为禄赐，六为杂记。其中收入支出的数目，取一年中最适中的作为标准；精要的加以采集编次，冗杂繁复的加以删削。像丁谓所录的郡县疆域里数，以及附在其下的宫馆、祠宇等内容，这些都不取。至于粮食、草料的运输供给，是国家的大计，所以特意另作《储运》一篇，以补其缺。每卷开头另作题辞，古今盛衰、设施废置是否得当，大概可以由此看出梗概。冒昧烦扰皇上阅览，内心实在战惧惭汗。《奉国军衙司都目》序　钱彦远 《诗经》说：‘王的爪牙’，意思是说官吏和士卒锋利锐健，能够搏击吞噬奇邪之物。因此军队将领都在前面树立旗帜，称为‘大牙’。凡部伍接受约束、禀报进退，都一起奔赴旗下。近世重视武力，通常把刺史治所称为‘牙’，由此从卒称为牙中兵，武官称为牙前将。俚俗语言讹误，转而称作‘衙’。唐朝从开元到五代，听说衙将的地位最为重要，都统领千人，兼任检校台省官，就像春秋时代的陪臣一样，不是有才干、勇略的人不能授予。宋朝初年诛除奸雄，收敛威势、消除祸患苗头，派儒臣镇守郡县；这才开始招募城郭子弟，有时把里胥杂入补充，只让他们管理仓库、运输和驱使，听从呼唤指挥而已。于是制定条教来均衡劳逸，按照比例参酌轻重，考核年限来排列等级。爱护百姓非常深厚，天下制度统一；即使有因风俗而便宜行事的地方，也只在小处有所不同。明州是汉代的鄮县，本朝赐予节度使的名额；那里东临海洋，群山相连，田地瘠薄而狭窄，鱼虾蚌蟹交错出产，居民贫困苟生，喜欢穿轻暖的衣服、吃甘美的食物，却没有真实的积蓄。衙将虽然有一百二十多人，财产比其他郡少得多；典史乘机枉曲事实，使他们更加困苦，甚至握着粮食外出占卜，诉讼频繁兴起。昭文馆学士陆君到任，第二年彦远得以担任通判，适逢按察使发下符牒，命令整顿簿籍，又命鄞县主簿何世昌协助办理。他们相当程度地革除了旧有弊病若干项，把各项便利措施全部分条列出，使之符合现行法令；附近百姓都认为便利，于是呈上状文。两位按察使办成此事后，题名为《衙司都目》，因而把事情的始末写在篇首。送杨郁林序　刘敞 郁林是古代的郡，太守是尊贵的官职，担任它的责任并不轻。然而到了应当拜受任命时，人们总是拿炎热瘴气、雾露作为推辞的借口。天子认为这些都是只顾保全自身、保护妻子儿女的臣子，没有忧虑国家的风气，于是都不予任用；又下诏让丞相选择贤能的刺史，举荐奇伟豪迈的人来充任。于是大人巡视荆州，诏书先到，就把杨侯的情况上报。天子认可了，于是杨侯从郡中属官升任廷尉丞，借给五品官服前往，并另赐钱十万。众人都以此为荣耀。然而杨侯接受任命后，退下来准备行装，淡然自若，并不因此高兴；听到岭海一带的情形和风土差异，也漠然不以为忧虑。还说要过些日子再去。人们都说：‘杨侯是个矫健高傲的人。’唉！前代之所以能够治理好，是替官职选择人才；后代之所以治理不好，是替人选择官职。那些平庸的臣子，志得意满，一出生就经营交往来贪图富贵，真正像个长者。一旦遇到边境之外的事情，就忧惧退缩、左右摇摆，坚持以死力推辞。这就像平常的庸人，不能派他前往。春秋时代会贬斥这种人。若没有君子，靠什么纠正这种风气呢？我认为杨侯是纠正世俗的君子，是春秋时代所推重的那类人吧？推究他这样的心志，即使身处山海之内，让他治理千乘之国，又有什么难以治理的呢？临行之际，我写下这篇序送给他。刘景烈字说　刘敞

译刘侯是外戚家的公子，却有三点超过常人：他的弓力为七钧，能射百步之外，箭的末端甚至可以射死牛；兵器不论长短，剑不论单手还是双手使用，面对敌人便施展奇巧，变化倏忽不可测，像神一样。他处在士大夫之间，恭敬谨慎而不失礼节，很像儒者。因此我赞许他。士人有英迈的气概，但如果不是功名可以建立的时代，才能大略会被弃置不用；有建立功名的资质，但没有受到信任的权势，才能也会无法显现。如今刘侯天赋才干很多，又有皇亲关系，而四方夷狄仍有许多任意妄为的人。假如他趁此时机奋发气概，功名难道会少吗？可是他长久居处而没有受到试用，所以我为他惋惜。有一天借宴饮喝酒谈话时，他说：‘我的名叫永年，字叫昌龄，把它作为解释可以，把它作为训诫却不行。希望有办法替我更换它。’我说：‘是这样。假如尊贵可以使人长寿，那么哪里还会有齐、梁的君主？假如富有可以使人长寿，那么哪里还会有范、中行两家的臣子？齐、梁的尊贵，范、中行的富有，忽然之间都不再听说了；那些能够长寿的东西究竟在哪里呢？只在功名罢了。天地没有穷尽，而人的生命却有界限。凭借有限的生命游处在无穷天地之间，却不能用什么使自己区别于万物，只是蠢然活动、蛰然停止，那就完了。’ 这样即使面对万物，又有什么区别呢？唉！这正是有智慧、有勇气的人舍弃筋力，忘却利害而不顾一切，以求成就功名的道理。所以一旦把自己寄托于义，终身都能安处其中。金石可以摹写他的声名，丹青可以描绘他的容貌，简册可以叙述他的事迹。这样才可以真正长久不朽。给你的字取作‘子以景烈’，怎么样？’座上宾客都相互应和称善。刘侯拜谢说：‘谨慎地接受教诲，请让我铭记在心，不敢片刻忘记。’于是我把这些话写成序交给他。送湖南某使君序　刘敞 三苗之民顽固，不服从天子的命令，这件事自古就有记载。尧作为君主、舜作为宰相，却有诛伐三危的事情；舜作为君主、禹作为宰相，又有征讨各方诸侯的战争。这不是他们的德行达不到、力量不够，而是不得已。那么，难道圣朝唯独能够避免这种情况吗？蛮夷是不同的族类，他们像暴虎一样凶猛，像贪狼一样贪暴，又像猿猴一样险狡。他们居住在山林中，与鸟兽为群，那里险阻幽深绝远，不是人所居住的境地。然而驱使中原士卒，穿着三重铠甲，背着弩、扛着戈，还要在上面携带粮食干粮；夜里冒着雾露，白天顶着烈日，日夜不停地同他们奔驰追逐，所以这件事很难。那么，即使想迅速成功，怎么能够做到呢？如今最好的策略，不如修明尧舜之义，公开彰明德行，那么万物自然会服从；其次是严整军队来守卫，断绝他们抄掠的道路，不要存有深入追击的想法；再次是诱导并教化他们，使他们去掉冗杂弊病，那么也确实可以攻取。至于因为羞耻于不能追击，反而去探查他们的巢穴；不去使敌人到来，反而自己送到敌人那里；逞强好勇而吝惜祸患，能前进却不能退却，这样用兵只是侥幸求胜，不是国家的利益。希望使君不要重演从前三苗的事情，更加辅佐大禹，因此功业光辉流传后世，没有人能够超过您。世事不可欺骗，怎么知道后来的人不如伯益呢？关键只在于使君如何通达、施行这件事罢了，又何必害怕有苗呢？送马承之通判仪州序　蔡襄 唐朝末年失去控制，地方将帅和臣属一看到可乘之机就发动事变，借机夺取土地，聚敛财货，招募轻捷勇猛的士卒，专门从事刺杀、攻击和争斗；势力强大到极点的，便抗拒、松弛天子的法令，专门驱逐节度使等将帅，盗取并占有他们的部众，祸患日益加深。后梁朱氏最终乘着这种形势夺取天下；此后五十多年间，改易了四个姓氏，大体上都是由此而兴亡。武人掌握重兵，把天下安危的大权收在掌中，改朝换代、转移国祚，不过像摆弄饮器一样，只在东西左右之间。于是军中的气势凛然上升到士人之上，亲身从事儒业的人低头闭口，不再奋起，听到古代先王的治道，也不敢发表意见加以节制。这种形势延续久了而发生变化，是事理本来如此。国家平定以后，四方追究前代失败的教训，凡是主持边防议论、掌握军事要务的，内廷机密和外方镇守，多任用儒臣。武人被削去锋芒，磨平勇猛暴戾，安置在军伍之间，不敢昂然自以为能与朝廷比较轻重。那么，如今天下安危的大计，难道要依靠儒臣吗？只是还不知道，究竟是谁能果断地承担这种倚重，建立长久的制度呢？承之以文章闻名于交游，以美好的志向自立；如今有西部边境之行，希望竭尽才力和思虑，之后才感到满足。我看承之的文章和言语，从来没有离开忠诚二字。假使那些力量充足、势力强大的人，都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只考虑国家的谋划而略去自身的念头，那么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办成；并且也能让世人知道，儒者确实可以成为天下安危大权所依赖、所倚重的人。送张总之任温州司理序　蔡襄 疆域方圆千里，百姓聚居的地方有万处，处在他们之上的只有太守而已。太守的责任难道不是很重吗？回答说：不如司理官的责任重。那么，要使死者不含怨，受刑者心甘情愿，难道就能完成司理官的重任吗？回答说：只要不夺走他的裁判权，就可以要求他负起责任。凡是县邑百姓的事情，得不到公平处理的，就到府尹那里求得平反；府尹不能平反以及重大案件，都可以到太守那里平反。太守看案件较小的，立即裁决；较大的便交给司理官。司理官可以查考实情，决定是否弃置。因此说，太守的责任不如司理官重。然而司理官责任重大，却不能独自专断。他的上官如果昏聩衰老、柔弱怯懦，事情便会纷纷下积；如果偏怒或偏爱，举手之间就会左右案件。有时心胸狭窄而自以为慎重，按日期召人到面前，只用脸色和手势发出指示；迎合他的意旨就高兴，违背它就发怒。甚至会锻炼、迁就案情来替人定罪，使蒙冤者不能吐露心中冤屈，使审讯者得以满足自己的意图。因此说，只要不夺走他的裁判权，就可以要求他负起责任。假使让有才能的人担任此职，期望也只在这里，不期望他夺权。然而每一件案件下达后，都要审查狱具文书，向属官咨询，同监郡商议，上报太守，又向掌管法律的人质询。如果文书不合规范，囚犯不能释放，就移送再审。众人都认为可以，依次署名后，案件才得以结束。如果这样积累三年后罢职归去，他的辛劳也很大了。张总之努力学习、修养文章，行事廉洁厚重，又担任司理官；如果主持一郡的长官贤明而不夺取他的权力，那么他的责任就更加重大。张总之应当把什么放在心上呢？同鼓瑟的人交游，却谈论执刀宰割的事情，这是说话人的过错。张总之此行，我不敢另指别的事情来规诫，谨作此序。送黄子思任寺丞、知咸阳序　蔡襄

译天子的尊贵，向下俯视百姓，距离悬殊而不能相比。然而政令教化得以推行，德泽能够迅速到达并普遍施及，想来是因为其中有负责开始和完成的人。由哪里开始？由宰相开始。由哪里完成？由县令完成。宰相辅佐天子，施行政令、教化和德泽，从朝廷向下推及四方，最后止于县一级；县令承接上级所施行的，然后周遍地传达到百姓那里。距离天子最近的，没有谁比得上宰相；宰相一定要得到贤能的人，才能辅佐政令、教化和德泽的施行。距离百姓最近的，没有谁比得上县令；县令没有良才，即使政教美善、德泽深厚，百姓也没有途径得到它。宰相接近天子，县令接近百姓，形势固然不同；然而二者相互贯通，成为首尾相连的整体，必须行动起来相互补益。百姓知道所依赖的对象，宰相使他们得到休养而安乐地生活，这全靠县令。县令对于百姓，要考察当地风俗和乡里情况，辨别善恶、强弱、贫富、勤惰、冤屈、隐情和疾苦，分条辨析而公平治理，使人人都得到公正。县令的责任，难道轻吗？如今选用县令，大都只按照年限，不考察才能优劣，所以天下的县令有贤能和不贤能之分，天下的百姓也有幸运和不幸之分。若能使天下所有县令都没有不贤能的，那么天下所有百姓也就没有不幸的了。子思黄君，以儒业成名，凭才干闻名于当时；此前担任狱官，审理囚犯时一定据实平反，从未用脸色和言语威吓他们。如今他担任县令，他的作为也就可以由此推知了。因此我为他的出行作序，一方面嘱咐子思体会县令责任的重大，另一方面也庆贺咸阳百姓的幸运。《唐史论断》序　孙甫 古代的史书，就是《尚书》和《春秋》。这两部经典体例不同而旨意相同。《尚书》记载治世的事情，是制定教化的书。所以一百篇都由圣人确立，不以恶事作为篇名。即使桀、纣的恶行，也是因汤、武的事情而显现，不专门记载它们。只是圣贤顺应时势、通达变化，言语和事情各自有所防范，作史的人便跟随而记载。又因为经圣人审定，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章体裁虽然不一，却都足以对世人施教。《春秋》记载乱世的事情，是制定法则的书。圣人生于衰乱的时代，看见时局混乱，身居下位而不能治理，所以建立大中之法，裁判天下的善恶并使之明白；以王道制度而言，圣人是在衰乱之时创立至治的方法。若不谨慎对待它的文字，就不能纠正时事并垂示大典。这就是《尚书》和《春秋》体例不同的原因。然而《尚书》记治世之事，使圣贤的作为流传不朽；君主、臣子看见行善的功效，怎么会不欣悦而实行呢？这是劝善的方法。其间也因而显现恶事，揭示败乱的根源，这又是用来警戒的。《春秋》记乱世之事，以褒贬代替王者的赏罚；当时作恶的人很多，大都辨析他们的心迹而加以贬斥，使恶名永远不朽。君主、臣子看见作恶的后果，怎么会不恐惧而加以防范呢？这是警戒的方法。其中也有善事，就明辨其心迹而加以褒扬，使它光辉照耀于世，这又是用来劝善的。因此，《尚书》和《春秋》记载治乱虽然不同，但在劝善戒恶方面大意相同。后代作史的人，想要阐明治乱的根本，谨慎地实行劝戒的方法，如果不师法《尚书》《春秋》的旨意，凭什么作为准则？到了司马迁修撰《史记》，打破编年体，创立纪传体，大概是为了便于记事。记事方便，就容易广泛取材，所以奇异琐碎的事情都记载了。虽然贯通群书，才力雄俊，但对于治乱的根本和劝戒的方法，却杂乱而不明白。于是有见识的人批评它，说纪传体所记的一件事分散在数处，前后多次出现；与编年体相比，文字繁多；按类比较，其中的失误尤其不小。却不知道还有更大的失误：史书记事，没有比治乱更重要的。君主在上发令，臣下在下执行，臣子在前谋划，君主在后采纳；事情办得好就成功，否则就失败。成功是治世的根本，失败是乱世的由来，这才应当谨慎记载。某年君臣有谋议，将相有功勋，纪中往往不记，一定要等到臣子死后才全部载入列传，这就使臣子得以独占那些谋议和功勋。虽然《尚书》不严格遵守编年法，但君臣之事按年代排列，羲、和的功业本来就如此。它载于《尧典》，稷、契、皋陶的功业也确实载于《舜典》；三代君臣的事情，同样如此。司马迁把臣子的谋议、功勋以及他们家中的琐细事情混杂载入列传，这种体例便利吗？又有臣子的过失和邪恶行为招致危乱，却不在当年记载，作为深刻的警戒，难道不是更大的失误吗？有人说：《春秋》虽然以编年为经文目录，但事情的始末都由传文记载；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也大体采用这种体例。所以刘餗《史例》说：‘传是用来解释纪的，就像《春秋》的传一样。’由此可见司马迁的书并没有失误。回答说：《春秋》是圣人制定法则的书，因为制定法则，所以列举事情并加以判断，阐明治乱的根本。所列举的事情，有时一句，有时数句；国家的典章制度没有不明白的，人的善恶没有不辨别的。左氏是史官，看见圣人的经书所列举的事情，于是跟随它作传；虽然不能深刻解释圣人的法则，但记事次序完全采用编年体，并不是脱离《春秋》经文的目录而独自创立纪体。司马迁作纪，周代以前多记载经典中的事情，本来没有什么新的阐发；至于秦、汉本纪，也只是径直记载事情，哪里曾经有法则可言？纪体本身没有法则，传又解释什么呢？这不过是刘餗附会司马迁而替他找的说辞罢了。有人说：史书的体例一定崇尚编年体，难道纪传体就不能采用吗？回答说：作史的人长期习惯、崇尚纪传体，历代都把它当作大典；一定要批评它、恢复古法，就会拘泥不通。有谁能够编排君臣之事，使善恶如实呈现，不崇尚偏僻怪异，不专务繁琐碎末，阐明治乱根本，谨慎实行劝戒之道，那么即使采用纪传体，也可以。若一定要讨论其最高标准，还是不如编年体端正而文字简约。我常有志于修史，私下仰慕古代史书的体例和方法，想要实行它。后来阅读唐代各种书籍，看见唐太宗的功德、法制可以和三代圣王并列；后代皇帝的英明不及他，有的又不能守住他的法度，于是出现荒淫放纵、残暴猜忌、庸弱懦怯的君主，所以治世少而乱世多。然而唐朝享有天下三百年，是由于贞观功德影响深远。《唐书》繁杂冗长，遗缺省略很多，丧失体例法度；有的事情重大却记载不完整，有的事情细小却不记，有的同一事情分散另出而意义互不照应，怪异鄙俗的内容无所不有，治乱的踪迹散落在本纪、列传之中，杂乱而不显明。这当然不足以彰明贞观功德法制的根本，也不足以阐明一代兴衰的由来。考察高祖到文宗的实录，叙事详细完备，比其他书稍好，其中文理明白的地方尤其优胜。

译至于治乱的根本，也没有得到阐明，因为记事范围太广。劝戒的方法，也没有得到彰显，因为褒贬不精确。作史的体例，也没有完备，因为不采用编年体，君臣之事多有分离而分别记载。又有些重要紧要的事情，或许有所遗漏；对于君臣善恶的细节、四方事务的繁多，有时又全部记载。这对于作史之道来说，也实在是很大的失误。于是我依据实录和旧书，同时采集各家著录，互相参验，选取没有差错、足以流传取信的材料，修成唐史。旧史文字繁多的就删去，取舍失当的就改正，意义不足而另有证据的就补充，事情不重要的就删去，重要却有违误的就增补；是非不明的就加以纠正。采用编年体，是为了排列君臣之事的次序。所采用的记事方法，虽然尊崇《尚书》《春秋》的文意，但体例大略同于实录；因为唐朝一代有治有乱，不可能完全采用《尚书》《春秋》的体例，又不敢僭越使用‘经’的名称。有人说：‘你修这部书，不采用纪传体可以了；但如果不设置书志，那么郊庙、礼乐、律历、灾祥等事情，官职、刑法、食货、州郡等制度，难道不会遗漏吗？’回答说：‘郊庙以下的内容，固然是国家的重要典章和急务，但只需记载其中的大要，以阐明法度政教的体制；至于完备的仪式和细密文书，都有专门官署的书，各自有所掌管，作史的人很难全部载录。’ 从康定元年开始修这部书，到皇祐四年草稿大体写成，于是作序叙述自己的意旨，准备再等待删削润色文字。后来因为官务繁忙、空闲少，未能全部完备。到嘉祐元年，完成七十五卷。这年冬天，我长期卧病，担心精神日益耗损，不能完成，于是姑且使编排次序大体成一家之言；何况我的才力不盛，叙事不免疏略，但在劝戒的意义上，我是谨慎的。对于劝戒意义深切而旨意深远的地方，撰写论说来阐明；希望君主阅读它，臣子观察它，完全知道实现治世的原因、招致乱世的根源以及邪正的后果，明白得像图画展现在眼前；善的便跟从，不善的便戒惧，那么治道可以长久兴盛，乱世的根源可以预先消除。论说共九十二篇，读者不要忽略；它不只是唐朝安危的鉴戒，也常常可以成为后世的鉴戒。《伊川击壤集》序　邵雍 《击壤集》是伊川翁自得其乐的诗集。不仅是自我娱乐，还能够以时代和万物各自得到其所为乐。伊川翁说：‘子夏说，诗是心志所趋向的东西；存于心中叫作志，发于言语叫作诗，感情在内心激动而表现于言语，声音形成文采便叫作音。由此可知，心怀时代便叫作志，感受外物便叫作情，抒发心志便叫作言语，张扬感情便叫作声音，言语形成篇章便叫作诗，诗形成文采便叫作音。这样，听到他的诗、听到他的声音，就能知道人的志向和感情了。’况且感情有七类，关键在于两类：一是自身，二是时代。说自身，就是一个人的祸福；说时代，就是一个时代的安危治乱。一个人的祸福不过是贫富贵贱，一个时代的安危则在兴废治乱。因此孔子删定《诗经》，十分之九都删去了；诸侯有一千多个国家，国风只取十五国；西周有十二位君王，大雅、小雅只取其中六位，大概因为能够垂示训诫、善恶明显的才保留下来。近世诗人，困穷忧戚时便专门发泄怨恨，荣达时便专门沉溺淫逸；个人的祸福从喜怒中流露，时代的安危从爱憎中显现，却完全不以天下大义为言，所以他们的诗大多沉溺于个人情感和爱好。唉！感情沉溺于人的程度，比水淹人的程度还严重。古人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可是覆舟和载舟在水，不在人。水载舟就是利益，水覆舟就是祸害；可是利害在于人，也不在水。不知是覆舟、载舟能够使人有利有害，还是利害能够使水覆舟载舟？二者之间，一定有一个适当的位置。譬如人能够在水上行走，不是水能够踩在人身上。然而即使有人被称作善于涉水，也未曾有不被水所害的。人若能超脱利害而涉水，涉水的情状仍然由人的情感决定；如果心中只有利益却去涉水，利益造成的败坏祸患立刻就会来到眼前，又何必区分是人还是水呢？它们伤害本性、损害生命是相同的。本性是道的形体，本性受伤，道也会随之受伤；心是本性的外郭，心受伤，本性也会随之受伤；身体是心的区域，身体受伤，心也会随之受伤；外物是身体的舟车，外物受伤，身体也会随之受伤。由此可知，用道观察本性，用本性观察心，用心观察身体，用身体观察外物，这样虽然可以治理，却还没有脱离受害。不如用道观察道，用本性观察本性，用心观察心，用身体观察身体，用外物观察外物；这样即使想要彼此伤害，又怎么能够呢？如果这样，那么用家观察家，用国观察国，用天下观察天下，也就可以由此知道了。我从壮年起研习儒术，认为人世间的快乐哪里有万分之一二，而名教中的快乐本来就有无数。何况观察万物而得到的快乐，又有无数。即使生死荣辱在眼前反复交战，也从未进入胸中，那么它们不就像四季的风花雪月，从眼前经过一次罢了吗？这才是真能用外物观察外物，使自身和外物两不相伤。大概其中的情感牵累全都忘掉了，除去你所没有忘掉的，独有诗存在。然而虽说没有忘记，实际上也像忘记了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所作的诗不同于一般人的作品。他的作品不受声律限制，不被爱憎牵制，不固执于必然，也不希求名誉，像镜子应物显形，像钟声因敲击而发声。有时在经道之外，因内心宁静而观察事物，因时势而兴起志向，因外物而寄托言语，因志向而发为吟咏，因言语而形成诗，因吟咏而形成声，因诗而形成音。因此虽有悲哀却从不伤害本性，虽有快乐却从不淫荡。虽说吟咏人的情性，又怎么会被情欲牵累呢？钟鼓是音乐，玉帛是礼仪。若与其嗜好钟鼓玉帛，反而只说这些话，那就不能不显得浅陋；但若一定要废弃钟鼓玉帛，又将怎样对待礼乐呢？有人说风雅之道在古代能够实行，在今天不能实行，这大概不是通达的论断，是被局限于个人而发出的说法。唉！难道没有想到，天下行善的人少，损害善人的人多；制造危乱的人多，扶持危局的人少吗？有志之士身处田间，就从田间的立场发言，所以把这部诗集命名为《伊川击壤集》。《洛阳耆英会》序　司马光

译从前白乐天在洛阳，和八位年高的人交游，当时人们羡慕他们，便画成《九老图》，流传于世。宋朝兴起后，洛阳诸公继承此事，前后又有两次，都把画像收藏在普明寺。普明寺是白乐天过去的宅第。元丰年间，文潞公留守西都，韩国公富弼退居乡里。其余士大夫中，以年老而在洛阳闲居自适的，当时很多。文潞公对韩公说：“人们之所以仰慕白乐天，是因为他的志趣高尚超逸，何必要在人数和地点上沿袭旧例呢？”一天，便把洛阳士大夫中年老而贤德的人全都召集到韩公宅第，置酒相乐，宾主共十一人。后来又在妙觉寺画像，当时人称之为“洛阳耆英会”。孔子说：“像《缁衣》篇所说的那样喜好贤人，取来破旧的衣服还要改制；又可以说是乐于行善而不知满足。”二公辅佐三朝，都是国家的元老；在朝廷则参与决断万机，出任地方则安抚四方。对上能巩固社稷、尊崇宗庙，对下能使百工兴盛、万民和睦，是天子的心腹、股肱、耳目，也是天下人用来评定其功业的标准。他们的功业宏大显赫，哪里是白乐天所能相比的？然而他们仍然仰慕并效法白乐天的作为，急切得好像唯恐赶不上，这难道不是乐于行善而不知满足吗？而且洛阳旧有风俗，私下宴饮聚会时，崇尚年齿而不崇尚官位，这种风气从白乐天的聚会起就已经如此了。这一天又把这种做法实行起来，这正是移风易俗的根本，值得称颂。宣徽使王公当时正留守北都，听说此事后写信向潞公请求说：“我也住在洛阳，官位和年龄都不在诸公之列，几次聚会之后，回想起来只是因为任官在外，不能拿着酒杯坐在席间，实在引以为憾。希望能把我的名字列在其中，幸勿遗漏我。”诸公受到他这样的赞誉和羡慕。司马光还不到七十岁，按照狄监、卢尹的旧例，也把他的画像列入会中。潞公命司马光为此事作序，他不敢推辞。时为元丰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学士、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宫司马光撰序。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武宁节度使、致仕、韩国公富弼，字彦国，七十九岁。河东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国公文彦博，字宽夫，七十七岁；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从，七十七岁。太常少卿致仕王尚参，字安之，七十六岁。太常少卿致仕赵丙，字南正，七十五岁。秘书监致仕刘几，字伯寿，七十五岁。卫州防御使致仕冯行已，字肃之，七十五岁。太中大夫、充天章阁待制、提举崇福宫楚建中，字正叔，七十三岁。司农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七十二岁。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宫张问，字昌年，七十岁。龙图阁直学士、通议大夫、提举崇福宫张焘，字景元，七十岁。

译《序赙礼》　司马光 人的名声因官位而显著，品行由学问而成，这是通常的礼法。至于有些人身处民间，从未跟从老师学习，却立志行善，不求声誉和财利，这就尤其值得尊重。近世史官专门选择做过高官的人为他们立传，所以民间的善人没有人知道。丧葬礼俗废坏很久了，民间甚至有父母刚去世，亲友就带着酒肉聚到他家，和主人一起喝醉吃饱的；有用鼓乐为送葬车引路的；有趁办丧事娶妇的，彼此沿袭成为常规，安然不觉得奇怪。医助教刘太为父母服丧，独自不饮酒、不吃肉，一直到服丧三年，这正是当今士大夫难以做到的事。他的弟弟刘永一尤其孝顺友爱、廉洁谨慎，超过常人。熙宁初年，巫咸水灌入夏县城，百姓被淹死的有几百人，永一拿着竹竿站在城门口，凡是别的东西随水漂进门来，他就立即把它捞出。有个僧人把数万钱寄放在他家，不久僧人自缢而死，永一于是到县衙自首，请求把钱归还给僧人的弟子。乡人欠他的债很久不还，永一就毁掉债券，使他们内心惭愧。他的行为大都像这样。有个叫周文粲的人，他的哥哥嗜酒，依靠文粲供养生活；哥哥有时醉后殴打文粲，邻人替他不平，前来慰问，文粲却生气地说：“我哥哥从来没有打过我，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 有个叫苏庆文的人，侍奉继母以孝顺闻名。他常对妻子说：“你侍奉我母亲稍有不谨慎，我一定休掉你。”继母年轻守寡而没有儿子，因此安居在他的家中，直到终身。元丰年间，朝廷修建景灵宫，征调天下画工到京师，工程完毕后下诏选拔其中优秀者，留在翰林并授予官职俸禄。有个叫台亨的人，名列第一，却因为父亲年老，坚决辞谢，回到乡间奉养老父。这五个人和我同县，所以我能够知道他们的事。可悲啊，天下平民中的士人，刻意砥砺志行而无人知道的，哪里数得清呢！当初刘太的父亲去世，我的兄弟用一千钱作为赙礼，并写信送给他说：“按照礼制，凡遇丧事，别人可以给予帮助；珠玉叫作含，车马叫作赗，财物叫作赙，衣服叫作襚。东西虽多而单薄，仍是希望人能够接济丧家。”过了很久，刘太请求把这封信刻在石上，说：“乡人不知道有赙礼，自从我父亲去世后，乡人才逐渐实行这种礼俗。刘太想使它广泛流传，由我们乡里推广到邻县，再由邻县传到四方，使民间都抛弃弊俗而归于礼制，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我更加赞美他的志向，于是告诉他说：“这封信不值得刻石。我私下仰慕君子乐于宣扬别人的善行，请把你兄弟以及周文粲、苏庆文、台亨所做的事情写下来，流传于世，希望使行善的人不因事情隐微而自我懈怠。” 《送陈升之序》　王安石 当今世上所谓的贤良大夫是有一些的，众人都说他们适合承担大臣的职任；可是他们一旦起身承担大臣的职任，上下各方就都失望了，为什么呢？人的才干有大小，志向有远近。他们所承担的职务小，别人对他的要求也近，那么他就和煦亲切地表现仁爱，而且在仁爱方面显得有余；孤高自守地表现义，而且在义方面显得有余。人们见他仁义有余，便说：“这是因为他承担的职务小、要求近；如果承担重大职务，一定会有比这更大的表现。”上下各方就这样期待他。等到他起身承担大臣的职任时，承担大臣职任本来应当有比过去更大的表现；然而他只是和煦亲切地行仁，只是孤高自守地行义，所以上下各方都失望了。难道只是失望而已吗？以后如果真有能够胜任大臣职务的人，他的声名和实际能力显露在上面，君主必定会因前日的期待而心存戒备，预先怀疑他；在下面，众人也必定会因前日的期待而心存戒备，预先怀疑他。上下互相猜疑，真正能够胜任大臣职务的人反而没有人任用；即使幸而想要任用，身边的小人也会拿前日的期待来责罚他。唉！圣人说了解人很难，君子憎恶名声超过实际，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认为了解人很难，就应当更加精细地考察；憎恶名过其实，就应当使实际才能充实起来。知道了解人很难却不能精细考察，憎恶名过其实却不能使实际充实，那也危险了。我在扬州时，朝廷中经过这里的人很多，真正能够胜任大臣职务、值得信任和期待的，只有陈升之罢了。如今我要到宿州去任职，不知道以后还要过多少时候才能再见到他。我知道升之起身承担大臣职任，当然会有那一天；但若只是和煦亲切地行仁，只是孤高自守地行义，那不是我对升之的期望。《送孙正之序》　王安石 顺应时势而行，是普通人；明知事情如此却仍然这样做，是君子；明知事情如此却仍然这样做，并非出于私心，这里面就有圣人之道了。君子有时处于困厄之中，仿佛跌倒一样，也不肯为了顺从时势而稍稍失去操守，因为他不让时势压倒正道。所以他一旦在君主那里得志，改变时势而归于正道，就像反掌一样容易；这是因为他的学术一向修养，志向一向坚定。从前杨朱、墨翟的学说盛行而不合正道，只有孟轲如此；后来佛教、老子之学盛行而不合正道，只有韩愈如此。像孟轲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学术一向修养、志向一向坚定，不让时势压倒正道。可惜他没有在君主那里得志，使真正儒者的功效不能在当时显明。然而他在普通人中已经非常卓越了。唉，我看今天的世人，头戴圆帽而高高耸立，穿着大裙而宽大飘拂，坐下便谈尧舜之言，起身便作尧舜之行，却没有孟轲、韩愈那样的内心，他们果真不同于普通人吗？我在扬州做官，结交到一位朋友叫孙正之，他奉行古道，又擅长写古文，我知道他能够以孟轲、韩愈的心为自己的心，并且永不停止。越地人把燕地看作遥远的绝域，车头向北而去；只要不停下来，没有到不了的地方。孟轲、韩愈之道距离我们这些人，难道会像越地望燕那样遥远吗？凭正之不停地努力却不能到达，我是不相信的。有一天他在我们的君主那里得志，却不能使真正儒者的功效在当世显明，我也是不相信的。正之的哥哥在温州做官，奉养父母同行，将要跟随他去，先替我向他安排住处。我本想沉默，可哪里能够沉默呢？《唐百家诗选序》　王安石 我和宋次道一同任三司判官。当时次道拿出他家收藏的唐代诗集一百多编，托我选取其中的佳作，次道于是把它命名为《百家诗选》。我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这件事上，实在值得后悔。虽然如此，要想了解唐诗，看这部书也就足够了。《故迹遗文序》　王回

译要使古代的事迹流传，没有比竹简和帛书更长久的；世人却认为金石最能长久流传，这是被外表迷惑了。他们只看见金石质地坚硬，把文字大书特刻在上面，安置在屋壁山岩之间，又有收藏遮蔽和防护，国家有官吏守护，家族有子孙保管，外物无法找到空隙加以损伤，于是便以为可以流传万世而不朽。然而今天保存下来的六经和诸子百家的文章，都是竹帛所记载的；刻在金石上的，号称最能长久保存的，留下来的却很少，往往又断裂、剥落、残缺、讹误。若不是反过来以竹帛所载的六经和诸子百家文章为依据，就无法读懂；那些没有载于竹帛、因而连名称和事迹也随之湮没的，哪里说得完呢？那些负责守护的官吏和子孙，如今又有哪一个国家、哪一家还在呢？由此看来，万物没有能够依靠长久而完整保存的。金石固然长久，而人的力量不足以保护它们的外部；竹帛的寿命本来不如金石，人们也知道不能依靠它，但如果广泛传抄，即使经过万世，也仍然像今天一样，那么金石的寿命还怎么能和竹帛较量长短呢？我曾经阅读古代钟鼎碑碣上的文字，用来和正史及其他传记相互印证；其中对功德的褒扬虽然不能全部相信，但对于年月、姓名、山川、风俗以及当时的文采和制度，往往能够得到详细资料，而史传追述的内容，不过是大概罢了。可惜从前所听闻的那些古迹，如今已经几乎全部磨灭了；而如今所看见的，几百年以后又不知会磨灭多少。因此我选取其中完整而可以阅读的，按首尾编排在一起，因而把我的说法写成序，题名为《故迹遗文》。古代的文章用竹帛流传，寿命已经超过金石；如今的文章用纸流传，又比竹帛方便。因为方便，传抄它的人就更多；那么这部书的寿命哪里还可以穷尽呢？只是担心后代的人会不会因为我的说法而废弃它。《宋文鉴》卷八十七。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八十八。宋代吕祖谦编。序。《谱例序》　苏洵 古代诸侯世代拥有封国，卿大夫世代拥有采邑；死者有宗庙，生者有宗族，以此相互承接。所以即使经过百代也不会彼此忘记。这不只是因为贤士大夫尊敬祖先、重视宗族，大概还因为昭穆世次保存在宗庙中，迁出毁坏的神主保存在太祖的庙室里。族人彼此为服丧、婚嫁等事往来，相互告知而不间断，那么按这种形势，自然会达到不忘的结果。自秦汉以来，做官的人不能世代相继，但其中贤人君子仍然能够记识祖先，有的甚至到百代也不间断。没有宗庙、没有宗族，却不忘祖宗，宗族没有散失；按理本来应该灭亡却独能保存下来，这是谱牒的力量。自唐朝衰败以后，谱牒废弃断绝，士大夫不再讲究，世人也不再记载。于是由卑贱变得显贵的人以谈论祖先为耻，由贫穷变得富裕的人不记录自己的祖先，谱牒便大为废弃。从前我曾从先父在世时起，询问考察家世；向上追溯到今天，得到五世；再往上追溯，又得到一世；一世以上失去了次序，于是知道本来出自赵郡苏氏，便把它作为《苏氏族谱》。后来欧阳公看见了，感叹说：“我曾经也这样做过。拿出来看，其中有一种不同的方法，说：这件事不能只由我们两个人来做，天下人都不可以没有谱牒。” 于是苏洵又制定大宗谱法，以穷尽谱牒的各种变化，并把欧阳氏的谱牒一并记载下来作为谱例，附上欧阳公题写在《刘氏碑》后的文章，用来告知当世君子，大概将会有人依从这种做法。《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苏洵 昌言考中进士时，我才几岁，还没有读书。我记得和一群孩子在先府君身边玩耍，昌言从旁边拿枣子、栗子给我吃。我们两家住得很近，又因为是亲戚，所以非常亲近。昌言考中进士后很有名，我后来逐渐长大，也稍微懂得读书，学习断句、对偶和声律，但没有完成就荒废了。昌言听说我荒废学业，虽然没有说什么，我看得出他的心意很是遗憾。十多年后，昌言考中进士，名列第四，任

译职于四方，彼此没有音信。我一天天长大，才感到悔恨，受到挫折后重新学习。又过了几年，我游学京师，在长安见到昌言，彼此慰劳问候，像平生相交那样欢洽。我拿出十几篇文章，昌言非常高兴，称赞写得好。我晚年才学习，又没有老师，虽然说是在作文，心里却很惭愧。等听到昌言的评论，才颇为自喜。如今又过了十多年，我再次来到京师，而昌言已任两制官员，替天子出使万里之外，面对强悍不屈的敌人。他高举大旗，带着数百名骑兵，送行的车辆有一千乘，出了都门，意气昂扬。我想起小时候在先府君身旁见到昌言，哪里知道他会达到今天这样的富贵地位，实在不值得惊怪。我对于昌言独有一番感慨。大丈夫活着不能做将领，能够做使者，在言辞之间挫败敌人的攻势，也就足够了。往年彭任跟随富公回来，曾对我说：“出了边境，住在驿亭，听见几万匹披甲战马奔驰而过，刀剑长矛相互碰撞，整夜都有声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随从的人吓得脸色大变，等到天亮查看道路上的马蹄印，心中仍然悲悸不已，不能自我控制。”敌人用来向中原夸耀的事情，大多属于这一类。中原人无法测度敌人的真实情况，所以有时竟至于震惊恐惧、言语失措，以至于被夷狄嘲笑。唉，为什么想得这样不深啊！从前奉春君出使冒顿时，故意把壮士和大马都藏起来不让他看见，所以才有平城之战。如今的匈奴，我知道他们没有什么作为。孟子说：“游说大人物，就应当轻视他，何况是夷狄呢！”请把这句话送给你。《苏氏族谱引》　苏洵 《苏氏族谱》，是谱录苏氏宗族的。苏氏出自高阳，后来繁衍遍布天下。唐神尧初年，长史苏味道任眉州刺史，死在任所；有一个儿子留在眉州，眉州有苏氏，从这时开始。族谱没有记载更早的人，是因为亲属关系已经尽了。既然亲属关系尽了，为什么还不收入族谱呢？因为族谱是为亲属关系而作的。凡是儿子能够记载而孙子不能记载，为什么呢？因为要显示世代。自我的父亲直到我的高祖，无论做官还是不做官，娶了哪一氏，享年多少，哪一天去世，都记载；其他人却不记载，为什么呢？因为要详细说明我的出身。自我的父亲直到我的高祖，都称‘讳某’，其他人便直接称名，为什么呢？因为要尊重我的出身。族谱是为苏氏而作的，却只有我的出身记载得详细并受到尊敬，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所编的族谱。唉！看见我的族谱的人，孝悌之心就可以油然而生了。亲情显现在亲属关系中，亲属关系显现在丧服中；丧服从衰服开始，逐渐到缌麻，再到无服。没有丧服，就表示亲属关系尽了；亲属关系尽了，感情也尽了；感情尽了，遇到喜事不去庆贺，遇到忧患不去吊唁；既不庆贺，也不吊唁，就成了路人。我们如今彼此看作路人的人，最初原来是兄弟；兄弟最初原是同一个人的身体分出来的。可悲啊！同一个人的身体分开以后竟至于成为路人，这就是我编族谱的原因。它的意思是说：亲情发展到成为路人，是形势造成的；形势如此，我也无可奈何，只希望在尚未成为路人之前，使他们不至于完全忽视、忘记彼此，这就可以了。唉！看见我的族谱的人，孝悌之心就可以油然而生了。于是用诗系在后面说：我父亲的儿子，如今就是我的兄长。我身体有病，兄长呻吟而不得安宁。几代之后，不知会变成什么人？他死了，我活着，也不再为他悲伤或欣喜。兄弟之间的亲情，就像脚和手一样，这种亲情还能维持多久？他竟不能和我相处，他究竟是什么心肠？《仲兄郎中字序》　苏洵 苏洵读《易经》读到《涣卦·六四》说：“涣散他的同类，大吉。”便说：“唉！所谓‘群’，是圣人希望涣散、洗涤而使天下混同统一的东西。我的二哥名叫涣，字公群，这岂不是把圣人希望解散涤荡的东西用来给自己命名吗？这样可以吗？”后来我把这

译话告诉哥哥说：“您可以替我改掉它吗？”苏洵说：“好。”不久又说：“请把‘公群’改为‘文甫’，怎么样？”况且哥哥曾见过水和风吗？水油然流动，深沉地聚集停滞，回旋浩荡，充满而向上浮动，这就是水，而风实际上使它兴起。风蓬蓬然从广阔天空中发生，不到一天便运行四方，飘荡而没有形体，飘然从远处来，过去以后又不知道踪迹在哪里，这就是风，而水实际上使它显出形态。如今风和水在大泽的岸边相遇，曲折迂回，蜿蜒起伏，平缓时相互推动，猛烈时相互冲撞；舒展时像云，收缩时像鳞；疾行时像奔驰，缓行时像徘徊；彼此揖让、回旋、退避，互相顾望而不前进；繁密时像绉纱，纷乱时像雾，纷纭郁结、相互扰动，百里之内浑然一体。它们浩荡地顺流而下，到了沧浪岸边，便澎湃汹涌，怒号着相互挤压，交错纵横而又缠绕；放散到空虚之中，宽阔得没有边际；横流逆折，水花旋转倾斜，曲折回转而胶着纠结；回旋的像车轮，缠绕的像带子，直冲的像烽燧，奔腾的像火焰，跳跃的像鹭鸟，投入的像鲤鱼，形状姿态各不相同，于是风水变化的奇观全都具备了。

译所以说：“风吹行于水面之上，这就是‘涣’。”这也是天下最美的文章。然而风和水这两种东西，难道是有意追求文章吗？它们无意互相追求，也没有预期会相遇，却在相互作用之间产生了文采。它所形成的文章，不是水单独的文章，也不是风单独的文章；这两种东西并不能有意作文，却又不能不形成文章。万物相互作用，于是文章从其中产生。所以这正是天下最美的文章。如今玉石不是没有温润美好的质地，却不能因此成为文章；雕刻镂饰、织带刺绣不是没有文采，却不能和自然之文相提并论。因此，天下万物中不经营造作而自然产生文采的，只有水和风罢了。从前君子处身于世，不求建立功业，迫不得已而功业成就，天下人便认为他贤能；不求留下言论，迫不得已而言论流出，天下人便把它当作口实。唉！这些话不能对别人说，只有我的哥哥可以听。《列女传目录序》　曾巩 刘向编叙的《列女传》共八篇，事迹详见《汉书·向列传》。但《隋书》和《崇文总目》都说刘向的《列女传》有十五篇。曹大家作注，根据《颂义》考察，大概是曹大家所注的书把原来的七篇分开成为十四篇，再加上《颂义》共十五篇；又增加了陈婴母以及东汉以来的十六件事，这并不是刘向原书的本来面貌。大概刘向旧书失传已经很久了。嘉祐年间，集贤校理苏颂才根据《颂义》的篇次重新确定此书为八篇，与所谓十五篇的一本一同收藏在馆阁中。《隋书》却把《颂义》说成刘歆所作，这和《汉书·向列传》不合。如今考验《颂义》的文字，大概是刘向自己的叙文；而且《艺文志》有刘向《列女传颂图》，明明不是刘歆所作。自唐代战乱以来，保存下来的古书很少；但《唐志》所著录的《列女传》共有十六家，连曹大家注的十五篇也没有著录。然而这部书如今还存在，可见古书有的虽有著录却已经亡佚，有的没有著录却仍然保存下来，这种情况也很多，难道不可惜吗？如今八篇本和十五篇本都已经校勘确定，可以缮写。起初，汉朝承受秦朝的弊病，风俗已经大为败坏；成帝以后，后宫赵氏、卫氏一类人尤其放纵。刘向认为王政必须从宫内开始，所以列举古代妇女善恶以及由此导致兴亡的事迹，用来警戒天子，这就是刘向编述此书的大意。书中说太任怀孕文王时，眼睛不看邪恶的颜色，耳朵不听淫荡的声音，口中不说邪恶的话；又认为古代实行胎教的人都是这样。能够端正自己的视听言动，这是大人的事情，也是有道之人所畏惧的事情。如今竟然说天子的女子能够做到，何其盛大啊！据我所听闻，大概还有师傅、保姆的辅助，诗书图史的劝戒，珩璜琚瑀等佩玉的节度，以及威仪举止的规范；教导她的条件有这些。但古代君子从来没有不以自身去感化人的，所以《家人卦》的意义归结于反省自身，《二南》的功业根本在于文王，难道是从外部得来的吗？世人都知道文王兴盛，是因为能够得到内助，却不知道事情所以如此，大概根本在于文王亲身教化。因此，内有后妃具备《关雎》所称的德行，外有群臣具备《二南》的美德，彼此相辅相成。推及更远之处，即使是商纣的昏乱风俗、江汉之间的小国、手持兔网的乡野之人，也无不喜好善行而自己并不知道。这不是说只要修养自身，国家天下就自然得到治理吗？后世那些自称问学之士的人，大多追逐外物而不能安守自己的操行；他们的家庭既没有可供效法的榜样，于是竞相追逐邪僻奢侈，难道只是没有相互成就的道理吗？士人如果苟且自我宽恕，只顾谋利而冒犯羞耻，却不知道反省自身，往往是因为被家庭牵累的缘故。所以说：“自身不实行正道，正道也不能施行于妻子儿女。”这话确实如此！像这样的人，本来并不是身处显贵地位的人。然而距离《二南》的风气也已经很远了，何况是面向南方统治天下的君主呢？刘向编述此书的劝诫之意，可以说十分深厚了。但刘向号称博览群书，而这部传记所说《诗经》中的《芣苢》《柏舟》《大车》等篇，和如今为《诗经》作序者的说法尤其不同，大概已经无法考证了。至于《式微》一篇，又说是两个人所作，难道是他取材广博，所以不能没有错误吗？书中说象谋划杀舜，以及舜如何自行脱身，颇与《孟子》相合。然而这部传记有这些说法，而《孟子》没有说，大概也就不值得称道。后世诸儒解释经传，大多也有这样的情况。阅读的人可以采纳其中有补益的内容，同时辨别是非就可以了。因此我为它作序论，借以说明其端绪。《战国策目录序》　曾巩 刘向整理确定的《战国策》有三十三篇，《崇文总目》说其中有十一篇已经缺失。我向士大夫家中访求，才把全书找齐；校正其中的错误，对那些无法考证的地方存疑，这样《战国策》三十三篇才重新完整。序中说：刘向为此书作序，认为周朝的先王明白教化、修整法度，所以天下大治；到了后来，谋诈被采用，仁义的道路被堵塞，所以天下大乱。他的说法本来很好，但最后却说战国的谋士揣度当时君主能够实行什么，实在不得不这样做，因此可以说是被流俗迷惑，不能坚定地相信自己。孔子、孟子的时代距离周初已经几百年，周代旧法已经消亡，旧俗也已经熄灭很久了。两人却独自阐明先王之道，认为有些原则不可改变，难道是要强迫天下君主去做后世已经无法做到的事吗？他们只是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所遭遇的变化，为当世制定法度，使其不失先王的本意罢了。二帝三王的法度，变化固然不同，具体制度固然各异，但治理国家天下的意旨，在根本、枝末、先后次序上从来没有不同。二人的道理就是如此。法度，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必完全相同；道，是用来确立根本的，不能不一致。

译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所以孔子、孟子守护这一原则，难道是喜欢发表不同意见吗？只是能够不苟且而已，可以说是不被流俗迷惑而坚定相信自己。战国的游说之士却不是这样，他们不知道正道值得信赖，却喜欢追求容易迎合的说辞。他们用心谋划，只是偷偷制定权宜的计策罢了。所以他们谈论欺诈的便利，却隐瞒失败；谈论战争的好处，却遮蔽祸患。他们相互跟随这样做，无不有一点利益，却承受不尽其害；有一点所得，却承受不尽其失。最后导致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一类人丧失自身，而诸侯和秦国任用他们，也因此亡国。他们给世间造成的大祸已经很明显了，但世俗仍然没有醒悟。只有先王之道，能够因时适变而制定不同法度，考察它没有弊病，施行它没有弊害。所以古代圣贤从没有因为这一套而改变那一套。有人说：邪说危害正道，应当放逐并断绝它；那么这部书不灭绝，可以吗？回答说：君子禁止邪说，是要把邪说向天下说明，使当世人都知道它不可遵从，然后加以禁止，禁令才会统一；使后世人都知道它不可实行，然后用来警戒，警戒才会明白。难道一定要毁灭它的书籍吗？放逐并断绝邪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因此《孟子》一书中，有人宣扬神农之言，有人宣扬墨子之言，孟子都把它们记载下来并加以批判。至于《战国策》的写作，上接《春秋》，下至楚汉兴起，记载二百四十五年间的事迹，本来不能废弃。这部书有高诱注本二十一篇，也有人说是三十二篇。《崇文总目》保存八篇，如今保存十篇。《陈书目录序》　曾巩 《陈书》有六本纪、三十列传，共三十六篇，由唐代散骑常侍姚思廉撰写。起初，思廉的父亲姚察是梁、陈两朝的史官，记录两代的事情，还没有完成陈朝就灭亡了。隋文帝见到姚察，非常器重他，经常到姚察那里询问梁、陈旧事，并把所谈论的内容记载下来；每完成一篇，就立即上奏。隋文帝也派虞世基到姚察那里索取他的书稿。文章还没有完成，姚察就去世了。姚察临死时，嘱咐思廉继续他的事业。唐朝兴起后，武德五年，高祖认为自魏以来二百多年，世代更替多次，史事散失，于是下诏编纂史书。思廉于是接受诏命撰写《陈书》。过了很久，仍然没有完成。贞观三年，又下诏在秘书内省编撰。贞观十年正月壬子，才把书进呈上去。姚察、姚思廉等编写这部书，经历三代，父子相传，经过几十年才完成，可见其困难就是这样。然而完成以后，它和《宋书》《魏书》《齐书》《梁书》等一样，世间流传得也很少。所以学者对于陈朝的事迹，很少能详细了解；这部书本身也因为少有流传而难以详知，而且由于少有流传，秘书府所收藏的本子往往脱漏文字。嘉祐六年八月，才下诏校勘，使它可以刻板流行天下。但我们说，梁、陈等书都有缺失，仅凭馆阁收藏的本子，恐怕不足以确定正文，希望下诏给京师和州县收藏书籍的人家，让他们把所藏书籍全部送上来。先皇帝把这件事交付下去，到嘉祐七年冬天，书籍才陆续收集起来。我们相互校勘，到嘉祐八年七月，《陈书》三十六篇才校定，可以传给学者。对其中有疑问的地方，也不敢任意删改，只分别在篇末加以说明。这部书旧时没有目录，列传中的姓名多有缺漏错误，于是另编一篇目录，使阅读者能够详细了解。陈朝之所以成为陈朝，大概是苟且施行权宜之计，并没有先王那种经纪礼乐、移风易俗的美好制度和治理天下的方法，可以昭示后世。然而它善于权衡形势、重视谋略，明白任用人才，恭敬节俭、爱护百姓，这些是它开始兴起的原因。后来被邪臣迷惑，沉溺于宠妾，忘记祸患而放纵欲望，这些是它最终灭亡的原因。兴亡的开端，没有不是自己招致的。至于陈朝有所因袭、有所创制，形成号令、刑罚、官职和州郡制度，虽然这些事情已经浅薄，但也都曾施行于一时，都是学者不可不考察的。当时的士人争斗、夺取、欺诈、虚伪，苟且求得、偷合取容的人，尚且不得不列举出来作为世人的警戒。何况在混乱之中、仓促危急之际，那些安于贫困、乐于义理，在取舍进退之间不被祸患和权势利禄动摇内心的士人，也没有断绝于其间。像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坚定地趋向善行了。他们大概就是古人想见却不能得到的人，《风雨》诗所要歌咏的正是这种人。怎么能让这些人的事迹悄无声息，使天下人一点也看不见呢？这样看来，陈朝的历史难道可以废弃吗？这部书完成本来就很困难，后来又长期不显著。到宋朝兴起，已经过了一百年，古文遗事没有不被研究的，这部书才开始在天下盛行，列入学者所读的书籍。它流传的困难又是这样，难道不是遭遇本来就各有时机吗？《南齐书目录序》　曾巩 《南齐书》有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共五十九篇，由梁代萧子显撰写。起初江淹已经写成十志，沈约又写了《齐纪》，萧子显向武帝上表后，另外撰成这部书。我们因而校正其中的错误，并说明其篇目。史书的目的，是通过是非得失、兴亡治乱的原因，成为后世的法戒；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取得恰当的记述，才能长久流传。然而如果叙述不得其人，就会失去本意，或扰乱事实，或分析道理不通，或措辞不善。因此即使有特殊功劳、伟大德行和非同寻常的事迹，也会昏暗而不能显明，郁结而不能发扬；而凶恶鄙陋、奸邪凶暴的形状，却可能侥幸被掩盖。试着论述这一点：古代所谓的良史，他的明察必须足以周遍万事的道理，他的道术必须足以适用于天下，他的智慧必须足以贯通难以知晓的意义，他的文章必须足以揭示难以显明的情状，这样才可以称得上承担了史官的职责。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唐尧、虞舜具有神明的本性和微妙的德行，使得奉行它的人不能完全知晓，知晓它的人又不能完全说明。它们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号令发布的依据、法度设置的基础，语言极其简约，体制却极其完备。为了把它们作为治理天下的工具，作《尚书·尧典》《舜典》的人便推演阐明了它们。

译《二典》所记载的难道只是事迹吗？它们连同事迹深微的意义也一并流传下来，无论大小、精粗都没有不尽，无论根本、末节、先后都没有不明。使诵读其言论的人如同身在当时，探求其意旨的人如同亲近其本人，这难道不能说是明察足以周遍万事的道理、道术足以适用于天下、智慧足以贯通难知的意义、文章足以揭示难显的情状吗？在那个时候，难道只有执掌政事的人才都是天下的贤才吗？大概那些拿着简册、执笔随从记录的人，也都是圣人的门徒。两汉以来，史官距离这种境界已经很远了。司马迁在五帝三王去世数千年之后，凭借秦火之后散失残缺的经书，以及传记和诸子百家的学说，辛苦搜集，编成善恶事迹、兴废原因，又创立自己的体例，写成《本纪》《世家》《八书》《列传》，这也可以说是奇才了。然而他损害天下圣人的法则，颠倒是非，采集编排而造成谬误混乱的地方，难道还少吗？这难道不能说是他的明察不足以周遍万事之理，道术不足以适用于天下，智慧不足以贯通难知之意，文章不足以揭示难显之情吗？三代以后，史官中能有司马迁这样的文章，也不能不说是俊伟超拔的才士、非同寻常的人物。然而我却认为仍然不够。为什么说他的文章不足以揭示难显之情呢？大概是因为圣贤的高尚境界，司马迁、班固不能完全通达其真实情意，所以后人也不能由此看见它们，因此不能把他们和古代圣贤相提并论。司马迁的得失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史家呢？至于《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后周书》，大概已经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萧子显在文章上喜欢纵意驰骋，任意更改、拆解、雕琢、藻饰的变化尤其多，所以他的文章更加低下。难道才华本来就不可能强求而获得吗？几代史书既然如此，所以它们的言辞和事迹都暧昧不明；即使有随顺世俗、追求功名的君主，和他们共同谋划的大臣，也没有留下显赫的事迹，能够震动天下人的耳目、传播到天下人口中。当时那些苟且偷夺、倾覆危乱、违背道理和正义的人，也侥幸没有在世上充分暴露，难道不是因为托付史事的人不得其人吗？岂不可惜！史书是用来阐明治理天下之道的。因此撰写史书的人，也必须是天下的才士，这样才称得上承担了史官的职责。怎么可以忽视呢？怎么可以忽视呢！《范贯之奏议集序》　曾巩 尚书户部郎中、直龙图阁范公贯之的奏议共有若干篇，他的儿子世京编成十卷，嘱托我为之作序。大概自至和以后十多年间，范公常常以言事任职，从天子、大臣直到群臣百姓，从宫中直到四方幽隐之处，凡是有关于政务得失善恶的事情，他无不竭尽心力，反复为皇上极力陈说：有时纠正皇上的嗜好欲望，有时切实筹划政事，有时辨别忠臣奸佞并处理他们的进退；奏章有上一次、两次的，有的竟上了十多次；有的事情暗中争论、单独陈奏，有的则全部召集谏官、御史共同议论，尽情直言。仁宗常常虚心采纳，因此改变诏令，重新决定或废止举措；有的立即听从，有的过了一个月、几个月，有的甚至到了后来，最终都被采纳施行。大概在那时，仁宗在位已久，熟悉人情世故的真伪以及群臣才干的高下，正想用仁厚清静的政治来休养百姓；至于是非和取舍，便全都交给公议，而不凭个人意志。像范公这样被提拔、以进言为职责的人，都是一时的杰出人才；范公和同时代的士人也都乐于听取他的意见，不曲意顺从、不苟且止步，因此天下的真实情况得以全部上达，而有害于事理的事情常常不能实行。至于那些奇邪放纵、任意妄为的人，也往往很快失败后悔。所以在这个时期，朝廷常把政事交给七八位大臣办理，而朝政没有大的缺失，群臣奉守法令、履行职责，天下安定。能够任用人才而不凭个人意志行事，是合乎天道的。仁宗之所以仁德如天，能够享有国祚四十多年，承继太平基业，原因就在这里。后世得到范公的遗文而评论他的时代，看见君臣上下之间这样相互成就，一定会低回感慕，发出难以企及的叹息；然后才知道那个时代实在难得。这样看来，范公的言论没有湮没，难道只是为了彰明先帝无穷的盛德吗？范公为人温和善良、慈爱宽恕；他处理政务宽和简易，爱护百姓；等到在朝廷上，却能直言正色，达到别人难以企及的程度。同时代凡是和范公一样负有言责的人，后来大多做到大官，唯独范公早早去世。范公名师道，他的世系、籍贯、历任官职和事迹，现有资政殿学士赵公抃撰写的墓志铭记载着。《相国寺维摩院听琴序》　曾巩 古代的学者对于六艺，学习射，不仅要会弓箭之事，还应当熟悉作揖谦让的礼节；学习御，不仅要会驾车驭马，还应当熟悉驱车驰骋的规矩；学习书，不只是能够挥笔书写，还应当辨明字体的体例、通晓文字的意义；学习数，不只是能够排列筹码，还应当懂得它的用途，并且把各种方法都运用尽。而五礼的威仪多达三千条，六乐的节拍文饰又细密而繁多。唉，烦琐劳苦到了这种程度，然而古代的学者一定都能做到，也可以说很难了。不过，他们按礼仪练习射御，在音乐中练习干戈，所以年少时在学校学习，成年后在朝廷任职，对于武备自然已经修习完备。他们在家里有塾，在党里有庠，在乡里有序，在国家有学，有老师教导；在视、听、言、动方面都有相应的仪态，在衣冠饮食方面都有相应的法度；几杖上刻有铭文，盘盂上写有警戒；乘车时有和鸾的声音，行走时有佩玉的声响；闲居宴饮时有雅颂之乐；不是在特定场合，琴瑟从不离开眼前。他们出入进退、俯仰左右，凡是接触耳目的、作用于四肢、通达内心的事物，用来涵养身心，竟如此周详严密。即便如此，这还只是需要借助外物罢了。至于天地万物的本性、生命的根本道理，还要努力学习去探求，深入思考去索解，使自己懂得其中的纲要，认识其中的精微，并通过斋戒来守持它，以尽展自己的才性、成就自己的德行，直到与天地相合才停止；这些又必须从内心获得，难道不是更难吗？

译唉，古代的学者在内外两方面所从事的修养、守持心志和涵养本性，竟达到这样的程度。这就是君子珍惜光阴、自强不息，以求达到最高境界的原因。然而他们平素的学习如此扎实，闲居时又有如此完备的辅助，那么找回放纵的心、铲除邪僻之气，成就文武两方面的才质、达到道德的实际境界，就可以说容易了。孔子说：“兴起于《诗》，立身于礼，成就于乐。”大概乐是用来感化人心、使人受到改变的，所以说“成于乐”。从前舜命令夔掌管乐教，教育贵族子弟说：“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肃，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可见乐不只是用来去除邪恶，也是为了纠正人的性情偏失，使它归于中正。所以和鸾、佩玉、雅颂、琴瑟的声音，没有特殊原因便不离开眼前，难道是徒然的吗？如今学士大夫在守持心志、涵养本性方面，凡是需要借助外物的条件，全都无法具备；至于从内心获得的修养，也都把相应的功夫略去了，可以说既简略又容易。然而这样一来，要找回放纵的心、铲除邪僻之气，成就文武之才，达到道德的实际境界，难道不困难吗？这就是我害怕自己不能成为君子、反而陷入小人境地的原因。至于那些需要借助外物的修养，我的力量已经不足；但对于琴，我私下里却早已有志于学习了。然而我担心没有人来传授给我。治平三年夏天，我在京师遇到洪君，才和同舍的士人一起在相国寺维摩院听他弹琴。洪君对于琴，不只是能够掌握琴声，也能够领会琴的意趣。我将要向他学习，所以把我所仰慕的古人之道说出来，希望能够借此自我启发。同舍的士人有丁宝臣、元珍、郑穆、闳中、孙觉、莘老、林希、子中，我是曾巩，字子固。洪君名规，字方叔，以文学和吏事闻名于世。《宋文鉴》卷八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八十九 宋代吕祖谦编 序 《送周屯田序》　曾巩 士大夫做官进入朝廷，年满七十岁上书请求离职，天子授予他的一个儿子官职并批准他的请求，也可以说是荣耀了。然而有人似乎仍不能释然，我便对他说：古代士大夫年老疲倦而归家，安坐在几杖之间，膳食、衣服以及各种珍贵美好的东西，都和从前一样；天子用燕飨饮食、乡射之礼来供养老人，地方上也仿照子弟袒臂击鞠等礼仪来进献物品；若谈论辞说，不是在学校，就是在朝廷；时节的赏赐和士大夫对其家人的礼敬，不是早晨就是晚上都有。上位者听任他休息，不敢再用事务烦劳他；下位者也让他安享老年，不再有所作为而享受尊荣。如今一旦辞去职事回到家中，随从和车马散了，宾客也离去了；各种能够顺应心意的物品不足，人与人群共同游乐、相互亲爱的交往也没有了，只能独自游散在山野、荒林、偏僻街巷和穷乡之中。这样一来，社会对老人的待遇未免太薄，又怎么能使他内心不感到失意呢？不过，不再承担尊贵的事务，正好可以从容自得而更加清闲；不享用珍美之物，正好可以排除烦扰、消除浅薄欲望而更加安宁；不离开深山长谷，难道不足以取代学校中的职位吗？不居有荣誉的位置，难道还会忧虑受到耻辱吗？这样看来，古代殷勤奉养老人的种种安排，都是世上任事之人主动做到的；对于疲倦而归家的士人来说，反而只是增添烦劳罢了。如今设置古代那样的养老事务，只是有关官署太少罢了；士人老在家中，反而只能得到随心自为的自由。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使他心意有所触动呢？我所说的这个人，是尚书屯田员外郎周君中复。周君和先父同为天圣二年进士，和我既是旧交又很友好。我既为他辨明不能释然的原因，又希望他能够有所安排并从中得到快乐。读到我这篇文章的人，或许可以不责怪周君，而为当今世道失去古风感到忧虑。《送江任序》　曾巩 同样是做官，有的中州人被任用于荒僻边境、山区海岛、蛮夷异域之地；有的燕、荆、越、蜀以及海中万里之外的人，被任用于中州，直到四方偏远地区，彼此调换而往来。他们翻山涉水、奔驰于沙漠荒野之间，往往会受到风霜冰雪、瘴雾毒气的侵袭，遭遇蛟龙、虺蝪等群类的冲击，受到急

