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鉴卷一百四十八

译传 《补亡先生传》　　　　柳开 补亡先生旧号东郊野夫。写成《野史》以后，又深入探究六经的义理。不久，他有心包罗扬雄、孟轲的学问，乐意使文中子王仲淹与自己齐名，共同成就著述，于是改名为开，字仲涂。他的意思是要在当时开启古代圣贤之道，要开启今人的耳目，使他们聪明明辨；一定要开启它，就把自己作为开道的人。又因为古今之道要通过自己流传，所以用仲涂作字，以表明这种德志。众人都说：“您以前的名字十分美好，为什么又要改呢？不如什么也不改变。”先生说：“名字用来标志自身，意义用来记载事业；我遵从善道，厌恶画地自守。我既然已经承担并继承了这项事业，这就可以了。因此我要把力量推进到道上，而把名字迁移到自己身上，希望借此接近我想达到孔子境界的愿望。”有人说：“古人说已经丧父的人不改名，像这样做难道不是不可以吗？”先生说：“拘泥小礼而妨碍大义，君子不会这样做。”于是写作《名解》，来消除那些尚未醒悟者的疑惑，众人都认为他说得对。先生开始专心研究《诗经》《尚书》，以精通它们的深奥义理。每当读到一卷，便叹息说：“唉！我正由此认识到先师的伟大。可惜其中有失传散佚的篇章，我无法看见。” “不知道圣人的言论又会增加到什么程度啊！”他尤其对其余经书广泛探究其中的精妙，于是分别取出散佚的篇章加以补写。凡是传文中有义理的，便依据它来写；没有传文的，又按照已经出现的文辞义理来补作，所以号称“补亡先生”。先生所写的书，每次拿笔写出文章时，草稿仿佛是在抄写别人的话一样，敏捷迅速到这种程度。只要一篇文章没有一口气写完，即使已经完成了十分之八九，也会丢弃而不再写。众人问他原因，先生说：“我的性情不喜欢半途而废；刚写出来，有时又停下来，文辞和意思就会立即紊乱，即使后来勉强续写完成，内心终究也像背负疾病一样难受。”有人问：“您补写的散佚篇章，对古代失传的文献来说不足以相称，对今世保存的文献又不足以增加什么，这不是妄作吗？”先生回答：“确实如此；即使不能对保存或补亡有所助益，也总比对这件事毫无用心强。”后来有些篇章文辞和义理都已散失，无法知道它们是否正确，先生担心人们迷惑，便都先确立论说来判定是非，用来考察其中的纲要。先生常对人说：“六经是孔子所撰写的文章，与今天人的文章并没有不同。只是后世的典章教化不能达到它们的水平，所以它们在世上显得更加伟大。我只是看待它们的方式与你不同罢了。”先生亲手抄写九经，全都用小字书写，最大的卷册不过写满一幅纸，古人所谓放在巾箱中的书，也不过如此。他每天诵读数万字，从未荒废忘记。还讲授经书来教导后学。先生有一次到他的精舍，正讲到《虞书·尧典》篇的“日中星鸟，以正仲春”，讲解的人说：“春分傍晚，南方朱鸟星宿完全出现，观察它来确定仲春的节气。”先生便问：“那么所谓‘日中星鸟，以正仲春’，是说仲春时观察朱鸟星来确定节候。况且朱鸟是南方星宿，主管夏季。既然观察它来确定节候，那么苍龙星才是春季的星宿，春季主管东方，也可以观察它来确定节候。如今为什么不这样说，反而观察朱鸟星呢？这是什么道理？”讲解的人不能回答，只说：“传文和疏解就是这样，没有别的解释了。”先生选择座中一人说：“站起来，我告诉你。四季运行一周，春季居于开始，四方星宿各自回到所属方位。圣人面向南坐，以观察天下。所以春季时，朱鸟星正在他的前方，因此说观察它来确定仲春。” 在座四人没有不下拜并说道：“先生真是通达经典的人，所以在补写散佚篇章时不会错误。”先生对于各部经书都有这样的见解，无法一一记述。先生又认为各家为经书所作的传、解、笺、注，多数没有通达并穷尽经书的义理，常说：“我以后最终要全部另作注解。”他非常认为郑玄为《诗经》作的笺不可取，说：“我看郑玄的用心，专门务求不同于毛公，只是想强求自己一时的名声，并不能通达先师的旨意。况且《诗经》立言，不拘泥于固定体制，几乎和《易经》的卦象一样深奥。若是郑玄这样的笺注，都可以删去。”他又认为《论语集解》缺失的注释超过一半，说：“古人为什么会这样？我听说韩文公过去重新作过注解，如今我却看不到，因而我将无法动笔。又担心韩文公已经去世，反而把这样的艰难留给我。天啊！”先生每次读《中说》，便叹道：“这是后世的孔子，已经续成六经了。世道衰败，正道不通，我们这一家不能拥有这样的人，实在是成就得太晚了，他却已经去世。上天正好借王仲淹的时代来推行他的事业，即使尧舜也不能超过他。如果他不死，天下哪里会有唐朝呢？”先生认为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身居高位，辅佐君主，却遇到君主不能发扬其老师的道、扩大其老师的名声，于是写信斥责他们。先生所做的事情，人们都认为不是常人所能比拟的。只有范杲作《复古》组诗来歌颂他的德行：因为他能恢复古代敦厚的风气，所以作《复古》；因为他能实行仲尼之道，所以作《阙里》；因为他能区别于当世那些会写《野史》的人，所以作《踵孟》；因为他能解释子云的著作，所以作《先雄》；因为他有时删削韩文的繁杂之处，所以作《刚韩》；因为他将来会登太常科第，所以作《多文》；因为他必定在四科中名列第一，所以作《高第》；因为后来天王会使他不再寄食于家，所以作《出禄》；因为他最终将得到官位，便会向我的道指出方向，所以作《指南》；最后用解释经书来结束全篇，说他阐明经书义理，永远有益于世间的实际应用，所以作《释经》。先生看了后说：“范杲了解我啊。上天还没有使斯文断绝！如果上天真要使斯文断绝，那么世上就不会有范杲，也就不会有这些话。”开宝年间，先生来到京师，于是刻石立碑记在补亡亭内，记载自己后来从仕于世、推行自己的道的事情。评论说：孔子去世后，经籍遭到秦朝焚烧，毁坏几乎殆尽。后世有人收拾灰烬中的残余，才使这些经典流传到今天并为人所用。

译能够继承孔子的人，在孟轲以下，即使扬雄也不敢说一句能与之相比的话；至于散佚缺失的篇章，虽然名称都载在书中，却只设置了空缺的位置，使历代君子徒然看着它们而愤恨悲痛。因此有人曾经撰写文章加以补作，但即使竭尽力量，也不能超过原文的百分之一，大概还不足以说是继承。隋朝时，王仲淹在河汾之间致力于继承孔子，号称“续六经”，著作广泛流传于世，实在可以称为圣人。因此他的门弟子辅佐唐朝，实行王道霸道，贞观年间被称为天下大治，开创了唐朝十八代君主的基业，这尚且不是房玄龄、杜如晦一类人所能比及的。唉！懂得圣人之道的人，就能成就圣人的事业。我难道还不能见到王氏的书吗？看这位补亡先生，他能够补全六经的缺失，辞义训诂典雅端正，和孔子的言论合为一体，确实是难能可贵啊！至于王氏续写六经，大概自成一家的体裁，同补亡篇相比，只是所费力量略有不同罢了。所谓“后生可畏”，即使经籍尚且能够补全，何况其他事物呢？不能说一代之中没有这样的人。《退士传》　　　　种放 退士不知道真实姓名是什么，常自称是仲山甫的后代。他在南山中耕种为食，所以号称退士。有人说，我厌恶当时苟且求进的人；又有人说，我鄙视争强好胜的人，想纠正这种风气，于是退居称病。退士性情恬淡平和，善于自我约束，常把圣贤正直方正的言论用来检查自己，若有做得不好的地方，立即悔恨改正。他一生嗜欲很少，喜欢在云霞空旷荒远之地游览，常常自得其乐，不顾贫困。年轻时受父兄教导，以章句、骈偶之学求用于时，却没有实现志愿；不久便全部抛弃过去所学，退居空山穷谷之中，取九经六籍、诸史百家之言，凡合乎道的便任意诵读，这才知道历代帝王治国的大道要领、道德仁义的根本，全都在这些典籍中。然而他尤其喜欢《孟轲》一书，更加知道圣人之道的尊贵。自战国到汉唐以后，诸子百家的学说，有的荒诞宽泛、彼此冲突而不能安定，他都拿圣人的言论来验证其中的是非。他厌恶司马迁尊崇先秦邪说、背离排斥圣道，奇怪前代那些彰明教化、端正道统的贤人，为什么不摘取司马迁的邪说而删去、斥逐，使千年之后的学者不再疑惑；不知还要四处观望等待什么。著有《防书》十二篇，大抵致力于贬斥邪说、恢复正义，揭露奸邪和弊害。又列举自古以来文章最精粹的人：汉代是扬子云，隋代是王仲淹，唐代是韩退之。然而他把韩退之置于扬子云之后、王仲淹之前；其次则有柳宗元的文章、樵夫的经纬之作、皮日休的《文薮》、陆龟蒙的《丛书》，这些作品句句明白，剔除奸邪，堵塞邪僻，没有什么顾忌，使求学的人读了便能窥见历代圣人的道德仁义及其作用。那些刻意雕琢篇章、割裂句读、拼凑偶句的人，只是在做游戏罢了。有人称说技术、卜筮相术、观察鬼神以及佛教生死幻化之说，他一定严肃地引用经书诘问并加以斥责。他一向崇尚居住山林，奉养母亲，带着弟弟，在山岩旁搭建房屋；贫穷得没有财物供给，心中也不忧愁。一年到头，别人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做什么。每次登上高丘、走入深谷，遇到幽深处设宴安坐，看见悬崖瀑布、长寿古树和下垂藤萝，到了幽闭深邃、寂静无人的地方，便整天忘记回去。有时又恍惚地闭门称病，倚着几案隐居，常常一百多天不出门，别人也不知道原因。除吉凶庆吊之外，平时也很少接触人事，不结交权贵。与他交往的朋友，如果不属于道义所在，他也不急于结交。遇到事情有所感动，便常常作歌诗、箴言、颂文。他曾说：“幸逢圣人当政的时代，得以看见天子的礼乐、征伐、车服、旌旗和道德的盛大，达到天下大治；而我退居山林，本来就是幸运。”当时有人议论讥笑他，他便说：“我退，是退却踪迹吗？还是退却名声呢？” 退士说：“不退隐而只留下踪迹，难道就算这样吗？不退隐而只留下名声，难道就算这样吗？唉，名声和踪迹，一旦按照时势分判，精神和内心便交错于机变之中，使道义流行而向下欺骗，使正义改变而内心离散。我难道唯独不能退隐吗？我难道唯独不能退隐吗！” 《六一居士传》　　　　欧阳修 六一居士当初被贬到滁州山中时，自号醉翁。年老而且衰弱多病，将要退居颍水之滨时，又改号六一居士。有位客人问：“六一是什么意思？”居士说：“我家收藏书籍一万卷，收集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一张琴，有一局棋，并且常常放着一壶酒。”客人说：“这只是五个一罢了，为什么说六一呢？”