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鉴卷六十
朝廷虽以乏人而欲用之，疑其奸心之不测，畏其清议之不容，卒不敢用，必用其以次者。安得人才众多而为用乎？朝廷将无人而用矣，此不可不思也。祖宗之时，辅相之材非不多也，然而进者必以其贤，退者必以其礼，去而复来，所以用之有得也。今辅相之材亦不多也，然而进之不必以其贤，退之必以其罪，去而不可来，所以用之。不足也。臣近尝建言，乞陛下许吕大防以自请罢去相位者，正为其如此。若蒙陛下许吕大防令以礼去，不唯大防得其进退之道，且掩覆其罪状，不为言者之所指摘，不为公议之所不容，使之养望于外。它日用之人，必无敢议者。设有议者，其迹以无罪而去，陛下主张之，无累知人之明矣。于是大防真有天地之赐，足称陛下眷礼之本意也。非独以安大防也，又以示后来之人，皆思以礼去职。臣愚窃谓，士不知朝廷之治体，则不足以立朝；不习国家之故事，则不足以应务。唐李徳裕谓用寒士不如公卿之世，议者以为偏论。臣廼谓之知言，盖公卿之世，耳目习朝廷之治体，练熟国家之故事。远方寒士，有不知其始末者，裕之言未为过论。太宗皇帝深达此意，始置崇文院，建秘阁，集四库书，选天下名能文学之士以为校讐官，给以见俸，食于太官，优其资秩。自选人、京官入者，始除馆阁校勘，或崇文院校书，及升朝籍乃为秘阁集贤校理，或优之则为直馆、直院、直阁。其始入而官位卑者，未得主判，且令在馆供职，改京官、升朝籍方得主判。登闻鼔检院、同知礼院之类，资任渐髙则或为吏部南曹、郡牧判官，又髙则为省府推判官，或出知藩镇，任转运、提刑。又择其久任者，或迁知谏院，预讲读，或擢为左右史，遂典词诰，或待制内阁，由此而为公卿执政，以跻台辅。远器大节，方重深厚，事业磊落，载在史册者，前后相望。外至于守士奉使，蔼然皆有风绩可观。间有不才阘茸者，叨预于其间，则指目鄙笑，不容于清议。故累朝得人，方古为盛，此实太宗皇帝忧深虑远养育之功也。熙宁执政务欲速援亲党，假此以为进人之阶，浮躁狂妄者争趋之，故有朝除校理而夕拜词掖，夕为直院而朝作辅臣。馆阁涵养之风遂至委地，士人亷耻之节靡有孑遗，既无素养。之才悉苟合士，临时选用，或非其人，左右史才，间用俗吏，以致朝廷厌薄，馆阁遽行寝罢。陛下即位以来，招贤乐善，追复太宗皇帝之政，继承列圣之业，俾复三馆职名，又诏执政大臣各举所知，召试以充其选，独不许其供职，臣愚莫知其意。窃计议者必谓昔之崇文院已改为秘书省，已有官属，则带馆阁职名者不可供职。臣愚以为崇文院之名虽改，而秘阁、集贤、昭文馆四库之书犹存。
译；他们损害了自己的节操，败坏了自己的名誉，承担了自己的过失，最终还是被疏远断绝。朝廷虽然因为缺少人才而想起用他们，却疑心他们的奸诈用心不可测，又害怕清议不能容纳他们，最终不敢起用，只得起用次一等的人。这样哪里能有很多人才供朝廷任用呢？朝廷将会到了无人可用的地步，这不能不思考。祖宗时期，辅佐宰相的人才并不是不多，然而进用他们必定因为贤能，退处他们必定合乎礼法，离去后还能够回来，所以任用人才有所收获。如今辅佐宰相的人才也并不多，然而进用他们未必因为贤能，退处他们却必定因为获罪，离去后又不能回来，所以人才的任用就不足了。臣近来曾进言，请求陛下允许吕大防自行请求罢去相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蒙陛下允许吕大防以礼离职，不仅吕大防得到了进退的正道，而且可以掩盖他的罪状，使他不受言官指摘、不被公议排斥，让他在外面培养声望。将来起用他时，必定没有人敢议论。即使有人议论，他也是无罪离职，陛下又为他作主，就不会损害陛下知人善任的英明。这样吕大防确实得到了天地般的恩赐，足以称合陛下厚待他的本意。不只是为了使吕大防安稳，也是为了给后来的人作出示范，使他们都想到应该以礼离职。臣愚昧私下认为，士人如果不了解朝廷治理政事的体制，就不足以立身朝廷；如果不熟悉国家的旧例，就不足以应对政务。唐代李德裕说，在世代皆为公卿的情况下任用寒士不如任用公卿，议论者认为这是偏颇之论。臣却认为他懂得正确的道理，因为公卿世家的人耳目熟悉朝廷的治理体制，熟练掌握国家的旧例。远方的寒士，有些不了解事情的始末，李德裕的话并不过分。太宗皇帝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开始设置崇文院，建立秘阁，汇集四库书籍，选取天下有才能、善于文学的人担任校勘官，发给现任俸禄，让他们在太官供膳，并优厚对待他们的资序和俸禄。从选人、京官中选拔进入馆阁的，开始授任馆阁校勘，或任崇文院校书；等到列入升朝官籍，才任秘阁、集贤校理，若特别优异则任直馆、直院、直阁。刚入馆阁而官位较低的，不能主持判署事务，暂且让他们在馆中供职；改任京官、列入升朝官籍后，才可以主持判署。登闻鼓检院、同知礼院之类的职位，资历逐渐提高后，有的任吏部南曹、郡牧判官；再高一些则任省府推官、判官，或出任藩镇知州，担任转运使、提刑。又选择其中任职长久的人，有的升任知谏院、参与讲读，有的擢升为左右史，于是掌管诏令文书；有的任内阁待制，由此成为公卿、执政，进而升至台辅。那些器识远大、节操高尚、方正稳重深厚、事业显赫，载入史册的人，前后相接。对外出任守令、奉使之臣，也都显然有值得称道的政绩。偶尔有不才而鄙陋的人混杂其中，就会受到指责和鄙笑，不能容于清议。因此历代不断得到人才，超过古代，实在是太宗皇帝忧虑深远、培养人才的功劳。熙宁年间执政大臣一心想要迅速援引亲党，借此作为进用人才的阶梯，浮躁狂妄的人争相趋附，所以出现了早晨任命校理、晚上就拜为词掖官，晚上任直院、早晨就成为辅臣的事情。馆阁涵养人才的风气于是完全败落，士人的廉耻节操也荡然无存，既没有平素培养出来的才能，又尽是苟且迎合之士，临时选用的人有时并不合适；左右史的职位，间或任用庸俗官吏，以至朝廷厌弃轻视，馆阁制度很快就停止了。陛下即位以来，招揽贤才、喜爱善行，恢复太宗皇帝的政治，继承历代圣君的事业，使三馆的职名得以恢复，又诏令执政大臣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召来考试以充任馆阁，却唯独不许他们在馆中供职，臣愚昧不能知道其中的用意。臣私下推测，议论者一定认为从前的崇文院已经改为秘书省，已有官属，因此带有馆阁职名的人不能在馆中供职。臣愚昧以为，崇文院的名称虽然改变了，但秘阁、集贤院、昭