译流旋涡、坍塌山崖和落石的压覆。他们出发时，无不携带粮食、准备药物，选择船只、更换马匹，配备刀兵、编成队伍，然后才行动；还要防备早出晚归，适应寒暑变化，之后才能到达。到任以后，宫室器械、衣服饮食等用品，以及当地风土气候的适宜情况，还有百姓的歌谣习俗、语言习惯等事务，变化难以遵循，民情也难以了解，于是常常忧愁警惕地居处，思念归乡。等到时间久了，所习惯的已经安定，所受的蒙蔽已经消除，便有了归期，可以牵引而去。因此不能专心致志地思考和治理，以宣扬天子对上对下的仁德，制定后世可以遵守的法则。另一种情况是，九州之人各自在本地任职，有的虽不在西部边疆而在东部边境；士人不必劳苦于舟车舆马，也不必费尽力气，仅仅传达于城邑都城，坐在堂屋深处，沿道路设立驿站，升降往来的疲倦和冒险，都不会接触身体、搅动心虑。到任以后，耳目口鼻和全身各处所需的供养，就像没有离开自己的家；父兄、六亲和故旧之人，早晚相见，就像没有离开自己的乡里。山川的形势、土地井市、风俗歌谣、习惯风尚、言辞说法的变化，以及利害得失、善恶条理，不是他童年时听到的，就是他年少和成年时游览见闻的；不是他自己获得的，就是本乡先生成老者告诉他的。居住已经安定，所办理事务的适宜方法，都如此熟悉，因而能够专心思虑、竭力工作，办理职务以宣扬上级恩德，解决百姓的急难；施政的先后次序，不必向旁人咨询、长久观察，各种取舍增减的关键已经在胸中决定。哪里会被孤身客居远方的忧虑所牵累，而用苟且的方式决定政事呢？临川江君任任职于洪州丰城县。这两个县，牛羊放牧的地方彼此相连，树木、果蔬和五谷的田垄也互相接续。所谓九州之人各自在本地任用，还有谁比这更接近呢？既然已经获得了安居任职的快乐，又充分听取、熟悉当地百姓的事情；江君又有聪敏快捷的才干和廉洁的品行来推行政务，我知道他不会离开适宜的谋划议论和宾客交往，而他的作为必定绰绰有余。大概县令在大山深谷中自得其所地治理百姓，州府在上面便可以无为而治；我将会看到江西幕府不必面向南方忧虑了。临行之际，于是写下这些话为他送行。《送赵宏序》　曾巩 荆地百姓和蛮人联合起来作乱，潭州附近几个州都受到祸害。天子和宰相认为潭州是重镇，守臣不能胜任，便改用别人；仍然不能胜任，又再次更换。守臣到任后上书请求增加兵力，皇帝下诏给他抚兵三百人，殿直、天水人赵君希道实际上负责防守而前往。希道平素与我有交往，偶然经过我这里，谈起潭州的事情。我说：“潭州的山川形势、军械兵力如何？粮食有多少？贼人的多少、强弱如何？这些我不能知道，但我能够知道史书所记载的情况。像潭州这样的事情，史书中记载很多。有时集合数道兵力达数万人，截断山谷进军，声势不能说不大、兵力不能说不强，然而被消灭的却很多；有时单车独行，却接连有人因此取胜。关键只在于他的义理和诚信如何。若能使自己的义理和诚信达到这样的程度，即使单车独行，贼寇也可以化为无事，龚遂、张纲、祝良之类就是这样。义理和诚信不足以感化贼寇，即使集合数道兵力达数万人，最终也会被消灭，只是正好加重贼寇的势力罢了，何况能使地方安定吗？阳是、裴行立之类就是这样。由此可见，兵力不能带来真正的平定，能够实现平定的关键在太守本人身上，这是很明白的。前任守臣如果真能做到这些，天子和宰相为什么要更换他？之所以一定要更换，正是因为前任守臣做不到。如今前往任职的人又说要请求增加兵力，这和史书所说的情况多么不同啊！” 我担心潭州百姓会更加困苦，贼寇的势力会更加扩张。过去潭州的官吏和附近郡县中，有吝惜力量而不能战胜贼寇的，有使尸体暴露荒野的，有杀戮投降者的，都曾发生过。如今前往任职的人，难道只是不做这些事而已吗？还是仍然免不了做这

译些事呢？天子和宰相任用他的用意，难道是这样吗？潭州守臣是近侍之臣，请那些抚巡、侦察潭州的人，以及郎吏、御史、博士等接连不断地替我告诉其中贤能的人说：“如今谈论古书，往往说它迂腐；然而古书所记载的事情都是已经试验过的。学习已经验证过的方法并施用于治理，与当时的人凭自己的意愿行事，谁能说哪一种得失更大呢？”我这些愚拙的话如果偶然能够平定潭州的祸患，那么即使现在看起来微小，到了大中、咸通年间，南方的忧患常常十分严重，难道不是由小祸逐步造成大祸的吗？作为近臣、郎吏、御史、博士，难道只有他们能够得到这些话，却不加思考吗？希道本来就是喜欢办事的人，趁他出行，于是把这些话按次序写下来送给他。《李氏退居类稿序》　李防伯

译李防伯因为参加茂才科考试而落第回家。第二年，即庆历癸未年秋天，他把自从加冠直到现在，因应试所写的文章收集起来，共得草稿二百三十三首，担心它们散失，暂且按类别编成十二卷。抄写其中的文章时，有些是为应试而作，未能全部无愧于心；想到写作耗费了许多力量，便不忍心舍弃。至于那些浮夸淫靡、雕琢刻意、尤其没有用处的文章，即使已经流传于人口之中，也全部不予收录。唉，假如上天让我长寿，我所作的文章本来还没有达到足够的程度；否则，这十二卷或许还能借此见到古人的境界吧。因此作此自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年〕 《凫绎先生诗集序》　苏轼 孔子说：“我还赶得上看到史书中有缺文的时代。家中有马，尚且肯借给别人乘，现在这种风气已经没有了。史书不再有缺文和有马不肯借给别人，难道对世道有什么增益或损害吗？然而我还是把它们记下来，是因为我认为世上君子长者的风气日渐远去，后辈再也看不到他们遗留的风俗，于是日益趋向于机巧、圆滑和谄媚，却没有人纠正他们。这两件事虽然不足以损益世道，但其中仍有君子长者的遗泽，所以孔子还要记下来，更何况那些确实足以损益世道的事情呢？”从前我的先父到京师去，和卿士大夫交游，回来后告诉我说：“从今以后，文章会一天比一天工巧，而道也将要散失了。士人仰慕高远而忽视近实，崇尚华美而鄙弃实际，我已经看到了这种征兆。”他把鲁人凫绎先生的十多篇诗文给我看，说：“小子，你要记住。再过几十年，天下将不再有人写这样的文章了。”先生的诗文都是有所作为才写的，精练强劲、确实苦切，所说的必定切中当时的过错，确凿得如同五谷，必定可以疗饥；坚定得如同药石，必定可以治病。那些以空谈为高尚、以华丽辞藻供人观赏的文章，先生一句也没有。二十多年以后，先父已经去世，而他当年的话还在。写文章的士人无不超然脱离形器之外，谈玄微之理、发高明之论，已经鄙视汉唐文章；但像先生文章那样反复论辩、正直说话而不避讳的作品，世人却不再看重了。苏轼因此对孔子的话感到悲痛，又怀念先父的遗训，更加寻求先生的文章，终于从他的儿子复那里得到，便抄录下来收藏。先生名太，字醇之，姓颜，据说是先师兖公的第四十七世孙。《田表圣奏议序》　苏轼 故谏议大夫、赠司徒田公表圣的奏议共十篇。唉，田公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士。他尽情进言而不避讳，大概连敌人都不能容忍，何况君主呢？由此我才知道二宗的圣明。自太平兴国以来直到咸平年间，可以说天下大治，是千年难遇的时代了。然而田公的言论却常常像是有无法预测的忧患，近在朝夕之间，这是为什么呢？古代的君子，必定在太平时代忧虑，在圣明君主面前保持警惕。圣明君主有超越常人的资质，便必然轻视臣下；太平时代没有可畏的防备，便必然轻视百姓。这正是君子最为恐惧的。汉文帝时，刑罚停用，战争没有发生，然而贾谊却说：“天下有值得长叹息的事，有值得流泪的事，有值得痛哭的事。”后世并不因此减少对汉文帝的评价，也不因此过分指责贾谊。由此看来，君子遇到太平时代而侍奉圣明君主，原则上本来就应当如此。贾谊虽然没有得到重用，但他所说的意见大略已经施行；不幸早逝，功业却没有在当时显著起来。然而贾谊曾建议让诸侯王的子孙按次序分受封地，汉文帝来不及采用，经过孝景帝直到武帝时期，主父偃实行了这一办法，汉朝因此安定。如今田公的意见，十条中还有五六条没有采用，怎么知道后世不会有像主父偃这样的人把它们提出并实行呢？希望把他的书广泛流传于世，一定会有人与田公的意见相合。这也是忠臣孝子的心愿。《钱塘勤上人诗集序》　苏轼 从前翟公罢免廷尉之职时，宾客没有一个登门。后来他重新被任用，宾客又想前往，翟公便在门上大写道：“一死一生，才知道交情；一贫一富，才知道交往的态度；一贵一贱，交情才显现出来。”世人把这件事当作谈资。然而我曾经鄙薄他的为人，认为那些宾客固然浅陋，翟公用来对待宾客的态度难道不也很狭小吗？所以太子太师欧阳公爱护士人，在天下第一。士人有一句话符合正道，他不惜千里去访求，甚至超过士人求见他。因此，他把天下豪杰全都招致门下；那些原本只是平庸普通的人而后来显名于世的，也实在很多。然而士人辜负欧阳公的事情也时常有，欧阳公曾经慨然长叹，把人心难以了解作为好士者的警戒。我以为欧阳公对于士人，正因此稍稍感到疲倦；但他退居颍水之上养老时，我前去拜见他，他仍然谈论贤能的士人，只怕他们不能闻名于世。至于那些辜负他的人，他却说：“这是我的过错，不是他们的过失。”翟公的宾客是在生死、贵贱之间辜负翟公的，而欧阳公的士人是在顷刻之间背叛欧阳公的。翟公责怪宾客，欧阳公却责怪自己，并且更加厚待士人，远远胜过古人。欧阳公不喜欢佛、老之学，但佛、老之徒中有研治诗书、学习仁义学说的人，他一定引荐提拔他们。佛门僧人惠勤跟随欧阳公交游三十多年，欧阳公常称赞他聪明、有才智、有学问，尤其擅长写诗。欧阳公在汝阴去世时，我曾在他的灵堂哭祭。后来见到惠勤，只要谈及欧阳公，他没有一次不流泪哭泣。惠勤本来无所求于世，欧阳公又并没有给惠勤什么恩惠；他之所以流泪而不能忘怀，难道是为了利益吗？我由此更加知道惠勤的贤能。假如他能够列身士大夫之间，从事功名事业，那么他不辜负欧阳公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熙宁七年，我从钱塘将要前往高密，惠勤拿出若干篇诗，请我写文章使它们流传于世。我认为诗并不需要依靠文章才能流传；至于惠勤为人的大概情形，却没有这篇文章便无法流传。《六一居士集序》　苏轼

译有些言论意义重大，却并非夸张浮泛，真正相信它的人，众人反而会怀疑。孔子说：“上天将要使这种文化灭亡，后来死的人就不能参与这种文化了。”孟子说：“禹治平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抵制杨朱、墨翟，大概是以此和禹相匹配。”文章的兴衰，和上天有什么关系？而禹的功业与天地并立，孔子、孟子却凭空言论与他相配，不是太夸张了吗？自从《春秋》写成，乱臣贼子便感到恐惧；孟子的学说施行以后，杨朱、墨翟的道术便废弃了。天下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却不知道其中的功劳。孟子去世以后，申不害、商鞅、韩非的学说兴起，背离正道而趋向利益，残害百姓来使君主富厚；他们的学说极其鄙陋。然而士人却用这些学说欺骗君主，君主又侥幸希望取得一切功效，便纷纷追随，于是世上没有孔子、孟子那样的大人先生来推究事情的本末、权衡祸福的轻重，以挽救他们的迷惑，所以这种学说终于流行。秦朝因此失去天下，逐渐发展到陈胜、吴广、刘邦、项羽造成的祸乱，死者十有八九，天下萧条；洪水的灾害大概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当秦国还没有得志时，假使再有一个孟子，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就只能成为空话；它们虽然产生于心中，却会危害实际事务；如果这些学说作用于实际事务、危害政治，也一定不会像这样猛烈。假使杨朱、墨翟在天下得志，他们造成的祸害难道会比申不害、韩非小吗？由此说来，即使把孟子和禹相提并论也是可以的。太史公说：“盖公谈黄帝、老子的学说，贾谊、晁错阐明申不害、韩非的学说；晁错不足称道，而贾谊也曾这样做。”我由此知道邪说对人的影响，即使豪杰之士也有不能避免的，何况普通人呢？自汉代以来，正道没有从孔氏之学发扬出来，而扰乱天下的学说却很多。晋朝因老庄之学而灭亡，梁朝因佛教而灭亡，却没有人纠正它们；五百多年以后才有韩愈出现，学者把韩愈比作孟子，大概差不多了。韩愈之后二百多年，又有欧阳子出现。他的学说推尊韩愈、孟子而上通孔子，阐明礼乐仁义的实际内容，以符合大道；他的言论简洁明白，真实通达，能够援引事物、连类推理，把问题归结到最高的道理上，使人心悦诚服，所以天下人一致尊奉他为老师。自从欧阳子在世以来，世上不赞成他的人便喧哗攻击他，能够使他的处境困厄，却不能使他的言论屈服。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不约而同地说：“欧阳子，就是当今的韩愈。”宋朝建立七十多年，百姓不知道战争，国家富裕并且教化百姓，到天圣、景祐年间达到极盛；但百姓最终仍然有愧于古人，士人也因循浅陋、拘守旧习，议论卑下而气势衰弱。自从欧阳子出现，天下士人争相自我磨炼，把通晓经学、学习古人为高尚，把挽救时弊、推行正道视为贤能，把冒犯君主的威严而接受正确意见视为忠诚；士人的成长、培养和成就，到嘉祐末年，号称人才众多。士人受欧阳子的功劳实在太多了。唉，这难道只是人的力量吗？若不是天意，还有谁能使它这样呢？欧阳子去世十多年后，士人开始研习新学，以佛、老学说的相似之处扰乱周公、孔子的真实道统，明智的人为此忧虑。幸赖天子圣明，下诏修订选取士人的法令，鼓励学者专心研究孔氏之学，排斥异端，于是风俗为之一变。考察师友传授的源流，又重新知道诵读学习欧阳子的著作。我从他的儿子棐那里得到他的诗文七百六十六篇，于是编次并评论说：“欧阳子论大道像韩愈，论时事像陆贽，记叙事情像司马迁，诗赋像李白。这不是我的话，而是天子的评价。”欧阳子名修，字永叔，年老以后自称六一居士。《华戎鲁卫信录总序》　苏颂 元丰四年八月，我奉诏编纂整理北界各国的外交文书。我私下想到，国家统一四海，统治万方，九夷八蛮没有不服从的。这些愚蠢的猃狁之族，很早就向内归附。章圣皇帝趁他们战败请求和议，准许双方通信通好，按时节互相问候赠送，逐渐形成制度。陛下敬慎地遵循既成的法令，羁縻边远地区，于是命令儒臣讨论旧例，将要把它写入典册，并交付有关官署保存。之所以考虑深远、防患于未然，屈尊用心到这个地步，都是为了停止战争、安息百姓。只是我愚昧浅陋，不足以奉行明诏，勉强工作一个多月，粗略看到了全书的纲领。编排次序和分类条例，全都遵奉圣上的谋划。前一诏书规定从通好以来直到现在，正要说明撰写本书的缘由，所以把叙述事情的文字放在篇首。最初讲和，是从继忠开始的；他上书奏报敌国君主请求结盟之事，皇帝赐予批准，于是双方缔结和约，所以接着编入诏书。既然允许通好，便有载明信约的文书，所以接着编入誓书。过去和戎，需要用金帛彩缯作为赠礼；本朝每年送给银绢以资助他们的费用，所以接着编入岁币。恩意已经相通，又有赠送货物来加强它，所以接着编入国信。通好不能只往来而没有文辞，一定要用言词加以文饰，所以接着编入国书。外国的情况，不是使者就无法通晓，所以接着编入奉使。使者出行和返回，又有接送、馆伴，以及所经过的城邑、邮亭、驿舍；山川有险易，道路有曲直远近，若不绘制成图，就无法辨明方向，所以编写驿程地图。前后派遣来的使者姓名不止一个，职务品秩各不相同，南北群臣相互行礼接待，年月次序零散而不整齐；既然编成外交记录，就不能没有纪年，所以编写名衔年表。这样，出使的事务就完备了。通好始于戎人，我们因而接受；凡是问候赠送之事，都把北方送来的信物和国书列在前面，朝廷所赠的是回礼，所以载在后面，用来显示后来从属于哪一方。凡使者到来，在路上有邮馆慰劳的仪式，入朝有觐见、辞别、宴饮和赏赐的礼式；礼节的疏密都有一定的文饰，所以接着编入仪式。又接着编入赐予。他们接待天朝使者也有固定规矩，不敢违越，所以把使者持礼经过北界以及北界分配物品的情况附在后面。使者本应沟通宾主的欢情，而赠送和觐见的礼节不可缺少，所以接着编入往来驰问、慰劳和答复。诏书、宣敕、书札的体式都保存在这里，所以接着编入诏录。又接着编入书仪。信物和币帛需要携带搬运，随从引导的车舆仆役人数众多，恩赐所及无不均匀周遍，所以接着编入例物。

译使者到达都城，皇上的恩宠顾念无所不至。有时他们请求交换货财，有时需要索取供馈，有时乞求珍奇异物，朝廷多有允许，所以接着编入市易，供给、索求、乞请等事也附在其中。南北双方奉命往来，约束事务无论大小，动辄都遵循以前的先例，所以接着编入条例。以上都是通常的使者，只办理诞辰和岁节的礼仪罢了。至于关系重大事务的，则有专使作为引导，所以接着编入泛使。边疆有忧患，军队和守臣应当承担责任，接境各司可以用公文往来，所以接着编入文移。事情不是州司所能决定，必须等待受命官员和边疆官吏共同议论，代州移文徒巡铺、界壕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接着编入河东地界。疆界既已辨明，边防就不能不谨慎，所以接着编入边防。此外还有州郡壁垒的修缮，寨铺、塘泺的界限划分，载入地理图籍，是为了显示守备的严密。编写这部书，本来是为了与辽人通好，因此不能不知道他们的种族来源。辽本是契丹，所以接着编入契丹世系。辽人与中国语言不通，饮食不同，逐水草、随牲畜迁徙，以射猎为生，难以用礼义治理。朝廷之所以能够牢固地联结他们并使他们柔顺服从，大概是了解他们真实的喜好，所以接着编入国俗。耶律氏僭越仿效中华已经多年，爵号、官称往往盗用中原的名称，所以接着编入官属。宗族亲戚、俸禄和边塞这三件事相互关联，一并见于边塞的习俗；凭借险要和马匹，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所以接着编入关口道路。又接着编入番军马。辽国的疆域不过三千多里，却同时设置都府，又设置州县，使者车马经过的地方应当详细记载，所以接着编入州县。他们是边远夷族，又兼有奚人的旧地，外部连接大荒境域，凡是可以看到的，都应一并记载，用来显示天子的声威传播到遥远之处，所以最后编入番夷杂录，并附载经制方略、论议奏疏。我私下考察前代控制戎塞的方法，典籍所记载的不过是用厚利、和亲来约束联结他们，用武力攻伐来驱逐消灭他们，或者让他们入朝、扣留质子来控制命运；汉唐的事情似乎都是如此。然而一旦约束关系解除，欺凌暴虐便随之而来，难道他们没有掌握其中的规律吗？大概只是依仗一时的安定，而不谋求长久的利益，固然如此。深谋远略、宏大计策，哪个时代没有呢？到了本朝才得到上策，经历七十多年而边塞保持无患，每年送来信物和币帛，致礼更加恭敬；行旅往来通行，边城安静关闭，百姓安居本土，直到老死也不知道战争是什么。自从有书契以来，止息战争、保持安定，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全面胜利的。圣上正扩大天下的气度，以威严和恩德安抚远方之人；仍然担心有人心怀异志、怠慢命令而招致侮辱，于是查考图籍，揭示并制定为法令典章，使他们遵守，不得逾越。后来即使有愤怒凶悍、强暴狡黠的人想要挑起事端，也可以用章条绳之以法，他们自然会屈服。若能如此，整个辽北的民众都只听从皇上的命令。这样看来，这部书的编纂，可以说是谋划安抚辽远地区的大计，恩德施行无穷了。然而，正当今天承平之势，赶上他们百年运数将尽，他们习惯于接受我们的涵养恩惠而滋长骄纵之心，逐渐由骄纵发展到极盛而开始衰微，这种征兆已经显现；不久，藁街的俘虏和质馆中的俘虏就可以被带来了。现在姑且撮取其中大要，大体符合圣上深谋远虑、经营长久的考虑，共二百卷；卷中若有重复，便分为上、中、下三部分。现谨列出各项事目，具列如下。《章公甫字序》　章望之 古代有圣明智慧的人出现，然后制造器物来满足使用需要，为天下人谋利，于是洪荒时代的风气改变了。前代圣人创制，后代圣人因袭发展，直到器物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备。宫室栋宇，是养生所需的大物；丘墓宗庙，是奉祀死者的根本归宿；城郭沟池，是守卫国家的大防线。车辂用来在陆地上行驶，舟船桥梁用来在水上通行，险阻因此得以贯通。耒耜、镃基、筐筥、杵臼，用来辅助农业生产。薄槌按时节使用，蚕机和织机用来织成丝，丝麻布帛用来辅助妇女纺织，衣服和食物因此具备。钺、斧、盾、戈，铠甲、头盔、矛、盾，用来卫护士兵和百姓。常旗、旂、旟、旐，用来标明军队和统帅。鼓、鼙、铙、镯，用来警示进退，奸邪暴行因此收敛。网、罟、毕、翳，用来供给捕猎和捕鱼，灾害因此消除。衣裳、蔽膝、鞋履，用来周备全身；冕、弁、巾、冠，用来装饰头部。天子的镇圭、诸侯的五瑞，用来区别和治理国家。把佩玉佩在身上，行走时触及冲牙；组绶各有不同，用来节制行走的仪态，贵贱因此得到区别。丧期有规定，丧制有差别；齐衰、斩衰、苴麻、枲麻，以丧杖和丧屦辅助丧服的隆重程度，以日月长短表示亲疏尊卑的递减，用来厚待人伦，孝敬之情因此更加笃厚。圭、璧、琮、璜，凡是使用玉器的，都是用来礼敬神灵、修好关系的，真诚恭敬因此得以交接。鼐、鼒、锜、釜，用来进行烹煮；俎、豆、簠、簋，用来陈列饮食；爵、勺、尊、彝，用来斟酌酒醴，宾客宴饮和祭祀因此有所供给。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等乐器，配合干戚、羽旄舞蹈，象征君主的德行，用来调和音乐，和谐欢乐因此得以融合。莞席、竹席、几案、手杖，用来使四肢舒适，尊卑老少因此得到区别。箭靶已经竖起，正鹄已经设置，弓箭用来射中它，用以练习射艺，礼仪姿态因此得到考察。符节、印玺，用来使远近信服，命令因此得到凭证。府库中的收藏，用锁、闭、管、钥加以固守，用来谨慎管理出纳，欺诈伪造因此得以察知。五行所产生的东西、五材的功用，有的具有文饰，有的质朴无文；有的有形象，有的没有形象；有的贵在声音，有的贵在颜色，有的贵在器物本身，有的贵在德性，只看它所施用的地方罢了。大小各有适宜，上下各有相称，借此尊敬尊长、亲爱亲人，尊养老者、礼敬宾客，敬奉鬼神而便利民事，国家制度由此开始。不要滥用物品制造奇异器物，以开启奇邪之风，所以器物制作出来就应当可以取法，使用起来就应当可以观赏。只有度量衡和权衡，是用来统一众物的器具。

译天下万物的多少、天下百姓的诚信，以统一的律法为根本，以度数加以参验，使之合于规矩；方圆由此确定准绳，平直以王府的标准为法，天下四海都相同。凡是出自人力制造的东西，没有不能借此来规定各种器物、役使各种工匠的，所以先王务必审慎对待它。如今我族中的这个孩子名叫衡，字平。他曾考中进士，在天子的朝廷上位列众进士之首，这是尊崇儒学的重大选拔。六年后，他被授予四种官职，名籍列于外朝，职掌在书府，出任大州的长官。世人仍认为他升迁迟缓，他与我在江南相见时，坚决请求我说：‘请为我推演衡量公平的意义，替我改一个字。’我没有别的话可以告诉他，便说：‘衡量公平，就能得到轻重的适当；事物得到轻重的适当，百姓就能得到真实公正的对待；天下的公正正是由此产生的。把字改为公甫，可以吗？’公甫说：‘这就是衡量啊！’若不能得到叔父您的话，我心里就不安。如今朋友认为“衡就是这样”，我将告诉他们：‘这是我叔父的话。’ 《郑野甫字序》　章望之 鸟兽和人共同生活在世上。鸟兽的形体有头、足、毛、羽等差异，我们人类根据它们形体所属的类别，用相应的事物来称呼它们。人的形体相同，难以辨别，古人便用名来称呼人，取父祖所命之名作为辨识标志。后代的人在名之外再取字，使字的意义类别与名相符合；并不是说名和字之间有劝善惩恶的不同，而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实行自己的名字。因此，有根据意义来配合事物的，有根据事物来配合意义的；有因名字的文字增减、隐显，而用相反的字来配合的；有因名字所指的事物，便用它的实际情况来配字的。比如根据意义配合事物，伯牛之字中的“耕”、子路之字中的“由”就是这样；根据事物配合意义，子华之字中的“赤”、子张之字中的“师”就是这样；用与名相反的字，子夏之名“商”、子游之名“偃”就是这样；用事物配合实际情况，子长之字“长”、宰我之字“予”就是这样，这就是其中的意思。如今的人不探究最初的本义，只凭意旨创设字，有人说这个名字适合用某字来克制它，因此用这个道理为他取字，并且终身实行；虽然失去了古人的本意，却还没有脱离劝人向善的意义。然而，把名字和字作为守持于我们道统门中的准则，本来就已经狭窄了。郑子名叫叔熊，他的朋友给他取字为正；他的老师孔子不安于这种说法，命我说明其中的道理来替他改字。郑子向古人学习，听闻深广，见识博大，又把自己的品行和道义隐藏不露；给他取“正夫”这个字，正是为了劝勉他。请让我给他取字为野甫，用来遵循根据事物配合意义的做法；若说这样还不够质朴吗？我作《白驹》的最后一章，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所谓“其人如玉”，是说他的到来并非外【缺】《宋文鉴》卷八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九十 宋代吕祖谦编

译序 《后周书序》　王安国 《周书》有本纪八篇、列传四十二篇，共五十篇。唐代令狐德棻请求编撰，诏令德棻与陈叔达、庾俭共同完成。仁宗时，取出太清楼本，合并史馆、秘阁的版本，又征求天下献书，并取夏竦、李巽家的藏本，下令馆阁校正文字。如今已经刻板流传给学校，而我等也开始参与校正，于是又为它的目录作了一篇序。序中说：周朝六位皇帝，处在天下分裂的时代，形势受到束缚，却能果断地有统一天下的志向，而才具足以有所作为的，只有文帝。文帝从众人中召来苏绰，这才知道自己的见识还不够全面。他躺着与苏绰交谈，既然合乎自己的心意，便起身与他昼夜咨询应答，知道他的确能够决断安危治乱的大计，于是屈己听从他。考察史书，只有府兵制度的创立，把已经散失千年的百姓收编到军籍中，或许可以得到三代遗留下来的制度精神；这样做能够不惊动人们的视听而实现争战，并把成效留给后世。文帝曾忧虑文章浮华浅薄，让苏绰撰写《大诰》来劝导士人，最终竟能改变一时士大夫的文章风气。既然身居人上而想鼓舞下属，哪里还担心事情不能成功呢？不过，如果不是文帝内在有这样的智慧，能够从自己身上获得主见，而苏绰在外又能坚守原则、不向人屈服，那么结果也未必一定会这样。像他们这样的君臣相遇，并不是依靠先王之道，却还要恳切地夸说其功，更何况那些没有凭借的豪杰，难道可以轻易地蓄养起来吗？依靠德行和力量实行仁政，这是王道与霸道的区别；但说到屈己任用他人，却从来没有不同。可是君主能够蓄养人才，是天下最难的事。传书说：用自己的德行来取信于人，以道修养自身，以仁修养大道。道的极致深奥得不可测，而人有具体的资质，把它推行到治理天下国家的实际运用上，只是道的粗略方面罢了。然而，如果不能在自己身上穷究它的精微，那么粗略的一面也不能用来成就他人。只有能够自爱其身，内心不欺骗自己，外在不被事物蒙蔽，然后喜好和厌恶才不会任意发生；这样还有什么自我私意呢？能够做到无我，才可以真正得到自我，足以衡量天下的道理；能够听懂人的言论，使邪正无法隐藏真实情况，还担心议论不能一致吗？这样，贤能之人就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才能，而我所节省的，是借助天下人的耳目；小人不能假托忠心来诬陷君子，反而还能借此对他们加以劝诫和禁止，于是小人的愤怒贪欲之心已经在幽暗不显之处被压制，君子乐于与同类一同进用，并磨砺社会风俗，严肃而有羞耻心。君臣共同在朝廷上谋划，因循旧有弊端而制定新法令，使在下面奔走任事的人有忠信的操守，而没有阿附防范、迁就取容的行为。难道还会担心法度有违背民意之处，而臣下不把实情上报吗？大概只有空虚无私，才能容纳天下的实际；简约少事，才能掌握天下的繁杂。垂着衣带、整肃衣襟，在朝堂宗庙之间俯仰进退，不凭个人作为而应对万事，只需集中自己的思虑罢了。思虑，是君王的职责，君臣在这一点上相同，只是地位和形势不同。世人只称颂尧舜无为而治，哪里知道君主固然应当无为，但思虑却一天也不能停止呢？《尚书》说：“思考就能明智。”扬雄说：“对于道来说，这是劳苦。”难道不是这样吗？法令即使完善了，如果不用道德造就其执行者，就不能有人守护它。而民众数量的增减、万物丰歉的变化，法度也会随着这些情况而改变，必须等待人才来谋划，那么能不尽力思考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只想徒然改革法度，这难道是先王治理天下的次序吗？那小小的周朝，哪里值得议论？但仅仅因为它能顺应一时君臣的共同爱好，尚且足以看见成效。何况慨然实行先王之道，又处在大有作为的形势下，当然更不应不加评论。《良方序》　沈括 我曾经说过，治病有五个难处：辨别疾病、治疗疾病、服用药物、处置药方、辨别药材，这就是五难。如今诊察疾病的人，只等待观察气口的六脉而已。古人诊察疾病，必定观察病人的声音、脸色、举止、肌肤纹理、性情、嗜好，询问他的所作所为，考察他的日常行为，已经了解大半情况了；又要全面诊察人迎、气口的十二动脉。疾病发生在五脏，五色就会随之应变，五声随之改变，五味有所偏重，十二经脉也会随之搏动。这样详尽地寻求病情，却还担心有所遗漏，这就是辨别疾病的第一难。如今治疗疾病的人，只把一两本药书中的服药方法交给病人罢了。古代治疗疾病的人，先了解阴阳运行变化的规律，所以山林川泽之气机也会随之发动；又观察病人的老少、肥瘦、贵贱、居住和调养、性情和行为、好恶、忧喜、劳逸，顺应适宜于他的方面，避开不适宜于他的方面。有时用药，有时用灸，有时用针，有时用砭石，有时用风，有时用液体，改变他原有的常态，推摩调理他的性情和脏腑，反复搏取病情，顺应机变而施治，间隙细微得容不下一根头发。还要调节他的衣服，料理他的饮食，改变他的居处，随着他的情绪变化而变化。有时取法于天，有时取法于人。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晴雨雷电冰雹，鬼神邪灵、压胜蛊毒，以及甘苦寒暑的节度，都根据先胜、后复的作用来调治；这些是天道。人体有盛衰强弱，五脏禀赋各不相同，饮食嗜好也各不相同；要顺着共同之处，察看偏异之处，不能因为这个人的形体如此，就认为另一个人也一定如此；不能拿一个人的情况来类推众人。这是人事方面。医者即使不能把这些传授在书中，也不能只用口头说明；其精细要超过纪昌学射、甘蝇射箭之类的专注，其观察要超过刻画荆棘；眼睛不能离开面色，耳朵不能漏听声音，手不能离开脉搏，仍然担心会有差错。交给病人药物便离去，却希望达到十全十美，难道不是很难吗？这是治疗疾病的第二难。古人服药，煎煮炮制有一定节度，服饮也有适宜的方法。药物有可以长时间煎煮的，也有不可以长时间煎煮的；有适宜用猛火的，也有适宜用文火的，这就是煎煮炮制的节度。适宜温服还是冷服，或缓服或速服，有的要乘着饮食、喜怒的状态服用，使饮食喜怒成为药效的一部分；有的则要避开饮食、喜怒，使它们成为药效的对立因素，这就是服饮的适宜。况且水泉有好坏，操持药物的人有勤惰；在这种情况下却责怪药物无效，不是药物的罪过。这是服药的第三难。药物单独使用容易了解，复合使用却难以了解。世上开药方的人，认为一味药不够，便再用许多药来增加，却不知道药物有相互辅助的，有相互抵触的，也有相互配合后药性改变的。方书虽然记载了药物之间相使、相佐、相畏、相恶的性质，但古人没有说到的、人的情理无法测知的情况，哪里能够全部穷尽呢？

译例如酒对于人，有人喝下超过一石也不醉乱，有人一沾染便会咳嗽跌倒。[原文“▯者”疑有文字讹误]漆对于人，有人整天接触涂抹也没有危害，有人一碰到就会生疮溃烂，哪里知道其他药物在人与人之间没有类似的差异呢？这是禀赋的不同。南方人吃猪肉鱼类可以生存，北方人吃猪肉鱼类却会生病，这是风气的不同。水银得到硫黄就变成丹砂一样的红色，得到矾石就变得像雪一样白。人想吃酸的东西，没有比醋更酸的了；如果还认为醋不够酸，再加上枨，两种酸味相互作用，本应更酸，却反而变甜。巴豆善于通利，如果认为巴豆的通利还不够，又加上大黄，那么通利作用反而减弱。螃蟹和柿子，单独吃时都没有危害；两物相遇，不一会儿就会呕吐。这些变化在颜色上容易看见，在味道上容易知道，呕吐、腹泻又是明显的反应，所以人人都知道。至于药物相合而作用于其他脏腑，导致其他疾病，哪里容易知道呢？例如乳石忌用人参、白术，触犯的人多会死亡；至于五石散，却都使用人参、白术，这正是古人处方的精妙之处，而世人有的还不能明白。这是处方的第四难。医生确实有医术，药方确实完善，使用也合乎节度，但药材有时并非良品，那又怎么办呢？橘子过了长江就变成枳，麦子受潮就生蚁，佳木越过山岭就变黑，鸜鹆越过山岭就变白，月亮亏缺时蛙和蛤蟆便消瘦，露水降下时蚊虫的嘴就发生变化。这些是形态和气性的变化中容易知道的，药物的性质难道唯独不会这样吗？我看越地人种茶、种稻，即使只相隔一沟一垄，远处不过几步，颜色和味道便顿时不同，何况药物所生之地，秦、越、燕、楚相距遥远，又有山地水泽、肥沃贫瘠、干燥潮湿的差异，药材禀性哪里能对每一种事物都完全适宜？《素问》又说，阳明之气在天时，花实会发生变化；少阳之气在泉下时，金石的性质会失常。这样的论说，采药的人本来就未曾顾及。[“花实▯气”等处疑有OCR讹误]再说，药材采取得有早晚，收藏有好坏，风雨干湿稍有变动，就会使药材枯槁暴败。如今开药方，有的药材若体积太大，必定要晒过以后才切嚼；但怎么知道采藏药材的人没有曾经烘焙过呢？又不能确定。这是辨别药材的第五难。这五点只是大概的防范，其中细微之处多到语言不能完全表达，详尽之处多到书本不能全部记载，难道平庸之人可以轻易谈论医术吗？我研究医方已经很久，遇到一剂确实好的方子，就特别记录下来。世上写药方的人，称说治疗效果时常常喜欢夸大，像《千金方》《肘后方》一类，尤其有很多夸张的话，使人不敢再相信。我所说的良方，必须亲眼看见它的疗效，才开始写入篇中；只是听说的，不列入其中。然而人的疾病，正如前面所说的五难，药方哪里能保证一定良好呢？只看见一次疗效就称为良方，几乎和刻舟求剑没有区别。因此我把药方适用的情状写在方末，希望遇到相似的疾病时，或许偶然能够相合。全书没有固定次序，得到一方就随即记录，用来给人看。拯救病人的道理贵在迅速，所以不借故长期停留等待全书完成。《县法序》　吕惠卿 天下的民政事务，都由县来总领。因此，能够奉行朝廷法令，处理诉讼简明，刑狱公平，防务和财计适当，赋税徭役均平，缴纳收取及时，水旱灾害有所准备，盗贼不发生，衣食日益丰足，风俗敦厚，都必定要从县开始。然而古代的官学都有师法，即使工官也没有不遵循的，何况治理数万户的县，承担古代一国的职责，难道唯独可以没有法度吗？我吕惠卿有意于此，已经很久了。这次出任大名府长官，正赶上饥荒之后，百姓终于流亡，盗贼很多；我随宜应对事务，大致也竭尽了自己的愚见。又召集京畿以内熟悉政务的属官，询问他们施政设置的方法，对于监司和部吏历来巡行县道、熟悉民政的情况，也都加以咨询访问。已经尽量发挥他们的长处，于是又把自己平日所讲习和试行的内容汇集起来，分为法令、词讼、刑狱、簿籍、造册给纳、灾伤、劝课、教化等十门，命名为《县法》，用来适应时势、便利事务，使它与敕令相合而容易理解。因此不敢写得过分高深文饰，因为它的宗旨与我从先王那里学来的道理没有不同，所以也涉及当时的事务。由于其中许多事情是河北的风俗，只打算在本辖区内施行。不过，凡是和乐平易、志在为民的君子，也不会吝惜采用它。《易传序》　程颐 《易》就是变化，随着时势变化，以顺从大道。它作为一部书，广大而完备，是要顺应性命的道理，贯通幽明的缘故，穷尽事物的实情，并指示开启万物、成就事务的道路。圣人为后世忧虑，可以说达到了极点。距离古代虽然遥远，遗留下来的经典还存在。然而前代儒者失去了圣人的本意，只传述言辞，后来的学习者诵读言辞而忘记其中的意味。自秦代以后，大概已经没有真正的传承了。我生在一千多年以后，痛惜这种文化将要湮没，所以想使后人沿流溯源，这就是作此传的原因。《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理：用言语表达的，重视卦辞爻辞；有所行动的，重视变化；制作器物的，重视卦象；用于卜筮的，重视占断。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原则，都完备地包含在辞中。推究卦辞、考察卦象，就可以知道变化；卦象和占断也在其中了。君子平时居处时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断。有人从辞句中有所收获却不能通达它的意义，但从来没有不理解辞句却能够通达其意义的人。最微妙的是理，最显著的是象；体与用同出一源，显著与幽微之间没有间隔。观察事物的会通之处来施行典章礼仪，那么卦辞就没有不完备的。因此，善于学习的人，探求言辞一定从切近处开始。在《易》中只停留于切近的辞句，就不是懂得言辞的人。我所传授的是辞，由辞来获得意义，则在于学习者自己。《春秋传序》　程颐 上天生养百姓，必定会有出类拔萃的人才出现，使他起来做君长；由他治理，争夺才会停止；由他教导，生产养育才能成就；由他施教，伦理才会明白。这样人道得以建立，天道得以完成，地道得以平正。二帝以前，圣贤世代出现，随时势有所作为，顺应风气的适宜，不违背天时而治理人民，而是各因时势建立政事。到了三王相继兴起，三种重要制度已经完备，子、丑、寅三月建正以及忠、质、文三种政教相继崇尚，人道已经完备，天运也运行周全了。圣王不再出现以后，拥有天下的人即使想仿效古代的事迹，也只是出于私意的妄为罢了，这是在事情上的谬误。秦代甚至以建亥为岁首，这是在道理上的悖逆。汉代只凭智谋和力量维持天下，哪里还知道先王之道呢？孔子处在周朝末年，认为圣人不再出现，顺应天时的治理也不再存在，于是作《春秋》，作为历代君王都不可改变的大法。这就是所说的考察三王而不谬误，立于天地之间而不悖逆，质问鬼神而没有疑惑，百世以后等待圣人也不会迷惑的道理。前代儒者传说：“即使子游、子夏也不能替它增加一个字。”不是文辞需要增饰，而是他们的言语不能参与其中罢了。这种道理，只有颜子曾经听闻。实行夏代的历法，乘坐殷代的车，穿戴周代的冕服，音乐则使用《韶》舞，这就是它的准则。

译后世把《春秋》当作史书来看，认为它不过是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罢了，至于治理天下的大法则不知道。《春秋》的大义有几十条，这些义理虽然重大，却像日月星辰一样明白，反而容易看见。唯有它含蓄微妙的辞意、隐约深藏的义理，以及随时势采取适宜措施的地方，才难以理解。有时抑制，有时放纵；有时给予，有时夺取；有时提升，有时退抑；有时隐微，有时显明；却都能达到义理的安正、文质的适中、宽严的适宜和是非的公正，这就是处理事务的权衡、揣度大道的范式。观察各种事物以后才能认识造化的神妙，聚集众多材料以后才能知道建造房屋的作用；只想从一件事、一个义理中窥见圣人的作用，不是上等智慧不能做到。因此，学习《春秋》的人，必须从容涵泳，默默体会、心领神会，然后才能进入它微妙的境界。后代君王如果懂得《春秋》的义理，那么即使德行不如禹、汤，也还可以效法三代的治理。自秦代以后，这种学问没有传承下来，我痛惜圣人的志向不能在后世彰明，所以作传来阐明它，使后人通晓它的文字而探求它的义理，领会它的意义而效法它的作用，那么三代的治理就可以恢复了。这篇传虽然不能穷尽圣人的深奥蕴意，但希望学习者能够从这里找到门径而进入。《群居治五经序》　龚鼎臣 五经，是大道的源头。人如果不专心致力于探究，即使活到一百岁，也不可能达到它的深处。如今的士人，把世人所谓通晓经书看作目的，只学习诵读经文，以应付贡举；等到取得爵禄、办理政事，最终仍不明白经义。因此，他们反而把传诵经书当作可耻，喜欢眼前的功效，轻视长远的尺度，往往只抉取字词，牵强地分章析句，自称通晓经书。若对他们谈道德仁义，他们都像聋子听声音、瞎子看颜色一样，完全不能听见和看见，我曾经对此深感忧虑。近来邺郡的陈子坚、河南的侯孝杰，都以儒学闻名，共同选择士人中优秀的，得到孙、高二位学生，各自选取一经来研治。于是，在一室之中，讲论正确，诵读醇厚，仁义之言芳香如椒兰，天人之理深邃如江海，时常发起辩论，声音铿锵有力。不久又制定学习规程，每十天互相查考传注中尚未通达的地方，拿来质问；有不能通晓的，罚钱使他感到羞耻，希望很少有人能够闲逸偷懒而达到学问的极致。然而孔子说，诵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事却不能通达，派他出使四方却不能独立应对，即使诵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这确实是针对愚昧之人说的。善于学习的人，能够诵读经典，又能把它用于政事，并且善于应答，那么他对于圣人的言语就不会违背错谬了。因此记下这件事的开端，并且用它来勉励他们坚持到底。《送焦千之序》　刘攽 我曾经说过，乡举里选的制度很难完全施行于今天。三代盛世以来，诸侯列国与后来的郡县制度不同；而且年代久远，制度已经失传，姑且不谈。东汉、西汉时期，贤士和长者没有不在郡县任职的。从曹掾、书史、驭吏、亭长、门干、街卒、游徼、啬夫等职位起，全都由儒生学士担任，使他们在实际事务中接受考验，在处理具体事物时显现才能，于是贤能与不肖便清楚可见。所以遇到事情不迷惑，就能知道他的气节；面对财物不徇私，就能知道他的廉洁；应答时毫不迟疑，就能知道他的辩才。这样一来，察举就容易了，贤能的公卿大夫也都由此产生。如今的士人与吏员却是两类不同的人，吏员只处理文书、供人役使，愚钝无智，贪婪无节，伺机窥探空隙，歪曲法令谋求财物；鞭打、责罚、侮辱他们，他们却安然把这些当作自己的事情，因此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兴起善行。儒生学士居住在乡里，不过是闭门养望，或者到外地游学以增加名声，然后才可以出众胜人。现在想仿效前代，让郡县评议他们的品行和实际表现，再加以察举，本来就很困难。前年天子举行宗庙袷祭，向天下施行恩庆，怜悯太平时期仍有贤士隐逸而没有出仕，于是下诏让州郡推举选择，将姓名上报朝廷。过了一年，应诏而来的处士有十三人，果然大多是游学成名的人。天子都以礼相待，让他们住在太学，又让有关官员以经术的要旨和当世的政务进行策问，然后授予爵位官职，他们全都获得了显赫的名声和优良的仕途。这十三人中，我平素认识的，是焦君伯强。焦君伯强耿介正直而好学，多次参加进士科考试，到了礼部考试总是罢去；当时人都为他叹息惋惜，称他为遗逸之士，不是很恰当吗？州郡推举是公正的，有司考试是明察的，正要替国家求取贤才，必定会精心审慎，从千万人中选拔人才，难道只是崇尚虚名、顺从声誉，随便取得一个“举逸”的名号罢了？那么其余十二人，虽然我没有全部认识，恐怕无疑都与焦君同类。如今让他们参与政治，就好比打开敖仓赈济贫乏，决开江河灌溉低湿田地，水势浩大而且绰绰有余。然而我听说焦君的名次在第三，而其他郡还有辞谢礼命、不肯到任的人。焦君的才华已经如此完美，何况还有超过他一两等的人吗？那些辞谢礼命而不来的人，又究竟是什么缘故呢？难道是迎接他们、表示敬意的礼数还没有做到极尽吗？还是他们都是伊尹、太公一类的人，非要经过三次聘请，才突然改变主意，像丘被任为太师那样，然后才乘车把他们带回来吗？天下如此广大，不可以这样欺骗世人。我非常羡慕这种人，所以在焦君出行时乐于谈说此事。《送赵希道序》　潘兴嗣 我年轻时认为，天下的功名只有慷慨豪迈、出类拔萃的人才能奋力取得；如果一个人举目傲视、从容迈步，我就认为他不如别人。后来仔细观察天下士人，发现那些在颠沛、寒冷和饥饿中困顿，老死在山林之间的人，未必全都没有才华；而世上取得功名的人有时却不是这样，我仍然犹豫不决。于是我取史书所载，上下数千年，广泛而博大地求索，才知道建立功名的人有时只是偶然赶上一时，并不一定都是奇伟的男子，也还有幸运与不幸的差别。回头再想，便畏缩不安，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于是取来文王、周公、孔子的书，颠倒散漫地观察事物消长盈虚的变化，便豁然开朗，好像有所领悟。唉！起初我的狂放之气，如同奔腾的波澜、怒涌的巨涛，横流逆奔，仿佛要吞尽百川，持续了很久；后来气息逐渐平定，流入大海，虽然蛟龙、鱼类和各种怪物在其中出没翻腾，我却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沉没其中。大概我和希道分别已经十三年，我的锐气消磨，顿然变得迟钝，就是这样。而希道平时尤其喜欢功名，胸襟开阔而敢于直言，如今却为了一个小官奔走在数千里之外，按理应当愤懑不平，不能释怀；可是现在却低头敛气，把一甔一石的微薄俸禄看得不只是千金那样贵重。难道他所追求的东西轻微，和我的说法没有不同吗？如果和我的说法没有不同，就请坚定我的信念。这样一来，功名到来时，便有余裕；功名离去时，也没有什么不足。所谓幸运与不幸，就会在胸中豁然明白了。希道，你要努力。《南丰集序》　王震

译南丰先生以文章闻名天下已经很久了。早年年龄和须发都正壮盛，志气锐利，他的文章矫健奔放、雄浑瑰伟，像三军的朝气、猛兽的蓄怒、江湖的波涛、烟云的姿态，何等奇异！那时先生自负应当像刘向一样，不知道把韩愈看作怎样的人。中间长期在外任职，世人很认为他困顿不得志，但当时后辈纷纷崭露头角，先生却淡然自若。晚年回到朝廷，天下人都希望任用他的学问，正好赶上新的官制建立，于是掌管诏令文书。那时重新设置百官，旧日的舍人没有一个留下；诏令一经试拟便进入院中，刚刚任命就堆满纸张，纵横挥写，起初好像漫不经心；午时漏刻结束，交出草稿，便让院吏上马离去。凡是任命节度使、御史等数十人的诏令，他都根据法令本意和官职职责为之作训诫敕文，每个人都不相同，全有新的意趣；其文辞丰赡、典雅庄重，自成一家。我当时任尚书郎，掌管付给制书的吏部，一天之内得以全部阅览，才知道先生的学问虽已年老却没有衰退，真正的大手笔自有人在。唉！先生尚未充分施展他的学问，任用就停止了。但总的说来，他的声名与天地相同，不能加以欺罔。有客人得到他新旧所作文章，汇集记录下来，我于是写在书卷开头。《宋文鉴》卷九十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九十一 宋　吕祖谦编 序 《正蒙序》　范育 张子张载在崇文馆校书，志向没有得到施展，退居太白山北、横渠之南，专心研究天地，探究圣学的源头。七年以后，他的道理更加明白，德行更加尊崇，撰成《正蒙书》数万言，却还没有刊出。偶尔从他问答的话语中，可以窥见其中一二。熙宁丁巳年，天子召他任礼官，到了京师，我才得到他的书并向他质问请教。同年秋天，先生又西归，在骊山之下去世，门人于是刊出他的书，流传逐渐广泛。至于其中有疑义的地方，却再也没有办法向他求得正解，到现在已经十三年了。想到精微的言论将要断绝，真令人痛惜！友人苏子季明把他的书分成十七篇，拿给我看。从前先生的书大概从来没有分离过，所以有“枯株”“睟盘”的说法。然而这些言论，难道要等到喜爱它的人充实而且选择之后才可以流传吗？这正是先生平日所处的境界。如今把它分成篇章，用来推明先生的道理，作为万世传承的依据，我没有增删什么罢了。只是先生写这部书时，其中有六经没有记载、圣人没有说过的内容，有人或许怀疑这些内容未必合乎道理。至于“清虚一大”之类的话，恰好会受到尚未学习者的讥议，我却有不同看法。自从孔子、孟子去世以后，学术断绝，道统衰微，经过一千多年，隐士纵横议论，异端时常兴起。像佛教、老子的著作，天下共同传播，与六经并行；他们的门徒又把其中的说法移植过来，作为大道精微的道理，认为儒家不能谈论，必定要拿我们的书来纠正。世上的儒者也自我标榜说：“我们的六经从来没有说过，孔孟从来没有涉及过。”于是跟着相信他们的书，尊奉他们的道，天下人纷纷同风，没有人敢在其中置疑，何况能够奋然提出一时的辩论，与他们争论是非曲直呢？唯独张子凭借震动当世的宏大才华、旷古绝伦的见识，再以博闻强记的学问参证，以穷究天地的思考质问，使自己的德行与尧、舜、孔、孟在数千年之间相合。他忧虑大道不能彰明，世人迷惑而且受害，天下的道理泯灭，眼看就要消亡，所以写下这些话来与佛、老辩论。难道是喜欢标新立异吗？实在是不得已。佛教把心当作法，把空当作真实，所以《正蒙》以广大天理来辟斥它。又说：“知道虚空就是气，那么有无、隐显、神化、性命便贯通为一，没有二致。”老子把无为当作道，所以《正蒙》辟斥说：“如果没有有，那么两者也就不能成为一。”至于谈论死生之际，有的说“轮回转生永不停止，能够脱离轮回的就没有生灭”，有的说“长久生存而不死”，所以《正蒙》辟斥说：“太虚不可能没有气，气不可能不聚集成为万物，万物也不可能不消散而成为太虚。” 写下这些话，难道是出于心甘情愿吗？假使佛、老二家真的得到了至道的关键和不二的道理，那么我为什么要这样纷纷然与他们辩论呢？之所以辩论，正是想排斥邪说，归于至理，使万世之人不受迷惑罢了。假使佛、老二家为天下所信奉，而且其学说出现在孔子以前，那么六经的言语难道会有不加论述的吗？孟子常常勤恳地辟斥杨朱、墨翟；如果佛、老的言论被孟子听见，哪里会有不加辟斥的呢？所以我说，《正蒙》中的言论，是不得已才说的。唉，道只有一个，贯穿万世，穷尽天地，理难道会改变吗？确实如此！上说到最高的高明之处，下涉及具体的器物；说到大的方面达到无所间隔，说到小的方面进入无所牵连。只要有一处隔绝不通，在道理上就是妄说。因此，《正蒙》的言论，把过高的压低，把过低的抬高，把虚空的落实，把阻滞的贯通，把众多的归于一体，把合在一起的分辨开来。总之，它立足于广大、中正、至正的法则：天凭什么运行，地凭什么承载，日月凭什么光明，鬼神凭什么幽隐，风云凭什么变化，江河凭什么流动；使物理得到辨明，人伦得到端正。事物的开端虽然微小，成就的功用却显著；认识德行的人受到尊崇，从事事业的人得到发展；本末上下，全都贯穿在同一大道之中。超过这个范围的，是放荡隐遁的狂妄之言；达不到这个范围的，是邪曲偏颇的卑下说法。把它推广到有形之物而作为准则，推广到无形之理而作为准则，推广到极度运动之中而作为准则，推广到极度静止之中而作为准则，没有什么不包容，没有什么不穷尽，没有人能够超越，没有细节可以遗漏。言论若能达到这样，已经达到极点了！即使圣人再次出现，也不会在这些文章上有所间隔。元祐丁卯年，我正在为太夫人服丧，苏子又把他的书交给我，让我为它作序。我泣血接受这部书，三年不能写下一句话。如今服丧期满而没有死去，难道还可以不替先生完成这件事而使他责怪我吗？不过，微小的火把，细小的尘土，哪里能帮助太阳增光，哪里能使泰山增高呢？大概是有些话不能默然不说罢了，也就是不得不说罢了。门人范育谨序。《仁皇训典序》　范祖禹 臣私下认为，谈论圣人的德行，必定以最盛大的方面来称说；观察先王的治理，必定以最突出的方面为崇尚。尧以仁著称，舜以孝著称，禹以功业著称，文王以文德著称，都是因为这些方面最为盛大。夏代的政教崇尚忠，商代的政教崇尚质，周代的政教崇尚文，也都是因为这些方面最为突出。三代以后，君主的德行未达到极致，治理也不纯粹，但也一定各有盛大突出的地方。汉孝文帝的恭敬节俭、唐太宗的功业威烈，考察三王的标准，大概还要次一等。唯有我大宋，承受上天眷顾的命运，太祖本来无心拥有天下，而神器却归于他；仁慈如天，神武而不滥杀，最终又舍弃自己的儿子而把帝位传给大圣之人，尧舜传贤，也不过如此。太宗继承文德，海内臣服；真宗守成，使治理达到太平。到了仁宗，正值胜残去杀的时代，制定礼制、制作雅乐的时期；他在天下建立统治四十二年，是宋朝兴起以来享有国运最久的君主。他在一堂之上修养自身，却使天下处于泰山般安稳的境地；端坐在法宫之中，却使整个时代进入仁寿之域。凡是舟车所能通达、日月所能照耀的地方，没有不思服他的。威灵在天上已经三十年，仁爱深厚，恩泽浸润到海边，流传的风气至今没有消歇，故老仍然在世。深山洞穴中的百姓，谈到他就流泪。

译披发左衽的异俗之民，听到他的事迹就叩首。因而能够光大历代圣君前所未有的功业，广大地建立后世子孙无穷的基业。从前周公作《无逸》，以太王、王季和文王为根本，追述并配列三宗，四位先王都启迪了明智之德；周公多次称说文王的德行，以劝导成王，取其可以效法的地方。汉代从高祖到肃宗，并不是没有贤君，但汉代的治理独独称道孝文帝；唐代从高祖到宣宗，也不是没有贤主，但唐代的治理独独称道太宗，都是取其子孙可以守持、作为成法的缘故。深思我本朝历代祖宗，以圣人继承圣人，治理崇尚仁德，而仁宗最为纯粹。古代史官撰写史书，用来劝诫君主。唐代史官吴兢作《贞观政要》，仁宗时命史臣编纂《三朝宝训》，神宗时也整理编次两朝的事迹。陛下又命臣把神宗的训诫接续五朝，编成备供迩英殿进读的书，每天陈列在御前。考察三代以来，还没有六位圣君相继承继，而且德行能够如此相似的。恭敬地思念仁宗，他的言语可以作为谋略训诫，他的行动可以作为典范法则，实在是守成的规矩、致治的准绳。臣谨慎地记录天禧以来直到嘉祐年间五十年的事情，共三百一十七篇，编成六卷，命名为《仁皇训典》，用来帮助圣明阅览，希望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元祐八年正月某日，臣祖禹冒死谨慎上呈。《熙宁太常祠祭总要序》　杨杰 本朝每年祭祀天地、五方帝、神州、宗庙、大明、夜明、太社、太稷、太一、九宫以及腊祭、蜡祭，列为大祀。文宣王、武成王、风师、雨师、先农、先蚕、五龙，列为中祀。寿星、灵星、中霤、马祭、司寒、司中、司命、司民、司录，列为小祀。凡是太常掌管礼乐，少府供应服饰和祭器，光禄供应酒、醴、黍稷、果实、醯醢，将作供应明水、明火，太府供应香和币帛，太傼供应牛羊，司农供应猪和俎。有关官司按照命令办事，往往有人因此忙乱。熙宁四年冬，诏令把诸寺监的祭祀事务隶属于太常，这是为了严肃奉行祭祀神灵的礼仪。太常起初设置主簿，杨杰首先奉命任职。到任办事时，寺监群吏各自拘守旧习，茫然不知道祭祀事务如何彼此联系。杨杰于是汇集各部门所负责的事务，绘成一卷相互贯通的图表，拿给他们看。这样上级知道总纲，下级知道细目；大事听从长官，小事则由各自专门上报。郊祀、宗庙和各种祭祀事务焕然一新而容易明白，各部门所有办事人员都彰明自己的职责，各项职务彼此相联，没有不整治办理的。于是命名为《熙宁太常祠祭总要》。《仁宗御书后序》　陈师道 人人都有所喜好，上等的人能够胜过这种喜好，中等的人能够任其自然，下等的人则把喜好积聚在心中。只有达到至高境界的人没有偏好。有所喜好，是与常人相同。神文圣武皇帝的喜好与常人相同，但胜过常人的地方不同：相同之处成为德行，不同之处成为法则。接近声色而不被欲望征服，礼爱珠玉而不被利益征服，以义为准则游猎而不被安逸征服，所以他在位四十多年，四方和万物都没有受到损害，也没有被无故增益。只是喜爱飞白书法，在明亮的窗前、洁净的几案旁，偶尔写作以满足这种爱好，于是将相、宗室、外戚家中都有收藏。臣不懂书法，不能歌颂它的美，却私下有所感叹。凡是技艺，不拘泥古法，就会追逐时俗；拘泥古法，就会舍弃自己而迁就规矩；追逐时俗，就会忽略法度而追随世俗的喜好。因此它的弊端是君臣争夺名声，祸乱也随之而来。臣私下观察皇帝，他效法古代法度而忘却世俗，遵循义理而不拘泥于成法，因此书法的工拙、偏正都不足以议论。所谓具有道而进入技艺，王者对于技艺，大概就是这样。彭城王氏世代都是尊贵的将领，所以家中有流传的御书。他的从孙万寿主簿臣有基，把皇帝所书的六个大字拿给臣看。臣只远远一看就知道它的价值。臣不懂书法，却能一看就知道，是因为臣从义理上理解了它。臣只想到皇帝摒弃天下人的各种嗜好，却留心书法，这是帝王的美德，是后世的伟大声闻，但臣实在因此感到忧惧。臣听故老说，在那个时候，二府百官，内廷宗室、外戚姻亲，下至近侍，无不喜爱书法。士大夫迎合君主的爱好而学习书法，本来还不会损害政事，但臣担心小人借书法来求得进用。因此君子对于自己所喜爱的东西，也还要谨慎。臣只是想到皇帝知道这一点，所以后世没有形成这种传习；而臣愚昧，不能不为此忧惧。《茶经序》　陈师道 陆羽《茶经》家传本一卷，毕氏、王氏的书三卷，张氏的书四卷，内书外书共十一卷。这些书文字有繁有简：王氏、毕氏的书繁杂，推想是旧有的文字；张氏的书简明，与家传本相合，但脱漏和错误很多。家传本接近古本，可以用来考订校正。关于“月七”的内容，其下文已经亡佚，于是合并三种书编成此书，录为两篇，收藏在家中。茶学著书从陆羽开始；茶用于世人，也从陆羽开始。陆羽确实对茶有功。上至宫省，下至乡邑，远及戎、夷、蛮、狄，在宾客宴享和祭祀礼仪中，茶都预先陈设在前；山泽因茶而形成市场，商贾也因此起家，他又对人有功，可以说是智慧了。《茶经》说：“茶的好坏，保存在口传的秘诀中。”那么书中所记载的，仍只是粗略的内容。茶作为一种技艺，本来是低微的；但到了精微之处，书本就不能全部写尽。何况天下最深的道理，想从文字纸墨之间求得，难道能够做到吗？从前先王根据人的情况施教，按照共同的愿望治理天下，凡是对人有益的，都不废弃。世俗之人却说：“先王所讲的只是《诗》《书》和道德罢了。”这只是拘守一端、脱离实际的说法，是枯槁自守的行为，不能与天下人共同生活。史书说，陆羽带着茶具请李季卿饮茶，李季卿没有把他当作宾客和主人相待，还写文章来诋毁他。技艺这种东西，君子也可以拥有；但应当在德行成就之后再涉及它，用来与百姓相同。若不致力于根本，却趋向末节，所以技艺虽有成就，地位却低下。求学的人应当谨慎。《中庸后解》序　吕大临