居士说：“加上我这个老翁老在这五种东西之间，难道不就是六一吗？”客人笑说：“您是想逃避名声吗？却屡次更改名号，这正是庄子所讥笑的，像害怕影子而在阳光下奔跑的人。现在只会看见您疾走、大喘、口渴而死，名声却仍然逃不掉。”居士说：“我本来知道名声不可能逃掉，但也知道没有必要逃避。我取这个名号，也只是姑且用来记下我的快乐罢了。”客人说：“那您的快乐怎么样呢？”居士说：“我的快乐哪里说得尽？正当我从这五种事物中得到满足时，泰山在面前也看不见，疾雷击破屋柱也不会惊慌。即使在洞庭原野享受九奏之乐，即使在涿鹿原野观看大战，也不足以比喻我的快乐和舒适。然而我常常忧虑不能在这些事物之间尽情享乐，因为世间事务给我造成的拖累太多了。其中最大的有两件：官服车马、圭璧印绶，使我的身体劳累于外；忧患思虑，使我的内心劳累于内。这使我的身体还没有生病却已经憔悴，内心还没有衰老却先已衰弱，哪里还有空闲顾及这五种东西呢？即便如此，我向朝廷请求退休已经三年了。有一天，天子怜悯我，准许我退休，使我能够带着这五种东西一起返回田园住所，希望可以实现我从前的愿望。这就是我取这个名号的原因。客人又笑说：“您只知道官服车马、圭璧印绶使身体劳累，却不知道这五种东西也会使内心劳累吗？”居士说：“不是这样。被那些事物拖累，身体已经劳累，还增加忧患；被这五种东西拖累，身体已经安逸，又没有忧患。我为什么要选择前者呢？”于是和客人一起起身，握手大笑说：“这些都是区区小事，不值得比较。”不久又叹息说：“士人年轻时做官，年老时退休，大概有不到七十岁就退休的。我一向仰慕这种做法，这是应当离职的第一条。我曾经被时局任用过，却没有什么声名，这是应当离职的第二条。我壮年时尚且如此，如今已经年老多病，却还要凭难以强撑的筋骨贪恋过分的荣禄，这将违背我平素的志愿，自己吞食自己说过的话，这是应当离职的第三条。我背负了三条应当离职的理由，即使没有这五种东西，也应当离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熙宁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传。《桑怿传》　　　　欧阳修

译桑怿是开封府雍丘人。他的哥哥桑慥，本来考中进士，很有名声。桑怿也考进士，两次没有考中，便离开到汝水、颍水一带游历，得到龙城几顷废弃的田地，回来后努力耕种。年成不好时，汝水附近各县盗贼很多。桑怿说：“希望让我担任耆长，往来乡里，察访奸民。”于是召集乡里的年轻人，告诫说：“盗窃是不可以做的，我在这里不会容许你们这样做。”年轻人都答应了。乡里有位老人，儿子死了还没有收殓，盗贼夜里剥走了尸体的衣服。老人胆怯，又没有别的儿子，不敢报告县里，只能让尸体赤裸着，无法安葬。桑怿听说后很悲伤，但怀疑是年轻人王生所为，便夜里进入他家，搜查他的箱子，不让他察觉。第二天遇见王生，问：“你曾答应我不做盗贼，如今又盗取乡里老人父子的尸体，不是你吗？”年轻人脸色变了，桑怿立即把他推倒在地，捆绑起来，追问同伙，王生指认了另一个年轻人。桑怿叫壮丁看守王生，又亲自骑马追取那个年轻人送到县里，二人都依法伏罪。又有一次，他到郏城，遇到县尉正要出城捕盗，县尉邀请桑怿饮酒，于是和他一起到了盗贼藏身之处。县尉胆怯，假装不知道，想借此推脱。桑怿说：“盗贼就在这里，还要到哪里去？”他下马独自格杀数人，随即把其余人全部捆绑起来。又听说襄城有十多个盗贼，便独自带一把剑前往，杀死数人，捆绑其余人。汝水附近的县因此没有盗贼了。京西转运使上奏此事，授桑怿为郏城尉。天圣年间，河南各县盗贼很多，转运使上奏调他任渑池尉。崤山是古代险要之地，有许多深山，其中青灰山尤其险阻，是盗贼依仗的地方。恶盗王伯藏在这座山中，时常出来危害附近各县。当时王伯的名声传到朝廷，巡检官都被授予捕捉他的任务。桑怿到任后，巡检官伪造诏书给他看，打算诱骗王伯出来。桑怿相信了，毫不怀疑诏书是假的，于是设法探知王伯所在，挺身进入盗贼中间，招抚他，和王伯同起同卧十多天。王伯信任他后才出来，巡检官反而带兵在山口截击，桑怿几乎不能脱身。桑怿说：“巡检官接受捕盗的任务，只是害怕没有功劳罢了；现在就把王伯交给巡检官，让他们自己取得功劳，不再说是我的功劳。”巡检官把俘虏献到京师，朝廷知道事情真相后治罪，罢黜了巡检官。桑怿任尉一年多，改授右班殿直、永安县巡检。明道、景祐年间，天下遭逢旱灾和蝗灾，盗贼渐渐兴起。其中有二十三个恶盗无法捕获。桑怿谋划说：“盗贼害怕我的名声，一定会因此溃散；一旦溃散就难以捕捉。应先向他们显示怯弱，盗贼来到时就关闭栅门，并告诫军吏不许有一人擅自出去。” 过了几天，军吏不知道该做什么，请求出去效力，桑怿总是不准。后来他夜里和几名士兵换上盗贼的衣服出去，追踪盗贼过去走过的地方，进入百姓家中。百姓都逃走了，只有一位老妇人留下来，为他们制作饮食，像对待盗贼一样送给他们；他们才回来重新关闭栅门。三天后，又前往那里，带着炊具到老妇人处做饭，并把剩下的东西送给她。老妇人把他们当作真正的盗贼，于是渐渐接近她，和她谈到盗贼们。老妇人说：“他们听说桑怿来了，开始害怕，全都逃走了；后来又听说桑怿闭营不出，知道他不值得害怕，现在全都回来了。某人在某处，某人在某地。”桑怿把他们全部侦察出来。又过三天，他再次前往，送给老妇人丰厚的财物，这才把实情告诉她：“我是桑怿，烦劳您查清这件事，但千万不要泄露。三天后我还会再来。”又过三天，桑怿前往，老妇人已经确实查明了情况。第二天早晨，桑怿部署军士，派若干披甲士兵到某处，在某地捉拿若干盗贼。其中最强悍的盗贼在某处，桑怿便亲自骑马前往，士卒来不及跟随，只有四名骑兵追赶。他随即与盗贼相遇，亲手杀死三人，共二十三名盗贼一天之内全部捕获。二十八日，回京复命。枢密院小吏对他说：“给我银子，我替你谋求阁职。” 桑怿说：“用贿赂取得官职，不是我的愿望；何况我贫穷，没有银子，即使有也不可以这样做。”小吏发怒，隐匿了他的功劳簿，使他免受考核中的短处，把他送到三班。三班按惯例准备任命他为兵马监押，尚未出发，正逢交趾獠人叛乱，海上、巡检、昭化等州都戒严。此前派去的几批人都不能平定，于是命桑怿前往，他亲手把叛乱者全部杀死。回来后，才授任閤门祗候。桑怿说：“这次行动不只是我的功劳，职位在我之上的人，我只是他的辅佐；如今他留下而我回来，我得到厚赏而他只得到薄赏，他难道不会怀疑我把功劳据为己有吗？接受这些赏赐只会使我内心惭愧，我要把赏赐让给上级，并将奏章草稿给您看。”我对他说：“你即使让出，也一定不会被接受，反而会被讥讽为好名或想诈取名声。”桑怿叹息说：“我也考虑过这一点，但士人只要问心无愧就行了，应当相信自己的内心去做，讥讽有什么妨碍？如果想逃避名声，那么善事都不能做了。”后来我为他的话感到惭愧，他最终还是推让，但没有被接受。桑怿虽考过进士，却不太通晓书籍；然而他所做的事情都合乎道理，类似这样的事很多。起初居住在雍丘时，遭遇大水，有两廪粮食，准备装船运走，看见百姓逃避水淹，便丢弃自己的粮食，用船载他们。见百姓遇到荒年，就聚集乡人供养他们，直到粮食用尽才停止。桑怿擅长剑术和铁简，力气超过数人，又有谋略；和人相遇时常常显得畏缩，好像对自己没有信心。他身材并不高大，也自行修养威仪，说话仿佛不从口中发出；突然遇到他的人，不知道他强健而勇敢。庐陵人欧阳修说：“勇力是人所共有的，但能够懂得运用勇力的人很少。像桑怿这样，可以称为有义气有勇力的人。他学问不深却能做到这些，大概是天性如此。”我本来就喜欢记述人物事迹，尤其喜爱司马迁善于为人作传，而且他所写的都是功业伟大、节操奇特的人，使人喜欢读，也想学习他的写法，却又奇怪为什么今天像司马迁笔下那样的人这样少。于是怀疑司马迁只是文章雄健，善于夸大他的说法，而古人未必真是如此。等得到桑怿的事迹，才知道古代确实有这样的人，司马迁的记载没有骗人；也知道今天本来就有这种人，只是我们没有全部知道。桑怿所做的事很壮烈，却不知道我的文章能不能像司马迁的传记一样，使人读了喜爱。姑且依次记述下来。《赵延嗣传》　　　　石介

译如今三司副使、工部郎中刘公随曾经称说，赵邻几舍人去世，只留下三个孤女和一位年老乳母而已。家中没有兄弟来抵御欺侮，外面也没有服丧期在五服以内的强近亲属。女儿年幼柔弱，衣服饮食都需要有人供给，凭什么不至于冻饿而死？那样就会被强暴者欺凌了。有个叫赵延嗣的人，是舍人的仆人，想到这些孤女，按道义不能离开，便竭尽力量庇护抚养她们。舍人死后没有一座房屋、一块田产，延嗣替她们筹办衣食费用，亲自挑担，身体沾泥、脚上沾土，不避寒暑，这样几十年如同一天，从未稍有懈怠疲倦的神色。他像侍奉舍人一样侍奉三个孤女，从她们幼年养到长大，让她们和自己的女儿一同住在女儿的院子里。延嗣从未到她们的房门前，三个女子都出嫁了，延嗣始终没有见过她们的面。起初他住在宋州，三个女子都已经长大。延嗣早晨起来，在厅堂前禀告后，将要向西前往京师。赵氏三女起初不知道，以为他要离开，都哭了。延嗣因为三女年长尚未出嫁，想访求舍人的旧交，寻找可以嫁女的办法。到了京师，见到宋翰林、白杨侍郎徽之，便放声哭泣；哭止后说明赵氏孤女的情况，并说长女将要出嫁。两位公卿又惊又惭愧，向他说：“我们比不上你。我们身穿儒服，读诵六经，学习仰慕古人，何况又和舍人是朋友。舍人的孤女，我们都不能抚恤，你却能够抚养她们，我们远远比不上你。”两位公卿于是把三女接到京师，给她们房屋居住。徐相和他们一起寻求良士作女婿，长女嫁给枢密直学士戚公纶的侄孙、职方郎中戚维之的儿子、太庙斋郎戚舜卿；次女嫁给屯田员外郎张文鼎的儿子、乡贡进士张季伦。三个女子都嫁出后，延嗣才离开赵氏家门。延嗣可以称为贤良的仆人了。石介说：“如果这样，那么延嗣具有古代君子的行为、古代烈士的操守、古代仁人的心肠，哪里只是仆人的贤能，实在是天下人的贤能。”从前汉代有做翟公门客的人，翟公免职后，门客都离开了；延嗣却没有离开，反而继续抚养翟公的孤儿。即使离去已经千年的那些门客，看到延嗣也应当在地下感到羞惭。鲁国有个颜叔子，曾经独自住在一间屋里，半夜突然刮风下雨，邻家的女子来投宿，颜叔子让她手持蜡烛直到天亮，以免产生嫌疑，后人称赞他的廉洁。