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鉴卷五十九

译论明堂　　　　　　　　　　　范祖禹 臣恭敬地看到，明堂大礼已经进入散斋阶段。恭敬地想，仁宗皇帝考察古代典制，凭圣明的意旨裁定，从皇祐二年开始制定明堂礼仪。先下诏给有关官署，乘舆服饰和御用物品务必从简从俭，不要徒然耗费劳力财物。皇帝亲自撰写乐曲和舞蹈的名称，穿着靴袍，在崇政殿检阅试演雅乐。举行礼仪时，又在禁中亲自用靴袍书写“明堂”和“明堂之门”两块榜牌。临近祭祀之日，连绵大雨不止，仁宗在宫中斋戒祈祷，恭敬到了极点；祈祷之后天气放晴，阳光清朗润泽，风调气和。祭祀前一天晚上，便停止警戒严备。仁宗每次到神座前行礼完毕，都弯腰退行，必须退到褥位尽头，才改变步伐转身走向别处，以表示极其肃敬。又命令侍臣遍告献官，以及进献、撤去俎豆时，都要安详缓慢、谨慎严肃，不可怠慢急促而失去恭敬的仪态。明堂礼仪结束时，比平常行礼多用了几刻钟，显得更加迟缓。登楼宣布赦令完毕后，又下诏给中书、门下，停止并杜绝请托；凡是宫中颁下的恩泽以及请求宽免、减轻罪犯的事项，一律不得施行。仁宗敬重祭祀，颁布诏令彰明德行，流传万世，大体就是如此。英宗、神宗以圣明的孝心遵循承继，也都极其严肃恭敬。如今陛下继承帝位五年，再次举行宗庙祭祀；上帝亲临享受祭祀，神宗皇帝配享，这是国家的大事，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只希望陛下内心竭尽诚敬，效法祖宗，那么神灵和上天就会降下福祉，众生也会蒙受福气。斋戒，是用来使精明的德性达到极致的；孔子谨慎对待的事情就是斋戒。斋戒一定要有专一、精洁的诚意，才可以与神灵交通。《礼》中说斋戒：“内心不随便思虑，必须依循道；手脚不随便动作，必须依循礼。”古代君子斋戒三日，一定会如同看见所祭祀的对象，这是诚意达到极点的表现。只有使斋戒达到肃敬，然后举止仪容、进退周旋才会无不合乎礼。又说：“皇天不偏爱亲族，能够恭敬它的才会得到亲近；鬼神没有固定的享受对象，只享受能够竭尽诚意的祭祀。”皇天只亲近极其恭敬的人，鬼神只享受极其诚恳的祭祀；天与人相互感应，距离并不遥远，只有诚与敬能够使它们相通。陛下亲自在上面实行，百官和有关官署在下面就没有谁敢不恭敬肃穆。经书说：“圣人的德行，没有什么能超过孝。”只希望陛下恭敬地办理祭祀之事，以此教导天下人的孝道，使群臣和各国都能瞻仰盛德的光辉。臣不胜拳拳愚诚。

译论立皇后上奏太皇太后　　　　　　范祖禹 臣恭敬地接受诏令，皇帝纳后的六项礼仪，命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两省给事中与中书舍人，以及礼部、太常寺官员共同详细议定。臣私下思考，这是国家的大事，是万世基业的开始，国家福祚所系，也是教化的起点。自古圣王都很重视此事，如今陛下应当首先知道的有四点，不能不慎重。臣谨慎考察上古，鉴察后世，为陛下逐一详细说明：一是族姓，二是女德，三是隆礼，四是广泛议论。所谓族姓，臣听说古代帝王所结为婚姻的对象，一定是大国诸侯、先圣先王的后代、功臣贤人的后裔，否则就是甥舅相亲的国家。不是以微贱的身份上配至尊，所以福禄盛大，子孙繁昌。从前黄帝娶西陵氏的女儿，这就是嫘祖，成为黄帝的正妃；她的子孙都拥有天下。