译《中庸》这部书，是求学者增进德行的要旨，根本和末节都已具备。我既然已经用浅陋的学问向诸位讲说，此外还有一些话要告诫诸位。古代，弟子对年长的老师只需尊奉其德，并不请求教言；所谓“宪老”，就是把他的德行作为仪范罢了，并没有什么需要向他询问的。其次，是有问有答；但在问答之间，学生不真正激愤求知，老师就不启发；学生不能恰当地表达，老师就不指点。再次，是有讲有听；讲授者不等待提问，听讲者也不至于主动发问。学习到了有讲有听的阶段，老师更加辛劳，而道理反而更加轻慢，求学者的功夫也更加不能进步。再进一步，讲了却未必听；既然有讲而未必听，那么不讲也可以了。然而朝廷建立学校、设置官职，职责所在，有些事不得不做；这就是我今天勉强向诸位说这些话的原因。诸位果真在听吗？还是没有听呢？孔子说：“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今天的学者是为了别人。为了自己的人，一定把德行放在心上，并不把功名当作目的；为了别人的人，一定把功名放在心上，却还没有达到德行的境界。后世的求学者，尚且没有达到为人的境界，却用求学来满足私欲的，实在太多了。”如今学习圣人的道，却先被私欲损害，那么即使对他说道理，他也听不进去；引导他实行，他也不会实行。这样一来，教导者又能有什么指望呢？圣人建立教化来示范后世，从来没有让求学者这样做。朝廷设立官职、设置科举，用来选取天下士人，也从来没有让求学者这样做。求学者又怎么能舍弃这一道而趋向那一边呢？圣人的学问，不使人过分，也不使人不足；把喜怒哀乐尚未发作以前的状态作为根本，使求学者选择善道并坚定地坚持它，这种学习本来就是有次序的。求学者大概也应当在这里用心吧？义理和礼法必须明白，德行必须修养，得到老师朋友的称许，得到乡里人的赞誉；再向上说，可以不辜负圣人的传授，使圣道通达于当今，也可以不辜负朝廷的教育培养。有道德的君子乐于得到这样的人才并亲近他们，王公大人也乐于听闻并任用他们。与那些轻视自身、涉猎杂学而没有根本、侥幸谋求一时利益的人相比，究竟哪一种更好呢？诸位有这样的志向吗？那么今天的讲说仍然是有希望的。若没有这样的志向，我今天喋喋不休地说这些便毫无益处，岂不是近于侮辱圣人的言语吗？诸位也应当好好想一想。《集策》序　秦观 我听说，春天黄莺鸣叫，夏天蝼蛄和蝈蝈鸣叫，秋天寒蝉鸣叫，冬天野鸡鸣叫。这几种动物，都是微小的东西。然而时令未到时，它们寂静无声；时令一到，便日夜鸣叫不止。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阴阳之气在鼓动，四时之气在感发。外界的气候发生变化，内心的情感便受到迫促，即使想不鸣叫，也不可能。像我这样的淮海小臣，听不到朝廷上的见识和帷幄中的谋略，只是凭耳闻目见，略知当世利弊所以形成的原因。曾经想披露肝胆、表达真情，在北阙之下上书；但又想到自己不是谏官，职务也不是御史，越出职位、触犯名分，会加重有司的责罚，于是隐忍徘徊，不敢发言。幸而陛下发布仁德的诏令，下达明白的诏书，命大臣推举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谏的人才，将要修治祖宗的政事，并在朝廷亲自策问。唉！这也是愚臣效法万物鸣叫的时候了。我姑且忘掉自己疏远卑贱，分条整理自己想说的话，写成三十篇献上。只希望陛下裁量选择。篇目是：把意旨寄托在言语中，把言语寄托在文章中，显示变化的始终，使天下明白地知道这些道理。作《国论》。琴瑟不鸣时，二十五根弦各自以自己的声音相应；车毂不转动时，三十根车辐各自凭自己的力量旋转。沉默就能治理，言语寂静就能控制。行动以君主为主，急迫没有达到极点，缓慢就不会产生；缓慢没有达到极点，急迫就不能形成。一旦失败便会重新兴起，循环往复，如圆环没有起点。作《治势》。把治理作为险要，以山川作为凭借；把军队作为险要，却不能满足于交通通达。作《安都》。自信的人不回避嫌疑，自许的人不求与人相合；只要能够倚任并容纳他们，功绩才能达到。作《任臣》二篇。众多贤才聚集在朝廷，正是奸人所不利的，于是他们巧妙地制造诋毁和诬陷，来迷惑众人的听闻。作《朋党》二篇。鸟中有凤凰，鱼中有鲲，超绝的人才，应当宽容对待。作《人材》。杨朱、墨子的学说堵塞道路，是孟子所排斥的；申不害、商鞅兴起，却没有人能够阻止你们。作《法律》二篇。得与失相邻，利与害同门，若不是最精明的人，不能把它们区分开。作《论议》二篇。爵位俸禄是用来激励世人、磨砺庸钝的，官府的科条、等级和名目，怎么可以不全部了解呢？作《官制》二篇。善于治水的人把四海作为蓄水的沟壑，善于理财的人把天地作为资源，国家的大计就在这里。作《财用》二篇。料知敌军的虚实，如同分辨牛马；应付仓促的变化，如同数一二，若不是有道之士不能做到。作《将帅》。以少数战胜多数，来时如风雨，离去如断弦。作《奇兵》。美好的言辞可以凭三寸之舌取得成功，胜过百万军队。作《辨士》。机变和防备到来时，间隙小得容不下一根头发；不是凭龟卜，也不是凭镜鉴，怎样才能不失误呢？作《谋主》。心不能治理，精神就会扰乱；气不能调养，精气就会丧失。治理心神、调养元气，方法自然可以取得。作《兵法》。愚昧的百姓玩弄兵器，依凭山谷险阻，不能及时消灭，有时会酿成大祸，作《盗贼》三篇。党项是微小的部族，却盗取了我们的灵武，已经超过八十年，天诛还没有降临，作《边防》三篇。东西作为纬线，南北作为经线，有见识的人掌握纲综，文章便能完成。详细内容在彼处，简略内容在此处，作《序篇》。《扬州集》序　秦观 《扬州集》这部书，是大夫鲜于公主持扬州政务的第二年，才命教授马希孟搜集各家的文集并加以编次，又在境内搜访，从简册、编牍、碑刻木板的残缺遗存中，共得到古体诗、律诗以及箴、赋，合计二百零二篇，刻成三卷，题名为《扬州集》。考察《禹贡》说：“淮海一带就是扬州，彭蠡湖已经蓄水，三江已经汇入，震泽已经平定。”《周礼·职方氏》也说：“东南方叫作扬州，那里的镇山叫会稽山，泽薮叫具区，江叫三江，水泽叫五湖。”那么三代以前所谓的扬州，西北到剧县、淮水，东南到海，江湖之间都是它的地域。自汉代以来，设置刺史，于是所谓扬州，往往只指刺史治所。西汉刺史没有固定治所，东汉治所在历阳，有时迁到寿春，又迁到曲阿；魏也治寿春，有时迁到合肥；吴治建业；西晋、后魏、后周都沿袭魏；东晋、宋、齐、梁、陈都沿袭吴。只有宋代曾以建业作为王畿，而把东扬州作为扬州。所谓东扬州，就是会稽。隋代以后都治所在广陵。由此说来，凡是称作扬州的，东汉时指历阳，有时指寿春，有时指曲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二篇〕

译中原地区从魏到周，指寿春，有时指合肥；江左地区从吴到陈，指建业，有时指会稽；隋、唐、五代才指广陵。广陵在两汉时，曾经是吴国、江都国、广陵郡；宋代是南兖州；北齐是东广州；后周是吴州；唐初也曾是防州。它称为扬州，是从隋代开始的。由此说来，凡是称作吴国、江都、广陵、南兖、东广、吴州、防州的，都是今天的扬州。这部集子所收的作品，从魏文帝时代以后，凡当时虽不属于扬州、实际却是今天广陵的，都予以收录；凡不属于广陵、但当时是扬州的，就不再收取。至于扬子云的《箴》，本来是依据《禹贡》作辞，那么广陵自然包含在其中，当然不能不收录。集子编成以后，鲜于公又嘱托我推究扬州治所废兴、迁徙的踪迹，探究它的源头，使阅读它的人有所考察。《集瑞图》序　秦观 熙宁九年，燕国邵舜文和几个弟弟在宜兴守丧数月，后园里长出了一对瓜。过了两年，又长出三株紫芝、一对桃子和一对莲花，共六种祥瑞之物。于是乡里的老人听说后感叹道：“邵氏家族大概要兴盛了吧？为什么祥瑞这样多呢！”舜文于是把这六种东西汇集起来画成图，题名为《集瑞图》。我认为，万物都是天地和气的寄托，而祥瑞之物又是至和之气的寄托。至和之气广大充盈、氤氲不止，就一定会在天地之间显现出来；其中精粹的，大概已经成为盛德、尊贵的品行和豪杰之才。那些浮沉升降的，又成为景星、庆云、甘露、时雨、醴泉、芝草、连理树、同颖的禾；而栖息飞翔、游动停息在其中的，又成为凤凰、麒麟、神马、灵龟之类。它们的光彩、形态和色象如此奇异，花朵、果实、气味各有不同，形体、声音、文采又卓异得没有什么可以相比，于是人们指称它们为祥瑞。由此说来，世人所谓的祥瑞，不过是盛德、尊贵品行和奇伟才能所聚集的和气的余绪罢了。邵氏的祖先，既然凭借潜藏的德行和隐秘的善行受到乡里的推重；到了邵舜文、彦瞻、端仁，又凭文学取得科第，兄弟相继在当时闻名，而各位子弟也都显然列入英俊之士的行列，那么这种至和之气聚集在邵家已经很久了，难怪它的余气会发作成草木的祥瑞。从前杨宝得到西王母使者赠给的“四枚玉环”，杨宝生杨震，杨震生杨秉，杨秉生杨赐，杨赐生杨彪，共四代都做到三公。由过去推知今天，那么邵氏这六种祥瑞，难道只是生长出来而已吗？大概还会有与之相应的事情发生。送李端叔赴定州序　张耒 我小时候跟随父亲在山阳学官任所，第一次见到端叔成为诸生。我虽然还没有什么见识，心里已经亲近他。后来将近二十年，端叔被罢去四明的官职，取道楚地，我又得以见到他。那时我已经父母双亡，端叔来吊慰我，悲痛之情如同骨肉亲人。后来我们又在京师相遇两次，这次是第二次。然而端叔每次与我分别，隔几年见一次，他的议论更加奇特，声誉也更加高。如今朝廷士大夫相互称道，天下士人屈指而数不过一二个，必定会说：“就是我的端叔。”元祐八年，苏先生镇守定武，朝廷中有一半士人愿意随他同行，但都不敢向苏先生提出请求。苏先生有一天在朝廷上说话，请求让端叔担任幕府佐官。苏先生的地位还不能够进退天下士人，所以像这样任用端叔；但他的心意是可以看出来的。我是苏公门下地位较低的弟子，亲近仰慕端叔，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庚午年，我卧病在城南，门前没有犬鸡之声，白天躺着，心情沉静。端叔曾在夜里来探望我，拿着蜡烛照看我的面容，见我的病情有所好转，喜悦之情表现在言语神色之间，又访求医药，直到我平安无事。我的道艺没有什么可取，声誉也不振作，端叔却独自对我这样情意深厚，这是为什么呢？不过端叔和我外祖家的族谱相通，按辈分是我舅舅，难道他的情意不是因此而来吗？元祐八年十月，他来拜访我，告诉我将要北行，请求我写几句话作为赠别。我在交游中已经被称为多话的人，难道敢对你有所吝惜吗？如今中国的祸患，是西北两个边塞。敌人窥伺我们已经很久了。西边的敌人小而轻捷，所以变乱发生得快；北边的敌人大而沉重，所以变化发生得慢。小的像疥癣，大的像痈疽。自从与西夏议和、停止用兵以后，中国只管相信对方而不加追问，君臣把这件事不挂在嘴上，也不放在心里，已经几十年了。我知道其中的原因，确实是因为知道敌人不能放弃我们所送的厚重财帛。有司按照旧例，年年按时发送币帛，车马一出门，这件事在他们看来就算结束了。凡是这样说的人，都认为如果不是敌人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这样判断。然而人与人的气量相差很远，不能用十倍百倍来计算。世上本来就有得到一两黄金便高兴的人，何必一定要得到数十万金帛？也有从别人那里得到一个国家还不满足的人，数十万金帛也不能满足他。从前赵元昊尚未反叛时，中国没有作防备，仍像今天这样相信他们。一旦他变得不恭顺，中国便震动；看他治军立国的情况，骄横叛逆而强悍凶猛，难道只是河陇之间的一个羌族豪强吗？我怎么还能再用束缚羁縻其父祖的办法来控制豢养他呢？况且雄杰之才从来没有在世上断绝，不在中国，必然就在夷狄之中。汉高皇帝有气吞中原的雄才，而冒顿却在匈奴兴起，高帝始终没有办法困制他。魏灭蜀、晋灭吴，强大的敌人已经消灭，苻坚、石虎却又在中原驰骋。祖宗剪除天下僭越作乱者，使天下听命顺服，却没有谁长久地傲慢不服。元昊在羌地反叛，从那以后又有几十年了。我听说如今北方边境的重要郡县，有的城墙壕沟没有修缮，器械像是坏的，屯驻守军单薄稀少；然而强敌近在咫尺，人们却不害怕，是因为相信他们不会来犯。猫头鹰不鸣叫，绝不是祥兆；豺狼不扑噬，也绝不是仁慈。看见它不鸣叫，便称作孔雀凤凰；看见它不扑噬，便把它当作犬马来对待，唉，这也太过分了。定武是敌虏冲击的要地，难道那里能够有后悔的余地吗？我前些时候在洛阳，和刘几谈论边事。刘几是老将，他对我说：“近来见到诏书禁止边地官吏夜间饮酒，这些人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将要让他们交出肝脑；平日又禁止他们娱乐，这种做法对于如今服役的人来说，不也太难了吗？杀牛斟酒，丰厚地犒劳并休养他们，并不是想把醉饱当作恩德，而是为了增强士气。”我听说定武从前从军时，官吏士卒饮食丰足、生活豪盛，如今宴席上的菜肴粗劣，整天接受宴享，肚子却仍然空空如也；官吏贫困，有忧愁苦闷、无所事事的心情。况且朝廷既然把应当花费的钱交付下来，就不应当吝惜。将军带着重兵镇守一方，天子把什么事情交给他？却要和掌管筹算的小吏日夜计算口粮费用的盈余，这究竟是为什么？即使真能做到一文钱也不多花，又能得到多少呢？你接受征辟，来辅佐统帅处理军务，也就负有责任了。凭借端叔的学问和文章，跟随苏先生前往，就像决开大河放入大海一样；在这件事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赞助你的了。《宋文鉴》卷九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九十二 宋代吕祖谦编 序 送秦少章赴临安簿序　张耒 《诗经》不是说过吗？“芦苇一片苍苍，白露凝结成霜。”万物不经受变化，材料就不能成材；人不经历艰难，智慧就不能明达。深秋九月，天地开始肃杀，寒气将要到来。正在这时，天地之间凡是植物，经过春夏雨露的滋润，花朵鲜美润泽，枝节繁茂；等到浓霜在夜里降落，早晨起来看它们，就像战败的军队，卷起旗帜、丢弃鼓器，包扎伤口逃奔，官吏士卒都失去了人色。难道只是这样而已吗？于是天地闭塞而成为冬天，摧残败坏、拉折毁坏的超过一半，这种变化也太严酷了。然而从此以后，柔弱的变坚强，空虚的变充实，津润的变干燥，都把自己的精华收敛隐藏在内心，各自发挥它们成熟的作用。深山中的树木，上面弯曲伸展到青云之上，下面可以庇荫千人，没有不遭受摧残的，何况所谓的芦苇呢？然而匠石拿着斧头在树林中行走，一斧砍下便能把它们全都用来充作栋梁、椽子、桷木、楹柱、车轮、车輹和车辐；无论大小、强弱，没有一样不能胜任。这就叫作因损害而得到益处，因败坏而获得成就，因虐待磨炼而得到安乐。我这一类人中有一个秦少章，我在太学任职时，他把自己的文章给我看，忧愁地告诉我说：“只是因为家贫，奉父亲之命，勉强写科举文章罢了。将来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写诗章古文，后来一定会清丽奇伟，比科举文章高明百倍。” 元祐六年考中进士，调任临安主簿。应试者考中之后本来可以稍微高兴一些，但秦先生每次见到我，总是不高兴，我问他原因。秦先生说：“我是世上耿介的人，天性所不喜欢的事，不能因为言语不合就勉强去做，也不能因此结交；饮食起居、行动静止以及各种事情，都不能勉强自己随从别人。如今一旦做了官吏，便处处丧失自我，只能应付外物；稍微表现得孤高倨傲，灾祸和悔恨马上就会到来。过去我一人由父母供养，如今妻子儿女要仰赖我供给，想不做官也不可能。从今以后，就像被漆涂在身上，想洗脱也困难了。”我劝解他说：“你从前像春夏的草木，今天使你困顿的，就像摧残芦苇的秋霜。人的性情只求安逸，然而安逸正是天下的大患；迁徙变动才是可贵的。伍子胥不在外流亡十九年，就不能回国；文种不逃奔，就不能进入郢都。这两个人在流离困穷、忧患交迫的时候，暗中补足了自己的短处，增进了自己原来不会的能力，并不像只从口耳之间学习那样浅薄。从今以后，你想想过去所做的事，其中值得后悔的很多，所知道的也会越来越多；回过头来使自己安于这种处境，那么行走天下便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能够只靠饮食生活而不依附别人的，是曾经挨过饿的人；得到车马赏赐却推辞不接受的人，是不害怕徒步行走的人。如果害怕饥饿、厌恶步行，就会产生苟且求取的心，这样造成的危害不是很多吗？”所以霜降却不能杀死的，是万物自身的灾患；一生享受安逸快乐，并不是人的福分。元祐七年仲春十一日写。《捕鱼图》序　晁补之 有一幅古代的《捕鱼图》长卷，有人说是王右丞王维的草稿。纸幅不满一幅画面的宽度，长度有一丈多。画中水波浩渺，洲渚隐约可见；岸背上的树木、芦苇和荻草将要凋落，草色凄清，刚刚变黄；天空阴惨，云气低沉，风吹而来，人物衣裘都带着寒意。这大概是江南初冬将要下雪的时候。两个人拉着船沿岸而行，一个人撑篙把船向下游撑去。三个人戴巾帽、穿袍带骑行，有的骑马，有的骑驴；前面那个因寒冷耸肩缩袖、扬鞭回头，后面那个勒住缰绳说话，衣袖飘动；童仆背着袋子跟在马后，还背负着东西，像是捂着鼻子。三个人用竹子弯成棚屋，三个童子蹲着撑起大网；一个童子从旁边出来，捆竹横跨在水上。一个人在旁边站着，系住船并向下游撑去；有鱼笱的人也驾船向下游而去。四个人用篙奋力向前；船中有人坐着，有人站着。两个童子拖着方形渔网在水中行走，捆竹横跨在水上。一个戴巾的人靠着蘧蒢坐着，在大网旁下沉。鱼笱用竹子弯成棚屋，捆竹横跨在水上。童子跪着撑起大网，另一个人用竹子弯成棚屋。前面可以看见瓶、盂；有的撑篙，有的划桨，有的俯身下罩，三个人都戴着斗笠，奋力撑船，船上载着大网和竹器，正在捕鱼。两个孩子、两个戴斗笠的人靠着蘧蒢坐着；一个戴巾、胡须露出网外的人正在网中取得鱼；一个人拿着船桨。一个人捆竹横跨在水上，回头说话。前面有杯盂的人，驾着并列的船，船上载着大网；从网中取得鱼的人，捆竹横跨在水上。两个孩子在沉下的大网旁；一个人系住小船，两个人用力撑船。有帷幕、坐着渡水、看起来像妇人的人；并列的船靠着洲渚，一人撑篙，一人身材矮小而留着胡须。三个童子像是在饮食，又像是在睡觉；前面有杯盂的人。一个人在芦苇间推行，童子俯身拖着东西沿岸而行。人物大约有几十个，视线相互相望不过五六里，却仿佛有百里千里那么遥远。王右丞擅长诗歌，所以画中的意境也有余韵。世人想用语言和笔墨去追摹它，终究不像。我常常想起楚人的话：“帝子降临在北洲，放眼远望使我忧愁，秋风轻柔地吹来，洞庭湖水波荡漾，树叶纷纷飘落。”把画中景物联系起来看，便觉得湖湘仿佛就在眼前。我想到前些时候岁末经过【缺】这样的地方，捕鱼者有男子、妇女、儿童，船只、桥梁、鱼笱、网罟、罾、罩【缺】江；然而他们的行业清廉，做事安闲，所以没有市场上争逐利益的意思。这幅画与两位大夫被迫离开国家时的神色没有差别，遗憾的是为什么又有所不同呢？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拿出这幅画，想要摹写，却没有优秀的画工，于是借用韩退之《序画人物意识》的文字，由颍川晁补之作序。《离骚新序》　晁补之 先生处于盛世时，《诗经》中的四类诗各得其所。王道衰落，于是变风、变雅产生，但仍然可以说它们通达于时事变化，同时怀念旧日风俗。旧日风俗的灭亡，正是由于时事发生了变化。因此诗人感伤今世而追思古代，感情显露在辞句中；这仍然属于《诗经》的风、雅，只是已经发生变化了。《孟子》说：“王者的足迹消失，诗也就亡失了。”这样看来，在变风、变雅产生的时代，王者的足迹还没有消失，诗虽然变了，却还没有亡失。诗亡之后，《离骚》的文辞才产生，这就不只是楚国那些琐细的事情不足称道，而是距离王者的足迹更加遥远了。一个人的作品，为什么还值得取法呢？大概是因为《诗经》所感叹的，最深切地哀伤人伦废弛，悲悯刑罚政令的苛酷；而人伦废弛、刑政苛酷，还有什么比屈原所处的时代更严重呢？国家没有贤人，屈原因为忠诚而被放逐，希望君王幸而有一次醒悟、风俗有一次改变。一篇之中，他三次表达这种心志。这与有客人在主人门下住了三夜才离开，白天还放心不下，尚且认为离开得太快，有什么不同呢？世道衰败，天下人都不知道止步于礼义，所以君主把臣子看作犬马，臣子也把君主看作路人。然而屈原一人披发含垢、直到死亡，也不忍舍弃他的言辞，他遵守礼义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假使后世做臣子的，不能得到君主的信任，却仍然像屈原这样热切地爱君而不懈怠，那么屈原在诗亡之后仍然对诗有功。

译这就是《离骚》受到君子取法的原因。《离骚》写遭遇忧患，最终困窘贫苦，没有人知道我的艰难，这是《邶风·北门》的志意。为什么上天这样对我？我的罪过究竟是什么？这是《小弁》的情感。它用来补益六经的教化，在诗歌中最为接近诗经本旨。所以太史公说：“《国风》喜爱美色却不过度，《小雅》有怨愤却不紊乱。像《离骚》这样的作品，可以说兼有二者。”这个说法是对的。班固又叙述司马迁的话说：“《大雅》讲王公大人的德行惠及百姓，《小雅》讥刺小人自身的得失；它们流传到上层、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归结于德行却是一致的。”司马相如虽然有很多虚浮的辞藻和泛滥的议论，但概括他的归宿，是把这些引向节俭；这与《诗经》用风诗进行讽谏有什么不同？扬雄认为这还像放纵地演奏郑、卫之音，曲子结束后才演奏雅乐，难道不是戏说吗？班固善于推究根本，知道这一点；赋和诗同出一源，与司马迁的意思相近。这样看来，司马相如首先创作汉赋，扬雄也都以屈原的步调为宗师，却只有扬雄因其过分绮丽而后悔。至于其中没有失去雅正的部分，也不能废弃。诗的风、雅变成《离骚》，《离骚》又变成赋，好比注有沱水，干肉制成脯；说它们的义理不出于同一源头，只是时代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传》说：“赋，是古诗流传演变而成的体裁。” 所以《怀沙》以赋为言，《橘颂》以颂为言，《九歌》以歌为言，《天问》以问为言，但它们都是诗。《离骚》把这些体裁都具备了。大概诗的流变到了楚国成为《离骚》，到了汉代成为赋；后来赋又变化成为诗，再变化成为杂言、长谣、问答、铭、赞、操、引。只要大致出自楚人的辞章、只是稍有变化的作品，即使相隔百代也可以知道其源流，所以参照收取它们。《楚辞》十六卷，是旧录；《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是新录。使沿袭这些文辞的人保存其中的义理，使承接其流派的人返回其源头，说屈原在诗亡之后仍然有功，难道是虚话吗？像汉、唐以来的作品，如果不是楚辞的余绪，就不予收录。送田承君序　邹浩 熙宁、元丰年间，外部的权贵争相违背义理来显示恩宠；他们看待普通百姓的子女，比对待野草还要轻贱，非要斩除、焚烧到极点才停止。大概所谓“造箭的工匠只怕箭不伤人”，于是覆盖保护百姓的恩德常常拖延不下达。于是谏官、御史密密麻麻地在朝廷上，却噤声不敢说一句替国家打算的话，何况分掌各部门事务的人呢？他们受名分所胁迫，彼此相互应和，当然不能过分责备他们。能够慷慨陈述、建立明确主张，像强敌压在面前而头不低下，雷霆震骇而脸色不变，只知道保护我们的百姓来报答天命，这难道不能称为贤能吗？我所得到的贤人有两个：一个是扬州江都令罗适，我是见到他的事迹而认识他的；一个是信州弋阳令董敦逸，我是听闻他的事迹而认识他的。唉！天下有多少路，列郡有多少城，佩带铜印、统辖百里土地的官员有多少人？我殷勤访求这样的人，却不到三个，他们的难得实在如此啊！罗公在江都时，起初城里本来有人想杀他，身边也有人诋毁他，邻近辖境也有人讥笑他。不久，讥笑他的人自己惭愧，承认不能胜过他；诋毁他的人不知不觉间从口中说出赞誉；想杀他的人每天都害怕他不能长久留任，于是相继绘制他的画像，修建祠堂来祭祀他。这些事情，都是在承君任县尉时熟悉地听闻和了解的；我还曾经相信眉、拍掌，向你畅谈此事，只恨不能与你同僚共事。承君通晓古今，常常嘲笑世俗儒生重听闻而轻眼见。如今你治理西河，难道肯舍弃在江都得到的经验，远远羡慕卓茂、鲁恭那样的人吗？如果想到百姓有事赴诉却不能申冤，比你沉沦在低级官僚之中、执掌权衡而得不到察识还痛苦；想到百姓为衣食生计困窘，比你等待候补任职、无法使自己富足还痛苦；想到百姓流离失所、不能安居，比你侍奉老人、带着家眷往返千万里还痛苦。那么将来考核政绩时，一定会看见你不只继承罗公的事业，还能与西门豹、史起相望而立，毫无惭愧。这个县里的士人，果真有像子夏那样有文学的吗？我知道他们会为你作颂。果真有像段干木那样有品行义理的吗？我知道他们会打开门户、拿着名帖，愿意在你的门下交往。你的祖先子方如果有知，也将暗自高兴地说：“我的后代有人了。” 《孙莘老易传》序　游酢 《易》这部书，概括包括万事万物，用一句话概括它，就是顺应性命的道理罢了。阴阳有消长，刚柔有进退，仁义有兴盛衰微，三极之道都发源于一而归结于理。万物所遭遇的是时势，所依据的是义理，所达到的是功用。懂得这三点，天下的道理就掌握了。掌握了这个道理，仰观则显现在天文，俯察则表现于地理，居中则隐藏在人心。然而百姓迷惑已经很久，不能凭自己获得这种认识，徘徊在利害的领域，却不知道方向。圣人为此忧虑，这就是《易》所以创作的原因。伏羲画出卦象，于是八卦形成；文王把八卦重叠，于是六爻具备；周公为它系辞，孔子训释其中义理。从伏羲直到孔子，《易》这部书的义理没有遗漏了。它大概将要引导天下走上中正之路，关键在于随时采取适宜的措施。平居时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观察变化、玩味占辞。用它来研治心思，思虑便精密；用它来应对事物，事情便能办成。上天也会帮助他，人也会赞助他，那么还会有什么凶祸过失呢？所以说：“因此兴起神妙之物，以便先为百姓的使用作准备。”又说：“依据疑贰来帮助百姓前行。”这就是四位君子的用心。孙莘老年轻时就喜爱《易》，常常用它来修养自己，也用它来立身于朝廷。或进或退，或说或沉默，或听从或违背，都是先根据《易》占断，然后才行动。晚年写成这部书，文辞简约而旨意明白，义理正直而事实核实，又将与求学者共同研习。这大概也是先圣所期待的，难道只是为了写章句、凭此自立门户而已吗？这就是先生传授《易》的本意。求学者应当由此来认识它。

译《论语解》序　谢良佐 天下人都知道尊崇孔氏，都知道孔子贤于尧舜，也都知道《论语》是孔子弟子记录当年言行的书，并非虚妄。然而自秦汉以来，开门授徒的人，不过是分章析句罢了；魏晋以后，谈论它的人更加稀少。既然不知道怎样读这部书，却说足以认识圣人的内心，绝没有这样的道理；既然不足以认识圣人的内心，却说言语能够合乎伦理、行为能够合乎思虑，也绝没有这样的道理；言语和行为都不相似，却说可以使天下国家有道，同样绝没有这样的道理。君子对此，难道不应当存疑吗？大概是把心沉溺在浅近而无用的地方，聪明才智日益损耗，即使想读它，也找不到门径进入。圣人的言辞浅近而旨意深远【一本作“其辞近，其指远”】；言辞有穷尽，旨意却没有穷尽。有穷尽的言辞，可以从训诂中寻求；没有穷尽的旨意，则应当用心神去领会。譬如观察一个人，从前只认识他的面貌，今天才看见他的内心；在我看来，已经改变容貌了，而那个人其实还是原来的那个人。正因为如此，这部书难读。现在姑且把读这部书的方法告诉诸位：不要因为它浅近就忽视，不要因为它太高深就惊惧，不要因为它简略地责备我就愤怒，不要因为它荒诞妄诞就径直不信。圣人的言语，不能靠训诂和形容来表现其中的微妙意义。如今我不再编排成完整文章，只是随着意旨所到之处，使文辞能够表达它罢了。大概这部书存在于世间，如果说它切合实用、能够收到近来的功效，那是没有的。它与道家使人精神专一的学问、西方见性的学说并驾齐驱，究竟哪一种完整、哪一种驳杂，不容易凭口舌争辩。它谈论天道、命运，文辞宏伟，辩说雄健，使人惊骇又向往，却还不如庄周、列御寇铺陈变化的言论，包罗万象、文采纷呈，读起来使人兴味绵延而不厌；还不如班固、司马迁雄浑深厚而雅正劲健的文章，辨正万物名称，分别六气，分析滋味、区别性情，可以治病并延年；还不如黄帝、岐伯的问答，神农的药书，可以用来帮助审理诉讼、判断案件，可以用来修饰文书、安排期限；还不如申不害、韩非的刑名之学，陶冶尘俗的思虑，描摹事物的形态；还不如颜延之、谢灵运、徐陵、庾信流连光景的诗；以至于神怪、卜相的书，书算、博弈的技艺，它们都可以玩赏，也能拿来向人求取名利，而这部书却一样也没有。想让聪敏秀异、豪杰之士把精神留在其中，怎么能不被嘲笑并受到侮辱呢？它悠远得像少有的声音，一人歌唱而三人叹息，有谁会听它呢？它淡薄得没有滋味，像酒已经变酸、祭肉已经腥臭，有谁会喜爱它呢？即使家家收藏、人人拥有，却不让它蒙受尘埃的，恐怕也很少。我过去在河南夫子门下供洒扫之役，只从句读和文义之间得到一点点理解，却更加相信这部书难读。大概不学习操缦，就不能安于琴弦；不学习博依，就不能安于《诗》；不学习杂服，就不能安于《礼》。只有相近相似的东西才容易使人接受。那圣人的道高深广大，无法到达边际。像这样，如果凭儿童般的心思和浅薄的智慧去窥探它，岂不是相差太远了吗？正当他和外物、他人的关系过于深厚，胸中充满矛盾时，读到书中所说一生都可以实行的宽恕之道，真的会觉得有滋味吗？正当他耸肩谄笑，用言语讨好他人时，读到书中说巧言令色，难道会以不仁为忧患吗？不能安于贫贱，又以穿坏衣、吃坏食为耻的人，读到“吃粗饭、喝冷水，弯着手臂当枕头”这些话，难道知道这也不妨碍我的快乐吗？把心思专注于尚未得到的利益，已经有颠倒失常忧患的人，读到这些话谁会相信呢？不义而得的富贵真的像浮云一样，那么今后呢？道理就更加高深了，哪里能够数说得尽？这些都像越国人看秦国人的肥瘦一样。只有声音相同才会相互应和，只有气息相同才会相互吸引。这样的心和这部书，声音气息相同吗？不同吗？难怪最终什么也见不到。是这部书远离人吗？还是人远离了这部书？大概也不要再思考这种说法了。能够反省并改变这种心的人，就可以读这部书了。谁能脱离凡俗浅近，而在高明境界中遨游？不要保持孩童般的姿态，却想具有大人的器量；不要只为一身谋划，却想拥有天下的志向；不要只作终身的打算，却想具有后世的忧虑。有谁不求别人知道自己，而求上天知道自己；不求与世俗相同，而求与真理相同呢？这种人即使未必已经走在中道上，但他的心应当已经广大、明达而纯一了。他读这部书，难道会没有所得吗？他一定不只把它记在心中，还能在自身上实行它。内心自然而然有所获得，却难以向别人说明；说圣人的言语确实没有欺骗我，也只能自己知道罢了。难道这不只是思虑的功效，而是实际努力实行的功夫达到这种地步了吗？大概是书和人彼此启发。时间久了，学习更加明察，行为更加显著，便知道视、听、言、动无不合乎至理；声音、气息、容貌、神色无不是精妙的作用。父子、君臣的关系，哪里是人力所能安排的？仁义、礼乐，哪里是人力所能强行命名的？心与天地同流，身体与神明合一。无论动的还是静的，什么事物不是我？有形的和无形的，谁能隔开它们？到了这个地步，大概就是人与书彼此忘却了。那么前面所说“言辞浅近而旨意深远”，难道还不可信吗？难怪贤者能认识其中的大处，不贤者只能认识其中的小处，他们在好恶取舍上的差距是多么遥远啊！求学的人如果认为这话可信，那么还有什么遥远不可达到的呢？如果说圣人对你们有所隐瞒，那么上天又何曾说过什么呢？孔子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话，是无法听到的。若说他有所隐瞒，那么四时照常运行，万物照常生长；孔子的文章却是可以听闻的，难道这真是不可听闻吗？《诗经》说：“鸢鸟飞到高空，鱼儿跃入深渊。”这是天下最显著的事，圣人怎么能够隐瞒它呢？这就是所谓没有一件事不与诸位弟子共同实行。上天的运行，没有声音，也没有气味，这是天下最幽深的事，圣人又怎么能够把它显现出来呢？难怪孔子的弟子认为他对我们有所隐瞒。懂得有隐瞒与无隐瞒并不是两回事，除了这部书，还凭什么看得出来呢？懂得有隐瞒与无隐瞒并不是两回事的人，难道不是学识宏博、明达诚信的君子吗？诸位难道可以对这件事毫不在意吗？

译《赵氏金石录》序　刘跋 东武人赵明诚，字德夫，家中收藏了许多前代的金石刻辞。他仿照欧阳公《集古录》的做法，用来考察经书传记和诸家著述的异同，订正其中的得失，撰成《金石录》若干卷。它辨别清楚抵牾之处，依据事实寻求真相，论述谨严细密，很值得观览。过去典籍已经很多，竹简、缣帛、纸张和札记辗转传抄，时间一久不可能没有错误。近世使用墨版摹印，便于流传，但一旦有了错误，就再没有别的版本可以校正。这样看来，传抄和摹印所造成的利弊，大略相等。再说前代执笔著述的人，他们所见所闻以及所传述的事情，不可能没有异同；有时又会有意褒贬，随着人情和事情的变迁，便会脱离事实而失真。后来的学者想要窥探其中的缝隙，搜寻考证，费力很多而成效很少，所以校勘之士手执书版、怀抱铅粉，才会如此急切。过去有人想刊定经典和医方，有人说经典的异同尚不至于造成伤害，不像医方能够决定人的寿命长短，陶景极力称赞这种说法，认为是名言。这种见识实在卑陋，竟到了如此地步。有人讥讽邢邵不善于校勘书籍，邢邵说：“错误的书，靠思考去推求，又是一种乐趣；况且有别本可以校正，尚且不敢说一定正确，却想单凭思考得出正确文本，书籍的讹误竟然会达到这种程度。”唯有金石刻辞出自当时的制作，作者亲身接触事实，不容许伪造妄说，明白可信。前人勤勉郑重地把它们留给后世，只怕流传不远，本来不是用来夸耀的；而好古之士废寝忘食地寻求它们，只常常遗憾流传不广，难道只是把它们当作玩物吗？如今登上泰山，观看秦丞相李斯所刻的文字，回来后考察司马迁所记载的内容，大抵共有一百四十六字，其中有九字存在差异。由此推算，各种书籍如此浩博，其中的错误哪里说得尽呢？可是相信书本的人，只拘守自己眼睛所见的文字，明知它与事实相违，仍不能深入考察，草率地说“这是碑文的错误”，难道不是根本没有思考过吗？至于庸夫和乡野之人所记述的文字，言语不雅正驯顺，望见就能知道，反而容易辨别。如今德夫的收藏既然极其丰富，选择的版本又多为善本，加以探讨取舍，颇有文思和旨趣，这部书确实对学者有所补益。他多次索求我的文章作序，我私下得以把姓名附在篇末，有值得欣喜的地方，于是写下这些话。

译《泰山秦篆谱》序　刘跋 《史记》记载，秦始皇帝和秦二世都曾巡行郡县，树立石碑刻写辞文。世间流传的泰山篆字中，能够读出的只有秦二世诏书约五十字；而秦始皇刻辞都说已经亡佚，不能再见。宋丞相莒公镇守东平时，每天派工匠到泰山摹取墨本，到庆历戊子年另刻新石，并亲自作后序，只存四十八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也说，友人江邻几任官奉高时，亲自来到碑下，当时也只有这几十个字而已。我在大观二年春天，跟随几位乡人登上泰山，在绝顶住宿，首先寻找秦篆，在碑下徘徊。那块石碑埋在土中，高不过四五尺，形状似方而又不是方形，四面宽窄都不相等，顺其天然形状，没有加以磨砺。所谓约五十字，在南面稍平的地方，是人们经常摹拓之处，所以士大夫大多能够看到。其余三面尤其残缺昏暗，人们不加注意。我仔细观察，隐约像有字的痕迹，刮去污垢，摩除腐蚀，试着让人用纸墨摹拓，渐渐似乎可以辨认；从此更加让人加工摹拓，但始终认为还没有完成。政和三年秋天，我又在岳顶住宿，亲自用毡片推拓，并拿它同其他拓本校对，才开始使它完整。大概碑的四面周围全都有刻字，共二十二行，每行十二字，文字从西南面开始，依次到北面、东南面。西面六行，北面三行，东面六行，南面七行。末尾有“制曰可”三字，又转刻在西南面的棱角上。每行字数相同，但每面的行数却不同。这样四面宽窄不一，清楚可见。其中十二行是秦始皇的刻辞，十行是秦二世的诏词。用《史记》来相互验证，文意全都具备，计算其中残缺处的字数也正好相同。于是泰山的篆文终于成为完整篇章。宋代欧阳二公起初没有亲自到过那里，只听冯姓工匠说起，实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人们大多把二公的说法当作可信，因此也不再详细查阅。我既得到墨本，又得到碑的形状和制度，带回去给亲友看；听说的人多来询问，我厌倦了屡次回答，于是写成这部谱。篆字大约有二百二十二个，其中可以读出的有一百四十六个，如今也用篆字把它们写录下来。毁坏残缺以及漫漶不清、无法看见的有七十六个，就用《史记》中的文字补足，并注在下面。谱写成后张挂在墙壁之间，长期幽暗沉没的遗迹，如今终于清楚地显现出来。秦朝虽然极其不义，不值得评论；然而李斯的小篆，是古今所师法的字体，经历一千三百多年又重新显彰，这一点是值得称许的。例如，碑文作“亲▯远黎”，《史记》作“亲巡远方”；黎氏《金石刻》作“刻石”，《著作休嗣》作“世听”；碑文作“圣陲”，有本作“垂”；作“体”，有本作“礼”；作“昆”，有本作“后”，等等。史家的差误，都应当以碑文为正。碑文中说“御史大夫”，这里的“大夫”就是一个字。《庄子》说：“而且把它交给大夫。”卫宏说：“古文字一个字有两个名称，因此把它们一并注出。”《史记》记载琅邪台刻石时，详细列出随从大臣的姓名。我家所收藏的琅邪残字中，也有“五夫”二字。那么，“夫”字从“一”和“大”构成，因此不再重复写出“夫”吗？《新校楚辞》序　黄伯思 《汉书·朱买臣传》说：严助推荐朱买臣，皇帝召见他，他讲说《春秋》，谈论《楚辞》，皇帝非常喜爱。《王褒传》说：宣帝修明武帝的旧制，征召能够创作《楚辞》的人，有九江被公等。《楚辞》虽然发端于楚国，但这个名称大概始于汉代。然而屈原、宋玉的文章，以及后世仿效他们的作品，通通都使用这个名称。陈说之认为只有屈原所作的才叫《离骚》，后世效法并继作的才叫《楚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自汉代以来，文章大师和辞赋宗师都仰慕它的轨范，铺陈文采，争奇斗艳，但能认识其体制要领的也很少。大概屈原、宋玉的各种骚体，都使用楚地的语言，采用楚地的声调，记载楚地，称说楚地的事物，所以可以叫作《楚辞》。像“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这些，是楚地的语言；顿挫悲壮，有的押韵，有的不押韵，是楚地的声调；“沅、湘、江、澧、修门、夏首”等，是楚地；“兰、茝、荃、药、蕙、▯、苹、蘅”等，是楚地的事物。大体都是这样，所以以楚来命名。自汉代以来，距离古代还不远，仍然保存着先贤的风范；到了近世的文士，只是铺写它的体式，使语言押韵，夹杂燕地、粤地的事情，兼用夷狄和华夏的内容，却也称作《楚辞》，已经失去了它的本旨。这部书年代久远，简册辗转流传，文字讹误很多，错乱尤其严重。近世秘书监晁美叔独自喜爱此书，于是拿春明宋氏本、赵郡苏氏本互相校勘，所得与所失，虽有先后之别。又用广平宋氏本和唐本，与太史公所记及其他书相互订正；伯思也拿先唐旧本、西都留监博士杨建勋所藏本、洛下诸人所藏本以及武林、吴郡的刻本进行校勘，才使文本渐趋完整。文字有不同的，都把两种一并列出。考察这部书，旧本原有十六篇，加上王逸《九思》为十七篇；但伯思所见的旧本还有扬雄《反骚》一篇，在《九叹》之后【这篇文章也见于扬雄本传】，与《九思》合为十八篇。王逸的各篇序言都载在书末，体例犹如《古文尚书》、汉代《本法言》以及《史记·自序》《汉书·叙传》，并列在卷尾，而不冠于各篇篇首。现在依照这种体例录入。又因《太史公·屈原列传》和班固《离骚传》的序论，对灵均的事迹叙述得很详细，所以编在王逸序的右方。陈说之的本子，把刘勰《辩验骚》放在王逸序之前，论述时代次序不合，因此我理清次序并加以订正。《天问》这一篇，文辞严整，意义精密，最难诵读。柳柳州在千年之后独自写作《天对》来回应它，内容深厚宏大、奇伟异常，剖析义理精密博洽；但近世的文章家也难以立即读懂，所以我分章辨析其中的事情，把他的回答分别附在《天问》之后，希望读者能够明白，子厚的文章并不是故意写得艰深难懂。自《屈原传》以下直到陈说之的序，又附上这篇序，另编为一卷，附在《十通》的末尾，题作《翼骚》。至于屈原品行的忠贞与狷介、文章的正体与变体、事情的是非得当，本来就是前代贤者已经详尽论述过的，我可以略而不谈。《宋文鉴》卷九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九十三 宋代吕祖谦编

译论 《君臣论》　徐铉 做君主的人，要推心置腹地对待臣下；做臣子的人，要推心置腹地侍奉君上。上下彼此感通，政治因此和谐。所以《周易》的意义说，在上者使自己的道向下施行，在下者使自己的道向上通达，就叫作天地交泰；在上者只把自己放在上位，在下者只把自己放在下位，就叫作天地不交，闭塞不通。这样看来，居上位而向下接近很容易，居下位而向上通达却很困难。为什么呢？做君主的人，其势力足以推行他人的道路，其尊贵足以显扬他人的德行，其财富足以聚集他人，其道义足以感动他人。贤人君子望见他的声望便归附他，这是自然的道理。只要君主不拒绝他们就可以了，何况用礼节去招致他们呢？所以齐桓公的德行虽然浅薄，尚且能使管仲受缚的罪臣、宁戚叩牛角求仕，何况圣明的君主呢？这就是容易的一面。臣子身处贫贱之中，处在疏远的地位，有上下的隔阂，又有左右近臣的遮蔽。自我推荐，便有暗中投合的忧患；借助他人，又没有苟且迎合的声誉。礼遇和品秩不足，就不肯进身，何况不施礼遇呢？所以凭仲尼那样的圣人，怀有拯救世人的心愿，周游列国受到七十次聘问，却没有一次得到真正任用，何况普通人呢？这就是困难的一面。这样说来，士人失去君主，所要防范的只是富贵而已。庄周、老聃以及吏隐于陵，亲自耕作；商山四皓采芝，严君平卖卜，他们并没有失去作为士人的根本。君主失去士人，有时会妨碍已经安定的事业，有时会败坏将要成功的功业。纣王在京地跌倒，周厉王流亡到彘，鲁哀公逃奔吴国，项羽遭到屠杀分裂，这些都是失去了作为君主的根本。圣帝明王鉴戒于此，所以委屈自己来礼敬士人，推诚心来接纳众人。轩辕氏向处在下位的人询问治道，唐尧向侧陋之处求贤，周公在白屋之中吐出尚未咽下的饭，汉高祖为平民停止洗脚，何况朝廷中的臣子呢？朝廷中的臣子，职位有前后，职责有大小；至于君臣之间的关系，只要以诚心相感，其道理是一样的。《诗经》说：“唉，我思念那些人，把他们安置在周朝官员的行列中。”卿士大夫各自处在自己的职位上，这就是所谓周行，意思是说周行之中都是我所思念的人。《尚书》说：“你如果遇到重大的疑难，就同自己的内心谋划，同卿士谋划，同百姓谋划。”重大疑难就是重大的政事，庶民尚且参与其中，何况群臣呢？这是治理太平之世的君主所奉行的至公之义。世道衰败时，君主疏远公卿而亲近左右侍从，畏惧君子而亲狎佞人；对亲近而狎昵的人，视为心腹；对疏远而畏惧的人，视为仇敌。于是政权出自群小之手，而责任却归于大臣。这样做而国家不发生混乱，是从来没有过的。君子侍奉君上，受到亲近时不敢谄媚，受到疏远时不敢怨恨；接受命令时没有第二种打算，面临危难时不苟且求免。小人侍奉君上，受到疏远便心怀怨恨，受到亲近便相互勾结；接受命令便左顾右盼，面临危难便只希望别人替自己送死。君主不能仔细察看，反而认为我所亲近的人也必定竭尽忠心，我所疏远的人也必定怀有二心。于是听闻和鉴察被外界蒙蔽，精神在内心受到扰乱。等到祸乱到来，小人没有舍生忘死的节操，君子又不是应当承担死难的地方。楚灵王死在干谿，秦二世被杀于望夷宫，却没有人救他们。其根由就在于自私和自负。因为自私，所以惭愧而不敢同君子说话；因为自负，所以害怕同君子说话。这就是小人容易被亲近、君子容易被疏远的原因。国家灭亡并不是没有贤臣，昏乱的君主也不只是独自坐在朝堂上，关键在于用心不专一。《尚书》说：“君王的心志要专一。”《诗经》说：“善人君子，他的仪态始终专一。”君主用心专一，贤臣就知道应当听从什么。《持权论》　徐铉 天下人之所以奉戴的是君主，君主之所以尊贵的是权力。所谓权力，不是别的，就是赏赐和惩罚罢了。赏赐公平，那么应当行善而行善的人就会得到进用；惩罚公平，那么应当作恶而作恶的人就会退避。这样一来，君子处在职位上，小人处在野外，而权力不掌握在公室，是从来没有过的。中等才智的君主，知道赏罚的权力不可丧失，却不知道守住它的方法。想让人感念自己，就一定要让赏赐从自己手中发出；想让人畏惧自己，就一定要亲自施行惩罚。这是祸乱的根源。老子说：“亲自去做的必然败坏，紧紧执掌的必然失去。”赏罚是从先王那里承受来的，由有关官吏施行，君主只需端正根本、遏制滥用罢了。如果君主亲自去做、亲自执掌，其他人还防范什么呢？《尚书》列举尧的德行说“聪明文思”；到了举荐舜时，四岳向尧推举说：“我听说有这样的人，是否可以让我试用他呢？”尧既然已经听说舜的行为贤能，仍然等待四岳举荐后才登用，这就是赏赐不必从自己手中发出。周公制定万代通行的典章，设置三种审讯听取的方法：众人都听信有罪就杀，众人都怀疑有罪就赦免，这就是惩罚不必从自己手中发出。汉高祖气势压倒群雄，威名震动海外，然而不敢因私怨杀季布，也不敢因私恩赏赐丁公。秦始皇亲自处理各种事务，用衡石作为每日处理事务的标准，群臣没有谁能够独自专权；秦、汉两代的成败，难道还不清楚吗？这样看来，赏罚应当掌握在公正之中，而不应由君主亲自执掌，这是确定无疑的。魏晋以来，开国君主才略盖世，功勋震动君主，正当失政的时代，终于踏上了国运终结的道路。后世君主鉴戒于此，因而憎恶胜过自己的人，诛杀铲除声名显赫者，这就是所谓共同走向混乱。过去楚庄王谋划事情总能恰当，群臣没有人能赶上他；退朝后他却面带忧色说：“楚国这样大，而群臣没有人能赶上我，我的国家恐怕要灭亡了吧？”这就是他后来能够饮马黄河的原因。汉高祖自称不如张良、萧何、韩信三杰，却能够任用他们，所以取得了天下。梁武帝在雍州时，击破魏将王肃，得到魏帝亲笔写在巾箱中的敕令，见上面说：“我听说萧衍善于用兵，不要同他交战。”他的威名就是如此。等到他做了皇帝，却任用临川王萧宏、贞阳侯萧明为将领。他在竟陵王府时，曾与谢朓、王融等人齐名；等到做了皇帝，却任用陆验、石珎作为心腹辅佐。为什么呢？因为担心他们夺取自己的权力，贪图他们容易控制，却不知道亡国的祸根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所谓权力，并不是说强臣专政、王命不能施行，先请求九锡，后来又要求特殊礼遇那种情形。

译大概君主有偏听的时候，也有偏爱的时候。偏听，朋党就有了可以依附的地方；偏爱，奸邪就有了可以钻入的缝隙。朋党的势力稳固，奸邪之人在身边，君主便把听不到过错当作贤明，把没有人违背命令当作治理得好。这样一来，赏罚就成了朋党所操纵的事情，不过是假借君主的手来执行罢了。当时的人知道事情是这样，也就抛弃正义而侍奉朋党，背离公室而趋向私门，不只是争逐利益，而且借此躲避祸害。这样说来，权力究竟在哪里呢？北魏孝明帝时，数千名卫士焚烧领军张彝的住宅，杀死他的父子。朝廷害怕了，认为这是叛乱，只杀了八个人，其余全都释放。高欢当时在民间，听到后叹息说：“这是祸乱的开始。”于是散尽家财，招集亡命之徒，最终使魏朝的国运转移。魏人不知道丧失权力的开端在孝明帝和高氏执政之时，直到后来才说“俸禄离开了公室”，不是太晚了吗？如果君主确实能公正地使用法令，平等一心地接待臣下，赞美善行并能任用行善者，憎恶恶行并能罢黜作恶者，不因自己的私心妨害天下的公义，那么即使自身并非圣贤，大概也已经懂得一大半了。唉！这个道理非常容易知道，非常容易实行，也非常容易见效，可是很少有人能够实行。大概是在应当疑虑还是信任之际，只贪图眼前一时的便利，因循苟且、低头敷衍，以至于政治毁坏、权势败落，自己却还不知道。古书说：“相差即使只有毫厘，最终也会差到千里。” 难道是空话吗？《师臣论》　徐铉 最伟大的是天，必定有地与它相配；最光明的是太阳，必定有月亮与它相配；最刚健的是阳，必定有阴与它相配；最尊贵的是君主，必定有臣子与它相配。君臣之间的道义，是同天地并立的。君主拥有臣子，是用来教导自己所不知道的，纠正自己的不足，扶助危急、挽救倾覆，进献可行的意见、替换不可行的意见；他们的责任重大。所以君主有过失，臣子可以补救；臣子有过失，君主可以纠正；上下相互维系，才不会发生败事。并不只是承受君主的命令、供其喜怒而已。所以说，能够把臣子当老师的君主可以成就王业，把臣子当朋友的君主可以成就霸业。《尚书》说：“能够自己得到老师的人可以称王，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的人必然灭亡。”自三皇以来，没有不由此而成就功业的。衰世的君主昏暗于大道，把好的言论、美好的事情掠取过来归于自己，又依靠佞臣和宠妾，随着他们造成自己的过错。他们说：“生杀废置，是国家的利器，必须出自一个人，不应当让臣下教导我。”唉，这实在大错特错。远古的事情暂且不说，距离现在较近而又清楚可见的，请让我用汉高祖来说明。高祖以平民身份奋起取得天下，功业比肩三代，享有国祚四百年，可以说盛大了。他开始举事时，驻军陈留，是郦食其的谋划；攻破武关进入咸阳，是张良的策略；回师平定三秦，是韩信的计策；为义帝穿着丧服，是董公的劝说；出兵宛、叶，是郑忠的谋划；攻破垓下，是三王的力量。等到成功之后，高祖享有帝王的事业，而这几个人获得了做臣子的俸禄。难道听从臣下教导的人就不能成为帝王吗？所以高祖说：“我不如三杰，却能任用他们，这就是我取得天下的原因。”到唐太宗文皇帝时，他努力实行王道，天下已经平定，感慨叹息说：“魏征教导我，功业才达到这样。”这两位帝王都采用忠臣贤士的谋略，建立三皇五帝那样的功业，把功劳归给臣下，而他们的道义更加光明。老子说：“功业成就了却不把它据为己有，正因为不据为己有，所以功业不会离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过去魏武帝派夏侯渊守卫汉中，蜀先主采用法正的计策，攻破汉中，杀死夏侯渊等人。魏武帝听说后说：“我知道玄德不能独自作出这样的判断，这一定是有人教导他的。”这话是不对的。史书中的评论已经很详尽了。魏武帝是雄才杰出的君主，尚且有这样的议论，何况普通人呢？治理国家就好比用兵。大将率领十万军队，攻取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其中有坐在后方筹划、制胜的人，有冲锋陷阵、杀敌的人，有首先登城、攻陷营垒的人。等到成功之后，都说是元帅的功劳。如今假使元帅兼有这几种功劳，却独自论功行赏，可以吗？君主发布命令，臣下只知道奉行，那么役夫和小孩子也可以做卿相，何必费心求取贤才呢？唉，这个道理不明白，已经很久了！明达的君子，难道可以不思考吗？难道可以不思考吗？《劝农论》　高锡 劝农，是古代的典章。国家每年都要举行劝农之礼。然而劝农的方法，难道只在口头劝说吗？并不在于规定什么时候耕种、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而在于知道农业的弊病并加以清除。农业的弊病，是由于制度毁坏造成的。制度毁坏，下面的人就能够僭越上面的人。因此宫室没有固定的规制，服饰玩好没有固定的颜色，器物用具没有固定的规格，饮食没有固定的滋味。这四种现象一同兴起，于是奇技淫巧出现，轻浮浅薄、浇漓诡诈之风盛行。以此为专门行业、靠此买卖货物的人，所得利益远厚于农民。农民即使每天受到劝勉，难道会有益处吗？凡是百姓的心情，最急切的是利益。利益如果可以取得，即使借严刑峻法来压制他们，百姓也不会顾惜罪责而趋赴它；利益如果没有可取之处，即使借施行仁惠来安抚他们，百姓也不会知道感恩而背离它。这不是百姓喜爱罪恶、厌恶恩惠，而是他们所乐意追求的是利益。如今农业的利益很少。农家的利益在田地和桑树，田地和桑树所产的是粮食和布帛；男子用力耕种，女子养蚕纺织，精疲力竭之后，才得到粮食和布帛。粮食和布帛的价格有轻有重，并不固定。农家出售时价格低，买入时价格高。价格的轻重变化，起因在于时年。年成丰熟时，粮食和布帛很多，官府不取租税，农民便把多余的粮食布帛换成钱去缴纳租税，所以出售时价格低。年成遇到灾荒时，粮食和布帛都缺乏，赋税征收却多，农民便拿出仅有的存货来供应赋税，所以买入时价格高。丰年出售价格低，灾年买入价格又高，那么种田养桑的人，腹中所吃的食物、身上所穿的衣服，也都已经难以保障了，还敢谈什么利益呢？这就是所谓弊病深重。况且从事奇技淫巧、轻薄浇诡之业，专门做这些行业、买卖这些货物的人，不劳苦身体，也不疲惫精神，只坐着就能获利。比如雕刻一寸黄金、镂刻一寸美玉，与粮食的价格相比能有多少呢？在一尺绮上织文饰、在一尺纨上加以装饰，与布帛的价格相比能有多少呢？金玉绮纨的价格既然与粮食布帛不相等，又没有丰年灾年价格轻重的弊病；用它们换取食物，用它们的余利来置办衣服。这样一来，谁肯勤于务农呢？如果使雕刻镂刻的收益不如耕田凿井，使文饰的收益不如纺织，使珍贵的粮食像金玉一样，使布帛像绮纨一样贵，那么一定会看到天下所有男子都拿着耒耜，所有女子都从事纺织，一定不会有荒地，也不会有游民。为什么呢？其他行业的利益薄，农业的利益厚。想要劝勉农民，先要考虑除去农业的弊病；想要除去弊病，先要考虑恢复制度。制度恢复了，就能使下面的人无法僭越上面的人。上面的宫室规制，使下面的人不能建造同样的住宅；上面的服饰玩好和颜色，使下面的人不能穿用；上面的器物品类和规格，使下面的人不能使用；上面的饮食滋味，使下面的人不能进献。这样一来，专门从事奇技淫巧、轻薄浇诡之业的人，就全都停止了。制度恢复之后，弊病自然消除；弊病消除了，农民不用劝勉也会自行勤农。哪里还需要每年举行古代的劝农典礼呢？《断论》　田锡

译谋划思虑，是决断的开始；勇敢果断，是决断的作用。如果谋划思虑还不够精密，成败还没有完全显现，真情和虚伪还没有彻底弄清，却不能忍住求利求胜的念头，不能忍住一时愤怒和小小羞耻的心情，突然奋发而起，自以为是决断，这其实是刚愎轻率而走向失败，怎么能称为决断呢？如果谋划思虑已经精密，成败已经显现，真情和虚伪已经审察清楚，却仍然疑虑事情或许不能成功，还担心道理没有穷尽，在大难面前犹豫，临机应变时惶惑，原来的谋划已经混乱而不能坚守，开始的考虑受到动摇而不能坚决实行，这叫作没有决断。唉！排除大难、成就大事、建立大功、留下盛名，都由于决断；陷入大恶、造成大乱、毁坏大功、丧失大事，也由于决断。谋划成熟后再作决断，大功和盛名就会随之兴起；智慧浅薄却轻率决断，大恶和大乱也会随之降临。过去夏桀的恶行一天比一天增多，商汤的德行一天比一天更新；还没有举起干戈，成败的命运就已经确定了。商汤于是勃然兴起，顺应天意和人心，一战便取胜，于是从诸侯成为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这就是商汤的谋虑已经精密、成败已经显现，因而果断作出决断。其次，商纣放纵暴虐，而周文王的德行早已在百姓中积累，民心归附周国已经很久了。一旦武王整顿军法，像商汤那样出兵，军队驻扎在牧野，风吹裂了旗帜，武王震惊恐惧，以为天意还没有顺从自己，立即考虑中途停止，只有太公独自排除众人的意见，认为必定能够取胜；由此可见，武王的决断不如太公。等到秦国灭掉六国，威名和雄伟的功业确实显示出英明果断；长矛巨戟被熔铸成金人，圣贤谋略和国家典章被焚烧成灰烬，他是要削弱诸侯的兵力，还是要使天下百姓愚昧呢？像这样果断，自以为超过三王、胜过五帝，然而却陷入大恶，造成大乱，丧失帝位，难道不是在强暴方面果断，却没有在仁义诚信方面果断吗？由此可知，有在威武方面的决断，有在施行仁义方面的决断，有在任用贤能方面的决断，有在守持正直耿介方面的决断。许由拒绝尧的禅让，伯夷断绝周朝的蔬食和粟米，这是在贞介方面的决断；管叔、蔡叔散布流言，周公诛杀他们，以大义灭亲的决断，从周公开始；关龙逄、比干因进谏而死，这是在忠诚方面的决断；伊尹、霍光自行废黜君主，这是在大节方面的决断；燕王任用乐毅，即使诋毁他的书信装满箱子，对他的委任却更加坚定，这是在用人方面的决断；项籍勇猛杰出，却不能始终任用范增，所以霸王的事业最终被汉高祖取得，难道不是因为没有推心置腹任用人的决断吗？汉世祖单骑进入铜马军中，人人都心悦诚服，是喜悦于他的推心置腹。唐太宗初年，颉利可汗统率控弦之士二十万，驻临渭水北岸；太宗单骑隔水责问他，戎人畏惧服从，当时下马谢罪。群臣进谏，认为这是轻视敌人。太宗说：“国家刚刚安定，如果向他们显示软弱，就会使他们产生侵犯之心。这才叫智略周全通达而决断果敢。”汉高祖数说项羽的罪行而暗中发射弩箭，责备敌人的罪过，和太宗很相似；但他被飞来的箭镞射中，如果万一不幸，那么汉高祖虽有余下的决断，估量敌情的智慧却可能浅薄。由此可以看出，楚子挥袖而起，孟明焚毁船只向前进军，这些人都是离去后便取得成功，难道是因为善于谋划而能够决断吗？智慧和决断在于二者兼备。如果相差只有毫厘，最终就会失之千里。假使汉高祖听从郦食其的话，果断而不疑惑，那么功业就没有理由成功了；假使太宗听从高祖的话，疑惑而不能决断，那么国家和家族也没有理由发生变化。如今评论的人都认为韩信不听蒯通的话，是没有决断。田锡认为韩信在忠诚方面没有决断，反而犹豫着图谋叛乱，因而招致诛灭。为什么呢？当蒯通劝说他时，他的心志没有改变，认为自己承受汉王的恩德深厚，不忍心背叛。等到他的功劳很高而产生疑心，形势逼迫而猜忌兴起，他不能坚守最初的志向，最终同陈豨谋划叛乱。为什么开始忠诚而最后叛逆呢？是因为在忠节方面没有决断，并不是在叛乱方面没有决断。《诗经》所说“很少能够善始善终”，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又如汉景帝起初采用晁错的意见，顺势而行，准备削减七国的封地，削弱枝叶而加强根本；七国一旦共同叛乱，却突然听从袁盎的建议，杀死晁错来向七国谢罪。晁错已经被杀，叛乱却没有停止，难道不是汉景帝在用人方面没有决断，反而被诬陷之言迷惑了吗？如果只考虑成败而打算一决胜负，却不谋划事情的始终，慷慨激昂地自以为是决断，难道不是错误吗？所以管仲没有为公子纠的灾难而死，不是没有决断，而是那不是他应当死的地方。晋宣公得到敌人送来的妇人衣冠，因而不敢出战，不是没有决断，而是当时出战还不便利。由此可知，先使智谋计策明晰，然后再作决断，事情就没有不能成功的。《原古》　贾同 古，就是过去的事。早于我而存在的，都属于过去。傅说说：“做事不以古人为师，却想使国家长久，我傅说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那么，唉！所谓以古为师的执着，就是说：“古代和今天是相同的。”人们之所以依据古代来谈论事情，是因为要从众人那里取法；从众人那里取法，所见就会长远。早于我而存在的都是古代，早于我而存在的也是一世。以一世来窥见千世，那么还有什么法度不能得到呢？选择而采用它们，还有什么作用不能长久呢？由此可知，以古为师，不是师法它的年代，而是师法众人。周公因此考察夏、商、周三代而制定礼乐；孔子因此祖述尧舜而修订六经。他们是师法众人而持守其中的原则。有人说：“尧舜以上，伏羲、神农、黄帝的道，难道不足以取法吗？”回答说：“不是不足以取法，而是不能直接取法。”锦绮做成衣服，难道不美吗？可是治理天下的人不使用它，而使用布帛，是因为布帛能够满足天下人的需要。周公、孔子的道，万世不能改变，是足以满足万世需要的道。贤能的人能够达到它，不贤能的人会失去它；即使没有能够超过它的人，也仍然属于失去它的人。所以周公、孔子的道就像秤。秤锤所代表的重量轻于物体，就不能举起秤锤；秤锤轻于物体，就不能压住物体。