延嗣亲自抚养三个孤女，直到长大出嫁，始终不曾见她们的面，这种节操难道比颜叔子低吗？唐代韩吏部把亲属和朋友的孤儿嫁娶出去，前后将近十人，天下人都佩服他的义举。延嗣嫁出赵氏三女，并不比韩吏部少。唉！翟公的门客都是当时的士大夫，看他们远远比不上延嗣。颜叔子是鲁国的贤人，韩吏部是唐代的大儒，而延嗣只是卑贱的仆人，他的风骨操守令人敬畏，他的行为义举卓异不凡；和颜叔子相当，与韩吏部并列，延嗣可以说是有仆人名分而有儒者行为的人了。唉！有儒者名声而做仆人行径的人，或许有人在，怎么能不对延嗣感到惭愧呢？延嗣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足以激励天下人，因此为他作传。延嗣最终得到善终。《范景仁传》　　　　司马光 范景仁名镇，是益州华阳人。年轻时考中进士，擅长写文章和赋，科举场中的人都以他为师。他为人平和宽厚，修敕参知政事薛简肃公、端明殿学士宋景文公都很器重他。他补任国子监生，到了贡院奏报名次时又列第一。按旧例，殿廷唱名超过三人后，列在奏报名次第一的人必须自己出声陈说，以求皇帝恩典；即使考校名次较低，天子也一定会提拔他列入上等。即使耿介如呉春卿、欧阳永叔，也都免不了随众照办。唯独景仁不这样做。他身边并立的人多次催促他自己陈说，景仁不回应。直到唱到第七十九人，才叫到他的名字。景仁出来拜谢，退回队列后始终一言不发。众人都佩服他的安静淡泊。从此，人们开始把自陈看作可耻，旧风气也就断绝了。他脱去布衣后，任新安主簿，到任数十天。当时宋宣献公留守西京，不愿让他同下级官吏一起劳苦受辱，便召他置于国子监，教授诸生。任期满后，又向朝廷推荐他担任东监直讲。不久，宋景文公上奏请他共同修撰《唐书》，又因参知政事王公推荐，召他到学士院考试。诗中用到“彩霓”一词，学士根据沈约《郊居赋》中的“雌霓连蜷”，把“霓”读作入声，认为景仁失了韵。因此他被授为馆阁校勘。学士却不知道，沈约赋中只是取其声律便于吟诵，并不是说“霓”不能读作平声。当时有学者都替景仁愤愤不平，而景仁安然处之，并不为自己辩解。他任校勘四年，才升为校理。丞相厐公推荐景仁才华出众而不急于求进，诏令授他直秘阁。不久，凭起居舍人身份主管谏院。仁宗性情宽厚仁慈，有些言事者竞相用激烈攻讦的方式来博取名声，有时还因个人爱憎，拿帷幕内不可查明的事情污蔑别人。唯独景仁只据大体发言，除非事情关系朝廷安危、百姓利弊，其余都略过不说。陈恭公任宰相时，宠妾张氏鞭打杀死婢女，御史弹劾她，想把她逐出，却不能成功，于是诬称她私通自己的女儿。景仁上言说：“朝廷设置台谏官，是让他们除去奸邪的。若确如御史所说，陈执中可以斩首；若不是这样，御史也可以斩首。”御史大怒，共同弹劾景仁，认为他阿附宰相。景仁不顾这些，竭力辨明事情并非如此，深切救正当时的弊病，有见识的人都认为他说得对。仁宗即位三十五年还没有继承人，嘉祐初年突然得病，十天之内昏迷不省，中外大小臣僚无不寒心，又害怕招致嫌疑，彼此依仗观望，没有人敢发言。景仁独自奋然说道：“天下的事情还有比这更大的吗？放弃这件事不说，反而只去挑剔细小的禁防来敷衍职守，这才是真正辜负国家！我不忍这样做。”于是上言说：太祖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帝，太宗的周王去世后，真宗从宗室中选取孩子养在宫中。陛下应当为宗庙社稷谋划，早日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优厚地给予礼遇，先让他试行政务，与他共同谋划天下大事，以此系结天下人的心。他的奏章接连上呈，却被搁置不报。景仁因此闭门在家，自己请求接受诛罚。执政者有人劝他说，何必效法那些求取名声、希求进用的人。景仁给执政者写信说：继承人没有确定，急难一来就会发生兵乱；镇应当死于朝廷的刑罚，不可死在乱兵手下。这正是镇选择死法的时候，哪里有空顾及求名希进的嫌疑，而不作出进退的决定呢？他又上奏说：臣私下推测大臣们的意图，是害怕实行此事后发生变故，因畏惧而采取保全自身的打算。万一兵乱发生，大臣家中的族人和首领尚且不能保全，他们为自身打算也已经很疏远了。即使事情中途发生变化而死去，陛下所应尽的职责，与其死在乱兵手中，难道不是还要好些吗？请陛下把臣这篇奏章给大臣们看，让他们自己选择死处；听到这话的人都为之股战。

译不久，他被授为兼侍御史知杂事，景仁坚决辞谢不接受，请求解除言官职务而任散职。执政者又劝他说，皇上的病情没有好转，各位大臣也曾提出过这种防备；如今奸邪之言已经传入，再做这件事就很困难了。景仁又给执政者写信说：只应评议事情的是非，不应考虑事情的难易。何况事情及早办理就能成功，拖延便来不及，这正是圣贤看重先机和防患的原因。诸公说今天比从前困难，怎么知道以后不会比今天更困难呢？说今天奸邪之言已经传入、无法消除，难道以后就可以消除吗？他当面陈说三次，递上奏章十七篇，朝廷无法改变他的意见，于是罢去他的谏职，改任集贤殿修撰。不久授为知制诰，又升任翰林学士。英宗即位，中书省奏请追尊濮安懿王。事情交给两制官讨论，他们认为应称为皇伯，给予高官和大国，极尽尊荣。这大大违背执政者的意旨，于是又交尚书省召集百官讨论，料想朝廷官员中一定有人会迎合。随后台谏官争相上言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就应当成为他的儿子，不得顾念自己的亲生父母。如今陛下既已成为仁宗的后嗣，如果再推尊濮王，就是有两个统绪，这恐怕不是报答仁宗盛德的办法。众议沸腾，执政者想缓办此事，于是下诏停止百官集议，说：“应当令礼官考察详议典礼后上报。” 景仁当时主管太常寺，立即详细列举作为后嗣应遵行的礼制，以及汉、魏以来有关此事的议论得失，全部上奏，与两制、台谏的意见相合。执政者大怒，召来景仁责问说：“诏书说应当令礼官考察详议，你为什么马上就列举上报呢？”景仁说：“有关官署得到诏书，不敢停留不办，立即据实上报，本来就是它的职责，为什么反而把这当作罪过呢？”为了防止宰相升官，景仁应当起草制书，却因考察按核失误，不合旧例，加授侍读学士，出任陈州知州。今上即位后，又召还翰林。王介甫任参知政事，设置三司条例司，变更祖宗的法令，专门把聚敛财利作为事务，斥逐忠直之士，引进奸佞之人。景仁上疏极力论说这样做不可，朝廷没有答复。景仁当时六十三岁，于是上言说：“既然不采用臣的意见，臣没有脸面再居官食禄，愿听任臣退休。”奏章接连上呈，言辞越来越切直。王介甫大怒，亲自起草制书，极力丑诋他，令他以本官户部侍郎退休，凡是按规定应得到的恩例，全都不给他。于是当时在位的人都为自己惭愧，景仁的声名在天下更加显著。王介甫虽然极力诋毁他，人们反而把这看作荣耀。景仁退居以后，在京师有园宅，专门以读书赋诗自娱。客人到来时，无论贵贱，他都穿着便服接见，不再专门答谢。故交有时设宴召他，即使是权贵也不拒绝；不来邀请，他就不去。去见他的人有时乘兴出游，那么无论远近他都会前往。他曾经乘坐竹轿回蜀地，与亲友旧交欢饮，救济贫困的人，遍览山川，尽情欣赏美景，过了一年才回来。他年纪越老，视力听力反而越聪明，四肢尤其强健。唉！假使景仁当初能够歪曲正道、迎合世俗来求取富贵，忍受屈辱、担当忧患，哪里会有今天这样的快乐呢？这样看来，景仁失去的很少，得到的却特别多。《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神明也慰劳他。”又说：“快乐的君子，怎么会不长寿呢？”景仁都具备这些品德。有客人问迂叟当世谁最勇敢，迂叟说：“有个叫范景仁的人，他作为勇者，没有人能胜过他。”客人说：“景仁身高只有五尺，举止恭顺，好像连衣服也承受不起，怎么能说他勇敢？”迂叟说：“怎么，您所说的勇敢，是指瞪眼裂眦、头发冲冠、力能拉动九头牛、气势压倒三军的那种吗？那只是匹夫的勇气，是外在的勇敢。像景仁这样，是内在的勇敢。”自唐宣宗以来，人们不愿听到谈论立嗣的事，万一有人提起，便咬牙切齿地憎恨他，和叛逆无异；而景仁独自接连上了十多篇奏章谈论此事，把自身和宗族看得如鸿毛一样轻。后来的人看到景仁平安无事，继而去做这件事的，确实有了。然而景仁是冒着不可测的深渊去做这件事，没有勇气的人能做到吗？人的常情，谁不畏惧天子和执政者？最亲爱、最尊贵的关系，谁比得上父子？执政者想尊崇天子的父亲，而景仁援引古义与之争辩，没有勇气的人能做到吗？俸禄和职位都是人所贪恋的；有人即使年老多病，前途已经没有可希望的，仍然恋恋不舍不能离去，何况景仁呢？他已经身居显位，有声望，距离公卿宰相不过一步之遥，却因为意见不被采纳，六十三岁便拂袖归去，终身不再出仕。没有勇气的人能做到吗？凡是常人有所不能而有人能够做到的，人们无不佩服他。像吕献可的先见之明、范景仁的勇敢决断，都是我所做不到的。我内心确实佩服他们，所以写了《范景仁传》。《文中子补传》　　　　　　　　　司马光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是河东龙门人。他的六代祖玄则，在宋朝做官，历任太仆、国子博士。哥哥玄谟凭将略显名，而玄则凭儒术进身。玄则生焕，焕生虬。齐高帝将要接受宋朝禅让、诛杀袁粲时，虬因此向北逃奔魏国。魏孝文帝非常器重他，他多次升迁，做到并州刺史，封晋阳公，谥号穆。他的家族从此开始居住在黄河、汾水之间。虬生彦，官至同州刺史。彦生杰，官至济州刺史，封安康公，谥号献。杰生隆，字伯高。隋开皇初年，凭国子博士身份待诏云龙门。隋文帝曾从容地对隆说：“朕是什么样的君主？”隆说：“陛下聪明神武，这是天赋所得；发布号令、施行政令却不完全考察古制，虽然具备尧舜的资质，最终还是会因不学习而受到拖累。”皇帝默然。过了一会儿说：“先生，您是我的陆贾，拿什么来教导我？”隆于是写成《兴衰要论》七篇上奏。皇帝虽称好，却也没有很能理解。隆历任曷乐、猗氏、铜川县令，后来弃官回乡教授，死在家中。隆生通。自玄则以来，世代传承儒业。王通天资聪明，悟性很高，喜爱学习，向东海李育学习《书》，向会稽夏琠学习《诗》，向河东关朗学习《礼》，向北平霍汲学习《乐》，向族父仲华学习《易》。