五帝三王都是黄帝的后代。高辛氏娶陈锋氏的女儿，生下了帝尧。虞舜娶帝尧的两个女儿，她们从帝尧那里下降嫁到妫水之湾，舜于是拥有天下。大禹娶涂山氏之女，生下夏启，天下归附于他，子孙享有国家四百七十多年。成汤娶有莘氏之女，子孙拥有天下六百多年。周的先祖后稷，出生于姜嫄，世代都有贤德的妃子。太王娶太姜，生下王季。王季娶太任，生下文王。文王娶太姒，婚礼尤其盛大。《大雅》歌咏道：“文王初载，天作之合。”意思是说，文王初建事业时，上天已经为他生下贤德的女子作为配偶。又说：“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自古以来的婚礼，没有像文王这样盛大。太姜是炎帝的后代；太任是太昊的后代；太姒是大禹的后代。太姒生了十个儿子，武王、周公都是圣人，其余的也都成为显赫的诸侯。周的子孙遍布天下，这是太姒的德行所带来的。诗人赞美文王的圣明，认为根本出自太任。诗中说：“思齐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太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又说：“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意思是文王的教化从家庭推及国家，用来端正天下。《周南》的《关雎》歌颂后妃的德行，是人伦的开端，能够教化天下，这些都在赞美太任、太姒。武王也娶姜氏，生下成王。周拥有天下三十多代、八百多年，其根基大概就是由此建立的。所以族姓不能不尊贵。所谓女德，臣听说礼以夫妇为根本，《诗经》从歌咏后妃开始，国家的治乱由此造成，国家的兴亡也系于此。夏、商、周三代的兴盛，都有贤德的妃子；它们的灭亡，也都有邪恶的后妃。夏的兴起靠涂山氏，灭亡却因末喜；商的兴起靠有娀氏，灭亡却因妲己；周的兴起靠姜嫄，灭亡却因褒姒。这些都是圣贤所记载、《诗》《书》所记述，留给后世作为永远鉴戒的。秦汉以后，婚姻大多不正，没有值得效法的。只有后汉显宗的明德马皇后、唐太宗的文德长孙皇后、宪宗的懿安郭皇后，都有皇后的德行，出身于功臣贤人的家庭。其余导致败乱的事，足以作为警戒罢了。恭敬地想，本朝自太祖皇帝以来，家道端正，人伦彰明，历代都有圣后的内德相助。自三代以来，没有像本朝家法这样完备的。皇帝圣德光明茂盛，睿智资质纯粹，上天在下明察，必定会生出圣女来佑助皇家。只希望陛下远观上古，近鉴后世，对上思考天地宗庙的奉祀，对下考虑万世子孙的计划，选择占卜所得的美好女子，使她以母仪教化万国，成为六宫的表率。若不是有德之人，谁能担当这一职责？然而闺门之中的德行不能直接显现，必须考察她的世族，观察她的祖先，考察她的家风，再参照其他事情，也就可以知道了。从前汉朝初年，大臣们商议想拥立高帝的儿子齐王，大家都说：“齐王的母亲家族有驷钧这个人，凶恶暴戾，是披着人皮的虎。”代王的母亲薄氏家族却是有德君子和厚道人，于是便拥立代王，这就是文帝。文帝成为汉朝的贤君，也由于他的母族仁慈善良。所以女德不能不放在首位。所谓隆礼，臣听说天子和皇后，就像天与地、日与月、阴与阳一样，必须相互配合然后才能成就事业。《礼记》说：“天子听取男子方面的教化，皇后听取女子方面的顺从；天子治理阳道，皇后治理阴德。