译只有秤锤和物体的重量相称，秤才会平正。有人说：“既然如此，伏羲、神农、黄帝也是圣人，为什么不把他们作为中正的标准呢？”回答说：“时机还没有到。”圣人希望顺其自然，到了不得已之后才有所作为。事情既然发生了，就为它制定适宜的制度和节度，这叫作礼；可以长久施行于后世的，叫作经。礼和经，起源于社会风俗已趋于浅薄；浅薄发展到极点之后，才在厚与薄之间酌取适中，这叫作中。百姓还没有达到浅薄的程度，怎么能教他们学习浅薄呢？有人说：“圣人难道知道后世一定会变得浅薄吗？”回答说：“知道。”又问：“既然知道，为什么不预先制定中正的制度呢？”回答说：“不久之后，厚道还有什么呢？”又说：“圣人厌恶教人走向浅薄。”道德浅薄到了极点，臣子就会杀君主，儿子就会杀父亲，怎么能让人预先知道自己将要弑君弑父呢？由此说来，一日的厚道，是不可没有的。有人说：“那么，凭什么知道后世的制度不能改变呢？”回答说：“从治乱发展到极点可以知道。”又问：“凭什么知道治乱的极点呢？”回答说：“从力量和欲望可以知道。”为什么这样说呢？回答说：“力量是有常的，欲望是无常的。无常的欲望不停增长，力量就会竭尽；力量竭尽，欲望就会停止。欲望达到极点，就会造成大乱。欲望不停，百姓就会因此灭尽。自古至今，从来没有因祸乱而使百姓全部灭尽的情形。欲望停止，就会缓解力量的消耗而减少欲望；欲望不再增长，欲望耗尽而力量恢复，于是治理达到极点。这是事理必然如此。终结之后又重新开始，在上面自然有某种事物；向下推究到底，我知道它不能再继续了。探究古代。《原祭》　郑褒 先王设置祭祀，是用来礼敬天地、奉事祖宗，报答根本、追念先远，重视真诚、崇尚德行。尊卑有不同的制度，祭牲和币帛有不同的数量；地位高的可以兼祭地位低的，地位低的不能僭越地位高的。天子承继上天而为天之子，所以在郊外祭祀来享祀上帝，以孝道承继先王事业，在宗庙奉事祖先。诸侯是守护土地的官职，除宗庙之外，可以祭祀封国内的名山大川。卿大夫以下，都是臣属于他人，只敢越不过祭祀自己的祖先而已。因此，不是神灵所应降临之处，就不能祭祀；不是人所祭祀的对象，就不能称为鬼神。季孙氏到泰山举行旅祭，孔子非难他，对冉有说：“你不能救止他吗？你不只是没有非难季氏，反而还要归罪于自己这个臣属。”楚昭王生病，占卜说：“这是黄河作祟。”他的大夫请求向黄河祷告。楚昭王说：“我虽然没有德行，黄河并没有得到我的罪过。”这是说黄河并不在自己应祭祀的地域，于是没有祭祀。孔子称赞他说：“楚王大概懂得大道吧！”如今这个时代，道士的教说却说：“天地神祇，祭祀它们就能获得福气、延长寿命。”人心害怕灾祸而喜爱福气，听到这种说法就很难拒绝。于是山川之神奔走而来，从庶民以上的人，每年有的祭一次，有的祭两次，有的祭三四次还不停。设置祭祀典制，是为了顺应民众的事务，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拥有天下之后才可以祭祀太坛，拥有土地之后才可以祭祀山川；如果胆敢僭越比拟，罪过就不小了。法律宽松而不能禁止这种事，这实在值得害怕。有人抛弃礼制而把祭祀当作满足自己的手段，好像神灵可以求取一样。秦、汉那些君主，忧虑四海的财产，热衷于求神仙，他们最终有所获得吗？他们身为天子，不遵循先王的礼制，却听从道士的说法，神灵尚且不会享用他们的祭祀，何况庶民以上的人僭越礼制、欺罔神灵，神灵难道会降临吗？这种传说在秦代萌芽，在晋、宋、齐、梁之间枝蔓滋长，到如今已有百千年，根深蒂固，牢固得不能拔除。世上的人习惯于耳闻目见，照着做却不思考。如今听说有人要纠正这种说法，必定把他当作狂妄迷惑的人。唉！祭祀之法已经败坏了！有人说：“该怎样制止它呢？”回答说：“如果不依靠法令治理，那就没有办法了。” 《原孝》　陈尧 立身做人叫作“道”，依照道来立身叫作“孝”。上至天子，下至平民，没有不依循它来立身的。唉！实行孝道，是由内心所发动的。孝有大小，人的天性也有能做到和不能做到的不同，君子和小人也各自守着自己的本分。圣人的教诲，广泛记载在典籍中，不敢毁伤身体，是保存孝道的开始；立身行道，是求得孝道的最终结果。居家一定要使内心真诚，出游一定要选择合宜的地方，然后谨慎遵行冬温夏凊的礼节，慎重遵守饮食的节度；起居、进退，都不违逆父母的心意；以善意侍奉父母，适时委婉劝谏，即使劳苦也一定没有怨言。至于仁爱和恭敬的道理，本来就是人的天性；不要忽视天性而怠慢人伦，这样才可以推广到同类，并且永不穷尽。世上愚昧的人，知道什么叫孝，却不知道实行孝道的方法。他们超越礼法来表示敬意，轻视生命来供养父母，还说：“父母的病不能痊愈，儿子的肌肉可以治好它。”于是割伤身体、截断大腿，偷偷放进父母的口中。假如父母幸而寿命未尽，或者因此得以活下来，乡里便把这件事当作神异，认为是孝心感动所致；于是州县听说了，天子也听说了，官府发给赏赐来优待他，然后把这件事传给后世，在门闾上表彰他。天下百姓便都仰望这种行为，想要仿效它。唉！风俗这样改变人，而主管这件事的官员竟也因此自我夸奖，使那些愚昧的人只知道自己的屋子，却不知道屋子的门户。有人甚至翻墙钻洞，直到因此丧命；而且父母的忧患必定是疾病，不是疾病却自行残害身体，反而是增加父母的忧患。我说：“毁伤身体而不至于丧失性命，在生死关头尚且还可以保存身体。如果父母患病，便剥削自己的肌肤；因为食物的滋味而损伤身体，这就是所谓使父母陷于不义。禽兽相互吞食，尚且说不应有这种事，哪里有做人父母的反而吃自己孩子的道理呢？”古代因孝行感动人的事很多，但像这种行为，我还没有见过。况且百姓的见闻，哪里知道所谓圣人之道呢？不过在于教导他们罢了。既然教导他们，还要加以禁止，使他们成为实行孝道的百姓：要使内心真实，而不要只求孝名；爱惜自己的生命，而不要贪图赏赐。从一个县开始，推广到一个郡，然后天下百姓就可以用正道来引导了。这就是王道教化的基础、人伦的根本，难道可以不赶快实行吗？《宋文鉴》卷九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九十四 宋代吕祖谦编

译论 《封建论》　廖偁 柳子厚作《封建论》来贬低封建制度，实在是因为认为周朝灭亡是建立诸侯制度的过错。所以他说：“周朝的失误在于制度，不在于政治。”又说：“诸侯各自专有自己的国家，世代承袭而治理；诸侯本人贤能还是不肖，无法预知，百姓治理得好还是混乱，也无法考察。”又说：“诸侯世代享受俸禄、居于职位，各自据有自己的土地，那么天下即使有圣贤出生，也没有办法在天下立足。”如果按子厚的论述说是这样，那么他大概只知道封建制度的末端现象，却不知道它的根本。只知末端而不知根本，所以认为封建制度不对。于是他说：“封建制度不是圣贤的本意，而是形势所迫。”又说：“汤、武之所以不废除封建制度，是因为凭借它的力量取得了天下，所以没有废除它。”这也正显示出子厚的迷惑。事情有得失，道理有是非，本来就不能改变。偁认为，圣贤建立封建制度，确实是依据道理，而不是迫于形势。周朝使天下混乱，不是制度失误，而是政治失误。又认为，天下诸侯即使专有国家、世代治理，也不能造成混乱；即使世代享有俸禄、居于职位，也不能妨碍天下圣贤。还认为汤、武不废除封建制度，实在是因为封建制度是古代一贯的常道，不是因为凭借自己的力量取得天下而不废除它。况且圣贤建立制度，都是取法于天地，同时根据人的情况加以节制，使人各自得到适宜的位置罢了。人类刚开始产生的时候，万物纷乱闭塞，没有人知道应当怎样治理。《易经》说：“上天创始之时混沌未明，应当建立诸侯，不能安宁。”这说的正是封建制度：它是圣人治理百姓的通行大道。考察夏、商、周三代的封建制度，是根据土地来安排百姓，根据百姓来制定俸禄，使大的势力不至于难以控制，小的势力也不至于无所依凭。因此就像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一样，上下互相制约，没有不顺从的。这样看来，封建制度本来就是因人的利益而建立的。所谓“形势”，只是不得已的说法。哪里有取法天地、根据人的情况加以节制，却说这是不得已的道理呢？如果把它说成形势所迫，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不是形势所迫呢？这样一来，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的区别也都是形势所迫了，难道只有封建制度才是这样吗？所以偁说：“封建制度是道，而不是形势。”况且封建制度中，土地有等级差别，俸禄有多少不同，礼乐器物各有等级限制。因此，地位低的不能居于高位，数量少的不能变多，已经降等的不能升等，没有的不能拥有。依照这一原则实行，即使历经世代，也不会发生混乱。如果土地不必有等级差别，俸禄不必有多少区别，礼乐器物不必有等级限制，地位低的不必处于低位，数量少的不必少，降等的不必降等，没有的不必没有，那么没有不发生混乱的。考察周朝末年，确实如此。难道是制度失误吗？这大概是政治失误而造成的。况且夏、商、周三代盛盛之时，并不是没有实行封建制度，却没有听说发生混乱。为什么封建制度在三代初期有利，在三代末期却不利呢？这大概说的是政治存在和政治失误的区别。假使周朝末年的天子能够执守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法度而不失误，那就仍然是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代，又怎么会有问鼎、射王之类的事情呢？到了夷王以后，礼乐和征伐，天子都不能掌握，诸侯怎么会不作乱呢？即使不实行封建制度，也没有不发生大混乱的。偁所以说：周朝的混乱在于政治失误。况且诸侯，是奉行天子的法度来治理自己的国家的；一举一动、进退行止，没有不由天子规定的。因此，山川神祇有不祭祀的，就是不恭敬；不恭敬的，国君便削减他的土地。宗庙之事有不合礼的，就是不孝；不孝的，国君便降他的爵位。改变礼制、变换音乐，就是不服从；不服从的，国君便流放他。革除制度、改变服饰，就是叛乱；叛乱的，国君便讨伐他。这样一来，天下诸侯没有谁敢不行善。五国结为一属，属有属长；十国结为一连，连有连帅；三十国结为一卒，卒有卒正；二百一十国结为一州，州有州伯。天下八州，各自把所属诸侯交给天子的官吏，官吏加以治理；州伯治理州，州正治理卒，卒帅治理卒，卒帅治理连，连长治理属。属长有不善，帅就检举他；帅有不善，卒就检举他；卒有不善，正就检举他；正有不善，伯就检举他；伯有不善，官吏就检举他。上下互相制约，即使有不肖之人，也本来不敢作恶。假如有人作恶，就会被流放、被讨伐，不让他继续存在于天下。这样一来，天下就没有不善了。假如有人治理天下，事情便是如此。偁所以说：诸侯即使专有国家、世代承袭，也不能作乱。况且圣贤被任用还是不被任用，取决于居于上位的人。居上位的人如果确实是合适的人，就能任用圣贤；如果确实不是合适的人，就不能任用。这是事情本来如此。夏、商、周三代的时候，没有听说圣贤不居于职位；到了三代末期，才有圣贤不被任用的情况。这就清楚表明，任用与否取决于居上位的人。封建制度，也是用来等待圣贤、任用圣贤的，怎么反而会妨碍圣贤呢？在圣贤不被任用的时候，正是封建制度失去控制的时候。有人说：天子的法令不一定实行，诸侯的恶行不一定罢黜，所以天下各自占据土地，而圣贤被弃置。考察这种情况，难道问题在封建制度吗？这实在是制度失去控制造成混乱的罪过。偁所以说：诸侯即使世代享有俸禄、居于职位，也不能妨碍天下圣贤。一定要主持封建制度的人，是忧虑世间混乱罢了，本来不是把取得天下当作利益。如果认为汤、武不废除封建制度，是因为凭借它的力量取得天下，那么就是认为汤、武苟且求取天下。孔子认为汤、武是仁人吗？孔子既然认为他们是仁人，那么就可知汤、武不是苟且求取天下的人。况且圣贤的心，只希望有利于后世、增益天下。假如一件事确实有益，即使死了也会去做；如果封建制度果真不利于天下、无益于后世，那么就应当废除它来造福天下后世，又怎么肯因循而不改革呢？何况封建制度，是把天下看作天下人的公物；郡守、县令制度，却向天下显示私有之意。封建制度是与天下人共同治理天下，郡守、县令则以独自控制天下为宗旨。公与私的道理，清清楚楚；公私的意义，本来就有区别。偁所以说：汤、武不废除封建制度，大概是因为那是古代一贯的常道，不是因为依靠自身力量取得天下而不废除它。况且子厚没有探究天子的法度失乱、导致诸侯叛反，却把封建制度说成周朝制度的失误；没有探究法度不乱时，恶人不可能居于职位，却反而把诸侯世代承袭而不肖、导致混乱当作忧患；没有探究升用贤能、贬黜不肖本来就是当世的常法，却反而担心圣贤不能立足。

译没有探究圣贤建立法度制度，必定取法天地并使人获利，却反而把建立封建制度说成迫于形势；没有探究圣贤的内心从不苟且，却反而把汤、武不废除封建制度说成是为了利用它的力量。因此偁说：子厚论述封建制度，只到了末端，却不知道根本。即使这样，子厚之所以认为封建制度不对，是因为认为郡守、县令制度正确。认为郡守、县令制度正确，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说：有罪的人可以贬黜，有才能的人可以奖赏。早晨任命而没有来得及报仇，晚上就可以斥退；晚上任命而没有来得及报仇，早晨就可以斥退。又说：汉朝从田叔那里发现孟舒，从冯唐那里得到魏尚，听说黄霸明察审慎，看见汲黯简约安靖。假使汉朝完全把天下分封给诸侯王，那么孟舒、魏尚的才能就无法施展，黄霸、汲黯的教化就无法实行。公开责备并告知他，接受任命后退下，已经违背命令了；下令削夺爵土，细密交结、约定合纵的谋划，也已经遍及同列了。唉！像这样看来，子厚果然极不了解根本。若以此为正确，那么难道在封建时代，有罪的人不能贬黜吗？有才能的人不能升用吗？早晨任命而没有报仇，晚上就不能斥退吗？晚上任命而没有报仇，早晨就不能斥退吗？如果有罪的人不被贬黜，有才能的人不被升用，法制不能约束人，那都是已经混乱的时代。已经混乱的时代，没有什么不失误，难道只是封建制度失误吗？在已经混乱的情况下追究罪责，这和厌恶桀、纣的不道，却责怪汤、武有什么不同？和嫉恨商均不肖，却非难尧、舜有什么不同？合乎道理吗？即便如此，子厚只知道汉代分封诸侯王，却不知道古代的封建制度。只知道汉代分封诸侯王，那么他所说的“公开责备并告知他，接受任命后退下，已经违背命令了；下令削夺爵土，细密交结、约定合纵的谋划，也已经遍及同列”，就很可以理解了。古代的封建制度，本来不会达到这种地步。三代的封建制度，包括天下、四海、九州，共二百一十国。在夏、商时期，封国的最大范围不过百里。国家总共分为五等，五等国家的制度各不相同，但都出自天子。古代的一个大国，只相当于今天的一个郡。因此其力量容易控制，祸患容易救治，本来没有能够作乱的。汉代分封诸侯王，一个侯王的土地就如古代的一个大国，几个、几十个这样的封国相加，汉代难道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吗？那只是汉朝自定的制度，不是古代封建制度的制度。如果因为汉朝自定的制度，就怀疑古代封建制度有缺点，这就像因为被水淹、被噎住，便想连船和食物也一并抛弃一样。难道封建制度果真不对吗？况且孟舒、魏尚、黄霸、汲黯这些人，在三代时期不止有成千上万，他们都列于卿大夫之中，怎么能说在封建时代就不能施展才能呢？难道这几个人的才能只能做太守，而不能担任其他职务吗？可是子厚偏偏认为实行封建制度就能任用他们，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唉！是非得失的道理，明明就是这样，又何必委曲地替它辩说呢？偁并不是喜欢争辩，只希望圣人的道理能稍微得到阐明罢了。《洪范论》　廖偁 箕子叙述《洪范》说：“鲧堵塞洪水，扰乱陈列的五行，上天于是不给他《洪范》九畴，常道和伦理因此败坏。鲧被诛死，禹继承并掌管治水事业，上天于是把《洪范》九畴赐给禹，常道和伦理于是得到整顿。”孔安国为这段话作传说：“上天把《洪范》赐给禹，洛水中出现了书，神龟背负着文字浮出水面，排列在龟背上，数字一直到九，禹于是依照它排列次序，形成九类。”偁考察孔安国的意思，确实认为《洪范》这部书是从上天那里出现的。禹所得的，是上天赐给他的，所以说“洛水出现书，神龟背负文字浮出”。到了班固撰写《五行志》，又引用刘歆的话，也说“禹得到洛书神龟的文字，之后才知道《洪范》”。偁考察《洪范》，其中讲的都是人事的常理，也是上古流传下来的大道。上古的大道，都是圣人创立的。伏羲以前的情况，偁无法知道；从伏羲以后直到尧、舜，考察他们的事迹，没有不是效法天道、推行正道来治理天下，使天子、君王的德泽遍及亿万百姓，并且足以成为千古法则的。因此《洪范》本来就是前代贤人的启示，怎么会说到禹时才从上天那里得到呢？如果《洪范》这部书出自洛水，是神龟背负它来授予禹，那么《洪范》岂不是人力根本无法考察得知的东西了吗？那么在禹以前，果真从未有人在世间听说过它吗？如果果真是人力无法考察、世间也果真从未听说，那么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稽疑、庶征、福极这些内容，尧、舜以前的人就没有听说过了。现在考察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稽疑、庶征、福极的含义，从伏羲以后，没有人不遵循它们，那么说洛水出现神龟、神龟背负文字来授给禹，能成立吗？即使如此，孔安国、刘歆、班固之所以这样说，实在是被箕子所说的“上天赐给”迷惑了，这也是不懂得天道的说法。凡是所谓天道，实在也在人自身。顺应天道，就是上天赞许；不顺应天道，就是上天不赞许。《尚书》说：“上天的历数在你身上。”这是说顺应正道。又说：“商朝的罪恶积累满了，上天命令诛伐它。”这是说不顺应正道。《洪范》就是天下通行的大道，是圣人所实行的，也是凶恶之人达不到的。鲧在天下有凶恶的德行，所以确实不能得到通行大道，因此箕子说：“上天震怒，不把《洪范》九畴赐给他。”禹在天下有圣明的德行，这种通行大道本来就由他实行，所以箕子说：“上天把《洪范》九畴赐给禹。”

译各位儒者没有通晓这一点，把“上天震怒，不把《洪范》九畴赐给鲧”理解为上天果真把它秘密藏起来而不给他；把“上天于是把《洪范》九畴赐给禹”理解为上天果真亲自接受后再交给禹。这实在是不明白箕子的意思。如果按各位儒者所说，“上天的历数在你身上”就必定是上天亲自把历数授给人；“上天命令诛伐它”就必定是亲自从上天接受杀戮，这岂不是荒谬得太过分了吗？偁认为，《洪范》出自前代圣人的内心，后世做君主的人只要努力践行圣人的德行，就没有不从上天那里得到《洪范》的。自三皇五帝以来，有道的人都从上天得到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天下通行的大道就是上天恒常的道，实行它，就等于从上天得到它。各位儒者又说，《洪范》九畴是禹排列并分类的；又说《洛书》原文共有六十五个字，这也实在奇怪。不过，既然想要造成这种伪说，难道能没有一套说辞吗？各位儒者既然有洛水出现神龟、神龟背负文字的说法，那么自然会这样说。在这里，唉！圣人的道理不能得到正确传承，实在令人痛心。有人说：既然如此，《洪范》这一篇之所以被记录下来，是因为箕子吗？由于武王询问，箕子于是把《洪范》的道理记录成书；这也如同《周礼》《仪礼》二礼都是古代通行的礼法，周公将它们记录下来而成为书一样。《近名论》　范仲淹 老子说：“名声和生命，哪一样更亲近？”【意思是，人应当知道爱惜名声不如爱惜自己的生命亲切。】庄子说：“行善不要接近名声。”【意思是，行善若接近名声，人们将会以此非难他；这不是保全自身的道理。】这些都是道家的训诫，使人轻视名声而保全自己的本真。这样的人，不是爵位俸禄可以加以诱惑、赏罚可以使之动心的，难道能够为国家所用吗？我们先王却把名声作为教化手段，使天下人自然受到劝勉。商汤解开捕兽的网，周文王埋葬暴露的枯骨，天下诸侯听说后便归附他们。这说明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已经借助名声来树立威望。姜太公用直钩钓鱼来求见文王，伯夷、叔齐在西山饿死，孔仲尼游说七十国以求推行自己的道，这些圣贤一类的人没有不涉足名声的。孔子作《春秋》，就是宣扬名教的书。对善行加以褒奖，对不善加以贬斥，使后世的君臣爱惜美好的名声而受到激励，害怕恶名而谨慎行事。孔夫子说：“担心到死时自己的名声还没有得到称誉。”《易经》说：“善行不积累，就不足以成就名声。”既然如此，行善而接近名声，难道没有虚假吗？请让我来辨析。孟子说：“尧、舜是天性就具备仁义的人”【天性本来就有仁义】，“三王是亲身实行仁义的人”【亲自践行仁义】，“五霸是假借仁义的人”【假借仁义来求取名声】。后世的诸侯违逆天道、残害万物，杀人夺国，已经不再爱惜自己的名声了。臣下也一样：百姓本来就忠孝，这是上等；实行忠孝，这是次等；假借忠孝来求取名声，又次一等。至于轻视贤能、依附权势，违背正道、败坏德行，弑杀父亲、背叛君主，只顺从自己的欲望，已经不再爱惜自己的名声，这是最下等的人。人若不爱惜名声，那么即使有刑法和武力，也不能制止他的罪恶。周武王攻克商朝，经过商容的里门而表示敬意，释放被囚禁的箕子，封土修整比干的坟墓；这正是圣人敦厚、奖劝名教，以此激励天下。如果采用道家的说法，不让人接近名声，那么哪里还会有忠臣烈士供国家任用呢？《鼂错论》　文彦博 臣读汉代史书，鼂错的策略说：“五帝神圣，他们的臣子没有能够比得上他们的，所以他们亲自处理政事。”臣认为，鼂错这话十分荒谬，因此试着加以论述。《易经》的《乾》卦说：“这是天的道，也是君主的道。”《坤》卦说：“这是地的道，也是臣子的道。”天地各得其位，君臣的象征就显明了。君臣相互辅助，国家的治理就兴盛了。可是鼂错却说：“臣子比不上君主，所以君主亲自处理政事。”那么古代的圣帝明王，为什么还要任用辅相来达到大治呢？所谓五帝，尧、舜是圣人中最为卓越的，所以孔仲尼删定《诗》《书》，便从唐尧、虞舜开始，把他们作为万世的法则。《二典》中记载，尧任命羲、和担任掌管天地四时的官员，整治百官，使各项功业都兴盛；舜任命禹平治水土，任命弃担任稷官，契担任司徒，皋陶担任士，垂担任共工，益担任朕虞，伯夷掌管秩宗，夔掌管典乐，龙担任纳言，都是从众人中选拔出来，然后任用他们，各自交给他们职务；并且说：“众人都说你们和谐适宜。”可见选任十分慎重。因此百官都得到治理，完成了尧帝的事业。这样看来，尧、舜果真亲自处理一切政事吗？孔仲尼说：“舜做了什么呢？端正衣冠，面向南端坐罢了。” 鼂错所说的“亲自处理政事”，难道不是荒谬吗？如果后世君主认为鼂错的话正确，就凭一个人的身体和心思、两只耳朵和两只眼睛，独自任意决断，来周遍处理天下万事，难道不是危险吗？还会使后世君主自以为圣明，不再考察浅近的言语、不再乐于向人询问。孔仲尼说：“一句话几乎可以导致国家灭亡，说的是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那么鼂错的话，难道也几乎达到这种程度了吗？所以臣写下这篇论说，深切地阐明这个道理，希望多少能够有所补益。《本论》　欧阳修 佛法成为中国的祸患一千多年，世上那些卓然自立、不受迷惑而又有力量的人，没有谁不想除掉它。曾经有人除掉过它，但它又重新大规模聚集；暂时打击它，它反而更加坚固；扑灭它却没有灭掉，它反而更加炽盛，终于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这果真是不能除掉吗？大概只是还不知道正确的方法。医生治疗疾病，必定推究疾病从哪里产生，然后治疗它所受病的部位。疾病侵入人体，是乘着人体气虚而进入的，因此高明的医生不专门攻击疾病，而致力于调养人体的元气。元气充实，疾病就会离去，这是自然产生的效果。所以拯救天下的祸患，也一定要推究祸患从哪里产生，然后治理它所侵害的根本。佛法来自夷狄，距离中国最远，但有佛法已经很久了。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的时候，王政修明，礼义教化充满天下；在这时，即使有佛法，也没有途径进入中国。等到三代衰落，王政缺失，礼义废弛，过了二百多年，佛法才传到中国。由此说来，佛法之所以成为我们的祸患，是乘着王政缺失、礼义废弛的时候而来，这才是祸患产生的根本。补足王政的缺失，修复礼义的废弛，使王政清明而礼义完备，那么即使有佛法，也没有办法施加于我们的百姓，这也是自然形成的趋势。从前尧、舜和三代施政，设置井田制度，登记天下百姓，按人口计算而把田地授给每个人。

译凡是人的力量能够胜任耕作的，没有不拥有田地并耕种的；按十分之一征收赋税，区别征收的等级，以督促那些不勤劳的人，使天下人的力量都用在田地上，没有空闲顾及其他。然而又担心他们劳累而懈怠，进而陷入邪僻，于是制定牲畜、酒醴等制度来养护他们的身体，设置弦乐、匏笙、俎豆等器物来愉悦他们的耳目；在他们不耕作、休息体力的时候，便用礼来教导他们。因此，因他们打猎而制定搜狩之礼，因他们嫁娶而制定婚姻之礼，因他们死亡而制定丧祭之礼，因他们饮食聚会而制定乡射之礼。这不只是为了防止他们作乱，又借此教导他们，使他们知道尊卑、长幼，明白这些都是人的大伦。所以，凡是养生送死的道理，都顺着人的欲望制定相应的装饰和器物，加以采饰和文饰，用来使人喜悦，使他们容易趋向正道；顺应人的情性而加以节制，用来防止他们过度。然而还担心这样仍然不够，于是又设立学校来讲明道理。因此上至天子郊外，下至乡党，没有地方没有学校；选择百姓中聪明的人来学习，使他们互相告诫、诱导和劝勉愚昧懒惰的人。唉，安排得多么完备啊！尧、舜和三代施政，大概就是这样：他们考虑百姓的用意十分精细，治理百姓的工具十分完备，防止百姓为恶的方法十分周密，诱导百姓向善的办法十分深厚，勤勉施行，使教化广泛覆盖。对万物施加教化是周遍的，逐渐浸润，深入人心。所以百姓活着时，不在田地里出力耕作，就从事礼乐；不在自己家中，就处在学校之间。耳朵听到、眼睛看到的，没有不是仁义礼乐；他们趋向仁义礼乐而不知道疲倦，终身见不到其他异物，又哪里有空闲去羡慕外物呢？所以说：“即使有佛法，也没有途径进入中国”，说的就是有这些治理百姓的工具。等到周朝衰落，秦国兼并天下，完全废除三代的法度，王道中途断绝。后来拥有天下的人，不能勉力使治理百姓的工具完备，也不能周密防止百姓逐渐走入邪僻。佛法就在这时乘隙而出；在一千多年之间，传来的佛法一天比一天增多，我们所实行的治理一天比一天败坏。井田制度最先废除，土地兼并和游荡懒惰的奸邪因此兴起。后来所谓搜狩、婚姻、丧祭、乡射等礼，以及一切用来教导百姓的工具，也相继全部废除。这样以后，奸邪的百姓有了借口而作恶，善良的百姓则完全看不到礼义对自己的影响。奸邪百姓有余力，就想着作邪僻之事；善良百姓看不到礼义，就不知道应当趋向哪里。佛法在这时乘着空隙，正好鼓吹其宏大荒诞的学说来牵引他们，百姓便不得不跟从而归依佛法。何况王公大人往往还带头推崇、驱使百姓信奉它，说：“佛确实是可以归依的。” 既然如此，我们的百姓还有什么疑虑而不归依呢？幸而有一个不受迷惑的人，正气愤地说：“佛是什么东西？我要拿起武器驱逐它。”又说：“我要提出一套说法来排斥它。”然而这种延续千年的祸患遍布天下，哪里是一人一天能够解决的？百姓沉溺其中，已经深入骨髓，不是靠口舌能够胜过的。那么将怎么办呢？回答说：“不如修治它的根本来战胜它。”从前战国时期，杨朱、墨翟的学说交相扰乱天下，孟子忧虑此事，于是专门宣讲仁义；仁义的学说胜出，杨、墨的学说便衰废。汉代时，诸子百家同时兴盛，董仲舒忧虑此事，于是退而修明孔子的学说；孔氏之道因此彰明，百家学说便止息。这就是修治根本以战胜它的效果。现在有身高八尺的人，披甲执兵，勇力足以胜过三军，然而见到佛却下拜，听到佛法便产生畏惧仰慕之心，这是为什么？那人确实强壮俊伟，只是内心茫然，没有可以守持的东西，所以才这样。一个普通士人，身形微小而柔弱怯懦，进退畏缩；然而听到有人讲道、讲佛，便把义气显现在脸上，不仅不向佛法屈服，还想驱逐并断绝它，这又是为什么？他没有别的缘故，只是学问明白、礼义熟悉，内心有所守持，可以用来战胜佛法。既然如此，礼义就是战胜佛法的根本。现在一个普通士人，懂得礼义，尚且能够不向佛法屈服；如果让天下人都懂得礼义，就能战胜佛法。这是自然形成的趋势。《朋党论》　欧阳修 臣听说朋党的说法自古就有，只希望君主能够辨别其中的君子和小人罢了。大体说来，君子与君子因为志同道合结成朋党，小人与小人因为利益相同结成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臣认为小人没有真正的朋党，只有君子才有真正的朋党，原因是什么呢？小人所喜爱的是利禄，所贪求的是财货。当他们利益相同时，暂时互相勾结、援引而结成朋党，这是虚假的。等到见到利益便争先，或者利益耗尽而交情疏远，就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互相保护。所以臣说小人没有朋党，他们暂时结成的朋党是虚假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所守的是道义，所实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修养自身，就会志同道合、互相帮助；用这些来侍奉君主，就会同心协力、共同成就事业，始终如一，这才是君子的朋党。所以做君主的，应当经常斥退小人的虚假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正朋党，这样天下就能治理好。尧在位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结为一朋，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结为一朋。舜辅佐尧，斥退四个凶恶小人的朋党，进用君子的朋党，尧的天下因此治理得非常好。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后稷、契等二十二人一同列于朝廷，互相称赞，互相推让，二十二人结为一朋，而舜全都任用他们，天下也治理得非常好。《尚书》说：“纣有臣子亿万人，却各怀一条心；我有臣子三千人，却同心同德。”纣在位时，亿万人各怀异心，可以说并没有结成朋党；但纣因此亡国，周武王的三千臣子结成一个大朋党，而周朝凭借他们兴盛起来。后汉献帝时，把天下所有有名望的士人都抓来囚禁，称他们为党人。等到黄巾贼兴起，汉室大乱，后来才悔悟，全部解除对党人的禁锢并释放他们，但已经无法挽救了。唐朝末年，朋党的议论逐渐兴起。到唐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全部杀掉，有的投入黄河，还说：“这些人是清流，应该投入浊流。”唐朝于是灭亡。前代君主中，能够使人人各怀异心、不结朋党，没有谁比得上纣；能够禁止善人结成朋党，没有谁比得上汉献帝；能够诛杀清流朋党，没有谁比得上唐昭宗时代。然而他们都使国家陷入混乱并灭亡。能够互相称赞、互相谦让而不彼此猜疑的，没有谁比得上舜的二十二位臣子；舜也不猜疑他们而全部任用。然而后世并不讥笑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所欺骗，反而称舜为聪明的圣人，正是因为他能够辨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代，全国三千名臣子都共同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朋党人数之多、势力之大，没有谁比得上周朝。然而周朝凭借这个朋党兴盛，是因为善人虽然很多，君主也不嫌多。国家的兴亡、政治的治乱及其迹象，做君主的可以把它们作为鉴戒。《为君难论上》　欧阳修

译古语说：“做君主难，什么最难呢？大概没有比任用人才更难的了。”任用人才的方法是：授予他权力必须专一，信任他必须深厚；这样之后，才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并且可以共同成就事业。等到出现过失时，如果仍想专一任用，就会不再同别人谋划，拒绝众人的意见；这等于想发挥一个人的作用，却先失去了众人的人心。如果仍想深信不疑，就会一概不怀疑，果断地一定实行；这就是不审察事情是否可行，也不考虑功业能否成功。违背众人意见而办事，又不审慎筹划便轻率发动，结果百举百失，招致祸患和失败，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有侥幸成功的情况，人情往往认为成功是对的、失败是错的，于是又跟着赞美他，把他违背众人意见说成独具见识，把他拒绝劝谏说成不受众议迷惑，把他偏听偏信、轻率行动说成果断而有决断力，使后世君主羡慕这三点而以此自我要求。等到他的信用一旦破灭、招致祸败，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这实在令人叹息。前代做君主的人，竭力拒绝众人意见，专门信任一个人，却不能及早醒悟，终于招致祸患和失败的很多，不能一一列举，姑且举一两个例子。从前秦国苻坚土地广大、军队强盛，有九十六万大军，号称百万，蔑视东晋，把它看作偏处一隅的小国，认为只要凭气势就可以直接吞并它。然而全国人都说晋国不可讨伐，进言劝说的人多得数不清。他们陈述天时、人事等理由，苻坚便一一用强词辩解加以驳斥，忠诚正直的言论全都被压制而离去。像王猛、苻融这样的老成之言，他不听；太子苻宏、少子苻诜这些至亲的意见，他也不听；沙门道安是苻坚平生所信任、所敬重的人，多次向他进言，他还是不听。唯独听信一位将军慕容垂。慕容垂说：“陛下在内已有神妙的谋略就足够了，不必广泛询问朝臣来扰乱圣上的思虑。”苻坚大喜说：“和我共同平定天下的，只有你了。”于是他下定决心，毫不怀疑，发动大军南伐。军队到达寿春，晋国用几千人攻击他，苻坚大败而归。等到军队到达洛阳，九十六万士兵损失了八十六万；苻坚从此兵威受挫，再也不能振作，终于陷入混乱而灭亡。接近五代时，后唐清泰帝担心晋祖镇守太原；太原接近契丹，晋祖倚仗兵力而骄横跋扈，清泰帝商议想把他迁到郓州。满朝官员都劝谏，认为不可，清泰帝却决意一定要迁徙他。夜里召见平常与自己谋划的人，询问枢密直学士薛文遇，以决定可不可行。薛文遇回答说：“我听说在道路旁边修建房屋，三年也不能建成；这件事决定权在陛下，何必再询问群臣呢？” 清泰帝大喜说：“术士说我今年应当得到一位贤能的辅佐来帮助我中兴，您大概就是这个人吧？”当即命令学士起草诏制，把晋祖迁往郓州。第二天早晨宣布诏命，朝廷上的大臣全都变了脸色。过了六天，晋祖反叛的书信送到。清泰帝忧惧得不知如何是好，对李崧说：“我刚才看见薛文遇，恨不得肉颤，亲自抽刀刺死他。”李崧回答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后悔也来不及了，只能君臣相对哭泣罢了。”由此说来，能够竭力拒绝众人意见、专门信任一个人，没有谁比这两位君主更果断；由此招致祸患、失败和灭亡，也没有谁比这两位君主更惨烈。当苻坚想和慕容垂共同平定天下时，清泰帝认为薛文遇贤能，可以辅佐自己中兴，这可以说是身临混乱的君主各自把自己的臣子当作贤人的例子。有人质问我说：“既然如此，那么任用人才就不能专心信任他吗？”我回答说：“齐桓公任用管仲，蜀先主任用诸葛亮，可以说是专一而信任他们了，却没有听说齐国、蜀国的臣民非难他们。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命令发出后，两国臣民都奉行，施行之后又使两国臣民得到便利，所以齐桓公、蜀先主能够专一任用而不改变。假如命令发出后两国的人都不奉行，施行之后又使两国的人都不便利，那么那两位君主难道肯专任并信任他们，以至失去众人之心、积聚全国怨恨吗？” 《为君难论下》　欧阳修 唉！任用人才已经很难，却还不如听取言论难。人的言论并不只有一种：巧妙辩说、纵横驰骋，令人喜爱；忠诚的言论质朴，往往又多有讷言。这不是听言的难处，而在于听取者是明智还是昏暗。迎合心意的话顺耳而容易使人喜悦，直率的话逆耳而容易触怒人。这不是听言的难处，而在于听取者是贤明还是愚昧。这些还都不算最难。若听了某人的话，似乎可以采用，然而采用后却常常败坏事情；听了某人的话，似乎不可以采用，然而不按照他的话去做又不能成功；这才是听取言论的难处。请试举一两个例子：战国时期，赵国有一名将领叫赵括，善于谈论军事，自认为天下没有人能抵挡他。他的父亲赵奢，是赵国的名将，长期从事军事。每次和赵括谈论军事，赵奢也不能使他屈服，但赵奢始终不认为赵括有才能。他叹息说：“赵国如果任用赵括做将军，一定会败坏赵国的事业。”后来赵奢死了，赵国便任用赵括做将军。赵括的母亲亲自去见赵王，也说赵括不能任用，赵王不听，派赵括领兵攻打秦国。赵括被秦军射死，赵军大败，投降秦国的四十万人在长平被活埋。大概当时没有谁像赵括那样善于谈论军事，也没有谁像赵括那样造成惨重失败。这个听起来似乎可以采用，采用后却立刻败坏事情的人，赵括就是这样的例子。秦始皇想要攻打荆国，问将领李信：用兵多少才够？李信当时年轻而勇敢，回答说：“不过二十万人就够了。”秦始皇非常高兴。又拿这件事问老将王翦，王翦说：“非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不高兴地说：“将军老了，怎么这样胆怯呢？”于是认为李信可以任用，便给他二十万兵，让他攻打荆国。王翦于是托病辞职，退居频阳养老。不久，李信被荆人打得大败，损失七名都尉后逃回。秦始皇非常惭愧，亲自驾车到频阳向王翦道歉，并强请他出山。王翦说：“如果一定要用我，非六十万人不可。”于是秦始皇终于给他六十万人出征，终于灭了荆国。当初听李信的话，好像他可以任用，任用他本来似乎是对的，却立即把事情办坏了；听王翦的话，好像他不可任用，舍弃他本来似乎是对的，然而一定按照他的话去做却成功了，这正是用人最困难的地方。我又认为，秦、赵两国的君主，不只是听取意见失误，也因为喜欢任用年轻新进的人，轻视并抛弃老成之士，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大体说来，年轻新进的士人喜欢勇猛锐利；老成的人大多持重。这就是君主喜欢建立功名时，听到勇猛锐利的话便容易接受，听到持重的话却难以听进去的原因。至于赵括，又另有一番说法。

译我大略考察《史记》的记载，当时赵国正派廉颇攻打秦国。廉颇是赵国的名将，秦人害怕廉颇，却知道赵括只会说空话，容易对付，于是对赵国施行反间计，说：“秦人所害怕的，就是赵括；如果赵国任用他为将，秦国就害怕了。”赵王没有识破反间计，终于任用赵括为将，代替廉颇。蔺相如极力劝谏，认为不能这样做。赵王不听，终于导致失败。由此说来，赵括只有虚浮的言谈而没有实际本领，不能任用。他的父亲知道这一点，他的母亲也知道。赵国的群臣，如蔺相如等人，也都知道。甚至敌国也知道。唯独赵王没有觉察罢了。任用人的错误，天下人都知道他不可用，唯独他的君主不知道，这是最大的祸患。前代因而发生祸乱、失败和灭亡的事，多得数也数不清。《宋文鉴》第九十四卷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第九十五卷 宋代吕祖谦编 论 《泰誓论》　　　　　　　　　　　欧阳修 《尚书》说，商朝开始责怪周，是因为周文王征服了黎国。西伯以征伐诸侯为职分，他攻打黎国并取胜后，商人已经怀疑他难以控制而憎恶他。假如西伯明显表现出不臣服的样子，与商朝并立而称王，像这样持续十年，商人反而安然不以为怪；他的父师和老臣，如祖伊、微子之流，也默默地一同看着而不说一句话，这难道合乎人情吗？由此说来，所谓西伯受天命称王十年的说法，是妄说。以纣王的雄猜暴虐，他曾把九侯醢成肉酱，把鄂侯制成肉干。西伯听说后，暗自叹息，纣王便把他拘捕囚禁，几乎使他不能免死。等到西伯已经叛离、不再称臣而自行称王时，纣王却反而宽容他而不追问，持续十年，这难道合乎人情吗？由此说来，所谓西伯受天命称王十年的说法，是妄说。孔子说：“天下分成三份，周有其中两份，却仍然服事商朝。”假如西伯不称臣而称王，怎么能够服事商朝呢？况且所谓西伯称王的说法，究竟出自什么根据？而孔子的话，是万世可信的。由此说来，所谓西伯受天命称王十年的说法，是妄说。伯夷、叔齐是古代懂得义理的人。当他们让出国君之位离去时，回头看天下竟没有可以归附的地方，听说西伯贤明，便一同前往归附他。在这时，纣王虽然无道，却仍是天子。天子在上，诸侯不称臣而称王，就是僭越叛乱的国家。然而伯夷、叔齐二人不认为这是错误，依附他很久也不离开。直到武王攻打纣王，他们才认为这是错误而离去。他们二人开始时回顾天下没有可归附之处，最终却依附于一个僭越叛乱的国家而不离开；不责怪他的父亲，却责怪他的儿子，这难道合乎人情吗？由此说来，所谓西伯受天命称王十年的说法，是妄说。《尚书·泰誓》说“十有一年”，解说者因此认为是从文王受命九年，加上武王居丧二年合计而来。这又是妄说。古代君主即位，必定称元年，这是平常的事，并不把它看得多么重要。后世浅陋的学者解说《春秋》，才开始把改元看作大事。那么它究竟是平常的事吗？如果是，就实在不值得特别称道；如果是大事，西伯即位时已经改过元年，中间不应当再次改元，却又改了一次。武王即位时，按理应当改元，却反而不改元，竟承袭先君的元年，把自己居丧也算作十一年；等到灭商而取得天下，这件事远比听讼重大，却仍然不改元。由此说来，所谓西伯把受命之年定为元年的说法，是妄说。后来的学者如果知道西伯生前没有称王，而且中间没有再次改元，那么《诗经》《尚书》所记载的文王、武王之事，就清楚明白而不会失实了。有人说：“既然如此，武王守丧期满便攻打纣王，那么《泰誓》为什么说‘十有一年’呢？”回答说：“武王守丧期满而攻打纣王，出

译自各家流传的小说；而《泰誓》是六经中的明确文献。过去孔子处在周朝衰微之际，担心众说纷纭来迷惑扰乱当世，于是退下来整理六经，作为后世的法则。孔子去世以后，距离圣人渐远，众说又兴起，和六经相混乱。自汉代以来，果真能够辨明订正。如今有卓越的人，只相信六经，那么《泰誓》所说的是武王的事；‘十有一年’就是武王即位的第十一年，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司马迁撰写《周本纪》时，虽然说武王即位九年，在文王墓前祭祀，随后在盟津整治军队；但写《伯夷列传》时，又记载“父亲去世而不下葬”的说法，这些都不能作为可信依据，因此我不取用它们。相信《尚书》的记载，就够了。《辨惑》　　　　　　　　　　　　石介 我认为天地之间必然不存在的东西有三种：神仙、炼黄金的方法、佛。然而全天下的人都被这三种东西迷惑，认为它们一定存在，所以甘愿舍弃生命去追求它们。但我认为它们必然不存在，是有根据的。大凡整个天下都供奉的人，只有天子一人。没有谁比一人更尊崇，也没有谁比一人更尊贵。想要的没有得不到，想取的没有取不到。天地之间如果有什么存在，只要不去索求就罢了；一旦索求，没有不得到的。秦始皇求仙，汉武帝求炼黄金，梁武帝萧衍求佛，勤勉已经到了极点。然而秦始皇远游而死，梁武帝饿死，汉武帝铸造黄金也没有成功。由此推论，我知道必然没有神仙、没有佛，也没有炼黄金的方法。《汉论上》　　　　　　　　　　　石介 唉！王道难道是在汉代被破坏的吗？商汤革除夏朝，改正朔、换服色，只是为了顺应天命罢了，其余全部遵循禹的道路。周朝革除商朝，改正朔、换服色，只是为了顺应天命罢了，其余全部遵循汤的道路。汉朝革除秦朝，却不能完全遵循周朝的道路，王道从此被破坏了。井田，是三王的法制；什一，是三王的制度；封建，是三王的治理方式；射乡，是三王的礼仪；学校，是三王的教化；度量齐一、衣服有章法、宫室有等级，都是三王的训典。三王时代，市场只收场地租而不收税，关口只稽查而不征税，山林川泽按时开放而不禁入，使用民力每年不超过三日。五十岁的人在乡里得到供养，六十岁的人在国都得到供养，七十岁的人在学校得到供养，孤儿、独居者、鳏夫、寡妇都有固定的粮食供给。周朝衰微，王道停止；秦兼并天下，于是把三王的道路全部毁灭。汉朝革除秦朝的国运就罢了，却不能革除秦朝的弊病，仍然沿袭秦朝的政治；井田最终没有实行，什一之制最终没有推行，射乡最终没有举行，学校最终没有兴办，度量最终没有统一，衣服最终没有章法，宫室最终没有等级；市场收税，关口征税，山林川泽不按时开放，使用民力没有期限，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的人都得不到供养，孤儿、寡妇、鳏夫、独居者没有固定的粮食供给。三王的道路没有恢复，不是秦朝的罪过，而是汉朝的罪过。夏桀毁灭夏朝的道路，商汤也受天命而兴起，能够继承禹的功业，所以夏朝的百姓归附商朝时，看不到商朝的政治，却看到了禹的政治；商朝的百姓归附周朝时，看不到周朝的政治，却看到了汤的政治。秦朝毁灭周朝的道路，汉朝也受天命而兴起，却不沿袭周朝的政治，而是纠正秦朝的弊病，建立汉朝的政治，所以秦朝的百姓归附汉朝时，看到的是汉朝的政治，而看不到周朝的政治。这是因为汉朝的礼乐取代了三王的礼乐，汉朝的制度取代了三王的制度，汉朝的爵禄赏赐取代了三王的爵禄赏赐，汉朝的法律取代了三王的法律，汉朝的政令取代了三王的政令。唉！汉朝顺应天命、顺合人心，以仁爱取代暴虐，以治理取代混乱，三王的事业为什么开头这样兴盛，结尾却这样彻底败坏

译呢？三王建立了大中的道路，汉朝却放置而不实行，只是小心翼翼地承袭秦朝的残余，建立汉朝的法律，实在可惜啊！

译《汉论中》　　　　　　　　　　　石介 有人说：“汉朝改变了三王的道路，造成这一切的是谁呢？”回答说：“这是曹参、陆贾、叔孙通的罪过。汉高祖凭借武力平定天下，陆贾说：‘陛下在马上取得天下，却不能在马上治理天下。’于是高祖让陆贾写秦朝为什么取得天下以及古今国家成败的道理。陆贾共写了十二篇，每进奏一篇，高祖总是称赞。高祖已经平定天下，群臣饮酒争功，有人狂妄地喊叫，拔剑击打殿柱，高祖为此忧虑；叔孙通于是和一百多个弟子，杂采古代礼制和秦朝仪法，制定汉朝的礼仪。高祖采用后说：‘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汉高祖胸襟豁达、气度宏大，聪慧神圣，温和恭敬而深沉明智，英武威严而睿智勇武，他的才质本来就不低于汤、禹。若把文王、武王的道路交给他，他做皇帝就能成为圣帝，做王也能成为圣王。他刚刚平定祸乱，正想着为汉家改正朔、定礼乐、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张教化、统一风俗、兴起太平，以流传到千万世。假如陆贾能够远举帝王之道，进献给君主，施行于国家，推行于天下；叔孙通能够纯粹采用三王的礼制，施行于朝廷，贯通政治教化，影响后世，凭高皇帝这样的才质，难道还不能做到吗？他们却只局促地进献当时的急务和粗陋的王霸之术，认为容易实行最可贵；又勤勉地采用近代粗俗的礼仪和秦朝灭亡后遗留下来的杂乱仪式，只求迅速见效，使高祖在上比拟汤、武而感到惭愧，使汉朝与三王相比而显得不相称，实在可惜啊！起初，萧何担任丞相，天下安定还没有多久，萧何就去世了，曹参接替他。曹参认为萧何制定的规章应当守住而不能失去，于是每天饮用醇酒，宽纵而不处理政事；即使惠帝希望治理天下，曹参也不能竭尽才能辅佐他，只是认为高祖刚刚平定祸乱，萧何草创律令，百姓刚从困苦中出来，就已经算太平；国家刚刚建立法制，就已经算完备。正当高祖已经平定祸乱、萧何已经制定律令、惠帝正要寻求治理之时，曹参如果能竭尽伊尹辅佐君主使其达到尧舜境界的心力，像周公辅佐成王、使天下达到太平那样来侍奉惠帝，那么制度尚未修明的就加以修明，教化尚未达到的就使其达到，文章尚未完备的就加以完备，礼乐尚未明定的就加以明定，刑政尚未协调的就加以协调，完全遵循三王的道路施行。陆贾和叔孙通已经在前面施行，曹参又在后面推行，汉朝难道会有不及三王治理的地方吗？所以说，这是陆贾、叔孙通、曹参的罪过。《汉论下》　　　　　　　　　　　石介 有人说：时代有淳厚和浇薄，道路有上升和下降。汉代的时代，本来就不同于三代的时代。把三王的道路全部实行，可以吗？回答说：所谓时代有浇薄和淳厚，并不是说后世的时代就不如古代淳厚；所谓道路有升降，也不是说今天的道都比古代的道低下。时代在于治理或混乱，道在于有没有圣人，并不在于先后。桀、纣兴起，百姓的本性就变得暴戾；汤、武兴起，百姓的本性就变得善良。汤的时代本来在桀之后，武的时代本来在纣之后；但汤、武的时代，难道反而不如桀、纣的时代淳厚吗？他们的道也已经下降了吗？他们的百姓也已经难以教化了吗？时代得到治理就淳厚，时代陷于混乱就浇薄，并不是时代本身有浇薄和淳厚。圣人存在，道就随之兴隆；圣人灭亡，道就随之衰落，并不是道本身有升降。百姓厌恶周朝已经很久，苦于秦朝更为厉害。秦朝的政治如同陷阱。百姓得以走出陷阱，只要让他们遵循三王的政治，就不会像陷阱那样幽闭可怕。既然已经走出陷阱而得到安适，不再处于陷阱中，人人都会欣然跟从，何况让他们遵循三王大中的道路，进入安泰快乐的境地呢？高祖把秦朝百姓从千万丈深不可测的深渊中救出，安置在平地上；如果再把三王的政治指示给他们，用三王的教化改变他们，用三王的号令鼓舞他们，用三王的法度使他们明白，难道百姓会不肯跟从，反而说‘还不如待在千万丈深不可测的深渊中快乐吗’？我不相信会这样。正当天下刚刚平定时，百姓还没有富人兼并穷人，强者欺凌弱者，众人吞并少数，大国兼并小国。于是划定疆界，替他们实行井田制，百姓难道会争执吗？国家还没有巡行的费用，还没有发动军队的负担，也没有土木工程的耗费，于是替他们实行什一税法，建立中正之道。国家缺少土地，就用封建来划分疆域；用射乡来施行仁爱，用庠序来教化，用养老来使他们厚重。秦朝的百姓不再成为汉朝的百姓，而成为三王时代的百姓；百姓看不到汉朝的政治，而看到三王的政治。伊尹不能使他的君主达到尧舜境界，便感到惭愧羞耻，如同在市场上受鞭打。汤距离尧舜已有数百年，又承接桀造成的大乱，他所处的时代本来已经浇薄，却仍然能够用尧舜之道使他的君主达到尧舜境界。曹参、陆贾、叔孙通却偏偏不能用三王之道侍奉汉朝，使汉朝不及三王，实在应该获罪。有人说：汉朝辅政的人，前面有萧何、张良，中间有陈平、周勃，后面有霍光、魏相、公孙弘、博阳侯、韦贤父子；却唯独责备陆贾、叔孙通和曹相国，不是太偏了吗？回答说：《易经·革卦》说：‘天地变革，四时因此形成。’ 汤、武实行革命，顺应天命而合乎人心，君子因此治理历法、辨明时令；《鼎卦》说：‘君子因此端正君位、凝聚天命。’高祖平定天下，正是革除旧鼎、取得新鼎的时刻。曹参、陆贾、叔孙通，正处在君子治理历法、辨明时令、端正君位、凝聚天命的关头。如果他们在这样的时机、乘这样的机会，不能创制制度、彰明律令，作为万世的法则，正应当获罪。至于后世，法令已经确定，条文制度已经明白，制度已经施行，朝廷已经习惯于遵循它们，却突然更改，难道不会造成混乱吗？富人已经连片占有田地，强者已经欺凌弱者，众人已经吞并少数，大国已经兼并小国，却突然按照疆界重新整治，按井田安置土地，百姓肯跟从吗？后代君主日益奢侈放纵，土木工程不停止，宫内蓄养嫔妃侍从，宫外沉迷打猎游乐，耗尽天下的财力，仍然供给不足，却突然实行中正之道，征收什一之税，废除关市税，开放山林湖泽，国家难道不会缺乏财用吗？所以晁错请求削减诸侯国的土地而被杀，董仲舒请求限制百姓占田却没有被采用；霍光、魏相、公孙弘、韦贤、博阳侯虽然有才干，哪里还能为汉朝革新制度呢？只是因为不合时宜。因此我责怪曹参、陆贾、叔孙通。《阴德论》　　　　　　　　　　　石介

译天在上面开辟，地在下面开辟，君主处在天地之间开辟治理。天地和人虽然位置不同，治理的原则却相同。天地的治理叫作祸福，君主的治理叫作刑罚和奖赏，它们的出处是一致的，都是随着善恶而施行。善就奖赏，恶就刑罚，这叫顺应天地。天地顺畅，风雨调和，百谷丰美；恶反而受到奖赏，善反而受到刑罚，这叫违逆天地。天地违逆，阴阳失调，四时错乱。天地、人、君主三者的道理不能分离，它们的感应如同回声和影子。祸福、刑赏，难道会有不同的来源吗？人们不明白天地和君主的治理，不明白祸福、刑赏从哪里产生。君主掌握威势和命令，行使刑罚的权柄；臣下施行仁政、发布命令，代替君主执行赏罚，却拘守小恩小惠，实行小仁小义，不肯除掉一个奸人，不肯惩罚一个有罪者，都说这是保存阴德。他们最大的禁忌，是认为不杀一个人、不伤害一件物，就是天地神明所赐的福。如果不以自己的喜怒，而以天下人的喜怒为准，即使杀伤很多人，天地神明也会赐福；如果不以天下人的喜怒为准，而以自己的喜怒为准，因而伤害一个人、损害一件物，天地神明本来就会降祸。况且天地能够覆盖和承载万物，却不能亲自向人明示祸福，所以树立君主，借助君主的刑赏来表示对善恶的取舍。君主能够施行刑赏，却不能亲自在下面逐一进行贬黜和升迁，所以任用臣下，借助他们的威权来进退贪官和贤者。贤良的人得到提升，这是君主在奖赏他，也是上天在赐福他，有什么阴德可说呢？贪婪的人被罢退，这是君主在惩罚他，也是上天在降祸他，有什么仇怨可说呢？把人的升降说成德与仇都在自己，便是欺骗上天而没有君主了。州的地域方圆千里，牧守不是合适的人，千里之内都受祸害；县邑地域方圆百里，县令不是合适的人，百里之内都受祸害。假如一个牧守、一个县令犯罪而受到诛罚，和千里、百里之地相比，哪一方受害更多？无罪的人却承受祸害，这是只怜惜一个牧守或县令，却不仁爱千里百姓。暴虐我们的鳏夫寡妇，虐待我们的孤弱之人，是天地和君主都想铲除的，却把他们留下，这是违背天地和君主。违背天地和君主，却说是在保存阴德，灾祸就会因此降临。白额虎凶暴并伤害动物，周处杀死它而得到福报；两头蛇出现，见到它的人就会死亡，孙叔敖斩杀它而得到福报。尸位素餐的官吏和涂炭百姓的民众，他们的危害难道只相当于白额虎、两头蛇吗？如果能够除掉他们，阴德就广大而无穷了。《赏罚论》　　　　　　　　　　　刘敞 奖赏是为了劝勉有功的人，奖赏却一定在春夏施行，难道不是怠慢吗？惩罚是为了惩戒有罪的人，惩罚却一定在秋冬施行，难道不是迟缓吗？迟缓就不能劝善，拖延就不能惩恶。然而说“奖赏在春夏，惩罚在秋冬”的人，并不是圣人的本意。回答说：“不对。你所说的功劳，是指扶助社会、治理百姓的功劳吗？还是指开拓土地、增强军力的功劳？你所说的罪过，是指败坏事业、扰乱秩序的罪过吗？还是指残害百姓、危害君上的罪过？你施行奖赏来劝勉，是要劝人达到善而已吗？还是只希望使他自身获利？你施行惩罚来惩戒，是要勉励人达到知耻吗？还是只想保全他自身？”我告诉你：圣王治理天下，官员各尽其职，百姓勤勉地从事自己的事业，万物安居于各自的位置，没有以个人独断为名的治理，也没有仓促求成的功劳。因此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才把昏暗无能者贬退、贤明有能者升迁。升迁，就是所谓奖赏；贬退，就是所谓惩罚。奖赏在春夏，惩罚在秋冬，哪里会有怠慢和迟缓呢？古代只有军中的奖赏不能超过时限，军中的惩罚也不能超过时限。服从命令的人，在祖庙前奖赏，是希望百姓迅速得到行善的利益；不服从命令的人，在社庙前戮杀，是希望百姓迅速看到不行善的罪罚。这是圣王不得已才采用的办法，不是用来治理士大夫的。所以你所讥刺的，是太平时代的治理；你所称道的，是军中的法令。况且奖赏是为了劝人行善，而行善的人终身真诚地行善，现在只在春夏奖赏一次，反而会使他怠慢。这样一来，即使他行善，也未必不是虚伪；跟着去奖赏他，就是奖赏虚伪，哪里是所谓善呢？与其奖赏这种人，不如不奖赏这种人。因此君子端正自己的行为，不是为了求取禄位；修养德行，不是为了迎合世俗；爱护百姓，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尊奉君主，不是为了得到奖赏。所以有功劳即使受到奖赏也不骄傲，奖赏即使来得晚也不怠慢。有人说：“难道不在春夏就不能奖赏吗？急于取得奖赏罢了，为什么一定要在春夏呢？”回答说：“不对，这就是所谓顺应天意。做父亲的，没有不希望儿子孝顺自己；要想儿子孝顺自己，不如自己先实行孝道。做上位者的，没有不希望下属顺从自己；要想下属顺从自己，不如自己先实行顺从。天，是君主之上的主宰；君王，是诸侯之上的主宰；诸侯，是大夫、士之上的主宰。所以君王顺应天意，诸侯就顺从君王；诸侯顺从君王，大夫、士就顺从君主。君主怎样做，大夫、士也怎样做，这才是贤良的大夫、士；君王怎样做，诸侯也怎样做，这才是贤明的诸侯；上天怎样做，君王也怎样做，这才是圣王。因此春夏，是上天的和气，是上天施生的时节，是万物繁荣的时节，所以在这时施行奖赏；秋冬，是上天的义气，是上天肃杀的时节，是人和万物所畏惧的时节，所以在这时施行惩罚。因此奖赏和惩罚之所以顺应天意，是因为臣事奉君，子事奉父，年幼者事奉年长者，地位卑下者事奉地位尊贵者。根本在于君王。天下的君主欣悦地说：“君王尚且顺应天意。”那么天下的君主没有不欣悦而顺从君王的。天下的君主欣悦并顺从君王，天下的大夫、士就欣悦地说：“君主尚且顺从君王。”那么天下的大夫、士没有不欣悦而顺从君主的。所以君王把天当父亲侍奉，把地当母亲侍奉，把太阳当兄长侍奉，并不是为了祈求和报答，而是为了通达天下的大义。《患盗论》　　　　　　　　　　　刘敞

译天下正为盗贼而忧患，有人问刘子：“盗贼可以除掉吗？”回答说：“为什么不能除掉呢？只是盗贼有源头，能够堵住源头，还忧虑什么盗贼呢？”有人说：“请问盗贼的源头是什么？”回答说：“衣食不足，是盗贼的源头；政令赋税不公平，是盗贼的源头；教化不修明，是盗贼的源头。一个源头松弛，就会有人掏囊开箱而成为盗贼；两个源头松弛，就会有人拿着兵器劫掠良民而成为盗贼；三个源头都松弛，就会有人攻打城邑、掠夺百姓而成为盗贼。这就是所谓盗贼有源头。丰足的时代没有盗贼，是因为衣食充足；治理的时代没有贼乱，是因为政赋均平；教化的时代没有动乱，是因为人心顺服。如今不致力于解决衣食问题，却只致力于使盗贼消失，这是想止住水流却不堵塞源头；不致力于教化盗贼，却只致力于禁止盗贼，这是任凭大火燃烧，却拿一升一合的水去救火。况且法律规定盗窃财物要受刑，伤害他人要处死，法令已经很严厉了，盗贼却没有因此停止，并不是不怕死，而是想到没有活路，认为坐着等死不如起来谋求生存。法律又规定，凡盗贼能够自行自首的，可以免除罪行，有的还赏赐衣裳、剑带、官爵和品秩，恩惠已经很深了；盗贼却不响应招募，并不是不愿意活，而是想到没有快乐地活下去的办法，认为做百姓非常痛苦，做盗贼反而非常安逸。既然如此，盗贼并不是出于自身愿望才去做盗贼，而是上面用法律把他们驱使成盗贼；他们不愿出来，也不是自己不愿出来，而是上面用法律控制他们，使他们留下。假如衣服和食物足以周全地供养身体，廉耻很早就加在心中，他们只怕不能列入良民之中，哪里敢这样做呢？所以用死亡恐吓他们而他们不害怕，用生路劝诱他们而他们不受劝，即使频繁派遣直指使者，加重督捕的科条，本来就不会有益处。如今有关部门不从根本上防治，却把责任寄托在州牧、郡守身上，这正是臧武仲所说的不能追究的原因。通常百姓耕种九年，才有三年的粮食；有三年的粮食，才可以教他们礼义。如今造成衣食不足、政赋不均、教化不修的，是州牧、郡守吗？我恐怕还没有得到治理的益处，汉武帝时沉命法造成的弊病就会再次兴起。如果还崇尚揭发的手段，任用机巧诡诈的计谋，也不足以断绝奸邪、抵御雍乱，反而因此在晋国被杀。所以仲尼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做的，是使天下没有诉讼吗？’推而广之，也可以说：‘用兵打仗，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做的，是使天下没有战争吗？’再引申开来，也可以说：‘禁止盗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做的，是使天下没有盗贼吗？’何不也返回根本罢了。自从元昊侵犯边境以来，中原盗贼很多，山东尤其严重。天子派侍御史督促捕盗，同时招抚他们，却不能全部捕获。于是下令，州郡发生盗贼而不能立即捕获的，长官要获罪，想要加重他们的罪责。我认为这还没有完全做到防患于未然，所以写下这篇议论。《叔辄论》　　　　　　　　　　　刘敞 叔辄因日食而哭。叔孙昭子讥笑他说：“叔辄将要死了，日食并不是值得哭的事情。”唉！叔孙昭子难道是不懂得说话的人吗？鲁昭公是软弱的君主，享有国位已经很久了。季氏是强大的臣子，能够专擅国政。他所树立安置的，不是亲戚就是党羽。一个臣子使君主不能役使他，一个百姓使君主不能拥有他；赏罚违背众人的公论，权势又被外臣夺去。子家驹是通达人情的人，却闭口不言而领取俸禄做官。梓慎通达天道，却用诡辩之辞，不敢直言。因此叔辄知道日食的忧患一定将会牵连到君主。他想进言，却得不到信任；想沉默，却又不能停止；想谋划，却受到祸患逼迫；想随波逐流，却失去了操守。他满腔愤懑郁结，无人可以倾诉，所以慷慨激愤，终于号啕大哭。假如昭公因而有所感悟，听取并采用他的谋略，援用忠直之士，退斥奸邪，破除朋党造成的弊害，禁止强臣僭越，鲁国就可以重新得到治理，难道只是长久保有君位而已吗？在那时，仲尼是圣人，而且出生在鲁国；颜回、冉耕等人是仁人，四方之士归附他们，举用他们并采纳他们的谋划，改变三桓的局面是很容易的。然而昭公最终没有觉悟，长久纵容恶行、培植祸患，不到五年，就奔走流亡而失去国家，寄居在干侯，终身忧愁孤苦。从这件事看来，难道不可以极度悲哀而痛哭吗？这就是叔辄感动悲痛的原因。忠于国家的君子，明白礼义，却不善于了解人心。人本来就不容易了解。《易经》说：“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心意。”把话说出来并记录下来，已经认为很详尽了，却还说不能完全表达，何况那些从来没有记录、从来没有说出来的呢？这就是叔辄被当时人讥笑，被认为狂妄而不受信任的原因。唉！《宋文鉴》第九十五卷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第九十六卷 宋代吕祖谦编