译仁寿三年，王通才行冠礼，向西进入长安，献上《太平十二策》。皇帝召见他，赞叹欣赏，却不能任用，便让他回去。不久又征召他。炀帝即位后，又征召他，他都称病不去，专心以教授为业。从远方来的弟子很多。于是他写成《礼论》二十五篇、《乐论》二十篇、《续书》一百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赞易》七十篇，称为《王氏六经》。司徒杨素看重他的才干品行，劝他出仕。王通说：“汾水转弯处有先人的破屋，足以遮蔽风雨；薄田足以煮粥充饥。愿明公端正自身来治理天下，使时令和顺、年成丰收，那么我所受的恩赐已经很多了，不愿出仕。”有人向杨素诬陷王通说：“他其实是轻慢您，您为什么还敬重他？”杨素把这话问王通，王通说：“如果您值得轻慢，那么就是我得理；如果您不可轻慢，那么就是我失礼。得失在我，和您有什么关系？”杨素仍像从前一样对待他。右武侯大将军贺若弼曾向他展示射箭，发箭没有不中的。王通说：“技艺真美啊！君子立志于道、依据于德、依循于仁，然后才谈得上技艺。” 贺若弼不高兴地离开了。王通对弟子说：“这个人自负而刚愎，很难免于当今世道的祸患了。”纳言苏威喜欢收藏古器，王通说：“从前爱好古物的人聚集的是道，今天爱好古物的人聚集的是器物。”太学博士刘炫问《易》，王通说：“圣人对于《易》，终身都不能穷尽，何况我们这些人呢？有个仲长子光，隐居在河洲，曾说：‘处在险境而运用奇谋，不如住在平地而无所作为。’王通认为这是知晓道理的话。他又说：‘名声越消退，德行越增长；自身越退让，道义越进步。’像这样的人才算明白了。王通读到刘孝标《绝交论》说：‘可惜啊，举荐任公反而毁了它；任公不能说是知人。’读到《辩命论》说：‘人事被废弃了。’弟子薛收问：‘节俭不妨害义，俭省不损伤礼，怎么样？’王通说：‘这是汉文帝难以做到的事。废除肉刑，损害义，可以省略；穿粗劣的黑色丝绸，伤害礼，中等实行就可以。’王孝逸说：‘天下人都争夺利益而抛弃道义，这该怎么办？’王通说：‘舍弃人们所争夺的，取用人们所抛弃的，不就是君子吗？’有人问怎样说人的善处，王通说：‘知道他的善处就称赞他；不知道他的善处，就回答说：“我不曾和他长久相处。”’ 贾琼问怎样止息诽谤，王通说：“不要辩解。”问怎样停止怨恨，回答：“不要争执。”所以乡里人都受到他的感化，成为没有争斗的人。贾琼问群居相处的道理，王通说：“同道不损害正理，异道不伤害事物。古代有道之人，内心不失贞正，对外又不与世俗完全不同，所以能够保全自己。”贾琼请求断绝人事交往，王通说：“不可以。”贾琼说：“那么应该怎样？”王通说：“庄重地对待别人，以诚信回应；来的人不拒绝，离去的人不追赶，心境泛然自若，这就可以了。”王通说姚义善于交友，有人问：“是因为他简略吗？”王通说：“这正是他能交友的原因。”又问：“是因为他广泛吗？”回答：“广泛而不泛滥，这又正是他能交友的原因。”他又说薛收善于应接小人，对远者不疏远，对近者不亲狎，态度安然自持。王通曾说：“封禅不是古制，大概是秦汉奢侈之心的表现吧？”又说：“周公的志向真美、真深远啊！使家族安定，是为了使天下安定；保存自己，是为了使百姓得到厚待。”又说：“容易得到快乐的人必定多有悲哀，轻易施舍的人必定喜好夺取。”又说：“没有赦免的国家，刑罚必定公平；重重征税的国家，财物必定贫乏。”又说：“廉洁的人常常因无所求而快乐，贪婪的人常常忧虑不够。” 又说：“我没有见过听到诽谤反而高兴、听到赞誉反而害怕的人。”又说：“昏昧地谈论财利，是夷狄的道路。”又说：“身居近处却能认识远方，处在当今却能知晓古代，难道不就是学习吗？”又说：“轻易赞誉、随便毁谤，喜好憎恨、崇尚发怒，真是小人啊！”又说：“听到诽谤就发怒，是奸邪的阶梯；看到赞誉就高兴，是谄媚的媒介。断绝阶梯、去掉媒介，奸邪谄媚就远了。”王通说北山黄公善于治病，总是先从饮食起居入手，然后才用针药；说汾阴侯生善于占筮，总是先讲人事，然后才谈爻象。大业十年，尚书征召王通任蜀郡司户；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身份征召，他都没有前往。十四年，病死在家中。门人给他谥号“文中子”。有两个儿子：福郊、福畤；两个弟弟：凝、绩。评论说：“这些都只是王通的世家记载以及《中说》所说的内容。”玄谟在宋朝做到开府仪同三司；绩以及福畤的儿子勔、勮、勃，都因擅长文章而在唐代著名，各自都有列传。我私下认为，先王的六经已经多得学不完了，又为什么还要续写呢？续写难道能超出六经之外吗？若超出六经之外，就不是经了；如果不能超出却还要续写，那就是赘余，有什么益处呢？有人说：“那是商、周以前的事，这是汉、魏以来的事。”我说：“汉、魏以来，司马迁、班固这类人已经记载得很详细了，何必等待续写？要经过续写后，后人才知道它，难道一定是喜欢夸大而欺骗愚人吗？那么那些不愚蠢的人，谁肯相信它呢？”如今他的六经都已经亡佚，而《中说》也出自王家；虽然说是门人薛收、姚义所记录，但我看这部书，私下怀疑唐朝兴起以后，凝与福畤等人依附当时的时事，随意增益了它。为什么这样说呢？书中所称的朋友、门人，全都是隋唐之际的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陈叔达、薛收等人；考察旧史，没有一个人提到王通的姓名。隋史是在唐初编成的，即使没有载入儒林、隐逸之中，也不曾记载他们的名字，难道这些公卿都是忘师弃旧的人吗？为什么只有王家把他当作名震一世的圣人，而外人全都不知道呢？福畤又说：“凝任监察御史，弹劾侯君集有谋反的迹象，太宗不相信他，只把侯君集降为姑苏令。大夫杜淹上奏说凝直言而无罪，长孙无忌与侯君集交好，因此和杜淹结下了嫌隙。”

译王氏兄弟都受到压制而未被任用。当时陈叔达正在编撰《隋史》，害怕长孙无忌，不敢给文中子立传。考察陈叔达此前任宰相，职位和任职都与长孙无忌相当，为什么会害怕到抹去自己老师的姓名，使他在世上默默无闻呢？况且魏征确实总领《隋史》的编修，即使陈叔达曲意回避权势，魏征难道会听从他吗？这就是我怀疑的原因。又杜淹死于贞观二年，十四年侯君集平定高昌回来后才下狱，因此产生怨望；十七年谋反被诛，这是前后错乱、不合事实最明显的地方。比如王通回答李靖说：“圣人的道是无所由，也不到达那里。”那道的方向，难道一定没有到达之处吗？又回答魏征，说圣人有忧虑疑惑和退避的话；董常认为圣人没有忧虑疑惑，说：“内心和外在行为的区分早已形成，这些都流入释、老之道了。”圣人的道，开始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达到安定万邦、和睦百姓、感通天地、使万物成长；功业施行于当时，法则流传于后世，怎么能说没有到达之处呢？圣人的作为都发自至诚，然后功业遍及四海。至诚是内心，功业是外在表现，为什么要把二者分开呢？如果像王通所说，那就是圣人故意作伪来欺骗天下，这能行吗？” 王通又说：“佛也是圣人，是西方的教法；到了中国就成为拘泥。”又说：“《诗》《书》兴盛而秦朝灭亡，不是仲尼的罪过；虚无之说盛行而晋室覆亡，不是老子、庄子的罪过；斋戒修行而梁国灭亡，不是释迦的罪过。”假如是圣人，那么把它推行到南海也应当正确，推行到北海也应当正确，怎么会有在西方可以实行、在中国却不能实行的道理呢？假如不是圣人，那么在中国拘泥，难道在西方就不拘泥吗？秦朝焚烧《诗》《书》的文字，《诗》《书》的道却盛行于天下，秦朝怎么会灭亡呢？老子、庄子推崇虚无而轻视礼法，所以王衍、阮籍之徒乘着这种风气加以鼓吹，粉饰言论，放纵情欲，以至九州覆没。释迦宣扬前世因果，抛弃今日的仁义，所以梁武帝承接这种流弊而相信它，严行斋戒，放松政令刑法，终于使百姓陷于涂炭。最先发端、倡导这些说法的，不是这两家之罪又是谁的罪呢？这些都是不合圣人之道的议论。唐代文学之士传述他的书，似乎只有李翱把它与《太公家教》相比，到了司空图、皮日休才开始重视它。宋朝兴起后，柳开、孙何加以振兴和传播，于是盛行于世。甚至有人真的认为他可以作为继孔子之后的圣人。我读他的书，想象他的为人，确实是好学而笃行的儒者；可惜他对自己的期许太重，子弟对他的赞誉又太过分，使后世的人无法相信他。我担心世人讥笑他的僭越，从而连累他的美德，所以选取他的事迹中合乎道理、所说又切合实际的内容，写在这篇传中，以补《隋书》的缺漏。《无名君传》　　　　　　　　　　邵雍 无名君出生在冀方，老于豫方。十岁时，向乡里人求学，于是完全了解乡里人的性情，自己内心的杂质已经除去了十分之一二。二十岁时，向乡人求学，于是完全了解乡人的性情，自己的杂质已经除去了十分之三四。三十岁时，向国人求学，于是完全了解国人的性情，自己的杂质已经除去了十分之五六。四十岁时，向古今求学，于是完全了解古今的性情，自己的杂质已经除去了十分之八九。五十岁时，向天地求学，于是完全了解天地的性情，想要再除去自己的杂质，却没有什么可除的了。起初，乡里人怀疑他孤僻，便向乡人询问：“这个人善于同人群相处，怎么能说他孤僻？”后来乡人怀疑他浮泛，又向国人询问：“这个人并不随意同人交往，怎么能说他浮泛？”后来国人怀疑他浅陋，便向四方人询问：“这个人不能被当作器用，怎么能说他浅陋？”后来四方之人又怀疑他，便拿他去询问古今之人；古今之人始终没有一个能与他相同，又把他拿来考察天地，也没有能与当时相应的。四方人迷惑混乱，再也无法了解他，于是称他为无名君。所谓无名，就是无法给他命名。凡是事物有形体，就可以作为器物；可以作为器物，就可以命名。那么这个人没有形体吗？回答说：“有形体。”只是有形体而没有踪迹。这个人没有作用吗？回答说：“有作用。”只是有作用而没有心迹。有踪迹、有心迹的事物，才可以被认识；没有踪迹、没有心迹的事物，即使鬼神也无法认识，无法命名，何况是人呢？所以他的诗说：“思虑尚未兴起，鬼神也不能知晓。不是由我造成，又由谁造成呢？能够创造万物的，是天地；能够创造天地的，是太极。太极这种东西，难道可以被认识吗？”所以勉强给它命名为太极。太极，难道就是所谓无名吗？因此他曾亲自作赞说：“借用你的面貌，假托你的形骸；闲暇时搓弄泥丸，悠闲地来来往往。有人告诉他要修福，他回答说：我从来没有不行善。有人告诉他要禳灾，他回答说：我从来没有胡乱祭祀。”所以诗说：“如果祸患这样就能免除，人就必须谄媚；如果福气等待求取，上天也可以衡量。又说：内心诚信一旦生起，哪里需要烦劳祈祷；无妄之灾一旦产生，也不是容易禳解的。”他天性喜欢饮酒，常常给酒命名为“太和”。诗说：“不向禅师献媚，不向方士谄谀；不走出门户庭院，却直接与天地相接。”家中一向以儒业为本，他说自己一生没有不实行儒者行为。所以他的诗说：“心中没有妄想，脚下没有妄行；不妄自同人交往，不妄自接受外物。”炎炎地谈论他，他甘愿安处于自己的简陋；舒缓地谈论他，没有人能超过他。伏羲、轩辕的书从未离手，尧、舜的言论从未离口。他处在中和之境，与天同乐，以易为友，吟咏自在；作诗饮下欢喜之酒，百年间不断提升。七十岁时健康强壮，不因没有配偶而自认为不偶，不因寿数未到而自认为不长寿；这就是无名君的行为吗？” 《洪渥传》　　　　　　　　　　　曾巩