教化和顺从形成风俗，内外和顺，国家治理，这就叫盛德。”又说：“天子修明男子的教化，这是父亲之道；皇后修明女子的顺从，这是母亲之道。”孔子回答鲁哀公说：“古代治理政事，以爱人最为重要，这是治理的根本；爱人以礼最为重要，这也是治理的根本；礼以敬为最重要。敬到了极点，大婚最为重大。大婚是最重大的礼，举行大婚时戴礼帽亲自迎接，是为了表示亲近。所以君子兴起敬意来表示亲爱，舍弃敬意就是遗弃亲爱。不爱就不能亲近，不敬就不能端正。爱与敬，大概就是治理政事的根本吧？”哀公说：“我愿意听取您的话，不过戴礼帽亲自迎接，不是太隆重了吗？”孔子神色凄然，变了脸色回答说：“这是结合两个姓氏的婚姻之好，以承继先圣之后代，使他们成为天地、宗庙、社稷的主人，您为什么说太隆重呢？” 孔子又说：“天地不相交合，万物就不能产生。大婚，是万世子孙继承的根本。您为什么说太隆重呢？”这是在深切责备鲁哀公。孔子于是又说：“从前三代圣明君王治理政事，一定敬重自己的妻子和儿女。这是有道理的：妻子，是亲爱的主宰，怎么敢不敬重呢？《礼》又说：‘穿玄色礼服，斋戒，是为了对待鬼神、阴阳。’要使她成为社稷的主持者、先祖的后继者，难道可以不竭尽敬意吗？又说：‘以敬意亲近妻子，这是先王所以得到天下的原因。’如今臣与众官讨论议定，都以先王的礼制为依据，参酌适宜之处，并没有故意过分隆重，希望陛下不要疑虑。进言的人一定会说：‘天子最为尊贵，在天下没有匹敌，不应当行夫妇之礼。’可是荀卿却说：‘天子没有妻子，是告诉世人自己没有匹配。’这样一来，难道周公的典制、孔子的话都不可信，反而荀卿的话可信吗？臣谨按礼制，冠礼、婚礼只有士人的礼仪，没有天子、诸侯的礼仪，所以三代以来，只有把士礼逐层推上去，作为天子、诸侯的礼仪，大概是因为成人之礼和夫妇之礼，从天子到士都是一样的。臣私下听说，亲王和宗室之间娶妻，竟没有平等相待的礼仪；天下难道会有独自尊贵却没有配偶的人吗？”

译至于鄙陋邪僻的礼仪，有的混杂戎狄的习俗，有的沿袭街巷民间的风气，从下层士族到上流宫禁，凡是涉及这些的，希望陛下一概屏弃断绝，以端正根本，以身作则于天下，所以礼制不能不隆重。所谓广泛议论，臣听说古代天子聘立皇后时，上公迎接她，诸侯主持其事，所以《春秋》记载说：“祭公前来，接着到纪国迎接王后。”国家有大事，大臣不能不预先知道。从前慈圣光献皇后的册立，吕夷简议定了这件事，所以诏书说：“看了上宰铺陈的意见，其中的策书说：‘宗室公卿和鼎臣在朝廷上宣告此事。’”在此之前，茶商陈氏的女儿也参与了选择，王曾、宋绶都提出了意见，大臣们接连进言，于是停止选择陈氏。仁宗之所以成为圣君，是因为能够听从众议。进言的人一定会说：“这是陛下的家事，不是外人能够参与的。”自古误导君主，大多由这句话造成。天子以四海为家，内外的事情，哪一件不是陛下的家事？没有哪件事大臣不可以参与，也没有什么人是不应当参与的。况且陛下任用一名执政、提拔一名近臣，都一定希望符合天下人的期望，何况册立皇后、使她成为天下人的母亲呢？臣恐怕陛下一天降诏说：“立某氏为皇后”，那么大臣即使有自己的见解，也难以再进行议论了。如今陛下所选择的皇后人选，不如先公布她的姓氏，向大臣询问；如果圣意已经确定，而众议又完全相同，那么占卜也会协调顺利，鬼神也会依附，天意人心就没有不相同的了。所以议论不能不广泛。