译论 《贤论》　　　　　　　　　　　　刘敞 君主自身贤明，不如能够任用贤人的贤明；臣子自身贤明，也不如能够推荐贤人的贤明。聪明、明辨、聪慧，才艺高超、敏捷能干，这可以称为贤明。然而这是平民个人的才能，不是君主应有的操守。君主自己不亲自看，明察的人替他看；自己不亲自听，聪敏的人替他听；自己不亲自说，智慧的人替他发言；自己不亲自思虑，圣明的人替他思虑。所以说，只要百官各得其职就够了，这就是君主的操守。明察的人替他看，所见必定深远；聪敏的人替他听，所听必定细微；智慧的人替他发言，言论必定恰当；圣明的人替他思虑，谋虑必定精密。假如只靠君主亲自运用自身，便不能治理天下；即使想治理，也不能应付周全。所以说，不如能够任用贤人为贤。忠诚守信、仁爱正义、刚强坚毅而有操守，这可以称为贤明。然而这是终身的善行，还不足以流传后世。臣子应当以宗庙为心，以万民为心，以后代子孙为心。为长远大计进行谋划，使有智慧的人来完成它；为长远未来制定谋略，使仁爱的人来守护它。今世依赖他的恩泽，后世承受他的福祉，世代延续他的事业，这就是天地的功劳，也是春夏秋冬相互配合而成就一年。所以说，不如推荐贤人为贤。刘子说：过去舜拥有天下，是大圣人，只是不想让自己显得贤明罢了，因此舜喜欢询问，喜欢考察浅近的话；他所举用的有二十二人，身穿绘绣礼服，弹琴的两个女子也能使天下得到治理。过去周公辅佐天下，是大圣人，只是不想让自己显得贤明罢了，因此每天直到日影西斜仍不疲倦，勤劳地寻求贤士；拿着礼物来见他的有十多人，和他交朋友的有一百多人，贤者共同继承他的德业而成就它，到末期，刑罚停止施用达四十多年。所以君主没有比舜更盛大的，臣子没有比周公更盛大的。不做舜所做的事，就不是贤君；不做周公所做的事，就不是贤臣。刘子说：君主不能成为君主，不只是因为愚蠢；即使聪明、明辨、智慧，才艺敏捷能干，却不知道任用贤人，仍然不能成为合格的君主。臣子不能成为臣子，不只是因为鄙陋；即使忠诚守信、仁爱正义、刚强坚毅而有操守，却不知道推荐贤人，仍然不能成为合格的臣子。过去桀、纣在天下人面前夸耀才能，以声势压倒臣下，那么他们难道不是聪明明辨、才艺敏捷吗？只是自以为贤明罢了，不知道任用贤人，终于导致灭亡。过去臧文仲辅佐鲁国，鲁国因此强盛，他的言论总是恰当，那么他难道不是忠诚守信、仁爱正义、刚强坚毅而有操守吗？只是自以为贤明罢了，不知道推荐贤人，终于使国家被削弱。所以说，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华和美德，如果骄傲而且吝啬，其余就不值得一看了。所谓骄傲，不只是凭借尊贵向人骄傲、凭借 富有向人骄傲；凭借才干向人骄傲，危害更大。所谓吝啬，不只是吝于授予爵位，也包括 吝于把东西分给别人，吝于教导别人，其危害更大。所以凭才干向人骄傲，就是傲慢；别人会怨恨他。吝于教导别人，就是嫉妒；别人会疏远他。因此古代的君子，没有人以骄傲和吝啬自处。想要做君主，道理全在这里；想要做臣子，道理也全在这里。《诗经》说：“不认识 也不知道顺从上帝的法则”，说的是君主所以成为君主的道理。《诗经》又说：“快乐啊 君子，保佑爱护你”，说的是臣子所以成为臣子的道理。君主要成为君主，臣子要成为臣子。即使历经万世，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可以改变它。《救日论》　　　　　　　　　　刘敞 《春秋左氏传》说：“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时发生日食，不算灾害。”又说：“不是正阳之月，不击鼓。”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圣明的君主最为敬畏并认真对待的，没有比天更重要的；天神最明显而光明的，没有比太阳更显著的。太阳，是众阳的宗主，是君主的表征。发生日食时，天子就在社庙击鼓，诸侯就在朝廷击鼓。这不是爱好迂阔的说法来蒙蔽百姓的耳目，而是要表明阴气侵害阳气、柔弱压制刚强、臣下蒙蔽君主、妻子凌驾丈夫，是违背道德的趋势，不能任其发展。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救日？为什么不救？应该害怕什么？又有什么不该害怕的？左丘明的话，使谄媚的臣子能够借此谄媚君主，使邪恶的臣子能够借此保全自身。我请求加以辨明。周幽王时代的诗说：“十月交替之时，初一是辛卯日，发生了日食，也实在丑恶。”周历的十月，就是春分或秋分已经过去的时候，难道属于所谓不算灾害的情况吗？《夏书》说：“到了季秋之月初一，日月运行失常，瞽人奏鼓，啬夫奔走。” 百姓奔跑；夏历的季秋，并不是正阳之月，那么所谓不击鼓又在哪里呢？由此看来，日食必定值得畏惧，也必定应当救护，毫无疑问。谄媚奸邪的臣子在外，就结党营私来实现自己的私欲；在内 就用偏邪虚伪的言辞欺骗蒙蔽，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本来日日夜夜没有片刻 不担心君主觉察自己。发生日食，他们反而会高兴，哪里肯斥责这种灾异来警告君主呢？因此有的人甚至到了夷陵仍不醒悟，鲁国的季孙、汉朝的张禹就是这样。过去季孙意如专擅鲁国，知道日食会伤害他的君主，却不忧虑，最终驱逐了昭公；张禹在汉朝做官，知道日食会危害国家，却不向上告发，最终促成了王氏的兴盛。唉！灾变的来源已经很明显了，作为君主的难道可以不察看吗？难道可以不察看吗！《材论》　　　　　　　　　　　　王安石 天下的祸患，不在于人才不多，而在于居上位的人不希望人才众多；不在于士人不愿做事，而在于居上位的人不让他们做事。人才的任用，是国家的栋梁；得到人才，国家就会安定而荣耀，失去人才，国家就会灭亡而受辱。然而居上位的人不希望人才众多、不让他们做事，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有三种蒙蔽。其中最严重的一种，是以为我的地位可以使我免去耻辱、断绝危难，终身不会有天下的祸患，人才的得失对国家治乱的大势没有补益，所以安然放纵自己的意志，最终却陷入败乱、危亡和耻辱之中，这是第一种蒙蔽。又有人以为我的爵禄、尊贵和财富足以诱使天下士人，荣辱忧患都掌握在我手中，因此我可以坐在那里傲视天下士人，他们将没有不来趋附我的；但最终也只会陷入败乱、危亡和耻辱之中，这也是一种蒙蔽。又有人不寻求培养、收取和任用人才的方法，却忧惧地以为天下实际上没有人才，这最终也只会陷入败乱、危亡和耻辱之中，这同样是一种蒙蔽。这三种蒙蔽，造成的祸患相同；但是用心还算善良、尚且可以讨论其过失的，只有以为天下没有人才这一种。因为他的内心并不是不想任用天下的人才，只是不知道其中的原因罢了。况且有才干能力的人，在外表上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呢？

译只是遇到事情便能把事情办好，谋划策略便能使利害得当，治理国家便能使国家安定，这才是他们不同于常人的地方。所以居上位的人如果不能精细审察并妥善任用他们，那么即使他们怀有皋陶、傅说、后稷、契那样的才智，也不能自行显出与众不同，何况才能更低的人呢？世上那些受蒙蔽的人却说：人身上若有特殊才能，就像锥子放在囊中，锥尖一定会立刻显露出来，所以从来没有实际才干却不能被看见的人。这只是看到了锥子在囊中的情形，却根本没有见过马在马厩里的情形。劣马和良马混杂在一起，它们饮水、吃草、嘶鸣、踢咬时，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等到它们拉着重车、行走在平坦道路上，既不用频繁鞭打，也不烦劳驾驭，只要轻轻一抖缰绳，千里路程便已到达。这时，即使让劣马和它并驾齐驱，即使车轮倾斜、缰绳断裂、筋骨疲惫，昼夜不停地追赶，也远远不能赶上。到这时，骐骥、騕褭和劣马才区别开来。古代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不以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尽力寻求人才并加以试用罢了。试用人才的方法，只在于使他适合自己的才能而已。南越出产的长竹，箭头用百炼精金制成，箭羽用秋天鹗鸟颈部的羽毛制成，装在强弩上射向千步之外，即使有犀牛、兕牛那样的坚固防护，也没有不当场穿透而死的；这是天下的利器，也是决定胜负、显示武力时所珍视的东西。然而如果不知道它适合用来做什么，却拿它去敲打东西，那么它就和一根朽木棒没有区别了。由此可知，即使得到天下珍奇的材料和杰出的人才，如果使用不得其法，也会像这样。古代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于是仔细衡量他们的才能并审慎安排，使才能大的、小的、长的、短的、强的、弱的，没有不适合其职任的。这样一来，即使是愚钝、浅陋、鄙俗的人，也都能发挥自己的见识来办成小事，何况那些贤能、智慧和力量卓异的人呢？唉！后世居位者大概从来没有寻求这个道理并用事实加以验证，只是坐在那里说：“天下果真没有人才。”也只是没有认真思考罢了。有人说，听说古代对于人才，有通过教育培养而使其成就的；您却只说寻求并任用人才，为什么呢？回答说：“在天下的法度尚未建立之后，必须先寻求天下人才并任用他们。如果能够任用天下人才，那么恢复先王的法度就有了凭借；这样一来，天下的小事都会像先王时代那样，何况教育培养人才这样的大事呢？”这就是我只谈寻求并任用人才的方法的原因。唉！如今天下大概曾经忧虑没有人才可用，我听说：六国合纵时，善于辩说的人才出现了；刘邦、项羽同时兴起时，筹划谋略、作战攻伐的人才涌现了；唐太宗想要治理天下时，谋划国事、进谏诤言的辅佐之臣便来了。这几位君主尚未出现时，大概从来没有这些人才。君主如果真想得到人才，人才就会到来。如今的问题也只是居上位的人不寻求、不任用人才罢了。天下如此广大，人物如此众多，却说“果真没有人才”，我不相信。《原过》　王安石 天有过错吗？有，山陵崩裂、日月争斗、日食月食就是。地有过错吗？有，崩塌、松弛、枯竭、阻塞就是。天地都有过错，最终却没有因此覆灭，为什么？因为善于恢复常态。人处在天地之间，本来不可能没有过错，最终却不妨碍他成为圣人贤人，为什么？也是因为善于恢复常态。所以太甲思念常道，孔子说“不要害怕改正过错”，扬雄看重迁善，这些都是恢复常态的方法。我的朋友有过错而能悔悟，悔悟而能改正，别人却说：“这只是他先前所做的事罢了。”如今他的作为与先前的作为不同，并不是他的本性如此，而是故意修饰外表来欺骗世人。难道懂得什么是道吗？上天把金、木、水、火、土五行赋予万物，人本来都具备它们。有了这些却不思考，就会失去；思考了却不实行，就会废弃。一天之内责怪先前的错误，充分地思考并实行，这就是失去之后重新得到，废弃之后重新振兴。所以说：“说这不是他的本性，就是带领天下人残害本性。”譬如有人有财物，被盗贼抢去，后来又找回来了，却说：“这不是那个人的财物，先前只是被盗贼抢走了。”可以这样说吗？不可以。财物在自己手中，本来尚且不如本性真正属于自己。财物失而复得，还不能说“不是他的财物”；本性失而复得，难道可以说“不是他的本性”吗？《周公》　王安石 荀卿荒诞妄说得太厉害了！他记载周公的话说：“我拿着礼物前来求见的有十人，退还礼物而来相见的有三十人，容貌显得恭敬而来求见的有一百多人，想要说话并请求把事情办完的有一千多人。”如果这确实是周公所做的，那么周公岂不是太渺小了吗？圣人治理天下，我本来没有直接在天下做什么，天下最终却没有什么不能治理，是因为法度确实修明。所以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在党设立庠，在遂设立序，在国都设立学，并且竭尽其道，制定培养贤才、教育士人的制度。士人即使贤能尚未达到任用的程度，也没有不受到尊敬和供养的。这就是周公对待士人的方法。如果真如荀卿所说，那么春申君、孟尝君的行为就是乱世的做法，哪里足以作为周公呢？况且圣世的士人各有自己的事业，讲习道理、学习技艺，只忧虑时间不够，哪里需要到公卿门下游说呢？那些游走于公卿门下、求取公卿礼遇的人，都是战国的奸民，如毛遂、侯嬴之流。荀卿生在乱世，不能考察并论述先王的法度，使之流传天下，反而受乱世风俗迷惑，于是以为圣世的士人也不过如此，这已经是很大的过错了。况且周公所礼遇的，难道是大贤吗？如果是大贤，周公难道只拿着礼物去拜见他就算了吗？本来应当把他推荐给天子，与他共同执掌天下。如果他不贤，不能与他共同执掌天下，那么周公又怎么会同他行礼呢？子产掌管郑国政事时，曾用自己的车马在溱水、洧水上帮助人渡河。孟子说：“有恩惠，却不知道怎样治理政事。”君子治理政事，在天下建立良法，天下就能治理好；在一国建立良法，一国就能治理好。如果不能建立法度，却想让每个人都高兴，时间就是一天也不够用。假使周公懂得治理政事，就应当在天下建立学校的制度。不懂得建立学校，只能劳累自身来接待天下士人，那么不仅力量有所不足，形势也有所不允许，周公也可以说是愚昧了。又有人说：“依靠俸禄的士人还可以傲视，端正自身的士人不可以傲视。”君子不傲慢，即使在暗室中也不敢自我轻慢，难道因为对方依靠俸禄，就可以傲视他吗？唉！所谓君子，贵在能够不因世俗而改变。荀卿生在乱世，却竟拿乱世的事情来衡量圣人；后世士人尊奉荀卿，认为他是继孟子而起的大儒，我不相信这种说法。《功名论》　司马光

译自古以来，臣子中有功劳的究竟是谁呢？我认为臣子从来没有真正的功劳，所谓有功，都是君主的功劳。为什么这样说呢？土地上有草木，如果上天不降雨露，草木就不能生长；月亮有光辉，如果太阳不照耀它，月亮就不能明亮；臣子有事业，如果君主不信任他，事业就不能成功。这是自然的道理。古代大国不过方圆百里，小国只有它的一半，然而都有贤能的卿大夫辅佐君主，大国因此称王，小国因此称霸，最差的也还能保全国家，世代相传几十代而不断绝。由此看来，天下哪里有没有士人的国家呢？问题在于君主认识得不明白、任用得不坚定、信任得不专一罢了。这样，臣子即使有才智也不能施展，即使有忠诚也不敢献出。君主只是在上面徒然忧劳，想要治理却更加混乱，想要安定却更加危险，想要荣耀却更加耻辱。既然如此，君主有贤才却不能识别，等同于没有贤才；识别了却不能任用，等同于没有识别；任用了却不能信任，等同于没有任用；不任用贤才却想求取功业的美盛、名誉的清白，是很难的。过去百里奚是虞国人，由余是戎人，商鞅是魏国人，却都被秦国任用。苗贲皇、申公、巫臣是楚国人，却都被晋国任用。伍员是楚国人，却被吴国任用。韩信、陈平是项羽的人，却被汉朝任用。这五国并不是没有贤人，而是君主不能识别，反而把他们赶去资助敌国。这就是所谓有贤才却不能识别，等同于没有贤才。齐桓公看见郭国的废墟，向乡野之人问道：“郭国为什么灭亡？”那人回答：“因为它喜欢善人而厌恶恶人。”齐桓公说：“喜欢善人、厌恶恶人，是国家兴盛的原因，却为什么反而灭亡了呢？”那人回答：“喜欢善人却不能任用，厌恶恶人却不能除去，所以灭亡。”齐桓公回去后把这件事告诉管仲。管仲说：“君主和那个人一同回来了吗？”回答说：“没有。”管仲说：“君主也是另一个郭国君主。”齐桓公于是召见那人并授予官职。齐景公对待孔子时说：“像季氏那样的待遇，我不能用季氏、孟氏之间的待遇来对待他。”齐王想在国都中给孟子一所住宅，以万钟的俸禄供养孟子，使各位大夫和国人都有所尊敬、效法。这两位君主并非不知道孔子、孟子是圣贤，只是不能实行他们的道，却徒然想尊崇他们来博取名声，因此孔子、孟子认为这是不义，便不肯留下。《洪范》说：“凡是那些正直的人，先使他富足，然后才能使他善治；你不能任用他，却让那些对你家有好处的人居于其上，这就是人的罪过。” 这就是所谓知道贤才却不能任用，等同于不知道有贤才。乐毅替燕国攻打齐国，攻下七十多座城。燕王怀疑他，派骑劫代替他统率军队。田单欺骗骑劫并击败他，齐国的土地也全都失去了。廉颇担任赵国将领，抵抗秦军，长久不出战。赵王怀疑他，派赵括代替他统军。白起击败赵括并俘虏了他，坑杀赵军士卒四十万人。项羽采用范增的谋略，使诸侯强盛称霸，包围汉王于荥阳，几乎就要攻下了；后来听信汉军的反间计而怀疑范增，范增愤怒离去，项羽最终被汉军擒获。驾车的人已经驾驭良马，却又把劣马夹杂进去，想让它们并驾前进，是不可能的。耕田的人已经种下好谷子，却又把稂莠混杂进去，想让它们一同生长茂盛，是不可能的。治理国家的人已经安置贤才，却又让小人从中离间，想让他们并立而共同治理，是不可能的。所以宓子贱担任单父县令时，向君主辞行，请求君主身边的两名近史同他一起到任，让两名史官记录事情；每当他们刚写完，宓子贱就拉扯他们的手肘，若写得不好便跟着责怒他们。两名史官对此忧虑，请求辞职回去，把这件事告诉鲁君。鲁君拿此事询问孔子。孔子说：“宓不齐是君子，他的才能足以担任辅佐王霸的大臣，却屈尊治理单父，是想借此自我试验。想来他是把这件事作为劝谏吗？”鲁君醒悟后长叹说：“这是我的不才。我扰乱宓子的政事，并责求他把事情办好，已经多次了。没有这两名史官，我就无法知道自己的过错；没有夫子，我就无法自我醒悟。”于是立即派遣自己宠爱的使者，告诉宓子说：“从今以后，单父不再属于我，听从你的制度。凡有使者到民间办事，都由你决定。”五年之内只向他询问一次政事要领。宓子于是得以施行自己的政令，单父大治。《大禹谟》说：“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去除邪恶不要犹豫；疑虑不决的谋划不要实行，各种志向才能光明昌盛。”《荀子》说：“君主有六种忧患：让贤人做事，却让不肖者同他谋划；让有智慧的人思考，却让愚昧者同他讨论；让修养高尚的人实行，却让污邪之人怀疑他。这样即使想成就事业，能够做到吗？这就好比竖立一根直木，却担心它的影子会弯曲，是再大的迷惑也不过如此。”俗话说：“美貌女子的姿色，是丑陋者的祸根；公正之士，是众人的疮疽；修行正道的人，是污邪之徒的敌害。如今让污邪之人评议自己的怨敌，却要求他没有偏私，能做到吗？这就好比竖立一根弯木，却要求它的影子是直的，是再大的混乱也不过如此。” 唉！君主如果不知道某人是贤才，那也就罢了；既然已经审慎地知道他是贤才，授予他政权，却又怀疑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凡是忠诚正直的臣子，在国家推行自己的道，就必然会同天下的奸邪成为怨敌。他并不是喜欢同奸邪结怨；如果不同他们结怨，君主就不会尊贵，国家就不能治理，功业就不能建立。一个人每天同天下的奸邪结怨，而奸邪轮番在君主面前诋毁他，君主又不能决断，兼听两可，那么忠直之臣想求得不遭危险，是不可能的。君子并不是贪爱死亡，却仍然不肯改变自己的做法，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死去而功业不能建立，奸邪会更加猖獗，忠良会更加恐惧，政事会更加混乱，国家会更加危险。所以君子仕进艰难而退隐容易，辞去高位而接受卑职，披散头发假装疯狂，逃入山林，都是因为这个缘故。这就是所谓任用贤才却不能专一，等同于没有任用。明智的君主却不这样做，他审慎地寻求天下的大贤，立即任用，专一地信任，把国家、社稷和百姓托付给他；即使最亲近的人也不能夺取他的权力，即使最尊贵的人也不能同他争夺，即使最隐秘巧诈的谗言也不能离间他们。他们坚定得像胶漆相合，看不见缝隙。这样以后，贤人才能竭尽心力、施展才干，不担忧怨敌的言语，不畏惧猜疑嫌隙的痕迹；君主只需端坐而无为，享受他的功利，收取他的荣誉声名罢了。

译古代的圣帝明王用这种方法使德泽光照四海，长久养育万物，功业如同天地，光明如同日月的，多得不必一一称述便可知道。这里只说时代较近、道术较浅的例子：从前齐桓公得到管仲，三次熏香、三次沐浴，为他解开枷锁，任命他为相。鲍叔牙是齐桓公的老师，却避让太宰之位，安然跟随在管仲之后。国子、高子是天子任命的守卿，天下人每五乡推举一人听从他们的政令。何况四境之内其他上下各等人物，谁能不战战兢兢地跟随齐桓公、尊重并信任管仲呢？所以齐桓公能够多次会合诸侯，匡正天下，成为五霸之首。陈平是楚国败亡的将领，汉高祖感念他的功劳，让他监护各位将领，绛侯、灌婴等人都嫉害他。高祖任命陈平为护军中尉，让他全面监察诸将，诸将于是都不敢再说什么。韩信是逃亡的士卒，高祖因萧何一句话，便把他从普通军伍中提拔出来任命为大将，诸将都感到惊异而不敢争辩。因此五年之内击败项羽，平定天下，开创基业、传下统绪，四百年而不断绝。蜀先主刘备与关云长、张飞是平民时的朋友，共同经历艰难险阻，恩情如同兄弟；一旦得到诸葛孔明，便以超过对待关羽、张飞的礼遇对待他。关羽、张飞不高兴，先主说：“我有孔明，就像鱼有水，希望诸位不要再说了。” 所以蜀先主能够从败亡中振兴，保有一方土地，与魏、吴成为敌国。符永固在隐士中得到王景略，任命他为丞相；有害于他的贵戚大臣，符永固就立即杀掉，并对太子苻宏和长乐公苻丕说：“你们侍奉王公，要像侍奉我一样。”所以他能够向东攻取燕，向西攻取凉，向南攻取襄阳，向北攻取拓跋，全部占有中原，几乎平定天下。这五位臣子，从今天看来，都是英杰之才。假如四位君主认识他们不明白，任用他们不坚定，信任他们不专一，那么管仲会被剁成肉酱陈列在齐国朝廷，陈平会困穷于门户之内，韩信会在淮阴挨饿，诸葛孔明会老死隆中，王景略会死在华山，姓名都被埋没，后人再也无法知道。哪里还会有这样显著的功业流传后世呢？所以《大雅》说：“徐方既已归服，这是天子的功业。”晋平公问叔向说：“齐桓公称霸，是君主的力量，还是臣子的力量？”叔向说：“管仲善于裁割，隰朋善于削缝，宾胥无善于缝制衣边，齐桓公只知道穿衣罢了。这也是臣子的力量。”师旷说：“管仲善于裁割，隰朋善于煎煮，宾胥无善于调和。羹已经煮熟了，捧来进献，但君主不肯吃，谁能强迫他呢？” 这也都是国君的力量啊。”魏文侯派乐羊率军进攻中山，三年后攻下了它，回来后论功行赏。文侯给他看一箱诽谤乐羊的书信，乐羊拜了两拜，叩头说道：“这不是我的功劳，是主君的力量啊。”由此说来，臣下不能独自建立功业，凡是有功劳的，都是国君的功劳。论　司马光 “葬”就是收藏、埋藏的意思。孝子不忍心让父母的遗体暴露在外，所以收殓后埋葬他们。送葬的物品不必丰厚，过于丰厚有损无益，古人对此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如今人们葬礼的厚重程度并不超过古代，但拘泥于阴阳禁忌却比古代严重得多。古代虽然也要占卜墓地和葬日，大概是先筹划对人事有利的安排，然后再用蓍草和龟甲加以验证，希望以后不再有艰难，并没有固定的墓地和固定的日子。如今的葬书，却要察看山川冈阜的形势，考究年月日时的干支，认为子孙的贵贱、贫富、寿夭、贤愚全都由此决定；不是这个地方、不是这个时辰，就不能下葬。全天下都受迷惑而相信它，于是防备、安葬亲人的人往往长久不下葬。问他们，便说：“年月不利。”又说：“还没有找到吉地。”又说：“在远方做官，还没能回来。”又说：“家贫，不能置办葬具。”甚至有人终身、累世不下葬，最后把尸体和棺柩丢弃遗失，连所在之处也不知道。唉，这难道不令人深深叹息吗！人死后有子孙，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子孙能够埋藏他的遗体；他们所做的竟然是这样，哪里比得上没有子孙、死在道路上，反而还有仁慈的人看见后把他掩埋呢？先王制定礼制，安葬期限最迟不过七个月。如今世上制定法令，从王公以下都在三个月内下葬；按照礼制，在没有下葬以前不能改变丧服，要吃稀粥，住在倚庐中，这是因为哀痛亲人的遗体尚未有所归宿。下葬以后，才逐渐改变丧服、除去丧礼。如今的人背弃礼制、违犯法令，亲人尚未下葬就除去丧服，跟随官府到四方任职，吃精米，穿锦衣，饮酒作乐，他们的内心能够安宁吗？人的贵贱、贫富、寿夭由上天决定，贤愚由人自身决定，本来就与下葬没有关系。即使一切都像葬师所说的那样，做儿子的正在遭受丧亲之哀，又怎么忍心不顾亲人的遗体暴露在外，却只想为自己谋求福祉呢？从前我们各位祖先下葬时，家里十分贫穷，连棺椁都置办不起。从太尉公以后才开始有棺椁，但金银珠玉之类的东西从来没有丝毫放入墓穴。将要下葬时，太尉公的族人都说：“下葬是家族的大事，怎么能不询问阴阳？这一定不行。”我的兄长伯康没有办法，于是说：“询问阴阳当然可以，但哪里能找到好的葬师来询问呢？”族人说：“近村有个张生，是位高明的葬师，几个县都请他。”兄长于是召来张生，答应给他钱二万。张生是个乡野之人，世代以葬师为业，给乡野人下葬所得不过一千钱，听到这个数目非常高兴。兄长说：“你能按我的话办，我就让你来下葬；不按我的话办，我就另请葬师。”张葬师说：“一切听从吩咐。”于是兄长亲自按照自己的意思安排年月日时，以及墓穴的深浅、宽窄和出行道路，全都选择便于办事的方案，再让张生用葬书的说法加以修饰，说成：“大吉。” 把这些给族人看，大家都很高兴，没有人提出异议。如今我的兄长七十九岁，以列卿的身份退休；我六十六岁，忝居侍从之职。宗族中做官的有二十三人。与别人谨慎遵用葬书的做法相比，未必胜过我们家。前年我的妻子去世，棺材做好后收殓，衣装等物备办齐全便出殡，墓穴挖好便下葬，从未用一句话询问阴阳家，到现在也没有发生什么别的变故。我一向痛恨阴阳家创立邪说来迷惑众人，成为世间的祸患；对于葬送亲人，这种危害尤其严重。前些时候我任谏官，曾上奏请求禁止天下使用葬书，当时执政者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现在写下这篇论，希望使后世子孙下葬一定按时举行；至于想知道葬具不必丰厚，看我祖先的事就知道；想知道葬书不足信，看我们家的事就知道。元丰七年正月某日，具官司马光撰述。《宋文鉴》卷九十六。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九十七。宋代吕祖谦编。

译论。《心术》　苏洵 作为将领的原则，首先应当修养心性。泰山在面前崩塌而脸色不变，麋鹿从左边突然出现而眼睛不眨，然后才可以控制利害，应对敌人。凡是用兵，最重要的是合乎义；不合乎义的事，即使有利也不要行动。并不是一次行动本身会造成利害，而是日后将会有无法措手处理的后果。只有合乎义，才能激怒士卒；士卒因义而奋发，就可以同他们经历百战。凡作战的原则是：战事未发生时，积蓄财力；将要作战时，蓄养兵力；已经交战时，振作士气；取得胜利后，培养军心。谨慎设置烽火，严格安排侦察警戒，使耕种的人没有后顾之忧，这是用来蓄养财力的。给予丰厚的犒赏，使士卒安闲，这是用来蓄养兵力的。取得小胜便更加紧迫，受到小挫便更加奋厉，这是用来蓄养士气的。使用士卒时不完全满足他们想做的事，这是用来培养军心的。所以士卒常常积蓄着愤怒，怀抱着欲望却不让它们完全发泄。愤怒没有尽头，就会有剩余的勇气；欲望没有满足，就会有剩余的贪求。因此即使兼并了天下，士卒也不会厌弃战争，这就是黄帝能够经历七十次战斗而兵力不衰败的原因。不培养军心，即使一战取胜，军队也不能再使用了。凡是将领，应当有智慧而且严厉；凡是士卒，应当使他们朴拙。将领有智慧，便无法测度；将领严厉，便不可冒犯。所以士卒将要舍弃自己而听从命令，怎么能不使他们朴拙呢？只有士卒朴拙，然后才可以同他们一起赴死。凡是要知道军队何时行动，必须知道敌国的君主、敌军的将领，然后才可以在险要处采取行动。邓艾把军队用绳索悬下送入蜀中，如果不是刘禅昏庸，即使有百万军队也可以坐等被擒。他本来就是因为有所轻侮而采取行动的。所以古代的贤能将领，既能用军队抵挡敌人，又能用敌人的力量来抵挡敌人，因此进退取舍都可以决定。凡是主将的原则，懂得道理以后才能出兵，懂得形势以后才能进攻，懂得节制以后才能用兵。懂得道理就不会屈服，懂得形势就不会沮丧，懂得节制就不会陷入穷困。看见小利不行动，看见小患不躲避。小利小患，不足以使我的本领受辱。这样以后，才有办法支撑大得多的利益和祸患。只有修养本领而又珍爱自身的人，才能天下无敌。因此一次忍耐可以抵挡百次勇猛，一次镇静可以制服百次躁动。兵力各有长短，敌我双方都是如此。他听说我的长处，我就出兵使用它，他将不会同我较量；我的短处，我隐藏起来搁置不用，他却会强行同我角力。怎么办呢？回答说：我的短处，我偏要显露出来，使他疑惑而退却；我的长处，我暗中保守并加以培育，使他轻视我而陷入其中。这就是运用长处和短处的策略。善于用兵的人，使敌人没有顾虑，同时又有所倚仗。没有顾虑，就知道死并不可惜；有所倚仗，就知道不至于必败。一根尺把长的木杖对着猛虎，奋力呼喊着拿来击打；徒手遇到蜥蜴，却变了脸色退步，这是人的常情。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统率军队了。袒露上身，按着宝剑，即使乌获也不敢逼近；戴着头盔、穿着铠甲，抱着兵器睡觉，即使儿童也能张弓把他杀死。所以善于用兵的人，要用形势来巩固自己。能够用形势巩固自己，力量就会有余。《任相》　苏洵 古代善于观察一个国家的人，只看它的宰相是什么样的人罢了。议论者曾说：“将领和宰相地位相当，将领只不过是一个大有司罢了，不能同宰相相提并论。”国家有征伐时，将领的权力才重；但无论有无征伐，宰相都不可有一天被轻视。宰相贤能吗？那么群臣和各级官吏都会贤能，将领也会贤能。将领贤能吗？即使宰相不贤能，将领也不能因此更换。所以说：“将领只不过是一个大有司，不能同宰相相提并论。”任用宰相的原则与任用将领不同。做将领的人，大多才干很多，但有的顽固迟钝而不知羞耻，并不是人人都节制廉洁、喜好礼法、不可冒犯。因此不必总以优厚的礼貌和仪容来接待他们；他们有不受羁束、不守法度的行为，也不能用通常的法律去约束。为什么呢？豪放放纵、不肯趋从约束，本来就是将领的常态。汉武帝接见大将军时，往往让他蹲坐在厕所旁；李广利攻破大宛、侵杀士卒的罪过，却被搁置不问，这就是任用将领的原则。至于宰相，必须由节制廉洁、喜好礼法的人担任，不能由豪放放纵、不肯趋从约束的人担任。所以要以礼相待，同时严加责备。古代宰相进见天子，天子要为他离开座席站起；在道路上遇到他，天子要为他下车；宰相生病，天子亲自问候；不幸去世，天子亲自吊唁并等待他入殓，礼遇就是这样优厚。然而宰相有了罪过，也不能徇私。天地发生巨变、天下出现重大过错，而宰相因为不能起身任职便被罢免；宰相不能胜任，诏书一到就让他以平民身份出府，官职也被免除；宰相有其他过失，就乘着简陋的车、驾着母马回去反省过错。以礼相待，然后才能严厉责备他，使他没有怨言；责备严厉，然后仍以礼相待，也不算过分。如果礼遇薄而责备重，他将会说：“君主用礼节来对待我，却用这样的责罚来重重加害我。”这就太过分了；如果责备轻而礼遇重，他就会因此松懈，不肯自我约束。所以要用厚重的礼遇维系他的心志，用严厉的责备勉励他的懈怠；这样以后，做宰相的人才都会对朝廷竭尽忠诚，而不顾及自己的私利。我读贾谊的文章，读到所谓“长太息者”时，常常反复阅读，不能停止，认为贾谊生在汉文帝时，文帝对将相大臣并非无礼，只是周勃一被下狱，贾谊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假使贾谊生在近世，看到近世用来对待宰相的方式，他又会说什么呢？商汤、周武王的德行，三尺高的孩子都知道他们是圣人，可是仍然有伊尹、太公作为他们的师友。伊尹、太公并不比商汤、周武王更贤能，而这两位圣人只是不顾忌以师友的名义表示尊敬罢了。唉！近世的君主，本来不应以此责备他们。天子坐在御座上，看见宰相便站起来的，有这样做的吗？没有。在车上遇到宰相便下车的，有这样做的吗？也没有。天子坐在殿上，宰相和百官在下面奔走，掌管仪礼的官员点名呼喝他们，就像呼喝郡守、召唤胥吏一样。即使臣子这样做，也不算过分。然而尊敬尊贵者、重视贵人的道理，不应当是这样。既然不能以礼相待，那么要责罚他的罪过时，我国的法令也将不能施行。为什么呢？对礼仪不能果断实行，却对刑罚果断实行，那么他的内心就不会服从。所以法律说：“犯了某种罪，就施加某种刑罚。”等到他被免去宰相职务时，既然说“犯有某种罪但没有施加相应刑罚”，不过是削减一级官职，便把他遣出京城，任职于大藩镇罢了。这种弊病，全都始于没有以礼相待。贾谊说：“罪行较轻却自行放弃，罪行重大便自行裁决。”别人不来杀我，我怎么忍心抛弃自己的生命？这一定是对君主怀有极大的惭愧。因此，君主必须有办法使臣下感到惭愧，所以臣下才有所不敢做。汉武帝曾经不戴冠帽去见平津侯，因此在天下多事、朝廷忧惧的时候，即使让石庆置身其中而不受责怪，也没有什么奇怪的。然而，必须先按礼来对待他，然后才可以按法来责备他。我又听说，受到礼遇而不亲自效力来报答君主，受到严厉责备而不自我勉励来保全自身、安定禄位、成就功名的人，天下没有这样的人。

译君主高高在上、傲慢自大，不以礼对待宰相来抬高自己，哪里比得上让宰相亲自效力来报答君主更有利呢？宰相以君主不责备自己为有利，来扩张自己的私利，哪里比得上自我勉励以保全自身、安定禄位、成就功名更为有福呢？我也没有见过舍弃利益而趋向祸害、远离福分而寻求灾祸的人。《辨奸》　苏洵 事情有必然达到的结果，道理有本来如此的一面。只有天下最能沉静的人，才能从细微处看出显著的征兆。月亮周围出现光晕就要刮风，柱脚潮湿就要下雨，人人都知道。人事的推移、道理与形势相互因循，其中疏远难知、变化无常而不可测量的地方，难道比天地阴阳的变化更值得贤者不知道其缘故吗？为什么呢？因为喜爱和厌恶扰乱了内心，利害得失又蒙蔽了外在判断。从前山巨源见到王衍，说：“误害天下百姓的，一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说：“这个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将没有一个能留下。”从今天看来，其中的道理本来确实有可以看出的地方。在我看来，王衍的为人，他的容貌和言语固然有欺骗世人、盗取名声的一面，但他不嫉妒、不贪求，随波逐流。假使晋朝没有惠帝，只有一位中等的君主，即使有成百上千个王衍，又怎么能扰乱天下呢？卢杞的奸诈固然足以欺骗国家，但他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打动人，言语不足以欺骗世人；如果不是唐德宗鄙陋昏暗，又怎么会任用他呢？由此说来，山巨源和郭汾阳推断王衍、卢杞，也可能未必完全正确。如今有这样的人，口中诵读孔子、老子的书，身体实行伯夷、叔齐的操守，招集喜好名声的士人和不得志的人，彼此制造言论，私下树立名号，自以为颜渊、孟轲重新出现；可是内心阴险狠毒，行为与众不同，这就是把王衍和卢杞合成了一个人。这种人的祸害哪里说得尽呢？脸脏了不会忘记洗，衣服脏了不会忘记洗涤，这是人的真实常情。如今却不是这样，穿着巨卢的衣服，吃着狗猪的食物，像囚犯一样蓬头垢面，却谈论诗书，这难道是他的真实本性吗？凡是不近人情的事情，很少有不是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凭借压倒一世的名声，来掩盖尚未显露的祸患，即使有希望治理天下的君主、喜爱贤人的宰相，也还会举荐任用他；那么他成为天下的祸患，必然无疑，岂只是与竖刁、易牙、开方三人相同而已呢？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劳。”假使这个人没有被任用，那么我的话就算说错了，而这个人也会有怀才不遇的叹息。谁知道他的祸害竟会达到这种地步呢？不然，天下承受他的祸害，而我将得到能预见祸患的名声，那才可悲啊。《备乱》　郑獬 要防备天下的祸乱，从古今的形势已经可以看出端倪，只是还没有能够善于防备的人。起初，周朝的诸侯互相捕杀、猎逐、分割，后来形成六国，最终被秦国兼并。秦国认为诸侯的灭亡是因为周朝，于是便对此加以防备。诸侯被一举拔除根基，改置为郡县，结果天下没有一条绳索可以维系。诸侯不再出现，但末流却有平民起兵的祸患。因此汉高祖没有凭借一尺土地，突然从风尘中起兵，五年便成就帝业。汉朝认为郡县制导致秦朝灭亡，于是又对此加以防备。它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又分割土地，封给诸侯王；诸侯王盘踞一方，势力过强，最终没有能够长久，而平民起兵的事情则没有发生。到末期，便有外戚作乱的祸患。王莽这个盗贼窥见其中的空隙，终于窃取了汉朝的国玺。等到光武帝重新开创基业，认为西汉的灭亡是由于外戚，于是又对此加以防备。外戚不再被委以重任，朝廷转而尊崇任用台阁之臣，三公拱手而守着空虚的名器。外戚不再作乱，但末期又有宦官的祸患。宦官的残暴酷烈不断累积，最终发展到董卓，天下于是分裂为三国。魏氏认为汉朝灭亡是由于宦官，于是又对此加以防备。宦官被彻底清除，一律赶回宫闱之中服役。宦官不再作乱，但末期又有强臣的祸患。所以司马氏父子接连掌握大权，经过四代便以禅让的名义夺取了国家。晋氏认为魏国灭亡是由于强臣，于是又对此加以防备。它培植皇族宗室，即使是愚蠢的孩子、懦弱的后代，也都交给他们大国。强臣不再作乱，但末期又有宗室作乱的祸患。早晨还是皇帝，晚上就成了囚徒；五胡趁机而入，于是使中原荒乱，祸乱漫延横流，一直延续到唐朝。唐太宗于是深入考察历代得失，作了充分的防备。到了唐朝末期，又有藩镇割据的祸患。梁、唐、晋、汉、周五代，都因藩镇而相继更换皇帝。历代的祸乱，考察它们用来防备祸患的办法，不能说不周全：堵住一个孔洞，又凿穿另一个孔洞，祸乱怎么会停止呢？大概是因为从来没有取用天下共同的制度，只是用自己的私意来防备罢了。成汤、周武王凭借诸侯的力量取得天下，而商、周两代从未贸然废除诸侯，难道不是采用天下共同的制度吗？正因为采用公正的制度，所以后世能够长久，这种局面是从秦朝以来才形成的。只有急切地防备自己的私利，又以矫枉过正的方式来补救。唉！不能得到圣人的方法来防备祸乱，怎么会不很快败亡呢？《唐论》　曾巩 周成王、周康王去世后，百姓再也看不到先王的治理，社会日渐陷入混乱，直到秦朝，竟把前代圣人几千年来的法度全部废除。天下人共同攻打秦朝并灭掉它，随后归于汉朝。汉朝成为汉朝，历经二十四位君主，东西两汉两次拥有天下，延续将近四百年，但大体上多采用秦朝的法律；即使有所改易秦朝的制度，也多附加自己的意图，并不是效法先王的法度来取得天下的志向。真正有治理天下志向的，只有汉文帝。然而天下的人才不足，所以即使仁德的声誉很美，当时的法度也仍不能比拟三代。汉朝灭亡后，强者于是分割天下的土地。晋朝和隋朝虽然能够重新统一天下，但统一不久就灭亡了，它们的作为不值得再议论。取代隋朝的是唐朝，历经十八位君主，延续将近三百年，其中治理最盛的是唐太宗。唐太宗作为君主，能屈己从谏，怀有仁爱之心、爱护百姓，可以说有治理天下的志向。他用租庸制度役使百姓，用府兵、卫士制度任用军队，用职掌事务任用官吏，用才智能力安排职务，用振兴义理来改变风俗，用尊重农业根本来统领民众。赋税和劳役有固定制度，兵役和农事有固定职业，官职没有虚设的名称，职掌没有废弃的事务，人人习惯于善行，远离末业，使上层所掌握的政务简要而不烦琐，从下层取得的财物少而且容易供给。

译百姓有实际的农务，而兵役的准备也保存着；士兵有军人的名分，同时享有农民的利益；事务的分工各有归属，俸禄的支出不浮滥；人才的品类不被遗漏，治理的体制能够前后承接。他们的廉耻之心日益深厚，田野日益开辟；法度修明就安定太平，法度废弛就危险混乱，可以说具备了治理天下的人才。施行数年之后，粮食价格低廉，一斗粮食只值几钱，居家的人有多余的储蓄，出行的人有多余的资财，人人都能使自己富足，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可以说取得了治理天下的成效。有治理天下的志向，有治理天下的人才，又有治理天下的成效，然而仍不能与先王并列，称为极盛的治世，是因为法度的施行与先王相比还不完备。礼乐的设施、田地的制度、学校的教育，与先王相比也还不完备。太宗亲自置身于战阵之间，作战必胜，攻城必克，天下人都认为这是武功，却不是先王所崇尚的。四夷万国，古代先王尚未能达到的地方，凡是用政治去治理的无不服从，天下人都认为这是盛大功业，却不是先王所致力的。唐太宗治理天下，得失就是这样。从唐尧、虞舜的治理开始，经过五百多年才有商汤的治理；从商汤的治理开始，经过五百多年才有周文王、周武王的治理；从文王、武王的治理开始，经过一千多年才出现太宗这样的君主。有治理天下的志向，有治理天下的人才，又有治理天下的成效，但因为仍不完备，不能与先王并列而称为最理想的治世。在这样的时代，生在文王、武王以前的人，大约每隔五百多年才能遇到一次治世；生在文王、武王以后的人，经过一千多年还没有遇到极盛治世的时代。这不只是百姓生在这个时代的不幸，士人中生在文王、武王以前的，如舜、禹在唐尧时期，八元、八凯在虞舜时期，伊尹在商汤时期，太公在文王、武王时期，大约每隔五百多年才能遇到一次；生在文王、武王以后的人，经过一千多年，即使有孔子的圣明、孟轲的贤能，也没有遇到这样的时代；即使唐太宗作为君主，也未必能在当时一定实现自己的志向。这也是士人和百姓生在这个时代的不幸。因此记述这些是非得失的事实，不只是供做君主的人考察，有志于道而想出仕、在上位任职的士人也可以以此为鉴。《晋武》——钱勰 君主没有什么比了解天下事务更紧要的，也没有什么比不明白天下的善政更可忧患的。善事有大小，事务有先后。如果把小善当作紧要事务，天下常常就会混乱。所以晋武帝曾对邹湛说：“我平定天下却不举行封禅，烧掉雉头裘，行平民的礼仪。我不举行封禅，是因为不认为自己已经满足；烧掉雉头裘，是因为以为这样节俭；行平民的礼仪，是因为以为这样孝顺。这几件事都只是小小的事情，可以用来为自己立名，却不是天下最先要办的事务，不正是所谓的小善吗？可惜啊！”邹湛没有治理国家的谋略，竟马上认为晋武帝超过了汉文帝。为什么不说：“陛下平定天下而不举行封禅，是因为不自满；但还不如不要撤去州郡的武备。陛下烧掉雉头裘，是因为节俭；但还不如不要接纳吴宫中的数千名宫人。陛下行平民礼仪，是因为孝顺；但还不如选择贤能的继承人，使宗庙能够长久享有祭祀。”一次进言不被听取，就进言第二次；多次进言仍不被听取，就应当以辞职离去，不要徒然享受他的俸禄。幸而晋武帝有所感悟，山涛的主张得以实行，州郡的军队得以恢复，那么即使在永宁以后，八王之乱和五胡之乱，也不至于一败涂地。吴宫中的人可以放出，羊车游幸也有所节制，那么治理天下的志向还不至于荒废。如果卫瓘的进言受到审察，昏庸软弱的惠帝能够被废黜，那么晋朝国运长久与否，也还不能预料。邹湛虽然喜欢议论政事，却不知道应该作这样的回答，只是一味说逢迎、牵强附会的话，实在令人长叹。因此刘毅竟把晋武帝比作汉桓帝、汉灵帝，他的话意味深长啊，意味深长啊！《宋文鉴》卷九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九十八 宋代吕祖谦编

译论 《留侯论》——苏轼 古代所说的豪杰之士，一定有超过常人的节操。一般人的感情有不能忍受的事情，普通人受到侮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这还不足以称为勇敢。突然遇到祸患却不惊慌，无缘无故受到侵犯却不愤怒，这个人所凭借的东西一定很重大，他的志向也一定很深远。子房在圯桥上接受老人传书，这件事非常奇异。我却认为，也许秦朝时期有隐居的君子出来试探他，借着微微显露自己的意图来观察他，这些都是圣贤彼此警戒的意义，而世人不能察觉，把老人当作鬼怪，也太过分了。况且老人的用意并不在书本。当时韩国已经灭亡，秦朝正强盛，用刀锯鼎镬来对待天下士人，平日无罪而被夷灭的人数不胜数，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没有施展的地方。那些执法过于严急的人，其锋芒不可触犯，其势力也无法乘隙利用。子房如果不能忍住忿怒之心，凭一个普通人的力量，想在一次击刺中逞强，在当时，他不死只差一线，实在已经危险极了。千金之家的子弟，不死于盗贼之手，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身体值得珍爱，而盗贼还不值得让他送命。子房有盖世的才华，却不采用伊尹、太公的谋略，偏偏采取荆轲、聂政的计策，以侥幸求得不死，这正是圯桥老人深深惋惜他的地方。所以老人故意傲慢无礼，深深挫辱他；他能够忍耐之后，才可以成就大事，因此说：“这个年轻人可以教导。”楚庄王讨伐郑国，郑伯袒露上身，牵着羊迎接，楚庄王说：“他的国君能够向人屈服，一定也能得到百姓的信任。”于是就放过了他。勾践困于会稽而归国，在吴国作为臣仆和奴婢服役，三年都没有懈怠。况且有报仇的志向却不能向人低头，这是普通人的刚强。那位老人认为子房的才华有余，却担心他的度量不足，所以深深挫折他年轻人的刚锐之气，使他忍受小小的愤怒而成就长远的谋略。为什么呢？一个平生素不相识的人，突然在草野之间相遇，却命令他做仆妾所做的劳役，他能欣然接受而不感到奇怪，这本来就是秦始皇也不能使他惊惧、项籍也不能使他发怒的气度。考察汉高祖取胜、项籍失败的原因，不过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罢了。项籍只因不能忍，所以百战百胜却轻易使用自己的锋芒；汉高祖能够忍耐，养护完整的锋芒，等待项籍衰败，这就是子房教给他的。当淮阴侯攻破齐国而想自立为王时，汉高祖的愤怒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由此看来，他仍有刚强而不能忍耐的气性，如果不是子房，谁能保全他呢？太史公怀疑子房是身材魁梧奇伟的人，可是他的相貌却像妇人女子，和他的志气不相称。我却认为，这正是他成为子房的原因吧？《孔子从先进论》——苏轼 君子想在天下有所作为，没有什么比最初出仕更重要的了。最初出仕时走正道，尚且还可能后来走上不正之路，何况以不正之道出仕呢？古代有人想使自己的君主成为王天下的君主，有人想使自己的君主成为霸主，有人想使自己的国家强盛。这三种人的志向不同，所以方法有浅有深，成功有大有小。虽然一个人终身所做的事情不能预先完全知道，但他的大节操必定会在最初出仕的那一天显露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内心志向早已确定。没有以强国为进身之道而最终能够称霸的，也没有以称霸为进身之道而最终能够称王的。伊尹在有莘郊野耕作时，他心中本来就说：“要使我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使我的百姓成为尧舜那样的百姓。”把伊尹说成是凭滋味来游说商汤，是战国策士用自己的想法揣度伊尹，君子对此很厌恶。管仲在囚禁之中见桓公，他所说的本来就是想联合诸侯、抵御夷狄。管仲估量桓公足以称霸，也估量自己足以成为霸主的辅佐，所以对上没有夸张的言论，对下也没有卑下的议论。古人这样明白地了解自己。商鞅拜见秦孝公，先后三次游说才得到契合。商鞅怀着欺诈，挟持权术来欺骗他的君主，实在太过分了。他难道不知道自己不足以使秦国成为帝国、王国吗？只是他担心自己那套刑名惨酷的学说，秦孝公不能接受，所以故意提出高深的言论来炫耀它。君主既然不能实行那些高论，那么整个国家便任凭他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不然的话，难道他胸怀帝王之略，却每次被召见就改变主张来迎合别人吗？商鞅不能在秦国善终，正是因为他最初出仕的道路不正。圣人却不是这样：他的志向越大，道术就越高；道术越高，与君主契合就越困难。圣人看待天下没有治理好，就像看见婴儿处在水火之中一样。他想找到君主来实行自己的道，不能说不急切；然而从未因为难以契合就稍微降低自己的原则，因为他知道一开始稍微降低一点，渐渐地必然会衰败而大大毁坏。所以说：“先出仕学习礼乐的人，是野人；后出仕学习礼乐的人，是君子。”如果任用他们，我愿意跟从先出仕的人。孔子所处的时代，诸侯、卿、大夫看待先王的礼乐，就像方与圆、冰与炭彼此不能相容一样。出仕时先以礼乐来引导他们，必定不能契合。这种人从道的角度说是圣人，从当时的世俗角度说却是野人。至于那些急于求取功业的君子，则不是这样。他们尚未与君主契合时，先用世俗所喜欢的东西来引导；已经契合之后，再用先王的礼乐来接续。其内心虽然这样想，但他最初出仕的道路不正，就没有能够后来再用正道接续的。所以孔子不肯这样做，孟子也说：“弯曲一尺而伸直八尺，是从功利方面说的。”如果从功利出发，那么弯曲八尺、伸直一尺而有利，也可以做吗？君子要得到君主的任用，既要估量君主，也要估量自己。君主能做而我不能做，就不可以去做。不敢出仕却出仕，是轻视自己的君主；不能做却去做，是轻视自身。这两种人都有罪。因此君子最初出仕时说：“君主如果任用我，我将做这样的事。”君主说：“你能做。”他就安心接受，不推辞；君主说：“你不能做。”难道天下只有你一个人吗？对于君主也是如此：将要任用这个人，就应当把自己想做的事告诉他，以便考察他能不能做到，并要求他完成。那些说“姑且任用他试试看”的，都是错误的。后世的君子出仕时无所不用其极，只怕不能与君主契合，说：“我将权宜行事来成就大道。”后来大道终究没有实行，却说：“我的君主不足以使我充分施展。”开始不能端正自己，最后反而诽谤君主。这种人自以为是君子，正是孟子所说的残害君主的人。《续欧阳子朋党论》——苏轼

译欧阳先生说：“小人想使别人的国家空虚衰败，一定先提出朋党的说法。”唉！国家将要灭亡，这就是征兆吗？祸患没有比权力转移给别人更大的，君主没有比国家形成党派更危险的。形成党派就一定争斗，争斗则小人必然获胜，权力也就归到他们手中，君主怎么能不危险呢？为什么这样说？君子用道义侍奉君主，君主必然敬重他们却疏远他们；小人只顺从君主的话，没有人违背君主，君主必然亲近他们。疏远的人容易被离间，亲近的人却难以离开。君子不得志，就保全自身退去，以乐道为乐而不再出仕；小人不得志，就设法侥幸再次被任用，只想着报复怨恨。这就是他们必然获胜的原因。我曾经这样评论：君子好比嘉禾，培植起来很难，除掉却很容易；小人好比恶草，不种也会生长，铲除却最困难。斥退一个小人，援助他的人就很多；把同类全部铲除，众人的怨恨就会很深。小的重新被任用，就会放肆施威；大的得志，就会窃取国家。善人因此被扫地而尽，世上的君主因此屏息忧惧。譬如砍蛇而没有砍死，刺虎而没有刺毙，它们伤害人的次数反而更多。齐国的田氏、鲁国的季孙就是这样。齐、鲁两国的执政者，没有不是田氏、季孙的党羽。经历几代君主都没有忘记诛除他们，最后齐简公被弑杀，鲁昭公、鲁哀公失去了国家。小人的党羽如此不可铲除。可是汉代党锢之祸、唐代白马之祸中，忠义之士被斥退杀死，一个也没有剩下；君子的党羽却如此容易被消灭。如果世上的君主知道容易消灭的应当警戒，不可消灭的应当畏惧，治理或许就有救了。况且君子在世上并没有这样多，小人也没有这样多。凡是有才智的人，锐意追求功名而喜好进取，只是随着所受到的任用而改变罢了。孔子说：“仁者安于仁，智者认为仁有利。”他们未必全都是君子。冉有跟随孔子，就是门人的优秀者；跟随季氏，就成为聚敛财富的臣子。唐代柳宗元、刘禹锡，假如没有依附王叔文的党派，凭他们的高才绝学，也足以成为唐代的名臣。过去栾怀子在晋国获罪，他的党羽都出奔。乐王鲋对范宣子说：“为什么不召回州绰、刑蒯？他们都是勇士。”范宣子说：“那是栾氏的勇力，我能得到什么呢？”乐王鲋说：“您如果成为栾氏的主人，那勇力就是您的了。”唉！范宣子早听从乐王鲋的话，哪里只是得到两个人的勇力，又怎么会有曲沃之变呢？我认为治理之道，只在于去除最严重的祸害。如果斥退首恶而宽赦其余，使有才的人不失去富贵，无才的人也没有可以产生怨恨的缘由，那么他们将忙于为我所用，哪里还需要报复怨恨呢？人之所以成为盗贼，只是因为衣食不足。农夫、市民，怎么能保证他们不成为盗贼呢？而衣食已经充足，盗贼难道没有不能回归本业的吗？他们不也就是农夫、市民吗？所以善于消除盗贼的人，是打开他们获得衣食的门路，使他们恢复原来的职业；善于消除小人的人，是用富贵的道路诱导他们，使他们解散党羽。用武力夺取、用威势取胜的人，大概没有不反过来被所制服者吞噬的。过去曾参治理齐国时说：“千万谨慎，不要扰乱狱市，监狱和市场是奸人容身的地方。”懂得这一点，也差不多可以达到善治了。奸人固然不能让他们发展壮大，但也不能不给他们容身之处。如果奸人没有地方容身，君子难道有长久安定的办法吗？牛僧孺、李宗闵的党羽遍布天下，而李德裕凭一人之力，想把他们的同党全部穷究并置于死地，这就是他很快遭受仇人之祸的原因。奸臣重新炽盛，忠义更加衰微；用武力夺取、用威势取胜，果然不可以吗？我因此续写欧阳先生的论说，作为君子和小人的警戒。

译《志林》——苏轼 商鞅在秦国被任用，变更法令，制定制度，实行了十年，秦国百姓非常高兴，道路上没有人拾取遗失物，山中没有盗贼，家家富足、人人饱足，百姓勇于为国家作战，怯于私下争斗，秦国富强，天子向秦孝公赐予祭肉，诸侯全都来祝贺。苏轼说：这些都是战国游士的邪说诡论，而司马迁不明白大道，却把它们写进史书。我常认为司马迁有两大罪过：把黄老之学放在前面，把六经放在后面；贬抑隐士，推崇奸雄，这些大概只是小罪。所谓两大罪，就是评论商鞅、桑弘羊的功劳。自汉代以来，学者以谈论商鞅、桑弘羊为可耻，世上的君主却偏偏甘心采用他们的做法，全都表面上忌讳他们的名声，暗中采用他们的实际办法；更严重的甚至名义和实际都尊奉他们，希望取得他们那样的成功，这就是司马迁的罪过。秦国本来就是天下的强国，秦孝公也是有志向的君主；修明政治和刑法，十年没有被声色、田猎、游乐败坏，即使没有商鞅，难道不会富强吗？秦国之所以富强，是秦孝公重视根本、努力耕作的成效，不是商鞅使人流血刻骨的功劳。至于秦国之所以被百姓憎恨，如同豺狼、毒药一般，后来一个人起兵发难，秦国子孙没有留下一个，这实在是商鞅造成的。至于桑弘羊，不过是斗筲之才、穿墙打洞的小智，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司马迁却称赞他说“不增加赋税而使国家用度充足”。司马光的话说得好啊！苏轼说：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天下所产生的财货万物，数量本来就只有这么多，不在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譬如雨水，夏天涝了，秋天就会旱。不增加赋税而使国家用度充足，不过是设法暗中夺取百姓的利益，其祸害比增加赋税还严重。商鞅、桑弘羊二人的名声流传天下，就像粪秽中的蛆蝇一样；说起他们会污秽口舌，写下他们会污秽书册。二人的办法施用于世，灭国残民、覆灭家族、丧失自身性命的事情接连发生，世上的君主却偏偏甘心采用，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喜欢他们的言论便利自己。尧、舜、禹，是世上君主的父亲和老师；谏臣、直士，是世上君主的药石；恭敬、仁慈、节俭、勤劳、忧惧，是世上君主的约束。假如让世上君主每天面对父师，亲近药石，遵守约束，这并不是他们所喜欢的。所以采用商鞅、桑弘羊之术的人，一定先贬低尧、嘲笑舜、轻视禹，说：“所谓贤明的君主，只是让天下适合自己的心意罢了。”这就是世上君主人人甘心接受而不觉悟的原因。世上有服食钟乳、乌喙，纵情于酒色却想求长寿的人，大概始于何晏。何晏年轻而富贵，所以服食寒食散来满足欲望，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他所做的足以杀身灭族的事情，一天接一天发生；如果能死在寒食散之下，难道不是幸运吗？可是我为什么偏偏要仿效他们呢？世上服食寒食散，以至背上生疽、呕血的人接连不断。采用商鞅、桑弘羊之术而使国家破亡、宗族灭绝的人也都是这样。然而他们始终不觉悟，是因为喜欢那些言论的漂亮和便利，忘记了它们祸害的惨烈。春秋末年直到战国，诸侯、卿相都争相豢养士人。从谋士、说客，谈天说龙、讨论坚白同异的学者，到下至击剑、扛鼎以及鸡鸣狗盗之徒，没有不以宾客之礼相待、穿华丽衣服、吃珍美食，供养在门下的，哪里数得清？越王勾践有六千名君子，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都有三千名宾客。田文又在薛地招来任侠的奸人六万家，齐国稷下的谈论者也有一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都招致宾客无数。到了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称宾客众多，宾客和供养的杂役都是天下豪杰；田横也有五百名士人。这些大略见于传记的就是这样，估计其余人数应当超过官吏而达到农夫的一半。这些人都是奸民、蛀虫，百姓怎么承受得起，国家又怎么受得了？苏轼说：这是先王也不能避免的。国家有奸人，就像鸟兽有猛禽，昆虫有毒虫一样。分别安置、制定条理，使他们各自安居本位，这样才可以有；如果铲除干净，使他们全都消失，那是不可能的。我考察历代世变，知道六国之所以长久存在、秦国之所以迅速灭亡，大概就出在这里，这是不可不察的。智慧、勇力、辩才、力量，这四种人都是上天所生的百姓中的杰出者。他们大多不能穿坏衣、吃粗食来养活别人，都是役使别人来养活自己的人。所以先王把天下的富贵与这四种人共同分享。这四种人不失去自己的职分，百姓就安定了。四者虽然不同，先王根据风俗制定办法，使人才都从同一途径产生。三代以前从学校产生，战国到秦代从宾客中产生，汉代以后从郡县吏员中产生，魏晋以来从九品中正制度中产生，隋唐直到今天从科举中产生。虽不能完全如此，但只按人数较多的情况来说。六国君主残酷役使百姓，不比秦始皇、秦二世少；然而当时百姓没有一个人叛乱，是因为百姓中杰出的人大多被当作宾客供养，没有失去职分。实际耕作来供奉君主的，都是迟钝鲁钝、没有才能作为的人；即使想怨恨叛乱，也没有人为他们带头，这就是六国暂时安定而没有立即灭亡的原因。秦始皇起初想驱逐宾客，听了李斯的话才停止。兼并天下以后，却认为宾客没有用，于是只任用法令而不任用人才，认为百姓可以依靠法令来治理，认为官吏不必有才，只要能够守住我的法令就行。所以毁掉著名城池，杀死豪杰，百姓中杰出奇异的人便离散而回到田地。先前在四公子、吕不韦等人门下吃饭的人，究竟能安身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他们是枯槁着黄脸，穿着布衣老死呢，还是将停止耕作，长声叹息，等待时机呢？秦朝的祸乱虽然形成于秦二世，但假使秦始皇知道畏惧这四类人，能够妥善安置他们，使他们不失职分，秦朝的灭亡也不至于这样迅速。把一百万只虎狼放入山林，却让它们饥渴，不知道它们将来会不会咬人。世人把秦始皇看作聪明，我不相信。楚汉之祸使百姓几乎死尽，豪杰应当没有多少了，然而代国丞相陈豨出行有千辆车，萧何、曹参执政，也没有人禁止他。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时期，法令极为严密，但吴王刘濞、淮南王、梁王、魏其侯、武安侯之流，仍都争相招致宾客，世上的君主并不追究。难道是吸取了秦朝的教训，认为爵位俸禄不能完全羁縻天下士人，所以稍稍宽容他们，使他们有时可以从这条道路出身吗？至于先王的政治，却不是这样。先王说：君子学习道，就会爱人；小人学习道，就容易使唤。唉，这难道是秦汉所能达到的吗？