既选英才，除职名而不令供职，不法太宗皇帝养才育士之深意，而徒以虚名为士大夫进取之阶，不唯义理未安，兼亦于事无补。臣愚望朝廷稽考祖宗馆阁之制，选人京官除者，且授秘省正字、校书，以比昔日之校勘。选人已有改官并供职四年，除校理指挥外，有自京官除者，亦自校书郎二年方授校理。
译文馆以及四库的书籍仍然存在。既然选取英才，只授予职名却不让他们供职，这不符合太宗皇帝深切培养人才、教育士人的本意，只是把虚名作为士大夫进取的阶梯；不仅义理上不妥，在实际事务上也没有补益。臣希望朝廷考察祖宗馆阁的制度，选人、京官中被授任者，暂且授予秘书省正字、校书郎，以比照过去的校勘。选人已经改官并供职四年的，除按校理任命的指挥办理外，其中从京官授任的，也应先任校书郎二年，才授任校理。
已升朝者得兼寺监职事，以比昔日之主判，由此渐进以歴省府，与旧帯职之人并令入馆供职，依旧食于太官，磨以歳月，使多士知陛下育才之意，庶几优游议论，渐知朝廷之治体，羣居讲习，以议国家之故事，防耻清议，去而复还，馆阁素风坠而复振。朝廷自后用人不乏实才，将以成太平之业。臣愚以为自此为始，惓惓之意，惟陛下采择。臣愚不胜幸甚。请诏有司讲防商贾利病。王岩叟伏以祖宗盛际，四方之商贾交出于涂，而万货无所滞，公私共享其利，优游乎丰乐而不自知。其后利专于公上，商贾为之不行，通都防邑至有寂寞之叹，非独商贾之患也，而上下均受其▯。陛下即位之始，首发徳音，废导洛，罢市易，还民衣食之源，以惠养困穷，人人防福如遂，更生。有司固无复争利之端矣，然二年于今不为不乆，商贾犹病乎不通，而国家未获其益，何也？必法有蔽于中，而讲之未尽其术也。伏望特诏有司，深防利病，以通天下之商贾，下以裕百姓，而上以资县官，庶防人物熙然复及祖宗之盛，臣愚不胜区区。请广言路，参用四方之士。王岩叟臣以谓天下之事，度而知之，不如耳闻其説；耳闻其説，不如目覩其真。今四海之大，万里之逺，民情之利害，不可以防言；风俗之美恶，不可以凡举；人材之贤不肖，不可以互知。窃以陛下所赖以察四方之事、达四方之情者，言路数人而已。而专用一方之人，非所以广聪明于天下也。臣愿陛下常于言路参用四方之士，天下幸甚。请复内外官司举法官 王岩叟臣窃以人得于表里不疑则可任事，出于上下相应则易成。其诸府之辟召，羣司之表举，所以不可废也。自辟举之法罢，而用选格，可以见功过，而不可以见人材。中外患之，于是不得已而有踏逐、奏差、申差之格。踏逐者，隂用举官之实，而明削同罪，而非善法也。选才荐能而曰踏逐，非雅名也。必当择人之地，而不重用之之道，非深计也。委人以权，而不容举其所知，非通术也。臣伏望圣慈，特赐指挥，复内外官司举官法，以畅公议。请诏执政裁抑三省人吏侥幸，王岩叟。臣伏以朝廷之▯，莫甚于容侥幸以养蠧，尚姑息以惠奸，不治其源而立法于下流，法愈烦而▯愈多，非计之得也。今天下皆曰侥幸之甚者，莫如三省之胥史，嵗累优秩，月享厚禄，日给肉食，春冬有衣，寒暑有服，出入乗官马，使令得营卒，郊礼霑赐赍，又许有服亲入为吏，如士大夫任子，无以异而曽不限年，得禄尤早，其为恩幸可谓厚矣。言其供职事，则一月之间或仅逾两旬，一日之间常不满半日，其为勤劳可谓薄矣。防检诸司文字差错，乃是职分当然，何至字字论功，日日计赏，或升名次，或减磨勘，或添料钱，或支银绢，以彼易此，有如已物。又每遇朝廷举动一事，曽行过一纸文书，则复妄叙劳能，别希恩泽。如近日二王出居外第，省吏有何辛苦，而亦要功以冒赏？推此一端，余皆可见。臣不知平居禄赐优厚，将焉用之？其为侥幸可谓甚矣。此盖前来宰执以姑息相承，养之至此，卖朝廷之恩以买誉，结左右之爱以固权，何尝以谨严纪纲为事，澄清根本为心哉？故议者以为庙堂之上，为天下百姓理防▯事则少，与省中吏人行遣滥恩则多。静而察之，非虚语也。伏望圣慈，特赐勑厉执政大臣，裁抑侥幸以除蠧，杜絶姑息以戢奸，弃近例禁换法，复讲治平以前条格，循用之，庶可以肃百司而正四方。请依旧法赈济，免河北贷粮出息。王岩叟臣伏以救灾防患，惟恐有所不至，以伤其仁，先王之用心也。随施以有求，乗危以论利，盖不忍焉。臣按祖宗赈济旧法，灾伤无分数之限，人戸无等第之差，皆得借贷，但令随税纳元数而已，未尝有息也。故四方之人霑惠者普，衔恩者深。郡县仓庾以陈易新者多。其后刻薄之吏隂改旧法，必待灾伤放税七分以上，方许贷借，而第四等以下方免出息，殊非朝廷本意。縁灾伤放税，多是监司以聚敛为急，威胁州县，州县又承望风防，不复体心。朝廷以灾伤的实分数余放，若放及七分者，灾伤已是十分，况少肯放及七分，又六分之与七分相去几何，毫厘之间，何以辨别？幸而得为七分，别有借贷；不幸而为六分，则无借贷。但系检灾官吏一言之髙下，而被灾百姓幸不幸相远如此，不可不察也。三等而上，均为赤子，均遇天灾，岂容因灾偏令出息？计其所得则甚少，论其所损则实多，乖陛下平一之心，亏朝廷光大之施。臣乞复如旧法，不限灾伤之分数，并容借贷，不拘民戸之等第，均令免息，庶防圣泽无间，感人心于至和，天下幸甚。如允臣所奏，其河北京西淮南等路昨来水灾州县，乞先次指挥施行。请罢三舎法 王岩叟