臣有幸担任劝讲之官，职责在于用帝王的事例来补益圣德，因此敢于献上自己所听闻的意见。臣愚昧的诚意，只希望中宫正位之后，四海之内、家家室室都相互庆贺，这就是宗庙社稷的福气。狂妄浅陋的话，希望陛下留心听取。冒犯了宫廷的威严，臣无比惶恐，恭候治罪。论听政　　　　　　　　　　　范祖禹 臣等恭敬地认为，天下不幸，太皇太后去世；陛下号哭思慕，哀痛伤身，孝性出于天成，在朝廷任职的人听闻此事，没有谁不悲痛欲绝。如今陛下总揽各项政务，召见群臣，四方百姓都侧耳倾听、擦亮眼睛观看。这正是宋室兴衰的根本、社稷安危的基础、天下治乱的开端、百姓安乐忧苦的起点，也是君子小人消长进退的关头、天命人心离合去留的时刻。唉，怎么能不慎重，怎么能不慎重呢！臣等长期担任讲读之官，职责在于议论思考，首先应当进言，以求稍稍有所帮助。陛下应当先使诚意充实、内心端正，推广圣人的孝道，发为有德的言论，施行为仁的政事，以慰藉并报答天下百姓的期望，这只在于陛下加以留意，并没有什么困难。希望陛下遵循根本去实行，那么末端的事情就可以没有困难。从前周公因为成王年幼，所以担任冢宰，治理天下七年，制定礼乐以达到太平，他的功德极其崇高。周公去世后，成王追念他的功劳，赐给鲁国天子的礼乐，让鲁国世世代代祭祀周公，认为若不是这样就不足以称颂周公的德行。成王这样报答周公，所以天下没有不归心的。汉朝大将军霍光尊奉并拥立宣帝，霍光去世后，宣帝也以天子的礼仪安葬他。宣帝开始亲自处理政事，又想到报答大将军的功德。周公、霍光都是臣子，有非同寻常的功劳，所以成王、宣帝都用非同寻常的礼仪报答他们；何况太皇太后是英宗的配偶、神宗的母亲、陛下的祖母，对宗庙社稷有大功，对亿万人民有大德，对陛下的恩德与天地一样没有穷尽，哪里是普通臣子所能相比的呢！既然如此，如今陛下首先应做的，没有比报答太皇太后的德行更重要的了。自仁宗以来，三位皇后临朝听政，都有大功：章献明肃皇后对于仁宗，慈圣光献皇后对于英宗，抚养扶持、辛劳艰难，也没有一个能像太皇太后对于陛下这

译样。元丰末年，神宗卧病，已经不能出宫处理政务，诏令陛下当时年仅十岁，太皇太后在宫中决定大计，拥立陛下处于储君之位，于是大局确定。陛下能够拥有天下，正是从太皇太后那里得到的。听政之初，诏令下达，百姓没有不欢呼鼓舞的。自古以来，太后往往偏爱外戚，只有太皇太后从未有丝毫假借私恩之事。她的族人不只是一般族人，徐王、魏王还是她的亲生儿子，却因为朝廷的缘故而疏远隔绝。魏王病重去世之后，她才前往一次；太皇太后的病情已经危急之后，徐王才得以入见。她任用和罢免群臣，一定遵从天下人的期望，不以自己的心意决定喜怒、赏罚，所以她至公无私的德行，即使普通男女也都能说出来。临朝听政九年，从未稍稍自我娱乐过，焦虑劳苦、刻苦自持，思念百姓。她这样做，难道还有其他追求吗？全都是为了赵氏的社稷、宋室的宗庙，一心一意保护扶助陛下。所以她自己承受劳苦，却让陛下享受安逸。从前章献明肃皇后执政时，亲近党羽中有很多侥幸受恩、滥得恩典的人；仁宗亲自执政后，不得不整顿革除，因此小人不能没有怨言。如今太皇太后自临朝以来，左右近臣的请求一概拒绝，内外都肃然有序。这是因为朝廷不能没有法纪纲常，所以她自己承受怨恨，却让陛下安坐而取得肃清朝政的功效。陛下如果想报答太皇太后的德行，没有比遵循她的法度并谨慎守护它更好的了。自祖宗以来，唯独用恩德恩泽凝聚百姓之心，希望四海安定无事。