译秦始皇帝时期，赵高有罪，蒙毅审理此案，依法应当处死。秦始皇赦免了他，还任用了他。长子扶苏喜欢直言进谏，秦始皇发怒，让他向北监督蒙恬在上郡的军队。秦始皇东游，经过会稽，沿海而行，奔赴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赵高随行，秦始皇生病，便让蒙毅回去向山川祈祷。蒙毅还没有回来，秦始皇就去世了。李斯、赵高伪造诏书拥立胡亥，杀死扶苏和蒙恬。蒙毅最终导致秦朝灭亡。苏轼说：秦始皇制约天下轻重的形势，使内外彼此牵制，用来禁止奸邪、防备祸乱，可以说安排得很严密。蒙恬统领三十万人，威势震动北方；扶苏监督他的军队，而蒙毅在帷幄之中担任谋臣。即使有大奸贼，哪里敢在其间窥伺呢？不幸秦始皇在路上生病，要向山川祷告，身边尚有人可用，却派遣蒙毅回去，所以赵高、李斯得以完成他们的阴谋。秦始皇派遣蒙毅，是因为蒙毅看见秦始皇生病、太子尚未册立，却离开了。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能说是明智。即使如此，上天要使一个人灭亡、一个国家遭受祸败，也一定会从智谋所不能预料的地方发生。圣人为天下办事，不依仗智谋来防止祸乱，只依仗自己不造成祸乱的办法。秦始皇造成祸乱的办法，就在于任用赵高。宦官之祸，如同毒药和猛兽，从来没有不使人肝裂头碎的。自从有文字典籍以来，只有东汉的吕强、后唐的张承业二人号称善良，难道可以在千万人中指望一两个好宦官，来侥幸避免必然灭亡的祸患吗？然而世上的君主都甘心任用他们而不悔改，像汉桓帝、汉灵帝、唐肃宗、唐代宗这样，还不足以特别奇怪。秦始皇、汉宣帝都是英明的君主，也沉溺于赵高、恭显之类的祸患中。他们自以为聪明杰出，哪里知道不过是奴仆和腐刑宦官之流，能有什么作为？等到国家灭亡、朝廷混乱，他们就和庸君没有不同了。我因此把这件事特别列举出来，用来告诫后世像秦始皇、汉宣帝这样的君主。有人说：李斯辅佐秦始皇平定天下，不能说不聪明。扶苏是秦始皇的亲生长子，秦人拥戴他已经很久了；陈胜借用扶苏的名义，尚且足以扰乱天下。况且蒙恬手握重兵在外，如果让这两人不立即接受诛杀而上书申辩，李斯、赵高就会没有一个同党留下。以李斯的智慧却没有想到这一点，为什么呢？苏轼说：唉！秦朝失去正道，是有来由的，难道只是秦始皇的罪过吗？自从商鞅变法，把判处死刑看作轻刑，把夷灭三族作为常法，做人臣的都像狼一样回顾、屏息谨慎，能够得到一死都觉得幸运，哪里还有时间再申辩？当他的法令施行时，求取没有得不到的，禁止没有止不住的。商鞅自己以为超过了尧舜，驾凌于商汤、周武王之上。等到他逃亡在外而无处容身，这才知道制定这种法律的弊害。哪里只是商鞅后悔，秦国也后悔了。荆轲行刺发生时，手持兵器的人眼看着秦始皇绕柱奔走，却没有人救他，是因为秦国法律严酷的缘故。李斯拥立胡亥时不再顾忌，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威令一向如此，臣子不敢再申辩。两人不敢申辩，也知道秦始皇凶暴强悍，不可改变，哪里料到他只是伪装出来的呢？周公说：“平易近人地对待百姓，百姓一定归附。”孔子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大概就是‘恕’吧！”如果把忠恕作为内心原则，把平易作为施政方式，那么上位者容易被了解，下位者容易通达；即使有出卖国家的奸人，也没有地方可以乘隙而入，仓促发生的变乱也无从产生。这样一来，命令施行、禁令禁止，大概有不如商鞅的地方；但圣人始终不会用商鞅的办法替代这种办法。商鞅靠搬木头建立信用，靠丢弃灰土树立威势，甚至刑罚他的亲戚和老师，威信积累到极点，发展到秦始皇时，秦人看待自己的君主就像看待雷电鬼神一样，不可测度。古代王族犯罪，要宽赦三次之后才施刑；如今竟到了让人伪造诏书杀死太子也不怕，太子自己也不敢申辩的地步，这就是威信过度的结果。所以用法律毒害天下的人，没有不反过来伤害自身以及子孙后代的。汉武帝和秦始皇都是果断嗜杀的人，所以他们的儿子，像扶苏那样仁厚的，宁可去死也不申辩；像戾太子那样强悍的，宁可反叛也不申诉，因为知道申诉一定不会被察听。戾太子难道是想反叛吗？只是计策出于无可奈何罢了。所以做这两位君主的儿子，只有死和反叛两条路。李斯的智慧大概足以知道扶苏一定不会反叛，我又把这件事特别列举出来，用来告诫后世那些果断嗜杀的君主。《颜子所好何学论》——程颐 圣人的门下，弟子有三千人，却唯独称赞颜子好学。诗、书、六艺，七十位弟子并不是不学习、不通晓。那么颜子独自喜好学习的究竟是什么呢？是学习达到圣人境界的道。圣人可以通过学习达到吗？可以。学习的方法怎样呢？天地积聚精气，得到五行精华的人就成为人。人的根本是真实而宁静的，在感情尚未发动时，仁、义、礼、智、信五种本性都具备。形体既然生成，外物接触形体，便在内心引起活动。内心活动而产生七情，即喜、怒、哀、乐、爱、恶、欲。感情既然炽盛而更加放纵，人的本性就被凿伤了。因此觉悟的人约束自己的感情，使它合乎中正；他的心涵养本性，所以说“以性统摄情”。愚昧的人则不知道控制感情，放纵感情而达到邪僻，束缚并丧失自己的本性，所以说“以情统摄性”。一切学习的方法，只是端正自己的心、涵养自己的本性罢了。内心中正而真诚，就成为圣人。君子的学习，一定先在内心明白道理，知道应该涵养什么，然后努力实行，以求达到圣人境界，这就是所谓由自明而达到真诚。所以学习一定要尽自己的心性；尽自己的心性，就能知道自己的本性；知道本性后回过头来使自己真诚，这就是圣人。因此《洪范》说：“思考就叫睿智，睿智就能成为圣人。” 使自己真诚的方法，在于笃信道；笃信道，行动就果断；行动果断，操守就坚定。仁义忠信不离开内心，仓促时一定如此，困顿时一定如此，出仕、退处、说话、沉默也一定如此。长久不失去这种操守，就能安稳地处在其中，举止周旋都合乎礼，邪僻之心也无从产生。因此颜子所奉行的就是：“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动。”孔子称赞他说：“得到一项善处，就恭敬地牢记在心，始终不使它失去。”又说：“不把怒气迁移到别人身上，不重复犯同样的过错；有不善之处从来没有不知道的，知道后从来不再去做。”这就是他爱好学习的笃实，也是他学习的方法。他的视、听、言、动都合乎礼。他与圣人的不同，大概在于圣人不用思考便能得到，不用勉强便能合乎中道，从容自然地合乎道；颜子则一定要思考以后才能得到，一定要勉强努力以后才能合乎中道，所以说颜子与圣人相距只有一息。孟子说：“充实而有光辉叫作大，大到能够感化万物叫作圣，圣而达到不可测知叫作神。”颜子的德行，可以说已经充实而有光辉了。他尚未达到的，只是守持它，而不是使它自然化成。凭借他好学的心，假如再给他一些寿命，不久就会达到自然化成的境界。所以孔子说：“可惜他不幸短命而死了。”

译大概孔子是为他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而悲伤。所谓“化”，就是进入神妙境界而自然而然，不用思考便能得到，不用勉强便能合乎中道。孔子说：“七十岁时可以随心所欲而不越过规矩。”说的就是这种境界。有人说：“圣人是生来就知道的。”如今却说可以通过学习达到圣人境界，有什么根据吗？回答说：有。孟子说：尧、舜是本性如此，商汤、周武王是反求本性。所谓本性如此，就是生来便知道；所谓反求本性，就是通过学习而知道。又说：孔子是生来便知道，孟子是学习后才知道。后人不能明白，以为圣人本来就是生而知之，不是学习能够达到的，于是学习的方法就失传了。他们不从自己内心求取，反而向外求取，以博闻强记、巧妙文章和华丽辞藻为能事，把言辞修饰得光彩华美，很少有人能够达到道。这样一来，今天的学习，就与颜子所喜好的学习不同了。《萧瑀论》——张唐英 萧瑀请求出家做和尚，这件事可以治罪。然而他在隋朝尽忠，归顺唐朝后也有许多功绩，颇受委任，历任仆射、御史大夫，参与朝廷政务；每有议论，房玄龄、杜如晦都不能驳倒他。房、杜二人虽然心里知道他说得对，却不采用他的意见，萧瑀更加闷闷不乐。从此被罢为太子少傅，这只是压制萧瑀而让他清闲罢了。况且房玄龄、杜如晦可以说是贤相，他们在草创混乱之际筹划经营，开创天下基业；竭尽忠诚、用尽心思，完成天下政务。他们不以要求完备来责备别人，不以自己的长处来压制事物。贞观太平的功业，确实有他们的力量。然而对萧瑀尚且有所压制阻遏，难道也是美玉上的斑点、明珠上的瑕疵吗？古人说：“事情即使浅近，也应当深思熟虑；言论即使轻微，也应当认真思考。”若能听取不知名的言论来获得知识，房、杜二人在用人方面已经做得很周到了，却仍然在萧瑀身上有所失误。难道是因为萧瑀性情偏狭急躁，在议论时忽略了从容委婉，不能详细周全地评议，只想凭借辩说广博来胜过诸位公卿？所以房、杜自以为掌握天下政权，觉得可耻的是不能压低萧瑀的议论，稍有不合心意就容不下他的意见。然而凭二人的才干超过常人，即使不采纳萧瑀一个人的意见，也不妨碍他们成为贤相。后世执掌政权的人，如果一定要追求房玄龄、杜如晦的事业，成就太平功业，就不能使顺从自己意见的人荣华富贵，使违逆自己心意的人困顿失意。即使心里知道对方说得对，也不采纳他的意见，希望国家政务不会有被遮蔽而不能通达的地方。所以说：“天下没有纯白色的狐狸，却有纯白色的狐裘，大概是从众多狐狸身上取皮制成的。”如果不能从众人那里取长补短，就只是哥奴一类的人，过去曾经箝制天下人的嘴巴而自以为是罢了。《宋文鉴》卷九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九十九 宋代吕祖谦编

译论 《三国论》——苏辙 天下人都怯弱而只有一个人勇敢，那么勇敢的人就会获胜；天下人都昏暗而只有一个人聪明，那么聪明的人就会获胜。勇敢的人遇到同样勇敢的人，勇敢就不足以凭恃；聪明的人遇到同样聪明的人，聪明也不足以发挥作用。正因为智慧和勇力不足以平定天下，所以天下的祸难才纷纷兴起而难以平定。我曾听说，古代英雄的君主遇到智者、勇者，往往以不显智慧、不逞勇力的方式应对，然后真正的智慧和大勇才能显现出来。可悲啊，世上的英雄处在时代之中，也有幸运和不幸吗？汉高祖、唐太宗，是凭借智慧和勇力独自超过天下人而取得天下的；曹公、孙权、刘备，则是因为智慧和勇力彼此相遇而失去天下的。用智慧攻击智慧，用勇力对抗勇力，这就好比两只老虎互相搏斗，牙齿、爪牙、气势、力量谁也胜不了谁；这种形势足以彼此扰乱，却不足以使一方杀死另一方。在这个时候，可惜没有人能用汉高祖的办法来制服他们。过去项籍有百战百胜的威势，掌握诸侯的权柄，顷刻之间怒喝发威，发泄他的暴怒，向西进军迎击汉高祖；那种势力飘忽震荡，如同风雨骤然来临，天下人都以为从此再没有汉朝了。然而汉高祖以一个不显智慧、不逞勇力的身份，横在那里堵住项籍的冲锋，使他徘徊而不能前进；他的顽钝、笨拙、鲁莽足以被天下人嘲笑，却最终能够摧折项氏，等待项籍死亡，这是什么原因呢？一个人的勇力一旦使用起来没有止境，就一定会有所耗损；他的智谋思虑如果长久施展却没有成效，也一定会疲倦懈怠而不再行动。项羽想在一时之间发挥自己的长处来制服我，而我闭门拒绝他，使他无法得到所求；他徘徊着想离去却不能离去，这时项籍已经疲惫不堪了。如今曹公、孙权、昭烈这三个人，都知道凭借自己的才干互相争夺，却不知道应当利用对方的不足来取胜。世人说：孙权不如曹操，刘备又不如孙权。刘备只是智谋短浅、勇力不足，所以有不如这两人的地方；但若不知道利用自己的不足来求胜，那也就太糊涂了。昭烈的才干，大致接近汉高祖，却不知道运用这种才干的方法。过去汉高祖之所以能够发挥自己的才干，其方法不过有三条：先占据形势有利的地方，向天下显示自己的战略态势；广泛收用韩信、陈平以及出奇制胜的将领，来辅助自己所不能及的地方；具有果断锐利、刚强勇猛的气势，却不凭此气势去深深挫败项羽猖狂的势头。这三件事，三国的君主都没有谁能够做到，只有一个昭烈接近了，却还没有达到。他内心仍有自负逞强之心，想要装作质朴鲁钝却又不能真正迟钝，想要表现得果断锐利却又不能贯彻到底；这两种念头在内心交战，始终不能确定。因此，他所做的事情不能成功，所希望的事情不能实现，放弃天下而进入巴蜀，这并不是正确的地方。凭借诸葛孔明治理国家的才干，却让他处在纷乱征伐的要冲上，那他就不是将帅之才。不能忍住愤懑之心，偏偏触犯自己的短处，亲自统军去攻打别人，这说明他的气概还不值得称道。唉！当他在袁绍、袁术两人之间奔走，受困于吕布，又在荆州狼狈不堪时，虽然屡遭失败而志向不曾折损，不能说没有汉高祖的风范；但他始终不知道发挥自身才干的办法。古代的英雄，只有汉高帝是不可企及的。《晋论》　苏辙 治理天下有一定的方法：让人民安定来休养他们，让他们劳作来锻炼他们，使他们安居而能够勤劳，安逸生活而能够忧患。君子往来周旋、作揖谦让，不失礼节，同时又能耕田、射箭、驾车，以此施展自己的力量。平日养成勉力而行的习惯，去除懒惰和傲慢，振作精神而日益坚定，历经劳苦而日益强健。那些戴冠冕、佩玉的人，也不畏惧承担天下最重大的劳苦。这样，天下的事情都能兴办，没有什么值得畏惧的，天下的平民也没有办法超越他们。为什么呢？天下的祸乱，通常是从上位者所畏惧、因而不敢做的事情开始的。天下的小人知道上位者有所畏惧而不敢行动，便能够乘虚而入，使上位者陷入困难。上位者所畏惧的，难道不就是死伤和战争的祸患吗？这正是平民所轻视、士大夫所不忍，却有人愿意亲身去尝试的事情。他们拿死伤战争的祸患来要挟我们，而我们不能应对，那么天下有意作乱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君子治理天下，不显露自己畏惧什么，而要使别人看不见他所畏惧的东西；因此遇到事情不推辞，面对劳苦也不畏惧。过去晋室衰败，并不是天下没有君子，而是那些君子都有喜好善行的心，高谈阔论，作揖谦让，淡泊虚静，却没有慷慨激昂、感奋有为的操守；他们所说的大话不切实际，不能用于实际事务，又畏惧兵革战争。天下的英雄看准他们所忌惮的地方，暗中乘机攻击他们，因此他们颠沛失措、跌倒覆败，不能保全自己。况且刘聪、石勒、王敦、祖约，他们奸诈而勇武，也都是一世的豪杰。譬如山林中的人，生长在草木之间，经受大风烈日的吹打，又受雪霜和饥荒的劳苦，他们的筋力骨节所经历的磨炼已经达到极限。却让王衍、王导这一类人谈笑之间去抵挡他们，这就像让千金之家住在高堂之上，吃肉饮酒，从未经历寒暑劳苦，却想用他们去抵御山林中的勇士并求得成功；这当然正是奸雄们乐于进攻、毫不费力的对象。因此，即使有贤人君子的才干，也对世道没有帮助；即使有竭尽忠诚、献出力量的意愿，也不能挽救患难。这个弊病起因于把自己的地位看得太高，不习惯天下那些卑辱劳苦的事情。所以富贵了却不能承受劳苦，地位尊贵了却不能治理事务。古代的君子治理天下，使自己承受极大的劳苦，却不失尊贵；吃最精美的食物，却不嫌弃粗食，使平民小人不知道如何施展他们的勇力，而在上位者仍不失为君子。到了后世，有人承受极大劳苦，却不知道如何自我恢复，因而成为秦国强盛的原因；有人享用极其精美的食物，却无法充实自身，因而成为晋国衰败的原因。极大的劳苦，固然不是用来求得安逸的办法；极其精美的享受，也不是用来巩固自身的办法。这就是用来防备天下祸乱的缘故吗？《防边论》　苏辙

译羌塞一带的民众，性情好比禽兽，擅长射猎，习惯奔驰；他们生长在盐碱荒地，成长于霜雪遍布的野外，饮水吃肉，不会被风雨、饥渴所困；上下山坡，筋力是常人的百倍。他们轻视死亡而乐于作战，所以常常凭勇力战胜中原。至于他们拥护亲戚、休养生息、蓄养牛马、养育子孙、安居享乐以及想保全性命这些方面，大概与华人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中原的士人常常害怕他们的勇猛，躲避而不敢侵犯。穿毡衣、着皮裘的民族也因此恐吓中原，夺取中原的利益，这就是当今所谓的大患。过去汉武帝时期，匈奴断绝和亲，进攻交通要道的边塞，天下震动恐慌。此后二十年间，汉军深入敌境，不畏死亡，献出生命于荒漠之外，以决胜负；而匈奴因孕妇增多、人口损耗，牲畜疲敝，不敢再谈作战。为什么呢？勇士和壮马并不是中原所没有的，若穷追远逐，即使匈奴人多，最终也会有所不安。因此，敌国强盛并不是邻国最应深深忧虑的事情，关键在于休兵养士，积聚他们的勇气，使他们不受震慑罢了。如今天下的形势是，中原百姓悠闲安逸，宽衣缓带，不知道战争劳苦，骄奢懒惰，勇气已经消耗；而每年缴纳的财物又以百万计，辗转输送天下，用甜言厚礼来满足敌人无厌的欲望，使天下的士人耳朵听惯、眼睛看惯，认为百姓的性命寄托在敌人手中，于是低头顺服，没有人敢于抗拒。中原本来所有的勇健豪壮之气，如今已经荡然无存了。战胜的军队勇气百倍，战败的士卒终身不能恢复。大概战争之所以能够进行，凭的是士气；之所以不战，凭的是积蓄的士气；作战之后还能守住，凭的是剩余的士气。古代不作战，是在养护士气而不损伤它；如今的士人还没有作战，士气却已经耗尽了。这是天下最令人忧虑的事情。过去六国相争时，秦人出兵山东，小战就杀死敌军将领，大战就割取土地，秦兵所到之处，天下震恐战栗。然而诸侯仍统率疲惫离散的军队，联合抗秦，磨炼战士，激发他们的士气。长平之战失败后，赵国被坑杀的士卒有四十万人，廉颇收集残余部队，向北击败栗腹，向西抵抗秦兵，振作精神、磨砺军队，不肯屈服。因此赵国百姓看见君主的作为日益进取而不受挫折，都自己奋发愤怒，争着以死抗敌。后来秦人图谋攻取邯郸，梁王派将军新垣衍到赵国，想让秦王最终称帝；鲁仲连却慷慨激愤，坚决认为不可。天下士人之所以奋不顾身地抵抗强悍如虎狼的秦国，是因为秦国不是他们所拥戴的君主；如果让诸侯奉秦王为帝，天下人难道还会挺身而出侍奉一个自己不承认的君主吗？所以鲁仲连并不只是惋惜秦王称帝这个虚名，更惋惜天下的形势将会变得不可收拾。如今尊奉贪得无厌的敌国之人，同他们交好并纳贡送礼，把他们当作兄弟之国，像奉事至尊一样奉事他们，没有人敢稍微触犯他们的意愿，这只足以败坏天下义士的士气，助长敌人蛮横的势头罢了。我认为应当蓄养军队、提高自身的威望，卓然独立，不听敌人的无理要求，使百姓有所期望，从而生发我中原的士气。这样经过几十年，天下被摧折的志气就能重新强盛起来。敌人的勇猛，并不是我们应当害怕的。《三宗论》　苏辙 黄帝、尧、舜的寿命都达到百年，在位都达数十年。周公作《无逸》，说商中宗在位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周文王受命后，晚年在位五十年。自汉代以来，贤明君主在位的时间都比不上这些。西汉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东汉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这些都是近世的明主，然而与《无逸》所说的“不知道农事的艰难，不知道小民的劳苦，只知沉溺享乐，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四三年”相比，也没有大大超过。至于在位长久的秦始皇、汉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都因为统治长久而逐渐造成大乱，有的因此丧失国家，有的仅仅能够保全自身。原因是什么呢？君主的财富，比普通人多千万倍；丰厚的膳食服饰、奢靡的声色享受，足以损害自身的东西太多了。早晚身处其中而没有办法抵御，最终夭折，是形势所导致的。幸而长寿，也会因享用物资太多、危害百姓太久，骄矜自以为圣、轻视蔑视臣下，最终丧失国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古代贤明的君主一定致力于学习，通达性命的根本，知道道德的可贵；他们看待子女、玉帛，同看待粪土没有区别。他们用来修养自身的方法，竟与山林中求道的人相近，所以能够长久居于君位而没有祸害。傅说告诫高宗说：“君王要寻求广博的见闻，这正是建立功业的基础；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所收获。不以古人为师而想成就长久的世业，是我傅说从未听说过的。只有学习使心志谦逊，努力及时勤勉，修养才会到来。确实把这些牢记在心，道就会积聚于自身；教人和学习各占一半。始终想着以学习为常法，道德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修成。以先王已经形成的法度为鉴，就能长久不犯过失。”唉！傅说大概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汉武帝论》　苏辙 天下事情的利弊并不难知道。士大夫心境平和、意气安定，上不被名声迷惑，下不被利益恐吓，大都能够看清利弊。君主生长在深宫之中，听到的天下事务极少，往往只知道一面而不能通晓另一面，只看见利益而看不见祸害；而那些好名贪利的臣子窥探他的心意，迎合他的恶好，于是利害的真实情况就被扰乱了。汉武帝即位三年，年龄还不到二十岁，闽越发兵包围东瓯，东瓯告急。皇帝询问太尉田蚡，田蚡说：“越人互相攻打，是他们的常事，而且他们屡次反复无常，不值得烦劳中原前去救援。”皇帝派严助责问田蚡说：“如果是力量不能救援、恩德不能覆盖，那也就罢了；既然确实能够救援，为什么要抛弃它？小国因困窘而来告急，天子不救，它还可以向谁申诉？”皇帝否定了田蚡的意见，命严助持节征发会稽的军队去救援。从此征讨南越、攻伐朝鲜、讨伐西南夷，兵革的灾祸扩展到四方夷族。两年后，匈奴请求和亲，大行王恢请求攻打匈奴，御史大夫韩安国请求答应和亲，皇帝采纳了韩安国的意见。第二年，马邑豪强聂壹借王恢的话说，匈奴刚刚亲近信任边塞，可以用利益诱使它前来，再埋伏军队袭击，这是必胜的办法。皇帝让公卿商议，韩安国和王恢反复争论，意见相当激烈。

译皇帝采纳王恢的意见，让聂壹用马邑城引诱单于；单于察觉了这件事而离去，汉军出动却没有功劳。从此匈奴不断侵犯边境，直到汉武帝去世，始终没有安宁的年份，天下几乎大乱。这两件事中，田蚡、韩安国都知道其中的错误，只是被花言巧语逼迫，不能为自己申辩。汉武帝一心追求功名，不考察利害的实际情况就仓促听从了他们。到晚年，灾祸一齐发生：对外百姓耗散流离，对内骨肉相互残杀；即使后悔并责备自己，事情也已经无法挽救了。然而严助因为与淮南王交通，被张汤定罪处死；王恢因为没有出击匈奴，也因罪被判弃市。两人的罪过都不至于死，却都没有免于极刑，难道不是因为他们首先造成祸患而获罪，是上天所不赦免的缘故吗？《汉昭帝论》　苏辙 周成王因管叔、蔡叔的话怀疑周公，后来遇到风雷灾变，打开金縢之书，这才释然，知道事情并不是那样。汉昭帝听到燕王的谗言，霍光害怕而不敢入朝。皇帝召霍光来见，对他说：“燕王说将军在都郎道上称呼清道，又擅自调动增加幕府的校尉，这两件事都关系到你；燕王怎么会知道？况且将军如果想做坏事，根本不必等校尉，左右近臣听见的人都会伏法，这说明他明白这一点。”霍光从此得以保全，而燕王与上官氏都失败了。因此议论者认为昭帝的贤明超过周成王。然而周成王在位四十多年，治理天下达到刑罚搁置不用；临将去世时，命召公、毕公辅佐康王，面对生死变化，他的话仍清楚响亮而不乱。昭帝在位十三年，年龄刚到成年，功业还没有显现于天下，他不及成王的地方也差得很远。寿命长短虽然出于天然，人事也常常参与其中。因此我认为，成王长寿，是周公的功劳；昭帝早夭，是霍光的过错。过去晋平公患蛊病，医和诊视后说：“这叫作亲近女色，不是鬼祟，也不是饮食所致，而是惑乱心志。”贤良的大臣将要死亡，天命也不宽宥。国家的大臣承受君主的宠禄，担负国家大节，一旦灾祸兴起却不加改变，就一定要承担罪责。赵孟因此受到讥刺，尚且毫不推辞地承受，那么霍光又怎么能够逃脱呢？成王年幼时，周公任太师，召公任太保，身边前后左右都是贤人。他即使只有中等人的资质，起居饮食每天都同这些贤人接触，等到壮年和老年，志向和气节已经稳定；他能够安处富贵、看轻生死，大概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今昭帝亲近信任的只有霍光一人。霍光虽然忠诚、信实、厚重，却没有学问和治国方术；与他共同处理国事的只有张安世，参与决断机要事务的只有田延年。那些通晓经术、懂得义理的士人，霍光并不认识。后来他虽然听到久阴不雨的言论而尊贵夏侯胜，因感慨蒯聩的事情而认为隽不疑贤能，但最终也没有任用他们。假使昭帝居于深宫，亲近受宠幸的人，即使天资聪明果断，也没有办法得到良好培养；早晚危害他的因素又很多，他怎么能够看得长远呢？君主不幸没有经历世事而登上大位，应当得到笃志好学、见识深远的士人，天天同他们居处，由他们向自己展示邪正、讲明是非，让自己观察治乱，使自己经过长久熏陶而安定下来，能够由此类推、通达事理、坚强自立而不反复，然后再任凭他自己施展，才不会有祸害；这就是大臣的职责。否则，小人先行接近君主，用声色犬马使他快乐，用奔驰田猎放纵他，用宫室器物和服饰使他奢侈；等他的志气已经被扰乱，再向他灌输邪说，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纷纷扰扰无所不至，小则足以危害自身。大则足以扰乱天下。大臣即使想进言，也来不及了。古语说：“君子学习道理，就会爱护别人；小人学习道理，就容易使其听从役使。”所以人一定先懂得道，才知道爱护自身；懂得爱护自身，才知道爱护别人；懂得爱护别人，才知道保全天下。因此我论说三宗在位长久，都是学习道理的力量。至于汉昭帝，可惜他有超过常人的明察，却没有人能用学问引导他，所以我再次论说这件事，认为这是霍光的过错。《汉光武论上》　苏辙 君主的德行在于能够识人，他的弊病在于才干太多。能够识人并善于任用他们，就如同自己已经拥有这些才干，即使达到尧、舜的境界也是可以的。才干多却喜欢亲自任用，即使有贤能之人也无法发挥作用，那也只能勉强自立而已。汉高帝谋划事情不如张良，用兵不如韩信，治理国家不如萧何，但他认识到这三人的长处并且毫不怀疑地任用他们。向西攻破强大的秦国，向东降服项羽，竟没有人能够抵抗他。天下平定后，政事全由萧何处理，法令周密而统一，百姓安于自己的生活，天下于是太平无事。后来又有曹参继承，最后由平、勃辅佐，到了文帝、景帝时期，朝廷内外安宁。这些全都是汉高帝识人所产生的余功。东汉光武帝文武才干兼备，攻破栒邑，夺取赵、魏，鞭挞群盗，谋划没有遗漏；论他的武功，似乎超过高帝。然而假使让他处在高帝的时代同项羽为敌，他一定有不能应付的地方。登上帝位以后，他鉴于王莽篡夺的祸患，虽然设置三公，却不把政事交给他们，只专任尚书督察文书、纠察奸诈；在处理政事上精明细密，下属不能欺骗他，一时之间号称太平。但凡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都斥退，不合自己心意的人都弃置不用，只凭一己之身承担天下事务；这样一来，他的智慧看不见、力量办不到的事情就很多了。到了明帝，任用精细察断更为厉害，所以东汉治理下宽厚平和、安乐简易的风气，远远比不上西汉。贤能的士大夫立身朝廷，志向不能得到伸展；即使号称太平安定，也不过是这对父子才智所能达到的限度，并不是君子所推崇的。《汉光武论下》　苏辙 汉高帝把天下以及后世的重大责任托付给大臣，大臣们也竭尽心力来报答他，所以吕氏之乱得以平定，周勃能够发挥力量，诛杀吕产、吕禄，拥立汉文帝，事情反复变动，却像翻手一样容易。当时大臣的权力和任用非常隆盛，这种风气相互承接。到了申屠嘉，还能召来羞辱邓通，主张斩杀晁错，而汉文帝、汉景帝并不认为这样做错了，可见汉高帝任用大臣，是何等慎重。孝武帝以后，这种风气衰落了，大臣的任用和罢黜，几乎像对待仆役奴隶一样。汉武帝晚年将要拥立幼主，知道不能不用大臣，于是把政事托付给霍光。霍光的权势超过群臣，所以能够辅佐汉昭帝、汉宣帝即位，天下没有人敢提出异议。至于汉宣帝，虽然明察有余，但本性忌妒好胜；若不是张安世谨慎畏惧、陈万年顺从，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他的容纳。他厌恶杨恽，杀害盖宽饶，迫害赵广汉、韩延寿，悍然无情。才高之士在他的朝廷上举步谨慎，到了汉元帝、汉成帝时，朝廷已经没有重臣，终于养成了王氏的祸患。所以王莽凭借斗筲般的才智，再用欺骗蒙蔽来辅佐它，而士人中竟没有一个敢指出他的错误。光武帝兴起时，虽然文治武功足以激励一世，却不知道利用人才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幸而他的子孙都贤明，权力掌握在君主手中，所以这些祸害没有波及自身。

译汉和帝年幼，窦太后专擅朝政，窦宪兄弟放纵横暴，在朝廷上杀死都乡侯刘畅。事情败露后，窦宪请求出击匈奴来赎罪；等到取得成功，又想拥立北单于，以树立恩德、巩固自己的地位。袁安、任隗都以三公的身份坚持义理，竭力争辩，却不能胜过他。幸而窦宪因谋逆失败，这大概就是汉光武帝不任用大臣所积累的弊病，在这里显现出来了。此后汉朝日益衰弱，到了诛杀阎显、拥立汉顺帝时，功劳出自宦官；废黜清河王、杀死李固时，事情又由外戚办成，大臣都没有参与。到了末流，梁冀的祸害太重，天下不能容忍，于是又借助宦官除掉他；宦官的祸害达到极点，天下也不能忍受，终于召来外兵将其诛除。外兵一旦进入京城，东汉的国运也就完了。这大概就是光武帝不任用大臣所造成的祸患发展到极点的情形。君主不可能人人都贤明，君主有做不到的事，把它托付给大臣，这是朝廷正常的道理。事情如果出自正道，成功的时候就多，失败的时候就少。纵观古今，大臣负责政事而祸患达到不可预料地步，一定是有原因的。如今君主畏惧、猜忌大臣，使其他人得以乘虚而入；不是外戚掌权，就是宦官掌权。外戚和宦官彼此屠杀防范，最后甚至接连引来外兵。唉，危险啊！争论——潘兴嗣 即使是卑贱的平民，也还会立下儿子来争论自己的过失，树立朋友来议论自己的错误；何况贵为万乘之尊，呼吸之间就能使霜露发生变化，指顾之间就能使人的荣辱改变。早晨不争论，到了晚上就会有人遭受它的祸害；晚上不争论，到了早晨也一样，甚至有时片刻之间就来不及了。孔子说：“天子有七位敢于进谏的大臣，即使天子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孔子又说：“商朝有三位仁人。”比干进谏而死，他的防范作用深远，难道当时就没有进谏和讽谏的人吗？这就像疾病：有的要慢慢调补、安逸调养之后才能平定，有的要用药物攻治之后才能痊愈，有的要针刺砭石之后才能恢复。因为时势有缓有急，情势有盛有衰，处理事情有先有后，不能只用一种方法应对。讽谏依违委婉而不直切，这是《诗经》所说的“主文而谲谏”，属于缓慢调补、安逸调养的方法。直谏则直接指出事情，争谏就是触犯君主的逆鳞；这已是攻治无效而不得不施用针砭了。像尧征询意见而舜赞同，禹恭敬行礼而益赞助，如果这样，就可以不用谏诤了；但舜仍说“我有过错，你们要辅弼我，你们不要当面顺从”，君臣之间彼此警戒告诫，兢兢业业到了这种程度，后世的君主为什么还要忧虑而不采用这种做法呢？从前汉高帝问周昌：“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周昌回答说：“陛下是桀、纣那样的君主。”汉高帝能够容忍这句话，当然绝不是桀、纣那样的君主。假如桀、纣那样的君主，即使无道，还能任用敢于争谏的大臣，也就不会失去天下了。论谏——潘兴嗣 舜命令龙说：“我厌恶那些败坏言语、灭绝德行、使我的众人震惊的人。你担任纳言，早晚传达和收纳我的命令，一定要诚信。”《皋陶谟》中又说：“能够明智而仁惠，还担忧什么驩兜？还畏惧什么花言巧语、谄媚脸色而又非常奸恶的人？”颜渊问治理国家的方法，孔子说：“远离佞人。”舜本来就聪明睿智，君臣之间谋划政事、相互警戒，也只是忧虑这些罢了。颜渊接近圣人，也说要“远离佞人”，那么圣人和贤哲的忧虑确实深远啊。进谏不能实行，其根源从亲近的侍从开始，起初只是细小的隐患，后来由日渐浸润而形成，最终发展到无法抵御。君主喜悦就赏赐，发怒就诛罚，这一点不能不察看。君主未曾滥杀，却杀了一个小臣，便会牵连到大臣；未曾滥赏，却赏赐了一个佞人，便会牵连到大佞臣。不堵塞源头，即使想挽救，又能怎么办呢？所以我说：“进谏不能实行，其根源大概起于亲近的侍从，不能不对此加以思虑。” 通论——潘兴嗣 从前井田法彻底败坏，天下百姓因此困苦。然而有智慧的人一出现，就把兵器储藏在民间，把粮食储藏在军队中，以完整的制度取得胜利，安坐而收获功效，这就是所谓屯田。汉朝曾经用几万军队进逼氐羌，氐羌本来就弱小，但议论的人认为，耗费资财来战胜他们，不如用完整的制度制服他们。于是留下万人屯田，果然没有耗费一箭一镞，敌人便平定了。曹操处在扰乱纷争的时代，不先忧虑天下，却忧虑粮食不能由军队自行供给，于是大力兴办屯田，以此向天下显示形势。形势没有比羌地更危险的，事情没有比曹操当时更紧急的，但他却一定先办屯田，是因为不贪图一时苟且的便利，而考虑长远深厚的利益。从前兵赋制度彻底败坏，天下的武备因此空虚。然而有智慧的人一出现，就使军队有府，府有统帅，统帅有统属。唐朝曾经让六十万军队在京畿附近屯田，四方有事时，长矛利兵奋勇直进；没有战事时，就收起兵器从事农业。所以天下谈论武备，一定先说府兵。如今用几十万军队驻扎在燕、秦、晋、魏一带，耗费天下一半的赋税；用大车巨轴，逆着险阻、顶着风浪运输上去，仍不足以供给军队的俸禄和生活，又加重商人的利益，拿出内库的钱，也不足以补助费用。没有战事时，尚且已经这样；一旦有战事，再加上四方的军队，使兵力增加一倍甚至更多，难道要把费用推得更加广大，坐着供养这些骄兵，却不足以让他们面对敌人吗？又曾经把二十万军队弃置在好水之上，车轮和奇兵战马没有一个返回，这正是供养军队没有节制、平时没有做好战备的缘故。燕、秦、晋、魏的郊野，土地并非不广，百姓并非不强悍勇敢，田地也并非全都开垦了。一下子征集强悍勇敢的百姓，开垦土地使他们繁殖生息，有什么做不到的呢？选择天下的精锐部队，安置在京畿附近，仿照府兵而制定制度，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呢？不到十年，粮食一定会充满塞下，而受黥刑、墨刑的罪徒也可以坐看其消灭。晁错提出削弱七国，七国却反叛；主父偃提出分封的办法，诸侯却没有察觉自己正在削弱。既然如此，屯田、府兵的制度实行以后，天下的骄兵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削弱。还有什么可畏惧而不去做呢？边地粮食已经充实，屯驻的军队已经强大，中原的赋税更加宽裕，那么北方敌人就不敢吝惜他们的赆礼和氐羌，人们也不敢怠慢礼节；这就是用完整的制度取得胜利。过去骄横的士兵，今后会变得强悍勇敢；过去不足的力量，今后会变得有余。不幸发生警报时，内府发出符节，外府发出军队，手持斧钺出发；到达燕地，燕地就震动；到达秦地，秦地就恐惧，这就是所谓在宗庙之中谋划而取得胜利。荆、楚、蜀、越是四分五裂的地区，也是天下用武的地方，不能不想到这一点。若那里一有事情，就想靠巧计取胜，岂不是既笨拙又迟缓吗？《宋文鉴》第九十九卷。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第一百卷。宋代吕祖谦编。

译论。《隋论》——李清臣 治理天下，应当以王道为根本，不能只靠吏治。吏治可以勉强维持天下的安定，却不能长久。完全用王道治理的，是夏、商、周三代；把吏治和王道杂糅使用的，是汉、唐；完全使用吏治的，是隋文帝。从禹到桀，从汤到纣，从周武王到周赧王，三代各自延续了几十代，安定而不改变，前后将近两千年。从汉高祖到汉平帝，从光武帝到汉献帝，从唐高祖、唐太宗到唐僖宗、唐昭宗，这两个朝代有的延续四百年，有的延续三百年，虽然不及三代长久，却超过了许多历代的国运。像隋文帝取得天下，当时也可以说是政治清明、天下太平而少有事情。然而只经历三代、二十九年就灭亡了，原因是什么呢？是吏治和王道所产生的功效不同。所以三代采用王道而长久，汉、唐掺杂吏治而不及三代，隋文帝专用吏治而不及汉、唐，这难道不是王道与吏治厚薄不同所造成的结果吗？隋文帝开皇九年灭陈，天下才统一，他奋力治理政事，每次临朝，有时直到太阳偏西；五品以上官员都被召来讨论政事，值宿卫士只能传递饭食来吃。到了兵器不再使用、天下没有游荡谋食的人、户口每年增加并超过两汉时，他的国家富足安乐到了这种程度。普通人都认为这是太平盛世，但有见识的人都知道这种局面不能长久。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用礼义维系政治，没有用忠信团结臣下，教化不足以引导百姓，纲纪不足以防范后世，一切只把善于辨析计数、勤于察考当作才能；身处三王的地位，却卑微琐细地从事任用，钻研权谋和文法，这不过是吏才中最突出的一类，并不是王者的作为。所以王隆说隋文帝最终因不学习而成为他的拖累，而房乔在天下清平之时，唯独知道隋朝将要灭亡。假如他采用王道，常常替百代子孙考虑，那么国运长久与否，岂是人能够轻易预料的呢？考察三代，它们治理国家的根本，都建立在仁义礼乐上，先施行教化而后使用刑名；重视道德而轻视功劳赏赐。开始时似乎迂远空疏，但最终达到兵器停用、刑罚废置的境地，使清明的德化灼照百姓的耳目，逐渐浸润、涵养、陶冶百姓的身心；这种势力广布而坚固，就像把方正的器物放在平地上，天下的形势可以逐渐紊乱，却不能突然崩坏。末世的中等君主，德行既比不上古代，才能也达不到王道，所任用的都是世俗之人，所崇尚的都是琐细的法令；他们争逐功利，勇于拘泥断案，认为公文簿册和刀笔小吏之间就可以治理国家；向他们谈王道，他们就背过身去讥笑。勉强这样做，在势力强盛时还可以自守。一旦出现权势的裂隙，怨恨之心便纷纷产生，内外都因此受到扰动，奸猾豪强乘着它的弊端兴起。他们扰乱天下，就像驱赶群羊而使它们四散奔逃；颠覆王业，就像摇动一件倾斜的器物一样容易。因此，百姓越多，天下反而越乱；土地越大，国家反而越危险。唉！他们哪里知道三代有长久而难以动摇的治理方法呢？后世的君王，如果能以三代、两汉、隋、唐的事情为鉴，不依靠吏治造成的安定，而留心于王道，就可以长久拥有天下的百姓了。《石庆论》——秦观 我听说汉武帝招揽英俊之士以后，衡量他们的才器能力，任用他们唯恐来不及。在内整顿法令制度，在外抵御胡、粤，封闭山口、修筑要塞，决开黄河，朝廷中的事情很多。丞相李蔡、严翟、赵周、公孙贺、刘屈牦等人，都因罪被处死。能够免罪的，只有平津侯公孙弘和牧立侯石庆而已。平津侯公孙弘以贤良身份被推举为首，用经术取得汉武帝的下策，熟悉文书法令和官吏事务；他能够免罪，本来就应当是因为自己只是个鄙陋之人。石庆做丞相本来就不是他的才分所能胜任，却又能够安然终老于相位，这是为什么呢？大概石庆最终留在相位，并不是因为他的才智足以使自己免祸，而是当时事势的流转彼此激荡，促成了这种结果。为什么呢？君主和臣下，就像阴与阳一样。阴气胜过阳气而越位，阳气便失去生发万物的道路；阳气胜过阴气而逼迫它，阴气便失去制约调节的作用。越位实际会产生逼迫，逼迫也会产生越位；二者彼此不相胜，这才叫大和，万物因此生长，变化因此完成。汉武帝刚即位时，年纪还轻。武安侯田蚡凭借外戚亲属关系担任丞相，权力转移到人主之上，汉武帝心中渐渐不平，只因太后的缘故，暂且忍耐而没有发作。当时臣强君弱，是阴胜而越位，阳气受到压制。武安侯死后，汉武帝惩戒这件事，把全部威权收归掌握，大臣只不过充任职位罢了，稍有不合心意，就严厉地用法令加以约束。从丞相以下的官员，全都惶恐不安，只顾补救过失而无暇他事。当时君强臣弱，是阳胜而逼迫阴。豪杰之士大多自重身份，没有人肯稍稍收敛自己的锋芒；鄙陋之人却只怕失去职位，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君强臣弱、阳胜而逼迫阴的时候，即使有豪杰，又怎么能够任用呢？即使任用了，又怎么能够让他善终呢？既然如此，能够任用而又能善终的，只有鄙陋之人方才可以。石庆任丞相时，九卿轮流进来掌管政事，不把决断之权交给石庆，石庆只是醇厚谨慎而已。他在位九年，不能提出什么正直的言论；曾想惩治汉武帝的近臣，反而被追究过错，于是上书请求退休，诏书答复让他回家，他还以为自己得计了。不久又不知道做什么，重新出来处理政事。唉，这大概就是他能够被汉武帝容忍的原因吧？石庆能够最终留在相位，是田蚡造成的。所以说，是事势的流转彼此激荡而形成的结果罢了。既然如此，那么平津侯公孙弘能够免祸，虽然公孙弘的才术不能和石庆相提并论，但他早晨上奏、晚上议论，凡事只开个头，让君主自行选择，不肯当面折辱君主、在朝廷上争辩；公卿约定共同议论，到了皇帝面前却都违背约定来顺从皇帝的意旨。像这样，他和石庆相差多少呢？公孙弘和石庆为人不同，但他们能够免祸的原因却是一样的。当时不只是丞相如此，东方朔、枚皋、司马相如、严助、吾丘寿王、朱买臣、主父偃等人，号称皇帝身边亲近受宠的臣子，也大多因罪被诛杀。只有司马相如称病躲避政事，东方朔和枚皋不坚持不变的论说，因此得以免祸。由此看来，汉武帝朝廷中做鄙陋之臣的人太多了，难道只有石庆一个吗？所以淮南王谋反时，唯独忌惮汲黯喜欢直谏、坚守节操、至死不改；至于游说公孙弘等人，却如同揭开帷幕一样容易。唉！像汲黯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为豪杰之士。《汉文帝》——曾肇

译我曾经说过，治理天下根本在于亲自实行教化。考察汉文帝亲身实行节俭，以德行教化百姓，应该能够振兴衰败的风俗。然而贾谊认为，残暴邪恶公然横行，没有人加以禁止；他认为背弃根本、趋逐末业是天下最大的残害，淫逸奢侈的风俗是天下最大的祸害。那么当时的风俗可以说已经败坏了。难道所谓亲身教化，果真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吗？大概是因为汉文帝虽然有仁爱之心，也有仁德的声誉，却没有修明先王的政事。先王有不忍伤害百姓的仁心，就有不忍伤害百姓的政事，而这种政事一定以理财为根本。理财的方法，安定百姓的大原则有四项，安排百姓职业的事项有九类。士、农、工、商，用来区别他们的名分；九谷、草木、山泽、鸟兽、材木、财货、丝帛、泉币，用来聚集、转运和分配，区别他们的职责。又制定屋粟、里布、夫家之征，用来对待那些不勤劳的人。因此天下没有迁徙不定的产业，没有游荡懒惰的百姓，对于生产财富，可以说途径很多。至于爱护养育万物，也一定按照合宜的法则，所以捕鸟的罻罗网罟、斧斤、弓矢，都要按照时令使用；毁坏鸟巢、捕取幼兽和鸟卵、杀害胎兽、砍伐幼树，也都加以禁止。取用万物也有合适的时节。于是制定礼制来节制消费：天子的封地范围为方圆千里，诸侯各自拥有方圆百里的国家；卿士、大夫直到庶人，无不有田地，并按照职位的贵贱、收入的厚薄来制定相应的制度。又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数量，用来供给冠礼、婚礼、宾客往来、丧葬、祭祀的费用，隆重或简约、多少不等，都各自适合其身份。居上位的人谨慎地明确名分，以此向天下示范；人人安于自己力量和身份所能达到的范围，不对范围之外有所觊觎。因此淫邪放纵奢侈的心思不会产生，贫富大体均衡，天下充实，没有物资不足的忧患。然后再向百姓显示廉耻，以德义振作他们，所以百姓能够服从。与这种情形相比，游荡懒惰的人没有容身之处；即使有僭越奢侈的念头，又能在哪里施行呢？教化之所以能够形成，残暴邪恶之所以能够消除，大概都由此而来。自从秦朝毁灭先王的典籍，汉朝沿袭了它，只求制定一时权宜的制度，从天子到庶人，再也没有度量和等级界限，于是人人抛弃根本而趋向末业，争相僭越奢侈。汉高祖曾经禁止商人穿丝绸、乘车，但这道命令最终没有实行。到了汉文帝时，商人富足雄厚，势力超过官吏，靠末技谋生、游荡而不务农的人越来越多。庶人住宅墙壁的装饰、仆妾的衣服，都超过了宗庙祭祀所用的规格，甚至胜过天子的服饰；由此就可以知道当时风俗多么不好了。然而汉文帝不知道修明先王的政事来挽救这种弊病。当他开辟籍田来劝导耕作，穿粗绨而摒弃华丽刺绣，以此显示敦厚朴素、为天下先导时，他的用意是美好的。然而，法度这些治国工具不能实行，却想凭区区一人之力率领天下众人，难道不是很困难吗？孟子说：“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这并不是虚话。”即便如此，若凭借那种德行来成就事业，依照先王的政治，那么也差不多可以成为三代的贤明君主了！讳言——张耒 唐高宗亲自诛杀长孙无忌、放逐褚遂良等人以后，天下人因畏惧而不敢讲话，持续了二十多年。后来有一位御史曾经抗直进谏一件不紧急的事情，当时人称赞这件事为“凤鸣朝阳”。正当天下以言论为忌讳的时候，武氏足不出宫门便夺取了唐朝的国政。天子在殿陛以内、宫门以外发生的颠倒混乱，没有办法知道；他的身边难道没有忠臣贤士提出良策妙计吗？只是他们也不敢告诉他。因此，竟让女子夺取男子的权力，让深宫内室中的人夺取国家社稷，触犯天下最不合正道的事情，完成了天下最难成功而又有功效的事业。这就好比盗贼闯入主人家中，挟持主人，蒙住他的耳目，任意妄为，还有什么求取不到呢？张耒说：上天将要使一个国家混乱，必定先使这个国家忌讳臣民的言论。人爱惜自己的身体，睡眠、饮食、起居稍有异常，别人告诉他，他必定相信，随后就加以治疗。这样，就可以终身没有疾病。假如他的睡眠、饮食、起居都不像正常人的状态，而亲戚朋友在旁边看着却不敢告诉他，一旦疾病发作，就会死去。唐太宗把兰陵公主的园林赏赐给进谏者，价值一百万钱，并不是为了博取名声，而是因为事情本来就应当这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敢言——张耒 汉王刘鳌以外戚身份辅佐朝政，杀死王章来堵住天下敢于进言者的嘴；可是梅福凭南昌县尉的身份上书，公开攻击他而毫不顾忌。唐文宗时，宦官掌握禁军，控制天子，枢密使的权力超过宰相，谁敢稍微违逆他们的心意？可是刘蕡在对策中肆意斥责他们的罪恶，指斥他们篡夺、弑杀、废黜和拥立皇帝的罪行。唐明皇时，李林甫任宰相将近二十年，固守恩宠、买取权力，使他的君主昏聩无知；在内扶助杨氏的势力，在外造成安禄山的叛乱。补阙杜璡曾两次上书议论政事，被贬为下邽令。李林甫用话来震慑其他人说：“一匹立着的马整天默不作声，吃饱三品官的草料豆子；一旦叫出声，就要被贬斥。以后即使想不叫，能办得到吗？”从此进谏争辩的道路断绝了。李林甫的威势并没有汉朝外戚那样惨烈，唐文宗时的宦官也不过是宦官罢了；但梅福、刘蕡敢于触犯他们，而李林甫只凭小小的贬斥，就使天下士人恐惧得像害怕虎狼一样。这是什么原因呢？王鳌刚掌权时，皇帝的德行还没有败坏得太深，还可以同他讲论道理、商议成败；而且汉朝的公卿中仍有贤能、明智、忠诚、正义之士。唐文宗大和二年，在朝的名臣如裴度、李绛、韦处厚一类，还有好几个人；公卿侍从之间，也还略微可以相互告知真情，他们的势力足以维持典章刑法。所以这两个人，并不是胡乱发言、任意妄行，而是心中确实有所凭持。至于李林甫当权时，君主在上面淫乱昏庸，把天下的治乱看得如同越人看秦人的肥瘦一样，已经无法同他谈论了。朝廷士人中只要有一点善行、略能辨别黑白的人，李林甫就把他们斥退驱逐，一个也不留下。国内空无一人，上下内外都跟随着君主陷于昏乱。天下士人即使想进言，又凭借什么来挽救国家的祸患呢？这正是人们最害怕的事情。唉！国家没有善人，国家就不再是它原来的国家了，难道能不恐惧吗？唐明皇曾评论李林甫说：“这个人嫉妒贤能，不要同他共事。”由此便可以知道当时人物的状况了。李郭论——张耒

译雄强杰出而喜欢作乱的人，可以用天下的大义使他屈服，却不能用匹夫的小聪明蒙蔽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甘愿承认自己理屈，不肯背弃别人；如果凭借小智侥幸把事情蒙混过去，等到得志以后，必定会大乱，直到凶暴悖逆、放纵恣意而恢复自己的意愿才会罢休，这一点不可不慎重。汉高祖如果只贪图一时方便，假装巡游云梦而逮捕韩信，虽然能够捉住韩信，但韩信谋反的念头从此便产生了。当时那些才高智深的人，也会产生轻视君主之心，所以英布、贯高等人的叛乱接踵而起；这不是使英雄屈服的办法。李光弼率领孤军，同安史叛军中的强悍敌人交战，百战百胜；他治理军队、指挥作战的风采超过郭子仪，而当时各位将领都望见郭子仪便服从他，像敬奉君父一样。可是李光弼在彭城时，各将领已经不听从他的使命了。郭子仪能够使吐蕃称他为父亲，史思明却上书请求诛杀李光弼。大概李光弼的实际才能不如郭子仪的声名。郭子仪安坐在那里便绰绰有余，李光弼奔驰劳碌却仍感不足。我曾思考其中的原因，读《史思明传》，看到李光弼派乌承恩暗中杀害史思明的事情，这才明白李光弼和郭子仪的优劣。郭子仪为人极其诚实厚道，不欺骗别人，以忠信为根本；他的胸襟坦荡，是大人君子。因此，安静时人们安于他的德行，行动时人们服从他的道义。李光弼使用乌承恩，让他袭击杀死史思明。这虽然是狡猾之徒、奸诈敌人的常态，但我想，史思明这个人虽然雄健剽悍、勇猛善战，内心却有不可保信之处，所以才使用市井之人的智谋、盗贼的计策。否则，为什么会招来史思明的侮辱，而田承嗣却唯独屈膝尊郭子仪为尚父呢？这在使人服从的道理上是低下的。唉！凭才能成就事业，不如凭德行；凭智谋使人服从，不如凭道理。只有德行和道理，开始似乎迟钝，最终却有利；用它们治理大的事业、推行长远的事情，从来不会受到侮辱。邴吉——张耒 邴丞相为人极其深厚忠实，但我唯独对他有一点遗憾。匈奴入侵云中，皇帝下诏询问丞相和御史有关匈奴所进入郡的官吏情况，御史不能回答，受到责罚；丞相却能把情况全部知道，于是被称赞为忧虑边疆、尽心职守。邴吉能够知道这些，是因为善于驾驭属吏。平日里不知道在应当急办的事情上用心，却在一时之间依靠别人的力量防备意外，也可以说是侥幸；把这称为真正忧虑边疆、尽心职守，可以吗？他因侥幸得到声誉，竟又顺势冒领这份功劳，眼看着别人受责罚却不替他分担诽谤，也就稍微有些欺骗了。褚遂良于是凭王生的一句话，被天子认为是长者，却不敢把功劳归于自己，说：“这是我的议曹教我的。”褚遂良能够把功劳归于君主，虽然他的善行微小，却不冒领别人的善行，他的德行就很厚重了。当皇帝责问御史时，邴吉却说：“我和御史一样，我的仆人先把情况告诉了我，所以我才知道。”这难道只是忧虑边疆、尽职守责而已吗？世上有一个从未射过箭的人，拿弓搭箭，一发便射中；不了解情况的人说：“这是天下最善于射箭的人。”如果这个人不推辞，知情的人就会嘲笑他。邴吉使宣帝免于死亡，能够闭口不说，难道只是贪图驾驭属吏这一点功劳吗？大概一定不是这样。

译传记上说：“思考，就能得到；不思考，就得不到。” 邴吉没有思考过这件事吗？把侥幸得到的福分冒领过来并安然处之，这是平庸之人通常会做的事；我唯独为邴丞相感到遗憾。秦论——何去非 用兵有进攻和防守，善于用兵的人一定懂得什么时候适合进攻、什么时候适合防守。因此，采取进攻就能取胜，采取防守就能稳固。应当进攻却防守，应当防守却进攻，都是失败的道路。当天下人相互联合，一起奉事强大的秦国时，秦人出兵攻打诸侯，大概是要夺取他们。谋划进攻以取得别国土地的军队，就是所谓兼敌之师。等到天下人挽袖相率，发动叛秦的动乱时，秦人集合军队抵抗诸侯，大概是要击退他们。谋划抵抗以击退敌军的军队，就是所谓救败之师。兼敌之师适合辗转作战，救败之师适合坚守，这是用兵的常势。秦人凭借崤山、函谷关的险要，俯临崤山以东的地区；自秦穆公以来，常常压倒诸侯，最后终于兼并天下而称王。难道是因为秦国历代君主都贤明吗？也是因为占据了地形便利的地方。秦二世时发生动乱，天下人共同起兵使秦灭亡，不到三年就成为废墟。以秦二世的无道来看，秦国难道还值得怎样灭亡吗？可是，如果秦二世知道放弃已经背叛的崤山以东，严整军队把守关隘，采取自救的策略，那么即使施行得很无道，山西千里的地区仍可以保全一段时间。他不懂得考虑这一点，却调动全国军队，交给章邯、李由之流，越过关隘行军千里，进击防守之地，反而成为乡间作战。每天大张旗鼓地使用兼敌之师，也已经错了。当陈胜首先起事，天下豪杰争相向西去诛灭秦国时，只要振臂一呼，披甲作战的人便有百万；挥旗一声号令，攻下的城池便有几十座。而且这些人多是从山林中突然崛起的匹夫，他们存亡胜负的关键，取决于一战。他们的锋芒极其锐利，章邯等人却不知道坚守以使自己的军队疲惫，反而率领孤军，放弃天险，渡过灞水、越过洛水，向左奔向右驰，以迎击四面合围的锋芒，最终终于失败。沛公的军队扬起尘土进入空虚的函谷关，虽然秦二世的动乱足以覆灭宗庙，天下的形势足以荡平秦国，但秦国之所以灭亡得如此迅速，正是用兵错误造成的。秦国役使百姓、从事天下战争已经很久了，而百姓受到秦二世毒害还不深，勇于公战、乐于保卫君上的风气习俗仍然存在。章邯用兵，进攻则力量不足，防守则绰绰有余。周文曾经常率领百万军队，驻扎到戏水之下。章邯三次出击，三次击退他们，最终杀死周文，使他们不能继续扩张来攻击敌人；秦军于是坐守关隘，作为救败之师。关东土地虽然已经分裂，但整个秦国还没有溃败。有人说，七国反叛汉朝，是因为议论者把罪责归于吴、楚，认为它们不知道堵住成皋的关口；而汉军将领一天之内经过成皋的有几十批，所以…… 至于最终失败灭亡，今天豪杰叛秦，却责怪秦二世越过关隘出兵作战，为什么呢？唉！只知道谈论用兵，却不讨论形势是逆是顺，也不考察利害的趋势，那么这种用兵见识也是疏浅的。秦国有可以灭亡的形势，而天下众人的锐气也在于灭亡秦国，所以豪杰起兵，是顺应了民众的意愿。关东地区已经不再替秦国服役了。汉朝没有可以被叛乱的过失，天下百姓也没有达到背叛汉朝的地步，因此七国起兵，并不是民众的意愿；天下都在替汉朝服役。既然关东不再替秦国服役，秦二世怎么能到那里去同百姓迅速交战？既然天下正替汉朝服役，汉朝怎么能不赶往那里迅速诛杀七国君主？这就是进攻和防守所以采取不同方法的原因。从前贾谊、司马迁都说：假使子婴有平庸君主的才能，又得到中等的辅佐，那么山西的土地还可以保全并占有；他们最终因此受到后世讥讽，说他们失言。这两个人当然不是不懂得事机，只是可惜秦国当时有可以保全的形势。即便如此，他们只知道秦国有可以保全的形势，却不知道到了子婴时，秦国的事业已经无可挽回了。即使有姜太公那样的辅佐，又能把秦国怎样呢？西晋论——何去非 天下的祸患，不怕它有明显可见的迹象而在近处发生，却怕它没有可以窥见的形态而迟迟发生。有迹象可以看见，即使极其愚昧怯弱的人，也必定会加强警戒防备；在近处发生的祸患，毒害往往较浅。没有形态可以窥见，即使极其聪明勇敢的人，也会忽略防范；迟延发生的祸患，毒害往往很深。从前五胡之祸，晋室的祸根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探究其根基并考察它的积累，原来在于数百年缓慢延续的过程。国家更换了三个姓氏，历经几十位君主，平常日子里看不见任何可以窥见的形态，所以一旦爆发，就没有人能够支撑。并不是完全没有形态，而是祸患的形态常常隐藏在福分中，福分的形态也常常隐藏在祸患中。人们只看见它成为今天的祸福罢了，却不顺着它所隐藏的方面预先窥察，所以在尚未爆发时，都看不见它明显的形态；这就是祸患发展到无法挽救的原因。先王在荒远地区控制夷狄，是非常厌恶他们侵扰华夏、扰乱中原，从未不想驱逐排斥他们。周公在明堂召见诸侯时，夷、蛮、戎、狄的君长站在四门之外，不让他们参与陈列礼物、举行盛大礼仪的场面。后世君主庆幸他们衰弱困敝，又因他们归顺服从而感到喜悦，于是让他们迁入内地并亲近他们。这种事情起始于汉孝宣帝，逐渐发展于汉世祖，到了魏武帝时更为兴盛。有时空置他们的国土，停止边塞的警戒；有时借用他们的兵力，作为抵御敌人的屏障。既消除了他们的侮扰，又役使他们的力量，可以说是历代君主最大的愿望、国家最大的福分了。却不知道这种做法积累日久，其中潜伏着大祸；一旦猛烈爆发，就像决堤的水一样，没有人能够阻止。晋朝不幸正好遇上了这种情况，因为平日里看不见它明显的形态。从前汉孝宣帝承接汉武帝抗击匈奴的威势，匈奴五位单于相互争斗，汉朝开始接纳呼韩邪单于，让他依靠边塞而居，渐渐通过五原前来。到孝元帝时，呼韩邪才希望保守边塞，请求撤除边防。依靠侯应的计策，认为自汉武帝把匈奴驱逐到漠北、夺取阴山以来，匈奴失去了遮蔽藏身的地方，每次经过阴山，没有不哭泣感叹其屏障灭亡的。如今撤除边防，就是把巨大的利益显示给他们。元帝虽然答复并感谢了他，从此胡人也逐渐向南窥视，汉朝也很高兴他们前来，不再拒绝他们。汉世祖趁匈奴日逐王等归附，于是建立南庭来安置接纳他们，逐渐让他们居住在西河、羙稷；他们的各部又于是屯驻守卫北地、朔方、五原、代郡、云中、定襄、雁门七郡。

译河西地区于是全都成为胡虏的区域，又加上迁来的叛羌，错杂分置在京畿附近。魏武帝又大规模迁徙武都的氐人，以充实关中地区，用来抵御蜀汉；匈奴五部都居住在汾水、晋水一带，近在肘腋。到晋朝兴起时，大体上中原有一半成为夷人居住之地。刘元海是匈奴人，却居住在晋阳；石勒是羯人，却居住在上党；姚氏是羌人，却居住在扶风；苻氏是氐人，却居住在临渭；慕容氏是鲜卑人，却居住在昌黎。各族人数日益繁多，他们的居处、饮食都逐渐趋同于华夏；但他们桀骜暴虐、贪婪强悍、喜欢争斗、喜好作乱的志向和习性，却从未改变。因此刘元海一声倡导，并州、雍州的胡人便乘机四处起兵。从长淮以北，再也没有晋朝的土地，成为战国般的局面将近二百年。这就是所谓爆发得迟而毒害深。即便如此，他们迁入内地而接受役使，也是迫于制服他们的威势；他们内心未尝不怀念故土、想着返回，本来就十分怨恨中原拘束、羁留并轻侮他们。因此刘猛愤怒而反叛晋朝，事情虽然没有成功，刘氏各部却从未有一天忘记这件事。自魏朝以来，并不是没有明智的君主足以察觉祸患的渐变、为子孙万世考虑；然而他们都安于夷人归附，有的还乐于使用他们的力量，只怕不能把他们聚集起来、管理驱使他们。即使看到了祸患形成的迹象，也都不深思远虑，不趁祸患潜伏时消除它。从晋朝往后，自晋武帝平定吴国、普遍安抚天下以后，本来已经没有必要借助夷狄的力量了。假如这时有人能够探察其中潜伏的祸患，预先加以制止，顺应他们怀念故土、想要返回的心情，施加恩惠引导他们行动，假借名号给他们俸禄资财，让他们各自按照族类返回旧土，那么他们乐于带领族人轻装离去，只怕自己落在后面。然后严格排斥夷狄，设置边障，使华夷之间有内外的区别；以后即使出现警报，也不至于从肘腋之间爆发，造成无法尽述的祸患。即便如此，若不是明智果断的君主为子孙后世考虑，也不能决心有所作为，挽救尚未爆发却已经深重的祸患。晋武帝自从平定吴国以后，正把奢侈的欲望显露给天下，他哪里能做到这些呢？即使郭钦上书进谏，江统撰写《徙戎论》，他们的言论反复陈说、恳切至极，晋武帝都安然不加省察，正是抱着老虎熟睡罢了。唉！治理天下的人，不要倚仗平日的福分，却忽略隐藏其中的祸患。《宋文鉴》卷一百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一 宋代吕祖谦编