译已经列入升朝官籍的，可以兼任寺监职事，以比照过去的主判；由此逐步升迁，历任省府官职，与过去带馆阁职名的人一同进入馆中供职，仍按旧例在太官供膳，经过岁月磨炼，使众多士人了解陛下培养人才的用意。这样或许可以从容议论，逐渐了解朝廷治理政事的体制，聚集在一起讲习，讨论国家的旧例；使士人顾惜廉耻、重视清议，离去的人还可以回来，馆阁素来的风气就能失而复振。朝廷以后任用人才不会缺少真正有才干的人，将由此成就太平事业。臣愚昧地认为应当从此开始，臣的恳切心意，只有请陛下采纳选择。臣不胜荣幸。请下诏让有关部门研究商贾的利益与弊病。王岩叟 臣恭敬地认为，祖宗盛世时，四方商贾交相出行于道路，各种货物没有滞留，公家和私人共同享有其利益，安闲地处在富足欢乐之中而自己还没有察觉。后来利益专归公家，商贾因此不能流通，交通便利的大都市和州县甚至有寂寞冷落的叹息；这不只是商贾的忧患，上下各方都同样受到弊害。陛下即位之初，首先发布德音，废除导洛工程，停止市易法，归还百姓衣食的来源，用来惠养困穷之人，人人都感到福气仿佛已经实现，像获得了新生。有司本来不应再有与民争利的端绪了，然而到现在已经两年，并不能说不久，商贾仍然苦于流通不畅，国家也没有得到利益，这是什么原因呢？一定是法令在实行中有所弊塞，而研究调整时还没有穷尽其中的方法。臣希望陛下特地下诏给有关部门，深入考察其中的利弊，以疏通天下商贾的流通；对下使百姓富裕，对上使国家获得资助，或许人物商货都能兴盛，恢复到祖宗时期的盛况。臣愚昧而诚恳地提出这一请求。请拓宽言路，参用四方之士。王岩叟 臣认为，天下的事情，即使推测衡量而了解它，也不如亲耳听到有关的说法；亲耳听到说法，也不如亲眼看见真实情况。如今四海这样广大，万里这样遥远，百姓生活的利害，不能仅凭几句话了解；风俗的好坏，不能一概而论；人才的贤能与不肖，也不能彼此全都知道。臣私下以为，陛下所依靠来考察四方事务、通达四方民情的，不过是言路上的几个人罢了。如果专门任用一个地方的人，就不是向天下广泛扩充耳目和聪明的办法。臣希望陛下在言路官中经常参用四方之士，天下幸甚。请恢复内外官司举荐法官的制度 王岩叟 臣私下认为，任用一个人，如果内外都没有疑虑，就可以交给他办理事务；如果上下相互呼应，事情就容易办成。各府的辟召、各部门的表举，正是不能废除的原因。自从辟举之法废止以后，只按选格任用，可以看见功过，却看不见人才。朝廷内外都对此忧虑，于是不得已设置踏逐、奏差、申差等格式。所谓踏逐，实际上暗中采用举官的办法，表面上却删去共同承担罪责的名义，并不是好的制度。选拔人才、推荐能者，却称为踏逐，不是雅正的名称。应当选择人才的地方，却不重视任用人才的办法，不是深谋远虑。把权力交给别人，却不允许他举荐自己所了解的人，不是通达的办法。臣希望陛下施恩，特地下达指挥，恢复内外官司举官的法令，以畅通公正的议论。请下诏让执政大臣裁抑三省吏人的侥幸待遇 王岩叟 臣恭敬地认为，朝廷的弊病，没有比容许侥幸以养成蛀虫、崇尚姑息以便利奸人更严重的了。不治理根源，却只在下游制定法令，法令越繁琐，弊病越多，这不是好的办法。如今天下都说，侥幸最严重的莫过于三省的胥吏。他们每年累积优厚的官秩，每月享有丰厚的俸禄，每天供给肉食，春冬有衣，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马，使唤可以役使营卒，郊礼时沾受赏赐，又允许有服亲属入朝为吏，和士大夫任用子弟没有差别，而且还不限制年龄，因而很早就能取得俸禄，他们所受的恩幸可以说非常优厚了。说到他们供职办事，一个月中有时只超过二十天，一天之中通常还不到半天，他们所付出的劳苦可以说非常少了。检查各部门文书的差错，本来就是他们职分内当然的事，何至于一字一字地论功，每天计算赏赐，有的提升名次，有的减少磨勘年限，有的增加料钱，有的支给银绢，把这些本来属于职责的事情换成赏赐，好像都是自己的东西。又每逢朝廷举行一项行动，曾经办理过一纸文书，便又妄自叙说劳能，另外希求恩泽。比如近日二王出居外第，省吏有什么辛苦，却也要邀功而冒领赏赐？由这一件事推究，其他事情都可以看见。臣不知道平日里已经享有这样优厚的俸禄赏赐，还要把它们用来做什么？他们所受的侥幸待遇可以说太过分了。这大概是因为从前的宰执相互沿袭姑息的做法，把养成他们发展到这种地步；出卖朝廷的恩典来换取名誉，结交左右近臣的爱护来巩固权力，哪里曾把严谨整饬纲纪作为要务，把澄清根本作为心愿呢？所以议论者认为，朝廷之上，为天下百姓治理弊病的事情少，向省中吏人滥施恩典、办理差遣的事情多。静下心来考察，这并不是虚妄之言。臣希望陛下施恩，特赐敕令告诫执政大臣，裁抑侥幸以除掉蛀虫，杜绝姑息以收敛奸邪，抛弃近来的成例，禁止随意更换法令，重新讲求治平以前的条格，依旧实行它们，这样或许可以整肃百官、端正四方。请依照旧法赈济，免除河北借粮的利息。王岩叟 臣恭敬地认为，救济灾害、预防祸患，只怕做得有所不到而损伤仁德，这是先王的用心。随着灾害施加救济，却乘人危急来计较利益，是先王所不忍的。臣考察祖宗赈济的旧法，灾情没有等级分数的限制，百姓也没有户等的差别，人人都可以借贷，只让他们随着缴纳赋税归还原数罢了，从来没有利息。所以四方百姓受到的恩惠广泛，含受的恩德深厚，郡县仓库中以陈粮换新粮的事情也多。后来刻薄的官吏暗中改变旧法，必定要等灾情达到减免赋税七分以上，才允许借贷；而且只有第四等以下的户口才免除利息，这完全不是朝廷的本意。由于灾情减免赋税的比例，多是监司把聚敛财利放在首要位置，威胁州县，州县又迎合上意，便不再体察实情。朝廷按照灾情的确实程度，分出等级来减免赋税；如果减免达到七分，灾情已经是十分严重了，何况很少有官员肯减免到七分？再说六分和七分相差多少，只在毫厘之间，凭什么辨别？幸运地评为七分，就另有借贷；不幸地评为六分，就没有借贷。只是取决于检验灾情的官吏一句话高低，受灾百姓的幸与不幸却相差如此悬殊，不能不加以察看。第三等以上的百姓，都是同样的赤子，同样遭遇天灾，哪里容许因为灾害而偏偏让他们承担利息？计算所得的利息其实很少，谈到造成的损害却实在很多，这违背了陛下公平一体的心意，也损害了朝廷广大的施惠。臣请求恢复旧法，不限制灾情的分数，凡是百姓都允许借贷，不拘户等，一律免除利息，这样或许能使圣恩没有间隔，使人心感受到最和谐的恩泽，天下幸甚。如果允许臣的奏请，河北、京西、淮南等路近来遭受水灾的州县，请先下达指挥施行。请废除三舍法 王岩叟