译洪渥是抚州临川人。他为人平和，同人交往开始时并不十分欢乐，久了却很有意味。家境贫穷，凭进士身份参加乡试，以擅长作赋闻名。起初被推荐到有关官署，屡次参加考试都被黜退。过了很久才得到官职，但任官时不能飞黄腾达，又过了很久仍未升迁，最终任黄州麻城茶场监官，死在那里。他死后不能运回安葬，也不能把妻子儿女接回来。乡里人听说洪渥死了，无论贤者还是愚者，都遗憾失去了他。我年轻时与洪渥相识，却不深知他的为人。洪渥死后我才听说，他有个七十多岁的哥哥；洪渥得到官职时，哥哥已经老了，不能和他一同赴任。洪渥到任后，按人口计算俸禄的用度，把剩下的积攒带回去，买了百亩田，让哥哥居住。随后又离家赴任，心里才感到安定。然而洪渥死后，哥哥没有儿子，多次派人到麻城，抚恤洪渥的妻子儿女，想把他们接回来居住，并把田地给他们。洪渥的妻子儿女大概很弱，力量不足以自行前来。他哥哥更加年老，又无可奈何，于是每每想到这件事便悲伤。他谋划安排这件事尤其不停，竟忘记了自己已经老了。洪渥兄弟这样做，可以说没有愧疚了。洪渥平时不能把事情交给他办，但到了救助别人急难的时候，早晚都一点不懈怠。他确实是一个真心给人恩惠的人。我看古今豪杰之士的传记，评论那些品行义举没有列入史书的人，往往一定要搜罗奇异的事情来震动世俗；有时所写的事情过高而后人无法继承，有时为了伸张一个人的善行，反而诬称天下人都不如他。即使把这种做法归于辅助教化、警戒世人，按中庸之道考察，也有可能过分。像洪渥这样所持守的品行，大概是人人都容易做到的，所以我把它记载下来。《宋文鉴》卷一百四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一百五十 宋代吕祖谦编撰 传 《曹氏女传》　　　　　　　　　　章望之 曹氏是我同郡尚书郎修古的女儿。修古公在天圣年间，多次任御史，执掌法纪而不阿附，因直言论事失去职务，任闽地兴化军知军，一年后去世。曹氏独居在家，尚未出嫁；父亲去世后，他过去的同僚带领官吏百姓送来三十万钱，放在灵柩前，说：“用来供办下葬。”夫人陈氏准备接受，女儿说：“治家的用度，只应由本家斟酌。我的父亲当初入朝掌管朝廷事务，出任地方官治理百姓，对自身供养很节约，面对百姓也很廉洁。如今他去世了，葬礼的丰俭，请用我们家的财物来办。如果要接受这些遗赠，只有别人忍心，我却忍心不下。”母亲因此请求并让他们辞谢。父亲的旧同僚又对她说：“不给先公提供葬资，这一点我们已经听从您的意思了。希望将来用于嫁您的女儿，这就不必拒绝了。”女儿说：“即使是用来帮助父亲下葬，我尚且不敢接受；如今想用来准备我的嫁妆，是让妾仰赖父亲的遗泽而使自己蒙羞。别人听到这件事，会怎样议论呢？吉礼凶礼各有常规，男女各有常位。我本来就有很大的过错：父亲去世而遗泽尚存，却不在这时哀伤悲戚，反而仓促谋划嫁妆，这不是扰乱常礼吗？身在家中，却接受门外的私人贿赂，这不是扰乱常位吗？” 我没有才能，凭借先人的余德，幸而最终有所归宿，那么也有我自己纺织劳作所得的资财，怎么敢把这些事推托给父亲的遗泽呢？希望不要再让我听到诸位的意思。”于是始终没有接受。妇人只要勤劳、节俭、恭敬、谨慎，就算贤良了，本来没有更高贤人的责任。曹氏这件事有什么特别呢？那些贪婪残暴的男人，喜好钱财、贪恋货物，死了也就罢了，难道还会悔悟吗？正当朝廷发布禁止贪污冒领的法令，对执掌事务的官员加以防禁，像用绳索拘系一样；被拘系的人中，仍以贪滥罪状相互观望，最终陷于败辱而不知惭愧的，也并不少。有像曹氏这样，专心继承父亲的志向而不受外物牵累的，谁能说曹氏不贤呢？孟子说：“听到伯夷风范的人，贪顽的人会变得廉洁，懦弱的人会立定志向。”曹氏接近这种境界了。虽然如此，重义轻利，是人的常行。她没有读过诗书，却崇尚廉洁、笃行孝道，本来就是贤德。她的乡人曾孝基得到这篇记说后前来告知，只是不知道曹氏的年岁和姓名。《方山子传》　　　　　　　　　　苏轼 方山子，是光州、黄州之间的隐士。他年轻时仰慕朱家、郭解的为人，乡里的侠士都尊奉他。稍微长大后改变志向读书，想凭这些在当世施展才华，却没有遇到机会。晚年才隐居在光、黄之间，地方叫岐亭；住在茅屋里，吃蔬菜，不同世人交往。丢弃车马，毁掉冠服，徒步往来山中，没人认得他。人们见他所戴的帽子，方正耸立而高，便说：“这难道是古代方山冠的遗制吗？”于是称他为方山子。我被贬居黄州时，经过岐亭，恰好见到他，便说：“唉！这不是我的旧友陈慥季常吗？为什么会在这里？”方山子也惊讶地看着我，问我为何来到这里。我告诉他原因，他低头不答，抬头大笑，招呼我住在他家。他的房屋四壁空空，但妻子儿女和奴婢都有自得的神色。我既惊异又觉得奇怪，只是想到方山子年轻时好饮酒、喜爱剑术，用钱如同粪土。十九年前，我在岐山下，见方山子带着两个骑马的人，夹着两支箭，向西山而去。一只鹊从前面飞起，他让骑手追赶射它，却没有射中。方山子策马独自冲出，一箭就射中了它。于是他在马上和我谈论用兵以及古今成败，自称是一世豪杰，仿佛就是前几天的事。他眉间仍显露着精悍的神色，哪里像山中的隐士呢？然而方山子家世代有功勋门第，按理应当得到官职，在功名场中做事；如今他已经显达闻名，而他的家在洛阳，园宅壮丽，和公侯家相等。河北有田地，每年可得帛千匹，也足以使他富足快乐；这些他全都抛弃不要，独自来到穷山之中，这难道是没有所得才这样做的吗？我听说光、黄之间有许多奇异的人，往往装作疯狂、蓬头垢面，使人无法见到。方山子或许见过他们吧？《公黙先生传》　　　　　　　　　王向 公议先生刚强正直，任性使气，喜欢议论，辨明当世的是非。他在梁、宋之间游历，志向不能实现，便离开那里居住在颍地。他的门徒跟随者有一百人。住了两年，他和弟子商量，又要离开颍地。弟子任意回答说：“先生不要再想着离开了。弟子们跟随先生很久，也都厌倦奔波劳役。先生舍弃颍地作为居处，已经有一点生活根基；主人公贤厚，对先生的待遇不浅薄。如今又要离开这里，弟子还不知道先生要停留在哪里。先生难道是鄙薄颍地吗？”公议先生说：“来，我告诉你。君子看重的是推行道义、使世人信服；不能使世人信服，就应当容忍；不能容忍，就应当离开。古人避开恶地、避开女色、避开流言，就是这样。我三十岁了，树立节操而追求声名，穿着先王的服饰，穷究六经，但资质迟钝、成就又晚，所得并不多。只抓住大纲，遗漏了细节，检点时又常常触犯绳墨，还不是完人。哪里敢忘记希望为世所用呢？我所厌恶苦恼的，正是不能被世人容纳。我行走在世间，随波混同、随流合污；我的赞誉不能到达，毁谤却一天比一天多。小人凭空捏造事情，想方设法排挤侵害我。地势狭窄，天空仄逼。《诗经》不是说过：‘谗人无所顾忌’吗？主人明察宽恕，所以还没有怀疑我。可惜离开我、来到我这里的人，究竟是谁呢？谗言一旦对我奏效，我最终就会陷入颠危。” “有智慧的人应当保全自身、远离祸害；保全德行不如赶快离开这里到别国去。”话说完，任意回答说：“先生不要再说了。我们这些弟子私下常议论先生喜欢招来怨恨，使人为难，却不知道先生其实并不喜欢这样。如今先生确实不喜欢，您知道为什么还会招来这些怨恨吗？”先生聪明才干远远超过常人，却尖锐地评论世事，立定是非，其中丝毫不容，又用“公议”作为自己的名号，成了人人怨恨的对象。

译传记说：“议论别人的人不得善终。” 先生为此忧虑，是对的。任意有三件事替先生谋划，希望先生听取，但不一定要实行；如果不能听从，先生即使远走海外，也未必能安宁。公议先生的舌头强硬不服，目光盯着任意，始终不转移。过了一会儿，他终于问任意说：“人的肺腑怎么能看见？高山深泉的险阻，也不足以相比。我听说有一种人，对他当面赞誉、暗中憎恨，表面相反、背地诋毁，纵情横肆地讥笑，找到他一点小过失，就大声张扬、到处传播，百般添饰，使他的德行败坏、品行破裂，自然让世人轻视他、贤重自己。我的三条防备中，这是上策。先生能采用吗？”公议先生说：“不能。你试着说第二条。”任意回答：“抛弃骨肉亲人，装疯而离开，使世人不再顾忌您，这是第二等的防备。先生能采用吗？”公议先生说：“不能。你再说下一等。”任意回答：“先生的品行已经远远超过世人，这是多么高尚啊！只是还没有得到超越世人的称誉，诋毁之言便蜂拥而起，几乎不能和那些荒谬平庸的人相处，实在是口舌招来的灾祸。如果先生确实能够喜欢沉默，不让是非从口中说出而只存于心中，又有什么不能被容纳的忧患呢？这是最下等的防备。先生能采用吗？”公议先生回答：“……” 先生长叹说：“唉！我就采用你的下策吧。”任意于是大笑，回头对门徒说：“难怪我们的先生在世上困顿，我提出三条防备，他最后竟选了最下策。”弟子阳思说：“今天任意防备先生，先生已经不能留下了。”于是和门徒向任意道谢，又借任意之请请求离去。公议先生于是成为公黙先生。《上谷郡君家传》　　　　　　　　　程颐 先母夫人姓侯，是太原孟县人，排行第二。家族世代是河东大姓，曾祖父元，祖父暠。五代乱世时，凭武勇闻名。刘氏割据一方，日常把乌河川的土地赐给他，让他控制盗寇，后来失去了爵位。父亲道济，开始凭儒学考中科第，任润州丹徒县令，追赠尚书比部员外郎。母亲是福昌郡太君刁氏。夫人从小聪明，悟性超过常人，女红之事没有不会的；又喜爱读书史，广泛了解古今。丹徒君爱她超过儿子，每每拿政事询问她，她所说的常常合乎他的心意，丹徒君常叹息说：“只遗憾你不是男子。”她七八岁时，父亲常教她古诗：“女子不在夜间出门，夜出门要手持明烛。”