译论 明皇论——崔鶠 穆王告诫太仆说：“仆臣正直，他的君主就能正直；仆臣阿谀，他的君主就自以为圣明。”仲虺告诫成汤说：“能够得到贤师的人可以称王，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的人就会灭亡。”一个人本来很平凡，却自以为圣明，就会傲然认为天下没有人比得上自己；认为天下没有人比得上自己，就会听不到自己的罪过，有了过错也不改正；祸乱已经形成，最终还不能醒悟，这就是灭亡的道路。考察唐朝，能够拥有天下的共有十八位君王，而没有因为谄媚臣子的缘故另加尊号的，只有高祖、太宗、睿宗、文宗四位君主，其余都建立了虚假的名号。开元、天宝年间，群臣甚至六次进上尊号。唉，谄媚也太过分了！而唐明皇接受这些尊号却不推辞，难道是自以为圣明了吗？他后来流离播迁，直到国家灭亡，并不是不幸。把天地、道德、圣神、文武等尊号加在他身上，又兼有覆盖承载天地的伟大美德，极尽古今最美好的称誉。那些臣子难道真的认为这些称号合于事实吗？只是认为自己的君主喜欢听谄媚、喜欢受奉承，所以顺着他的心意罢了。如果认为这些称号确实真实，那么上天并没有因为这些称号而把高位推给他，也没有因为这些名号而把深厚的福德推给他。三皇没有这些称号，五帝没有这些称号，自古贤明的君主、美好的帝王都没有这些称号，我们的祖宗也没有这些称号。偏偏后世那些平庸的君主、昏庸的帝王才有这些称号，这分明是把君主当作喜欢谄媚、喜欢奉承的人来对待，又用谄媚奉承去迎合他，实在是君主的祸害。真是圣明啊！汉光武帝做君主时，下诏天下，上书不得使用“圣”字。汉明帝做君主时也很明智，说：“先帝诏书禁止人们称颂圣明；如今如果还有过分的称颂、虚假的赞誉，尚书应当抑制，不要接受，以表明不做谄媚小人的笑柄。”唉，奸邪之人的心思被看透了！汉光武帝成就建武、永平年间的盛治，是有原因的啊！杨嗣复论——崔鶠 气质相同的事物彼此结合，没有什么能够离间它们。君臣相处，一定有某种所谓的契合。君子不去考察这一点，只想强行凭口舌挫败奸人的锋芒，势必不能振作，这是小人常常取胜、君子常常不能取胜的第一点。人情违逆他就发怒，顺从他就高兴；诋毁他就发怒，称誉他就高兴。小人的本性便于阿谀奉承，心志在于诡诈顺从；君子承担道义直向前行，有所触犯也不隐瞒，这是小人常常取胜、君子常常不能取胜的第二点。君子只赞许正直，不随意取悦别人；小人窃取爵禄来培植朋党，竭尽智力来谋求朝廷内援，这是小人常常取胜、君子常常不能取胜的第三点。君子难以进用却容易退处，小人容易进用却难以退处。容易进用的人常在上位控制别人，难以进用的人常在下位受别人控制，这是小人常常取胜、君子常常不能取胜的第四点。君子对柔弱者不欺凌，对刚强者也不屈服，不虐待幼小卑贱的人，不畏惧高贵显达的人；小人对待别人，失势时便卑伏地侍奉，得势时便像老虎行走一样凌辱别人，这是小人常常取胜、君子常常不能取胜的第五点。君子困穷时以天命安顿自己而不怨尤别人，显达时以宽恕存心而不伤害万物。小人在下位时便心中不安，怀着恶意伺机窥伺上位者；居于上位时便任意满足私欲，放纵暴虐来伤害别人，这是小人常常取胜、君子常常不能取胜的第六点。君子心中一有不安，便敬畏君主、敬畏父母、敬畏上天、敬畏他人；小人想要成就奸谋，就欺骗君主、欺骗父母、欺骗上天、欺骗世人，没有什么做不到的，这是小人常常取胜、君子常常不能取胜的第七点。君子勉励自己保持廉洁节操，崇尚名声荣誉；小人只要获得自己的欲望，天下人即使鄙视他，他也不感到羞耻，万世非议他，他也不感到屈辱，这是小人常常取胜、君子常常不能取胜的第八点。君子说话希望迟钝谨慎，做事希望迅速敏捷；有了过错就改正，见到合乎义的事情就服从。小人却夸耀伶俐的口才来使人服从，喜欢奸邪的言论来掩饰过错，这是小人常常取胜、君子常常不能取胜的第九点。天下善人少，不善之人多，所以君子为国家求取人才，难以选拔；凶恶邪僻之人一声呼唤，就有成百上千的人聚成一群，这是小人常常取胜、君子常常不能取胜的第十点。君子不记旧日的怨恶，以德行报答怨恨；小人却忘恩负义，甚至用怨恨报答恩德，这是小人常常取胜、君子常常不能取胜的第十一点。君子有才德却像没有，充实却像空虚；有功劳不自夸，有善行不自我炫耀。小人没有却说成有，空虚却说成充盈，显露机巧、夸扬才能，夸耀功劳、卖弄善行，以迷惑当时的君主，来希望侥幸获利。侥幸获得这些好处，是小人常常取胜、君子常常不能取胜的第十二点。君子和小人不能相敌，也就明白了。这就是郑覃、陈夷行因此被罢免贬黜，李德裕因此被贬谪而死在穷荒之地，李逢吉、李宗闵、杨嗣复等人因此最终还能周旋自保而达到目的的原因，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察言论——唐庚 古代的臣子拍掌、缓颊劝说君主使用武力时，他们的话没有不援引大义、慷慨激昂、豪迈雄健而卓异伟大的，使听者踊跃激发、振奋地跟从他们。等到考察他们内心的动机，则有的是为国家谋划，有的是为自身谋划，这一点不可不察。如今如果作战就能及时消除祸害，不作战就会把祸患遗留到后世；这边有必胜的形势，那边有必败的道路。经过深思熟虑，对利害形势在胸中看得清清楚楚，知道这样做绝不会误国，然后才采取行动。像这样，是为国家谋划，不是为自身谋划，张华、裴度就是这样。天下已经太平，谋臣宿将凭借侯爵回到府第，闭门谢客、扫除踪迹，没有地方施展奇谋，于是瞪眼握拳，争相提出用兵的主张，希望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智勇、舒展自己的意气。像这样，是为自身谋划，不是为国家谋划，臧宫、马武就是这样。国家没有事情，贪财好利的臣子没有可供侥幸的机会，就一定鼓动倡导战争，以求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一旦兵革发动，金钱、货币、玉帛、子女，还有什么求取不到呢？像这样，是为自身谋划，不是为国家谋划，陈汤、甘延寿就是这样。官位高、俸禄厚，没有什么可以羡慕的，却战战兢兢，只怕有一天失去权势而不能保住已有的一切，于是一定提出开拓边疆的建议，以迎合君主的欲望，来长久保持自己的权力。像这样，是为自身谋划，不是为国家谋划，杨国忠就是这样。从前的侯爵、旧日的将领、失去职务的臣子，背负罪责而忧惧，想寻找办法撼动君主，于是争相议论边疆功业，希望重新得到进用。像这样，是为自身谋划，不是为国家谋划，窦宪就是这样。古代的臣子，已经萌生叛逆之心，而功效还没有显著、民心还没有归服，便没有不借助战争功劳来收取天下声望的。像这样，是为自身谋划，不是为国家谋划，桓温、刘裕就是这样。唉！秦汉以来，劝说君主用兵的人很多，有的取胜，有的不胜；总的说来，为国家谋划的极少，为自身谋划的却这样多，这些途径难道不可以作为鉴戒吗？难道不可以警惕吗？悯俗论——唐庚

译自古以来，诸侯国风俗的大小，哪有不与本国相称的？齐地背靠大海，有肥沃土地二千里，所以它的风俗开阔通达、宽缓从容而且多有智谋。整个晋国尚未分裂时，在春秋时代最为强盛，所以它的风俗用心深远，有古代帝王遗留下来的风范。邹、鲁处在洙水、泗水之间，受齐、楚逼迫，国家小、土地狭，所以它的风俗也拘谨琐碎而小心畏惧。如今天下这么大，是尧、舜、三代的土地，大概还没有超过这种规模，百姓生活在其中。耳朵所听、眼睛所见、身体所安处的事物都很壮盛，可是风俗的规模却不足以与之相称，有这样的道理吗？风俗不是一件事，关键以人才为根本。如今士大夫通达时势变化、了解事情原委，警觉敏锐已经有余；至于学习治国之道、通晓大局，气力、才能和器量足以长久支撑、承担重任的人，却难以多得。这难道是没有吗？也有，只是不能被当时容纳。如今提出建议，大多都是细小琐事，不是关系天下治乱安危的事情；士人所说的，也不过是追求眼前把政务办完罢了，不能对宗庙社稷有所益处。学术浅小，所以没有宏大的议论；力量狭窄，所以没有伟大的功业名声。如果认为上古世代全都是这样，那么在此以前的风俗曾经是宽广的。那时只怕风俗太广大了。形势并没有不同，年代表和日历相隔也不太远，却反而更忧患于它的狭隘，这其中一定有原因。我听说江海中的水，必定有能吞下船只的大鱼；交通便利的大城市，必定有拥有千金的富家。一个幅员万里的国家，如果没有恢宏宽广、深远开阔的风气来充实它，就好像穿着九尺长的衣服，系着十围宽的腰带，抬头阔步，却血气不超过普通人，这可以吗？建武、永平年间的治理未必优于西京，但风俗不如西京，正是因为它的规模小。传记上说：“不了解事物的形态，就看它的影子。” 如今百工所制造的东西、商人所贩卖的货物、男女所穿的衣服，一天比一天狭窄简陋，而当时的人物大多强悍而矮小，这不就是它的影子吗？古代教化风俗，能够使邪恶者变善，使邪僻者变正。如今的风俗没有别的问题，只是忧患于它狭小罢了，难道就不能使人懂得宏大吗？义 公食大夫义——刘敞 公食礼，是国君供养宾客，国家供养贤才，二者的道理相同。因为亲近他，所以爱护他；因为爱护他，所以供养他；因为供养他，所以请他吃饭。供养他却不爱护他，就像豢养牲畜一样；爱护他却不尊敬他，就像畜养动物一样。飨礼，是尊敬到了极点；食礼，是爱护到了极点。飨礼是爱护不胜过尊敬，食礼是尊敬不胜过爱护，这是文饰和本质的区别。国君派大夫去邀请宾客，必定按照宾客的爵位相称，这是恭敬。太轻，就会使对方地位显得卑下；太重，就会以国君的尊贵身份压临对方。宾客三次辞谢后才听命，是说这种礼遇太尊贵，自己不敢当。因为不敢当，所以难以前来。国君在大门内迎接宾客，并不是不能到大门外去，而是采用接待君主的礼节。臣子的心意是要尊崇君主，儿子的心意是要尊崇父亲，所以在大门内迎接宾客，是顺应宾客尊崇君主的心意。三次作揖到达台阶，三次谦让后登上堂屋，是充分表达心意、说明诚意。在宗庙中使用祭器，是把诚意表达到了极点。君子对于所尊敬的人，不敢轻慢；因为不敢轻慢，所以把对方当作神明一样尊奉；因此忠臣和嘉宾乐于尽情表达自己的心意。大夫站在东夹南边，面向西，以北为上位；士站在门的东北面，面向西，以西为上位；小臣站在东堂下，面向南，以西为上位；宰站在东夹北面，面向西，以北为上位；内官的属士在宰的东北面，面向南，以南为上位。百官和各部门都准备好乐舞，以供养贤才。设置席子、加铺重席、安放几案，是表示使宾客安适厚重的礼仪。国君设置酱，然后宰夫进献豆、俎、醢。士设置俎，国君设置大羹，然后宰夫设置铏，打开簋，表示国君亲自参与此事。宾客遍祭各味，国君设置粱饭，宰夫进献稻米饭，士进献各种杂味，是

译表示殷勤。宾客三次进饭，吃粱饭并配肉汁、酱，这是与国君厚待自己的礼遇相称。宾客一定亲自撤去食器，是表示有回报之道。宾客在庭中接受束帛和皮革，国君又用束帛作为助礼之物；虽然礼物已经齐备，仍希望再加厚礼。国君拜送宾客，以恭敬结束整个礼仪。有关官员卷起三牲的俎，送回宾馆，不敢把剩余的东西据为己有。上大夫用八豆、八簋、六铏、九俎，杂味二十品；其他等级依次减少，这是表示德行待遇的差等。君子说：“爱护别人的人，能使别人爱护他；尊敬别人的人，能使别人尊敬他；亲近别人的人，能使别人亲近他；自居卑下的人，能使别人尊重他。”所以国君供养宾客、国家供养贤才，道理是相同的。从来没有爱护、尊敬、亲近、尊重别人，而自己的地位却不能安稳的；也从来没有不爱护、不尊敬、不亲近、不尊重别人，却能够长久拥有国家的。若遇到喜好德行的君主，宾客将会欣然接受，只怕自己在礼数上得到的还不够；若遇到骄傲轻慢的君主，宾客就会说：“他不过是给我吃一顿饭罢了。” 所以，礼，是君子认为还不够周到、小人却有所防备的。孔子到少施氏家吃饭，将要祭食时，主人推辞说：“食物不足以祭祀。”将要用餐时，主人又推辞说：“食物不足以用餐。”孔子退出来说：“我吃得很饱，少施氏真懂礼啊！”所以君子难以亲近；想要亲近君子，舍弃礼还凭什么呢？士相见义——刘敞 从天子到平民都有见面时所执的礼物。所谓挚，就是表达、交付，用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天子的挚是鬯酒，诸侯的是玉，卿的是羔羊，大夫的是雁，士的是雉。鬯酒，是说德行传播得久远；玉，是说持守一种法度而不改变；羔羊，是说柔顺而有礼；雁，是说进退合乎时宜；雉，是说为节操而死。所以天子以传播久远的德行为志向，诸侯以持守不变的法度为志向，卿以有礼为志向，大夫以进退合时为志向，士以为节操而死为志向。明白志向的意义，天下就能治理。所以手里拿着这种挚，就是手里执持着这种志向。君主的挚是用来侍奉神灵的，臣子的挚是用来供养人的。只有君主接受臣子的供养；如果不是自己的君主，臣子就辞谢不献挚，不敢承受供养。古代，不是自己的君主就不去做官，不是自己的老师就不求学，不是志同道合的人就不交友，不是相应身份的大夫就不相见。士人相见的礼，一定依靠介绍者，是说明他们不是苟且相合；一定依靠挚，是说明他们按照道义亲近。苟且迎合，只有小人才不以为可耻。君子可以相见，却不能屈服；可以亲近，却不能轻慢；可以远离，却不能疏忽。宾客到了门口，主人三次辞谢；相见时宾客称说自己所执的挚。主人三次辞谢挚，是为了表达尊严。大夫以礼相互接待，士以礼相互晓谕，平民以礼相互亲和。然而，争夺从末流兴起，这种事从来没有。人如果为了讨好而假意亲近，最终必定争斗；如果为了简便而草率亲近，最终必定怨恨。所以士人相见的礼，是人道中重大的事情。它使人重视自身，不接近耻辱；使人审慎选择交往对象，不接近祸患。只有已经出仕为君主做官的人，君主召唤才前往；没有出仕而求见君主的人，要戴好帽子并安置、献上挚。在国内，士人称自己为市井之臣；在野外，称自己为草茅之臣。君主即使召见，也不一定前往。因此，即使君主有面南而王的尊贵、拥有千辆兵车的富强，士人用来与他结交的也只是礼义，利益不值得一提。刑罚施行于国家，所诛罚的就是贪图利益的人。从来没有喜好利益而风俗不混乱的。没有介绍人便相见，君子认为这是谄媚。所以诸侯大国有九名介绍人，次国有七名，小国有五名。致仕义——刘敞 近来，有关部门屡次说士大夫超过七十岁却不退休，请求调出名册核对年龄并拒绝他们继续任职。天子不忍心这样做，只下诏告诫他们罢了。我认为，退休的道理是：君主不是强迫臣子退休，而是臣子自行退休。天子不忍心督促逼迫他们，而只用诏书告诫，正是应

译该的。然而天下的老臣仍旧像从前一样不退休，他们不遵从天子心意，实在太过分了。所以我写《致仕义》。退休的道理是：古代大夫七十岁退休，不是君主命令他，而是臣子自行实行。臣子虽然要退休，君主却说：“他还足以辅佐国家社稷，留下他不可失去。”于是赐给他几案手杖、安车，这是为了挽留他。君主挽留他，臣子说：“我不能贪恋别人给的荣宠，不能困居在别人的朝廷，不能堵塞别人的仕进道路。”于是再拜叩头，返回自己的家。君主不强迫他，这是合乎义的。不削夺他的爵位，不取消他的俸禄，不收回他的采邑，只到他终身为止。这就是古代退休的道理。这叫作上下都有礼。因此古代大臣谦让，小臣廉洁，平民守法，百姓不争，是由这条道路造成的。所以古代做臣子的，不到四十岁不给俸禄，不到五十岁不给爵位，不到七十岁不退休。

译四十岁给予俸禄，是因为这时可以做到不惑；五十岁给予爵位，是因为这时已经懂得天命；七十岁退休，是为了奉养衰老。不惑，所以可以同他谋划大计；知命，所以可以承受重大宠任；奉养衰老，所以可以保全节操俭德、教化百姓。因此，古代做官是为了道义，不是为了衣食；是为了君主，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家庭。所以时机适合进用就进用，时机应当停止就停止。也因此，进用时不贪恋职位，停止时不羡慕权力。总的说来，退休的道理是，君主说：“畜养的犬马尚且不能把它们的力量全部用尽，何况士大夫呢？”这就是说，即使他确实贤能，即使他确实有智慧，我也不能把他的力量全部用尽，这是恩德到了极点。臣子说：“做臣子的人不顾惜自己的力量。即便如此，如今我的力量已经不足，不能承担社稷的劳役和防御战争的责任，不能再辛劳于早晚的思虑，也不能苟且追求眼前的利益。能够保全自身而归退，也就可以了。”这是义到了极点。所以君主用恩德驾驭臣子，臣子用义来侍奉君主；贪求因此止息，谦让因此兴起。如今的人却不是这样：做官不是为了道义，而是为了衣食；不是为了君主，而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家庭。因此进身时不知道停止，困顿时也不知道羞耻。因此，对于年老的人，君主虽然多次督促教导他们，他们仍然没有人听从；有关官署虽然严厉斥责并揭发他们，他们仍然没有人顾念。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廉让的节操平素没有得到严格推行，而赏罚的政令又混乱。那么应该怎么办呢？答道：如果一定要按名册核对年龄，命令他们退休，那么对恩德来说未免浅薄，对义理来说也过于刻薄。如果一定不按名册核对年龄，等到他们自己退休，那就是厌恶贪恋职位而损害百姓、蛀蚀国家。比较这两种办法，不如考察有功的人，一定给予奖赏，不论他的年龄；考察没有功劳的人，一定罢免，不论他的年龄。他们知道奖赏不会落在没有功劳的人身上，罢免也不会遗漏没有功劳的人，那么就会震动起来，自己谋求进退。震动而自行谋划，那么贤者和不肖者的去留就会判然分明。这样一来，又何必按名册核对年龄，命令他们退休，以损害我们的义理呢？如今没有功劳的人和有功劳的人，全都混杂在一起，无法辨别；那些人便得以在其中苟且容身。所以，想让苟且容身的人畏惧义理，依循礼制使自己清白于刑法之外，这是很难做到的。圣王治理天下，如果礼义不能诱导他们，就用法律驱逐他们。用法律驱逐他们，也不废弃礼义的宗旨。因此，采用这种法律驱逐的办法，唉！为了让人退休，最终竟用法律驱逐他，难道不是太刻薄了吗？这大概也是出于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吧？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可顾忌而不这样做的呢！《宋文鉴》卷一百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二 宋吕祖谦编 策 内帑　田况 君王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官府，把六合当作自己的家，教化普遍施行，哪里不是王土？各种产业所产生的财物，全都成为国家的赋税。因此，守护它要依靠最高的德行，推行它要秉持最大的公心，凡是国家调度使用的，都有一定的限度。除了国计之外，听不到有私下积聚的财物。《周礼》说，内府接受九贡，用来供应国家的大用；外府供给各种物品，用来供应国家的小用。正因为这样，才有内外之分，并不是天子的私藏。如果任用专事聚敛的臣子，谋求积蓄丰厚，即使节俭的君主因吝惜用度而造成这种情形，对德政的声誉也没有任何益处。何况继承帝位的君主，坐享已有的财富，有的还放纵奢侈靡费，为后世留下祸患呢？唐明皇刚即位时，锐意治理，亲自奉行节俭的德行，宣扬浓厚的教化。后来谈论治道的人，把开元时期比作贞观时期。到了晚年，他却倚仗天下太平，放纵宫中奢侈享乐，权臣依仗宠爱，巧言媚上，说赋税征收所得应归有关官署，用来补助日常用度；进献所得应当交给天子，用来供奉私人宴饮。明皇喜欢这些话，于是设置了琼林、大盈两座库。王鉷每年进钱百亿，都说不是从租庸中征取的，实际上侵夺百姓，厚厚资助了盗贼。后来韦臯、李兼、杜亚、刘赞等人争相进奉，曲意求取恩宠。至于裴肃耗尽商人经商所得的利益，才升任廉察；严绶倾尽军府的资财，才授任刑曹。末世的风俗流弊于是发展起来，再也没有人能够制止。陆贽曾经替德宗详细陈述其中的过失，可以说是切实、深刻而端正严肃的论说。国家开拓疆土直到北方边远地区，向南建立的名号可与周、汉相比，舟车所能到达的地方，都供给京师。可是主管财利的官署，稽查搜求繁多广泛，甚至细查到圭、撮这样的微量，每年征求的数目成倍增加。又加上祭祀社神的庆典、举行大祭，册封礼仪显著而繁缛，各种礼仪制度交相修治。九州的百姓无不贡献自己的力量；四海之内，各以自己的职分前来祭祀。从国家公赋中聚敛起来，输送到内帑，虽然不同于唐朝各地进贡的物品，却也不是国家财政的剩余。往年军需不足，主管财政的大臣请求拿出内库的钱币，称作借贷。掌管此事的人不久又追究索取，通晓长远大计的人都认为不对。况且君王对货财，哪里有内外之分？国家拥有天下，哪里有公私之分？假如外库充足而内库不足，君王同谁一起不足？假如私财充足而公财不足，君王同谁一起充足？从前汉文帝享用宫廷供给时，施行利益恩泽，减少徭役费用，百姓有余力，国家有积存的财物。汉孝武帝得以凭借这些资财放纵嗜好和欲望，玩弄兵力、滥用武力，财用既已耗尽，势头便无法停止。于是桑弘羊、孔仅这类人专门追求功利，实行酒类专卖、计算缗钱，在市场上坐收商贩之物，盐铁专卖等做法，以及以树木输送、补授郎官之类的制度，流弊延续了千百年。假如不是汉高祖、汉文帝的德政在前面广泛显著，汉昭帝、霍光在后面勤于使百姓休养生息，那么百姓消耗困乏之后，就不容易重新聚集起来了。汉昭帝时期，私库积存很多；中尚方聚敛各郡的珍宝；中御府积聚天下的丝织品。百姓困于频繁调发，把这些看作劳民伤财的费用。汉朝的基业就是从这里衰败的。汉朝尚且如此，何况陈、隋的末世呢？可见府库中的积存不是君主的私财，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如今即使不能把积存的财物全部拿出来交给有关官署，也应当看丰收和灾荒的年景，防止民力疲弱，去掉收支上的吝惜，使内外财物流通；等到百姓宽裕富足、国家大计充盈有余之后，再把财物收入别库，收取其中的剩余，也不算过分。况且圣人说“大宝曰位”，见于《易经·系辞》。天子不私下求取财物，这种道理保存在《尚书》的法则之中。大概把君位看作最珍贵的宝物，其他东西就不值得满足；把私财看作最珍贵的宝物，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据为私有的呢？由此说来，所依据的根本尤其重大。假如上天的心意只舍弃眼前的小谋略而谋求长远的大计，那么无穷的福庆将延及万代子孙。叙燕　尹洙 战国时期，燕国最弱。两汉的叛臣占据燕地、控制边塞，燕国没有能力自守。只有慕容氏趁石虎内乱，才兼并了赵国。虽然胜败所用的方法不同，但从大体上论其强弱，燕国不能胜过赵国。赵、魏一旦合并，燕国本来就敌不过。唐朝三镇叛乱者结成联盟一百多年，敌军从未越过燕地而侵犯赵、魏。这说明燕地独自就能抵御敌人。自从燕地被敌人攻陷以后，敌势日益强盛。大显德年间，虽然又收复了三关，仍未完全取得燕地以南的地区。宋朝初年，敌众合并，势力更加张大。然而朝廷只是命令偏师防御，军队去攻打蜀地、吴地，安然不把两河放在心上。这显然说明赵、魏足以制约敌人。敌寇全部平定后，集合天下精锐，专力进攻燕地，却不能夺取一寸土地。不久前曾经以百万军队驻扎在赵、魏，直到敌人退去，也没有人敢于抗击。世人多责怪他们不出战，然而我军背靠城池，心中有后顾之忧，出战未必取胜；一旦失败，事情就紧迫了。所以不出战，并不值得责怪。推究其中的弊病，在于兵力没有分开。如果在争夺之地设置三道壁垒，形成掎角之势以牵制和疑惑敌军，坚守在城池之下，乘敌空隙从两面夹击，就没有不胜的。兵力不分有六种弊病：使敌人蓄积勇气等待决战，没有别的力量可以牵制，这是第一；我军人数虽多，士卒却会懈怠，这是第二；前代善于统率军队的将领一定要询问兵力有多少，如今却把一切交给中等才能的人主持，这是第三；大军一旦败退，敌人便会乘势驱逐，再无顾忌，这是第四；重兵集中于一处，根本就会虚弱，浅薄之人容易借机进说，这是第五；即使把大权交给将领，也难免彼此猜疑，又命贵臣监督，进退都由内廷控制，因而失去应变能力，这是第六。兵力分开，就可以完全改变这些弊病，这便有六种好处。我军的士卒就会懈怠，这是第二；前代善于统率军队的将领一定要问兵力有多少，如今却让中等才能的人把一切都主持，这是第三；大军如果败退，敌人就会驱逐追击，再无顾忌，这是第四；重兵集中在一处，根本就会虚弱，浅薄之人容易借机进说，这是第五；即使把大权交给将领，也难免彼此猜疑，又命贵臣监督，进退都由内廷控制，因而失去应变能力，这是第六。兵力分开，就完全可以改变这些弊病，这就是六种好处。胜败是用兵的常势，把全部力量集中起来攻击外敌，一旦失败，就把所有力量都丢掉了。苻坚在淝水、哥舒翰在潼关，都是这样。这就是说，制胜敌人靠的是谋略，不在于兵力众多。以赵、魏和燕地以南为基础，再加上山西的百姓，足以守卫，兵力也足以作战；把军队分开统率，将领就能专断指挥。即使一支偏师受到挫败，其他军队还可以奋战，怎么会使国家的安危都系于一处呢？所以军队在外面覆败而根本不动摇，是善于处理失败。过去六国拥有方圆千里的土地，军队被秦国打败后，还能散而复振，经过几百次战斗仍未被秦国攻下。这是因为它们的都城足以守住国家。陈胜、项梁集合关东的军队，早晨失败，晚上就覆灭，是因为他们刚刚建立势力。以天下的广大来谋划保全国家，还不如方圆千里的坚固根基，却袭用新建势力的状态，把希望寄托在一次战斗的侥幸上，难道不是糊涂吗？军队长期停止使用，士大夫们歌颂圣明，说后世百代再也不会用兵；不是非常荒谬的人，甚至不肯谈论这件事。然而如果军队果真废弃了，也就算了；假如后世还要重新用兵，那么希望后人借鉴这里而稍稍使当世君主有所醒悟，所以我考察并记述它的胜败。息戍　尹洙

译国家割让并放弃朔方，西部军队三十年不曾出动，而方圆千里的烽燧边防，却环绕着重兵驻守。虽然各部族屡次扰乱，随即就能整顿平定，但屯戍的费用也已经非常巨大了。西戎成为祸患，远在周代就开始了。西汉有先零，东汉有烧当，晋代有氐、羌，唐代有秃发，历代不断侵扰，成为国家的严重祸患。出兵平定，往往都取得成功，但使中原劳苦困敝，东汉尤其严重，费用常常以亿计算。孝安帝时期羌人叛乱十四年，耗费二百四十亿；永和末年又持续七年，耗费八十多亿。到段纪明出兵，只用约五十四亿，便几乎全部消灭了敌人。如今西北的泾原、邠宁、秦凤、鄜延四路，戍卒十多万人，每名士卒每年供给不下二万钱。把普通骑兵和冗员士卒相比，其中的数目还只是计算廪禄供给，恩赏尚不包括在内。按十万人计算，每年费用就是二十亿。自从灵武罢兵以来，计算军费已经六百多亿，比前代的数目多出几倍。太平时期屯戍尚且如此，后来即使没有其他警报，也不能一天停止撤去；这说明十万军队确实有益而没有损害。国家给予厚利，招募商人输纳粮食，耗尽四方的货物，但没有水运漕运，所能运输到达的也不过是边境附近几个郡罢了。年成不总是丰收，廪禄却有固定供给，近年也曾稍有匮乏。假如敌人趁着我方连年饥荒，而我方还要供给军队，粮饷就必须从关中运出，那么还没有交战，西夏就已经困乏了，难道能不考虑吗？考察唐代府兵制度，上府有一千二百人，中府有一千人，下府有八百人。就今天的计划来说，不如登记成年百姓编为士兵，仿照唐代设置府，但把人数适当减少。如今边境虽然有乡兵制度，但只限于极边的几个郡，民户登记人数少，不足以防备敌人。估计京兆西北几个郡，上等户可以有十多万，中等户约为一半，这样应当能得到六七万士兵。按照实际情况核定他们的赋税，不再把赋税换成钱币，不再把五谷换成养马的饲料，并且免除各种杂役；百姓有幸得到宗族庇护，也会乐意列入兵籍。农闲时讲习军事，把勇武有才的人提升为什长、队正。深秋每十天检阅一次，平时像敌寇将至一样，以关内、河东的精锐部队配合他们。全部罢去京师的禁军，谨慎选拔守边将帅，分开统领，专一任职。分开统领，权柄就不会过重；专一任职，将领就会更加奋勉。加强守备，熟悉地形，积存粮食，训练精锐士卒，使敌军找不到可乘之隙，不交战便使他们畏惧。兵书所说的“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而要依靠我们有办法等待他们”，大概就是战前谋划取胜的策略吧。兵制　尹洙 如今的敌国，土地兼有燕、凉之地，但强盛的形势并没有超过前代。中原的士卒专心从事军事，不像古代那样把士兵编入百姓，使务农和作战兼用。这样看来，中原的兵力胜过古代，敌国的兵力却没有胜过古代。古代中原用武力制服四方，有的使敌人服役臣属，有的供给丝帛使他们归附，有的同他们交战而有胜有负。如今却用丰厚的财物贿赂他们来满足其要求，只怕还做得不够；有时同他们较量，却从未取得一次胜利。这是什么缘故呢？不是敌国的军队强，也不是中原的军队弱，而是法制出了问题。什么叫法制的失误？就是用处理文吏事务的方法来制约军事事务。就今天而言，防御的长处在于战与守，策略的失误在于迎击和救援。废弃策略的长处，却采用策略的失误，所以很快失败。姑且拿边境事务来说，假如听说敌将要侵犯我国边境，我方大将不考虑敌我兵力多少的形势，不讨论交战迟早的利弊，一定分兵前去迎击。迎击而不能取胜，发号施令的人就说：“我只知道出兵罢了。”出兵的人就说：“我只知道奋勇拼命罢了。”朝廷一定会从轻追究他们的责任，议论的人也会放过他们的罪过。假如不迎击，即使保全了军队，朝廷也会诛罚他逗留不进，议论的人也会说他畏惧怯懦；这就是一定要迎击的原因。假如听说一座城被围，不考虑所受攻击的缓急，不讨论城墙堡垒的坚固或脆弱，也一定要用尽精锐去救援。救援而不能取胜，发号施令的人就说：“我只知道救援它罢了。”出兵的人就说：“我只知道为此而死罢了。”朝廷一定会从轻追究他们的责任，议论的人也会放过他们的罪过。假如不去救援，即使城池最终保全，朝廷也会责怪他不进兵，议论的人也会说他坐视不救；这就是一定要救援的原因。迎击和救援，不是将领的罪过，而是用文吏事务来制约军事事务，是法制的失误。有人说：“迎击也是作战，救援也是作战，迎击和救援都是错误的策略，为什么却说作战是长策呢？”迎击和救援并不是有利于作战，而是不得已才作战；这不是我方有利，便是敌方有利。所谓作战，是我方有利就作战，不利就不作战，先谋划再作战。先谋划再作战，很少有不胜的。不幸而不能取胜，那是将领的罪过。那么，中原实行守备已经很久了，怎么能说守是长策，却废弃不用呢？所谓守，是守卫整个方面，不是守一座堡垒或一道屏障，也不是守住一寸一尺的土地。如今敌人进入我国土地，不考虑敌我多少和利害就迎击；敌人包围我国城池，不考虑城池坚固与否及形势缓急就救援。迎击必败，救援也必败，军队在外溃败，百姓在内溃散，这就失去了守卫的本义。守卫整个方面，与此不同：让各地自行防守，不要指望救兵出动；因为军队不出动，兵力形势就不会分散；形势不分散，便有办法等待敌人。所谓等待敌人，就是不交战，敌人便会疑惑；一旦交战，敌人便会害怕；敌人害怕，就会败退。能够防守，才可以进行作战；能够作战，才能帮助防守。明白作战和防守的利弊，却不能对敌国取得胜利的，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根本　石介 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看天下是治还是乱，只看百姓罢了。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天下即使混乱，只要民心没有离散，就不值得忧虑；天下即使太平，民心一旦离散，也值得忧虑。人人都说：“天下、国家，究竟什么是天下？什么是国家？”不过是百姓罢了。有百姓，才有天下和国家；没有百姓，天下就空虚了，国家也只剩下一个名号。空虚的地方不能居住，只有名号也不足以守护。那么，百姓难道同天下共存亡吗？难道同国家共衰盛吗？自古以来，四方夷狄不能亡国，大臣也不能亡国，只有百姓能够亡国。百姓是国家的根本，从来没有根本灭亡而枝叶仍然存在的。因此，桀的灭亡，是因为百姓；纣的灭亡，也是因为百姓；秦的灭亡，同样是因为百姓。汉朝有平城之危、诸吕之难、七国之乱、王莽篡夺，汉朝最终没有灭亡，是因为民心没有离去。唐朝有武氏之变、安禄山之祸，以及史思明、朱泚、宗权、希烈等诸侯的叛乱，唐朝最终没有灭亡，也是因为民心没有离去。四方夷狄、大臣并不是不能亡国，只是民心还在。看汉高祖、文帝、景帝和唐太宗，他们确实有办法牢固地结聚民心。

译王莽篡夺汉朝，汉朝已经灭亡了，但百姓仍然思念汉朝，汉朝的恩德还没有消失，所以光武帝乘势中兴。武氏、安禄山、滔泚、史思明、宗权、希烈等诸侯作乱，唐朝已经灭亡了，但百姓仍然思念唐朝，唐朝的德泽还没有消失，所以唐朝最终延续了三百年，百姓没有背叛。四方夷狄的强大、诸侯的地位、大臣的势力，虽然足以改变国家、倾覆天下，却终究不能亡国。王莽等人不能灭亡汉朝，武氏、安禄山等盗贼不能灭亡唐朝，就是这个道理。百姓一旦背叛，即使只有方圆百里的土地，即使只是一个普通人，也仍然能够亡国。商汤凭方圆七十里的土地灭亡夏，周文王凭方圆百里的土地灭亡商，陈胜凭一个平民的身份灭亡秦，都是这样。唉！百姓没有背叛时，即使四方夷狄、诸侯、大臣不向君主称臣，也不能亡国，何况一个普通人呢？百姓一旦背叛，即使只是一个普通人，也仍然能够亡国，何况四方夷狄呢？何况诸侯呢？何况大臣呢？唉！治理天下和国家的人，难道可以不致力于百姓吗？《尚书》说：“可怕的，不是别人，正是百姓。” 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社稷次之，君主反而轻些。”所以古代的天子重视百姓，也不敢侮辱鳏夫寡妇。百姓虽然只是普通人，其中也有奸雄、豪杰和义勇之士。伊尹、吕望，是义勇之士；陈胜，是豪杰；黄巢，是奸雄。伊尹、吕望不忍看到桀、纣治下的百姓陷于涂炭，于是从耕作、垂钓中奋起，出仕辅佐汤、武，放逐桀、囚禁纣，这是义勇。陈胜不能忍受秦朝百姓服役的苦难，愤然起兵诛灭秦朝，这是豪杰。黄巢窥伺唐朝的空隙，趁百姓饥荒，聚集军队扰乱天下，这是奸雄。《尚书》说“可怕”，假如百姓中有奸雄、豪杰和义勇之士，难道不可怕吗？因此圣人不敢侮辱鳏夫寡妇，大概是不可以把百姓只当作普通人看待。孟子说“百姓贵重，社稷次之，君主轻”，大概是不敢凭万乘之尊对百姓骄傲。唉！昏君庸主不知道百姓是天下国家的根本，把百姓看作草野之物，把百姓看作鹿和猪，所以百姓离心背叛，天下国家便倾覆毁败。唉！百姓难道可以忽视吗？我看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真宗皇帝以及皇帝陛下，养育百姓已经很勤勉，爱护百姓的心也极为深厚。然而天下百姓仍然困苦，原因是什么呢？郡守、县令任用泛滥，僧尼太多，祠庙繁多，差役沉重，支移输纳路途遥远，贡奉劳民伤财，馆驿弊坏，官吏更换频繁，土地兼并盛行，游荡懒惰的人众多。如今想要解除百姓的困苦，就在于选择郡守、县令，减少僧尼，禁止滥设祠庙，减省差役，停止支移，暂停贡奉，放宽馆驿负担，延长官员任期，抑制兼并，斥退游惰之徒，慎重考察这些事情的利弊，并分别写在篇章中。明禁　石介 国家所制定的禁令，有的过疏，有的过密，没有达到适当的程度。如今山泽、江海都有禁令，盐、铁、酒、茶都有禁令，布、绵、丝、麻都有禁令，关、市、河、桥都有禁令。儿子背离父亲，却没有禁令；百姓背离君主，却没有禁令；男子放弃耕作，却没有禁令；女子放弃纺织，却没有禁令；工匠制作奇巧之物，却没有禁令；商人流通珠贝，却没有禁令；士人丧失仁义，却没有禁令；邪说违法、扰乱风俗，却没有禁令；淫靡文章损害正道，却没有禁令；市场上有游手好闲的人，却没有禁令；官府中有游食之徒，却没有禁令；衣服超过制度，却没有禁令；宫室超过规格，却没有禁令；豪强兼并土地，却没有禁令；权贵显要横行暴虐，却没有禁令；贿赂流行于上层，却没有禁令；官吏在下层贪污，却没有禁令。儿子背离父亲，就是悖乱；百姓背离君主，就是叛乱；男子放弃耕作、女子放弃纺织，就是脱离本业；工匠制作奇巧之物、商人流通珠贝、士人丧失仁义，就是抛弃根本；邪说违法、扰乱风俗，就是使中原变成夷狄；淫靡文章损害正道，就是使经籍衰绝；市场上有游手好闲的人，官府中有游食之徒，就是公私都懈怠；衣服超过制度、宫室超过规格，就是上下僭越；豪强兼并、权贵横暴，就是使贫民困苦；贿赂流行于上、官吏贪污于下，就是公道缺失。既然如此却不加禁止，那么山泽、江海，是人们取得木材等物资的地方；盐、铁、酒、茶，是人们赖以生活的物品；布、绵、丝、麻，是人们取得并使用的材料；关、市、河、桥，是人们借以通行和交易的地方。对这些加以禁止，难道是先王的法令吗？是三代的制度吗？有人问：怎样才是先王的法令，三代的制度呢？答道：只禁止那些本来不应放任的事情，放宽那些不应禁止的事情，这就是先王的法令，这就是三代的制度。责臣　石介 《大过》上六爻所说的是君子：心中想着挽救时局，即使到了灭顶的凶险境地也不后悔。况且处在栋梁将要弯折的时代，身居没有职位的地位，却冒险涉险来扶助衰弱、拯救危困，可以说是君子。如今国家有西北边境的忧患，圣明的君主早晚勤劳，常常忙到日暮还顾不上吃饭，慎重选择大臣，把专征之权交给他；用高官宠信他，用丰厚俸禄优待他，用节旄使他荣耀。他应该竭尽智力来承担这项任命，尽出谋略来完成这件事情。智力用尽了，谋略穷尽了，然后以死相继，也还可以。可是有人竟傲慢地违抗君命，悠闲地待在私家，认为听到金鼓震响，不如听丝竹淫乐；认为看见羽旄遮眼，不如看赵、卫美女侍立在面前；认为披甲胄，不如穿轻柔的细绢；认为冒着箭矢和滚石，不如驾车披着厚重皮裘。他们不竭尽智力，不用尽谋略，却说自己有才而不适合任职；饮食比平时增多，筋力完整强壮，却说自己有病，不能办事。对上欺骗君主，对下欺骗人们，只是为了谋求自身安逸。唉！国家安定、没有战事时，卿士将相、公侯们贪图荣耀、求取宠爱，不知道停止；聚敛钱财、积存货物，不知道限度；吃饱了就嬉游，醉了就睡觉；有空闲便陈述功劳，叙说门第功勋，夸耀才能，推荐自己的谋略，怨恨爵位不高，任用派遣不在自己之前。他们从来不说自己才干不配职位、疾病不能办事。国家一旦有边境忧患，圣明的君主倚仗他们来安定国家，他们却说：“臣有病，臣没有才能。”到了两铨、三班院任命官员前往西北边境时，多数人又不肯去。唉！享用别人俸禄的人，就应当为别人承担死事；何况圣明君主英武威严、睿智勇武，仁德如春天施行，义理如秋天施行，他们竟敢这样不恭敬，这是臣下得以怠慢君主，君主却不能役使臣下了。天子的命令，难道可以不施行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左传》说：“四方郊外有许多堡垒，是卿大夫的耻辱。” 又说：“君主忧患，是臣下的耻辱。”大官的俸禄用来供养自身，丰厚的禄利用来使家庭富足。四方郊外有许多堡垒，却说不是我的耻辱；君主有忧患，却说不是我的事情。有官职却不勤勉履行职责，何况处在没有职位的地位呢？我因此责备这些人，而认为《大过》上六爻所说的君子贤明。唉！幸亏圣明的君主像苍天一样广大覆盖，不把他们置于法网；假如有孔子那样的人出现，就应当按照《春秋》诛杀乱臣的义例，把他们一同诛杀了。言治　刘敞 治理天下是有具体事迹的，但这些事迹未必能够重复；谈论治道是有言论的，但这些言论未必能够永远适用。舍弃旧有事迹而顺应时势，忘掉成说而遵循事理，是治理天下的大原则。所以从前无怀氏、神农氏封禅泰山、梁父山的君主有七十二位，但他们的治理从来没有相同，这就是所说的治道。考察实际政事，仲长统认为寔的主张好，贾谊谋划对付匈奴，班固却非难他。自汉代以来，没有人认为情况不是这样。寔说：“英明的君主是凭严明达到太平，不是凭宽缓达到太平。”大宋兴起，铲除五代的弊病，除去五代的暴政，官吏用鞭打、扑责和赦免赎罪来治理，天下因而安宁。南到交趾，北到幽都，东面逐渐延伸到海，西面抵达流沙之外，对外没有强悍桀骜的敌虏，对内没有结党作乱的祸患，百姓看不见兵器甲胄造成的祸害，到现在已经多年了。自三代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局面。这可以说是凭严明达到太平吗？班固说：“贾谊想试任典属国，设置五饵三表来引诱匈奴，他的策略已经疏略了。”先帝同戎人约定和好，对内爱护百姓，对外亲近邻国，大致采用了贾谊的策略，于是匈奴服从至今五十多年。自三代盛世以来，讲求信用、修好和睦，使亲近者归附、疏远者柔服、远方者归顺，也从来没有像这样长久过。这能说是策略已经疏略了吗？由此看来，治理天下的人应当顺应时势，旧有事迹不足以拘守；谈论治道的人应当遵循事理，成说不足以专门奉行。因此，从《诗》《书》以及礼乐这些传给后世的工具来看，都应当舍弃旧有事迹而探求产生这些事迹的根本道理，忘掉成文言语而探求言语所依据的道理。这不是仲长统、班固之类的人所能看见的。明礼　蔡襄 二帝三王相承制作礼乐，用来端正百姓的性情，革除他们不正的念头，使他们少犯罪而远离刑罚，这是贯通万世的法则。秦朝任用兵刑而抛弃礼乐，汉、魏以来，直到晋代天天使用兵戈，礼制典章残缺，民间风俗也随之败坏殆尽。唐朝兴起，四方安定，想有所制作，虽然朝廷的礼仪具备，有时也修订举行，但风俗教化和习惯爱好，各自随着当地风俗。五代祸乱，整日没有空闲，专门用刑法治理。宋朝兴起五十多年，太祖、太宗平定天下，都用兵威辅助治理。真宗皇帝在同契丹交好之后，天下于是安定无事，朝廷礼仪文教无不修整举行。仁宗皇帝喜好生养、怜恤刑罚，恩泽甚至施及禽兽；然而四方风俗从未听说因礼而改变，仍然专门使用刑法。刑法，不过是罗列过失而施加刑罚罢了。臣请拿一两件事情来说：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是礼中最大的几项。如今冠礼不再讨论，婚礼也不再有古代遗留下来的礼文，而丧礼完全采用佛教仪式，只有服丧三年这一点还近似古礼。臣请求召集博学大儒，根据古制制定今天的礼法，使百官万民都有等级差别，又便利而容易实行，作为远离罪过、减少刑罚的一条道路。去冗　蔡襄 治理天下，就像治理家庭。凡是百姓之家，要根据贫富，看看族属有多少，一年的费用有多少，宾客的供给以及向公家应缴纳的费用还要多少，估量家庭的收入，然后量力支出；这样才可以制定家庭的收支计划。不这样做，家庭就无法自给，族属也会随之困乏，却还不知道原因。枢密院不知道财用的多少，每天不断增加士兵，也不知道财用究竟够不够。三司使只是守藏的官吏，每年办理一次账务便算完成事务。假如不幸发生边境祸患，就一定要向百姓征取；比作家庭收支，就是不估量收入、不衡量支出。国家不能富足充实，陛下也不能高枕无忧、安闲游乐。因此臣说，军队问题是最大的，其次又有官员冗滥。现在姑且拿转任官职一事来说：太祖、太宗在位时，做官的人有的凭功劳，有的凭声誉，于是提拔任用，人人没有不受到鼓励的。然而也有孤远守常、长期沉埋不能升迁的人。真宗设置三年磨勘之法以后，孤远守常的人便同那些凭权势求取升迁的人没有区别了。日子久了，渐渐形成风俗，即使有才干卓异、超出众人的人，只要有小过失牵累，也不能升迁；只要能够在人前饮食说话而不触犯别人，几个月便一定升迁。这种三年升迁一次的办法，如今已经成为最大的弊病。祖宗时期，卿、监、郎中没有十几个人，从现在的官班簿册和姓名就可以看出。天下州军有三百多处，合该担任知州、知军的究竟有多少人？职位少而人员多，每到任命时等待空缺，往往要一两年；通判、知县之类大多也是如此。真宗时期，选人磨勘，有的被选为京官，有的不得升迁。仁宗时期，只要没有过失，没有不转任官职的。官员如此冗滥，难道能不考虑改变它的方法吗？清除冗员有许多方面，其中这两项最为严重，愿陛下深入思考，逐渐寻求消除冗员的办法。《宋文鉴》卷一百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三 宋吕祖谦编 策 原赏　蔡襄 古人所说的赏，是有大功劳才奖赏。身临战争的人，向前战死有荣誉，后退偷生有耻辱。即使是小功也一定奖赏，因为他们踏入了死亡之地。如今的臣子一概追求奖赏，所谓奖赏究竟是什么？其实就是所谓的酬劳和奖励。守土的臣子，如刺史、县令，招抚归来的逃亡人口，考核赋税，都是职分内本来应当做的事。不履行职责，罪行应当惩罚。如今有人做了这些事，必定自己陈述，请求奖赏；如果不预先制定奖赏标准，就不肯做。天子征收百姓的财物来给他们俸禄，分授职位来宠荣他们，借助威权来驱使他们，已经可以说优厚到极点了。可是对于官府职责中的日常事务，动不动就要求奖赏，难道天子要同群臣做买卖吗？至于茶、盐、酒、税等机构，每一件事都有奖赏标准，下至官吏和百姓，没有不是这样；这是行政上的弊病。战功一定要奖赏，功劳异于常人的也应奖赏。其余没有名目的酬劳和奖励，可以逐渐停止，以端正官员守职的法则。礼法　郑獬 孔子撰写《春秋》，平常的事情不记载，礼制发生变异就记载，说明圣人的典章礼制是中原世代守护的，不可以发生改变。佛教改变中原，实在太严重了。佛教，是夷狄的礼制。古代修建辟雍，设立太学，用来培养贤能之士；天子按时亲临，亲自奉养三老五更，举行大射礼，讲习六经，用这些来感化推动天下的教化。如今佛教的寺庙遍布天下，有的还供给它们土地、田产、房屋，来豢养僧徒；天子又亲自临幸，向泥木雕像恭敬致礼。这就是改变我国辟雍、太学的礼制而变成夷狄之礼。古代宗庙有一定制度，唐虞有五庙，商周有七庙，到汉代才有原庙，皇帝巡幸郡国和陵园，也都设置庙宇；汉代在礼制上已经奢侈了。如今祖宗的神像，有的寄放在佛寺的偏室中，损害了祖宗的威严德泽，不是用来表达肃敬尊奉之意的办法。这就是改变我国宗庙的礼制而变成夷狄之礼。古代遇到日食、星变、水灾、旱灾等灾异，就穿素服，避居正殿，减少膳食，撤去音乐，责备自己来回应上天的警戒。如今一有灾异，有时便采用佛教的方法，召集僧徒，敲击螺鼓，喧闹祈禳。这就是改变我国祈禳的礼制而变成夷狄之礼。古代宫室的规格，上公为九，侯伯为七，子男为五，只有天子可以有所增加。五门六寝，城墙高七雉，宫室方圆一千二百步。如今佛寺占据山林，横跨田野道路，没有任何限制；屋宇高大奇巧，耗尽贫民的精力和财力，奢侈宏大超过天子宫殿几十倍、上百倍。这就是改变我国宫室的礼制而变成夷狄之礼。古代制作衣冠，用来庄重人的容貌举止，节制人的步行趋进，禁止奇异邪僻的服装，不使风俗浮薄。如今佛教徒剃去头发而不戴冠，服饰诡异，穿方领长袍，不系衣襟，也不束腰带。这就是改变我国衣冠的礼制而变成夷狄之礼。自从有天地以来，就有夫妇；有了夫妇，就有父子；有了父子，就有君臣。男子主持外事，女子主持内事，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天子面向屏风而坐，群臣面向北方朝见并侍奉他。如今佛教徒不婚不娶，抛弃父母养育之恩，见到君主从来不下拜。这就是改变我国夫妇、父子、君臣的礼制而变成夷狄之礼。古代丧葬有一定制度，复奠、祖荐、虞祭、祥祭等，都准备酒醴、牲牢、笾豆、鼎篚等祭享供献之物。如今天下人凡遇丧葬，全都交给佛教徒办理；不供给他们饭食，不诵读他们的经书，天下人便讥笑这种做法，认为是不孝。然而这种习惯已经形成风俗，沉溺腐烂，深入骨髓、病入膏肓，已经无法晓谕劝告。这就是改变我国丧葬礼制而变成夷狄之礼。因此，自古圣人的典章礼制全都这样沦丧毁坏，距离全部归于夷狄还能有多远呢？假使孔子还在世，记录今天这些改变礼制的事情，他将要拿着简牍、蘸湿笔头，连选择书写哪些都来不及；可是天下人正安然自得，不以此为怪，朝廷也从来没有为此发布禁令，反而任由它们攻穿、损坏、败坏礼制。如今若有四方夷狄之人叩弦向边境挑衅，朝廷一定选择将帅、派遣军队防御抵抗；看到一个敌兵、一个獠人，也一定擒拿捆绑而诛杀他们。他们前来，小的不过是贪图我国的钱袋、粮仓和牛羊，大的不过是贪图我国的城郭和土地罢了。可是佛教徒遍布天下，朝廷不但从未擒拿捆绑、加以诛杀，反而屈身跪拜，尊敬侍奉他们。他们所贪图的，竟然是要灭绝我国圣人的礼法；这种祸害难道不比叩弦侵犯边境的人更大吗？这难道就是庄子所说的“盗窃钩子和金钱的人被诛杀，盗窃国家的人却成为诸侯”吗？能够胜过火的是水，能够胜过夷狄的是中原。中原所以能够胜过夷狄，是因为拥有典章礼制。朝廷应当命令聪明博学、善于辨析的士人，删定礼法，完全斥逐佛教的夷狄礼制，明确公布圣人的制度，传播到天下；上自朝廷，下至士大夫，都使他们遵守实行。礼制施行，中原就胜过夷狄了；中原既然胜过夷狄，佛教的学说又从哪里能够改变中原呢？资格　孙洙 三代以后，选拔人才的制度为什么这样纷纷变换呢？一种制度开始取得成效，最终却一定会失效。因此，孝廉制度开始有效时，人们致力于修养本行；到后来失效，就变成计算户口、虚妄举荐。辟署制度开始有效时，人们乐于自我修养；到后来失效，流于互相争竞成为风俗。按年限选官开始有效时，人们敦行德业、培养才能；到后来失效，就变成因年资而论，年轻有成也不受重视。九品中正制度开始有效时，各家举荐人才，人才兴起；到后来失效，就变成爱憎取决于官吏。清议制度开始有效时，人们崇尚名实相符；到后来失效，就变成浮华虚伪、互相阻挠。铨选制度开始有效时，任用权不被外人借取；到后来失效，就变成美丑好坏一起流转。因此，孝廉制度失在荒谬，辟举制度失在诡诈，限年制度失在一概而论，九品制度失在虚伪，铨选制度失在混杂。这六种制度都足以挽救一时，却不足以通行百世，所以从开始到结束，各自都有所得和所失。如今从开始到结束全都失效的，难道就是国家按资格任用的制度吗？臣请求说明它的弊病。如今贤能之才埋没在下层，是资格限制了他们；官府中的职事废弛，是资格牵制了他们；士人少廉鲜耻，是因为争夺资格；百姓困于暴虐的政令和官吏，是因为受资格限制的人太多。万事所以抵触弊病、百官所以废弛、法制所以衰败溃烂而没有人救治，全都是资格制度造成的过失。

译上天生育大贤大德之人，并不是为了偏私地厚待这个人，而是要让他辅佐治理百姓；人有大才大智，也不是为了只使自身享乐，而是要用来救济百姓的困穷。如今小人历日累月地取得显贵官职，君子却侧身处于卑下职位而困顿；贤能之士在上面拥戴着不肖之人，愚昧之人在下面役使着有才智的人。爵位不考察德行，俸禄不授予有才能的人，所以说，贤才隐伏于下，是被资格制度阻隔了。才能足以胜任职位，只因受限于资历年限，便被拘抑住了；能力不足以配合职位，却靠增加资历、累积考绩而取得了职位。所得的不是所求的，所求的又不是所任的；职位不衡量才能，功绩不求实际，所以说，官府中的职事废弛，是被资格制度牵制了。如今那些计算年资、争论任职年劳的人，日夜互相争斗；主管官署只要越过一名、差了一级，他们就提起衣襟，成群争辩申诉。更严重的，有的甚至怀揣黄金放在丞相面前。行为操守足以远离市井商贾习气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所以说，士人缺少廉耻，是因为争逐资格。有人到任后便横暴地侵扰一个县，任期一满，又离开去虐害一个州。不因贪赃而败露至死，就不被罢黜；凶暴的官吏磨利牙齿，吞食百姓，贤者郁闷而死于山林洞穴，百姓连爱护自己的父母也做不到，所以说，百姓困苦于虐政暴吏。靠资格取得官职的人太多了。资格制度起于后魏的崔亮，后来又由唐代的裴光庭重新实行。这两个人，当时本来就因这件事获罪于世，不必等到后世再讥刺他们。然而这种制度在前代实行不过几十年，后来有能称职的人加以纠正更改，所以祸患不大。现在资格制度的弊端分化蔓延、根深蒂固，接连成为常规法律，正要世世代代遵行下去。过去的人不知道这是错误，后来的人也不知道纠正。因此说：万事都被弊端阻滞，百官废弛，法制衰败腐烂，像决堤溃散一样，却无人去救治。即使这样，它也不是一点小利都没有。所谓小利，是使愚蠢的人和被废置停滞的人得到便利；所谓便利，是使年老昏庸的人得到方便。但对于天下国家来说，却是大损失、大祸害。然而主持选部的人，也把这种制度看作简便而容易遵守。百官万吏，不再考察人物，只综合核验功劳实绩；一个吏员坐在前面，查考簿册、呼叫姓名，便依次授予官职。坐在朝廷上的人，也把这种制度看作简要而容易实行。大官大职，只要按姓名排列在名册上，依照任职年月和资序次第接连升迁即可。上下相互欺蒙，贤能之材离去得越来越远，实在令人叹息。如今最急迫的事情，确实应当大力革除这种弊法，简拔特殊才能的人；授爵要以功劳为先后，任用要以才能为次序；不要因为积累勤劳、累积年劳便优先叙用，不要因为资历深、考绩久便优先选拔。这样使聪明和愚昧有所区别，把善恶陈列在前，那么万事没有治理好、功业不能兴盛，我这个愚臣从未听说过。严肃对待宗庙　　　　　　　　　　　孙洙 臣曾考察《洪范五行传》，其中说：“简慢宗庙、废弃祭祀，水就不能润泽下行。”国家近年来，京师连年发生大水，百川暴涨泛滥，灾异非常严重。大臣们私下思量，恐怕是陛下奉行宗庙礼仪以及四时祭祀时，有不符合古代制度的地方。臣听说古代宗庙四时的祭祀，有礿祭、烝祭、尝祭、禘祭和祫祭，都是天子亲自享祭，不让主管官员代行。圣人内心竭尽诚意来奉事亲人的事情，只有祭祀最能体现。祭祀不是从外面来到内心，而是从内心生发出来的。古代宗庙祭祀，君主亲自牵牲，手执鸾刀宰割；戴着冕冠，执持盾牌伴乐起舞；神尸也亲自尽力，以表达诚心，这样才算尽到同一的诚敬。到了周朝衰微、礼坏乐崩，典籍全都毁弃。汉朝兴起时，草创未定，保存下来的礼制不过十之二三，而宗庙礼制大多缺失。然而仍然在四时偶尔乘车驾出宫享祭宗庙，到了八月又举行饮酒酬酢，以尽孝敬之思。汉朝以后，礼乐制度更加荒废，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唐朝盛世本来可以制定礼制，但宗庙祭祀也只是沿袭旧日常规。开元年间的礼制，虽然规定天子四时亲自享祭太庙，但实际上大概没有实行。帝王亲自享祭宗庙的，一生不过两三次。难道三代的祭祀制度终究不能恢复，所以百代都没有实行，只是相互沿袭而丧失了吗？如今国家宗庙的事务，每年四个孟月和季冬，共举行五次享祭；每三年举行一次祫祭，每五年举行一次禘祭，全都由主管官员侍奉祭祀，天子却从未亲自主持。只有每三年亲自郊祀一次时，才举行告庙礼罢了；而在五神御殿酌酒献祭，则一年遍行一次。这是丧失了礼经的本意，沿袭了近世的错误。四时宗庙祭祀，是大事；在神御别殿酌献，是小礼。大事不端正根本，反而交给有司办理；小礼却频繁举行，车驾多次出行，这不合礼意。王者选择都城的位置，营建神位，在左边建立七庙，确实应当让世世代代的子孙严肃恭敬地奉承它，时时瞻视梁栋而思念祖先，以永远记住王业的艰难。如今春秋霜露引发的感念，禘祫祭祀昭穆的次序，都是礼制中最为重大的事情，却一概委托给祠官；神御酌献和三年一次的告谒，是礼制中较轻的事情，天子反而亲自去做。这既不是严敬祖先、尊奉先考的意义，也不是侍奉神灵、教导百姓的本意。唉！宗庙之事，王者不亲自主持，从汉代以来就失去了，而历代君主竟没有人知道恢复它。如今京师的佛塔、老子塔庙，遇到水旱灾害，陛下都亲自为之祈祷祭祀，到了岁时游幸也前往；可是祖宗神灵的庙貌，四时只有有司侍奉祭祀，三年一次郊祀时才勉强去一次，难道这就是陛下孝思的极致吗？

译如果让有司侍奉祭祀，那么牺牲、醴酒和祭肉有时不能做到洁净，仪容、礼服和器物有时不能充分表现恭敬，这正是神灵没有降福的原因。陛下与其在佛塔、老子塔庙中修举行祈禳，不如把孝思尽在祖宗的宗庙里；与其每年在别殿举行酌献，不如四时亲自享祭宗庙，向天下显示大孝。臣私下认为，陛下的至孝之情深厚炽盛，并不是不能做到，只是礼制久已无人讲求，而费用巨大又不能节省罢了。臣考论当今典籍中记载的吉礼，大体上灿然完备；享祭的礼制也广大完备。凭陛下的明圣，实行起来并不很难。然而议论者说，法驾一旦出动，费用巨大而无法估量；臣却认为这是议论者过分忧虑了。国家的礼制常常因吝惜小费而丧失大典，文饰繁多而诚意质朴不足，所以朝廷每次举行一项废置的礼仪，如籍田、明堂之类，旁观者认为奇异，内外便厚望赏赐，百官也过分期待增加品秩。国家议论礼制过于繁琐，名物过于华饰，因此各种礼仪常常苦于无法举行。如今如果诏令太常礼官约束礼制、简化仪式，完全去掉繁琐装饰；不出动大驾，不设置卤簿，像唐代礼制那样，享祭宗庙、拜谒陵墓都使用小驾。现在暂且像平日出行一样，停止每年在神御别殿酌献，而改为四时亲自荐献享祭宗庙；事前在路寝斋戒，到当天黎明，车驾拜谒太庙，亲自享祭七室，以尽陛下严敬祖先、尊奉先考、侍奉神灵、教导百姓的诚心，岂不是很好吗？礼仪简略，诚意就能充分；仪式省略，就容易实行。古书说：“礼仪与其恭敬不足而形式有余，哪里比得上礼仪不足而恭敬有余呢？” 祖宗所享受的只是陛下的诚心，百姓所乐见的也只是陛下的孝心，并不在于礼文是否繁多完备。陛下若能兴起百王废弃的典礼，继承三代失传的礼制，使大孝充塞天地、横贯四海，又用来回应《洪范传》所说大水灾异的征兆，那该多么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四时亲自享祭宗庙，是前代从未实行过的制度；由陛下创立定制，使万世子孙承袭它，这是天下最大的福分。臣以愚昧妄议大礼，惟愿陛下稍稍留意圣心，幸加选择。选择使者　　　　　　　　　　　　孙洙 如今北方强横抗拒中原，如同古代的大敌国；聘问使者每年到来，天天窥伺我国的空隙，暴虐侮慢十分严重。近来朝廷派遣使者，起初并不选择合适的人，往往缺少能够辩论应答的人才。那些可以彰显中国威信、使远方之人畏服的使者，如果只想用岁时的币帛赏赐来讨好他们，那么所派遣的人就再也没有能在绝域中建立声誉的了。他们只是夸耀华美的车服，整治随从车马，以此向各部落炫耀；对细小礼节曲意谨慎，完全接受训诫和策略，到了边庭便屈膝下拜，行拜望、跪起等礼，一点也不敢有不同。回来后上报谈话记录，只要有一句不合规矩，就按重罪论处，遣送、削职、贬黜。即使偶尔选派左右近臣中声望德行很高的人，也都被仪制规矩束缚，内心郁闷愤懑，俯仰进退；即使有刚劲的言辞、正直的气概、奇特的谋略和广博的辩才，也因身后有刀笔吏在记录而积蓄不能发出。那些毅然想维护国家大体的人，执法官反而认为他们惹事，予以降职。因此，庸碌妄为的臣子只想把事情办完，便低头下视，闭口不敢高声说话；更严重的，有人装作发狂生病来求免职，有人在客馆对主人醉酒起舞、跳跃踉跄，嬉笑呼喊、胡乱辱骂，反而被边远蛮荒之地的人大加嘲笑。他们的君主正以繁琐礼节向我国示骄，这种荒诞的说法还不足为怪。至于髽首之役以及在馆中劳烦主人的人，也往往狂妄荒诞，早晚都邀请主人做不正当的事，屡次省视而又跛行仰身、任意行动，实在很可怪。堂堂中国，却使一个使者如此行事，折辱天子的威严，损害国家的使命，臣私下以此为羞。过去汉代的郑众不忍持着大汉的符节，面对穿氊裘的人下拜，便拔刀发誓；唐代的商侑坚定站立不动，责备可汗失礼；李景略凭气势制服梅禄，坐着接受他的拜见。近来晋天福年间，王权还说，按义理不能向穹庐之主叩头，因此违背诏令而获罪，却欣然接受贬谪。所以大节之士挺