仁宗实行这一点四十二年，天下直到今天还在思念他。恭敬地想，太皇太后的政事，就是仁宗的政事。然而仁宗天性宽厚，不忍拒绝别人，宫中颁下的滥恩后来也屡屡发生。只有太皇太后严正而极其沉静，不可冒犯，所以能够对外斥逐奸邪以清明朝廷，对内裁抑侥幸以整肃宫禁。九年之间，她始终如一，所以即使恩德深厚、结于百姓之心，怨恨她的小人也并不少。如今一定会有小人进言说：“太皇太后不应当改变先帝的政令，驱逐先帝的臣子。”这就是离间之言，陛下不能不察觉。当陛下继承帝位之初，太皇太后与陛下一同听政，内外臣民上书的有数万封，都说政令中有不便之处。太皇太后顺应天下人心想要改变的愿望，所以与陛下一同改变它，并不是凭自己的私意改变。既然改变了法令，那么制定这项法令的人和主持实行这项法令的人有罪，应当驱逐；陛下与太皇太后也是根据众人的意见驱逐他们的。他们被驱逐，都是因为上对不起先帝，下对不起万民，是天下所痛恨、众人都希望共同除去的人。太皇太后难道在其中有个人的憎爱吗？只是如果不这样做，天下就不得安宁。只希望陛下清心明理，辨察是非，斥退疏远奸佞之人，坚决拒绝邪说。若有人敢用奸邪之言迷惑圣听，应当公开正其罪，交付司法处置，严厉惩罚一个人来警戒群邪，那么天下就会安定无事。陛下如果稍稍听信他们的话，却不惩正其罪，恐怕奸言邪说会接连不断地进呈。万一追报太皇太后的礼仪稍有不到之处，这对太皇太后的圣德没有损害，却会使陛下的孝道有所亏缺，必定大大失去天下人的心。陛下难道没有看见，司马光以公正忠诚、正直无私而得到天下人的信服吗？陛下与太皇太后任用他担任宰相，天下人没有不欣喜的。司马光去世那天，天下人没有不悲哀的，甚至茶坊酒肆之中也有人供奉他的画像。司马光之所以这样得到人心，是因为他能够辅佐陛下和太皇太后，功劳惠及天下。以司马光的功劳同太皇太后相比，不过是万分之一，但百姓思念他尚且如此，何况太皇太后对陛下有如天地一般的恩德呢？如果听信小人的谗言，或者追报太皇太后的礼仪有所不足，或者轻率地改变她所实行的政事，难道不

译会大大失去天下人心吗？下方人心离散，上方就会出现天变。陛下即使想行善来挽救，改过来弥补，也来不及了。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根本没有树立，其他方面还有什么值得看的呢？小人的心思，不是为了朝廷的谋划，也不是为了先帝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日夜伺机，想要发泄怨恨，已经很久了。太皇太后刚刚弃世，陛下刚开始总揽政事，正是小人乘机寻找空隙的时候，不能不预先防备。这些人先前已经误害先帝，如今又想再误害陛下，天下的事情哪里经得起小人再次破坏呢？臣等恭敬地听说，陛下自太皇太后卧病以来，早晚不离左右，亲自照料药膳，衣不解带，忧劳憔悴，哭泣流泪，都表现在脸色上。