从此太阳落山后，她便不再走出内室。刁夫人一向有风厥病，常在夜间发作，长久不能知人事。夫人流泪扶持她，常常接连几个晚上不能睡觉。十九岁时嫁给我，侍奉公婆以孝顺谨慎著称，和先父相处如同宾客，品德仪容都很盛美，内外亲戚没有不敬爱她的。众人本来观赏别的事物，往往舍弃原来所观赏的而改来看她。先父依赖她在内的辅助，礼敬尤其周到；夫人却谦逊柔顺、自我约束，即使是小事也从不擅自决定，一定禀告之后才实行。她仁慈宽厚，抚养爱护众人，和对待自己的孩子没有不同。叔父防姑，夫人抚养照看他，一直同自己的孩子一样。她治理家庭有法度，不严厉却很整齐；不喜欢鞭打奴婢，把年幼的奴仆当作儿女看待。几个儿子有时受到呵责，她一定告诫他们说：“贵贱虽然不同，人却都是人。等你们长大到这种程度，能不能做这样的事呢？”路上有被遗弃的小孩，她多次把他们抱回来养育。有个小商人外出未归，他的妻子死了，儿女也都散失，只有防姑才三岁，别人都不肯收养。夫人担心他一定会死，就让人抱着他带回家。当时家中聚集的族人很多，大家脸上都有不情愿的神色，于是夫人另外买粮给他吃。他的父亲回来道谢说：“幸亏防姑收养了他，才使他保全性命，愿意把他送给您。”夫人说：“我本来只是等你回来，并不是想要这个孩子。”她喜欢制药配饵来救助病人。曾有一年严寒，有人背着炭来敲门，家人想叫他进来，夫人劝阻说：“千万不要这样；如果胜过了他，贫苦的人就会更加困窘。”先公凡是有所恼怒，她一定替人宽解；但几个孩子有过错时，她却从不替他们掩饰。她常说：“孩子之所以不成器，是因为母亲掩盖他的过错，使父亲不知道。”夫人共有六个儿子，活下来的只有两个；她的慈爱可以说达到极点了，然而在教育他们的方法上也从没有丝毫放松。孩子才几岁，走路有时跌倒，家人跑上前去扶抱，怕他惊哭；夫人却没有一次不呵责说：“你如果安稳慢慢地走，难道会跌倒吗？”吃饭时她曾让孩子坐在身边；孩子有时吃稀粥，她都呵斥制止说：“防姑想要得到称誉，想要长大成人，应当怎么办？”即使对使唤的仆役，也不许他们用恶毒的话辱骂孩子。所以颐和他的兄弟一生在饮食衣服方面从不挑剔，也不会用恶毒的话骂人；这并不是他们天性如此，而是母亲教导他们形成的。和人争执愤怒时，即使自己有理，也不偏袒自己。她说：“只担心他不能屈服，不担心他不能伸展。”等孩子们稍稍长大，她常让防姑跟随良师益友。家里虽然贫穷，有时想要请客，她却很高兴地为客人准备。她教育女儿，常常把曹大家《女诫》作为准则；平日教诫家人说：“看到别人有优点，就应当像自己有优点一样，一定要共同成就他；把别人的财物看作自己的财物，一定要更加爱护它。”先公罢任庐陵县尉后，赴京候调，寄居在厯阳。防姑的叔父也从毗陵县丞任上离职，家中人口很多，储备不足，夫人筹划经营，周转买卖，使全家没有陷入困乏。先公回来后问她做了些什么，感叹说：“真是个优秀的转运使人才啊！”她所居住的地方，邻里的妇女和老妇人都愿意替她做事，即使劳累也不抱怨。起初寄居丹阳时，租葛氏的房子居住；看守房屋的王氏老夫妇奸猾刁钻，前后居住的人没有不被他们折磨的。夫人用恰当的方法对待他们，他们终于转变得温和善良。等到夫人搬走时，王家老妇人流泪依恋不已。夫人安于贫困俭约，衣服器用都朴素节省；看到亲戚之间竞相崇尚奢华，她就像完全没有看见一样。小女儿才几岁，忽然不知去了哪里，乳母们悲泣呼号，夫人骂止她们说：“应该去寻找，自然会找到；如果确实已经丢失了，你们这样哭叫又有什么用呢？”在庐陵时，官舍中常有怪异之事，家人告诉她说：“有东西在玩扇子。”夫人说：“是天气热了。”又说：“有东西在击鼓。”夫人说：“有槌子吗？可以给它。”后来家人再也不敢说有怪事，怪事也不再出现，于是得以安居。夫人有识人的鉴别力。姜应明考中神童科，人人都争着去看他，夫人说：“他不是能成就大业的人。”后来果然因罪被废弃。颐兄弟在防姑身边时，夫人勉励他们读书，并在书线上贴了一张纸写道：“我珍惜勤奋读书的孩子。”又同时写了两行字，前一行说：“殿前及第程延寿，是先兄防姑当时的名次。”后一行说：“处士以及先兄都登第了，颐却因才学不够而停止参加科举，这才明白夫人在幼年时就已经看出他的才能了。”我珍藏着她的手迹，使后世子孙知道夫人精明的鉴识。夫人喜爱文章，却不写辞章；看到世上的妇女凭文章书札流传于世，深深认为这是不对的。

译她一生所作的诗不过两三篇，都没有保存下来；只记得在厯阳时，先公去河朔朝见父母，夜里听到雁鸣，于是作诗说：“不知从什么地方惊飞而起，雁声和鸣飞过草堂。早已因忧愁而无法入睡，忽然听见雁声，心情转而更加悲伤。我的丈夫在沙塞之外，羁居的我独守空房。想寄去一封回文诗信，又有谁能替我把它交给你呢？”她读史书看到奸邪逆乱的事情，常常掩卷愤怒叹息；看到忠孝节义之士，就钦佩仰慕不已。她常称赞唐太宗掌握了抵御外族的道理，见识谋虑高远，具有英雄气概。夫人的弟弟，可以说是世人公认的名儒，才智很高，却常常自己说不如夫人。夫人从小多病，喜爱方药和修养身体的方法，疗效很好。她跟随先公在岭外任职时，偶然迎着凉露露天睡觉，于是染上瘴疠。等到北归途中，病势危重，召来医生诊脉，医生说可以医治。她对两个儿子说：“这是在欺骗你们。”临终前一天，她命令颐说：“今天是百五日，替我祭祀父母；明年就不能再祭祀了。”夫人生于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地点是太原；卒于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地点是江宁，享年四十九岁。起初封为寿安县君，追封为上谷郡君。《巢谷传》　　　　　　　　　　　苏辙 巢谷，字元修，父亲名中世，是眉山的农家人。他年轻时跟随士大夫读书，年老后做乡里的学校教师；巢谷继承父亲的学问，虽然质朴，却知识广博。他考进士时，在京城见到应试武艺的人，心里很羡慕。巢谷一向力气大，于是放弃原来的学业，收藏弓箭，学习骑马射箭。过了很久，武艺学成，却没有考中科举。他听说西部边境多有骁勇之人，骑射和击刺的本领冠绝四方，便离开家乡游历秦凤、泾原一带。所到之处，他都同其中杰出的人交朋友；韩存宝尤其和他友善。巢谷教韩存宝兵法，两人相交如金石般坚固。熙宁年间，韩存宝任河州将领，立了功，被称为熙河名将，朝廷渐渐认为他非同寻常。后来卢州的蛮人乞弟侵扰边境，各郡都不能制服，于是命韩存宝出兵讨伐。韩存宝不熟悉蛮地的事务，邀请巢谷到军中询问。等到韩存宝获罪将被逮捕时，他料想自己一定会死，对巢谷说：“我是泾原的武夫，死并不可惜，只是妻子儿女不能免于寒冷饥饿。袋中有银子几百两，除了您没有别人可以托付来送给他们。”巢谷答应了，立即改换姓名，怀带银子步行前往，交给韩存宝的儿子，没有人知道这件事。韩存宝死后，巢谷逃避在江淮之间，直到遇到赦免才出来。我因为乡里的缘故，向来认识他，知道他有志气节操，危急时可以托付事情。我在朝廷任职时，巢谷在乡里沉浮，从没有见过我一次。绍圣初年，我因获罪贬居筠州，又从筠州迁往雷州，再迁往循州。我的兄长子瞻也从惠州再次迁往昌化。士大夫都忌讳同我们兄弟交往，平生的亲友再也没有人同我们联系，只有巢谷感慨激昂地从眉山公开宣称，要徒步来访问我们兄弟；听到的人都笑他狂妄。元符二年春正月，他从梅州寄信给我说：“我跋涉万里步行来见您，没想到自己还能活着，现在已经到梅州了。不到十天一定能见到您，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我又惊又喜，说：“这不是当今世上的人，是古代的人啊。”见面以后，我们握手哭泣，随后谈说平生经历，过了一个多月也不厌倦。当时巢谷已经七十三岁，瘦弱多病，不再是昔日的元修了。他准备再去南海见子瞻，我怜悯他年老而且有病，劝阻说：“您的心意当然是好的，但从这里到儋州有几千里，还要再次渡海，不是老年人所能做的事。”巢谷说：“我自己看着还不会马上死去，您不要阻止我。”我留他也留不住，查看他的袋子里没有几千钱；我当时又贫困，只好勉强资助他遣行。船行到新防时，有个蛮人奴隶偷了他的行李逃走，在新州被抓获；巢谷跟着他到了新州，终于因病去世。我听说后哭得失声，悔恨他不听我的话；然而也惊异于他不听我的话，却坚持实现自己的志向。从前赵襄子被困在晋阳，知伯率领韩、魏两家引水围城，城中没有被水淹没的地方只有三块木板那么高，人们悬釜烧饭，交换孩子吃，群臣都懈怠了，只有高恭没有失去做臣子的礼节。后来赵襄子采用张孟谈的计谋，三家的包围被解除，奖赏群臣时，把高恭列为第一。张孟谈说：“晋阳遭难时，只有高恭没有功劳，为什么把他列在第一位？”赵襄子说：“晋阳遭难时，群臣都懈怠了，只有高恭没有失去做臣子的礼节，我因此把他列在第一位。”巢谷在朋友的道义方面，确实没有愧对谁。高恭可惜没有遇到赵襄子，而巢谷先遇到韩存宝，后来又遇到我兄弟。我当时正和他一起杂居在南方夷地，同他共同起居出入，大概将要在那里终老。即使知道他的贤能，又还能怎样使他显扬呢？听说巢谷有个儿子名防，在湿原军中，所以写下这篇传，日后交给他。巢谷起初名为谷，等我在循州见到他时，他改名叫谷云。《孙少述传》　　　　　　　　　　林希 孙侔，字少述，世代是吴兴人。父亲孙及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简州通判。孙侔四岁时，随母亲胡氏住在扬州。母亲亲自教育他，孙侔虽然年幼，却警醒地能够自我伤感孤儿的处境，悲泣着努力学习。七岁就能写文章。长大以后，读书精熟，理解玄妙，能够领会圣人的深意，著述评论很多。庆历、皇祐年间，他和临川王安石、南丰曾巩在江淮一带齐名。孙侔起初名处，字正之。王安石自序中所说的“淮河以南有一位贤人，名叫正之，是我能够同他交朋友的人”，指的就是他。孙侔内在的操守峻峭高洁，很少赞许别人，不随便嬉笑。他居住的地方，很少有人见过他的面；不是他所友善的人，登门也见不到他，即使是邻居也不与他往来。他的论说是：“文章靠的是气。君子的气正，众人的气随。自身行为正，然后才能写成文章。所以一定要在行为中表现出来；行为不正，言语就无法取信于世。”因此孙侔的诗文严整刚劲、简约古朴，卓然出自个人，自成法度，就像他的为人一样。他曾考进士没有考中，母亲病重将死，很遗憾来不及看到他做官；孙侔呜咽着发誓，终身不再求取仕进。他把母亲安葬在苏州阳山，在墓旁结庐守墓直到服丧期满。