译直身躯、追求正义，并不是偏爱自身，而是为了尊崇君主、重视国家。如今陛下对他们过于优厚，对使者的责罚之法又过于严密，所以再没有倜傥而有伟大气节的人能在塞外树立威名，使他们知道中国贤才众多。使者也因此气息奄奄，不能自我振作，只任凭别人轻慢地看待，蹲坐在那里等候。臣听说古代大夫出使国外，凡有可以安定国家、稳定社稷的事情，都可以专断办理。又说“接受使命，不接受辞令的拘束”，为什么呢？机密事务的防范，不容片刻迟缓；在酒宴之间，就能折冲于万里之外，难道还要被应答细节和容貌礼节的苛刻谨慎束缚吗？陛下应当同大臣预先选择朝廷中善于辩论、通晓古今、刚直而有威望的人，让他出使北庭，使一句话就足以振扬中国的威严，夺去强敌的气势，晓谕祸福，以压服和震慑他们贪求的心；对于他的举动言辞稍有不合，不能一概用法令约束他。只要不是大的过错，大体都可以宽容忽略，使他能够尽情发挥广博的辩才，应对变化而不至于穷尽，这样，能够独自应答、随机制宜的人才就会出现。崇尚俭朴　　　　　　　　　　　　钱彦远 臣听说，享有四海供奉的人，服饰文采、器物藩饰、饮食备味极盛，是地位所决定的自然情形，难道要过分刻意损减，才称作俭德吗？所谓俭，不过是去掉过分奢泰，屏除奢侈罢了。一个人俭朴，百官就俭朴；百官俭朴，百姓就以浪费为可耻；敦厚朴实、浮华喧嚣、轻薄虚伪便无处谋利，农夫和工女的生活也会完整充足。太祖、太宗知道农事艰难，奉养清简节约，裁减冗费，贬抑奢侈。如今郊庙大礼，陈列开国初年的器械、车服，坚实朴素到了极点，其他事情也可以追查验证。先帝虽处于太平全盛的实际状况，却节俭自持；曾经看见内直黄门给宫中用锦衾，便命令用紫色褥子代替；到幸临西京时，嫔妃和御用食品都按照随驾群臣的标准办理。天禧年间想要禁止涂金装饰，下诏从皇帝乘舆开始，不到一年，远近都杜绝了这种风气。这种教化的诚意，直到今天老年人还在称道。陛下即位以来，音乐、宫室、车马没有增加什么，近年却渐渐超过从前。臣身处疏远之地，不完全了解时事，只听说从各官署调取财物作为玩好之物，数量颇多。北门以内从事雕镂、熔冶、刻削的工匠有几千人，又从太官调取粗略加工的丝絮，就近在各署私自设置厨房；后苑设置酒府，酿酒供共同宴饮和亲近享用。宫中发取市场物品，各种费用震动增加；掖廷中的亲戚频频列入班列，佩带印绶，供职于禁省。这些事情都无益于陛下的明智。我料想，这实在是左右近臣谄媚奉承，恐怕陛下听取劝谏，深切地兢兢业业、畏惧天下人的过失，于是开始共同迎合陛下的意愿，暗中遮蔽这些事，只图一时快意，谋求片刻享受。欢娱和赏赐放纵流溢，源头逐渐开启，却不知道显露在外面，反而更加损害美德。臣谨按礼制，君王戴皮弁进食，是为了保重身体、防微杜渐，所以设有和食医；尝食监如果失于防护、失职，就要受刑，并另设庖厨。内羞、正馔之外，偶尔从市肆取来非时令的珍异食物，也不问是否出自禁令，不顾当时的禁戒。只需三五名小使来办理这些事，陛下怎么能亲自轻率地享用呢？将把宗庙社稷置于何地？这是臣深深忧虑的。况且京师和四方都回头看着朝廷，容易听闻并效法；现在即使还没有造成大的损失，风俗已经泛滥。《经》说：“上面喜好这种事，下面一定会有人更加过分。”臣看见贵臣之家都彼此炫耀技巧、声色、犬马，有的私自蓄藏尚方器物，有的建造房屋，跨越通衢大道。富商豪族羡慕他们，结交纳赂于上层，于是百姓更加贫困，游手好闲的人更加增多，狡猾细民乘机而起，淫巧之物日新月异，用来迎合富贵之人的耳目。况且利益会使人智昏，盛势会使人心骄；昏昧就不能谋虑精审，骄傲就会过分看重自己所珍惜的东西。元老重臣和近侍之臣，是国家安危所寄托的人；如果让他们既昏昧又骄傲，今后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译过去秦王因楚国防御用的剑锋利、优伶却笨拙而责问范雎，我担心他会图谋秦国；优伶技艺的巧拙，只是小事。古人尚且用它来窥测胜负，何况奢俭这样的大事呢？让天下人听到这些还可以，让四夷听到这些却不可以。臣曾经在都城行走，看见先朝宰相吕端、李沆的旧宅还在，偏僻狭小而简陋；如今公卿和隶人的住宅，有的甚至超过它们，大概是因为当时法令严肃而风尚端正。所以穿着粗厚的弋绨，焚烧雉头裘，这些本来只是帝王末节的小事，前代史书却都记载下来，是因为它们所关系到的治乱意义深远，足以美化声誉、震动并昭示后世。陛下应当纯正地效法历代圣君，考察三代以来成败得失的原因；凡是违背典章旧制的，应立即停止、揭露并归还，有司要压抑减少内宠势力。对于他们的父子兄弟，只赏赐衣食，不要授予要职和繁剧职位。各郡国纤薄华美的轻绡服饰，应停止每年进贡；雕刻编纂的奇异器物，应斥退、毁坏、撤出收藏；有金银装饰的，交给度支，用来补助军费。使朝廷显得庄严肃穆，按照天子的礼制自我淡泊自乐；又有节制而不逼迫臣下，使他们知道圣人的心意，显示精勤劳苦与国家兴亡的关系，使群臣都受到感化，廉耻之心得以树立。凡有所依仗荣耀、亲近权势而过错尚未悔改的人，便严加刑罚，以一人警戒百人。所采取的措施虽然只是宴饮礼仪和俯仰进退这些小事，但所能取得的成效却十分深远。策略　　　　　　　　　　　　苏轼 臣听说，天子把自身寄托在巍巍高位之上，把自己的心思运用于茫茫天下之间，安定时如泰山稳固，危险时如累卵将倾，其中相差不能有丝毫。所以上古圣人不依仗自己拥有令人畏惧的资本，而依仗自己拥有令人爱戴的实际；不依仗不可动摇的势力，而依仗臣民不忍背叛的心。为什么呢？因为天子所处的地位，是天下最危险的地位。天子依靠公卿来拥有天下，公卿、大夫、士直到百姓，也彼此相属，依靠这种联系取得自己的富贵。如果不能得到他们的心，却想用微不足道的名分束缚他们，用不足依赖的势力控制他们，那么平时无事时还可以有所制约；一旦发生危急，他们全都只是道路上的行人，甩手离去，哪里还能够使用他们呢？古代失去天下的君主，都不是一日造成的，他们和臣下之间的权力关系早已离散，只是恰好遇到变故，因此一经分散就再也不能收拾。事情还没有发生时，天子十分尊贵，大夫士人十分卑贱，奔走万里，不敢争先落后；君主庄严地面向南方统治臣下，说：“上天还说了什么呢？”百官低头就位，收敛脚步退下，战战兢兢，只怕获罪。群臣相互带头谋求苟且安稳，贤者既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愚者也没有容纳不肖的余地，天下的事情全听任它自行发展罢了。等到事情发生在非常之时，变故出于意料之外，才发现天下没有人与自己共同承担祸患，即使想把国家分给别人，也已经来不及了。秦二世、唐德宗大概就是采用这种办法，以至于颠沛困顿却仍未醒悟，难道不可悲吗？天下是器物，天子是拥有这种器物的人。器物长久不用，放置在箱笼里，那么器物和人彼此不熟悉，因而会相互扞格，难以操持。优秀的工匠，使自己的手熟悉器物，器物也适应自己的手；手与器彼此信任而不相疑，因此做什么都能成功。天下的祸患，不是经营祸乱才值得忧虑，而是安于无事才令人害怕。为什么呢？害怕有一天会到了相互扞格、难以操持的地步。过去拥有天下的人，日夜磨炼百官，抚慰百姓，为此举行朝聘、会同、燕享，以交流诸侯的欢情；每年每季、每月初一，使百姓到官府读法、饮酒、举行蜡祭腊祭，以满足万民的情感。有大事时，从庶人以上都可以到外朝陈述意见，使自己的言辞得到充分表达，还唯恐不够。又每五年巡视一次，召集诸侯到四方岳下朝见，亲自会见老年人、贤士和大夫，以全面了解天下的风俗。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徒然劳费，而是要逐渐使天下人的心归服并熟悉政教，避免达到相互扞格、难以操持的地步。到了后世，破坏先王的法度，安于逸乐而厌恶听闻自己的过错，因此养成尊贵自大的习气，专门设置深严的禁令，使天下人拱手只在表面顺从，内心却不服。那些腐儒老生又出来替他们解释说：“天子不能随便说话，史官会把它写下来，后世还会拿来讥刺。”于是君臣彼此相视，却互相不能了解，这样就只不过成了偶人罢了。天下人的心既然已经离去，君主还茫然抱着空器，不知道英雄豪杰早已在谋划他的后事。臣曾考察西汉初年，高祖创业之时，事情的变化已经很多了；高祖凭项氏创伤残破的余势，同韩信、黥布之流在中原争逐。这六七位公侯，凭借超人的资质，占有土地和甲兵众多，势力足以作乱。然而天下最终没有动摇，终于安定于汉。传了十几代，到元帝、成帝、哀帝、平帝时，四夷向往归顺，兵革没有使用，王莽这个竖子却将汉室夺去，不用一寸兵器，天下便屏息不敢争夺。这是什么缘故呢？创业的君主出身布衣，他的大臣将相都同他有握手相交的欢情；凡在朝廷的人，都是他曾经亲自接触、品评过的人，因此知道他们才能的长短。他们把天下看作自己的身体，身体哪怕有一点疼痛，手脚也会不约而同地自行救助。这个时候，虽然有眼前的忧患，却没有长远的祸患。等到他们的子孙生长在深宫之中，习惯于富贵的势力，尊卑之间隔绝遥远，上下之间的感情疏远；礼节繁多，君臣之义却淡薄。因此，他们不忧虑眼前的祸患，却总是形成长远的祸患；等到祸患一旦发生，本来已经无法挽救了。圣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去除苛细的礼节而致力于至诚，排斥虚名而追求实际成效；不吝惜高位厚禄，用以招致山林中的士人，并且希望听到切直而不隐瞒的言论，都是为了疏通上下之间的感情。过去我太祖、太宗已经拥有天下，法令简约，不故意设置高峻的界限；当时大臣将相都能从容终日，欢乐得如同平生旧交。下至士人和庶民，也都能各自施展，所以天下人直到今天还称道他们的话，并不是因为文采修饰，而是因为敞开心怀、显露真诚，有能够深入人心的力量。这是英明君主的奇特方法，也是驾驭天下的大权。如今太平安治的日子已经很久了，臣愚以为应当每天更新盛大德业，以激发天下久安之后怠惰的精神，所以陈述五件事，供陛下采择：第一，将相之臣，是天子赖以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日夜召来讨论天下大计，并且借此仔细观察他们的为人。

译第二，太守、刺史，是天子托付来治理远方百姓的人，他们罢任回京时，都应询问他们治理政事的情况，以及民情风俗中安定与不安定之处，也借此推测他们才能所能胜任的范围。第三，左右扈从、侍读、侍讲等人，本来就是用来讨论古今兴衰的大要，不是为了应付旧例、充数而已；在经籍之外，如果有事情向他们询问，也没有妨碍。第四，吏民上书，只要稍有可取之处，就应当全部召来询问，从容优待，以培养他们敢于进言的气概。第五，天下的官吏，从一命以上，即使地位极其卑微，也没有办法自行通达朝廷；然而君主的作为，难道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吗？应当考察其中善良的人，突然召见，使他自己也不知道被召来的原因。这样一来，远方卑微的官吏也会努力激励自己行善，不会因为官位低、俸禄薄、没有由此通达上层的途径，就不修养自己的品行。使天下人逐渐知道天子乐于善行、亲近贤者、体恤百姓，像这样勤勉不倦，大家都会一致受到感发，懂得爱戴君主，不肯同君主一起做坏事；这样也将使贤人增多、奸吏减少，在刑法之外，能够大大安慰天下人的心。疏通壅塞　　　　　　　　　　　苏轼 朝廷清明太平、天下得到治理，所可贵的是什么呢？天下人不用申诉也没有冤屈，不用请托也能得到自己所求的，这是尧舜盛世的情形。其次，不能没有申诉，但申诉后一定能被察知；不能没有请托，但请托后一定能得到省察；使远方卑微的官吏不知道朝廷高远难达，使一个普通百姓不知道官府难以接近，然后天下才算得到治理。人的身体只有一颗心和两只手，疾病疼痛、疮痒等感觉发生在全身，即使十分轻微，不足以成为祸患，手也会随即到达。手之所以到达，难道是心对每一件事都逐一发出命令吗？是因为心平素爱护身体很深，而手平素听从心意已经熟练，所以不等待命令，便突然自行到达。圣人治理天下，也不过如此。百官众多、四海广大，如果使各个关节脉络彼此相通成为一体，敲击它就一定听见，触动它就一定回应，这样天下便可以如同一个身体；使尊贵的天子和卑贱的士民彼此相爱，共同承担忧患，在缓急之时彼此救助。如今却不是这样，天下有人遭遇不幸而申诉冤屈，好像向上天诉说；有人不得已而请托所求，好像向鬼神祈求。公卿大臣不能防止事情详细委曲地被处理，只把它交给胥吏，因此凡是贿赂先送到的，早上请求、晚上就能得到；空着手来的人，终年也得不到办理。至于按惯例本来就是人所应得、毫无疑问的事情，也没有不故意拖延滞留，等待请托的。天下任何一件细小的事情，如果没有钱财，就无法办成。过去汉、唐的弊病，是忧虑法律不明确而执行不严密，使官吏能够凭空虚无据的法律来约束天下，所以小人利用无法可循来作奸。如今法令明白完备，执行又极其严密，天下人只知道法律；想排斥的人，哪怕稍有不合于法律之处，也可以指作瑕疵；想帮助的人，即使行为乖戾，也可以借法律为他辩解，所以小人又利用法律来作奸。如今天下之所以事情繁多，难道事情真的那么多吗？是官吏想要从中索取好处却还没有得到，新旧事务相互接续，纷纷扰扰而不能决断，这就是王化壅塞不能施行的原因。过去齐桓公、晋文公称霸时，百官各尽职守，不用等待教令就能办事；四方宾客到来，也不必请求有司。王猛治理秦国，事情哪怕细小琐碎，也无不办理，而人们并不觉得烦扰。史书所记载的事情大概是：麻思回到冀州向王猛请示，王猛说：“赶快收拾行装上路吧！”到傍晚符令就下达了；等麻思出了关，郡县都已经接到符令。命令所到，禁令即行，没有滞留的事情；即使细小琐碎之事也都是如此。苻坚凭借戎狄的出身，最终成为霸王，兵力强盛、国家富足，几乎达到太平境地，这是王猛的功劳。他所做的事情本来就应当如此。如今天下太平，大官奉行法令，不敢顾念私情；可是府史之类的属官却招揽权力、贩卖法令，长官心里明知却不追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这种弊病不过有两个原因：事情繁多而官员不勤勉，所以权力落在胥吏手中。想要除去这种弊病，没有比减少事务、振作精神更好的办法；减少事务没有比任用得人更好的办法，振作精神没有比上面亲自率先垂范更好的办法。如今所谓最繁重的事务，天下事情中需要上诉的很多，而需要请托的地方，没有比中书和三司更多的了。天下事务分掌于百官，中书只听取其中有关治理的要务；郡县的钱币、制度由转运使掌管，三司接受它们的会计簿籍。本来应该不至于繁多，但中书不等有司奏报考课就决定他们的升降，并且插手相关事务，这就是不信任有司。三司的官吏推究分析盈余亏空，甚至细到毫毛，以此约束郡县，这就是不信任转运使。所以说，减少事务没有比任用得人更好的办法。古代圣王珍惜时间以求治理，天色刚明就临朝；即使稍得安闲，到日出时也会终日办理政事而仍感到来不及。姑且从少处说，一天废弃一件事，一个月便可想而知，一年积累的事情就多得不可胜数了。想要使事务不繁多，就必须在开始时劳苦，最后才能安逸。早晨起身，晚上才罢朝；天子还没有退朝，宰相就不敢回到自己的私宅安歇。宰相如果到了太阳西斜还不退朝，百官没有不震惊畏惧的，于是尽力办理王事，不敢晚出游乐。这样一来，哪怕细小隐微的事情，也没有不被办理的。天子求治的勤勉超过先王，而议论者不称道王季晚些临朝，却称道舜的无为；不讨论文王太阳西斜仍在处理政事，却讨论秦始皇每天衡量文书。这样怎么能率领天下人改掉懒惰呢？所以臣说，振作精神没有比上面亲自率先垂范更好的办法；这样壅塞的弊病就可以疏通了。《宋文鉴》卷一百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 《宋文鉴》卷一百四 宋代吕祖谦编 策 劝导亲族和睦　　　　　　　　　　　苏轼 百姓彼此亲近和睦，是王道的开端。过去三代的制度划分井田，使比邻、闾里、族党之间彼此亲爱；有急难时互相救济，有喜庆时互相庆贺，死亡时互相抚恤，疾病时互相供养。因此百姓安居无事时，往来欢欣，诉讼不会发生；遇到敌寇而作战时，就同心协力，缓急之际不相分离。自秦汉以来，法令严峻急迫，使百姓违背亲爱欢欣的本心，形成邻里之间互相告发揭举的风俗。富人的儿子长大就外出居住，穷人的儿子长大就出赘他家。一个国家的风俗，变成各家有各家的法则；一家之中，又变成人各有各的心思。人群纷乱离散，彼此不相联属，于是义礼的风气消失，争斗诉讼的案件繁多。天下无事时，就致力于欺诈、互相倾轧来求得自身成功；天下有变故时，就流离迁徙、涣散逃亡，无法依靠自身生存。唉！秦汉以后，天下为什么这样多事而难以治理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百姓不爱惜自身，所以轻易犯法；轻易犯法，王政就不能推行。想要百姓爱惜自身，没有比使他们父子兄弟和睦、妻子儿女相亲更好的办法。百姓向上侍奉父母，横向和睦兄弟，向下抚养妻子儿女，那么他们所依赖以生存的东西就很重要而不忍舍弃，也就不会轻易以自身犯法。三代的政治措施，没有比这一点更重要的了。如今想要教导百姓和睦亲爱，就必须从宗族开始。臣想恢复古代的小宗制度，以收拢天下彼此不相亲属之人的心。古代有大宗、有小宗，所以《礼记》说：“别子作为始祖，继承别子的作为宗；继承祢的作为小宗。”有百世不迁的大宗，也有五世便迁的小宗。百世不迁的，是别子之后。尊奉继承别子所出之人的，是百世不迁的大宗；尊奉继承高祖的，是五世便迁的小宗。古代诸侯的子弟、异姓的卿大夫开始建立家族时，不敢把自己的父亲作为祢，而让自己的嫡子继承自己，这就成为大宗，族人以他为宗主；即使过了一百代，宗子死了，族人仍为他服齐衰九月。所以说：“尊奉继承别子所出之人的，是百世不迁的大宗。”别子的庶子，又不能把别子作为祢，而让自己的嫡子作为后继，这就成为小宗。小宗过了五世便不再服丧。继承祢的，同胞兄弟为之服丧；继承祖的，从兄弟为之服丧；继承曾祖的，再从兄弟为之服丧；继承高祖的，三从兄弟为之服丧。他们服大功九月，到了高祖以外亲属关系尽了，就更换宗属。所以说：“尊奉继承高祖的，五世便迁。”小宗有四种：有继承高祖的，有继承曾祖的，有继承祖的，有继承祢的；加上大宗，合起来就是五宗。古代建立宗子的制度，嫡子既然成为宗子，那么他的庶子的嫡子又各自成为自己庶子的宗子。这种制度止于四代，但实际推行起来没有穷尽。自秦汉以来，天下没有世代卿大夫和大宗的制度，不能再恢复；可是能够收拢天下亲属之心的小宗制度仍然存在，却没有人实行，这实在可惜。如今天下之所以不重视宗族，是因为有族人却没有宗子。有族而无宗，宗族就不能聚合；宗族不能聚合，即使想亲近他们也没有办法；族人彼此不亲近，就会忘记自己的祖先。如今世上的公卿大臣、贤人君子的后代之所以不能像古代那样长久地世代保持家族，是因为族人散离而忘记祖先。因此不如恢复小宗制度，使族人相互率领，尊奉宗子。宗子死了，就为他加重服丧；触犯宗子，就按照所服的丧服定罪，使贫贱者不敢轻慢，富贵者也不敢凭势力压过他。冠礼、婚礼一定要告知宗子，丧葬一定要前往。这样的制度并没有什么难以实行的。如今善良百姓之家、士大夫宗族，也未必没有孝敬友爱的亲情，只是宗族没有宗子，没有人替他们约束率领，所以势必不能相亲。因此世上的人即使亲属关系还没有断绝，也不相互往来；举行冠礼、婚礼不互相告知，亲人死亡也不相互奔赴，愚昧无知的百姓甚至发展到父子分居、兄弟互相诉讼。这样一来，王道又从哪里兴起呢？唉！世人的弊病，在于不致力于长远的见识。古代圣人用来聚合宗族的办法，近似迂阔；但实行一两个月，就希望看到成效。其实小宗制度并不是难以推行，关键在于长久实行而不懈怠。天下百姓想要忠厚、和顺、柔和而容易治理，必定要从小宗制度开始。师友　　　　　　　　　　　　王安国 《尚书》说，能够自己得到老师的人可以成就王业。《诗经》的序文说，从天子到庶人，没有不需要朋友才能成就的。这样看来，师友对于人是不可缺少的。奉养父母，养育妻子儿女，衣食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这是庶人的事务，做到这些就完了。他们在忧患之际所要思虑的事情已经很少，却还说必须依靠朋友才能成就。何况士大夫承担守护宗庙和朝廷的事务很多，更不可以没有朋友。士大夫尚且如此，何况诸侯守护一个国家这样大的事务呢？天子的势力比诸侯更大，就尤其不能没有学习、没有老师和朋友。商汤对于伊尹，周文王、周武王对于太公望，商高宗对于甘盘，都是上位者竭尽诚心向下位者求教，而下位者自重，不肯屈服。难道是因为他们的道德足以傲视君上吗？大概是因为君主所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的，是道德；如果君主求取它不够勤恳，那么听取它时也不会专一。因此君主对臣下，要忘记自己的尊贵；臣下对君主，也要忘记自己的卑贱。在君臣之间讨论道德而不计较贵贱，这正是天下国家能够得到治理的原因。《礼记》说，用自身的行为作为取人的标准，依靠道来修养自身。修身达到足以取信于人的程度，是学习的功效。既然如此，怎么可以不向老师和朋友学习呢？四海九州的百姓，都归属于一个人的治理；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不足以承担万事的观察和听闻，掌握天下治理要领的方法，只在于选取合适的人。既然如此，怎么可以不向老师和朋友学习呢？自从先王的恩泽穷尽，礼义被战国的风俗所压抑，权术便用来役使天下士人，君臣之间形同隔绝，师友之道于是湮没，后世再也听不到。即使有人向臣下学习，哪里还有恳切悲悯的心呢？治乱的关键就出在这里，而世俗的议论者不能推究其根本和末节，只因为事情的末端浅显易见，哪里知道从根本上收到的成效竟如此重大？拥有天下的人，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选拔士人　　　　　　　　　　　　王安国

译朝廷有时下诏，规定从进士科直到明法科，都听凭他们拿着文状前来拜谒。乡试中贡举之后，礼部又加以升降黜落，然后在朝廷上排列名次。宰相和百官的选拔，都可能出自这里。然而臣愚昧，私下斗胆认为这种做法并不正确。对待士人没有相应的礼数，就不足以培养知耻的风俗；选取士人没有考察实际才干，就不足以得到可以任用的人才。他们进身之初，从来没有考察过去的品行，却在一天之内让他们互相担保，评定贤能与否，并依此类推录取，那么这种互相担保不足以凭信，本来就可以知道了。那些懒散游荡、苟且卑贱，在乡里被人鄙弃的人，却能同豪杰之士一起在仕途上驰骋。有司先让一个小吏在他们面前盘问姓名，随后又让他们跪拜俯伏听命。他们参加考试时，有吏卒把守，又任意呵斥搜查，放纵自己凌辱他们。有司认为他们混杂不齐，不愿宽待，便用规矩绳墨约束他们，认为上面没有求取他们的必要，而他们自己却把做官看作有利可图。这样对待他们，也就足够了。他们长久习惯于这种耳闻目见，做官以后，难道还能以廉耻之心约束自己而不去侥幸追逐声名利禄吗？所谓诗赋、策论、章句、律令等技艺，并不足以供天下实际使用，只是白白损害学者精锐的志气，又用礼部的格式限制他们，最后能否取中全凭几个人裁断。即使完全符合格式，本来也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何况取舍又未必能不受个人好恶的错误影响呢？古人陈述自己的才力而就任职务，不能胜任就停止。如今的人，常常忧患的是喜欢把自己置于私利之中。做有司的人，从未听说有谁因为自认为不能胜任而请求停止，于是本来就会有侥幸得到职位的人。他既然侥幸得到职位，将来有一天必定会任职于有司，那么像他这一类的人，难道能不被选取吗？这就是选拔制度混乱不堪、不知如何劝善惩恶，因而无法抑制人们求取功名的原因。又所谓贤良、茂才之学，它的弊病尤其严重：从六经、史书和诸子百家的学说，到兼及彼此乖离的传注，精粗大小无不记诵，然后才能应答有司的询问。即使有聪明敏捷的资质，所读如此广博，也必然不能深入探究、反复考察，以求得圣贤的本意。即使不受诗赋声病的拘束，挑选名物、考核数术也难以符合标准，从未试验过他一句话的实际功效，最终能够取得的，不过是记诵问答和文辞写作较好罢了。这种因推恩而录取以及进士科上第的人，都按日子计算来取得高位。朝廷也担忧这种情形，所以逐渐加以裁减。虽然只是看到了这一点，但它的弊病仍没有完全革除，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议论的人却说，如今朝廷并不缺少贤才，现行制度也足以得到人才，何必改变呢？谁知道这其实只是万分之一的侥幸所得呢？如今天下选拔任用人才的标准不一，而任事者常常忧患于不学习。过去郑国让尹何治理封邑，子产最终没有同意，说：‘学习之后才能参与政事，从未听说过用政事来学习。’用一个封邑来试用没有学问的人尚且不行，更何况所任职务比这大得多的呢？诗赋、章句、律令，并不是古代所说的学问，只不过可以用来求取今天的科举罢了。把它施用于行政治理，便茫然无措，好像从未读过书一样。即使策论稍微不同于此，也不过是取其辞采罢了。况且设置制度，本来想使四方万里的人才一个也不遗漏；但以今天的情形看，难道真能做到不遗漏吗？臣本来就知道不能。更严重的是，有道德的人往往以求取科举为耻，勉强自己遵循善道，到老年大多困顿于不能被任用。古人把人才不能被任用看作有司的罪过，而如今掌管升降黜陟的人反而叹息说，他们是受到了制度限制，我们也无可奈何。使有道德的人因为天下而感到羞耻、不愿做官，有司不能施展自己的意志，又把这一切归结于命运，那么制度的弊病，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幸而如今君圣臣贤，正是一时的盛世，能够共同广泛推究群臣治国之道，追究到根本，又何必担忧不能改革呢？臣认为应当让参加进士科的人每人占取两经，依据古今治乱，让他们传述经义来作答，反复考察一两天，用这种办法取代诗赋。贤良、茂才应当停止，不再考试。应当命令近臣荐举有才之士，对品行特别突出的人召集到京师，多次让他们参与朝廷的议论；确实可以任用的，就授予优厚官职；才德卓异的，按照台阁官员的标准选用；其次的，则让内外官员征辟为属官。如果与荐举时所说不相称，就治荐举者的罪。律令之学可以废止，不再作为科举；学究科则去掉贴经、墨义，只要求他们通晓大体，不必拘拘然被传注遮蔽。这样差不多可以得到实际可用的人才了。至于想用廉耻来培养他们，使他们不自行列名求仕，那么就应当命令内外设置学校，让士人没有不在其中学习的；这样任事者可以考察他们的品行，也不必让同类之间互相担保。这固然还不足以成为万世不变的成法，但朝廷如果能以诚恳不倦的心意继续实行，反复讨论成熟，逐步推行，那么三代的制度从此难道不会有重新恢复的吗？关键只在君臣之间是否努力实行罢了。《臣事》　苏辙 臣听说天下有权臣，也有重臣。这两者的外在表现相近，很难辨明。天下人知道厌恶权臣的专横，却连世上的重臣也一并不能容忍。权臣，天下一天也不能有；重臣，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天下人只看见他们外在的形迹，却不考察内在；只看见他们都侵夺天子的权力，却不考察他们所作所为并不相同，因此一概嫉恨他们而没有喜爱之意，这也太过分了。权臣所做的事，正是重臣所痛恨的；重臣所取的做法，正是权臣所不愿意的。要做权臣吗？必定在内迎合君主的心意，委曲求全、听从顺应而不违逆；在外暗中窃取生杀予夺的权柄，任免天下官员来显示自己的权力，同时埋没君主的威势和恩惠。在内能使君主欢喜宠爱、心情愉悦，没有什么不顺从而安然奉其为上；在外能使公卿大夫、百官众吏无不归附听命，争着做他的心腹。上面宠爱、下面顺从，合在一起成为一体，权臣的势力于是形成，便不可拔除。至于重臣却不是这样：君主有不当之处，他一定争辩。争辩不能改变，而事情又有必不可听从的地方，他便独自执行而不顾忌。等到事情成败的迹象显露出来，上面的心意将会豁然明白，自然解除疑惑。

译重臣在朝廷之中，天子因他而感到局促不安并有所畏惧，士大夫也不敢在他身旁放纵懈怠。爵禄、庆赏已经可以用来议论是否恰当，却不求借此形成自己的私恩；刀锯、斧钺已经可以用来参与裁定轻重，却不求借此形成自己的私势。总之，只是要使天子有些事情不能随意而为，使群臣有所震惧罢了。为什么不与天下人争利呢？做重臣的，不等待天下归附自己；做权臣的，也不在意天子畏惧自己。因此只要根据他们做事的方式观察其意图所在，天下还有谁能被欺骗呢？所以臣说：治理天下怎么可以一天没有重臣呢？假如天下没有重臣，那么朝廷的事情只有天子所作所为，而无人敢表示可否。即使天子有采纳谏言的明智，百官却畏惧战栗，失去了平日尊重朝廷的气势，又有谁肯触犯忌讳、冒着罪责替天下说话呢？他们只会在一些小小得失之间才敢上奏喧哗而无所顾忌，至于关系国家大事、安危存亡的事情，便会闭口退避，谁敢说出来而承受灾祸呢？这是人主最大的忧患。可悲啊！后世君主只看见天下的权臣出入时唯唯诺诺，以为这就是有礼，却不知道这正是在暗中败坏国家；只看见天下的重臣刚毅果断，喜欢违逆自己的意思，便认为他们不恭顺，却不知道他们是在忧虑社稷。这两种人混淆在心中，不能辨别邪正，所以祸乱接连发生而不觉悟，实在可悲。过去卫太子刘据聚集军队诛杀江充，汉武帝震怒，发兵攻打太子，京师甚至使丞相与太子相互交战；太子战败逃走后，武帝又使天下穷尽追捕之力，剪除他的踪迹。当时假如有重臣挺身而出承担此事，拥护太子以等待武帝的怒意稍稍平息，再慢慢说明其中被蒙蔽之处、疏解他的愤怒，那么父子之间尚且可以重新和合。只是因为没有重臣，所以天下人都知道其中缘由，却不敢说出来。臣愚以为，治理天下，应当有办法培养重臣的威势，使天下百官有所畏惧顾忌，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坚定忍耐、持重不移而不可夺其志。臣私下观察如今四海没有变乱，非同寻常的事情应当止息而不发生；但到了今天就考虑这些，才可以消除日后的忧患。否则，谁能知道将来果真不会发生，又为什么不预先谋划呢？臣又听说，如今世上的弊病在于法令禁制过于严密，举足稍有不合律令，法吏便据此进言，而不追问其意图所归，所以即使是天子的大臣，也哪里敢在法律之外有所作为，以安定天下的大事呢？替天子谋划，不如稍稍放宽法律，使大臣能够有所坚持，不被法律夺去行动的权力。过去申屠嘉任丞相时，召来天子的宠臣邓通，让他站在堂下，责问他的过错。当时邓通几乎被处死而无人援救，天子知道了也不认为奇怪，而申屠嘉最终也并不是汉朝的权相。由此看来，重臣对天下有什么损害呢？《民政》　苏辙 臣听说三代的时候，没有兵役的忧患。到了近世，有供养军队的困扰，却没有兴办劳役的祸患。到了今天，供养军队和兴办劳役都不得其宜，实在值得深深忧虑。古代军队出自农民，劳役出自百姓。有农民，就不担忧没有士兵；有百姓，就不担忧没有劳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当兵；二十岁的男子，每年服役三日。所以军队强盛而费用不增加，劳役兴起而人员本来就已具备。即使有大规模的战争和劳役，也不担忧事情不能完成。到了战争停止、劳役结束，也没有日夜不停的费用。后来周室衰微，井田制度破坏，逐渐到了末世，天下不再有天子的田地，全部成为百姓自己所有。天下百姓不耕食天子的田地，因此只向他们征收赋税，却不让他们承担战斗中死伤的祸患。天子有供养军队的忧虑，而天下没有承担攻守劳苦的百姓，这也成为最大的忧患。因此调取百姓的财物作为养兵费用；天下的劳役，无论转运、漕运、营造、兴修、建筑等事，也都出自百姓。在这个时候，百姓供奉上级命令的项目有三种：叫作租、调、庸。租，是土地应当缴出的；调，是供军队使用的费用；庸，是每年应当服的劳役。因此让他们向官府缴纳粮食，作为田租；每人缴纳布帛，作为军调；每年征用他们的劳力，不服役的就交纳相当于其劳力价值的钱帛，作为庸。农夫三项都要兼办，游惰以及从事末业的人，也不能免除庸调。运输重物、远途漕运，天子不知道其中的费用，而全部出自百姓。百姓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服役的应当缴纳帛六十尺。百姓也不至于因此极其困苦。所以隋唐之间，有供养军队的困扰，却没有兴办劳役的忧患。这种制度虽然不如三代军队不需天子供养，但天下的劳役还有可以依赖之处，因为都由百姓承担。到了后世，又不能守住这种制度，于是开始改变法令实行两税，直到今天，没有田地的人就不能被征用，有田地的人的劳役也不过是奔走供役，不再参与天子的大事。天下一旦有大规模兴修建筑或漕运，常常就忧虑没有人可以役使。因此招募冗余士兵来供应劳役的紧急需要，他们不懂击刺和战阵之法，却白白享用天子的俸禄。于是国家既有用于武备的军队，又有用于劳役的军队。这两种人的供养费用，全都出自农民；而天下四处游荡的民众，连一尺布帛的庸调也没有，农民却常常暗中承担古代游民应当承担的收入，天子也常常同时承担供养军队和兴办劳役的巨大忧患。

译所以兵役的弊病，在当今时代可以说到了极点。臣愚以为，天子平日无事却不断供养军队，这是出于不得已；只有到了干戈旗鼓交战的时候，才可以让军队承担自己的职责。至于劳役方面，拉车拉船、修筑宫室、建造城郭，这些事情并没有死亡败亡的危险，天下百姓确实应当承担而不推辞，不应让从事军事的人来承担，以增加天子粮仓的费用。然而如今所谓可以服役的人，不过是农民，而农民已经极其困苦，因为他们经常被迫承担天下全部的费用。工商技艺之民以及游荡闲散、没有职事的人，却遍布天下，整天安闲游乐而没有任何劳役归属。按照《周官》的制度，没有职业的人要缴纳夫家之征，如今完全可以让他们依近世法令缴纳庸调。庸用来供养从事劳役的军队，调用来帮助农夫供养武备之士。劳役军队可以因年老、疾病或死亡而逐渐不再补充，让游民中的成年男子代替他们服役，到了期限便停止，以免除他们本应缴纳的庸；而不服役的人也照样征收其庸，不使一天有所缺额。圣人治理天下，并不只是看重苟且廉洁而不求取；只要能够缓解天下所供给不足之处，节制那些过分的侥幸，那么即使有所取用，也不妨碍合乎义。如今即使能够使游民没有劳苦叹息之声，却总让农夫独自承担困苦，天下人都知道务农不便利，于是相继从事末业。末业的人多了，就会妨害农桑，天子独自承担的赋税来源反而更加少而不足使用。因此臣想征收游民的庸调，使天下没有侥幸苟免的人，同时也用来缓解农夫的困苦。假如天下游民知道自己不能免除庸调之劳，那么形势上如果不耕作，就没有办法供给上级；这又可以驱使他们回到田地。总的说来，十年以后，必将使农夫增多，而工商一类逐渐衰落停息。这样以后，再使天下都实行租庸调制度，废除所谓两税，那么兵役的忧患就可以稍稍缓解了。《势原》　李清臣 君主国家安危、国家存亡、治乱以及政令能否施行，关键在于形势。不善于认识形势，就不能成为开创基业的君主；不知道形势的可畏，失去审慎权衡的原则，就不能成为守成的君主，也不能成为治理国家的大臣。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所凭借的不过是形势罢了。顺应事理和形势就能推行，违逆就会变动，变动就危险，停止就平稳；轻的能够变重，缓的能够变快。所以事物有极小而力量不可胜的，事情有极易而攻取不可胜的。根源开始时像毫毛、针尖一样细小，后来却巨大如丘陵；根本在于一拱一把之间，影响却远至穷发之地，这就是形势。门户的转动、车辆的奔驰、弩机的张圆、箭的飞射、用一个砝码举起数倍重物、水流注入低洼的湖泽、原野之火在风中蔓延，都是形势。军队少而奋发可以击退众多敌军，人凭借高处可以压制低处的人，也都是形势。难道只有万物如此吗？如今一个人却能胜过天下巨大的制度和天下众多的人，同时听取天下广泛的意见而从容有余，这不是形势又是什么呢？所以明智的人驾驭形势，昏暗的人被形势所驾驭。明智的人掌握最关键的地方，控制关节枢纽，操纵机要枢纽，动静由我决定，开合由我决定，张弛由我决定。每一道教化、每一项命令、每一次赏赐、每一项惩罚，都一定要以形势作为辅助。所以教导之后便能实行，发布命令之后便能迅速服从；赏一个人，就有千万人受到劝勉；罚一个人，就有千万人感到畏惧。仁德施用得少而喜悦的人多，义理只近及一处而远方的人也来服从，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事理和形势造成的。教化、命令、赏罚以及仁义，如果没有形势辅助，必然只能逐一去治理。逐一治理，教化就一定难以推行，命令发布也一定烦琐。天下的善行很多而赏赐不足，天下的恶行很多而惩罚不足，天下的百姓无穷而仁义不够用，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没有先把握事理和形势。历代千世的君主，屈指就可以数清。有的在善恶上相近，有的在仁义上相差不过分毫，但功名却往往相差数倍，祸福往往相差千万，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形势不同造成的。成汤为猎网祝祷而释放猎物，使三十六国归附；文王埋葬枯骨，天下三分而有其二。历代千世的君主，德行有超过成汤、文王的，但汤、文王凭借这些收取天下人的助力，大概是顺从民情而聚集了天下的形势。形势在夏桀、商纣手中时，桀被囚于夏台，纣被囚于羑里，像拘禁普通人一样；等到善恶的结果显现，形势发生变化迁移，就如林中之师，竟没有人敢射击车中所载的木制神主。因此天下的形势，安定时难以撼动，一旦变动又难以恢复安定。当国家安定时，君主垂着衣带，端正地穿戴礼服，深居堂屋内，在门窗之中高谈上古治道；其尊明如天日，其宏大深隐如雷霆，其温和滋润如雨露，其严肃凛然如风霰。只要指点顾盼、发声呵斥，天下没有不奔走趋奉的；即使鞭打海外蛮夷，也像制服童仆妾妇一样。即使有刘项那样杰出的雄主、曹马那样奸诈强横的人，也必将老死在民籍之中，不敢有所倡言。等到昏庸懦弱的人执政时，凭借先王遗留下来的恩泽尚未枯竭，天下的形势尚未发生变化，只看见局势安定，便以为没有危险的事情，任凭一时的喜怒，放纵自己的嗜好；祸患还没有逼近自身，便以为可以这样做而不会受损；习惯于知道天下人尊敬服从自己，便以为人们永远不敢逼近御马的草料，也不敢触碰苑囿中的一根毛。于是摇动颠倒关纽，嬉戏玩弄国家机枢，行动和静止不遵守时宜，开放和关闭不遵循正道，张弛不合乎节度，在宫中纵情享乐，却使怨毒遍布天下；一朝轻率变更，祸患却遗留千日。民心转而归属他人，君主的权柄旁落，形势迅速离去；即使想使它安定下来，也不可能了。我私下把这种情形比作山的高大厚重：万人不能把它毁坏；但腐土从山中生出，巨石在山顶震动，等到山势倾覆时，人力便不能支撑维持。这不是天意造成的，而是形势使然。

译所以前代圣人创建基业，兴起当今的利益，改变昔日的祸害，用来治理天下的办法十分完备，忧虑天下的心思十分深远，使民心凝聚而长久，天下的形势坚固严密，不可动摇。然而形势长久之后，也未尝没有裂隙、缺漏和蛀蚀；即便如此，它的剥蚀也是逐渐发生的，只要后代圣人顺应时节调节形势并加以修治就行了：过度的就加以约束，危险的就使之平稳，纷扰的就使之安静，微弱的就加以培养，衰弱的就加以扶助，急迫的就放宽，迟缓的就推动，闭塞的就加以疏导，使万事的道理、百物的节度，都不至于走到穷尽而发生剧变，那么形势就能长久延续，不会出现危亡的征兆。所以形势掌握在我手中时，应当牢固积蓄力量；审察形势后再发动，不便利时就暂且安居不动。这样，形势就为我所驱使，天下没有谁能够违逆。若一旦失去关键，力量向外放纵奔突，便不可再收拾；即使拥有天下，也会在一旦之间被驱赶、排挤、压倒而覆灭。因此臣说：它如门的转动，如车的奔驰，如弩机的张圆，如箭的激射，如用一个秤锤举起数倍重量，如水流注入低洼的泽地，如原野之火在风中蔓延，如军队凭借高处以少击众、制伏居下的人；它的发动不可不谨慎。君主所处的形势，应当身处太平却如同将要乱，身处存续却如同将要亡，身处安定却如同将要危，这样乱、危和灭亡也就将不会到来。因此臣作了《势原》。《明责》　　　　　　　　　　　　李清臣 如今天下的形势怎么样呢？君主仁慈而百姓没有受到恩泽，军队众多而夷狄骄横，时局太平而百姓困苦，土地广大而中原的气势总是受挫，灾害年份少而财用更加匮乏，法令制度完备而官吏多有奸邪；时势的弊病如此而已。天下这样广大，官吏这样众多，却始终没有看见有人奋发而大有作为，能够一下子铲除当世的弊病，使我们的君主恢复盛治。上古治理得好时，为什么会像这样缺少人才呢？难道太平之世就没有施展才干的地方吗？还是任用人才的方法不对，有才之人因而不能施展吗？如果说世间缺少人才，那么古代也未曾有过没有人才的时代；如果说太平之世没有施展才干的地方，那么如今有这么多弊病，正如前面所陈述的那样。阴阳的精英之气、天地的醇厚灵气，产生出来便是贤能智慧之士；阴阳的精英之气、天地的醇厚灵气，从未听说有时会停止，所以天下从来不曾没有贤才。议论者担忧治道赶不上古代，便说天下没有贤才，却不知道是有贤才而不能任用。任用贤才却方法不对，瑰奇杰出、豪迈伟大的才士都会变成苟且偷安、因循退缩而无所作为的人，于是便说没有人才；这实在是令人悲悼叹息的事。我也曾听说古代任用人才的方法：看重最终成效而不只看开始，责求大节而不苛责细节；有一过错而有百项功劳，便忘记他的缺失而谋求他的成效。内心已经具备诚意而外在事迹尚未显现，就宽缓地等待他施展才能。如果把事情交给他，他本来就不会屑顾其他琐事。如今任用人才，却计较小的罪过而不观察大的节操，忧虑浮泛的言语而不考察实际功用；即使有稷、契、周公、召公那样的辅佐之才，也往往因为一句话、一件事而决定他们的升降进退，事迹稍微超出朝廷庭坛和田间畦陇的范围，志向还没有来得及施展完就离去了。只有那些本来就守着俸禄、躲避事情、随时俯仰的人，才不会受到责罚而得以安稳。因此，庸常平庸的人安步前进，忠贞愤激的人走到半途便意气消折，大臣畏惧怯懦，小臣争竞凌厉，天下的事情日渐衰败。之所以如此，是有其人却不能任用，任用了其人却不能让他充分施展的过失。如今选拔一名大臣，把他置于百官之上作为辅相，并不是只求他谨慎清白、没有过失，而是要把天下的责任交给他；选拔一名士人，把他置于一郡一邑之上作为守令，并不是只求他能够保全自身，而是要把一郡一邑的责任交给他；选拔一名武夫，把他置于万众之上作为将帅，并不是只求他循守法令、不失小节，而是要把安危胜负的责任交给他。因此古代责求宰相，必定说：扩大教化，调和阴阳，使百官各自承担自己的职务。责求郡守、县令，必定说：使豪强沮丧服从，使盗贼不再发生，使百姓安定，使境内大为治理。责求将帅，必定说：“士卒乐于为他效力，敌国不敢谋划进犯。”低于这些职位的，凡是任事之人也没有谁不各有责任。所以从上到下都各自承担自己的责任，天子便无须亲自作为。如今却不是这样：罢免退让宰相，都是攻击他的瑕疵，却从未指出天下没有得到治理是宰相的罪过；纠察苛责守令，都是依据细小法条，却从未指出郡邑没有得到治理是守令的罪过；迁谪将帅，往往因为厨房宴席之间的细小文书过失和琐碎事故，却从未把蛮夷骄横、军势不强当作将帅的罪过。因此上下没有谁自己承担责任，只是拘谨自守，只求不陷入罪责，而朝廷的大计、百姓的实际祸患，最终没有人承担。于是天下这样广大，官吏这样众多，却常常好像没有人才。尊贵的官职和优厚的俸禄相继有人占据，而英明的功绩、伟大的事业在几十年间寂然无闻。被资格限制、被文法践踏，怀抱才能、负有志向却不能有所作为，最后老死而沉没的人，在下位者中前后相望，难道不可惜吗？臣下的奸邪，有的身体安享宠遇，外表没有可责之罪，实际上却不承担责任，这就是大奸。这正是张禹默默无为而使汉朝衰亡、李林甫拘守格令而使唐朝衰亡的原因。如今人们都看重少犯过错的人，把他们当作贤能；却嫉恨那些敢于作为的人，认为他们喜欢惹事。一旦落入防范罪责的陷阱，终身都不能再发言。因此狡猾的百姓和强悍的官吏能够凭借轻微罪过把持上级，游士和谈客能够凭借口舌恐吓内外大臣而求取资财，胥吏能够挟持簿书、执守格例，在朝廷之前争辩。当权任事的人，明知是奸邪，有时却不敢除去；看见贤才，有时却不敢任用。天下的祸害不能迅速停止，天下的事务不敢迅速办理，只是因循苟且。彼此相顾、暗中议论说：“一味追求至公，反而使万事更加困病。”现今世道的弊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要救治这种弊病，也并不困难，只要宽容小过而责求大体罢了。《宋文鉴》卷一百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五。宋代吕祖谦编。议。左右仆射、东宫三师作为表首的议论，窦仪。尚书省公文说：奉行前月二十八日诏书中的条文，御史台、太常礼院议定应以左右仆射、东宫三师作为表首，但尚未确定采用哪一种意见，命臣等共同议论后上报。臣等如今详细考察，认为以东宫三师为表首，讨论历来的成例，完全没有证据。至于援引制度和诏敕、主张以左右仆射为表首的理由，共有六条。谨按《周官》先叙述六官，又依据六典，尚书是百官的根本。如今从一品至六品的常参官，每班都以尚书省官为首，那么仆射应当作为表首，这是第一条。又按《唐会要》和《礼阁新仪》，贞元二年十月七日，御史台奏称，每逢庆贺以及需要上表，都命上公主持；如果没有上公，就由尚书令、仆射以下主持。嗣王应当随宗正排列；如果有班位，就应依照王的品级。这说明嗣王虽然是一品，也不得作为表首，这是第二条。又根据旧例，仆射的位次在三公之后，因此仆射应当作为表首，这是第三条。又依照旧例，仆射是百官的师长，并没有东宫一品官作为师长的记载，由此可知上台的表章应当以仆射为表首，这是第四条。又依照晋天福二年诏敕的条文，从今以后凡有谢恩、庆贺而上表，都命上公主持；如果三公缺位，就命仆射主持。那么上台的表章应当以仆射为表首，这是第五条。又按照列班的制度，卑者先入后出，尊者后入先出。现在东宫一品官先站定，仆射才入内；仆射退下后，两省官的班次退下，东宫一品官才出来。这种轻者先、重者后的礼制，清楚可见，因此仆射应当作为表首，这是第六条。臣等伏思，百王的礼仪制度，历代都遵守承袭；凡是想要改动，必定要寻求典故依据。如今御史台的考察有凭有据，在事理上非常允当。议论者有时引用百官起居的日子，宰相偶尔没有押班，东宫一品官位于前面，不能退后让仆射通行。臣等答道：如果确实应当让仆射先行站立，那么两省官的班次就在前面；如果要让仆射通行到最前一班，就必定要求宰相之后的人作为首位，除了上台仆射又是谁呢？又有人说：一品尊贵，二品次之。臣等答道：班次品秩之中，还要区分职位的紧要与闲缓。有的从四品升入三品，却反而是贬职，如丞郎进入卿监就是这样；有的从四品进入五品，却是升秩，如少卿进入郎中就是这样；四品官位于三品官之上，如各行侍郎位于卿监之上就是这样；七品、八品官位于杂五品官之上，如殿中侍御史、补阙、拾遗、监察位于三丞、五博之上就是这样。如果不按照省台职位的紧要与闲缓次第相互衡量，处在这些官职上的人，难道肯以品级作为唯一标准吗？又大凡尊卑各有等级，即使属于君臣关系，也可以用父子关系来论定。上台是君父的官署，东宫是臣子的官署。如果品位相差悬殊，自然可以各自申明尊卑；但台省职位的紧要与闲缓不同，实在恐怕无法统摄。假如轻重相等，也还必须推让尊重。上台的议论者又说：“新近制定的班次最可以作为准则。”臣等答道：“近来的诏敕所规定的班次位置，仆射与东宫三师从未改动。上面所引用的旧例和诏敕条文，当时与现在没有不同，这只是沿用旧制，并不是新定的条文。”又有人议论说：“仆射的轻重并不相同。”先前臣等答道：“这一官职崇高重要，礼仪地位仅次于三公；关于上述事情，旧有规制和典册都在。参与公卿朝会的礼仪、立于朝廷的仪制，如今都可以看见，何曾有所削减？”又有议论者说：“假如百官共同署名一份文状，就必须依次署名。”臣等答道：“这次议论只针对表章，是单独以一人署衔为首，文中具体说的是‘文武百官’；臣等这里所说的是统领文武众官。如今已有正衙的重臣，太子宫臣很难作为首位。如果援引依次联署的例子，实际上又与这里的情况不同。”又有议论者说：“作为表首的人，近来也曾有三少。” 臣等答道：“如今朝廷中已有以仆射为表首的情况，难道还要舍弃宫臣历代典据中明确的依据吗？近来有时把职位轻重颠倒，却拿来作为凭据脱身；有时不论官署，不取职位紧要与否，不以接近尊位为重，只根据品级来说，那么上面所说的班位以及资品，乃至仆射的出入次序，今后都应一并改动。改变旧有章法，对当时有什么益处呢？臣等请求依照唐贞元、晋天福的诏敕和各种旧例，并依照如今御史台众人的议论，以仆射为表首：一方面是端正上台的纲纪，另一方面是遵循历代的规范，免得凭空突然听从主观臆说，使名分不至于颠倒失序。” 《祖宗配侑议》　　　　　　　　　宋祁 臣等听说，君王建立宗庙的严肃制度，按照昭穆排列祖先，始祖只能有一位。最初接受天命建立王朝的祖先，宗庙不预先列入定数，要等到后来出现有德之人。自宗庙以下，按照世系亲疏远近，制定轮流毁庙的制度；这样即使后代有显赫、颂扬、尊崇、扩大的功业，也仍不得与祖宗并列，这是统一尊崇尊长之礼的古道。皇帝陛下亲自以孝道治理天下，发布德音，承继三位先帝盛大的功业，那功业与天地相接，而推奉的礼仪还有不相称之处，因而早晚忧悼恐惧，思量其中的道理，使有关官司得以考察旧章，开陈群议，发扬美德功烈，阐明子孙长久的谋划，将使之符合神灵的心意，使荣耀流传无穷。这不是臣等孤陋寡闻所能达到的。臣等私下认为，太祖皇帝天生接受宝命，把四海交付给他；广泛施行厚重的征伐，暗中黜除不正之人，平定泽潞的叛乱，兼并淮海一带的昏昧势力，向东焚灭吴地车舆，向西凭借蜀地营垒，又使湘、楚、闽、禺等地请求设置官吏、入朝称臣。在这时，天下人摆脱巨大的残害和防患，获得新生，预卜王朝长久、世代绵延，大大开创了宏伟的事业。太宗皇帝恭敬地接受全部玉玺，承接太祖开创的运势，敬奉上天进行征讨，平定太原。于是慎重处理九刑之罪，收纳四方贡物，诚信赏赐而任用有才者，重视粮食生产并劝导分配；官府没有烦琐苛刻的政令，百姓没有痛苦怨恨。又延请士大夫和诸位儒者，讲论道理、兴办学校，文治灿然，与三代有同样的风尚。

译真宗皇帝天资纯粹而光明昭著，努力奋发而功业显赫，重振威势、安抚和辑，使北方获得安宁；顺应斗柄而布施法度，顺应天意成为圣人，于是考察夏代的谚语，治理虞舜巡行留下的秘牒，在岱宗举行封禅，在冀地培育五谷，广泛接受祥瑞福佑，使其普遍浸润百姓，凡虫鱼鸟兽以及各种行走之物，没有不安宁的，百般制度已经完备。回顾承受天命的英明君主，深思太祖一宗、太宗二宗的功业，历来选取的典籍诰命，没有比他们更高的。过去成汤是商的始祖，太甲、太戊、武丁被尊为三宗；后稷是周的始祖，文王、武王建立二祧；汉高帝是汉的始祖，孝文帝、孝武帝特别尊崇两座宗庙，这些都由子孙世世代代奉祀而不停止。我的皇伯祖在草创艰难之际经营谋划，于是拥有天下，功业应当作为帝王的始祖；皇祖辛勤劳作、制定制度，皇考裁成事业、使治理安定，德行应当作为帝王的宗。这三座宗庙都应万世不迁，向天下宣布，以此昭示后世。臣等请求依照圣诏，至于升配侑祭上帝，聚集众人共同面对神明并告祭祖先，以周代礼制为本，完全符合典礼。过去太宗亲自郊祭时，奉宣祖、太祖配祭；真宗开始举行祭祀时，奉太祖、太宗配祭。从那以后有关官员不敢轻易议论。如今二宗同样升入不迁之位，那么礼制上没有等级差别。伏请从今以后，以太祖为固定配祭之祖，二宗轮流配祭，合乎人情而适宜事务，实在没有不妥。今后皇帝亲自祭祀时，伏请让三位圣祖一同配享，以此上显配对上帝的盛大礼仪，进一步表达追念先祖的感情，这是圣人应尽的事业，也是群臣最大的愿望；此后轮流配祭，仍依照前面的议论。过去唐高宗举行封禅时，让太武皇帝、文皇帝配享昊天；唐明皇举行封禅时，以高祖配享上天，以睿宗配享大地。开元年间制定礼制时，以高祖配享方丘，以太宗配享神州。这是二宗轮流配享的先例。垂拱、开元年间，高祖、太宗、高宗一同配享昊天。真宗登临介丘、降临社首时，也都以太祖、太宗尊崇配享天地。三位圣祖一同配享，可以明确作为按时举行常祀的准则：冬至日在圆丘祭祀，以太祖配享皇地祇；仲夏祭祀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谷、夏季雩祭、冬季祭祀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飨，配以真宗。伏请都依礼举行为宜。陛下重视宗庙的大事，鉴察前代典籍，心存戒惧而坚守法度，谦让而不专断，所以命臣等得以陈述愚见，谨慎地把意见全部说明。只望圣心裁决鉴察，谨备议状上奏。《郭稹不应为嫁母持服议》　　　　宋祁 臣私下认为，礼是用来排列上下尊卑、规定亲疏关系、区别嫌疑并明确防范界限，从而作为行为节制的。因此，服丧三年虽是天下通行的礼制，但至于情感与礼文相称，也必须有所降等、增减，依照适宜的情况办理。所以，尊长有其应尊的理由，亲属也有应当屈从礼制的地方，不能因为所承受的礼重，便轻率地把它用于私亲。臣近来见前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郭稹，出生才几岁，父亲便去世服丧，而母亲边氏改嫁士人王涣。郭稹服丧期间孤苦无依，直到成人，既没有伯叔，也很少有兄弟，奉行郭氏祭祀的，只有郭稹一人而已。母亲边氏嫁到王氏以后，又生了四个儿子。如今边氏不幸去世，讣告传来，郭稹便解下官职服丧。以臣浅陋的见识，深感疑惑。臣又见五服制度敕令中关于齐衰杖期降服的条文说：“父亲去世、母亲改嫁，以及被出母亲的儿子为母亲服丧。”旁边的注解说：“这是指不承继父亲宗统的人；如果承继父亲宗统，那么对于改嫁的母亲便不服丧。”现在详察边氏已经改嫁，既然随从丈夫安居于王氏之家，死后也将与王氏同穴，永远不再属于郭氏。恰好郭稹已经承继父亲宗统，就应当把重礼归于本宗。即使他想怀抱对慈母的爱，推行不绝亲情的义理，也不能把已经改嫁的母亲当作高于父亲而尽行服丧之礼。为什么呢？如果减轻奉行父亲宗统的礼制，那么郭氏承重便再没有其他亲属可以代替；如果为母亲服丧，王氏主持祭祀自有她的几个儿子。臣详细考察丧服制度，疑心郭稹不应解下官职服丧。礼制有减杀，君子也要俯身顺从；义理有断限，圣人也不专为一端。何况如今以孝治理天下，更应谨慎遵守常道经典。伏望陛下把臣这篇奏状交付有关官署，广泛命令他们详细议论：郭稹既承继父亲宗统，又是改嫁母亲的儿子，究竟应不应解官服三年之丧；然后明确制定礼制，使人遵守宏大的规范。请设置廉察、罢除转运的议论　黄亢 凡是君王建立国家，考察古代治理人民的办法，既然设置官职，就一定要设立长官。遍观史册，这一点可以考见。唐虞时代，有十二牧；夏、商、周三代，有连率，有方伯、正牧；两汉时，有时称刺史，有时称州牧，实际是同一职任。到了大唐，大的府有节度使，其次有观察使，都是为了总领百官、掌握众政，成为天子屏藩和宣布政令的官员。因此，人民所仰望、官吏所畏服、朝廷所依赖的官职，一定重要，任职之人也一定贤能。如今却不是这样，外官无论大小，权势都高到足以触及额头，全都由转运使统辖。转运使并非古代官职，起于唐朝中叶，本来只是用来督理钱谷而已。如今把掌管钱谷的职务，总摄郡守县令的官职；郡守县令主管宣扬教化，教化属于义，钱谷属于利，利与义不能两全。因此，下级忧虑年成不好、百姓没有粮食，上级害怕财物不丰、贡赋不多，这是上下相互抵触。何况充任转运使的，不过是郎官、御史；官职本来就轻，任职之人也未必贤能，于是人民所仰望的地位低下，官吏所畏服的威势松弛，朝廷所依赖的力量轻弱，使政事不平、刑罚不清、和气不能充足、祥瑞之鸟不能到来，难道不是由此造成的吗？有普通百姓私下在下面议论说：“钱谷事务，应当交给郡守；郡守和县令应当统一管理。廉察既然是廉察，就应当设置；转运使应当罢除。”这样做是为了恢复古代官制，不让我们百姓说天子重视财利而轻视义理。不知朝廷的三公九卿，是认为这种说法对，还是认为不对？为兄后议　刘敞

译礼制规定，天子的宗庙有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七庙；诸侯有二昭二穆，加上太祖共五庙。所谓昭，是父亲一辈；所谓穆，是儿子一辈。天子、诸侯未必自身都有儿子，所以有时从兄弟的儿子中选择继嗣。亲疏相同时取贤能的，贤能相同时取年长的，年长相同时占卜选择吉利的。不是兄弟的儿子就不取，所以不以诸父为继嗣，因为兄长也尊贵；不以诸弟为继嗣，因为弟弟属于自己的同辈。这就是古代七庙、五庙的次序，昭穆不相逾越，轮次毁庙也不相妨害的原因。到了后世，国家多有变故，有时传给兄长，有时传给弟弟，大概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样一来，礼制已经散失很久了。然而既然已经承受了国家天下，那么传位的人虽不是儿子，也仍然应按儿子的名分对待；传位给他的人虽不是父亲，也仍然应按父亲的名分对待，因为要以天下国家为重。春秋时期，僖公实际上是闵公的兄长。闵公遭到弑杀，僖公即位时《春秋》不书“即位”，以此表明臣子与君父是一体的。公孙婴齐去世，《春秋》称他为仲婴齐，是说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就作为其儿子，应当按儿子的例规定，不能再顾念兄弟亲情，所以称作公孙。春秋的义理，有常规，也有变通。选择继嗣不得取兄弟，这是常规；既然已经来不及选择兄弟作为继嗣，就端正礼制，使其按儿子的例处理，这是变通。所以僖公以兄长继承弟弟，《春秋》称他为儿子；婴齐以弟弟继承兄长，《春秋》也称他为儿子。这就是所谓常规用于常规，变通用于变通。既然把他们称作儿子，僖公就不得不以闵公为昭，归父也不得不以婴齐为穆。既然端正了昭穆次序，轮流毁庙的次序也不得不一代一代地安排。可是儒者有人疑惑礼书没有关于兄弟为后嗣的文字，于是认为《春秋》书写“仲婴齐”是不承认他以儿子对待父亲，这不对。儿子对父亲、孙子对祖父，确实不是礼制的正例；但这是不得已，《春秋》只是要端正其作为臣子、作为儿子的一体关系。所以他实际是公孙婴齐，却称作仲婴齐；如果《春秋》根本不承认他继承后嗣，就应当写作“公孙婴齐卒”。学者若问：“为什么称仲婴齐为公孙婴齐？如果是不承认他为兄长的后嗣，这样才可以。”连《春秋》之家尚且重视这种关系，何况国家呢？国家尚且重视，何况天下呢？所以凡是继承君位，即使是兄弟，也一定要使他成为儿子；继承大宗，即使是兄弟，也一定要使他成为儿子。如果继承君位、继承大宗却不使其成为儿子，就是教人不把他当儿子，并轻视自己所受托付的事业。这就是文公受到“逆祀”贬责的原因。然而《春秋》本来是为衰乱时代制定的法则，并不是太平时代的正礼；太平时代未曾出现这种情况。汉代制定轮流毁庙的礼制时，丞相玄成、丞相衡引用昭帝、宣帝，把两位皇帝都列为昭，只把孙辈作为昭，却不知道礼制不能有两个昭；这样一来，昭帝的天下就无所传承，宣帝的天下也无所承受，失去了礼制的本意。又如惠帝、文帝都是高祖的儿子，惠帝亲自从高祖那里承受天下，文帝则从惠帝那里承受天下；二人虽是兄弟，这与闵公、僖公有什么不同呢？活着时应按臣子、儿子的关系排列，死后应按昭穆来端正。然而汉代议论者推崇文帝，使他向上承继高祖，却反而不把亲自从高祖那里承受天下的惠帝列入正确的昭穆。至于光武帝本应继承平帝，却又按照世系自称元帝之子，向上承继元帝，成为元帝之后，这些都是违背经典、违背礼制而不能流传的做法。自汉代以来，议论尤其纷多，都说兄弟不能互相为后，不应以昭穆来限制，这是妄说。如果不以昭穆来限制，那么天下由谁承受呢？凡是君主以兄弟为后，一定是因为没有儿子，才引其为继嗣，使臣子与君父成为一体。可是应当继嗣的人反而因为是兄弟，不继承所承受的国家，却去继承先君，那么所承受的国家竟没有人继承，这是一不可。活着时按臣子、儿子侍奉他，死后却按兄弟治理他的祭祀，生与死相违背，这是二不可。已经实际承受后君之位，后君却不承受它，先君如今反而要自行继承先君；这不但抛弃后君命令自己继位的命令，又要废弃先君命令兄弟继位的命令，这是三不可。天下国家归于自己，却以不肯实行父子礼为耻，这是四不可。徐邈说：如果兄弟之间按昭穆排列，假设有六个兄弟相继为君，到后世祭祀时就会不能祭祀祖先和父祖，这又是极其荒谬的说法。礼有终极，义有继承；作为后嗣的人就作为其儿子，这是为了端正授受关系，尊重祖宗的统绪。六个兄弟相继为君，也已经祭祀了六代祖先。假如不是兄弟相继为君，他们的祖先也应当迁入祧庙，不能故意留存。若按照这种说法，假设六个兄弟相继为君，各自都称昭，那就会有十三座宗庙；而且最后一位君主还要向上承继先君，前面五位君主最终都成为没有后嗣的人，这难道是传承重任、授予国统的本意吗？礼制规定，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要降低对自己私亲的服制。假设六个兄弟为君，就应当各自承继后嗣，义理上不能曲意顾念自己的亲属，难道会说祭祀不能及于祖先和父祖吗？凡是谈论礼的人，只是厌恶那种迎合当时君主心意的做法，动辄说这样可以扩大宗庙、是大孝的根本，却不详细考察授受的原则。《春秋》的义理，是使应当传国的人不忍把国家交给自己的宗族，说：“他不是我的儿子。”使应当受国的人又不肯用臣子之礼侍奉其君，说：“他不是我的父亲。”以至于宗庙杂乱，许多昭穆并列堆积，而鬼神反有无人继嗣祭祀的；把活着时的继嗣关系推翻到死后，难道只有这一处可以违背礼义吗？难道只有这一处可以违背礼义吗！濮安懿王典礼议　司马光 臣等谨按《仪礼》丧服篇中关于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传文说：“为什么服三年呢？承受重任的人，必须用尊贵的丧服为其服丧。为所承继之人的祖父母、妻子、妻子的父母、兄弟和兄弟的儿子，无论是儿子还是如同儿子的人，全都像亲生儿子一样。”又关于为别人承继后嗣的人为自己的父母服丧，传文说：“为什么服一年呢？因为不能同时服两种斩衰重服；只是对大宗特别尊重，所以降低对小宗的服制。”大概为别人承继后嗣，就是作为他的儿子，不敢再顾念自己的私亲；圣人制定礼制，是因为尊位不能有两个上。若把恭敬、亲爱的心分给那一方，就不能专一地用于这一方，所以如此。秦汉以来，帝王有从旁支进入而承继大统的，有的推尊亲生父母为帝、后，都被当时人非难，也被后世讥议。臣等不敢把这些事引用为圣朝的法则，何况前代入继，多是在皇帝去世之后，拥立的谋划有时出自皇太后，有时出自臣下；并不像仁宗皇帝年龄尚未衰老时，深思宗庙的重任，敬承天地的意旨，在众多宗室中选拔圣明之人，把大业授给他，亲自使他成为先帝之子，然后继承帝位、承受宗庙，使天下光大。濮安懿王虽然与陛下有天性的亲情和抚养照顾的恩德，然而陛下所以背靠屏风、端正衣冠，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都是先帝的恩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