译自从遭逢变故以来，陛下哀痛思慕，悲伤得身体消瘦，内外都知道；丧服之礼务求做到最隆重，又下诏宣扬太皇太后的盛德，推恩于高氏家族，这是大孝的极致，在至亲之间没有任何隔阂。然而臣等仍然说到这些，是私下担心小人太多，恐怕把陛下置于有过错的境地。即使如臣等所说的事情万万不会发生，我们也不敢不在它尚未发生之前考虑。倘或有丝毫风声流传到外面，那么臣等就会因为没有预先进言而辜负陛下，这个罪过就大了。臣等忧虑国家、爱护君主的心情实在无法胜言，只希望陛下深思。论宦官　　　　　　　　　　　范祖禹 臣听说《尚书》说：“与治世同道，没有不兴盛的；与乱世同事，没有不灭亡的。”汉朝拥有天下四百年，唐朝拥有天下三百年。等到它们灭亡时，都由于宦官。相隔五百多年，却像沿着同一条轨道走过来。大概是因为与祸乱同做一件事，从来没有不灭亡的。汉朝自元帝任用石显，把政事委托给他，石显杀害萧望之、周堪，废黜刘向等人。汉朝的基业在元帝时就遭到破坏。东汉邓太后临朝时，宦官掌握权力，手中掌握王爵，口中含有天子的法令。顺帝以后，五侯专擅朝政。桓帝、灵帝时，十常侍专擅天下，他们的子弟亲党剥削百姓，毒害遍及四海。依附他们的人，恩宠惠及三族；违逆他们的人，诛灭牵连五宗。大规模制造党人狱案，杀戮天下名士。于是黄巾贼兴起，朝廷内外崩溃离散。到袁绍诛杀宦官时，献帝流离播迁，困顿饥饿，曹操便趁机篡夺汉朝。唐朝自明皇让高力士裁决省中章奏以后，宦官开始强盛。李林甫、杨国忠等人都因高力士而得到进用。唐朝灭亡的祸根，建立在开元年间。肃宗任用李辅国，晚年卧病，李辅国用军队劫持明皇迁往西内，杀害张皇后和二王。明皇被幽禁而死，肃宗也惊惧而亡。贵为天子，上不能保全自己的父亲，中不能保全自身，下不能保全妻子儿女，只是由于任用了李辅国一个人罢了。代宗任用程元振，功臣害怕他的谗言；吐蕃进犯，京师迁徙到陕地。德宗任用宦官分领神策禁军，后来天子都由宦官拥立。唐朝最终因此灭亡。宪宗服食金丹，性情急躁暴怒，被陈弘志杀害。敬宗被刘克明杀害。文宗想要追究杀害宪宗的凶手，谋划泄露，仇士良杀死四名宰相和朝廷大臣，灭掉他们的家族，血流成渠。朝廷官员空缺过半，文宗忧愤而死。武宗以后，皇帝都由宦官拥立。僖宗称田令孜为父，天下大乱。黄巢贼起，僖宗流离到蜀地，又逃到兴元。杨复恭自称“定策国老”，称昭宗为“负心门生”。天子刘季述等人把昭宗废黜在东内，韩全诲等人劫持昭宗前往凤翔。于是崔胤诛杀宦官，而朱全忠劫持昭宗迁徙，终于杀害昭宗，因而篡夺唐朝。观察汉、唐亡国的祸害，惨酷到了这样的程度，后世君主难道可以不把它作为刻骨铭心的警戒吗？太宗时期，王继恩有平定蜀地的功劳，中书省想任命他为宣徽使。太宗说：“我读前代的书籍史书，不想让宦官参与政事；宣徽使掌握政权，正是这种趋势的开始。”宰相恳切地说，继恩有大功，不这样不足以作为对他的赏赐。太宗严厉斥责宰相等人，于是命学士另立宣政使这一名目授予继恩。平民韩拱辰到检院上书说：“继恩功劳大而赏赐薄。”太宗大怒，认为韩拱辰以妖言惑众，杖打脊背、刺面，发配流放到崖州。太宗可以说是深刻鉴戒前代，堵塞祸乱的根源了。英宗服药期间，任守忠往来于两宫之间，挑拨离间，导致慈圣太后与英宗不和。言官严厉上奏他的罪行，任守忠被贬到蕲州安置，他的党羽也全被驱逐。此后慈圣太后与英宗母子恢复如初，宫廷内外清明肃静。熙宁、元丰年间，内臣中李宪、王中正、宋用臣三人最为突出。李宪统领熙河军队，兼领三路；王中正统领河东军队，兼领四路。他们的权势震动朝廷内外，从陕州以西的人都不敢直说李宪的名字；王中正凭口头敕令招募士兵，州郡都不敢违抗。军队冻饿、逃散、溃败、死亡最为严重。李宪提出再次出兵的策略，用来诱使西夏贼军，结果永乐城防线在熙河路失守；其行为僭越仿拟，违法乱纪。宋用臣大兴土木，工程没有停止的时候；用船只设置堆垛，搜刮市井中的微薄利润，夺取小民的衣食，专门从事刻薄剥削，为国家聚敛怨恨。