右臣伏以法有为名则美，而行之则难；事有用意则良，而施之则戾者，三舎是也。故自三舎之法立，虽有髙材异行，未见能取而得之，而犇竞之患起。犇竞之患起，而贿赂之私行；而狱讼之端作。狱讼之端作，而防猜之禁繁。博士劳于簿书，诸生困于文法，非复浑然养士之体，而庠序之风或防乎息。此识者之所共叹也。臣窃谓庠序者，所以萃羣材而乐育之，以完其志业，养其名誉，优游舒徐以待科举者也。不必科举之外，别开进取之多歧，以支离其心而激其争端，使利害得失日交战于胸中，损育徳养道之淳意，非所以敦教化成人材也。臣愚乞鉴已然之▯，罢三舎志，开先生弟子不相见之禁，示学士大夫以不疑。讲肄之余，止以公私试第髙下，如昔时自足以奬材气而厉风声，使多士欣欣于从学，则上庠宜复有雍容乐易之美，为四方矜式矣。乞下礼部及司业博士共议其当。请罢试中断案人入寺 王岩叟臣闻维天下之势者，存乎法；持天下之法者，存乎平。权之而后行，议之而后用。使不失其平者，存乎其人。当张释之为廷尉，人有盗髙庙坐前玉环者，奏当弃市。文帝大怒曰：“吾属廷尉者，致之族而以法奏之。”释之谢曰：“今盗髙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抷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乃许廷尉。臣以谓此不出于法之文，而出于一时议论，能推明轻重之意以释上心，而使天下后世莫不称其当。由是言之，廷尉之选，其当忽哉？臣伏覩祖宗时，审刑、大理长官及其僚属，皆择天下君子长者，通物情、知义理者以为之。其用心平，其持议不阿，其知思足以讲明法之微意，而必与情称，故天下号无寃民。以今望之，其遗风余徳，犹释之之在汉也。后专尚刑名法术之学，而惨刻之吏多在此选，议事不原于法意，论刑不本于人情，执文以致罪，顺防以成狱，不知先王明慎钦恤之心，而复辅之以经术，申之以道徳故愈务而愈远，愈严而愈戾。试以断案巧则巧矣，然不足以得正人，而足以得狡吏。委理卿独举专则专矣，然不足以任至公，而足以得偏见。臣愚伏乞检会旧大理举官法，及讲祖宗置审刑院、大理相持并行之初意，今后罢试断案人，则释之之徒将自为陛下用，稍复刑措之治，天下幸甚。
译臣恭敬地认为，有的法令名义上美好，实行起来却困难；有的事情用意良善，施行起来却产生乖戾的后果，三舍法就是这样。因此自从三舍法建立以来，虽然有高才异行的人，却没有看见能够凭此选拔出来的，反而产生了奔竞钻营的弊病。奔竞钻营的弊病产生，贿赂的私下交易便实行起来；贿赂盛行，诉讼的端绪便出现；诉讼出现，互相猜疑的禁令便繁多起来。博士忙于簿书，各位学生困于文法，已经不再是浑然培养士人的体制，学校的风气也几乎因此消失。这是有识之士共同叹息的事情。臣私下认为，学校是用来聚集各种人才、愉快地培养他们，使他们成就志业、养成名誉，从容舒缓地等待科举的地方。不必在科举之外另开许多求取进身的途径，使他们的心志支离破碎、激发争端，让利害得失天天在胸中交战，损害培养德性、涵养道义的淳厚本意；这不是敦厚教化、造就人才的办法。臣愚昧地请求陛下鉴察已经出现的弊病，废除三舍法，解除先生和弟子不得相见的禁令，以此向学士大夫表示不疑。讲习之余，只按照公试、私试的等第高下，如同过去一样，足以奖励才气、激励风声，使众多士人欣然从学；这样太学就应当重新具有雍容和乐的美好风气，成为四方仰望效法的榜样。请求下令礼部以及司业、博士共同讨论这件事是否合宜。请废除考试断案人员入寺的制度 王岩叟 臣听说，维系天下形势的在于法令，掌握天下法令的在于公平。衡量之后才实行，议论之后才采用；使法令不失公平，关键在于任用什么样的人。当张释之担任廷尉时，有人偷盗高庙座前的玉环，奏请判处弃市。文帝大怒说：“我把这件事交给廷尉，是要把他灭族，你却只按法律上奏。”张释之谢罪说：“如今偷盗高庙器物便灭族，假如万分之一的类似情况发生，假使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又将依据什么法律加罪呢？”文帝这才同意廷尉的判决。臣认为，这不是从法令条文中推出来的，而是出于一时的议论；张释之能够推明轻重的意义来解除皇上的疑虑，使天下后世没有不称道其判决恰当的。由此说来，廷尉的选任哪里可以忽视呢？臣恭敬地看祖宗时期，审刑院、大理寺的长官及其属官，都选择天下正直厚道、通晓人情、明白义理的人担任。他们用心公平，持论不偏不阿，智慧和思考足以阐明法律隐微的本意，并且一定与实际情理相称，所以天下都称没有冤民。以今天的情况来看，祖宗遗留下的风范和德泽，仍然像汉代张释之在世一样。后来专门崇尚刑名法术之学，残酷刻薄的官吏多被选入这一职位；议事不探究法律的本意，论刑不依据人的实际情状，拘泥条文而定罪，顺着案情表面而成狱，不懂得先王明察、谨慎、敬畏刑罚、怜悯囚犯的用心，又不以经术辅佐、以道德申明，因此越是用力，距离本意越远；越是严酷，结果越乖戾。通过考试来判断案件，技巧固然巧妙，却不足以选得正直之人，反而足以选得狡猾的吏员。把司法事务交给理卿专门推举，专门固然专一，却不足以任用最公正的人，反而足以得到偏颇的见解。臣愚昧地请求查考过去大理寺举官的法令，并讲求祖宗设置审刑院、与大理寺相互牵制而同时运行的初衷；今后废止以断案考试取人的办法，这样张释之一类的人才将会自愿为陛下所用，逐渐恢复刑罚简省、天下安定的治理，天下幸甚。