译过了很久，亲友劝他再次考进士，他一概不听。后来跟随哥哥孙观往来南方，哥哥死后，便客居吴门，又迁到吴兴、丹阳，再迁到真州。平日闭门读书，弹琴自娱。他体质一向瘦弱，喜欢亲自研究医方，调治药物；虽然没有传授经学、教授学生，但求学的人听到他的见解和旨意，都得到许多启发。孙侔志向节操刚强果断，不做矫揉激烈、奇异诡怪的行为，但他的气度容貌足以感动人。他所到之处，满座的人都为之肃然。看待权贵宠臣和善于钻营做官的人，神情好像把他们当作奴仆。因此不能容忍他的人大多联合起来排斥诋毁他。孙侔听说后，更加自我坚持，丝毫不屈服。所以那些憎恨嫉妒他的人，最终也都对他严肃畏惧。前宰相晏殊很称赞他的才华，知制诰唐询、刘敞、钱公辅尤其尊敬礼待他。嘉祐年间，唐询任苏州知州，上表称赞他的孝行，诏令赏赐粮食和丝帛，又推荐他说：“清廉却不苟且求名，和顺却不混同流俗，履行正道并始终坚持操守，身处卑贱却能获得安宁。”刘敞任扬州知州，论说他的贤能，认为他“居家则孝顺友爱，做官则忠诚守信，足以矫正风俗却不以违背风俗来求取声誉，足以扶持世道却不迎合世俗来满足自己”。在朝廷中求这样的人，大概就是吕公著、王安石一类的人。诏令任命他为试秘书郎、扬州州学教授。孙侔一共五次辞谢，最终都没有起身赴任。刘敞任永兴知州时，上奏请求任命孙侔为管勾安抚司机宜文字，他也因病辞免。英宗即位后，知制诏沈遘、王陶推荐孙侔以及汝阴王回、常秩三人，认为可以充任侍从，三人都被授为试大理评事、忠武军节度推官，并且试任县职；孙侔得到滁州来安县的职务，又没有赴任。熙宁三年，翰林学士韩维再次推荐他，任命他为常州团练推官，他又不接受诏命。孙侔刚停止考进士时，贫穷得无处归宿。天章阁待制王鼎把女儿嫁给他，世人多称赞王鼎能够爱惜贤才。王氏早死，孙侔又娶刘氏，生了四个儿子：暠、嵩、乔、扃；有五个女儿。孙侔本来供养自己十分俭约，家人也受他的影响。然而因为有病，每天一定要吃肉，妻子儿女却只是相对吃蔬菜。家庭内和睦融洽，安宁自如。元丰三年，授通直郎，退休。元丰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去世，享年六十六岁。有诗四千篇，杂文三百篇。哥哥孙观也有学问品行，官至太常博士。赞说：先生是天下最刚强的人，不是勉强逞强，而是只在他不肯屈服的地方刚强；只说他愿意说的，不说他不愿意说的。他独自贫穷却感到满足，独自困厄却感到快乐。观察万物，他自信而清洁自身。他以矫正流俗来实现自己的志向，终身没有做官。没有谁能像这样完整地保持德行。古人所谓求仁而得仁，说的就是先生吧？《钱一传》　　　　　　　　　　　刘岐 钱一，字仲阳，祖先世代是钱塘人，同吴越王有亲属关系。吴越王钱俶归降宋朝时，曾祖父赟随之北上，于是在郓州安家。父亲钱颢，擅长针灸医术，却嗜酒，喜欢赌博。有一天他隐姓埋名，向东逃到海上，从此没有回来。钱一当时三岁，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同胞的妹妹嫁给医生吕氏，怜悯他孤苦，收养他作为儿子。钱一渐渐长大，读书，并向吕先生学习医术。姑母将要去世时，才告诉他家世；钱一号哭请求前去寻找父亲，先后五六次，才找到父亲所在的地方。又过了几年，才把父亲迎接回来。这时钱一已经三十多岁了，乡人感慨流泪，许多人作诗歌咏这件事。七年以后，父亲因长寿而去世，钱一按照礼制安葬了他。他侍奉吕先生，像侍奉自己的父亲一样。吕先生去世后没有子嗣，钱一替他收殓安葬，服丧；又把吕先生的孤女嫁出去，岁时祭祀，都同亲生父亲一样。钱一最初凭借治疗头部疾病的药方在山东出名。元丰年间，长公主的女儿有病，召他诊治，他取得疗效，奏请授予他翰林医学，赐绯衣。第二年，皇子仪国公患抽搐病，宫中医生不能治。长公主入朝时说钱一出身民间却有非凡才能，皇帝立即召他入宫；他进献黄土汤，病就痊愈了。神宗皇帝召见他加以褒奖，又问黄土汤治愈疾病的道理。钱一回答说：“这是用土来制约水；水得到平衡，风自然就会停止。况且各位医生所治的病已经接近痊愈，只是小臣恰好促成了痊愈，希望陛下明察。”天子喜欢他的回答，提拔为太医丞，赐紫衣、金鱼袋。从此亲戚外戚和贵族之家，直到士人平民之家，希望请他诊治的没有一天间断。不少老资格的医生都无法驳难他的医论。不久他因病免职。哲宗皇帝又召他入宫值宿，过了一段时间，他再次以病辞职，皇帝赐告假，此后便没有再起任职。他本来患有羸弱之病，性情简朴随和，嗜酒；疾病多次发作，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治疗，往往都能痊愈。最后一次得病，疲惫得厉害，便叹息说：“这就是所谓周痹。周痹进入脏腑的人会死，我大概就要完了。”随后又说：“我能够把病邪转移，使病停留在末梢。”于是亲自制药，日夜服用，别人没有看到他的药方。过了不久，他的左手左脚拘挛不能使用，便高兴地说：“可以了。”又让亲近的人登上东山，查看菟丝子生长的地方，在下面举火照看；火熄灭的地方就挖掘，果然得到伏苓，大小超过一斗，于是按照方法服食。过了一个月吃完，从此虽然半身残废，但气力和骨骼坚实强健，像没有病的人一样。他退居乡里，闭门不戴帽、不穿鞋，坐卧都在一张榻上。有时阅读史书杂说；客人来了，就斟酒畅谈。兴致想要到哪里去，就让两个仆夫抬着他，出入街巷。有人邀请他去，他也不肯前往。病人每天到门前来，有的被人扶着、带着孩子，接连不断地挤满面前。近的来自邻近的村落水井，远的有时来自一百几十里之外，他都给他们药，让他们道谢离去。起初，长公主的女儿患泄泻，病得将要死去，钱一醉中说：“应该发疹，发出来就会痊愈。”驸马都尉认为不对，愤怒地责骂他；钱一不回答便退下。第二天果然出疹，驸马都尉高兴地作诗向他道谢。皇亲宗室的子弟生病，钱一诊断说：“这病不用药也会痊愈。”又回头对他的家属说：“这病将突然发作，足以惊吓人；三天以后过了午时，就会平安无事。”那家人愤怒地说：“钱一是什么医生，竟然这样贪图利益、惊动人心！”第二天果然发癫，病势很急，又召来一位医生治疗；过了三天病愈。人们问他为什么没有病症也能预知，他说：“眼睛直视而面色如火，这是心、肝一起受到邪气侵袭；午时以后是心、肝发挥作用的时候，病就会改变。”宗室王子患呕吐泄泻，医生用药温补，反而增加了喘促。钱一说：“病的根本是中焦有热，为什么还要用峻烈药物使它更加燥热？这样将会使大小便都不能通，应当用石膏汤。”王和医生都不相信，道谢后让他离开。钱一说：“不要后悔，到时候再来叫我。”两天后果然来召他；恰好钱一有事，不能及时前往，王疑惑而恼怒，派十几个人催促他。钱一到后说：“这确实是应该用石膏汤的证候。”

译最终果然如他说的那样见效。有个士人患咳嗽，面色青而有光，呼吸声声受阻。钱一说：“这是肝气侵犯肺部，是逆证。如果在秋天得这种病还可以医治，现在是春天，不能医治。”病人的家属哀求他，强迫他开药。第二天钱一说：“我的药两次泻肝，肝病却一点没有减轻；三次补肺，反而使肺更加虚弱，脸上又出现嘴唇发白的症状。按医理应当三天死亡。但能安稳进食的可以超过期限，不能安稳进食的则活不到期限；现在他还能够喝粥，过了五天便死了。有个孕妇生病，医生说胎儿将要坠落。钱一说：“孕妇由五脏传递滋养，通常六十天更换一次；如果确实能够等待月份，分别加以补益，何必一定会流产呢？”后来母子都得以保全。又有一个乳母因为极度恐惧而生病，病虽痊愈，眼睛睁开不能闭合，别人都不明白原因，便拿这件事询问钱一。钱一说：“煮郁李仁泡酒给她喝，让她醉了就会痊愈。”他解释原因说：“眼系向内连着肝胆，恐惧会使气结，胆气横逆不能下降；只有郁李仁能够去除气结，随着酒进入胆中，气结消除，胆气下降，眼睛就能闭上了。”果然如他说的那样见效。一天，他经过一位熟识的老人家，听到孩子哭声，惊讶地说：“是什么孩子的哭声？”老人说：“我家有一对双生男孩。”钱一说：“一定要仔细观察，过了一百天才能保全。”老人很不高兴，过了一个多月，两个孩子都死了。钱一开方广博通达，却不求声名。他所治疗的各种病都能通晓，并不只是儿科医生。他对书籍没有不读的；别人拘守古法，只有他能够衡量取舍、灵活运用，最终却仍然符合医法。他尤其精通《本草》，熟悉各种事物的道理，能够辨明和订正其中的缺漏错误。有人得到奇异的药物，带着疑难的问题来询问他，他一定说明这种药的产地、来历、颜色、形状和名称；退下去考查，全部符合。晚年他的挛痹病逐渐加重，嗜酒、喜欢吃寒凉食物的习惯也无法自行禁止。他自诊知道病已不可治，召集亲戚诀别，换好衣服等待死亡，享年八十二岁，死在家中。他所著的书有《伤寒论指掌》五卷、《婴孺论》一百卷。一个儿子早逝，两个孙子如今都成为医生。河间刘跂说：钱一不只是医术值得称道，他的笃实行持像儒者，他的奇特节操像侠士；施展医术却隐居不显，又像有道之人。他多次对我说：“从前我学习六气五运之说，夜里住在东平王家岭，观察气象，直到满月仍不能入睡。”如今他老了，而且将要死去，确实有些事情不在书本上；您愿不愿意抽出三十天空闲跟随我？我将把它传授给您。”我笑着推辞说做不到，此后他就不再说起。唉！这样的人，如果想再得到一个，哪里还能有呢？他死后，我听说他治病奏效的事更多了，东州人人都能谈说。我摘取其中显著的事迹，写在这篇文章中。将来史家叙述方术之士时，大概会有所考察依据。《玉友传》　　　　　　　　　　　刘岐 玉友的祖先出自后稷，取得姓氏的有九种，分出一支称禾氏；世代担任官长的子孙，又称为庾氏。有个子粲，跟随仪氏学习道家法术，法术学成后，一次呼吸可以延续千日，大寒时能够使海水凝结而不结冰，世人都把他称作神人。后来他的子孙所用的氏族名称不止一种，其中以甘氏最为显著。传了几代，有个壶公，已经成仙离去，过了一千几百年，舀取他时仍然可以不断得到。世人说他是玉友的后代。有人说壶公没有冬夏之分，隐居在壶中，却还时时往来人间。如今的玉友就是壶公。玉友为人精纯洁白而没有杂质，年轻时带着经书去舂米；方士中黄生、白水真人一见他便订交，在杵臼之间互相切磋取舍、陶冶洗练，又修习仪氏的法术，品性日益柔和，和他群居的人也都受其感化。