这三个人，即使加以诛杀，也不足以向万民谢罪，朝廷却只按宽大的法典处理，酌情加以废黜。只有李宪独自死去，王中正、宋用臣仍然活着。陛下近来召入内臣十人，随后又召入几人，其中李宪、王中正的儿子也在内。又任命押班二人、带御器械一人，朝廷内外无不惊骇愕然。不久听说，这几人是因为执政大臣说他们有过错，才先罢免三人，并由舍人封还词头，而且暂时停止了先前的指挥，这首先违背了旧例。再说李宪、王中正的儿子既然已经入宫侍奉，那么王中正、宋用臣也将被起用，人心不能不忧虑。因此臣才敢极力进言。陛下与太皇太后共同听政之初，对外驱逐蔡确、章惇、吕惠卿等人以及众多小人，所以朝廷清肃；对内驱逐李宪、王中正、宋用臣等人以及众多小人，所以宫禁清肃。内外都没有凶恶之人，因此天下安定。臣遍观近代，朝廷内外清肃，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祖宗的法度，是用来维持后世的，不可以轻易改变。陛下为什么反而先亲自毁坏它呢？陛下所以享有南面而王的尊位，守护已经成就的基业，四方万里奔走听命，是因为朝廷公正，天下人心悦诚服。陛下为什么不谨慎地守住法度规矩，增加修养德政，使政绩超过垂帘听政的时候，然后不辜负天下人的期望呢？如今还没有进用一个贤人、施行一件善政，却先这样骤然大量任用宦官，四方听说后，必定认为政令出自宫中，再没有纲纪，像衰败末世一样，难道不会大大失去人心吗？人心一旦失去，再想收回，非常困难。陛下如果做一两件事，使朝廷内外喜悦信服，四方震动，那么以后有所作为就会有顺流而下的容易，因为人心已经先行信任了。若做一两件事，使朝廷内外忧虑疑惧，四方离心离德，那么以后即使有善意，人们此前已经不信任您，哪里会立即心悦诚服呢？这样却希望德业光大、声名隆盛，臣实在无法理解。如今宦官不过是陛下身边供职听使唤的人，臣虽然极其愚昧，也知道他们目前必定还没有危害政事的行为。然而想治理外部，必须先治理内部；想治理远方，必须先治理身边。因此明君谨慎选择身边的士人，尧、舜畏惧谄佞之人，孔子疏远他们，都是担心他们造成损害而自己却没有察觉。过去唐朝时，仇士良教导他的党羽说：“千万不要让天子闲下来，应当经常用奢侈享乐来娱乐他的耳目，使这些事情日新月盛，让他没有空闲再顾及其他事务，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志愿。

译千万不要让他读书、亲近儒生；他看见前代的兴亡，心里知道忧惧，那么我们就会被疏远排斥了。”仇士良凭借这些办法巩固了自己的权势和宠幸，所以能够专横放肆二十多年。汉、唐的事情，在当今当然不会发生。但是先帝天资英明睿智，圣学高深明达，可以说是世所罕见的君主，却被内外小人所误导，对外兴兵作战，对内大兴各种劳役，使先帝从未享受太平之乐，最终因忧劳勤政而损害寿命。凡是不利于百姓的事情，都是群小所为，却让先帝承受天下的毁谤，臣常常为此痛心，所以不愿陛下再次亲近小人，原因就在这里。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听从臣的意见，把这些任命全部追还罢除；对内臣任命尚未传达到的，另行安排差遣；已经入宫的，重新授予外官，那么朝廷内外的人都会称颂圣德，众口一词地认为这是极好的事情，这样就可以解除百姓的疑惑，洗清陛下所受的毁谤。