论堂除之▯ 刘安世臣闻非至简不足以待天下之繁，非至静不足以制天下之动。故荀卿有言曰：“论一相以兼率人主之职也。”又曰：“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嵗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推此言之，则人主择辅臣，辅臣择庶长，庶长择僚佐，以次选论，不容虚受。是以所受愈隆而所择愈简，所择愈简而所得愈多。此尧舜三代之君所以垂衣拱手，不烦事诏而天下晏然以治者，用此道也。秦汉以来，官失其守，居宰相之位者，或不知其任在庶长之列者，或不守其职，因循至今，流▯日积。臣请为陛下详言之。昔魏晋已后，采择庶官多由选部，故晋之山涛为吏部尚书，中外员品，往往啓授。宋以蔡廓为吏部尚书，黄散已下皆得自用，廓犹以为薄已，遂不之官。唐制五品以上，宰相商议奏可以除拜者，则以制勑命之；六品以下则吏部铨材授职，然后上言，诏防画闻，无所可否，谓之防授。开元中，吏部置循资格限，自起居遗补及御史等官，犹并列于选曹。其后幸臣专朝，旧典失序，故陆贽抗论，以谓舍朝佥而重已权，废公举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于时宰之意者，则莫致焉。此乃唐之▯风，不可不革也。臣伏见近来堂除差遣，多取吏部之阙，不问职事之轻重，才品之优劣，为人择官，殊失大体。如承议郎王续堂除管勾左厢公事，承奉郎刘敦夫堂差权河南知録，若此之类，名品至卑，吏部选差固不乏使，何烦廊庙一一简求？臣恐三省之事日益纷纭，执政大臣汨于细务，则朝廷安危之至计，礼乐教化之大原，使天下囘心而向道者，将何暇以及之矣？然则岂所以称陛下图任老成，委注辅弼之意哉？伏望圣慈明勅三省别议立法，今后除两制台省寺监长贰以上，并诸路监司、濒河并边郡守之类，所系稍重者，令依旧堂除外，其余一切归之吏部，所贵执政。事简，得以留心于远业，而选部不至失职，渐复旧制，取进止。请戒约传习异端 朱光庭臣窃以天覆于上，地载于下，人位于中，三才一贯，纯粹不杂。有圣人作，因天叙而惇五典，因天秩而庸五礼，因天命而章五服，因天讨而用五刑，然后三纲五常立，而万事咸治。圣人为能以皇极之道弥纶辅相于其中，故天下无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此极盛之治，后世无以复加也。不幸三代既还，王道不振，黄老杂之于前，释氏乱之于后。黄老之术主于清净虚无，世惑犹浅，唯是释氏最为大惑，人无贤愚皆被驱率。髙明之士则沉溺于性宗，中下之材则纒缚于轮囘，患浅之俗则畏惧于祸福，甚可怪也。圣人曰：「天命之谓性」，儒者当尽而后知，苟不务知此而求他，可乎？圣人曰：「未知生，焉知死」，儒者当穷理而后知，苟不务知此而求他，可乎？圣人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儒者当视履而后知，苟不务知此而求他，可乎？圣人言行布在方册，明如日星，可师可法。今士大夫被儒者服，当法师圣人言行，而乃自暴自弃，区区奔走从事异端。古者学非而博，在四诛而不以听，今之弃先圣之言，从异端之学，无乃学非而博者乎？岂可以不禁之也？学官教多士以礼义，礼官正朝廷之典礼，若习异端，尤当深责。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重其有别。今之士大夫与民庶之家妇女，恣入寺门，败坏风俗，莫此之甚，此不可以不禁也。臣访闻今月二十日，相国寺惠林院长老开堂，衣冠大集，座下听法者曲拳致恭，环拜致礼，无所不尽。在无知軰不足责，其士大夫皆弃吾道，不知自重，如此不可以不责也。臣昨日上章，乞诏执政诘问今月二十日于相国寺长老座下听法，臣寮乞行勑戒，令后更不得造其门，传习异端。及学官礼官前日亦曽诣门听法者，已上违经畔礼之罪，仍乞今后应士大夫与民庶之家妇女，并不得入寺门，明立之禁。臣所以为陛下力言者，方圣明在御，俊乂满朝，当尊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以致太平，而不当纵异端之术以惑天下。伏望圣慈，特赐睿断施行。请用经术取士 朱光庭臣窃以圣朝用经术取士，冠越前代，止是不当专用王安石之学，使后生习为一律，不复穷究圣人之蕴，此为失矣。若谓学经术不能为文，须学诗赋而后能文，臣以为不然。夫六经之文，可谓纯粹浑厚，经纬天地，辉光日新者也。今使学者不学纯粹浑厚辉光六经之文，而反学雕虫篆刻童子之技，岂不陋哉？其非圣朝之美事。臣近已上封事论列，今再具以经术取士之法，约归义理之文，条列于左。一、第一场试诸经大义六道，乞令每人各治二经，每经各试大义三道。仍须先本注疏之説，或注疏违圣人之意，则先其注疏所以违之之説，然后断以己见及诸家之説。以义理通、文采优者为上，义理通、文采粗者为次，义理不通，虽有虚文，不合格。