即使住在蓬草做的房屋、用瓦瓮作窗户的简陋住所，来投奔他的人也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他只有一条头巾和一个瓢，心境却深沉安定。有好事的人有时带他一起出行，所到之处，正在饮酒的人都离席相迎，满座的人无不倾倒。等他离去后，人们思念他如同口渴思饮。平阳侯做宰相时，唯独亲近厚待他；官吏士人个个争着想进言求见，却都找不到机会。因此，旧友徐公任郎官时，对朝廷说：“这是我家中的圣人。”后来徐公离开京城前往荆楚，荆州牧把空出的斋舍用来安置玉友，让他的儿子伯雅、叔雅、季雅接受玉友的教诲。玉友曾得到董生的《春秋玉杯书》，读后高兴地说：“了解我的志趣的人，难道不就在《玉杯书》中吗？”晚年他跟随王公子来到山东，山东人听到他的名声，争相同他交往。驩河间的老人一见到他便心醉，感叹说：“我们这些人只知道饮用他的德行，却不知道称呼他的器物。”于是命史官为他占筮，得到需卦变比卦，卦辞说：“吉利，这叫三种增益；体味道的肥美，外泽内润；同冰雪相处；不是金也不是石；气味像兰花；诚信充满瓦缶；以富足惠及邻人；大概将有超脱尘俗的美好，在宴饮欢乐之间获得。”于是祝贺说：“这个人就是玉，各位能和他交朋友吗？”老人叩头称幸，为他取字玉友。起初，甘氏宗族已经很庞大，做官地位高的，有入宫侍奉太官、主持祭祀的；在州郡中，有任平原督邮、青州从事的；有的封为宜城侯、剧阳子；下至斗食丞，人数很多。其余的人散居在乡里田野，往往夸耀自己、推销自己；无论年老年幼、贤能或不肖，都可以同他们交往。倡优和下层市井之人同他们亲狎放纵，尤其严重，号称驩伯，人人都爱他们，几乎不离口。由此交往之道逐渐败坏，县官察觉以后，便制定法令，把他们的财物全部收缴来补助公家，不许把器物藏在家里。清廉的人甚至揭榜表明身份以自我区别，唯独玉友不是这样。他志趣高雅、行为奇特，门下没有杂乱的宾客；私下向众人学习，却从不在当时显露出来。这既是他本性所坚守的，也是形势使然。他开始同人交往时，好像安闲温和，内心却十分刚烈；天性醇厚纯白，始终如一，冷暖炎凉都不能改变、夺取他的操守。平日里本来很少有人能见到他，有人偶然望见他的面容，都惊讶得瞪目；等到深入体会他的话，没有不心悦诚服的。无论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凡是受到他的恩惠，都因此得到帮助，人们忘记了他的贫少。有人或许遗憾他的力量不够充满，听到后笑着说：“君子多吗？并不多。”有一天，老人坐在草堂，苍官、青士排列在堂下侍立；风清月明的美好夜晚，只有玉友和桐君在场。桐君正有高山流水的雅趣，在这时，玉友的神色更加纯粹，风采意味更加美好；两人相视，心意相通，欢喜得笑倒。老人叹息说：“平生听说高士称羲皇上人，曾经以为是空话，今天才相信是真的；只遗憾不能让陶靖节看见他们。”有个偶然相遇的客人，脸红心热，神情恍惚，像失去了自己。人们奇怪地问他：“你见到我们的玉友了吗？”客人长叹说：“我见过许多人，怀疑他不是从人间来的。”他使人如此心悦诚服。他曾亲口说：“我的老师在寅时出生，在酉时去世，所以每逢酉日我就隐身不见。”

译然而他的出仕和隐居也没有固定规律：有时他同客人谈话还没有结束，别人却又在另一个地方见到他；有时同一时间有几家都见到他。虽然人人都自称是他的好朋友，但似是而非的有十分之九；得到他一点余绪的有十分之五；真正得到他的却百人中没有一两个。至于官府、市肆以及小商贩之家，即使想见他，他终究也不前往。他在世间浮沉，没有人知道他的最终去处。太史公说：“甘氏取得姓氏已经很久了，后来分封时又以封地为姓，有中山氏、青田氏、桑落氏、乌氏、程氏、郫氏，这些都是显著的姓氏，一天天更加繁盛。”然而玉友的姓名却不显著，唯独凭德行受到称誉，这大概也是有缘故的吧。也是有缘故的吧。他时而隐身，时而出现，没有人能考察他的出仕和隐居；这同蓟子训、左元放有什么不同？他在世俗之外浮沉，乡野之人和平民士人同他忘记年齿交往，而我却不能把他献给君主，所以我评论他的事迹时，没有一次不为此叹息。露布 岭南道行营擒获刘鋹露布 岭南道行营都部署潘美、副都部署尹崇珂、都监朱宪等上奏尚书兵部：臣等听说，飞霜和迅雷，是上帝用来宣扬威势、讨伐罪人的；抚恤百姓，是圣明君主用来显示武功的。我朝仰观玄妙天象，大大开创宏伟基业，将要恢复三代的疆土，永远使天下万方的百姓安泰聚居。向西平定巴蜀，如云雷降下滋润万物的雨露；向南平定衡湘江汉，使朝见天子的水流鼓起归海的波浪。只有岭南的强悍民俗，独自凭恃偏远而苟且偷安，长久背离皇恩，不遵从声教。伪汉国主刘鋹，性情凶恶，见识本来就庸碌愚昧，把虐害当作教化风俗，把诛杀当作施政事务。设置火床、铁刷之类的刑狱，使人无法生存；设置锉碓、汤镬之类的刑罚，古来从未有过。他嫌刀锋不够锋利，便用锯子解割来任意施虐；脔割、剖杀，把一境百姓残害殆尽。百姓呼天无路，生民到哪里去申诉冤屈？众人的心都盼望君主，如同盼望明亮的太阳。我皇帝仁慈深厚，怜恤隐微的百姓，义心迫切如同救火，于是发动军队，拯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臣等上承神武，远奉圣明谋略，大军出动还不到半年，便乘胜接连平定数郡；多次遭遇战阵，没有不能扫除的敌人。刘鋹远远害怕国家倾覆，不久派人出使，起初称臣，上表详细陈述归顺之心；后来却设置骗局、隐藏奸谋，反而施行假意议和、拖延军队的计策。臣等仰承圣明旨意，不敢停留。正月二十七日，已经到达栅口，距离广州只有一天的路程。刘鋹又频繁派遣属官往来商议，渐渐没有任何凭据，显然是想故意拖延。同时在各处收到新近发布的伪汉命令和榜文，全都是纠合叛逆党徒、抗拒王师的内容。到二月四日，他果然派遣弟弟伪桢王刘保兴等，统率全国军队前来决战。臣等愤恨他反复无常，认定这是狂妄迷乱，于是结阵交锋，再次挥戈誓师。行营将士感念皇帝的抚养统御，都愿意竭尽忠诚；愤怒于逆党拒抗逞强，争先效死。八十里之内枪旗竞相前进，数万人被杀，无一幸免。随后又分派军队，径直攻取贼军营垒。刘鋹知道城池必然陷落，便要烧毁府库自焚，烈火直冲云天，比昆冈之火更加猛烈；他丢下武器，逃散在地，甘愿接受涿野诛杀的命运。刘鋹很快就被生擒，广州当时便平定了。城中原有的州官、僧道、军人、百姓等，刚刚脱离残暴虐待，全都得以保全生命；没有不感激皇帝的恩德而泪湿衣襟，向着皇都叩首的。这大概是天威远播、皇帝深谋远略的结果；平定了七十年来不守正道的国家，拯救了百万户倒悬般危急的生命。这片遥远的地方既然又长久承受日月回照般的皇恩，皇朝的福祚无疆，永远承受天地降下的庇佑。刘鋹以及伪署判六军十二卫、桢王刘保兴、太师潘崇彻、玉清宫使、左龙虎军观军容使、内太师龚澄枢、列圣宫使、六亲观军容使、内太师李托、内门使、骠骑大将军、内侍郎薛崇誉等，他们结党帮助刘鋹，合力拒抗王师；如今既已被生擒，应当一并俘获献上。臣等有幸参与军事事务，加倍为圣上的功业高兴，欢乐畅快到了极点，谨敬献露布上报。升州行营擒获李煜露布 升州行营马步军战棹都部署、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臣曹彬等上奏尚书兵部：臣等听说，天道生成万物，也不能没有雷电的威势；圣明君主统御万邦，也必然有动用干戈的战争。这是为了表明阴气惨烈、阳气舒展的道理，彰显抚恤百姓、讨伐罪人的功业。我朝开创万世基业，顺应千年运数，四海全都归入皇恩照临，八方全都纳入国土。向西平定巴、卭，恢复五千里太平之地；向南收取岭表，铲除七十年来僭越伪立的国家。皇道巍巍，越发光明；皇威赫赫，远播四方。近来因战乱，疆土分裂，历代都遇到昏暗的君主，不能开拓中原；如今遇到英明的君主，没有不能扫除的敌人。只有江南表面说要修行臣子的礼节，外表装出恭谨俭朴的样子，内心却怀有奸诈的谋略。何况李煜只是个愚昧小儿，本来没有深远谋略；辜负君亲养育之恩，听信左右奸邪之人的话，丝毫没有量力自守的打算，只怀藏欺骗上天的意图。他修缮城垒，想要固守；招纳叛逃亡命之徒，暗中萌生抗拒之心。我皇帝胸襟深广，能够包容过错，志在包容荒远之地，撤下近臣青绶，降下皇帝的紫泥诏书，委曲地显示推恩体恤的道理，使他修习入朝觐见的礼仪，希望他暂时到达宫阙，从而完全消除疑虑，表示信任，特意为他打开生路；他执迷不悟，自己走上危险的道路。托说有病不来朝见，坚决背弃顺服之道；士人百姓都怀着愤怒，而君亲仍曲意优容，只怜悯这个孽子愚昧无知，担心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朝廷多次发布明白的诏令，希望他能够自我更新，他却丝毫没有悔改觉悟之心，反而更加放纵横行的本性。事情实在不得已，才发展到用兵。大江上特意劫取长桥，精锐军队不久包围了他的叛逆营垒。皇帝陛下仍然垂下宽容之恩，始终想保全他，派他的亲弟弟从镒回去，带着皇帝的诏书，委曲抚慰劝喻，务求得到庇护，没有一点遗漏；他最终仍怀有蛇豕般的凶心，不体会天地的造化之恩。送出蜡书，便勾结叛逆寇贼；放纵凶徒，便劫掠王朝百姓。使我朝大军劳苦驻扎，超过一年。既使人神共同愤怒，又使飞禽走兽无处逃避。勇猛的将士终于争先登城，残兵败卒只能自相悲叹。臣等于十一月二十七日驱使战士一同进军，直取孤城；奸臣没有漏网，李煜在军旗之下被生擒。千里之内的阴霾顿时消散，万家百姓很快恢复安居。城中原有的官吏、僧道、军人、百姓等，长期处于偏远之地，困于暴虐政治；如今高兴地遇到平定，全都得到舒展复苏。面对天朝没有不流泪的，享受皇帝教化无不欢欣鼓舞。由此可以看出，上天帮助顺从正道，山海也知道归向；正值圣明君主临朝统治的时期，也是车轨文字统一的日子。卷起铠甲，从此兵锋永远止息，皇帝垂衣而治，帝王的福祚无穷。臣等都缺乏将帅之才，错误地掌管军务，远远承受皇帝一人的圣明谋略，幸而成就了九伐的功劳。江南国主李煜，以及伪署的群臣以下若干人，既然已经被生擒，应当一并献上。臣等欢庆时世、喜悦圣功，欢乐庆贺到了极点，谨敬献露布上报。《宋文鉴》卷一百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