这就像反掌一样容易，有什么困难而不去做呢？自从听说近臣两次传达指挥以来，外面的议论汹涌，都说大臣不能据理力争，防止陛下做出过失之举；台谏之臣又都害怕宦官，不敢说一句话，只怕陛下还不知道罢了。陛下如果知道了，必定不会这样做。臣侍奉经筵八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期望陛下成为有美德的君主，只怕有丝毫过失，所以不避触犯、违背圣意，多次进献恳切而苦口的言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陛下每每留心倾听，对臣的愚直有所了解，臣也不估量自己的微薄力量，诚心把进言纳谏看作自己的责任。如今这件事关系到朝政的兴衰、人心的离合，臣与国家在道义上同担祸福荣辱，不忍默默坐视，敢冒万死献上忠言，只希望陛下裁断明察。《宋文鉴》卷五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六十 宋代吕祖谦编 奏疏 论吕大防请求因旱灾罢免　梁焘 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厚待大臣，恩礼极其优厚，不忍听到他们的过失和罪恶，不愿轻易夺去他们的职位，使他们的进退声名受到损伤。因此委曲周全地包容他们，实在是天地般的恩赐。身为大臣，凭什么来报答陛下深厚的仁德呢？祖宗时期，宰相通常任职二三年便以礼退休；如今的宰相，通常任职二三年便因罪罢去。以礼退休的人，看重道义，即使有功也一定离职；因罪离职的人，看重私利，不犯罪就不离职。以礼离职的人，还可以再次起用；因罪离职的人，就不能再起用。这是因为祖宗时代的大臣都以名节自重，每一次行动都顾全大体，必定符合人们的期望；不敢专享宠禄以自我保全，不敢倚仗权势来增强自己，每天都把获罪看作忧虑，把妨碍贤人看作恐惧，所以通常任职二三年便自行请求避位。朝廷对他们加以褒奖答谢，自有恩典礼数；其中优秀的任为使相，次一等的也必须重新起用并升迁数级，成为大学士。他们离开职位后，名声更加尊重，声望更加高，恩宠更加深厚。一旦再次起用，朝廷内外的百姓无不认为合宜，都替朝廷感到高兴。这就是朝廷因此显得尊重的原因。其中有时也有贪婪鄙陋之人，应当离职却不离职，为了保住职位、留恋俸禄，清正的舆论已经不能容纳他们。等到因此招致人们议论，罪恶完全暴露，随后罢免遣送他们，往往不过一名谏官或一名御史加以弹劾，他们就已经不能安然任职了。如果台谏官联合攻击、接连弹劾，只要有一次严重的事情发生，终身都不能再被起用。因此，以礼离职的人多，以罪离职的人少。大臣既然按照法度行事，小臣也随之受到影响，士大夫都受到感化，磨炼自己、振作清洁，以节操相互推重，风俗纯正美好，正是由此而来。近年来，大臣都把窃取俸禄、苟且偷安作为打算，逐渐形成风气。即使有重大过失，也还巧妙地自行掩盖，害怕失去职位。一两个人进言，不知道离职；台谏官共同进言，又不肯离职。直到议论纷纷不止，皇上无法制止他们的言论，最终发出他们的奏章，他们才请求退职。圣恩因此听从了他们，公议因而鄙薄他们，私交的朋友因而为他们叹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