译论堂除的弊病 刘安世 臣听说，不极其简约，就不足以应对天下的繁杂；不极其安静，就不足以控制天下的动荡。因此荀卿说：“论定一位宰相，就是要让他兼负统率众人和辅佐君主的职责。”又说：“宰相评议、排列百官的长官，总揽百事的听断，年终把治理成功的情况奉告君主。”推究这些话，君主选择辅臣，辅臣选择各部门长官，各部门长官选择僚佐，依次选拔评议，不能让人徒然接受职位。因此，所授职位越尊贵，选择就越简慎；选择越简慎，所得人才就越多。这就是尧、舜以及三代的君主垂衣拱手、不烦劳于政令，而天下安然得到治理的原因，他们采用的正是这种办法。秦、汉以来，官职失去了本来的职责，居于宰相职位的人，有的不了解自己的职责在于统领各部门长官，有的不能守住职分，因循至今，弊病日益积累。臣请为陛下详细说明。过去魏、晋以后，选取庶官多由选部负责，所以晋代山涛任吏部尚书时，朝廷内外官员的名额品秩，往往都由他启奏授予。宋代以蔡廓为吏部尚书，黄门侍郎、中书侍郎以下的官员都可以自行任用；蔡廓还认为权力太轻，竟然不肯就任。唐代制度规定，五品以上官员，宰相商议后奏请可以任命的，就用制书、敕书任命；六品以下则由吏部考量人才、授予职位，然后上奏，诏令只表示画可听闻而不加可否，叫作“拟授”。开元年间，吏部设置按资历循序升迁的限制；从起居郎、遗补以及御史等官，仍然一并列在选曹之中。后来宠臣专擅朝政，旧有典制失去秩序，所以陆贽抗言说：舍弃朝廷公议而加重自己的权力，废除公正荐举而施行私人的恩惠，这是使各级官员如果不出于当时宰相的意旨，就没有办法得到任用。这就是唐代的弊病风气，不能不改革。臣恭敬地看到，近来堂除差遣，多数取用吏部的空缺，不问职事的轻重、人才品级的优劣，只为某个人选择官职，实在丧失了大体。例如承议郎王续由堂除任管勾左厢公事，承奉郎刘敦夫由堂差权任河南知录；像这类人，官名品级极低，吏部选差本来并不缺少可以任用的人，何必烦劳朝廷一一挑选寻求呢？臣恐怕三省的事务会越来越纷杂，执政大臣沉溺于琐碎事务，那么关系朝廷安危的长远谋划、礼乐教化的大根本，以及使天下回心转意、归向正道的事情，将哪里有空闲顾及呢？这样难道符合陛下谋求任用老成之士、委托和任命辅弼大臣的心意吗？臣希望陛下施恩，明令三省另行议定立法：今后除两制、台省、寺监长贰以上，以及各路监司、临近河流和边境的郡守等关系稍重的职位，仍依旧由堂除任命外，其余一概归吏部办理，这样才可使执政大臣事务简少。能够把心力留在长远事业上，而选部也不至于失职，逐渐恢复旧制，请陛下裁决。请告诫并约束传播、学习异端 朱光庭 臣私下认为，天在上面覆盖，地在下面承载，人处于天地之间，三才一贯，纯粹而不混杂。有圣人兴起，依据上天的条理敦厚地施行五典，依据上天的秩序恰当地施行五礼，依据上天的命令彰明五服，依据上天的讨伐而施行五刑；这样以后，三纲五常建立，万事都得到治理。圣人能够用皇极之道在其中弥合贯通、辅佐治理，所以天下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种物不得其所；这是极盛的治理，后世无法超过。不幸三代以后，王道不振，黄老之学先杂入其中，佛教又在后来扰乱它。黄老之术以清静虚无为主，世人受到的迷惑还浅；只有佛教造成的迷惑最大，人人无论贤愚都被它驱使引导。高明之士便沉溺于佛教的性宗，中等以下的人才被轮回之说束缚，见识浅陋的俗人则畏惧祸福，这实在非常奇怪。圣人说：“上天所赋予的叫作性。”儒者应当穷尽探究它然后才会明白，如果不致力于了解这个道理而去寻求其他东西，可以吗？圣人说：“连生都还不了解，怎么能了解死？”儒者应当穷究事理然后才会明白，如果不致力于了解这个道理而去寻求其他东西，可以吗？圣人说：“顺从正道就吉祥，违逆正道就凶险，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儒者应当考察自己的行为然后才会明白，如果不致力于了解这个道理而去寻求其他东西，可以吗？圣人的言语行为都记载在典籍中，明亮如日月星辰，可以作为老师，可以作为法则。如今士大夫穿着儒者的服饰，本应效法、师法圣人的言语行为，却反而自暴自弃，专心奔走于异端之事。古代学习非正之学而又广泛涉猎的人，列在四种应诛之人中，不能听任其发展；如今抛弃先圣的言语，学习异端之学，岂不是学习非正之学而又广泛涉猎的人吗？难道可以不加禁止吗？学官教导众多士人学习礼义，礼官端正朝廷的典礼，如果他们学习异端，更应当严厉责罚。古代在道路上行走，男子从右边走，妇女从左边走，重视男女有别。如今士大夫以及百姓家的妇女，任意进入寺院，败坏风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不能不禁止。臣听说本月二十日，相国寺惠林院的长老开堂说法，衣冠士人聚集一堂，座下听法的人弯曲身体表示恭敬，环绕跪拜行礼，没有什么礼节不做到。那些无知的人不值得责备；其中的士大夫却都抛弃我们的道理，不知自重，这样的人不能不责罚。臣昨天上章，请求诏令执政大臣查问本月二十日在相国寺长老座下听法的人，臣僚请求施行敕令告诫，命令以后不得再到他们门下，传播学习异端。至于学官、礼官前些日子也曾到门下听法的人，已经犯了违背经书、背叛礼法的罪，还请求今后凡士大夫以及百姓家的妇女，都不得进入寺院，明确设立禁令。臣之所以为陛下极力进言，是因为圣明的君主正在执掌朝政，贤俊之士充满朝廷，应当尊奉我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以达到太平，而不应放纵异端之术来迷惑天下。臣希望陛下施恩，特赐圣明裁断施行。请用经术取士 朱光庭 臣私下认为，本朝用经术取士，超过前代；只是不能专门采用王安石的学说，使后辈学习成一个模式，不再穷究圣人的深意，这就是失误。如果说学习经术不能写文章，必须学习诗赋以后才能作文，臣认为不是这样。六经的文章，可以说纯粹浑厚，能够经纬天地，光辉像太阳一样日日更新。如今使学习者不学习六经纯粹浑厚、光辉日新的文章，反而学习雕虫篆刻的儿童技艺，难道不是浅陋吗？这不是圣朝的美事。臣近来已经上密封奏章论述此事，如今再次拟定用经术取士的办法，约束归于义理之文，分条列在下面。一、第一场考试各经大义六道，请规定每人各自研治二经，每经各考大义三道。还必须先依据本经注疏的说法作答；如果注疏违背圣人的本意，就先说明注疏为什么违背圣意，然后再用自己的见解以及诸家的说法作出判断。义理通达、文采优美的列为上等；义理通达、文采粗疏的列为次等；义理不通，即使有空泛文辞，也不合格。
一、第二场试《论语》《孟子》大义四道，论、孟各两道。考试之法与经义同。一、第三场试论一道，乞于荀子、扬子、文中子、韩吏部、文中出题。一、第四场试策三道，内两道乞问歴代史，一道时务。省试五道，三道乞问歴代史，两道问时务。右臣之所陈，欲令天下学者不失宗经，知根本之学，不专用王安石之凿説，各以己见，诸家之説，穷圣人之蕴，履之为事业，发之为文章，下之所以修身，见于世；上之所以敛材，置之用，皆不失道。此臣所以区区为朝廷力言也。伏望圣慈察臣管见，如或可采，特赐主张施行。
宋文鉴巻六十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六十一宋 吕祖谦 编奏防请留安焘 王 觌臣窃闻同知枢密院安焘家居请郡，臣愚不知圣意之所在，将听其去邪？不听其去邪？臣伏见安焘与李清臣，其才能皆无足以过人者。当蔡确、韩缜、章惇、张璪当国用事之际，焘、清臣惟务顺从，不能有所建明。方是时，不惟确、缜、惇、璪为可去，而焘、清臣亦可去也。然谏官、御史交章列疏，具言确、缜、惇、璪之恶，而罕及焘、清臣者，盖知蠧政害物之根本惟在确、缜、惇、璪，而焘、清臣本非为恶之人，虽务顺从，其情可恕，故言虽或及而不力也。昨者清臣自尚书右丞除左丞，论者谓清臣虽序迁，而常才不可以更有进擢，臣之説亦如是也。焘自同知枢密院除知枢密院，论者以谓焘从执政不列，而直出门下侍郎之上，超躐太甚，臣之説亦如是也。盖其时确、缜、惇、璪未尽去，小人之党方炽，得全才重徳之人进为辅相，以肃清邪党，而焘、清臣素乏骨鲠之誉，无足頼者，然言者犹止欲朝廷之不更升迁而已，未尝欲陛下逐而去之也。今确、缜、惇、璪皆已罢黜，邪党既清，先帝之旧执政惟焘、清臣在焉。陛下若遂听其去，则过甚矣。盖焘若去，即清臣迹亦不安，而复须求去，其势然也。臣向论缜、璪奸邪累防，陛下宣谕欲存留旧人，此圣度髙远，过于常情万万。然缜、璪奸邪显著，势不可留以害政，故终为众论之所不容。陛下必欲留旧人，焘、清臣可留也。焘、清臣虽常才，而留之无害于圣政，去之有损于国体，此公论也。臣窃见言事臣僚惟务以弹劾为事，今焘之求去，彼虽或知其留之为便，而不少肯为陛下言者，避嫌疑也。臣不敢以嫌疑之故不尽忠于陛下，惟圣慈详酌。请禁絶登科进士论财娶妻。丁隲。臣窃闻近年进士登科，娶妻论财，全乖礼义。衣冠之家，随所厚薄，则遣媒妁往返，甚于乞丐。小不如意，弃而之它。市井驵防，出捐千金，则贸贸而来，安以就之。名挂仕版，身被命服，不顾亷耻，自为得计，玷辱恩命，亏损名节，莫甚于此。陛下上法尧舜，旁规汉唐，开广庠序，遴择师儒，自京师以逹天下，教育之法，远过前古。而此等天资卑陋，标置不髙，筮仕之初，已为汚行，推而从政，贪墨可知。臣欲乞下御史台，严行觉察，如有似此之人，以典法从事，庶防惇厚风教，以惩曲士。请下御史台体访小人造作谤议，丁，隲。臣窃闻近有小人多兴谤议，密相传报，惊动中外之听。或虚称朝廷升黜臣僚，或妄言台谏官非意弹斥百官。或又致奸言以厚诬近臣，或造为恶名以玷辱多士，如五鬼十物之类是也。其实出于被罪流落之人，私挟喜怒，隂遣子弟门人出入朋比，互为声援。上则欲惑乱君臣，以成疑似之祸；下则欲离间同心，转相猜忌，以隳久大之业。此其用意岂浅哉？不可不察也。昔唐穆宗之时，有八闗十六子之説，为后世讥笑。今二圣居上，区别善恶，进贤退不肖，元首股肱，夙夜孜孜，励精求治，惟恐不及。非有穆宗之时八闗十六子之事，而奸幸者犹能巧作飞语，公然喧播，自京师以逹四方，扇揺流俗，为害不细。不于此时痛行禁止，则恐浸以成俗，伤薄风化。臣窃忧之。伏愿陛下特降睿防，下御史台体访其主名，付之吏议，置于典法，以消谗邪横逆之党，天下幸甚。请罢国子司业黄隐职任 吕 陶臣窃以士之大患，在于随时俯仰，而好恶不公，近则隳防亷耻，远则败坏风俗，此礼义之罪人，治世之所不容也。太学者，教化之渊源，所以风劝四方，而示之表则，一有不令，何以诲人？臣伏见国子司业黄隐，素寡学问，薄于操行，久任言责，殊无献告，惟附防当时执政，苟安其位；及迁庠序，则又无以训导诸生，注措语言，皆逐势利。且经义之説，盖无古今新旧，惟贵其当，先儒之传注，既未全是，王氏之解，亦未必尽非，善学者审择而已，何必是古非今，贱彼贵我，务求合于世哉？方安石之用事，其旧立于学官，布于天下，则肤浅之士，莫不推尊信向，以为介于孟子；及其去位而死，则遂从而诋毁之，以为无足可考，盖未尝闻道而烛理不明故也。隐亦能诵记安石新义，推尊而信向之久矣，一旦闻朝廷欲议科举，以救学者浮薄不根之▯，则讽谕其太学诸生，凡程试文字，不可复从王氏新説，或引用者类多出降，何取舍之不一哉？
译一、第二场考试《论语》《孟子》大义四道，《论语》《孟子》各两道。考试办法与经义相同。一、第三场考试论一道，请从荀子、扬子、文中子、韩吏部的著作中出题。一、第四场考试策论三道，其中两道请询问历代史事，一道询问当时政务。省试考五道，三道询问历代史事，两道询问当时政务。以上是臣所陈述的意见，是想使天下学习的人不失去以经书为宗旨，懂得根本性的学问，不专门采用王安石的穿凿之说，而是各自结合自己的见解和诸家的说法，穷究圣人的深意；把它实行出来成为事业，发抒出来成为文章；下则用来修养自身，显现在世间，上则用来收揽人才，安排任用，都不失去正道。这就是臣以微薄诚意为朝廷极力进言的原因。臣希望陛下明察臣的管见，如果其中有可采纳之处，特赐裁定主持施行。《宋文鉴》卷六十 钦定《四库全书》。《宋文鉴》卷六十一 宋代吕祖谦编 奏议 请留用安焘 王觌 臣私下听说，同知枢密院安焘居家请求出任地方郡守，臣愚昧，不知道圣意究竟在哪里：是要听任他离去呢，还是不听任他离去呢？臣恭敬地看到，安焘和李清臣的才能都没有足以超过常人的地方。当蔡确、韩缜、章惇、张璪掌握国政、专权用事的时候，安焘、李清臣只是一味顺从，不能有所建明。正在那时，不仅蔡确、韩缜、章惇、张璪应当罢去，安焘、李清臣也可以罢去。然而谏官、御史接连上章列举罪状，详细说明蔡确、韩缜、章惇、张璪的罪恶，却很少涉及安焘、李清臣，这是因为知道败坏政事、危害百姓的根本只在蔡确、韩缜、章惇、张璪，而安焘、李清臣本来不是作恶之人，虽然一味顺从，但情状可以宽恕，所以言论即使偶尔涉及他们，也不严厉。此前李清臣从尚书右丞升为左丞，议论者认为李清臣虽然按次序升迁，但以他的平常才能不可以再得到提升，臣的看法也是如此。安焘从同知枢密院升任知枢密院，议论者认为安焘没有按执政次序入列，却直接位居门下侍郎之上，超越躐进太过分，臣的看法也是如此。因为当时蔡确、韩缜、章惇、张璪还没有全部离职，小人的党羽正盛，需要才能全面、德行厚重的人升任辅相，以清除邪党；而安焘、李清臣素来缺少刚正不阿的声誉，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地方。然而言官还只是希望朝廷不要再给他们升迁，并不曾想要陛下驱逐他们使其离去。如今蔡确、韩缜、章惇、张璪都已经罢免贬黜，邪党已经清除，先帝旧日的执政大臣中只剩安焘、李清臣在位。陛下如果就此听任他们离去，过失就太大了。因为安焘如果离去，李清臣的处境也会不安，势必又要请求离去。臣先前论说韩缜、张璪的奸邪罪行累累，陛下曾宣布要留用旧人，这是圣明的度量高远，远远超过常情。然而韩缜、张璪的奸邪显著，势必不能留在朝廷危害政事，所以最终被众议所不容。陛下如果一定想留用旧人，安焘、李清臣是可以留用的。安焘、李清臣虽然只是普通才能，但留用他们对圣明的政事没有危害，驱逐他们却有损国家体统，这是公正的舆论。臣私下看到，言事的臣僚只是一心把弹劾当作职责；如今安焘请求离去，他们即使有的人知道留用他更有利，也没有一个肯为陛下进言，是为了避开嫌疑。臣不敢因为嫌疑的缘故而不向陛下竭尽忠诚，只希望陛下详加斟酌。请禁止考中进士的人议论钱财、娶妻。丁隲。臣私下听说，近年进士登科后，娶妻只论财产，完全违背礼义。士大夫之家，便按照财产厚薄，派媒人往来奔走，甚至超过乞丐。稍有不合心意，就抛弃她另娶他人。市井中的驵防，只要拿出千金，便贸然前来，哪里还会安心嫁给这种人？姓名列在仕籍之上，身穿朝廷命服，却不顾廉耻，自以为得计，玷辱皇帝恩命，亏损个人名节，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陛下上法尧舜，旁取汉唐为法，扩建学校，选拔师儒，从京师直到天下各地，教育之法远远超过前代。可是这些人天资卑下鄙陋，品行标准又不高，刚开始出仕，就已经行为污浊；推想他们后来从政，贪污受贿也就可想而知了。臣想请陛下降诏御史台，严加察访；如果有这样的人，便依典章法律办理，希望借此防止敦厚的风俗教化受到损害，并惩治品行邪曲的士人。请下令御史台体察访察那些小人制造、散布诽谤议论的情况，丁、隲。臣私下听说，近来有许多小人制造诽谤议论，暗中互相传报，惊动朝廷内外的听闻。有的虚称朝廷升降臣僚，有的妄说台谏官员无缘无故弹劾排斥百官；有的又编造奸邪之言，极力诬陷近臣；有的捏造恶名，玷辱许多士人，例如所谓“五鬼”“十物”之类。这些事情其实都出自获罪流落之人，他们私自挟带个人的喜怒，暗中派遣子弟、门生出入往来，结党互相声援。对上，他们想要迷惑扰乱君臣关系，造成彼此猜疑的祸患；对下，他们想离间同心之人，使人转相猜忌，从而毁坏长久而重大的事业。他们的用意难道浅薄吗？不可不加以察究。昔日唐穆宗时有“八关十六子”的说法，成为后世讥笑的对象。如今二圣临朝，分别善恶，进用贤能，斥退不肖，君主与辅弼大臣早晚勤勉，励精图治，唯恐有所不及。现在并没有唐穆宗时“八关十六子”那样的事情，可奸邪得宠之人仍能巧妙制造流言，公然喧闹传播，从京师一直传到四方，煽动摇撼流俗，造成的危害实在不小。如果不在此时痛加禁止，恐怕逐渐形成风气，损害淳厚的教化。臣私下对此深感忧虑。伏愿陛下特别降下圣旨，命御史台查访这些人的姓名，把他们交给官吏议罪，依典法处置，以消除进谗邪、横逆作乱的党徒，天下幸甚。请罢免国子司业黄隐的职务——吕陶 臣私下认为，士人的大患，在于随时势俯仰变化，而好恶不能公正；近则毁坏防守廉耻的底线，远则败坏社会风俗。这种人是礼义的罪人，是太平之世所不能容忍的。太学是教化的源头，用来教导劝勉四方，并为天下树立表率；一旦有不善之处，还凭什么教诲别人？臣恭敬地看到，国子司业黄隐一向学问少，操守也差，长期担任言官，却没有什么进言和告诫，只知依附当时的执政者，苟且安坐于自己的职位上；等到调任学校官职，又不能训导学生，安排事务、言语议论，全都追逐势利。况且讲说经义，根本不在于古今、新旧，重要的是是否恰当；先儒的传注并不全都正确，王安石的解释也未必全都错误，有志于学习的人只需审慎选择罢了，何必一味尊古非今、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务求迎合世俗呢？当王安石掌权时，他的旧说在学校官员中确立，并传播到天下，浅薄的士人没有不推尊信奉的，甚至认为他足以与孟子并列；等到他失去职位并去世，便又跟着诋毁他，认为他的学说没有什么值得考察的地方，这大概是因为他们从未听闻大道、辨理不明。黄隐也能背诵记取王安石的新义，长期推尊并信奉它；一旦听说朝廷将要讨论科举制度，以挽救学者浮薄而不根本的弊病，便讽谕太学生说，凡是考试文章，都不可以再采用王氏新说，凡是引用王氏新说的，大多会被降等。这种取舍为什么如此不一致呢？